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形态演变（通用11篇）
空间形态演变 篇1
位于四川藏区的巴塘县地处川滇藏三省 (区) 结合部, 是川西藏区连接西藏东南地区的唯一通道, 东可从康定至成都, 南可达云南藏区, 西可接西藏的芒康、拉萨, 是康巴地区的咽喉要地。在海拔较高, 山势陡峻的四川藏区中, 海拔只有2580m的巴塘县城被称为“高原江南”、“康北粮仓”, 此地不仅全年气候温和, 光热条件好, 而且地势平坦。城镇座落在形如大鹏的平畴沃土大坝中, 面积为6km2, 东西群山围合, 南北谷天相连。东有波查木雄关和鹦哥嘴之险, 南有竹巴龙金沙江要津护卫。城东之喇嘛多吉山积雪皑皑, 城西之象鼻山和东北之从隆山 (又名红军山) , 犹如屏障两面。城郊东之虎头山俯瞰城郭, 郊北扎金顶、帕拉山 (猪头山) 拱卫城寰, 四周山峰逶迤, 碧水绕环, 绿树成荫, 花果飘香。
巴塘古时候只是个部落之地, 周曰戎, 秦时称之为西羌, 汉时建立白狼国, 并筑有白狼城一座。唐朝时期吐蕃统一青康藏高原, 巴塘之地归属吐蕃管辖。明隆庆二年, 云南丽江土知府纳西族木氏土司攻占巴塘, 并在统治的71年间向巴塘大量移民;明崇祯十二年, 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入康区灭掉了白利土司, 占领甘孜、德格、邓柯、白玉、石渠等地, 同时派兵南下打败了木氏土司, 巴塘从此归属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统治, 直到清初朝廷招抚朵甘思、乌斯藏各部, 巴塘才和平的纳入清王朝版图。
由于巴塘重要的交通区位以及高原上难得的气候条件, 再加上特殊的政治扶持——赵尔丰在改土归流后曾拟将巴塘设为省府, 使得巴塘商贾云集, 前来经商定居者甚多, 其中还包括很多外国人, 造就了巴塘一时繁华。“民国二年川边首府移至炉城, 汉藏商业趋附北道, 民国七年, 川西诸县陷于藏方, 巴安市场, 偏在一隅, 遂有一落千丈之势。”巴塘由府降为县, 再加上近代以来, 随着现代交通网络体系的建立, 四通八达的公路取代了原来的马道山道, 川藏交通又逐渐北移, 巴塘商情冷落。为了适应传统交通优势的丧失、顺应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步伐, 巴塘县城的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如今巴塘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沿着318国道进行, 县城治所也从老街中迁到新街, 政治中心的搬迁改变了巴塘县城区域的经济格局, 大量的现代建筑出现在巴塘的新街, 巴塘老街远离了往昔的繁华喧嚣, 重归于宁静, 老街也因此得以保存原样 (图1) 。巴塘城镇空间的演变在川西藏区城镇中具有典型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对巴塘县城老街空间形态演变过程的研究, 来挖掘导致川西藏区城镇发展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 并以此探寻一条更适合巴塘未来城镇发展的道路。
1 老街的空间演变
一般说来, 城镇街道空间形态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建设时的地理自然环境, 包括地质、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等, 还有人文环境, 包括当地的文化与风俗, 另外一方面取决于街道的建造者及其使用者。巴塘县夏邛镇老街也和其他地区的街道一样, 其外部的表现形态也取决于上述各个方面。
巴塘老街, 现名茶马古道街, 位于巴塘县城金玄子广场的南面, 整条街呈东西走向, 以十字路口为起点, 长140m, 宽8.5m, 街巷的高宽比大约为1:1.4 (图2) 。老街上的建筑除夏邛镇政府、巴塘县人民小学、康宁寺的扎仓和关帝庙遗址外, 剩下的都是民居。根据巴塘县志的记载, 老街在建立之初时其宽度只有3~4m, 街巷的高宽比大约为1.5:1, 与现在的街巷尺度相比更加宜人 (图3~4) 。
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在老街的实地调研、走访, 将老街在清朝至解放初 (1640-1968年) 这段历史时期的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分为四个时期。
1.1 形成期——土司统治时期
巴塘的土司制度从建立到废除一共持续了203年, 老街就是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同许多藏区城镇一样, 土司统治时期的巴塘发展主要是以官署为中心, 其城镇的布局没有章法, 呈现出一种自然式的状态, 仅仅只是按照片区分为了4大块, 分别是孔打伙、坝伙、拉宗伙、泽曲伙, 四大块之间仅以土路相连, 没有街道的概念, 而当时的康宁寺在县城之外。
这种自然式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 。当时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 清廷派定西将军前往打箭炉进驻, 其副将岳钟琪进入藏区路过巴塘时, 有部分陕西客商从康定跟随军队移居巴塘经商, 巴塘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移, 城镇也因此逐渐向集镇演变。这些外地来的商人以灯坝杆为中心聚集, 开设铺面 (图5) 。到乾隆十三年 (1748年) , 在巴塘县城落户经商的汉人已达百人, 这些客居他乡, 旅居异境的汉人为了增强内聚力, 防止外来排斥, 共同推举执事, 成立了巴塘汉商公会, 并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作为商会会址。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 普通藏民为了随时听候土司和头人的吩咐, 他们的居住地依然是在官寨附近, 老街上居住的大部分是汉商。这就是老街最初的形态。
1.2 发展期——“改土归流”时期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 巴塘发生著名的“凤全事件”, 同年六月, 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尹赵尔丰奉命前往巴塘剿办。在这次事件中, 巴塘大营官、二营官和康宁寺堪布均被处死, 康宁寺被焚毁, 还有大量藏民被剿杀。这次事件使得巴塘的城镇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老街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出现了短暂的衰败。
“凤全事件”的第二年赵尔丰在巴塘实行改土归流, 开始经营川边。改土归流期间赵一是从内地招募大量垦夫赴巴塘农垦, 二是从内地募兵前往川边, 并要求士兵带家室一同前往。同时赵还招募了一批文人、商人、匠人到巴塘兴工办学, 一时之间大批汉族军政人员、商人、匠人、文人垦夫、士兵云集巴塘, 这是巴塘历史上第二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与上次移民相比, 这一次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进入最大的特点是有政策的支持, 赵尔丰废除了土司制度, 改为汉官管理巴塘, 这让前来经商的汉人从心理上感到放心, 从生活上感到安心, 增加了其定居的可能性。由于土司制度的瓦解, 部分藏民的生活重心不再是服从于土司和头人, 他们也开始像汉商学习, 在老街开设铺面。居住在老街的汉人为了可以尽快融入当地, 被当地藏族接受, 采用通婚的方式与藏民结成姻亲关系。汉藏通婚之后, 血缘上的亲和力使得汉藏相处十分融洽, 很多汉人的习俗被藏人所接受。
之后赵尔丰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其中包括建立工厂, 大力发展工业;设立交通局、邮电局, 整治交通、邮电;成立官药局, 修建医院和澡堂,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建立川边学务局, 兴办教育事业。一时之间巴塘县城出现了大量的公共服务设施, 当时其中的一大部分都修建在老街。到清朝末年, 巴塘县城基本以官署为中心形成了东南西北四条街 (图6) 。
1.3 稳定期——民国时期
经过“改土归流”时期的大力发展, 到民国初年, 巴塘老街已经颇具规模, 据《西康图经境域篇》的描述:“东街南街之商业较为兴盛, 北街多汉人流寓之所, 西街为政治机关所占据。”据记载, 到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巴塘县城的商户已达到124户, 民国三十七年更是发展到近200家商户, 汉商们不仅组建了商业行帮, 还在老街修建了关帝庙作为商会会址, 县内的商人有的从事坐商, 在县城开铺建店, 摆摊设点;有的从事行商, 到山寨驮运贩卖, 走村窜户。连喇嘛寺也普遍进行经商活动, 当时老街的繁荣可见一斑。后来四条大街改为一条正街, 直贯东西, 东段更名为中山街, 西段更名为中正街, 也就是今天的老街, 而南北两街商业逐渐没落, 渐渐成为进入居住区的幽静小路 (图7) 。
1.4 变化期——解放初期 (民主改革时期)
1949年12月, 巴塘县和平解放。1957年巴塘进行了民主改革, 彻底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 解放了生产力。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现代交通方式的入侵, 老街过于狭窄的街道已经无法容纳下越来越庞大的社会机构建制, 解放初期巴塘县在县城西面开辟了新街, 很多机关单位都从老街搬迁到新街, 巴塘县的政治中心也从老街转移到新街 (图8~10) 。政治中心的转移改变了巴塘的经济格局, 城市建设的重点不再是老街。老街被作为城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纳入了城市的总体规划。首先是对老街环境的改善。解放前, 老街都是石板路, 路面凹凸不平, 再加上当时的行商多用马车运货, 老街的环境条件很是恶劣。根据巴塘老年人的回忆描述, 在汉人迁入安家落户之后不久, 他们就修了一条水渠, 在当时称之为东渠, 水渠的修建在当时大大改善了老街的卫生条件。但由于多年无人打理, 水渠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县志中对此有所描述:“老街片石镶嵌, 水渠在街中石下潜流, 片石翘起损坏处, 水沟露于街上”。解放后,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政府对老街进行了整改, 老街的路面由石板路换成了水泥路, 水渠经过处理之后转为了暗渠。老街在这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变化后逐渐归于宁静。
2 老街的建筑演变
2.1 民居
最初到巴塘来的汉人除了商人,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工匠, 他们把汉人的建筑形式和方法带到了巴塘, 如今老街上的民居已经没有纯藏式的建筑了, 每座民居包括那座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都或多或少进行了一些“汉化”。巴塘传统的藏式民居一般都是一楼圈养牲畜, 二楼为住房和灶房, 屋顶为打场和晒场, 藏式住宅的设计讲求因地制宜, 以满足生活适用为原则, 外墙用土打实, 并用有色泥浆粉饰, 一般多为红色, 内部靠若干根木头来支撑, 其大小以柱头数来定, 柱头越多房子越大 (图11、12) 。
而汉藏混合式民居最主要的特点是外观样式是藏式的, 但一些细节部分却是汉式的, 比如屋檐, 门楣等 (图13) 。建造方法也是汉藏结合, 有一些甚至是用砖搭建了一个只有藏式外观的建筑, 其内部功能和结构基本上是按照汉人的习惯修建的。在老街, 由于商业的需要, 民居的一层几乎都设有铺面, 其一般布局是将底层隔为三至五间房, 间数根据底层大小而不同, 临街的房间作为铺面, 靠里的房间作为账房和库房, 铺面和账房的面积一般较小, 库房面积较大, 牲畜圈被移到了屋后, 房与房之间用过道相连, 过道可以通向后院圈房, 也设有木梯可以上二楼 (图14) 。
这样的改造十分契合当时巴塘老街的商业氛围。第一, 它大大提升了老街的商业环境, 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于商业街来说来说尤为重要。传统的藏式民居其底层基本都用来饲养牲畜, 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卫生条件极差, 十分不利于吸引顾客。老街的民居把原本设于底层的牲畜圈移至屋后或者不设牲畜圈的作法使得街道的各个铺面环境大大提升, 一些经营者还在铺檐上搁置花盆等装饰物, 使自己的铺面不仅没有异味, 而且芳香扑鼻, 自然客似云来。第二, 它利于开展商业活动 (图15) 。巴塘老街上的铺面与内地的铺面不同, 说是铺面, 其实更像是一扇放大的窗户, 夜晚用多块木板嵌入槽中做屏障, 白天将木板移走既为开铺。
顾客在进行交易时不需要进入店内, 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街上完成, 可以即停即买, 即买即走, 十分方便, 在缩短交易时间的同时, 也增加交易次数。第三它方便经营者管理。老街上的铺面面积普遍较小, 是因为这些铺面所经营的商品大部分都是日常用品, 属于小件商品, 并不需要太多的面积来容纳, 而且小面积的铺面需要的人手少, 一两个人足以应付 (图16) 。有些底层建筑面积较大但家里人口不多的还可以多设几间铺面, 自己经营一间, 其余用来出租, 这样既节省人力又增加收入。总而言之, 巴塘老街民居的改造与巴塘当时向集镇化转变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 后者提供了商业的大环境, 前者不仅很好的适应了这种转变, 而且提升了巴塘的整体商业氛围, 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良性循环, 相互促进, 使得巴塘成为当时川藏线上的一大集市。
老街上民居形式的多样化是汉藏文化不断交融与互动最直接的表达, 它们逐渐丰富的立面形态和建筑造型记录了老街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 (图17) 。
2.2 公共建筑
老街上居民使用最多的公共建筑是关帝庙和扎仓, 两者都是宗教建筑。关帝庙是座纯粹的汉式建筑, 其最盛之时占地面积大约有1ha, 殿宇雕廊画栋, 雄伟壮丽, 各种塑像用工精巧, 姿态如生, 匾额楹联悬挂得当, 闪闪生辉。内设魁星阁、钟鼓楼、观音殿等, 供奉的是财神、关羽、关平、周仓、鲁班和轩辕黄帝像 (图18~19) 。
扎仓是藏族寺庙中的学堂, 老街上的这座扎仓是传统的藏式建筑, 整个建筑的外墙是用当地的泥土打实做成, 墙面上画着表示寺庙的彩色条带。建筑外还有一个烟囱, 据说是焚经的时候使用的 (图20) 。
3 老街空间演变的原因
3.1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3.1.1 藏汉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根据现代社会学理论描述, 在文化传播和渗透的过程中, 因为传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态度, 文化性质的差异、内容的互补或矛盾, 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融合、文化冲突、文化同化等现象的出现。巴塘经历了清朝时期的两次大规模移民, 大量的汉人来到巴塘定居经商, 汉文化的到来冲击着当地的藏文化, 而到巴塘的汉族与当地藏族主要是通过汉藏通婚的方式来结成姻亲关系, 以便可以尽快融入当地, 被当地藏族接受。汉藏通婚之后, 血缘上的亲和力使得巴塘的汉藏相处十分融洽, 经过长年的磨合和同化, 很多汉人的文化被藏人所接受。据载民国初期在巴塘县城内有大小汉人寺庙十余处, 包括药王庙、东狱庙、三官庙、观音庙、关帝庙等。清康熙年间部分陕西客商随军队从康定移居巴塘经商, 到雍正五年时由于人数众多, 他们组成了商业行帮, 设立“汉商公会” (当地藏族称其为“甲葱巴”) , 到乾隆十三年修建了这座关帝庙作为商会的会址。现今只有老街上的关帝庙尚存。而就在距离关帝庙不到200m的地方就是一座藏族的寺庙, 汉族的神和藏族的神在巴塘老街里和平的相处, 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包容。
3.1.2 外来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巴塘县因为地理环境优越——适合人居, 战略位置重要——是入藏的门户而一直受到国外的关注。清同治二年 (1863年) , 法国天主教神父巴布埃来到巴塘购买土地修建了一座天主教教堂和两座房屋, 解放后教堂变为了学校。宣统元年至民国十五年 (1909-1926年) , 美以美会先后派遣30多人来巴塘, 在巴塘修建了基督教堂, 开办基督教会小学, 修建医院, 孤儿院 (图21、22) 。其建筑的风格并没有完全依照国外建造, 而是巧妙的跟中国的文化进行了融合, 例如美国基督教基督会的孤儿院, 墙上的标示是典型的中国凤凰图案, 凤尾处巧妙的融进了《圣经马可福音》的经典内容。时至今日, 当年这些由外国人修建的建筑大部分都不存在了, 少部分改作他用, 虽然这些来巴塘的外国人动机并不单纯, 但他们带来的外国文化还是在巴塘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让巴塘的建筑与空间比起其它四川藏区城镇, 有更多的变化, 更易于接受外来影响和新鲜事物。
3.2 巴塘城镇发展的需求
城市的发展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促进城镇生长的动力机制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 土司时期的巴塘由于生产力低下, 人民的生活大多以土司为中心, 寺庙是他们主要的公共场所, 清政府军队带来的移民浪潮促使巴塘县集镇转变;赵尔丰的改土归流给巴塘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城镇这一时间段飞速的川西小集市到几乎成为康区第一都会;民国时期由于没有了政府的支持, 巴塘的发展明显缓慢了下来;民主改革之后的巴塘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镇格局在发展中迅速的改变 (图23) 。这些机制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老街形态的变化。纵观这四个时期, 特别是在解放之前, 老街在巴塘的城镇格局中占主导位置, 整个城镇的发展几乎都是围绕着老街在进行, 因此可以说老街的形态变化与巴塘城镇的发展息息相关。
4 结语
巴塘作为茶马古道上的古老城市, 在汉藏文化乃至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长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巴塘老街更是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载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巴塘吸收容纳了多元文化, 并将其充分体现在城镇建设的方方面面。想要在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很好的利用和保护这些因为不同文化融合与互动而派生出的具有生命力和特色的地域文化, 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 首先要正确的、客观的认识民族城镇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 深入挖掘城镇物质形态与地域文化之间的逻辑构成。
巴塘老街的空间形态依然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 2013年夏天结束调研之季, 位于巴塘老街上的扎仓开始被拆除。伴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 很多传统的民族城镇都将面临急剧的变化, 这种改变不似上个世纪文化融合与互动时期柔和转变与磨合, 而是强势的, 几乎不可逆转的改变。民族城镇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与保持本土特色之间寻求平衡点, 如何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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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藏与四川接壤处的康区重镇——巴塘为案例, 研究民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文章梳理了巴塘县城老街从清朝至解放初 (1640-1968年) 这一历史时期的空间形态演变过程, 采用历史资料分析和现场考察两种方式, 通过对老街在清朝土司统治时期、清末改土归流时期、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空间形态的研究, 寻找出巴塘老街在这段时期内空间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一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二是巴塘城镇发展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巴塘老街演变的研究, 探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巴塘,老街,空间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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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演变 篇2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是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
