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意识（共12篇）
形态意识 篇1
一、意识形态功能的系统解读
(一) 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演变
“意识形态”的英文是“Ideology”, 源于希腊语中的观念 (idea) 和学问 (logos) , 原意指观念的学问。在学术界、实际生活应用中,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说法。英国政治理论学者大卫·麦克里兰说过:“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逻辑起点。一般认为, 这个词在19世纪初期由法国人最先采用, 虽没有非常确定的证据表明是谁先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但大部分人认为法国学者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最早提及了这个概念。在特拉西德观点中,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观念科学或观念学”, 实际上就是理念而形成的结果。
作为一个现实性和敏感性极强的理论话题, 意识形态问题既可归为哲学范畴, 也可算在政治学范畴, 还能融为社会学范畴。公元18世纪前的欧洲, 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完全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使得人类意识完全丧失了应具的功能。无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或现在, 还是与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相对比, 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 即当今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有的意识形态正在新生, 而有的已然走向消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说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纵观“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种种研究, 不难发现, 虽然不同阶段对于这个概念的解读不同, 研究立场及其位置服务对象不尽相同, 但仔细观察, 其中仍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诠释此概念的一些近现代的西方学者们普遍认为,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民众所共有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 能够指导、约束被统治阶级全体成员的思想行为, 实现统治阶级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正如美国百科全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一个人所共有的信仰系统, 它既可以是行为的动因, 也可以被用来为行为辩护, 它一般表明正式的价值, 并包括构成原因的信仰。它解释事情如何发生, 它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批评、驱动力、解释或允许暗含在集体中行动。它显示在一个共同体所持有的符号和信念中, 并被公开表达出来。意识形态同时是哲学、科学、宗教和想象。”还有英国百科全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时间因素与理论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 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从总体上来说持一种否定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克思对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了否定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意识形态在今天已不单单支持于某个抽象的理论或概念, 且已逐步上升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现实问题。既可能在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当中对国家主权的稳固造成影响, 还会对政治安全等造成一定影响。
(二) 意识形态的特征解析
从本质来看, 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作为一种价值观, 意识形态与普通个体对社会生活的切实直接感受和追求具有共同性, 是对不同利益关系间的价值判断的具体反映。简单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理论体系, 需要通过理论论证和逻辑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本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和根本功能。而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就是意识形态的特征, 即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可能会反映出一定的阶级利益等具有特殊性的问题, 在形式上又会表达为具有普遍性的体现共同利益。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 而是源于社会的客观存在。就如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首先, 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作为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观念系统, 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十分鲜明的阶级属性。先进的阶级所主导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反动落后的阶级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和阻滞社会发展。[1]其次, 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 意识形态并非是纯粹的与现实无关且空洞的东西。它是有指向性的, 且总是指向现实, 可是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方式。就像是无形的、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空气一样, 弥漫在社会之中, 无论处于什么背景之下, 其存在都是为了维护或是批判现有的政治制度。最后, 意识形态具有综合性。意识形态是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一种系统的综合性理论思想。意识形态是大量的社会科学 (如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宗教等) 的具体表现形式, 涉及并涵盖大量多样的知识学说, 且作为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存在。最后, 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并非人脑中固有的概念, 而是源于社会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
(三) 意识形态的功能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会对一个国家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样的影响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若将其按功能作用的不同来分, 意识形态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汇贯通的三大功能;若按照理论实践来分, 又可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功能。若从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看, 又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 价值导向功能。意识形态是源于社会而存在的, 与社会经济、政治有直接联系, 具有阶级性, 体现了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其目的是给社会民众树立一种相对合理客观的价值, 并对一些社会集团、阶级有绝对性的价值定位和行为产生导向作用, 通过对民众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进行高度整合, 进而起到政治目标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导向作用。简言之, 意识形态会为社会民众指出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一定程度上使民众拥有共同的追求和信仰, 并且防止民众思想行为偏离公认的规范, 使民众建立起认同感和自豪感, 使民众热爱现有的社会制度, 达到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巩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目的。
第二, 激励动员功能。意识形态在激励和动员社会民众进行异己意识形态的反对和抵制斗争中, 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从而构建起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这项功能需要依靠占据了绝对话语权的政治精英们来将其实现。而政治阶级应当努力使意识形态朝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靠拢。这项功能尤其是在社会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更能发挥重要作用, 甚至其影响力和作用力会大于一些法律规定。
第三, 约束控制功能。意识形态虽具有相对独立性, 但也有依赖性。换言之, 作为受制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它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而存在。其目的是更好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 并切实为现实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 这就是意识形态存在的最基本功能。正如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中所认为的, 约束功能是确保意识形态克服“搭便车”现象的有效手段, 能更好地规范社会关系, 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目标的达成。同时, 通过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 能够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 实现社会思想的高度统一。
第四, 合法辩护功能。意识形态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 与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概念, 因而, 国家必然涉及政党问题。诚然, 意识形态中的一项功能就是为政党的存在而存在, 包括为执政党行为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辩护。
第五, 批判评价功能。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维护知识而存在, 也就是说, 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系统思想体系, 在行使其合法性功能时, 为确保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巩固上取得足够的共识, 势必要采取批判和诋毁等一切可能方式对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力的抨击和批判, 据以排出异己力量及其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干扰, 使自身的意识形态得以进一步的树立和巩固。
二、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形势分析
从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看, 我国目前已经历了从意识形态的强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向逐步正视意识再到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性转变, 标志着我国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视程度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里强调的仅是主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主体思想问题 (即政治意识形态问题) 。而对于国家而言, 一个国家的真正意识形态其实并不仅限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可否认, “文革”结束前, 我国国内 (包括党内) 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导致今天社会意识形态的乱象层出, 而前面提到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从当前所处的阶段性特征看, 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围绕一系列新的历史特点, 我国正致力于在新的起点和征程中进行伟大的斗争。基于此背景, 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 国际形势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大的调整和变革。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受到质疑, 新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不同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博弈逐渐拓展开来, 这使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经济政治舞台, 而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着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随着中国科技、文化等水平逐渐提高, 中国向世界大舞台中心的阔步迈进, 使得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 促使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向西方国家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和全方面客观介绍中国的发展机遇等。但西方政治制度与我国有所不同, 中国的高速发展被视为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等的挑战。辅之, 西方文化潮流对我国社会问题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及国内外舆论的相互作用, 使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成为各方的聚焦。
(二) 国内形势
