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意识形态

经济意识形态（精选12篇）

经济意识形态 篇1

一、“经济人”假定的修订———意识形态的引入

西方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即对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主体———人,把其具有普遍性的行为特征进行理论抽象并泛化为一种永恒的人性假定,以此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最早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人”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中,经济人主要蕴涵着三方面的意思: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即人的经济行为只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人在行动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式和手段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第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无意识地、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

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并具有广泛需要的社会生命,他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支配。但“经济人”假定排除了人活动的其他情感动机,排除了社会的历史、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人的活动的影响,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纯物质利益的无意识形态的非情感动物,这种“经济人”并不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人物”的完整描述,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自然备受争议。很多学者认为,“经济人”假设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试图推翻它,笔者认为不然,“经济人”假设是合理的,只是内容不够充分、不完全,缺少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加入意识形态的“经济人”并不会改变“经济人”假定的本质思想,没有改变“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行为动机,只是改变了人的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经济人”假定实际上并不排斥意识形态的存在,相反意识形态的引入恰恰弥补了“经济人”假定的缺憾,解释了现实生活中物质上成本和收益相同的情况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性的原因。

历史背景、风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人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世界观的不同使人们对同一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价不一,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信仰佛教的人认为做善事死后会进天堂,而做恶事死后要进地狱。那么,信仰佛教的人相比不信仰的人会认为做善事的收益更大,做恶事的成本更大;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信仰佛教的人相对不信仰的人会更易于不欺骗交易的另一方。文化、风俗的约定俗成使人们在违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时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负担,有的人认为心理成本过大就不会做违背公认正确的事,有的人认为心理成本相对收益来说很小就会做违背公认正确的事。不同的风俗文化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待同一行为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函数评价。中国人认为百事孝为先,孝道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而欧美一些国家人认为人应该自立,所以,中国人如果不赡养老人,他要承受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心理成本很大,而欧美人不然,这自然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这正如诺思所述: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完全的,我们只在大量的文献中看到对简单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和大量欺骗的存在(如机会主义行为)。在契约安排中,有很多诚实、正直和君子协定,但工作中的偷懒、欺骗、白领阶层的罪恶和阴谋破坏也无处不在。这正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造成的。

二、加入意识形态的人的行为的模型分析

我们以对街边的乞丐施舍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的。我们看到,有的人给乞丐钱而有的人没有,有的人给的多而有的人给的少。如果仅仅用古典的“经济人”假设来衡量是否给予施舍的话,那没有人会为之付钱,因为施舍的纯物质收益为零。当加入了意识形态因素后,人们给予施舍的收益并不是零,由教育、风俗、信仰等灌输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在施舍过程中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以及他人的尊重和社会好评,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人们看到别人受苦时心理会受煎熬,给予施舍后心理煎熬的程度会减少。故我们可以把施舍看做一种正常商品,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人们对乞丐施舍的钱数会增加。下面我们用模型来分析为什么有的人给予施舍而有的人不给,有的人施舍的多而有的人施舍的少。

尽管引入意识形态后施舍可被看做一种正常商品,但人们并不会真的把施舍当做真的正常商品一样来对待,人们会为用于施舍的金钱规定一定的数额,因为施舍不能像某些必需物品那样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若超过这个人能承受的范围,施舍的价格将变得异常高昂,减少一单位施舍要用很多单位的其他商品来弥补才会使人们的效用不变,故超过人们预定的部分,预算线的斜率非常大,近似于竖直状态,故预算线具有“弯折”的特征(如图1中的折线MTN)。

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人们对施舍的心理评价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也就不同。如果有些人认为看到乞丐的悲惨状况不会对他的心理产生任何影响,他也不会从给予施舍过程中获得任何心理上的满足,那么,这个人对其他商品和“施舍”这种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就是水平的(如图1中的U和U'),那么,令此人效用最大化的点为M,用于施舍的钱数为零,他将不给予乞丐任何钱。

假设一种极端的现象,一些人认为只有对乞丐施舍可以给他带来满足,而消费其他商品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那么这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将是竖直的。这时他的效用最大化的点即为图中的N点,他将用ON单位的钱全部用于施舍乞丐,而余下的钱NK仅用于购买维持生命的必需品。

通过这两种极端情况,我们可知,越偏好于行善施舍的人,无差异曲线越陡峭,对乞丐施舍带来的效用越大,反之则越小。如图2所示,人A的无差异曲线相对于人B来说更平坦,人A的效用最大化点为C,将OXA用于施舍,而人B的效用最大化点为D,将OXB用于施舍,明显OXB>OXA。

同时,财产和收入也会对施舍产生一定的影响。若收入不变,但对一个生活很富足的人来说,收入将更少地用于支付生活的必需物品,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施舍乞丐,那么他的预算线的折点将沿着预算线向右移动,如图3所示,此人的均衡点将由点T变为点I,用于施舍的钱的数量将增加;若收入增加,预算线向右移动,如图4所示,均衡点由点H变为点K,用于施舍的钱的数量将增加。

故意识形态的引入使“经济人”假设更加完善,使无法解释的经济行为更加合理化,修正了“经济人”追求纯物质利益的片面假设,实现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三、成功的意识形态降低交易费用

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的是由某人或者某些组织自觉和有意识地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如协议等)。而非正式制度指的是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正式制度可理解为约束人类活动的外在的行为规范,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约束,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持续性的特点。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构建可有效地规避一系列不道德行为,降低交易费用。

古典的“经济人”假定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以及人的行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事实,使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经济人”行为的推理、演化缺乏说服力。如果事实真的如此,不存在约束个人追求纯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形态观念时,尽管存在一整套法律或契约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是,由于对人类行为监督以及考核的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不道德的行为会无处不在,同时人们也不会去无偿献血,在工作中人们总会寻找机会偷懒,处处有偷盗、诈骗、虚报开支等行为的发生。而反观现实,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如此不堪,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尺有效地防范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使人们意识到实施不道德行为的心理成本很高,如伦理、道德的批判,社会舆论的压力,宗教信仰中上帝的惩罚等会使人们对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望而生畏。

考核工作中是否存在“偷懒”现象时,若工人的产出(或贡献)能够无成本或以较低的成本来考核其数量和质量,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即可完全避免“偷懒”现象的发生。但在一个具有班组生产特质的企业中,确定单个工人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的成本是十分高昂的,此时将采用计时工资的方式付给工人工资,企业不可能对每个工人的工作状况进行全面的考核,于是逃避责任和偷懒等行为就司空见惯了,勤勉的、努力工作的工人与偷懒的、混日子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就完全取决于减少逃避责任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诺斯在其著作中阐述,若社会成员相信现存的秩序或体制是公平、合理的,那么现存的意识形态就是成功的。这种意识形态会使人们不违反规则、不侵犯产权,甚至于这些行为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的收益大于他所付出的成本。所以说,成功的意识形态会使人们出于一种道德感来遵守现存的规则,使得现存的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减少,减少了道德风险、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相应地,成功的反意识形态会使人们确信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公正问题是现存的体制导致的,只有通过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一个公正的体制才能出现。于是,成功的反意识形态的存在抵制了搭便车问题,一次次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精神才能带领中国人民用“小米+步枪”打败了强大的敌人,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巨大的,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减少交易费用,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四、塑造成功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但它在中国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似乎早已忘却了我们祖先的道教、儒家、释家思想是如何教我们做人、做事的,甚至在他们心中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战时的中国,“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精神在抵制外敌利用“迷信”蛊惑民心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在物欲纵横的今天,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的狭隘意识、外来的不健康思想极易填补人们思想上的空白,使之变成利益的奴隶,左右着人们的言行,使腐败、机会主义、偷懒、欺骗等一系列行为泛滥。甚至于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点破坏我们国家的稳定,比如“法轮功”思想的侵袭。

