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模式（精选12篇）
海外模式 篇1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对企业跨国经营成功与否的影响是巨大的, 温州鞋业企业在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同时, 要结合自身现状和国际化发展的经验, 对进入模式的选择应遵循渐进性原则, 从风险低、资源投入少的方式入手, 逐步过渡到其他的经营方式, 从而实现投入产出最大化的长期目标。
企业国际化发展程度与企业卷入海外市场的方式之间有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企业应根据其国际化发展的程度来动态地调整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 遵循先合作后独立的原则, 即先发展出口和国际战略联盟, 当企业资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再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在不断地渐进探索发展过程中, 逐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促进自身国际化模式的演变升级。
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全球化生产给温州鞋业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温州鞋业企业作出怎样的积极应对, 制定什么样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一、选择恰当方式, 择优发展
中小企业“走出去”除了境外直接投资外, 最主要的就是直接或间接出口, 这是中小企业打入国际市场最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起步低、风险小, 但利润回报速度却很快, 较为适合处于国际化发展初期阶段的企业。直接出口要求企业在找到国外买主后自己将产品运送到国外, 若不具备这种能力, 则可以考虑采用间接出口的方式。许多中小企业在间接出口时都雇佣中介公司。根据温州鞋业企业的现状和国际化发展的经验, 对于大多数温州鞋业企业, 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 采用海外代理商的方法效果会比较明显。温州是著名的侨乡, 海外亲属多, 海外关系多, 对外联系多, 这“三多”成为温州许多制鞋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黄金通道。
二、贴牌生产, 借船出海
温州鞋业企业所出口的鞋产品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成本方面有相对优势, 而在品牌方面则处于劣势, 产品优势介于二者之间。所以对温州鞋业企业来说, 贴牌生产 (OEM) 是其“借船出海”的有效途径, 将自己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品牌优势相结合, 以实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目的。这种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尤其适合于一些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在产能和质量上能提供一定的保证, 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 这也是这些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温州大部分鞋业企业均采用此种出口方式来作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途径。
对于温州鞋业企业来说, 实施贴牌生产的益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利于消除竞争对手;有利于企业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和闲置资源;有利于企业摆脱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有利于企业向国外品牌企业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贴牌生产同时也使温州鞋业企业面临着诸多挑战, 具体表现在:导致企业忽视进行自我品牌的建设和开拓;企业无法通过贴牌生产获得核心技术和原创能力;贴牌生产使企业缺少对市场的了解;贴牌生产中也不可避免存在风险;贴牌生产促进了外资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加强, 使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三、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链, 搭船出海
我国加入WTO之后, 中国市场给跨国公司带来的商机已经为世界著名跨国零售集团和跨国生产企业所关注。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加速扩张的同时, 还积极地把供应枢纽、全球采购中心迁到了中国内地, 为采购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提供了便利。跨国公司直接采购, 无疑给温州鞋业企业与外资企业展开长期合作创造了机会, 能促使更多的产品通过跨国连锁集团和跨国公司的采购系统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这对温州鞋业企业来说, 意味着不出国门就可以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企业可以将此作为突破口, 为进一步的国际化发展打下基础。
这些国际连锁采购大户, 对生产企业不仅设备技术要求高, 还对厂家的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等都有严格的要求。此种进入模式较为适合一些有生产能力, 能提供优质产品质量和服务, 有较为完善的企业管理体制的企业, 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打开自身知名度的一个有效途径。温州鞋业企业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优点主要有:
1、企业可以得到长期稳定的订单。许多跨国公司进行采购或大区采购, 因此其采购活动稳定而且通常数额巨大。
