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形态

2024-07-04

知识形态（精选4篇）

知识形态篇1

近年, 产业集群知识溢出作为研究主题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但从目前研究知识溢出的相关文献来看, 其研究焦点是分析集群知识溢出的概念, 而对于具体到某个产业的集群知识溢出的相关研究少之有少。本文分析了软件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必要性, 从知识形态角度重点研究了软件产业集群知识溢出过程和途径,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以期通过知识溢出促进软件产业集群的快速良性发展。

1 软件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必要性

马歇尔 (1920) 指出:“一个人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 其他人接受了这个思想并且结合自己的考虑, 于是进一步产生另一个新思想, 集群企业在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中得益于‘产业氛围’的影响。”这种“产业氛围”使得集群企业可以像获得空气一样免费地获取某些技术和知识, 而集群以外的企业却很难获得这些知识[1]。而软件产业集群由于自身特点, 与传统产业相比, 尤为需要这种氛围获得创新的种子。

(1) 软件是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技术, 具有技术变化迅速、产品寿命周期短、产品性能改进快等特点。这意味着与传统企业相比, 软件企业创新要面临更多的风险, 再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 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单独地在其涉及的技术领域内完全跟上知识发展的步伐, 所以软件企业创新不是一种孤立行为, 在创新的每一步都需要得到外部知识源的支持。集群知识溢出使得集群内企业能够以最大程度、最低成本、最短时间获取所需的各种知识, 从而使得企业的创新活动犹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 所以说知识溢出是软件产业集群创新的重要基础[2]。硅谷的成功也正是因为知识溢出通过宽松的人才流动政策、非正式和正式交流使得硅谷空气中遍布创新知识, 企业可以随时吸收到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知识种子, 相互学习再整合创新使得硅谷的生机无限。而且软件技术更新换代极快, 很多技术还没有申报专利就已经过时了, 所以软件的专利申报率相对偏低, 这也为集群中知识溢出、企业相互学习创造了条件, 降低了由于引用他人专利而带来的法律纠纷。

(2) 软件产品的兼容性导致软件产业集群甚至整个软件产业都需要知识溢出。软件产品不同于传统产品, 单个企业的产品就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软件产品须嵌套在硬件产品上使用, 需要和其他嵌套的软件产品兼容, 比如某企业研发出一款非常先进的视听播放器软件, 如果与现有使用量最大的微软操作系统不兼容, 也会直接影响该产品的销售。所以任何一个软件企业都不能闭门造车, 软件产品的兼容性造成软件产业集群以及整个软件产业必须非常重视软件的标准, 每个企业研发的产品都遵守该标准, 这样就能做到兼容。而标准是通过软件企业间联合创新而产生 (也有些标准是先进企业在自有知识基础上通过整合其他企业知识制定, 所有企业共同遵守) , 是相对先进的技术协议, 是通过企业间知识流动、整合产生的创新知识。知识流动包括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知识扩散。前两者知识流动方向有目的性, 可以看作主动溢出;而知识扩散是最原始、最低级的知识流动, 没有目的性, 完全是自发的, 完全不可控制的, 可以称为被动溢出、不可控溢出。所以知识流动的过程也可看作知识溢出的过程。软件产品的兼容性决定了软件企业必须通过知识溢出, 整合创新产生共同遵守的标准, 也可把标准看作就是知识溢出的结果。

2 基于知识形态的知识溢出过程研究

在Fallah M H, Ibrahim S, 朱秀梅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总结得到了知识溢出过程图 (如图1) 。

基于知识形态, 可以把知识分成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字表述了的知识”, 其溢出往往是附着在语言、文字、图形、数字等载体上的, 通过它们的表达, 在集群内不同的主体之间传递。隐性知识是指尚未被语言或其它形式表述的知识, 它存在于特定的个人头脑中或组织体系中, 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 并且难以规范化、难以言明和模仿、不易被复制或窃取、不易传递给他人的知识[2]。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有不同的溢出特点。基于知识形态研究知识溢出, 可以把隐性知识进一步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是可表述的隐性知识, 通过个体的学习积累但还未被表达出来的知识, 如果知识拥有者能够表述出这种知识, 那就变成了显性知识, 因其未被编码化, 所以只有通过交流、会议等直接接触才能得到[3]。第二大类是情景知识, 零散分布于企业和集群环境中的知识, 这种知识通常需要特定地点、特定时间, 在特定环境中直接接触才能获得, 如很多国家模仿硅谷建立了多个软件产业集群, 给予企业很多优惠, 但发展态势都不尽人意, 硬件设施、产业扶植政策都可以模仿, 但是集群或企业具备的情景知识比如企业文化、集群文化却难以模仿, 而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种情景知识提供的良好创新氛围。第三大类是特定专业知识, 嵌入在企业或集群的未编码的专业知识, 比如技术诀窍和方法, 企业都有技术诀窍和专业知识, 而集群企业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和从事产业类似, 容易相互影响, 形成集群独特的未编码的特定专业知识, 只有深处于集群中的企业才能理解这种知识。第二、三大类隐性知识是企业、集群层次的, 其获取不是通过外化, 而是需要个体以自己的经验或实践, 通过直接接触吸收、理解、获取这种知识, 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有利于这类知识的获取。第四大类是个体的心智模式, 这种知识可以看作个体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 能够激发个体从现有知识中发展新思想, 或对现有知识进行综合或重组[4]。

隐性知识的转化从个体可表述的隐性知识开始, 这种知识通过外化过程转化为显性知识;而情景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中或共同的文化背景下, 通过直接接触才能转化为显性知识[3,4]。对显性知识的吸收需要一个内化过程, 在这一内化过程中, 需要利用个体的心智模式 (朱秀梅, 2007) , 这种心智模式是嵌入在人脑中的模糊知识, 是不能够被其他个体获取的。个体通过学习积累了大量的隐性知识, 而能够表述的隐性知识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个人心智模式包括可表述的隐性知识和不可表述的隐性知识。集群或企业是由大量员工个体组成, 个体的隐性溢出知识互相影响, 最终整合形成集群或企业的情景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而情景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也会对个体的心智模式产生影响, 使得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拥有的知识储备更符合集群或企业的要求, 使得集群中的个体思考问题趋于相似, 从而使得群内企业创新趋于同质化。所以集群内企业必须注重与集群外部的联系。

