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模式演变（精选7篇）
贸易模式演变 篇1
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往往集中体现在贸易模式 (T rade Pattern) 的演变上 (陈飞翔, 1994) 。贸易模式探讨的基本问题是, 一国应向哪些国家出口何种产品, 又应当从何处进口何种产品以增进本国福利、促进本国发展。随着一国经济成长, 其对外贸易模式必然会出现某些重大变化, 而对外贸易模式又对经济成长具有重要的引导或制约作用。因此, 清晰认识和合理处理经济发展和贸易模式转换之间的关系, 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共同课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增长, 参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这一大背景下, 认识和把握贸易模式的转变方向和作用机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贸易模式测度指标的总结和评价
1、贸易模式的概念界定
虽然“贸易模式”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国内外文献中, 但很少有作者给出非常确切的定义。D om inick Salvatore的《国际经济学》 (第五版) 将贸易模式表述为“一个国家出口、进口何种商品”。从本意上看, 贸易模式是指一国“是否”和“如何”进行贸易。张曙霄、孙莉莉 (2003) 将一国的对外贸易结构 (Structure of Foreign T rade) 概括为对外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模式结构和贸易区域结构四个方面, 具体如图1所示。
(注:资料来源:张瞩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2、贸易模式测度指标的总结和评价
对于贸易模式的测度主要集中在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模式结构上。贸易商品结构主要对各种商品占总出口或总进口的比重及其变化进行描述;贸易模式结构则对产业内贸易 (Intra-Industry T rade) 和产业间贸易 (Inter-Industry T rade) 作出区分。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和广化, 也出现了产品内贸易 (Intra-product T rade) 、贸易复杂度 (Sophistication) 和贸易多样化 (D iversification) 等一些新的指标。
(1) 贸易商品结构测度指标。表1为测算出口商品结构的传统贸易指标, 这些指标都建立在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的基础之上。其中, 显示性比较优势是最常用的描述比较优势的指标;对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则在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利用数学办法将该指标值域规范到-1到1之间;贸易出口份额用出口份额表示贸易集中的程度;贸易强度指数、出口相似性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常用于刻画两国间贸易特征;结构变化指数、pearson相关系数和Bray-C urtis非相似系数主要从统计角度发掘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
(2) 贸易技术结构测度指标。“复杂度” (Sophistication) 这一概念最早由Lall (2000) 提出, 用于描述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 (T echnological Structure) 。关志雄 (2002) 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出口复杂度” (Export Sophistication) 指标。该指标首先计算整个世界各种产品的附加值, 即用各出口国占该产品世界市场份额作为权重计算得出人均G D P加权平均数;然后用各种产品占一国总出口的份额作为权重计算该国所有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加权平均值, 以此作为一国出口结构的高度化指标。后来, 陆续有一些学者对该指标进行了改进。樊纲、关志雄、姚仲枝 (2006) 对该指标的权重进行了改进, 使用R C A作为产品附加值的权重。杜修立、王维国 (2007) 将附加值的权重改用生产份额所占比重, 具体使用贸易依存度作为生产份额替代。R odrik (2006) 和Lall (2006) 也提出类似的指标, 只是在权重和人均G D P的处理上略有不同, 前者的附加值计算, 权重使用1999—2001的比较优势份额平均值, 人均G D P用该产品的出口额代替;后者的附加值计算, 权重和人均G D P均都进行了排序分组处理。目前普遍使用的是H ausm ann, H w ang and R odrik (2007) 提出的计算办法:
其中, PR O D Yk是产品k的复杂度, 代表产品k在世界水平下的整体附加值或国家整体技术含量;EX PYj代表j国的出口复杂度, 代表该国所有出口产品的总体技术含量或水平。xjk为j国产品k的出口额, Xi为j国的总出口额, Yj为j国的实际人均G D P。二者值越大, 说明该产品或该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或水平越高。
一些学者 (H ausm ann, H w ang and R odrik, 2007;杜修立、王维国, 2007;R odrik, 2006) 根据PR O D Yk的大小, 将产品划分为不同的技术分类, 并对一国的技术结构做出讨论。此外, 对于贸易商品的“技术”或“质量”, 也有学者使用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 (U nit V alue) 进行讨论 (R odrik, 2006;Schott, 2008;Fernandes and Paunov, 2009) , 该值用产品出口额除以出口数量计算得出。但无论是出口复杂度还是单位价值, 都不是对商品技术含量的真实测度, 而是对其技术含量高低的一种替代指标, 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例如, 出口复杂度建立在“越是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产品, 其附加值或技术含量就越高”的假设上。单位价值虽然能够很好的反映商品质量升级的变化, 但由于单位不同, 在不同产品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何敏、田维明, 2012) 。
(3) 贸易模式结构测度指标。贸易模式结构的测度主要对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测算, 目前最常使用的是G rubel和Lloyd (1975) 在Balassa (1966) 的基础上提出的G L-IIT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IITi为一国产业i的产业内贸易程度, k表示产业i下的不同行业。该指数取值为0到1之间。越接近1, 说明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越大, 当该值等于1时, 说明该产业的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接近0, 说明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越低, 等于0时, 说明产业的贸易都是产业间贸易。学者们常用百分比的形式来表示产业内贸易, 用其代表在贸易模式结构中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
也有学者 (Falvey etal, 1981) 认为, 产业内贸易不仅发生在特色或花样存在差异的产品之间, 也发生在质量档次存在差异的产品之间, 将前者称为“水平产业内贸易”, 后者称为“垂直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分类, G reenw ay等 (1995) 利用商品的进出口单位价格对以上两种形式的产业内贸易形式作出区分。假设产品的档次反映在产品的单位价价值上, 对于一个给定的价格范围, 垂直产业内贸易为进出口单位价格在此范围之外的产品双向贸易, 而水平产业内贸易则为在此范围之内的产品双向贸易。这一概念和方法目前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H u and M a, 1999;D avidson, 2003;Sharm a, 2002) 。
(4) 产品内贸易的测度。产品内贸易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贸易。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 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现象 (田文, 2005) 。H um m els等 (1998, 2001) 建立的垂直专业化指标 (V ertical Specialization) 是目前考量产品内贸易较常用的指标, 主要依据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 计算公式为:
其中, Mi是部门i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 Yi是部门i的国内总产出, Xi是部门i的出口值。V Si表示部门i的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V S表示一国所有产业的“产品内贸易”总额, V SS为当年“产品内贸易”比重。由于这一指标需要对投入产出表中进口中间产品在各部门的价值进行分离, 而各国投入产出表在产业分类上有较大差异, 与贸易数据的产业分类也存在差异, 因此, 对这一指标的测算及国际比较相对较少, 但仍有学者对这一指标做出测算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6) 。
(5) 贸易多样化的测度。有关贸易多样化的讨论主要来自国外研究, 常用的指标有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 erfindahl-H irschm an Index, 简称H H I) 、泰尔指数 (T heil Index) 和基尼系数 (G ini Index) 等, 其中H H I最为常用,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表示第i种商品, n为所有商品种类, xi表示第i种商品的出口额。H H I=1时, 仅出口一种商品;当出口的商品数目接近无限多时, H H I趋近于0。H H I越大, 说明贸易结构越集中, 反之, 说明贸易结构越分散多样。一般的, H H I燮0.05为高度多样化;0.05<H H I燮0.1为轻度多样化;0.1<H H I燮0.4为轻度集中;H H I>0.4为高度集中 (C handra etal, 2007) 。
二、贸易模式演变规律实证研究
1、贸易商品结构演变
对贸易商品结构演变的描述主要是按照要素密集度、产品和部门等分类, 比较各部分增长及关系演变 (Bora, 1996;A dam s and Shachm urove, 1997;Proudm an and R edding, 1997;Lall, 2000;Brasili等, 2000;Y ilm az, 2003;彭磊, 2004;李博等, 2008) 。最常用的是从要素禀赋论出发, 将商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分别计算其显示性比较优势等指标, 讨论其变化特点和趋势。相关的实证文献主要通过研究描述贸易比较优势变化指标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来说明贸易模式的演进问题。其中, Proudm an和R edding (1997) 做出了开创性工作:通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转换矩阵来分析1970—1993年英国和德国的贸易模式的演化, 结果表明, 两国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流动性均较大, 并且英国比德国流动性大。这些实证研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相对稳定, 经济增长快的新兴工业国家贸易模式转变较快, 基本遵循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路径变化 (Proudm an and R edding, 1997;A dam s and Shachm urove, 1997;Brasili, 2000) 。Brasili等 (2000) 运用1970—1995年的数据, 分析了6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和8个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 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分析表明, 6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模式相对稳定, 而8个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模式迅速演变。A dam s和Shachm urove (1997) 研究了1980—1992年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模式的变化, 发现收入水平的上升导致东亚国家的出口产品经历了从初级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到高技术产品的变化。二是贸易模式存在趋同, 具体表现在落后国家的贸易模式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存在“赶超” (Promfret, 1981;N oland, 1997;许心鹏等, 2002;Luca D e Benedictis和Lucia T ajoli, 2007;W ai-H eng Loke, 2009) 。N oland (1997) 试图从亚洲发展迅速的地区 (包括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的出口贸易结构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日本的出口模式与一些西欧国家相似, 香港、台湾和韩国的出口模式类似,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出口模式类似, 并且随着时间越来越相似。许心鹏和宋立刚 (2002) 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 (F-K Index) 分析了日本与N IEs (包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A SEA N (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之间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 结论表明, N IEs和A SEA N国家的出口结构在向日本的出口结构收敛, 呈现出“雁型模式”。Fert (2007) 利用1993—2002年的数据考察了中东欧8个国家贸易模式的变化。实证分析表明, 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在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上正逐步向欧盟靠近。