所以,应该完善我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建设。首先,教育在此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教育就是在给人们反复灌输一套价值观,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一个人在孩童时期树立起的价值观,对今后的人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里不仅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社会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可以不断让人们学习并认识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伟大思想,让它们继续发扬光大,让那些传统美德再次回到我们身边,用社会舆论压力以及道德信仰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其次,笔者不仅不排斥,反而赞成好的宗教信仰的传入,认为宗教信仰在约束人的行为方面甚至比文化习俗起到更大的作用。如佛教、伊斯兰教等都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行为的成本-收益函数,使人们弃恶从善去做好事。再者,要培养人们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既存的文化因子,它能熏染、浸润、溶解人民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在必要时能把千千万万民众聚集、团结起来,捍卫民族集体的尊严与利益,从而使一个民族历经艰难曲折但却能岿然屹立。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其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他们崇高的民族团结意识和凝聚力体现在了建设家园和发展国家经济上,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要发展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精神是任重而道远的,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经济意识形态 篇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不同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同时也向各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提出挑战.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并就如何加强思想建设,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出几点建设性意见.

作 者：陈宪章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文法系,辽宁,大连,116600 刊 名：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年，卷(期)：2004 6(4) 分类号：B03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意识形态   渗透  

经济意识国际化 篇3

这些日子有些媒介又忧心忡忡了，因为大家发现所谓国产手机，用的大多是进口芯片。所以媒介说:“钱又让外国人挣去了。”

看着这种议论我就有点糊涂。我不知道芯片在手机的成本里占多大比例，但我知道赔本的生意是没有人做的。以中国人的才智，连“神舟”飞船都能送上太空，区区手机芯片，我想造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之所以没有造，恐怕多半也和成本有关系——也许用进口芯片便宜。

这个世界已经被经济给连成一片了，你挣我的钱，我挣你的钱，挣来挣去大家都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要不我们加入WTO干吗？还不是为了更快地发展？可总是有人觉得不是那么踏实。前一阵大家津津乐道韩国人的“爱国”，因为他们坐飞机要坐自己的航班，买汽车电器也要买韩国产。但不知这些“爱国者”注意没有，这一切都要有个前提，就是自己的产业要争气，要有竞争力，如果韩国货都质次价高，那不成了以“爱国”之名，行“鼓励落后”之实了吗？

我不知道别人家怎么样，反正我家的电视是日本造，因为我曾经买过的国产电视一出保修期显像管就坏了，看足球的时候草坪居然是红色的，而我们家在80年代初买的日本彩电，没有遥控器的那种，现在还结实着呢。还有，我的水床床垫是韩国的工厂做的，因为人家的老板亲自跑到我家丈量尺寸，还和我成了朋友。当然，说我崇洋媚外也没有根据，我家的空调、洗衣机可全是国产的，可我认为这并不能体现我的爱国心，仅仅是因为这个厂家售后服务好，有求必应，逢年过节还给我寄贺年卡，人家把我这个客户当回事——我说的是海尔。

现在不比30年前、50年前和100年前，做生意更讲究平等规则下的竞争，我想不应该动不动就把“爱国”挂在生意场上。什么叫爱国？爱国就是拼命把自己的企业做大或做强，爱国就是把该自己负责任的事情做到位。当然，如果有哪个外国企业用不平等的办法伤害我们中国的利益，我们要反对，我想国家也不会坐视不管。我只是想说，天天觉得让外国人占了多大便宜，未必是爱国心的体现。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经济意识也应该国际化。就比如说汽车吧，以前总有人把零部件国产化率拿出来说事——可我一直认为国产化率并非爱国的实质，真正的爱国是把我们中国的汽车造出规模来，提高性能和服务，降低成本和售价。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要承担更大的爱国的责任，而不要把什么都让消费者扛着。

和我们犯同样毛病的还有美国人——最近美国的媒体开始忧虑，他们引以为豪的互联网产业正在逐步向国外转移，很多企业都因为成本问题而把工厂迁往他国。但美国人肯定不会因为钱都让外国人挣走了而对老板们口诛笔伐，说人家不爱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源于美国人的奢侈习惯，导致了他们人力成本的居高不下。美国人要是真爱国，就应该勤俭节约，珍惜环境，把成本降下来。因为他们太能造，这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

我对美国人有意见，认为他们腐化、没有世界性的大局感，凡事都先为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着想，浅薄而且自高自大，可我也不喜欢看到航天飞机掉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太令人悲伤了。我不希望人类在走向太空的路途中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令我更无法容忍的是为什么有人在互联网上幸灾乐祸，甚至拍手称快。这群人还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是爱国者。难道他们忘了自己一打开电脑，用的就是微软的软件？他们在网上自由发表言论，是有赖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打算从美国人手里获得投资的新浪、搜狐？

我不爱抽洋烟喝洋酒吃洋饭，但我喜欢看美国大片吃欧洲巧克力去国外旅行。我不喜欢在写文章或说话时夹杂英文，但我对英语说得好的人无比艳羡。我用的手机不仅芯是外国造，而且壳也是外国造，我一点都不愧疚，因为有了这部手机，我能够和朋友们交流、做事，还能给中国移动交电话费……这一切，都不妨碍我成为一个爱国的人，因为我坚定地认为，在平等的竞争下，国家才会变得更加前途光明。

经济意识形态 篇4

引言

从服饰起源之日起,人们就已将自己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社会心态、宗教观念融入于服饰元素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精神的深刻内涵。内衣作为服饰用品的一种,以其独特的属性,体现着人类的文明与修养程度,体现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也体现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进步[1]。不同时代的人文背景和人们外装的穿着习惯,都影响着内衣的制作、面料和色彩,给内衣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本文就各时期的内衣文化变迁,联系、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研究和探讨其与社会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内衣文化的变迁

在古老的中国,最传统的内衣就是肚兜。“肚兜”即抹胸的俗称,《辞海》释为“掩胸之衣”,是古代妇女穿在最贴身处的内衣。伴着几许古典的浪漫风情,现代人一听到“肚兜”,总有几分绮思遐想[2]。但是民俗收藏家张木养说,古时候不单是女人穿肚兜,男人和小孩也穿,并且每个人从满四个月开始,几乎一辈子都离不开肚兜。