3 基于知识形态的软件产业集群知识溢出途径研究

3.1 显性知识溢出

软件产业集群的显性知识大多是一些技术资料, 比如源代码程序、技术设计方案等, 可以通过直接购买、正式交流获得对方编码化的技术资料;软件企业业务外包和联合创新又会产生产业链间的垂直溢出和水平溢出, 而且很多都是显性知识溢出;软件企业共同遵守的标准也是显性知识溢出的表现;软件企业分裂衍生也会造成大量显性知识溢出。总之, 直接购买、正式交流往往要支付高额成本去获得技术资料, 产业链间的垂直溢出和水平溢出是主动溢出, 双方都要付出成本, 但在显性知识溢出发生的同时也会伴随隐性知识的溢出, 这是企业要多加防范的。由于显性知识是规范化、系统化和编码化的知识, 可以明确表达并且易于转移和存储, 所以它的溢出也比较容易发生, 而且不受地理位置的约束, 比如标准、购买专利等完全可以和群外企业完成。而隐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约束, 隐性知识溢出要靠直接接触获得, 大多是发生在集群内部。所以为了避免集群的同质化, 应鼓励更多的外部显性知识溢出。

3.2 隐性知识溢出

软件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 其创新难度极高, 而且软件技术更新换代极快, 比如只要取得可口可乐配方 (固定不变的显性知识) 就能获得巨额利润, 但软件产品千变万化, 编程技巧远比源代码程序重要, 编码化的显性知识只能解决一时之需, 而且获得显性知识需要支付高额成本, 因此隐性知识溢出对于软件产业集群而言尤为重要。隐性知识包括可表述的隐性知识、情景知识、特定专业知识、个人心智模式四大类。情景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对个人的影响, 也就是这两者的溢出是必然存在的, 与集群内部不同企业长期直接接触、个体具备吸收能力, 就能获得这部分知识, 所以说这两类知识能否对企业创新起作用还取决于个体的吸收能力, 研究个体的吸收整合能力对于这两类知识而言更有意义。而可表述的隐性知识溢出不是必然存在的, 必须通过适当途径才能产生溢出, 所以有必要研究可表述的隐性知识的溢出途径。可表述的隐性知识溢出是个人层次的知识, 比如个人掌握的技术诀窍、编程技巧等, 因为没有编码化, 人是隐性知识溢出的主要载体, 必须通过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获得。

3.2.1 正式交流

通过政府或行业协会等集群代理机构为集群成员安排的学术论坛、专题会议、新品推介会, 以及相关专题论坛和研讨会等获得正式直接面对面的正式交流机会, 在获得显性技术资料的同时, 还能通过技术人员的直接接触获得可表述的隐性知识溢出。

3.2.2 非正式交流

集群企业由于地理上的接近, 使得不同企业的员工有可能彼此熟悉, 并在工作之外发生较多的面对面的交流, 非正式交流带来的是可表述的隐性知识溢出, 员工不可能交流企业显性知识, 因为编码化知识是所有企业严加防范的, 但是通过员工的交流, 溢出了隐性知识, 员工或多或少地还是会把溢出的新知识和创新想法带到自己所在的企业, 进而被企业所共享。硅谷的酒吧就为技术人员的非正式交流提供了场所, 非正式交流促进了可表述的隐性知识的溢出, 加强集群内知识的流动和沉淀, 提高不同知识源的知识碰撞、整合频率, 最终提高集群整体创新水平。

3.2.3 人员流动

软件行业是人员流动非常频繁的行业, 集群企业间的人才流动能够促进集群内部知识流动, 为企业带来新的创新种子。虽然软件企业员工都签署了保密协议, 不允许离职后泄漏公司技术机密、带走显性的技术资料, 但是嵌入在员工头脑中的隐性知识比如技术诀窍、编程技巧还是被员工带到了新公司, 员工个人的可表述隐性知识就很自然地在新公司溢出了。人员流动能够加强知识流动, 形成集群中知识创造与扩散的自增强机制, 促进集群创新。但是过度的人员流动也会破坏集群内部和集群企业的知识的延续性和积累性, 尤其是对于需要知识积累和创新的软件产业集群而言, 因此员工隐性知识显性化研究尤为重要。

4 建议

知识溢出是把双刃剑, 既能促进知识流动, 增加知识存量, 也会带来很多风险, 对此, 分别从集群层次和企业层次给出如下几点建议。

(1) 显性知识是编码化知识, 可以通过直接购买专利技术、源代码程序、合作创新等形式溢出, 编码知识溢出容易控制, 是主动溢出;而隐性知识是未编码知识, 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溢出, 溢出内容不可控制, 是被动溢出, 所以极易溢出核心知识。建议企业:

1) 通过知识分享加速隐性知识在企业的传播, 促进隐性知识显性化

如果个人隐性知识不能有效地转变为企业知识, 则企业不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 所以有必要通过知识分享促进隐性知识在企业中的传播。隐性知识的有效分享, 能促进企业内知识的良性流动和增值, 提高隐性知识效用[5]。企业可以定期召开技术、管理类别的知识交流会, 为员工分享知识提供环境和场所, 加强员工间的交流, 促进个人不可表述的隐性知识转变成可表述的隐性知识, 从而产生隐性知识溢出, 相互整合, 进而形成可编码的企业显性知识。企业应建立“按知识贡献分配”的激励制度, 把员工参与知识共享的程度和薪金、升职挂钩, 用知识薪酬支付制、知识股权期权制度等从近期和远期进行激励。企业还应建立学习型组织文化, 形成一种能促进学习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创新知识的良好氛围, 使员工建立自觉合作、自觉交流、自觉共享的价值观体系。

2) 在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基础上区分核心知识和非核心知识, 加强对核心知识的保护防范

