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意识形态（共12篇）
西方意识形态 篇1
西方自由化思潮, 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特殊战争。在两种不同价值观的长期较量中, 以多种传播手段为主要战争工具的媒体轰炸, 使新闻记者不知不觉地被推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场媒体对媒体, 新闻对新闻, 素质对素质的战争中, 如何提高记者的战争意识, 已经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媒体轰炸是继科索沃战争之后, 被引入新闻传播理论中的一个全新概念。这一新概念应该被解释为:新闻炒作者因某种特定需要, 借助于新闻的特殊导向性作用, 通过多种传播手段, 所制造的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媒体轰动效应。
媒体轰炸的欺骗性和攻击性, 就在于炒作者要达到的目的, 隐藏于新闻背后, 通过多角度、立体式的传播扩散, 来实现最终目标。
媒体轰炸的表现形式, 是通过集中立体报导,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和流媒体, 以同一指向为目标, 创造轰动效应, 制造恐慌, 在混乱中达到最终目的。
媒体轰炸的特点是传播的无国界性, 不同目标的同一指向性, 加之轰动效应的可放大性和巨大的“杀伤性”。
例如, 在伊拉克战争中, 当战争开始后, 美国媒体便迅速转为战争机器, 全面配合美军的进攻, 对伊拉克实施了强大的心理战攻击。然而, 伊拉克新闻部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 却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心理战的第一个奇迹。
2003年4月7日, 就在美军坦克停在巴格达的总统府前的时候, 他仍以挑战的姿态举行了一次“超现实”版记者会。
萨哈夫说, “昨晚人们看到的搏杀将给这些雇佣军一个教训, 将给华盛顿和伦敦的战争犯们一个教训。”
就在此时, 背对美军坦克只有几百米的萨哈夫, 还不忘向记者们表示歉意说, “也许, 爆炸声打扰了你们。你们是伊拉克的贵宾和朋友, 但伊拉克必须对付这些外国来的恶棍。”言外之意“巴格达是坚强而防卫森严和安全的。”萨哈夫的这一举动, 让伊拉克民众有理由相信, 伊拉克领导层仍然掌控着国家的一切。
从这一事例我们不难看出, 新闻一旦被绑在战争机器上, 成为重要的战争部件, 以心理战武器出现时, 它的功能就将从根本上发生质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和平建设时期, 新闻传播的这一特殊功能的潜在作用, 同样也不能被忽视。
例如, 2005年11月13日, 因爆炸事故造成松花江全线污染之后, 一些国外敌对势力曾派出大批记者沿线追访, 紧盯处理过程, 企图通过媒体轰炸, 损毁我国的国际形象, 挑拨中俄关系, 制造国内混乱。日本媒体也借机在互联网上散布说, “中国的污染事故, 将造成日本海的污染”。言外之意, “俄罗斯是最大的受害国”。由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电视、广播、互联网、报纸, 到国家、省、市三级媒体, 从多角度全方位实施了“联合立体反击”, 通过以“恶”治“恶”的办法, 击溃了国外敌对势力的媒体轰炸, 才使得我国际形象没有因此受损。
实际上,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是源于不同社会制度在构建各自的社会大厦中所形成的不同价值观的相互碰撞, 它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的价值取向, 对不同社会文化的取舍。
资本主义梦想在全球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制度, 把建立在唯美主义、霸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和价值观, 强加给别国, 最终是要达到彻底控制别国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伴随着国门的洞开, 带有“颜色革命”性质的颠覆活动, 在我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资本流入我国的自由化思潮, 时有抬头作乱之势。敌对势力借助网络游戏, 传播凶杀、暴力、色情、贪婪和自私, 梦想在青少年中播种西方价值观念, 与我展开对青少年的长期争夺, 妄图从内部彻底摧毁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
美国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 大卫·艾克曼 (DaidAiKman) 写了一本《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的书, (莱尼里出版公司“Regnery Publishing”2003年10月出版, 精装本定价27.95美元。) 则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入侵。
在经济建设领域, 在走过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道路之后, 世人终于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工业化建设, 在农村向城市工业化贡献3500多亿元之后, 开始走上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的道路。
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重新整合, 使进城务工的农民有机会与城市就业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通过城市发展带动农村的新农村建设, 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这种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 采用同一市场经济手段, 催生经济整体发展,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成长, 所形成的社会价值取向, 是建立在以缩小三大差别为终极目标基础之上的社会主流意识, 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霸权主义和唯美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观, 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 经济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 经济建设中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也经常给西方敌对势力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以可乘之机, 制造出无法回避的口实, 这在客观上给新闻记者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冷静观察社会生活、从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现象、创作积极的思想产品, 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西方自由主义思潮, 经常打着“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人权”和“环境保护”的幌子,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图书、网络媒体, 假借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我国长期构建的意识形态领域, 实施媒体轰炸和全面渗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媒体对媒体、新闻对新闻、素质对素质的战争中, 新闻记者长期保持战争意识, 是打赢这场战争的重要前提。■
西方意识形态 篇2
“我是我自己的，我是独立的，我受到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支配，所以我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是我祖父的孙辈，我是我的祖先的后人，所以我不是我自己，我有着生来的责任与使命，我不追求个人的自由，而追求人际、历史与自然的和谐”……类似以上的两句话，在我们生活的身边往往可以听到，而尤其以前一种更多。年轻人往往有着他们桀骜出众的愤慨热血，仿佛必须把一句话咬牙痛恨般的彻彻底底的讲出来才够劲。以上两句话，听起来理由充分，底气充足，自成一种坚不可摧的因果关系，然而，因为“我是我”，所以顺理成章的“我要自由”或者“我有使命”，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把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件事情视为自然而然的原因和结果，就是文化。
文化是在一个人身上，比情绪、性格和意志更加深入和持久的东西。从孩子的最初诞生开始，他听到的语言、经过的建筑、观察过的人的脸庞、品尝过的食物、与同伴们一起做过的活动、读过的书，无不以一种默然的形式，持续的对他形成一种文化的熏陶，在孩子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之前，实际上他早已经是一种独特文化教养下的文化的团体的一份子，而在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浸染之后，他便能够以这种独特文化的价值观，去探索与评价他所在的世界。全世界上的所有文明，无不如此。文明是独特的，价值是相对的，而每个人在每种文化的培育下，各自形成了独立的、相异的而又互相有极大交集的人格。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来讲，所有人，所有文化，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平等的，只有不同，而不该有或优或劣的价值比较的。
中国文明，就是世界多种多样文明中普通的一个，而且是对世界造成过许多益处的（益处，即古中国的文字、历法、社会制度、哲学思想、四大发明等在与其他文明的友好交流中，对他们产生过积极的、发展的影响。这是站在世界民族共同的价值立场上判断的）的历史悠久的影响深远的而且如今依然传承与发展的一种文明。中国文明具有明显的传承性，在数千
年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仁爱、和谐、尊敬、包容等为理想的人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与集体、现代与前、后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追求实现一种在团体中个人和睦相处实现集体最大发展、每一辈人接续前人的使命、人能够遵从自然发展的规律与世界融合一体的境界。因而在中国有许多诸如“君子和而不同”、“子承父业”、“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安土重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短语，甚至对他人最严苛的批评用语也有“不孝乃父”、“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等。从这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希望实现一种人际、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构建中，个人具有无条件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个人有责任接受来自他人和长者的教诲，个人应当具有全面的教养、关怀集体的心胸和宽阔的“天下”的眼光，而个人不受约束的绝对的“自由”并不是被十分的重视。在中国这样的历史与文明中，中国人民有着充实的精神世界，有着高远的人格追求，有着清晰地本职工作，有着共同的眼光与意识，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瑰宝。这与当前西方主流的文明意识普遍信仰超越个人的“天主”、追求个人绝对的自由、忽视历史赋予当代人的使命与责任，是十分不同的，然而各自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着平等的传承、教化、交流的权利。直到近代，由于满清政府较为狭义的部族政治、平民教育的缺失、知识分子的败坏、民间过分追求统一等原因，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道德评价标准成为限定个人基本自由的呆板的“三纲五常”，成为“吃人的礼教”，成为民族文化的糟粕，限制了中国人民智慧的开启，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中对于“民族”的理解，从来即不是自狭义的种族而产生的，而是包容起所有承认、接受与传承了中华文明精神的人的群体，这也与西方“民族”的观念有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传统中华文明，还是现代西方文明，都是世界上相互平等而合理存在的不同的意识系统，两者各有其产生的渊源和适合的土壤，其中并没有优劣、高低、正否之分。也因此，任何一种文明没有权力藐视其他文明的价值，没有权力侵犯其他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更没有权力自视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每种文明都应当承认不同文明
之间的相异之处，却不能够强制要求其他文明屈从于自己文明的价值观。这应当成为世界各文明之间共同遵守的“和平共赢基本原则”。
然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总是出现着这样一种现象：文明依附于国家实力，形成了一种互相的高下价值差别。而处于价值高的一端的文明，总是强迫其他的文明屈从于自己的价值判断。
当前国际形势中，最突出的意识形态冲突，当属以“中国威胁论”为主调的西方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侵犯与渗透。
“中国威胁论”，即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场合中每每鼓吹的、断定中国的复兴将对世界和平局势造成威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民满含着的建设祖国的热情，实质上隐含着极端的民族主义，而当中国在经济、军事上强大和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后，必将向其他的所有国家发出威胁，破坏国家当前的和平局面。因此世界所有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共遏制中国的复兴。在这种表面上的大肆鼓吹之外，一些国家还有意识的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文明中的资本主义民主精神、个人主义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极端化，传播给中国广大基层人民，即所谓“思想渗透”。通过一明、一暗两种手段，企图达到贬低中华文明、压制中华文明和消灭中华文明的国家目的。