38年来, 中国共产党正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了经济上的有效变革, 我国才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 我国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结构复杂化等新问题。而协调好这些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并非朝夕之事, 加之民众价值观念及价值导向所出现的系列新变化, 更是让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而复杂。如何正确引导世界各国文化形态和思潮对民众的影响, 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已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 我党始终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更多考验已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可以说, 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执政规律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需要对许多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和互联网及移动终端日益普及的今天,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媒体重塑和舆论生态的新格局正亟待重构。
三、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及其重要性
(一) 文化政治生活方面
当前国内正处于社会多元、多样和多变的大背景下, 抓好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 引导民众正视社会思想文化, 促使民众热爱并更加坚定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 在多元文化中寻求主导, 在多样生活中寻求共识, 在全社会中营造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氛围已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争议、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为我国新时期开展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当然, 不可忽视的是, 我国民众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 崇尚的价值观更多的是源自于传统。所以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将其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有效融合, 这一点十分重要, 在我国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 经济生活方面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的。罗尔斯在《正文论》中认为, 相对于民众仅靠自身努力实现其独立生存所能过上的生活而言, 社会主义制度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过上较之更好的生活。因而意识形态就应当与现有的制度结构相合并去向民众加以证明, 并且使民众相信某一制度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 从而让他们遵循具有合理性的制度的规则, 进一步达到民众都会去自觉维护现行社会稳定的效果。如前所述, 意识形态由于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因而本质上意识形态服务于特定的阶级或利益集团, 并将为其成员所共有。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建立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意识形态和社会中民众的经济政治生活直接挂钩, 意识形态的形成对于社会民众的教育引导起着重要作用。民众是否能认同且较好地融入现行的经济体制与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休戚相关。从理论上讲, 社会个体的不同需求会导致价值观的不同差异, 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利益冲突, 从而带来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对经济建设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 现实经济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价值稳定性显得十分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进一步增强社会民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坚定信心, 促进国家长期战略规划和奋斗目标更加深入人心, 并通过有效的教育和说服方式激励社会民众愿意主动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作出积极贡献。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中认为, 作为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所决定的行为价值观, 意识形态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节约机制, 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处境, 从而使其决策过程更加明了简单, 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的发生。因而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的营造和建立。
综上所述, 在我国当前的国情背景之下, 意识形态建设无论在文化政治方面、经济生活方面或是思想教育方面, 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 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积极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 方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思想意识保障。
摘要：意识形态建设是现实性强、敏感度高的理论问题。从本质特征看, 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激励动员、约束控制、合法辩护和批判评价等核心功能。近几十年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从容地迈向世界大舞台, 与此同时, 国内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结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关注度的日益提高,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因此, 基于意识形态功能视角, 系统探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功能,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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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意识 篇2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三篇
按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在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依法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有一定的监督权、审议权和提议案权。人大常委会党组意识形态工作汇报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 12019 年上半年，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结合人大工作特点，内外并举，积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树立了机关良好形象，现将党组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明确任务，强化责任。
近年来，县人大党组、支部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持“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的前提下，做到“两个明确”：一是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对象，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对本机关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党组书记对本机关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对本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从政负直接领导责任;领导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各自对责任对象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从政负直接领导责任。二是明确责任内容和责任追究，进一步深化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内容、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把“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级一级地落到实处。形成了党组书记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工委、室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
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列入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重要内容，做到任务措施明确，目标责任到人，使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制度完善，工作规范。
近年来，为了把惩防体系建设任务与当前正在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着眼于贯彻落实长效机制的构建，县人大注重抓了“三个纳入”。一是强调把惩防体系建设任务纳入当年反腐倡廉的工作安排和目标体系，切实成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务必纳入年度工作计划;二是把惩防体系建设情况纳入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日常管理体系，要求做到工作任务有具体安排、安排的工作有考核指标、工作进度有明确要求、落实情况有督促检查、进展情况有汇报登记、任务完成有总结报告;三是把每年惩防体系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专项考核体系，要求机关委、办细化和充实责任制考核指标，用责任制考核和年终的绩效评价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工作的深化。总体来看，我机关的惩防体系建设任务已分解到位。经努力，几年来人大机关未发生过一起违纪现象，县人大机关党支部在全县机关系统评比中多次被评为先进党组织。
三、加强教育，常鸣警钟。
政治理论学习经常化。教育是防治腐败的基础，通过学习教育，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为使机关党员进一步树立廉洁自律意识,县人大党组始终把学习放在首位，在学习中提高机关党员干部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思想认识。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制定了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活动的实施方案，结合“贯彻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切实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主题，重点组织学习了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廉政准则》以及省、市、县委的一系列文件精神。通过学习，使机关党员进一步树立廉洁自律意识,增强了党员及领导干部勤政为民、廉洁从政意识，领导人员的行为更加规范，表率作用更加突出，干部职工对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满意程度不断提升，推进了机关 党风廉政建设健康发展。
人大常委会党组意识形态工作汇报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 27 月 31 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徐云波主持市六届人大常委会党组第 43 次会议，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党组副书记谭喜华，党组成员王刚强、程道峰、李志宏、张亮文、杨光辉参加会议，副主任刘时贵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会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切实把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考核，努力形成“人人重视、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要抓实抓好干部理论学习。进一步创新方法，不断增强学习实效，努力做到学习内容新、学习方式新、学用结合新、学习机制新，努力推动理论学习入心入脑，学以致用。
要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进一步提升能力，确保益阳人大网、益阳人大微信公众号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切实加强信息队伍工作能力建设，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观念在网络空间的渗透和传播，妥善做好热点问题的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大力唱响新时代网络舆论主旋律。
人大常委会党组意识形态工作汇报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 3 上半年，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有效的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现将具体工作情况
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靠实工作责任。区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职责，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考核体系，积极分析研判意识形态工作，工作约谈重点突出意识形态，真正使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由“软约束”变成了“硬杠杠”，倒逼全体干部职工把责任“扛起来”，把任务“落下去”，促进干部职工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
(二)加强政治学习，提升理论素养。深入学习贯彻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学思践悟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____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摆在首要位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及成员带头撰写心得体会和理论文章，定期深入代表家站、联系村社和联系部门宣讲精神要义。机关干部开展了理论学习心得研讨交流活动，并通过红古人大微信公众平台定期向各级人大代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广大选民发布相关工作动态和信息，全面加深了对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和领会。同时，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省市人大各项重要活动，其中 6 篇论文在全市人大工作理论研讨论文评比活动中取得了二等奖、优秀奖等
