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演变（精选9篇）
形态演变 篇1
周王朝一统天下, 为了统治辽阔的国土, 在各方面制定典章制度, 《周礼》即是制度载体。西周时期, 建城即建国, 是统治阶级的大事, 由于《周礼·冬官》的遗失, 留下诸多空白。
1《考工记》
1.1《考工记》与“周礼”
《考工记》就是后人代替《冬官》插入《周礼》的部分, 其成书年代和来源, 前人做过诸多考证, “春秋末期的齐国的工艺官书”基本已成定论。由于成书时间距离西周建国年代久远, 能不能正确的反映《周礼》成为后人争议的重点。
史念海先生根据“方九里”、“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等营城数据与周代王城的考古报告进行比较分析, 得出“《考工记·匠人营国》并非早在西周初年就已规定的立国制度。甚而当周室东迁之后也还没有这样的规定。”1城市建设需要因地制宜, 不会不因地势完全套用一张规划蓝图, 但是, 至今仍未发现一座城址的结构与《考工记》相符, 说明它与周王室的法典尚有出入。
1.2《考工记》与周代“营国制度”
《周礼》失载, 《考工记》无法反映原貌, 周代城市规划制度成为未知的命题, 众多学者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贺业钜先生认为, 周礼营国制度由城邑建设体制、礼制营国制度及城邑规划制度组成。其中, 城邑建设体制等于城邦国家的建制体制, 对各级城邑的规模、规划形制、数量及其分布布局等有严格约束, 不可随意变更;礼制营国制度则是根据城邑等级, 厘定各项具体营建措施, 如城之规模、城垣、城门、道路等的建设等级;城邑规划制度指城市内部规划结构, 如“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等内容。2《考工记》对这三方面的内容均有涉及, 但均未言尽。
孙施文先生梳理周代各部门官员在城市营建中承担的工作, 涵盖从最初选址到最终建设的负责人员, 其中, “匠人”只是建设工人, 在规划中并不起主导作用。约束匠人的《考工记》“或许是对城市最终形态的规定, 但其更重要的是对建设结果进行规制的内容, ……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规划, 更谈不上是城市规划制度。”通过职官系列研究“可以勾画出城市规划制度的基本框架, 但对于这些职权的运作, 尤其是有关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 以及出现矛盾时进行解决的相应机制等等并未有任何的反映。”3
两位先生共同阐明了周代城市规划制度及其实施过程。在周代, 城市建设数量、位置、规模及内部结构均有严格的规定, 城市建设过程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 它们分工协作, 共同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秩序。《考工记》记载了城市等级及主体结构, 对于营国的权力运作机制、具体实施细则甚至城市内部格局均未交待清楚。但是, 《考工记》维护等级制度, 具有礼制特征, 是统治秩序的体现和维护。
2.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演变
城市是统治阶级的据点, 而等级决定城市规模和周边控制的土地范围, 所以周王朝制定严格的城邑规划制度, 不允许诸侯大夫自行建城, 影响政治格局;也不允许诸侯城僭越, 成为超过周王室的政治势力。春秋战国之际,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合法化, 工商食官制度瓦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中国社会开始由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 开展了自周初分封以来的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
周王室衰微, 城市规划制度约束力下降, 诸侯国纷纷扩大城市规模, 营建新兴城邑, 统一的政治格局被打破, 分裂成以诸侯为单位的多个政体。为了寻求发展, 各国纷纷改革政治制度, 鼓励农耕和贸易, 城市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
王道不兴, 强者成为天下的霸主, 权力的交接由过去的宗族血缘传承转换为综合实力的博弈。宗庙的礼制地位下降, 旧的宗庙祭祀为主导的权力物化形式被抛弃;宫殿的礼制地位提升, 形成强化宫殿的霸权形式, 重要仪典的举行场所逐渐由宗庙迁往宫殿。
由于经济发展, 城市经济职能提升, 规模扩大, 宫城在城市用地中所占比例下降。“市”的地位上升, 手工业作坊出现官营和民营的差别且规模巨大。城市分区明确, 手工作坊等就河流地利分布, 布局灵活性大增。但是, 宫城在城市中依然居于主体地位, 城市政治中心的性质未发生变化, 礼制等级特征鲜明。
《管子》因地制宜的规划思想登上历史舞台, 规划意识逐渐发生变化, 由单一政治礼制主导的规划思想转化为政治经济共同作用的规划意识。逐渐产生由经济因素导致的迁都及城市营建现象, 出现了商邑。《管子》与《考工记》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宫廷, 体现了当时新旧两种制度和思想的斗争。
3.《考工记》与城市形态演变
对于《考工记》的立意, 有学者认为它是旧势力对旧制度的维护4;有学者认为相对于礼制与宗庙相结合的模式, 它发展了一个以“宫城”为礼制特征元素的都城形态模式5, 是进步制度。《考工记》产生于社会变革时期, 它描述的营城制度不被任何一座城市严格遵循, 它的历史地位需要用长时段的眼光, 在漫长的历史中定位。
3.1《考工记》与周初旧制
《考工记》记载的九宫格 (“九分其国, 以为九分, 九卿治之。”) 空间划分模式, 体现了居中为尊和以八方划分方位的空间认识。九宫格空间模式的形成, 有赖于井田制的推广, 是人们在井田中劳作逐渐形成的空间方位认知。这种宇宙空间观念与土地划分和所有制结构紧密相连, 这种城市布局是经济基础与统治意志相结合的产物。根本上, “九宫格”是宗法分封的城市规划模式, 所以, 《考工记》与旧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意识有天然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 城市规模不断扩张, 考古成果表明, 各主要诸侯国国都的建设规模均远远超过《考工记》的规定;各类史籍对当时“僭越”的记录也极为丰富。可见, 《考工记》规定的城市规模与西周初年经济水平相适应, 不能满足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在自然经济为主的西周时期, 政治职能是城市主要职能, 居中为尊的宫城及庞大的祭坛宗庙等在城市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考工记》中宫城占全城九分之一, 是以西周城市为蓝本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 以经济职能为主的郭往往规模较大, 宫城占地比例大大降低, 达不到九分之一。
综上, 《考工记》在空间方位意识、城市规模和用地分配方面遵循周初旧制。
3.2《考工记》与春秋新制
西周初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重大变革之一是宗庙和宫殿的分离, 说明了以宗族血缘为载体的权力运行机制转化为祭祀与权力分离的运行模式, 是宗法礼制约束力下降的表现。
据《吕氏春秋·慎势》记载“古之王者,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择国之中而立宫, 择宫之中而立庙。”说明宗庙曾经位于宫城之中, 是最重要的礼制建筑。《考工记》没有说明宫城内部格局, 但是有“左祖右社”的记载, 说明宗庙不在宫城之中, 且偏出城市中轴线、居于次要地位。《吕氏春秋》虽然成书较晚, 但吕不韦遍集各国名士著成, 成书之后又置于市, 能改一言者赏万斤, 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吕氏春秋》的记载是周初的宫庙规划, 而“左祖右社”是春秋时期的新制。
西周初年的“市”指“宫市”, 为统治阶级服务, 受工商食官制度的约束, 并非平民百姓可以自由交易的公共市场。根据《明堂阴阳录》的记载, “市”在周初的城市中位于宫城东侧6, 与《考工记》的记载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 截然不同。能够位于城市中轴线上, 且规模与宫城相等, 说明“市”的地位大为提高, 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象, 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对经济活动场所的新规划。
将《吕氏春秋》及《明堂阴阳录》结合与《考工记》相比较, 得出前者记录的是经济落后, 祭祀与权力相结合的形式 (图1) ;后者记录的是经济得到一定发展, 权力与祭祀分离的形式 (图2) ;在政治经济两个层面, 后者均为前者的再发展。
4《考工记》——春秋时期的规划理想
《考工记》既有周初旧制的内容, 又体现了成书时期的城市演化趋势:“市”地位提高, 但规模小于春秋战国时期以郭为中心的经济分区;宫殿是城市主要礼制场所, 但宫城居中的实现远在千年之后的宋代;“方九里”的城市规模则早在春秋时期就与城市职能不相适应。
可见, 《考工记》描述的城市形态不仅是西周初年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形式, 杂糅两个时期的城市规划特点, 而且, 是一种理想模式, 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产物, 不是任何一个时期的城市描述, 也不维护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
《考工记》产生之初, 对城市发展并无太大影响, 城市依然按照自己的轨迹缓慢发展;直到汉代, 《考工记》被奉为经典, 才成为普世的规划理想。但是, 历朝历代的应用, 都是基于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 不是照搬照抄。
5. 一脉相承的礼制
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 君主的需要相同, 在文化一脉相承的情况下, 即便社会制度发生变革, 思想意识和具体制度仍然具有可持续性。
在中国, 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变迁, 一脉相承的是“礼制”, 礼制特征是城市的根本特征。前一阶段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约束, 宗庙是最重要的礼制场所;后一阶段以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约束, 宫殿是最重要的礼制场所, 宗法礼制以祖先崇拜和聚族而居等形式传承下来。
所以, 《考工记》虽然不是统治阶级颁布的典章制度, 但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规划意识, 维护了礼制特征, 因此前有古制、后有因承, 逐渐被转化吸收并运用于后世规划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1]、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03。
[2]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09。
[3] 、张蓉:试析先秦宫城规划制度, 华中建筑, 2009.01。
[4] 、焦泽阳:周“礼制”与《考工记·匠人营国》对早期都城形态的影响, 城市规划学刊, 2012.01。
[5] 、史念海:《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1998.03。
[6] 、孙施文:《周礼》中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 城市规划, 2012.08。
形态演变 篇2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美国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坦率地指出：‚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是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