“中国威胁论”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完全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中华文明从来追求“和”，追求与自然、与世界的和平相处，从数千年来的所有的历史来看，强盛的中国不但不会给邻国造成灾难，反而会热情的建设起一种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礼尚往来，友好交流，使得更多国家在中华文明的帮助下，更好、更和谐的发展（仅有元朝除外，因为蒙族人较少受到中华文明教化且固执不愿接受狡猾的缘故）。而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征战文明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复兴”与“侵略别国”有着自然而然的因果关系，这是十分狭隘而自负的文化价值观。
将所有西方的文明思想统统视为“思想渗透”，显然是一种十分错误的文化保守主义，但我们应当看到伴随西方文明思想而来的一些危险信息。一些常被用作思想渗透与攻击的武器主要有：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和资本主义民主。这些理念原本在西方文明中，都被认为有着充分而自然的理由，然而与中华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从统一的农耕文明中发源，注重集体主义，注重个人的归属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与西方在分散的商业文明中形成的个人主义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不相符，而中华文明注重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尊敬与和睦合理的秩序，与西方文明中有着激烈争执的资本主义民主亦不同。这些差别本无优劣之分，但一些国家却从这些文明的价值观上，判断中华文明为不民主、不自由的迂腐败坏的文明，应当全盘推倒，并以此来影响广大群众共同攻击中国、丑化中国，则是十分卑劣与用心险恶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再到如今发达的和互联网时代，西方的思想渗透和国内一些群众的盲目自我否定的运动，从来未有停止，甚至更加深化和隐蔽化。从最近几次事件例如国外媒体对茂名群众游行的虚妄报道与渲染、美国纽约时报的中国反腐将引起中国衰退的观点、国外媒体对中国在钓鱼岛的行动的错误报道，以及美国在对自己与对别国的双重人权标准、“棱镜”计划的曝光中，我们可以感到这种思想渗透的嚣张气焰之盛。这些是我们应当十分警惕的。
这种思想渗透与文化入侵，往往是通过一个破绽，即人民文化素养的不足。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内涵，非但有着深入的学习与广泛的体会，不能明白它的真谛。而许多接受了少量教育的青年人，自以为通过一段时期的浅显观察与体会，就已经看透了中华文明的本质，敢于用随意的、含义简单的、没有发展的余地的词语将中华文明一概而论，这恰恰证明他们没有对中华文明的超越浅薄的认识和他们个人的自负与狂躁，这样的一批人最易成为西方思想渗透和文化入侵的病毒感染者。可见深入的文化教养之重要。
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批判的吸收外来文明与坚决抵抗外来文明的思想渗透，已经是新时期下全国人民应当共同承担的使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保持勤奋的、广泛的学习，批判的分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勇敢的担当起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通过学习，我们才能够了解更深刻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通过分析，我们才能够培养起独立的人格与价值观。只有通过学习与实践，我们才能够融入丰富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并在不断的反思、比较中，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在世界宏伟的发展潮流中，保持自己的头脑，开创一个更新的多民族和
西方意识形态 篇3
关键词：意识形态；电影批评；政治道德化；谢晋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5A005107
电影无疑是当今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但意识形态操作有其复杂的技巧，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建构、传播和唤起认同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将自己消融、同化于电影情节和价值观中的过程。电影中的意识形态能够发挥效用的前提是它必须“隐身”，而一旦被指认和暴露，其意识形态则失去效果。因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效用之一就是，凭借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实际的否定”[1]。意识形态从来不会说自己是意识形态，为了隐藏自己的意识形态属性，高明的意识形态操作就需要用伦理、情感置换政治。因此，揭示影视文本中伦理与政治的置换，则成为当代中国电影意识形态批评的必经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谢晋电影批评”，通过指认谢晋电影“政治与道德置换的秘密”[2]，开启了中国电影意识形态批评方法的经典话语模式。兹列举一二：
谢晋一方面展示了“左”的统治下的黑暗，又使主人公成功地逃开了这一切，遁入中国人理想的家中。同时，又使矛盾的解决归入到血亲关系之中来。这样，就使政治的批判变成了伦理的批判，使制度的批判变成了道德的评判。在这种结构中，没有被淘汰出局的人，因此没有悲怆，没有崇高的牺牲，因此没有悲剧，有的只是乱世苟存后的窃笑，低调调和的一丝温柔。[3]
这些影片大多继续了1990年《焦裕禄》将政治伦理化的泛情策略……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也尽量避免政治倾向直接出场，而是通过对克己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伦理精神的强调来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化”询唤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4]
这是谢晋在这个特殊时代里运用的一种特殊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的巧妙在于把一个政治故事转换为一个道德故事，用道德意义上的颂扬和贬斥来完成政治上的颂扬和贬斥。[5]
显然，80年代末期开启的谢晋电影批评，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惯用套路。“政治与道德的置换”成为意识形态批评最常见的切入点，被运用到众多电影批评文本中，“政治伦理化”、“用道德批判取代政治批判”的指责，既可以针对谢晋电影，也可以针对“主旋律”电影。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一方面表现出对西方批评方法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类似的批评文本也弥漫着强烈的“反传统”、“去政治化”乃至“去伦理化”的气息。因此，可以说，对谢晋电影的这种意识形态批评，本质上是80年代以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反思80年代，走出这一时期形成的对西方话语的迷信，摆脱受西方话语强制形成的惯性。不再简单套用西方批评范式对本土电影进行削足适履的否定，避免用西方文化视角将本土电影“他者化”倾向。这是建构中国电影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前提。
一、 关于谢晋电影的“政治道德化”
1980年代以降，因对极“左”思潮的反感，思想文化界盛行“去政治化”，几乎每个电影导演，都极力否认自己的影片带有任何“政治性”。政治属性成为一部影片最不光彩的身份特征。许多导演都试图撇清影片与政治的关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西方各种理论方法争相涌入，“意识形态批评”这一新方法随即成为电影界向政治性开火的得力武器。在如此背景之下，代表中国电影最高成就的谢晋电影首当其冲地成为批评的靶子。他的电影被认为在伦理故事下隐藏着极强的“政治性”，是用道德对政治的替换，并指责谢晋在影片中将特定的制度问题转化为普遍的道德问题，其目的在于维护现实政治的合法性。由此，在80年代末兴起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潮流中，谢晋电影成为意识形态批评的重点对象，谢晋也被讥讽为是“以政治为天职的人”。“电影手册派”批评约翰·福特电影《少年林肯》中的意识形态操作时指出，真正体现电影政治性的是影片貌似“去政治性”，或者是将政治道德化。意识形态电影批评家认为，从谢晋电影中无疑也可以看出这种操作，而这种将政治道德化的操作恰恰表明谢晋电影有极强的政治性：
这些通常带有道德色彩主题的含义绝不仅仅在道德伦理领域，它们在谢晋的影片中不仅同某个政治故事纠缠在一起，而且终究要上升为一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从而与原有的信仰体系结合起来，人物的道德选择也即政治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故事的道德化叙事方式恰恰表明了谢晋电影的政治性质。[2]
显然，被解释为意识形态操作策略的“政治和道德的相互置换”、“政治的道德化”等，在当时的语境中，无疑是对谢晋导演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谢晋电影的后果，不仅是在用道德批评代替对“极左”的政治批判，而且压制和改写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和历史。但是，这种批评显然与谢晋电影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其文革三部曲是公认的对“极左”时期人性扭曲的深刻揭示和呈现。然而，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文章还是潮水般冲向这位中国最优秀的导演。批评的不实和错位是明显的，但均被人们对西方理论和批评方法的热情所掩盖。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批评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是“政治与道德”的对立。这无疑是西方传统而非中国传统。“政治与道德”的二元对立是典型的西方思路。其观念基础是“世俗领域”与“宗教领域”的对立，是“国王”和“主教”的对立， “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对立。在西方文化中，个人生活、内在道德属于私人领域，由牧师管理。正如那句西方格言揭示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这样的观念下，“政治”是属于市俗权力运作的公领域，外在于私领域的道德。只有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政治和道德的相互置换”才成为对作家或者导演的严厉指控，因为这种置换确实蓄意混淆公领域和私领域两个独立的范畴，也就成了意识形态操作的罪状或证据。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市俗领域”与“宗教领域”的对立，政治与道德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反而一再强调两者的统一，强调内圣外王，强调伦理与政治不可分割。所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该批评方法的逻辑前提不存在。谢晋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这种处理，并不是蓄意要混淆两个不同领域。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正统”的范围是一致的。所以，对谢晋电影意识形态置换术的指责是不适应中国语境的。
二、 谢晋“政治道德化”处理的中国语境
首先，这些意识形态批评家对谢晋是“以政治为天职”的嘲讽，也表现出对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的隔膜。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去政治化”语境下对“政治性”的贬义解读，回到中国传统语境，“以政治为天职”却是一个人的神圣职责与使命，“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在传统人生追求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四个看似不相关的阶段其实是一个过程。“政治”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一直都是一个葆有美好含义的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化政治追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本身都葆有“政治的天职”。“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知识分子、艺术家从事礼乐教化，本身也是承担政治天职的一个途径。“政治”的污名化与西方马基雅维利式的对政治的解释进入中国有关。回归中国传统的语境，对于出生于浙江上虞诗书礼仪之家，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谢晋，所谓的“以政治为天职”，恰恰是谢晋内在禀有的那种传统士大夫的政治忧患意识和社会关怀，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感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其次，“政治道德化”本身也是数千年延续不绝的中国传统，绝不是谢晋别出心裁进行政治投机的造作。“家”“国”是一种同构关系，“公领域”与“私领域”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道德与政治二者本就不可截然分开：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
因此也就不存在批评家们所谓的对政治和道德的相互置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越轨之举。所谓内圣为体，外王为用，“修己”可以“治人”，政治关乎人心，谈论政治，其实也就是在讨论道德伦理。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则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同样，道德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对个人德行的关注，也从来不仅仅是道德伦理的要求，而是与国家治理相关的技术。所谓的“以德治国”，不是如当下口号化政治学中的一句空谈，而是沿用了几千年、被历史证明过的治国之道。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认为：
儒家思想，是以人类自身之力来解决人类自身问题为其起点的，所以儒家所提出的问题，总是“修己”、“治人”的问题，而修己治人，在儒家是看作一件事情的两面，即是所谓一件事情的“终始”、“本末”……所以儒家思想，从某一角度看，主要的是伦理思想，而从另一角度看，则亦是政治思想。[6]