2、贸易技术结构演变
对贸易技术结构演变的考察主要从贸易品的“技术含量” (T echnology C ontent) 出发, 对贸易复杂度进行测算, 描述一国贸易品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技术结构构成 (关志雄, 2002;Lall, 2006;樊纲、关志雄、姚仲枝, 2006;杜修立、王维国, 2007;R odrik, 2006;Schott, 2008;黄先海、陈晓华、刘慧, 2010) 。这一研究主要针对中国贸易的飞速发展和质量升级展开。Lall (2006) 和R odrik (2006) 通过对出口复杂度的测算得出, 虽然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但其出口的一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樊纲等 (2006) 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测度得出, 中国已经从低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转变到了以中等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的出口结构;高技术产品出口有所增加, 但还没有成为最重要组成部分, 也不是中国出口增长最快的部分;而进口仍然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
3、贸易多样化
有关贸易多样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出口多样化 (Export D iversification) 和出口集中化 (Export concentration) 与人均G D P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研究 (Im bs and W acziarg, 2003;Lederm an and M aloney, 2003;Bebczuk etal, 2006;C handra etal, 2007;C arrère etal, 2007;H esse, 2008;Bagci, 2010) 。已有研究表明:出口多样化和人均G D P之间呈现U型变化趋势。Im bs and W acziarg (2003) 对韩国、香港和O EC D等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 当人均收入小于10000美元 (2000年美元不变价) 时, 出口多样化与人均G D P正相关;当人均收入大于10000美元时, 一国倾向于出口集中化。C arrère etal (2007) 对159个国家1988—2004年的出口多样化和人均G D P之间进行非参数估计拟合, 也得出二者之间呈U型变化, 且拐点在人均20000—22000美元 (PPP) 之间。
4、贸易模式结构演变
针对贸易模式结构演变描述主要对对一国产业内贸易指数 (G L-IIT) 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 (V SS) 进行测算 (Loertscher and W olter, 1980;A m iti, 1999;Bastos and C abral, 2007;Foster and Stehrer, 2011;马征、李芬, 2006;Y am ashita, 2008) 。这些研究表明:随着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总体来讲, 产业内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增加;但在不同的产业表现有所不同。Loertscher and W olter (1980) 对O EC D国家双边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研究, 结果得出:在国家层面, 发展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地理距离越小, 两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在产业层面, 交易成本、产业加总水平 (the level of aggregation) 和规模经济程度不同, 产业内贸易水平也有所不同。Y am ashita (2008) 则用日本1980—2000的数据对于不同产品的生产可分性 (Production Fragm entation) 进行考察, 研究表明, 生产可分性程度越高, 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就高。马征、李芬 (2006) 通过对中国1992—2003年的数据测算得出, 中国贸易结构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其次为产业间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小。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6) 使用中国1992、1997、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出, 中国的出口贸易垂直专门化的比例已从14%上升至21.8%。
三、研究述评和启示
1、研究述评
从以上对贸易结构测度指标和演变规律的总结和分析中可以看出, 随着产品的全球生产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世界贸易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不同分工形式共存、国际贸易不断深化、技术不断进步的新形势下, 对于贸易结构的测定不仅包括商品数量结构, 还包括了商品技术结构、贸易模式结构、贸易多样化等。针对这些贸易结构的新特征, 学者们构建了对应的指标, 并且随着指标的不断完善和各国数据的透明化和细化, 这些测度指标越来越准确、全面地对实际情况做出了描述。但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贸易模式又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内部和区域外部的国际贸易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有关这方面的关注较少;贸易外部市场结构随产业的国际转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对这方面的描述也不多;以往的描述侧重对工业制造品的描述, 对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模式演变的关注较少;对于贸易结构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出口流向, 对进口贸易结构的分析不多。
2、启示
虽然这些测度指标和演变规律研究多源自发达国家, 但对我国贸易模式的测度和演变规律描述基本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贸易结构演变的实际, 并且我国贸易模式的演进基本遵循了国际贸易模式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 在我国贸易模式的发展过程中, 应充分借鉴已有的贸易模式演变和影响因素的国际经验研究, 在充分理解和全面考虑复杂性的基础上因势利导, 前瞻性地做出制度和政策安排, 引导贸易模式平稳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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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模式演变 篇2
中韩贸易的开展可以追溯到1991年, 在1991年的中韩外长会议上, 中韩两国正式开启了贸易进程, 并在第二年中韩两国也开始正常化的邦交。到了2003年, 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 致使我国成为了韩国对外贸易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到了2006年, 经过统计显示, 我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额高达1340亿美元, 到了2015年, 最新统计, 中韩贸易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这就标志着我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已经开启了新的进程。随着我国与韩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逐步发展, 对韩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中韩贸易的合作进程
早在1992年, 我国与韩国正式开始建立邦交, 建交之后, 我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合作愈发的频繁, 针对这一大好现象, 中韩两国政府都积极的准备构建中韩两国之间的FTA, 以此来推进两国之间的贸易进程, 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有利环境。笔者对自从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中韩两国对外贸易政策进行研究, 来达到研究的目的。
早在1991年的下半年, 中韩两国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届外长会议, 这次会议标志了中韩两国的邦交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在此条件下, 第二年的8月24日, 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
在1998年, 我国总理朱镕基与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会谈, 在11月份, 我国与韩国正式发布了关于建立面向21世纪合作伙伴关系的公告, 并通过了五项协议, 协议包括CDMA商业化、银行保险业审批、核电站合作、整车生产合作、高速公路建设合作。在2001年10月, 我国与韩国成立了中韩官民钢铁协会商会, 对促进两国的钢铁工业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且两国还签订了农产品进出口的卫生管理协定, 对检验标准进行了统一, 构建了有利的贸易环境。在2002年3月, 中韩两国举行了中韩纤维事业合作协议, 并在6月份签订了通货互换合作协议, 协议的价值高达20亿美元。
在2004年我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额高达794亿美元, 这就标志着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 中国也成为了韩国的最大的贸易合作对象, 并且在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在同年的四月, 我国与韩国政府制定了流通领域的经济政策及相关交流合作标准及机制。
在2006年, 我国与韩国借着第六届第一期合作基金的机会签署了有关贷款修正的备忘录, 在7月份签订了有关关税的协定, 严格打击了双方贸易偷税漏税的行为。在2006年的1月17日, 我国与韩国政府在世贸经济商会首脑会议中达成协议, 从下一年开始, 两国的FTA产官学要共同研究学习, 促进经济贸易。在接下来的两年期间, FTA产官学研究交流活动长达五次, 先后在北京与首尔之间往返。到了2010年2月, 中韩两国的产官学联合研究首席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在会议中对五月份的产官学研究进行了协商, 并在5月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在2012年5月的北京举行的中韩两国的FTA协商会消息正式宣布, 并在11月, 我国时任总理温家宝与韩国总统李明博在金边会晤, 就FTA达成协议。
2015年6月1日, 在韩国首尔签订的《中韩自贸协定》是中国签署的最为全面、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广的自贸协定, 标志着中韩贸易走向了高峰。
1.2 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对中韩贸易的意义