(二)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
(三)新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而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期望并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与此同时，‚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为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据2000年一份调查统计，‚至2000年8月止，美国至少有216个以上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团契和教会;若加上西人教会和信徒所组成的英语查经班，总数肯定在300个以上‛。‚全美国200多万华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学人至少30万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约10%。已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神学生和传道人超过500人以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年度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 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坚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义;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相背离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则牺牲普世主义，成为坚定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神权政治的双重标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对华‚利益均沾‛，通过《宽容条款》获得在中国的宗教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国国内却通过了唯一针对外民族的《排华法案》，该法案表达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识形态来自于相互矛盾的几个源头，宗教层面视华人为危险的异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则包含‚黄祸威胁论‛的蛊惑，而种族主义却来源于与基督宗教创世论不相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等级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去面对其终极灭绝的命运。
在这种具有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人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是顽固的异教徒，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贫民窟，‚唐人街‛被认为对白人社区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付中国人有必要采取两手，一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严格地将中国人从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远地区排除出去。‛
进入20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之一的种族主义有过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对于蕴涵在种族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始终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传统的宗教歧视与排他性意识形态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文明冲突论‛，而古老的‚黄祸威胁论‛则演变成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导下的‚新人权战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假想敌，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根源的。
(二)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19世纪末期，在美国民众中塑造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方面，美国对华传教士群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美国当代一些学者指出：‚那些能说会道、固执己见的传教士将他们的感想在美国广为传播。福音先驱们向美国报道的中国是一个‘道德荒漠’，它的人民愚昧、道德败坏和肮脏。‛不过，传教士也敏感地发现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中国潜力巨大，亚洲将会改变，中国将是这种改变的支点。美国应该通过外交投资、经济贸易、基督教传教对中国施加更大影响。美国在对华关系方面交织着两种不同声音：其一，中国人是令人厌恶的生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保持距离;其二，中国是美国人赋有特殊使命的‚责任病区‛，美国人有责任教导、保护他们，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同上，第71页)神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使美国的对华外交在起始阶段就具有了两面性，在美国传统的外交精英看来，《宽容条款》和《排华法案》并无矛盾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宗教传统复归，‚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亨廷顿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联盟‛时，臆测了一个所谓反对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为了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地位，西方‚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通过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符合西方霸权逻辑。根据‚文明冲突‛范式，美国为获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分别从两方面发力，鼓励和逼迫中国成为针对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而美国作为第三方或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和调停者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热衷于在新疆、西藏玩弄宗教地缘政治游戏，‚新疆越是不稳定，他们就越‘理想’‛。
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和谐‛范式会使美国‚孤悬海外‛，成为世界的‚次要参与者‛，而在美国强力主导的‚文明冲突‛范式下，东亚和欧洲都是美国天然的‚战略缓冲带‛。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冷战后的对华宗教外交与其地缘政治目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美国对华宣教机构调整宣教策略，在强调‚中国福音化‛、‚福音入中国‛的同时，将‚福音出中国‛摆在突出位臵。‚回归耶路撒冷‛作为‚福音出中国‛的西向计划，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并非只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少数民族中，并与那些信徒们建立团契‛。从中国至少差派100000名宣教士赴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佛教国家传教是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回归耶路撒冷‛计划之所以在美国广受追捧，与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新冷战意识形态
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著名传教士成为天然的‚冷战布道者‛，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及其果实植根于《圣经》、圣言和17、18世纪的大奋兴。而共产主义已经决心违抗上帝、《圣经》和所有宗教。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生命的经济解释……共产主义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战的魔鬼引领、激发和推动的。‛为战胜作为撒旦工具的共产主义，‚今日世界唯有一种哲学体系可与共产主义的阴谋策划相抗衡，这就是生机勃勃、动力十足的正统基督教……今日最伟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讨论所谓的‚亚洲—美国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两国冲突的潜在原因，除了‚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一种兼有‚共产主义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在美国形成。
受‚新冷战意识形态‛影响，在部分美国华人基督徒中流传着一些一厢情愿的‚假设‛：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中美友谊会超过日美关系，因为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远志明);而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美国会永远视中国为敌(于歌)。少数极端分子甚至鼓吹‚非基督教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祸害(余杰)‛。因此，‚中国基督徒应倾力学习并筹划一个建基于圣经基础，关于公众利益之基本价值的政治体系‛。‚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当一个无神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禁教的法律，或发表抗拒神国进行的政策时，基督徒应向政府抗议，帮助政府不要抵挡那赐给他们权柄的主‛。‚基督徒对一个逼迫教会的无神论政府的态度，必须针对政府背后的那股敌基督的邪灵‛。不仅要进一步拓展对城市高校、知识分子、海外留学人员的宣教事工，而且有必要发起一场‚给共产党员传福音‛的中国内外、全球性的持续运动。
在美国华人教会中，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将基督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新人权运动)既不认同，也不关心。为了解决华人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参与的动力缺乏问题，在一些传教机构的刻意主导下，‚海外民运基督化‛成为一种‚双赢‛的政治发动机。‚专门开展民运人士福音事工‛，‚与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经过20多年的精心培育，许多民运分子‚以基督徒机构名义参与各类海外民主运动、呼吁宗教自由活动‛，‚在基督教内和海外民主运动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应该抛弃‚等着挨打‛的‚殉道精神‛，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力量。中国家庭教会要联合起来‚走出党国‛的历史，‚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
空间形态演变 篇3
城市形态作为城市性质与功能的综合体现，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密切相关，它的演变与城市的发展相互映射。本文以1949-1978年上海的工业布局调整为着眼点，研究在不同阶段发展方针指导下，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轨迹，更加深入认识城市发展中的形态变化，以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关键词]
上海；工业布局；调整
[中图分类号] F427；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1-0027-04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展几经转型，城市形态也随之不断演变。其中，1949至1978年承前启后，处于“改造”与“被改造”的中间。本文以工业布局为着眼点，研究在不同阶段发展方针指导下，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轨迹，更加深入认识城市发展中的形态变化，以提供历史经验借鉴。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工业布局已开始“由内向外”变化
近代上海工业兴起于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随着内河运输的发展，外商与华商企业纷纷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开设工厂。1926年，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提出《上海发展计划》，其中在城市集中建设区边缘明确划分了沪西、沪东、沪南三个工业基地，是为上海产业布局最早雏形。
上海解放初期，全市大多数工厂仍集中在这三大工业区，其中沪西工业区沿苏州河带状延伸，工厂高密集分布，以纺织和轻工业为主要特色；沪东工业区沿黄浦江由东向西条带状扩展，以高耗水的市政服务性产业如发电厂、自来水厂为特色；沪南工业区位于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黄浦江两岸地区，以江南造船厂为代表，造船工业为其主要产业特色。这些位于中心城区的工厂由于布点盲目，未形成合理布局，生产车间、协作厂和原材料仓库分散在全市各处，且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不少工厂迁入租界，形成与住宅混杂的状况。
旧上海虽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但轻工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很大程度依靠外国，且有很多商品为洋人、官僚、买办等富人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的城市工作方针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上海一来遭到美蒋的经济封锁，原料与燃料的来源告急，二来消费市场萎缩而生产机构依旧，生产与消费脱节。在工厂复工、市场调整的恢复经济时期，中央对上海发展没有提出宏观的方向性指示，但是在煤、米、棉的供应上，通过全国统一调配，给上海以极大支持。在橡胶、木浆、五金等其他重要原料供应上，上海通过对苏易货和奖励国内生产等，也渐渐解决了问题。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都向着为国内生产、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方向，例如大量生产国内各城市、各矿山所需要的机器，各农村需要的农具、肥料等。因为只有国内各城市经济发展与农业生产力提高，上海工业生产基础才可以保证。
1951年4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了“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是首先为工人服务”的建设方针。加之此前政务院两次指示，对市区内爆炸性、强度易燃性工厂企业限期郊迁至指定地区，市区内不得新设强度易燃、爆炸性企业。当时上海市区内类似企业有1479家，搬迁有一定难度。而且，生产已逐步恢复走上正轨，城乡经济日趋好转，私营工商业开始活跃纷纷要求建厂。基于这些情况，市政建设委员会于1951年10月编制《上海市发展方向图（草案）》，作为近期城市建设的依据。[1]
在这份“方向图”中，上海的定位是全国轻工业的中心。而上海的工业企业由于多为规模小、资金有限的化工、五金类，要求在靠近市区边缘设厂，又考虑到爆炸性、易燃企业的搬迁需要，提出对沪西、沪东、沪南三个工业区在10到15年加以整理。同时提出，扩充位于普陀区西南部的北新泾工业区，用于化工和部分危险品工业的安置。新建位于闸北区的彭浦工业区，专供五金机器工业建设。此外，还规划了虬江、长桥、吴淞、浦东四个工业区。
尽管在“方向图”中明确，1953年1月2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开辟北新泾化工工业区，且有扩充计划，但由于该地区处于苏州河上游，污水污染会影响下游市中心，后来取消了部分危险工业在此的安置。[2]北新泾真正的工业发展在1956年以后，彭浦等其他工业区亦如此。
不管怎样，上海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考虑并规划建设工业企业从市中心向郊区外迁的问题。1951年9月～1952年8月一年间，私营工业申请建厂的有2841户，批准2565户，这些小型工厂的建设大都按“方向图”布局安排。[3]相关市政配套和工人住宅的修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工业布局开始发生变化。
二、“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近郊工业区的雏形和开辟卫星城的构想
“一五”时期，由于国防需要，国家在工业的整体布局上强调分散在国内腹地，对地处沿海的上海，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的部署，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没有一项放在上海。上海主要是对现有企业进行裁并改组、扩建和改造。
上海解放初期，延续了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纺织、面粉、卷烟、造纸、橡胶、制革、制皂、火柴等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近90%，轻重工业比重极不相称。[4]而且，重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是为船舶、轻纺工业修配服务。上海解放后，工业生产在逐步恢复的同时，工人群众主人翁意识增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学习苏联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同时采取生产竞赛、联合攻关等方法，生产技术不断改进。1955年，上海已具备制造大型精密机器和成套机器设备的能力，为全国的工业建设供应了大批的工作母机、发电机、变压器、工程机械等。[5]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政策因素的作用日渐明显。经过公私合营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市205个行业、106274家工商企业，按归口成立相应的专业公司管理。同时，按照产品相同、地域相近的原则，进行合并改组，利用原有的生产设备和厂房条件，进行重点改建扩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日后工业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以“一五”时期上海重点改造发展的行业之一机电工业为例。公私合营后，为改变原来私营企业产品重复、布局混乱、技术落后、管理分散的状况，1956至1957年，对全行业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改组，先后将6700多家国营和公私合营机电企业，归口成立了19个专业公司。并将其中2700多家修配厂和产品制造厂分别划归轻工、纺织、仪表、冶金、化工等工业局领导。[6]其间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等一批国营大型企业的改建扩建，为形成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闵行工业区奠定了发展格局。