企业区分核心知识和非核心知识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对于所有的知识企业防范其知识溢出要花费巨额成本, 是不经济的, 而且对于集群中的企业而言, 是有贡献知识溢出义务的, 企业只要严加防范核心知识溢出, 而对于非核心知识可以促进溢出, 以便于加强集群知识流动, 促进集群创新。隐性知识虽深隐于个人大脑中, 属于个人知识, 但是通过企业知识分享会改变个人心智模式, 极大增加个人隐性知识;而且很多由此产生的隐性知识属于企业的核心知识, 一旦员工离职就会毫无保留地带走这部分隐性知识, 给企业带来损失。所以建议企业应当加强员工隐性知识显性化[6]。显性知识溢出的防范措施容易实施, 对得到的编码知识进行核心知识和非核心知识的分类, 比如涉及企业核心技术即为核心知识, 对于这部分知识应加强防范, 防止溢出。企业可以通过加薪升职等手段留住掌握核心知识的人才, 减少核心知识溢出;如果员工执意离职, 企业可与其签订保密协议, 防止知识溢出;而且企业已经通过隐性知识显性化, 掌握了与核心知识相关的个人隐性知识, 这就可以极大减少由于员工离职带来的知识损失。

3) 必须创新, 并在吸收集群其他企业溢出知识的基础上再次创新

企业必须有创新, 有创新才能在吸收集群其他企业溢出知识的基础上再次创新, 产生新的知识, 增加企业知识存量, 贡献更多的知识溢出, 增加集群知识, 从而形成集群发展的良性循环[7]。如果企业没有创新, 只是一味索取其他创新企业的溢出知识, 那么创新企业会采取严防知识溢出的措施, 集群也就失去存在意义;而且创新企业和不创新企业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落后企业即使重新选择创新, 也难以利用集群层次情景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

(2) 集群层次应鼓励正常合法的知识溢出

1) 通过法律保证知识溢出合法化, 并建立知识溢出补偿机制

这主要是针对显性知识溢出, 鼓励集群内部的创新企业及时申报专利、设计版权等, 群内其他企业想使用该项技术必须征得创新企业同意, 并支付相应的使用费用。行业协会应切实发挥监督作用, 对于非法使用创新技术的企业应给予通报, 并上报国家有关部门, 及时做出惩罚。知识溢出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是必然存在的, 创新企业或多或少都要受到损失, 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奖励等激励机制切实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减少知识扩散带来的损失, 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高校、科研机构、技术咨询机构应为创新企业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服务, 比如提供公共知识溢出、创新项目的搜索、核心技术攻关等。

2) 建立正式沟通机制, 鼓励正常的知识溢出

正式沟通机制[8]指的是行业协会或者政府相关部门专门为集群企业组织的学术论坛、技术研讨会、专题会议等交流形式的活动, 为企业创造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便于群内企业及时了解最新技术发展动向, 也便于创新企业与集群企业或者群外企业进行沟通, 实现了知识的正常溢出。

3) 培育独特的情景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 为集群良性发展创造良好氛围

在软件产业集群内应着力打造集体学习和协作竞争的集群文化, 营造 “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注重培育诚信文化, 提倡敢冒风险并宽容失败、淡化等级观念和重视非正式交流的创新文化[8], 通过培育集群鼓励创新、知识分享的文化和正常合法的知识溢出, 加强集群知识流动, 形成集群独特的情景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 为集群良性发展提供氛围保证。

4) 创造更多的非正式交流机会

如前所述, 隐性知识溢出对于软件企业至关重要, 企业层次应做好隐性知识显性化, 在保护企业核心知识基础上鼓励非核心知识溢出;而集群应创造更多的非正式交流机会, 比如设置集群企业的技术论坛, 或者开设酒吧等休闲场所, 鼓励不同企业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 加强集群知识流动, 促进集群创新。

摘要：从知识形态角度, 可以把知识分成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这两者的溢出特征是不同的。研究基于知识形态的溢出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对软件产业集群而言, 知识溢出是必需的。为此, 重点分析了软件产业集群显性知识溢出途径和隐性知识溢出途径, 并提出了促进软件产业集群良性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知识溢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软件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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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珂.产业集群升级的机理及路径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 2006.

知识形态篇2

问题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如何注意修复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2]。

一、思想者与社会良心的消隐

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表现自身价值的契机，勇敢地充当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尽管挫折和磨难不时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悲壮性、其崇高的殉道主义精神使整个社会为之动容。在愤懑不平中，人们猛烈地结构那些符号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但是在时间之针拨向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却出现了高度的萎缩。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他们对存在的境域问题失语或缺席。许多人从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场域纷纷撤退。发展到极端，人文学者不谈社会，作家艺术家不涉指实现。他们把自己幽闭在精神的象牙塔里，或者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区、制作玄学；或者把寓言当外壳，涂抹一些常人猜不透的文字。相当一些人在九十年代初把自己的撤退和逃脱说成是超越，洋洋自得地炫耀他们关注的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为了给自己的卑怯寻找理由，他们还给知识分子作了新的定位，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学术人，利用畸形的市场机制为自己的文化生产打开了一点销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许自由的文化空间而获得一点虚假声名的人，还竭力为这种机制唱赞美诗，似乎现在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佳时代，任何牢骚满腹，、怨天尤人都是无病呻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在叙述领域、在文化生产场中弥漫着庸人气乃至腐朽的僵尸气。

这里我不想和同行们讨论历史的进步与否，因为社会的必然进化会为每一个时代的的存在提供合法化的理由。我也不想说明学术的真正发达需要怎样自由的社会空间作保障，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有明确的感受。我只想针对那些“搞纯学术”的观点重温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学术价值的社会尺度。这也许是被人讪笑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表述。然而那些历史上伟大的先驱者已经为我们出示了足够的经验范例，即知识分子必须保持对人类事物的高度关怀。可以这样认为，自从人类社会缔结以来，在人文科学中就没有脱离社会的纯学问、纯知识；所以所有进入这个场域里的人，都要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并从那里获得实现资源。学术上的高低不像有些文章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地说些让人不明不白的话，而在于你的言说是否能够启发人去寻找更好的存在方式。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智者总是面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现实世界说话。他们切入问题的具体性往往都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些问题（如性史、麻风病院、学术人）散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为麻木的人们所不觉。而一经他们的介入，一经他们的考古挖掘，马上便形成对当下统治秩序和传统积习的惊世骇俗的挑战。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干预并没有使他们肤浅，相反给他们的深刻造成了有力的凭借，使他们成为由此升华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许存在着巨大的纰漏，可是他对忽视人的革命哲学的抨击，他为寻求人之自由所做的探索，使他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中。鲁迅也许像某些诋毁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专门的学问，由对国民弱点的揭发所造成的深刻，使他成为在20世纪里没有一个国人能够超越的思想家。钱钟书的声名与其说是因他的学术成果而成就，不如说他因无情解剖现代腐儒的小说《围城》而成就。一当他与世隔绝，将自己封闭起来，他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以他为楷模而又缺少他那清高与骨气的人更何足挂齿。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实际是在腐败和黑暗面前丧失良知、为自己走向行而下所找的借口和托词。那些倡导个人化写作的言论也并不都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拒斥，人们常见的多是渺小个体的孤芳自赏。以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例，真正有点价值的寥寥无几。反倒是发扬鲁迅精神的年轻后生摩罗、余杰、林贤治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由此我们确信，社会价值是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

