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价值(共12篇)
西方价值 篇1
“进步社会的运动, 至今一直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这句话出自1861年梅英的《古代法》, 他向我们展示出了社会在发展过程中, 总是伴随着另一种事物的发展, 那就是法律。法律推动并修正着社会前进的轨迹, 同时社会的前进又迫使法律做出与时代俱进的改革。
西方社会早期法律是以罗马法及日耳曼习惯法两部分组成, 前者代表着民法法系而后者则代表普通法系, 虽然两大法系无论是立法精神还是侧重角度都颇有差异, 二者的结合看起来显得不可思议, 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 两法的立法基础有着相似之处, 我总结为基本价值互相冲突时需法律加以的权衡。正如斯密所说“人永远具有得到同类援助的机会, 但是, 仅仅指望得到他们的仁慈和帮助只能是空想。”无论哪个时期的社会, 竞争和冲突都是普遍存在的, 人们互相帮扶的景象只有在石器时代才会普遍存在, 因此当冲突愈演愈烈时法律就成为了权衡这一因素的有力工具。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大基本价值应运而生。在显示出法律在社会中价值的同时, 三大基本价值也体现了法律规范的局限性, 社会不能光靠法律的权衡使冲突趋于缓和, 仁、爱等“超法律”的价值也发挥着作用并与法律发生着适度的交叉。
一、西方法律三大基本价值
法律价值的几层含义分别体现在溯及法律的历史与发展历程和人们对于法律的期待, 立法的程序与标准中。法律的终极价值是法律所追求的人的终极关怀, 即有关人的本性或生命意义的价值。我们所看到的法律价值就是这些终极价值在当时当代的表现。
在面对三大法律基本价值时, 各大法学派都做出了符合本学派的解释。注重“秩序”的实证法学派主张主权命令说, 代表人物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说道:“主权者为维护和平而制定法律, 法律的权威来自主权者的意愿。”实证主义以当权者的视角来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价值, 并且将法律作为当权者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来看待, 强调主权者的意愿和认可;而在自然法学派看来, “公平”才是在基本价值当中起到主导地位。“人们遵循的具体法则, 必定是根据源自人类社会本性的、普遍性的和不可变更的东西推导出来的”阿奎那用这段话表明了不因依靠正式的法律规则, 而依靠自然理性的观点, 体现出了自然法学派以伦理为标准的法律观;除此之外, 后期的自然权利学派则认为个人自由意义重大。洛克在《政府论》中记载: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观的关键在于在社会中人人平等以及集中了人们权利的共同体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相比于早起两个流派来说, 自然权力学派将人与社会共同讨论, 将人是自然人, 更是社会人这一理论运用于当中, 主张人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法学学者百家争鸣, 有的倾向于法律与秩序联系在一起, 有的倾向于法律是基于公平来调整社会关系的, 还有将法律与道义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只是对于法律基本价值的不同倾向而已, 他们认同三个基本价值的地位, 只是对它们的定位有所区别。这些争论也引领着西方法律社会稳定正常的发展。
二、法与社会的关系及作用
对于个人主义与责任、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等价值理念, 我将他们归结为三大基本价值的衍生产物, 三大价值就如三座大山屹立不倒, 才支撑起了日后西方法律的发展。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幻, 历史不断更替, 一些被以往历史冷漠的法律价值也开始被提上议程。这些价值似乎有“按资排辈”的意思, 前面是我们熟悉的秩序、公平、责任、自由、生命等法律价值, 这些早早根深蒂固在每一个法律价值体系里, 而之后则是隐私、财产等饶有新鲜的价值观。我想就“法与社会”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虽然各大法学流派争论不休, 各执一词, 但我从中总结出了一个所有理论中都不约而同会提到的, 并且也是各大法学家想要达到的状态, 那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 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历史的发展中与法律永远相伴的便是社会秩序, 确立与维护社会秩序是法律产生的原因, 大卫·休谟在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提到“正因为没有足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一切以及人类的自私与有限的宽容, 才产生了正义。”而法律则是正义的化身出现在社会维持秩序的道路上。一个社会得以发展并且能够在精神方面给予其人民以满足, 和平与安全是最基本的保证, 试想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你难道还会为别人侵犯了肖像权而大动干戈吗?当然不会。因此, 我认为法律存在于社会的首要价值, 就是要保证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这时的法律展现给我们的姿态, 可能正义之剑会比天平更耀眼, 法律以它的强制性捍卫着社会的安定, 这时仁、爱等“超法律”的道德价值所不能具有的。法律在条文上已明确规定禁止这些行为, 这种约束是双方的, 人们一方面受制于这些规定, 另一方面又从这些规定中获得巨大的安全感, 所谓“法律是调整人们外部行为的准则”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一旦这些行为真正地发生, 它与宗教、道德又不相同———它能凭借着国家赋予其强制力, 对威胁到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进行限制于处罚, 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 这说明法律不仅仅是形式, 更是手段与目标, 在这里, 人们会拥有守法的义务感———这是法律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维护。另外, 法律还维护着合同、竞争与商业领域的秩序。交易行为依据人们的交易习惯决定, 但是这并不是说, 法律就不能干涉私法领域了, 毕竟, 民间交易的自由大大依靠着人们自身的诚信意识与道德意识, 但如果真正打破了交易平衡, 道德与诚信往往是不够惩罚错误的, 因为它们是思想意识, 没有得到任何的强制力保证, 国家承认它们但却不会以文字形式一条条将它们列举出来, 它们可以调整社会秩序, 但是并不是调整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和最有力的保障, 显然道德与宗教并没有达到制约行为的合理期望。与公法领域不同, 私法领域并没有规定非常具体的惩罚方式, 并且对行为规范也通常没有具体、确定的标准, 私法的法律条文大多是引导式的, 体现为任意性规则, 它只规定最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在一个行为致使双方产生分歧而不能协商一致时, 契约的最后条款“正义的解决”会告诉我们, 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性本自私, 若法律失去了强制性这一特性, 不知有多少罪犯会逍遥法外, 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孟德斯鸠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到的:一个民族的法律, 要做到适应这个民族以及民族的社会, 必须做到将抽象的理性和适用的社会精神完美的结合。这一理论被称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浪漫相对论, 而后更是引发了德国的论法思潮, 萨维尼《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的理论及法律社会学开拓性人物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思想都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它表明法律不可能在某一单独因素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解释, 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当中经历充分的历练之后, 当法律具备了这个社会或是这个民族的特性, 才能在社会中更好地维护和稳定这个社会的秩序。
在当代社会中, 这一点依然适用并不显老套,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系列公司、企业问题, 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难找到前车之鉴的, 属于我国当时社会的特有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我国人大法工委就制定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并且在环境改变时立马做出相关决定的修改, 使法律的规制及对秩序的维护达到了与时俱进的程度。
也许我们对西方社会法律价值展现给我们的表面表现得很能够理解, 但是当我们真正深入研究他们的社会, 就会不可思议地发现在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这些价值。中西法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 在立法思想、制度安排、基本概念上都存在着差异,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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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理·路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2.
西方价值 篇2
中西方神话文化价值差异研究
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由于其孕育的土壤不同而呈现出各有特色的文化内涵.追溯起源,本文就从神话中体现的中西价值来比较其差异,形成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中国人“崇德”而西方人“尚力”,中国人“抑己利他”而西方人“利己至上”.