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 两国在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以至于举世注目, 这除了两国千年来的友好关系之外, 也与两国为了推动贸易, 改善贸易环境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关, 尤其是韩国政府, 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对中韩贸易的影响尤为重大, 韩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其中与对外贸易政策是分不开的,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想早日实现民族复兴, 就得对韩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借鉴。
韩国贸易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要从1992年谈起, 到目前为止, 已经建交20多年, 对于其影响意义可以分为3个时间段来进行阐述。
第一个阶段是从建立邦交的1992年到2001年的这十年的时间内, 1992年是我国与韩国正式建立邦交并且邦交正常化的时间, 而2001年则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我国与韩国的贸易总数额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 从1992年的32亿美元到2001年的359亿美元, 贸易增长率达到1000%, 直接翻了10倍。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内, 我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在1994年突破100亿美元, 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国与韩国经济贸易的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6年, 这段时间里中韩贸易合作取得开放化成效, 之所以取得这一成效与中国加入WTO之后韩国履行组织的承诺是分不开的。2006年, 我国与韩国都对FTA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段时间里我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也有了质的提升, 从2002年的贸易额446亿美元直接飙到2006年的1342亿美元, 贸易额翻了一番, 增长幅度将近200%。这段时期是中韩贸易的第二个飞跃期。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6年至今, 2006年我国与韩国都开始致力于对FTA的构建, 针对构建的活动中, 不断召开协商会议, 加强交流与学习, 因此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得到了迅速增加。2010年9月, 我国与韩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政府间的FTA事务协商会议, 一直到2012年的5月FTA协商的正式开启, 我国与韩国政府已经经过了长达7次的事务协商。另外, 通过对中韩贸易二十年的简明统计表的查询, 可以得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非常频繁, 立志对FTA的构建, 然而不难看出, 贸易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两国在互相贸易的过程中发展不平衡, 存在的逆差也不断扩大, 随着开展贸易时间的推进, 逆差也在呈逐渐上升状态。
关于逆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韩国在对外贸易的政策中制定采取了相关的关税措施;第二是韩国政府制定的政策形成了非关税壁垒, 对中国进入韩国的商品进行了限制, 尤其是韩国政府制定的关税配额制度, 让中国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大部分商品在进入韩国之后失去了市场。这种地方经济保护政策不利于两国的正常贸易, 对本国市场的过度保护使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增加了双方之间的摩擦。
2 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对中国外贸发展的借鉴意义
虽然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贸易交往中, 韩国政府的地方经济过度保护政策刺激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紧张程度。然而另一方面, 我国与韩国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所以必须要有效地对这一市场进行利用来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 我国与韩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相同的, 有了这一出发点, 将会促使两国双边贸易持续扩大, 同时提供渠道和有利环境为双方贸易提供发展机遇, 所以我国要善于借鉴中韩贸易中韩国的外贸政策, 来保证我国在经济贸易过程中的有利地位。
2.1 以政府为主要导向, 制定积极的出口贸易战略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韩国就通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来恢复经济, 并针对国内的经济成分和现实情况, 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的经济发展计划。历届的韩国总统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都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作为重点来抓, 可以说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韩国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政府的各部门之间有效协调, 严格落实相关工作, 沿着共同的方向致力于经济发展, 在制定和执行相关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各政府部门相互协作和联系, 共同落实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反观我国,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制度, 以出口为导向来实施对外发展贸易, 通过对外贸易将本国有竞争力的产品投入到国家市场以优化本国产业结构, 但是我国对外贸易显得粗放简单, 缺乏政府的引导和技术支持, 使得经济增长模式极为简单, 出口量小, 在国际的对外贸易环境中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难以取得国外市场的认可。所以针对于此, 我国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制定相关的出口贸易战略, 只有这样, 才能逐步提高我国的产品竞争力度。
2.2 进一步优化外贸经济投资发展环境
韩国在制定经济贸易的政策之前, 对于本国经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认为本国在资本输出和技术发展等方面难以在发达国家贸易中取得优势, 因此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有效的避免了这两个不利因素, 韩国不断的向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高端技术、管理策略。利用本国市场来吸引外资, 这样就解决了本国资金不足的难题。除此之外, 韩国还利用本国的文化现状, 推进本国自主品牌。反观我国, 我国在打造民族品牌和研发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所以针对于此, 我国要鼓励技术创新, 开发新型产品, 提高产品竞争力, 这样才能寻求经济增长点, 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
2.3 发展大型跨国公司, 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韩国在外贸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足, 为了对经济贸易中的劣势进行弥补, 另外抢占市场份额, 增强竞争力, 韩国政府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本国民族企业进行扶持, 使这些民族企业逐渐发展成了跨国公司, 逐步走向国际化。另外, 针对于此, 韩国政府还针对本国的民族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竞争力, 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能够立足。而反观我国, 我国作为进出口世界经济贸易大国, 在资金和技术上都落后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因此必须要向韩国学习, 借鉴有利经验, 利用广阔市场吸引外资, 对国内的大型跨国企业进行扶持, 从而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3 结语
我国与韩国自从1992年建交以来, 在经济贸易过程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2013年我国的贸易统计结果中显示, 韩国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5年最新调查结果, 中韩贸易额达到了三千亿美元。随着双方贸易的不断发展, 韩国在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将会逐渐提升。所以本文将韩国的对外政策作为借鉴, 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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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演变的逻辑分析 篇3
一、国际贸易利益:从静态贸易利益转为动态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侧重于静态分析, 假设条件很多处于不变状态, 把多变的经济状况抽象成静态的、凝固的状态, 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利益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李嘉图分析两国开展贸易的动力时, 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但对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技术被假定是不变的。俄林认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只是各个资源供给量的差异。至于如何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 劳动力的熟练程度, 资本的使用效率, 资源的生产能力等等, 都不在传统贸易理论本身的研究对象之中。
技术差距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科学技术引入到国际贸易的分析中, 解释了技术差距产生和消失的原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在产品生命的不同阶段, 对生产要素的不同要求, 揭示了动态比较优势和要素密集度从技术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密集型的演进路线, 使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从静态分析发展为动态分析。
新贸易理论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 而技术创新是形成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重要源泉。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可能因为最初的偶然原因和历史积累形成且巩固了某些产业的优势, 这些优势是否能永远地保持下去, 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提高对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 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带来互相启发的机会。同时, 由规模经济差异决定的贸易利益, 同样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中获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杨小凯认为, 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 通过参与分工, 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 他们在一个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内生比较优势。按照这一框架, 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 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 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的动态均衡过程。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 专业化水平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 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杨小凯还认为, 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作为分工的条件, 就会导致贸易商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 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 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 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
