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变

制度演变（共12篇）

制度演变 篇1

1 中国宰相制度的起源与宰相的职权

1.1 中国宰相制度的起源

宰原是掌管饮食的官吏, 相是掌管礼仪事物的。相本来不是官名, 春秋战国时期, “崔杼立景公而相之, 庆封为左相”, 相成为官名。春秋战国时期, 国君为独掌大权而设置相来抵挡封建贵族专权, 相逐渐独立并成为实际的政务官员, 后来也就有了丞相、相国的称呼。公元前309年即秦武王二年秦国开始设置丞相, 当时丞相有左右之分, 但是在秦武王之后丞相只有一人来担任, 后来丞相又改名为相国, 地位更加尊崇, 吕不韦就曾经获得此称号。汉承秦制, 在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也设置丞相, 在汉高祖十一年将其改名为相国, 惠帝时丞相分左右, 汉文帝时又改为一人, 中国的宰相制度从此产生。

1.2 中国古代宰相的职权

在中国古代, 宰相主要的职权包括:决策权、颁行政令权、参加朝政权、统领百官权、献意奏章权、谏诤皇帝权等。宰相上乘承天子, 下辖百官, 事无不总, 是官僚集团的核心, 是皇帝的最高助手。因此, 《汉书·陈平传》这样描述宰相:“宰相者, 上佐天子理阴阳, 顺四时, 下遂万物之宜, 外填抚四夷诸侯, 内亲附百姓, 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2 中国宰相制度的流变

中国宰相制度从秦汉始建到明清消亡, 历经两千多年流变, 大致经历三大阶段 (如图1) , 即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三公制、隋唐至宋元时期的三省制、明清时期的内阁制。

2.1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三公制

秦和汉初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主要是三公九卿, 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九卿指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政府最高官员, 丞相辅助皇帝掌管天下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 负责监察百官。但由于太尉只是军事首长, 御史大夫本身也只是丞相的副手, 丞相便成为官僚集团的唯一领袖, 因此这种宰相制度实际上是独相制。

西汉成帝时将把将军官废弃, 大司马骠骑将军被称为大司马, 御史大夫称为大司空, 将他们都封侯, 俸禄和丞相的一样, 如此一来大司马、大司空和丞相就成为三公, 都是宰相。在国家法度上三公正式出现, 他们都是宰相, 于是以秦汉初年的丞相独相制就被三公多相制所代替。西汉哀帝时对三公进行了正式的职权划分分职, 从此以后丞相的名称就被废弃了, 丞相之名被大司徒所取代。东汉光武帝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 极大的削弱了三公的权力, 史料记载“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 忿强臣之窃命……虽置三公, 事归台阁”。东汉初年大司徒改为司徒, 执掌课考和民政事务;大司马改为太尉执掌军队的课考;大司空改为司空执掌建设和水利, 三公实际上没有了参与国家大政的机会, 三公制基本上废弃。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制度处于三公制想三省制的过渡阶段, 在此不再冗述。

2.2 隋唐至宋元时期的三省制

三省制度应该以唐朝为代表, 但是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建立却并不是源于唐代, 它们多源于魏晋时期。门下省源于东汉的侍中寺, 魏晋时正式形成;尚书省魏晋时始建。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 设置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 其中秘书省职位悠闲, 内侍省是太监机构, 因此前三个省就成为实际的中枢机构。唐太宗时将三省的职权进行明确划分, 中书省 (即隋朝的内史省) 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门下省对诏令进行审核, 尚书省执行。三省制度实际上是多相制, 唐代的三省制度是委员会制, “汉代有一人来掌握全国的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 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 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唐代三省制度是一种皇帝与大臣完美结合的制度, 这种制度一方面使得皇帝既能够享受安逸生活, 又不至于大权旁落, 权臣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丞相职权由多个部门掌握, 集体处理国家事务可以集思广益, 能够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政务。唐代的三省制度既可以巩固皇权、抑制相权, 又可以使三省有充分的权力管理国家事务, 较好地实现了皇权与相权的平衡。

北宋初期虽然在名义上沿用唐朝的三省制度, 但实际已经名存实亡。三省之中, 尚书省和门下省尽失权力, 仅中书省能够参与大政。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北宋在政府中设置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立枢密院管理军事, 分割宰相的军权;设置三司使管理财政, 分割宰相的财权, 宰相的权力所剩无几。北宋徽宗时废弃尚书令, 南宋孝宗时又罢除中书令, 三省制度至此名实俱亡。1276年南宋灭亡, 元朝一统华夏。在政府机构设置方面, 元朝设置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 是全国唯一的最高行政机构, 是国家的行政核心与枢纽, 中国的宰相制度再次回归到秦至汉初的一元体制, 重新走上独相制的道路。

2.3 明清时期的内阁制

1368年,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承元制, 在中央设立中书省统领全国政务, 是国家的政治中枢。但朱元璋发现中书省丞相权力过大, 威胁到皇权。为了加强皇权, 朱元璋于1377年设立通政司负责管理奏章, 1378年又明确规定大臣向皇帝上奏不得通知中书省。1380年, 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 废除中书省, 命令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至此丞相制度在名义上消失, 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 皇权兼领相权。1382年, 朱元璋设置殿阁大学士, 为五品官员, 作为皇帝的私人顾问, 没有实权。到仁宗、宣宗时殿阁大学士的重要性加强, 并逐步形成内阁制。后来内阁中又出现首辅大学士, 权力巨大, 品级较低, 须兼任师保尚书后才地位尊崇, 但是终究不如宰相那样名正言顺, 因为从法制上讲明朝没有宰相, 如果有人想有所作为是很难的。

1572年,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 由内阁首辅张居正辅政。张居正推行大有为之政治, 进行政治改革, 推行一条鞭法, 但却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 认为张居正是权臣、弄权、奸臣。因为从客观上讲, 张居正并非宰相, 不是正式的国家行政领袖, 内阁首辅作为皇帝顾问集团的领袖, 无权监管六部, 俚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是不允许宰相存在的。张居正只得委曲求全, 与太监冯保结合, 因为当时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握有朱批之权, 内阁意见只有得到朱批才能正式颁行, 张居正自诩为周公, 但周公却巴结一个太监, 显然这是明朝废除宰相制度的贻害, 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悲哀。

名义上的宰相制度在明朝虽已不复存在, 但内阁首辅类似于宰相, 故宰相制度在明朝是名亡而实存。清王朝由满洲人建立, 它与中国传统的王朝不同, 在中国的传统王朝中皇帝是国家首脑, 受到全国百姓拥护。但清王朝的皇帝最初只是满洲人的皇帝, 代表满洲人的统治。但清王朝为了统治满洲人之后的大多数人, 只能采用秘密政治, 故宰相制度在清王朝已经是名实俱亡。清初沿用明制, 不设立宰相, 设立内阁大学士管理国家政务, 这利于皇帝专权。但清王朝并不满足于此, 雍正十年设军机处处理国家政务, 由皇帝亲自挑选亲信大臣充任军机大臣, 军机处逐渐成为国家的决策中心, 并渐渐取代内阁制。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处, 在军机处里军机大臣并不能够做出决策, 大政方针只能由皇帝作出, 军机大臣跪接圣旨, 军机处是实际上的执行机关。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 中国宰相制度寿终正寝。

3 中国宰相制度的流变规律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宰相制度的流变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 其流变的内在动力在于皇帝, 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皇权需要相权的辅佐, 但皇权的独断性使其不愿受到相权威胁, 为了加强皇权, 历代皇帝都不遗余力的削弱相权, 这就造成了宰相制度的流变, 也是宰相制度流变的根本动力。

宰相制度流变的标志就在于宰相职权的分化, 在西汉初年宰相权力巨大, 皇帝也畏惧三分。汉文帝时申屠嘉为丞相, 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 当上朝的时候邓通对丞相申屠嘉不恭敬。申屠嘉就派人把邓通找来, 要斩杀他, 文帝派人给申屠嘉讲好话, 才释放了邓通。从这个例子中就能够看出来, 当时丞相的权力巨大, 皇帝也得礼让三分。汉武帝时设立了以侍中、中书为首的中朝, 渐渐疏远了丞相, 丞相的权力逐步被削弱。隋唐时期行三省制, 相权被一分为三, 决策、审核、执行被分开, 皇权渐强。北宋时丞相的权力更被细化, 一部分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被一一分割, 相权所剩无几。明清时期行内阁制, 丞相被废除, 宰相制度残破不全, 以致到雍正年间彻底消亡。

