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演变（共10篇）
格局演变 篇1
前言
城市空间格局是城市发展的骨架, 是在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人文、政策的产物。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是衡量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 烟台市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城市问题。通过对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 有助于解决城市发展的各项问题, 优化城市整体布局。文章利用GIS和RS强大的空间分析能力, 与城市空间格局分析模型结合起来, 综合研究烟台市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
1 工区概况
烟台市位于山东省东部, 地理位置为北纬37°14′~37°40′, 东经121°02′~121°34′。工区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公里, 以半岛类型的地貌特征为主, 人类活动强烈, 城市空间分布差异大。
2 基于RS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2.1 信息源
文章以遥感信息为主要信息源, 包括航空遥感信息和航天遥感信息。
航空遥感信息采用的是国家测绘研究所提供的黑白航空像片, 摄影时间为1998年12月10日, 绝对航高6900m, 最大畸变差为-0.005mm, 焦距为214.84mm, 采用1:3.2万的摄影比例尺, 分辨率为0.1m, 基本能满足城市空间格局分析的应用。航天遥感信息采用的是TM数字图像, 图像为多中心投影, 像元分辨率为30m, 能综合分析地面空间格局特征。
2.2 遥感图像处理
2.2.1 数字图像校正
数字图像校正包括卫星图像几何校正、航空像片正射校正、多元信息复合、数字图像增强处理等。
2.2.2 信息融合
信息融合是遥感数据与非遥感数据在同一坐标系中, 采用一定的算法生成新的信息或图像的过程。
2.3 城市信息的分类提取
根据烟台市的实际情况, 参照常用的城市格局研究分类方法, 对烟台市进行空间类型进行划分:
(1) 旱地, 主要靠天然降水生长作物的耕地;
(2) 林地, 指天然或人工林地;
(3) 城镇用地, 包括人类居住用地、工矿企业用地等;
(4) 水域, 指天然或人工形成的水体用地。
3 基于GIS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3.1 数据库构建
遥感图像、航空像片通过预处理, 提取信息后录入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库的属性数据包括三类: (1) 系统属性数据; (2) 根据系统生成的属性数据经过计算而得出的数据; (3) 用户属性数据。
3.2 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分析
对比分析烟台市1998年和2008年的城市数据变化, 见表1和图1。
从图1可知, 城镇用地、林地和水域的总面积有所增加, 而旱地面积有所减少, 反映在平均面积上可以看出, 旱地同样减少。从周长数据来看, 城镇用地、林地、旱地的总周长都降低, 而平均周长相对增加。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烟台市的各项用地面积比例向着面积较大的优势方向推进。
3.3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烟台市1998年和2008年的城市格局分析, 可以发现该市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存在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
(1) 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 城市绿化空间减少, 生物多样性受损, 生态稳定性降低。
(2) 由于土地被长期闲置, 地表植被被破坏, 城市周围水土流失日益加剧。
(3) 城市结构单一, 城市结构组分的不断减少, 造成城市的自然单元类型简单, 缺乏空间层次感和生态美学。
(4) 城市通达性也明显降低, 主要表现在生态连通性的降低和视觉通达性受阻。
4 结束语
文章将烟台市的城市空间类型分为城镇用地、林地、旱地和水域, 并根据空间结构原理分析烟台市的空间结构, 并采用数量化方法分析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基本思路是利用遥感 (RS) 技术获取不同时段的城市单元信息, 并在地理信息系统 (GIS) 方法支持下, 运用各种定量分析模型分析和模拟烟台市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 从而提示烟台市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 以及格局的稳定性和动态变化性。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对该市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不仅提取了各种信息数据, 而且对烟台市不同时期的城市空间单元类型分布现状进行了虚拟再现, 提高了实用性和可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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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红刚.济南市城区空间格局演变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2009.
格局演变 篇2
摘要：以1985,1995,TM卫星遥感数据为基础,利用ERDAS、GIS软件,对鄱阳湖湿地数量结构和空间转移情况进行分析,并运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对湿地景观斑块分维度、优势度指数、多样性指数、破碎度指数进行分析,并分析其反映出的特征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985～20,鄱阳湖湿地及周边景观类型数量结构中,滩地、水库坑塘、林地和草地减少最为显著,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和旱地明显增加;通过景观格局指数分析,鄱阳湖湿地景观分维数和优势度减少,多样性和破碎度增加.作 者：肖复明 张学玲 蔡海生 XIAO Fuming ZHANG Xueling CAI Haisheng 作者单位：肖复明,XIAO Fuming(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江西,南昌,330032)
张学玲,ZHANG Xueling(江西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南昌,330045)
蔡海生,CAI Haisheng(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江西,南昌,330045;江西农业大学,鄱阳湖流域农业与生态工程技术中心,江西,南昌,330045)
格局演变 篇3
关键词：大众传媒 改革开放 宏观经济 格局演变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传统媒体的强势地位迅速被打破，中国的大众传媒格局加快了变革与演进的步伐。本文将承接上篇继续解读2005年以后的大众传媒生产规模、广告收入和传媒格局的演变，并基于对数据的挖掘分析，对大众传媒格局演变进行历史阶段划分。
一、大众传媒生产规模的演变（2005—2010）
1.平面媒体生产规模
1997年至2010年，报纸出版种数在波动后渐趋平稳，2004年以来始终维持在1935种左右。这一时期通过对报业结构的调整，使报业规模实现更合理、更多元化的平衡发展。
1978年至2010年，中国的期刊出版种数从930种增长到了9884种。相较于报纸出版种数的变化，期刊出版种数的波动相对稳定，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仅在1990年和2006年出现了—5.38%和—0.23%的负增长。
2.电子媒体生产规模
1978年至1997年，广播电台实现快速发展，从初期的93座增长到1997年的1363座。1998年至2009年，广播电台数量锐减，发展缓慢。自2005年开始，广播电台数量更是持续减少，一直稳定在250座左右。
2003年至2009年，这6年电视台数量持续下滑。这一时期，电视台的调整与合并持续进行，电视台数量逐年递减，平均跌幅为4.14%。2003年，电视台的数量由前一年的368座减少至317座，跌幅高达13.86%。到了2009年，全国的电视台已经减少至272座。
3.互联网媒体生产规模
2001至2009年，中国网站数量持续增加，由原先的27.71万个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323.18万个。就年增长率而言，这一时期的发展非常不稳定。2001年和2005年的增长相对缓慢，年增长率分别为4.41%和3.74%，这与当年传媒业整体发展缓慢的背景不无关系。2008年，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为互联网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一年，网站的年增长率高达91.38%。而2010年，国家开始对互联网进行整治，取缔了一批非法网站，这一年，网站总数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降幅为40.96%，网站总数回落至190.81万个。
二、大众传媒广告市场（2005—2010）
1.平面媒体广告市场
2006年，报纸在新一轮的媒体竞争中，把握了内容采集的优势，纵深挖掘广告资源，年增长率达22.08%。房地产和药品广告一直是报纸广告的支柱性门类，自2007年起，国家对药品广告加强了监管力度，同时，由于国家政策的因素，房地产行业广告投放逐渐减少。除此之外，电视媒体、互联网媒体也对报纸广告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报纸广告的发展愈发艰难。2004年至2010年，报纸广告的份额占比始终未能超过20%，且逐年下降的趋势明显。
1983年，期刊的广告收入仅为0.11亿元，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32.22亿元。从1983年到1994年的12年间，就广告经营额的增长率而言，期刊广告的发展波动幅度较大。1995年至2010年，期刊广告的波动性有所减缓，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较上一时期明显缩小。然而，不同于前期的逐年增长，这一时期期刊广告开始呈现出乏力之勢，多次出现了负增长。在下滑明显的2004年，跌幅高达16.45%，整个期刊的广告经营不容乐观。
2.电子媒体广告市场
进入21世纪之后，广播广告进入稳定增长时期。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将该年定为中国的“广播发展年”，为广播广告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04年和2006年，广播广告的增速均实现了这一时期的重大突破，分别为28.67%和47.17%。到2010年，广播广告经营额达到77.17亿元。从广播广告占广告经营总额的份额来看，2000年以后，广播广告占广告经营总额比例一度走低，维持在2%左右。到2006年，广播广告占比增长到3.64%。之后基本稳定在3%以上。
2005年，电视广告经营额为355.29亿元，到2010年，电视广告经营额已达679.83亿元，仍高于其他各种媒体的广告收入。但从增速来看，从2002年开始，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长率呈现中等幅度的波动状态，基本维持在10%至30%之间。从电视广告占广告经营总额的份额来看，2005年至2010年，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高速发展，以及21世纪初的趋于平稳之后，电视广告的市场份额在稳定中实现小幅波动增长，从2005年的23.53%发展为2010年的29.05%。
3.互联网媒体广告市场
2004年之后，在视频网站、SNS和网络游戏等应用的引领下，Web2.0时代鼓励个人参与、创作与分享的特征愈发明晰，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的“精准营销”“社区营销”“口碑营销”“跨媒体营销”“事件营销”等成为网络营销的热点。在此期间，互联网广告经营额和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互联网广告经营额还只有31.3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达到206.1亿元。在2009年，虽然互联网广告的增长较之前出现了明显下滑，但仍达21.24%，远高于四大传统媒体和广告经营总额的年增长率。
伴随着互联网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互联网广告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且上升趋势十分明显。2005年，互联网在广告经营总额中的占比已扩大至2.21%，比期刊的广告市场份额高出0.45%（当年期刊广告的市场份额为1.76%）。到了2007年，互联网的广告市场份额达6.09%，已经超越期刊和广播的广告市场份额。2008年，虽然互联网的广告市场份额出现了下滑，但仍高于当年期刊广告和广播的广告市场份额。在随后的2009年，互联网广告的占比迅速回升到8.33%，大大高出期刊广告的1.49%和广播广告的3.56%。虽然，互联网广告的市场份额与报纸广告和电视广告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增势明显。
表 1978—2009年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发展增速对比
三、大众传媒格局演变的历史阶段划分及特点
基于对大众传媒发展数据的持续关注和分析，我们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对当代大众传媒格局进行清晰描述的合适时机。数据分析和量化考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30多年来大众传媒的发展规模和广告市场进行数据聚类和对比分析，使得我国大众传媒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变化节点逐渐清晰起来。
1.1978—1990：平面媒体占据优势地位
在生产规模方面，这一时期，四大传统媒体均呈现发展壮大之势。由于考量各媒体发展规模的指标不一，本文以平均年增长率为依据对大众传媒在特定时期的规模发展进行对比。1978年至1990年，报纸出版种数的平均年增长率达44.49%，遥遥领先于同时期其他三大媒体。虽然期刊出版种数的平均年增长率在这一时期略低于广播电台，但由于报纸出版种数的平均年增长率远高于电视台，总体来说，平面媒体的增速在这一时期高于电子媒体的增速。
从广告市场来看，1983年至1990年，报纸广告在广告市场上的份额始终高居四大传统媒体首位，可谓“报业黄金期”。鼎盛时期的1985年，其市场份额高达35.31%，即使在与电视广告最为接近的1990年，报纸广告的市场份额也比电视高出4.64个百分点。期刊广告与广播广告的市场份额相对而言一直处于低位状态，在1983年和1984年，广播广告的市场份额略高于期刊广告，但之后便与期刊广告的占比相趋同，甚至略低于期刊广告的市场份额。数据表明，1983年至1990年，平面媒体的广告市场份额始终居于领先地位，虽然电子媒体与之日益接近，但平面媒体仍占有一定优势，平面媒体是这一时期独领风骚的媒体。
2.1991—2004：电子媒体赶超平面媒体
从媒体生产规模的增速来看，与1978年至1990年间各媒体生产规模的逐年上扬不同，1991年至2004年，受媒体政策变化的影响，这一时期各媒体的发展情况复杂，起伏较大。1997年，国家对广播电视治理整顿工作的开展，直接导致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1998年骤减。但这一时期，广播、电视生产规模的平均增速分别为5.89%和4.13%，仍双双高于报纸和期刊。由此可见，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积淀，电子媒体在这一时期全面赶超平面媒体，大众传媒的格局就此改变。
从广告市场来看，199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达10亿元，占当年广告经营总额的28.53%，比报纸广告27.42%的占比高出1.11%。虽然电视广告经营额占比仅以微弱优势取胜，但这却是自1979年广告恢复以来电视广告份额首次超越报纸。1992年，电视广告经营额再度名列榜首，新的传媒格局开始凸现。虽然在1993年和1994年，报纸广告份额反超了电视，但自1995年起，电视广告份额始终高于报纸，电视广告的优势地位日渐稳固。与前一时期相似，1991年至2004年，期刊和广播的市场份额仍处于低位状态，但广播的市场份额略高于期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电子媒体的广告份额始终高于平面媒体，且占有一定优势，前一时期平面媒体在大众传媒格局中所占据的优势，在这一时期被电子媒体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广告市场份额与平面媒体和电子媒體的广告市场份额均相差甚远，但是，互联网媒体这一时期生产规模的增速高达314.56%，其迅猛发展之势预示着大众传媒格局新的变革。