由于知识、学术是科学和理性的表征，因而就规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场域中的特殊作用，即启示人们铲除野蛮和暴力而走向文明和民主。真正富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肩负两项使命，一是不断发现更为文明更为民主的社会结构，一是不断揭露现存社会秩序的问题。萨特和马尔库塞把揭发批判现存社会的缺欠当成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的观点尽管遭到了科学理性精神较强的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反对，可是在民主和自由并不发达的、专制和暴力十分盛行的社会场域中，他们的思想无疑更富

于生气。面对斯大林时代或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谁能否认《焦尔金游地府》、《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出现的伟大意义？承受着“四人帮”时代的高压，谁不为天安门诗歌的自由喷涌而感到痛快？由于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生产场的中心，只能处于边缘，因而其思想上的怀疑与批判不可能解决生产场的根本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人就以此戏称知识分子为“文

化英雄”，并公开怀疑他们的作用。但是思想的力量不可低估。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它不但能够消解旧有统治方式的合理性，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对良性社会结构的思考。不止如此，那些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为人类发现了文明之普遍原则的思想家还会赢得人们永恒的爱戴。张角、黄巢、普加乔夫是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革命家。但是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狄德罗、卢梭在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恐怕更为久远。直到现在，他们为人类构筑的现代性也不能说过时。因之不能小觑知识分子的思想预设作用和精神批判作用，知识分子也理当以独特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为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结构的中心因而放弃应有的责任是短视；面对邪恶而不置一词是懦夫；为谋取一点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是蠕虫。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在精神向度上出现了高度萎缩，简直可以用平庸化来形容。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显然需要同此旧我告别、重塑自己的人格，像鲁迅所说敢于做扶哭叛徒的吊客，像本雅明所言骄傲于做一个波西米亚流浪汉。当然，强调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生产场域并不等于否定其他种种文明行为的可能性。虽然那种大轰大嗡的广场情结已被许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证明为破灭了的现代神话，但当社会需要张扬一种普遍的公理和正义时，像雨果、左拉、托尔斯泰、萨特那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还是人们热烈期盼的。据布尔迪厄的描述，左拉为犹太军官德雷弗斯公开辨冤一事构成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模式[3]。正是按这种文化模式面对现实世界他们被当作社会正义和良心的代表、创造文明和民主秩序的信使。中国知识分子是否需要告别平庸而走进世界知识分子的行列呢？

二、权力的仆从

人类文化史上那些伟大的先驱为知识分子完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把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意义提到了极限，照亮了人之为人的最佳存在方式。

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这些先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对自由及自我价值追求的自觉，更在于他们对权力意志者的拒绝。布尔迪厄在他的反观社会学中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4]。一般说来统治者总是要把其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奴仆与工具，而畏惧于他们的权力，被统治者多半都安于历史给定的命运。独立知识分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这个历史宿命，并以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来起诉这个传统社会结构模式的荒谬。他们极力维护自我的尊严、抗拒一切强暴的掠夺和奴役。贝多芬一脚踏破魏玛宫廷的等级制，不给迎面而来的王公贵族让路，反而逼得他们闪在路旁向自己问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贝多芬的脚步：公爵在世上成千上万，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塞维特斯为争取个人对《圣经》的自由解释权同新教领袖加尔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即使面对火刑的威胁，他也绝不对自己的注释改动一字一句。他的肉体虽然被烧成了胶状物，可他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战胜了新的独裁者而成为历史的永恒。

进入文化生产场域的每个分子都应当懂得这一游戏规则：牢牢地把守住自我。他不属于任何阶级、集团和个人，只属于自己。如果说他在社会结构中还有身份，那么他应是不偏不倚的人类事物的仲裁者。少数人可能借他的思想财富图谋私立，然而他的本意却是为全人类共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决定他不去逢迎、巴结、讨好任何权势者。林贤治有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假如我们敢于面对权力常常是统治者压迫别人的工具这一事实，你就不会感到林贤治的表达有什么问题，更会同意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说法：“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5]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做过高贵的选择。在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中他们曾努力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做精神独立的文化生产者。特别的在批判官本位的过程中他们高扬了精神文化的巨大价值，明确地为自己的文化人角色作了历史定位。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逆转。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依附官僚的传统，新的社会结构不但没有改变传承千年的格局，反而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难有精神上的独立，其文化生产基本上是为政治权力服务。只是因为殷勤效命及十年仍没达到当政者的满意，反而受尽了摧残和凌辱，他们才在社会及文化转型之初对“官本位”进行了声讨。然而骨子里他们并未脱尽奴隶意识，与以往所不同者是他们把自己的奴性驱逐到了无意识区域。9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原因，知识分子及其生产开始贬值，权力开始大大升值，这是沉积到意识低层的奴性意识浮到了意识的表面，知识分子中间滋生了权力拜物教的可鄙现象。因为切身感到文化生产本身不能给生产者带来荣誉、地位、金钱，而领导却能给予，因此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向庸碌无为的官僚调情。为了评职晋级，他们或者不惜缩短身子低眉顺眼地按长官的意志办事；或者努力擦抹原有的思想锋芒，让自己的大脑追随权力话语而转动。一位70年代末通过力主社会主义悲剧而扬名、后来又企图以无意识文艺心理学改造主流文艺思想的所谓理论家就突然转换了面孔，成为主流话语的生产机器，甚至请回“左”倾时代的棍棒批评，随意打杀精神的异端。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最高教席，可也把自己的丑陋暴露于天下。