防止污染依然是工业区布局中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在苏联专家穆欣参与编制的1953年《上海市总体规划示意图》中，建议在真如、大场之间，沿桃浦河开辟有“三废”的桃浦工业区。理由是在当时的市县范围内，该处属于城市下风，可以避免烟尘直接影响市区，同时可以通过水运将处理后的污水排入蕰藻浜，流入长江。[7]实际上，从1954年开始，包括上海第一化学纤维厂、泰山化工厂、润华颜料厂在内的10家化工企业陆续在桃浦地区新建和迁建，到1960年，形成以化学医药工业为主的新工业区。[8]
1956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要求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以支持内地工业，并委托陈云带来“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口信。随后，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基本内容就是要充分利用上海原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合理的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
上海就此对市内各工业部门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内的具体发展方向做了规划。工业布局方面，亦编制了《上海市1956～1967年近期规划草图》，除原有沪东、沪南和沪西三个工业区内的大部分工厂可以就地建设、改造外，还提出了建立近郊工业备用地和开辟卫星城的规划构想。1956年10月23日，副市长曹荻秋主持的第21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桃浦、彭浦、漕河泾、吴淞等处可以考虑建立工业区，卫星城镇不要搞多，首先集中发展闵行。[9]
此后，上海有10个被列为扩散市区工业和疏解市区人口的近郊工业区进入规划开发阶段。地处宝山的吴淞工业区，全市一批冶金、化工的重大建设项目开始落户，如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颗粒肥料厂等工厂在境内开始建设，中国炼气厂从杨浦区迁至境内蕰藻浜南今长江西路，规模也有较大扩展。彭浦和漕河泾工业区开始规划建设，彭浦为机电工业区，漕河泾为仪表电讯工业区。除此之外，还有高桥的石油化工区、北新泾的精细化工区、周家渡的钢铁工业区、庆宁寺的造船工业区、长桥的煤炭化工区、五角场的机电工业区和桃浦的化工医药工业区。为求交通和排污之便，这些工业区仍多沿黄浦江分布布局。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并非“突然”在近郊出现近10个工业区，大多是根据已有产业基础，结合城市发展需要，逐步建设起来的。其中彭浦、吴淞和北新泾工业区1951年就提出规划，1956年再次提出建立，可见工业集聚区的形成，是历史因素、地理位置和发展方针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二五”计划时期及以后（1958-1978）：形成市中心-近郊-卫星城三个工业圈层
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指导下，上海的工业潜力得到巨大发挥。不仅工业总产值提前一年多达到“一五”计划规定的计划水平，而且又经过“二五”的建设，上海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综合性的工业城市。尽管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钢为纲”一定程度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工业经济比例的失调，但上海钢铁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比如在吴淞地区原址改建上钢一厂，新建生产合金钢的上钢五厂，以及上海矽钢片厂、上海钢管厂等，奠定了吴淞钢铁工业基地的基础。
1958年，国务院先后两次批准将江苏省的宝山、嘉定、松江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为上海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城市发展目标与规模方面，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指出，在妥善全面地安排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下，工业进一步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又进一步指出，结合旧市区工业的改组与调整，逐步在外围建设卫星城镇，安排必要的新建与迁建工业用地，逐步减少旧市区人口至300万左右。[10]可见，上海当时的思路是发展高级工业、发展科学技术，提升工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通过卫星城建设，控制市区人口规模，其途径就是搬迁工厂，迁出基本人口，让出的土地主要用以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条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上海城市形态影响最大的，就是卫星城的建设。不过，在解放初期卫星城曾被认为是“以现代化交通工具将新、老市区串连起来的一个庞大城市”给予否定。然而，到1956年为什么改变原来思路？可能的原因一是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指导下，上海计划重点发展的机电、造船、钢铁等重工业对工业用地和劳动力的用量要求都比较大，结合工业迁建、新建计划，重新考虑工业和人口分布规划，卫星城是一个探索方向。二是受到前苏联影响。
在工业集聚发展的基础上和“大跃进”高涨的建设热情中，1958年闵行卫星城开始规划建设，目标是我国第一个发电设备工业制造基地及机电工业区。同时，依据“尽可能靠近河道、铁路、原有集镇，有供电给水条件”的选址原则，对郊县中适合发展成卫星城的厂镇进行调查研究，又陆续确定了吴泾、安亭、松江、嘉定四个点建设卫星城。吴泾在原有化工企业的基础上扩建为化工卫星城，松江以仪表、轻纺工业为主，安亭以汽车制造业为特色发展机电工业，嘉定卫星城则以科研和其他无害精密工业为重点。[11]从几个卫星城的发展方向来看，以重工业为主，同时也兼顾了轻工业、精密工业和科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为加快上海重化工业发展，又相继于1972年增设金山和1978年增设宝山-吴淞两个卫星城，前者以石油化工工业为主，后者以钢铁工业为主。及至改革开放前，上海先后设立了7个卫星城。据1979年的调查资料，7个卫星城镇共有工业企业235家，工业职工25万人，常住人口35万人，工业用地面积2120公顷，卫星城镇与市区之间的距离自20至72公里不等。[12]
连同卫星城在内，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已基本形成了中心城区工业点和工业街坊、近郊工业区、卫星城三个圈层的工业布局。其中，中心城区（包括内环和中环）以相对集中的散状工业点和工业街坊而分布。内环闹市区多为大楼工厂和街道里弄小厂，中环区在沪西、沪东、沪南工业区的基础上，北部的闸北和虹口区也形成了工业密集区，后被划分为几十个（块）工业街坊（小区）。这些工业街坊内部，存在着新老之间、大中小型之间、不同部门与行业、不同生产性质的工业企业交错混杂，以及工业用地同住宅及其它用地犬牙交错等现象，致使工业街坊的整体布局和局部布局都呈现相当复杂混乱的状况。它们也是造成市区环境污染的重要污染源。近郊工业区发展逐渐形成规模。例如彭浦工业区先后有上海冶金通用机械厂、上海华通开关厂等12家机电工业大型骨干企业及一批中小型工厂迁入。漕河泾工业区因为是精密仪表工业基地，对环境卫生要求较高，先后有新成仪器厂、精密医疗器械厂等工厂开始建设，桃浦、高桥、北新泾等工业区都进行了扩建。
此后直到80年代初期，上海的工业结构虽然有所调整，但“高、精、尖”的工业发展方针一直没有变化，工业布局业已基本形成，逐步改造旧市区、严格控制近郊工业区、有计划发展卫星城的城市建设方针还是得到了贯彻。
四、结论与反思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指导下，上海工业布局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组织方式是中央集权的，所以上海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方针决定于中央的宏观部署。在《论十大关系》出台后，上海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工业发展由此进入快车道，近郊工业区和卫星城的规划建设的主要动因是重化工业的发展。
二是上海工业布局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演进的。关于城市形态的探索首先应以城市性质为中心，同时亦自有规律和特点。上海在解放初就注意到人口疏散和工厂外迁的问题，并且有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实施，这也使得在1956年赢得发展机遇后，近郊工业区和卫星城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
三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上海最终形成中心城区工业点和工业街坊、近郊工业区、远郊卫星城三个工业圈层，一定程度上建成了工业集聚区，发挥了规模效应，缓解了市中心人口压力。由于“文革”影响和一些政策本身的原因，近郊工业区和卫星城的作用只是有限的，并且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
总体上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后上海经过转型，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但是，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诟病较多，实际上也对上海后来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我们理应作出反思。
第一，城市形态规划与城市发展方针相辅相成，应结合历史优势、地理位置、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统筹考虑。尽管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业已形成三个圈层的工业布局，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特别是卫星城建设，被认为是城市布局的重大变化，使上海由单中心城市发展成为组合中心城市。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所限，一批化工、钢铁、冶金、机电工业区的建成，造成城市近郊的集聚污染，且由于缺少专业化协作的布局考虑，在原料、半成品及成品运输上花费了很大成本。加上“重生产，轻生活”，配套设施不足。据1979年的调查资料，7个卫星城镇共有工业企业235家，工业职工25万人，常住人口35万人，多数卫星城的实际人口与规划目标相去甚远。
第二，城市形态规划要有战略眼光，把握世界先进趋势，结合城市自身实际，才能为后续发展赢得先机。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已通过第三次科技革命，先后完成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才刚刚投入现代化的洪流。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没有经验可以复制的艰难探索。上海依靠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协同发展轻工业，逐步建成门类齐全、综合性的工业体系，而此时，适时提出向“高、精、尖”发展的工业方针和建设“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在发展战略上，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发挥上海工业配套协作较好、科技力量较强等有利条件，减少工业原料和能源缺乏等不利因素。在城市形态上，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中心城区承接公害小、占地少、耗能低、技术高、产值高的城市型工业，而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等重化工业向郊区和远郊扩展。只可惜城市形态的改变没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中值得一提的除了闵行卫星城，还有嘉定卫星城。嘉定卫星城1958年8月被确定为科学卫星城，规划建成以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为主的卫星城，同时适当安排一些与科研有关的精密无害工业。城市布局采用城内生活、城外生产的原则。上世纪60年代先后有中科院下属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科技大学等8家科研、教育机构落户，近6000名职工相继迁入。虽然嘉定卫星城的建设未能尽如人意，改革开放后又出现科研主体迁往市区，但近年来伴随着嘉定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转变，这些国家级科研院所又回归集聚，科学卫星城的重新打造，既有城市发展中新的思路，也有历史照进现实的固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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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澳门半岛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研究 篇4
自16世纪开埠以来,澳门半岛的城市建设往往伴随其城界的急剧拓展。这一方面源于19世纪60年代以来葡萄牙殖民者对城外华人区的强行占领,一方面则源于始于近代并延续至今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澳门半岛的城建设既受制于复杂的地理环境,也受到不同时期城市规划设计理念与手法的影响,以致形成今日独特的“拼贴”式街网结构与城市形态。与此同时,澳门的城市中心也经历了多次的迁移。相关史籍及研究资料显示,澳门半岛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明确的城市商业中心,它们的形成并非来自预先的规划,而是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并且随着城市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力。澳门这种“拼贴”的城市形态背后是否有着特定的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城市形态的演变所导致的空间结构变化是否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城市中心的迁移?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间的哪些特点对中心的形成、兴衰与功能变迁可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相对澳门通史的研究而言,有关澳门城市建设历史及城市建筑形态的专项研究起步较晚。而伴随上世纪末澳门回归与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工作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澳门半岛的城市与建筑形态,并已取得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类研究着眼于单体建筑、城市街区乃至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等不同的物质空间尺度,并表现出不同的研究倾向。相对而言,早期研究侧重城市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与考证,如巴拉舒的《澳门中世纪风格的形成过程》[1],汤开建的《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2]等,为澳门城市形态发展史的深入研究与解读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而近十年来,研究开始关注对澳门城市形态与空间环境内在发展规律及外部影响因素的探索。如严忠明的《一个双核三社区模式的城市发展史》[3]与童乔慧的《澳门城市环境与文脉研究》[4]分别运用现代城市学研究方法对澳门的宏观结构与运行模式,以及澳门城市环境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体现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然而,既有研究较少从城市空间形态的角度考察澳门城市的生长机制与演变特点。受分析方法的制约,少数关注空间因素的研究也大多基于对澳门局部空间形态的静态描述与分析,未能将城市空间视为与澳门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系统而加以研究;因此,难以从全局和动态的角度把握澳门城市形态与中心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本文引入空间句法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比分析19世纪早期以来各历史阶段澳门城市形态的历时性变化,揭示城市空间对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变迁所起的作用,探讨城市演变背后的深层结构特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既往研究中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方面的不足。
2 研究方法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希利尔(Hillier)等学者从空间构型1)(configuration)角度入手,逐步发展出了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体系。希利尔将空间界定为由建筑聚集而形成的公共空间,包括街道系统及依附其上的各种空间,并认为这样的空间系统是城市生活的载体以及人们见面、交往和聚会的媒介。在此基础上,希利尔将城市空间系统概括为轴线模型2)(axial model),并对系统内轴线的拓扑与几何连接方式进行系统描述与度量。其中,用于度量空间结构句法属性的重要参数包括整合度3)(integration)、选择度4)(choice)、可理解度5)(intelligibility)、协同度6)(synergy)等。
希利尔等人指出,当其它条件一致时,城市街道网络空间结构自身即对其中的人流运动分布模式产生系统性的影响[5]。简言之,城市空间构型固有的不均等性导致城市空间系统中较为整合或可达性较高的街道往往被更多的人群所通行和使用,而偏僻深远或可达性较低的街道则鲜有人问津。由于以零售商业为代表的特定用地类型常倚赖过往人车流运动并从中渔利,城市空间结构即以人流运动为媒介进而影响了城市土地利用分布模式。反之,零售商业等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的聚集能够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流,这种“倍增效应(multiplier effect)”又促使特定地段的街网空间结构进行局部调整以适应更大强度的开发[6]。希利尔认为,在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分布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作用下产生了城市的生活中心(live center)与商业中心。一般来说,成功的生活中心或商业中心位于系统中较为整合或可达性较高的地段,且其自身局部空间结构紧凑致密,便利通达[7]。
城市形态与功能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被进一步提炼为“自然人流运动(natural movement)”理论、“出行经济学(movement economies)”理论以及“中心化过程(centrality as a process)”理论等,并构成了基于空间句法的城市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本文借助空间句法理论与方法,以期回答三个问题:(1)从16世纪中叶开埠至今,澳门半岛的城市形态在空间构型方面发生了怎样的演变?(2)澳门半岛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同传统商业中心的兴衰与迁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3)如何从空间角度看待澳门半岛传统商业中心的职能转变?