要了解中国内衣文化,首先要对内衣的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从汉唐到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内衣的称呼也在发生变化。

(一)汉代以前:亵衣。“亵”意为“轻薄、不庄重”,可见古人对内衣的心态。汉代:抱腹、心衣。“心衣”的基础是“抱腹”。“抱腹”上端不用细带子而用“钩肩”及“裆”,就成为“心衣”。两者的共同点是背部袒露无后片。平织绢是汉代常用的内衣面料,上面多用各色丝线绣出花纹图案(称彩绣),图案多以“爱情”为主题。由此看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各种“理学”制约,并不能真正地抑制人们对美的追求。各个朝代的内衣受当时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其独特、私密的个性,真切地反映了时代潮流下,或保守或活泼的审美情趣[3]。

(二)魏晋(十六国):两当。“两当”最初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演变成内衣。“两当”有前后两片,“既可当胸又可当背”是其最显著的特点,通常为两层,夹层可衬棉,贴身保暖。“两当”与“抱腹”、“心衣”的区别在于它有后片,材质多为手感厚实、色彩丰富的织锦。这种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明显的带有异域文化特征,穿着形式也相对自由和豪放。

(三)唐代:诃子。唐代以前的内衣肩部都缀有带子。到了唐代,出现了一种无带的内衣,称为“诃子”。这也是由唐代外衣的形制特点所决定的:唐代女子喜欢穿半露胸式裙装,她们将裙子高束在胸际,然后在胸下部系一阔带,两肩、颈、上胸及后背无带且袒露。穿时由后及前,胸前有一排扣子系合,或用其他带子系束,外披透明罗纱,内衣若隐若现。所以内衣面料极为考究,多为织锦,色彩缤纷,与今天流行的“内衣外穿”颇为相似。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睛雨表。翻遍历史典籍和资料,在之后的一千多年,我们再也找不到如唐代这般开放的穿着方式。其女服透、露、低胸、高腰,表现了女性的纤丽妩媚,超越了历代风范。到宋代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那种扩展外向的盛衰气象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沉潜向内的文明体制,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国,内衣就在种种的伦理道德束缚中成为私密的、“不足为外人道”的物品。女性被三从四德、裹脚布、束胸衣紧紧包裹,乳房甚至成为让人“羞愧”的因素之一。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内衣柜台都不能摆在显眼的位置,否则便无人问津。若有大胆的女性穿着紧身衣,显露女性曲线,定会遭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不正经”。内衣成为女性“自重”和“检点”的标志,女性在不知不觉中被迫隐藏、压抑“可能诱惑”的因素[4]。

二、西方内衣文化的变迁

在西方,内衣又被译为Undercover或Underwear,它包括紧身胸衣(Corset)、乳罩(Bracup)、抹腰(Waistnipper)、连胸紧身衣(All-in-one)、背心式衬裙(Camisole)、短腰(Short)等许多种类。

胸衣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时期。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女性身体几乎不加束缚,贵妇们穿上衬裙作为内衣。到17世纪,时风认为衬裙作为内衣太放荡。由此,出现了“束衣”,也开始了其折磨女性的历史[5]。

妇女们自觉在自己的胴体上构筑了严严密密的堡垒,用几乎是残酷的手法,把自己的身体,用重重的布条勒起来,很多女士因此而导致肋骨骨折、流产、内脏移位等。这种被女性自觉戴上的“刑具”,竟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舒适的工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紧身胸衣把妇女变成了举止优雅的奴隶。但是,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种束缚并不是伦理道德和制度强加于她们的,而是她们完全自愿的。在《内衣:一部文化史》中,一个女子写给闺中密友的信中这样描述:“只是,这种内衣把我的胸紧紧地裹住,真让人无法忍受,所以我的胳膊总是感觉疼痛;身子也像被夹子夹住一样!但是,这就是‘美’,因美而荣,没有疼痛。”甚至有一个不幸的女孩从窗户跳了出去,自杀了,因为她的妈妈阻止她穿那种僵硬的紧身胸衣。在当时,束衣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自我约束、气质高雅、声名显赫、年轻美貌、性感迷人的象征,因为它可以帮助塑造鸽胸、蜂腰、翘臀的优美的女性形象,是有闲阶层的标志[6]。所有这些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导致的阶层划分,文化发展推动的社会变更。人们更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用这些外在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地位、财富或者展示自己获得地位、财富的潜质。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的低靡使更多的女性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紧身内衣成为“不合时宜”的服装。人们开始向往自由,向往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戴安娜式的苗条和健美成为美的标志。合理的饮食、适当的锻炼和健身以及整形术成为人们追求美的新方式。身体本身的美更能打动人心,而不是靠鲸鱼骨撑起来的虚张声势。紧身内衣开始淡出历史舞台,现代内衣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7]。

三、内衣文化的发展走向国际化

如今,内衣和外衣之间的区别已模糊不清,女性内衣文化的发展犹如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强,内衣的穿着形式开始国际化,欧洲女性开始欣赏中国传统的肚兜并穿着它招摇过市,亚洲女性也普遍穿着西方的文胸[8]。在T台上,更是多姿多彩百花齐放,只要设计师认为是美的元素,都被搬上了舞台。美,可以是优雅,可以是叛逆,可以是狂野,这是一个自由、蛊惑的时代,以S形曲线的妖娆女性美为起端,而以范思哲新的“全能”(Versatile)品牌作为结束。就如20世纪最初几年一样,这种“全能”内衣是多种产品的集萃之作,也是正确造型的基础。克里斯汀·迪奥一语道破天机:“没有时装的基础,就不会有时装的时尚。”

女性自由地出入闹市中的内衣专卖店,而不会有什么羞愧。她们用内衣装点着自己的身体,也装点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展示给人们更多的是轻松、自信和闲适。内衣外穿、吊带T恤、内衣个性化是整个世界的穿着潮流。现在,内衣是生命自然的珍视与呵护,是人类反观自身的愉悦与创意,是服饰文化与人愈来愈和谐的标志款式之一。内衣不只是一种衣的形式,更是自由和美丽的象征。

四、结语

内衣文化真切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穿衣理念。经济发达,相对来说,人们的文化和思想就会较为开放,内衣穿着形式就会较为自由。并且,经济发展和精神追求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发达的经济使人们生活无忧,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对衣饰的追求上,开放的文化和思想决定了开放的、自由的内衣穿着形式;另一方面,自由的衣着形式反映了人们开放的思想和宽松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服饰,在现代社会已不只是遮体御寒的手段,而是人塑造形象、显示个性、表现气质的工具。时代瞬息万变,服饰设计就万花筒般变换,让设计师大显身手。服饰设计栏目,将是研究者、设计师们纵论古今服饰的园地。

参考文献

[1]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服饰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2]黄强.中国内衣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3]潘建华.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马新宇.中国内衣文化特色探微[J].艺术百家,2004(1)

[5]瓦莱丽.斯蒂尔.内衣——一部文化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6]郑巨欣.世界服装史[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7]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M].北京: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0