作 者:李钥 贺松柏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湖南・湘潭,411201 刊 名:安徽文学(文教研究) 英文刊名:ANHUI LITERATURE 年,卷(期): “”(9) 分类号:B93 关键词:中国 古希腊 神话 文化价值 差异西方与中国需相同文化价值解决 篇3
在香港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们夹道欢迎圣火。为明星火炬手叫好的普通民众超过了示威者。香港将承办奥运会的马术比赛,香港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和北京连在一起,和一届成功的奥运会连在一起。
西方人总把西藏想成浪漫的香格里拉,坐落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那里的居民就是一个总在冥想的达赖喇嘛和一群在宁静寺院的僧侣。但对于中国,西藏曾是一个保留了封建农奴制的落后地方--其90%人口都目不识丁。从收回西藏以来,中国废除了种姓制度和农奴制度,中国在西藏建立了医院、学校、公路、铁路和机场,引入了长途电话和手机,发展了旅游业并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中国相信,让西藏融入21世纪的世界,这样做是必要的。
中国正在奔向他们的伟大时刻:2008年8月8日晚8时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时刻。其他国家对于奥运的抵制激怒了中国人,他们在网络上宣泄着排外情绪。无需煽动,大量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集结起来反对西方的抵制。
看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理解鸿沟让人伤心。Howard French 4月24日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中写道“中国对全体一致的需求要付出很大代价”。在其中,French援引了一名学生对他外交的提问:“中国人和中国媒体如何才能让外部世界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他还引用了一名中国网友的留言:“你们想要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认为是危险的。当我们被宣传成下一个世界强国时,我们又被说成了威胁。”
有国家想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么?对于北京奥运的抵制不会像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那样不用付出代价。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使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人有信心,在灾难、抗议和奥运会都结束后,他们会站得更高,并且一年比一年强盛。
形象改变。5月12日,一场破坏性的地震袭击四川。政府反应迅速。触目惊心的断壁残垣和苦难,眼含热泪抱着孩童并用他温和方式保证人民将得到重建帮助的温家宝总理,这些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态度。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到救灾前线并寻求支持。和缅甸的被动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动员了它的一切资源,向全世界寻求帐篷,接受了来自日本、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援助、从其人民那里募集捐助。5月19日,这片辽阔国土上的上亿中国人、海外使馆在三天国家哀悼日的第一天举行了3分钟默哀。民族团结、纪律、组织和素质感人至深。世界看到了一个此前从未看到的中国。
但是,这个举世同情的时刻将过去,对中国未来地位的担心还将继续。西方不能确定,这个巨大的国家对世界是好还是坏。这种紧张只有在双方接近彼此的世界观,并接受从未有过相同的文化价值后,才能得到解决。
西方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综述 篇4
一、资产价值法
资产价值法就是对目标企业的资产进行估价从而确定目标企业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资产价值标准。
1. 账面价值法。
账面价值法是根据传统会计核算中账面记载的净资产确定并购价格的方法。它是一种静态估价方法,因其既不考虑资产的市价,也不考虑资产的收益,其取值方便。
该类方法对价值判断的准确程度取决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市场实际价值的差异程度。主要适于简单的并购,主要针对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偏离不大的非上市企业。一般而言,存在政府制的公共设施经营企业比较适合于采用账面价值法。
2. 重置成本法。
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的定义:重置成本法是根据被评估资产全新状态的重置成本减去该项资产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估算资产价值的方法。运用重置成本法分别求出企业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负债的评估值,就得出企业净资产总的评估值。
重置成本法的优点在于,(1)人为因素比较少,资产容易清查,通过会计账薄和实地盘查结合,可以较快、较准确地确定资产的数量;(2)资产的成新率较易判断。
但是,重置成本评估法存在着不足,(1)它评估的是企业各资产的价值,假定企业利润全部由企业现有规模的非人力资产所贡献,没有考虑人力资本价值和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作用;(2)它假设公司的各资产处于相互协调状态,正好满足公司的设计生产能力,这可能与实际不符;(3)它没有考虑到企业整体资产的组合水平的价值。所谓的企业整体资产的组合水平指的是企业内部各资产(包括人力资产)的有效组合水平。重置成本法仅从历史投入的角度考虑企业价值,而没有从资产的实际效能和企业运行效率角度考虑。由于重置成本法基于企业重置各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因此,当被评估企业明显存在生产能力闲置、资源浪费的时候,就要认真慎重计算经济性贬值,并详细说明评估依据和计算过程。
3. 清算价格法。
清算价格是指企业被迫停业或破产后,在企业解体清算之日拍卖资产可得到的快速变现价值。清算价格法主要用于利润率较低或亏损企业的评估,适用于企业破产、抵押或停业清理等经济行为的资产评估。
清算价值等于公司清算时所有财产的变现价值减去负债及清算费用后的净值。清算财产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财产的变现速度,除此之外,清算资产有无使用价值以及使用价值的大小,是否丧失资产处置权、债权人处置资产的方式、清理费用的高低以及清算期限的长短等,也都影响着清算价格的最终确定,清算价值反映了一个公司的最低价值。
4. 市场价值法。
市场价值法是依据公平竞争原则,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利用证券市场上证券的市场价格为基础来确定目标企业价值的方法。相比于其他的资产价值法而言,此方法更显得公平合理。
应用市场价值法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在市场有效的条件下,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价值衡量指标。所以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此假设是否成立,直接决定了此方法的适用性。其实,市场的失效是很普遍的事情,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例如:股价波动的季节性特点、公司规模大小对股价的影响等。此外,该方法没有考虑控股权溢价的存在。
二、比较法
1. 市场比较法。以收益和资产为基础的类比估值方法包括市盈率法、价格和销售额比率类比法以及价格和净资产比率类比法。
应用市场比较法估算目标企业的价值,优点在于:(1)克服了现金流贴现法存在的对输入参数的过度依赖;(2)从投资的角度看,它提供了整个市场目前对公司价值的评估信息,包括整体市场、行业和行业内单个公司的估值信息;(3)该方法和理论都相对简单。它特别适用于对新兴不成熟市场的价值评估。
就该方法的应用而言,关键在于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可以找到在行业、规模、风险等方面具有类似特点的可比公司;二是整个市场的状况不是处于高估或者低估的极端状况。因此,应用该方法的最大缺点就是它虽然提供了目前市场对价值的评估信息,但其价值评估的合理程度难以保证。
但就我国的市场而言,主要如下几方面特点:(1)是新兴市场,总体不规范,财务信息披露不完全或虚假,因此进行现金流贴现的财务模型很难建立,现金流的贴现法需要的参数较难得到;(2)我国经济处于大调整和大变动阶段,企业的变化很大,其未来现金流和增长率的变化也很大,较难准确地估计;(3)我国的企业大多处于成长期,派发股利较少,股利现金流贴现法就不适用了。我国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相对价值法仍然是目前应用较多,适用性较强的方法。
2. 市盈率法。市盈率法是根据目标企业的收益和市盈率确定其价值的方法。该方法存在的原因主要有:(1)因为市盈率的含义非常丰富,它可能暗示企业股票收益的未来水平、投资者投资于企业希望从股票中得到的收益等信息;(2)市盈率法的方法体系科学完整,结论有一定可靠性,简单易懂,易学易用。
但这种方法适于股票市场较完善的市场环境中的经营较稳定的企业,并且需要以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为前提,要有足够多的上市公司做备选参照物。由于我国股市目前尚未完善,收益指标和市盈率的确定具有很大主观性,因此,由此估价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大风险。
三、收益现值法
1. DCF模型。
以现金流量折现为特点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是以费雪资本预算作为理论基础的,该类方法隐含的道理是任何资产的价值都是其未来收益依照一定折现率折现的现值,未来的现金及现金流量是价值的最终源泉。
DCF方法中确定的企业价值的基本表达式如下:
其中:n——资产的使用期限
ri——第i期反映当期所估计现金流量风险的折现率
P——第i期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因资产的不同而不同。对于债券而言,现金流是利息和本金;对股票而言,现金流是红利;对于一个实际项目而言,现金流是税后现金流。贴现率将取决于所测现金流的风险程度,资产风险越高,贴现率就越高;反之,资产风险越低,贴现率就越低。
优点主要有:(1)资产评估价值与资产的效用或有用程度密切相关,重点考虑了企业资产未来的获利能力;(2)能适用于那些具有很高的财务杠杆比率或财务杠杆比率发生变化的公司。
尽管DCF法在评估企业价值时,具有上述成本法和市场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该方法在评估实践中往往会因一些特殊情况而受到限制:(1)对于当前存在经营困难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的当前现金流量往往为负数,而且可能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为负数;(2)DCF法只能估算已经公开的投资机会和现有业务未来的增长所能产生的现金流的价值,没有考虑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的各种投资机会,而这种投资机会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企业的价值;(3)对于尚未利用的无形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量难以估计,这样会导致企业价值被低估。