布尔迪厄在他的反思社会学中准确地揭示了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6]。这种同源性决定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一方面对于权力上的统治者，他们是被统治者，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而且由于政治体制对学术体制的严格规定性，我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更为严重。在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体制内作一个文化统治者是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结果，而在我们这里则明显地表现为一种自觉。那些体制内文化学术团体不要说，其发言人总要以“官”的口吻说话，好象他们是被特殊授权来宣布文化世界的真理的，谁也不容置疑、必须加以实行。就是有些民间团体诸如各种学会之类也如法炮制。那里学术的高低、有无权威不由学术本身来确定，而由职务、级别、种种非学术因素来确定。你有职务、有级别才有生产学术的资本；无职务、无级别，就无生产学术的资本，只能接受压抑者的压抑。包括相当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言与不发言也都照此规则办理。由于权力如此重要，所以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对学术不感兴趣，千方百计挣当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等等。

还有一种趋势不能忽视，就是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不满足于学术圈内的荣誉，当官场的大门向他们打开后，绝大多数人争先恐后地踏上它的台阶。在学术上他们给人造成一种开放、前卫的良好印象，似乎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代表。然而他们对政治生产场的游戏规则比文化生产场的游戏规则还要精熟，一旦捞到一官半职，便玩得出神入化。在提携者面前，他们是谦虚有为的青年；面对同行，他们是被“理解”精神所照拂的对象。照理说，我们对他们的选择不该有过多的腹诽。社会总得有人管理，有文化的人管理总比没有文化的人管理要好。问题是他们的文化生产与政治生产反差太大。人们希望他们进入仕途后能够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使之走向理性和民主。然而从事实上看，这些受过新时期最好教育的一代人最为油滑。你别指望他们会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他们会一丝不苟地恪守旧的规则，并且以温和、不让你恼怒的方法将这些规则贯彻到底，达到那些僵硬的官僚达不到的目的。长篇小说《国画》通过朱怀镜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朱怀镜80年代早期的大学生，受过启蒙主义文化精神的乳哺。但是一旦进入官场之后，他就开始自我异化和被权力异化。表面上他信仰理性、民主、自由，而实际上他始终把丑恶的权力当作思想和行为的轴心。为了向上爬，他把朋友的无价之宝——国画无偿地送给了市长。为了实现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他又消灾灭火把另一个朋友的尖锐新闻稿件扼杀在摇篮之中，使罪大恶极的县委书记逍遥法外、平步青云。在无论权力生产场域还是文化生产场域，他都显得文质彬彬、极有修养，然而行贿受贿、吃黑打黑、声色犬马，他无所不为。在他心目中不要说人类、民族的意识没有，便是人子之义务，他也不作任何承担。他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对这个物质世界包括女人的充分占有欲。从朱怀镜反观现实中一些红光满面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官员，你会相信：他们是彻底令人绝望的一代。

扫视了知识分子的官场化倾向，我们就会明白9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一个时期里不断有“大师”的呼唤及没有“大师”的困惑。试想在一个极少数人做学问、多数人仰视权力、为权力服务的文化场域里能指望什么思想大师出现呢？中国知识分子要能有大师诞生，除了要争取独立自主的学术机制而外，必须把自己由一个权力的仆从变成一个具有自由意识的批判权力的思想家。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等已经成功的地走过了这条道路。

三、文化知识的商贩

文化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资本，也是知识分子问身于社会的凭籍。由于文化知识能够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福利，作为回报，人们给知识分子一定的酬劳。知识分子不是上帝，他要有相应的物质给养才能生存，因而对于他们靠着文化知识而谋生，有点知识眼光，不应有任何异议。但是靠知识谋生只是知识分子存在的第一义，他不带终极性。知识分子对文化知识还有更高的追求。文化知识就其本质性存在来说是为了把人引向高度的文明。这个质的规定性要求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必须首先走向文明。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仅把知识当作食利的手段，还要把它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所谓“目的本身”即承认文化知识作为真理认识的神圣性、纯洁性、不可动摇性。当对世俗利益的谋求不以损害知识为代价时，我们可以保持两者共存；当利益的谋取有辱知识的尊严时，我们首先要捍卫知识的圣洁律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悲的动物。其可悲性在于作为一个有精裆畹亩镉惺被嵋蛭薅鹊刈非蠊倌芟硎芏允ё约旱木窦以埃傥话愣锏乃健Ｖ斗肿哟嬖诘囊庖寰褪且宰陨硗阉椎淖非蟀镏嗣腔指醇且洌一鼐窦以啊馐侨说淖罡叽嬖谥场＞痛硕灾斗肿邮侨死嗑竦氖赝撸嵌灾兜奶却阕诮谈星楹托味系囊?味。正是凭着自我对世俗性的超越，他们才能产生出更多的真理。本世纪法国思想界的最后几位大师（无论萨特、德里达，还有布尔迪厄）走的道路是颇能给人启发的。如果仅仅考虑体制内的优厚待遇，维护既定秩序，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走上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们不满足于作为一个食利者而存在，为了寻找智慧的“宝瓶”，他们走上了反叛体制的道路。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新思想尽管不可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世纪末的高峰。