成绩，2 名同志参加全市人大系统“学讲话、强本领”演讲比赛获得了优秀奖。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有关部署，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组织开展“宪法日”活动，动员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联系点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了时间节点、联系点单位、具体项目内容和责任单位，确保各联系点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三)坚持党的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定了学习计划，要求机关全体干部学习____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新《宪法》、《____谈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____总书记重要讲话等内容，并在机关每周集中学习上根据学习内容开展发言讨论。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面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常态化，提高党员的思想高度。组织机关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更好地履职尽责。副县级党员领导干部按时参加区委宣传部组织的中心组学习。党员干部做到每月集中学习4 次，积极参与“学习强国”等网络教育学习活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支部工作、党员管理、党员学习等规章制度，扎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按月及时缴纳党费，增强了机关党员的党性意识，推动了党组织生活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精心组织召开年度党组民主生活会、支部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明显增强。常委会党组成员认真学习《党章》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制度规定，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坚持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努力营造了以作风促工作、以工作强作风的良好氛围。通过专门约谈和利用常委会、党组会、主任会对镇街人大负责人以及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进行工作约谈，累计开展工作约谈 30次 128 人次，推动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四)加强干部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在区镇(街)两级人大深入开展法律法规“五讲两培训”学习教育工程。“五讲”，就是采取邀请专家系统讲、常委会领导重点讲、专委会委员深入讲、部门领导专题讲、镇街人大负责人依托家站随时讲的形式，深入宣讲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宪法法律知识，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两培训”，就是开展专题培训，邀请市人大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等相关专家，对区十八届人大代表、人大任命干部和人大工作人员开展人大代表履行职权、任命干部依法行政等方面的培训;开展“三查(察)活动”专题培训，就是在“三查(察)活动”前安排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涉及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培训，提高了调研视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这一系统的学习教育工程，党员干部履
职能力得到全面加强、政治素养得到有效提升。
(五)突出工作特色，坚持正确导向。在舆论引导与对外宣传中，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尊重舆论宣传规律，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通过红古电视台、今日头条、掌上红古、人大常委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对人大常委会调研视察、执法检查、学习培训等活动进行全方位地宣传报道，努力讲好人大故事，传播人大声音，正面引导舆论导向，树立区人大常委会在群众中的正面形象。累计在区级媒体发表信息近20 篇，省市级媒体刊登文章 2 篇。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两学一做”制度化常态化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新形势下思想理论建设，认真学习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的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紧紧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主线，通过短信平台及时开展舆论引导，大力倡导文明新风，积极引领干部职工做道德的楷模、文明的典范，有力促进了机关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自觉、文化自觉、责任自觉和道德自觉。三是注重引导，做好舆论导向。建立和加强对干部职工微信群、qq 群的管理，适时掌握微信、qq、论坛等网络舆情，及时引导干部职工客观评判热点问题，激发宣传社会正能量。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针对矿区街道辖区部分群众因低保集体上访的问题，常委会及时召开
街道人大代表会议，要求人大代表深入到各自选区宣讲党的政策、疏导群众情绪，全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四是队伍建设，强化舆情管理。加强选题管控和内容监督，安排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兼任网络评论员，定期开展网上正面引导，始终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大代表和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大代表助力脱贫攻坚”等活动，助力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加强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政治任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还有待于探索完善;党员的管理教育与实践结合还需进一步提升等。今后，区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____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到党组工作报告、纪律检查、干部考核当中，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党管意识形态落实到机关建设和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二是坚持____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确保机关意识形态工作方向不移、导向不偏、取向
发型意识形态 篇3
此词条系笔者自创，《球语笔记》曾经撰写过“马桶意识形态”一词，马桶本身是西方文明的象征符，同时更是现代文明的进化产物。李敖说，“你反对全盘西化，殊不知你不蹲茅坑，而是坐在马桶上，你的屁股就在全盘西化”。换言之，马桶意识形态代表了一种普世的文明价值观，它其实是不分东西、全球共享的。发型意识形态区别于“马桶意识形态”，选择马桶还是蹲坑，通常取决于经济基础；而发型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头脑中的思维模式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烙印的影响。近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朝鲜官方公布了一组28种发型的“国民发型”，鼓励民众理发时从这些发型中选择，因为它们“最舒适且能够抵御资本主义腐化影响”。这组标配发型包括18种女性发型和10种男性发型。在朝鲜，你可以根据发型判断女性是否结婚，一般情况下，已婚女性通常留着比较蓬松的发型，未婚女性可以选择比较个性的款式，但也只是扎马尾，最多梳个麻花辫。男性发型包括寸头、光头和小平头等，不仅款式、连长度和剪发周期都被严格控制——长度只能在1厘米到5厘米之间，年长者最多可留到7厘米，每隔15天必须剪一次。而朝鲜国家安全局和公安局的工作内容就包括发型检查，不符合规定者将会面临罚款和公示的处罚。参照这则时政新闻，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朝鲜国家队清一色都是中规中矩的小平头，而惟一一个稍显出格的头型，就是来自旅日朝鲜裔的郑大世的光头。
注释：
一说到发型意识形态，国人很自然就会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站在考据癖的立场，阿Q的Q，本身就是一根盘起的辫子的意象。鲁迅的笔下，阿Q头顶癞疮疤、一根黄辫子的模样，最符合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底层农民的形象，而这根每每被人揪住辫根、摁在墙头死磕的辫子，也成为阿Q生活中备受欺凌、无依无着的象征符，以至于他只能依靠“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与此同时，阿q又藉此引以为荣，他最“深恶而痛绝之”，就是“假洋鬼子”那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中国男人留辫子的形象，一度被西方世界蔑称为“猪尾巴”，有考证，英文中的pigtail（猪尾巴）本义就是“辫子”，另外还可用horsetail（马尾巴）一词。上世纪90年代因为意甲联赛的直播，当时中国球迷最熟悉
的两个球星，莫过于就是一头小辫的古力特，以及梳着马尾的巴乔。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为混沌初开的中国球迷完成了欧洲职业足球的最初启蒙，同时也是一次关于时尚和潮流的国民教育。正如黄健翔所言：“是意甲联赛让我们知道，原来男人也可以留辫子，古力特在球场上奔跑起来发辫飘飞，势如奔马，张扬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美”。
关于发型背后隐含的文化基因，以及对时尚的潮流引导，最脍炙人口的例子还是小贝的“莫西干头”。莫西干头最早出自印第安人的莫西干部落，之前它最经典的形象是罗伯特·德尼罗在《出租车司机》的杀手造型，后来因为小贝的演绎而在世界范围普遍流行，进而衍生出很多变种，比如胭脂鱼、朋克头、马鬃头等等。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彻底演变成年轻人张扬自我、特立独行的一个物化符号，AC米兰的“莫西干三叉戟”（巴洛特利、沙拉维和尼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归根结底，所以冠以“发型意识形态”之名，因为发型不仅是个性的外化，同时还是权力管制的一个重要领域。蒋勋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说过，凡是最需要泯灭个性的地方，就越需要剪除头发，例如军队和监狱，所以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要在头发进行革命。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里还说过，“我们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kun，剃光发须的一种人格侮辱），那是微乎其微了。”关于拒受髡刑、坚守自尊，足球世界里就有一例。一向以踢法优雅、长发飘飘而闻名足坛的阿根廷古典型后腰雷东多，在1994年世界杯遭遇铁帅帕萨雷拉的“长发禁令”，当时连“战神”巴蒂斯图塔也不得不屈就剪去长发，唯独雷东多为此不惜退出了国家队，成就了一段个性球员宁折不屈的足坛佳话。
人肉净化机
背景：
全称“人肉空气净化机”，也称作“人肉毒气净化机”或“人肉吸尘器”。所谓人肉吸尘器，是国人对空气污染问题引发的大众健康担忧的戏谑说法：“我骄傲，我自豪，我是祖国的人肉空气净化机”。与“人肉吸尘器”息息相关的另一个新名词是PM2.5，一个原本晦涩的气象名词，因为近年来中国大城市雾霭和灰霾天气的司空见惯成为一个街谈巷议的新闻热词。PM2.5，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由于其非常细小，不受鼻腔内鼻毛的阻挡，随呼吸直接进入呼吸道，深至肺部，甚至渗入血液，其负载的有害物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种细颗粒也是造成灰霾天气的“元凶”之一。灰霾天气带来的呼吸问题事关重大，因为它意味着对于人体健康无时无刻和无孔不入的慢性戕害。抗击非典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就公开表示：“雾霭之害，更甚于非典，无论有病还是没病，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
伴随着高速运转的工业机器和一日千里的城市化进程，作为“发展的代价”的环保问题，不仅成为国人日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话题。北京奥运会期间，就曾经有外国运动员因为戴口罩而引发争议话题。同样在亚冠联赛，无论是2012年对阵广州恒大的柏太阳神，还是今年3月12日对阵江苏舜天的仙台七夕，很多日本俱乐部球队每每做客中国，都将口罩视为备战必需品。仙台方面为此专门准备了300个口罩和若干眼药水，不仅如此，很多日本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是戴着口罩进行采访。相比之下，中超赛场的球迷显得无所畏惧，最有力的佐证就是中超上座率节节攀升，遥遥领先日韩联赛。一个网络流传的段子：“中超俱乐部高管联席会，15家俱乐部发难说北京空气质量不适合室外踢比赛，出于对球员健康考虑应该勒令换主场。且看高潮高二大爷（国安总经理）胸有成竹地说：“你们只关注了北京的空气质量，没注意到俺们的票房，每场比赛球场里四万台人肉空气净化机，你们怕啥？”
注释：
北岛的随笔《城门开》，记录了他儿时记忆里的北京城，其中有一篇《味儿》，包括有冬储大白菜味儿、煤烟味儿、以及灰尘味儿。所谓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它是北京冬天的底色，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千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北岛用诗意化的“铁灰加点儿赭石”的暗色调，来描绘属于他童年时代的北京城。然而，30年后的今天，当北京人再度提及“灰尘味儿”，只会用“该死的鬼天气”诅咒之，“开始我还以为是雾，但又觉得脏，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叫‘灰霾’，一个中国学者发明的官用名词！”
关于“灰霾”和“人肉吸尘器”引发的公共话题讨论，马云曾经调侃：“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因为特权阶级他们有特供的水、牛奶和食品，没有特供的空气了，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老婆、孩子的指责。”关于特供空气，《锵锵三人行》的梁文道却表示有不同意见：“其实空气也有特供，有一些政府办公大楼就装有非常昂贵的空气净化设备。”《南方周末》还报道了一个用科技武装到牙齿、抵制灰霾入侵的例子：“他一口气买了7台空气净化器，分别放在家里、车里和办公室。当PM2.5指数超过300，他就不再出门会朋友，取消健身运动，缩回网上，进入没有PM2.5的比特世界里。”而窦文涛对于特供空气的第一反应是：“那真是把我们当成了毒气室了。”换言之，吊丝群体成了灰霾毒气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无遮无拦地呼吸有毒气体“人肉吸尘器”。足球场上的球迷，毫无疑问是人肉吸尘器的主力军。一来因为球场空旷、属于城市密度超高的人群聚集场所；二来如果所有球迷都戴着口罩上看台，即显得不合时宜同时也失去了呐喊助威之乐。尤其是身处污染重灾区的北京球迷，有“绿色狂飙”之称的国安球迷一向号称“暴雨+沙尘+灰霾也挡不住一颗奔赴工体的心”——如此这般，也难怪有段子调侃球迷是组团出行的“人肉净化机”。
