战略演变（精选9篇）
战略演变 篇1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 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社会主义国家, 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铲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恢复资本主义一统世界的秩序——这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一贯的战略目标, 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他们的既定战略, 其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重新纳入资本主义体系, 成为受他们控制的附庸。
杜勒斯于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中说:“只要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只要它正在设法至少把它的统治扩展到许多其他国家, 我们便绝对得不到巩固的和平或是欢乐的世界。”[1]“只有不断保持着解放 (被奴役的人民) 的希望, 只有利用一切的机会, 我们才能终止这个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怖的威胁, 这个威胁强迫我们去作如此可怕的牺牲, 使我们对未来存有那么大的恐惧”, [1]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 宣称“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淋巴腺鼠疫。正义的第一要求, 就是我们必须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展。”[3]可见,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 必欲除之而后快。
西方国家如何实现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呢?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从来都是软硬兼施, 硬的一手是军事遏制, 软的一手就是“和平演变”, 这两手的物质基础是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暂时的经济优势。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手段进行的:
一、加紧意识形态的渗透
“和平演变”就是通过非暴力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蜕变, 而蜕变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
1.利用大众传播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攻心战
首先, 为“和平演变”制造舆论。西方国家十分重视电视广播的作用。认为安装新的发射机和设备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广播, 要比安置导弹更为重要, 宣称电视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 “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失利, 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外援和文化交流都将毫无意义”, “美国从事的最有效的对外政策计划之一, 一直是支持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所以, 西方国家把这场“思想战争”的“主战场”选择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台广播。
其次, 煽风点火, 以乱促变。利用广播电台煽风点火, 造谣惑众。策划、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西方敌对势力十分清楚, 社会主义国家越稳定、越团结、越繁荣, “和平演变”战略就越难得逞。所以, 他们唯恐社会主义国家不乱。一听到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风吹草动, 马上就把触角伸向那里, 增派记者, 增加播音时间, 竭力鼓噪, 推波助澜, 扩大事态, 混水摸鱼, 以乱促变。
2.利用人员往来宣扬西方的政治模式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逐渐认识到, 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人员往来”, 在“和平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尼克松认为, 人员往来能“播下思想的种子, 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4]。
1982年, 美国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议, 也把加强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 作为其促进在共产党政权下发展“民主”的办法之一。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制订的。按照这个计划, 一方面派教授、专家、学者到社会主义国家讲学或进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 拨款三十多亿美元资助外国学生、学者到美国学习或研究。其目的是让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的熏陶, 成为亲西方的下一代。
西方利用“人员往来”传播西方思潮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中上层干部, 即现在或今后能发挥影响的人。东欧与前苏联的变化, 起骨干和带头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和中上层干部, 这与西方利用人员往来搞“和平演变”是分不开的。
3.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宗教思想的渗透
宗教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八国有很大影响和势力。在拥有3700多万人口的波兰, 天主教徒3300多万, 波兰80-90%的居民信奉天主教, 共产党员中有2/3是天主教徒。所以, 整个波兰成了天主教的自由世界。天主教势力在波兰已经成了不仅能左右政坛, 而且能驾驶社会舆论的政治力量。匈牙利宗教势力对社会的影响仅次于波兰天主教, 在匈牙利1050多万居民中, 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占总人口80%, 因此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挥宗教势力在“和平演变”中的作用。
1978年10月, 罗马天主教廷选出了波兰裔人担任教皇。罗马天主教450多年来第一次由非意大利人担任此职, 这也是西方国家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考虑的。选波兰出生的人担任教皇, 对波兰和整个东欧教会来说, 无疑是一针兴奋剂, 使它们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个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代言人和靠山, 支持它们和共产党政权唱对台戏。
教皇登基后于1979年、1983年和1987年三次返回波兰布道、传教。指示波兰教会和主教必须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放在首位, 把团结工会的目标和策略接受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教皇在第三次访问波兰时, 其在波兰的行程达3千多公里, 走访了9个城市, 作了26次演说和布道, 迎送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波兰人总共有一千万之众, 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在1989年6月波兰大选前, 统一工人党迫于天主教会和反动派的压力, 于1989年1月通过了《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的决议》, 允许团结工会合法存在, 并同意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组织举行圆桌会议。同年5月, 在教会的压力下, 议会通过了《波兰政府与天主教关系法》, 以政府向教会作出的种种让步换取了教会在大选中保持中立的许诺。然而各地教会在实际活动中并没有遵守承诺, 而是明目张胆地为团结工会拉选票, 对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起了很大作用。匈牙利的许多神职人员利用宗教活动煽动反共情绪, 为“民主论坛”“自由民主战士联盟”等反对派组织在1990年春天的大选中获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攻势下, 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宗教势力在颠覆共产党政权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利用文化交流进行思想渗透
利用反映西方政治倾向、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的书刊进行思想渗透。他们以文化交流、学术交流的名义, 把大量西方书刊图推荐、介绍给社会主义国家。
二、以经济技术援助为筹码鼓励或要挟社会主义国家多元化和私有化
战后四十多年来, 西方国家一直以经济贸易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手段。其做法是诱压兼施。尼克松要求美国的外援必须以实现本国的战略目的为宗旨, 因此西方的援助是有政治条件的。据路透社透露, 西方工业国家制订了向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的策略和标准是:坚持法制, 尊重人权, 坚持自由而公正的选举, 引入多党政治, 发展私有制经济。
美国利用最惠国待遇施加政治压力。七十年代中期罗马尼亚同苏联发生矛盾和摩擦。1975年, 美国趁宣布给罗马尼亚以最惠国待遇之机, 鼓励罗马尼亚对莫斯科的独立性, 进而扩大苏联集团内部的裂痕。戈尔巴乔夫上台后, 罗马尼亚的“独立性”已无关紧要, 故美国于1988年2月26日以罗马尼亚“不搞改革”和“违反人权”为由, 宣布从当年7月3日起终止给罗马尼亚以最惠国待遇。1980年, 波兰团结工会兴起, 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波兰出现了“民主曙光”, 力求从经济角度促进这种趋势。1981年12月13日波兰为平息动乱实行军管, 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 美国政府当天就宣布对波兰实行制裁, 其它西方国家也相继效仿, 停止供应零配件、设备和原材料, 致使波兰蒙受150亿美元的损失。1989年4月, 团结工会合法化, 美国总统布什马上宣布给波兰1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大选中获胜,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首脑会议立即确定, 协调行动从经济上帮助波兰。为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政策, 从1990年起, 美国放松了对苏贸易政策, 向苏提供了10亿美元的食品紧急援助。但是1990年12月下旬, 苏联军队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采取了抗暴行动, 苏共在言论自由方面采取了收缩措施, 戈尔巴乔夫下令克格勃和军队监督食品分配, 配合警察维持社会秩序。美国国会对苏联的变化反应强烈, 要求总统重新对苏联实行杰克逊—瓦尼克贸易法案, 终止对苏联食品援助。
西方国家把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作为“和平演变”的武器, 其目的无非是反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 力图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性质, 使这些国家全盘西化, 纳入西方政治轨道。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正是从政治多元化开始的, 几乎所有发生变动的东欧国家以及苏联都有一个共同规律, 就是开始时被要求实行政治多元化, 紧接着被要求实行多党制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最后踢开共产党, 公然复辟资本主义。