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察看史籍及相关研究资料,回顾了澳门半岛的城市建设历史,并着重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业中心及其相应职能。第二阶段首先对澳门半岛城市形态的演变进行直观分析与描述,继以系统的空间句法分析,进而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在探讨第一个研究问题的过程中,依据绘制于1834、1889、1952以及2010年的澳门地图建立起四个轴线模型,以便对澳门半岛的城市街网空间结构进行时空演化分析。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澳门半岛的全局与局部整合度模式(integration pattern)进行纵向比较,揭示其由空间构型所主导的中心化过程。
在探讨第二个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将不同历史时期澳门半岛全局与局部整合度模式与相应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分布进行了叠加和比较,从而探讨空间因素对澳门半岛历史商业中心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探讨第三个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分析比较了不同历史时期澳门半岛街网空间结构的可理解度与协同度散点图。通过对比传统商业中心在不同时期散点图中的位置变化,揭示了它们的职能转变。最后,澳门半岛的四个区域被提取作为独立空间系统而分别研究,基于与上述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对比分析来解读它们今日所各自承担的特定职能。
3 澳门半岛城市发展回顾
(1)澳门半岛城建简史
开埠之前的澳门原系广东省香山县管辖的一处海岛,早在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抵达澳门之前已有华人散居于岛上,多为福建籍移民。澳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始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获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允许互市并上岸暂居。
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后,大兴土木,筑屋垒城。严忠明的研究表明,澳门半岛的早期城市建设依循葡萄牙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建城传统,即“直街(rua direita)”模式[8]。在建城初期,葡萄牙人首先在半岛的三处战略要地建立了圣安多尼教堂(花王堂)、圣母望德堂、圣老楞佐教堂(风顺堂)等三座教堂,并围绕这些教堂建成相应的居住组团。在这三大教堂形成的堂区之间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直街,它构成早期城市建设的基本框架,将几乎所有重要的教堂与广场串联起来。至17世纪30年代,葡萄牙人完成了环绕其聚落的全部城防体系,将自身与居住于半岛北部以及最南部的华人聚落隔离开来。
然而,自1631年(明崇祯四年)荷兰夺取葡属马六甲并切断其由印度果阿至澳门的航线后,澳门与印度及里斯本之间的贸易受到沉重打击,经济步入衰微。明政权被颠覆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澳葡的行政管理,严格限制驻澳葡人的宗教活动、城市建设乃至商船数量等。因此,澳门半岛的内城建设一度陷入停滞。如图1与图2a所示,至1841年鸦片战争爆发时由城市建设初期所奠定的澳门半岛格局都不曾有大的改变。
鸦片战争爆发后,葡萄牙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通过强制性的军事占领扩大其在华利益空间。随之,澳葡当局拆除原先自花王堂经炮台山延伸至东望洋山的北部城墙,暴力强占半岛北部华人村落,并开始铺设新马路,规划新城区(图2b)。同时,澳葡当局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由内港沙梨头一带至下环街的大面积填海整治工程。内港面积庞大的华人棚户区被拆除并得到重新规划与建设,内港海岸线也进一步西移。
澳门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迎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正式步入现代化。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在内港与外港沿岸填成大片新区,被新占的半岛北部地区也在前一阶段建设的路网框架基础上发展出了更为丰富的道路体系(图2c)。与此同时,老城内新马路的建设将内港与外港直接联系起来,成为贯穿东西海岸的主要交通干线。澳门城市建设的热潮直至二战爆发时方有所退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因受到美国的贸易管制,澳门的城市建设进一步减缓。
20世纪下半叶沿澳门半岛又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填海造地工程。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南湾新填海区、外港新填海区及黑沙环新填海区等(图2d)。这些填海而成的新区被划分为硕大均一的街区,被现代高层酒店、娱乐场和住宅办公建筑等环绕,与老城内由“里”、“巷”构成的城市肌理形成鲜明对比。
(2)商业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至16世纪初,围绕圣奥斯定教堂(龙嵩庙)已形成一处商业中心。而据黄就顺等人的研究,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城内于圣母玫瑰堂与水坑尾城门附近亦形成两处重要的商业中心[9]。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内港填海整治工程促使澳门半岛的主要商业中心移至营地大街以西一带,包括这一时期新建的现代商业街——十月初五日街以及传统中式风格的福隆新街、清平直街等。根据玄峰的研究可知,澳门半岛在20世纪初即拥有四个各具特色的商业中心[10]。其中,新马路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众多大型金融机构与高档商店坐落于此。沿龙嵩街至风顺堂街一带作为澳门建城初期直街所在的区域,当时仅作为周边欧洲居民服务的社区商业中心。前一时期内港填海整治而成的新兴商业区仍然是主要的商业中心,并以小型商业、服务业以及手工业为主。而位于半岛南部下环街与河边新街之间的区域则是华人商业、服务业中心与小手工作坊所在地。笔者于2010年夏季完成的实地调研表明,澳门半岛的主要商业中心已向北迁移至高士德区附近,位于该区南段的新马路仍然保持着市级商业中心的地位(图12)。由此可知,澳门半岛的主要商业中心先由东南老城区向西发展至内港一带,继而向东北迁至新马路与今日高士德区附近(图3)。
4 城市空间形态历时性分析
(1)直观分析
澳门半岛城市街区的演变以早期的有机生长与近现代大规模建设为特征(图4)。从1834年的街区划分图可以看到,此时城内街区的面积与形状迥异。沿直街分布着大型教堂及修道院,而内港沿岸则形成了若干垂直于海岸线的条形街区。随着19世纪中叶内港填海填滩及卫生整治工程的展开,营地大街以西原有街区得到进一步划分,与南湾直街两侧传统葡人社区的大型块状街区构成鲜明对比。1952年的街区划分图显示鸦片战争后被葡人新占的半岛北部(即今日高士德区)街区棱角分明,层次丰富,展现出强烈的古典审美趣味。20世纪50年代至今沿外港的大规模填海工程促使澳门半岛可建设面积大幅增加,而在这些填海而成的新建区域则依循现代主义规划理念形成了方整硕大的街区结构。
澳门半岛的街网结构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变得更为高效和通达(图5)。在城市建设初期,蜿蜒的直街奠定了早期街网结构发展的框架,其上伸出若干支路与尽端路,表明一种有机生长的过程。19世纪中叶开始实施的内港填海填滩及卫生整治工程使得营地大街以西内港一带的局部街网结构变得致密而通达,并发展出沿海岸线纵深排列的传统“梳式街道”布局形式。二十世纪上半叶半岛北部已形成了等级清晰而丰富的道路网格。与老城内自然生长而成的街网系统截然不同,这些道路的布局与交汇方式已然经过人为精心规划与雕琢。而由2010年街网结构图可见,20世纪后半叶沿外港新填海而成的大片土地上发展了规整而单一的正交道路系统,与老城中常见的“里”、“围”、“巷”等街道尺度与形态构成有趣的对比。
直观分析表明,澳门半岛城市形态的发展由其城界的周期性扩展所主导,以新城区的建设为特征。相对而言,老城区主要以小规模的改造为主,因而保留了其最初的空间结构。也正因如此,澳门半岛的街网空间布局经历不同时期的增建而突显出其独特的“拼贴”特征。
(2)定量分析
为了客观定量地描述澳门半岛城市形态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街网空间结构的句法模型的相关参数值被记录如下(表1)。在澳门半岛近两百年城市化的过程中,街网结构的平均连接度以及各项整合度数值均有显著提高,表明澳门半岛整体城市街网结构趋向整合与通达,反映了由早期封闭而保守的城市形态向开放的现代城市形态的转变。与此同时,协同度数值也有所提升,表明澳门半岛城市街网的局部结构与整体结构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尽管街网结构的可理解度在1834~1952年之间有上升的趋势,今日澳门半岛城市空间的可理解度却与两百年前近乎一致。
然而,若观察可理解度散点图可以发现,随着城市的发展,散点图的图案发生了分离现象(图6)。在1952年与2010年的可理解度散点图中,与左下方近似水平的散点走向相比,右侧的散点有明显的上扬趋势。若对点阵进行剥离分析,可知西南老城区与近代兴建的高士德区分别构成了城市整体可理解度散点图中最平缓与最陡峭的两列。其中高士德区的可理解度高达0.457,而西南老城区仅为0.184。二者可理解度数值之间的巨大差异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文化特质。
(3)澳门半岛城市发展的中心化过程
澳门半岛街网空间结构的中心化过程体现在整体与局部两个层面。其中,在整体层面的句法分析中采用了前述轴线模型,而在局部层面的句法分析中则采用了线段模型7)(segment model),以500m为运算半径。通过整体与局部层面的句法分析,不仅可以揭示整体街网空间结构中心的迁移,同时可以展现局部街网空间结构的强化过程。
从1834年全局整合度模式图(图8a)可以看到,此时在城市的东南角已涌现出明确的整合核心(integration core),亦即在城市整体层面可达性最高的区域。该区域分别以营地大街与南湾为其东西边界,北至水坑尾街,南抵风顺堂街,形似希利尔提及的“带刺的土豆(spiky potato)”。而由这一时期的局部整合度模式图(图9a)可知,圣母玫瑰堂与龙嵩正街至风顺堂街一带在局部层面形成了良好的空间结构,可达性较高。
在1889年全局整合度模式图(图8b)中,前一时期在半岛东南片形成的全局整合核心几乎已经完全消解,而迁移至内港营地大街以西一带。在新形成的整合区域中有两条整合轴线伸出,分别连系半岛东南部传统葡人社区与东北部新近占领的地区。与此同时,在全局整合核心区域亦形成了致密而通达的局部街网空间结构(图9b)。
然而,在1952年的全局整合度模式图(图8c)中,很难界定出明确的全局整合核心。新马路、高士德大马路、水坑尾街等虽然自身的整合度极高,但由它们所界定的中心区域的街道布局由于受制于山丘地形而未能形成强有力的整合核心。尽管如此,在局部层面的整合度分析(图9c)中,高士德区的街网空间结构已趋于优化。
从2010年全局整合度模式图(图8d)可以看到,半岛街网空间结构在整体层面的可达性已普遍提升。随着沿外港一带新填土地的开发建设,全局整合核心进一步向半岛东部与北部迁移,并在今日高士德区已涌现出明确的全局整合核心。由于被山丘地形所环绕,从该整合核心区域又伸出了少许长而直的街道将中心区与周边地区相连系,提升了城市整体的可达性。另一方面,除了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商业中心区外,位于新近开发的填海区的特定地段也在局部层面形成了良好的街网空间结构(图9d)。
由上述分析可知,澳门半岛街网空间结构的全局整合核心在近两百年间经历了由东南老城向营地大街以西内港一带,继而折向东北高士德区的两次迁移。同时,澳门半岛复杂的地理条,影响了其街网空间结构的中心化过程。由于山丘地形对街道布局的限制,新建城市街网与既有城市街网之间的连系较为薄弱。因此,澳门半岛街网空间结构的全局整合核心在城市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周期性的迁移。
(4)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与中心的迁移
通过直观比较澳门半岛不同历史时期的商业中心分布图(图3)与各时期整合度模式图(图8、9),可以发现街网空间结构的全局整合中心与历史商业中心的迁移具有相似性。若进一步将二者叠加比较,则能观察到不同时期街网空间整合中心在整体与局部两个层面同当时商业中心的对应关系。这些商业中心不仅位于半岛街网空间结构中全局可达性较高的区位,同时自身在局部层面也形成了致密通达的空间结构,体现出希利尔指出的成功的生活中心或商业中心所需具备的空间条件。另一方面,澳门半岛街网空间结构全局整合中心的迁移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城市次级中心的形成。前一时期形成的商业中心由于在局部层面的街网优化过程中形成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尽管不再处于城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区位,却仍然能够借助其在局部层面建立的空间优势而作为次级商业中心发挥作用。
5 城市局部——整体关系与中心的职能变迁
由上述分析可知,澳门半岛街网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与迁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进一步从空间角度考察不同商业中心之间的职能差异,沙栏仔街、龙嵩正街-风顺堂街、水坑尾街、下环街、营地大街以及新马路等六条传统商业街道被提取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由1834~2010年街网结构散点图(图10)可知,这些商业街道总体位于散点图主回归线的右上方,表明它们的整合度高于城市整体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其线性分布模式彰显了一定的等级秩序。通过记录轴线模型中这些街道在整体与局部层面的平均整合度数值(表2、3),可以从空间角度反映出它们的职能变化。
如前所述,澳门半岛的街网布局受制于复杂的地理地形条件,在经历急剧的城市扩张和快速建设后而呈现为一种独特的“拼贴”模式。基于实地调研并结合澳门半岛的官方行政区划,现将其划分为西南老城区、中心区、新口岸及外港新填海区、北区等四个区域。这四个区域被作为独立系统分别进行整合度分析(图11),并与全局整合度图(图8d)进行对比,进而得以从空间视角折射这些区域所肩负的相应职能。
在全局整合度分析图中,西南老城区内部的街道在整体层面的可达性普遍较低,而如新马路、火船头街、河边新街等全局可达性较高的街道仅构成其边界。即使将该区域作为独立系统进行整合度分析,其内部仍缺乏强有力的整合核心,而仅在外围形成少数整合度较高的街道。作为今日澳门半岛的主要居民区之一,其空间结构有效限制了大量外来人流,进而营造出一种安静祥和的居住环境。相反,中心区的街道在城市整体与局部层面均具有极高的可达性。这种在城市整体层面形成的空间优势与紧凑的局部空间结构促使其成为如今澳门半岛最主要的生活与商业中心。在全局整合度分析图中,新近填海建设而成的北区仅由少量长而直的干道与中心区相连。然而,将其作为独立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其内部沿关闸马路向南至拱形马路一带已形成鲜明的整合核心。该区域获益于每日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大量人流,其良好的空间结构进一步促进了其中商业活动的展开。与北区相似,新口岸及外港新填海区在作为独立系统分析时亦显示出明确的整合中心,大致位于宋玉生广场与友谊大马路交汇处。葡京路、罗理基博士大马路等则构成其外围较为整合的街道。葡京、永利等大型娱乐场位于该区域西侧,靠近全局可达性较高的街道。作为新近建设的区域,其街网布局经过明确的先期规划,旨在利用那些在城市整体层面发挥作用的干道将人流直接输送至该区域的大型娱乐场等旅游目的地(图12)。
6 小结
基于上述分析,这里根据前面提到的三个研究问题作一总结:
(1)从16世纪中叶开埠至今,澳门半岛的城市形态在空间构型方面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总体而言,澳门半岛的城市形态的演变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孤立到整合、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就空间构型的角度而言,其在整体与局部层面的空间结构均趋于高效与通达,协同度的上升进一步表明其街网局部结构与整体结构之间呈现同步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可理解度散点图中的分离趋势则彰显了不同时期建设的地区之间截然不同的空间文化特质。
澳门半岛的街网空间结构整合中心经历了由东南向内港以西,继而向东北迁移的过程。其街网空间结构经历的中心化过程充分体现了希利尔指出的“中心化悖论(paradox of centrality)”。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在城市急剧扩展与快速建设的过程中未能及时发展出由原有城市边缘指向城市中心的街道,因而在原有街网基础上新添的新区街网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中心的迁移。
(2)澳门半岛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同传统商业中心的兴衰与迁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澳门半岛的主要商业中心同样经历了先由东南老城区向西发展至内港一带,继而向东北迁至新马路与高士德区附近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街网空间结构整合中心与相应商业中心的重叠则进一步表明了二者间的关联关系。其主要商业中心的形成在空间上体现了希利尔所说的两个必要条件:即在城市整体层面的高度可达性与紧凑通达的局部空间结构。
(3)如何从空间角度看待澳门半岛传统商业中心的区位职能转变?
通过对选取的传统商业街道的历时性空间分析可知,它们的在整体与局部层面的整合度数值变化体现了其相应职能的转变。一方面,以龙嵩正街-风顺堂街为代表的早期主要商业中心倚赖其便利通达的局部街网空间结构仍能在后期作为社区商业中心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以下环街为代表的次级商业中心则并非基于市级商业中心蜕变而来,它们具有与生俱来的社区性质与明确的服务半径,凭借其特定半径范围内的空间整合优势促进了商业的集聚。
在今日澳门半岛四个城区中,西南老城区在空间结构上最为孤立,因而避免了大量外来人流的干扰而营造出安静祥和的居住氛围。相反,中心区在整体与局部空间层面的高度可达性促使其进一步发挥市级生活与商业中心的职能。北区与新口岸及外港新填海区的空间结构相似,北区在局部形成的街网空间整合中心有效地促进了靠近拱北口岸一带商业活动的发展,而新口岸及外港新填海区一带的土地功能配置受先期规划的影响较大,与其自身空间结构的联系相应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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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空间形态的类别 篇5
立方体和长方体形状的空间，有单纯、规整的特点，会给人以严肃、庄重的感受，适合展示郑重、严正的主题与内容使用。
圆球形与圆柱形空间，令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适合表现“融合”、“统一”和“团结”的展览主题思想。
三棱体的空间形态，极易使观者产生心理压迫感，使人感受到矛盾、冲突和急促，有“三足顶立”的气势，适合“对立与斗争”、“三方合谈”或“内容纷繁”的展览主题选用。
穹顶空间（不管空间的下部为圆柱体或方体），体现出向心、统一、团结的观念，给人以“大一统”和“集中”、“汇聚”的感受，适合用来表达“民族大团结”、“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家和平统一”的展览主题。
筒拱顶棚的展示空间，给人以“整体一致”、“连绵不断”和“顺畅”的感受，适合多省市、多国和多地区的大型展览主题的需求。
斜坡吊頂的展示空间，其中人字顶给人以“向上”、“飞升”、“突破”的感受，适合用来展示改革开放、规划发展，飞天和畅想的主题。单斜坡吊顶给人一定的压迫感，适合一般的展览主题需要。
波浪起伏的吊顶展厅空间，具有极强的动感，给人以活泼、自由的感受，适合用来展示文化、艺术或体育、休闲等内容。
曲面墙体的展示空间，给人动荡、起伏和富有变化的感受，适合用来展示活泼、生动的内容，或表现梦幻般的情调。
多棱面体的展示空间（地面是水平的，墙与棚由多棱体构成），给人以晶莹、梦幻、多彩多姿的感受，适合用做玻璃艺术、珠宝首饰、艺术照明和科技教育等展示主题，表现人类和世界的丰富多彩。
正八字展示空间（墙的上部向前倾斜），会给观众造成局促、紧张、压迫的心理感受，适合绘画作品、影视节目的展示，不适合大件立体展品的陈列。
倒八字展示空间（墙的上部向后倾斜），给人的感受是开敞、豁亮、舒畅，适合大型展品的陈列，适合光明、向上、美好理想的主题陈列之所需。
总的来说，展示空间可以是全开敞的，或者是全封闭的，也可以是半封闭的，乃至室内与户外相结合的。这要根据展示内容的需要来确定，不能主观随意地决定。这四类展示空间给观众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空间形态演变 篇6