(二)新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大宗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部分海内外宗教界的学者敏锐地观察到，曾经笼罩在一些宗教群体头上的‚殉道‛光环逐渐退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俗诱惑成为中国各宗教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宣教机构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基督宗教在中国似乎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基督教对此狂潮‘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甚至很多基督徒学者丧失原则、调和退让，不仅没有用基督教转化异质文化，反而被对方转化，一时之间大有‘基督教儒家化’、‘基督教道家化’之势头‛。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无疑给许多宣教机构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充分领会该法案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宗教政治化‛成为一些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优先策略。这一新策略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具体的政治、法律和行政保障机制，而‚中国宗教政治化‛又为《国际宗教自由法》提供了‚理想‛和现实目标，使《国际宗教自由法》不至于无的放矢。其次，‚以政治文化基督化为核心‛的宣教策略可以使中国的家庭教会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以此来增强宣教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三，21世纪初，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也为‚宗教政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基督徒维权运动或‚维权政治‛是中国‚宗教政治化‛策略的主要实现途径。部分美国宣教机构基于对中国国内家庭教会发展及力量的‚客观判断‛，提出家庭教会应该抛弃过去‚躲、忍‛的策略，转而与‚公民维权‛相结合，采取更加主动的持续行为去‚争权‛。一些激进分子则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运动式维权‛模式：在方法论上注重发现事件、引导事件、升华事件、扩大事件、总结事件、推广事件;在行动机制上强调互联网与媒体联动、草根行动、律师维权、民间筹款、教会与知识系统等形成合力，从而迅速使个体的维权事件运动化、规模化、国际化和政治化。新的基督徒维权政治被界定为‚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20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治、护宪和立宪的政治等‛。
从根本上讲，在美国‚新人权战略‛主导下的‚宗教政治化‛，就是要使宗教成为所在国‚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主导力量‛。
(三)新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具有港台背景的海外华人传教士是进入中国内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外来宣教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将福音传回中国内地成为主流趋势，而数量迅速增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期望并已经成为这一趋势的新的传教载体。
与此同时，‚将福音传给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为基督赢得这世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成为美国对华宣教机构的首要目标。据2000年一份调查统计，‚至2000年8月止，美国至少有216个以上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团契和教会;若加上西人教会和信徒所组成的英语查经班，总数肯定在300个以上‛。‚全美国200多万华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中国学人至少30万人以上;已信主的比例约10%。已受过神学院训练的神学生和传道人超过500人以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华人知识分子事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更快发展。以知名对华宣教机构‚友爱中华协会‛为例，1988年，随着数以千计的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聚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园，该机构开始将其事工核心转换为北美校园布道。根据该机构2008年的年度事工统计：‚有46名工作人员在41所大学服务于中国学生团契;在这41所大学校园里有超过2400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向超过6100名中国学人宣讲过基督的福音;有2150名学人得到友爱中华的具体帮助;有320名学人参加福音培训;有817名学人得到福音指导和门徒培训;有71名中国学人基督徒回到中国。‛
美国主流媒体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予以高度评价。‚我认为将福音传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美国的学生是这个世界上战略意义最重大的基督教福音使命。‛
随着‚海归潮‛出现，以留美中国知识分子为重要载体的‚海归福音事工‛兴起，中国家庭教会也开始出现‚战略转折‛： 第一，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第二，关注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第三，改革宗神学是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宗派认信;第四，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第五，家庭教会加速整合并进入公共领域。而‚网络福音‛的兴起，使海外‚网上基督徒‛‚虚拟回国‛传教成为可能，中国国内高校的BBS成为‚福音的大好禾场‛。这些人员和技术载体的新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国际性传教模式，传统的‚反宗教渗透‛理论也将面临根本的范式转换。
(四)新组织体系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在法律的适用和执行上具有先天的不足。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下，一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主动填补空缺，在国际上积极充当该法案的非正式执行者，并形成某种宗教人权国际制度或国际‚人权联合体(human rights complex)‛。在此大背景下，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应运而生。
2002年，‚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对华援助协会系非盈利基督教机构，旨在探索、讲述、捍卫涉及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真理，并专注于非官方教会的命运‛。该机构与传统宗教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组织的根本目标不是传教，而是专注于经过特殊界定的‚宗教自由‛。该机构主办了系列对华网站，其中的‚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罗列了三个方面的主要使命：第一，中国宗教自由观察网的使命是促进推动所有中国人的宗教自由。第二，将有关践踏中国公民宗教自由的消息和报道传递及时发表。第三，推动中国成为信仰上没有栅栏的天空。该机构自成立伊始，就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在中国的‚准民间执行机构‛自居，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首先，策划、推动并直接参与中国国内的‚宗教事件‛，并以这些所谓的‚宗教事件‛为素材推动美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对中国施压。我们可以在国内绝大多数与宗教相关的群体事件中看到该机构活跃的身影。第二，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系统炮制和宣扬‚中国宗教迫害论‛。该机构密切配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实施，每年向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提交所谓的‚中国宗教迫害年度报告‛。第三，阻碍中国宗教组织正常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该机构对海外宗教机构和相关人士与中国合法宗教组织开展的友好交往活动大肆批评，认为这些交往活动会‚向全世界的信仰者发出误导和令人气馁的信号‛，从而忽略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
为了建立‚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为代表的相关机构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建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会国度化‛成为许多宣教机构的明确目标，因此，在中国国内建立全国性的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教会领导机构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 被拼凑出来。该组织组建各省分会，指定分会会长，开展全国性的施工拓展。在各种势力操纵下，该组织很快沦为以‚施工拓展为招牌的敛财工具‛。2008年11月，该非法组织被中国民政部依法取缔。
为适应美国主导的新人权战略，新建构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在国际上，以美国政府、国会和相关宗教机构为主导者，以‚对华援助协会‛为组织核心，形成针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压力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华援助协会‛一方面觊觎中国家庭教会的领导权，尝试建立‚整合城乡‛的全国性宗教领导机构，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会国度化‛;另一方面，企图以家庭教会为依托，超越宗教领域，‚巧妙编辑中国社会的各种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联网、政法系、家庭教会、媒体等力量‛的维权政治组织体系。
二、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以‚政治崛起‛的方式迎来了一个‚美好时代‛，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美国出现了建立在‚新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地缘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新冷战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气候，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
(一)神权政治意识形态
1998年克林顿签署《国际宗教自由法》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宗教自由‛为核心的‚新人权战略‛正式形成。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作为美国宗教右翼势力‚在白宫中的自己人‛，为其支持者提供了‚基于信仰的战争，基于信仰的执法，基于信仰的教育，基于信仰的医疗，和基于信仰的科学‛。由于白宫和国会争相取悦影响广泛的福音派活动家，美国政教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基督教右翼支持者‚操纵了美国的政治进程‛，以至于美国福音派右翼布道家杰瑞〃法威尔直接宣告‚宗教与政治分离的观念是魔鬼发明的‛。这种政治神权化的趋势引起了部分美国民众的警觉，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的牧师Rev.Jeremiah Wright以‚上帝诅咒美国‛这种与小布什针锋相对的口号强力表达了自己的反思。在Wright看来，美国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上滥杀无辜，在国内非人道地对待其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症结就在于‚美国一贯在行动中把自己视为上帝和自诩为至高无上者‛。