3.2005—2010：互联网媒体实现迅猛发展
从生产规模来看，2005年至2009年，广播、电视生产规模的平均增速双双跌破正值，下滑幅度分别为2.3%和2.83%，这与国家对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调整与合并密切相关。报纸和期刊生产规模的增速同样双双放缓，分别为0.15%和0.76%。互联网媒体生产规模的增速优势十分明显，增速达41.45%，远远高出四大传统媒体。
从广告市场来看，2005年至2009年，电视的市场份额仍占据包括互联网媒体在内的五大媒体之首，报纸的市场份额已无法与电视相抗衡且差距逐年拉大。广播与期刊整体而言仍处于低位状态，不同的是，广播一改与期刊不分伯仲的状态，逐渐超越了期刊的市场份额。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是互联网。2005年，互联网广告经营额占广告经营总额的2.21%，超越了期刊。2007年，互联网广告市场份额达6.09%，继超越期刊的市场占比之后又赶超了广播，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增长之势。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媒体的广告市场份额仍保持各类媒体之首，平面媒体的广告市场份额则呈现缓慢下降之势，但互联网媒体的强劲发展势头，已经宣告了新的大众传媒格局的产生。同时，这一时期的大众传媒的格局也表现出平面媒体、电子媒体、互联网媒体在竞争中相互融合的特点。
当下，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在充分意识到互联网媒体威胁的同时，开始充分汲取互联网媒体的先进技术与传播方式，大众传媒呈现出融合之势。报刊及广播电视业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开始延伸到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领域，力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数字报刊、数字广播、数字电视也应运而生。媒体间的相互合作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优势的互补，大众传媒的格局从竞争向融合的状态迈进。
由于数据的局限，本文没有将受众规模纳入考察大众传媒格局演变的参考变量，这是本研究的遗憾。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大众传媒格局的变化，并对媒介融合时代各媒体在演变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析。
作者文春英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
隋欣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甘肃省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特点 篇4
区域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进行的, 区域空间结构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布局状况、生产要素聚集程度[1]。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必定是区域差距的原因。因此需要了解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状况和特点, 通过调整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发展和完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产业结构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 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化。鉴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作用, 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偏离——份额分析模型是一种定量研究方法, 能准确的评价经济运行成效, 被广泛运用于产业结构演进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研究。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资源、财富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分配形态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2]。
1 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综述
不同的学者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陆大道认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 (陆大道, 1995) 。崔功豪等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要素的相对区位关系和形式, 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区位特点以及在地域空间中的相互关系 (崔功豪、魏清泉等, 1999) 。陈才认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在一定地域上的空间组合关系, 是区域经济的中心、外围、网络诸关系的总和 (陈才, 2001) 。曾菊新认为, “空间经济结构”指的是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在一定地理范围中以分布的位置、形态、规模和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存在形式和客观实体, 它反映了以地理空间为载体的经济事物的区位关系和空间组织形态, 为各种物质实体要素构成某种空间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总和, 它体现了事物的属性和相互关系, 是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一定地域范围所形成的空间组织形式 (曾菊新, 1996) 。陆玉麒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一定地域范围所形成的组织形式, 包括的内容: (1) 以资源开发和人类经济活动场所为载荷的经济地域中心问题的空间分异与组织关系。 (2) 空间实体构成的某种等级规模关系。 (3) 各种空间实体之间存在的某种要素流的形式 (陆玉麒, 1998) 。樊新生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有以下两个内涵: (1) 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及经济客体的空间集聚形态; (2) 指空间经济客体之间某种性质的联系, 强调经济客体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樊新生, 2005) 。王世豪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象, 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和升级。同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可由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等级和优化程度体现出来, 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又反映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状态和演化过程 (王世豪, 2007) 。
2 研究思路和方法
由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有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地理学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研究区域经济学。本文利用Arcview来表达地理空间模型中包含的区域经济特征, 直接利用大量数据借助软件制图, 通过图形思维来观察和分析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本文以地州、市域为空间的点要素来研究, 假定研究的空间单元都为均质的区域。通过研究1995年以来甘肃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个地州 (市) 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 从整体上分析甘肃经济的空间变化和特点。
文中首先选取人均GDP作为经济结构的评价指标, 因为人均GDP可以反映人均经济增长情况, 能够比较充分的反映区域间差异的程度, 并且可以从现行的官方统计资料中获取数据, 保证数据的可信度和完整度。其次分别选取三大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甘肃产业布局演变的评价指标。
选取甘肃各州 (市) 1995年、2000年和2008年的人均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 文章以2008年的行政区划为准, 将各州、市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 共14个研究单元。数据来源于《甘肃统计年鉴》。
在Arcview中把该研究对应的属性值 (人均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 与图形相结合, 对其经济空间结构、产业分布空间格局进行研究, 对整个甘肃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 进而深入分析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的特点。
3 甘肃省经济空间结构
过程记述客体在t0, t1, …, tn时的状况, 即客体的时间结构。空间演变过程着眼于要素集合时空耦合的动态发展过程, 研究它们沿时序轴的空间发生、发展、增长、扩散、演变过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指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空间联系在时间轴上的变化[3]。
3.1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根据甘肃1995年、2000年、2008年各州、市 (包括地级城市的市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 按全省平均水平的150%、100%、50%把各州、市相对地划分为经济发达区、次发达区、欠发达区和落后区4种类型。
注:每对数字代表人均GDP范围, 如“25911, 69414”代表2008年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大于25911元而小于等于69414元
1995年甘肃省的基本经济空间格局为:发达地区有3个, 分别是嘉峪关市、兰州市和金昌市;次发达地区1个, 为酒泉地区;欠发达地区有3个, 分别是张掖地区、武威地区及白银市;落后地区有7个, 分别是庆阳、平凉、陇南、甘南、临夏、定西、天水, 其中庆阳、天水、平凉、甘南地区人均GDP均接近全省水平的50%, 其余3个地区人均GDP 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8%左右。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 经济发达区也是甘肃省资源型城市。
2000年甘肃省的基本经济空间格局为:酒泉地区上升为发达地区 (由1995年1.38上升到1.61) , 甘肃省的发达地区增加到4个, 分别是嘉峪关市、兰州市、金昌市和酒泉地区;张掖市由欠发达区上升为次发达地区 (由1995年0.92上升到1.06) ;欠发达地区有3个, 分别是平凉、武威地区及白银市, 平凉地区由落后地区上升为欠发达地区 (由1995年0.46上升到0.59) ;落后地区减少了1个, 有7个, 分别是庆阳、陇南、甘南、临夏、定西、天水, 其中庆阳、天水、平凉、甘南地区人均GDP均接近全省水平的50%, 其余2个地区人均GDP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30%左右。
至2008年甘肃省的基本经济空间格局为:发达地区减少, 仅有2个, 分别是嘉峪关市和金昌市;酒泉市和兰州市成为次发达地区;原为次发达地区的张掖市成为欠发达地区, 而原为落后地区的庆阳上升为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有4个, 分别是张掖地区、武威地区、白银市和庆阳地区;落后地区有6个, 分别是平凉、陇南、甘南、临夏、定西、天水。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 嘉峪关市的人均GDP是定西的19.24倍。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基本保持不变, 主要依托资源型城市带动经济增长, 未出现增长极带动周边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
3.2 甘肃第一产业空间格局演变
根据甘肃1995～2008年历年各地 (市) 第一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农业化程度, 分析甘肃农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变。
1995年临夏州和张掖市 (分别是0.506、0.504) 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0.5, 除金昌市、嘉峪关市、兰州市、白银市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小于0.25外, 其他各州、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均在0.25～0.5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比重逐年降低。2000年甘肃各地区农业产值占总产值均小于0.5, 农业比重小于0.25的地区增加到6个, 即酒泉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兰州市、白银市与天水市。与2000年相比2008年甘肃各地区农业产值占总产值小于0.25的地区增加了4个, 即武威、临夏、庆阳和平凉地区, 其余各地区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有减少。
3.3 甘肃第二产业空间格局演变
根据甘肃1995～2008年历年各州 (市)
第二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工业化程度, 分析甘肃工业化空间布局及其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甘肃工业化程度 (整体上) 比较低。1995年嘉峪关市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大于0.75;金昌市、白银市和兰州市工业生产总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0.5外, 其他各州、市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均小于0.5。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是资源型城市, 点状分布。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原来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进一步发展, 工业化空间布局出现扩张的趋势。2000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大于0.5的地区仍然为4个, 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大于0.2但小于0.5的地区由1995年的4个增加到8个, 即酒泉、张掖、武威、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及临夏, 但有两个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小于0.25, 即甘南州和定西地区。与2000年相比, 2008年金昌市的比重超过了0.5;兰州市的比重略有下降, 低于0.5;庆阳地区工业比重上升, 大于0.5;甘肃各地区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大于0.5的地区仍然是4个。其余各地区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有增加但变化不大。
