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共5篇）
海外贸易 篇1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 整个中国社会几乎处于半封闭或封闭状态, 只有极少数朝代对开放的海外贸易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宋代就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它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封建体制下的国家海外贸易法律制度。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规范了贸易主体、程序、监管机构以及相关法律责任。这些制度适应了宋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增加了政府收入, 但同时也因为政府对制度的过分掌控, 导致宋代海外贸易未能健康、良性、持续地发展。对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考辨, 有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宋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法律的发展历程。
一、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中的贸易主体
贡赐贸易与互市贸易是宋代海外贸易的两种主要形式。贡赐贸易是指前来宋朝的外国使节用本国物品向皇帝朝贡, 为体现宋王朝厚往薄来、一统华夷和显示我泱泱大国的实力, 皇帝回赐给外国使节中国物品, 且价值一般都远远大于外国的贡品。贡赐贸易实则是一种易货贸易。互市贸易是指中国民间或官方与海外各国贸易商进行直接交易。与贡赐贸易相比, 互市贸易不仅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体现和需要, 也给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财政税收收入。因此, 互市贸易是宋代海外贸易法律所针对的主要对象, 它调整着三类贸易主体的行为、权利和义务[1]。
1. 政府。
在诸多贸易主体中, 政府是直接组织和参与海外贸易最多的。在宋代海外贸易中, 政府既是制度的制定者、管理者, 也是亲身参与者。它参与海外贸易有三种主要途径。第一, 以贡赐形式进行变相贸易, 即对海外来的贡品先进行估值, 然后回赐等值或高于估值的中国物品, 如金器、银器、茶叶、丝绸等, 最后将一部分贡品加价后卖出, 从而盈利。第二, 派员进行海外采购。如宋太宗就于987年分四批次派出8人远赴南海藩国采购珍珠、香料、药材、动物制品等等。第三, 强制收购进口货物。宋太宗时颁布禁榷制度, 规定香料、药材等货物无论通过何种途径进口, 最后都只能由政府接手, 民间不得私自从事有关贸易活动。
市舶司是宋代掌管海外贸易的政府机构, 同时也是官方参与海外贸易的最主要机构。按照规定, 市舶司的职责包括对往来海上运输及贸易的缉私、检查, 办理所有海上船舶的入港和出海手续, 收取关税, 征购、出售符合相关规定的货物, 对海外商人使节来华予以接待和管理。971年, 北宋朝廷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 随后市舶司机构又在泉州、杭州、密州、明州等沿江沿海港口设立, 其分支机构也出现在了温州、秀州、澉浦、江阴等地。掌管市舶司的市舶使最开始由知州兼任, 市舶判官则由通判兼任。但后来由于市舶司权力甚大, 而且所涉利益越来越影响朝廷岁入, 所以朝廷专门派朝官、内侍、三班到各地执掌市舶司, 他们直接对朝廷负责。至宋神宗时, 专职提举市舶官的设立, 将市舶司正式纳入中央直属机构序列。
由于外患不断, 宋代政治经济重心南移趋势明显, 致使绝大多数海外国家来使只能通过海路前来朝贡。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的记载, 只有政府才参与的贡赐贸易中, 与宋朝交往的有占城、交阯、蒲甘、真腊、阇婆、三佛齐、天竺、渤泥、细兰、鹏茄啰、大食及波斯等国。由于贡赐贸易获利极低, 甚至经常性入不敷出, 北宋政府到后期不得不限定贡赐贸易的人数、时间及规模[2]。
2. 本国贸易商。
本国贸易商是指宋代民间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 他们也被称之为舶商。他们的贸易行为几乎都处于宋朝政府的监控之下。政府有权对本国贸易商的海外贸易主体资格认证作出认定或取消。只有在登记后被政府认定入籍才能取得海外贸易的合法主体权利, 私自进行海外贸易的会受到严惩。就算是获得合法主体认定的本国贸易商也经常被政府强制招募出海进行贸易, 且贸易标的物也由政府强制规定。不仅如此, 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对本国从事海外贸易的贸易商有硬性的财产要求。例如, 往来高丽的贸易商就被严格要求必须拥有三千贯以上的个人财产才能去高丽从事贸易活动。因此, 宋代能从事海外贸易的贸易商基本都是非富即贵, 普通商人是很难进入这一领域的。
3. 海外贸易商。