美国神权政治最大的悖论在于：其宣扬的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相冲突。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坚定地支持宗教普世主义;在宗教普世主义与美国利益相背离的时间和地点，美国则牺牲普世主义，成为坚定的美国利益至上论者。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神权政治的双重标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19世纪下半叶，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得以对华‚利益均沾‛，通过《宽容条款》获得在中国的宗教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82年，美国国内却通过了唯一针对外民族的《排华法案》，该法案表达的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其核心意识形态来自于相互矛盾的几个源头，宗教层面视华人为危险的异教徒，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则包含‚黄祸威胁论‛的蛊惑，而种族主义却来源于与基督宗教创世论不相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色人种处于进化序列的低级阶段，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于种族等级的顶端，其他低等级种族要么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要么跌入种族等级的底部，去面对其终极灭绝的命运。
在这种具有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导下，中国人被严重妖魔化，他们是顽固的异教徒，荒淫无耻，道德败坏。他们像老鼠一样聚集在瘟疫流行的贫民窟，‚唐人街‛被认为对白人社区的健康、道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付中国人有必要采取两手，一方面是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教仪式，另一方面严格地将中国人从夏威夷和西海岸文明的偏远地区排除出去。‛
进入20世纪后期，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外交的三大基本意识形态之一的种族主义有过一定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但是，对于蕴涵在种族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不仅始终缺乏真正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传统的宗教歧视与排他性意识形态逐渐演变成现代的‚文明冲突论‛，而古老的‚黄祸威胁论‛则演变成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导下的‚新人权战略‛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假想敌，我们是不难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根源的。
(二)地缘政治意识形态
19世纪末期，在美国民众中塑造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方面，美国对华传教士群体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美国当代一些学者指出：‚那些能说会道、固执己见的传教士将他们的感想在美国广为传播。福音先驱们向美国报道的中国是一个‘道德荒漠’，它的人民愚昧、道德败坏和肮脏。‛不过，传教士也敏感地发现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中国潜力巨大，亚洲将会改变，中国将是这种改变的支点。美国应该通过外交投资、经济贸易、基督教传教对中国施加更大影响。美国在对华关系方面交织着两种不同声音：其一，中国人是令人厌恶的生物，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与他们保持距离;其二，中国是美国人赋有特殊使命的‚责任病区‛，美国人有责任教导、保护他们，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同上，第71页)神权政治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使美国的对华外交在起始阶段就具有了两面性，在美国传统的外交精英看来，《宽容条款》和《排华法案》并无矛盾之处。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宗教传统复归，‚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在新的‚文明范式‛中，‚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亨廷顿在分析‚正在形成的联盟‛时，臆测了一个所谓反对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联盟‛，虽然他自己也承认‚中国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为了保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优势地位，西方‚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通过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符合西方霸权逻辑。根据‚文明冲突‛范式，美国为获取对其最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分别从两方面发力，鼓励和逼迫中国成为针对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而美国作为第三方或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和调停者发挥作用。因此，美国热衷于在新疆、西藏玩弄宗教地缘政治游戏，‚新疆越是不稳定，他们就越‘理想’‛。
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和谐‛范式会使美国‚孤悬海外‛，成为世界的‚次要参与者‛，而在美国强力主导的‚文明冲突‛范式下，东亚和欧洲都是美国天然的‚战略缓冲带‛。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冷战后的对华宗教外交与其地缘政治目标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美国对华宣教机构调整宣教策略，在强调‚中国福音化‛、‚福音入中国‛的同时，将‚福音出中国‛摆在突出位臵。‚回归耶路撒冷‛作为‚福音出中国‛的西向计划，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该计划并非只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从中国到耶路撒冷之间的各个国家、城市、乡镇和少数民族中，并与那些信徒们建立团契‛。从中国至少差派100000名宣教士赴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佛教国家传教是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回归耶路撒冷‛计划之所以在美国广受追捧，与其蕴涵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契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
(三)新冷战意识形态
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著名传教士成为天然的‚冷战布道者‛，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及其果实植根于《圣经》、圣言和17、18世纪的大奋兴。而共产主义已经决心违抗上帝、《圣经》和所有宗教。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生命的经济解释……共产主义是由向全能上帝宣战的魔鬼引领、激发和推动的。‛为战胜作为撒旦工具的共产主义，‚今日世界唯有一种哲学体系可与共产主义的阴谋策划相抗衡，这就是生机勃勃、动力十足的正统基督教……今日最伟大且有效的反共利器是再生的基督徒。‛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讨论所谓的‚亚洲—美国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两国冲突的潜在原因，除了‚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外，‚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一种兼有‚共产主义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在美国形成。
受‚新冷战意识形态‛影响，在部分美国华人基督徒中流传着一些一厢情愿的‚假设‛：如果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中美友谊会超过日美关系，因为日本是非基督教国家(远志明);而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则美国会永远视中国为敌(于歌)。少数极端分子甚至鼓吹‚非基督教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祸害(余杰)‛。因此，‚中国基督徒应倾力学习并筹划一个建基于圣经基础，关于公众利益之基本价值的政治体系‛。‚以基督教的信仰改造中国文化，并且在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社会里，提供基督教信仰的贡献，并领导之‛。‚当一个无神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禁教的法律，或发表抗拒神国进行的政策时，基督徒应向政府抗议，帮助政府不要抵挡那赐给他们权柄的主‛。‚基督徒对一个逼迫教会的无神论政府的态度，必须针对政府背后的那股敌基督的邪灵‛。不仅要进一步拓展对城市高校、知识分子、海外留学人员的宣教事工，而且有必要发起一场‚给共产党员传福音‛的中国内外、全球性的持续运动。
在美国华人教会中，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将基督宗教信仰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新人权运动)既不认同，也不关心。为了解决华人教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参与的动力缺乏问题，在一些传教机构的刻意主导下，‚海外民运基督化‛成为一种‚双赢‛的政治发动机。‚专门开展民运人士福音事工‛，‚与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成为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经过20多年的精心培育，许多民运分子‚以基督徒机构名义参与各类海外民主运动、呼吁宗教自由活动‛，‚在基督教内和海外民主运动中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不仅应该抛弃‚等着挨打‛的‚殉道精神‛，而且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力量。中国家庭教会要联合起来‚走出党国‛的历史，‚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
形态演变 篇3
关键词 数字文化事业 概念演变 服务形态 功能特征
分类号 G249.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6.001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 form and function of digital culture， and to make full and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three kinds of concepts： public welfare digital cultur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and digitization of public culture service，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has been enhanc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demand， the form of digital culture servi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digital cultur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ulture.