以此反观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文化知识在他们那里失去了任何真理性、目的性、神圣性，只剩下了前面所述的第一义：谋利的手段。相当一些人利用市场机制来生产知识和销售知识。他们不管是否真知、是否为我们的文化语境所需要，只要是新的、时髦的、能够给自己谋得响亮声名的东西，就炒作、搬运、贩卖。例如作为一个残留着许多中世纪的野蛮、黑暗和暴力的民族，我们最需要传播人道主义、自我意识等等现代性话语。可是据有些人说，西方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精神，为了与他们取得同步，我们也得消解人道主义、流放自我。他们给人道主义、主体性哲学编排的罪名是：可以产生希特勒、产生法西斯主义。可是他们恰恰忘记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种指出的，希特勒的产生不是民主自由思想发展的结果，而是民众蒙昧的必然、权威主义（奴隶主义）性格的必然。又如当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被作为正反两方面的话语误读过来后，马上就有人拾起自造的“东方主义”破旗反对同样是自己捏造出来的亨廷顿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及其对东方文化的歧视。令人不可思意的是这些东方主义者正是不久前还在国内大面积播撒西方后现代话语的批评家。那个猛烈攻击张艺谋向西方陈情的人，自己就曾抛弃母语而用外来语（如体验美学、卡里斯马情结等等）写书，“向西方陈情”。他们由后现代到新保守主义的转换之快使国内外学者无不感到骇然。赵毅恒就曾著文表达过自己的困惑。其实人们的困惑是不必要的。因为你的困惑都是出于对学术的真诚而产生的，而令你困惑者是不讲究学术上的自我和真诚的。他们什么信念都没有，所有的只是商场中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即不管什么货色，那管是截然对立的东西，只要使我第一个获利、出名，我就叫卖。还有一层内容没被好心的人们点破，就是当亨廷顿的国情咨文被误读到中国后几乎成了敌视东方文化的典型文本，因而也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民族文化的自卫情绪和敌视西方文化的情绪。期间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大概害怕自己的名字同亨廷顿连在一起，害怕被指责为主张全盘西化的异类、西方文化侵略者在中国的内应，所以才迅速改换门庭，张扬东方主义，给自己戴上新保守主义、爱国主义的帽子。然而这种迎合更令人恶心。

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布尔迪厄则醒目地揭示了文化生产中的显赫权力——命名权。他指出：“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它的学术首创权，权威、派别领袖、盟主的进身权，而且所命之名一旦“被用在公众场合”，广泛流通起来，还会具有“官方性质”[7]。布尔迪厄非常惋惜法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谨慎小心的态度，这使他们没能抓紧命名权。然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必担心，别看我们没有生产自己思想的能力，却十分富有制造大声名的本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似乎特别内行。当许多学人还以传统政治学的观点来打量“话语即权力”，表示出种种惊异和困惑莫解的神情时，他们便迅速领悟了福柯表述的重大意义：话语不但能够产生出权力，也能产生出名利、地位。不断推出新话语，就能垄断文化生产场的全部权力，使天下所以舞文弄墨的人都跟着我走。相当一些刊物出于同样商业化的目的，为他们提供阵地，帮助他们制造“圈子化”的批评，实行话语霸权。仅以文学批评为例，在90年代就有“新状态”、“新体验”、“新生代”、“晚生代”等种种命名。对于一定现象的命名不可一概否定，然而它必须是严肃的、谨慎的，既能符合实际，又能包孕一定的美学、文化内?荩顾哂邢嗟钡奈榷ㄐ裕米奔涞目佳椤？墒强纯?0年代的文学命名究竟有何根据？又有什么学术价值？什么叫“新状态”？从横向上看，“新状态”能够说明哪个时间段的文学？哪一段现在进行时的文学不可以叫“新状态”？再从命名者对其内涵的描述上看，什么写自我、写感觉，什么无文体界限、注重散文化，哪有特殊之处，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描述只是新时期文学批评成果的大杂烩而已。创作的实践也证明，“新状态”纯系一种虚浮的预设，至今就没有一个“新状态”作家表现出大气候。同理，所谓“新生代“、”晚生代“都是些浅薄的命名，他们除了给命名者带来了话语权力、帮助他们推销了自己的产品而外，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这种商业化的、世俗的行为，我们只能保持高度的冷淡。

问题不止于此。一个广为流行的商业化行为是炒作。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评职晋级，圈子之中、朋友之间、夫妻族内互相吹捧，有的请人吹，有的化名自己吹自己。更有一些人成立文化制作公司，根据顾客的不同需要，明码实价的写作、出售各种文体的文章，从中牟取红利。至于作家们为大款们歌功颂德（写报告文学之类），期刊出版单位出卖版面和书号，教育部门出卖文凭更是屡见不鲜。如此运作的结果，文化生产的正常规则全被打乱，以假充真、鱼目混珠的现象日甚一日。到现在学者不像学者，教授没有教授的水平，知识分子队伍里挤满了混子骗子、文化奸商。可以预言，如果再不进行反思和清理，知识分子将在畸形的市场机制中把自己推向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笔者周围的许多职工就对知识分子满腹鄙夷。

①本文因主要研究问题，所以不能提及少数精英知识分子90年代的表现，敬请他们原谅。

②参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92—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见《实践与反思》第29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④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⑤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24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⑥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知识形态篇3

美学的学科命名指主体对美学进行学科本位的理解, 是主体对于美学学科“起名”的过程和行为。因为学科命名代表了该学科的基本研究内容与对象, 所以其中带有强烈的本体论色彩, 通过对学科本体的认识来论证学科的独立性。因此美学的学科命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美学本体存在的固化体现。审美主体是美学存在的重要一极, 主体的认识总是在变化中寻找动态平衡, 美学的学科命名也表现出动静交融的整体趋势。“使用导致了命名的动态变化, 而理解的一致性又迫使命名的这种动态变化不能超过一定的极限, 使其尽量呈现凝固状态。”[2]美学学科命名的动静辩证体现出美学的本体论认识不断变化, 为本体论的知识形态考察提供了可能性, “本体美学, 是从我们自身亲切的感受体会, 来开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也同时开拓我们内在心灵的思考与意志能力。”[3]美学的学科命名为主体提供了本体论变迁的固化理解, 在这种理解中美学本体论作为知识形态不断深化, 逐渐成熟。

一、感性学:学科独立性体现

哲学的整体思考孕育了美学的产生, 美学在主体“知”与“意”的思辨中寻找到了属于自我的“情”的空间, 由情生发而出的感性就成为美学早期发展的主要研究内容。鲍姆嘉通用“Ästhetik”命名他发现的这片情感空白, 将理性的哲学认知引入到“情”的感性花园之中, 开始了对感性主宰的情感进行哲学分析, 而“‘伊斯特惕克’的比较精确的意义是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4]美学诞生之初的感性学命名将感性作为美学存在的独立意义体现, 旗帜鲜明地用感性将美学与母体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区别开来, 感性因此成为美学研究的本体, 不断言说着自身的独立存在。