宋代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商前来中国从事贸易, 在相关法律中规定, 如果一个海外贸易商累积缴纳货物关税达到5万贯, 政府将予以奖励;如累积达到10万贯, 奖励翻倍, 并以此类推。这种有如进口退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海外各国来中国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例如1136年, 来自大食的贸易商蒲罗辛就因向中国贩售乳香而累积缴纳关税30万贯, 南宋政府特封其为承信郎, 并以赐予公服、笏、履作为奖赏。南宋政府还专门召见蒲罗辛, 期望他回国后鼓励更多的大食商人来华进行贸易, 如果行之有效, 将赐予蒲罗辛更多的奖赏。
针对当时来华海外商船不时遭遇海难的情况, 1099年, 北宋政府规定:如果海外商船在进入中国海界后遭遇海难, 事发海域沿海官府必须全力予以救助;如拯救上岸的商船无主, 市舶司负责登记所有货物, 并尽一切办法通知货主亲属前来认领。为防止对海外贸易商的货物进行冒领或盗窃, 宋朝政府还制定了专门的惩治措施。除了在贸易领域对海外贸易商予以优待以外, 宋朝还以法律形式保护海外贸易商在中国的合法居留权、定居权甚至婚姻权。在往来海外贸易商较为集中的沿海城市中, 有专门供他们聚居的区域, 并由政府设藩长一职负责日常管理。如果海外贸易商在宋朝境内犯法, 由所属藩长定夺责罚, 而责罚所依据的必须是大宋法律。
二、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中的贸易程序
1. 申领许可证。
宋代商人要从事海外贸易, 必须先到市舶司进行申请, 被批准后才能开展。989年, 北宋朝廷下诏, 规定凡欲出海外从事贸易的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两浙的市舶司提请批准, 获批后凭市舶司发放的凭证出海, 私自出海进行贸易的将没收全部货物。后来的《元祐编敕》规定得更为详细:提请出海进行贸易的书面申请应注明出海人姓名、货物名称及数量、出海目的地等详细内容;申请人必须有物力户三级担保, 保证货物内没有诸如兵器等明令禁止出海的物品;出海船舶回航必须凭出海凭证入港等等。如果没有市舶司颁发的许可凭证, 擅自从事海外贸易的, 最低会被判入狱两年或限制行动自由。
具体申领许可证时, 实行属地原则, 由贸易商户籍所在地的市舶司或分支机构负责许可证审批。但在宋熙宁年间, 属地原则曾短暂地被专属管辖原则取代过。当时的规定是:广州市舶司负责审批前去东南亚国家的外贸许可证;杭州和明州市舶司负责审批前去朝鲜、日本的外贸许可证;如果不去专属机构申领许可证或擅自变更出海目的地的, 视为没有许可证, 以违制论处。这样做的初衷原本是为在外贸领域加强中央管理和财权, 但在具体实践中因过分增加了外贸商的成本而很快被取消了[3]。
外贸商申请到的许可证不可重复使用, 仅限当次使用。而且许可证上一般都会写明出海船舶返航期限。如果由于海盗劫持、海上风暴等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在规定期限内返航, 将视情况截留出海担保;如果出海贸易商故意滞留海外不归, 其担保人将被处以严厉刑罚。这项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证和增加海外贸易商的交易频次, 从而扩大税收及其他手续费用。
2. 货物检验。
宋代的货物出口检验与进口检验一样严格。对出口货物的检验主要是核对货物品名数量是否与许可证上一致, 以及防止有罪之人外逃和违禁品出口。进出口船舶靠岸装卸货物时, 市舶司等政府机构必须派员到口岸监督相关事宜的进行。
3. 征收关税。
宋代海外贸易法律制度有关征税的内容是最为重要的, 可以说是几乎所有规定制定的初衷。除由海外进贡给宋朝皇帝的贡品外, 其余一切进口货物都必须缴纳关税。至于关税税率, 没有固定值, 而是经常有所变化。最常见的税率有三档:7%、10%和20%。税率的调整变化主要与政府当年的财政收支、货物种类及数量、进口口岸等有关。每当朝廷国库吃紧, 市舶司就会被命令将关税上调。常见的一般性货物, 如苏木、玳瑁等所缴纳的税率较高, 而诸如珍珠等贵重奢侈品所缴纳的税率却很低。而各个口岸的税率差有时非常大, 同一时期同一货物, 在税率低的口岸只要缴纳4%左右的关税, 而高的口岸可以达到40%[4]。
4. 强制收购。
进口货物在被征税之后, 一般也很难悉数进入正常流通渠道, 而是会被政府部分甚至全部强制收购。如果是政府明文规定的禁榷物, 市舶司必须将货物全部收购, 严禁私人买卖。如果不是禁榷物, 政府也可以根据需要按比例强制收购。至于比例的多寡往往没有定数, 而是频繁因时而变。如果是被政府估值很高的货物, 强制收购的比例可以达到30%, 甚至60%, 那些估值较低的货物被强制收购的比例也较低。这种政府强制收购的政策实则对宋代海外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5. 货物行销。
这一点与强制收购一样, 主要是针对从海外进口的货物而言的。被抽税和强制收购后的剩余货物可由商人自行买卖。市舶司强购的货物以及海外贡品, 一部分直接运往皇城供皇室使用, 剩下一部分则再加价卖给内贸商人, 所得利润上缴中央国库。
参考文献
[1]吕祖廉.宋文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92.