经济意识形态 篇5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潮流，进入21世纪后的全球化的进程加速，全球化一题日益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全球化无疑已经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中国正在和平地发展，得到了世界人们的认可与赞誉。中国当代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强调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服务。而市场经济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通过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从而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摆在当时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在极“左”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全国盛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人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大家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完全割断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合理关系：这种割断生活消费（收入）与劳动（支出）的关系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人的需求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只能造成贫富拉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动不能得的结果。这直接导致经济活动效益的低下和助长着人们的劳动惰性，更无须谈自觉要求进行分配制度等经济领域的改革了。经济活动的非理性和经济改革的惰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带来经济的破坏性。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意识形态上升到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的高度，围绕形象问题掌控我国意识形态的变革，指出丢弃和背离“实事求是”的精神，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在心得历史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的挤掉定位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正式这种对我国意识形态基调的正确定位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经济建设的理性探索奠定了基础。同时，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正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避免意识形态发生突然的断裂，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解决了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绝不能干扰和破坏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能坐而视之，必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事妨碍稳定的就是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从意识形态上确证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任务，把人们的目光从过去对政治的专注转移到经济的专注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仰。在中国历史的每一关键时刻，意识形态发展或变革的科学掌控，使得中国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得以理性的彰显，成功地实现意识形态与经济理性融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在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会出现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人们更加务实，不搞形势主义，注重按规则办事，但另一方面，它使人民只讲实惠、注重金钱，淡化信仰、轻视理论，变得急功近利，在价值取向上一方面注重自我，增强人们自立、自主、自强、自信，有利于人民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开拓创新。但另一方面又会滋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使道德水准下降，人际关系中功利化倾向严重。而社会注意意识形态具有纠正偏差的功能，加强社会注意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兴市场经济之利，除市场经济之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能使经济运作贯彻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又反对把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商品化，既要承认和发展货币在现实生活中的职能和作用，又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既要尊重社会主义

利益的原则又反对见利忘义的个人主义的；既要坚持“多劳多得，少老少得”的原则，又反对斤斤计较，按酬付劳的态度；既要鼓励竞争冒险，又反对不择手段；既要坚持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又要坚持政治上的党的领导和思想上的马列主义的知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纠正偏差，保证社会主义市场净沾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赵晓　经济学家的公共意识 篇6

善于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来切入社会经济领域里最要害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赵晓。20世纪90年代初的增值税改革，他的一篇报告，影响了朱基的决策；1997年，当政策依然致力于防止通货膨胀时，他第一个提出中国出现通货紧缩迹象；进入新千年后，他的关注点落在了民众关心的房地产市场，“我们是第三世界的收入，第一世界的房价。”

地产良药？

政府不用事必躬亲，通过再一次的产权改革就可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

不过，这几年在学界但凡跟房地产沾点儿边的学者，都难免落下骂名。道理很简单：房价问题太受关注了，牵涉的利益面又很广。赵晓也不例外，他被另一些人评论为“一只变色龙”。

这个称谓显然是来自于赵晓在不同场合对房价问题发表的两个看似相矛盾的观点。其一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有至少10年的发展机会，目前说房地产面临拐点为时尚早；其二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病态市场，早晚会出问题。

其实，这两个看似相左的观点，赵晓有着更深层次的解读。

“之所以说房地产市场还有10年发展机会，是相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言，国人对房屋的需求依然旺盛，但并非意味着所有房地产公司都有好的发展机会。而房地产市场的病态，则是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产权问题的缺位而产生的。”

赵晓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全可以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以及获取政府收益的方式来加快进行。但这种做法是以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与财富损失为代价的。通俗地讲，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左手向农民要地，右手向市民要钱。”

在赵晓看来，政府是不用事必躬亲，通过再一次的产权改革就可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平衡。“我们不能学香港和新加坡。他们之所以建立保障性住房，原因是这两个地区都面临人多地少，资源极度稀缺的现实。”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独立都是高兴的，只有新加坡是哭着独立的，是被马来西亚踢出去的。政府管制在什么情况下最有效？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时候。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情况有点儿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个人多住一套房，另一个人就没房子住。中国大陆的情况不一样，没必要向他们学习。”赵晓说，中国的情况，通过产权改革完全可以解决。

虽然坦言自己尚没有构思好具体的产权改革方案，但赵晓更相信，“许多改革都是探索出来的。如果用两年时间，让各地去探索和实践，那么好的方案就会出来。”

向朱基谏言

实际上，早在北大读博的时候，赵晓就在改革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谏言角色。

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之后，赵晓就拿到了两个offer：一个来自林毅夫教授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录取通知书，另一个来自国家经贸委。

赵晓选择了延迟一年读博，先去了国家经贸委做研究。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增值税的改革，内容是把以前对部分行业和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措施废除掉。

赵晓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模具这个市场具有其特殊性。首先，这个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大，许多产品都是靠模具生产出来的。模具的发展情况，影响着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和水平；其次，模具行业的人才培养周期很长。从普通的模具工，到合格的模具工，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时间。如果这个行业的发展完全靠市场调节，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断档，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通过对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研究，赵晓发现，在这些国家，模具行业是受到政策保护的，模具行业享受了包括减税在内的许多优惠政策。于是，在赵晓的调研报告中，就有了对模具行业的铸造件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建议。

时任经贸委副主任的朱基看到赵晓的报告，非常赞成，便将赵晓的建议变成了国家的一项新政策。

关注制度问题

临着“海归”派的挑战，不少人担心“土鳖”经济学家未来还能有多少话语权。

对于自己的建议经常能被政府采纳，赵晓也认为自己很幸运。1998年，他与易纲合著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已现通货紧缩迹象，引得国外媒体纷纷转载，后来影响到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十年过去了，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赵晓又发表了《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的文章。文章认为，1998年和2008年的经济形势有着三个明显的相似点：一是都面临着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二是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济临界点的变化；三是都面临着物价上涨的压力。

与十年前相比，赵晓认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形象的说法是“有了移动打靶的意识”。他认为如果中国经济能够调控得好，把握得好，保持高速增长的机会依然很大，从而在美国经济下滑时，加快走在世界经济前列的步伐。

从宏观经济到房地产问题，一路走来，赵晓关注的都是制度问题，制度怎么样设计是公平的，怎么样设计是有效率的。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公共意识。”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赵晓如此评价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意识源自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赵晓是1984年进入大学的，作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赵晓和他的大多数同学没有职业理想、职业规划，有的只是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

寝室里夜谈的内容，也是国家如何能够富强。很显然，这个问题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得到解决。不过，赵晓却通过思考读了很多相关的书。之后，三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经历，更是让赵晓迷恋上了经济学，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雏形。

在确立国内第四代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同时，赵晓也面临着“海归”派的挑战，不少人担心“土鳖”经济学家未来还能有多少话语权。

赵晓好像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早在听林毅夫教授讲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时候，我就知道人与人相比，也是各有各的比较优势。”赵晓说，在经济学领域，“土鳖”在对中国问题的感受上起码要比“海归”深。