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内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表现,反映在城市和居民点分布的组合形式上,城市本身的平面形式和内部组织上, 城市建筑和建筑群的布局特征上[1]。游牧民族“择水而居、逐草而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再加上宗教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草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多伦诺尔建于清初,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是一座早在1771年完成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便有记载的草原城市,历史上曾是内地进入漠北的商道重镇,同时也是内蒙古目前为数不多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因庙而生,因商而兴”的多伦诺尔具有草原城镇的典型特征,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和演变具有较强地域性, 研究多伦诺尔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历程、特征及影响因素,探索草原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基本规律, 对优化和引导内蒙古草原城镇空间形态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2.多伦诺尔城市发展历程
2.1因庙而建,因商而兴(1691年-清末)
游牧时期的多伦诺尔并无固定的村落或市镇, 多伦会盟后康熙帝 “从诸部所请”在多伦诺尔先后建“汇宗”“善因”两大喇嘛教寺院,委派喇嘛教四大领袖之一的章嘉活佛住寺“俾掌黄教”,而使多伦诺尔成为漠南藏传佛教中心,多伦诺尔“因庙而建”。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建设兴化镇, 又称买卖营,在今多伦诺尔镇古城区,为多伦诺尔建置之始。乾隆六年(1741年),在兴化镇东北建新盛宫,又名新营,新旧两营连为一体,逐渐由居住聚集点发展为街市,称多伦诺尔。
多伦会盟后清廷应蒙古王公的要求,准许内地商号以多伦诺尔为中心,开辟内地至蒙古草原的商道,晋、冀、鲁等地商人云集而开旅蒙商先河,遂使多伦诺尔日趋繁华,逐渐成为草原上最大的商贸城市,被誉为“漠南商埠”“塞外重镇”,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远及齐齐哈尔和蒙古的恰克图、车臣汗部。
2.2.功能外迁,日趋衰落(清末-1949年)
乾隆帝时期,承德外八庙在热河陆续建成,蒙古王公觐见皇帝的仪式改在承德举行,多伦诺尔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章嘉活佛在包头五当召修建了行宫,经常住到五当召,从此多伦诺尔又逐渐失去宗教上的优势。再由于张家口市场的繁荣,旅蒙商贾不再绕道多伦诺尔经商,而且在直线交通道路上开辟新市场,宝昌等村镇相继兴起,因此这座商业城市便逐渐由繁荣走向萧条。
清末民初,缘于中东铁路修成,贸易经商路线改变;蒙古独立,商道中断;军阀混战,兵燹匪患频繁,商家受损,人口锐减,致使多伦商业衰落, 日趋萧条,失去昔日繁荣。
2.3.草原城镇,沿袭过渡(1949年-2010年)
建国后,距离多伦诺尔330公里的锡林浩特市, 由于是锡林郭勒盟行署所在地,在草原上迅速崛起, 成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2000年的一段时间里,多伦诺尔则由于失去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发展缓慢,进入沿袭过渡时期。2000年后,随着我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 多伦诺尔作为多伦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逐渐显露出迅速发展的态势,城市规模急剧扩张。
2.4.区域中心,借势发展(2011年之后)
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若干意见》[2],提出将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为打通京津冀与内蒙古乃至俄蒙之间的区域通道,内蒙古提出依托多伦诺尔培育锡盟南部区域中心城市,成为内蒙古对接京津冀地区的门户。这一战略性决策,为多伦诺尔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城市将借区域大势得到有效发展。
3.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早期的多伦诺尔形成寺庙区和买卖营隔河相望的格局 ( 图1),由于受“井田制”和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买卖营自东偏西呈不规则的棋盘式布局(图2)。随经济发展,城市以官署为中心,以“汇宗”“善因”两寺为统领,商业、手工业集聚为发展因素, 交通线路为导向,向西北、东南方向蔓延的块状集聚式的城市初步形成。清末以前,城市基本集中在现在多伦诺尔东南的古城(买卖营)聚集发展,城市呈不规则椭圆形,周边是滦河支流小河子河由南向北环城而过,城镇西北侧隔河与汇宗、善因两座寺庙相望,空间格局呈现“北庙南居”的格局,城市傍水而居,具有鲜明的人文山水空间格局特征。 清末年至1949年,城市跨出古城,在北面小河子河以西汇宗、善因两座寺庙周边聚集发展,空间格局呈现一南一北沿河双组团的布局(图3)。城市的行政、商务、商业等功能集中在北侧新组团,古城组团聚集了古时的商贸功能。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片来源:多伦县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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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城市跨越小河子河沿多伦大街向东发展,形成东西长8公里的带状组团式结构。 近年来城市东部工业园区的修建再次拉伸了城市东西向构架,带状组团式布局结构更加明显,城区呈现古城、老城、工业园区倒“品”字形空间格局。 产业园区跨小河子河在城市东部飞地式发展(图4)。
2011年依托多伦诺尔培育锡盟南部区域中心城市战略构想的提出,使多伦诺尔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城市的空间格局将随着城市功能的改变而发生较大变化。新版总体规划通过对多伦诺尔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和多伦诺尔中心城区内外部生态环境的研究,确定多伦诺尔向西跨越式发展城市新区,构建 “一城、三区、多组团”的带状组团式布局结构 (图5)。多伦诺尔城市空间布局充分利用小河子河、 南河、牦牛吐河等水系和北部德胜山等自然景观要素,梳理城市水网格局,保护丘陵山体,疏通区域生态廊道与城市开放空间的视觉和地理联系,并赋予自然山水以文化内涵,突出中心城市“山、水、文” 的城市特色。
4.主要影响要因分析
4.1政治因素
城市从产生到发展,每一过程无不与政治、 政策有关[3]。纵观多伦诺尔镇政治制度的沿革, 其先后经历了封建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政治制度均为多伦诺尔镇留下了不同的空间行为痕迹,城市形态随之产生较大变化。
清帝的边疆政策促使多伦诺尔镇肇兴和聚集发展;蒙古的独立和商道的中断加速多伦诺尔衰落和城市缩减;建国初期“先生产后生活”的政策,导致多伦诺尔古镇内工业用地进一步增加;“文化大革命”时期多伦诺尔镇历史空间格局被严重破坏; “改革开放”推动多伦诺尔空间迅速拓展;2011年后受益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多伦诺尔面向“区域合作”的新局面,积极构建新的发展框架,都反映出政治因素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中影响。
4.2自然地理因素
任何一个城市都根植于地球表面的一个特定区域,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变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自然地形地貌和山水地质等条件的影响,在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结构中打下烙印,使之成为城市的特色。其中某些自然地理因素在特定时期甚至会成为城市空间拓展的门槛,当受到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城市跨越其限制性地理条件后将发生空间形态的根本性变化。
多伦诺尔镇的最初选址就充分考虑了“水圈清溢”的地理条件,从1691年开始建设至1900年的200年左右时间内,城镇一直在环城河以内聚集紧凑发展,水绕城镇,山在城外,我们可以称之为多伦岛时期。1900年以后,城市形态发生变迁,开始在南河北侧围绕汇宗寺和善因寺周边聚集发展,部分水系逐渐由城市边界转变为城市内河。 2007年以后,城市进一步拉大框架,向东跨越小河子河发展,城市与水系的交互作用更为密切,但是西山依然只是作为城市背景。进入2011年,建设锡盟南部区域中心城市的背景下,城市向西发展, 西部丘陵进入城市框架之中,山水城林交相辉映。
4.3社会经济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生活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是城市形态结构演变的内在驱动力。因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物质、人员、资金和信息的频繁流动,构成了城市空间拓展的动力, 并且使城市不断充实新的功能,同时伴随着部分功能的衰退,从而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和城市功能结构的重组。
多伦诺尔镇因庙而建,因商而兴。汇宗寺建成后,伴随着人口聚集,额尔腾河(小河子河)左岸开始形成旧买卖营,随着寺庙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对蒙贸易的兴旺发达,城镇规模逐步扩大,到1701年,规模已达“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两里,街道13条”。到1713年,已经是“居民鳞比,屋庐望接”。1731年建设善因寺,内外蒙古的朝拜者和各地经商者更多。1741年在旧买卖营东北一公里处建新盛营,新营“南北长一里,东西广半里,街道五条”,随后,新旧买卖营连为一体,并不断扩展,逐步发展到空前繁盛景象,人口达到18万之多, 转口贸易兴旺,经营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牲畜、洋货、 内地生产的日用品以及各种蒙古特产,商号最多达四千多家,手工业发达。清朝后期,伴随着蒙古草原上其他商道的开通,多伦诺尔的商业和手工业迅速衰落,城市人口规模锐减,城镇随之缩小凋敝, 繁荣景象不再。新中国成立后,多伦诺尔镇作为一个半农半牧的县政府驻地,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城市空间呈现缓慢外溢式拓展的状态。进入2007年, 伴随着多伦县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东部引入了大唐煤化工项目,开始建设新型工业园区,城市开始迅速跨越小河子河向东发展,新建建筑高度增加,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增强。未来,伴随着新型多元产业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功能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组,城镇空间将更加紧凑。
4.4交通因素
交通是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互动交流的前提, 是城市这个有机体的循环系统。在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演变过程中,交通条件的改善是不可忽视的主要动因之一[4]。一方面对外交通条件的变化对城市规模、发展方向、空间结构起到重要作用, 区域交通地位的彼此消长会对城市的性质定位、 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城市道路系统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骨架,对城市形态生长和发育有着决定性影响。
多伦诺尔镇清代的繁荣有赖于其在对蒙商道中的独特地位,后期由于其他更为便捷的旅蒙商路开辟,例如毕鲁浩特(经棚)的兴起,多伦诺尔的商业枢纽地位逐步丧失,城市随之衰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多伦诺尔由于地处区域边缘,交通条件没有大的改善,城市也停滞不前。清代以及建国后一段时期内,城市对外交通主要是西北 - 东南走向,因此城市基本也是沿着交通线路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南方向块状聚集。由于当时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是肩挑、手提和牛马运输,城市内部道路狭窄, 凹凸不平。随着机动车交通方式的逐步发展,城市内部道路也逐步有所拓宽。2005年前后,东西向省道308线修通,多蓝铁路建成通车,多伦诺尔的对外交通条件发生重大改观,城市伴随着交通的巨变, 沿着省道308线(多伦大街)向东迅速拓展,建设了东部城区和新型工业园区。2011年,建设锡盟南部区域中心城市的背景下,城市以西20公里处的锡盟进京快速通道开始建设,省道308线南迁并升级为国道510,必将牵引城市调转发展方向向西拓展新城区,并增加高新技术和区域商贸商务、旅游休闲等功能,引领多伦诺尔城镇向带状组团结构发展。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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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文化因素
每个城市都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这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可以从城市骨架、功能布局、街道形态和建筑风格等方面对城市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
多伦诺尔因庙而建,宗教文化突出。汇宗寺、善因寺的落成和藏传佛教的发展繁荣了街市,形成了寺庙区和买卖营隔河相望的格局。寺庙繁荣时期占地面积多达30公顷,是仅次于西藏布达拉宫的第二大喇嘛教建筑群。额尔腾河(小河子河)南岸则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到此定居,由此也汇集了其他不同的宗教。来自直隶和山西的回族商人带动了独特的伊斯兰文化发展,他们在多伦诺尔古城内修建了东西南北中五座清真寺,绕寺而居,展现出明显的伊斯兰风格。汉族商人则多信奉道教,他们出资修建了许多道教庙宇,著名的有三官庙(后来发展为“直隶会馆”)、伏霞宫(“山西会馆”的前身)、 碧霞宫等。因而多伦诺尔又深受道教影响,打上了中原地区文化烙印。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在此交互融合与碰撞,又有了新的发展,共同影响着城市的布局及风貌。不同于作为行政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多伦诺尔古城没有严格的规则,甚至也没有城门和城墙,可以从草地直接走到街道,开放性很强。至今多伦诺尔古城内还存有许多京式“四合院”,入口为门楼,内有影壁,左右有厢房,与其他草原城镇迥然不同。 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多伦诺尔需要切实保护历史文化传统,传承城市文脉,留住乡愁。
5.结语
空间形态演变 篇7
文庙1)又称孔庙、学庙、庙学、夫子庙、学宫,最初是用来祭祀孔子的建筑,后来在尊孔重儒传统兴盛的大背景下,逐渐作为祭祀孔子和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地方文庙和衙署作为最基本的公共建筑,是构成城市的重要建筑要素。地方文庙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图1、2),对城市的平面布局和空间塑造具有重要影响,是古代城市营建制度的集中反映。自秦朝至清朝2000余年的历史中,我国古代的行政区划类型总体上以郡县制为主,其间出现过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情况。地方行政区划的层级可分为两级制与三级制两类,其中两级制的行政区划设置为郡(州)—县,三级制的行政区划设置为府(道、路)—州—县。虽然古代行政区划在两级与三级之间变化,但是只有县一级行政单元稳定、长期地存在。因此,在研究地方文庙的空间形态演变上,选择县学更加具有代表性,另外,与府学、州学相比,除了等级和形制上的差别,县学也具有文庙的普遍性特征。
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发现,已有的文庙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文庙本身的研究,包括文庙的历史沿革[1,2,3]、建筑制度[4,5,6,7]、建筑类型[8,9,10,11]、规划布局[6,12,13]以及文庙的祭祀礼制[13]、社会文化功能[13]等,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另一类是结合文庙进行的拓展研究,包括文庙的保护、修复、复建、再利用[14,15,16,17,18,19]等,属于应用性研究。在基础性研究中,目前较少从时空变迁的角度对文庙的空间形态进行研究。由于文庙本身即具有历时性特征,这种特性承载了时代的发展变迁,更体现了社会潮流、艺术审美等观念的变化。文庙的空间特征是当时社会文化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因此地方志中一般都会对文庙建筑进行重点描述。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读,梳理文庙的发展脉络,并以山东宁阳县文庙为例,在厘清宁阳文庙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剖析地方文庙空间形态演变的过程。
1 文献学
“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0]。”文献是信息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图像共同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历史。文献作为研究的资料古已有之,“文献学”一词始见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相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21]。”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主要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现代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发轫于近代考古与考据学中“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22]”的“二重证据法”[22]。文献学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法综合运用对历史信息进行科学地分析判断,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质[23]。由于古代历史文献成书久远,现在遗留下来的数目较少,且质量堪忧,因此往往需要从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辨别。
文献学的研究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宏观的研究一般从国家或者社会的层面对文献的结构、功能进行分析,微观层次的研究则利用特殊类型的文献研究特定的问题[24]。文庙的研究属于微观层次的文献学研究,因此在文献资料的选取上采用地方志、官方正史、人物传记、散文游记、诗词歌赋、地方民谣、风俗传统、群众访谈等。为了减少不同时期文献记载的错误,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地方志比对的方法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2 文庙的出现与发展