[2]马端临.文献通考[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3]王冠倬.宋元海外贸易性质初探[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4]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
中国公民海外投资贸易的国家风险 篇2
这就是近年海外投资热中中国投资者不得不认真面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为保护本国对外投资商的正当权益，必须评估、预警并努力帮助化解的国家风险
在国家风险概念尚处于学者书斋的上世纪90年代初，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友谊集团董事长陈湘舟，成了俄罗斯金融政策变动的第一批受损者。
金融突变的百万学费
1993年6月2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1992年以前发行的货币全部停止流通。俄罗斯公民或持有俄罗斯居留证者在8月7日之前必须到银行兑换新币，但每人兑换数额不能超过35000卢布，约合35美元，将近300元人民币；同时，俄罗斯海关禁止携带大量卢布出境。
“将近100多万人民币的卢布变成了废纸，一家人看着那3麻袋钱掉眼泪。”陈湘舟回忆道，大街上到处都是焚烧旧卢币的人，还有人为此绝望自杀。
陈湘舟在中俄贸易中获得的第一桶金，因俄罗斯的这次货币政策突变而灰飞烟灭。
1998年，陈湘舟已经在俄罗斯成立独资公司，由于对俄罗斯金融风暴毫不知情，从国内汇了10万美金到当地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他到俄罗斯后，会计说那家银行已经倒闭，钱没有了。“以前在国内根本没想过银行竟然也会倒闭，10万美元的学费也实在太贵了。”
1998年，俄罗斯第三次更换货币，将所有原卢布的面额都变成原来的千分之一。由于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陈湘舟在俄罗斯开设的独资、合资公司都花高薪聘请懂得当地政策的员工，一般都能提前获知相关政策的可能变动，做好预防，从而规避风险。“所以这次只损失了20多万人民币，还不那么心疼。”
“以前在俄罗斯做生意，最怕的就是政策不稳定。但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经济走上正轨，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政策出台相对稳定，做生意比以前容易了。”陈湘舟说，去年开始，他们大的项目都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惟一的非营利性政策性保险公司——投保，“即使俄罗斯再有重大政策变动，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非洲洛美-科托努大迁移
持续升温的经贸、投资热让非洲成为新的淘金胜地。2006年，中国首次成为最大对非出口国。
1995年，陶短房就到非洲经商。经历多年的商海沉浮，他并不认为非洲淘金梦如常人想象中甜美，频频慨叹在非洲经历的国家风险，就是“一部血泪史”。
提及“洛美-科托努大迁移”，让不少在非洲从事纺织品贸易的老华商仍心有余悸。上世纪90年代末，多哥收紧关税政策，导致贸易成本上升，原来在多哥首都洛美经商的大批中国纺织贸易商不得不转移到邻国贝宁开业。这使得2000年前后，贝宁首都科托努成为中国民间贸易在西非的明星城市。
但从2003年至今，贝宁新政府也不断提高关税、改变行规，试图保护本国商人，限制外国商人经营。
《贝宁政府关于某些纺织品贸易管理的第21号决议》规定：纺织品进口商只能批发(整集装箱)给在贝宁的法人和半批发(至少5包)给持有商人职业证的零售商。批发商或半批发商未经贸易主管部长特批不能零售。
决议颁布后，外商在规定期限内受到严格监督。不但当地政府部门派出众多便衣密探，当地贝宁人还会自发组织明查暗访。
这些规定破坏了当地原本分工明确、经营有序的纺织品市场。原来是中国人做大批发，印度人做小批发，当地人零售和出租店面。21号决议出台后，不到3年时间内，印度人店铺由上千家缩减到两百多家。而中国大商户也由近30家缩减了将近一半，剩下的也在计划搬走。
陶短房所在的公司之前平均每个月可以销售6集装箱，21号决议实施后一个月只能卖两个集装箱，不得不把刚租的大仓库和好门面全部退掉，撤出经营了7年的贝宁市场。
陶短房为此曾专门作了一首七绝：“腰上空囊肩上枪，主人失色客无光；三番摘得瓜儿尽，好剩空藤向税郎。”
此时，多哥政府意识到外商流失对本国经济的影响，重新开始实施减少关税等优惠性政策招揽外商。贸易热潮反向运转，大部分商人又回到多哥洛美开展经营。“这样的往返迁移让不少公司血本无归。”陶短房说。
走出去战略的风险隐患
中化集团是中国一家在石油、化肥、化工行业有很大影响力的跨国企业集团,据介绍,在“走出去”战略和国家能源政策鼓励下,中化积极“走出去”，通过并购方式获得海外资源。这几年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海外投资策略，并取得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目前在厄瓜多尔、中非、中东、突尼斯、巴基斯坦都有油田开采。农药、医药原料、化工产品等出口贸易则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了很快发展。
从事海外石油投资的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政策变动有切肤之痛。今年10月4日，厄瓜多尔总统科利亚签署一项总统令，宣布即日起该国将原定与外国及私人石油企业的超额油价(原油价格上升至原协议中所规定之特定点以上)分成比例由50%提高到99%。这一投资东道国的政策变化，让在拉美有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深受其害。
这并非孤立现象。根据玻利维亚政府的法令，自2005年起日产量达1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田的所得税将由原来的18%提高到82%。2006年3月，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新设合资公司的特许使用费由2004年底的16.7%上调至33.3%，并非2001年有关法律所规定的30%；所得税则由原先的34%上调至50%。
国家风险分析专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陈晓蔚介绍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政策左转，导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一些战略性领域限制或者禁止外资进入，在能源等领域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有些国家甚至对资源性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调整其税收政策，导致在当地进行资源性投资的企业面临风险。
除了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贸易逆差严重、外汇储备水平低下、债务负担沉重等因素扩大了宏观经济风险，政治上的巨变、反对势力的暴动，社会上的罢工、法律或制度的突变，都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增大了国家风险。
“一个国家的宪法与它的实施方式之间的关系是评估政治风险的一个基本标准。”陈晓蔚说，依据宪法和法规先例行事的政府相对具有更高可信度。而另外一些国家，宪法的滥用或频繁修改，都只是为了达到政府目的。某些国家的政治风险是由政党中的关键人物造成的，因为他们的个人影响要大于政党集体智慧。而一些国家的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办事效率。另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缺乏透明度和腐败通常预示着国家存在政治风险。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政治倾向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地缘政治学、国际道德和宗教差别等影响仍然很重要。