文艺青年
背景：
普通青年、文艺青年和二B青年的中间态。所谓文艺青年，泛指一切有文艺爱好的青年，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划分标准，就是文艺爱好和文艺修养的差别。文艺修养需要经年累月的熏陶、钻研和浸淫，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文艺爱好更多的只是一种标榜、炫耀和姿态，即所谓的二B文艺青年。贝尔巴托夫在足球场上有“潇洒哥”之称，因为他球风飘逸、灵气十足，而球场下的贝巴同样也是多才多艺。近日，贝尔巴托夫在facebook上公布了一组自己的素描作品，其功底深厚、惟妙惟肖让球迷叹为观止。贝巴的系列作品中，包括有《教父》的马龙·白兰度，好莱坞硬汉动作明星布鲁斯·威利斯，美剧《豪斯医生》的休·劳瑞，《虎口脱险》的法国国宝级笑星路易德·菲奈斯等，英国《每日邮报》对贝巴的艺术天赋不吝溢美之辞：“他证明了自己
做画也能像在球场上表现得一样精彩绝伦。”
注释：
说到热爱画画的文艺青年，电影《立春》塑造了一个小镇青年黄四宝，他扎着马尾、蹬着皮靴，打扮得像一个摇滚青年，为了考北京美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电影里有这样一幕，有一天他读了《梵高传》感慨万千，一边摩挲着一把剪子，一边操着一口浓重乡音喃喃自语：“我甚时候能够达到梵高的境界，他为了追求艺术，把自己个的耳朵都割掉了。”这是一个关于二B文艺青年的经典素描，网络戏称“文艺腔”或“文艺犯”。文艺青年和二B青年不存在一刀切的标准，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你个人是否真正乐在其中，同时能够从过程中汲取营养、提升修养。贝尔巴托夫的素描爱好就是一例，如果不是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练习，他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造诣。某种程度上，素描艺术和贝巴的前锋本职有着共通之处，比如专注力的修炼和即时灵感的捕捉，由此我们可知，贝巴在球场上貌似闲庭信步、每每灵光迸射的招牌式杀手作风，其实也是他个人气质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
文艺青年的爱好有很多，比如音乐、阅读和电影等。2012年欧洲杯期间，阿尔沙文因为在替补席读书的一张照片，成为足球圈文艺青年的典范，而他读的正是一向被贴有“小资读物”标签的村上春树的《旋转木马的鏖战》。有媒体藉此盘点球星的阅读趣味，阿隆索的品味最高端，他爱读茨威格名著《人类群星闪耀时》，C·罗相对更流行，他正在读斯蒂芬·金的《不同的季节》，巴洛特利最爱的是《哈利波特》。以阅读趣味来划分人群，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标识度。行为乖张的巴神爱读魔幻小说可以理解，而C·罗爱读斯蒂芬·金多少出乎意外。笔者也是铁杆金迷，这本《不同的季节》是斯蒂芬·金最经典的短篇小说集，在台湾译作《四季奇谭》，它分别以四季为题材讲述了四个不同故事，大陆版译名叫《肖申克的救赎》，因为电影
“意识形态”反思 篇4
一、两大渊源
与其他许多有争议的术语如民主、自由不同,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不足两百年。它产生于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大变革的时代, 但人类对知识及观念的真实性、可靠性、有效性的渴求却是从哲学诞生的那一天起的, 在近代, 明确意识到意识、知识的虚假性的是弗兰西斯.培根, 他的假象说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却孕育了“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最终诞生。
不管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在近两个世纪中如何变化, 两条主要路径已可以辨明, 一条是意识形态本身既是由之产生的理性主义观点。这条路径以启蒙运动为开端, 经过涂尔干到近来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修订, 它强调社会意见的一致本性, 对真理作玄想式阐释;真理与现实相对应, 观察和理性应使所有拥有善良意志的人, 通过运用与自然科学中所确立的方法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认识这现实。另一条路径源于德国, 最初与黑格尔、马克思联系在一起, 经过曼海姆下溯至哈贝马斯, 强调创造真理。各种社会被视为被矛盾撕裂开的变化着的实体, 不相信存在任何客观的方法来确定什么是现实的人, 倾向于采用一种融贯的真理;理论, 具有明显的反实证主义色彩。
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由于意识形态的如此复杂性, 马克思在其理论创作与革命实践中, 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 真正实质地赋予意识形态贬义色彩, 虽然马克思从未对意识形态下过精确的定义, 但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要害在于“虚假”, 虚假意识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化。因为异化, 一个人失去了其类的本质 (species-essence) 。意识形态的起源、虚假意识的起源显然是劳动分工的直接结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来自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其公正无私的外表下面掩藏着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是掩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是一位专门研究意识形态的理论家, 但他并不是为了意识形态而研究意识形态。他的一切理论创作都是为了全人类解放这个崇高远大的目标,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是他的思想方法的一个方面, 其意识形态理论是科学开放的体系。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可以得到一些根本性的结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意识”, 表现形式是“形态”, 受社会存在的决定。意识形态是具体的, 粗象的意识形态不存在;意识形态是历史的, 没有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超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存在。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因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和文化上必然居于支配地位。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基于其知识社会学背景写成的, 必须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区分开来, 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与现实的不相符, 但后者提供了对既定现实的批判性透视, 揭露了现状与理想之间的鸿沟。曼海姆认为, 为了弄清社会团体是以和种方式审视世界的, 理解其认识论或世界观是十分重要的。首先, 当意识形态一词用来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对手所拥护的观念或表征 (representations) 是否合适时, 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观被暗示出来了。第二, 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使得这项研究成了纯粹立足于心理层面的分析。这种理论主张一个特定团体的知识、认识论和完整意识形态观都受到了社会和历史的影响。
三、“意识形态终结”的终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 一批后现代学者喊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呼声, 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宣称意识形态如今已成为死路一条, 它们诉诸于同样的信仰、激情和非理性。意识形态终结者理论基于对意识形态的考察并深刻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但意识形态始终与人类社会同始终, 无论是观念层面、哲学层面还是政治学层面, 意识形态已和权利、利益相伴相生, 意识形态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社会资本, 谁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并未终结, 至少目前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共存, 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未由于全球化而消除, 相反意识形态却越来越全球化了。
在我国, 必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服务人民。但这并不盲目排斥非马克思意识形态, 凡能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成果都要认真对待, 有些成果本身跨越了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局限, 是全人类智慧的精华。对此要把握好判断标准, 实践标准和理论标准都要与时俱进, 深刻分析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剥掉意识形态的面纱。引进和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2]哈贝马斯:《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 人民出版社。[2]哈贝马斯:《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 人民出版社。
[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商务印书馆。[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商务印书馆。
形态意识 篇5
一、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复杂。从国内看，面对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人们思想活动的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思想道德败坏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威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特征。孙爱军书记也强调，要提站位、补短板、强弱项，压紧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作为党员干部，都要从我做起，从言行细节做起，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确保在政治上、思想上、言行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加强正面宣传，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落实
继续运用好“学习强国”平台，加强学习，学习党、国家新政策、新动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政治立场。从自身做起，树立良好形象，讲好聊城故事，讲好民政故事，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强化舆论引导能力，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传播者、践行者、推动者。
三、强化政治担当，把意识形态工作贯彻分管工作始终
一是出台文件政策时，旗帜鲜明的体现坚持党的领导。如在落实《山东省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中，首要提出坚持村党组织的全面领导。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村民自治全过程；
在出台社会治理方面、社会事务方面文件政策时，始终注重体现鲜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二是注重加强疫情期间的分管工作宣传和舆论引导。指导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下发了《关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致全市社区工作者倡议书》。通过民政局门户网站、今日头条号向社会发布致全市社区工作者倡议书，同时发各县市区局，倡议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发扬优良传统，踊跃奉献爱心，全力以赴参与这场疫情防控战。在中国社区报上刊登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党建汇聚力量全民战疫必胜》文章。市殡葬管理处通过张贴公告栏、向逝者家属派发、网络新媒体平台等形式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期间春节祭扫倡议书》，倡议全市居民防疫期间减少随行人员，错峰祭扫；
注重个人防护；
光的意识形态 篇6
比如神照之光——《约翰福音》指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再比如理性之光——在黑格尔那里，理性和认识是统一的：“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本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所谓理性，是指人可以把万物的联系阻断，通过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及彼地加以认识。
我们仅仅从“真光”、“光线”的词性分野上，就不难明白择词者的精神价值光谱。这就让我们发现，作为修辞喻象，阳光、火光、灯光是深植于生活的，它们把黑暗打开，宛如事物内翻，让人们得以洞悉黑暗中真理的诸种造像。但作为本体，太阳、火焰、灯，在被剥离了烧灼的危害性后，同时还具有隐喻色彩。习惯于“直捣本质”的权威主义。早已经把自己与光源本体合二为五了，他们用强光阻止了人们对真理的探寻，宣布追随自己就是靠向真理。因为“皇”和“王”古义为辉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皇”乃是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在强光的语法之下，诗仙李白《流夜郎题葵叶》的“分照”就不难理解了：“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离根。白日如分照，还我守故园。”意思是说，太阳／皇帝如果能分一点余光来照耀我，我就能还乡，安度余年了。只有那个躺在酒桶呈的第欧根尼不吃这一套，他对那个燃烧在身边的人造太阳冷冷地说：“走开!不要挡我的阳光!”有些权威主必连人造太阳也算不上，充其量是“沼气蓬勃”。
第欧根尼是吃透了光的哲人。但诗仙业已如此，常人更难免俗。生活的诗意需要光的营造，唯有黑暗的底座可以承载光的绚丽；人们唯有在暗中，才能目睹光／体态的妙曼与多姿。当“城市之光”成为工业文明的象征之后，如今的城市之夜窆全是光喧嚣、光鼎沸的时代：黑夜已经全方位溃败，强光主义的宣泄足以让群星遁去。微弱的光轮，本来恰好构成梦田的边线，如今的城市之梦，却有烤肉的味道。那些被霓虹灯赋予燕尾服礼仪的男人，在“波涛胸涌”的裙裾中顾盼自雄。但欲望的灯光爆发革命，使得她们的装束大剂量透光，接近墨毒的新衣。
如今人们赞美光，其实是在赞美光中的事情：人们倾向光，真实是在一种幻觉中顾影自怜，或待价而沽。如果紧俏的地产已经让“姑苏渔火对愁眠”无处安身的话，那么，“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回忆性场景，正在沦为集束射灯的扫射点。你在逆光中的暮然回首，就只能是见光死!让光，回到光本身。让黑夜回到梦的边际。让晃动的燕尾服管理好自己的帐篷。几笔几笔让强光君临下的事物回到亮面、中间面，暗面的参差袅娜当中。让赋予在光线中的象征和隐喻，回到一抹光照当中，并为一柱灯火，挪出位置。而这样的祈愿，已经接近乌托邦。人们的生活不但承载着强光的象征和隐喻，还接纳着隐喻下的隐喻。诗人芒克的名作《阳光中的向日葵》，无疑是企匿剔除意识形态花园里涂抹在葵花上的油漆——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我还想说的是，据说美国南方有野生的不向阳的葵花，建议人们有机会到美国南方去，去寻找那不向阳的葵花。