从总体上看, 中国宰相制度在各个朝代均有其特殊性, 它们相继而变, 却有一定的趋势和法则。中国宰相制度的流变趋势是:在越早的时期, 宰相的权力越大, 在越晚的时期, 宰相的权力越小, 即宰相权力的大小与时代的先后成反比关系。中国宰相制度变化的法则是:通常由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兴起, 逐步替代之前的执政大臣掌握国家大权, 并随着自身地位的上升逐步远离权力中心, 最后成为位高而职轻的闲人, 而后皇帝身边其他的亲近大臣再次兴起并执掌大权, 然后又随着地位的上升逐步远离权力中心, 最后成为位高而职轻的闲人, 如此循环往复。

4 结语

宰相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官僚集团的核心部分, 是政府管理的枢纽, 在两千多年的风雨流变中, 对古代中国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表明, 中国古代并非代有圣君, 但大体上却代有贤相, 伊尹、姜尚、管仲、萧何、诸葛亮、张居正等均在各自的时代都做出非凡的成就, 为中国宰相制度谱写了绚丽的篇章。

摘要：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吞并六国,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皇帝始成为国家元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 皇帝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来辅佐政务。宰相作为官僚集团的首领, 是皇帝的最高助手, 是王者佐、社稷器。宰相制度作为中国官制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变化。系统研究中国宰相制度的流变过程及其流变规律, 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及其演变十分必要。

关键词：宰相制度,三公制,三省制,内阁制,流变规律

制度演变 篇2

1.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先秦时期土地属于国有。当时曾实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期得到全面推广。因土地被划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属于王属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赐封给诸侯及卿大夫相当差数的土地，受封者对于井田只有使用权而无私有权。土地不能转让或买卖，“田里不鬻”。井田的经营方式，是奴隶的集体劳动。

秦国在统一之后，实行爰田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休耕地，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权干预较多，赋税的征收也比较繁琐。统一之后，这种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实田”，即让老百姓如实上报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础上，废除爰田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私有制。两汉时期，土地原则上归国家所有，称作“公田”，由皇帝“假”给农民耕种。

曹魏建国后，实行屯田制。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军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由大司农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军屯所在地管理军队屯田。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门阀政治的需要，西晋王朝实行了占田制。国家准许个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并不是由国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实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授露田20亩。为备休耕，露田加倍授给。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可作为私田，不必还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买卖，但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可以买卖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情况另外获得土地。奴婢授田与农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亩，但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职大小授给公田，刺史15顷，县令6顷。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对百姓、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和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国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以“皇庄”、“官庄”的面目出现，经营方式与地主经营没有多少差别。明代清丈土地，绘制《鱼鳞图册》，确定土地的私有权。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国社会贫富不均，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针对土地兼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解决的办法过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众基础，革命也没有成功，只有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历经土改、解放战争的《土地法大纲》，建国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解决了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国。

简述日本天皇制度的演变 篇3

关键词：天皇制；天皇；大化改新；明治维新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7-0221-02

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其国际地位已从战败国日益发展成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在今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后，日本再次成为世界万众瞩目的中心。震后的日本国内民怨很多，但在日本天皇明仁（平成天皇）发表讲话后，日本国民的精神为之一震，犹如焕然一新般。在此，笔者想起日本镰仓幕府时天皇权利的架空时代，明治维新中权力变更的兵不血刃和二战后日本依然保留了天皇制度。笔者就此对日本的天皇制度予以阐述。

一、日本天皇制度的由来

在日本的历史上，日本是以村社首长统治的小部落为主开始走向历史的舞台。大约在公元1世纪，日本以北九州地带为中心，形成了一百多个部落组织。当时的日本列岛被中国称为倭或倭国。在公约2世纪末3世纪初，出现了邪马台国这一部落联盟的盟主吞并了周边小国后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政权。大和朝廷位于畿内的大和地方，从公元4世纪一直延续了数百年。但是，大和朝廷前期的最高统治者并不称为“天皇”，而是“王”或“君”。到5世纪为了区别于一般的王而改称为“大王”。称为“天皇”的时间是在大和政权的后期，推古女帝在位期间。据中国《隋书》记载，7世纪初的608年推古朝派出的第三次遣隋使所携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一句，是倭王首次对外使用“天皇”作为自己的称号。日本天皇之名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是来源于中国。“天”来自“盖天论”，为“三才”之首；“皇”的意思是王者头戴白色大羽冠。当时中国（汉魏）道教兴起，“天皇”是称为“天帝”时的用语，主要是说明天上的神仙们的主宰人，具有很浓的宗教色彩。中国的道教传入日本后，日本最高统治者便借用“天皇”二字来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亦含有很强的宗教观念。日本统治者就逐渐将天皇神化为神，亦为所谓“现人神”。天皇制的起点是在推古女帝时期，担任摄政的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推行“寇位制”改革以后。天皇制的正式确立应是公元7世纪的大化革新之后。大化革新结束了大和朝廷的历史，开辟了一个以“天皇”为君主的古代专制君主制确立的新时期。由此标志着日本古代天皇制的正式确立。

二、日本天皇制度的发展

（一）古代天皇制度

日本古代天皇制度可以分为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奴隶制阶段的起点是推古女皇继位。在奴隶制阶段，当执政者的名称从王、君转变为大王，后期被称为“天皇”后，其依然是以氏族首领的身份来掩盖其最大奴隶主的最高统治者地位。随着中国儒家思想传入，当权者又结合本国固有的生活特点创造出“家族国家”的观念，并大肆进行宣传。

封建制阶段从大化改新后开始。大化改新发生于公元646年，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天皇国家体制。在公元1185年封建武士首领人物源赖朝在镰仓开府，随后在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后，正式创立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日本史上大约长达700年的武家政治。此间天皇的权利受制于幕府，幕府才是日本的权力拥有者，天皇形同虚设。但即便如此，天皇制并没有被取缔。这主要是由于下面几个因素：

其一，在整个古代天皇制阶段，日本天皇长期以来向中国学习，用神话思想麻醉自己的国民。他们宣扬天皇神说、皇权神授和天皇神国的统治思想神话。更甚者是天皇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把日本的历史描写为开天辟地的神国史，祖神开辟了日本。天皇就是天孙，继神的后代统治着日本。并且他们向中国的秦始皇学习“万世一系”的思想，在日本发展为“神国万世一系”，而后广泛的传播。

其二，日本本土国民长期受到“家族国家”观念和在忠孝之间忠优于孝，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这也就说明了在日本历史上即使有人实际上夺了天皇的大权，却不去推翻天皇、取消天皇制。也均未从形式上篡位，形式上的天皇仍然存在，无“异姓革命”。

其三，幕府利用天皇的权威来为自己打下江山，它一面不断挤压着天皇的权利，另一面又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地位统治日本。幕府的活动还要经过天皇的批准（形式上），维护自己忠君的形象后，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二）近代天皇制度

1、近代天皇制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

明治维新是近代天皇制形成的标志，它使日本成为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德川幕府时期，国内存在的严格的等级划分，天皇的权利被架空，幕府控制着国家政权。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远航的船只。这个时期的自由农民比较少，他们大都靠租借土地生活，并缴纳很高的贡租和各种各样的劳役。幕府对农民的压榨达到极点，使农民达到死不了活不成的程度。

在经济上，在德川时代中期以后，“问屋自家内工业”在全国发展起来。到了幕府末期，逐渐出现了近代的资本家和工人，并表现出取代以农村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态势，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统治的经济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认为旧的体制制约着他们的经济发展，随后便开始着手政治改革。

在国际环境上，鸦片战争爆发后，使欧美各国看到了在亚洲的实际利益，随后他们在亚洲积极推行殖民政策。1853年，美日之间发生“黑船事件”后，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下，美国总领事哈利斯于1857年强迫日本正式建立通商和外交关系，日本被纳入西方殖民体系。

在这严峻的内忧外患的环境下，首先是以下级武士为首的改革派集团打出“天皇”的旗号与幕府抗衡。这个集团成份包括豪农、豪商、武士、乡士、浪人和下级公卿等社会各个阶层。在抗衡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尊王攘夷”和“王政复古”的口号。1867年，倒幕派发动政变，德川家族的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还给天皇，这标志着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史称“大政奉还”。日本随后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即明治政府，史称“明治维新”。

2、《明治宪法》的颁布

《明治宪法》又称为《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建立了绝对主义的天皇制，也是日本走向近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它亦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在日本的制宪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明治宪法》的内容加补则共七章，其内容规定天皇拥有很高的权利。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根据“宪法解释”天皇不是由宪法创造的，而是日本“固有的国体”，宪法只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之。这一点可以看出天皇的地位和权限并不是因明治宪法重新诞生，而是天皇制定了明治宪法。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天皇制经过明治时期。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及天皇的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并根据本宪法规定行之，实行天皇亲政；第七条规定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令其开会、休会、停会及众议院的解散。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务各大臣辅弼天皇，并对此负责。此外他还享有宣战权，授予爵位勋章，行使恩赦的仁慈的特典，提出和裁定法律案，公布法律并执行等。