嘉峪关市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偏西, 是伴随1958年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现在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工业旅游城市, 处于工业化中期。金昌市, 又称为我国的“镍都”, 是依托当地矿产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矿业城市, 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和钴铂族元素提炼中心。目前, 已探明的各类矿藏有50多种, 在有色金属矿产中, 镍、铜、钴、铂储量最为丰富。其中镍金属储量为444万吨, 占全国保有储量的78%以上;铜金属储量280万吨, 位居国内第二;铂、钴金属储量也分别位居国内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丰富的矿产资源为金昌出口创造条件。仅在2005年金昌的金川集团公司镍、钴出口数量分别达到了7766吨和444吨, 出口创汇11569万美元和444万美元;2006年上半年, 铜出口量达到2500吨, 出口金额为1194万美元。可见, 金昌市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有色金属资源及其相关产业已构成其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主导。白银市是我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基地之一, 是以铜矿资源开采加工而形成的资源型城市, 被誉为“铜城”。经济发展是以有色冶金、化工、煤炭、电力、建材等资源耗竭型工业为主。庆阳是甘肃的石油天然气化工基地、长庆油田的主产区, 石油资源储量28.47亿吨, 2003年原油产量为186万吨;西峰油田已探明三级地质储量4亿多吨, 庆阳煤炭藏覆盖全市, 全省1428亿吨预测储量中, 庆阳占1342亿吨, 是全省预测储量的94%。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甘肃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整体上比较低, 1995年各地区、市第三产业比重均低于0.5, 其中有6个地区、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0.25。2000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逐步上升, 出现比重大于0.5的地区, 共计5个, 分别是武威、兰州市、平凉、天水和甘南州;比重小于0.25的地区减少为3个, 张掖、白银、临夏州的比重略有上升, 均超过0.5。与2000年相比2008年甘肃各地区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小于0.25的地区只有3个, 即嘉峪关市、金昌市和庆阳市, 其余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大于0.25小于0.5;与2000年相比, 武威、兰州、平凉、天水、甘南州第三产业的比重均有所下降。
4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特点
根据经济空间结构理论, 一个特定范围内的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是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的。以2008年的行政区划为准, 将各地州、市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 共14个研究单元。依据《甘肃统计年鉴》中的公开数据, 使用GDP这一指标测算了1995～2008年期间各地州、市经济总量及其在全区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的增减变化情况, 如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用GDP总量反映的甘肃区域内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特点如下:
(1) 经济要素在不同空间点之间配置状况没有显著变化。1995年以来各地州、市在全区GDP中所占的比重有升有降, 但变化幅度不大。金昌市、庆阳地区比重略有上升。兰州市、天水市、张掖地区的比重有所下降。
(2) 整个甘肃呈现“单极核”经济结构。“单极核”结构明显。1995年、2000年与2008年兰州市GDP总量占全甘肃省经济总量分别为27%、29%和38%。由于人口分布不均衡嘉峪关、金昌、白银、庆阳地区GDP总量占全甘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大, 但人均GDP位于前列, 经济较发达地区均集中在资源型城市, 矿产资源丰富;而较落后地区均集中在农业地区, 工业产值低。
(3) 甘肃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工业化程度的空间差异与甘肃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开发在甘肃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主要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甘肃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但同时也面临资源枯竭城市所面临的转型问题, 不利于甘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工业化的初期, 矿产资源开发是区域发展的初始动力。可以直接增加收入,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可以吸引外部投资, 改善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 为区域发展创造条件;可以通过前向、后向联系形成产业集群。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 各种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和经济意义会发生变化, 将导致区域主导产业的变更, 经济增长点的兴衰更替。因此, 甘肃矿产资源及其分布的空间差异是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决定因素之一。
5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 1995年以来, 工业化是甘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工业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演变与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存在着空间耦合关系。
按照弗里德曼等学者的研究, 甘肃工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该阶段的空间格局特点主要表现在:①强大的中心——外围阶段。在这一阶段, 低水平经济空间均衡状态被打破, 空间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 大量企业家、知识分子、劳动力由外围地区向中心迁移,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为中心——外围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②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发展迅速。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方便的地区, 工业首先获得快速发展, 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进一步吸引大量流动人口在此聚集, 使相关服务业得到发展, 逐步成为城镇或工矿城市。在这一阶段, 若干封闭性的地方中心可能发展成为城市, 也可能衰落或者发展缓慢。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有: (1) 甘肃各地州 (市) 经济发展差距大, 缺乏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州 (市) , 不利于经济的集聚。 (2) 甘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农牧区。 (3) 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域人均GDP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但总产值占甘肃省GDP总量比重不大。 (4) 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嘉峪关、白银、金昌均属于资源型城市, 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
因此, 要加快甘肃经济发展, 必须对区域集聚效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要发挥各“点”的经济优势, 重点培育兰州、天水、嘉峪关为经济增长点, 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提高产业结构层次, 强化集约开发, 优化甘肃省产业结构。要对甘肃工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 甘肃重工业内部结构单一, 主要是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资源型工业, 对产业结构进行提升, 实现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升级的科学化和有序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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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演变 篇5
日
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首相安倍晋三主要智囊谷内正太郎曾表示：“对于21世纪的日本外交来说，如何与中国相处是最大课题。这个课题对于安倍政权而言，尤其困难，尤其沉重。”
国际局势影响中日关系
确实，安倍两次当选首相，中日关系均处于“冰点”。2006年9月第一次当选首相时，用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的话说：“由于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当选首相时，因野田佳彦政权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而导致中日关系高度紧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安倍两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反差。
首次执政后，安倍一改“鹰派”立场，不仅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就任40多天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会谈，表示希望中日双方能进行全面合作，提出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对缔结中日经济合作协定表现出积极态度，而且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在朝鲜核试验后，安倍甚至一改之前“发展短程核武器并不违反日本和平宪法”的立场，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是政府的基本方针，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异议”。
再次执政后，安倍无视中国在钓鱼岛、靖国神社、和平宪法三个问题上的“重大关切”，拒不承认和中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之争，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而且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处处和中国“较劲”。
安倍两次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和立场，为何出现明显反差？自民党前干事长中川秀直表示：“（安倍）首相不是以意识形态定标准的人。安倍的转变不是‘君子豹变，而是立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考量的政治姿态。”那么，安倍再度执政后，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解析这一问题，是认识当今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走向的关键。
毋庸置疑，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投影。20世纪70年代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至80年代中，中日两国曾经历“政热经热”的所谓“蜜月期”。“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是“中日关系四原则”。之所以如此，除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理性务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尼克松根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的建议，提出了“以欧洲为重点、以中东为咽喉、以亚洲为侧翼”的战略构想，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并和中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任何试图建立霸权主义的努力”。卡特执政后，中美正式建交。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实施，中美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随后，美国五角大楼又提出了“再平衡战略”，其遏制中国的用意，堪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的对华政策，成为安倍实施“夺回强大日本”战略目标的重要国际背景。
“安倍外交”迎合美国战略
2011年11月中旬，在檀香山APEC峰会上，美国着力鼓吹早在2009年已经提出、但长期遭受冷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12月6日，在美国智囊机构美国企业所（AEI）一场关于TPP的专题研讨会上，为美国政府和大公司代理贸易诉讼的大律师加里·霍力克转述了奥巴马的话：“如果我们不为亚洲确立游戏规则，那中国就会。”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奥巴马致电祝贺并要求安倍为日本加入TPP尽力。安倍表示，只要对日本有益，一定尽力。