产品内分工理论更加关注动态利益。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 传统的以国家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首先, 由于资源的全球流动, 出口产品并不是全部用本国要素生产, 出口产品往往需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甚至大部分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 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其次, 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 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 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 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 它们还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 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 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
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利益来源深入到企业异质性行为。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动态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 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 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 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 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 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通过经典假设已将企业层面的异质优势排除在内, 所以这种来自达尔文的产业内演化——企业优胜劣汰行为的贸易所得正是一种额外的贸易所得。新新贸易理论将这种企业优胜劣汰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所产生的新贸易所得, 称为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贸易的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具体作用机制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实施, 各国产品市场竞争加剧, 进口品数量增加并因此损害了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和利润, 生产率最低的本国非出口厂商由于国内收入的减少而被迫退出市场, 生产率次低的企业继续存在于该产业经营国内市场, 但需要承受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双重损失;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企业市场份额不断增加, 但利润减少;最具有效率的企业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市场份额和利润均不断扩大。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导致市场份额和行业内生产要素日益集中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 这直接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
二、假设条件:从企业同质过渡到企业异质
传统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产业间贸易构成以及贸易流向, 为了模型均衡条件的成立, 通常都将企业定义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主体。至于企业内部是如何运作, 企业之间的差异如何, 传统贸易理论都避而不谈。
新贸易理论则提出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说之上的贸易理论, 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然而, 该理论采用的是典型化企业, 不考虑企业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差异, 唯一可能的差别来源于企业具体生产哪种差异产品。因此, 尽管新贸易理论将贸易分工基础放到了企业层面, 但主要为一种代表性的同质企业优势, 尚未涉及企业特有异质优势。
而实证研究表明, 考虑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至关重要, 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而且现实中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从事出口, 无论在企业规模还是企业的生产率方面, 企业都是异质的。新新贸易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异质企业上, 考虑企业层面异质性来解释更多新的贸易现象和投资现象, 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贸易理论延伸到贸易的微观机制, 即异质性企业本身的行为模式和内部特质上。同时进一步发现生产率、技术、拥有异质性技术的工人是异质性的根源, 结合贸易的固定成本, 解释了出口企业和其他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 丰富了贸易和FDI的研究类型。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所得来源深入到企业异质性行为, 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贸易所得的衡量指标。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 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 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 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 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
三、国际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理论到产业内贸易理论再到产品内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 市场是完全竞争, 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本国生产要素、资源优势。这两种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产业间贸易现象, 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 并且最终产品在一国国内完成生产过程, 没有关注一种产品在技术上能分离, 其生产过程不在一国国内完成的新贸易现象。
新贸易理论放宽了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 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 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这里的同类产品是指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至少前3位数相同的产品, 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 它们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 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从新贸易理论所研究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看, 产业内贸易模式所反映的就是, 即使两国具有完全一样的资本一劳动比率, 它们的厂商也会生产同类但有差异的产品。而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一方面会促进各国扩大某种产品的规模, 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两国之间进行这些产品的贸易, 有进有出, 形成产业内贸易。
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种基本贸易模式, 要素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产业间贸易模式, 而差异性产品的规模经济生产决定了产业内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差别越大的国家之间 (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产业间贸易越多, 要素禀赋越接近的国家之间 (如发达国家之间) 的产业内贸易越多;产业间贸易反映了先天的比较优势, 产业内贸易反映了后天的比较优势。
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就是分析路径建立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的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贸易模式, 解释的是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现象。这些理论都暗含一个基本假定, 就是所有产品都在特定国家内部生产, 没有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发生工序和区段国际分工的可能性。这些产品如果具有跨行业性质, 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间贸易;如果是同一行业内部不同形态的同类产品, 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内贸易。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以产品不可再分性作为暗含前提, 没有把当代产品内分工的贸易现象纳入分析视野。
产品内分工理论认为, 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多个国家的投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通过产品内分工方式可以把劳动密集和技术简单的工序环节转移到其地国家, 而把附加价值比较高的资金、技术等要素密集的经济活动区段保留在国内进行。同时, 发展中国家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 也获得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在传统国际分工局限于行业、产品层面时, 发展中国家通过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发展面临很多特殊困难: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产品升级, 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约束。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 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切入点;同时为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升级进步谋求发展, 提供了新的现实机遇。产品内分工为新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现实条件, 使得世界各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获利者。