这恰恰说明，不是谢晋个人试图通过将政治与道德置换制造出某种意识形态，而是谢晋本人仍然属于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只是让自己的创作立足于中国政教传统，始终在影片中贯彻了人物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相互统一的原则。在他的影片中，正是通过对政治人物背离道德行为的刻画实现了电影对扭曲人性的政治的批评，比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芙蓉镇》中的李国香。而正面政治人物形象则首先体现在道德人格的正面性，如《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芙蓉镇》中的谷燕山。《天云山传奇》中女主人公宋薇的问题就在于她背离了这一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统一的传统。她对罗群的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是分裂的，而在影片快结束时，她终于将“对罗群的道德肯定最终与政治肯定统一起来，对吴遥的道德否定最终与政治否定统一起来”[2]。这表明，“极左”政治的荒谬性就在于它公然可以撕裂政治和道德，而政治和道德的统一则意味着它回到了传统的对政治的理解的正确轨道。但是在意识形态批评家那里，谢晋是在玩弄道德置换政治的策略，将政治上的错误转换为私人道德上的错误，用道德批判取代了政治批判。吴遥、李国香被处理成道德上有污点的人，成为谢晋用道德置换政治的意识形态操作的证据：
一旦吴遥的形象被道德化地处理，他的政治错误就更多地带有个人的特点，对他的谴责，也就不会演变为对某种秩序及其信念的整体性的批判。[2]
这个角色（李国香）的失败在于，她除了是满口阶级斗争词汇的极左女人，还是一个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作风不正派”的女人，暗示她之所以往上爬是因为作风问题，这就很落俗套了。假如她恰恰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女性呢？[7]
这些批评的潜台词是：谢晋总是描写坏人作恶，这其实是为政治辩护，应该描写好人做恶，这样才能将问题引向政治，让观众明白问题不是出在道德而是出在政治制度本身。对于生活在中国传统之中的谢晋而言，道德批判本身就是政治批判，而且是最严厉的政治批判。政治家私德有亏，这在西方文化中可能不算什么，但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下则是直接宣判其政治的死刑。批评家们认为谢晋通过这样的操作放弃了政治批判，显然是脱离了中国政治传统，是对谢晋的曲解。德行有亏不影响政治合法性的判断，在“公领域”与“私领域”有着明确界定的西方政治文化中才具有有效性。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政治批判本身往往是借助道德批判来进行的，对当权者“失德”的指控其实是最严重的指控，它意味着丧失了统治的“天命”合法性。在孟子那里，“汤放桀，武王伐纣”，都是桀纣因为失德而丧失了“天命”，此时，“臣弒其君”具有了合法性，因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梁惠王》）。在史传的记载中，桀、纣等暴君的形象其实都是“被道德化地处理”了，但之后的逻辑并不是如批评家所言，意味着他们的“政治错误就更多地带有个人的特点”，对这些暴君的谴责，“不会演变为对某种秩序及其信念的整体性的批判”，恰恰相反，在传统的政治伦理中，政治人物失德，直接指向这一政治本身的问题。可见，认为对人物进行道德化处理是为了将政治问题转移成个人问题，逃避政治批判的观点，同样是一种无视中国语境和文化传统的判断。因此，吴遥、李国香、赵蒙生母亲等反面政治人物形象的存在，与其说是谢晋将政治错误个人化以实现对政治的辩护，不如说是他对现实政治的控诉与批评。
谢晋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他的文革三部曲没有“以‘文革的经验代替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想象”[8]。也就是说，他没有因为“文革”的黑暗而完全否定前30年。他对中国政治有激烈批评，但并不彻底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他的影片中，这个政治既可以生产丧德败行的政治投机者，也可以存在罗群、谷燕山这样的中流砥柱式的政治良心；既可能出现赵蒙生母亲这样忘记自己责任和良知的高级干部，也会出现梁三喜、靳开来、雷军长这样的民族脊梁式人物。而后者显然更能代表这个“政治”。更重要的是，该“政治”背后还有梁大娘、韩玉秀式的底层民众的坚定支持。对谢晋而言，这判断不是源于意识形态虚构出来的幻象，这是他内心对政治、对中华民族的真诚信念。谢晋对政治的批评无疑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为民请命”式的批评。这是理解谢晋电影中政治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
三、 “政治道德化”批评折射出的思想症候
可以看出，针对谢晋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体现出一种内置的西方视角。套用西方“公领域”和“私领域”二元对立的诠释框架，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并不清晰，政治与道德也相互混同，所有这些，体现中国政教合一特征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而众多中国学者，也正是站在这一角度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如果用现代性来衡量的话，无疑，这种文化有很多弊端，容易导致专制。但如果抛弃内置的西方视角，从多元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教合一，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对于从本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谢晋电影而言，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文化体系中的观念尺度对之进行衡量和批判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武断和错位。这种批评立足于西方文化视角而将中国传统“他者化”。批评一开始就假定在艺术中，混同政治与道德必定是错误的，而将政治与道德分开，所谓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种源自西方的观念，则先验地具有了不需要论证的合法性。在今天看起来，这种合法性其实是很成问题的。西方将政治与道德彻底分开，政治只管俗务而无须管理人心，是因为它将人心问题、道德问题交给了上帝和牧师。而中国缺乏深厚的宗教传统，道德问题是由文化照看的，是以文载道的传统。道德人心的问题自然就寄托到政治文教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政教传统之中，政治和道德天然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套用西方的政治理念，批评谢晋电影混淆政治与道德，是完全无视中国文化语境的批评。这样的语境错位使对谢晋的批评凌空蹈虚。
但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迫切学习西方文化，一切来自西方的观念均被视为经典，只看重批评方法而无视其语境错位，将一种历经数千年积累的文化习惯和道德传统，设想为某个导演个人的政治倾向或意识形态操作，这种胶柱鼓瑟式的批评，明显体现出源自西方的批评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其尴尬之处在于它是先找到了西方理论后，再寻找目标充当批评的靶子。但是，这种批评理论与批评对象之间的错位被忽略了。约翰·福特在《少年林肯》中将政治道德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操作，但谢晋的政治道德化则是一种植根于文化血脉的自然处理，前者是策略性的、隐蔽的、意识形态的，后者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积累的、直白呈现的，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固有特质，是任何意识形态操作都不足以涵盖的。
另外，针对谢晋电影的“政治道德化”批评，本身体现出一种“去政治化”倾向。在对谢晋电影中革命叙事的批评中，吴琼花们的革命过程被理解为逃出旧的“命令—服从”关系又进入新的“命令—服从”关系的过程。“对于她们来说，觉醒或觉悟等同于服从”[2]，诚如汪晖后来所说，“去革命过程”“必然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9]，而当他以权力的“命令—服从”关系诠释吴琼花们革命的时候，他恰好是在取消吴琼花们的革命主体性，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消解了这一革命曾被赋予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个人和民族解放意义，将其还原为一种再度进入权力关系的循环。当然，这种“去政治化”是意识形态批评家所依赖的批评方法必然导致的结果。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一种方法本身具有“去政治化”特质，在阿尔都塞那里，主体的建构被理解为接受意识形态询唤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屈从的过程，将之套用于革命主体的建构，则自然也就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所谓的革命主体建构过程本质上也是服从过程，取消其主体性的过程。
在汪晖对谢晋电影的批评中，也有其准确的一面。如他认为谢晋是“一个传统的理想主义者”，认为谢晋试图“重建一种能够维系人心的理念”，这一理念是“既存的信仰体系和当代人的思想情感的一种结合，但它必须适应这个民族最习惯的情感方式，从而前所未有地更富于人情味。它将通过唤起人们内心中最古老、最恒久的道德情怀来达到维系人心、维系中国社会的现存秩序的政治目的。”但是，当谢晋真正立足民族传统的情感表达和道德关怀而讲述故事时，批评却陷入意识形态批评的惯性之中，将这样的情感表达和道德关怀视为一种政治策略，一种以道德遮掩政治的意识形态隐身术。我们从这样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外来理论具有“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它可能是打开视野，带来崭新见解的批评利器，另一方面，这样的理论也可能会造成对批评视野的遮蔽，此时理论和方法本身便成为拘禁批评家思想的牢笼。
四、 “政治道德化”批评包含的反道德倾向
意识形态批评敌视任何具有建构性的情感与价值，因此中国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不可避免地将社会必需的正面价值都指认为意识形态而予以谴责或反对，从而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去道德化”的倾向。由于道德被赋予意识形态化的理解，道德的合理性相应地也受到质疑。人物向上的道德追求，成为该人物被意识形态捕获的表征，从而被赋予负面价值。与之相反，反道德的行为则由于被解释为对意识形态的反抗而得到肯定。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批评往往在批评其对象“政治伦理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走入“伦理政治化”的另外一种极端，即影片中的一切道德或感情表现都可以视为对政治的遮掩，都可以从主观层面挖出背后隐藏的导演的政治动机。而客观效果而言，影片中的道德或感情表现，都可以被认为起到了弱化政治批判的效果，成为导演绥靖、妥协的标志。
批评者指出，谢晋电影“强调人的素朴情感、原始生存方式和传统道德在维系民族生存、支撑苦难人生、克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但这种“强调”恰恰被视为谢晋电影的致命缺陷，因为“在谢晋电影中，对素朴情感的崇拜已经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2]。显然，通过将道德表达指斥为意识形态表达，使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性完全被消解掉，谢晋电影中“对素朴人情和人性的赞颂”，也完全丧失了其美好的一面，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这样的批评思路，显然是批评者自身预先将道德意识形态化，然后反过来以犬儒主义立场怀疑电影中的道德表达，指斥这些道德表达具有意识形态性：
当谢晋对那些素朴的人性和情感进行礼赞的时候，当他从中去发掘民族的灵魂和民族伦理的时候，他并没有认真地思考中国的政治运作与这种传统美德之间的关系。[2]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谢晋电影具有的这种“缺陷”，恰恰是它的优点，即他并没有因为传统道德与政治运作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否弃这种道德价值。毕竟，道德的作用不仅仅是可以被统治者利用来“克服政治危机”，它还有支撑生命意义、帮助个体安身立命的主体性价值，其直接作用的，不是那些离我们相对比较遥远的统治者，而是我们身边的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道德原则有利于维持政治统治就一概斥之为意识形态予以贬低。
意识形态批评的去道德化立场，在今天已经不是局限于学术内部的认识。它的影响已渗透到社会大众心理之中，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流行的“反道德主义”的重要根源。它解构了传统的道德偶像，因为他们不过是被意识形态询唤交出自我主体的一类人；并以犬儒心理揣测和想象那些道德原则的践行者，将其指斥为“道德绑架”和“道德自慰”。同时，按照意识形态批评逻辑，“克己、奉献、集体本位”等道德原则不过是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实践这些道德，不过是“强化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无视或挑战这些道德，似乎成为唯一的出路。为了对抗意识形态“询唤”，“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个人本位”成为必然的最合理的选择。当然，因具备意识形态“询唤”功能而受到质疑的，远不止道德，民族意识、国家认同，都因其明显的询唤意味而不再具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许诺的“乌托邦”式美好远景虽然已然失去“询唤”效力，但受其牵累，一切带有理想主义意味的诉求也因其“询唤”特质而在今天不断受到质疑，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避免被意识形态批评解构的命运，即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华裔学者赵鼎新指出：“一般来说，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并且其许诺愈不容易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就愈能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比如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一意识形态，不但与人的竞争和趋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难被证伪。”[10]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否真有这样的神奇效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 图绘意识形态[M]. 方杰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9.