三、通过“人权”外交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
西方国家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人权的标准, 以维护“人权”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1974年美国国会对外援助法决定, 对违反国际人权规定的外国政府不提供安全和经济开发援助。同年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把贸易最惠国待遇与苏联、东欧的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1981年里根上台, 在加强军事、经济实力地位的同时, 更加卖力地推行“人权外交”, 并把它同对外政治渗透和颠覆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公开利用人权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
第四种手段是支持、收买和培植社会主义国家亲西方的“民主势力”, 组成“和平演变”别动队。
从1956年开始, 西方国家就千方百计地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渗透, 并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内部反对派身上, 从所谓道义和财政上予以支持。
长期以来, 西方在制订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时, 始终没有忽略这些国家内部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反动势力。1984年, 美国成立专门从事“促进人权”、“民主化”的组织——“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1989年, 国会给它的拨款为2500万美元, 主要是用于支持美国目标的个人和团体。波兰团结工会执政前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该基金会, 仅1989年, 该基金会通过美国劳联——产联的自由工会协会给了波兰团结工会130万美元和一大批印刷、广播设备, 以支持团结工会夺权。1988年, 波兰八月工潮期间, 当局不给罢工者发工资, 但他们却在团结工会领到了工资。
以国际自由工联和美国劳联——产联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极力扶植苏联、东欧国家“自由工会运动”, 不惜以重金支持和收买反对派力量。他们派人直接插手匈、捷和苏等国工会, 支持一派压一派, 培训人员, 邀请访问, 提供物品和宣传品, 加紧向工运领域渗透, 帮助它们建立自由工会。结果, 使前苏联、东欧工运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工会由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变为脱离党的组织、独立于政府和其他组织之外的社会力量, 走独立工会和工团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 是国际敌对势力的既定战略, 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对此, 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立足于现实搞好反“和平演变”工作。
反“和平演变”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它需要从不同角度着眼, 从不同方面着手, 其中最根本的任务是抓好经济建设, 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样才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才能逐步改善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才能增强社会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 更好地团结广大人民抵御种种政治风潮,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 关键是党的建设问题, 它直接关系着党的存亡, 关系着社会主义的成败。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发生了变化, 接受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掌握着党政军的各种权力, 关系着党、国家、军队的前途和命运, 如果出现机会主义分子, 就容易使党陷于分裂, 在敌人进攻面前回击无力, 导致政局失控, 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所以, 加强党的建设是反“和平演变”的关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前进, 螺旋式的上升的, 社会主义的发展也难免经历曲折。甚至出现反复, 要历经涨潮和退朝、高潮和低潮的多次交替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 虽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度处于低谷, 但难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取得的辉煌成就, 也同样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客观历史规律。
参考文献
[1][2]杜勒斯.杜勒斯言论选辑[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58.
[3]尼克松.真正的和平[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4]尼克松.不战而胜[M].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战略演变 篇2
战略管理的发展历程:一个动态演变的观点
本文从战略管理动态演变的视角出发,把战略管理的发展过程分为3个阶段:经典的`战略管理理论、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的最新进展;并详细介绍了各阶段的主要流派.最后,根据其演进规律,展望了21世纪的战略管理的发展趋势.
作 者：雷如桥 陈继祥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30刊 名：价值工程 ISTIC英文刊名：VALUE ENGINEERING年，卷(期)：23(1)分类号：F120.4关键词：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流派 竞争战略 竞争优势
战略演变 篇3
日
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首相安倍晋三主要智囊谷内正太郎曾表示：“对于21世纪的日本外交来说，如何与中国相处是最大课题。这个课题对于安倍政权而言，尤其困难，尤其沉重。”
国际局势影响中日关系
确实，安倍两次当选首相，中日关系均处于“冰点”。2006年9月第一次当选首相时，用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的话说：“由于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当选首相时，因野田佳彦政权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而导致中日关系高度紧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安倍两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反差。
首次执政后，安倍一改“鹰派”立场，不仅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就任40多天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会谈，表示希望中日双方能进行全面合作，提出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对缔结中日经济合作协定表现出积极态度，而且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在朝鲜核试验后，安倍甚至一改之前“发展短程核武器并不违反日本和平宪法”的立场，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是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异议”。
再次执政后，安倍无视中国在钓鱼岛、靖国神社、和平宪法三个问题上的“重大关切”，拒不承认和中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之争，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而且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处处和中国“较劲”。
安倍两次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和立场，为何出现明显反差？自民党前干事长中川秀直表示：“（安倍）首相不是以意识形态定标准的人。安倍的转变不是‘君子豹变，而是立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考量的政治姿态。”那么，安倍再度执政后，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解析这一问题，是认识当今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走向的关键。
毋庸置疑，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投影。20世纪70年代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至80年代中，中日两国曾经历“政热经热”的所谓“蜜月期”。“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是“中日关系四原则”。之所以如此，除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理性务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尼克松根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的建议，提出了“以欧洲为重点、以中东为咽喉、以亚洲为侧翼”的战略构想，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并和中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任何试图建立霸权主义的努力”。卡特执政后，中美正式建交。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实施，中美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随后，美国五角大楼又提出了“再平衡战略”，其遏制中国的用意，堪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的对华政策，成为安倍实施“夺回强大日本”战略目标的重要国际背景。
“安倍外交”迎合美国战略
2011年11月中旬，在檀香山APEC峰会上，美国着力鼓吹早在2009年已经提出、但长期遭受冷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12月6日，在美国智囊机构美国企业所（AEI）一场关于TPP的专题研讨会上，为美国政府和大公司代理贸易诉讼的大律师加里·霍力克转述了奥巴马的话：“如果我们不为亚洲确立游戏规则，那中国就会。”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奥巴马致电祝贺并要求安倍为日本加入TPP尽力。安倍表示，只要对日本有益，一定尽力。
2014年4月下旬，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一再“敦促”日本在农产品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推进TPP谈判，而安倍则针锋相对地要求美国取消汽车关税。由于两者互不相让，双方未能达成合意。美日TPP协议总共29章，由于互不妥协，目前双方止步于10章。今年4月底安倍访美期间，和奥巴马在华盛顿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双方“郑重承诺”将完成TPP协议，并计划领导其他TPP伙伴“迅速且成功地”结束广泛会谈。今年7月28日，TPP12个相关国家的贸易部长齐聚夏威夷毛伊岛。美国称，“打算完成TPP最后一轮谈判”。但是，曾任小布什政府贸易代表的克莱顿·尤特认为：“等他们到达夏威夷时，会发现情况有多困难。画上句号比他们想象中的困难得多。”