从客观基础上看, 产业间贸易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相对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较低的国际经济合作程度和相对不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产生于更加深入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和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以及比较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品内贸易是基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 其客观经济背景显然是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相对于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生的时代, 从某种程度上说, 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质的提高。
四、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外生比较优势过渡到内生比较优势
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 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 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 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 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其中, 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 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 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在新兴古典理论中, 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统一的。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 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 交易效率极低, 其均衡是每个人的自给自足, 因此既无国内贸易又无国际贸易。后来由于交易效率的改进, 则在各国内部分工, 形成大量的地区性市场。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逐渐提高, 交易范围逐渐从地区市场扩展到全国性市场。这时只有国内贸易, 而不存在国际贸易, 其原因在于同一国内部的贸易比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来, 交易效率要高得多。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提高, 市场最终突破一国范围, 这时国际贸易出现, 形成世界范围的市场。这样, 就实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内生化。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 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 并且如杨格定理所论述的“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 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 其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 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外生技术进步, 这就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许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产品内分工理论认为要素的异质性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品内分工的源泉, 将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与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依据特定生产要求, 生产过程不同工序对投入品要素组合可能存在不同投入比例要求, 而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要素的异质性, 这就有可能通过全球范围配置资源, 产生产品内分工。分工越细, 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越高, 中间产品生产中投入的要素也就越专门化。按照H-O模型来解释, 两国按照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 即产品在每一生产阶段上的要素密集度是不同的, 最终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只不过是各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值。一方面, 来源于异质性的要素优势, 使某个国家在某个生产工序上具有优势, 并将在国际分工中进行这种专业化生产;另一方面, 作为产品内分工的结果, 该国家更多地拥有这种异质的专门化要素。这样, 产品内分工与要素异质性相互强化。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的又一源泉。因特定技术属性, 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可能存在不同的有效规模。不同生产工序有效规模差异越大, 越有可能通过国内或国际产品内分工节省成本和提升效率。如果采用空间集中的一体化生产方式, 个别关键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将会约束其它有效规模较大的生产环节不能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产品内分工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产出区段分离出来, 安排到不同空间场合进行生产, 从而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实际上, 不同工序既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差异, 也具有要素投入比例差异, 通常是特定工序的投入品比例决定了分工的国别结构, 同时工序间规模经济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类分工。另外, Jones还强调技术进步是零散化生产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这使得内生技术比较优势成为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通信、运输、金融服务的成本大幅下降和便利性的提高上。另外, 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鼓励了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发展, 这是因为它导致市场壁垒降低和竞争加剧, 使得一国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服务。
五、结语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历程, 经历了从静态贸易理论到动态贸易理论;从企业同质的贸易理论到企业异质的贸易理论;从产业间贸易理论到产业内贸易理论再到产品内贸易理论;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到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过程。可见, 任何一个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今日理论的蓬勃发展是以既往的理论作基础的。正如艾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创立一种新的理论不同于毁掉一个旧仓库, 并在原地建立起一座摩天大楼。它倒像爬一座山, 你会不断获得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 不断发现我们的出发点与其丰富多彩的环境之间的新的联系。但我们的出发点依然存在, 依然看得见, 尽管它变得越来越小, 成为我们征程中踏平坎坷之后所获得的广阔视野中的一个渺小的部分。”
摘要：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 但是其产生和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文章从四个方面探索国际贸易理论演变的内在逻辑, 由此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是如何从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产生和发展, 如何不断突破理论局限性和完善自身的。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演变,逻辑,新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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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及原因探析 篇4
本文主要介绍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 并探究各个阶段实施各项贸易政策的原因, 最后得出结论, 希望能够给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些许借鉴。
1 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综述
1.1 50年代的进口替代内向型战略
这一时期, 韩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双边贸易, 主要实行的是以高关税壁垒和严格的进口限额而实现非耐用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策略。该策略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色彩。这样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产业的发展, 内向型的进口替代策略虽然使得国内一些企业获得了保护, 但这些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等严重依赖外国企业, 国内购买力低下, 出口不振最终导致进口大量增加, 赤字扩大。因此, 进口替代内向型的经济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了很多经济问题。为了改善当时的经济状况, 60年代初特别是朴正熙军人政府上台始, 韩国经济政策经历了进口替代内向型经济到出口导向外向型经济政策的转变。
1.2 60年代至今的出口导向外向型政策
1.2.1 朴正熙时期的贸易政策 (1961~1979年) :出口增长第一的理念
朴正熙时期, 制订了四个五年计划。针对韩国60年代初的经济现状, 确立了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方针。以下根据韩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描述: (1) 1961~1967年入关前的贸易政策。这一时期主要是韩国实施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阶段, 韩国正式确立了“贸易立国”、“经济增长第一”、“输出立国”的策略, 其实质就是发展“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策略。 (2) 1967年入关至1979年的贸易政策。入关之前, 韩国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致力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关之后, 在坚持贸易立国的基础上, 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策略, 也预示着韩国要经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1.2.2 全斗焕时期的贸易政策 (1980~1988年) :大力改善出口结构
由于韩国一味的追求出口高增长, 经济的发展已经趋于畸形。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薄弱, 资本、技术、原材料及中间产品严重依赖国外;侧重于发展出口加工区、重化工业导致国内经济比例失调, 国内市场萎缩等等。政局的不稳、经济的恶化是的韩国急于寻求经济发展的转机。全斗焕总统时期, 注重改善出口结构, 不再一味追求出口贸易额的单一增长, 逐步转变为以民间为主导、鼓励市场竞争机制, 力争实现经济的稳定化、效率化和开放化。这一时期, 逐步改变出口商品结构, 实现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阶段, 出口贸易额继续增长, 1981年出口贸易额为212.5亿美元, 进口为261.3亿美元;而到了1986年出口贸易增长到了347.1亿美元, 进口贸易额为315.8亿, 并首次实现了贸易顺差。
1.2.3 卢泰愚时期及以后的贸易政策 (1989年至今) :政府主导性相对弱化