Keywords Digital culture industry. Conceptual evolution. Service form.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数字文化事业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标志，是最能体现标准化、均等化内涵与特征的现代服务方式和表现形态。随着国内公共文化服务日渐普及，数字文化事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快车道。各地相继推进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使“数字文化事业”这一概念内涵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为数字文化事业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且以势不可当的发展趋势，成为一种新的方向航标。分析数字文化事业概念演变，将有利于数字文化事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有利于提升数字文化事业的绩效和竞争力。在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的数字文化事业整体性治理体系当中，合理界定数字文化事业服务形态及功能特征，能促使政府及其文化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面向公众需求的导向性作用，使得数字文化事业成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核心内容。
1 数字文化事业概念演变及界定
1.1 “数字文化事业”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
在现代语境中，数字文化事业系“公共文化+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概念的组合，从术语学上，是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上产生了新概念；从范畴上，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全球信息化时代，从突出信息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全体公民的可参与性大众特质，从服务与科技结合的角度，以及从各领域的数字化服务发展趋向整体的态势进行整体性考虑与规划，形成用于指导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全局性概念与思路。数字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尚未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数字文化事业”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围绕这个方面去审视数字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对其概念可获得不同角度的界定。
1.2 中国语境中“数字文化事业”的内涵嬗变
在提出数字文化事业的概念之前，已有公益性数字文化、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三种概念提法。从“公益性数字文化”到“数字文化事业”四个概念的演变， 体现了中国语境中“数字文化事业”的内涵嬗变，标志着数字文化事业从初级阶段迈向了深入发展阶段，从逐步走向实践层面向着完全走向实践层面迈进。现就数字文化事业概念的形成和历史演变作一简要的梳理。数字文化事业的概念内涵的演进见表1。
结合上述观点，可以对数字文化事业作如下界定：以满足公众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借助于各级文化服务机构和社会专门力量，向全体社会公众提供的数字化网络设施、平台建设、资源整合、服务运行、产品开发、制度版权以及管理运行供给的系统总称。
数字文化事业具体来说是文化事业在数字网络空间的再现和反映，也是多层次、网格化的体系化工程。数字文化事业建设与服务是向所有公民公开开放的并以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是以形成一种建立在新媒体数字化、多维立体化、网络化的基础之上的创新性文化服务和新业态，来满足数字化时代社会公众的数字文化新趋势和新需求。
2 数字文化事业的服务形态
从公众需求视角来看，数字文化事业服务形态应以提供数字文化内容呈现和展示为核心。数字文化事业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新闻娱乐、各类增值服务与产品信息等。因此，数字文化事业服务形态包括类型体系、构建服务主体和新兴媒体。
2.1 按类型体系划分
随着数字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公众需求的不断变化，数字文化事业体系类型有着极其丰富且范围广阔的外延性，并且日趋多样化。厘清数字文化事业类型体系有利于把握不同机构类型、数字内容、传播载体和平台、公众对象、区域规划内容的文化服务机构所具有的特点，以便从公众需求、资源建设、服务产品、数字化时代治理等各个方面规划和制定数字文化事业方向和任务。本文认为，数字文化事业主要涵括五个方面的类型（见图1）。
城市形态演变机制机理研究 篇4
关键词：城市形态,发展方向,建议措施
杭州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中国东南部交通枢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北有衔接京杭南北的大运河,南有一纵千里的杭绍平原,东有蜿蜒的钱塘江,西有河港交错的西溪景区。早在4700多年前便孕育了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吴越”和“南宋”曾两度建都杭州。这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优势在历史沿革中形成了鲜明的城市空间形态个性,类型多样、可识别性强,具有江南地域风情和吴越文化特色的城市空间形态。
1 杭州总体城市形态的历史变迁
杭州城市形态,自其萌芽起,就一直受制于杭州地区的地理环境,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从总体上讲,城市形态的发展仍然制约于自然地理环境。
杭州地处江南水乡,最主要的地理环境要素是钱塘江、京杭运河、西湖这“三水”。“三水”在不同历史时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杭州城市形态的形成和演变。钱塘江是杭州城市形态最初形成的主导因子;运河自其开通以来一直与城市形态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西湖是后期城市形态发展的主导因子。纵观历史,杭州城市从最初钱塘江畔的雏形发展至今,空间发展形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空间形态的亲水性,形态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钱塘江畔集中紧凑的点状形态、沿京杭运河布局的带状形态、以西湖为核心的扇形团状形态[1]。
2 研究地块功能结构演变
本次研究的地块位于西湖北部、天目山路以南、环城西路以西、老和山以东。
2.1 历史功能
区块的大部分位于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板块的“北山”,即宝石山以北,在历史上属于无建设部分;而在宝石山以南则是面朝西湖的北山路和孤山风景区。
孤山位于西湖西北角,四面环水,是观赏西湖景色最佳之地。南麓有文澜阁、西湖天下景、浙江博物馆和中山公园,山顶西部有西泠印社,西麓有秋瑾之墓,东北坡有放鹤亭等。
北山路地区沉淀了大量的历史人文信息,至今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依托西湖山水名胜形成的体现宗教文化、名人居住文化、近代建筑文化等文化特色的丰富历史环境,被称为“杭州历史文化发展的缩影,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2.2 研究区块近代的平面扩张演变
研究地块的大部分由于在西湖时代长久以来处于“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北面宝石山以北而始终处于城市建设的外围,随着杭州城市在近代老城区的基础上沿交通线和运河向外线形伸展,城市建设的扩张,研究地块北半部分依靠西湖辐射力向西北的辐射和区块东部运河交通线沿线的建设为契机,伴随着整个城市的扩张步伐,有了自己的发展,丰富了区块的文化、科教和居住功能;而地块历史资源丰富的南部则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了历史沿革、价值资源遗产保护、景观容量控制、交通商业整合利用等系列保护对策的研究。
3 研究地块城市形态分析
3.1 区块功能划分
解放后,研究地块除历史保护区外有了新的功能设置,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已经有了稍具规模的文教区和几个分散的社区,近年来,区域功能日益丰富:原有文教和社区大部分保留,部分功能置换,新建包含大型体育和文化设施的黄龙商圈。通过功能的混合设置,激发地区活力,使区域成为能够吸引大量人流的重要地区以及具有良好形象的城市门户。
3.2 街道空间形态的演变
随着历史的发展,杭州的街道呈现多样化的空间形态。既有方格网状布局的现代化商业街,又有放射状的或轴线式的交通街道,还有线状沿街道布局、保持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的商业步行街。商业区、居住区、产业区、文化区之间又互相穿插、渗透,形成了多中心、多特色的街道空间形态。
3.3 道路网
研究地块内随着近代的新建设进行,新建的求是路、浙大路、杭大路、黄龙路在原有天目山路、曙光路、体育场路、玉古路为骨架的路网基础上,以尊重自然景观为准则布置,横向顺应宝石山势,环山而行,纵向道路以山体为中心呈发散型分布,汇聚于与山势平行的曙光路,对天目山路、玉古路和曙光路进行了沟通,并且这次一级道路作为视觉走廊,考虑了对景的效果。
3.4 天际线
区域的南部城市立面主要由城市与西湖相结合的滨水空间来表现:宝石山及保亻叔塔等核心元素同西湖开敞的水上空间共同构成了视效独特、连绵起伏的城市天际线。北部则包含了3个层次的天际线:高档商务区,社区、文教区和市政办公区,三类功能搭配形成了富有层次变化的天际轮廓。
4 城市形态的稳定性和变异性分析
4.1 肌理演变
从建国后的区块建设来看,原有历史街区肌理的延续性较强,做了很好的保护工作;最初建设的文教、社区功能大多得到保留,以后的建设都是在原先的基础上进行的部分改建、空地插建,使原有肌理得到伸展。
4.2 路网布置
解放后,随着历史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2号地块的主干路网逐渐形成,它们由东西向的天目山路、曙光路,南北向的保亻叔路组成,这种路网结构不是偶然,是基本保留原有的结构沿袭和拓宽,这些道路虽然在宽度上稍有主次之别,但是从其位置和对外联系的紧密程度上来看,已经是事实上的城市主干道,它们将所在的区域分割,道路就顺理成章地拓宽升级,变为城市主干道。结合新建区进行新的道路建设时,新旧路网没有形成冲突而且较好地结合形成区域各级道路网络。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交通流量增加,部分道路,象曙光路的交通容量已超过其承载力,需要结合城市道路整治工程进行治理。
4.3 街廓、地块划分
地块的划分以道路网为骨架,在区域内道路网络不变的前提下,已有地块划分没有很大变化,随着对新土地的开发利用,新的功能添加,道路要求配合功能设置,地块也由此划分至小块。新建的黄龙中心地块,因为功能要求,所以内部建筑布局与原有肌理不同,以占领式为主,形成区域内的大片开放空间。
5 影响城市形态形成的关键因素分析
5.1 自然地理:西湖对研究区域空间形态的影响
始于唐宋时期人们对西湖的不断经营,使西湖的景观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在明清以后成为杭州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与钱塘江和大运河水系所主导而形成的滨水空间形态不同,西湖是通过水上大型开敞空间来观赏和体验中心城区的都市景观。西湖北部的宝石山限制了城市在区域的横向发展和竖向高度。正是如此,独特的山体构造、都市建筑群和水上开敞空间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滨水空间形态,城市景观与自然风景在一个空间中有机融合,既各展风采又相得益彰。
5.2 社会需求:市政建设对形态的改变
响应社会需求的一些市政建设如“背街小巷”旧居改造工程,“一纵三横”道路整治工程,较少会对大的区块造成影响,但会形成对道路、建筑等的改变,从而影响区块的肌理等方面。
5.3 政策导向
政府的城市发展策略、相关政策(如地价政策)会使区域在新的环境、新的政策下,积极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对区域的城市建设方向有指导意义,影响区域城市形态的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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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云伟.当代全球城市的城市空间重构[J].国外城市规划,2001(5):2-5.
杭州湖滨地区城市形态的演变 篇5
关键词：湖滨商业中心,演变,肌理,城市形态,动力机制