（三）现代象征性天皇制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宣布投降。对于日本的天皇制度，国际上主张予以废除，但美国的变化改变了这一切。

1、美国同意日本保留天皇制度

在二战进入尾声之际，美俄两国的军事联盟也出现了许多危机，对日政策十分微妙。这种国际时局的变化使美国重新考虑对日本采取的策略。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认为天皇的力量抵得上20个师的军队，庇护天皇、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美国占领，可以防止日本出现人民革命，确保对日本民众的控制。美国最终决定不予取消日本天皇制度，究其原因，主要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德国战败后，美苏之间反法西斯同盟逐渐破裂，出于战后国际政治及远东政策的需要，美国亟需利用日本来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但当时日本当局者强烈要求保留天皇制度，随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妥协，以便使日本尽快成为战后远东地区抗衡苏联的优势。第二，美国决定利用“天皇”在日本的权威而统治日本。美国认为：日本天皇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其地位在日本不可动摇。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宗教信仰的对象，天皇具有很大的号召力。美国希望通过对天皇的控制而进一步控制着日本，让日本人来管理自己，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三，日本社会传统的忠君思想非常浓厚，日本人民对天皇制普遍支持以及保皇派对占领当局施加的影响也是天皇制得以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

2、日本新宪法的颁布

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明确表示自己是人，而不是现世的神。他说：“朕与国民同在，从来都与你们利害相关、休戚与共。朕与国民的关系始终是相互信赖与敬爱的关系，而绝不是神话和传说所创造出来的。把天皇说成是现世神，把日本民族说成比别的民族优越的民族，进而认为日本负有统治整个世界的使命的虚空观念是没有根据的。”11月3日公布《日本国宪法》，与次年5月3日正式生效。

《日本国宪法》对天皇制做了新的修改，与明治宪法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天皇丧失统治大权，只不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日本全体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原有的总揽政治的权利被取消。天皇只能参与一些国事活动，如召开国会，解散众议院、公布举行国会议员的总选举、认证官吏的任免、认证大使公使的国书、认证外交文书、接见外国使节等。破除了天皇的统治权继承于“神祖神宗”的传统观念，否定了天皇的神化偶像，明确规定天皇的地位取决于拥有主权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

三、结语

从日本的历史上看，日本天皇制度先后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度、近代天皇制和现代天皇制度。在这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上，天皇的权利有很大的起伏，但不论是掌权还是受到控制，还是频临灭亡，结果都没有从历史上消失，天皇制度依然是日本宪法重要的组成部分。天皇是日本人民宗教信仰的对象。在他们心中，天皇具有崇高的精神地位，不可动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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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赫伯特·比克斯.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M].王丽萍,孙盛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基于制度变迁的内部控制制度演变 篇4

任何制度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契约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人和人相互博弈过程中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 而参与博弈的每一方都有其各自的逻辑, 因此制度的演变也可以说是多重逻辑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在多重逻辑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演化的, 也是在多方博弈过程中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而诺斯的制度经济学则为分析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包括国家、产权、意识形态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较为深刻地解析一项制度安排的演进和发展历程。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历程, 然后引入诺斯的制度变迁框架对我国内部控制制度演变做更加深入的分析。

二、内部控制制度的产生和演变方式

(一)自发产生

当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不具有外部性, 即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不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时, 即企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内部控制制度, 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企业, 那么内部控制制度就处于一种自发的演化进程中。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出于管理的目的,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些内部控制方法, 这些方法, 有的能够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另外一些则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于是有效的内控措施得以保留, 无效的内控措施被淘汰, 久而久之就会自发形成一套符合企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内控制度,良好的内控制度的实施往往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使企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从而成为其他企业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于是一套有效的内控制度就在行业内传播开来, 被不同的企业所广泛使用。 而当一种内控制度被行业内的企业所广泛采用时, 就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进而将这些有用的制度写进法律和监管制度。 随着环境的变化, 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也随之变化,不再适应环境的内控制度被淘汰,企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 寻找更加适应环境的内控制度。 于是内控制度就随着企业的自身发展不断更新、演化。

(二)契约

企业的内部活动不具有外部性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实践中,一项内控制度的实施必然会对其他企业产生影响,即内部控制活动具有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正的外部性, 正的外部性指企业的内部控制改进活动会使得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受益, 负的外部性则指企业的内部控制活动会使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外部性的存在会影响到企业对于内部控制活动改进的意愿。 如果一个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 在增进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即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增进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因此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的意愿就会受到抑制。另一方面,糟糕的内部控制措施具有负的外部性, 即造成利益相关者的损失, 如果企业糟糕的内部控制活动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企业也不会有动力改善内部控制活动, 因此由于内部性的存在, 企业改善内部控制活动有效性的意愿会受到抑制。

而契约的存在则缓解了上述难题, 当企业通过改善内部控制活动促进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 可以通过契约向利益相关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利益相关者也可以通过契约监督企业的内部控制行为, 当企业内部控制活动无效而使得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失时,就进行惩罚,从而将改善内部控制活动的收益内部化, 消除内部控制活动的外部性, 激励企业持续地改善内部控制活动。 而契约本身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所达成的协议,所以说也是利益相关者促进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

(三)国家强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 通过契约的方式也越来越难以监督企业的内部控制改善行为。 这是由于当经济环境比较单一时, 企业与相关利益团体之间的交易是可重复的,因此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谴责、排斥、不与之交易来进行惩罚。 而随着经济关系的复杂化, 很多交易都是不可重复的,因此上述的方式就不再有效,通过契约内化内部控制活动的内部性,这时,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供给肯定会低于社会整体利益需求的水平。 这个时候就需要代表公众利益的第三方激励和惩罚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行为。因此政府强制推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对自身发展与契约内化两种方式的补充, 是作为第三方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行为的监督, 以强制的措施推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 而政府对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强力推动往往是在恶性事件发生以后,例如2001 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才发布了SOX法案。

因此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化方式并不是独立的, 而是各种演进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利益相关者、企业、 政府相互博弈所产生的一种动态平衡。 而内部控制相关的每一方都有着各自独立而稳定的逻辑。

三、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

我国内控制度的演变同样是三种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每个时期,各种方式又扮演着不同的作用. 具体来说, 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 年以前、1985 年—2000 年、2001 年至今, 在三种逻辑的作用下, 各个阶段的内控制度演化方式也有所不同。

(一)1985 年之前

在1985 年之前,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 企业的生产经营全部都要依赖于上级的生产计划, 因此企业在生产上几乎没有自主性,内部控制制度相对简单,目的是保护业主资产的完整, 以一些简单的内部牵制措施为手段, 以保护资产安全、 查错防弊为主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 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还未引起政府的重视。 政府对交易的限制制约了企业之间契约的发展,另一方面,较为单一的经济环境也使得内控需求较弱,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因此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做规定, 内部控制的演变方式为单一的缓慢的自我演变。

(二)1985—2000 年

1978 年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大发展对内部控制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时期,内部控制逐渐完善,并拓展为保证公司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的完善控制体系。 在这一阶段,利益相关者开始主导内部控制的演变, 其标志是制度审计的兴起,如中注协1996 年发布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 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 》、人民银行1997 年发布 《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 以及2000 年新 《 会计法 》 颁布时提出的相关要求。 随着审计行业的发展,审计师和审计师事务所介入到内部控制的演变,内部控制由自我发展改进为和利益相关者的博弈。

(三)2000 年至今

2000 年左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01 年的 “安然事件”、2002 年 “ 世通” 公司舞弊案件使得美国开始了对于制度审计的反思, 进而出台了史上最严格的内部控制法案———SOX法案,标志着政府开始强势介入到内部控制法规的监管。 受这些事件的影响,2008 年5 月22 日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基于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 年4 月15 日, 财政部等五部委又联合发布了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从而标志着政府对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强势介入。

因此从1985 至今的三个时期中,企业自身、利益相关者、政府分别占据了各个时期的主导地位, 并形成了如今这种发展方式并存的发展模式。

四、 基于诺斯制度经济学框架的演变结果的解析

(一)产权视角

内部控制的演变方式经历了自我演变、利益相关者契约化演变、政府强制演变三个阶段, 而如果从信息产权的角度来看, 则是一个信息产权逐步扩大化的过程。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对内部控制进行管理,企业自发建立内部控制体系, 内部控制的信息停留在企业的内部。 改革开放时期制度审计的兴起, 标志着审计师参与到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 与企业共享内部控制信息的所有权。 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的出台标志着政府介入到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 内部控制的信息所有权扩大到政府层面,最终成为一种公共品。