90年代初, 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竞争惨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本利率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因素存在, 韩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下滑。表现在贸易上是连续出现贸易黑字。为改变这种状况, 韩国主要是继续强调出口贸易, 但是重点转为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扩大进口自由化范围, 改善国际收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 出口商品逐步由资本密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品。2008年韩国出口额达4 220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13.6%, 进口为4533亿美元, 是世界第11大贸易国。
2 韩国贸易政策演变特点及原因探析
综上所述, 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大致可以概括为进口替代时期, 出口增长立国时期, 进口自由化时期和出口创汇时期四个阶段。根据国际贸易理论, 国家制定并实施贸易政策的目的是能够极大的获得贸易利, 增加本国经济福利, 改善贸易收支。事实证明, 韩国在各个阶段所实行的贸易政策效果是明显的, 在一定时期是有效的。韩国每一阶段贸易政策的演变的背后都隐藏着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据和原由。
2.1 出口立国阶段———出口贸易额增长
朴正熙总统上任之后, 韩国确定了出口导向经济模式。50年代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美国对国内劳动密集型进口市场是开放的, 并且这一时期美国采取的是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的政策。韩国主要利用西方国家不断转移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且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量增强的机遇, 主动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说, “汉江奇迹”的成功与美国这一时期倡导的贸易秩序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看出, 此时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出口到美国市场。因此, 特定的国际经济关系和韩国适时抓住机遇造就了韩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成功。
另外, 在出口导向发展初期, 韩国经济基础薄弱, 进口仍然受到严格限制。
2.2 出口富国阶段———出口导向工业化
70年代以后, 美、日等发达国家处于黄金发展阶段末期。此时, 日本处于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时期, 欧盟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 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得到发展, 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引资政策给韩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构成压力。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出口加工工业, 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往美国, 而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市场规模有限, 韩国就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轻工业产品出口规模增长潜力减弱。韩国单纯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受到了极大地制约, 表现在韩国在90年代初期, 国际贸易收支严重恶化, 贸易赤字加大。因此, 单纯依靠出口增长的模式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
2.3 出口强国阶段———政府主导弱化阶段
出口导向战略能够带来先进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机械设备, 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带动产业发展等优点。但是, 也会有容易对外形成依附, 不会带来预期的经济结构优化和易受出口市场的制约等缺点。
亚洲金融危机后, 世界贸易摩擦频繁,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家间贸易竞争加剧。世界区域化经济发展突出, 世界分工进一步细化。东盟地位的增强, 中国经济地位的逐步崛起,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工业化的加快都给韩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性措施的更加严厉更具有隐蔽性, 加大了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严峻的周边形势和韩国本身国土资源的有限性, 促使其不断完善贸易政策, 顺应经济发展趋势, 强调出口创汇, 发展区域贸易, 增强贸易自由化程度。金大中时期已经认识到, 一味的政府主导式的经济发展不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 逐步强调民主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断弱化政府主导作用。承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 加大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总之, 韩国贸易政策的演变是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变化而不断调整的, 是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背景下采取的适时的贸易政策调整。当然, 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优秀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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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模式演变 篇5
自1949年11月第1家旅行社诞生起, 新中国旅游业已走过60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旅游业承担着重要的对外宣传中国建设成就、加强国际友好往来的政治任务, 当时的旅游服务贸易规模较小, 结构相对单一, 但对扩大我国政治影响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人民生活仍处于温饱阶段, 国内旅游在该时期并未得到有效开展。总体看来, 从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后期, 我国旅游业主要以外事接待即入境旅游服务贸易为主, 是一种“事业型”运营机制。旅游作为我国外交事业的一条重要渠道, 主要开展民间对外交往工作, 还不具备“产业化运营”的条件。
改革开放后, 旅游业逐渐从外事接待工作中分离出来, 加快了产业化进程。邓小平多次提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 要突出地搞, 加快地搞”, “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 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 然后自己发展”。1984年, 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齐上, 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齐上的旅游发展和建设指导方针, 拉开了全方位发展旅游业的序幕。我国国际旅游也在1981-1985年期间得到了全面发展, 进入高速成长期。
1986年, 国务院将旅游业正式写入“七五”计划, 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支柱产业, 确立了旅游业的国民经济地位, 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了旅游业由事业型向产业型的实质性转变。1992年, 中央更是明确提出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随后,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中将旅游业列为第三产业中需要积极发展的新兴产业序列的首要位置。1998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旅游业要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为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氛围。
世纪之交,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历史性机遇。第一, 旅游业被确立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 为中国旅游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 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重视旅游业对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纷纷出台旅游业发展的鼓励性政策、措施;第三, 参与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工作的城市数量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为旅游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第四, 香港、澳门回归,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 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良好国家形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旅游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产业形象日益鲜明, 产业规模日渐壮大,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同时也是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国际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和谐社会建设不断取得进展, 国际形象得到了巨大提升, 旅游目的地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 在WTO的进一步推动下,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规模与结构正经历着由粗放型、数量型增长、贸易模式单一向集约型、质量追求型、贸易模式多样化的转型。
二、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路径的时间演变特点
众所周知, 旅游目标客源市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国际入境客源市场, 二是国内客源市场。一般情况下, 国内、国际两个旅游客源市场都会分别经历从萧条到繁荣的各个状态, 因而, 从客源市场角度出发分析中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路径就可以在二维坐标系中进行。分别以2个市场为坐标轴, 市场发展状态由差变好为坐标轴指向, 这样, 在常态情况下, 2个市场的组合将会有4种 (如图) , 即状态Ⅰ (国际市场繁荣、国内市场繁荣) 、状态Ⅱ (国际市场萧条、国内市场繁荣) 、状态Ⅲ (国际市场萧条、国内市场萧条) 和状态Ⅳ (国际市场繁荣、国内市场萧条) 。状态Ⅲ一般为一国旅游业发展的起步阶段, 而状态Ⅰ则是多数国家所追求的旅游市场运营状态, 即国内、国际市场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旅游业整体市场欣欣向荣。而要达到这种市场发展状态, 一般来说有3条途径:第1条是通过国际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来引导整个旅游市场的整体繁荣;第2条是通过先发展国内旅游市场继而发展国际旅游来繁荣振兴旅游业;第3条是两个市场并重均衡发展从而达到同时繁荣。如果将第3条路径看作是一条通往旅游业发展目标的“最短路径”或“成长大道”的话, 那么, 旅游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往往是偏离“成长大道”的“弯曲大道”, 即“路径一”和“路径二”。