2014年4月下旬，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一再“敦促”日本在农产品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推进TPP谈判，而安倍则针锋相对地要求美国取消汽车关税。由于两者互不相让，双方未能达成合意。美日TPP协议总共29章，由于互不妥协，目前双方止步于10章。今年4月底安倍访美期间，和奥巴马在华盛顿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双方“郑重承诺”将完成TPP协议，并计划领导其他TPP伙伴“迅速且成功地”结束广泛会谈。今年7月28日，TPP12个相关国家的贸易部长齐聚夏威夷毛伊岛。美国称，“打算完成TPP最后一轮谈判”。但是，曾任小布什政府贸易代表的克莱顿·尤特认为：“等他们到达夏威夷时，会发现情况有多困难。画上句号比他们想象中的困难得多。”
在经贸方面，美日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还存在分歧。在防卫合作方面，美日两国却几乎“一拍即合”。在“美主日从”的双边关系中，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因为美国对日本有战略需求。近年，美国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首先，来自俄罗斯的挑战。2000年普京首度执政后，即着力重塑俄罗斯的大国实力和形象，再度执政后更是不断强化军事实力。近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冲突，美俄矛盾进一步加剧。其次，特别在“9.11事件”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愈演愈烈，近乎无解。第三，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建设，被美国视为对其主导的世界经济和战略格局的“威胁”。最后，美国北约盟友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按布鲁金斯学会托马斯·怀特的说法，“北约继续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美欧关系的价值如今正不断遭受质疑”。因此，日美同盟作为“亚太版北约”的价值，日益突显。
日本清楚地意识到——如其《防卫白皮书》所写道的，由于财力等因素，“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发生相对变化”，同时认识到，“夺回强大日本”的机会已经来临。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安倍政权实施了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旗号，以“独立强军”为本质的战略。其最终目标，就是修改“和平宪法”。
“迂回战略”转变防卫政策
日本修宪，需要过“三道坎”：美国、国会、民众。美国多次表态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自民、公明两党在众议院475个议席中各占290席和35席，在参议院242个席位中各占114席和20席，“执政联盟”对各项法案的表决“稳操胜券”。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多数民众支持，民众这道坎，安倍无法逾越。于是，安倍实施“迂回战略”，即绕过民众这道坎，通过修改安保相关法案，使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
今年5月11日，联合执政的日本自民、公明两党就修改由《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等10个法案汇总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以及新制定的《国际和平支持法案》，即所谓“10+1法案”达成共识。7月15日，日本众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不顾在野党的强烈反对，通过了“新安保法案”。
新安保法案的核心，是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并强化日美同盟，同时转变日本专守防卫政策。这对中国周边局势必然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今年4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增太空领域一项，明确写入两国共享探查和识别可疑卫星和太空垃圾的“太空态势感知”情报，并合作利用卫星监视海洋。日本舆论认为，此举明显针对中国，因为“中国不仅开展海洋活动，且开发反卫星系统等太空活动日益活跃，欲以此提高威慑力”。新安保法案具有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供法律依据的性质。
在东海方面，日本2015年度防卫费用达到创历史新高的4.98万亿日元，其中大量用于购置加强离岛防卫和日美防卫合作的装备产品，如一次性采购20架作为现役P3C巡逻机新一代机的喷气反潜巡逻机P1；引进5驾可向离岛投放部队的垂直起降“鱼鹰”运输机，30辆用于离岛登陆作战的水陆两栖战车；3驾可进行长时间侦察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6架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F35，等等。
在南海方面，今年1月29号，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欢迎日本巡逻南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随即表示：“我们同意托马斯上将的说法，日本这一类的巡逻和活动是受到欢迎的。”另据日本《现代周刊》杂志爆料，6月初，安倍和各媒体负责人在东京一家高级中餐馆“赤坂饭店”召开“恳亲会”。席间，安倍表示，“安保法制是以南海的中国为对手的。既然说要干（即通过安保法案），那就得干。安倍总理认为，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都视中国为‘假想敌。”
追溯战后历史，自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变为“扶持”迄今，日本防卫政策的每一个重大变化，均有迎合美国全球战略的性质。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奉美国旨意建立了防卫厅和自卫队。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使日本军事力量开始走向海外。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相继通过了《有事相关三法案》《紧急事态七法案》等战争应急法律规范。安倍政权强推“新安保法案”，同样具有迎合美国战略需求的性质。
2006年，安倍发表了题为《致美丽的国家——日本》的“政权公约”，主张清算“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并称要制定自主宪法，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的“自信国家”，实现“防卫自强”、“外交自主”。2012年，安倍提出了“夺回强大日本”的竞选口号，并强调“只有强化日美同盟，日本的外交才有实力。”今年4月29日，安倍作为第一个登上美国众参两院联席会议讲坛的日本首相，发表了题为“迈向希望的同盟”的演讲，强调“曾以命向搏的敌人，现在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
理性实施对日外交战略
今年8月7日，王毅外长在吉隆坡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不仅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如何过（历史）这一关。”王毅还表示：“日本的军事防卫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自然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王毅的话，事实上指出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两个关键问题：历史认识和防卫政策。
8月14日，“安倍谈话”正式发表，“侵略”、“殖民统治”、“痛彻反省”、“深刻道歉”四个关键词，一应俱全。但是，因均采用“间接方式”表述而为中国政府所不满。“安倍谈话”发表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即向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指出：“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显然，中国政府对安倍过“历史关”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必须明确，中日关系绝非单纯的双边关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由于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的压力，安倍自提出要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一直在寻求“摆脱谢罪外交”和“继承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之间摇摆。“安倍谈话”就是在各种压力下作出“妥协”的产物。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安倍政权的态度，不太可能令中方满意。
在防卫政策方面，日本会令中国满意吗？答案似乎也是否定的。“安倍谈话”确实释放了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中日关系也确实在逐渐缓和。但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中国外交为国内改革开放服务”，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的运行等，必然会遭遇各种阻挠。王毅外长在和岸田文雄会谈时指出，在对华态度上，日方应落实“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承诺，而不是处处与中国“较劲”。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日本能否做到，值得疑问。
但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日关系的根基在民间”。应该看到，日本广大民众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反对“新安保法案”，更有大批民众集会示威、斥之为“战争法案”，就是明证。中日经济和金融关系紧密，双边贸易彼此依存。虽然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权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很难出现当年“政热经热”的蜜月期，但是，“政冷经冷”显然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有理、有利、有节推进中国对日外交战略，将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格局演变 篇6
一、开放口岸和交通地理格局演变
(一) 海上交通。
在1860年前后, 天津地区开辟成为通商口岸, 原有码头渐渐已经无法满足外贸需求, 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等九个国家先后开辟了沿岸码头, 并且带来了蒸汽轮船。同时烟台以及青岛地区港口也有了很好的强化。到了1930年, 青岛有了很多小港口, 协助内地商贸往来;大港也很好地实现了和铁路之间的货物联运工作。在此期间, 轮船很好地取代了帆船的使用, 带来了海上运输的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进口和出口货运行业的发展, 运输速度不断加快, 运输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相对的成本却大大降低, 促进沿海贸易发展。
(二) 陆地交通。
就陆路交通而言, 其进步的体现主要包括铁路以及公路的建设程度是否完善。就华北地区而言, 其铁路建设开始与天津作为活动中心的“洋务运动”, 为了能够切实地协助开平煤矿外运, 李鸿章于1881年支持修通了由唐山出发到胥各庄铁路线;在1888年, 该线路经过北塘地区以及大沽地区延伸到了天津地区。截止到20世纪初, 又先后开通了胶济线、正太线、道清线等铁路线路并实现通车, 逐渐形成了将天津以及青岛地区等比较发达的口岸城市作为交通枢纽的华北地区近代铁路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海上以及陆路之间的运输活动。在此之前, 我国比较常用的运输方式相对传统, 而且时效性缓慢, 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损失。使用火车进行运输, 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时间, 并且降低了风险。与铁路运输相对应的, 汽车在火车出现之后也很快地得到了使用。在1910年前后, 天津地区开始出现了汽车;在1915年前后, 天津地区开设了汽车行, 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普及开来的汽车运输行业。为了配合汽车行业的发展, 各条公路线路也得到了很好的建设和发展, 汽车凭借其灵活且方便快捷的特征, 为火车运输提供了弥补和延伸。
(三) 通讯事业。
落后且传统的邮件已经无法与快速发展的贸易所需求的信息传递相互适应, 此时西方的现代化通讯技术引入我国, 在华北地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和发展。
二、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和华北经济地位
经历了1860年到1920年之间的不断发展, 华北地区无论是在交通业还是农业、工业等多个领域出现的市场化以及现代化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在这之前, 北京等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形成的网络也渐渐地转换成了将天津或者青岛等口岸作为中心而发展出的新型经济体系, 提升华北地区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地位。根据数据可知, 在1920年左右, 华北地区的各个行业都逐渐地提升, 渐渐地达到了我国的先进水平。
单就对外贸易而言, 天津地区的皮毛和棉花等、青岛地区的花生等产品作物出口量占到了全国的首要位置。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 天津作为重要的商品出口城市, 其棉花输出就达到了我国的50%以上, 而在1934年到1937年之间, 天津地区的绵羊毛以及山羊绒出口量占到了全国总量85%以上, 远超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位;相对的, 在1920年之后, 山东省的草帽缏编制行业也渐渐地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出口产品行业。
现代工业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被看做是我国近代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近代各种资料文献来统计的话, 华北地区的城乡工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提升。结合1933年以及1947年资料来看, 天津地区尽管和上海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工厂数目、劳动力数量、生产净值等方面的差异, 不过与其他的工业城市比起来却非常出色。换言之, 在1930年前后, 天津地区已经成为了仅次上海地区的第二工业城市;与此同时, 在山东省青岛市, 其棉纺织行业发展程度也仅仅落后于上海地区, 同样位居我国第二名。金融业在当时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动力, 在当时也有比较好的发展, 虽然伴随着首都的南迁, 在1928年前后很多银行的总行以及其分行均转移到了上海地区, 某种意义上严重地削弱了天津的金融水平, 不过, 在相关的统计当中依然表示出, 在1932年天津地区有10家本国银行的总行, 在全国占据7%左右;设置了分行的为93家, 在全国占9%以上;实际收取的资本总数为2500万元左右, 在全国范围内约占12%左右, 其他的各项指标依然与上海存在一定差异, 位居第二位, 成为了北方地区最大的金融业为主的中心城市。
结语
近代华北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出现的演变, 体现出了该地区的经济市场化以及现代化、外向化的发展和进步, 扭转了在唐代、宋代之后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下滑的倾向, 提升了各个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他们和国际、国内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 完善了其经济角色, 很好地适应了近代全球经济以及区域经济渐趋一体化的大发展方向。