在经贸方面，美日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还存在分歧。在防卫合作方面，美日两国却几乎“一拍即合”。在“美主日从”的双边关系中，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因为美国对日本有战略需求。近年，美国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首先，来自俄罗斯的挑战。2000年普京首度执政后，即着力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实力和形象，再度执政后更是不断强化军事实力。近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冲突，美俄矛盾进一步加剧。其次，特别在“9.11事件”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愈演愈烈，近乎无解。第三，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建设，被美国视为对其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战略格局的“威胁”。最后，美国北约盟友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按布鲁金斯学会托马斯·怀特的说法，“北约继续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美欧关系的价值如今正不断遭受质疑”。因此，日美同盟作为“亚太版北约”的价值，日益突显。
日本清楚地意识到——如其《防卫白皮书》所写道的，由于财力等因素，“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发生相对变化”，同时认识到，“夺回强大日本”的机会已经来临。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安倍政权实施了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旗号，以“独立强军”为本质的战略。其最终目标，就是修改“和平宪法”。
“迂回战略”转变防卫政策
日本修宪，需要过“三道坎”：美国、国会、民众。美国多次表态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自民、公明两党在众议院475个议席中各占290席和35席，在参议院242个席位中各占114席和20席，“执政联盟”对各项法案的表决“稳操胜券”。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多数民众支持，民众这道坎，安倍无法逾越。于是，安倍实施“迂回战略”，即绕过民众这道坎，通过修改安保相关法案，使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
今年5月11日，联合执政的日本自民、公明两党就修改由《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等10个法案汇总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以及新制定的《国际和平支持法案》，即所谓“10+1法案”达成共识。7月15日，日本众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不顾在野党的强烈反对，通过了“新安保法案”。
新安保法案的核心，是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并强化日美同盟，同时转变日本专守防卫政策。这对中国周边局势必然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今年4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增太空领域一项，明确写入两国共享探查和识别可疑卫星和太空垃圾的“太空态势感知”情报，并合作利用卫星监视海洋。日本舆论认为，此举明显针对中国，因为“中国不仅开展海洋活动，且开发反卫星系统等太空活动日益活跃，欲以此提高威慑力”。新安保法案具有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供法律依据的性质。
在东海方面，日本2015年度防卫费用达到创历史新高的4.98万亿日元，其中大量用于购置加强离岛防卫和日美防卫合作的装备产品，如一次性采购20架作为现役P3C巡逻机新一代机的喷气反潜巡逻机P1；引进5驾可向离岛投放部队的垂直起降“鱼鹰”运输机，30辆用于离岛登陆作战的水陆两栖战车；3驾可进行长时间侦察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6架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F35，等等。
在南海方面，今年1月29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欢迎日本巡逻南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随即表示：“我们同意托马斯上将的说法，日本这一类的巡逻和活动是受到欢迎的。”另据日本《现代周刊》杂志爆料，6月初，安倍和各媒体负责人在东京一家高级中餐馆“赤坂饭店”召开“恳亲会”。席间，安倍表示，“安保法制是以南海的中国为对手的。既然说要干（即通过安保法案），那就得干。安倍总理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都视中国为‘假想敌。”
追溯战后历史，自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变为“扶持”迄今，日本防卫政策的每一个重大变化，均有迎合美国全球战略的性质。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奉美国旨意建立了防卫厅和自卫队。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使日本军事力量开始走向海外。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相继通过了《有事相关三法案》《紧急事态七法案》等战争应急法律规范。安倍政权强推“新安保法案”，同样具有迎合美国战略需求的性质。
2006年，安倍发表了题为《致美丽的国家——日本》的“政权公约”，主张清算“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并称要制定自主宪法，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的“自信国家”，实现“防卫自强”、“外交自主”。2012年，安倍提出了“夺回强大日本”的竞选口号，并强调“只有强化日美同盟，日本的外交才有实力。”今年4月29日，安倍作为第一个登上美国众参两院联席会议讲坛的日本首相，发表了题为“迈向希望的同盟”的演讲，强调“曾以命向搏的敌人，现在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
理性实施对日外交战略
今年8月7日，王毅外长在吉隆坡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不仅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如何过（历史）这一关。”王毅还表示：“日本的军事防卫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自然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王毅的话，事实上指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两个关键问题：历史认识和防卫政策。
8月14日，“安倍谈话”正式发表，“侵略”、“殖民统治”、“痛彻反省”、“深刻道歉”四个关键词，一应俱全。但是，因均采用“间接方式”表述而为中国政府所不满。“安倍谈话”发表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即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指出：“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显然，中国政府对安倍过“历史关”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必须明确，中日关系绝非单纯的双边关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由于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的压力，安倍自提出要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一直在寻求“摆脱谢罪外交”和“继承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之间摇摆。“安倍谈话”就是在各种压力下作出“妥协”的产物。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安倍政权的态度，不太可能令中方满意。
在防卫政策方面，日本会令中国满意吗？答案似乎也是否定的。“安倍谈话”确实释放了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中日关系也确实在逐渐缓和。但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中国外交为国内改革开放服务”，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的运行等，必然会遭遇各种阻挠。王毅外长在和岸田文雄会谈时指出，在对华态度上，日方应落实“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承诺，而不是处处与中国“较劲”。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日本能否做到，值得疑问。
但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日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应该看到，日本广大民众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反对“新安保法案”，更有大批民众集会示威、斥之为“战争法案”，就是明证。中日经济和金融关系紧密，双边贸易彼此依存。虽然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权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很难出现当年“政热经热”的蜜月期，但是，“政冷经冷”显然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有理、有利、有节推进中国对日外交战略，将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战略演变 篇4
一、战略管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其演变过程
企业管理经历了从生产管理到经营管理、再到战略管理三个阶段的发展。生产管理是与早期简单的卖方市场相对应的,这时期还不存在以竞争战略为核心的战略管理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随着生产厂家的不断增多,市场产品越来越丰富,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企业要考虑的问题由生产管理向经营管理转变。企业经营管理以市场为中心,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重心,营销、生产等企业职能得到了平衡发展。经营管理是战略管理的前奏,但经营管理并不强调竞争,它只是对企业活动中各职能的一种分离和规范。随着企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各个职能部门独立行事、协调性差的缺点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企业战略管理思想。
战略管理思想的演变是始终与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不同的战略管理思想都是围绕如何制定和实施竞争战略,获得竞争优势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这也是我们探讨战略管理思想演变轨迹的主线。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如IT)也会促进战略思想发生变化。
战略管理思想的演变轨迹是:市场竞争规律的变化导致了战略管理思想的产生、战略管理基本框架的形成,然后围绕这一框架而出现的多流派争鸣和反思,直到目前的大融合;由弱竞争性到主要强调竞争对抗性质的战略管理思想、再向强调竞争合作的战略管理思想演变,见表1。
二、主要流派评述
1、战略管理的设计学派
1971年,哈佛商学院的肯尼迪.R.安德鲁斯在其《公司战略概念》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司的战略思想问题,提出了制定与实施公司战略的两阶段基本战略管理模式,并将战略定义为公司能够做的(组织优势和劣势)与可能做的(环境机会与威胁)之间的匹配,提出了制定战略过程中的SWOT分析框架。1979年,安德鲁斯又出版了《战略管理》一书,进一步系统提出了战略管理模式。