[2] 汪晖. 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谢晋电影分析[J]. 电影艺术，1990（2）：2345.
[3] 马军骧. 结构与意义：谢晋电影分析[J]，当代电影，1989（4）：6972.
[4] 尹鸿. 论谢晋的“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兼论谢晋九十年代以来的电影[J]. 电影艺术，1999（1）：4347.
[5] 刘宏球. 历史的命名与时代的选择[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528.
[6] 黄光剑，林少敏. 徐复观集[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112.
[7] 崔卫平. 电影中的“文革”叙事[J]. 粤海风，2006（4）：42.
[8] 聂伟. 通俗现代性、想象中国与跨文化阐释：谢晋电影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J]. 电影新作，2009（5）：5356.
[9] 汪晖.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7.
西方意识形态 篇4
1. 强调网络传媒的重要作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普遍意识到要加强互联网建设, 并积极在网上增加反映本国的内容和信息, 使本国文化在网络世界中能够占据应有的位置。例如, 加拿大计划在10年内增加英特网上和其多媒体作品中加拿大信息的内容, 为此投资了3 000万美元。法国司法部部长雅克·图邦认为, 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络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为此, 法国通过了一项法律, 要求在法国的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德国也在进行德语网络的研究, 试图将德文打入国际互联网络, 在这个充满无限商机的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日本担心自己的大和文化被淹没在互联网茫茫英文信息里, 加紧建设本国的网络环境, 早在1992年就出台了曼陀罗计划 (Mandara) , 预算规模l万亿日元, 计划建成纵贯日本南北的高性能计算机空间, 使日本成为接受和发送世界科学技术的信息基地。
2. 注重对青少年的网络保护
西方各国政府非常重视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 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成熟的教育理念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 为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民进行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的传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一, 安排专门经费和时间对全国有关人员进行教育。第二, 在网络安全组织中, 安排专门人员从事日常安全教育工作。目前, 欧美各国均做了这种安排。第三, 指定重点院校专门培养网络安全方面的人才, 国家给予资助学费, 但毕业学生要按照合同规定在国家或军队部门工作若干年。第四, 通过演习等接受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教育, 美、英、澳等国均会在演习时邀请机关、企业、学生参与或参观。
3. 强化网络舆论的导向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包括三个步骤:首先, 西方国家设置了完备的网络民意调查机构对民意进行广泛调查, 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其次, 西方各国政府重视对网络舆情表达的控制。即为了达到其特定目的, 政府对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的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有可能进行有意识的掩盖, 从而使民众的政治态度得不到表达或表达不充分。再次, 目前在西方国家, 政府行为在解决社会冲突及引导舆论上处于主体地位。政府的舆论调控行为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并依据这一原则制定了保护国家利益的政策, 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行都会受到国家机器的惩罚。
4. 坚持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与输出
西方国家对外意识形态的网络渗透与输出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包括:一是通过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一对一的聊天、网络黄、赌、毒等方式宣扬西方腐化的生活方式, 通过图片文字以及雇佣炒作手炒作极具煽动性的论坛文章等渗透西方的价值观。二是通过互联网, 借助英语推动西方文化的传播, 向网民群体施加影响, 很多人由沉迷于西方的音乐、文学、影视, 直到欣赏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道德准则, 这种利用互联网实施的“文化侵略”极其危险, 会危及民族文化的独立与自存, 甚至可能动摇民族、国家的根基。三是利用互联网发布黑色信息、扩大负面影响, 误导舆论走向, 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二、网络时代西方国家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与借鉴
1.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主流价值观引导
(1) 弘扬网络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多种社会思潮和观念冲击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党必须正面回应, 高举旗帜, 固本强基, 力戒误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要以之增强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用之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石, 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保证。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网络文化。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此, 我们一定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广大网民的头脑,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还要培养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的能力, 不断探索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新方法、新手段和新理念, 引导他们树立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信念, 立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与奉献。
2. 建立中国特色的网络宣传体系
(1) 注重发挥媒体的宣传、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要加强舆论引导, 净化媒体环境, 弘扬主流意识形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一支骨干队伍, 掌握各种传媒的实体领导权, 传播正面信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和实践转化,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一方面, 我们要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提高“硬件”的质量, 完善基础设施, 增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屏蔽能力。抓紧研究与制定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 加强对网上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另一方面, 大力扶植和鼓励本土的新闻媒体、报纸和文化机构进行网络宣传, 创办自己的网站, 丰富网络宣传内容, 提高网络宣传艺术。
(2) 建立独立的传媒管制机构。目前, 我们的管制机构众多, 管理权限分散, 从而造成了管制机构之间的职能关系不清, 权力难以统一行使。这种多头管理的局面一方面使得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各部门之间制定的规定相互冲突, 从而使互联网企业无所适从。根据我国的情况, 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 建议在国务院设立涵盖整个传媒领域的独立管制机构, 实行统一管制, 防止权力冲突与竞争。
(3) 增加互联网的中文信息。据统计, 网上信息资源有90%是英文, 中文信息不足0.4%, 这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网络上的信息资源。他们凭借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 把互联网变成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虽然我国在短时间内拓展中文信息的数量有困难, 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将现有的中文信息整合的更加有效有序, 使其具有容易使用和效率较高的特性, 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访问者。加快中文网站建设也是我国有效抵制英语文化和其附带而来的各种意识形态演化的重要步骤。
3. 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网络规范和监管
(1) 健全和完善意识形态领域的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框架, 但是, 宣传文化等领域的立法进程还是相对缓慢。从总体上看, 大部分是部门行政法规和规章性文件, 立法层次较低, 缺乏协调性, 从而使政府管制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我国, 新闻法从开始草拟到现在仍没有出台, 相关法规也不配套, 这给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带来很多问题。因此, 必须加快立法进程, 尽早出台新的法律法规, 依法规范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发展。
(2) 大力加强我国的网络监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 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更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相反, 很多网站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色情暴力的内容充斥网络空间, 无节制的“人肉搜索”使网民的个人隐私信息暴露无遗, 网络诈骗、病毒攻击和各种黑客行为此起彼伏, 在网络繁荣的背后, 人们无法对各种乱象和弊端“忽略不计”, 探索并创新网络监管, 成为当前互联网产业发展中亟待加强的一个环节。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维护信息主权, 重视网络安全, 保障经济利益, 传承本国文化的重要手段, 其中包含了行业自律、道德约束, 以及立法和行政监管的日渐完善。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工作, 并且不断健全和完善其监管体制, 使其主流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着社会的思想文化阵地。我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有着根本区别, 在管制的原则上也存在根本差异, 但是, 这并不排除在一些具体做法上的互相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效掌控意识形态的一些具体做法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对于我们提高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参考文献
[1]邱慧颖.地方新闻媒体如何开展舆论监督[J].科技传播, 2011 (1) :4-5.
[2]于春江.略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J].南方论刊, 2010 (5) :4-7.
[3]张文贵, 彭博.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抢占网络空间制高点[J].信息网络安全, 2010 (10) :79-82.
[4]杨利英.美国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警示[J].理论与改革, 2010 (1) :91-93.
[5]赵永生.加强青少年网络文化思想道德建设[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 2008 (4) :183-184.