摘要：自“北洋三口”正式对外开放之后, 华北地区主体的经济要素随着时间推移出现了空间位移, 逐渐转向了现代化的国际市场经济环境。1920年前后, 华北地区空间范围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转移, 从中心城市直隶以及运河沿线逐渐拓展到了青岛、天津等城市周边, 这种整合带来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差异新的变化, 不过也加速了这一地区各个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和国际国内市场之间的联系, 大大提升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地位, 更好地适应近代全球经济以及区域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大趋势。
关键词：华北地区,经济地理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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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演变 篇7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地形地貌复杂,兼具山地、丘陵、平原和高原四种地貌类型,西高东低特征明显。气候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冬暖夏热、生长季长,西部寒冷无夏、干雨季分明,气候垂直变化大、类型多样,有利于农业综合发展。作为全国三大蚕桑主产区之一,四川省蚕桑业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15],为县域经济发展、助农增收和山区生态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耕地面积和劳动力资源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国家“东桑西移”工程的启动,我国蚕桑产业分布发生了新变化,四川蚕桑产业发展也进入调整转型的关键期[16],由栽桑—养蚕—产茧为主向兼顾桑蚕饲养的果桑产业变化[17],主要蚕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选择四川蚕区为研究对象,根据历年养蚕户数、桑园面积、发种量和蚕茧产量等数据,分析四川省蚕桑产业发展特征,并利用各地州市蚕茧产量及其变化情况,分析蚕桑产业的空间分布与产业分区。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等原则,选择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劳动力数量、政策环境等影响蚕桑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运用灰色关联理论深入分析蚕桑产业发展的驱动机制,探讨四川蚕桑产业发展潜力与存在问题,为推动四川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探索,并为政府和农户决策提供理论指导。
1 四川蚕桑业时空演变
1.1 总量变化
四川省养蚕历史悠久,在4000多年前就已开始种桑养蚕[18],蚕业分布由最初的成都平原向盆地丘陵和山区县市发展,目前除阿坝州以外的20个地州市、120个县均有发展栽桑养蚕,蚕桑产业成为四川传统农业产业。从近20年蚕桑业发展规模来看,四川省养蚕规模有所变化,1990年桑园面积为4.53×104hm2,养蚕户数492×104 户,发种量412×104 张,蚕茧产量为8.93×104 t。1996年重庆直辖后,四川省辖区范围减小,导致其养蚕户数、发种量、蚕桑产量均有所下降,2000年分别为266×104 户、270×104 张和8.73×104t,桑园面积则较1990年大幅增加,达到12.87×104hm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减少和蚕桑产业比较优势的下降,2000年后四川省的养蚕户数、桑园面积和发种量持续下降,因科技进步带来养蚕技术的提高,则导致蚕茧产量较2000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近几年蚕桑产业得到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加大对蚕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蚕桑产业基地建设、蚕桑品种资源整合、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和人才培训成效明显,四川省蚕业生产取得新进展,桑园面积有所增加,蚕茧产量和品质均有提高,到2012年全省桑园面积达11.99×104 hm2,年养蚕204×104张,蚕茧产量11.39×104 t,占全国蚕茧总产量的30%以上(表1)。通过桑蚕品种综合开发利用和桑园套种,桑蚕产品利用率和桑园土地产出率提高显著,蚕农收入大幅增加,2012年全省蚕农售茧收入24.6×108元,蚕桑综合产值达50×108 元。整体来看,近20年桑园面积逐步稳定,但养蚕户数大量减少,发种量也有所减少,户均养蚕规模则逐渐扩大,蚕茧单产逐年上升,蚕茧总量保持稳定增长。
注: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16]、[18]和历年四川统计年鉴。
考察近60年四川省蚕茧产量变化,蚕茧产量由1952年的0.98×104 t增至2012年的11.39×104 t,年均增加1 735 t,年均增长率为4.17%(图1)。建国后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四川省蚕丝业也发展迅速,蚕桑生产县大幅增加,1980年蚕茧总产量为6.60×104t,1952-1980年间年均增加2007 t,增长了近6倍,1980年茧丝产量为全国第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农民土地经营积极性提高,土地经营方式更为多样性,蚕桑产业得到大力发展,1993年四川省蚕茧产量超过15×104 t,达到峰值,1981-1995年年均增加6 279 t,是前一阶段的3倍以上,蚕桑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出口创汇做出了较大贡献。1996年重庆市直辖后,四川省桑园面积有所减少,蚕桑产量在统计口径上也开始下降,为9.46×104 t,随后呈小幅增长,基本维持在10×104 t左右。1996-2012年年均增加1 287 t,年均增长1.10%。
1.2 区域分布
1.2.1 蚕桑产业分区 由于劳动力价格、土地资源成本的增加,栽桑养蚕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相对减弱,且受市场价格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老蚕区蚕桑生产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较发达地区的蚕农开始弃桑改种,劳动密集型的蚕桑产业开始向次发达地区转移。按照蚕茧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比重,将四川省21个地州市划分为蚕桑产业的优势产区 (>10%)、一般产区(3%-10%)和劣势产区(<3%)。
四川省蚕桑产业主要分布在凉山、宜宾、南充、绵阳等市州,2000-2012年四个地区均为蚕桑产业的优势产区,其蚕茧总产量占全省的50%以上,2012年达到60.63%(表2,图2)。具体分析四个优势产区的蚕桑产量变化(表3),2000年南充市、绵阳市的蚕茧产量在四川省排名前二,分别为1.58×104 t、1.27×104t,所占比重为18.14%、14.58%,但两市的蚕桑产业发展呈现相反的态势。2000-2005年南充市蚕桑产业有所萎缩,蚕茧产量逐年下降,到2005年达历史最低,仅1.32×104 t,所占比重也下降到13.49%;这一阶段绵阳市蚕桑产业则发展良好,2005年蚕茧产量达最高值1.58×104 t,所占比重上升到16.15%。2006年以后,两市的蚕桑产业均发生了变化,南充市蚕茧产量及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绵阳市则逐年下降,到2012年两市蚕茧产量分别为2.05×104t、1.16×104t,前者是后者的近2倍,占四川省蚕茧总产量的比重则分别为17.99%、10.21%。凉山州、宜宾市蚕桑产业则稳步发展,蚕茧产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因凉山州具有发展蚕桑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被蚕业专家誉为“蚕桑宝地”,2007年开始蚕茧产量比重超过南充市、绵阳市,成为四川省蚕桑产业发展的最大产区,蚕茧总产、蚕茧单产、蚕茧质量、蚕业综合经济效益匀位居四川省前列,到2012年凉山州蚕茧产量达2.35×104 t,是2000年0.91×104t的2.6倍,超过四川省蚕茧总产量的1/5。
德阳、资阳、广元、广安、眉山五市一直处于蚕桑一般产区,蚕茧产量均在0.3×104-0.7×104 t,占四川省蚕茧产量的比重一直高于3%,尤其是德阳市蚕茧产量接近0.7×104 t,所占比重也基本高于6%。2000年遂宁市、泸州市处于一般产区,蚕茧产量在0.3×104t左右,2005年开始,两市蚕茧产量开始低于0.3×104 t,并呈现逐年下降趋势,逐步成为蚕桑劣势产区,尤其遂宁市蚕茧产量下降迅速,由2000年的0.93×104 t下降到2012年的0.06×104 t,年均减少0.028 t,所占比重也由4.48%下降到0.50%,仅高于甘孜州和阿坝州。成都市2000年蚕茧产量仅0.17×104t,2004年开始超过0.3×104 t,由劣势产区变为一般产区,到2012年蚕茧产量达0.44×104 t,年均增加0.022 6×104 t。
1.2.2 蚕桑产业发展分区 丝绸行业受国际因素影响波动较大,国际蚕桑价格呈现波动变化,2005 年以前国际丝价持续下降,到2005年降至14×104 元/t,2006年开始又急剧上涨,2006年达34.2×104 元/t。受丝绸价格变动的影响,农户栽桑养蚕的积极性也有大幅变动,导致蚕茧产量存在变动。根据四川省蚕茧产量年均变化量,将阿坝州以外的20个地州市分为蚕桑产业的发展区(>100 t)、稳定区(-50t到100t)和衰退区(<-50 t)。
整体来看,2000-2012年凉山州、南充市、宜宾市、成都市、攀枝花市、眉山市和内江市处于蚕桑产业发展区(图3),蚕茧产量年均增长100 t以上。其中凉山州蚕茧产量一直处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量达1 204 t,2005年以前年均增长770 t,2006年以后年均增长1 514 t,是前一阶段的2倍。南充市2005年以前蚕茧产量下降迅速,年均减少517 t,2006年以后则大幅增长,年均增长量达1 040 t。宜宾市、成都市、攀枝花市一直处于发展期,但2005年以前的增长速度大于2006年以后,眉山市和内江市则2006年以后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自贡市、雅安市、资阳市、甘孜州、广安市、乐山市、德阳市、广元市、泸州市为蚕桑产业稳定区,其中自贡市蚕茧产量持续增长,但增长幅度有所下降,泸州市蚕茧产量略有下降,雅安市、资阳市、甘孜州、乐山市先增后减,广安市、德阳市、广元市先减后增,总体表现为相对稳定。巴中市、绵阳市、达州市、遂宁市为蚕桑产业衰退区,其中绵阳市2005年以前蚕茧产量大幅增长,年均增加624 t,2006年以后则年均减少598 t,其他三市则一直有所减少,尤其遂宁市减少幅度较大,2000-2012年年均减少278 t。
1.3 蚕桑产业发展特征
1.3.1 蚕桑产业中心南移,基本形成三大优势产业带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四川省也加快推进蚕桑产业布局调整,生产要素逐渐向优势区集中。过去攀西、川中、川北、川东、川南蚕区的蚕桑分布比较均匀,随着产业布局的调整,区域蚕桑产业发生了明显变化,蚕桑产业中心南移趋势明显。全省已基本形成攀西、川南、川中北三大优势蚕桑产业带,三大产区的桑园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0%,发种量、产茧量占全省比重达80%以上。但传统川中蚕区的乐山、眉山、资阳、内江、遂宁等地占四川省的比重大幅下降,川中北蚕区的南充、绵阳、德阳、广元等地蚕桑生产也逐渐萎缩,占全省的比重逐渐下降,由第一大产区降为第二大产区,而攀西蚕区、川南蚕区等新兴产区蚕桑生产大力发展,占全省的比重逐渐上升,其中攀西蚕区上升为第一大产区。在120个栽桑养蚕县中,宁南、高县、会东、乐至、南部、游仙、珙县、盐边、三台和德昌是全省养蚕数量最大的10个县。
1.3.2蚕桑产业向比较效益优势区、科技创新优势区转移蚕桑产业发展主要受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劳动力等因素影响,总体来看,四川省蚕桑产业呈现向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区、比较效益优势区、科技创新优势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自然资源是蚕桑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保证蚕茧优质高产、经济收益高效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年降雨量500 mm以上,大于等于10℃的活动积温超过2 600℃,无霜期120 d以上的地区,发展蚕桑产业才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桑叶增产潜力随年积温由北向南递增,导致四川省蚕桑产区随之由北向南转移。蚕桑产业是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而由于生产资料有限,农民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将选择效益更高的产业。四川省平原地区的蚕桑比较效益低于粮食蔬菜水果等产业[19],在丘陵山区地带则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蚕桑产业逐渐向比较优势较高的攀西、川南地区转移。发达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资本、技术等资源逐渐紧张,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成本低、劳动力资源相对低廉,具备了发展蚕桑产业的更多优势,而蚕桑产业涉及品种繁育、栽桑养蚕、丝绸加工等多个环节,属于技术型产业,随着产业环节的细化和分散化,若资源条件、劳动力条件等无显著差异,蚕桑产业必然向科技创新优势区域转移。
1.3.3蚕桑生产技术水平大幅提升,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四川省基本形成了“桑树一步成园、病害统防统消、小蚕共育、大蚕省力化、上蔟优良化”的主体技术路线,并上升为地方标准加以推广,提升了蚕桑技术水平,农民养蚕单产、质量、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围绕桑、蚕两个资源,开展了桑园间作、桑园养禽、桑枝食用菌、桑葚开发、蚕沙利用、旅游文化等综合开发,也取得了如德昌县果桑、宁南县桑薯套种、珙县发展桑枝食用菌、乐至县蚕沙叶绿素提取加工等成功经验。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大力发展缫丝企业、蚕桑专业合作组织等,涌现了宁南南丝路、珙县智溢、绵阳天虹等带动效果显著的龙头企业和南部兴盛、井研丝源等联结机制好的专业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初步形成。在茧丝价格持续高涨的市场刺激下,蚕桑产业助农增收成效显著,为全省农民增收和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蚕桑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2.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可获取性,本文以1990-2012年资料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19912013年《四川统计年鉴》。经济数据均采用可比价,且由于各类指标的数据差异很大,为消除数据的数量级及量纲不同所造成的影响,采取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0],公式为:
式中,Xij为极差标准化后的数据,x为指标原数据,i为年份(地区)序号,j为指标序号。经过变换处理,数据的数值范围在[0-1]之间,对于同一指标来说,所有年份(地区)中最大者为1,最小者为0。