设计学派的战略思想围绕着战略概念、组织与战略、环境与战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协调匹配而展开,同时提出了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是制定与实施战略。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标志着战略管理思想的产生与其基本研究框架的形成,奠定了以后战略管理思想的基础。用波特的话来说,这些研究成果为企业战略管理建立了一个框架:“内部环境分析:SWOT分析—制定战略—实施战略—业绩”,即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提出战略方案,通过实施战略方案取得业绩。
2、战略管理结构学派
结构学派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了企业的绩效。因此,其战略管理思想的基本点是对产业结构的分析,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波特,他提出了用于产业结构分析的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在产业分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种基本的竞争战略:低成本领先战略、特色经营战略和目标集中战略。这三种战略为企业战略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模式。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链的分析工具,将客户、供货商和企业分解为既分离又相关的行为群体,价值便源于此。
波特的战略管理思想是“产业结构分析—制定竞争战略—实施战略—取得竞争优势—获得业绩”,即在产业结构分析(五种竞争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竞争战略(低成本战略、特色经营战略或目标集中战略),通过战略的实施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业绩。
3、战略管理的能力学派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汉默尔(Gary Hamel)、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等人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与核心能力观受到理论界的青睐,战略管理思想由波特的结构观转向了能力学派(能力观),即从企业外部转向了企业内部。能力观强调组织内部的技能和集体学习,以及对它们的管理技能,认为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新战略的采取受到公司现有资源的约束。
可将能力学派的战略管理思想归结为:“内部环境分析—制定竞争战略—实施战略—建立和保持核心能力—竞争优势—业绩”,即通过企业内部环境分析,了解企业自身的能力结构,制定竞争战略,通过实施战略建立并保持企业的核心能力,以此赢得竞争优势,获得业绩。
4、战略管理的资源学派
能力学派在弥补波特的缺陷的同时,带来了自身的缺陷,即极少关注企业的外部环境。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开始,战略管理思想中出现了资源观(资源学派)。资源观接通了似乎分离的结构观和能力观,完成了安德鲁斯的理论框架。如能力观一样,资源观承认公司特别资源与竞争力的重要性,然而其也承认产业分析的重要性,认为企业能力只有在产业竞争的环境中才能体现出重要性。它认为能力与资源作为企业竞争地位的核心,要考虑需求(是否满足顾客需求,是否具有竞争领先优势—结构分析)、稀缺性(是否是可模仿的、可替代的,还是可以持久的—企业核心能力)、适宜性(谁拥有利润)等要素。
资源观的战略管理思想是“产业环境分析、内部资源分析—制定竞争战略—实施战略—建立与产业环境相匹配的核心能力—竞争优势—业绩”,即分析产业环境、内部环境、比较与竞争对手的资源优势,通过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来建立与产业环境匹配的核心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作为企业战略理论的新发展,以资源为基础的核心能力战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前许多大型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战略行为。1996年开始,我国学者也开始对该理论进行研究,全允恒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问题;赵炳贤在《资本运营论》中分析了企业核心能力;李建明分析了核心能力的内涵以及核心能力竞争的层次;周星、张文涛分析了企业核心能力与持续竞争优势;吴杰、程国平从企业集团竞争角度初步分析了应用核心能力;蔡世馨从生产系统管理集成与创新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如何建立核心能力优势;王毅、陈劲、许庆瑞力图从定性和定量方面对核心能力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5、主张竞争合作的战略管理思想
作为竞争时代的产物,结构学派与能力学派、资源学派的立足点是基于本企业与其它企业竞争地位的比较,将对方视为自己的敌人,通过竞争对抗获取竞争优势,对方的能力与资源以及在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对本企业仅仅是参照物,通过对比参照物,企业在产业中占据有利地位,建立超过竞争对手的能力,或避强趋虚,获得竞争对手所不具有的优势资源。
战略联盟的概念最早是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提出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结成的优势相长、风险共担、要素水平呈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战略联盟多为长期性联合与合作,是自发的、非强制的,联盟各方仍保持原有企业管理的独立性和完整自主的经营权。
可将战略联盟观的思想归结为:“制定战略——实施战略——竞争合作——竞争优势——业绩”,即企业通过制定和实施战略,实现竞争合作,赢得竞争优势,取得经营业绩。
6、基于信息技术的战略管理思想
基于IT的战略管理思想主张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或建立战略信息系统来实现企业竞争战略,获得竞争优势,以实现企业的使命和目标。认为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与产业结构、核心能力、资源具有至少同等的重要性,而不是依附于它们。美国学者查尔斯·惠兹曼于1988年出版了《战略信息系统》,首次系统地探讨了战略信息系统的概念,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不少专家已将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当作是竞争战略或其一种工具、一种资源。采用信息技术与建立信息系统是一种竞争战略。虚拟公司的产生是这种战略管理思想的一种实践,可将基于IT的战略管理思想归结为如图所示,即信息技术贯穿于战略管理的全过程,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与信息技术战略紧密结合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取得良好业绩。
参考文献
[1]贾永轩：企业战略十论[M]．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
[2]刘艳梅：企业战略更新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工商出版社，2006．
[3]巫景飞：企业战略联盟：动因、治理与绩效：基于我国企业的经验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战略演变 篇5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国际战略发展经历了多次重要的转变, 从“一边倒”到“不结盟”, 从全方位多边外交的展开再到“和平崛起”的外交方针。中国的国际战略逐渐走向了成熟, 并在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的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并占据了一席之地。总结以往我国国际战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展我国国际战略的演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紧紧依靠我国自身的国情
在政策制定中, 国际战略应该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部分和补充, 使得国际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协调, 最终是实现和促进主权国家的平稳进步与长治久安。因此, 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制定国际战略时都充分地对当时我国的国情做了细致入微的规避和考量。
在毛泽东时代, 面对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崭新局面, 内忧外困,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 只能依靠当时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主权的, 并对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苏联。邓小平时代,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国内外发展的最新形势, 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整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呈现出内向性的特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主要是继承了邓小平时期的重要思想, 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充分协调国内发展大局与国际战略的制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 与时俱进,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并以国内发展为基础, 提出“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口号, 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提出了科学准确的定位。而中国也在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影响下, 国际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充分体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统一
国际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要求我国在制定国际战略的时候要铭记捍卫我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需要, 使得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有效统一;同时也要求我们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 要时刻更新自身的安全观念, 以求更好的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