(二)国家视角

如果从国家视角来看, 内部控制制度的演变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当产权不明晰的时候,国家依靠“暴力机关” 强制推动制度变迁可以以更高的效率界定产权,增进社会福利,其成本由某些主体承担, 对被管制主体而言, 当被管制所产生的成本大于影响管制规则的成本时, 就会采取手段影响管制规则,即政治博弈的产生。 在我国, 这一行为是由中注协和财政部共同完成的,中注协拟定,财政部以颁布审计准则的形式将其确立。 2006 年7月,内部控制委员会成立,并发布了《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 促使了 《 基本规范》的实施。 而基本规范的实施一再延迟,也体现出了政府和企业的政治博弈。

(三)意识形态视角

意识形态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支持的世界观。在美国,凯恩斯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支持政府对内控的管制。自由主义可导致内控管制的放松。 两种思潮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内控制度的发展,例如SOX法案正是由于自由主义泛滥所造成的危机而颁布的。 而我国的意识形态较为稳定, 受意识形态影响不大。

此外内部控制的制度还受到知识存量的影响, 抽样方法的发展促进审计师对内部控制的利用, 从而导致了制度审计的兴起。 而COSO在1992 年对内部控制框架的整合和2004 年的企业风险框架推动了风险审计的发展。这些知识传入我国,对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演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

总之, 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经历了自我演化到自我演化、 利益相关者契约化、 政府管制三者相结合的演变模式, 背景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和知识存量的积累; 结果表现为内部控制信息产权的扩大化, 从私有品逐步扩大为了公共品。

而这一过程的变化是渐进式完成的,没有出现激烈的变化,新的制度脱胎于旧的制度, 为解决旧制度的局限性而产生。 背后是国家对于投资者保护价值取向的认同, 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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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篇5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4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几种新教育，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落的封建帝国，教育仍然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除了政府国人主动学习国外思想教育外，外国人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列强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为其文化侵略大开其道。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并且自己来兴办学校、设立报管、著书等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任总教授、总都督，并在教学和教学组织管理方面亲力而为，讲学效果显著。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讲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

这些新式学堂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清政府挣扎过程中的产物，是主动的接受与改变。而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华办教育的权利后，都进行了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教会教育：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教会学校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进一步发展了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侵略。

然而，有侵略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进入20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抗洋兵、毁教堂。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随后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击，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留学教育

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国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起步和发展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出现过一些零星自发的留学行为，留学生基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倡导由政府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洋务派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5年闽浙总督沈葆桢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1876年李鸿章派7人赴德国学兵技。洋务派办留学教育是要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历史的事实也说明，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哲学政治学人才如严复等。在清末新政的刺激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国的注目，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以发展留美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中国较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是在洋务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真才。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新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实施了8年后，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教育方面，于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并于1912年9月3日，颁布《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进步，它缩短了学制年限3年或4年；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从课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虽然也有许多不彻底的方面，但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统的改革，它突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较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新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次重大胜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教育能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一些知名人士如胡适、陶行知、黄炎培等人都纷纷提出了改革学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11月以大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即壬戌学制。一般称这个学制为“新学制”。“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等。在讨论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1923年该委员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普通科分文理两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1922年学制的公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新学制”除以后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制等方面有所改动之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

论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演变 篇6

关键词：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继承制；制度演变

一、中国古代继承制度的主要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经过历史的不断沉淀后，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及制度印记。早在国家形态形成之初，就已经拉开我国法制文明的序幕。继承制度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制度，主要体现在身份的继承及财产的继承两方面。

所谓的身份继承，在古代指的是子继承父的身份，如在夏朝时期，就有父死子继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父亲过世，那么其身份则由他的儿子进行继承。古代身份继承是其中的一种重要继承，上一代所拥有的身份符号，如具有爵位等身份，在其过世之后则由自己的儿子进行继承，这就是身份继承，身份继承是古代继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继承制度中的财产继承，财产继承简单来说，就是对财产进行的继承，即继承的对象是财产。在早期所采取的是世袭制，也就是父辈或者相关亲人等过世之后，则由下一代进行继承。

而在古代的不同时期，其继承制度的具体内容也不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继承制度也在不断的演变。基于古代继承制度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身份继承及财产继承，为此，本文在对代继承制度的演变进行探究上，主要对古代继承制度的身份继承及财产继承进行分析。

二、古代继承制度中身份继承的演变

身份继承在古代出现的时间较早，早在夏朝时期，就出现身份继承，在该时期强调的是“父死子承”，说的就是在父亲死了之后，其所具有的身份由其儿子进行继承。进入周朝之后，除了吸收夏朝身份继承的做法之后，还有新的特点，即在“父死子承”基础上还增加“兄终弟及”。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完成身份继承制度的确立，在该时期的身份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则是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如果是小妾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则不能认定是嫡长子，由此可见，在古代身份继承等级非常森严。秦朝时期对身份继续进一步完善，并在《秦律》中对继承制度进行明确，这可以说是一部完成的继承制度法律，且在这部继承制度法律中，还保留有长子长孙继承制，也就是嫡长子嫡长孙继承制。

进入汉朝之后，封建制度逐渐完善，相应的继承制度也获得补充及完善。在该时期，对嫡长子嫡长孙的身份继承进行进一步巩固，根据其法律规定，只有嫡长子嫡长孙才能进行封爵位等，这种身份继承理念在魏晋南北朝更是深入人心。进入隋朝之后，这种理念有增无减。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非常注重对正妻的权益进行保护。

而到了唐朝及五代时期，在身份继承方面，则明确要求把宗祧继承制作为身份继承制度，宗祧权实际上是家族在祭祀等活动上充当主持人，因此，拥有宗祧权实际上行驶的是家长权，宗祧权的继承也就相当于家长权的继承。这个时期的身份继承制度也强调，正妻所生的长子为第一继承人。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身份继续的规定则更为细化，同时，也更加灵活。在元朝，逐渐淡化宗祧继承制，在身份继承上主张以蒙古人的习惯作为继承依据。

明清时期的身份继承，遵循的是唐朝的做法，也就是强调宗祧继承制，其中在对明朝，在继承唐朝做法的继承上，在宗祧继承制方面更加灵活及明确。而在清朝，在身份继承上，主要采取两种制度，其中的一种为宗祧继承，另一种则是封爵继承。我国古代身份继承的演变大致经历了这些阶段。

三、古代继承制度中财产继承的演变

古代继承制度中的财产继承，在先秦时代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在法律层面上进行明确。因此，在该时期的财产继承上，主要采取的是世袭制。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逐渐开始形成封建社会形态，面对私有财产的增多，开始就如何进行财产的继承进行明确。其中商鞅在进行制度的制定上，就对家庭财产的继承持肯定观点，这些思想在《秦律》中得以体现，至此，古代继承制度开始走向完整化。

在汉朝的财产继承制度规定上，则有了新的内容，根据其法律规定，在进行财产的基础上，执行的是诸子均分制，规定只要是其子嗣，都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力。在汉代，就已经有专门的继承制度，且很多内容体现出一定的先进性，并被后来的继承制度制定中所吸收。

而在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所制度的财产制度较为严格，并强调只有嫡子才会财产继承权。相对来说，唐朝的财产继承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在基本原则上采取的是诸子均分制，且在这基础上更为灵活，不过唐朝法律也规定，如果是私生子，则不具备财产继承权。宋朝针对财产继承方面的规定更为细化，并把私生子也纳入到继承主体的范围之中，不过也规定，私生子在继承额数较少。元朝在财产的继承上，针对汉人这一部分，在理念上与宋朝较为相似。进入明朝之后，主要强调的是子嗣理念，也就是需要确保是被继承人的后代，只有满足这一条件才能进行财产的继承。而在清朝，依据的是诸子均分制原则，较为接近金元时期的做法。

通过对我国古代继承制度的演变进行论述得知，古代的继承制度在方式上也强调法定继承。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在具体规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各个时代所主导的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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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孟飞.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历程[J].东方文化周刊，2014（17）.

[3]李青.中国古代继承法制的最后形态[J].当代法学，2012.

[4]贾如银.试论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J].社科纵横，2004，19（6）.