政府介入的风险评估
2001年，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化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的专门机构。
为了推动本国出口贸易，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推出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营利性政策性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承保国家风险和商业风险，其中商业风险包括买方信用风险(拖欠货款、拒付货款及破产等)和买方银行风险(开证行或保兑行风险)。
“目前，我国企业和公民在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活动中，可能遭遇到的国家风险主要包括战争、政府征收、违约、汇兑限制和国有化等。” 12月17日，负责组织编制《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的陈晓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危险系数较高的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也就是除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传统市场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这种国家风险，影响面大，破坏力强，并呈现突发性和高度的复杂性。当风险事件发生时，即使政治强势、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不能幸免。
从2005年开始，陈晓蔚和他的同事们选取40多个指标，建立风险模型，对全球191个主权国家从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四个方面进行考评，将各国分为1～9个级数，风险指数逐级增高。在国家(地区)信用风险图上表现为从红色系到淡青色的九个颜色渐变，版图的颜色越深，国家风险越大。
2007年度《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国家风险水平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区，这些国家约占全球6成以上，且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国家风险水平最高的国家分布于非洲。
该报告显示，与前两年相比，中国海外投资商面临的国家风险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中东欧和非洲地区的风险水平整体向好趋势明显。如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家风险下降最为显著的是俄罗斯，其国家风险由过去的第7级下降为现在的第5级，进入中等风险水平。
中国的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国的国家风险在9级评估体系中居于第2级(风险较低)，韩国的国家风险系数较去年有所下降，由先前的第4级下降到第3级。
中国周边邻国如印度等的国家风险系数普遍有所上升，与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同为第6级，老挝、蒙古和巴基斯坦等同为第7级，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缅甸则为第8级，这些国家均属国家风险水平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西班牙、希腊、斯里兰卡、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朗等国家的国家风险均有所上升，其中玻利维亚、斯里兰卡、黎巴嫩和伊朗为第8级，西班牙为第3级。原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家风险最低的国家瑞士，由于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导致仇外主义的极右翼势力有所抬头，使得该国的国家风险较以前有所上升，由先前的第1级上升到目前的第2级。
陈晓蔚解读《风险报告》时特别提到，“2007年全球有近3成国家对我国企业的国家风险水平显著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家暴露出新的风险信号。”
为争夺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引发的地缘冲突、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导致政府政策左转、地方武装冲突、次级债风波、高油价、贸易保护主义，新的风险信号不断出现，进行海外投资贸易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如果仅仅采取传统的风险规避手段，已经远不能抵挡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国家风险，而应通过“庇护机制”“合同锁定”和“保险转嫁”等新手段利用外部资源规避风险。
国家风险的国家化解
“我们是技术起家的公司，面对风险非常保守。不能有收款风险，必须百分之百回款。但市场人员又不能放弃机会，就采用风险转嫁的方式。初始阶段，我们先把设备卖给别的公司，再由他们去风险大的国家交易。但这样做几乎损失一半的利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本部副总经理李华宇说。
实际上，正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张卫东分析，大多数企业直接采取了避免在风险过高的地区进行工程承包或投资活动；自行承担发生频率不高、预期损失不大的风险；采取投资主客体的多元化措施、技术和市场控制手段以及本地化、社会责任及企业文化建设活动等预防性措施，分散或减少国家风险。
事实上利用外部资源规避风险的手段虽然更加复杂，但也更为有力。企业可以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多边投资保护体制 (《华盛顿公约》)寻求对自己投资的保护；采取合同或资本、期货市场的对冲交易锁定汇率、产品或原材料价格变动风险；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规避项目所面临的自然和部分商业风险；通过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和投资保险规避国家风险。
2002年，委内瑞拉海关和国民卫队希望批量采购同方威视的固定式集装箱检查系统。但委内瑞拉美元短缺，能提供融资的公司才能中标。鉴于中国银行和委内瑞拉财政部有过多次业务往来，双方的合作、贷款协议、流程都比较成熟。同方威视国际业务本部总经理孙晓明去中国银行寻求合作。银行对此项目表示感兴趣，但鉴于委内瑞拉当时的局势，在出具融资意向函之前，需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具保险意向函。
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石油工人大罢工，数十名高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不再承认查韦斯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被扣押。47小时后，查韦斯又重新回到总统府，再次宣誓就任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短短两天之内，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四位总统，第一位和第四位都是查韦斯。在政变中取代他的临时总统卡尔莫纳，仓皇辞职后，被军方投入监狱。
局势动荡让中国信保公司不得不慎重对待该项目，为此召开专题研究会，详细讨论和商量是否可以承保。
海外建设工程对外贸易风险分析 篇3
关键词：海外建设工程,对外贸易,风险分析
1 引言