从我国国际战略发展演变的历史状况上看, 国际战略虽然在几个不同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所秉持的具体政策不同, 但是归根到底, 其战略目标大体上是一致的。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美苏争霸基本上主导了当时的世界格局, 而我国的国际战略基本上就是着眼于保证主权独立与维护领土完整, 为新中国争取和平建设环境的出发点上。20世纪80年代, 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流, 而我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国际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以积极的姿态充分投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确定改革开放的发展策略, 开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先河, 并逐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前提下, 确定了全方面的外交,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进而在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同时也充分维护了国家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 使得中国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自身应有的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 不断扩大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最终为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和铺垫。
3、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实力
国家实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整体力量的总和,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因此, 在我国制定国际战略的时候, 必然要不断提升我国的国家实力, 通过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 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这样才能增加我国在国际上发言力度。
我国建国初期, 面对当时的我国的实力, 毛泽东主席就制定了“两个拳头打人”到“一条线”的战略收缩, 再到邓小平的战略防御, ,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国际战略制定伴随着国家自身实力的变化。当前, 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中国也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我国也始终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在第一位, 重视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 大力发展现代国防, 以自身的国家实力为依托, 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和各种挑战。中国“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构建是目前我国外交的主要方针, 这一政策的直接体现就是我国综合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增强。
二、历史对我国未来国际战略制定的启示
1、不断推进观念革新, 建构完整的战略体系
推进观念的革新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与时俱进, 时刻保证清醒的头脑, 在不断提升本国实力的同时, 以积极姿态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实现我国真正的崛起。
2、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努力构建和谐世界
独立自主是我国建国初期就确立的外交准则。随着当前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 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最重要的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在国际事务中要始终明确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此外, 凭借我国的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 要不断维护我国的外交政策, 确保我国国家利益的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张剑荆:《中国崛起: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战略演变 篇6
1 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综述
1 . 1 早期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体育发展战略
由于国力贫瘠,人口多、底子薄,建国初期我国体育事业所遵循的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本方针,作为初级阶段的体育发展战略, 其对建国初期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一方 面,它明确规定了体育事业发展的两大基本任务,即普及全民体育和积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推动了体育组织、队伍和制度建设,形成了国家体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具体实施,国家办(体委)、部门办(各行业系统)、单位办(机关、企业、厂矿、学校)相结合的体育发展格局。这一建国初期的体育发展战略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历史基础,为我国体育事业建设的后续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
1 . 2 “缩短战线, 保证重点”的摸索期发展战略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体育事业建设领域逐步确立了“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战略发展思路。通过这一发展战略的确立,使得我国体育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全面收缩目标任务,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出现全面收缩的发展态势。其次,转移工作重心。按照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方针,压缩学校体育、农村体育、国防体育发展规模,将体育资源和工作重心转向竞技体育,尤其是极少数优势项目和优秀运动队,保证发展质量。通过20世纪60年代这一战略发展思想的实施,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我国体育事业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实现了诸多突破,形成了以“举国体制”模式 发展为基础、以第二 届全运会为表现 的良好发展态势 。
1 . 3 成长期的竞技体育“赶超”发展战略
20世纪70,80年代,竞技体育“赶超”战略是我国体育事业一次重大战略转型。在战略目标上,确立了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积极参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国际体坛竞争,建设世界体育强国, 为国争光;在发展思路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和“缩短战线, 保证重点”,明确以竞技体育为重点,带动体育事业整体发展;在工作重心方面,以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基础项目为重点,尽快提升运动技术水平和在奥运会上获得优异竞赛成绩;在管理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各级体委的领导管理职能,同时又试图通过社会化改革,不断改革、完善体育管理体制,重申了“分工负责制”的发展思路,将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分解到体委、教委以及其他不同的社会部门中,为体委专心实施“侧重抓提高”奠定基础。竞技体育“赶超”战略的出台实施,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战略思想直接带动了我国体育改革的思潮,并进一步推动了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1 . 4 逐步走向成熟的“体育强国”发展战略
我国竞技体育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代重任,并在以奥运会为主的一系列国际赛事上大放光彩。新中国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迈进可谓是建国后体育领域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20世纪90年代后,体育强国发展战略的确立,使得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为未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我国体育事业重新确立发展思路、发展重点、以及工作重心提供了依据。
2 当前实施体育强国战略存在的主要问题
2 . 1 对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认识不统一
何为“体育强国”,这是贯彻实施“体育强国”战略的前提和基础,虽然近年来,学术界以及政 府都围绕体育 强国进行了 诸多讨论,但是对其认识和理解仍然没能实现明确的统一。部分人认为体育强国必须通过以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向世界展示,也有学者从项目角度 提出三大 球以及职业 体育才是 建设体育强 国的重中之 重,更有人把国际体坛的话语权、国际体育市场竞争力等要素作为体育强国的主要标准。各方各持己见,对“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认识难以 统一。
2 . 2 体育发展实践与发展战略存在偏差
从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实践来看,发展战略与发展实践之间存在明显偏差。而导致这种偏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认识不统一,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体育事业以竞技体育、以奥运争光为核心的惯性发展思维,这种以竞技体育为中心、以金牌为导向的发展思路导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实践与当前“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偏差。
2 . 3 体育事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
“体育强国”是一个国家体育整体实力的体现,因此只有体育的整体均衡协调发展,才有可能真正提升国家体育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然而,无论是从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发展结果来看, 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在总体繁荣背后,还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从发展过程来来看,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之间明显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发展态势,国家层面的“奥运争光”,地方层面的全运会战略,甚至包括学校层面的体育工作在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锦标思想,金牌奖牌数量多少、名次排位高低成为各个层面体育工作的中心和首要任务。从发展结果来看,竞技体育的“单兵独进”、一枝独秀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滞后,水平严重偏低并存的局面非常突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奥运战略”以及“奥运争光计划”的出台实施,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成就举世瞩目,连续三届奥运会金牌。奖牌前三,连续八届亚运会名列第一等优异成就,令世界震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的滞后,体育的社会地位仍然偏低,大众体育锻炼意识依然薄弱,低水平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学校体育整体发展的落后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 协调发展,以及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3 体育强国发展战略的定位与走向