中国股票发行制度演变研究 篇7

审批制的采用是计划经济的体现。股票发行要满足规定的各项条件, 这时候证券主管机构不仅仅决定着股票发行的审批, 还决定着股票发行的数量、价格和方式以及其他方面。最开始中央政府认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在政府的严格管制基础下发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于1990年和1991年分别颁布了相应的《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并且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规范股票发行上市的要求, 这个时候规定的股票发行上市机制都是审批制。1993年以前, 《股票发行与管理暂行条例》还没有颁布实施, 深圳与沪两个交易所各自在政府的领导下, 进行股票发行上市试验。深圳市在1989年出台的《关于企业股票发行的审批管理原则》中规定:“特区内的企业发行股票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审批, 宝安县内的企业发行股票由中国人民银行宝安支行依据本审批原则提出意见, 转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批准。”地方规章为深圳和上海的证券市场及证券发行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支持。

审批制的正式确立的标志是1993年国务院提出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需要符合下列一些条件:生产经营遵守国家的产业政策, 发行人认购的股份数额不能少于公司拟发行的总股份总额的35%, 在公司拟发行的股份中, 发行人自行认购的部分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等要求。

审批制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导致的种种弊端, 不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加大了政府的工作强度, 也不利于政府的廉政建设。1998年以后改为审核制。

二、股票发行的审核制

从审批制度向核准制度转变, 这时候政府不再下达规模计划指标。证券发行方式的转向市场化, 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通道制度。

《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证券法》、《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工作暂行办法》、《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形成了股票发行核准制的基本框架。有了这些正式的法律制度保证, 审批制于2001年正式取消。

2001年开始实施股票发行核准制下的“通道制”。证券的发行与证券公司联系起来。每家证券公司推荐一定数量的企业申请发行股票, 证券公司将推荐企业按照标准逐一排队, 按序推荐。所推荐企业每通过一家即可再报一家 (2001年6月24日又调整为“每公开发行一家成功才能再报一家”) 。中国证券业协会对“通道制”做出了解释:通道制的核心要求每家券商一次只能推荐一定数量的企业申请发行股票。券商一次推荐的企业数量依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根据其上一年度的承销家数以及发行质量具体确定。具有主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拥有的通道数量最少2条, 最多8条。直到2005年1月“通道制”被废除时, 全国的一共83家证券公司一共拥有318条通道。通道制的实施, 证券公司参与了股票发行但是监管层的监管压力仍然很大。监管层希望中介机构这个牵头人, 能够在股票发行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出力。这个时候就退出了保荐制。

三、股票发行的保荐制优缺点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在2003年10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49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2003年12月28日公开发布, 并且于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保荐制”的推行券商在股票发行中的作用更加积极。保荐人 (券商) 负责核实公司发行文件与上市文件中所载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以及对发行人的上市推荐和辅导。券商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并且帮助股票发行人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 当然券商的保荐责任并不是要减轻或者免除发行人及其高管人员、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的责任。

保荐制度最开始在西方证券市场创业板出现。中国的香港证交所就将这一制度推广到了主版市场, 而英美就只在创业版市场使用, 不同的国家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证监会主导的保荐制度设计刚刚开始, 相关的法律规定还需加强建设, 我国将其引入并同时实行于主板和创业板市场也是一种“创新”。保荐制度加强了保荐人也就是券商在发行过程中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上市辅导责任、公司上市后的持续责任、发行上市指导责任等;保荐制度下, 券商不仅要将企业扶上马, 而且还要送上一程。通过责任约束保荐人, 通过保荐人提供优选上市企业, 制度设计上倾向更多更优质的企业发行上市, 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其经营业绩的持续提供更加严格的支持, 从而更有效地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保荐人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由于中小投资者自身水平有限, 处于信息不利地位。通过保荐人的作用, 有利于中小投资者获取更加可信的会计信息以及市场信息。因此对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积极作用。我国的保荐制经过一定的发展。保荐制度的实行对发行上市的体系进行了明确界定, 建立了相应的责任落实以及事后追究机制, 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制度机制框架。这些制度安排将推动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 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发挥市场对发行人质量的约束作用, 进而从源头上推动上市公司质量。实施保荐制度有利于中介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 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同样保荐人制度也减少监管机构的工作风险, 促使监管机构将注意力放在宏观管理上。毕竟监管机构自身能力有限, 没有太多精力花在每家公司的监管上, 有了保荐人制度, 把一部分责任转移给了保荐人, 有利于监管转移风险。

当然保荐人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点。保荐制的推行对保荐人的素质要求很高。防止保荐人与申请人合谋骗取投资人的问题值得大家深思。保荐人不仅仅需要业务素质, 还要具备道德素质。保荐人制度也不能防止保荐人与申请人合谋欺骗投资人的情况发生。按照目前的规则, 对保荐人违规行为的处罚还是太轻, 保荐人所承担的仅是除名以及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 与保荐人的高收入乃至有可能得到的灰色收入相比, 起不到威慑作用。另外, 保荐人制度虽然规定个人和机构同等重要, 对于一个项目双方要共同承担责任, 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中却没有明确, 一个项目中保荐人与机构到底应按什么比例来承担责任、以及怎样承担责任, 这使保荐代表人具有寻租的机会。保荐人的市场化也是一个问题。由于目前保荐代表人数量有限, 故而拥有保荐人数量较多的证券公司, 会在保荐人的流动上设置种种障碍, 阻止其流动。促使大的证券公司就能够垄断保荐市场, 形成小券商形成打压趋势, 不利于整个市场的发展。

中国股票的发行制度由最开始的审批制到核准制到最后的保荐制, 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证券市场发展的变化, 为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帮助。目前中国的证劵发行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发行价格不超过市盈率的15倍底线屡屡被突破, 询价机制也有一些问题, 下一轮的发行制度改革正在进行中。

参考文献

我国当代金融制度的演变 篇8

一、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是以银行为主导的原因

第一, 中国的历史演变造成了我们目前的金融制度是以银行为主导。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金融制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3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阶段中我国资金配置主要是国家调度;第二个阶段是1983-1990年银行等金融机构逐渐多元化的时期, 这一阶段中中国金融制度开始改革, 但改革的重点是发展多元化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形成, 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区域性商业银行开始出现, 但资本市场处于零的状态;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以后资本市场逐步发展的时期, 这一阶段我国启动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这三个发展阶段中,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较晚。时至今日, 资本市场的规模仍远小于银行的规模, 据统计, 银行每年新增的贷款, 现在是两万亿左右, 而股票融资加上企业的债券, 差不多也就一千亿左右, 所以通过银行间接融资的规模远远大于通过市场直接融资的规模。因此, 目前我国的金融制度还是以银行为主导。

第二, 从功能上来看, 银行目前起着筹集资金跟分配资源的主要功能, 而我们的资本市场, 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还是非常弱小。我们常把股票市场看作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实际上真正反映中国国民经济晴雨表的是中国的银行资产, 银行资产的好坏以及不良资产的高低确确实实能反映国民经济的健康与否, 而股票市场到目前为止来说, 由于种种原因基本还是局部的、有限的反映国民经济, 从这个角度来看, 资本市场还远远不能替代银行发挥金融体系的功能, 资本市场在目前的中国很难发挥它的作用。

二、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

有关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的效率及其利弊的问题在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之间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两种不同的金融制度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区别。

1、不同金融制度对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实现资金从供给者向需求者的流动, 从而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在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中, 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中介来实现;而在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中, 储蓄者的资金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转移到资金需求者手中。尽管两种金融制度对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同, 但都以自身巨大的力量影响或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都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2、不同金融制度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金融系统深刻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一个活跃的金融市场, 对于经济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 因为它一方面能够使资源集中在有能力的管理团队中得到有效利用, 另一方面也能够惩戒经营不善的管理者, 防止资源浪费, 但是, 在这种体制下, 投资者“闻风而动”地买卖股票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意收购不利于管理者进行长期决策。相比较而言, 银行主导型体制能够保证资金提供者对融资企业具有一定的控制权, 从而确保其利润, 有利于企业和银行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

3、不同金融制度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分担

不同的金融制度对风险管理的手段是不同的, 因此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在风险分担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金融市场允许个人分散投资组合, 对冲风险, 投资者可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资产组合的风险, 这种在既定的时点上由不同的投资者进行风险互换称为横向风险分担。与金融市场相比, 银行可以提供跨期风险分担, 即可以将大量具有不确定性的短期资金集中起来, 然后利用大数法则提供长期资金, 同时享受长期投资带来的高收益。

三、我国的选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制度

尽管我国目前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制度, 但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应当建立市场主导的金融制度。市场主导的金融制度之所以受到重视并成为我国未来金融制度的发展趋势, 主要是由于如下几条原因。

1、经济规模的变化要求我国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制度

一国经济规模及其发展水平对该国金融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规模较小时, 生产相对分散, 市场风险较小, 对资金规模的集中度和分散风险要求不高, 此时提供融资为主要功能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与这种经济规模是相适应的。但是,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增大, 银行已经不能满足整个经济体系的融资需求, 近年来, 众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便是很好的明证。此时, 就需要具有更大资金集聚能力的资本市场占主导地位。