纳税意识：西方演进与中国式嬗变 篇5
口崔志坤
内容摘要:税收在西方的发展呈现西方社会民众纳税意识逐渐增强，而在中国的演进则呈现中国式嬗变．民众纳税意识逐渐削弱，税的意识与纳税意识逐渐分化。在构建和谐社会公共财政框架的进程中，应将“税”的意识与“纳税意识”逐渐统一，厘清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的界限，发挥纳税人主观能动性．突破传统文化束缚，明确税款征收的目的和使用方向，尊重纳税人，使纳税人自觉地从“被动纳税”转向“主动纳税”，形成良好的税收文化，逐渐提高纳税意识。
关键词税收纳税意识公共权利主观能动性
作
者崔志坤，安徽财经大学农村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生。（安徽蚌埠：233030）
纳税意识因纳税而产生，是纳税人对纳税行为的一种主观反映，是纳税人对纳税行为的一种感知和认同程度。一个国家税收制度的良序运转与税收政策执行效果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密切相关。由于中西方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纳税意识经历了西方式演进和中国式嬗变，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纳税意识。对此，笔者将着力考察中西方纳税意识不同的发展轨迹，以期对于中国式纳税意识的改善有所启示。
纳税意识：在西方社会的简要演进
西方早期社会经历了重农、重商时期，实行的封建制度不是大力打压生产者的积极性，而是充分调动其积极性：1]．发展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其后的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基本建立在如何制约统治者权利和如何保护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突发事件的出现如战争，往往成为国王加重赋税的理由，居民的税收容忍度也由此提高。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同意才能征税”。2j仍是唯一的信条。可以说，纳税意识从税收产生之日起就在居民心目中占有了重要位置。
西方社会发展到近代，“契约论”渐占据主流，政府的征税活动成为政府和纳税人之间订立的一个契约——政府征税是为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良序发展，而居民纳税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委托政府管理整个国家。为了契约能够顺利实施，通过一定的机构如议会等来决定政府如何征税、征多少税、税款如何使用就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税收宪政主义浮出水面。而纳税人通过这种严格的纳税程序逐渐形成了“纳税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资料照片任”的理念，而政府则按照契约履行相应的职责。换言之，在西方社会，知法懂法守法逐渐成为天经地义的事，纳税人普遍具有较强的纳税意识，整个社会形成了良好的纳税氛围。
近代西方的“税收价格论”t硬是强化了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现代政府存在的理由正是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而居民纳税则是通过税收来购买公共商品和服务，虽然这种购买未必与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呈现鲜明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纳税人偷逃税款享受公共商品和服务会被人鄙视；同样，政府花的每一笔钱都在纳税人的严密监督之下，因为税款的缴纳和使用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税收相关的“纳税意识”自然较强。
概言之，从税收在西方社会的简要发展来看，随着税收规范性的增强，民众税收的意识产生，而为了征税的顺利进行，“国家和民众订立契约”，进一步强化了公民的“税收”意识。为了更顺利地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减少阶级之间的矛盾，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注重大力宣传纳税意识，强调“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纳税只是一种和政府交换的过程。因此，公民的纳税意识在增强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享受纳税人权利的愿望。进而言之，纳税人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意识也随之增强，对“公共权利”的监督与日俱增，最终，在循序渐进中自觉地将纳税人权利与纳税人义务结合在一起。
西方意识形态 篇6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文学理论
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是产生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反作用于一定经济基础的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文艺本性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因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文艺现象,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方法论。但是,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涵盖文学的本性,它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学现象的唯一审视角度。而遗憾的是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误读,片面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性和反映特性,注重文学对一定经济基础的服务功能,重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探讨,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性和形式特性。更有“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形态等同于世界观、阶级意识、政治路线,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等同于创作者世界观的反映和表达,并推出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化结论。在我国十年“文革”时期,这种理论倾向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使得文学渐渐蜕去了诗性的绚烂,甚至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文学艺术的发展遭受了粗暴的压制和摧残。
进入新时期,文学理论亟待纠正的就是这种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国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文艺庸俗社会学弊病。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的艰苦、细致的探索工作,产生了内涵各异的众多理论观点。有的学者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而对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表示质疑;有的学者肯定文学对现实的反映而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表示质疑;还有的肯定文学的审美性,修正传统的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又有一些学者主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肯定文学是意识形态,具有某种隐秘的“权力”……可以说,这些理论都在努力摆脱文学的实用的功利命运,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和独特规律。
这种探究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将为文艺理论的发展指明正确的路途,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文学诗性本质的认识仍然是有所缺失的,人们依然更注重从“外部”研究文学。即便是作为当今主流文论话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也同样如此。持“审美意识形态论”观点的文论学者显然注意到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也承认审美是文学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又要坚守“意识形态”立场,认为文学依然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审美。严格意义上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对文学本质认识的缺陷和谬误。
那么,文学的审美本质与意识形态性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它们的契合点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到西方文论话语中寻找灵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考察意识形态问题所无法绕开的西方文论重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始终对意识形态问题关注有加,其中最有成就的要算阿尔都塞和马歇雷。
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阿尔都塞本人很少讨论文艺问题,然而他却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推进到更复杂的层次。阿尔都塞认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二元关系,而是一个由文学、意识形态和科学构成的三元关系,只有在这种复杂的多元关系当中,艺术的独特性才可能显现出来。艺术既不是科学,也不能被简单地归为意识形态。说它不是科学,是因它不提供科学知识;又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提供了窥破意识形态体验的某种距离,这种距离使我们能“看见”、“觉察到”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存在。“艺术使我们看到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对伟大作家作品的分析)需要的是从产生他们小说的意识形态向后退一步,在内部挪开一点距离。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内部,通过内部的距离,使我们“觉察到”(但不是认识)他们所体现的那种意识形态。”[1]换言之,文学与意识形态既是“沉浸”的关系,又保持了某种距离。文学并不能像科学那样对意识形态提供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而只是以陌生化、令人震惊的方式让我们“看见”、“察觉”和“感受”到意识形态而已。他力图表明,正是这种“距离”,才使文学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尽管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有特殊的联系,但真正的艺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2],而是具有审美和意识形态双重性质的话语形式。
但理论上的难题在于,怎样具体说明文学与意识形态这种既是又不是的关系,或者说怎样说明这种“距离”呢?阿尔都塞未能给予充分的说明,但另一位重要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皮埃尔·马歇雷在《文学生产理论》中对文艺意识形态的问题作了更为充分和具体的阐述。实际上,阿尔都塞的这种观点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马歇雷的影响。
马歇雷认为,“作品并不是直接植根于历史现实,而仅仅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3],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家所面临所沉浸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好比生产性劳动,通过这种劳动,原材料被加工成了作品,作家所要做的是以先已存在的文学形式(如文学体裁、传统和语言)去加工意识形态,从而构成文学文本。文学虽然是运用现有的材料加工成形,但是,作品一经生成,任何进入作品的东西都会改变成别的东西。为此,马歇雷把称之为“幻觉”的意识形态与称之为“虚构”的文学文本作了区分。他认为,“幻觉”(人们普通的意识形态经验)是作家创作所依据的材料,但是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运用一系列文学特有的手段(如修辞、描写、叙述等技巧)加工、改造意识形态这种“幻觉”,赋予它一定的审美形式,使其固定在“虚构”的界限内,与它保持“距离”,从而使人摆脱这种意识形态“幻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文学(艺术)称作“意识形态生产”。文学生产是要“挖空”现成意识形态,通过“虚构”展示出意识形态的新方面。而这些新方面却并不存在于文本的陈述之中,而在它之外。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认识,不是简单地解释或剥开其奥秘,而是一个新的认识产物,是对这部文学作品中未曾说出的重要意义的阐述,重要的是文本中“未曾说出”[4]的,即没有表现出来的或保持“沉默”的“其他东西”。这“其他东西”并没有被掩饰起来,而是存在于文本的“旁边”、“边缘空白处”或“极限处”。在马歇雷看来,一部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间隙和空白中,才更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马歇雷认为文本总是“不完整的”,它充满“离心”、“冲突”、“歧异”、“不规则”等杂乱无序因素,在文本中有着文本和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冲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阿尔都塞和马歇雷都不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作者“从无到有”的“创造”。他们认为,作品是作者对现成的形式、文类样式、语言和意识形态进行加工后“生产”的产品,这些材料在加工过程中会发生作者所无法预料的变化。就作品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作品是对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加工的再加工,也就是说作品和现实矛盾隔着两重关系,作品和现实间并不存在简单的镜子式的反映关系。这也就有力地否定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反映论。
而且,原本外在于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在作为作家创作的素材进入文本后,被作家运用一系列文学特有的手法(如修辞、描写、叙述等技巧)加工、改造,赋予它一定的审美形式,于是其原有的形态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作为社会思想观念体系的它本身,而是成为了文学文本的诗性要素之一,并且作为文本诗性结构的构成要素参与文本的生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决不是以往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审美形式和意识形态内容的机械相加,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崭新的产物。这也正是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奥秘所在。
参考文献:
[1][法]阿尔都塞.一封论艺术的信[A].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521.
[2][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1.
[3][法]马歇雷.文学生产理论[A].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596.
[4][法]马歇雷.文学分析——结构主义的坟墓[A].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637.