3. 1 确立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过程,因此, 我们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必须摈弃过往视“赶超、竞赛成绩”为生命的落后思想,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具体衡量未来的体育发展战略。
首先,在体育战略目标的确立上,要从单纯追求竞技成绩与名次的落后“赶超”意识中走出来,全面提升我国体育的整体竞争力;
其次,在发展思路上要改变过去单一的只发展竞技体育为多方便 体育发展并 重, 大力推行竞技体育 以外的学校体育、全 民体育。
此外,除开全面的体育发展战略实施以外,还应该提倡培育和壮大体育产业,全身心发展体育市场,从而力争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3 . 2 调整体育发展战略重心
体育战略的改革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就的,当前应该根据我国体育事业的现实情况,逐步调整体育战略发展重心,摈弃过往视“赶超、竞赛成绩”为生命的落后思想,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具体衡量未来的体育发展战略。在保证现有竞技体育的优势与国际地位的基础上,将体育事业的发展重心转向以学校体育和社区体育为代表的全民体育战略上来,努力提升青少年群体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水平。通过对“缩短战线,保证重点”发展思路的战略调整,从只重视少数优势项目及国际赛事金牌数量的传统思想逐步向提升整体的体育实力思想上转变,兼容并包,协调发展,力争实现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均衡、健康全面的发展势头。
3 . 3 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 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动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事业的革命性发展与提高都离不开改革,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也是如 此。我国体育事业发 展战略亟待改革。根 据当前实际,深化体育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化方面,在管理体制方面,通过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转换,明确界定政府的管理职能,形成国家宏观调控下,依托社会和市场的社会管理模式,为体育事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4 结语
战略演变 篇7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的膨胀使美国称霸世界的外交政策有增无减。从此以后，美国历届总统都以称霸世界为目标，根据不同的国际形势制定和执行不同的全球战略。美国二战后全球战略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全球战略的布置和霸权地位的确立
二战硝烟未散，美国就依仗强大的实力，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拿着原子弹，公然宣称“领导世界的责任”历史地落在美国肩上，企图独霸整个世界。为此，在杜鲁门上台后就叫嚣，美国要“永远领导世界，要按美国的构想来改造世界”，并提出了对前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实行全面遏制的杜鲁门主义(即：1947年3月2日，杜鲁门在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土耳其以几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希腊、土耳其重建经济生活，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这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其实质是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经济封锁，以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影响。
与此同时，为配合杜鲁门主义，美国又制定并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方案，由美国帮助欧洲进行恢复和建设，并拨款131.5亿美元，但要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前提)。这一计划实施了35年，美国使16个国家加入其中，实现了用经济手段控制西欧，抗衡苏联的战略目的。在1949年4月，为推行共同安全计划，美国与西欧12国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建立了西方军事集团，使它能够对西欧的政治军事进行控制。而在第三世界，美国推行以技术援助落后地区的第四计划，以便和苏联争夺“广大中间地带”。
在杜鲁门卸任以后，美国以“三个计划、一个主义”初步完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布置，确立了美国霸权地位。
（二）全球战略的进攻
通过前一阶段的努力，美国统治者更加狂热地推行称霸世界的计划，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立即提出“解放政策”和“艾森豪威尔主义”，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方式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以军事干涉来扩张美国在亚、非、拉的势力。
1956年，因苏伊士运河事件，美国进入中东地区。之后，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采取了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手段来扼杀亚、非、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拓宽了其扩张区域。而且，在肯尼迪时期制定了“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对新兴国家进行拉拢，并通过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来控制亚、非、拉地区。在军事上，准备打常规战、特种战、有限核战、核大战等四种战争。约翰逊时期，美国多次出兵干涉别国内政，并使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同时，这也是其推行争霸世界战略的鼎盛时期。
（三）全球战略的防御
自尼克松上台后，美国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内外都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危机，外部有苏联的强大压力，内部有西欧、日本的自主倾向，以及因长期扩张而导致的实力减弱。因此，美国不得不收拾残局，缩短战线。
1969年7月，尼克松发表关岛谈话(即：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之后又提出了“伙伴关系”、“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三原则的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对外由进攻转为防守。同时，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加强同西欧、日本等国的合作，对苏联实行缓和关系，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收缩亚洲战线。在军事上，结束越南战争，放弃打“两个半战争”的计划。
卡特时期实施“世界秩序战略”，即：把美日欧三边合作作为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发展更为和谐的南北政治、经济，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的敌视，与苏联实行全面的、真正互惠的缓和，把中美关系作为美国“全球政治的一个中心环节”。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以许多防御性的政策维持其岌岌可危的霸权地位。
（四）全球战略的调整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生产萧条，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国际地位明显下滑，国内经济处境艰难。面对苏联在军事上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不得不对全球战略进行全面调整。
里根上台后，提出了“实力求和平”、“重振国威”的口号，加强了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以求扭转被动局面，恢复世界霸权。为此，里根政府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强调扩充军备，对苏联采取进攻性强硬措施，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同盟关系，不断加强中美关系”，并于1986年形成了对亲苏和亲美两类不同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的里根主义。所有这些都使美国扭转了被动局面，并取得了初步的进攻性成效。老布什上台后，强调“走出遏制”的新对外政策，力图促使苏联演变，并将其纳入西方体系，以扫清美国称霸世界的阻碍。
（五）克林顿的外交政策
克林顿是在美国经济再度陷入危机，财政赤字和国家内外债务剧增，经济不断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上台的。为了改变这种经济状况，面对国内外挑战，克林顿政府提出了重振经济、保持军事实力、“支持民主”的外交政策三大支柱。同时借用地区冲突显示美国实力，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企图促使中国演变，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其实质是以外援为诱饵，以贸易关系为杠杆，利用民主、人权等幌子干涉别国内政，让美国成为太平洋地区警察，这也是美国当今推行的强权政治。
（六）小布什的外交重点
小布什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强调在亚洲的地位，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
就区域重点来看，小布什政府认为，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比欧洲大，美国经济的未来在亚太而不是欧洲。因此，小布什政府重新加强和巩固了美国在冷战时期与东南亚各国建立的军事联盟关系，继续其冷战结束后一直谋求的“重返东南亚”历程，并企图通过改造东盟地区论坛来“融合、制约中国”。就当时态势来看，小布什对美国自身利益的强调多于对“伙伴关系”的考虑，“战略伙伴关系”在实际中有日渐降温之势。但是，小布什并未对已有一定共识的现行对华政策作根本改变，其对华政策也没有偏离太远，不会也不敢脱离中美之间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框架。总的来说，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双重性质。
二、美国全球战略失败的原因
就以上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而言，它的历届总统都倍加努力，但都未能完全实现，它的失败是必然的，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人们刚刚经受了二战的创伤，全世界人们都希望世界从此能够安定和平，因此，美国这种倒施逆行是不得人心的，这是其失败的重要原之一。
第二，美国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就难免受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冲突。因为这种经济形态使得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利润，不惜一切代价违背经济规律。二战后至今，数次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加之美国的国债剧增，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这无不加重了美国的经济负担，而且美国利用其经济、军事力量大肆干涉他国，干涉其内政，甚至动用武力，这就使得美国战线太长太宽，显得力不能及。同时，长期奉行这种政策也使美国国内人民产生厌战心理，失去了强大的人心支持。