经济意识形态 篇7

一、经济学不只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一种政治功能。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就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 但是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发展。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 包括经济学理论的总结归纳, 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 还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因此, 在马克思理论中, 经济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共生关系。

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各种数据和数学符号、公式。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数学是有意义的, 但是却并不意味着有了数学, 就具有了客观的科学性。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 伦敦麦克伦出版公司出版的《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书中指出, 数学在许多经济理论中的运用是脱离实际和意义甚微的, 计量经济的模型的运用是过分早熟的。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列昂节夫 (W.Lenotief) 指出:“尽管专业经济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 实际结果却往往是计算精确而与经济实际并无关连, 徒然引导读者由貌似合理的假设走向似是而非的结论。”

实际上, 即使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这种数据和数学符号、公式, 也不能表明它纯粹是一种客观的科学, 它还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多数西方学者承认, 当代西方经济学, 距离成为一个具有公认规范和精确结果的理论科学, 距离还相当遥远。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幽默: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会有三种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忽视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 意识形态使个体行为偏离了“效用最大化”原则, 意识形态无法在“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中予以解决。

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历史

自由主义经济学发端于300年前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西欧正处于封建王权、基督教教权与新生工商业阶层三足鼎立的格局。为了排挤教权, 王权与工商阶层结盟在一起, 大肆进行海外殖民贸易。随着工商阶级实力扩大, 为了免于王权对他们利益的侵占和工商业发展的束缚, 以斯密为首的工商资产阶级代言人, 第一次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带入历史舞台。

自由主义经济学背后包含着一系列哲学、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支撑物, 斯密是始作俑者, 哈耶克则是现代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 尽管他们的思想表述方式不同, 但其内容并无二致:即人与生俱来的自利性与市场制度的天然协调一致, 且资源配置最优, 勿须人为干扰。在这里, 因为市场交易天然是自由、平等的, 所以每个人也是自由、平等的, 不存在什么特殊利益阶层、集团或其意识形态。但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指一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价值观念体系, 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从早期历史观察, 《国富论》出版之后, 英国议会在讨论某些法案时, 常常有人引证斯密的著作。从早期反封建的革命性的“自由”, 到维护既得利益的“自由”, 它实际上已被“异化”为一种体制化的意识形态, 但形式更加隐蔽。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现实批判

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命脉, 只是把凯恩斯“国家干预”作为对抗目标, 重新强调自由主义的作用, 主旨是放松市场。其逻辑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利己利他, 最终导致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它被宣扬成永久地适用于人类的、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以科学的实证主义为学术规范, 把自己的思想价值判断设定为中立, 似乎全无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痕迹。

然而, 由当今美国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哲学与实际经验的矛盾。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自利的人”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无限夸大, 并给以若干种所谓“客观化”的理论证明, 但都不能掩饰其意识形态的特征——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价值取向。诸如华尔街的金融界、市场中介组织、上市公司的CEO们不断为自己的“繁荣”而寻求总统、议会、政府放松管制, 而当局的决策总是要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

而且, 西方发达国家从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 向其他国家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例如, 1989年, 为应对拉美金融危机而设计的华盛顿共识, 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良方的一系列政策的通称, 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其三大支柱, 主要内容包括缩小政府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放松监管、迅速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尽管这些政策对于当时的拉美国家走出危机, 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 这些政策是应对危机而设计的紧急方案, 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长期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未获得确认, 这一点可以由本世纪初卷土重来的拉美金融危机来证明;另一方面, 这些政策本质上是为拉美国家量身定做的, 其对于其他国家的适用性也未获得确认, 事实也证明, 这些方案的效果并不理想。然而, IMF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 而是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经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受影响最大的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在获得IMF贷款的同时都被要求按照IMF所提出的方案进行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 而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都深深烙上了华盛顿共识的印记。

事实上, 市场化也好, 自由化也罢, 都不过是手段, 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环境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等才是目的所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推行华盛顿共识, 无疑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 为了自由化而自由化。在这个意义上, 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是一套政策, 而是成为了一种信仰, 一种意识形态。于是乎, 经济学意义上比较严格的新自由主义开始走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极端化, 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启示

新自由主义从经济学思潮到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与经济全球化的兴起紧密关联, 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客观要求, 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虽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辨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嘴脸。然而, 它毕竟是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 短时间内是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只要该意识形态所服务的经济基础即阶级基础还依然存在, 那么不科学的它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必然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更加“理性”的姿态混迹于世。当前, 国际经济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 而中国已经融入到了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 我们所呼吁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始终未能建成。因此,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以免遭受新的伤害。

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选择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模式似乎成为改革的必然逻辑, 于是乎,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 它的意识形态诸如“自利人”、“看不见的手”经学术界广泛传播已扩散到民间, 成为流行的价值观念。如今, 由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提醒我们该到反思的时候了。我们是社会主义, 在建设市场经济中应避免过多地受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侵扰, 不能任由某些利益集团以市场化为名, 达到操控市场以获取暴利的目的,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渗透, 切实维护本国利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 它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而是为最广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我们应该以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地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应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中国还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才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2]、C.A.坦基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抑或全球美国化[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3]、克里斯托弗.芬利森, 托马斯.A.李森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霸权[J].国外理论动态, 2006 (10) .

[4]、阳程文.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考察和反思[J].经济学研究, 2009 (1) .

培养孩子的经济意识 篇8

我不赞同这种看法。因为我们生活在商品社会里，生产流通、生活消费，都需要钱来做媒介。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学习、文化娱乐也样样离不开钱。但传统的观念却是君子耻言利，以谈钱为可耻。士农工商，士为第一，商排末位。父母对孩子整天灌输的是，要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好象这是孩子要走的唯一道路。至于钱的事，如家庭经济开支和计划，父母都避着孩子，以免他们染上什么不良意识，更甭说同孩子谈钱、培养孩子们的经济头脑了。对孩子需要的支出，样样都由父母包办。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缺乏生活处世能力。有相当一部分孩子高中毕业，甚至大学毕业后，都搞不清楚怎样买车票，住旅馆如何登记，拿到工资收入后，也不知该怎样应付开销……

美国青年成年后，一般都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做工，靠卖报纸，当家庭教师、为邻居修剪草坪，到餐馆洗盘子等来赚钱养活自己，很少要父母接济。家长们也注意从小就培养孩子的经济意识。比如，他们让孩子做家务，凭劳动的质和量给予报酬———数量不等的零花钱。有人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家庭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例证。不过，这其中是否也蕴含一些合理因素?我认为值得认真对待。逐步培养孩子们的经济意识，接触经济问题，对他们的成长是有益的。那么，应当怎样培养孩子们的经济意识呢?