2.1.2研究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常用于分析系统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计算各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并按照大小排出关联序,关联度越大,比较序列的变化趋势和速率与参考序列越相近,二者的关系越紧密。记ξi(k)为t=k年份时指标Xi与因变量Y的关联系数,ri为Xi与Y的关联度,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关联度[21],公式如下:
其中ρ∈[0,1]为分辨系数,用来削弱最大值过大而失真的影响,以提高关联系数间的差异显著性,通常取ρ=0.5。通过比较各关联度ri的大小,可以分析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的相关程度。若0<ri<1,说明Y与Xi有关联性,ri值越大,关联性越强。当0<ri≤0.35时,关联性弱;0.35<ri≤0.65时,关联度中;当0.65<ri≤0.85时,关联度较强;当0.85<ri≤1时,关联度极强。
2.2 蚕茧产量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
考虑四川省社会经济与蚕桑产业发展情况,选择影响Y-蚕茧产量(104 t)的10个主要因子:X1-耕地面积(hm2)、X2-GDP(108 元)、X3-农林牧渔总产值(108 元)、X4-经济非农化水平(%,二、三产业产值比重)、X5-人均GDP(元)、X6-农村用电量(108 k W·h)、X7-农业机械总动力 (108 k W)、X8-非农人口比重(%)、X9-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104 人),分别反映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农业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等,并以1990-2012年资料为样本数据,对四川省蚕茧产量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蚕茧产量与其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如表4。
分析结果显示,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与蚕茧产量的关联度相对较强,r值大于0.6,农林牧渔总产值、非农人口比重、农村用电量、经济非农化水平的关联度则相对较弱。整体来看,各因素与蚕茧产量的关联度均为中,都在0.35-0.65之间,这表明四川省蚕桑产业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影响强度都不大。
2.3 蚕桑产区发展格局的影响因素
为分析蚕桑产业发展格局和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关系,以蚕茧产量(Y’,104 t)反映各区域蚕桑产业分布状况,选择能够表征蚕桑产业发展状况的桑园面积(X1’,hm2)、养蚕户比例(X2’,%)、发种量(X3’,张)、蚕桑比较效益(X4’),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X5’,元)、经济非农化水平(X6’,%),利用2011年数据分析四川省除阿坝州以外20个地州市中,各因素对蚕桑产业发展格局的影响程度。其中,养蚕户比例为养蚕户数/总户数,蚕桑比较效益为单位桑园面积产值/单位耕地农业产值。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运用Matlab软件计算得出2011年各地州的蚕茧产量与其影响因素的关联系数和关联度如表5。
蚕茧产量与桑园面积、养蚕户数、发种量紧密相关,都是表征区域蚕桑产业发展的因素,其关联度均在0.80以上,其中蚕茧产量与发种量的关联度达0.898,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均表现为正向相关。2011年凉山州的蚕茧产量为2.22×104 t,是四川省产量最高的地区,其桑园面积、发种量也是四川省最高,分别为24.07×103 hm2、46.82×104 张,养蚕户比例最高的地区则是蚕茧产量排名第二的南充市。
发展蚕桑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农民更倾向于选择栽桑养蚕,因此区域的蚕茧产量也会更高。但是从分析结果看,以单位桑园面积产值与单位耕地农业产值比重表征的蚕桑比较效益,其分布情况和蚕茧产量具有较大差异。甘孜州蚕茧产量为四川最低,但其蚕桑比较效益为四川最高,凉山州的蚕茧产量最高,但比较效益排名全省第8。这和指标的计算方式有关,甘孜州农业产值也较低,导致其相对的比较效益较高;这和种植业发展传统和民族文化也有一定关系,凉山州是桑蚕养殖传统优势区,甘孜州则以藏族为主,发展栽桑养蚕基础相对薄弱。总体而言,比较效益较高的地区,蚕茧产量较大,二者的关联度达0.744,表现为较强的正向相关。
经济发展水平也对蚕桑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人均GDP、经济非农化水平与蚕茧产量的关联度分别为0.713、0.706,表现为较强关联。和其他因素不同,这两个因素对蚕茧产量表现为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其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相对较高,发展其他产业也具有较大优势,因此,在蚕桑产业发展上较其他区域则相对较弱。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本文分析了四川省蚕桑产量变化、区域分布和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蚕桑产业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四川省桑园面积逐步稳定,但养蚕户数和发种量有所减少,蚕茧总量保持稳定增长;从蚕茧产量比重看,南充市、绵阳市、凉山州、宜宾市是四川省蚕桑产业优势产区,巴中市、绵阳市、达州市、遂宁市处于蚕茧产业衰退区;四川省蚕桑产业中心南移趋势明显,总体呈现向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区、比较效益优势区、科技创新优势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趋势,基本形成攀西、川南、川中北三大优势蚕桑产业带;劳动力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影响四川省蚕桑产业发展,在产业分区上桑园面积、养蚕户数、发种量、蚕桑比较效益对蚕茧产量表现为正向关联,人均GDP、经济非农化水平则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3.2 建议
格局演变 篇8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中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
1.2 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资料,网络传媒等对本届世锦赛及历届世锦赛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借助数理统计对比赛的金奖牌及团体总分变化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本届世锦赛各国竞技实力分析
2015年北京世锦赛,打破1项世界纪录,4项世锦赛纪录,是一届赛事水平很高的比赛。美国十项全能选手伊顿9045分打破世界纪录,波兰人沃洛达兹克80.85米打破链球世锦赛纪录,荷兰人希佩尔斯21秒63打破200米世锦赛纪录,牙买加队41秒07打破女子4×100米世锦赛纪录,埃塞俄比亚人阿亚那14分26秒83打破5000米世锦赛纪录。其中,女子200米世锦赛纪录已经保持了22年之久。
美国队被牙买加、肯尼亚反超是本届世锦赛最大的看点,美国队一直是田径强队,从第一届世锦赛到现在,将近32年来美国队一直处于霸主地位,但本届世锦赛金牌却获得了第三名,肯尼亚、牙买加两国联手制造了本次世锦赛上最大的意外。纵观本届世锦赛奖牌榜,在全部参加比赛的47个项目中,有30%的金牌来自于该项目的非传统国家,像肯尼亚获得的男子400米栏、男子标枪,牙买加的女子短跑项目的崛起,获得了100米、100米栏、4×100米接力和4×400米接力4枚金牌,厄立特里亚小将摘取男子马拉松冠军,俄罗斯选手舒本科夫成为世锦赛史上第一个白人冠军。世锦赛金奖牌的分化,本属于欧美的传统田径强国不断爆出冷门,而新生代国家的崛起也促进了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北京田径世锦赛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化竞技新格局,田径运动正在向着世界性普及化发展,实现了全世界都流行、全世界都出高手局面,更好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精神。
2.2 本届世锦赛各国竞技格局演变
2.2.1 美国首次离开第一军团
自世锦赛举办以来,美国队一直保持在金牌榜前2位,美国田径队是绝对的王者,但本届世锦赛上(表1),由于肯尼亚开辟了400米栏和男子标枪,牙买加追加了女子短跑项目,使得金牌竞争更加激烈。美国队在接近20个夺金项目中只获得了6金,加特林的100米、200米,女子4×100米、4×400米接力均获得银牌,男子4×100米的失利,女子400米栏获得银牌、铜牌。总体看来,只能说缺少了天时地利人合,但美国队获得了6金6银6铜,以214分的总分依然远远超越其他国家,其竞技实力还是强者之王,无人能憾。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美国名将泰勒在最后一跳跳到18米21,距离英国名宿爱德华兹20年前创造的世界纪录仅差8厘米,美国队的失利表明了田径运动正在向着普及化发展,多国化的田坛竞技格局已然形成。
2.2.2 肯尼亚、牙买加携手领衔第一
依靠传统强项,挖掘新的夺金点,是北京世锦赛上肯尼亚、牙买加出奇制胜的法宝,在本届世锦赛上两国联手创造了第一的奇迹。在传统强项之外,肯尼亚收获了男子400米栏、男子标枪2枚金牌,而牙买加获得了女子100米、100米栏、4×100米、4×400米接力4枚金牌。肯尼亚的中长跑与牙买加的短跑交相呼应,几乎垄断了整个竞赛项目。博尔特领衔的牙买加队又一次在鸟巢书写了历史,在本赛季成绩平平的博尔特,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和旷世奇才的运动天赋,在100米的预赛、半决赛、决赛中调整状态,成功获得了100米金牌,并把竞技状态保持到了200米、4×100米接力上,超人的速度发挥的淋漓尽致。博尔特书写了自己的传奇,获得2009年、2013年、2015年三届世锦赛的三冠王,4次参加世锦赛获得了11枚金牌,成为世锦赛上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两项4×100米决赛堪称完美,牙买加队在男子项目决赛跑出37秒36,为历史第5好成绩,女子项目决赛,牙买加队以41秒07的成绩夺冠,高居历史第二。肯尼亚名将科姆博伊凭借自己的运动天赋,创造了3000米障碍赛四连冠,被称为障碍史上第一人,在其长达12年的运动生涯中,参加的7届世锦赛上,创造了非金即银的辉煌战绩,堪与美国队在世界田坛的地位相媲美。而男子标枪决赛,平民叶戈投出了92米72,是近14年最好成绩。
2.2.3 欧洲在徘徊中前进
田径项目一直是欧美的强项,随着非洲军团在中长跑上的分流、牙买加在短跑上的优势,使得欧美的优势殆尽,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整体竞技水平的下降,欧洲在田坛的竞技格局中处于下降地位。本届世锦赛上俄罗斯2金的战绩创造了世锦赛上最低水平,而英、德、波兰等国家在世锦赛上均占有一席之地。纵观15届世锦赛的竞技水平,欧洲处于一种下降后徘徊的理性回归阶段,欧洲的下降主要原因来自其它国家的竞技水平的提高,而欧洲本身的竞技水平依然存在。
充满传奇色彩的英国长跑名将法拉赫,在北京世锦赛上连续2届获得了5000米、10000米两项冠军,并且实现了世锦赛上5000米项目的三连冠,在非洲军团垄断的中长跑项目上创造了奇迹。女子短跑,身高1米79的荷兰“高妹”希佩尔斯横空出世,打破了美国、牙买加两国高手10多年的垄断,在200米决赛中跑出21秒63,在历史排名榜上仅次于格里菲斯-乔伊娜、琼斯两大巨星,更为惊人之处在于她从七项全能转行短跑只有两年,就成为200米历史上跑得第三快的女子。女子链球决赛,不久前打破世界纪录的波兰名将沃洛达兹克大显身手,其80.85米的夺冠成绩,距离她26天前创造的世界纪录仅差23厘米,居历史第二。
2.2.4 中国逐步迈向体育强国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代表团,本届世锦赛上实现了逆袭,在多个项目上获得了突破。本次世锦赛的1金7银1铜,是除了1993年世锦赛之外的中国最好成绩,奖牌数量则是历史最多。中国队共有12个项目进入前八,前八名的积分高达94分,这是参加历届世锦赛的最高积分,标志着中国在田径项目上打破了以往的局部点胜,形成了多点开花的奖牌竞争力。中国队已经走出了依靠单个点的辉煌,实现了多元化的竞争能力,迈向体育强国的步伐逐步夯实。本届世锦赛中国队获得9枚奖牌,男子获得4枚,女子获得5枚,实现了男女项目上的平衡,打破了中国田径项目上的阴盛阳衰的局面,中国田径的均衡发展有利于实现多点的突破,带动整个田径项目蓬勃发展。
北京世锦赛中国队在保持过去传统的女子投掷、竞走上,实现了多点的突破。在投掷项目上中国女子获得了铅球,链球、标枪三枚银牌,在铁饼项目上获得第八名,中国女子投掷在世界田坛的竞技地位处于强势。女子20公里竞走实现了1999年世锦赛的翻版,中国队的刘虹和吕秀芝像前辈刘宏宇和王妍一样,再次包揽此项目的金银牌,16年的间隔轮回,暮然回首,中国竞走依然在前行。男子20公里竞走王镇获得一枚银牌,这也是男子20公里竞走项目在世锦赛上第三次收获银牌,竞走健儿们一步一个脚印,迈向远方。男子跳高决赛中,跳高新星张国伟获得银牌,从而超越朱建华在1983年世锦赛时摘铜的成绩,实现了中国跳高项目从铜到银的32年的回归之路,使中国跳高再次跻身世界顶尖水平。张国伟的跳高是一个点的突破,那么男子4×100米接力的银牌获得就是一个面的突破,是欧美、牙买加垄断的短跑项目上的突破,成为本届中国队最大的惊喜点和最大的突破口所在,也超越了日本创造的接力成绩,成为亚洲最好成绩。苏炳添以9秒987的半决赛成绩进入决赛,也是中国田径史上具有历史性的突破。具有田径之王之称的100米比赛突破何其难也,但中国小将以小数点后三位的并列成绩挺进决赛,显示了竞技体育的残酷与悲壮,凸显了中国在100米项目上虽败犹荣的伟大。男子跳远获得三、四、五名,说明这个项目上具有强大的夺金竞争力,年轻选手只要刻苦加科学训练,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大赛上定会收获金牌。
3 结论
3.1 北京田径世锦赛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新格局,有30%的金牌来自于该项目的非传统国家,欧美的垄断地位在下降,肯尼亚、牙买加、中国为主的新生代正在崛起,未来田径比赛每一项比赛拿奖牌都将难度巨大,真正实现了全世界都流行、全世界都出高手的田径项目的普及与发展,更好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精神。
3.2 美国队的失利导致其排名历史成绩最差,但前八名总分214分依然傲视群雄,奖牌竞争力依然强劲,未来的美国队依然是田坛上竞技实力最强的国家。
3.3 牙买加依靠闪电飞人博尔特的带领,收获了男子短跑项目上的7枚金牌,而肯尼亚在中长跑优势保持的前提下,发展了男子400米栏和标枪。两个小国的交相呼应,占据了大部分竞赛项目,携手跻身金牌榜第一。
3.4 欧洲在徘徊中前行,作为传统的基础强项,欧洲在大部分项目上都有奖牌竞技能力,具有较好的普及与发展,欧洲处于一种下降后徘徊的理性回归阶段。
3.5 中国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虎头豹尾,对于还在发展中的中国田径队,收获远大于迷惘,未来任重而道远,保持竞走、女子投掷的优势前提下,继续挖掘男子短跑项目,优先发展男子跳跃项目是重中之重,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夺金点将在跳跃项目上取得突破性发展。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借助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北京田径世锦赛进行分析研究,并与历届世锦赛对比发现,田坛竞技格局大有被后起之秀分解之势,呈现出均衡多元化发展。牙买加、肯尼亚依托各自优势项目,挖掘并发展新的夺金点,在本届世锦赛上成功逆袭美国,升至金牌榜的前两位;美国队屈居金牌榜第三,不少项目的金牌首次被非传统强国选手摘取;中国队巩固了竞走、女子投掷项目在国际田坛的优势,发展了男子短跑、跳远、跳高项目,结束了中国田径阴盛阳衰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田径项目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北京,田径,世锦赛,竞技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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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文敏.从三次大赛奖牌榜分析世界田径格局[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2(3):24-26.