第三，作为美国的盟国，在战后初期，不得已而接受美国带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的援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他们的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西欧和日本已与美国形成了当今世界三大经济中心，经济实力的增强使西欧、日本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自主倾向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相抗衡，这也是美国难于称霸世界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四，二战结束后，产生了大批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以苏联为中心，首先在意识形态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对立。尤其是苏联在战后利用美国陷入印度支那战争之机，大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能够与美国抗衡，形成了两极世界，牵制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动作。
第五，战后另一支政治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国小，但他们联合起来却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上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们非常敌视美国利用经济、军事优势来干涉弱小国家，因此美国称霸世界不会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和赞同，甚至反对。
第六，作为美国一直仇视的对象，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国际事务上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战略演变 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子公司,自主权
近二十年来, 跨国公司子公司管理在国际管理和战略管理研究的领域中,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跨国公司子公司管理主要研究在满足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双方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条件下, 如何尽可能减少当地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 同时又能适时地给予当地合作者以足够的激励, 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对跨国公司子公司战略地位演变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碰到的与跨国公司海外企业组织控制相关的问题, 力图为我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发展海外子公司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一、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角色的演变
随着国际生产体系的日益国别化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 越来越多的子公司采取全球化战略,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角色已经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同的子公司具有不同的优势, 它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实践证明, 用“均衡处置原则”对待所有国外的子公司, 肯定会制约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扩张和核心能力建设。因此,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许多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政策都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一些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治理权在迅速扩大, 具体表现在有的海外子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研究开发中心、生产制造中心或某一产品的销售中心等。缪尔和希勒通过对中等经济规模国家 (如加拿大) 拥有治理权和不拥有治理权的子公司进行研究, 发现同一国家和同一产业的子公司在承担的职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存在从不承担职能到承担重大的职能的区别。同理, 在一个跨国公司的框架内, 不同国别市场的子公司也拥有不同的治理权。通过研究分析, 缪尔和希勒提出的区位特定优势无法充分解释子公司之间的区别, 因为这些子公司在同一个国家开展业务, 并同样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当地产业优势。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可以获取一个新的优势, 这个优势存在于子公司层面, 而不能像企业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样可以存在于跨国公司层面。Ghoshall和Bartelett (1998) 根据当地市场对跨国公司的战略重要性和当地子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水平, 提出了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战略地位模型。
在模型中, 拥有战略领导者地位的子公司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是总部发展和执行战略的伙伴, 它不仅是觉察市场变化的信号感应器, 而且能够帮助跨国公司分析所面临的威胁和机会并作出适当反应。对于承担战略领导者角色的子公司, 总部应确保其业务战略与公司总目标和优先顺序一致, 并支持这些负有战略责任的子公司, 给它们的创新提供资源和自由。担任贡献者角色的子公司在一个小的或战略意义不大的市场中经营, 但有自己的独特能力, 具备较其他子公司更广泛的技能和研发资源的基础。对承担贡献者角色的子公司, 总部的任务是改变对当地子公司的资源规划, 不要过分影响当地经理和技术人员的自主性, 使他们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创新自由。担任执行者角色的子公司在战略上有较小的市场重要性, 仅足以维持当地经营。它们是公司价值增加的传递者, 对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拥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能力, 对大多数公司的跨国战略而言是关键性的。对于承担执行者角色的子公司, 总部需要对其保持严格的控制。因为这些子公司是跨国公司取得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黑洞子公司占有重要的市场, 并在当地扎根。黑洞子公司往往严重依赖于总部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 跨国公司总部的任务是开发它的资源和能力, 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 对当地市场的变化能够更加敏感。
相关研究表明, 子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化, 从战略结构流派到子公司发展流派的演变过程中, 子公司从有很少的自治权发展到要求拥有很高的自治权。子公司已不仅仅是母公司的工具, 而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拥有一定自主权的主体。这为研究跨国公司子公司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在跨国公司一体化和当地化战略的协调过程中, 海外子公司扮演的角色经历了战略执行阶段、战略进取阶段和战略主导阶段, 逐渐成长为战略领导者。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正由战略的被动执行者转化为积极参与者, 由母公司知识和技术的接收者转为创造贡献者。海外子公司战略角色的变异性带来了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内容, 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或最优的跨国公司母子公司治理模式。从权变理论的角度来看, 各地区子公司的战略角色强调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而非同质性, 跨国公司将不同的战略角色委派给不同的子公司。但总的来说, 跨国公司总部应更加强调子公司的战略定位。各地子公司在战略上不再仅仅只是执行跨国公司决策的工具, 也不再仅仅只是跨国公司产品的一个传送管道, 而是被认为是跨国公司经营思想、市场信息、专门技能和知识资本的重要来源。
二、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我国早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国企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封闭于国内的企业, 而是现代意义上国际化的企业。如前所述, 跨国公司并非如传统理论所述, 仅是企业具备优势的结果, 跨国经营与获取优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子公司海外经营本身也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当前, 我国企业虽已迈开“走出去”的步伐, 但总体还只处于“走出去”的初始阶段, 与我们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目标还有巨大差距。
1. 在跨国公司内建立能够发展海外子公司竞争力的机制。
基于战略与结构的孪生性, 跨国子公司战略地位的变化必然导致母子公司关系的发展与演化, 而子公司竞争优势的转移也必须以有效的组织结构作为保证。传统的跨国公司M型母子结构模式存在一个重要的局限性, 那就是往往将所有子公司“一视同仁”, 忽略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异质性, 对于子公司在战略地位上的差别缺乏相应认识。Doz和Prahalad (1991) 指出, 跨国企业集团作为一种复杂性的组织形式, 其本质一是多维性, 二是异质性。多维性是因为跨国公司占据了多个地理区域市场, 具有多重产品线, 并开展多种职能活动。异质性是因不同业务、地区、职能和任务的权衡结果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 如某些职能与业务更为“全球化”, 而某些则更为“本地化”。目前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 将跨国公司理解为由不同的子公司组成的复杂网络而形成的组织形式。M型组织结构向网络组织结构的母子关系转型满足了跨国公司利用子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需求。Ghoshal和Bartlett (1990) 正式提出了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概念, 他们指出, 跨国公司是由一群地理分散和目标相异的组织群包括总部和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所构成的, 这一实体可视为根植于外部网络的内部差异性交互组织网络。网络组织模式能很好地支持跨国公司从子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变化, 为进一步明确子公司的性质与跨国公司对其的控制管理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网络组织模式认为有价值的竞争力创造并不限于公司总部, 降低制造成本、提高感受价值和支持提高产品定价的能力并不是总部的专利, 必须对全球网络中任何一处都可能形成独特竞争力的事实持有足够开放的心态。