第一、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直接培养孩子的经济思想。如让孩子参与家庭管理，和家长一起进行家庭收支的记账、核算，了解家庭的收入支出状况及现金余缺等。

第二、给孩子一定的零花钱，同时让他们记帐，自我监督。要教育孩子如何正确使用零花钱，让他们逐步树立如何在有限的零花钱中，用最少耗费来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观念。

第三、应逐步让孩子独立购买他自己的物品，大人不要一切包办。他们通过实践，可以了解一些商品知识和购物常识，懂得如何挑选、购买、付款、找零等。这样，既培养了孩子的经济意识，又锻炼了他们的社交能力。

第四、让孩子树立劳动观念。孩子的日常生活要自己料理，还要教育他们多干些家务，有条件的也可尝试让孩子通过做家务来赚取自己的零花钱。应该同时教育孩子，做家务是自己对家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为了赚钱。

第五、培养孩子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让他们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珍惜物品，管好财物，不乱花钱。现在，家庭生活比较富裕了，更要注意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良好品质。

经济意识形态 篇9

关键词：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功能,核心价值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 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种利益关系矛盾也更加显性化。为此, 很有必要澄清意识形态经济功能问题上的理论误区, 还原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共生共存关系。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指出, 意识形态“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 甚至拯救人类, 使人类摆脱偏见, 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1]马克思继承了特拉西关于意识形态“负有使命”的观点, 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践性和工具性, 也就是说, 直接参与社会生活, 以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场” (presence) , 其固有的经济功能也必须得到充分发挥。

一、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马克思主义指出,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 经济发展与否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虽然包含有很多层次的内容, 但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毛泽东对此也有精辟论述, 他说:“一定的文化 (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由此可见, 意识形态具有显然的经济功能, 其根本宗旨就是服务于经济基础。从宏观角度而言,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能够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 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首先,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来看, 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自十七八世纪以来, 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主义, 尽管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变化, 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 制度的结构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两种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个要素构成。而非正式规则是由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法理精神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约束系统, 其中, 意识形态在非正式规则中的地位尤其重要, 具有制约非正式规则系统中其他要素价值取向的重要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明确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其次, 从建国以来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意识形态曾极大地左右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水平。建国后, 由于较长时间内坚持了极左的意识形态曾使我们丧失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 “文革”十年已经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们党果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 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 走进新世纪, 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种种复杂局势的挑战, 党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飞跃, 又为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另外, 在加强市场管理、规范经济行为和提高市场效率方面, 意识形态建设也大有用武之地。追求效率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不过,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不必然保证效率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 每一个参与者 (包括消费者) 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 这决定了参与者不可能只是一味单向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而需要营造一种共赢共生的局面。这就需要参与者认真处理好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第三者的国家是不能缺位的。国家应该制定确保市场和谐顺畅运行的法律、规章和体制, 营造一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氛围, 对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 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保证社会整个生产和流通顺利进行。

二、培育现代企业核心价值观, 推动构建现代企业伦理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 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而且“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 不仅包括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竞争, 也包括文化人才的竞争。”[3]如何培养具有拼搏创新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团队, 离不开在微观层面对企业文化的培育与发扬。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众多大企业追求快速和永恒发展的“秘密武器”。它主要表现为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创造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包括企业的目标和宗旨、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规章制度以及企业形象, 尤其注重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而上述企业文化的培育和传播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支配下发生作用的, 在这里, 意识形态起着一种激发斗志、凝聚人心的功能。

就企业外部关系而言, 通过意识形态确保企业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目标和其他社会组织协同一致与和谐相处的关系, 有助于企业获得国家支持和社会认同, 取得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各种企业组织都应与国家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就企业内部而言, 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参与下, 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团结协作、和谐相处的氛围, 为企业克服危机实现目标提供助力。通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企业家对待工人的态度, 形成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 为企业发展奠定一种长久稳定的发展基础。同时, 通过加强企业的法律和道德建设, 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与奉献精神, 为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提供思想基础。

三、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意识形态不仅在宏观、微观两大层次上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还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成员经济活力, 加速经济发展步伐。如何提高经济活力, 就要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来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 加强职业道德素养, 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愿望和动力, 从而促进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

首先, 意识形态有助于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社会成员的思想, 以此来影响与改变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和价值取向, 努力使社会成员树立起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 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 激发他们参与经济生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再地证明,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也就是说, 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总是起着一种思想旗帜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当代世界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 意识形态还有助于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力。伴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 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职业道德由此而产生。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 来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 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他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 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 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5]在马克斯·韦伯看来,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就在于人们信仰一种宗教伦理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促进了人们的努力工作、节俭、讲信用等。韦伯所强调劳动是“天职”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经济振兴、社会进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一种“天职观”, 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意识形态没有理由选择“沉默”, 而是应该发挥“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活力。

参考文献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310.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63-664.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9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

经济意识形态 篇10

一、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概述

(一)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积极意义

1. 西方经济学补充并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 使高校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接触新的理论知识, 从而有效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足和疏漏。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 可以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步伐, 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2.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参考。

西方经济学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主要是为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服务, 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收入分配理论, 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理论等, 均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3. 深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 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 只有更好地了解对方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只有在了解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及其理论依据、经济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 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负面影响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

高校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 先入为主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受到动摇, 作用遭到削弱, 位置边缘化严重。自1990年以来, 国内高等院校的经济类专业核心课程逐步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过渡, 国内学者不自觉地陷入一系列误区, 只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而否定其阶级性, 承认其科学性而否定其价值观判断[1]。在对经管类专业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中, 团队共发放5000份调查问卷, 回收4908份, 回收率为98.16%。当同学们被问及“在你心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经济学理论学科是什么”时, 共有3922人选择西方经济学, 比重高达79.91%, 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重要的只有986人, 只占到调研主体的20.09%。调查发现在现有大部分西方经济学教材中, 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判断, 阶级性明显。当面对“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选择一个关键词”问题时, 有2317人选择了“市场经济”, 占到总调查群体的47.21%;选择“社会主义”的为1585人, 为总人数的32.29%;选择“中国特色”的人最少, 只有1006人。

2. 西方价值观抬头。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许多理论的前提假设中排除一切必要排除的因素, 且在西方经济学中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群体, 即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奉献和贡献社会的, 这完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2]。它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假设前提, 极力宣扬市场万能论, 私有制永存, 应最大化减少政府作用等观点, 严重背离中国国情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调查中, 对人生和职业规划中, 有41.54%的大学生选择了考取公务员, 只有11.92%的群体选择了自主创业。在选择薪酬与社会贡献方面, 选择后者的只有22.37%。表明当代大学生中奉献思想、贡献主义意识淡薄, 安乐主义、拜金主义抬头。

3. 西方经济家崇拜兴起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全盘西

化, 缺少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介绍而完全肯定西方经济学家, 在中国经济科学理论发展方面更是完全剥离[3,4]。在调研中, 面对“请选出你心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时, 面对四个备选选项:亚当·斯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吴敬琏, 高鸿业, 选择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只有17.36% (高鸿业) 和3.26% (吴敬琏) , 而选择亚当·斯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占据了被调研总体的79.38%。在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 传授知识的同时造成了对西方经济学家的崇拜, 从而助长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扩张。