湖滨单元地块位于杭州市上城区西北部, 西临西湖风景名胜区, 北接下城区, 东为上城区小营片区, 南为上城区清波片区, 位于杭州的中心位置总地块面积约为1.4平方公里。
1 湖滨地块形态和肌理的演变过程
(1) 80年代以前湖滨地块的城市形态和肌理特点
从72年杭州交通地图上 (见图1) 可以看出湖滨地块道路呈明显的横向肌理。由中山中路通向西湖的横向道路的垂直间距为150～250米。道路所夹地块形成了湖滨地块的基本形态结构单元——里。“里”是中国南方典型的住宅单元, 其内部空间由巷结构分割。巷两边是不规则的高密度两层民居, 居民的主要交往活动都在巷内完成。而巷口与路交接处和沿路的住宅都是前店后居, 下店上居的建筑形式。
(2) 湖滨地块城市形态的演变轨迹
1986年, 在杭州市重点改建“五路一场”工程项目决策中, 庆春路被大幅度拓宽建设。这一举措使得湖滨地块由中山路和延安路两条纵向道路承担主要商业功能的纵向结构肌理演变成纵横交错的商业地块肌理。
1984年, 在治理中河 (湖滨单元地块的东面界线) 的同时, 在中河西侧建设了中河路, 1989年又在中河路上建设起了中河高架。中河路和中河高架的建设不仅缓解了杭州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 更是提高了湖滨地块人流和车流的集散效率, 为该地块日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的基础。
2000年左右, 在“还湖于民, 还路于民”的规划建设思想下完成的湖滨临湖区块的城市建设拆迁项目又使得平海路和解放路作为西湖的视觉通道更加名副其实, 西湖旅游资源的品位也相应提升, 为湖滨地块发展为长三角地区高端RBD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2 湖滨地块城市功能的变化
(1) 湖滨地块功能演变分析
解放后随着城市不断扩张, 西湖逐渐从城市外围变成城市中心, 围绕西湖开展的商业和旅游功能也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逐渐诞生了解放百货大楼、胜利剧院这类人流集散中心, 以大型的商业建筑为引力中心, 湖滨单元地块作为杭州市商业中心的功能逐渐被巩固和加强。
80年代杭州完成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的建设活动, 杭州的城市开放性也不断加强, 湖滨地段的旅游功能逐渐显露出强大的力量, 依托旅游业带来的高密度消费游憩人群, 湖滨单元地块的休闲商业功能不断加强, RBD (Recreationa Business District, 游憩商业区) 模式初现端倪。
(2) 湖滨地块的RBD功能的发展展望
最近一轮的《湖滨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编》, 有意识地引导湖滨地区朝RBD的方向发展。规划湖滨地块新的功能结构为:保留普通餐饮和高档休憩度假购物的RBD项目。
湖滨单元地块作为曾经的城市中心, 依托西湖旅游这一重要资源, 其内在的发展张力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正朝着长三角地区RBD的目标不断发展迈进。
3 湖滨地块城市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力
(1) 规划驱动力
杭州作为一个省会城市, 又是历史文化名城, 其城市建设更是层层规划控制下进行的, 其形态和肌理的变化最主要和直接的驱动力是规划。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湖滨地块在历史街区内分布着住宅片区的思鑫坊、韶华巷等五个片区。这些片区都是在更新保护为主, 拆迁新建为辅的规划思想下发展变化的。这就解释了虽然湖滨地块的很多居住功能被商业功能替代了, 但是其历史文脉和肌理都还保存着。
湖滨地块地价虽高, 但是根据《湖滨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些控制导则, 湖滨地区北部、新省府路以南的少年宫地区和南部的四宜路地区的建筑高度控制在15～20米以下。低密度, 低容积率, 面向西湖的视觉廊道等又成为其作为一个区域RBD的基本特色形态支撑。 (2) 经济驱动力
我国在土地出让形式从划拨转为拍卖和招标后, 市场调节城市建设的力量被强化。市场需求调节城市形态的规律也在湖滨块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再次被证实。
80年代以后的纵向支路逐渐增多, 临街面积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增加了25%左右, 支路成为商业赖以生存的肌理。湖滨地块临湖区域并没有出现高层建筑, 这不完全出于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考量, 更可看成是一种长远经济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体现, 恰恰体现了其经济规律, 是通过对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来挖掘地块本身的最大价值。
结语
巴塘县城老街空间形态演变研究 篇6
巴塘古时候只是个部落之地, 周曰戎, 秦时称之为西羌, 汉时建立白狼国, 并筑有白狼城一座。唐朝时期吐蕃统一青康藏高原, 巴塘之地归属吐蕃管辖。明隆庆二年, 云南丽江土知府纳西族木氏土司攻占巴塘, 并在统治的71年间向巴塘大量移民;明崇祯十二年, 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入康区灭掉了白利土司, 占领甘孜、德格、邓柯、白玉、石渠等地, 同时派兵南下打败了木氏土司, 巴塘从此归属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统治, 直到清初朝廷招抚朵甘思、乌斯藏各部, 巴塘才和平的纳入清王朝版图。
由于巴塘重要的交通区位以及高原上难得的气候条件, 再加上特殊的政治扶持——赵尔丰在改土归流后曾拟将巴塘设为省府, 使得巴塘商贾云集, 前来经商定居者甚多, 其中还包括很多外国人, 造就了巴塘一时繁华。“民国二年川边首府移至炉城, 汉藏商业趋附北道, 民国七年, 川西诸县陷于藏方, 巴安市场, 偏在一隅, 遂有一落千丈之势。”巴塘由府降为县, 再加上近代以来, 随着现代交通网络体系的建立, 四通八达的公路取代了原来的马道山道, 川藏交通又逐渐北移, 巴塘商情冷落。为了适应传统交通优势的丧失、顺应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步伐, 巴塘县城的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如今巴塘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沿着318国道进行, 县城治所也从老街中迁到新街, 政治中心的搬迁改变了巴塘县城区域的经济格局, 大量的现代建筑出现在巴塘的新街, 巴塘老街远离了往昔的繁华喧嚣, 重归于宁静, 老街也因此得以保存原样 (图1) 。巴塘城镇空间的演变在川西藏区城镇中具有典型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对巴塘县城老街空间形态演变过程的研究, 来挖掘导致川西藏区城镇发展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 并以此探寻一条更适合巴塘未来城镇发展的道路。
1 老街的空间演变
一般说来, 城镇街道空间形态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建设时的地理自然环境, 包括地质、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等, 还有人文环境, 包括当地的文化与风俗, 另外一方面取决于街道的建造者及其使用者。巴塘县夏邛镇老街也和其他地区的街道一样, 其外部的表现形态也取决于上述各个方面。
巴塘老街, 现名茶马古道街, 位于巴塘县城金玄子广场的南面, 整条街呈东西走向, 以十字路口为起点, 长140m, 宽8.5m, 街巷的高宽比大约为1:1.4 (图2) 。老街上的建筑除夏邛镇政府、巴塘县人民小学、康宁寺的扎仓和关帝庙遗址外, 剩下的都是民居。根据巴塘县志的记载, 老街在建立之初时其宽度只有3~4m, 街巷的高宽比大约为1.5:1, 与现在的街巷尺度相比更加宜人 (图3~4) 。
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在老街的实地调研、走访, 将老街在清朝至解放初 (1640-1968年) 这段历史时期的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分为四个时期。
1.1 形成期——土司统治时期
巴塘的土司制度从建立到废除一共持续了203年, 老街就是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同许多藏区城镇一样, 土司统治时期的巴塘发展主要是以官署为中心, 其城镇的布局没有章法, 呈现出一种自然式的状态, 仅仅只是按照片区分为了4大块, 分别是孔打伙、坝伙、拉宗伙、泽曲伙, 四大块之间仅以土路相连, 没有街道的概念, 而当时的康宁寺在县城之外。
这种自然式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 。当时准噶尔蒙古入侵西藏, 清廷派定西将军前往打箭炉进驻, 其副将岳钟琪进入藏区路过巴塘时, 有部分陕西客商从康定跟随军队移居巴塘经商, 巴塘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迁移, 城镇也因此逐渐向集镇演变。这些外地来的商人以灯坝杆为中心聚集, 开设铺面 (图5) 。到乾隆十三年 (1748年) , 在巴塘县城落户经商的汉人已达百人, 这些客居他乡, 旅居异境的汉人为了增强内聚力, 防止外来排斥, 共同推举执事, 成立了巴塘汉商公会, 并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作为商会会址。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农奴制, 普通藏民为了随时听候土司和头人的吩咐, 他们的居住地依然是在官寨附近, 老街上居住的大部分是汉商。这就是老街最初的形态。
1.2 发展期——“改土归流”时期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 巴塘发生著名的“凤全事件”, 同年六月, 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尹赵尔丰奉命前往巴塘剿办。在这次事件中, 巴塘大营官、二营官和康宁寺堪布均被处死, 康宁寺被焚毁, 还有大量藏民被剿杀。这次事件使得巴塘的城镇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老街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出现了短暂的衰败。
“凤全事件”的第二年赵尔丰在巴塘实行改土归流, 开始经营川边。改土归流期间赵一是从内地招募大量垦夫赴巴塘农垦, 二是从内地募兵前往川边, 并要求士兵带家室一同前往。同时赵还招募了一批文人、商人、匠人到巴塘兴工办学, 一时之间大批汉族军政人员、商人、匠人、文人垦夫、士兵云集巴塘, 这是巴塘历史上第二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与上次移民相比, 这一次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进入最大的特点是有政策的支持, 赵尔丰废除了土司制度, 改为汉官管理巴塘, 这让前来经商的汉人从心理上感到放心, 从生活上感到安心, 增加了其定居的可能性。由于土司制度的瓦解, 部分藏民的生活重心不再是服从于土司和头人, 他们也开始像汉商学习, 在老街开设铺面。居住在老街的汉人为了可以尽快融入当地, 被当地藏族接受, 采用通婚的方式与藏民结成姻亲关系。汉藏通婚之后, 血缘上的亲和力使得汉藏相处十分融洽, 很多汉人的习俗被藏人所接受。
之后赵尔丰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其中包括建立工厂, 大力发展工业;设立交通局、邮电局, 整治交通、邮电;成立官药局, 修建医院和澡堂,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建立川边学务局, 兴办教育事业。一时之间巴塘县城出现了大量的公共服务设施, 当时其中的一大部分都修建在老街。到清朝末年, 巴塘县城基本以官署为中心形成了东南西北四条街 (图6) 。
1.3 稳定期——民国时期
经过“改土归流”时期的大力发展, 到民国初年, 巴塘老街已经颇具规模, 据《西康图经境域篇》的描述:“东街南街之商业较为兴盛, 北街多汉人流寓之所, 西街为政治机关所占据。”据记载, 到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巴塘县城的商户已达到124户, 民国三十七年更是发展到近200家商户, 汉商们不仅组建了商业行帮, 还在老街修建了关帝庙作为商会会址, 县内的商人有的从事坐商, 在县城开铺建店, 摆摊设点;有的从事行商, 到山寨驮运贩卖, 走村窜户。连喇嘛寺也普遍进行经商活动, 当时老街的繁荣可见一斑。后来四条大街改为一条正街, 直贯东西, 东段更名为中山街, 西段更名为中正街, 也就是今天的老街, 而南北两街商业逐渐没落, 渐渐成为进入居住区的幽静小路 (图7) 。
1.4 变化期——解放初期 (民主改革时期)