所谓国际贸易风险,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与贸易有关的某些因素在一定时间内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主体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与预期成本发生不一致,从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应对国际贸易风险,出口企业首先要做好基础工作;面对国际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及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中国出口企业要用产品质量进行反击,努力提高中国档次标准,打造品牌产品,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增加企业价值;对于国际贸易中的欺诈行为,要利用严谨的签约交易合同防范不讲信誉或恶意行骗的企业[1]。国际贸易中的很多风险是由于逆向选择造成的[2],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合同中的逆向选择、利用贸易所在国法律法规或者国际惯例漏洞的逆向选择、在一国或者国际经济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的逆向选择。减少国际贸易风险需要信用量化和信用管理;进行信誉调查,迅速、准确地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减少自己的交易风险;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和出口信用保险;提高国际贸易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惩治和预防跨国合同犯罪。宏宇[3]等针对中国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国际拖欠和贸易诈骗现象,认为企业摸清对方资信底细是前提、严谨签约交易合同是保障,科学选择结算方式、严格依据法规办事、紧跟形势与时俱进。
风险规避是出口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时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的问题,贸易术语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国际贸易风险有政策风险、操作风险、汇率风险[4]。为了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应该实施交易对象资信调查、采用技术手段转移风险、选择有效的结算方式、切实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严格遵循国际贸易惯例。吴浩波[5]就贸易术语和货物损失、政策变动、价格变动、收汇风险规避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毛小明[6]和李连超[7]从政策、市场、交易三个层面阐述了国际贸易风险存在的客观性,提出防范和规避国际贸易风险需要树立质量意识和名牌意识;实施市场多元化,多方位、立体式构筑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走专业化、差异化道路,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突出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遵循国际贸易惯例,严格按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操作程序办事。安礼奎[8]认为,国内出口企业面临的国际贸易风险有货币汇率风险、政策风险、货款风险、合同风险等。应对国际贸易风险应做好基础性的防范工作,提高商品品质,选择科学的结算方式,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增加企业价值。李玉河[9]等指出,造成外商对中国外贸企业拖欠款的原因主要有企业无风险意识,对重要、长期合作的客户缺乏警惕性,对资信调查的必要性认识不够,人为因素等影响。选择商业合作伙伴时,在签约前要充分了解合作伙伴的资信情况,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现正处于攀涨期,将进入贸易摩擦的高危期,江琳[10]分析了国内出口政策调整、国际贸易摩擦、国际市场准入法则和知识产权侵权对出口贸易形成的风险,进而提出企业如何防范这些风险的建议措施。世界金融危机刚刚过去,陈婷[11归纳了汽车制造业在经济复苏期中所面临的国际贸易风险的种类。提出相应的中国汽车制造业必须加强自身信息搜索力度,尽快尽早地获得国外汽车行业TBT的信息;严格遵循并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惯例;在贸易操作中,应慎重考察对方企业的真实性,查清对方的资信状况,交易前彻底摸清对方的底细。企业在进行套期保值业务时,需要慎重考虑许多具体前提条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正确选择一个功能正常的市场是套期保值主体必须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前提。主要表现为理性的市场价格预期,充分的市场流动,多样化的参与主体结构,自由竞争的市场,恰当的实物交割数量比例和严肃而有力的监管制度[12]。
2 国别风险分析
2.1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同时掌握世界最大货币美元的发行权,其军事力量及军费比其余全世界的总和还多,在世界上有绝对的话语权,按道理讲,美国没有国家风险,其实不然。每到危机发生时,美国总是把自己的危机和风险,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把危机转移到其他国家。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出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美国的国家风险威胁。具体表现在美元的贬值和美国政府国债的巨大风险及贸易壁垒。
2.2 阿根廷
阿根廷工业部2011年2月15日宣布加强对进口产品限制,扩大实施非自动进口许可证进口产品的范围。此外,阿根廷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趋势也值得关注。综合以上情况看,虽然阿根廷政府当前推出的进口限制性措施只是针对部分商品,但有可能再次引发各主要贸易伙伴国对其采取报复性措施,诱发贸易争端。针对近年阿根廷频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欧盟、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均与阿根廷产生过贸易摩擦。
2.3 德国
在对外贸易和内需的共同推动下,2010年德国经济强劲复苏,增长率高达3.6%,超过政府原先预计的3.4%,为两德统一以来最快增速。同时,德国政府2011年1月19日公布年度经济报告预计,2011年德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长幅度将由2010年的3.6%降至2.3%,2012年德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8%。德国经济部长公开表示,随着失业人数减少和工资增加,内需对经济增长将作出主要贡献。德国的高福利依赖于欧元,因此必须强化欧洲货币联盟,以应对国家资金流动性不足和偿债危机等极端事件发生。
2.4 利比亚
利比亚地处北非,盛产石油。以卡扎菲为首的政权在利比亚独裁统治近40年,在此期间,中国对利比亚有大量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建筑、通信等基础设施。2001年反对派成立,发动了以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战争,并得到了北约一些国家的支持。在战争初期中国政府没有表示反对卡扎菲政府的统治,继续和卡扎菲当局有政治来往。但是随着卡扎菲政权很快被反对派打倒,中国的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商处于被动地位,并且投资项目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国家的政治风险对国际贸易有着深刻的影响。