文庙一般分为本庙和学庙两类,本庙特指曲阜孔庙,是孔氏族人及后世共同祭拜的场所,属于祖庙。学庙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庙,属于子庙,包括京城(太学、国子监)和地方(文庙、庙学)两大系统。目前,关于文庙的文献主要包括历史典籍、专业著作和学术论文等三类。其中,历史典籍可分为地方志、正史和古人的文集。地方志大多在卷首绘有城图、文庙图,由此可知古代文庙的平面布局情况。正史的本纪和志中往往会有文庙的记载,文人墨客的文集也多有关于文庙的记载,如清朝的《文庙考》、《文庙通史》、《文庙续通考》、《文庙思源录》等。专业著作指的是从建筑和城市的角度研究文庙的成果,建筑领域的包括《曲阜孔庙建筑》、《曲阜庙城与中国儒学》、《中国建筑类型与结构》、《中国古代建筑史》(五卷本)、《中国和海外近邻文庙制度比较》,城市领域的研究则有《学宫与城隍》、《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唐末至明中叶中国地方建制城市形态》等。学术论文中研究文庙的又可分为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主要有《北京孔庙建筑研究》、《陕西明清文庙建筑研究》、《韩城文庙建筑研究》、《传统城镇中文庙的形态分析》等,期刊论文中代表性论文有王贵祥的《明代不同等级儒学孔庙建筑制度探》、周瑛的《明代河南府、州、县庙学建筑平面与规制探析》、肖竞等的《明清地方文庙建筑布局与仪礼空间营造研究》、沈旸的《城市空间角度下的韩国朝鲜时期都城文庙祭孔考》和张亚祥的《孔庙和学宫的建筑制度》等。
2.1 文庙的出现
文庙的出现是孔庙与学校2)两者合一的结果,其形成经历了庙学分立到庙学并立的过程。据记载,“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25]。”由此可知最初祭祀孔子的地方只是衣冠冢,并没有专门的庙宇,后来才在旧宅基础上建造的孔庙,“后世因庙”。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至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26],”这表明统治者开始重视儒学。直到元朔五年太学的建立宣告儒学正式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丞相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27]”。但是,太学创立之初并无专门的建筑用来教学,弟子皆是赴博士官舍学习,“武帝置博士弟子员……未尝筑宫以居之也[28]。”元始四年,专门的学校建筑“辟雍”才正式出现,“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2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中央和地方的学校都开始奉祀孔子,而且也逐渐出现了曲阜之外的孔庙。但是,这时的太学没有奉祀孔子的庙宇,庙、学一直处于分离的状态。
文庙的庙、学并立始于东晋太元十年,当时的尚书令谢石奏请在太庙之南建太学,“十年春,尚书令谢石以学校陵迟,上疏请兴复国学于太庙之南[30]。”《晋书》记载太元十年二月,立国子学。足见谢石上疏议请兴复国学,孝武帝接纳其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31]。”夫子堂与国子学的相关位置,是堂(庙)在西,国子学在东,成为“左学右庙”之“庙学”制。这是自汉武帝兴太学以来,第一次在学校园地建置孔子庙的记载。文庙的具体位置在《舆地志》中有详细记载,“在江宁县东南二里一百步右御街东,东逼淮水,当时人呼为国子学。(国子学)西有夫子堂,画夫子及十弟子像……,旧置博士二人[32]。”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中央和地方官学都设有孔子庙,文庙也正式成为祭祀与教育功能合一的场所。
2.2 文庙的制度化
文庙的制度化发端于两汉,定型于六朝时期,成熟于唐宋时期,至明清时期达到巅峰[33]。文庙的制度化发展包括等级制度、建筑制度、从祀制度、布局制度等。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布局制度中庙、学的空间关系,目前已知的布局形式有左庙右学、左学右庙、前庙后学、中庙旁学4种。
(1)左庙右学
文庙的平面布局是古代宗法礼制思想的集中反映,由于儒家“崇左”的传统,加上“昭穆之制”中以左为祖的原则,因此在标准的文庙平面布局中多为左庙右学的格局。此种布局原则较早出现于唐朝,宋仁宗庆历四年,朝廷诏示各地效仿苏州文庙,定制“左庙右学、庙学合一”。元代效法宋朝制度,大德三年,大都按照“左庙右学”的格局兴建文庙[34]。明太祖洪武十五(1382)年四月,诏告天下学校通祀孔子。五月,南京新建国子监孔子庙完成,“庙在学东,中大成殿”[35],后世皆沿袭“左庙右学”之制。清代,北京国子监的庙学制仍沿袭明朝之旧,“为庙于城东北隅,太学之东[36]。”此处的太学是通称,实即国子监,庙是孔子庙,或曰文庙,仍为“左庙右学”建制。
(2)左学右庙
古礼以左为尊,所以根据左祖(宗庙)右社(社稷)的文庙布局是基本建制。但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一些传统做法往往会时移势易。靖康之乱后,南宋朝廷在建造文庙的时候自然要考虑左右之分。由于曲阜孔庙、孔林中尚右的布局[4],因此南宋临安府的太学,取左学右庙之制,与前述诸京师文庙正相反。一般以为左庙右学之制是基本图式,但透过实例的考察,并非如此。但左庙右学之制似只能说是汉唐建制的基本形制,虽合古礼规定,但宋代以后则多变形发展。
(3)前庙后学
前庙后学是左庙右学的一种变体,例如南京的夫子庙便是这种布局方式。这种布局是宋元时期孔庙与学宫分离时期的一种布局方式,后来这种布局的庙学有许多改为左庙右学,而有些地方仍沿袭下来。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受到场地条件的限制,难以在横向展开所有建筑,故而有些地方的文庙布局会出现前庙后学的折中布局。
(4)中庙旁学
除了“崇左”的传统外,儒家还强调中庸之道,即“尚中”的意识。因此,在文庙的平面布局中也会出现中庙旁学的模式,中庙旁学指的是孔庙居中,学宫在两侧的布局。这种布局方式非常少见,它是前庙后学向左庙右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例如山西平遥县庙学的孔庙居中,左右为东学和西学。
文庙的平面布局并非一成不变的,其空间形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着诸般变化。但是在变化的同时又有着不变的主线,“变”的是形制、规模与内容等物质形态内容,“不变”的是等级、宗法观念等精神内容。通过对文庙庙学从分立到并立的过程以及庙学平面布局类型的分析,可知文庙的发展在空间上大致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一到众、由家祠到国庙、由宗庙到学宫的复杂发展演变过程[13],在时间上主要经过了从两汉立太学的起源到六朝定形制的初期[33]、再到隋唐制度化的成长期[33]、直至明清的巅峰期[6]和民国的衰落期等5个阶段(图3)。
3 文献学视角下宁阳文庙的空间形态演变
3.1 宁阳文庙的概况
宁阳文庙位于宁阳县城中心(图4),坐北朝南,占地约0.5ha。据明清历次编撰的《宁阳县志》记载,宁阳文庙建于元大德初年(1297年),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多次重修和扩建,到清代末年,宁阳文庙的范围约达1ha。宁阳文庙现仅存棂星门(图5)、泮池泮桥(图6)、东西廊房、大成门、乡贤祠、名宦祠、东西庑、大成殿(图7)等建筑物,占地约0.5ha,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2 历史文献与沿革
目前,关于宁阳文庙的历史记载主要来源是地方志(表1),由于宁阳文庙可考证的历史仅追溯到元朝,所以参考的地方志也以元朝以后编撰的为主。元朝时,宁阳恢复设置为县,划入济宁路兖州,明朝属兖州府,清朝沿袭明制。因此,地方志以兖州府志和宁阳县志为主。兖州为古九州之一,其地方志起源较早,明朝及以前撰修的有4种,分别是后汉《兖州山阳先贤赞》、晋《兖州记》、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和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其中,万历二十四年版本是在万历元年刻本基础上采其所长,避其所短,续补并增订了汉唐以来迄于明万历中期的史实和史料,弥足珍贵。另外,清康熙年间和乾隆三十五年亦有刻本。但综合对比,尤以万历二十四年刻本资料最详实,体例最为严谨,另外图书馆所藏也为明万历二十四年本(图8),故选择此版本进行研读。
关于宁阳县志的编纂情况明代以前无考。与县志有关的文献,只有元代县尹韩珪写的一篇《历代沿革记》。宁阳县志凡8次修撰,其中明代2次、清代6次。明代宁阳县志编撰始于万历初年,知县李贞订正王正容稿本后,予以刊印,此为《宁阳县志》创修之始。10余年后,知县徐汝冀重修,内容有所添加,惜明末毁于战乱,后世无存。因明代的两部志书现在都很难见到,其卷帙字数、记述内容、体例结构、文体文风、资料状况等均无从详考。清代共6次编修《宁阳县志》,分别是康熙十一年、康熙四十一年、乾隆八年、咸丰二年、光绪五年和光绪十三年。其中,咸丰二年的县志“补旧志之缺遗,拓新事之厓略,大抵根柢乎历代正史及国朝官书……务归详审”[37],堪称是一次巨大飞跃。为了能够全面地涵盖宁阳文庙的变迁历史,因此主要以光绪十三年版的宁阳县志(图9)为主进行解读,并辅以乾隆八年的县志进行比照。
宁阳文庙的历史沿革可分为3个阶段(表2),不同的阶段均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一是初创期,这段时期文庙发展中的事件是迁文庙至县衙和建最初的两庑,因此在规模和建制上都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二是发展期,也是文庙的成长阶段,基本的框架也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大都是发生在明朝,如洪武四年建先贤祠,宣德年间重修文庙,嘉靖年间建敬一亭、泮池和泮桥,隆庆元年建琉璃障壁,万历年间建启圣祠、金声玉振坊和棂星门;三是成熟期,在经过之前的发展后,文庙的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具备。这一时期的文庙主要在规模上发生巨大变化,自顺治年间开始,文庙即对原来的建筑进行重修,如顺治六年重修大成殿、乡贤祠、东庑,康熙年间重修名宦祠、大成殿、西庑、大成门、神路、泮池、棂星门、万仞坊,建文昌阁、棂星门前照壁,雍正年间建魁星楼,改启圣祠为崇圣祠。至光绪年间达到宁阳文庙的鼎盛时期,整个建筑群包括从棂星门前跨过马路向南近百米的神道,依次排列琉璃照壁、万仞坊、金声玉振坊、道冠古今坊、德配天地坊等建筑,进入棂星门有泮池、东西华门、东西配房、大成门、乡贤名宦二祠,跨过大成门有大成殿、东西庑,大成殿后有明伦堂院落和敬一亭等建筑,形成一组完整的前庙后学的文庙建筑群。
3.3 宁阳文庙的空间形态演变
文庙一般采用我国传统庭院程式化的布局方式和文庙特有的平面形制。其建筑空间布局不仅要满足祭祀使用的要求,还要严格遵守繁缛的等级制度和礼制规范。宁阳文庙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根据上述历史沿革,可将宁阳文庙的空间形态演变分为3个阶段:一是类型扩展阶段,即从开放的单体建筑走向封闭的合院空间;二是层次延伸阶段,即从单进的院落空间走向多进的序列空间;三是功能空间增加阶段,即从简单的祭祀空间走向祭祀教化合一的复合空间。
3.3.1 从开放的单体建筑走向封闭的合院空间
中国建筑是文化的一个典型组成部分,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中正和内敛,因此在空间组织上强调轴线和空间界定,传统的手法一般是采取建筑群的组合来形成特定的形式和意境。相对于单体建筑的内聚性,合院更能兼具虚实空间的双重属性。我国古代的建筑也正是朝合院式这个方向发展的,文庙作为古代重要的公共礼制建筑,合院的平面布局也是社会正统思想的体现和要求。
根据宁阳县志记载,宁阳文庙可考的历史可追溯至元朝大德年间,“庙址旧县署也,元大德间县址西迁,移建于此”[38]。当时的文庙只有一座借用原来县署的单体建筑,“元时当为县治,而县治别迁,以其地为学”[39],没有围墙。可见这时的文庙只能算一个单体建筑,还没有院落空间的概念。后来遭遇大火毁坏,“后灾于火”[38]。直到至元年间修建两庑,“至元间,县簿靳良辅创建两庑,各四楹”[38],才算是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封闭的院落空间。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庙空间形态变化是类型的拓展,由开放的单体建筑走向封闭的院落空间(图10)。
3.3.2 从单进的院落空间走向多进的序列空间
任何统治制度为了便于管理与权威维护,都会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强调等级与秩序的概念。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关键也在于其提倡主次、尊卑的“礼”制思想正好迎合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13]。文庙的平面格局深受儒家礼仪道统的影响,在平面布置上强调通过空间的组织来体现等级尊卑的象征功能。
宁阳文庙的发展期主要在明朝,此时的文庙在前朝的基础上,由原来的单进的合院向多进的建筑群演化。根据县志记载,明朝嘉靖万历两朝基本上形成了文庙的框架,“嘉靖十七年,主事张文凤创建泮池、石桥。三十八年,主事游季勋,知县张大容、席穆募修殿庑。隆庆元年,选贡王法祖创建琉璃障壁,高一丈五尺,阔二丈一尺。万历十六年,巡抚李戴,参政万象春、郝维、乔推官、杨处东,知县王之彦开神路,南抵许家巷,竖金声玉振石坊。二十三年,知县徐汝冀以堪舆家言,移建棂星门于内数武,增置阶南照壁。三十五年,知县吴梦周重修大成殿、明伦堂、两庑诸处[38]。”此时的文庙形成了以大成殿主体空间为核心,以接引空间、前导空间、主体空间和后续空间为组成的序列空间(图11)。其中,接引空间主要包括由照壁、金声玉振坊、神道、棂星门和门前广场等构成的庙前广场。前导空间由大成门、棂星门、泮池、泮桥、乡贤祠、名宦祠构成。宁阳文庙的主体空间由大成殿、东西两庑、大成门组成。后续空间则是由敬一亭、明伦堂构成。前面的四重空间共同形成一条东西严格对称的文庙主轴线,构成前后三进不同的院落空间形式。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庙空间形态变化是层次的延伸,由单进的院落空间走向多进的序列空间(图10)。
3.3.3 从简单的祭祀空间走向祭祀教化合一的复合空间
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在经历了三代的世卿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和征辟制、六朝的九品中正制后,直到隋唐时期才确立了科举制的制度,并延续至清末。文庙的复兴正是源于古代科举制的创立,虽然隋唐时期创立了科举制,但是科举取士的人数不是很多,仍以世家贵族政治为主,直到两宋乃至明清时才蔚然成风。这种变化也体现在文庙格局中,先期文庙主要以祭祀功能为主,无论是在建筑规制还是规模范围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学宫仅有一座明伦堂作为学馆。后期才逐渐衍生出敬一亭、教谕署、训导署、尊经阁、崇圣祠、文昌阁、魁星楼等附属建筑。
至唐代奠定庙学结合的体制,经宋元时期的发展,到明清鼎盛时期文庙的格局已形成三路三进的建筑群(图12),“大成殿五楹,两庑各七楹,前为大成门,东左贤门,西右贤门,中为泮池石桥,稍前,左为东华门,右为西华门,前为棂星门,前为万仞坊,久废,前东为德配天地坊,西为道冠古今坊,并久废,今易以门,仍题旧额,前为照壁,前为神道,抵东西街道,尽为金声玉振坊,坊前中为障壁。”从图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文庙比之以前已经在规模和建制上出现了较大变化,首先由原来的一路变为三路,增加了左右两路作为学宫建筑。其次在明伦堂的基础上,增建了敬一亭、教育署等附属建筑。最后,由原来的大成殿为主的一体化空间变为由一条路分隔开的以大成殿为核心的祭祀空间和以明伦堂为核心的教育空间。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庙空间形态变化是功能空间的增加,由简单的祭祀为主的空间走向祭祀教育合一的复合空间(图10)。
结语
文庙作为我国皇权社会时期的特有建筑类型,是古代儒家礼制和封建等级制的集中体现。文章从文献学的视角对其空间形态演变的过程进行梳理,认为在文庙的空间组织和流线安排上,集中实现了政治、宗法、社会、文化等意识形态的要求。虽然现在文庙的教育功能已丧失,但是作为权力与礼制映像的文庙空间,其平面布局从侧面反映了古代城市营建制度。另外,在国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复兴的社会背景下,深入挖掘以文庙等传统建筑的潜在价值,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效用,实现对历史性建筑的再利用已成为今后的关注重点。
图、表来源
图1:康熙四十三年宁阳县志;
图2、11:乾隆八年宁阳县志;
图8: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
图9、13:光绪十三年宁阳县志;
表1:根据光绪十三年宁阳县志绘制;
其余图表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摘要：地方文庙是古代城市平面和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古代城市营建制度的集中反映。文章首先借助历史文献对文庙的形成、发展进行梳理,然后通过地方志的记载厘清了宁阳文庙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脉络,最后总结出地方文庙空间形态演变的三个阶段:一是由开放的单体建筑走向封闭的院落空间;二是由单进的院落空间走向多进的序列空间;三是由简单的祭祀空间走向祭祀教育合一的复合空间。
空间形态演变 篇8
一、对俄边境口岸城镇基本情况
中俄边境地区很早就开始了民间贸易活动, 20世纪初期两国已开通满洲里、绥芬河、黑河等正式边境口岸。但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 这些口岸经历了开通、关闭、再开通、再关闭的过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 中俄边境口岸才真正全面开放。截至2013年底, 中国共批准18个对俄边境一类口岸, 分布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的10个地级市 (地区、自治州) 17个边境口岸城镇中。[2]
二、对俄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空间形态演变主要特征
1.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长
口岸的开通大力推动了对俄边境口岸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 城镇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1989年~2010年, 对俄边境口岸城镇非农人口规模普遍增长了50%以上, 其中黑河市区、满洲里市城区人口增长超过60%, 而绥芬河市更是增长了295% (1) 。相比于人口规模的迅猛增长, 对俄边境口岸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膨胀更加惊人。以主要边境口岸城镇为例, 黑河市区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增长了1.16倍 (2) , 满洲里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增长了1.28倍 (3) , 绥芬河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增长了3.60倍 (4) 。[3]也就是说, 口岸恢复使用后边境口岸城镇的人均建设用地规模在持续增长 (表1) 。
2.空间拓展方向与边境口岸关系密切
在边境口岸城镇规模迅速增长的过程中, 虽然地形、气候、文化等因素对用地空间拓展方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与边境口岸相关的功能需求明显更具决定性,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1) 在边境口岸周边拓展空间
一方面, 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 口岸自身所需的用地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口岸是出入境人流、货流的集中点,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服务、产业等功能向其靠拢。于是在口岸周边发展用地, 成为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空间拓展的主要特征 (图1~图3) 。满洲里市不但在口岸周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活动, 并且促使靠近口岸的西部组团 (主城区) 规模迅速扩大, 反超依托煤矿发展起来的东部组团 (扎赉诺尔区) (图4) 。
(2) 沿口岸交通干线拓展空间
由于口岸是人员、货物跨国流动的节点, 连接口岸与城镇、口岸与区域的交通干线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支撑着口岸经济的发展, 并且对口岸城镇的土地开发也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口岸开放之后, 几乎所有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用地发展都出现了沿道路由内向外蔓延的现象 (图1~图3) 。
(3) 在经济开发区内拓展空间
开发区是享有国家优惠政策的特殊经济区域。自1992年起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在边境口岸城镇批准建立了多个开发区。由于普遍出现资源浪费等问题, 国家在2003年开始清理整顿开发区。[5]依托口岸经济的发展壮大, 边境口岸城镇仍有相当数量的开发区得以保留, 城区空间也在开发区内得到明显拓展 (图2~图4, 表2) 。
3.口岸经济推动结构布局不断演变