2. EBO模型(F-O模型)。
针对DCF模型以上的缺点,会计界的很多理论工作者经过会计基础分析,得出了公司内在价值与“剩余收益”和账面净资产的函数关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模型是F-O模型和EVA价值模型。
“剩余收益”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阿尔夫雷得·马歇尔于1890年提出的。所谓剩余收益,是指所有者或经营者按现行利率扣除其资本利息后所留下的经营或管理收益。1938年甫伦莱(preinreich)就提出了剩余收益估价模型(RIV),但是由于无法从证券市场获得足够的数据对它的正确性进行检验,该模型一直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沃尔松(Ohlson),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基于账面价值和未来收益的估价模型。
3. EVA模型。
经济增加值表示扣除资本的机会成本后的资本收益,这里资本的机会成本既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又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即投入企业的所有资本的资本成本。
企业经济增加值可直接用下式计算:
EVA=税后营业净利润-资本成本
=税后营业净利润-投资额×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投入资本额×(投资资本回报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企业价值=投资资本+预期EVA的现值
EVA模型的优点在于:(1)应用EVA符合企业的长期发展利益:EVA指标的设计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2)EVA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将财务的两个基本原则融入到经营决策中;(3)EVA同样是一种基于会计系统的公司业绩评估体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EVA模型的缺点在于:(1)计算EVA时,要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等传统会计体系基础之上,对会计中的某些项目加以调整,这就使得EVA模型的应用变得异常复杂;(2)EVA公式的运用以一定的会计制度、一定的核算方式为基础,各国会计制度的不同,核算方式的不同决定了EVA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从而也决定了各国对EVA研究,特别是应用研究不同的特色。
四、期权估价理论——期权定价模型
期权是一种证券化契约,该契约赋予其持有者或买方具有在期权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任一时间向其卖方按预先约定的价格(执行价格)购买或出售契约所规定的一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权利。期权只包含权利而不包含义务,其持有者可自由行使权利,故又称为选择权。为取得该权利,期权购买者需在购买期权时向其卖方支付一定金额的保证金,称其为期权价格。
期权定价的理论可以很好地应用于企业价值评估之中。它重点考虑了选择权或不同的投资机会所创造的价值。在传统的贴现现金流量法不太适用或很难使用时,它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即使是在上述传统评估方法适用的情况下,期权定价估价法也可以对传统评估方法进行很好的补充。
目前,对于期权价值估算的较为成熟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以考克斯、罗斯、鲁宾斯坦等为代表的二项树估价模型;其二是费雪·布莱克和梅隆·舒尔斯创立的布莱克—舒尔斯(BlackScholes)模型。
其中,Black-Scholes模型中买入期权的价值形式如下:
模型中:N(d1)、N(d2)分别为d1、d2的累积正态分布函数值;C:买入期权的价值;S:指定资产的当前价;K:期权的执行价格或履行价格;r:与期权寿命相当的无风险利率;σ:指定资产的标准差;t:期权到期的时间。公式C右边第一项为期望的资产价值,第二项为资产的期望成本。即企业价值为期望价值与期望成本之差。
参考文献
[1]卢 纯 程祀国:企业市场价值与政府政策选择[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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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 平:财务估价论——现金流量与企业价值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5]熊 峰:股市中的价值规律——上市公司价值、股票价格及其互动[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西方价值 篇5
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盲目推崇理性主义方法论,片面追求效率最大化,其根源就在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一终极价值目标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更有着资本家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结.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终极价值目标不断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质疑和批判,究其理论基础则在于其对“经济人”假设的追奉.
作 者:乔东 李海燕 作者单位:乔东(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
李海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方价值 篇6
地点:东方君悦大酒店
马哈蒂尔——马来西亚前总理,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大名鼎鼎。1981年上台,2003年辞职,历时22年。在马哈蒂尔执政期间,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翻了二十倍,基本消除了贫困,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也降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上个世纪90年代,马哈蒂尔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政治方式不具有普世价值。在世界上,他以敢于向西方说“不”而闻名,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哈蒂尔是东南亚国家中惟一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解决方案的领导人。他还批驳“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的崛起将造福于亚洲和世界,称如果没有海外华人。东南亚的经济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富有活力。
今年4月底一个春日,马哈蒂尔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再次来中国访问,借此机会,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记者眼里的这位前政要慈眉善目,完全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种慷慨激昂、咄咄逼人的样子。但是随着采访的进行,这位曾被誉为“铁腕执政”的前总理还是显示出了他强硬的一面。
20世纪90年代初,您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之一,您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与政府治理方式不具有普世价值,亚洲人拥有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将近20年过去了,世界在不断变化,发生了许多大事,不管是经济、金融领域,还是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经历了这些变化,您对“亚洲价值观”是否有了更深的思考?作为亚洲人,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对待亚洲的传统价值?这些价值对当前的世界有何意义?
我依然认为“亚洲价值观”很好,甚至优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后者是建立在西方或者是欧洲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像西方价值观那样给世界造成如此多的破坏。当前,我们正面临着金融危机。带有明显物质主义色彩的西方价值观关注的是获取财富,而不在乎以何种方式获得。所以,东方的价值观,尤其是亚洲价值观远不同于西方价值观。我们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考虑的是集体的利益而不是统治阶层的利益,我们本身也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西方人喜欢以牺牲他人的生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战争。所谓战争就是杀戮,而这通常正是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当他们与别国有分歧的时候,通常会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研发各种武器的原因。我们之所以发现整个世界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是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以牺牲他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我们应该捍卫它,我们不应该轻易被西方价值观所影响。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很多亚洲国家发展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借用并调整了一些西方价值观来丰富自己的价值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亚洲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建立在物质主义,财富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价值观失败了,而且这种失败是巨大的,整个世界都因为这种失败而遭受苦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您曾尖锐地批评西方的做法,并抵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解决方案。目前,世界又经历着一次更大的金融危机,关于这次危机,您想对它的肇始者西方国家说些什么?想对所有受到影响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提出什么建议?您认为亚洲国家应该怎样面对这场危机?