二、经济学教学负面作用的成因分析

(一) 教师因素

教师的思想状态, 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 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其老师。高校课堂是高校教学的主要阵地, 在高校教学过程中, 部分教师未能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学学习观念, 即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 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学习观, 由此造成在大学生接触西方经济学初期就在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摇摆不定,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阶段结束之后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位置遭到动摇, 或无所适从, 甚至在教师群体中已经形成了西方经济学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二) 教材因素

西方经济学, 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 其产生与发展就深深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土壤中, 其主要目标就在于企图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合理性。中国高校现行教材编著内容严谨详尽, 但其中对西方经济学阐述中缺少联系我国实际, 缺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介绍, 缺少我国杰出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 而是全盘西化, 使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接触到国内实际, 未能形成为振兴中国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路径, 国内完全意义上的西化教材进入高校课堂应当引起思考, 此外, 国内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不乏西方著作版本, 只经过简单翻译之后就被高校定做必修和重点教材, 这同样是导致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缘由。

(三) 课程因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其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与西方经济学二者同属于必修课程, 但是所规定的学时却差别巨大, 西方经济学在大学课程中分设两门课程, 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两者的学时分别可以达到60个,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分支, 课程开设只给出15~20个学时。大学课程设置暗示了孰重孰轻, 从而又在默认状态下肯定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 从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位置和对于我国的特殊意义。

三、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1.加强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师队伍建设。要着力做好教师工作, 尤其是教师的思想工作。必须加固和重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师思想意识中的主导位置。在高校, 能否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关键看教师作用的发挥。教师的思想状态, 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高校师资队伍自身思想信仰有偏差, 更甚者有的老师自身已经使西方经济学在其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高校应研究加强对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培养, 特别是有关思想政治的要求, 并把这些要求融合于日常的教学中去。另一方面, 要加强教师的社会实践, 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多与社会接触, 对国情就会更了解, 对老百姓的愿望就会更了解, 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会更了解, 切实增强身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 对西方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2.改革西方经济学教材。在进入高校通道方面, 作为高校经济类及其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读本, 西方经济学课本应当接受审批, 之后才可以进入校园作为必修课本。在出版西方经济学教材方面, 第一要取精华, 去糟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关阶级价值判断性的观点进行取舍, 如完全理性经纪人的表述方面要反衬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之处。第二要扩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表述, 体现出西方经济学是工具, 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3.改革课程设置。在高校教学过程中, 适当压缩西方经济学课程时间, 扩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时间, 在高校师生当中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本的基本思想。在高校课程开设方面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细化, 分别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单独的学科可以很好地与高中时期的课程衔接, 而不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是过时的、不适用的经济学的观念。

4.教学方法改革。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 更好地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效途径就是加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 不仅要重视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 更要结合我国的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作出分析和判断, 增强大学生对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同, 从而更好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性。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 2005, (10) :4-11.

[2]植凤英.论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J].教育文化论坛, 2013, (01) :28-31.

[3]蔡秀玲, 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06) :43-46.

经济意识形态 篇11

关键词：职业院校 中职生 经济意识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4（a）-0170-01

1 经济意识的概述

经济意识事故人类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心理过程。经济意识包括：经济生活观点、经济制度观点和管理形式观点[1]，属于意识范畴。经济意识来源于生活，反映反映经济生活。经济意识可以划分为国家经济意识和公民经济意识。国家经济意识是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中的动机、利益和关系，对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明确经济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促进社会的发展。公民经济意识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经济意识，是公民对周围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的看法，所以公民经济意识就是经济头脑[2]，用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获。公民经济意识包含有：市场意识、经济意识、创新意识、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

2 职业院校中职生经济意识现状

自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从小就处于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部分家长过于溺爱孩子，生怕孩子受任何委屈，严重影响中职生经济意识的培养。中职生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认为自己学历不够。可见，自卑心理仍然停留在中职生的脑子里。这主要归咎于中职生缺乏经济意识，所以教师要消除中职生在成长过程中的自卑心理，培养中职生的经济意识，解放中职生的思想。一方面，中职生通过社会实践，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中职生通过自我评价，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客服自卑心理。同时，中职生应该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大学生拥有平等的权利，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职业院校通过各种精彩的社会实践，关注中职生的成长，培养中职生的参与意识，促使其能够从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因此，职业院校通过培养中职生经济意识，帮助她们正确认识自己，鼓励其不断努力奋斗，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3 培养中职生经济意识的对策

3.1 帮助中职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中职生应该尊重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实现自我价值，奋发图强。中职生拥有自尊以后，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肯定自己的价值。职业院校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形成优良的校风，才能促使中职生独立、自由和全面地发展，促进中职生健康成长。中职院校利用网络技术，为中职生构建网络信息平台，开始经济意识讲堂，经济意识专栏，及时地了解中职生的思想动态，为中职生排忧解难，使其感受到学习更多的关爱。

3.2 注重心理健康教育

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帮助中职生获得成功，所以中职业院校应该注重中职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世界作为人类存在的重要标志，与人的幸福密切联系。因此，职业院校应该加强对中职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中职生抗挫折能力和心理综合素质，进而消除中职生的自卑心理，积极面对人生抉择。

首先，中职院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学校通过全面教育、加强管理，防止中职生产生失望和压抑的心理。同时，学校通过人性化、理性化的制度，使中职生远离恐惧、逆反等情绪。另外，学校丰富中职生的文化生活，净化校园环境，使中职生保持愉悦的心理。中职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避免自卑、空虚心理的产生。其次，学校较强心理健康辅导，不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加大心理健康的教育力度，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组织心理健康实践活动。学校积极引导中职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中职生心理承受能力，使其自如地应对各种现实问题。学校帮助中职生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客观、全面地掌握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这样中职生才能清楚自己的价值，明确自己的位置，消除依赖心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3.3 注重中职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

职业院校需要加强对中职生的思想教育，帮助其养成健康、乐观、向上、勤奋的意识。通过对中职生有针对性的指导，可以帮助她们消除害怕就业的心理，消除学历弱势的不良影响。

同时，职业学校要强化中职生市场竞争意识，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来实现就业。中职生应该降低就业期望值，走出思想误区，积极主动进行就业。职业院校加强心理健康指导工作，培养中职生的健康心理，使其正确面对就业。自我意识可以改变人的主观因素，使其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完善，所以中职生应该发现自己的优点，客服自己的缺点，实现自我心理教育。因此，中职生从自我做起，树立正确的经济意识，主动投入到社会实践中，扩大交际范围，缩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自己真正地感受到幸福。中职生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实现自尊、自爱、自信、自立，才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大多数中职生来说，学习文化知识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所以中职生通过不断提高自身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强化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和就业意识，才能拓展自己的视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中职生通过自我提高，才能走出心理困惑，客服心理矛盾，实现自我发展，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3.4 关注家庭教育

除了职业学校、社会的关注，家长也应该关注中职生经济意识培养问题。因此，家庭教育是中职生正确经济意识培养的重要途径。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来教育中职生，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能看清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这样中职生就会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自己的综合竞争力，独立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时，家长应该与孩子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心理困惑，帮助实现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 徐宝贵.充分发挥辅导员职业优势切实加强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工作[J].出国与就业：就业版，2011（13）.