今夜，我在萧公权先生的《问学谏往录》里读到一个故事：1912年的春天，著名哲学家、诗人乔治桑塔耶那(1863－1952)正在哈佛大学授课，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棂上。他注视这鸟，回头对他的学生说：“I have a date with soring(我与春天有个约会)!”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善述。那时他还不满五十，竟然已经从心所欲，悠然而上，并不需要都向桑塔耶那学习，退出江上，并不需要都向桑塔耶那学习，退出江湖，而是借助春光，明白自己的归乡之路。
意识形态研究综述 篇7
关键词：意识形态理论,国外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热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
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后,国外学者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鼎盛时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马克思思想中的不同内容来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观念。麦克里兰认为,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首先,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而这便会更加突出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之间的相等关系。其次是列宁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形式之分,并称前者是统治的意识形态,后者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再者是“由于革命运动在西方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在诸如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意识形态是比迄今可以想见的更为强大而独立的力量的印象逐渐增强,并因此给予了它更多的注意和重视。”也就是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产后,诸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一些思想家不光总结了革命失利的经验教训,并且开始把研究的重点变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从上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现状的分析来看,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意识形态与政治、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关系的研究。
首先是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在20 世纪20 年代,西欧工业革命相继破产,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便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积极论证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们立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发展研究了意识形态革命理论,认为忽视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中,意识形态同样富有浓厚的政治内涵,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基于否定意义上的。他们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的阶级利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对维护统治有着重要作用。然而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以学者雷蒙·阿隆、爱德华·希尔斯、李普赛特和贝尔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逐渐形成。终结论者认为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世界即将到来,因而无需再有对政治方面的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是利益斗争和权力斗争的产物。所以意识形态的问题都关乎到利益与权力问题,即在意识形态中的斗争虽说并不全是权力的斗争,但并非与权力斗争无关。
其次是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有两个观点:一是予以否定的回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意识形态体现为多种具体的形式,例如哲学、宗教、艺术等,但并没有包括科学技术。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被排除在意识形态概念之外的。实证主义学派认为应当把意识形态和科学放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位置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也明确区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可以说,除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大多数学者都把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对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二是予以肯定的回答。比如列宁将意识形态分别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称后者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体,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技术以自身为基础和核心,已经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功能。哈贝马斯将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他曾提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不但是一种生产力,同时也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
第三方面是对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们从文化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认为其意图控制大众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受到了商品社会的操作,因而它的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操纵。这一特点之所以难以被发现,是因为它有所谓的“民主”的掩盖。继法兰克福学派后,詹明信与伊格尔顿也认真研究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詹明信从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初步研究,提出了“认知测绘”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是借助思想体系来联系的。与詹明信一样,伊格尔顿也将意识形态研究置于文化的视阈中,进一步揭示了文化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本质。
二、国内研究热点
国内有部分学者持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原本谈及意识形态概念时,就是从批判的角度出发的,而继他之后的意识形态理论与之相比,则缺少了其中的批判性,逐渐演变成一般的文化建设理论。学者姚大志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可以从其实际运用途径和方法中看出。学者周宏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括为对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资产阶级文化理念的批判。学者张秀琴则指出,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在哲学领域、经济学领域和资本主义政治社会领域的批判。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问题,二是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问题。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阐述主要是在其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进行的,他从来没有完整明确的定义过意识形态概念,也没有系统论述过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国内学者有相对较大的空间来界说意识形态的概念。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主要分为几类:“理论学说”、“价值体系”、“行为准则”、“知识体系”等。而关于马克思究竟在何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问题,国内学者们对此有一番激烈的争论。学者俞吾金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是持否定观点的。在俞吾金看来,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表现、情感和观念的统一,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学者季广茂同样认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贬义词,他赋予其实质性的贬义色彩。与此同时,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同时在肯定意义和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一种是否定的、贬义的用法,即如前所述;另一种是中性的用法,认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来使用。学者宋惠昌就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式中的一种特殊的存在。
而关于意识形态功能的研究,国内外并无专著专门论述,而只是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零散的出现。然而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学者们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行了概括。国防大学姜汉彬教授从意识形态也是综合国力的角度,概括了包括理论指导力、法纪整合力、理想凝聚力、舆论导向力、道德教化力、艺术熏陶力在内的六种社会功能。宋惠昌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合法性”功能;二是“社会水泥”功能;三是“思想旗帜”功能;四是“价值导向”功能。毛寿龙将意识形态功能分为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说,意识形态可以维护统治集团的团结与稳定,对政治集团的搭便车行为起到一种约束的作用,从而调节政治利益集团间的关系。而从消极方面来说,陈旧的意识形态会压制创新,破坏进步集团的合法性。学者郑永廷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预测、整合以及调控功能做了重点分析。预测功能主要包括因果预测和趋势预测两种途径。而整合功能则是通过文化层面的分层整合、制度层面的规范整合、制约层面的强制整合方式来实现的。调控功能是通过观念、制度及权力的调控来实现。
意识形态概念综述 篇8
一、意识形态的涵义
意识形态概念正式提出距今约有200年历史了, 但以思想观念体系的形态存在及发展却是伴随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发展的。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文化事实, 它不仅是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 也是政治和政治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范畴。
自“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诞生以来, 就一直处于复杂的争议之中。“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对目前西方理论学术著作中通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统计, 发现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至少16种。”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是法国思想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1754—1836) , 他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认为,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全新的观念科学, 一种观念学, 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在特拉西看来, 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纯粹的解释性理论, 而是负有使命的拯救人类、为人类服务并使人类摆脱过去种种偏见的科学, 是超越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特拉西之后, 著名的思想家大都从政治与政治学视角使用意识形态, 但对意识形态的概念都未作明确界定, 而且对意识形态大多持否定态度。即使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的伟大学者, 虽然均曾触及过意识形态问题, 但也都未明确用过“意识形态”概念。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意识形态专著中,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没有对其进行概念性的注释, 但毕竟已超出特拉西的思想体系的内容了。在这部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批判了以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思想, 并由此批判作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斯、恩格斯指出, “这种意识形态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根据本阶级的利益自觉编造出来的思想幻想, 是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 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由此可见, 他们是将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来阐释的。