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非由亚洲人引起,而是西方货币投机分子导致的。他们人为地造成货币贬值、加剧了贫困。这次他们自食其果,贪婪的本性使他们遭遇了这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银行纷纷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其他行业的崩溃。这都是由于银行将大量的存款外借,当投资失败后,贷款便无法收回。这次危机正是西方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与1997年发生在贫穷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同,此次危机爆发于西方富裕国家,正是这些国家创造了(虚拟)财富,同时又滥用了这些财富。
在当前危机中,亚洲国家必须更加自强自信,面对这个新的格局,我们有必要建立全新的体系。当前这种体系在西方只是给少数公司带来繁荣。而我们所说的体系则应该不同。而假如你仍处在现在这个体系当中,又不去改变它,就无法保证不会再一次遭遇目前这样的危机。因此,亚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共筑全新的国际银行体系,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
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唇齿相依。即使某件事发生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在国际组织内按规则而非强权进行有效合作。比如,目前墨西哥的猪流感疫情将影响到处于地球这一端的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个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必须学会如何同呼吸共命运,否则我们将相互摧毁。
您曾批驳过“中国威胁论”,指出中国的崛起造福于亚洲和世界。近几年,中国的发展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您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怎样看待外界对中国的评价?您本人对中国有什么期待?
一人们不应该将中国看做是一个“威胁”,尤其是在东南亚。我们距离中国这么近,但中国从未侵略我们。而我们离欧洲那么远,他们却在发现马来西亚两年后便侵略了我们。所以,我们更害怕欧洲,而不是中国。我们相信中国。显然,拥有全球视野、现代化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民的中国,能够帮助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能够成为世界的大市场。既然如此,为何我们要将中国当成威胁呢?当然也有人想要侵犯中国,但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共处、互信,而不是试图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来封锁中国。
马来西亚有2700万人口,中国则有12亿。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成为马来西亚巨大的消费市场。你们越富裕,市场就越大,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好事。而当中国变得强大而富足的时候,科技力量也将增强,进而可以到马来西亚投资,如此一来,我们将实现共同繁荣。现在到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数已从零增长为100万,而旅游业正是拉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每年都有一两亿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因此一个繁荣的中国对世界是有益的。
您执政22年,是马来西亚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在这样一个种族复杂的伊斯兰国家中,您使它保持了相对的和睦与稳定。在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您的基本信念是什么?
在西方,所谓平等的理念就是——平等高于一切。而我们推崇的则是公平。我们并不平等,也不认为人人平等。如果你富裕,我们就向你征高额税;如果你贫穷,我们就少收税。要是你有能力获得较高收入,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帮助你,但是我们会帮助那些收入较低的人。所以说,公平是比平等更好的理念。你不能保证人人平等,但必须公平对待所有的人。因此,马来西亚出台了新的经济措施来帮助弱势群体富裕起来,这样将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公平对待贫困人群,我们无法要求穷人来达到我们的标准,不应该一味地责备他们。这不是公平,而是平等,所谓平等就是在平等的竞技场,根据平等的规则竞赛,但是它无法实现共赢。而公平则是,让10岁的人与10岁的人竞赛,20岁的人与20岁的人竞赛。总而言之,马来西亚坚持的是公平理念。这就是为什么要向富人征税来帮助穷人。
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也不应该一视同仁,应该帮助弱势群体提高生活水平,这才能实现公平。
西方价值教育的四种取向 篇7
一、保守主义取向
保守主义取向在20世纪60年代前盛行,该取向认为学校和教师是价值权威的象征,教师在教学中把主要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等直接教授给学生,学生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1]。学生所学习和接受的价值品质都是事先被外界给定的,他们没有机会自己去选择、抵制或是重新建构他们的道德品质。 常用的教育方法有:直接教授,服务学习,教师模仿,奖励和惩罚,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指导等[2]。在保守主义取向下,这种传统式的教授方法虽然能让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记住一些道德品质的内容,但却很难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道德准则,大多数学生还是处于一种死记硬背的状态。
在保守主义取向下的具体价值教育活动中,美国众多学校采取品格教育模(Character Education) 式。这种模式强调教师通过直接传授学生社会普遍认同的共享价值和行为方式来培养学生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念,通常采用“价值传递法”或“价值指导法”。 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对品格教育的特质做出了规定:“自律、同情、责任、友谊、工作、勇气、坚毅、诚实、忠诚以及信任”[3]。由此,很多学校会利用学科课程、公共论坛、集会、晨祷、日常公告、荣誉册以及旗帜横幅来彰显并使学生获得这些品格特质。比如俄亥俄州的肯特立学校就是通过每个月在课程内容中强调一种品格特质来传授价值教育的,12月份是“自控”月:语言艺术学科的老师让学生用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本月自控的次数;数学老师让学生把本月按时交作业的次数在曲线图上表示出来;体育老师让学生设计锻炼图来监督本月身体锻炼情况;1月是“同情”月:“同情”很容易在社会事件上体现,所以在社会课堂上,教师让学生去研究美国移民背后的个人牺牲和心酸的故事;或是开发一项学生和团体服务的社会性项目等。
二、自由主义取向
自由主义取向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这种取向认为教师应当是学生知识和技能发展的促进者, 而不是直接的价值传授者。它关注的是所有的学生, 并且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生活[4]。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积极理解和参与价值活动的过程以及社会改革的一些方面,但是他们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预先设定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具体方法有个人与小组合作、讨论和自我分析、价值澄清等[5]。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取向比保守主义取向更加突出学生的能动作用,把学生而不是教师看做是价值教育中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辨别以及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取向虽调动了学生参与价值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但学生却没有机会从根本上挑战社会上所公认的共享价值。
深受自由主义取向的影响,价值澄清模式(Values Clarification) 被广泛应用于价值教育活动中。在该模式中,教育者认为学校价值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选择、珍视和行动的评价过程和价值澄清的方法,帮助儿童澄清他们的价值观,促进统一的价值观的形成,而不是向他们传授和灌输特定的价值观[6]。 价值澄清模式应用于实践主要有三大策略:
首先是价值反应策略。它是师生之间进行一对一交谈的一种对话策略,教师就学生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做出恰当的反应,以引起学生的深入思考。比如一位学生对教师说“本周末我将随全家人去纽约”,教师一般的回答会是“祝你玩得愉快”或是“这想法不错”,但是若要激发这位学生澄清思想的行为,更好的回答应是“你喜欢去纽约吗?”这会引发学生去思考是自己想去呢,还是因为家人去自己才去? 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
其次是价值单策略。这个方法首先由教师设计和编写出一些价值表,然后老师根据编写的价值表讲述相应的社会问题以引起学生的独立思考,这种方式不适合全班或组内讨论,要求学生通过独立的思考来填写价值表,做出适合的评价,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观。
最后是团队讨论策略。该方法适合对全班同学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由四个步骤组成。首先就学生深感困惑的问题提出主题,如友谊、贫穷、金钱等;其次让学生就该主题进行深度思考;第三引导学生结构交流,即让学生分组交流,为了避免个别健谈的学生控制讨论局面;最后帮助学生获取知识,让学生就讨论的主题谈谈自己的收获。
三、批判主义取向
批判主义取向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女权主义、反殖民主义等运动产生,其目的是鼓励学生在社会问题和社会行动中发挥更多的积极性[7]。 这种取向允许学生积极地去重构知识和价值观,并且鼓励学生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事先预定的信仰和行为。其采取以学生为中心,以行动为基础的课程。具体的方法是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们参与到真实的社会交流中,与更多的社区成员和组织进行交流,参与他们的行动,让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会关怀、 体谅以及平等地对待他人,从而形成良好的价值品质[8]。相较前两种取向,批判主义取向更强调真实的社会交流过程对学生价值教育的重要性,学生将突破学校的围墙,走进社会这个大环境中,通过参与社会行为来认识以及建构自己的价值观,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一般比较深刻,且更易于践行。
在批判主义价值取向下学校常采用社会行动模式(Social Action)来进行价值教育。在该模式中,教育者认为,学生是有情感的个体性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性的共同存在,学生应学会采用批判的态度去审视不公正的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并通过社会性活动来改变社会[9]。在批判主义价值取向下,社会行动模式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区,进行观察,搜集资料,进行访谈,发现问题,从而为社区贡献力量,而教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例如, 在西雅图的一所公立学校里,一个三年级学生向全班同学和老师提出了一个社会性问题,即东帝汶的困难处境。这引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于是该班学生每周举行一次研究东帝汶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的聚会,并付诸于行动,为困难学校筹钱,并且与一所被“印度尼西亚士兵”焚毁的学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将筹集的几千美元捐与此学校,并与东帝汶的学生建立了自主基金项目。不难想象,学生通过参与社会问题,付诸社会行动,把自己看做道德的主体,在社会行动中体验其道德责任,从而形成正确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