城镇形态是社会经济在空间上的投影。口岸的开通推动了边境口岸城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必然加速了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 其主要特征如下。
(1) 老城中心升级改造
边境口岸因贸易、旅游集聚了大量的人员, 极大地促进了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黑河市区、满洲里市、绥芬河市都已成为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城市 (表3) 。在区位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依然向原有商业中心集中。商业中心的功能和吸引力持续加强, 核心地位不断巩固。黑河市区、满洲里市、绥芬河市等边境口岸城镇的老城商业中心都保持着活力 (图5) 。
(2) 形成口岸功能区
边境口岸是人流、货流、信息流的集聚点。随着口岸流量的提高和功能的增强, 部分城镇围绕口岸形成了新的功能区。通常依托客运口岸形成的新区功能比较综合, 以商业贸易、娱乐游憩为主;而依托货运口岸形成的新区主要以工业仓储功能为主。位于大黑河岛上的黑河市客运口岸、位于中心城区西北的满洲里口岸、位于中心城区东北的绥芬河公路口岸都形成了以商贸、物流为主的新功能板块 (图5) 。
(3) 形成公共服务区
边境口岸的开通推动了城镇经济发展, 也促进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在城镇经济实力增强后, 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需求建设一些大型公共设施, 如文化设施、科研院校等。通常地方政府以行政中心的迁移来带动这些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 形成集中的公共服务区。巧合的是, 大多数新迁行政中心都选址于边境口岸附近, 于是形成了公共服务区与口岸功能区相呼应的空间格局 (图5) 。
(4) 出现居住空间分异
边境口岸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扩大了居民间的贫富差距。在区位价值规律和政府景观形象树立需求的双重作用下, 城区中心周边的用地往往得到较快的更新和改造。老城更新区外围的发展建设则差异明显, 以前粗犷式扩张留下的地质条件较差的空地、耕地以及易于搬迁的村庄和工厂被迅速开发为新城区;而拆迁难度较大、区位条件稍差的旧有城镇居住区和村庄则被避开, 沦为低收入居住区。黑河市区、满洲里市、绥芬河市等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都存在着大量的棚户区 (图5) 。
(5) 形成工业园区
对俄边境口岸通过进口生产投入品和出口工业制成品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边境口岸城镇工业仓储用地迅速增加。中心城区边缘分散的工业仓储用地开始集中整合为产业园区。也有部分大型工业企业需要更多的用地和更高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然而受到了耕地保护、环境保护政策的影响, 这些工业企业只能安置到距离城区很远的位置, 形成新的工业组团。截止到2010年, 黑河市区形成了“二公河”“五秀山”“爱辉”3个主要工业园区;绥芬河市形成了“北山”“南沟”“铁西”3个主要工业园区;满洲里市形成了“合作区”“进口加工区”“扎赉诺尔”3个主要工业园区 (图5) 。
三、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1.用地扩张速度过快
目前, 对俄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的土地使用普遍存在着紧缺与浪费并存的现象。一方面, 口岸推动经济发展, 催生城镇许多新的功能, 尤其是工业用地、仓储用地的实际需求很高 (表4) 。另一方面, 由于监管不严, 近年许多已经获得转让的土地的实际建设强度与规划招标要求强度存在很大差异, 造成本就稀缺的土地的极大浪费 (5) 。
边境口岸城镇的发展因受到国际关系、世界经济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边境口岸城镇的特殊性, 其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控制应当采用拉大框架、严格控制的方针。一方面, 为满足城镇快速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应对各类边境突发性事件, 应当制定相对宽松的整体用地规模指标。另一方面, 在具体的项目审批、土地拍卖中必须严格控制开发强度, 提高监管力度, 避免浪费土地。
2.空间发展连续性较差
对俄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空间拓展的3种主要方式, 无不反映出急功近利的土地开发动机, 已经造成新增建设用地零散、城镇空间不连续的结果。“飞地”成为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形式。这些“飞地”的使用性质, 不但有工业仓储用地, 还包括公共设施用地、居住用地。这种分散式的空间发展方式割裂了城市用地间的有机联系, 增加了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成本, 并且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图6) 。
空间拓展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长远规划, 切忌避重就轻, 因当前实施的难易程度而左右空间扩展策略。首先, 需要根据城镇发展规律、发展趋势规划合理的中心城区空间形态结构, 空间拓展以此为目标和框架进行。其次, 严格控制中心城区空间生长边界, 重视建设用地与自然环境的图底关系, 为中心城区空间有序发展奠定基础。再次, 控制和引导中心城区空间开放时序, 既要尽量避免出现城镇建设“飞地”, 也要避免出现“城中村”现象。
3.居住用地发展不均衡
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是对俄边境口岸城镇居住用地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目前, 对俄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都有1/4以上的居住用地为棚户区, 在问题比较严重的城镇甚至高于80% (表5) 。近年来, 尽管城镇经济发展迅速, 但棚户区改造却进展缓慢。在城区空间快速拓展的过程中, 棚户区位置正由城区边缘逐渐变为城区内部, 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对整个城镇社会、经济、建设的不利影响也随之扩大 (图6) 。
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 缓解居住空间分异, 应当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与调控作用。一方面在公共设施、市政设施以及公共项目的建设上要向低收入居住区倾斜;另一方面, 需要调控市场机制, 鼓励社会资本在低收入居住区的投入。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应当反思以往住宅开发政策, 在住宅用地供给上向棚户区倾斜, 政府主导建设的社会保障用房则选址于高收入居住区。
4.公共设施布局边缘化
对俄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新建大型公共设施通常选址于城区边缘, 甚至外围“飞地”, 远离居民生活区域, 这既与居民使用需求相脱节, 也造成了城区空间结构模糊、发展无序的现象。例如绥芬河市新建公共服务区“北山组团”位于城区东北边缘;满洲里市新建公共服务区位于城区西侧“飞地”;黑河市区新建黑河中学、黑河学院等大型公共设施位于城区东南郊区 (图6) 。
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统筹安排公共设施布局。首先, 公共设施布局要与规划结构相结合, 促进城区空间发展轴线的形成与发育, 引导城区空间有序发展。其次, 公共设施布局要与居住用地相结合, 方便居民生活,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尤其是将优势教育资源布局在低收入区, 不但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 更可以帮助解决社会空间分异、棚户区、城中村等问题。再次, 公共设施要与城市开放空间相结合, 丰富居民休闲生活, 改善城市景观环境, 提高公共设施的活力与生存能力。
5.开发区建设不合理
首先, 选址不合理。开发区的选址通常由政府计划部门和商务部门主导, 对城区整体空间结构形态方面考虑较少, 往往造成老城区发展与开发区建设之间的矛盾 (6) (图7) 。其次, 功能不合理。由于开发区的用地有限, 而优惠政策又仅针对于企业, 边境口岸城镇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成效几乎将开发区变成功能纯化的工业用地, 缺少居住、商业等必要的配套设施 (图6) 。再次, 使用效率低。目前, 边境口岸城镇开发区土地开发强度普遍较低, 容积率几乎都在0.5以下 (7) , 并且单位工业用地的产值也非常低, 工业发展最好的满洲里市的工业用地单位产值也不足3亿元/km2 (8) (表4) 。
开发区选址与功能定位必须遵照城市规划, 保障城区整体空间形态结构的完整性和有机性。首先, 开发区的选址应当以城市规划为依据, 并且按照城市规划方案的用地布局安排开发区项目。其次, 开发区不能等同于工业区定位, 应当具有综合功能, 采用功能混合的方式利用土地, 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保持开发区与城区在功能上的有机联系。最后, 地方政府应当从生态、资源、社会、经济等多方面考虑问题, 制定近期与远期兼顾的招商引资政策, 避免土地等资源的浪费。
四、结语
边境口岸城镇中心城区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突发性、阶段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这些特征都与边境口岸的开通密切相关。口岸位置、口岸功能以及口岸经济推动了中心城区规模的迅速扩大, 影响了建设用地的发展方向, 改变了城区空间的布局结构。由于以往一般城镇的规划建设经验难以适用, 现有的边境口岸城镇在中心城区空间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往往缺少有效的控制和引导, 由此出现了用地使用效率低、空间系统性差、功能有机联系少、选址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在边境口岸城镇迎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2]分析中心城区空间形态演变的历史特征和主要问题,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规划策略、政策措施是实现城镇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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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土资源部, 建设部, 等.关于清理整顿现有各类开发区的具体标准和政策界限的通知 (发改外资[2003]2343号) [EB/OL]. (2003-12-30) [2016-01-16].http://wzs.ndrc.gov.cn/zcfg/200507/t20050715_671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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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黑龙江省统计局.黑龙江经济统计年鉴 (1990) [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11]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统计年鉴 (1990) [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
空间形态演变 篇9
论文选取了著名的历史名城的风景湖泊——济南大明湖为例,通过对济南历史名城和大明湖风景区空间形态的演变分析,总结出制约滨湖空间形态变化的因素及发展趋势。
1. 大明湖的历史沿革
1.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已有这个湖的记载,称为大明湖。
北宋时改称四望湖,后渐堰塞。金代起以原在这个湖东面的“历水陂”(后城西湖),西部承袭大明湖之名。这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2、大明湖是济南市内的一处天然湖泊,其水由众泉水汇流而成,水质清冽。
有“泉城明珠”之称(图2-8)。作为一处风景名胜区,除其自然景观外,人文景观的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现在就来梳理一下大明湖人文景观的各阶段建设。根据研究,大明湖的建设根据其建设特点可分为四个阶段(图2-9)。
第一阶段:魏晋时期—清代,大明湖人文景观的逐步形成时期。
第二阶段:1911-1948年,大明湖人文景观发展受到阻碍时期。
第三阶段:1948-2003年,大明湖景观恢复建时期。
第四阶段:2004年—至今,大明湖重现往日辉煌时期。
2. 济南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
济南在历史各个时期的城市变迁。总的来说分为四个阶段(图2-10):
2.1 西晋——明朝初期:
济南起步发展期。西晋永嘉末年(313年)前,济南郡由东平陵迁至历城,历城开始成为济南州治所在。古代的济南是以农业活动为主的政治、军事中心,古城城市空间主要由官署、寺庙及居住区组成。魏晋时期,古济南在历水以东,修筑东城,与秦汉历城县城隔河相望。为顺应历水走向,并受东南U水冲沟的限制,东城为一长方形,与旧城形成双子城的格局,此为济南古城的第一次发展。唐宋时期,济南被称为齐州和济南府。在金朝、元朝统治期间,济南城修建和损毁不断交替进行着,城区逐渐扩大,但具体发展的形态格局无从考证。
2.2 明清时期:
济南城市形态演变,呈“跳跃式”发展。明初济南城内,官署相对集中于两子城范围内,形成西南和东部两大官署区,而两子城以外的地方则成为普通居民区。随着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高,各级官署相继迁入,传统布局被打乱,形成以济南府治为中心,大明湖园林风景区位于城北部,官衙错列布置散处四周,民居交错其间的空间格局。商业上则形成以济南府治为中心的商业繁华区,同时东、西、南三处城关均形成商业街市,其中西关不仅商业最兴盛,店铺林立,而且也是手工业最集中的地区。到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济南府城在建设的同时,旧城区己经扩展到城府以外。清朝济南府城,从城市总体职能结构看,老城是城市的核心,以政治职能为主,外城以经济职能为主,市场活跃,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手工业街巷。
2.3 民国时期:
由于经济的不稳定性,济南城市发展处于时断时续状态。到1927年,济南城区商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盛时期”,这使得城市中的工商业用地较之前迅速增加,从而推动了城市外部格局形态的扩展和内部格局形态的重组。其突出体现是商埠区迅速发展和古城商业中心向商埠区的转移,最终形成古城政治文化中心与商埠区商业交通中心并置的“双核心”结构。另外,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济南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也起了推动作用。这突出体现在由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发展引发的济南城市格局的演变上。1904年济南依托胶济铁路,在城西自开商埠,城市形态呈跳跃式扩展,且商埠区的路网格局明显受到铁路线走向的影响。商埠区的扩展及胶济、津浦火车站附近的商埠区商业中心快速形成,促使了古济南城城市职能的分离。
2.4 新中国成立后:
因政治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期。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解放了的济南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济南的发展走过了一段曲折、复杂且极富特点的历史过程。城区呈空间“一三象限”小规模蔓延式发展,即呈“东—东北—北—西南”向的城市外扩。1956-1979年时段,国内政治环境时好时坏,由于受当时不稳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济南城市发展处于时快时慢、动荡不稳定时期。城市扩展在空间格局表现上为:跳跃式扩展与蔓延式生长相结合的以“东一北”部为主、周边绵延填空插针式发。1979-1987年,从空间格局表现上看,城市扩展的主轴“东北一西南”初步凸显,城市沿着没有障碍、地势平坦地东北方向和相对宽广地西南方向延伸,且以东北方向为主。1987到1995年城区空间格局发展在前期城市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城市处于继续加速发展阶段。“一城四组团”的城市空间格局形成。1995——2000年城区空间格局:大致以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为圆心点,沿东北一西南和南北两个轴向延伸。2000-2005年这段时间,城市扩展即将达到极限,城区呈蔓延及填充式扩展。城市空间形态由“一城四组团”(主城区和王舍人、党家、贤文和大金庄四组团)的格局变成“一城两组团”(主城区和王舍人、党家两组团)的格局;扩展方向轴也形成并稳定下来,城区扩展呈东北一西南走向(图2-11)。
3. 大明湖与济南城市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趋势
济南的城市空间体现出山、泉、湖、河、城有机结合、浑然一体的特色,构成了山水相依的城市地理形态和独特的城市空间特色。南部是恢廓苍翠的自然山体,中部名泉荟萃、湖光山色,北部是蜿蜒曲折的黄河及鹊山、华山等众多平地而起的小山头。这种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济南几千年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形成了济南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空间特色(图2-12)。
大明湖是济南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之一,和济南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对济南市民的生活和济南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将会为济南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增添丰厚的文化底蕴。济南的发展和大明湖文化不可分割,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彰显时代魅力和文化内涵。
从济南的城市结构看,它的中心部分,即原来的老城具有鲜明的风景特征和非常好的景观基础,而这一切都是由泉、河、湖构成的水系奠定的。但在今天,由于城市与水之间的关系被割裂了,这个城市并没有显现出它应有的优势。原来开阔的大明湖被城市建设、公园围墙、地形和植被围合封闭,只有进入大明湖公园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济南城市不断发展和扩张,城市水系在城市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历史上城、河、湖、泉相融的城市中心结构被侵蚀和破坏,河道和湖泊里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远(图2-13)。
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必须将城市、护城河、大明湖和众多的泉群紧密联系起来。大明湖和环城公园不应是各自孤立的园林,而应开放自身的结构,与城市的空间、城市的风景相融合,构成整体的泉城风光。大明湖及环城公园应该成为济南市中心的一个巨大的公共开放空间系统,它们应当成为普遍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和可以便捷实用的公共空间(图2-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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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空间的形态要素分析 篇10
在展示设计中，展示空间的表达是由其形态所展现的。清楚理解形态要素才可以通过形态来了解展示空间的内涵。点、线、面、体这几种基本形式是展示空间的基本形。当然，这些要素的最终的造型效果是与材料、环境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从而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