二战后, 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以中性态度为主。如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 “意识形态”被解释为是与宗教不同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世信念, 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 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英国学者约翰·普拉门纳兹在《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 意识形态有着“明确的价值观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的隐含的价值观”两种涵义。再如, 美国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中认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是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的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这些都是以中立态度阐释“意识形态”这一范畴, 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其持否定态度。法国的莫理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认为, 意识形态“是指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 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 或者批判这个社会, 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而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则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组系统的僵硬的教条和信条, 人们根据这些教条和信条试图了解世界, 并试图保存或改变这个世界。”虽然当代西方大多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没有达成一致,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的、代表着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 是一种明确的系统化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观念或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及其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 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上, 反映一定阶级、集团的持久的经济政治利益,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我国, 对意识形态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存在于肖前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书中, 书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 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
可见, 意识形态由产生到现在, 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的解释与界定见仁见智, 众说纷纭, 它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政治哲学概念。一般意义上讲,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首先是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 因而也是对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反映, 是由多层次的社会意识系统化的观念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众多社会意识形式。横向剖析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可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三大部分。政治意识形态是指维护或批判国家政权或某种政治法律制度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 即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经济意识形态指的是维护或攻击某种经济制度、经济形式的思想理论体系, 又称政治经济学。文化意识形态是指为当时统治阶级倡导的思维价值取向, 是道德价值观念、伦理思想、心理情感、风俗习惯等的总和。
二、意识形态特征
1. 阶级性与人类性的统一。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过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表现, 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讲, “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尽管如此在极具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中也不同程度的包含着全人类的共通因素, 阶级性与人类性这两大因素总是以一种特殊的关系共存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中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也指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 当革命阶级将自己的思想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时, 就会自然地赋予了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类性和普遍性。
2.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在意识形态中, 理论的因素与实践的因素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 意识形态是一个涵盖了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学说、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的复杂思想理论体系。另一方面, 任何意识形态都来源于社会现实, 并以指向、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为根本目的和价值诉求。实践性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 是统治阶级、社会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思想政治观念得以产生、发展和巩固的前提和基础。一言概之, 意识形态就是以系统化的理论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实践要求。
3. 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由于思想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其惯性作用, 后一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前一历史阶段的思想材料和价值观念。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蕴涵了之前社会意识中的能够促进现世社会发展的思想元素。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当然, 对于那些完全失去时代价值、对现实世界起阻碍作用的思想观念, 必须彻底地批判、抛弃和肃清其消极影响。有些观念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充实、改进并赋予新的思想内容, 提升为新的意识形态因素。另外, 既然意识形态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反应, 而社会又是不断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存在, 那么发展性必然成为意识形态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意识形态学说正是在继承、突破前人的基础上, 不断将理论与发展着的时代要求和实践需求相结合, 最终造就了科学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系。
4. 现实性与理想性统一。
意识形态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一方面,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 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 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也就是说, 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根源于社会存在和发展, 是对社会物质经济生活能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与憧憬。任何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决不止步于对现实存在的反应上, 而都是超前性的、代表未来社会、预示着社会事物发展前途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理想性特征。
摘要：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特拉西最早提出来的, 不过当时他所界定的含义是一种对真理的认识。19世纪, 马克思又提出意识形态的理论, 认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20世纪的阿尔都塞重又考察这一概念,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 是对人的意识的加工。文章以“意识形态”概念起源到不同时期意识形态概念应用为主线, 力求完整的阐述“意识形态”这一概念。
关键词：意识形态,概念,特征综述
参考文献
[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2].[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3].季广茂.译者前言[A].[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4].[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著, 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形态意识 篇9
媒体轰炸是继科索沃战争之后, 被引入新闻传播理论中的一个全新概念。这一新概念应该被解释为:新闻炒作者因某种特定需要, 借助于新闻的特殊导向性作用, 通过多种传播手段, 所制造的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媒体轰动效应。
媒体轰炸的欺骗性和攻击性, 就在于炒作者要达到的目的, 隐藏于新闻背后, 通过多角度、立体式的传播扩散, 来实现最终目标。
媒体轰炸的表现形式, 是通过集中立体报导,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和流媒体, 以同一指向为目标, 创造轰动效应, 制造恐慌, 在混乱中达到最终目的。
媒体轰炸的特点是传播的无国界性, 不同目标的同一指向性, 加之轰动效应的可放大性和巨大的“杀伤性”。
例如, 在伊拉克战争中, 当战争开始后, 美国媒体便迅速转为战争机器, 全面配合美军的进攻, 对伊拉克实施了强大的心理战攻击。然而, 伊拉克新闻部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 却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心理战的第一个奇迹。
2003年4月7日, 就在美军坦克停在巴格达的总统府前的时候, 他仍以挑战的姿态举行了一次“超现实”版记者会。
萨哈夫说, “昨晚人们看到的搏杀将给这些雇佣军一个教训, 将给华盛顿和伦敦的战争犯们一个教训。”
就在此时, 背对美军坦克只有几百米的萨哈夫, 还不忘向记者们表示歉意说, “也许, 爆炸声打扰了你们。你们是伊拉克的贵宾和朋友, 但伊拉克必须对付这些外国来的恶棍。”言外之意“巴格达是坚强而防卫森严和安全的。”萨哈夫的这一举动, 让伊拉克民众有理由相信, 伊拉克领导层仍然掌控着国家的一切。
从这一事例我们不难看出, 新闻一旦被绑在战争机器上, 成为重要的战争部件, 以心理战武器出现时, 它的功能就将从根本上发生质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和平建设时期, 新闻传播的这一特殊功能的潜在作用, 同样也不能被忽视。
例如, 2005年11月13日, 因爆炸事故造成松花江全线污染之后, 一些国外敌对势力曾派出大批记者沿线追访, 紧盯处理过程, 企图通过媒体轰炸, 损毁我国的国际形象, 挑拨中俄关系, 制造国内混乱。日本媒体也借机在互联网上散布说, “中国的污染事故, 将造成日本海的污染”。言外之意, “俄罗斯是最大的受害国”。由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电视、广播、互联网、报纸, 到国家、省、市三级媒体, 从多角度全方位实施了“联合立体反击”, 通过以“恶”治“恶”的办法, 击溃了国外敌对势力的媒体轰炸, 才使得我国际形象没有因此受损。
实际上,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是源于不同社会制度在构建各自的社会大厦中所形成的不同价值观的相互碰撞, 它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的价值取向, 对不同社会文化的取舍。
资本主义梦想在全球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制度, 把建立在唯美主义、霸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和价值观, 强加给别国, 最终是要达到彻底控制别国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伴随着国门的洞开, 带有“颜色革命”性质的颠覆活动, 在我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资本流入我国的自由化思潮, 时有抬头作乱之势。敌对势力借助网络游戏, 传播凶杀、暴力、色情、贪婪和自私, 梦想在青少年中播种西方价值观念, 与我展开对青少年的长期争夺, 妄图从内部彻底摧毁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
美国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 大卫·艾克曼 (DaidAiKman) 写了一本《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的书, (莱尼里出版公司“Regnery Publishing”2003年10月出版, 精装本定价27.95美元。) 则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入侵。
在经济建设领域, 在走过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道路之后, 世人终于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工业化建设, 在农村向城市工业化贡献3500多亿元之后, 开始走上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的道路。
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重新整合, 使进城务工的农民有机会与城市就业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通过城市发展带动农村的新农村建设, 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这种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 采用同一市场经济手段, 催生经济整体发展,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成长, 所形成的社会价值取向, 是建立在以缩小三大差别为终极目标基础之上的社会主流意识, 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霸权主义和唯美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观, 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 经济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 经济建设中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也经常给西方敌对势力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以可乘之机, 制造出无法回避的口实, 这在客观上给新闻记者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冷静观察社会生活、从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现象、创作积极的思想产品, 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篇10