四、后现代主义取向
后现代主义取向是近年流行的,它涉及的问题是对真理与事实的探讨。该取向支持在教学中应从多角度的视角切入去看问题和学习知识,并且倾向于对社会价值和实践的解构,从而揭示在特定的背景与文化中展现出来的霸权和价值预设。学生可以解构和重构价值观,教师在与学生的关系中扮演着一个解构者而不再是支持者的角色,目的是要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批判性思维。教师必须促进学生学习、 辩论以及个人与小组的价值探究性合作,为学生创造平等的道德对话环境[10]。相比前三种取向,后现代主义取向强调世界的多元化和价值品质的多元化, 学校和教师需要认识到这种多元化价值观的存在, 去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让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中去辨别和建构他们的价值观。但这种取向对学生和教师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比较高,在教育活动中要得到充分的实现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道德对话(Moral Conversation)是后现代主义取向在具体价值教育活动中的一种体现。道德对话主张通过主体双方在平等的、相互理解的、自由的、开放的气氛下进行观点的碰撞,而不是通过教化或说教的方式被动地接受[11]。在具体操作中,教师可以就当前社会的一些热点道德话题或学生所关心的有意义的话题提出一个中心问题,如小悦悦事件、老人摔倒该不该扶等,然后让学生就此问题进行开放式的讨论并且发表个人看法。在这种气氛中,学生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坦诚相见,比如甲说:“我的观点是……”;乙说“:我不同意甲的观点……”;丙说:“我与他们的观点都不相同……”。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相互批判和汲取彼此的观点,形成辩证看问题的态度,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
中西方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 篇8
有人认为“三个倡导”中民主、平等、法制、自由等内容似乎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不谋而合,然而无论是从两种价值观的历史渊源、现代意义还是他们的政治内涵而论,这一说法都是不成立的。
一、中西方价值观的历史起源
1. 民主(democracy)
西方价值观的民主起源于希腊城邦文明,雅典城邦的民主制是希腊民主制的典范。当时的民主制是直接的民主政治,最高权利机关是公民大会,它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和立法等国家大事。全体公民每个月都要参加几次公民大会,解决城邦的各种重大问题。
每个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可以出任公职,并且轮流成为陪审团法庭的成员。[1]由于在城邦中公民这一概念并不包括妇女和未成年儿童,也不包括奴隶(被称作会“说话”的工具)、外邦人和边区居民,只有祖籍为本邦的成年男子(早先还要受一定的财产限制)才能取得公民的资格,所以所谓的民主自从形成之初即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在我国,几千年的君主集权制下的封建社会使得我国的民主思想没有那么久远的历史渊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意思是:老百姓,可以使他们在我们指引的道路上走,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可见影响我国历史上千年的儒家思想形成之初就丝毫没有民主的思想。
直到近代辛亥革命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思想激进的陈独秀才把“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一词在当时的翻译)引入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的民主,是指“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齐自主自由之人格”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3]。我国民主思想被介入之处还包含了自由、法制的思想。
2. 平等(equality)
希腊城邦文明作为西方民主制的典范,“平等”也进入公众的视线。但是无论是受人称赞的民主制还是最早的平等思想,都只是相对而言,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以道德和法律的平等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能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4]我国早在奴隶社会的周王朝时,就称武王是“受命于天”,王权是上天授予的,神圣不可侵犯。自此,我国历代君王也都自命为“天子”,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天的命令。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南朝时期《后汉书》中记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意思是人民可以是天子坐稳天下,也可以使天下大乱。虽然在各朝各代君主为了自身的统治,为了调节阶级矛盾,对人民采取了各种态度,然而绝没有君民平等的思想。
3. 法制(legality)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政治学》和《法律篇》中把法律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并认为法律是一根将国家理论串联起来的金质纽带。[5]罗马帝国进入共和国时期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法律体系,其渊源主要是习惯法。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制定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对世界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各自的解释,或提出不同的主张,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思想领域影响非常大的有法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飞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就是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治。[6]“法”就是代表上层社会意志和利益的法令制度。
4. 自由(liberty)
始于14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包含了自由思想的萌芽状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主张以人为中心,并强调人的独立性和内在价值。他们宣扬人应当按照人的本性生活,人有人的自然,即自然的存在,按照自然规律生活。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是有感情和欲望的人,因此人的自然欲望和感情都是自然而然的。
教育界是我国先进思想的发源地。民国初期,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
二、中西方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1. 民主
现代社会的民主形式大多为代议制民主,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议会制,美国实行国会制,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例,宪法第二条中明确表示凡年龄未满二十五岁,或取得合众国公民资格未满七年,均不得任众议员。第三条中提出凡年龄未满三十岁,或取得合众国公民资格未满九年,均不得任参议员。无论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都需竞选上任,而巨额的竞选经费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够筹集的,这样一来,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的人更有优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打破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代表的是广大劳动阶级的利益。从形式上看,中西方民主制的形式有相通之处,但本质是有区别的。
2. 平等
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句话即提到:人人生而平等。然而由于美国社会中财产的不平等而导致人民在享受各种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第二款众议员的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比例进行分配,每州人口统计包括该州除未纳税的印第安人之外的全部人口。另外,自美国内战以来,黑人并没有取得与白人完全平等的权利。
新中国建国以来,人民参政议政,在政治上取得了真正的平等。我国宪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权力。
3. 法制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自我标榜为“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2013年发生的佛罗里达州白人社区协警枪杀黑人少年马丁,后无罪释放的案件,无疑激起了美国大规模的示威,人们强烈呼吁废除不平等法律。可见,在某些事件中并未看到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国建国以来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了修订,每次修订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 自由
热爱自由是西方文化流传已久的传统。自由作为一项权利可以理解为人身、言论、行为和思想自由。美国宪法中明确提出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有持有枪支捍卫人身自由的权利。相比之下,美国人拥有更多的“自由”的权利,他们对自由的阐释也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所无法想象的。正因如此,才会有2013年震惊世界的斯诺登事件。所谓的言论自由绝不可以以牺牲国家利益为前提。
我国自古虽然有不少文人学者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无疑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更有清朝的“文字狱”,可以说对人们思想统治达到了极点。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古我国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谚语,我们认为的自由也是有别于西方的自由。
三、结语
一切价值观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因为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不同,对不同社会的影响及意义会有很大差异。东西方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即使是说法相似的“民主”“平等”“自由”“法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
摘要:十八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西方某些价值观似乎不谋而合。面对当前的形势,只有分析两者的根本区别,才能充分了解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历史起源以及两种价值观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两个角度论述了两种价值观的不同,从而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特色”。