展示空间的其它视觉艺术形式一样，都是由最基本的构成元素来完成的。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最基本的造型元素或若干基本形态。这些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可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组织形态来限定着空间，决定着空间的性质，不同组织形式的空间有着不同的性格与情感表达，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通常意义上，点由于体量小而以位置为主要特征；线则以长度、方向为主要特征；面不仅具有长度还有一定的宽度；而体则以体量为主要特征。它们各有各的特征，构成形态中不同的作用和视觉效果。
点的存在是相对而言的，它的大小比例与空间中其它存在物有关。空间中较小的形都可以称作点。在展示空间里，块面交叉的地方、门窗转角处、结件的终端、小体量的装饰物等都可以视为点。简而言之，只要相对于点所处的空间来说足够小，而且是以其位置为主要特征的，都可以看作点。如一个小展台放在很大的展厅里，在一个很大的墙面上的小幅装饰画等等。点虽然小，但是在展示环境中常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视觉的中心，起到了强调位置的重要性。以点的形态在空间中所构成的形体，由于仅占极小的空间，它在展示空间构成中主要起到点缀和活跃整体空间的作用它在展示空间构成中主要起到点缀和活跃整体空间的作用故富有活泼，变化与韵律之效果。如若加之点的组合方式的使用，排列、序列、渐进、节奏、韵律、成组、堆积、对称、无序等，更能获得变化无穷的视觉效果。比如。一个点太小，不足以成为视觉重点时，可以用多个点合成群组，加强视觉的平衡。点也可以有规律地排列，形成线或面的错觉，给人整齐划一的感觉；也可以按照特定的组合关系排列以达到其所需的造型目的。
线是点移动形成的轨迹，点与线，是由静到动的过程。线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物体是由无数连续转接的面所组成的，面与面的交接处形成了线；即使在同一个块面，其表面的凸凹在光线照射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明暗交界线”以及物体与背景相互衬出的“轮廓线”。线的形态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有粗线细线，长线短线，直线曲线。线与线相接会产生更复杂的线形，如直线的接合可构成折线，弧线的接合形成波浪线等等。不同的线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垂直线有向上、理性、挺拔等的感受，水平线则是稳定、舒缓、安静等等，斜线具有不安定性，变化多端。直線与曲线相比，其视觉表情是相对单纯明确的，不同的曲线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所以在空间中内部的曲线相对于直线更富有变化感，所表达的感情也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充满直线的相对理性空间中，如果有曲线的变化会使环境更具有亲和力和人情味。合适的运用线的特征可以调节展示空间的视觉气氛，使整个展示空充满节奏，韵律和层次感。
面是线运动的轨迹，也是体或空间的边界。面也可以由扩大点的面积或增加线的宽度来获得。点或线的密集排列也可以产生面的效果。面的视觉效果主要是其内所包含的视觉元素以及轮廓线所决定的。在展示空间中面可以是水平方向的，也可以是垂直方向的，也可以是直面，曲面。面在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一般为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l.结构的面：使建筑结构外露的部分形成面，如刚或木结构展厅中的顶棚，暴露其结构展现高技派的特征，营造现代感。
2.材质的面：用不同的材质表现不同的设计意图，纺织物表现其软质感，抛光水泥界面表现其粗犷感，或以不同的材料镶嵌和穿插，如光亮的镜面与粗糙的实墙相穿插，形成虚实相交的迥异效果，增加视觉冲击力。
3.光影动感的面： 利用光影手法型造营造冲满动感的界面效果。可以是点光源的连接、并列，也可以是线光源延续或界面的自发光等。
4.绘画感的面：利用壁画或现代彩绘装饰界面，可以烘托氛围，形成不同形式的美感。
5.层次变化的面：通过天棚的高低错落或地面的起伏，降低或提升局部空间，形成一定的领域感。界面的进退错开，既有方向暗示作用又丰富了空间层次。
6.动态的面：弧开的面，倾斜的吊顶，灵动的隔断，可以打破通常意义下展示空间方形呆板沉闷的空间。
7.半开敞的面：这种界面处理手法多样，作用广泛，如在界面和隔断处，可以以各种样式的立体图案开洞，形成一定的趣味性半开敞空间，地面亦可以开洞，内置各色灯具，极具表现力。
体是面的平移或线旋转的轨迹形成的。对体作全面的观察，需要时间的因素。体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可分为规则几何体和不规则的自由曲面体，展示空间设计中，展台、雕塑、景墙等大多是规则的几何形体单体或组合体。体块具有重量感，结合这组合、镜像、对称、加积等组合方式与造型、材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尺度、甚至色彩有关。比如异质同构会有不同的重量感，或同质异构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当我们处在展示空间中，对于其间各不相同主题与信息的识别，几乎全是来源于对展示空间内形体来感知的。人们对展示空间的印象也是通对展示内空间外形体的认知来记忆的。一座展示内空间外形体构成的成功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展示空间的形态要素的合理运用。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艺术学院）
作者简介：赵潇（1979-），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新乡学院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空间形态演变 篇11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作为人类长期聚居的生产生活场所, 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不仅体现了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 凝聚着民族的社会文化多样性;而且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不同的聚落形态, 具有显著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研究价值。然而目前我国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现状并不乐观, 所以研究传统村落的发展演变对于如何进行科学、合理、可持续性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红河哈尼梯田在2013 年6 月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在整个遗产中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随着申遗的成功, 各界对于元阳传统村落的重视度也逐渐增加, 尤其箐口村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和恢复其传统的村落景观则更为迫切。
箐口传统村落在2000 年前之所以得到保留是因为旅游尚未开发, 没有任何的旅游服务设施, 游客数量非常少, 并且缺乏经济发展动力, 导致村落建设停滞所致。 如今旅游设施逐渐得到完善, 极大的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村寨与外部环境的联系, 但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风貌、环境的破坏, 村落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削弱。 笔者将箐口2000年前村庄现状和2015 年村庄现状进行对比, 分析其景观空间演变过程, 并尝试就其保护与发展的目的提出建议。
1 箐口村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地理位置
箐口村 ( 图1) 位于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世界遗产核心区内, 始建于1014 年, 至今已有1000 多年的历史, 隶属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距离新街镇7 公里, 距离元阳县城南沙镇37 公里;北连土锅寨, 南到大鱼塘;坐落于半山腰, 占地约5 公顷, 平均海拔1660 米;年平均气温16℃, 最高气温33℃, 最低气温-1℃;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村民收入以种植业为主, 手工业为辅。
1.2 历史背景与村落特点
箐口村集中体现哈尼梯田文化的共性即“ 森林———梯田———村寨———水系”四素同构的空间格局 ( 图2) , 这是一个活的系统, 是哈尼人民改造自然, 变自然生态为农业生态的独特创造, 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完美结合的范例。 村落汇集人文与自然景观的聚落布局, 整体空间形态呈聚合密集型, 村内地形高低错落,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村落景观;并且保留了哈尼蘑菇房、寨神林、水渠、分水木刻、水碾房、水磨房、水碓房等生产生活设施, 以及哈尼族的民族服饰、梨、耙、锄头和织布机等生产生活用具, 村寨树林茂密, 鸟啼蝉鸣, 充满了浓郁的原始乡土气息, 且从2000年以来箐口村经历过多次的规划改造, 对其保护与发展产生了影响。
1.3 研究方法
2014 年7 月至2015 年8 月期间, 笔者进行了六次现场实地调研, 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对村落总体布局踏勘、前后对比分析2000-2015 年的村落整体形态, 以及对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进行测绘, 与居民访谈听取建议和意见等方法, 通过对上述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梳理、整合, 深入研究箐口村的空间景观形态, 从而分析其演变过程, 本文以2015 年元阳箐口村保护与发展规划范围为准, 主要研究规划范围内空间景观要素。
2 村落空间景观形态演变过程与分析
在箐口村发展过程中, 整体景观空间格局构成和主要街巷从建村开始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建筑形式和部分景观节点则发生了局部的变化。本文主要从村落整体空间、街巷空间、建筑空间三方面, 来分析其景观形态演变过程。
2.1 整体空间
村落整体空间形态不仅指村落本身, 还包括周边的自然山水格局、附属建设等。箐口村四周围绕森林梯田, 靠西以寨神林 (1) 为界, 临东以磨秋场 (2) 为边, 遵循哈尼村寨选址在磨秋场和寨神林之内建造就能得到村寨神灵的保护的说法。森林和梯田是传统村落的规模和发展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也是村民极力保护的景观要素, 因此在15 年左右的时间段内森林和梯田空间除了自然的生长外没有太多破坏, 只有保护好生存的先决条件, 才能不断完善其他村落形态。
村寨没有寨墙形式的边界线, 发展上限以寨神林、磨秋场之间为界, 自2000 年以来村寨规模不断增大, 由150户增加到222 户, 村寨的扩张以寨神林、磨秋场之间以南北增长。 但由于用地限制, 在近15 年的规模增长中呈现出密集发展的态势, 部分街巷空间被压缩、院落空间被挤占 ( 图3) 。
2.2 街巷空间
街巷空间是传统村落内部形态中最具导向性和功能性的因素, 生活方式的变化和需求也不断影响着街巷空间的布局。笔者分别从交通空间、水系空间、节点空间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这些空间的变化, 反映出村落的空间景观形态的演变。
2.2.1 交通空间
箐口村街巷道路系统 ( 图4) 的形成是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建筑组团的布局、尺度、朝向等都直接顺应道路系统的布置。
由图可见, 由于箐口建于山区丘陵地带, 因此其道路系统是沿山体地形而建的树枝型道路体系, 一条路主要贯穿于森林、民居、水系之间;但也是由于地形限制, 道路系统扩大发展较为困难, 基本处于不变的情况, 主街较短, 宅间小路较多。 部分变化主要是村内主要道路变宽、硬化;建筑与建筑之间、院落与院落之间的村内支路变得十分狭窄, 基本只满足“ 穿行”的功能。
2.2.2 水系空间
箐口村水系发达, 常年水资源充沛, 南部自建村以来就有一条河流自西向东流过, 至今经流不断, 且村内有许多水塘用来养鱼, 由于建房等问题, 水塘的数量逐渐减少, 由原有十几块处变为现在的八块, 且面积均有缩小。
村内现有主要道路经过 《 2010 年箐口中心村人居环境整治规划》 改造排水系统, 既做到雨污分流, 有一定的水系景观的效果, 又符合哈尼梯田的灌溉肥料要求 (3) , 基本保持沟渠沿街建的形态布局方式, 加之散落在村内各处的水井由原有的5 口增至现如今的7 口, 在2015 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根据人口增长、水井服务半径和用水量预测等要求, 规划新增3 口井 ( 如图5) 。
2.2.3 节点空间
(1) 院落空间。 箐口村原有传统民居基本保证“ 一户一院”的空间形态, 以石块砌围墙划定各家的范围, 院落以本土植物点缀, 具有浓厚的乡村院落空间景观特质。 2015 年经过现场调研可得现有可利用院落空间有35 处, 呈不规则形态, 空间混乱且非常拥挤 ( 图6) 。
(2) 广场。 广场是村落的中心交往区域, 功能性强2000年箐口村没有活动广场, 2001 年规划为了满足箐口村村寨环境需要, 结合村中心的活动广场, 在村头、村中、村尾修建了3 个文化活动广场 ( 图7) , 基本位于村落比较突出的位置, 且空间尺度较大, 具有一定的集聚展示和疏散功能, 因此箐口村的广场具有一定的文化性质, 有很大的展示功能;同时也极大地改善了村寨环境, 使得箐口村内部功能更新。
(3) 磨秋场和祭祀房。 磨秋场和祭祀房 (4) 是具有明确祭祀功能, 根据哈尼族的风俗习惯, 祭祀房自建村就有, 以茅草为顶, 木头为柱, 依附磨秋场而建, 是箐口村落重要的交往区域, 也是昂玛突节庆的祭祀场所, 人文影响较重, 是继承和传播哈尼民族的重要场所, 2012 年修整了磨秋场, 并修缮祭祀房 ( 图8) 。
2.3 建筑空间
2.3.1 传统民居———蘑菇房
元阳哈尼村落处于山区丘陵地带, 人口稀少梯田耕地多, 但由于保护梯田的政策以及村庄发展范围的限制, 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 发展用地很有限, 早期房屋街道排布, 简单却又秩序, 现如今用地紧张, 房屋基本建在有空地的地方, 杂乱又拥挤。
箐口村民居以蘑菇房为主, 蘑菇房是哈尼族传统的住房形式, 属土木结构的茅草顶兼土掌房类型;传统蘑菇房大多单体简单、体量方正, 用石块垫基, 夯土为墙, 木头为柱, 茅草为顶, 层数多为2-3 层。
2000 年传统蘑菇房还有96 栋, 随着城镇化推进以及旅游业带动经济文化的发展, 村落受到新的、非传统建筑形式的侵蚀, 现村寨中传统蘑菇房已经非常稀少, 目前只有12 栋, 基本为70 年代所建。 但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所以村民急切想进行建造和重建。 ( 如图9)
2.3.2“ 一户一院”中的景观小品
哈尼民居的建筑小品都极为朴素, 均是采用本土材料造就的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产品。 火塘是传统民居中必不可少的建筑景观要素, 不仅用作家庭聚会, 取暖等功能, 还能利用火烟保证民居中的木材不被虫蛀。 竹编屏障也是利用本土材料制作用于遮挡或隔离的屏障。 丰收的玉米、辣椒挂晒在屋顶上, 不仅起到了晾晒的作用, 也有一定的美观效果。农耕用房中的水碾、水磨、 水碓逐渐被铁器和碾米机器等高效率的现代化器具代替, 目前只是保留作观赏的功能。
由于现代民居采用的是红砖、平顶的形式, 生活也是采用现代方式, 没有了原有建筑景观元素, 缺乏本土韵味的同时, 也丧失哈尼民俗文化, 或是在不了解建筑文化的背景下随意引入自己觉得“ 好看”的建筑元素。
3 村落空间景观形态演变影响因素
箐口村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梯田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部分外来人口, 加上村落人口自然增长等变化因素, 都影响着村落空间布局的发展和演变。
3.1“ 自上而下”的发展因素
箐口哈尼村落的选址具有空间局限性, 村落无论怎么发展都必须位于寨神林和磨秋场之间, 但人口增长的比例和发展用地并没有同时增长, 因此, 由于没有更多地空间发展用地, 导致村民只能占用自家院落或者部分道路来加建房屋, 造成现状村落房屋密度过大, 内部空间拥挤。
3.2 外部因素
在政治、经济上, 随着元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 同时箐口村也被划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 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 支持箐口村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青壮年外出务工人数增加, 原住村民收入增加, 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 但是新建房屋破坏了村落原有的景观空间和传统风貌, 这一点不容忽视。
在旅游交通上, 为了满足元阳哈尼梯田观光的需求, 梯田旅游环线已经修通, 而箐口村位于环线的第一个旅游点,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乡村旅游的发展势必会给村落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不仅如此, 进村以及村内道路的修缮也在影响着整个村落的景观空间。
在文化上, 不可避免的外来文化入侵, 丰富的民族文化体验, 深入的城乡文化交流, 建筑技术和生活方式的进步等, 这些因素都在改变村落的景观空间。
4 结论
从演变过程及结果来看:
(1) 传统村落是人们居住、生活和进行各种交流活动的场所, 景观空间演变的过程也是人们对于各种美好的生活意境的向往但无论人们追求城市化、 现代化的梦想有多急切, 仍然保留传统哈尼村落空间格局和农耕文化, 这充分说明箐口村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箐口村落的景观空间发展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还有一系列内部外部环境的因素, 各因素在村落景观空间形态变化中占有不同的比重。 从客观来看, 村落的整体形态以自然为依托, 在定居之初, 注重以“ 四素同构”的人居环境、民俗信仰等为依据, 对地形地势进行选择, 并在之后做进一步完善。
(2) 在发展的后期过程中, 由于受到地形地貌以及民族习俗的限制。 村落肌理虽应以自然发展形态为主, 但仍需控制其发展规模和密度, 以满足民居生活便利性、舒适性的前提, 保证村落景观的完整性。
(3) 随着经济发展、旅游业的介入, 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为村寨提供发展机会的同时, 也埋藏着文化流失的危机, 民族传统文化在村寨各个空间结构中扮演的作用都是需要保留和继承的, 因此, 保留地域性文化对于形态的保留具有重要作用。
(4) 科学规划传统村落的发展策略和调控其资源的利用程度。 适时调整乡村产业结构可以让乡村功能提升, 实现本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对乡村资源利用率的合理调控, 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就越大。 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的重要策略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需求的产业优势, 以此为根本, 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落的形态方能保持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传统文化亦能换发出新的活力。
摘要：哈尼梯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每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 旅游的发展在促进了村落产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也对遗产核心区内的村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梯田核心区内的箐口村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且从2000年至今经历了数次规划, 其村落空间景观变化过程具有典型性。笔者从哈尼聚落的整体空间、街巷空间、建筑空间三方面来分析箐口村从2000年至今的景观形态演变过程, 探索其演变存在的共性、差异性和影响因素, 并尝试为元阳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传统村落,空间,景观形态,演变,箐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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