从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看, 20世纪80年代以前, 国人外出“旅游”的意识很模糊, 甚至没有“旅游”的概念, 经历过自然灾害和国外封锁的国人正为解决温饱问题而拼搏, 为生活必需品的缺失而努力探索发展之路。相对而言, “旅游”作为一种奢侈品, 并没有进入多数人的视线, 国内旅游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出境游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由于国家没有开放, 国外资金不能进入, 因而也谈不上旅游投资或旅游商业。旅游服务贸易的形式基本只有入境旅游1种, 而且还带有强烈的政治交往色彩。因此,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乃至整个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路径一”开展, 旅游业只是“单轮驱动”, 即由入境旅游驱动。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旅游”这一奢侈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国民旅游意识逐渐增强。国际入境旅游、出境旅游以及旅游内向投资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国内旅游异军突起,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业绩。中国旅游业发展曾一度出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轮驱动”的良好增长形势。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际入境旅游市场出现疲软现象, 良好的发展态势遭到重挫。“双轮驱动”的理想模式不断经历着波折, 路径三的“成长大道”在现实的世界经济背景下很难取得可持续的旅游经济增长 (见上图) 。
新一轮金融危机的深度和覆盖范围前所未有, 对入境旅游市场及旅游投资的冲击尤为严重。为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风暴, 2008年11月, 国家旅游局旅游促进与国际联络司司长祝善忠在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透露, 由于受金融风暴的影响, 2008年前9个月, 中国入境旅游出现明显下滑, 为拉动国内旅游市场、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国民休闲计划”将在2009年出台。该项计划采取具体措施倡导针对优秀员工的奖励旅游、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旅游、针对学生群体的修学旅游以及针对离退休人员的银发旅游等, 以拉动内需消费。在经历了2次路径转移之后,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又转移至“路径二”, 即通过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渐次达到整体旅游业的大发展 (图1) 。□/毛
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 1980年以前, 我国旅游业总体规模较小;“六五”期间 (1981-1985年) , 入境旅游有了较大提高, 国内旅游开始起步;“七五”期间 (1986-1990年) , 入境旅游不断发展, 国内旅游则有了较大发展;“八五”期间 (1991-1995年) , 入境旅游取得长足的发展, 国内旅游则异军突起, 这一时期是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九五”期间 (1996-2000年) , 旅游产业基础逐渐夯实, 旅游经济取得稳步进展;“十五”以来, 在世界旅游业整体负增长形势的影响下, 中国旅游业逆风前行, 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而在整个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路径转移:第一次是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初期, 国际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而国内旅游正在起步之时, 入境旅游担负政治宣传重任, 而这段时间的中国旅游业大致沿着“路径一”在发展;第二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期左右, 这段时期中国国内、国际旅游市场都出现了高速增长态势, 以“路径一”为基础的“弯曲大道”正在逼近“成长大道”, 即“路径三”, 但这个时期非常短暂;随着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第三次旅游发展路径的转移, 即“路径三”向“路径二”的转移, 再次进入“弯曲大道”模式, 但与第一次不同的是,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逐渐偏重于对内需旅游市场的拉动上, 而不是仅仅倚重于国际市场。
三、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的空间演变特征
从空间角度看, 新中国建立以来, 我国旅游服务贸易的重心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南迁”、“东进”、“北上”三次比较明显的运动过程。第一次是“南迁”的过程, 大致发生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 此段时期旅游服务贸易由北方南移至珠三角一带;第二次是“东进”的过程, 主要发生于20世纪末期至本世纪初期阶段, 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由珠三角逐渐东迁至以江浙沪为代表的长三角区域, 并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一个较长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连绵带, 这条连绵带由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组成;第三次是“北上”过程, 主要发生于最近几年, 尤其是环渤海发展战略提出以后, 主要路径表现为经由长三角沿海地带向北发展。
贸易模式演变 篇6
一、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 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经济实力大增,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 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 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 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 提出“在外交方面, 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 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 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 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 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 在中日关系上, 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 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 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 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 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 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 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 虽然延续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 但政治色彩加大, 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进入80年代后, 冷战进一步升级, 促使世界出现中、美、日联合抗苏的格局。中国一直贯彻不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尽管如此, 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前苏联的重要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影响下, 日本对华贸易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日美都放宽了对华出口的限制。
进入80年代后期, 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对日本外交及各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 前苏联经济衰退。第二, 由于美国成为最大欠债国, “日本威胁论”在美国影响不断扩大。第三, 中国的崛起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的环境下, 中日政治关系客观条件的改变直接影响日本对华经济贸易政策, 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 贸易额出现下滑。
80年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政治上, 提升中日关系, 使中国在日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把中日友好关系作为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 在经济上, 1.通过经贸合作适当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 使之成为抵御前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2.经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市场。1981年5月, 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 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 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 继续进行经济合作”, 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 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3.加强经济合作, 提早占领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日本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这一时期,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 但呈波浪式增长。
三、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冷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日本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发展, 俄罗斯重振经济, 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 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大背景下, 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转变。首先, 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 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 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 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日本对华技术贸易方面很保守, 限制高新技术的产品出口中国。其次, 日本对华投资增多, 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 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1997年以后, 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 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 其后开始下降。第三, 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 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 由过去的五年计划, 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 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 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进入21世纪, 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 仍处于低迷时期, 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但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而且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 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中日两国关系如何, 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第三, 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 我认为在经贸方面, 两国将继续加强发展, 日本将扩大对华出口。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 日本企业会增大对华投资;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 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 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总之, 从中日贸易关系中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 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两国应加强合作, 互利互助, 共同发展。