情感因为其感性特质在哲学世界中一度被边缘化, 与论证严密的理性思维相比, 情感曾经自惭形秽。审美判断恰恰“出自某种精神情感的判断”[5], 美学所研究的情感“既不是知性的一条认识原则, 也不是意志的一条实践原则。”[6]它在二者基础上产生, 但又游离于知与意之外, 顽强地存在着。美学探索着感性作用下的情感的理论研究意义, 对美学的感性命名科学地把握了审美活动的主情特征, “美是在陶醉中展开出来的。美本身乃是那个把我们置入陶醉感之中的东西。”[7]审美以感性为基础, 感性使主体认识到美的存在, 审美意识的高度发展刺激了审美活动的发生。情感中感性的认识方法扩展了哲学研究的外沿, 丰富了哲学研究的内涵, 使主体的知识体系更加完整。“人类的知识体系中理性认识有逻辑学在研究, 意志有伦理学在研究, 而感性认识却没有一门科学去研究, 他认为感性认识也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8]感性认识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有机组成, 它的存在开启了以审美活动为代表的另一片天空, 以感性认识为对象的美学思考理应获得科学研究的意义和资格。

二、美学:学科对象化表达

当美学研究逐渐展开, 脱去稚嫩之后的美学不再满足于对认识方式的把握, 整体学科开始了审美认识的世界本体探索。美学研究的范围在外在世界的融入下不断扩展, 美学的本体意义复杂化、多元化, 感性此时成为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一, 其对美学本体的代表意义被削弱, 美学的学科命名逐渐由感性学过渡到美学。美学即研究美的学科, 其中美属于对象化存在, 美是独立的, 是美学关注外在世界的典型概括, 美学研究美, 美学研究以美本身和呈现美的对象两个维度发展着学科对象化, 美学将美本身视为研究客体, 也同时研究呈现美的对象, 美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客体对象化倾向。

首先, 在“美学”的命名中美本身是主体审美意识的显现对象,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9]由于美学的感性认识方式, 主体审美意识的有效传达需要将抽象的逻辑思辨转化为美本身, 主体借助于认识美进入美学研究之中。“美学”的偏正结构命名, 体现了美的名词性存在, 美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围绕“美学”衍生出了“社会美”、“自然美”及“艺术美”等一系列美本身的特殊化表现, “美”在“美学”中是寄托主体意识的外在表象, 自成一体, 在各种环境中作为研究客体出现。

其次, “美学”的命名蕴含着美的对象化与对象审美化的双向运动。当美成为一个名词被普及的同时, 美出现了形容词的功用, “美”之物成为美学学科对象化的有机组成, 审美感性通过“美”之物来完成, “在美里这种感性存在只是看作概念的客观存在与客体性相, ”[10]美体现在对象的审美特征之中。美的形态研究进入到美学研究视阈, 悲剧、崇高等形态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朗加纳斯的《论崇高》中走出, 在美学的关注中焕发出审美的光芒。

三、美感学:学科主体化表现

在“美学”命名中, 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对象之美, 主体认为客观对象本身的美是固定的, 主体意识的作用只在于发现, 美的形式说大行其道。主体热衷于从形式的角度总结美的客体, 对应不同的审美效果。主体在客体化美学研究之中处于从属地位, 其审美活动只是对象感染下的被动反应。关注人性发展的哲学转向以及心理学的长足进步, 人类对于自我的主体认识不断发展, 发展后的主体拥有了高度的自主权和主观能动性, 高度自觉的主体反观审美, 发现“审美是对于一对象之无利害关心的欣赏。”[11]欣赏是主体特有的精神活动, 无利害关心则是主体进行审美的必要准备, 对象只是主体内在审美意识的外在表现, 美与不美主要取决主体的“欣赏”。审美对象在美学研究中从支配地位走向了从属地位, 主体不再是审美活动中的摆设, 而是审美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美学本体从对象转向主体, 美学的命名也从“美学”扩展为“美感学”, 成为一门主要研究审美感受的学科。主体成为美的本体表达, 美被认知为主体的一种特殊感受。

当主体成为美的本质, 对象之美就不再具有独立的言说意义, 只能通过“美感”来传递“美”的信息, “美”的形容词性逐渐增强, 关于“美”的形容演化为对象之于的适用性。“美是一对象中的合目的性之形式, 其为一对象中的合目的性之形式是只当‘它离开一目的之表象而在此对象中被觉知’时始然。”[12]美感学中美与主体感受息息相关, 美的对象与主体美感是审美活动一体两面的论述。主体的感觉决定了对象的美, 所谓对象之美不过是对象刺激下主体审美感受的释放, 是美感在对象身上的投射。美感专属于主体, 对象自身是无法“自美”的, 美需要主体的关注。

美感学的命名是“美”的静态化命名方式向“审美”的动态化命名方式转变的必然产物, 在美感学中, 对美做以主体中心的动态化理解尤为重要。“一方面, 美之学其核心, 在于‘感’, 另一方面, 这感又不是一般的生理、心理之感, 而是感到美的美感。”[13]主体所产生的美感取代单纯论美而成为美学的本体意义, 美感学的命名将美学研究集中在主体的审美感受中, 主体的美感是美学研究的基础和根源所在。美学学科的主体化倾向也在美感学的命名中找到了适宜的研究环境和生长土壤。

四、实用美学:后现代本体意义的解构

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将美学研究拉下了学科研究的圣坛, 回归了审美的平凡本体, 美学研究不再是对于美的经典歌颂, 更多则是对美的现实呼唤。美的本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争执已久, 却在后现代思潮中被架空, “美的本质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14]面对美学研究的逐渐式微, 后现代主义下的美学学科命名已不再执着于深究美的本体基础, 将柏拉图“美是难的”的命题抛给了实践。既然言说有困难, 那就直接拿来应用, 诸如“建筑美学”、“音乐美学”等实用美学的命名方式呼啸而来打散了美学的纯粹命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影响下, 将美学研究渗透进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 使用美, 回避美的本体思考。