家族企业经济组织形态分析 篇12

应当说对于家族企业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定义，从所有者和经营者完全合一的私营业主、管理人员完全由血缘亲属担任的家庭企业、由家族掌握大多数股份的股份公司到主要由职业经理阶层管理的但由家族成员控股的公众持股公司，两种相邻的企业组织形态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为便于分析，本文所讨论的“家族企业”基于以下定义：家族成员掌握企业大部分股权，同时通过担任经理人员或通过与经理人员紧密的私人关系，保留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层人员的选拔方面，即不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且控制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权，企业最高管理者(CEO、总裁、董事长等)由家族核心成员担任。

一、从员工激励角度进行分析

由于家族成员除了与企业的其他员工类似的个人动机外，还存在对家族利益的忠诚，企业管理层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之间通过亲情关系产生很大的凝聚力，该凝聚力会对家族成员来说会产生有效的激励机制，在企业初创时期或在企业面临困难时期，这种激励机制能起到或超过常规激励机制(如薪水、福利等)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亲情关系的影响，家族企业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家族成员优先”倾向，当家族成员员工与非家族成员员工为同样的目标努力时可掌握的资源往往不同(家族成员可通过亲情关系利用到其正式职权范围以外的资源)，而同样的努力结果所获得的评价也可能存在差异(家族成员一般是企业最高领导人的“圈内人”)，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一方面，非家族成员员工对某种努力所获奖赏的期望值相对较低(资源差异影响客观上的成功概率，评价差异影响主观上的成功概率)，因而影响激励效果;另一方面，非家族成员员工也会因此产生不公平感。在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越是接近企业高层和企业关键资源，这种“家族成员优先”倾向就越明显，而恰恰在上述这些岗位就职的非家族成员员工由于其个人素质相对较高(由该职位或资源的客观属性所要求)，因而对这种现象的敏感程度相对较高。

二、从用人机制角度进行分析

家族企业(尤其是华人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在评价员工时，通常会采用三个指标，包括关系、能力及忠诚度。所谓关系指的是上级和下属之间的情感性联系，一般而言家族成员的关系较为密切，而陌生员工的关系较为疏远。能力指的是员工执行其工作任务时，所须具备的知识、技能及胜任工作的程度。忠诚度则是指员工对企业及其所有者忠诚的程度。依据上述三个指标，企业所有者可能将员工区分为两类：一类为家族内关系亲密的，这属于自己人中;另一类为家族外关系疏远的，此类人视为自己人或外人，还需视能力与忠诚度这两个因素而定。当员工个人的胜任能力差时，老板会视之为外人，而当个人的能力好时则需视个人的忠诚度来决定，当忠诚度低时，老板会视之为外人，反之，当忠诚度高时，视之为自己人。由此可见，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在对员工进行划分时，三个指标重要性的常见次序依次为：关系(血缘)、忠诚和能力。根据这种评价标准，会在企业种逐步形成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核心群体，而企业的管理层也会主要由该群体的成员担任。

三、从领导方式角度进行分析

有相当一部分的家族企业实行家长制的集权化管理模式。家族企业犹如一个大家庭，由于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成员拥有个人影响权、专家权、奖赏权及强迫权等权力，家长(或家族核心成员)权威颇高。在这种权威笼罩下，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往往容易表现出家长集权式领导方式。公司大权一般都集中在总裁或两三个高层管理者手中，他们在下属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独自做出所有重要的决策，同时要求下属对上级绝对服从，个体对群体绝对服从。

这种集权式的领导风格一方面使得家族企业组织结构简单，管理层次较少使得信息传递速度较快，决策高度集中使得决策效率较高，企业对市场的变化反映较快，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决策机制和民主管理机制，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决策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孕育着较大风险，企业规模越大，这种风险越大。对于某些家族企业的最高管理者，这种家长集权式的领导风格还容易使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强调属下对自己命令的绝对服从，从而使得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薄弱，而员工创新力的大小是现代企业竞争力强弱的核心，员工没有创新力，企业就没有生命力。

四、从组织内部非正式群体角度进行分析

许多家族企业也具有齐全的管理制度和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治理结构，在外观上或正常情况下具有现代企业的特征，看不出有家族色彩，但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对企业决策管理有着重大影响的非正式组织(不管是严密的还是松散的)。该非正式组织成员具有同一家族或亲缘关系背景，有着共同的感情与需要，在许多情况下协调行动;当企业遇到严重困难和挫折、遇到关系企业命运的紧急情况或采取其他重大活动时，组织会进行排斥外人的内部协商，或发动具有家族背景的活动或事件，使家族对企业的实质性控制浮出表面。这种以非正式组织形式出现的对企业重大活动的干预，其影响是两方面的。由于在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的利益和该家族的利益是一致或相协调的，当需要采取的行动符合企业利益而可能触及企业中某些高层人员(包括家族成员)的个人利益时，这种干预行动能起到在关键时刻排除阻力，支持符合企业和家族根本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干预活动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和不稳定性，维系家族成员间的亲情的愿望有时会影响对利益的冷静分析，从而造成干预失当;同时我们也可以常常发现，由于亲情关系的纠缠，这一非正式组织的内部规范(家族规则)往往不能或难以抑制家族成员的违规行为和内讧，因而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五、从企业文化角度进行分析

家族企业在生存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企业内部文化，在家族与个人、权威与创新、品行与才干、情感与理性、人情与规章、关系与原则、信用与契约、伦理与道理、平衡与公正等方面有一些倾向性的特征。这种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在华人文化圈内，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习惯的影响，从这种企业文化引申出来的“家庭化管理方式”能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增加人文关怀，并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但随着企业的发展，组织规模扩大、涉及业务种类增加，对管理规范化的要求也随之增加，一种超越企业创始人群体原有社会文化背景的职业化的管理方式有助于在企业中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同时随着员工背景的多元化(如企业跨国化导致的不同民族的员工来源)，一种包容而又能超越员工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文化有助于在企业中形成统一的价值观，此时一味地崇尚和遵循这种企业文化则会产生负面效果。但是，当家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其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和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而导致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那些非家族制企业的竞争对手、造成竞争力低下时，家族企业就是低效的。

因此，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企业发展的某些阶段、特定的社会信用情况、一定的业务特征和业务规模、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家族企业是有效率的，而当市场竞争的各种条件要求家族企业突破自身的界限，需要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资本，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或者甚至需要完全放弃家族控制时，如果家族企业决策和管理层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依然在家族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封闭圈子内运作，依然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那么这时的家族企业组织和管理就是低效的。企业特定的组织形态是一定条件下企业内外环境的产物，一个企业成败兴衰的关键在于它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以及经营管理机制是否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组织重组:技巧, 选择和领导 (Reframing Organizations Artistry, Choice, and Leadership, 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 1991年出版) 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