2.5 印度
受国内需求旺盛的驱动,印度近期经济形势良好。2010年12月,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6.7,连续第21个月扩张;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回落至57.7,但仍处于高位,表明其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依然强劲。根据2011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印度2010年经济增速将达8.4%;印度政府则将2011财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9.1%。目前,印度仍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2010年全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1%,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为抑制通货膨胀,印度央行在2010年已连续6次升息。预计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和财政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印度通货膨胀压力将得到缓解;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食品及原油市场价格走高背景下,预计2011年印度通货膨胀率将继续维持在7%以上的高位。
2.6 巴基斯坦
2011年1月7日,巴基斯坦统一民族运动党宣布重返执政联盟,使得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再次在议会赢得微弱多数,垮台危机得以缓解。但是,反对党对政府的影响力逐渐上升,2月初政府决定精简内阁以回应反对党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向政府提出的10项要求,包括惩治腐败、削减税收等。在经济方面,2011年1月,巴基斯坦商品出口额为23亿美元,环比增长9.5%,同比增长38%;商品进口额达到34亿美元,环比下降8.2%,同比增长3.7%。1月初,政府宣布撤销上调燃油价格的决定,虽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通货膨胀预期,但政府继续对燃油进行补贴也意味着财政赤字压力加大。此外,1月巴基斯坦安全形势继续恶化,尤其在西北部地区,连续发生多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2.7 俄罗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1月末的最新预测,2011年俄罗斯经济将增长4.5%,较2010年10月的预测上调了0.2个百分点。2010年,俄罗斯外贸总额为6 468亿美元,同比增长30.6%。其中商品出口额为3 980亿美元,同比增长31.2%;商品进口额为2 488亿美元,同比增长29.7%;贸易顺差为1492亿美元,较2009年的1116亿美元增长了33.7%。可以看到,对外贸易对俄罗斯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较为明显。
2.8 伊朗
2011年1月21日,作为2010年2月日内瓦谈判的延续,新一轮伊朗核问题谈判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除伊朗外,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等六方参会,希望至少能就举行更多谈判的途径达成一致。但是本次谈判仍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伊朗坚持铀浓缩权利,并继续推动核研发进程,而西方国家不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因此在短期内各方无法取得共识。在原油储量方面,伊朗政府宣布,截至2010年底,伊朗原油储量增长了9%,达到1500亿桶。
3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中国对外贸易分析
笔者选取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若干数据进行了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验证了所选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对于这些数据的分析,将有助于国际贸易企业进行风险识别。
在表1中,选取了如下指标(单位:亿美元):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计算);出口总值;进口总值;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按完成营业额计算);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按完成营业额计算)。以上指标分别简称为:吸收投资、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对外投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时间选取阶段为2010年全年指标,分析结果见表2。
亿美元
经以上分析可得出,吸收投资金额与进口总值关联最大;出口总值与吸收投资金额关联最大;进口总值与吸收投资金额关联最大;对外投资与进口总值关联最大;工程承包金额与劳务合作关联最大;劳务合作与进口总值关联最大。可见,吸收投资金额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非常之大,因此,对外贸易企业也要更加重视防范由于吸收国外、境外投资带来的风险。
4 结语
海外贸易 篇4
1海外代购的特点分析
1.1商品服务跨越国境障碍
由于受到语言、地理位置与签证等因素的影响,出境购物给国内买家带来诸多不便,海外代购的发展打破了这方面的购物限制。国内买家不出国门就能够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因此,海外代购为买家提供更加宽阔的购买空间。
1.2商品服务独特化
国内买家在购买商品之前,先提出自己的购买需求,代购机构再根据买家的指定要求选择境外商品,这样能够有效提升购买效率与购买质量。
1.3购买者具有特殊性
海外代购面向的是国际市场,主要的购买对象是海外商品,因此,对购买者的知识要求较高。购买者需要具备较丰富的网络知识和商品知识,一些外国留学生或空姐等知识层次较高的人员、群体为买家提供配套的购买服务,这些人员对境外商品信息的了解程度较高,容易得到国内买家的信赖。
2海外代购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有利影响
2.1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海外代购逐渐发展为各国间经济贸易的重要载体,国内买家通过海外代购能够购买到心仪的境外商品,同时也增强了我国资金的流通性,使民间资本得以快速流通,从而加快我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速度。
2.2推动国内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时期,海外代购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国内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内企业生产出的商品应当符合国际市场的商品要求, 但由于国内劳动力比较低廉,导致我国企业出产的商品价格较为低廉。海外代购能够促进企业的转型与升级,这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3完善国内贸易市场的经济内容