关键词:西方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平等,法制,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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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价值观 篇9
文化差异是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跨文化意识就是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对外语所反映的文化的认知和接受的一种态度。它在外语学习和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具有跨文化意识是学生获得真正外语交际能力的体现, 因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并反映这一文化。而文化是一个体系, 它涉及到一种民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化具有民族性——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 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 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中国与西方由于在地域上相差甚远, 受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因此, 我们要学好外语, 首先要具备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汉威 (R.G.Hanvey) 把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于表面的明显文化特征的识别, 人们的反应通常是认为新奇、富有异国情调。第二阶段是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 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征的识别, 反应通常是认为不可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阶段是通过道理上的分析可以接受。第四阶段是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感受其文化。要真正实现Hanvey的这四个阶段是十分困难的, 不过, 在教学中,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尽可能地引导学生进入“神入”, 即第四阶段。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 本文仅从价值观这个侧面来谈谈中西文化差异。
二、东西方文化中价值观的差异
北外朱维芳教授几年前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中国学生对外籍教师课外言行有如下看法:
1.违反好客常规:外籍教师对客人没能表示出应有的热情和关心。答卷者认为他们不尊重人际关系, 无理, 对他人缺少关心。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他们尊重客人自己的选择。
2.对陌生人有不必要的礼貌:这类案例表达了外国人对社会地位低的陌生人的关系和礼貌。学生的解释有:尊重个人权力, 崇尚平等, 有自控力。
3.个性化的随心所欲:这类案例描述的是影响了外籍教师形象的不合身份的言行举止。学生解释为:不谦虚, 缺乏尊严, 也有的学生解释为对人性的自由追求。
4.遵纪守法:这类案例描述了外籍教师对公共秩序和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学生解释为:有教养的文明之举, 这些举动既保护了个人的权力又维护了他人的权力。
5.自主独立以及个人空间的特殊需求:这类案例描述了外国人要求独立、自主和个人隐私。他们行为的界定是个性化的, 而不是社团集体化的。学生们认为他们固执, 任性。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行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许多外籍教师对中国学生的过于谦虚感到难以忍受。这是因为,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 我们一直是用“自贬”来表示谦虚的。在校园里,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老师:你这次考试考的挺好。
学生:马马虎虎, 凑合而已。
在汉语中, 这种“谦虚”文化的表达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鄙人”、“寒舍”、“便饭”、“拙作”、“斧正”、“愚兄”等等。中国人的隐含个性的价值取向, 与西方人的个性张扬、追求创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自本世纪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东西方文化在世界观、信仰、价值观以及交际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感兴趣。生活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环境里的人, 所持有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等都不一样。因此, 当来自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 常常导致误解, 遇到理解对方行为的障碍。
个人价值至上文化也被描述成“我”文化, 英语里的“我”字是人称代词中唯一总是大写的一个, “我”字当头, “我”字第一, 在英语里比比皆是, 到处可见。也就是说, 在“我”文化的社会里, 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一切个人从道义上讲都是平等的, 整个社会极力推崇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即个人价值至上。个人的自我价值往往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人的不同。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自我呈现”视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 每个人都学着体现个性化的自我:个人自信, 自我肯定, 自由表达内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约束, 以及公开发表不同见解, 寻求他人的注意, 显露独特的自我。同时,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保护个人隐私, 强调在公开世界中个人的隐私需求, 并主张个人不受任何他人的干涉, 选择自己的思路和行为。
西方的个人价值至上论可以一直追溯到个人自由主义哲学。它的理论基础是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 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因此, 他们有权在“自由、平等、独立”的总原则下, 选择自己的生活。在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里, 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力, 不违反保护全民平等权力的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 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东方提倡的社团价值至上文化也被称为“我们”文化。在这样的文化里推崇的不是个人价值, 而是社团和集体的价值。社团的存在要比个人的存在更重要。在汉文化里, 古代人们谦称“我”为“鄙人”, 孔子推崇爱他人为“仁”, 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 ”毛泽东主张“为人民服务”, 从古到今, 宣扬的都是这种“群体主义”。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群体意识, 儒家经典《礼记》中就对儒家的大同社会做过典型的描述, 称为“礼运大同”。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仁。“仁”由二和人组成, 可以看出, 它含有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这层含义。它强调的是社会群体的统一和认同。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们不是在寻求个性化, 而是要求每个人符合群体要求, 成为社团的一员。因此, 社团价值至上论者从不愿意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注意, 也不愿意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正如Young (1994:51) 在描述中国文化社会模式时指出的:“对抗、威胁社会的安定, 发表相反的意见会使双方都丢面子。公开阐述思想会令人生厌, 对于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社会是不适宜的, 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在以社团价值至上的社会里, 提倡的是相互的支持和对集体的责任。超出集体约束的所谓个人自由是不被接受的。在这种文化社会里, “个人的事就是集体的事, 朋友之间是没有隐私的” (Young, 1994:139) 。东方的社团价值至上观是与孔子学说紧密相连的。中国文化以孔教为中枢, 以佛教为辅翼, 儒教极力推崇社会的有序与和谐。需要指出的是, 一个社会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 不能断言某个社会是完全的个人价值至上或社团价值至上, 只能说某个社会更多地接受个人价值至上论或社团价值至上论, 但大多数说英语国家倾向个人价值至上论, 而中国倾向社团价值至上论。
三、东西方文化中价值观标准的差异
第一,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信仰平等,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注重平等待人, 不分社会地位高低, 不论与己关系的远近。与之相反, 社团价值至上论者的交际准则往往强调内外有别, 上下不同。因此, 在他们看来,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对待陌生人的平等有礼, 是不必要的礼貌。
第二,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提倡与众不同, 独立自主, 要求在公众社会的大环境里有块个人的自由领地或空间。这对社团价值至上论者来说, 自然会被认为是极端“自私”和“不可理解”的表现。
第三,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由于他们个性化的要求, 很少考虑别人的评价, 他们愿意并极力地表现自己。而社团价值至上论者却十分注意社团集体对个人行为的评价, 不愿成为众矢之的和评头品足的对象。因此, 在社团价值至上论者看来,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随意的自我呈现和个性化的表现是令人不快的。
第四,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对待社团、集体责任轻薄。因此, 他们对待“客人”所缺少的那份热情是由于他们认为每个“客人”作为个人, 应该自己作出选择, 给“客人”提供一次选择的机会即可, 不必再三要求, 主人对“客人”也没有特殊的责任。
结束语
文化交流的目的一是实现信息传递, 获取信息, 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二是吸纳对方文化、价值观念中的积极成分, 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在世界变成“地球村”的今天, 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日趋重要。在交际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个因素: (1) 避免言行价值的主观评判。 (2) 相互尊重, 采取平等对话形式的交流。 (3) 摈弃先入之见, 扫除交流障碍。要达到平等的跨文化交际, 相互理解显得尤为重要。东西方文化不同, 语言也不同, 文化差异显而易见地体现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在跨文化交际中, 应该承认差异并允许差异共存。要使交际顺利进行, 就应以对方的价值来看待和评价对方的行为, 容忍、尊重并理解别人和自己的不同, 不能拿自己的语用规约做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语言运用。要提高跨文化平等交际的功效, 就应使交际双方能充分发出属于自己文化的声音, 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 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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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理性的价值 篇10