“日常生活审美化”中, 普遍的生活成为美的主题, 美还原为生活的本来面目, 被认为是美的本体。“本体”一词的命名本来含有对生活的抽象理解意义, 然后只要对生活做抽象画的解释, 就已经与美的展现大相径庭, 因此美的本体在后现代看来就属于一个虚构命题, 但美的现象在生活又比比皆是, 有力地证明着美学本身的存在, 因此美学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中选择了搁置本体研究走向实用研究的别样发展道路。实用美学的命名不拘泥于“美是什么?”、“美在哪里?”这样的抽象命题, 转而对美进行空间化的展开, 考察具体空间下美的发展变化, 思考空间与美学的内在关系, 成为研究美的应用的学科。美学的使用功能在实用美学的依托下成为美学研究的主流, 也成为后现代美学研究的所谓“本体”。

美学的学科命名在美学的漫长发展中代表着不同阶段的本体意义, 这些命名为美学研究源源不断地灌注着新的生命力, 支撑着美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命名“是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15]美学的学科命名是主体研究美学、发展美学的理论链条, 美学在不断地命名中超越既有认识阶段, 开拓崭新研究领域, 逐级完成自身的发展与进步。美学的学科命名在阐释本体意义的同时蕴含着美学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知识形态篇4

一、实验目的

1．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现场教学相结合，用2～3 次实验时间使学生基本掌握被子植物的外部形态术语的含义及其组成特点。

2．通过对各类型实体(活体或标本)的观察，从外部形态特征上区分根、茎、叶、花、果实等各器官的不同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组成特点。

3．通过对花的解剖，从外部形态及内部解剖结构上，掌握判断花冠类型、雄蕊类型、雌蕊类型、胎座类型、子房位置、心皮数目的方法。

4．根据对花的解剖观察，学会绘制花图式的方法及书写花程式。

5．通过对各类果实的形态及其纵、横切面的观察，掌握各类果实的形态结构特征。

二、实验用品

（一）材料

植物各类器官实验所需要的代表植物的实物标本(腊叶标本、浸制标本及活体标本)。

（二）器材

体视显微镜、解剖针、镊子、载玻片、模型。需要的代表植物的实物标本(腊叶标本、浸制标本及活体标本)。

三、内容与方法

在实验开始前，首先阅读被子植物的外部形态术语；心皮数目的判别方法；花程式或花图式的表达方式等内容。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可根据地区、季节、学时、专业不同，从中选取一些代表性的植物进行教学。

在教学方法上，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采用电视示教体视显微镜、多媒体、实物投影仪、录像机、VCD 等现代化仪器)、室内教学和室外现场教学等方法演示在被子植物的外部形态术语中所涉及到的材料的形态及结构等方面的特征。

在被子植物的外部形态术语实验所需的实验材料的取材方面：(1)同一实验可供选择的实验材料类型很多(本书只选择某一种或几种植物材料进行介绍)，如做四强雄蕊的实验，就可以选择油菜、萝卜、荠菜等植物材料中的任意一种；(2)同一种材料可以同时观察多个实验内容，如用油菜作实验材料，可同时进行的实验内容有：直根系、草本、十字花冠、四强雄蕊、复雌蕊、侧膜胎座、角果等。因此，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常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既可节省实验材料，也提高教学效果。

本书采用按植物器官类型对实验内容进行归类的编排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做同一大类的实验时，可以及及时地对同类型的所有项目进行相互比较(如雄蕊部分中的四强雄蕊、二强雄蕊等内容)，找出他们的不同点，从而有利于学生对被子植物的外部形态术语和特征的掌握。下面按植物器官类型对实验内容进行归类编排，分别介绍观察要点及实验步骤。(一)根系

现场从土中拔取陆地棉、大豆、高粱、香附子等植物的植株，洗净根部，观察其根系的组成特点，说明它们分别属于什么根系类型。(二)茎

现场观察苦楝植株、加拿大杨、月季、竹叶椒、稻、小麦、紫藤、葡萄、刀豆等植株的茎或枝条，依据茎的质地，说明它们分别属哪种类型。现场观察下列植物标本，依据其植物茎的生长习性，指出他们分别属于哪种类型：小麦、玉米、地锦草、斑地锦、狗牙根、草莓、黄瓜、葡萄、凌霄、牵牛、豇豆、痛豆。(三)叶 1．复叶的类型

(1)奇数羽状复叶取槐树叶观察，可见其羽状复叶的顶端有一顶生小叶存在，整个羽状复叶的小叶数目为单数。

(2)偶数羽状复叶取枫杨叶观察，可见其羽状复叶的顶端没有一顶生小叶，整个羽状复叶的小叶数目为偶数。观察合欢、南天竹的叶，看看它们分别属于几回羽状复叶。(3)掌状复叶观察木通、七叶树等植物的叶，可见其小叶都着生于总叶柄的顶端，(4)羽状三出复叶取大豆的叶观察，可见其叶有三张小叶组成，其中一张小叶生于总叶柄的顶端，另外两张小叶侧生于总叶柄的顶端下方。

(5)掌状三出复叶取三叶草的叶观察，其组成复叶的二张小叶都生丁总叶柄的顶端。(6)单身复叶

取金桔等植物的叶观察，其叶由三张小叶组成，其中两个侧生小叶退化，顶生小叶正常发育，总叶柄与顶生小叶连接处有关节。2．叶序

(1)叶互生取樟树等植物的枝条观察，其茎的每个节上都只生一张叶。(2)叶对生取丁香等植物的枝条观察，可见其茎的每个节上都生有两张叶。

(3)叶轮生取夹竹桃等植物的枝条观察，可以看到茎的每个节上生有三张或三张以上的叶。(4)叶簇生取金钱松等植物的枝条观察，可见其节间极度缩短的短枝上丛生两张或两张以上的叶。

(5)叶基生

取车前等植物的植株观察，可见其叶自植物体的基部发出，常呈莲座状。3．脉序

(1)平行脉叶脉彼此近于平行。根据叶脉的发生方式又可分为：

①直出平行脉

取玉米等植物的叶片观察，可见叶片中的侧脉与中脉近于平行地到达叶片顶端。

②横出平行脉

观察芭蕉(Musa basjoo Sieb．et Zucc．)的叶片。可见其叶片中间有一条明显粗大的中脉，在中脉的两侧有许多横向排列的侧脉，各侧脉近于平行地走向叶片边缘。(2)网状脉

取茼麻叶片观察，可见其中有许多较大的叶脉，再有这些叶脉数回分枝而形成更多的小叶脉，它们在叶片中互相连接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