2、收入水平的变化要求我国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制度

在收入水平较低时, 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主要是要求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而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人们就不再满足于资产的安全性, 而是不断地寻找增值保值以及分散风险的渠道。实证分析表明, 人们的投资倾向、资产选择偏好与其收入水平是相关联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了较快增长, 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人们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情形下, 人们投资进行资产保值增值、分散风险的需求必然增加, 而在银行主导的金融制度下, 可供人们选择的金融工具有限, 远远满足不了人们进行投资组合的需求, 只有市场主导的金融制度才能提供多样化的金融资产, 从而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不同投资需求。

3、经济体系不确定性的增加要求我国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制度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明显加快, 新技术转化成新型的主导产业的时间也明显缩短;而且厂商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 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这些都使得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这客观上就要求金融体系不仅要具有配置资源的机制, 而且要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这种功能只有资本市场这种有别于传统商业银行的金融制度才具有, 资本市场中资源和财富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产品来表现, 可以金融化、证券化, 从而为不同的投资者持有, 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美国次贷危机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重要影响, 但是如果美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制度, 那么之前整个社会体系的风险都会集中到银行系统, 危机爆发时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 包括整个银行系统甚至整个社会体系的瘫痪, 现在美国市场主导型的金融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风险, 降低了这场由银行房贷风险引发的危机的危害。

4、科学技术的进步为金融制度向市场主导型方向演变提供了技术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来,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自动化、电子传真以及电脑等信息技术方面的进步, 一方面刺激了金融工具的创新, 使得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另一方面又提高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 使得各类金融市场在区域和期限上不再处于分割的状态, 跨期、跨品种和跨区域的套利机制也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如果信息技术不发达, 世界资本市场可能也会有所发展, 但绝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而我国的信息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目前其水平完全可以支持市场主导的金融制度。

综上所述, 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虽然是以银行为主导, 但从长远来看, 中国应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制度。

摘要：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是以银行为主导, 但从长远来看要使金融制度既能推动经济增长、有效配置资源, 又能平滑经济波动、合理分散风险, 就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制度。

关键词：金融制度,市场主导,银行主导

参考文献

[1]沈铭辉:当代世界金融系统运营模式及中国的选择[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5 (4) .

[2]李剑:转轨中的中国金融系统分析[J].市场周刊, 2004 (11) .

日本养老设施制度演变史 篇9

在日本的社会福利设施中, 1950年才出现专门面向老年人的养老设施, 在此之前都是混合式的。1963年, 日本颁布的老人福祉法规定, 养老设施分为4类:养护老人之家、特别养护之家、低收费老人之家和收费老人之家, 继续细分, 低收费老人之家根据有无伙食还常分为A型和B型。至1989年, 日本才出现了疗养院 (见图1) 。

*单间设计逐渐被制度化

养护老人之家对看护的要求较低, 1973年出现了单间化的指导意见。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对看护要求比较高, 大多采用一室4床和大食堂的平面设计方案。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 伴随着居室的单间化、阶段式空间构成以及单元式设计普遍化, 2002年“小规模生活单元型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全部为单间, 10个左右单间为一个生活单元, 为其提供看护服务) 被制度化。从2005年开始居住费用和伙食费需要个人负担。

*疗养型设施开始普及

1973年老年人医疗免费之后, 面对入院人数的增加和疗养环境的亟待改善, 日本政府于1988年创设“老人保健设施”标准, 并于1992年将“疗养型病床群”制度化。还有一段时期, “环形走廊”这样缺少生活气息的空间设计, 在没有进行有效性验证的情况下, 居然被认为可以用来治疗老年认知症。

*小型化、本地化、住宅化是方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伴随着各种对认知症护理的尝试, 专门以接收痴呆老人为对象的集体之家 (GROUP HOME) 在1997年“登场”了。在这里, 老人既可以享受医院等大型设施带来的便利, 同时还可拥有居家式的生活空间及细致护理。可以说, 小型化、本地化、住宅化是今后老年人居住设施的发展方向。

从福利政策看养老设施的变化

*养老设施趋于住宅模式

日本的住宅政策, 主要是向贫困群体提供公共住房, 且已成为政府提供福利性的基础设施。从福利政策的变迁可以看出:1986年推出提供附加护理服务的Silver Housing房屋、1998年推出“面向高龄者优良住宅租赁”政策, 全都采用了现代住宅的n LDK式, 即1间起居室 (L) 、1间餐厅 (D) 、1间厨房 (K) 、若干间卧室 (n) 的设计方案。

2011年, 通过盘活住宅市场, 向老年人提供带有护理服务的住宅成为一项制度。因为费用的关系, 养老设施貌似正在向住宅模式回归, 作为特殊居所的住宅和养老设施的区别也正变得渐渐模糊。

*小型多机能养老设施被制度化

目前, 为让老年人能在家中养老, 本地护理服务正在得以发展, 基本大方向就是从养老之家养老向居家养老转变。作为家庭福利的补充而发展出来的Short Stay (1978年实施, 相当于小型看护所) 和Day Service (1979年实施, 指无需入住的日间护理) , 在当初都是和特别养护老人之家在一起的,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才可以单独设立。2006年, 同时提供门诊、出诊、暂住、居住功能的小型多功能设施通过制度化被确定下来, 比较固定的模式是由地方政府来提供一块公共空间。

结语

古代科举制度的演变及作用 篇10

一、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演变

中国古代较完备的选官体制有察兴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三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以举荐为核心, 通过举荐、考试进行一些官职的竞任。此举荐为主、考试为辅的模式, 是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的萌芽。

1. 科举制度的创立。

科举制度创立期, 始于隋朝。598年, 隋文帝诏令:诏京五品官以上, 总管与刺史, 以清平干济、志行修谨的二科分科科举制, 取替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607年, 隋炀帝又将科举扩大为十科分科科举制:文武执事者, 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者为十科举人。609年, 复诏令四科举人制。尽管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偶尔为之, 尚未形成制度, 然科举之名则由此而起。606年, 隋炀帝设置的明经、进士二科, 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以文学、儒学为主, 成为唐、宋、明、清科举的重点主考科目。

2. 科举制度的完善。

科举制度完善于唐朝。以常科、制科两种模式划分的唐代科举, 每年举行的考试称作常科;皇帝临时举办的考试称作制科。在唐代, 朝廷与地方政府皆设办学校, 朝廷设办国子监与弘文馆及崇文馆;地方设办州学与县学。常科科目依序为: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算、一史、三史、道举、童子等。官学的生徒及来自私学的乡贡为常科考生生源。689年, 武则天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殿试。在唐朝, 当时殿试还没有形成制度, 此时期的制科名目繁多, 由皇帝特召名士举行的殿试。

3. 科举制度的发展及中落期。

于公元960年, 赵匡胤推翻后周, 建立北宋。为防止武将拥兵自重, 宋太祖赵匡胤以文官主管军务。宋朝“重文轻武”为基本国策。科举制度, 宋初承唐制, 分为常科、制科与武举。常科科目与唐朝相比要少, 进士科则最受重视, 宰相者多为一等进士, 在宋朝的进士科乃为宰相科。宋代科举, 无论于模式还是内容上皆发生巨大变化。983年, 宋把进士划分为三甲;1007年, 把进士划分五等, 及第为一、二等, 出身为三等, 同出身为四、五等。于进士录取人数上, 宋亦比唐代要高得多。唐代进士的录取, 每次几人或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 宋朝每次录取二三百人, 多则五六百人。录用者依排名顺序, 获任不同官职, 排名前者得高官[2]。

主体为蒙古贵族的统治政权元朝, 与宋朝科举制度发展相反, 元将国人划分为四等, 一等为蒙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四等为南人。据史料记载, 整个元代政权科举考试共举行十六次, 仅录用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五人。科举入仕之难, 令广大知识分子被迫弃学, 至使元代产生“习儒者少”的现象, 科举制度处于衰落。

4. 科举制度鼎盛及终结期。

科举制度鼎盛期的明代, 以乡试、会试及殿试三级展开。每三年一次的乡试, 又称为乡闱, 由南、北直隶与各布政使司举办。会试, 又称为礼闱, 于乡试的次年, 在京城展开, 为国家一级考试, 由礼部主持, 会试参与者务必是乡试中举的举人。殿试, 于会试之后当年进行, 前来参加考试之人皆为贡士, 贡士于殿试中皆不落榜, 由皇帝重排名次, 为明代科举的最高考试级别。因自身存在的弊病, 令科举制度营私舞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3]。

科举制度的终结期———清朝。科举仅为汉人所铺设的参与时政的阶梯, 满人则无须通过科举考试, 享有诸多特权, 其施行民族歧视政策。科考内容, 以八股文为主, 实现对士大夫思想禁锢的用意, 尽管清政府对科场舞弊处罚严厉, 其弊端愈演愈烈, 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 最终科举制度消亡于清朝。