关键词:理性,正义,传统,理性主义
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理性被唤醒, 人们发出对自由、平等、民主的呼唤, 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的愚昧, 最终破除了教权、神权对人们思想的内在压制和外在控制。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宣扬破除了人类在精神上所处的奴役地位, 赋予个人以精神上的独立性。然而, 理性苏醒之后滥觞激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本文仅以柏拉图、洛克、埃德蒙·柏克、迈克尔·欧克肖特为例探讨西方政治思想中理性的价值之争, 分析四位政治思想家对理性推崇或抨击的内在缘由以及双方观点的困境。
一、柏拉图:理性是正义的基础, 是至善之路
(一) 理性是正义的基础, 正义是理性的体现
在柏拉图看来, 脱离理性而有某种正确意见的人与瞎子走路是一样的。他强调在整个社会中劳动者克制其欲望服从统治, 军人以意志协助执政者守卫国家, 哲人以理性知识掌管国家, 这就是正义的国家。这种正义观以人性的理性为前提, 只有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其主导作用, 社会各阶级的人才各司其职;只有在理性控制下, 灵魂的三部分才互不干涉, 协调统一, 才能按照正义内涵做自己的事。由此观之, 理性是正义的基础, 正义就是理性的体现。
(二) 理性是至善之道
感觉中的事物凭感官就能判断, 但是, 有些事物需要求助于理性, 感官对它们不能作任何判断。当灵魂在触觉的判断所给出的信息不准确时, 就需要借助于理性。柏拉图认为, 理性是善的指导, 理性决定人的行动满足善之道, 而人最善部分也愿意服从理性的指导。只有借助理性才能看清楚灵魂的真实状况, 辨别正义与不正义, 只有借助理性, 人性才能达到善。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 高扬理性的权威:理性是灵魂的最高部分。
二、洛克:理性即自然法
(一) 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准则
自然法是神的意志, 神是善和理性的象征。而人之为人, 而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就在于人有理性, 能思考并维护自己的权利。洛克认为, 构成犯罪的罪行是违法和不符合理性规则的行为, 对待罪犯是要根据冷静的理性和良知, 罪犯对自然法的触犯就是没有按照理性和公道的规则生活, 而理性和公道是上帝为人类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尺度。在洛克看来, 如果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下, 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 根据理性的原则, 可以把这个人当作敌人来看, 因为他违背了上帝赐予的公共规则。
(二) 财产权来源于理性
理性教导说, 人类一出生就享有生存权利, 可以享用自然所提供的以维持他们生存的其他物品。理性促使人们为了生活而占用属于大家共同享有的东西, 因为对它施加劳动就成了他的财物。理性指示人类为生活而开垦和改良土地, 可以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劳动, 施加于土地之上, 这样便对财产产生了拥有权。
(三) 自由来源于理性
理性法则是人行动的指南, 是自由的前提条件。我们是生而自由, 而且生而具有理性, 但我们实际上不一定就能很好运用二者。在洛克看来, 亚当生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的身心具有充分的体力理智, 因而他生来就能自己维护自己, 并按照上帝所赋予他的理性法则要求来支配行动。支配亚当的法律就是支配他的所有后裔的法律, 即理性的法则。 在不具有理性来指导行动之前的放任自由, 并不能获得本性自由的特权。
三、埃德蒙·伯克:抽象理性的有限性
(一) 抽象理论不能作为政治行动的指导
伯克指出, 对于抽象政治理论和未经过历史检验的经验, 都只能持保守态度, 不能把它当作实践的指南。因为社会经验优先于理性, 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过的理性, 传承下来的传统蕴含着“人类共同的智慧”, 是在人类自身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是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过的理性, 它优越于人的理性推理所得的智慧。
(二) 人类社会远比理性方案复杂与精致
理性产生于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发现之中, 它与人类情感、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伯克意识到每个人的理性能力都不尽相同, 理解水平也有很大出入, 人性和理性的距离还很远, 仅仅有理性并不能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情感因素和行为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理性惯性思维做决定, 并生活交流, 而理性思维的储存是微少的, 如果我们可以按照理性思维的观念处理身边事, 我们会把事情做的更好。
(三) 理性教条缺乏柔性, 容易趋于极端主义
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 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以抽象的理性观念为基础的, 以空想或哲理的概念为依据, 没有把现实生活作为依据, 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 只能会造成灾难, 真正的自由、平等乃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由、平等, 是与自然秩序相符合的。人们作为社会成员在公民社会中所能享有的权利, 不能诉诸任何抽象、普遍的先验原则。在人类的感情与关怀的全部复杂的总体之中, 人们的原始权利经历着如此之多的折射和反射, 以至于如果谈论它们, 就仿佛它们始终处于他们原始取向的简单状态之中那样, 就会显得异常荒谬了。
四、迈克尔·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一) 理性的专制性
理性主义无视权威, 怀疑传统、经验, 最终唯理性是从。欧克肖特认为, 理性主义者的精神态度既是怀疑主义、乐观主义, 也是个人主义的, 不管习性、信念有多么根深蒂固, 广为人接受, 它都毫不犹豫向其质疑, 用他称之为“理性”的东西来判断它。从不怀疑自己的“理性” 决定事物的价值或行动的适当与否。将自己与社会的传统知识切断, 否认教育的价值, 认为人类缺乏经验, 还对时间深深怀疑, 对永恒急切的渴望和面对一切局部、短暂的东西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理性主义者相信不受阻碍的人类“理性”是政治活动绝对可靠的指南;用意识形态来代替传统;预先拒绝了唯一能纠正他错误的外在灵感。从这个意义上说, 理性主义者总是拒绝传统。
(二) 理性的技术性
所谓的理性主义的“理性”, 还是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或称 “工具理性”, 其信仰的是技术, 它可以通过学习规则、公式、条例或其他书本的东西掌握, 认为理性主义只相信和承认技术知识。因为理性主义者认为, 实践的知识不是知识, 而主张没有知识不是技术知识, 实践知识实际上是一种无知。技术知识可以制定为各种建议, 是确定的实践的知识不能这样制定。另一方面, 技术的知识可以教与学, 实践知识不能, 只能传授和习得。政治在他们的眼中不是一种实践的智慧, 而是可以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科学专家时常很显著地表现出“对理性的不容忍”, 导致的结果是技术的霸权。
(三) 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
理性主义者对精确性的专注, 问题的核心是理性主义者专注于确定性。技术和确定性在他看来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因为确定的知识, 在他看来, 是不需要在它自身之外寻找确定性的;知识, 就是不仅以确定性终, 而且也从确定性始, 确定性贯彻始终的知识。技术知识似乎正好就是这样。政治中理性主义是现代政治的特点, 其根本原因是外部环境所决定的, 只要促使理性主义政治出现的环境, 就必须料想政治在气质上是理性主义的, 而滋生理性主义政治的温床就是现代性。
五、结语
本文认为, 决定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不单单是理性或传统, 二者在历史的进步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缺少理性的政治是无头脑的政治, 而缺少德行的政治是无良心的政治, 是比缺少理性的政治还要糟糕。所以, 理性是政治的头脑, 德行是政治的心脏, 政治需要智慧, 需要理性的德性 (正义和善) 的引导, 需要理性为之立法, 传统的美德与理性都是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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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洛克.政府论 (下) [M].叶启芳, 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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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西方价值 篇1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观;差异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105-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观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和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普世价值观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找到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差异
(一)两者的发展历程不同。从时间过程来看,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过程,理论较为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中央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之前丰富的理论政策基础之上,提出的新观念新想法,时间相对较短,理论还需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二)两者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观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前者属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后者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目的是实现私有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从社会主义理论出现之日起就存在着矛盾。
(三)两者的侧重点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坚持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重,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不断发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西方普世价值观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追求个性,崇尚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观念。