1949年12月, 巴塘县和平解放。1957年巴塘进行了民主改革, 彻底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 解放了生产力。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现代交通方式的入侵, 老街过于狭窄的街道已经无法容纳下越来越庞大的社会机构建制, 解放初期巴塘县在县城西面开辟了新街, 很多机关单位都从老街搬迁到新街, 巴塘县的政治中心也从老街转移到新街 (图8~10) 。政治中心的转移改变了巴塘的经济格局, 城市建设的重点不再是老街。老街被作为城市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纳入了城市的总体规划。首先是对老街环境的改善。解放前, 老街都是石板路, 路面凹凸不平, 再加上当时的行商多用马车运货, 老街的环境条件很是恶劣。根据巴塘老年人的回忆描述, 在汉人迁入安家落户之后不久, 他们就修了一条水渠, 在当时称之为东渠, 水渠的修建在当时大大改善了老街的卫生条件。但由于多年无人打理, 水渠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县志中对此有所描述:“老街片石镶嵌, 水渠在街中石下潜流, 片石翘起损坏处, 水沟露于街上”。解放后,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政府对老街进行了整改, 老街的路面由石板路换成了水泥路, 水渠经过处理之后转为了暗渠。老街在这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变化后逐渐归于宁静。
2 老街的建筑演变
2.1 民居
最初到巴塘来的汉人除了商人, 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工匠, 他们把汉人的建筑形式和方法带到了巴塘, 如今老街上的民居已经没有纯藏式的建筑了, 每座民居包括那座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都或多或少进行了一些“汉化”。巴塘传统的藏式民居一般都是一楼圈养牲畜, 二楼为住房和灶房, 屋顶为打场和晒场, 藏式住宅的设计讲求因地制宜, 以满足生活适用为原则, 外墙用土打实, 并用有色泥浆粉饰, 一般多为红色, 内部靠若干根木头来支撑, 其大小以柱头数来定, 柱头越多房子越大 (图11、12) 。
而汉藏混合式民居最主要的特点是外观样式是藏式的, 但一些细节部分却是汉式的, 比如屋檐, 门楣等 (图13) 。建造方法也是汉藏结合, 有一些甚至是用砖搭建了一个只有藏式外观的建筑, 其内部功能和结构基本上是按照汉人的习惯修建的。在老街, 由于商业的需要, 民居的一层几乎都设有铺面, 其一般布局是将底层隔为三至五间房, 间数根据底层大小而不同, 临街的房间作为铺面, 靠里的房间作为账房和库房, 铺面和账房的面积一般较小, 库房面积较大, 牲畜圈被移到了屋后, 房与房之间用过道相连, 过道可以通向后院圈房, 也设有木梯可以上二楼 (图14) 。
这样的改造十分契合当时巴塘老街的商业氛围。第一, 它大大提升了老街的商业环境, 良好的商业环境对于商业街来说来说尤为重要。传统的藏式民居其底层基本都用来饲养牲畜, 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卫生条件极差, 十分不利于吸引顾客。老街的民居把原本设于底层的牲畜圈移至屋后或者不设牲畜圈的作法使得街道的各个铺面环境大大提升, 一些经营者还在铺檐上搁置花盆等装饰物, 使自己的铺面不仅没有异味, 而且芳香扑鼻, 自然客似云来。第二, 它利于开展商业活动 (图15) 。巴塘老街上的铺面与内地的铺面不同, 说是铺面, 其实更像是一扇放大的窗户, 夜晚用多块木板嵌入槽中做屏障, 白天将木板移走既为开铺。
顾客在进行交易时不需要进入店内, 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街上完成, 可以即停即买, 即买即走, 十分方便, 在缩短交易时间的同时, 也增加交易次数。第三它方便经营者管理。老街上的铺面面积普遍较小, 是因为这些铺面所经营的商品大部分都是日常用品, 属于小件商品, 并不需要太多的面积来容纳, 而且小面积的铺面需要的人手少, 一两个人足以应付 (图16) 。有些底层建筑面积较大但家里人口不多的还可以多设几间铺面, 自己经营一间, 其余用来出租, 这样既节省人力又增加收入。总而言之, 巴塘老街民居的改造与巴塘当时向集镇化转变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 后者提供了商业的大环境, 前者不仅很好的适应了这种转变, 而且提升了巴塘的整体商业氛围, 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良性循环, 相互促进, 使得巴塘成为当时川藏线上的一大集市。
老街上民居形式的多样化是汉藏文化不断交融与互动最直接的表达, 它们逐渐丰富的立面形态和建筑造型记录了老街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 (图17) 。
2.2 公共建筑
老街上居民使用最多的公共建筑是关帝庙和扎仓, 两者都是宗教建筑。关帝庙是座纯粹的汉式建筑, 其最盛之时占地面积大约有1ha, 殿宇雕廊画栋, 雄伟壮丽, 各种塑像用工精巧, 姿态如生, 匾额楹联悬挂得当, 闪闪生辉。内设魁星阁、钟鼓楼、观音殿等, 供奉的是财神、关羽、关平、周仓、鲁班和轩辕黄帝像 (图18~19) 。
扎仓是藏族寺庙中的学堂, 老街上的这座扎仓是传统的藏式建筑, 整个建筑的外墙是用当地的泥土打实做成, 墙面上画着表示寺庙的彩色条带。建筑外还有一个烟囱, 据说是焚经的时候使用的 (图20) 。
3 老街空间演变的原因
3.1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3.1.1 藏汉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根据现代社会学理论描述, 在文化传播和渗透的过程中, 因为传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态度, 文化性质的差异、内容的互补或矛盾, 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融合、文化冲突、文化同化等现象的出现。巴塘经历了清朝时期的两次大规模移民, 大量的汉人来到巴塘定居经商, 汉文化的到来冲击着当地的藏文化, 而到巴塘的汉族与当地藏族主要是通过汉藏通婚的方式来结成姻亲关系, 以便可以尽快融入当地, 被当地藏族接受。汉藏通婚之后, 血缘上的亲和力使得巴塘的汉藏相处十分融洽, 经过长年的磨合和同化, 很多汉人的文化被藏人所接受。据载民国初期在巴塘县城内有大小汉人寺庙十余处, 包括药王庙、东狱庙、三官庙、观音庙、关帝庙等。清康熙年间部分陕西客商随军队从康定移居巴塘经商, 到雍正五年时由于人数众多, 他们组成了商业行帮, 设立“汉商公会” (当地藏族称其为“甲葱巴”) , 到乾隆十三年修建了这座关帝庙作为商会的会址。现今只有老街上的关帝庙尚存。而就在距离关帝庙不到200m的地方就是一座藏族的寺庙, 汉族的神和藏族的神在巴塘老街里和平的相处, 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包容。
3.1.2 外来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巴塘县因为地理环境优越——适合人居, 战略位置重要——是入藏的门户而一直受到国外的关注。清同治二年 (1863年) , 法国天主教神父巴布埃来到巴塘购买土地修建了一座天主教教堂和两座房屋, 解放后教堂变为了学校。宣统元年至民国十五年 (1909-1926年) , 美以美会先后派遣30多人来巴塘, 在巴塘修建了基督教堂, 开办基督教会小学, 修建医院, 孤儿院 (图21、22) 。其建筑的风格并没有完全依照国外建造, 而是巧妙的跟中国的文化进行了融合, 例如美国基督教基督会的孤儿院, 墙上的标示是典型的中国凤凰图案, 凤尾处巧妙的融进了《圣经马可福音》的经典内容。时至今日, 当年这些由外国人修建的建筑大部分都不存在了, 少部分改作他用, 虽然这些来巴塘的外国人动机并不单纯, 但他们带来的外国文化还是在巴塘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让巴塘的建筑与空间比起其它四川藏区城镇, 有更多的变化, 更易于接受外来影响和新鲜事物。
3.2 巴塘城镇发展的需求
城市的发展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促进城镇生长的动力机制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 土司时期的巴塘由于生产力低下, 人民的生活大多以土司为中心, 寺庙是他们主要的公共场所, 清政府军队带来的移民浪潮促使巴塘县集镇转变;赵尔丰的改土归流给巴塘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城镇这一时间段飞速的川西小集市到几乎成为康区第一都会;民国时期由于没有了政府的支持, 巴塘的发展明显缓慢了下来;民主改革之后的巴塘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镇格局在发展中迅速的改变 (图23) 。这些机制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老街形态的变化。纵观这四个时期, 特别是在解放之前, 老街在巴塘的城镇格局中占主导位置, 整个城镇的发展几乎都是围绕着老街在进行, 因此可以说老街的形态变化与巴塘城镇的发展息息相关。
4 结语
巴塘作为茶马古道上的古老城市, 在汉藏文化乃至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长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巴塘老街更是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载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巴塘吸收容纳了多元文化, 并将其充分体现在城镇建设的方方面面。想要在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很好的利用和保护这些因为不同文化融合与互动而派生出的具有生命力和特色的地域文化, 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 首先要正确的、客观的认识民族城镇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 深入挖掘城镇物质形态与地域文化之间的逻辑构成。
巴塘老街的空间形态依然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 2013年夏天结束调研之季, 位于巴塘老街上的扎仓开始被拆除。伴随着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 很多传统的民族城镇都将面临急剧的变化, 这种改变不似上个世纪文化融合与互动时期柔和转变与磨合, 而是强势的, 几乎不可逆转的改变。民族城镇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与保持本土特色之间寻求平衡点, 如何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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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摘要：本文以西藏与四川接壤处的康区重镇——巴塘为案例, 研究民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文章梳理了巴塘县城老街从清朝至解放初 (1640-1968年) 这一历史时期的空间形态演变过程, 采用历史资料分析和现场考察两种方式, 通过对老街在清朝土司统治时期、清末改土归流时期、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空间形态的研究, 寻找出巴塘老街在这段时期内空间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一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二是巴塘城镇发展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巴塘老街演变的研究, 探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巴塘,老街,空间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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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演变 篇7
邹城为山东省济宁市辖区内的一座县级市,位于鲁西南地区①。邹城历史悠久,早在六千年前已经有古人在此居住,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即达20余处,其中最著名的为野店遗址②;至春秋战国时期为邹国国都,被称为“亚圣”的孟子③即为此时的代表性人物;邹国与当时鲁国并称为“邹鲁圣地”,为我国文化兴盛之地。因此,邹城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孕育与传承之地,此地的民居具有区域传统民居的代表性。
本次民居调研遵循典型性原则,从邹城市唐村镇选取两个村子的6处具有区域代表性的民居,并且调研对象的选择从建造年代上进行筛选,分别选取了60年代民居2处,80年代民居1处,90年代民居1处,2000年代民居2处。调研方法为实地参观、取景、访谈与测绘。
2. 邹城传统民居特点
本次邹城民居调研以1960年代建成的民居历史最长,其形态具有传统民居的典型特征,根据对这个年代的民居调查分析,邹城民居具有以下六个特点,如图表1中的民居一。
(1)四合院布局