二、科举制度对我国历史发展的作用

科举制度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以统治需求出发、实行的分科考试选拔各级官吏制度。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 对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皆产生了巨大影响,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不仅仅对中国社会发展、对国际社会也形成了一定影响。科举制度于政治、文化、经济、教育上取得的成绩, 吸引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国前来学习, 且仿效我国创建适于自身的科举制度。西方的英、法、美、德等国将科举制度与西方文明相结合, 逐步形成了文官科考制。西方人称其为“最奇特、最令人赞叹的选拔公仆的模式。”当下, 尽管科举制度已然消逝。可其公开、平等的主张, 仍旧发挥其作用。

1. 科举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政治作用。

科举制度的推行, 由根本推翻了两晋南北朝时豪门世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 科举制度极大限度地网罗全国优秀人才, 扩大了统治政权基础。科举考试初期汲取了前世诸多选拔人才的经验与教训, 分科分类的进行人才的选拔模式, 更加利于统治者对各类人才的选拔, 令出身寒门的庶族能够依此阶梯获得参政的机会, 令怀才者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同时, 制约了豪门世族对科举的垄断。

2. 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代经济的影响。

经济为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普遍而言, 经济发展水平的优劣, 直接关系到教育发展的好坏, 经济发展好, 教育发展就高。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呈正比。如此, 教育的发展, 可推动经济发展。科举制度将读书、考试及做官融为一体, 极大地鼓舞了考生学习的积极性。书院等教育模式的发展, 带动了老师职业及书馆与印刷等事业的发展。学生去书院学习, 需买教材、交学费、还要买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具, 此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教界的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为社会生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促进力量。科举制度的完善, 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亦包含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极大地提高了国家收入及人民收入, 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科举制度于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同时, 唐宋时, 文化的繁盛, 吸引周边及西方国家远道求学, 带动了外贸交易的发展。

3. 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等, 多数皆经科举跻身上层社会, 获取其施展才能的基础。知识分子为社会的代表、民族的精神面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皆由科举制度塑造。有着悠久历史的科举制度形成后, 其又再生了文化制度。平民化的科举制度, 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程。科举所倡导的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理念, 令广大下层百姓有了入仕机会, 历史上北宋的欧阳修、范仲淹等皆出身贫寒。明代有徐光启、清代孙嘉淦等亦皆寒贫。若无科举, 恐诸人永无出头之日。科举制度的公正、平等, 催生了文官政治在封建社会的成熟。科举制度, 西方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不仅令中国古代产生诸多善于治国的名相、名臣及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最主要的一点是令中国文官政治日趋成熟, 涌现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学者、教育家与科学家以及诗人等, 对促进中国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因文官政治的影响, 形成了中国重教育、刻苦读书的传统品质。科举制度具有文化思想凝聚整合及益于文化的普及和传承作用。

4. 科举制度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纵观当下中国教育, 诸多稍具规模的选拔考试, 皆与古代科举考试有相似之处。一些考试手段与预防作弊措施由科举而来。古代科举存在的弊病, 于当下的考试或依然存在。尤其严重的是“升学主义”盛行。很多学校皆片面地追求升学率, 教师为考试而教学, 学生为考试而学习。忽视了学生德育智的全面发展, 学生为了招架频繁考试, 而陷于题海, 养成仅重知识的记忆, 而忽视实践与思维能力的培养。形成学生高分低能现象。因此, 出现一些呼吁素质教育、放弃应试教育的呼声。而我们不能把学校存在的个别学生问题皆归罪于应试教育, 呼吁废除考试的观点亦是不成熟的。考试依然为检验学习效果的最佳方法, 是顺应我国国情与文化发展的选拔模式,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皆然对立, 不经考试的教育机制会造成素质低下。凭推荐方法升学, 结果多为权力, 关系及金钱的竞争, 非学生文化素养的竞争, 转为家长之间的竞争[4]。此点, 建国停止高考的深刻教训得以验证。仅凭推荐的免试学生不一定品学兼优。家长们为争有限名额, 托关系走后门、大展拳脚, 学生凭权势而弃学, 此风之下, 何来高素质人才?只有与时俱进、深入改革, 伴随历史推陈出新, 考试方可焕发活力。中国为考试古国, 对学校教育影响极其深远。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 方可创造出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 为公平竞争的方法。

从历史档案中我们发现古代科举制度, 对我国及世界历史的发展皆具有深远影响。其推翻了以推荐为主的豪门世族垄断的仕途模式, 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策略, 令出身寒门者也可经个人努力金榜题名。富贵子弟不通过考试亦无法走上仕途。古代科举制度实现了平等、公正的同时巩固了封建政权对经济、文化及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希望通过此论题的研究, 可为我国未来的教育, 寻找出更加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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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制度演变 篇11

征地事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建立科学规范、公正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以推动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

征地补偿的原则

征地是国家利用公权变更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为，被征地农民的财产受到一定损失，依照公共负担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损失应得到公平的补偿。根据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定，目前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目前，全国比较普遍认可的征地补偿原则主要有两条：首先是坚持适当原则，《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征地补偿要做到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其次是要坚持公平的原则，公平原则也就是同地同价，既对土地所有者公平，也对建设单位公平。

征地补偿的历史演变

按照测算补偿安置费用的依据、方法和标准，我国征地补偿安置大致经历了“产量总值法”、“年产值倍数法”与“区片地价法”三个阶段。

建国后，全国第一个关于征地方面的法规是1953年11月5日政务院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该办法经1957年修订后一直沿用到1982年。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量大。这个阶段征地补偿安置主要体现国家建设优先的理念，对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考虑得相对较少。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以其最近三年至五年产量的总值为标准”，被称之为“产量总值法”。在这一阶段，征地补偿数额小，甚至在很多情况根本没有补偿。

1982年5月14日，国务院颁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引入年产值的概念，征地补偿采取该耕地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若干倍的办法，称之为“年产值倍数法”。 1987年1月1日，《土地管理法》实施，征地安置工作步入了依法、规范的轨道，“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基本理念得到体现，被征地农民利益得到重视。在此项法规中，明确提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这三项征用土地费用，且补偿标准有所提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可以达到年产值的20倍，并对劳动力安置和农转非有了明确的规定。根据1999年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国家土地管理的整体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用途管制制度代替了限额审批制度，征地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强调保障国家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保护耕地、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这一时期，全国仍沿用“年产值倍数法”，但补偿标准进一步提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额可以达到年产值的30倍，征地程序也明确规范，征地补偿安置的透明度有所增加。

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征地补偿安置进入区片地价法新阶段。这一阶段，征地补偿安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得到重视，不仅强调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更要求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体现了“反哺农民”的指导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文件还提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将征地费用列入概算”，区片地价按规定时间调整。

当前征地补偿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征地补偿的历史演变，征地补偿制度逐步成熟，征地补偿安置理念日趋清晰、补偿标准不断提高，补偿方法日趋科学，操作正走向成熟规范。这一历史演变体现了国土资源部门从单纯服务国家建设向服务国家建设和以人为本并重，有效地支持了国家建设，缓解了征地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

目前全国实行的征地区片地价是一种新的征地补偿测算方法。它是依据地类、产值、区位、农用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并测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

然而，在多年的操作过程中，征地区片地价制度的不足之处也逐渐体现出来。目前，我国对同一区片内实行统一的征地补偿标准，然而，区片内地类结构复杂，既有优质耕地又有其他土地，这种情况南方尤为突出。若采取同一补偿标准显然有失公平，从保护耕地的角度也不可取；如若将区片划分很细，在制定补偿标准时又会加大操作难度。其次，很多大型项目特别是线性工程往往穿越多个区片，相邻区片同样的土地，在进行补偿时，常常存在巨大的价格落差。另外，目前我国的财税管理体制直接将土地的增值收益作为财政收入进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极大损害了失地农民的既得利益，土地级差收益无法得到体现。此外，政府作为征地主体，在征地环节对用途管制的监管和控制手段相对薄弱，被征地群众对基础性、公益性用地普遍持支持的态度，而对经营性用地征地补偿的期望和要求却越来越高，实行区片地价很难解决这一问题，也容易激发不同类型、不同项目实际补偿标准不同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征地补偿的发展趋势

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对征地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国土资源系统对征地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提出了严格区分基础性、公益性与经营性用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制订了同地同价的原则，完善了告知、确认和听证程序。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是对现行征地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而不属于根本性的改革。

征地补偿制度是保障国家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征地补偿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看补偿是否合理，补偿是否公平，补偿是否到位。在未来，全国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应该是赋予农民完善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能够分享农地改变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自主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改变政府单方面定价的作法，逐步实行征地补偿完全市场化。