近年来, 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 翻译学者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所形成的影响。美国翻译学家安德烈·勒弗维尔 (Andre Lefevere) 认为, 翻译受意识形态 (ideology) 和诗学 (poetics) 的影响, 其中, 赞助人 (patronage) 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 而“文学家们”关心的是诗学 (poetics) , 意识形态是赞助人或权力意志的体现, 赞助人可以决定译文的发表与否甚至是个人的生死存亡。
二、意识形态对选材的影响
“意识形态”在英文中是ideology, 源于希腊文idea (观念) 和logos (逻各斯) 即观念的学说。它最初是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 是特拉西 (Destuut de Tracy) 在18世纪末提出来的。
翻译则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者是社会背景下的人, 他的任何翻译活动都要受到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的, 也有发自译者个人政治意识的。在阶级社会, 当翻译不可避免地同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 翻译就成了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的精英阶层在从事翻译活动时, 他们的目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
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两位旷世奇才, 一为严复, 一为林纾。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 究其原因, 一是严复林纾乃古文大家, 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夫, 译笔优美, 引人入胜;二是他们的译作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严复介绍的西洋思想和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无不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
严复是一位翻译家, 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作为启蒙思想家, 他的翻译以及他对翻译事业的选择, 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目标读者的审美意识。从历史的角度看, 或从目的论的角度看, 严复的翻译都是极其成功的。他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 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
三、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翻译学者贝尔曼 (Berman) 指出, 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选择出的。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不仅体现在对原文的选择上, 而且还体现在语言和概念层面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任何翻译都是在一定程度上, 为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操控的活动。
1997年7月1日, 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针对这一事件, 中西媒体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交锋。对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短语出现了两种译法, 中国媒体译为return to China, 而西方媒体译为revert to China, 一词之差, 却包含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含义。Revert to China是一个法律术语, 指捐赠者捐赠的财产到了捐赠者与接受者商定的法律期限后返还给财产的原捐赠人或他的财产继承人。根据这个解释, 英国对香港的占有是基于大英帝国和清政府共同商定的协议, 不论是占有还是交还都是履行法律义务, 是值得称道的遵法守法行为。“回归中国”正确的翻译应是return to China, 表示物归原主, 尤指归还被他人非法强占的财产, 或被强盗硬行掠走的财物。由此可见, 对香港回归的不同译法已超出了语言层次和翻译技巧范畴, 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西方媒体故意使用revert一词来掩盖非法侵占香港的事实。
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是受意识形态所左右的。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化之后, 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 (Venuti, 1995:19) 的操纵。通过考察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就可以找到翻译史上许多译作不忠实原文的合理性。
四、结语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 大到影响文本的选择、题材的选择, 小到影响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本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或隐或显, 但却无法消除。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 而且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
摘要：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码转换, 更是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 译者从选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无时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本文从选材和翻译策略方面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作一探讨。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影响
参考文献
[1]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 中国翻译, 2003年。[1]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 中国翻译, 2003年。
[2]谭载喜:《翻译学》 (第一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年。[2]谭载喜:《翻译学》 (第一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年。
[3]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第一版)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年。[3]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第一版)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年。
浅析“意识形态”概念 篇11
【关键词】意识形态 实践性 阶级性
“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历史虽然不足二百年，但它的研究方兴未艾，观点各异，分歧很大。正如英国意识形态研究专家大卫麦克里兰所说：“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它是一个定义存在激烈争论的概念。”我国意识形态专家俞吾金也指出，意识形态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主题。研究意识形态的学者们一般都把意识形态的历史追溯到柏拉图，途径培根、洛克、法国启蒙学者等，而其创立应属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特拉西。特拉西在他的论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意识形态是关于观念的科学。他说：“如果人们仅仅考虑内容的话，该科学可称为意识形态；如果人们只考虑方法的话，则可称为普通文法；如果人们只考虑目的，则可称为逻辑。无论称呼什么，它都必须含有这三个分支，因为人们不可能在适当地陈述其中一个而不陈述其他两个。对我来说，意识形态似乎是总称，因为思想科学归为两个方面：思想表达的科学和思想起源的科学。”特拉西吸收了柏拉图、培根、洛克等哲学家的思想，并受到法国启蒙学者中三位彻底的感觉主义者：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和霍尔巴哈的影响，因此，他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并无贬义，它是中性的（描述性的）。”
虽然特拉西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内来研究意识形态的，但了解特拉西的人都知道，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以他为中心的法国意识形态学家们不仅广泛参与当时的各类学术活动，而且也广泛地参与当时的各类政治活动，他们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边，既反对封建宗教的愚昧通知，也反对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拿破仑开始执政时，百般拉拢特拉西等意识形态学家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当拿破仑想复辟封建帝制时，又视这些意识形态学家们为他执政的绊脚石，想方设法铲除他们，指责他们不但是错误认识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空想家，也是宗教、秩序和国家的破坏者，意识形态一词便逐渐带有贬义和否定的含义。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意识形态概念与异化、教化概念联系起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就是意识形态学，他把精神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真正的精神伦理”；第二阶段为“自身异化的精神，教化”；第三阶段为“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对应的各种意识形态作出了卓越的阐述，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费尔巴哈虽然没有使用过意识形态概念，但他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实际上和黑格尔一样，触及意识形态和异化的内在关系问题。他指出，宗教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从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的意识形态观。俞吾金硕说：“费尔巴哈以人本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接过黑格尔手中的批判武器，对宗教这种最具异化特征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透彻的批判。费尔巴哈把神学还原为人学，这是他的卓越贡献。可是，在达到这一步后，他的以抽象的人和自然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哲学就再也无法前进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过“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特征，揭示过它的本质和生成过程，却从未给它下过定义。他们主要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过这一概念的，“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的贬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哲学观，二是指在政治经济领域里统治阶级有意无意地掩盖权利和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讳言，他们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是称之为科学，并把它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马克思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目的就是“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而且还考察分析了意识形态的起源和生产过程。
第一，意识形态起源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对立。“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一个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第二，社会出现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形式后，统治阶级就可划分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关于自己的幻想的思想家和接受并运用这些幻想进行物质统治的政治家。
第三，统治阶级把把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第四，统治阶级把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割裂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理论化、系统化和形而上学化并进一步使之合理化和合法化，进而逐渐教化和同化被统治阶级，消融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有的话），使被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伯恩施坦和列宁都是在描述性（中性）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学说理论，他第一个明确地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由观念构成，观念从定义上说是意识形态。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学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理论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而称之为科学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他认为每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均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对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商务印书馆，2000：72.