2. 激励海外子公司员工参与企业竞争力建设。
Almeide (1996) 在对美国硅谷中的国外子公司研究发现, 国外跨国子公司一般通过雇佣当地的员工与使用当地供应商的方式进入到当地的知识网络中, 进而学习和利用地区性和国别性知识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服务。研究指出, 硅谷中的跨国子公司在保持先进技术发展和扩展企业知识基础方面, 不仅超过了在它们自己国家的企业, 而且在吸收当地知识方面, 还有希望超过处在同一地区的当地企业。薛求知 (2001) 认为这一方面得益于不同知识背景员工间的互动,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文化距离增强了海外子公司对异国知识的兴趣, 从而在客观上增强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吸收能力, 而且这种异质性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的互动与融合被证明是企业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跨国公司的经理必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鼓励员工承担必要的风险, 他们既要鼓励成功, 又不能在失败时挫伤员工的积极性。创造竞争力是有风险的, 因为并不是任何新资源或新竞争力都会带来价值的增加。比如, 麦当劳海外分部所创造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创意背后都有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对于已建立海外市场运营部门的更为成熟的跨国企业来说, 只要当地员工有机会和被激励尝试新的业务方式, 企业竞争力就可以在跨国企业的任何一处全球网络中产生。
3. 在公司内部实现企业竞争力的转移。
与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不同的是, 知识流不再仅仅是总部向子公司、母公司向东道国的单向流动。Kogut和Zander曾指出, 在国际层面上转移先进知识的能力不仅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而且是跨国公司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主要来源。子公司从外界吸收的知识与向母公司的知识转移成为跨国公司整体竞争优势的来源。子公司专有知识能穿越边界进行价值创造, 但知识本身具有流动障碍, 如隔离机制, 它使知识很难在整个跨国公司内被充分吸收。一般来说, 当子公司专有知识嵌入终端产品和服务中心时, 它能使整个公司获取世界范围的租金, 但当它以中间产品 (如知识) 的形式体现时, 这样优势就不能在内部充分转移。虽然子公司专有知识在内部较难扩散, 但如果跨国公司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促进该类知识在跨国网络内转移, 就可以充分发挥知识的杠杆作用, 产生巨大的绩效。缪尔认为, 建立子公司的特定优势, 最好的组织方法不是总部的集中指导和控制, 而是通过建立“全球中心”, 集中配置和协调公司内部的优势资源, 并通过中心, 最有效地整合外部资源。全球中心承担着使知识在跨国公司内实现充分共享的责任, 是跨国公司最佳实践或最领先理念的代表, 被认为是“一个拥有独特知识的实体, 被允许支配跨国公司范围内有价值的知识”。跨国公司可以在研究与开发、分销、生产和技术工艺领域设立全球中心, 通过提高在某个或几个职能领域的效率, 提高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力。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 (编号:08SJD6300043) 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范黎波, 宋志红.跨国经营理论与实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战略演变 篇9
1 群众史观与体育的群众观
1.1 金牌战略的历史背景
夺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当许海峰射落第一块奥运金牌之后, 我国的体育事业变开始以金牌论英雄, 仿佛这才是衡量体育发展的唯一标尺。诚然, 以夺取金牌作为具象的量化指标, 确实在当时让中国体育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与之相比的群众体育却在竞技体育飞速发展的时候被其落在了后面。
1.2 全民健身的现状分析
根据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现实情况并不理想。在我国16岁以上的城乡居民中, 有超过六成的群众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参加过一次体育活动。城乡居民体育活动点仍然主要存在于广场、公园、路边等极为不正规的场所, 不但运动效果差而且安全性低, 广场舞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
不过,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率的提升, 有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体育, 对体育资源的占用开始逐年逐步提高。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一些网络体育赛事直播平台的建立, 使得广大体育爱好者可以获得酣畅淋漓的观赏体验。在农村地区, 国家也建立了大量的体育运动设施, 尽量多的让每一位公民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硬件的改善必须先行, 但群众体育观的转变则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体育项目本身, 注重体育的参与, 淡化金牌, 尤其是奥运金牌的作用, 这样才能使中国体育进入良性的发展。
2 马克思主义中国与当代体育观的建构
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体育观也必须以实践相结合, 并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指导。只有通过实践的作用对客体进行改造后, 这样才可以在两者间建立具有实质意义的关系。这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观能动性、客观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体现。
2.1 人为价值基础
由于种种客观的历史原因, 我国体育人文观念先天不足。针对这种不足的情况, 为了我国体育的健康发展需要重新补上发育这一课。也就是要从人的角度看体育, 从人的身心需要去安排体育活动。这种理念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生活、同时在体育运动中更好的明确和规范人的存在。这不但是现在发展方向, 更是今后体育观发展所需要围绕的核心。
曾经的中国体育价值观是亟需反思的, 仅仅认识到在奥运会上争夺金牌是不对的, 这其实是与体育的所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价值观相违背的。在未来的体育发展过程中, 应该更加注重于发展的健康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 把追求体育的观念渗透到每一个人心中, 把体育更加普及,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2 民族传统精华
我国古代养身保健体系源远流长, 是民间传统体育代表之一。这其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理念, 在当代仍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可以视为中华民族体育的一张名片, 为我国体育走向世界做出贡献。自古以来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 体育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 与西方体育相比普遍缺乏竞争性, 未形成统一的体育系统。而当西方体育发展到席卷全球之时, 我国传统体育在国内也被遗忘在角落。如果中华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消失, 这将是一笔巨大损失。
中西方的体育发展之路大相径庭。一方面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动静结合、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崇尚拼搏竞争、个人价值。两者就作为两种文化的结晶, 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理应得到交流和沟通, 完整继承知识体系, 把传统的中华健身纳入全民健身的机制, 同时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育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育价值观在我国体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在它的指引在我国体育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实践。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 代表的是我国体育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导向。体育的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 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 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人们的思想。
以人为本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石。在体育中,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都是富有自身特色的独特主体。它会引领每个人的自身发展, 使人们拥有健康的体魄, 富有青春的活力, 以运动为方式追求生命的完美, 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是其最终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要求人们要诚信、友善。体育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竞争, 但是体育的健康和科学发展, 最重要的却是依靠友善与友谊。只有友谊才能促进体育更好地可持续发展。友谊与比赛两者相互依存, 相互发展, 共同促进着体育的和谐发展。
体育运动所蕴含的“更高、更快、更强”的进取精神, 激励着人们永不止步、永不停歇, 奋发向前。为了不断地进取, 人们不断地追求卓越。他们在训练方式上进行创新, 在动作难度上进行突破, 只有这样才能在众竞争者中取得优势。这些都是由竞争带来的必然结果。
公平竞争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体育所倡导的公平、公正、公开实质上是真正竞争的前提, 公平、公正、公开又是法制精神所推崇的。在比赛中坚持公平竞争, 既是对参赛者理性和心智的考验, 也是对“更高、更快、更强”的集中诠释。
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众人拾柴火焰高, 讲得也是和谐互助的作用, 在体育的发展中强调和谐、互助、文明。这种互帮互助、团结友爱、风雨同舟的精神在体育中就是体育的团队精神。
4 结语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育观在中国的发展, 虽然时间不长, 但在运用领域已经取得一些成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 人们对体育的要求也已经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体育的价值观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展变化。体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文化载体, 体育的价值也将会在社会转型中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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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琦, 杨文轩, 刘海元.我国当代体育价值观的研究[J].体育科学, 2006, 26 (8)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