摘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各个时期, 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和发展, 总体来说, 日本采取的是积极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 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措施, 并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 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关键词：自主外交,国际形势,互助互利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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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事实解说:199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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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华社东京, 1993.8.26.
贸易模式演变 篇7
在正德九年任广东布政使并兼管市舶司的吴廷举由于其制定的番舶交易之法, 且在正德十二年代佛郎机人求贡, 因而时人多谓其启佛郎机人之衅而对其多有诟病。本文试图从分析明代朝贡贸易向商舶贸易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入手,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对吴廷举及其所制定的番舶交易之法做一简单考论。或两者竟能相得益彰, 亦未可知焉。
一、吴廷举其人及其与佛郎机人闯入广东的关系
1. 吴廷举其人及其制定的番舶交易之法。
吴廷举, 字献臣, 苍梧人, 成化二十三年进士, 《明史》有传。关于其所立番舶交易之法的内容今已不可考。但从关于此事的历史记载中能窥得大概, 其主旨不外乎“不问贡期, 来即取货”。郑晓《吾学编》云“正德九年 (1514年) , 升广东右布政使, 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 平傅役。”[1]105此处应为吴廷举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的最明确的表达。此法订立之后, 时人多认为此法“启佛郎机之衅”, 吴廷举因此被推至风口浪尖。御史何鳌的上疏也指责吴廷举为佛郎机人之来的罪魁祸首, 他在疏中说“近因吴廷举谓缺上贡香物, 不问何年, 来即取货。致番舶不绝于海澨, 蛮人杂沓于州城。禁防既疏, 水道益熟。此佛郎机所以乘机突至也。”[2]此疏不仅指出吴廷举所应承担的责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说出了吴廷举订立番舶交易之法的原因是“缺上贡香物”。
2. 吴廷举代佛郎机求贡考。
时至今日, 幸而有众多学者参与编辑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问世, 笔者得其嘉惠, 仔细检索该书第五册, 认为吴廷举代佛郎机人求贡之说当有其事。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远不止如上所引, 如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四三, 严行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应槚、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九《集议》, 郭棐《 (万历) 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三《番夷》,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三《兵器·佛郎机图说》, 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二九《火器》等均有记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两书, 后两书引用刑部尚书顾应祥的话 (两书所引文字基本相同, 只有个别字有异, 此处录《登坛必究》卷二九《火器》所记) “正德丁丑, 余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 蓦有大海船二只, 直至广城怀远驿, 称系佛郎机国入贡。其船主名加必丹, 其人皆高鼻深目, 以白布缠头, 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金临广城, 以其人不知礼, 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 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 具本恭奏。朝廷许之。起送户部。”[1]362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及吴廷举, 但正德丁丑即为正德十二年 (1517年) , 所以此处所记之事与一般文献所说的吴廷举代为求贡当为一事。而顾应祥作为此事亲历者, 其所述应比其他文献更加具有可靠性。
至于张维华先生所说正德十二年, 吴廷举已至湖南, 不可能代葡人奏请的论断, 仔细考究, 似仍有商榷的余地。《明史·吴廷举传》云:“起广东布政使, 复佐陈金平府江贼。擢右副都御史, 振湖广饥。”这说明吴廷举是在跟随陈金平定府江之贼后得到提拔的, 查《明督抚年表》“十二年 (1517年) 陈金《明大政记》:十二年十一月, 两广合兵破斩府江贼, 加升总督陈金以下官, 招金入朝。”[3]毫无疑问, 吴廷举应在加升之列, 其时在正德十一年十一月, 通俗地说, 吴廷举在这一年中至少有十个月的时间来处理佛郎机人的求贡事。再说, 佛郎机人似乎也不可能在十月份之后才到广州, 当时的远洋航行必须借助风力, 而十月以后, 北风司令, 佛郎机人若在此时北上则是逆风行驶, 于理不合。至此, 我们应该可以断定, 吴廷举代佛郎机人求贡是确有其事的 (1) 。
但是否就应该把启佛郎机人之衅的罪责加在他的头上呢?仔细阅读顾应祥的话, 回答似乎应当是否定的。顾应祥以亲历者的身份说“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 具本恭奏。朝廷许之。起送户部”。这说明最后决定佛郎机人可以入贡的是朝廷, 陈金、吴廷举等人在查《大明会典》之后, 发现佛郎机不再入贡国之列, 据实奏报, 等待朝廷的决定。综上所述, 即使把许佛郎机人入贡作为启佛郎机人之衅的原因, 吴廷举也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二、吴廷举订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的原因
从《明史》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吴廷举是一个相当遵循儒家礼仪规范, 不趋炎附势, 恪守传统、刚正不阿的官僚。但就是这样一位官僚, 为什么会在明开国时就订立的朝贡贸易制度上一反常态, 不依祖制而改弦易辙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订立“不问贡期, 来即取货”的番舶交易之法?在分析个中原因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明代前期的对外贸易情况。
当时的情形似乎可以这样描述:朝廷对商舶贸易是严厉禁止的, 但由于其自身行政效力不足的原因, 又不能很好的禁止在政府看来是非法的商舶贸易。明人郑若曾说得好:“利重之处, 人自趣之, 岂能禁民之交通乎?故官法愈严, 小民宁杀身而通番之念愈炽也。”[1]143在这种情况之下, 朝贡贸易制度的式微已不可避免:“据本部所见, 则自弘治元年以来, 番舶自广东入贡者, 惟占城、暹罗各一次。”[1]258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海外诸国不需要与中国通商。他们所不满的是明政府制定的对他们有着极大限制的朝贡贸易形式。因为海外朝贡国家社会经济也在不断地发展, 他们需要与中国有更密切更频繁的贸易联系。于是, 有的朝贡国家不管是贡期还是非贡期都来要求贸易。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总是处于附庸的地位, 所以广东沿海出现了不少非法的商舶。
在明政府这一方面, 早已有人对这种贸易形式提出质疑, 明仁宗时到弘治年间, 这种不计成本、不见经济效益的朝贡贸易更难以为继。应该说, 明中前期朝贡贸易逐渐走向穷途末路这一背景正是吴廷举订立番舶交易之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地区具有海上交通的便利条件, 而且从事海外贸易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沿海地区的居民生活也比较依赖海外贸易, 所以这些地区的无论是封建地主、商人或是农民, 都有发展海外贸易的要求。他们的诉求毫无疑问会反映到主管官员那里。通过阅读史料, 不难发现很多广东的地方官或广东籍的官员都是积极主张放宽中外贸易限制的。
吴廷举等广东地方官员除了顺应该地区居民的要求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不应该忽略, 那就是抽取更多的税收以弥补地方财政困难和军饷的不足。《明史·佛郎机传》记载“初广东文武官员月俸多以番货代, 至是货至者寡, 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这说明在正德年间, 广东的海外贸易就成为地方的一种财政收入用于官员薪俸的发放。不仅如此, 这些税收还用于补充军饷。明人叶权在其《贤博编》中即明确提到“广东军饷资番舶”[4]。而吴廷举的老上司陈金等人更是早就把番舶之税用于补贴军饷“惟正德四年, 该镇巡等官、都御史陈金等题要将暹罗、满剌加并吉阐国夷船货物俱以十分抽三, 该户部议将贵细解京, 粗重变卖, 留备军饷。至正德五年, 巡抚两广都御史林廷选提议各项货物着变卖存留本处, 以备军饷之用。”[1]177
此外, 吴廷举制定此法亦有可能受陈金等人的影响, 从《明史·吴廷举传》中可发现吴廷举几次跟随陈金平定盗匪, 吴廷举的提升也多赖陈金等人的举荐。而陈金在第一次任两广总督时就主张开放商舶贸易的举动以极有可能影响到吴廷举, 到正德十二年, 陈金再镇时两人更是共同上奏要求开放商舶贸易“正德十二年, 巡抚两广都御史陈金会勘副使吴廷举奏, 欲或仿宋朝十分抽二, 或依近日事例十分抽三, 贵细解京, 粗重变卖, 收备军饷。”[1]177这进一步说明吴廷举受陈金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吴廷举制定的番舶交易之法与佛郎机人闯入广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所以吴廷举完全不应该为此事负有任何责任。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佛郎机人正是在知道吴廷举立了这个法之后, 才觉得有机可乘而来到广东沿海的, 恰恰相反, 佛郎机人来到广东后首先是“以进贡请封为名”, 与吴廷举的番舶交易之法丝毫无涉。而且据金国平先生的研究“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麻剌加时, 对朝贡贸易制度已有所了解。”[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倒可以说, 启佛郎机人之衅的是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当然, 导致佛郎机人得以在广东为非作歹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明王朝武备的松弛, 军队国防力量的衰落。
虽然明政府在正德年间短暂的开放海上贸易之后, 海外贸易的发展仍然曲曲折折, 而且在嘉靖年间又实行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毕竟开放海上贸易, 商舶贸易的合法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吴廷举所制定的番舶交易之法及在他之前陈金等人的政策可视为隆庆年间正式开放海上贸易的滥觞。
应该指出的是, 即使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已有较清楚认识的如吴廷举、陈金辈也未能熟悉世界贸易发展的大趋势。他们对朝贡贸易进行改革, 是基于对本国朝贡贸易日渐式微的认识并结合沿海居民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之计。他们的着眼点主要在沿海居民生计、社会稳定及国家税饷。他们还未能从世界范围的贸易形势来认识中国所将面临的西方殖民者入侵的严峻问题, 也没能从更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第五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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