西方意识形态 篇7
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批判主要针对第二国际, 柯尔施是比卢卡奇考虑的更多, 走的更远, 他们俩的思想应该算是第三次批判, 卢卡奇和柯尔施他们也针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批判,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如考茨基为代表的一种思潮, 他们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 认为考茨基他们的革命是错误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由经济危机所能决定的, 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换不能是看作革命的主旨, 同时夺取政权也不能单独看作是革命的本源。在二十世纪初期, 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中, 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门应该作为思考的主要内核。他们相信, 解放作为人类社会的总体性是革命的重点, 它包容政治, 文化, 经济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总体的革命, 其中, 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显得突出, 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得到高度重视。
二、中西方国家政权结构差异
政权结构的区别, 是中西方社会不同的主要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视角。在西方社会, 国家与市民社会是联系的两个方面, 国家变成了葛兰西说的“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市民社会”。国家通过部队, 内卫警察, 监狱等暴力机关达到对人们的无力统治。而市民社会则通过学校, 教会, 社会文化团体的民间组织掌握文化领域的导向性与领导权。国家机器的维护并不是当代资本主义单一手段, 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可控制性成为发展的重点。由此可见,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与理想, 单纯凭借武力革命明显不足。, 还需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就像葛蓝兰西在理论上强调在取得政权之前, 首先着眼于判判阶级形态领域的斗争, 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 作为文化领导权建立起来。于是,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向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哲学研究, 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转向大众文化的批判。
三、资产阶级的国家职能的意识形态批判
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分析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判的集中体现。在阿尔都塞看到,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界定因该是镇压性国家机器, 资本阶级国家机器里也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大类国家机器同时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都起到了很重要性的作用, 他们在强调教育意识形态中举例说明, 如所教育的人都是被统治阶级, 被剥削者, 教育他们更加服从统治阶级的管理, 在教育上强加进去国家的意识形态, 使他们统治阶级拥有政权更加稳固。奴役了人民, 使他们不懂得反抗, 反抗精神也逐步弱化, 以至于消失掉, 让他们觉得自己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可以支配的生活就是安逸的生活, 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所想要拥有的生活, 这种思想迂腐他们的民众,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教育意识形态, 为了更好的满足统治阶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同时也是给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提供政治条件。他们所提供的还有镇压性国家机器, 而镇压性国家机器提供的庇护下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教育机构为意识导向的国家机器, 通过院校教育, 向人们传授包裹着意识形态的专业知识及其统治阶级纯粹的意识形态。
四、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强调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同时也夸大意识形态领域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他们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给予否定, 运用总体的优先性来取代先天性的经济基础, 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社会需要变革, 变革的过程中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是起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曾经说过, 经济基础决定上次建筑, 这深刻反应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 他们的论调有很多强调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 他们更多一部分要强调文化革命, 他们所探讨的文化革命也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解剖, 想通过文化这一武器, 当作解放现实的途径和方法, 也可以说是重要的桥梁, 他们更异想天开的以为, 文化革命才是重要的解放道理上的强有力武器, 他们的这种思想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当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中, 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结束语
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曾经这样描述过,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在生产” (1) 显言之, 这说明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任何因素在社会生活和发展中都起到重要作用。这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有很多对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批判, 本文以西方经济决定论作为切入点, 着眼于意识形态来进行中西方对比, 并且详细对资本阶级国家职能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并透彻地阐释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意识形态,经济决定论,意识革命论
参考文献
[1]朱彦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述评[J].学海, 2009 (04) .
[2]胡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多视角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 2010 (04) .
[3]曹和修.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4) .
[4]邓文飞, 谭头红.马克思与马尔库赛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J].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8 (01) .
西方意识形态 篇8
一、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概述
(一)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积极意义
1. 西方经济学补充并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 使高校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接触新的理论知识, 从而有效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足和疏漏。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 可以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步伐, 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2.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参考。
西方经济学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主要是为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服务, 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收入分配理论, 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理论等, 均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3. 深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 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 只有更好地了解对方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只有在了解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及其理论依据、经济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 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负面影响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
高校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 先入为主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受到动摇, 作用遭到削弱, 位置边缘化严重。自1990年以来, 国内高等院校的经济类专业核心课程逐步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过渡, 国内学者不自觉地陷入一系列误区, 只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而否定其阶级性, 承认其科学性而否定其价值观判断[1]。在对经管类专业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中, 团队共发放5000份调查问卷, 回收4908份, 回收率为98.16%。当同学们被问及“在你心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经济学理论学科是什么”时, 共有3922人选择西方经济学, 比重高达79.91%, 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重要的只有986人, 只占到调研主体的20.09%。调查发现在现有大部分西方经济学教材中, 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判断, 阶级性明显。当面对“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选择一个关键词”问题时, 有2317人选择了“市场经济”, 占到总调查群体的47.21%;选择“社会主义”的为1585人, 为总人数的32.29%;选择“中国特色”的人最少, 只有1006人。
2. 西方价值观抬头。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许多理论的前提假设中排除一切必要排除的因素, 且在西方经济学中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群体, 即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奉献和贡献社会的, 这完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2]。它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假设前提, 极力宣扬市场万能论, 私有制永存, 应最大化减少政府作用等观点, 严重背离中国国情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调查中, 对人生和职业规划中, 有41.54%的大学生选择了考取公务员, 只有11.92%的群体选择了自主创业。在选择薪酬与社会贡献方面, 选择后者的只有22.37%。表明当代大学生中奉献思想、贡献主义意识淡薄, 安乐主义、拜金主义抬头。
3. 西方经济家崇拜兴起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全盘西
化, 缺少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介绍而完全肯定西方经济学家, 在中国经济科学理论发展方面更是完全剥离[3,4]。在调研中, 面对“请选出你心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时, 面对四个备选选项:亚当·斯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吴敬琏, 高鸿业, 选择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只有17.36% (高鸿业) 和3.26% (吴敬琏) , 而选择亚当·斯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占据了被调研总体的79.38%。在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 传授知识的同时造成了对西方经济学家的崇拜, 从而助长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扩张。
二、经济学教学负面作用的成因分析
(一) 教师因素
教师的思想状态, 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 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其老师。高校课堂是高校教学的主要阵地, 在高校教学过程中, 部分教师未能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学学习观念, 即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 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学习观, 由此造成在大学生接触西方经济学初期就在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摇摆不定,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阶段结束之后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位置遭到动摇, 或无所适从, 甚至在教师群体中已经形成了西方经济学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二) 教材因素
西方经济学, 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 其产生与发展就深深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土壤中, 其主要目标就在于企图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合理性。中国高校现行教材编著内容严谨详尽, 但其中对西方经济学阐述中缺少联系我国实际, 缺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介绍, 缺少我国杰出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 而是全盘西化, 使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接触到国内实际, 未能形成为振兴中国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路径, 国内完全意义上的西化教材进入高校课堂应当引起思考, 此外, 国内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不乏西方著作版本, 只经过简单翻译之后就被高校定做必修和重点教材, 这同样是导致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缘由。
(三) 课程因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其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二者同属于必修课程, 但是所规定的学时却差别巨大, 西方经济学在大学课程中分设两门课程, 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两者的学时分别可以达到60个,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分支, 课程开设只给出15~20个学时。大学课程设置暗示了孰重孰轻, 从而又在默认状态下肯定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 从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位置和对于我国的特殊意义。
三、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1.加强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师队伍建设。要着力做好教师工作, 尤其是教师的思想工作。必须加固和重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师思想意识中的主导位置。在高校, 能否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关键看教师作用的发挥。教师的思想状态, 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高校师资队伍自身思想信仰有偏差, 更甚者有的老师自身已经使西方经济学在其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高校应研究加强对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培养, 特别是有关思想政治的要求, 并把这些要求融合于日常的教学中去。另一方面, 要加强教师的社会实践, 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多与社会接触, 对国情就会更了解, 对老百姓的愿望就会更了解, 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会更了解, 切实增强身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 对西方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2.改革西方经济学教材。在进入高校通道方面, 作为高校经济类及其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读本, 西方经济学课本应当接受审批, 之后才可以进入校园作为必修课本。在出版西方经济学教材方面, 第一要取精华, 去糟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关阶级价值判断性的观点进行取舍, 如完全理性经纪人的表述方面要反衬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之处。第二要扩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表述, 体现出西方经济学是工具, 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3.改革课程设置。在高校教学过程中, 适当压缩西方经济学课程时间, 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时间, 在高校师生当中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本的基本思想。在高校课程开设方面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细化, 分别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单独的学科可以很好地与高中时期的课程衔接, 而不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是过时的、不适用的经济学的观念。
4.教学方法改革。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 更好地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效途径就是加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 不仅要重视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 更要结合我国的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作出分析和判断, 增强大学生对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同, 从而更好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性。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 2005, (10) :4-11.
[2]植凤英.论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J].教育文化论坛, 2013, (01) :28-31.
[3]蔡秀玲, 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06) :43-46.