(四)两者的角度不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 三个层面,用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基本内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主要倡导自由、民主、人权,此外还有平等、博爱、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的角度出发,主要在于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然而,西方普世价值观适用于任何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受任何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得遵守。
二、西方普世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了挑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带来,尽管我国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主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未改变过,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与时俱进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的理论成果,而西方普世价值观要求淡化意识形态,并且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等多元化的价值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
(二)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了影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一把双刃剑,它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让人们在第一时间得知全国各地的信息,但同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可以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观点,在网络上难免出现一些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语,比如,崇尚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的想法,也有通过电影、电视剧、动画片,书籍、游戏等方式逐步渗透西方价值观念,使人们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出现动摇,难辨真伪,最终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和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待于进一步接受实践检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重大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之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内容已经深入人心,但理论发展与社会现实状况不相符。我们通过学习书本知识的形式,普及理论知识,比较枯燥死板,不利于人们很好的接受,更很难让人们运用于實践。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的创新,使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
三、面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如何发展
(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党应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来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地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对西方文化加以鉴别,进行科学的分析,对西方文化进行扬弃,而不是全盘吸收,更好的认识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
(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消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当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中之重,为了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引发我们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只有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能力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观中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渗透。
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多媒体,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手段,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视频、短片,图片等方式,激发人们的兴趣,让人们积极主动的认识和学习我们党的方针和政策,改变传统的书本教育模式,因此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努力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才能更好的宣扬和普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孙伟平.普遍价值:可能性及其限度[J].天津社会科学,2001(1)。
[2]周双丽.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实质与精神内涵[J].社会主义研究,2007(5)。
[3]马俊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科学发展观[J]。教学与研究,2009(3)。
[4]任亭友.“普世价值是个伪命题”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1)。
[5]胡凤琴,胡孝红“普世价值”的争论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0):126。
西方价值 篇12
西方新闻价值理论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一方面, 它是西方新闻实践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 它也是西方对价值认识的反映[1]。新闻价值标准在西方的确立经过了长时期的孕育, 它代表了某种智慧的历史积淀, 并且取得了大体一致的看法。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价值标准及要素, 并非只是肤浅的表述, 而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正是社会的观念影响了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
2. 基于西方新闻自由理论视觉下的“两会”
我国的新闻体制从文革时期的禁闭到近几年的新闻采访权逐步扩大, 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从当前“两会”召开的情况看, 西方新闻自由理论的精华正被我们所吸收, 如无论是国内记者还是国外记者, 允许采访, 申请采访的成功率大大增加等等。对境外媒体的开放。在“两会”开始前, 我国对境外媒体开放的消息本身就成了新闻, 由此可见, 在西方追求新闻自由的价值观念下, 开放新闻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事实上我国的媒体开放时间比这更早, 但可能只是局部的, 直到汶川大地震及奥运会这两个特大事件才给人造成了更大的意念冲击。今年报道“两会”的阵容强大, “截至3月1日, 报名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外国记者已有800多人, 数量大体同去年持平———而去年是‘换届’年, ‘两会’的时间也比今年要长。港澳台地区的记者人数比去年有所增加, 今年达到440名。”“路透社派出60名记者采访‘两会’, 而去年只有53人。此外, 美国彭博社、道琼斯、法新社以及日本广播协会等媒体都派出了20名以上的记者报道两会。”由此可见在我国新闻体制变革后, 外国媒体到我国采访更加开放和自由。
3. 基于西方新闻理论知晓权观念视觉下的“两会”
知晓权, 即获得社会公共信息资料, 是行使言论自由权的客观基础。知晓权是公民行使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基本前提。没有知晓权,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选举权、参政权等等, 都是一句空话。其实西方新闻价值观就强调满足群众的知晓权。它强调报道重要的社会事件, 强调及时性、新鲜性, 使人们获知最新、最快的信息, 追求新闻的影响力, 一方面, 是为了满足大众随时掌握事态的发展, 使人们办事干练、购物精明、教育有方的需要。另一方面, 报道官员的活动, 传递政府的信息, 监督政府的决策工作, 既是西方民主的要求, 也是西方强调大众知晓权的反映。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国民众渴求获取正确的、及时的新闻也越来显得迫切, 新闻媒体和网络的飞速发展, 使得人们的利益诉求愿望越来越多。“两会”是中国民主的最大体验场, 代表们可以畅所欲言地针对国家大事提议案, 而普通群众则迫切地知道是谁在代表他们说话, 是谁满足了他们的利益诉求。政府对媒体的使用, 也是基于满足群众的知晓权。这一理念符合西方新闻价值观念, 也表明政府在主动求变。事实上, 基于西方的新闻价值理论, 媒体是政府的传声筒, 也是放大器和释码器, 且执政党对大众传媒的运用能力也是其执政能力的衡量标准之一。因为当前新闻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执政资源, 成为执政工具、执政手段的一部分。成熟的执政党重视运用传媒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
4. 基于西方新闻理论商业视觉下的“两会”
关于“两会”的报道, 是经济报道, 更是政治报道。但是西方新闻理论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 并不是伴随着政党制度形成的, 而是随着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而发生的。大众化报刊的出现来自于商业的驱动。西方大众化报纸的发展过程, 可以说也是不断使新闻商品化的过程, 不断利用新闻获取利润的过程, 如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之争, 再到当今西方各国在发行量上独占鳌头的黄色小报。这种价值观, 是以大众主体的需要为基础而形成的, 即大众主体的感觉至高无上。
当前我国“两会”的召开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理论的延伸, 即以受众主体的关注对象作为至高无上的信息原则, 这至少在表面上脱离了商业信息。但是本质上, 也只有通过不间断的“两会”报道, 以观众的需要为第一原则, 才能在激烈的报刊竞争中占得先机, 因此, 本质上讲新闻的商业价值观念不会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消失, 相反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的社会里, 新闻的这种商业观念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5. 结束语
总之, 中国的“两会”, 已经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被外国记者称为中国“议会”的“两会”对待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的开放程度, 也代表了中国的开放度。作为中国民主晴雨表的“两会”必须吸取西方新闻理论的精华, 即保持新闻的开放度, 让广大民众享有宪法赋予他们的民主自由言论的权利以及知晓权。而事实上, 从奥运会放宽外国记者采访的规定, 到十七大允许境外媒体全面采访党代会, 再到历次全国“两会”的逐步开放和透明, 我们已经看到, 西方新闻理论的精华已经被我们所吸收, 一个更加开放和自信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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