自海外代购出现后,我国的经济市场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国内贸易市场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完善我国贸易市场的经济内容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海外代购可以促进经济贸易的不断完善发展,进而提高我国经济贸易活动的时效性与科学性。
2.4促进国际市场资源整合
海外代购的发展打破了产品与服务的跨国屏障,促进国际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 有效降低买家与卖家的成本支出,是全面实现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
3海外代购对我国经济贸易的不利影响
3.1对国内零售行业造成冲击
由于海外代购的渠道比较简单,其在价格竞争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且货品选择优势和空间便捷性对国内企业的零售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市场冲击,导致部分一线零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另外,由于我国关于海外代购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所以,无法对入境方式进行规范化管理与监督,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我国对境外商品的限制能力。
3.2容易引发金融风险
当前,海外代购主要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实现资金清算,致使贸易市场的资金交易缺乏准确、详细、及时的国际贸易收支明细,这就容易造成经济贸易数据失真,进而衍生出一些打着海外代购名义进行非法洗钱、转移资金的现象。 由此可见,海外代购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资金清算的方式, 容易引发我国经济贸易的金融风险。
3.3加大了海关通关的管理难度
现阶段,海外代购以小额交易为主,向分散的国内买家征收费用,加大了我国海关征收的工作量,税收成本也随之增加。同时,还加重了查验违法走私行为的负担,因此,海外代购的发展加大了我国海关通关的管理难度。
3.4使国内买家面临诸多风险
3.4.1代购商品难辨真伪
海外代购的买卖双方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系统来实现协商购买,国内买家不能真切辨别商品的真伪和质量,对于一些不熟悉代购流程的买家而言,无疑是承受着较大的被欺骗风险。
3.4.2售后服务得不到保障
相比普通购买行为,海外代购增加了商品代购手续,同时增加了一些不可控风险因素。由于缺少真实可信的消费凭据,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国内买家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致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
3.4.3个人隐私易被泄露
买家在选择代购商家时一定要慎重,尽量选择官方代购,避免因个人重要信息泄露而招致勒索、敲诈的情况发生。
4海外代购贸易发展的有效对策
4.1加强海外贸易监管力度
加强海外贸易监管力度,首先要深入分析我国法律法规在海外代购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并针对这些法律漏洞,及时进行调整。建立起健全完善的经济贸易法律体系,同时, 应加强对各类海外交易活动的监管力度,及时正确的掌握海外贸易的具体状况,借助云存储及其他先进技术存储海外代购的交易明细。另外,建议政府构建海外代购的交易认证平台,加强海外交易平台的监管力度,配合政府开展立体式、 全方位的海外贸易监督工作,坚决打击一切非法经济贸易活动。
4.2提高我国的入境关税
为了有效增强国内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应当减少大量海关税收的外流,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来提高我国的入境关税,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国内企业的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保障本土企业能够进行规范化转型与升级,进而有效提高本土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不断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固发展。
4.3保障买家的利益安全
对国内买家而言,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应建立健全法律追溯体系,净化代购贸易环境,使买家维权时能够有据可依,进而促进海外代购的健康稳健发展。
4.4增强代购商的综合实力
海外代购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增强代购商的综合实力,代购商可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开展合法的代购行为,并且密切关注经济发展热点,适时调整商品结构,通过购买者对商品的满意度评价来提高产品知名度,以达到扩大宣传的效果。降低代购费用与成本,完善产品的售后服务,从而提高代购商的综合竞争力。
5结论
海外贸易 篇5
1865年到1911年的近五十年期间，清政府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1865年对外贸易总值为109818000关两，到了1911年迅猛增加到848842000关两，增幅达到了近七倍。期间除了在1872年到1876年这五年清政府的对外贸易为出超地位之外，其他年份都处于入超地位。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入超现象变得愈发严重，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在进一步增加。就拿上海来说，仅仅在1843年年底一个月时间之内，进口的货物多达七艘洋船，货值高达433729两，到了第二年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价值高达501335镑，1860年上海进口货物的价值已经高达26225588两。与此同时，在华外商人数以及洋行数量也是迅猛增长。中国的海外出口贸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843年上海出口货物价值达到147172两，到了1860年则已经增长到31363880两。进出口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必促使税收总量的进一步增加，清政府1841年的关税总收入达到了4207695两，到了1845年增加到5511445两。