中西方法治意识的比较及其启示 篇9
一、中西方不同思想传统的人性观导向
儒家作为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 其对人性的观点也是占主导地位的, 虽然中国许多别的学派对人性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但是儒家主张的“性善论”却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其主要代表就是孔子和孟子, 如“性相近, 习相远”,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先天具有纯真的本性, 相互之间都是相近、相通的, 只是由于后天的生活条件与环境的不同, 使得各自的习性变得不同甚至差异巨大, 才有人品的参差不齐。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孟子总结到“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 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之性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1]由此, 可以看出中国主要是倾向“性善论”, 从而这无疑会影响到法治的原初的出发点, 使得中国人在心理、情感层面倾向于礼治、德治, 把对社会的期待全寄托在明君圣主和各级官员的高尚德行和治国理政的能力上, 却不肯做有实际意义的制度建设来控制人性中“恶”的倾向。这些向善的追求和劝诫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成为中国社会治理与道德规范最坚实基础, 成为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信仰依赖。
对人性的探讨也是西方哲学的主要课题, 与中国文化的人性哲学相似, 西方文化也提出性二重论, 但其内涵与偏重都与中国文化不同。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成三个组成部分, 即情欲、意志和理性, 在他看来也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对人性也是有分层次的认识, 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两部分, 即理性与非理性。但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是抱有不信任感的, 趋向于人性本恶的, 他曾提到“正如当人完成为人的时候, 人才是最好的动物一样, 当脱离法律和裁决的时候, 人就是最坏的动物”。各家对人性有各自的看法, 但人性自私的观点在西方文化中得到普遍认同, 他们相信人类只可以依靠理性控制人的恶行。所以这也就是西方社会相信“总统是靠不住的”, 必须依靠法律。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 只能依靠法律的心理基础在西方广泛存在。
二、中西方不同社会理念的法治实施
从历史上来看, 中国历来重德治而兼法治, 而西方社会恰恰相反, 重法治而兼德治[2]。这样就使中西方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 尤其是法治的实施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律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 强调皇权的至高性和独尊性。所谓的“令出于一”, 社会规范皆自君出。而与中国古代社会不同的是, 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的是法律应体现公民的意志。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 人们普遍相信法律反映了上帝的意志, 法律是天赋的, 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 西方的法律的目标是节制皇权的滥用。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法律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保证法律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限制政府行政权的任意性, 保证全社会人人都须遵守法律, 体现法律的至上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 以血缘亲疏确定行为标准的宗族式的社会模式。在这种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 有一整套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及礼仪体系, 在这种预设的等级森严的宗族社会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的准则里, 上位者对居下者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且下位者不得逾越、反抗。而就是这种社会模式, 中国传统法治的实施充满了人治的色彩。在西方,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封建君权、神权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至上。个人从氏族关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 国家也因此而成为自由公民的联合体。法律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保障, 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从中西历史传统来看, 对法律的使用也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社会主张“克己复礼”, 当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矛盾时, 往往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 放弃自己的权利, 遵从社会公允的礼仪制度或道德传统, 奉行忽视权利的义务本位。西方截然相反, 他们主张更多的是忽视义务的权利本位, 强调个性的张扬, 主体的解放, 他们认为“天赋人权”, 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律是保障人权的工具。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往往不愿意用法律来调节纠纷, 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法律带有恐惧和厌恶心理, 而西方人却特别讲究法律精神, 时不时搬出法律来为自己代言, 争取权利。中国这种传统义务本位, 忽视的个体的正当权利, 对人们法治意识的建立强化是一个很大障碍。
三、对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建构的启示及建议
(一) 立足本国传统文化, 借鉴西方宝贵法治经验, 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整合
立足我国目前的法治形势,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使其充分融入当代的法治意识的建构进程中。对现代公民法制意识的建构, 我们既不能“割裂”, 也不能“复归”中国传统文化, 要充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的作用, 使之成为现代法治意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重塑我们传统的“义”“利”观、“公”“私”观等, 加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消除长期以来权力崇拜的思想, 认识到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来行使。对西方优秀的法治传统, 我们要进行认真的审视和辨析, 结合中国的国情、民情, 有选择、有步骤的加以学习, 大胆的来构建我国现代公民的法治意识。例如, 西方对公民主体意识的强调, 对社会权力的法律监督机制, 法律的制定模式等等都可以加以学习。
(二) 大力普及法治文化, 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我国公民对法律的认识有了初步的了解, 意识到法律对个人正当权利的维护, 但是全民的法治意识的构建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目前, 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多种信息传媒的发展, 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热点的法律问题和司法纠纷表现出高涨的参与意识, 但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摆脱朴素正义观的限制, 很多时候都只是从传统道德观出发对事件予以评论, 并未从法治角度的来理解。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公民的法治理念教育, 普及法治文化, 使公民能够清楚理解现代法治的精神, 强化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 树立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治观。法治文化的普及, 能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清楚地认知自己享有及应当享有的权利, 推动他们去主动追求权利、维护权利。我们应该注重强化人们对法律的信赖、认同, 唤起人们对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等现代价值取向的向往与追求, 逐步培养并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民主意识等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公民法治意识进一步深入发展, 使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对法律精神、法治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 从而有利于公民建立起对法治的信仰。
(三) 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建构全民法治信仰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 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宪执政, 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各项行政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 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保障。
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是建构全民讲法、信法、用法的法治信仰的关键。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必致腐化,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在当前中国社会, 执政党要做到依法执政、依宪执政, 必须以法律为准绳, 以法律来监督权力运行, 依照法律对权力进行制约。
做到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习近平同志指出: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 要带头严格执法, 维护公共利益, 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3]。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 就在于通过规范、限制、政府权力, 以保障公民权利。政府履行职能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 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地实现,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都必须意识到法律的至高性, 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与法律之上, 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公民建立起法律的信仰, 自觉履行法律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张宇.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不同影响[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01:88-90.
[2]宋浩成.中西方法治思想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02:52-54.
[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N].人民日报, 2013-2-25.
西方意识形态 篇10
对意识形态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是马克思和曼海姆,虽然他们都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做出明确的解释。但是曼哈姆继承和结合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分析整理后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两种独特的可以分离的意义,并通过不同主体来划分特定意识形态观念。曼哈姆认为:“当我们对别人所提出各种观点怀疑是,它所隐含的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特定理念。不管别人用何种方式来来掩饰他的本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为目的的。曼哈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就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继承和开创。
带有形而上学的现代意识哲学,由于违背了康德形而上学可能条件的忠告,在20世纪中期遭到怀疑,而且陷入相持的局面。康德主张先验主体,它将客观世界分为现象与自在之物。悬置了上帝,与笛卡尔理论主张刚好相反,这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主体的范围;两一方面将主体有借贷主体提升到真正意义的主体上来。康德哲学在总体面貌上表现为积极乐观的思想,它是理性对其自身的自信。树立了相对于现象的权威。他主张“我思”的唯我论,在当时哲学史中掀起了很大的风浪。
在批判传统和谋划科学的形而上学时康德认为形而上学不能是经验,应该用综合方法建立普遍知识体系。,他把命题确定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合法形式。但是现代意识哲学以事实材料和人类具体认识历史方面为依据来谋求形而上学理论。因而在本质上有很大的经验性。所以节学的必然选择就表现为:出发点的具体给予性逻辑地决定与综合方法对立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体现了现代意识哲学对科学性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并没有认真分析内在方法及其有效性的表现形式。自然科学字本质上研究的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构成规律,因而实证方法是满足他有效性的特定方法。但哲学要求的是具有整体意义的普遍知识,其论断要超越经验对象。所以从特定经验内容出发的哲学史主观独断的普遍性。着从本质上为哲学任意妄断打开了后门。前康德形而上学遭到西方哲学批判最多的就是这种推理。
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认识中,海德格尔把现代的主体落实到形而上学中,这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他希望克服康德所建立的意识哲学的不足。海德格尔的哲学表明它所研究的是构成主体的本体基础,是不同于康德的经验主题的。海德格尔放弃了形而上学所提出的要求,而是用一种对“此在”的生存“显现”的逻辑来进行哲学推论用非理性的实践来取代理性的认识。即便如此,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得走出哲学怪圈,他只是把主体哲学的思维模式颠倒了一下,仍然在主体哲学中迷失了方向。