格局演变 篇9
关键词：健康城镇化,空间格局,河南省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在城镇化发展模式方面,沈建法总结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及模式,并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提出了对策[1]。在城镇化动力机制方面,刘世微,张平宇,李静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对黑龙江垦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找出了不同时期城镇化主要作用机制的变化[2]。在对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方面,主要采用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两种,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综合指标法更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但在构建指标体系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个共识。在我国城镇化道路和理论方面,王学峰研究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认为中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科学的政策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3]。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健康城镇化进行研究,研究较多侧重于健康城镇化内涵界定或影响因素分析[4,5,6,7,8],健康城镇化定量方面的研究相对涉及较少。健康城镇化的提出背景是针对传统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健康状态或不合理举措而提出的。因而开展健康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既是立足现实问题指导实践的现实需要,亦是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河南省包括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濮阳、焦作、许昌、漯河、三门峡、周口、南阳、商丘、信阳、驻马店和济源等18个省辖市,论文将省辖市作为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数据主要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郑州、洛阳、开封等各个省辖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1.2 指标构建
从城镇化发展的具体状态并结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健康城镇化应该是均衡、规整、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资源环境与城乡统筹的有机融合。根据健康城镇化的内涵并遵循科学性、全面性、易获取等原则,从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城乡统筹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河南省健康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最终确定了由1个系统层和5个子系统层和21个指标层构成的指标体系,如表1:
1.3 研究方法
运用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出灰色关联系数矩阵,结合熵权计算的指标权重,构建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模型。墒权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公式[9]为:
式中,Mi为城市综合实力综合得分,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βij为关联系数。
2 河南省健康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运用墒权灰色关联对2003年和2013年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健康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得到河南省18个省辖市2003年和2013年健康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计算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人口城镇化方面,郑州、开封、安阳、濮阳、周口十年间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得到增强,平顶山、商丘、信阳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洛阳、新乡则保持稳定。郑州作为河南省会,有着较强的辐射吸引力,再加上工业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以及新农村建设步伐较快,促进了郑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开封、周口、安阳等市一改过去单一的产业结构模式,通过发展个体私营、外出务工、土地流转等加速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因而人口城镇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平顶山由于过分依赖工业,服务业不够发达,直接造成了城市新增就业岗位有限,制约了其人口城镇化进程。商丘和信阳是传统的农业大市,人口基数多,农业从业人员多,剩余劳动力多外出务工,因而这两地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则较为滞缓。洛阳和新乡虽然总体发展较好,但是人口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健康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新农村建设步伐滞后所造成的。
社会城镇化子系统方面,安阳、濮阳、漯河、济源发展较好,这主要是因为这几地发展基础较好,对社会城镇化方面的投入较多,农民市民化后能享受到较好的待遇。三门峡、新乡和平顶山的发展则稍显不足。这三个城市都有着较好的工业基础,国有经济占较大比重,城市从业人员多能享受企业保障,因此,政府对配套设施的投入有限,制约了社会城镇化的发展。许昌、周口、驻马店近年来对社会民生方面的投入没有大的增长,所以社会城镇化一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短板。
经济城镇化子系统方面,开封、三门峡、济源、驻马店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人均GDP及城镇从业人员收入都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因此经济城镇化发展相对较快。信阳是因为缺乏主导产业而安阳市因为产业结构单一,这成为其经济城镇化进程相对退后的重要原因。洛阳、鹤壁、焦作等市由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效益优势发挥不明显,经济城镇化进程则亟须加强。
资源环境承载子系统方面,许昌市的资源承载能力得到加强,这与许昌市推广清洁能源,加大排污惩治力度有关。洛阳、平顶山、济源等市主要因为其工业在产业比重较大,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洛阳是一个重工业城市,资源能源需求量大,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大。郑州、鹤壁、新乡、焦作在2003年面对资源环境承载小于综合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因而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提升健康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城乡统筹子系统方面,濮阳和漯河的城乡统筹能力得到增强,而新乡、南阳和信阳则相对退后,这是因为南阳、信阳市域面积广大,农村人口众多,发展的重点主要放在城市建设上,忽视了市域内广大区域的发展,驾驭城乡统筹的能力下降。洛阳、平顶山、济源等则是在2003年就出现城乡统筹差距拉大的趋势,在2013年这种状况仍没得到改观。洛阳市域面积大,对南部广大山区的关注不够,造成城乡两极发展差距拉大。因此,提升这些地区的城乡统筹能力是加快这些地区健康城镇化综合水平的重要途径。
从整体来看,首先河南省健康城镇化在十年发展过程中,除郑州、安阳保持原有位次没有发生变化,其余各市的健康城镇化发展位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健康城镇化发展水平上升的有:洛阳、平顶山、鹤壁、新乡、三门峡、南阳、信阳;下降的为:开封、焦作、濮阳、许昌、漯河、商丘、周口、驻马店、济源(表2)。其次,可以发现,一个城市健康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受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子系统以及资源环境子系统影响较大,人口城镇化子系统得分对健康城镇化综合得分的影响在逐步减小,城乡统筹子系统则有所加强。最后,河南省健康城镇化发展总体空间格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依然是中西部区域整体高于东南部区域。健康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的有:郑州为健康城镇化发展高水平区;洛阳、济源、焦作、许昌为健康城镇化发展中等水平区;安阳、鹤壁、新乡、濮阳、开封、平顶山、信阳为健康城镇化发展较低水平区;南阳、驻马店、周口、商丘为健康城镇化发展低水平区。仅局部区域变发生微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门峡、漯河由2003年健康城镇化发展较低水平区晋级到2013年的健康城镇化中等水平区(图1、2)。
图1 2003年河南省各市健康城镇化空间差异
图2 2013年河南省各市健康城镇化空间差异
3 结论
格局演变 篇10
纵观中国的城镇化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城镇化的概念与内涵[2,3,4,5]、驱动因素[6,7]、动力机制[8,9]、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10,11,12]、不同区域范围的城镇化道路[4.13.14]; (2) 不同尺度范围城镇化水平的定量测度方法[8]、综合评价[6,7,8,15]、时空演变格局[6,7,22]; (3) 城镇化与其他外部系统协调关系的研究, 包括国民经济[16,18]、工业化[17,18,19]、农业现代化[19]、产业结构[20]、旅游业[21]等。上述研究虽然成果颇丰, 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 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值得进一步推敲。单一的人口城镇化指标虽简单易行, 却过于片面, 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我国先前城镇化重“量”轻“质”的“病态”发展过程。而综合性评价指标, 受学者学术背景及对城镇化内涵理解差异的影响, 或多或少存在着缺陷, 并且随着发展的深入, 城镇化内涵将不断更新, 有关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也应与时俱进;其次, 城镇化的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改进。目前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法等, 方法较少且都存在着不足;最后, 有关城镇化协调性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对外部协调性的分析, 对城镇化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协调性的分析则较少。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10], 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多个方面, 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到城镇人口这一身份的转换, 更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型、城乡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资源与环境的支撑和协调, 意味着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多个系统的协调、互动良性发展。鉴于以上所述, 本文选取农业人口多、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河南省为研究对象, 结合国家新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以下简称《规划》) , 构建出符合新时期发展要求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引入改进的熵权TOPSIS法, 以市域为空间单位, 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格局、内在驱动因素及城镇化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分析, 以期为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也为我国 (地区) 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河南省地处我国中东部, 总面积16.7万km2。2012年, 全省共有人口1.05亿, 其中城镇人口3 991万, 城镇化率达42.43%。2005年, 河南省城镇化率首次突破30%, 进入到经济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加速发展时期。7年间, 全省城镇化率年均增幅达1.68%,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1个百分点。但2012年河南省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14个百分点, 在全国仅排倒数第五位, 因此, 加快推进全省城镇化进程已成为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大省, 具有人口基数大、农业人口多、工业化程度低、经济结构不合理、流动人口持续增加的独特省情。因此, 河南省城镇化的发展不仅面临着起点低、基础差、要求高、规模大等诸多难题, 更肩负着保障粮食增产和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双重任务。选择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新兴工业大省进行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而且对于我国中西部农业主产区解决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原理和步骤
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 即逼近理想解排序法, 是由Hwang和Yoon于1981年提出的一种多属性决策方法。它通过在多个方案中找出最优和最劣方案, 并计算出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的距离, 作为评价方案优劣的依据。由于TOSIS法具有应用广泛、计算量小、信息失真小、对数据分布和样本量无严格限制等特点,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决策管理、效益评价、项目投资、竞争力研究等诸多领域。然而, 传统的TOPSIS法在实际应用中常常出现逆序、自相矛盾等问题, 为此, 本文结合相关文献, 引入改进的TOPSIS法, 在利用熵权赋值法[26]计算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对河南省各地市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具体步骤如下[23,24,25]。
(1) 选择m个评价单元的n个评价指标构造决策矩阵:
其中:xij表示第i个地市的第j个指标值。为了消除指标量纲及测度等级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26,27], 标准化后的矩阵为
(2) 计算信息熵:Hj=-k∑fij lnfij。式中, ;然后计算指标j的差异性系数, 则Gj值越大, 表示指标j的差异度越大, 相应的权重也越大;最后计算指标j的信息熵权重为
(3) 利用改进的TOPSIS法计算理想解、负理想解:为消除逆序等问题, 改进指标的标准化方法[24], 设标准化后的矩阵为
X'={x'ij}m×n。则正向指标:
, 负向指标:
;计算加权的标准化决策矩阵A={aij}m×n。
其中:aij=wj×x'ij;最后计算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传统TOPSIS法选取各指标的最大、最小值构成理想解A+={aj+}1×n和负理想解A-={aj-}1×n, 其中, aj+=max (ai1, ai2, …, ain) , 1≤i≤n;aj-=min (ai1, ai2, …, ain) , 1≤i≤n。但这样定义的理想解与负理想解往往与决策方案紧密相连, 是相对的, 因而产生逆序问题。为此定义绝对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则可以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23], 结合上述的指标标准化结果, 这里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分别为100、50。