清政府积极倡导华商参与国际商品博览会，以进一步增加对外贸易的总量。早在1867年，清政府就曾派出官员和商人组团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在清政府商部顾问张謇的大力推动之下，清政府于1905年颁布实施了《出洋赛会章程》，明确规定了凡是有国际博览会举办，商部应当咨行各省督抚并派人参加。商部在博览会会场设置相应的事务所，专门负责华商与会的相关事项，并为华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根据章程的相关规定，赴会参展的商品可以申请免除赋税。次年，正在欧洲各国考察政治的清大臣端方、戴鸿慈等也参观了当时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世博会，感触良多。他在回国之后很快向清政府上奏“仿外国赛会之例”，敦促清政府尽快在中国举办这样的博览会。清政府实施的鼓励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政策，一方面扩大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使得当时中国的出口贸易得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通过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商品进行比较、竞争，使得中国商人改进本国产品提升产品质量以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伴随晚清海外贸易经济往来的持续快速增长，掌握外语特别是熟练掌握英语已经成为通商口岸商人的基本素质。在晚清海外贸易快速发展过程中，自从上海通商开埠之后，在短短几十年间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买办。鸦片战争之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广东籍买办是海外贸易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如唐廷枢、容闳、徐润、郑观应等人。这些大多都有较好的英语教育背景。比如，唐廷枢的父亲是香港外国人的仆人，他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长大离校后曾就职于一家香港的拍卖行，后又担任了港英政府的翻译官之职。1858年唐廷枢将事业发展到上海，先后任上海海关的副大写、正大写，成为上海海关的总翻译。1861年，唐廷枢经林钦的介绍，转行到英商怡和洋行工作，1963年出任怡和洋行的买办。回顾唐廷枢的事业轨迹，出众的英语能力无疑是他成功的基础。怡和洋行经理机昔曾向他的英国同行这样评价唐廷枢，“唐景星英文写得非常漂亮。”1860年之后，伴随江浙籍买办在上海的快速崛起，为了更好地满足买办以及其他商人学习商业英语的需求，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商务英语培训机构，并且在当时的对外贸易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860年开始上海就掀起了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起初是学英语，后来慢慢发展到学习法语、学习日语等。当时上海就已经开办了各式各样的夜校以及外语培训班。比如洋径涣复和洋行内于1864年6月30日设立了大英学堂，专门招收中国10岁到14岁的少年儿童学习英语，每个月的学费为五元英洋。英商也于1865年在石路上设立了英华书馆，此后便出现了大量的这一类的学校以及培训机构。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上海有三十六所“英语文字之馆”这一类的学校机构出现，其中主要为英语夜校、英语培训班以及英文书馆等教育培训机构，这在当时成为了上海商业教育的一个全新的亮点。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由寓沪外商和上海绅商联合开办的英华书馆，由当时的来华传教士傅兰雅亲自主持。为了争取更多的生源，这些机构在当时的报纸上刊登了大量的招生广告。仅仅是在1873年到1875年的几年期间，在《申报》上刊登招生广告的多达十五所教育培训机构，其中包括由黄梦仙创办的英语夜校、设立在老大桥的英话文法公、何乃昭创办的番文馆、得利洋行的英语培训班等等。对这些招生广告中所含的信息并参考相关的资料，不难发现这些教育培训机构有着很多共同特点，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在培养目标方面，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上海中外商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培养更多的可以从事中外商业往来的新型经济专业人才，而并非培养传统的士子。在晚清海外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培训学生预备洋行买办、翻译、伙计等各种专业技能，以便能够更好地胜任海关之事，或者领衙门中事，或者担任各洋行事务。这些教育培训机构与商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很多培训机构就设立在外商洋行内。大部分的教育培训机构是日校兼夜校，上课时间根据不同的季节进行相应的调整，其周期也各不相同，比如英华书馆的规定是每期为三个月，但大多数没有进行明确的周期规定，而是规定按月或者按季节进行收费。
第二，就读的学生当中大部分是绅商子弟，也有很多商人、买办以及来上海学做生意的学徒。比如一些知名买办（郑观应、朱葆三、周舜卿等）的英语知识便是在这些教育培训机构中学习的。郑观应在1859年参加科举不中之后来到上海学习经商，在通商口岸深切感受到学习并掌握英语的重要性。于是便跟随其叔父郑秀山（柯化威洋行买办）学习英语，并且还到英华书馆向傅兰雅学习英语。
第三，这些培训机构的大部分培训教师是外国人，华人仅仅作为辅助性的人员。部分招生广告特别强调教习必须懂得各地方言，表明学生来自不同的地方。也有部分教习是精通西文的华人，其中就包括比较著名的黄梦仙、何乃昭、潘辉庭以及袁松涛等人。
第四，英语是主要的教学内容，其他的商业技能作为辅助。比如在英华书馆的课程就包括了英文信、英国话、司账、翻译、地理以及算法等课程；麦开洋文书塾还开设了培训报关单、提货单、栈货单等相关的商业知识与技能等相关课程。宋长记、信和洋行等还对学生培训天球、地球、行海以及算术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和外商打交道的过程，最基本的知识与技能。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满足当时上海快速增长的学习英语的需求，出现了一些比较正规的英语读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874年上海申报馆刊发的由上海人曹骧编译的《英字入门》，这本英语读本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地域的买办等商人学习英语的需求。
而关于这些培训机构的教学效果、教学质量到底怎么样，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的记载。然而当时的中国这类培训机构越来越多、学费也越来越贵，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当时这类培训机构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其教学效果也应当不错，否则的话这类教育培训机构也不可能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这些教育培训机构一方面为商人们提供了一个学习英语的良好途径，另外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早期的买办等新式商人对于西学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于中国当时商战思想的形成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这些机构大部分是非正规的，难以提供专业化的、系统的商业知识以及相应的专业技能，然而毕竟是为更好地满足新式商人学习英语而成立的培训机构，与之前那些将商业知识的讲解仅仅局限于师徒之间的学徒制进行比较的话，不管是在形式上以及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显著的近代性的基本特征。
摘要：晚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 逐渐开放通商口岸, 海外贸易随之快速增长。掌握英语是开展海外贸易的基本前提。本文结合晚清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 分析了我国第一轮英语学习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晚清,海外贸易,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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