哲学本身要求对普遍性的追求,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即他必须从事物的普遍性出发,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则,这样才能更好的金人哲学构建的各个环节。如果从逻辑观点看,现代意识哲学的方法论已在根本上决定了自己走偏了路。因此,现代意识哲学不可能克服后现代主义加于它的无根据、无理念、等形而上学的批判。现代意识哲学把自己推向尴尬的境地。
在西方哲学史中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哲学,它是在反对现代意识哲学中形成的。从他们对峙中可以看出,现代意识哲学所主张的经验存在也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主要批判的方向。现代意识哲学并没有否定经验存在的不确定性,而后现代主义却要以此为由把现代意识哲学逼迫出局,否定其所主张的经验存在。现代意识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争,当时主要体现在赫拉克利特与克拉底鲁之争。他们以“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与“你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为论证命题进行辩论。这也从反面折射出现在哲学斗争的实质。
后现代主义主要反对意识的现实存在,它对哲学构成了存在合肥站的挑战,诱导哲学发现意识批判主体,是西方哲学思想历史处境的一种提示。意识批判具有一般形而上学的的特点,从他的各个观点和方法论中可以看出一是批判是形而上学的开端,并为自己规定了由纯粹反对观念直接而无独断的发现意识存在的普遍形式的任务。
结语:
西方意识形态 篇11
关键词：安岳石窟；西方三圣；形态分析1关于圆觉洞“西方三圣”造像内容
安岳石窟是历唐代、五代的前后蜀，直至宋代民间自发开凿的大型摩崖石刻造像，具有十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其中圆觉洞北崖上所雕刻的三座高约7米的摩崖造像，更是气势恢宏、雕刻精美、耐人寻味，这便是在学术上对其名称有所争议的“西方三圣”。他们是西方极乐世界地位最高的三座神，即佛，观音，菩萨。圆觉洞北崖上的从右至左分别为净瓶观音、释迦佛和莲花手观音。在此，笔者只对其艺术形态方面进行分析，名称就不做详细探析了。
（1）释迦佛。位于中龛为释迦牟尼佛，在北宋时期建造，是我国最大的站地侧身佛像。他高6米，头上有密集的螺髻，身上穿着双领下垂佛衣，左右脚各踏仰莲座；其面带微笑，双目俯视，和蔼可亲，正好与右下方的弟子迦叶对视，与其他地区庄严肃穆的神态大不相同，从而拉近人和佛的距离；右手持说法印，左手持与愿印，表现出在普度众生的效果；椭圆形的火焰纹样的头光一直连接到洞窟的顶部，头光两旁边有纹样装饰。左右有飞天，飞天造型独特，裙带飘逸，姿态温婉，生机盎然，给人带来无限美感。整座像表现出无量光明和无量的功德。
（2）净瓶观音。位于右龛的观音为净瓶观音立像，建于南宋，高6.8米。观音头部采用圆雕，带着镂空花冠，中间立有一佛；他眉清目秀，耳朵垂于肩，一副慈母的表情，悲天悯人；其身着垂大衣，内着僧祗支，饰满璎珞，左手持净瓶，右手执杨柳枝于肩。净瓶的持法不同于其他地方那样托于胸前，而是用两只手指提着，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当时地方工匠自有的幽默。两只脚与释迦佛一样踏在莲花上，整个人亭亭玉立，他可用净瓶里的甘露来拯救苦难的众生，所以也颇受崇拜。石窟左右两壁上同样刻有飞天，穿着短袖彩裙，被云朵托起，双手捧着供物，裙带飞扬。
（3）莲花手观音。位于左龛站立的是莲花手观音，建于北宋，像高6.5米，微微向左侧身，头上带有镂空高冠，冠中有一小坐佛；他面现笑意，十分慈祥，广额圆颐，神情十分自如地注视着下方的龙女。身穿宝缯，上面装饰着繁华璎珞，右手执一莲苞，左手抚于右手背上。其虽刻于北宋时期，但依然保留了唐代的风格，整个体态都雍容华贵，面部也圆润丰满，使得“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真实的表现出来。其中最为巧妙之处是手持的莲花苞，它虽有百斤众，却依然千年不坠，是利用了科学的原理，让花蕾看似镂空却又依附于观音身穿的袈裟之上，也可见当时的匠人的巧技艺精湛。
2石刻的艺术形态特征
在宋代，整个四川地区的石窟造像艺术发展到一个高潮，是地方特色与时代的风格有了很好地结合。虽建于宋代也传承了唐代的审美风格，造像的脸型圆润、肤质细腻，眼睛也都是向下俯视流露出仁慈的情怀，鼻梁挺拔，嘴巴偏小，下巴往内收，形成下颌线。体形都是修身平胸；体态上含蓄而自在，双足都站于莲座上，双手的动作幅度小，衣服也都较为简单朴素。总体来说“西方三圣”的气质看来是清丽典雅、内敛温婉的，是古典雕塑的典范形式。
（1）线条造型。圆觉洞“西方三圣”摩崖造像在技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用线条来表现，特别是曲线的运用。在三座造像的整体结构，肢体表现还有脸上表情的细部刻画都用到了流畅圆润的线条。在衣纹上，通过线条的走向，转动来表现出佛像的身材和体态。例如莲花手观音的造像就很生动，脸上的线条细腻柔和，用印刻线来刻画颈部下面是横纹，表现出丰腴之美，使得观音慈爱可亲；而衣纹柔软清润，用圆弧渐进变换来结合线和面达到起伏转折的效果，线条流畅大方，展示出衣服的质感和立体感，写实性油然而生。加上石质细腻，刀法更能得心应手地尽情发挥，“或粗细圆润，或简朴粗放，或柔缓似绣，或急促如风，真是万千变化，丰富多彩。”[1]
（2）构图突出。这里的“西方三圣”与其他地方的三圣最大的不同是他将三位神是分龛而非合为一龛。此外，三圣也都为侧身站立，一扫其他造像正面站立或者正襟危坐的姿态，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三龛中的主体人物都相对巨大，一眼看去，给人们以雄壮的气势；细看，又能体会到人物的优美。一进入石刻造像区域，一眼就看见了手提净瓶的观音，瞬间被他的壮美的气势所吸引，可细细品味，却发现他身上精细的雕刻工艺和华丽的纹饰以及五彩的彩绘。
（3）形神兼备。虽然安岳石窟造像具有地方特色，但也体现出中国的艺术精神，既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在创作过程中，人们也会根据当时北宋兴起的文人画的审美原理去注重人物刻画的细腻传神，以及内心的情感的表达。就如圆觉洞的释迦佛，虽不知其原貌，但匠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将释迦佛佛祖莊严却又不乏慈悲、希望普度众生的博大情怀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形神相宜。这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智慧和虔诚的信仰。
3“西方三圣”的社会背景与美学思想
安岳圆觉洞中这三圣都凿刻于宋代，并经过了两次整修，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的不同是使其形态有特色的原因之一。莲花手观音为元符己卯年（1099）创，大观丁亥年（1107）完成，为期之久；释迦佛建于北宋绍圣五年（1098）至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而净瓶观音是南宋时期雕刻。四川地区古时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较好。但释迦佛建造的时期是朝代更替，社会较为动荡的时期。其实，在两宋时期的美学不但继承了前朝也从中发展，吸收佛教和道教中的思想，来充实儒家思想，形成了红极一时的程朱理学思想，同时中国美学思想也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这都造成了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变化，使造像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民族化和世俗化。既有宗教艺术的神圣庄严，也有生动的人性一面，蕴蓄着丰富的美学内涵，散发出感化人的强大力量。体现着鲜明的理性制约和伦理道德的规戒意义，开创出了一片美学新天地。[2]
4结语
安岳县圆觉洞中的“西方三圣”是当地摩崖石窟造像的代表，不仅是他的题材是佛教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大佛形象所表现的端庄、温和、睿智而又富于同情的外表，以及整座造像所传达的一种宁静的心境，正是华夏民族传统理想美的象征，也是时代审美意识的成功追求”。[3]净瓶观音的悠然自在，释迦佛的慈爱众生，莲花手观音的温婉含蓄，都营造出石窟中的佛韵，也使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此精致的造像为中国雕塑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精彩一笔。参考文献：
[1] 阮荣春，黄宗贤.佛陀世界[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30.
[2] 龙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7.
[3] 黄河涛.早期禅学与中国石窟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
[4] 童翠，李浥.安岳石刻的线条艺术[J].当代艺术，2013（02）.
[5] 杨开敏.安岳石刻线条艺术特点简析[J].大众文艺，2010（16）.
[6] 张媛，史巍.浅析安岳石刻[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21）.
西方意识形态 篇12
一、在比较中感受文化差异
比较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重要方法, 而文化对比是文化教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各个国家由于地域环境、政治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不同, 其文化特征也不一样。因此, 在教学中直接利用本国文化, 通过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 可以使学生学到实用的文化意识 (2) 。如在词汇教学中, 教师可以对词汇中所包含的文化差异进行比较, 使学生真正领会词的涵义并正确运用所学词汇进行交际。例如在教学“Ann’s family”中家庭成员这一课时, 教师可以通过介绍中西方国家不同的亲属称谓叫法, 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差异所在。在中国, 小孩称自己的父辈或祖父辈的人为“uncle, aunt, grandpa, grandma”等, 对不大相识的长辈, 也可叫“uncle, aunt”, 称军人为“解放军叔叔”等。诸如此类的称呼, 英美人听了不会感觉亲热, 只会感到莫名其妙, 弄不好还会产生更严重的误会, 比如有位到中国旅游的美国老太太就曾抱怨说:“我喜欢北京, 但不喜欢被称为奶奶。”相信学生了解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后, 他们往后对称谓的使用会更为恰当和得体。
除此之外, 中西方文化还有很多方面存在不同, 教师可以作相应比较。例如, 比较英美人与中国人对赞扬的不同反应, 比较英美人在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与中国人等方面的差异, 比较英美人与中国人思维与观念的差异, 等等。在教学中, 教师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十分必要的, 这样有利于学生对所学语言的正确理解, 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的持续兴趣,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二、在交际中渗透文化教育
在与学生进行口语交际的过程中, 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和信息, 并适时向学生有效渗透文化教育, 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失误。例如, 平时师生对话中出现的“您好, 黄老师。” (Hello Teacher Huang.) “Eating lunch?” (吃午饭啊?) “Where are you going?” (去哪里?) 等类似情况时, 教师要及时告诉学生:中国人明知故问式的问候太多了, 比如“上市场买菜啊?”等等, 但上面种种问候却让英美人感到疑惑, 甚至“受不了”。如果真要与他们寒暄, 则有两种方法:一是改换成祝愿:“Hello.Have a nice dinner!” (您好, 祝您吃得香!) 二是改换成赞扬:“Hello You’re doing a good job!” (您好, 干得真棒!) 真不行的话, 就用上最简单的问候:“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 (3)
同时, 教师还得让学生清楚:西方国家的人很重视privacy, 即“秘密隐私”, 不愿别人干涉。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询问年龄、婚姻、收入与开支、宗教与信仰等情况, 否则会引起不满。经常性地在师生口语交际中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教育, 可以极大丰富学生的语言文化知识, 使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领悟英语语言文化的内涵, 接受英语文化的熏陶。
三、在活动中营造文化氛围
中国人学英语不可能具有学习母语那样的环境, 而情境是学习英语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就要求教师给学生营造浓郁的具有西方文化氛围, 尽可能地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语言, 感受西方文化。例如, 在教学“How much?”及“Whose CDs?”两课时, 涉及“Thank you!”和“I’m sorry.”的用法。我分别创设以下情景让学生模拟表演: (1) 在餐馆里, 服务员给你端上一杯咖啡, 你要说:“Thank you!” (2) 你付了账, 收款员对你说:“Thank you!” (3) 别人给你挂电话, 谈话结束时, 你要说:“Thank you for you calling.” (谢谢你打电话来。) (4) 课堂上学生回答完问题, 你作为教师, 要说:“Thank you!” (5) 丈夫给妻子端好椅子, 请她就座, 妻子也说:“Thank you!”……在轻松愉快的表演过程中, 学生了解到英美人通常为那些在中国人看来无足轻重的区区小事而道谢, 从早到晚, 只有与人接触, 必定谢不离口。另外, 为了让学生明白英美人说“对不起”并不等于没道理或做错事, 我也为学生设置以下情景: (1) 在人前咳嗽要说:“I’m sorry.” (2) 在人前打嗝要说:“I’m sorry.” (3) 在人前放屁要说:“I’m sorry.” (4) 请人家让路要说:“Excuse me.” (5) 大伙儿在谈话, 你要离开片刻, 你要说:“Excuse me.”……
在模拟情景中, 学生兴致盎然, 不仅提高了口语交际能力, 而且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四、在实践中开展文化学习
在课堂教学之外, 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 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收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 (例如:hamburger, Big Ben, NBA, BBC等) , 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 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动画片或影视节目, 如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就是一部研究中美跨文化交际的绝妙素材, 其中文化差异与交际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不管是看动画片, 还是看影视作品, 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中获取生动形象的文化信息, 也要注意区分被高度戏剧化的特殊情景与反映真实生活的普遍实际行为 (4) 。此外, 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节日文化为主题的活动, 或摘抄英语读物中的英语习惯用语和名言名句, 或举行文化知识讲座, 等等, 这些做法无疑会给学生增强跨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交流能力提供很多帮助。
总而言之, 在新课程实施背景下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既是必要的, 又是可行的。英语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外语人才。在小学英语口语教学中, 注重对学生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的培养, 是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①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11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
②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11年版) 解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