(4) 计算各评价单元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5) 计算各评价单元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
其中:0≤Ci≤1, 且Ci越大, 表示越接近理想解, 说明评价对象的状态越优。
2.2 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对城镇化丰富内涵的阐述, 本文将城镇化复合大系统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5个子系统。根据科学性、完备性、独立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 运用理论分析法、频度统计法, 并结合《规划》, 重点突出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人为本, 注重质量的核心思想, 强调各系统之间协同发展, 合理选取测度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整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5项一级指标, 27项二级指标, 如表1所示。
注:*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是指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人口占政策规定应参加人口的比重;**根据国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定采用区间型属性值的标准化方法进行计算。
2.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2007年、2010年和2013年的《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经过计算处理得到。
注:资料来源于2007年、2010年和2013年的《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注:资料来源于2007年、2010年和2013年的《河南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
运用MATLAB软件, 基于上述模型分别计算出2006年、2009年和2012年河南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及城镇化各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具体结果, 如表2和表3所示。以此来评价2006—2012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时空演变格局、城镇化内在驱动因素及城镇化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
3.1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
(1) 新型城镇化的时序特征。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 2006—2012年, 河南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7个地市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平均值由2006年的0.624 4提升至2012年的0.705 6 (0.624 4→0.672 8→0.705 6) , 增长率达到12.21%。其中, 2006-2009年为加速发展阶段, 各地市城镇化水平提升幅度较大, 城镇化水平平均增长率达7.45%。增长较快的地市有开封市、平顶山市, 其城镇化年增长率分别为9.84%和9.07%, 相应地, 两地市分别从2006年的第12、11名上升至2009年的第10、7名。而漯河市和濮阳市在这一阶段则增长滞缓, 增长率仅有5.56%和4.58%;2009—2012年为稳步提升阶段, 各地市城镇化水平的增长幅度较上一阶段有所趋缓, 城镇化水平平均增长率仅为4.78%。其中增长较快的地市有洛阳市和三门峡市, 其城镇化增长率分别为6.85%和6.44%。洛阳因此从第5名一举跃居全省第2名, 成为名副其实的“副中心”。相对而言, 鹤壁和郑州则表现逊色, 增长率仅有2.69%和1.95%, 在全省排名最末。
(2) 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分异特征。结合表2数据, 利用Jecks的最佳自然断裂法 (natural breaks) 将各地市2006、2009和2012年的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 得到河南省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化图, 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河南省城镇化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具有以下特征: (1) 总体来看, 河南省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以郑州为中心, 城镇化水平依次向周边递减的单中心圈层结构模式———以郑州市为核心, 形成明显的高值簇, 外围城市以次高值环绕在高值簇周围。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首的中原城市群地区; (2) 2006—2012年,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整体保持稳定, 空间的演化和迁移主要集中在中低水平区域。其中, 高级别 (一、二级) 城市保持不变, 中间级别城市数量减少, 低级别 (四、五级) 城市数量增加, 表明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两级分化的趋势在增强。具体来看, 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城市始终锁定在郑州市以及新乡、许昌、焦作、洛阳四市。这五个地市以郑州市为首, 经济发展强劲, 城镇化水平较高, 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地市, 推动全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因而是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动机”。第三层级的城市分布在一、二层级城市的外围, 数量上从2006年、2009年的6个减少为2012年的4个, 空间上则集中在三门峡、平顶山、安阳、漯河、鹤壁和开封等城市。第四层级和第五层级的数量有所增加, 分别从2006年的3个增加到2012年的4个。空间上, 第四层级城市的空间转换最为剧烈:2006年为开封、周口、南阳, 2009年转换为信阳和濮阳, 2012年又转换为南阳、鹤壁、漯河和濮阳。而第五层级则主要集中在黄淮四市以及南阳等传统农区。 (3) 综合来看, 河南省整个城镇化进程具有区域层面的中心辐射、环状结构、梯度推进的动态演进特征。城镇化水平存在豫北、豫西城镇化水平较高, 豫南次之, 豫东较低的区域发展格局。其中, 黄淮四市及南阳等传统农区, 起点低, 基础差, 经济发展落后。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地市工业化进程缓慢, 使得城镇化发展缺乏主要动力, 另一方面也缘于距离首位城市郑州市及其他发展强市太远, 缺少强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因而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3.2 新型城镇化协调性分析
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各子系统城镇化评价指数与综合城镇化评价指数的相关系数来看, 2006年河南省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城镇化与综合城镇化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54 8、0.917 9、0.863 8、0.848 9、0.434 2;2009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城镇化与综合城镇化的相关系数为:0.790 9、0.925 5、0.913 1、0.852 8、0.055 8;2012年各子系统与综合城镇化的相关系数为:0.712 2、0.923 5、0.872 5、0.816 5和-0.269 7。表明:2006—2012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 经济系统主宰其他各子系统的发展, 是整个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而人口的驱动作用则逐渐减弱 (0.854 8→0.790 9→0.7122) 。相对而言, 空间、社会城镇化与综合城镇化的相关系数表现出“低-高-低”的起伏态势 (空间:0.848 9→0.852 8→0.816 5;社会:0.863 8→0.913 1→0.872 5) , 表明两系统与其他各城镇化子系统正处在不断协调、磨合与统一的阶段。另外, 值得关注的是, 河南省生态城镇化与综合城镇化的相关系数持续下降 (0.434 2→0.055 8→-0.269 7) , 其2012年的相关系数更是达到了负数, 显示出生态子系统与其他各城镇化子系统之间极不协调的关系, 表明这几年, 河南省生态城镇化建设跟不上其他方面的城镇化建设, 各地市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城镇化建设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部分发展却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显然这不符合新型城镇化“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发展要求, 也不利于河南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导的“三化”协调发展之路。
3.3 新型城镇化类型时序演变特征
根据城镇化的内涵可知, 城镇化是一个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的过程[29], 其整个过程主要由人口、经济、空间三方面因素来推动。为此, 可根据城镇化进程中主导驱动力的不同, 将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导向型城镇化、经济导向型城镇化和空间导向型城镇化三种。按照各地市人口、经济、空间三系统得分的高低情况, 将2006—2012年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各地市的城镇化类型划分, 如表4所示。
2006年, 人口>空间>经济的城市有11个, 人口>经济>空间的城市有2个, 空间>人口>经济的城市有4个;2009年, 人口>空间>经济的城市减少为7个, 人口>经济>空间的城市变为5个, 空间>人口>经济的城市增加到5个;2012年, 人口>空间>经济的城市仍为7个, 人口>经济>空间的城市增至7个, 空间>人口>经济的城市较少到2个, 而郑州市则成为全省首个经济导向型城镇化。从中可以发现: (1) 2006—2012年,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整体上是一个人口、空间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 城镇化类型以人口导向型城镇化为主 (这与河南省人口基数大, 农业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落后的独特省情相符) ; (2) 近几年, 经济在三系统中的地位逐渐攀升, 表明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日益强劲, 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这也印证了上文中有关经济成主要驱动力的论证; (3) 2006—2009年, 空间导向型城镇化的城市增多, 反映出此阶段河南省人口城镇化速度跟不上空间城镇化速度, 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增长的特征。与此对应的是各地市城市空间扩张过快, 城镇建设粗放低效, 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拉动人口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作用有限。而2009—2012年, 空间导向型城镇化的城市有所减少, 表明人口城镇化跟上了空间城镇化的发展步伐, 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增强。
4 结论与讨论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 涉及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多个方面。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不仅意味着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 更意味着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匹配, 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长期积累过程。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结合熵权赋值法和改进TOPSIS法对2006—2012年间河南省各地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城镇化各子系统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在统计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格局的基础上, 考察了城镇化各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协调性, 并归纳分析了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主导驱动力 (城镇化的导向类型) , 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 将多目标决策的TOPSIS法进行改进, 并结合熵权赋值法对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不仅能够避免层次分析法、Delphi法等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弊病, 而且克服了传统TOPSIS法常有的逆序、不可比等缺陷, 提升了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丰富和改进了城镇化的研究方法; (2) 时间上, 2006—2012年, 河南省各地市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 表现为2006—2009年的加速发展阶段和2009—2012年的稳步提升阶段;空间上,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以郑州为中心, 城镇化水平依次向周边地区递减的单中心圈层结构模式。全省城镇化水平共分为5个层级, 其中, 中间级别城市数量减少, 低级别城市数量增加,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两级分化加重, 并且商丘、周口、驻马店等传统农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3) 2006—2012年,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整体是一个人口、空间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 城镇化类型以人口主导型城镇化为主。但经济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 逐渐成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 而传统驱动力———人口的驱动作用则逐渐减弱; (4) 河南省生态城镇化子系统与其他各城镇化子系统的发展极不协调, 表明这几年河南省生态城镇化建设跟不上其他方面的城镇化建设, 各地市城镇化建设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今后河南省在推动城镇化各方面有序提升的过程中, 应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 使全省上下走出一条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环保型的绿色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摘要：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法对2006—2012年河南省各地市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 并借助GIS技术对城镇化的时空演变格局、内在驱动因素及内部协调性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2006—2012年河南省各地市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 整个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人口、空间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城镇化类型以人口导向型城镇化为主, 但经济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生态城镇化存在进一步恶化趋势, 在今后发展中应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