从意识形态看中美外交 篇12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此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国百年社会命题:中国的独立和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1844年, 美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外交从此开始在中国百年命题的中国世界大背景下, 西方列强要求东方的中国屈从于西方 (包括美国) , 亦使中国外交屈从于西方的殖民需要。因此中国人民要解决中国的百年命题, 就必然要摆脱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局面, 摆脱中国外交屈从于西方外交。因此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必定具有百年必然性, 这种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百年必然性, 是西方列强 (包括美国) 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1840—1927中国宇宙观的中国切换
1840年中国社会百年命题使中国人民为了位置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国清政府的自强运动, 中国的戊戍变法运动, 特别是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运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 中国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均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更不能改变中美之间的中国屈辱的外交。中国的先进知识份子从器物革命、政治革命中感觉到拯救中国必须开展文化革命, 于是他们高举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开展了中国思想史上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然而仍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的外交平等问题。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不仅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新时代, 在对中国80年代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反思中;在伟大的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在打破对西方巴黎和会幻想中;在五四年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推动下;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中;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中华大地诞生中;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自己宇宙观的中国根本切换, 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的问题, 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而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性由此在中共和中美之间开始真正形成。
1924~1927年, 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中国大革命运动, 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占线。然而在大革命后期, 特别是1927年美国等西方列强于蒋介石结成了同盟, 扼杀了中国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也遭到了屠杀。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担当了中国革命, 中国百年命题的神圣使命, 是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的必然性确立, (相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 相对于1840年的中国革命而言) 。
三、1937—1945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缩小性
1937年~1945年中共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在抗日战争中, 由于中共正确的政治领导、军事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新阶段新形势下中国农村革命道路, 中共在抗战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鉴于此美国于1944年派遣以谢伟思为首的代表团访问了当时中国抗战圣地延安, 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了解。美国先进的记者如斯诺等亦到延安进行采访, 并对中共及时作出了正确的报道, 这一切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共是中国一支有生命力的政治力量, 中美 (中共) 在外交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性处于缩小性中, 为中共 (中美) 之间的外交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四、1945—1949中美意识形态在缩小中的增强性
1945~1946年出于当时美国在世界两级格局中的全球战略利益, 特别是亚洲的利益, 美国意图使中国成为其附庸国并加强其在亚洲的实力, 而对国共两党进行了赫尔利和马歇尔式的调处。然而由于中国国共两党之间的根本分歧, 由于美国的愿望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 而以失败告终。从而近一步增强了中共 (中美) 之间外交意识的色彩。1946年6月22日至1949年10月1日中共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 完成了中国百年独立命题, 彻底粉碎了在美国全方位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 在世界两级格局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的司徒雷登大使悻悻然地离开了中国, 中共 (中美) 之间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是中国1945~1946~1949年的中国必然性。
五、1950—1956中美意识形态外交的根本确立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织了国际联合部队入侵朝鲜, 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953年在中美较量中, 中国胜利了, 如彭德怀所言西方列强只要在中国架起一尊大炮, 就可以使中国屈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加剧。1953年~至1956年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三大改造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从此根本确立。
六、1956—1976中美意识形态外交色彩在增强中的缓和
1964~1968年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 中国由于地源政治再次卷入了中美冲突, 在中国军队、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援助下, 越南抗美战争取得了胜利。美国深陷越战不能自拔, 其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受到了相当的削弱, 美国政府、美国政治家、美国军队再次领教了中国。1971年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抬升,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帮助下, 中国政府打破了美国政府自1949年~1971年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种种阻挠,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使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强大, 而在中美外交中主动开始减弱意识形态色彩, 考虑改变中美外交谋求相互理解。在70年代, 恰逢在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守势, 而中苏关系在此时已破裂, 鉴于此为打破中国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 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谋求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解冻。1972年尼克松总统应邀访问了中国, 毛泽东主席与他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出现了根本的转机。而面向现实、面向国家利益, 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 标志着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色彩增强中的缓和, 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建立正常的国家外交奠定了基础。
七、1978—1992中美外交在缩小中的增强性
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中国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 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意识形态色彩减弱的基础上实现了中美两国外交上的完全正常化。中美之间在1978年~1988年间比较健康的发展, 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减弱。然而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 东欧、苏联相继解体, 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曲折, 在此种气候下中国出现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在邓小平的领导下, 中国政府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 使中国社会主义旗帜继续在世界、在中国大地上飘扬。美国对中国施行了制裁, 使中美之间外交意识形态在蜜月中再度增强, 中国政府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 并与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1992年邓小平巡视了中国大江南北, 中国开始了当代伟大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情况下美国主动在中美外交中减弱了意识形态性, 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 再次主动修复了中美正常的外交, 中美关系再度步入正常轨道中。
八、当代中国中美外交意识形态的弱化性
1840年~1992年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特性:
中美外交意识形态的必然性。中美外交意识形态中的必然性有二种趋向性:其一, 是中美外交在意识形态中的必然增强性一面。由于中国百年命题的客观性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美国在中国的一系列上述事件中客观地不断地加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必然性, 从而使中美外交带上了意识形态增强的历史必然性。其二, 是中美外交间意识形态色彩不断的减弱的历史必然性, 如在1937年~1945年, 1945~1946年, 1972年, 1978年~1988年因而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增强性、减弱性两种必然趋向性。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时代性。上述历史中的增强性、减弱性实际上受到了世界时代的作用。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由于中共要解决中国百年独立问题, 而美国则力图阻止中国的真正独立;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由于中共要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而美国则惧怕中国的伟大复兴, 因而增强了中国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必然性。而在战争与革命时代, 由于国家利益如1937~1945又减弱了中美外交意识形态中的必然性。在和平与发展时代, 由于国家利益, 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利益的一致性, 又进一步减弱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色彩。由此观之, 时代对中美意识形态外交有重大作用。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世界格局性。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 中国要实现百年中国命题必然要起来冲击这种从属格局性, 因而中美外交意识形态色彩增强。在世界多极格局中由于中国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 因此中美外交减弱了意识形态性, 而大大增强了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如1972年中美外交。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国家利益性, 在近现代、当代世界市场经济中, 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利益地相互需求性日益增强。因而中美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的协调下存在弱化性。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根本对立性, 由于中美两国立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不同, 因而中美所确立的根本制度具有巨大的差异性, 因而使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具有根本的对立性, 根源于两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根本的国家利益。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前景具有广阔性, 随着市场经济实践, 世界科技革命、世界时代的发展, 中美意识形态外交必然能在相互理解中相互克制中得到相互理解得到相互弱化。因此中美外交在当代总体上趋于向良性方向发展。
九、走向务实的中美外交
当代中美外交应在相互尊重意识形态的差异下向务实方向迈进。具体地讲中美务实外交应消除以下几大障碍:
其一是中国的台湾问题, 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感情问题。而美国方面则始终把台湾视作美国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始终不愿在中国这个统一的问题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因而增强了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色彩。
其二是美国在世界上搞单边主义, 推行其价值观, 干涉中国内政, 以致谋求和平演变中国, 这必然伤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的中国感情, 因而亦增强了中美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色彩性。
其三是美国统治者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 真正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因而亦必然加大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外交性。
因此为了减弱中美外交的意识形态性, 需要中美双方相互理解、相互忍让, 真正把中美外交关系建筑在两国国家利益和当代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唯如此中美外交、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才能真正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中国近现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4]中美外交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