四合院是中国北方汉族民居的一种传统建筑形式,因四面建有房屋,中间围合成院子而得名。由此次调研中的民居一的平面形式可以看出,其特征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由北侧的正房,东西厢房,南侧的厨房,围合成中间的庭院。
(2)硬山卷棚顶
屋顶形式为硬山顶与卷棚顶的混合形式,因其房屋山墙顶端有中国传统卷棚顶的瓦垄卷过屋顶,山墙上的线脚则类似硬山顶,笔直而坚挺,并且在正面屋顶上没有屋脊,因此,这种屋顶被称为硬山卷棚顶。
(3)青砖、土坯砖等传统材质
建筑的主要材质为中国民居的传统材质,主要有石头、青砖、土坯砖、青瓦、木头,结构形式为砖木结构。建筑地基为夯土,底端为石头基础,建筑南、东、西立面围护结构均为青砖,北面则为土坯墙。
(4)复合的功能空间
从平面图中,可以看到,正房及东西厢房的平面中没有隔墙,如正房包括有客厅、次卧、主卧等功能,所以在早期的民居中,房子多为复合的功能空间,特别是卧室间的私密性不足。而当需要分开居住时,院子中的东西厢房就会承担起居住的功能,同时也承担起部分客厅或其他功能。
(5)精神空间——堂屋与香台
作为儒家圣地,邹城人一直便受“儒家思想”中的“尊卑”“孝道”等传统道德思想熏陶,所以,在每户人家中,堂屋一直是一个集会客、祭拜等功能的严肃空间,具有精神性意义。每当过年和婚丧嫁娶时,堂屋便成为一个摆设贡品与排位的祭拜祖先的房间。此外,在院子堂屋门的东侧会立有一座香台,在过年时,摆放祭品祭拜天地神灵。
(6)屋宇式大门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大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主要有出入、等级、防御等功能。同样在邹城民居调研中,也发现当地民居的大门也是每户居民非常重视的一点。民居一的大门形式属于屋宇式大门④,面宽为3米,外形上拥有独立的山墙和硬山卷棚式的屋顶,与北京四合院中如意门⑤有相似之处。
3. 传统民居的当代演变及其特征
经过比较与分析1960-2010年代的四处典型民居(表2),邹城传统民居近几十年中在屋顶形式、材质与结构、功能空间等方面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而其院落、精神空间、大门情结等方面基本上延续传统做法。
3.1 传承与沿袭
(1)院落情结的延续
早在《考工记》的都城营造法则中,便反映出中国古人根深的围合观念;而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家国同构”⑥现象中思考,古人对都城的围合应是源于民居中的院落情结。可以说院落是中国传统民居中的灵魂,在邹城传统民居的发展与演变中也体现着这一现象。从民居一到民居四,所有的民居在形制上都有一个相应的院子,这已然转变成了居民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院子情结。
(2)香台依旧
伴随着祭祖等传统习俗与“尊卑”等道德思想的传承,邹城民居中的堂屋和香台依然存在,并继续承担着它们原有的功能。
(3)“门第”气派犹在
除了在屋顶形式与材料上的变化外,一个气派的大门仍然是邹城民居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说在形式及建造法则上已与传统大门大相径庭,但是作为大门的“门第”作用,依然存在。
3.2 变异与发展
(1)坡屋顶到平顶的转变
屋顶形式是传统民居中的特色之处,然而在建筑施工建造技术的进步下,传统民居中的坡屋顶逐渐从90年代左右开始被平屋顶取代。从表1、2中可以看出,民居一的传统硬山卷棚顶,在民居二中已经简化到没有屋顶的卷棚,到了90年代的民居三中,屋顶则已变成了平屋顶,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2)材质及结构的转变
除了屋顶形式的变化之外,这些民居的建筑材料及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具体体现在地面做法、承重结构、维护结构、屋面系统等四个方面(如表2)。
(3)功能空间的细化与大空间
在建筑平面及功能划分中,可以看出,这些民居从一开始的单一房间的多功能空间,逐渐演变到80至90年代的承担各个功能的多房间空间。而到了2000年以后,则开始出现对舒适大空间的需求,并在平面划分中更具灵活性(如表2)。
(4)细部的遗失
材质的改变必然引起了传统建筑细节的遗失与变化,原传统民居中的屋顶线脚、瓦片肌理、砖拱券窗、石头基础等细部,在新建民居中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瓷砖屋檐、预制楼板、方形大窗、水泥抹面。
4. 邹城民居形态演变之成因
可以看出,自1950年代至今,邹城民居形态发生了一系列演变,这种演变与所处时代紧密关联,有其特定的动力机制,在此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生活需求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科技等方方面面取得巨大进步与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居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对居住需求的提高,不仅体现在更大的面积,更高的安全性,也逐渐转向更高的舒适度,更高的精神需要。
(2)技术水平的进步
技术的进步是当代民居演变的最基本条件。材料、施工技术等条件的进步为民居建设提供了更安全、更快速、更舒适的可能。
(3)审美眼光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的知识水平与审美眼光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当迟来的“现代主义”到达中国后,便对包括中国建筑界在内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反映在了当代民居中。
(4)精神传统的坚持
虽然传统民居在多方面外在因素影响下发生着演变,但是地域精神传统仍在人们的血液里流淌与坚持。正是这种坚持,才使得我们发现在当代民居中仍然具有传统民居的灵魂。
5. 小结
通过调研、分析,笔者对邹城民居的形态及其传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以比较的视角分析了邹城传统民居的当代演变特征及其成因。作为建筑工作者,我们应该学习民居对传统精神的坚持,并尝试从文化层面理解使用者的要求,发掘那些功能要求以外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种观念意识的奠定或许比了解民居的物质实态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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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演变 篇8
在城市化热潮中, 我国很多城市面临着千城一面和城市文脉尽失的严峻问题。所以, 在日趋同质化的造城运动中,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何取舍, 如何创新已经成为时代性的难题。事实上, 传统建筑文化有很多值得传承的“闪光点”, 如:空间组合、装饰语言、建筑材料、营造方式等都值得汲取营养。当然, “现代性”与“地域性”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 需要从源头上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反思何为现代建筑的“现代性”, 反思设计语言与设计方法上创新。
2.建筑形态:城市艺术设计的最大载体
建筑创作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再认识和再发现的过程, 除了视觉感受与空间感受, 还要立足脚下的土地, 让城市寻回自己的特色, 让人们寻回文化的认同。主张“本土设计”的崔愷先生认为:“一个好的本土建筑, 它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 也是这个城市的, 更属于这个特定环境的;它不仅仅反映先人的智慧和文化, 更要反映今人的智慧与生活。”[1]所以, 并不存在本土建筑的标准样板, 不同的城市文脉, 不同的场所精神, 不同的建筑环境, 不同的设计师会有不同的具体诠释。
3.双城记:中国当代建筑形态演变思微
为了从差异性的角度阐述本土设计的探索, 本文选取了贝聿铭与王澍在苏杭二州的两个建筑作品为例展开讨论。
3.1苏州博物馆新馆:“中而新, 苏而新”
苏州博物新馆的选址比邻拙政园和忠王府, 作为一个纪念性的展馆, 它是苏州城市文化的缩影和载体。贝聿铭生于苏州, 对苏州的城市、建筑、园林了然于心, 所以他提出了“中而新, 苏而新”的设计定位。在空间组织上, 贝先生将博物馆设计成一个园林式建筑, 并充分考虑现代展览建筑的功能与流线要求。这种空间安排也使得展览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展示展品, 展览环境同样让人赏心悦目, 如同画中游。在建筑形态的创新性方面, 贝先生将其经典的几何美学手法、苏州传统与现代材料的建构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看来, 中国古代建筑美学在于空间群体组织的形与意, 不局限于单体的塑造, 这与西方强调单体的设计哲学是有区别的。
根据“中而新, 苏而新”的设计定位, 贝聿铭采用经典几何的建筑造型与抽象极简的庭院造景手法来实现“古今对话”的空间体验。博物馆主入口是“中而新”的代表, 贝先生采用重檐双坡屋顶的大门是对传统建筑形制的引用, 而材料为钢与玻璃的现代组合。墙体是院落式建筑中最大的界面;为了体现“苏而新”, 贝先生采用白墙、石材薄片构成的“灰瓦”延续了苏派建筑的色彩特点, 具有鲜明的识别性, 大面积白墙与深灰色线条也化解了建筑尺度的压迫感。屋塔作为墙面的延伸, 不但丰富了建筑形体, 增加了采光的机会, 更使得建筑显得修长而挺拔。此外, 贝先生还主张“让光线做设计”, 他将传统连廊的尺度放大, 塑造出一种尊崇的气势。为了获得柔和的光线, 长廊的屋顶由钢与玻璃组成, 并加上细密圆管和木质装饰条作为遮阳构件。为了增强室内外的互动, 长廊墙壁上的菱形洞口向庭院借景也平添了游览中的自然意趣。建筑环境方面, 贝先生将传统文化中对山水的热爱提炼为松树、抽象青山和几何池水的景观构成, 这种极简的现代手法, 不但在意境上具有传统的审美情趣, 也与不远处的拙政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 贝先生还十分注重设计细节, 博物馆的很多灯具都是定制设计, 这些灯具都以“线”为形态构成要素, 辅以钢和玻璃等现代材料, 巧妙的与所在环境有机的结合。
3.2杭州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文人建筑与画意建筑
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区选址于杭州南部的转塘镇, 依山傍水, 野趣横生。作为文人建筑师, 王澍深受中国传统造园思想和山水画的影响, 他试图通过对自然的重构, 将传统的自然观、生活观、建筑观, 根据环境约束以传统营造的方式重构为具有传统画意的建筑。与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贝先生不同的是, 王澍除了从江南园林获取灵感投射到建筑创作之外, 还将造园传统理解为与自然互动的营造活动, 并将其发展为自己的自然哲学。
在设计整体校区之前, 王澍树立了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学园和学苑, 学园代表了“自由和独立”, 学苑代表了一种具有“乡野气质的园林形态”。[2]在建筑整体布局方面, 王澍从书法的练习中得到灵感, 通过两个月的考察与思考之后, 一气呵成。依据“贯气”与“取势”的原则, 他将建筑顺着山势、水势自然摆动, 形成与象山环境相符的最佳形态。整个校区由独立自由的院落式空间组成, 院落朝向与公共空间的组织充分结合地形特征与自身建筑属性的需求, 并无统一性的规约。
王澍将造园传统理解为中国的“本土建筑学”, 在造园哲学到建筑形态的转译过程中, 他并没有使用历史场景再现或者历史元素的变形来唤起公共记忆。相反, 他从建筑形态、景观体验及日常生活的经验为出发点, 将山水画中“逛山”的空间经验应用到建筑与景观的组织中。这种体验与层级分明的路网系统不同, 在曲折的园路或扭转的建筑中行走, 总会有不经意的景致出现, 给人以惊喜感。
建筑语汇方面, 王澍回避了历史主义拼贴符号的手法。他将砖、瓦、竹、木、檐作为一种“造句”的语汇来处理, 与混凝土主体结构按照不同的意向, 以及屋顶与立面的形态变化需求进行重构。尽管有些组合并非真实的建构逻辑, 只是“表皮”手法, 但却较好地化解了巨大尺度的庭院空间给人的压迫感。不同于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上以混凝土为基础, 再刷成白墙, 王澍有意的追求一种“相似差异性”。首先, 他通过废旧砖瓦的再利用实现了材料的“循环建造”, 也尊重了江南建筑“黑、白、灰”的色彩传统。此外, 这些废旧的砖瓦除了物性之外, 还具有文化的记忆, 可以唤起建筑与环境的对话, 以及人与建筑的对话。
意境方面, 王澍除了延续传统的提名方法, 用文本描述出景致的感人之处与记忆共鸣之外, 还努力将山水画“转译”为一栋真实的建筑。当然, 建筑有其环境特性和功能需求, 但王澍力图用“可理解性”来完成他的“转译”。这种创新不是形式上的浅层复制, 他试图让体验者在建筑中游走, 随着视点的变化与景色的演变, 综合各种感知在头脑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山水画面。而体验者感知到的画面与王澍在山水画中最初获得的体验的差异性, 即是他所谓的“可理解性”。
3.3“现代视角”下的“传统”与“传统视角”下的“现代”