首先，要尽快出台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条例，规范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活动，介定补偿范围，明确补偿办法，明确法律责任，成立相应的征收管理机构，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农民的合法权益。其次，出台的补偿原则、操作办法与评估规则要综合考虑土地的现状、区位、用途、产值、利润、当地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以及价格周期等因素。另外，在评估规则未出台之前，可适当改革和调整区片地价的测算方法，综合考虑土地用途、级差收益、物价水平、安置难度等主要因素，建立区片地价动态调整机制，真正实行从适当补偿到合理补偿的根本转变。

此外，还要赋予农民作为财产权人的谈判地位。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价格或者以城市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参照农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打破“涨价归公”的理念，按一定比例经协商确定补偿费用，使农民充分享有农地改变用途后的级差收益。

（作者系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征用地事务中心副主任）

古代公文制度的演变及其原因探究 篇12

夏商周三代公文撰制已有长足发展。商代出现的专职秘书机构太史寮让公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公文制度化进程也全面展开。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复杂, 社会制度交替中的激烈变革, 使社会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代表不同思想派别的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公文创作队伍, 诸学竞长、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 演绎出一个言辞酣畅、巧说纷呈、纵横捭阖的传奇时代。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都为公文发展创造了条件, 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 形成了公文特有的色彩。先秦文书制度, 西周用印制度、正副本制度, 商代的文书档案保管制度等也相应出现。先秦公文经历了由源起到定型的第一次迅猛发展的过程。这一时期内, 政权体制的变革与书写方式的发展给公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专职秘书机构也为其发展奠定了人员基础, 使得公文制度建设日趋明确。

经过秦汉时期的统一文制规范, 公文制度走上了规范化、系统化的道路。汉末魏晋之际, 我国公文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得汉武帝以来的尊崇儒术不再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而战国时期诸学竞长的局面又卷土重来, 公文创作呈现出空前的自由解放趋势。公文制度上, 两汉基本是继承了秦代,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对其不断丰富与完善。

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但并未妨碍社会政治制度的整体发展。在公文制度上除了继续沿用汉代的工作制度以外, 因为书写材料的变化与书法的进步, 也带来了新的变化。东晋纸张已经能大量生产, 于是朝廷规定公文全部用纸来书写, 代替了简牍。方便了公文的书写与传递。随着书写材料的变化与书法进步, 签押制度也在魏晋确立。

经历分裂动乱, 隋唐时代实现了国家统一, 南北文化汇流, 为社会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条件。隋唐两代, 特别是唐代, 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职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公文撰制人员数量大增, 公文撰制机构设置合理、分工明确。中书省负责起草公文, 门下省负责审核, 尚书省根据制敕制定出具体实施方案。中央集权使避讳制度、抬头制度较前代更为严格。造纸业的发达让唐代纸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大增加, 为公文用纸制度提供了可能, 文书用纸的幅面和规格趋于整齐划一。贴黄制、执论制、一案一卷制等制度应运而生, 标志着唐代文书工作已大体成熟。这一时期的公文制度更以国家法律形式得以体现, 文书程式化的规定、律令的制定, 则使文书走向法制化, 为公文制作和处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到了国运衰微、积贫积弱的宋代, 其国力无不与威加四裔、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形成触目惊心的巨大反差, 但其文化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 “盛唐

隆宋”在公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宋代南北文化汇流, 为社会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在隋唐公文的基础上, 宋代公文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充实、完善, 并形成了一些新的文书工作制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 在政体上实行内阁制, 使明王朝走向了封建专制顶点。封建中央集权极端化, 直接导致了封建文书及文书工作的系统化、严密化。内阁是公文撰制机构, 通政司是沟通政情的公文机构,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公文撰制机构。用字和避讳制度以及抬头与行式处理制度都很严厉。

清朝是在满族后金政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满汉联合政治”直接影响到清代公文撰制机构与人员的设置, 继而影响到了公文制度。清代公文撰制机构是内阁, 后有军机处成文皇帝机要文书处理中心, 中央到地方都有公文撰制人员;详细的公文撰制机构分工, 为清朝公文制度系统化奠定了基础。清代公文制度较明代更烦琐和严格, 但仍保持了明代公文处理的基本精神, 以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全面政务。清代成为古代公文制度建立的完备时期。

秦汉到清朝, 公文制度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1) 公文撰写、审定、传递、收办、封置、归档都有法律严明规定, 公文办理实施也有法律作为支持。 (2) 公文制度体现出皇权的神圣, 例如避讳制度, 在《唐律》、《明律》中都有规定, 又如对用字制度、抬头制度、用纸制度。抬头制度趋于复杂, 这种抬头制度多样化使一篇完整的公文在文面上显得支离破碎, 也难以整齐划一, 给阅读带来不便。用纸制度泾渭分明。 (3) 公文处理制度日趋细化和明确。在秦汉公文制度基础上, 后世公文制度不断充实和完善, 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制度。

二、公文制度发展和演变的原因

1. 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

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建立, 要求公文和公文工作的加强和统一。公文是为政治服务的,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配合国家政治制度, 君主对公文的各个程序都作出规定。公文制度的建立大大方便了行政管理, 而相应的国家行政管理的系统化也会带动公文制度的规范化。国家的统一要求政令统一, 有相应的公文和公文工作系统作为控制、指挥的管理工具。从秦汉起, 公文制度随着封建政治制度的建立而确立起来。唐宋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公文制度中的避讳、抬头制度较前代严格。到了明代, 政体上实行内阁制, 明王朝封建专制达到顶峰, 随之用字、避讳、抬头、行式处理等公文制度更为严苛。清代的公文撰制机构分工细致明确, 相应公文制度也更为烦琐和严格。

2. 受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

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对公文制度的影响很大。公文书写载体———纸的发明以及影响公文传输的交通的发展都直接推动了古代公文制度的改变和发展。纸的发明和使用引发了公文载体从简牍和缣帛向纸转变的革命性过渡, 毛笔、纸张等书写材料的产生是秦汉公文制度形成的重要条件。交通建设的发展为公文的快捷传递和落实提供了保证。秦代的“车同轨”制度, 方便了公文的传送。随着汉代农业进步, 水利事业兴建, 纺织、冶铁、铜漆器等手工业发展, 汉代商业日益繁荣, 开通了以长安为起点, 抵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 推动了交通事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加快公文的传递和实施, 推动古代公文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3. 社会意识形态的推动。

公文作为统治者的行政工具, 内容要反映统治者的意识和思想。秦始皇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 追求思想舆论的高度统一。他推崇法家思想,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社会意识形态, “焚书坑儒”就是其中一项。而避讳运用在公文里就是始于秦代。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短暂灭亡和“秦世不文”的教训, 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的措施, 为汉初社会经济和公文元气的复苏提供了保障。同时在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汉初文士多能秉承儒家的意识形态, 积极参加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 秦朝覆灭为鉴, 总结历史教训, 提出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公文制度上也较秦代宽松。到了唐宋, 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与外界的交流增多, 为社会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条件。稳定的政局、开明的政治、强大的国力、繁荣的文化、文人实现自我价值途径的增多。国家整体尤其是官制相对稳定, 为公文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统治者缺乏统治幅员广阔的大国的经验, 管理文书档案时也受落后的民族歧视意识影响, 凡机密档案 (如兵籍、实录等) , 规定只允许蒙古官吏查阅, 严禁汉族官吏接触。可见意识形态和舆论的统一可为实践统治者思想的公文实施铺平道路, 间接影响了公文制度。

4.法律保障公文制度的运行。

据留世的法律典籍等档案资料记载, 公文制度的发展与各朝法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秦朝在公文制度上多用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 《睡虎地秦简》详细规定了公文简牍用材、公文种类、公文书写规范、公文封缄、传送、存档保管等各个环节。《秦律》以刑罚的手段强制文书人员对公文制度的执行和遵守。两汉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公文制度, 使得中国公文制度在秦汉得以最终确定。公文严格的制度化影响造成了秦代公文强烈的规范化特征。由秦而始的公文制度的健全与规范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公务撰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制度上的奠基之功在现实上弥补了实际创作的不足。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社会生活和国家组织的复杂化, 要求有相应完备和严格的法规制度。《唐律》中对于公文的撰写、审定、传递、收办、归档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详细的规定, 使得各级官吏及民众有法可依, 唐代文书立法, 为我国文书工作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明代制定了《大明律》, 对公文制度多有详细规定, 全面、系统地以法律的形式将公文制度加以确认。古代的法律对公文制度有严格规定, 保障了其顺利实施。有利于公文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传递和管理, 有利于明确政府各部门间的责任, 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使各部门运行更加有序, 也使得现代的公文管理制度亦有所借鉴。

探讨古代公文制度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对于进一步研究当今的公文属性、结构特征、社会功能以及加强公文写作主体修养和完善公文制度,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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