以“现代视角”来看待“传统”与以“传统视角”来看待“现代”, 两位建筑师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设计也各有特色。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 贝聿铭用一种抽象的、几何化的方式从空间体验和意境上来实现建筑形态的再生, 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体验。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仍采用混凝土、钢、玻璃和石材等擅长的现代建筑材料塑造建筑形态, 并通过色彩、质感、建筑元素的重构来实现传统的延续性。为了塑造最理想的效果, 庭院中的树木都是不惜代价精心挑选移植而来, 具有布景化的设计倾向, 很多细部设计均为专属定制, 可见贝氏设计价格不菲。
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设计中, 王澍试图营造一种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 充满画意的人文环境。尽管有人质疑其设计语言的“杂糅”和缺少逻辑的层级性, 在建筑采暖、采光、方向的识别度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面对中国文人传统如何在当代延续, 中国造园传统如何在当下创生, 中国的建筑学、中国现代建筑是否可以走出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并不受控于绝对化的标准与框架等问题, 王澍的思考与实践还是真实的和真诚的。
4.传承什么, 创新什么
通过对贝聿铭和王澍的作品分析, 可以看出两位建筑师在“传承”与“再生”问题的共性认识:
首先, 在建筑创作中, 回归传统要注重“具体诠释”。这种“具体诠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他们都并不试图创造一种代表中国传统的建筑, 而是针对性的回答场地切实的问题。“具体诠释”的形式是多样, 意识形态是相似的, 尽管诠释的途径与手法未必一定是全新的, 但却是最适宜的。
其次, 如何继承传统, 包括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应避免从“形式到形式”的“浅层化”理解。事实上, 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渗透在各种传统艺术形式之中, 渗透在生活经验与建造实践之中。这也要求建筑创作中不但要充分考虑建筑的感知体验, 还要重视建筑带来的文化认同感与识别性。
第三, 建筑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综合载体, 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筑创作的有益成分有待进一步挖掘。从更广义的角度看, 建筑设计即是一种广义的环境设计。这种环境设计所追求的是营造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人居环境, 并在环境营造的过程中实现人、境、事、物的再安排。无论秉持何种理论或者主张, 回归地域中人的生活与需求, 回归场地的基本问题, 回归建筑创作的基本问题才是更为理性和务实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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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演变 篇9
一、交易成本的内涵界定
交易成本, 又称交易费用, 现已成为一个在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教授被公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奠基人, 人们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 始于1937年他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广义上的交易成本常被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 用以概括人类社会全部“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当然, 也有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的产生机理角度, 把交易成本细分为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 进而探讨降低交易成本的不同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易”已成为最普遍的经济行为。在这些“交易行为”中, 为了找到交易的对方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和物力, 即“搜寻成本”;为了顺利达成交易双方需要签订契约, 这中间需要支付一定的“谈判成本”;为了确保所签契约得以切实履行, 又需要支付一定的“监督成本”。而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则可能产生七项成本, 即:搜索成本、比较成本、检验成本、协商成本、定购成本、物流成本以及售后服务成本等。可见, 交易成本即是为了完成交易行为而付出的时间、体力、货币、知识等各种成本的总和。获得市场信息、寻找交易伙伴、对交易价格及其交易条件达成共识、在交易过程中对分歧进行调解甚至仲裁等, 均构成交易成本。
二、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货币形态演变过程
交易成本的产生与交易双方的时空阻隔、经济交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充分等因素有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制度与科技进步, 货币的形态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过程。而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来探究货币形态的演变过程, 表明通过建立不同的货币制度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1. 实物货币阶段。
古代的货币是以实物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即实物货币是货币形态发展的最原始形式。在原始社会条件下, 需要对方提供具有同等价值的、常见的、容易被他人接受的商品作为实物货币。实物货币由于具有同等价值又是常见的商品, 就可以比较容易寻找到潜在的买者或卖者, 因为双方均各自拥有对方所需要的“物品”——实物货币, 从而节约搜寻中的时间成本, 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另外, 实物货币越是容易被他人接受就越能够促使交易双方谈判并达成一致。
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实物货币, 是因为它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发生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较低, 即使实物货币本身不是有价值的商品也能为人们所接受;反之, 如果一种“实物货币”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发生的交易成本较高, 即使其本身有价值也不能为人们普遍接受。所以, 人们倾向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节约交易成本的商品来作为实物货币。直接的物物交换和实物货币交易相比较, 前者的搜寻成本较高但交易次数仅需要一次, 而实物货币交易的次数需要两次。由于使用实物货币交易双方仍需付出较高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 交易成本高则成为实物货币的天然缺陷。
2. 金属货币阶段。
由于商品交易范围和区域的不断扩大, 使实物货币在另一个区域可能得不到普遍承认, 致使在寻找交易对象以及达成一致契约方面仍会发生较高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所以, 使用实物货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个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易。这在客观上迫切要求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来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形态出现。由于金属货币可以在较广的范围内被接受, 所以实物货币向金属货币的转化过程本身即是交易成本下降的过程。起初金属货币的币材是铁等贱金属, 但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域的限制, 币材逐渐固定到贵金属 (金或银) 身上。由于金属货币最初是以实物货币的形式出现的, 致使每笔交易均需称重量, 鉴定成色, 进行分割等。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 人们便把货币金属铸成具有一定形状、一定重量, 并具有一定成色的金属铸币。可见, 由于金属货币的价值高、不易腐烂、容易携带和分割, 因而作为交易媒介比实物货币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 从而金属货币替代了实物货币而成为一种主流货币。
3. 纸质货币阶段。
纸质货币阶段主要包括纸币和信用货币, 而信用货币的主要形式是银行券。作为交换的媒介而言, 货币只是交换的手段, 而不是交换的目的。纸质货币显而易见的特点是其本身的价值低于它所代表的货币价值。当代经济社会中, 由于各国银行券已经不再兑现金属货币, 因此银行券和纸币已基本成为同一概念, 即成为现代货币。一般来说, 信用货币除了现金外, 还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有价证券等。其中就存款通货和商业票据而言, 存款通货是可用于转账结算的存款, 与银行券同样发挥着货币的作用。商业票据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 经过背书可以转让, 发挥了货币的作用。印刷纸质货币所花费的成本远比铸造金属货币的成本要低得多, 而且便于携带和运输。使纸质货币在进行媒介商品交换时, 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比金属货币更低。
4. 电子货币阶段。
随着现代信用制度和电子技术的发展, 逐步产生了电子货币。其实, 电子货币是一种以电子脉冲替代纸张进行资金传输和储存的信用货币。电子货币通常是利用电脑或储值卡来进行金融交易和支付活动, 一般认为其主要形式是信用卡。电子货币作为一种纯粹观念性的货币, 其实理论上它是不需要任何物质性的货币材料。这种贮存于银行电子计算机中的存款货币, 使一切交易活动的结转账均能通过银行计算机网络完成, 既迅速又方便, 可以节省银行处理大量票据的费用。电子货币减少了巨额纸币印刷、发行、现金流通、物理搬运 (物流) 和点钞等大量的费用支出, 最大限度降低了交换的时空成本。可见, 电子货币的出现增强了货币的媒介效率,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 电子货币产生并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现实需求。另外, 由于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也必将促进货币电子化的进程。同时, 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迅速发展, 电子货币替代效应日益显现, 将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取代传统货币。
三、货币形态演变的交易成本递减规律
由于交易成本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彻底消除交易成本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交易成本却是可以逐步降低的。综观货币形态演变全过程, 其中呈现出交易成本递减规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信用风险是递增的。货币形态不断演变, 货币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货币流通费用不断降低, 从而使交易行为更顺利完成, 交易成本进一步得以降低。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制度和技术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两种关键力量。电子货币的出现则是制度和技术这两种主要因素共同作用致使交易成本降低的必然结果。基于交易成本视角, 电子货币必将代表货币形态演变的方向, 助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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