2、跨国企业一般信誉好, 许多跨国公司在采购时都将供应商纳入其质量体系之中, 使供应商成为其质量体系中的一环, 并给供应商留有一定的利润, 这样才能保证供应商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以保证跨国公司产品的高质量。加上跨国公司金额可观的订单, 供应商即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 也可以在业内建立起良好的信誉。
3、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 企业可以迅速了解一些国际贸易规则, 先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许多跨国公司将供应商列入其质量保障体系, 并为供应商进行必要的技术、管理培训, 以提高全面的质量管理水平。
4、成为跨国公司供应商与海外直接投资相比, 企业通常承担较小的风险, 企业在本土就可以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而海外直接投资则要受到东道国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风险较大。
四、积极合作, 自主创新, 努力造船出海
在大部分温州鞋业企业选择以贸易的方式、OEM和参与跨国采购链的方式来开拓自己的国际化发展之路的同时, 也有少数企业积极思考适合企业发展特色和需要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中外合作模式开创了鞋业国际化发展模式的新篇章, 这也是企业国际化的高层次模式, 对于企业的规模、生产能力、管理水平以及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都有高层次的要求。
目前中国鞋业企业在国际化道路上, 主要采取了纯外贸和开设专卖店的做法。前者, 是在牺牲品牌, 而后者, 在进入外国市场时已凸显瓶颈, 更多体现的是华人圈的国际化, 背离了国际化的大本营。奥康选择了与意大利鞋业第一品牌、世界休闲鞋类排名第四的GEOX合作, 开始了奥康合作模式的序曲。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 在国际市场方面, GEOX允许奥康通过其全球的网络销售奥康品牌产品, 并首先积极推荐奥康品牌;在中国内地市场方面, 奥康将为GEOX加工全球市场产品, 并参与其亚洲市场销售产品的设计开发;同时, 还将负责GEOX在中国的品牌推广、网络建设和产品销售。生产、设计和销售等主要环节的管理由双方人员共同执行。奥康在参与GEOX在亚洲市场销售产品的设计开发的同时, 借助GEOX的销售渠道走向世界, 在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日本设立了国外分公司, 为进一步海外收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种合作是一种对等合作、平等合作, 是以保存、尊重彼此品牌国际化发展资格为前提的, 使中国本土品牌从此不再用市场换生存。在品牌的合作中, 双方有责任维护、发展对方品牌。因此对方的网络和维护责任有助于使“Made in China”摆脱以往遭遇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货的排斥, 对于中国品牌有了国际化发展的机遇。虽然这种合作也有一定的弊端, 如外方可以通过一些高超的技巧把本土品牌冷藏, 或者做窄、做死, 最终以国际品牌取而代之;还有可能在市场形成一种顽固的消费者反应, 即对本土品牌冷漠, 崇拜国际品牌。但奥康所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合作获得技术的提升, 进而寻求建立奥康自己的鞋文化, 并将此逐渐积累成奥康产品深厚的附加值, 为造船出海做好准备。
2008年1月8日, 奥康和万利威德 (VALLEVERDE) 签订“盟约”, 这意味着奥康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又有新的突破。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 奥康集团取得万利威德全球品牌经营权, 其全球品牌营销全部由奥康负责运作, 生产和销售也均由奥康独立负责。而万利威德方面, 其负责提供产品研发资源以及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支持, 协助奥康集团在其意大利总部成立产品研发中心, 并提供场地、设备和制作资源, 开发成果双方共享。这次合作奥康的终极目标是控股、兼并, 达到真正的扬帆出海。
五、结论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对企业跨国经营成功与否的影响是巨大的, 企业对进入模式的选择应遵循渐进性原则, 从风险低、资源投入少的方式入手, 逐步过渡到其他的经营方式, 实现投入产出最大化的长期目标。针对温州鞋业企业目前的发展的实际情况, 尤其是对于一些中等规模的生产企业, 可以首先选择以直接出口为主, 通过扩大出口, 开拓国际市场, 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温州鞋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无论从规格上和实力上都无法与外国跨国公司相比, 其跨国经验缺乏, 合作在其国际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温州鞋业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利用各种方式寻求合作。
海外模式 篇2
11月2日，香椽发布报告，称奇虎股票被高估，并给出5美元的目标价。不过，该报告未被投资者采信。16日，香椽再发报告，承认之前报告错误，但仍质疑奇虎，称其与中国高速频道公司(CCME)类似，
此前中国高速频道因为被质疑财报造假于3月12日被纳斯达克交易所停牌，并随后被清理至粉单交易市场。
周鸿t指出，首先从香椽的报告来看，说明香椽对中国互联网不理解，所用的指标与数字都有错误。其次，做空机构对360的猎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投资者对360的商业模式还缺乏理解。
周鸿t解释称，360的商业模式是独创的，通过免费的安全产品积累用户，提供开放平台，这种模式在西方并不存在，因此可能让国外的投资者难以理解。
17日当天，奇虎发布了截至9月30日的财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报告显示，奇虎第三季度营收为475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7%;实现净利润109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6%。
在海外的:“中国模式” 篇3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的攻击十分猛烈，他们将中国在非洲贸易和投资的势头称之为“东印度公司又回来了”，而中国在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则是为了重新控制“东南亚”后院，带有“帝国”企图，试图恢复昔日宗主国的荣光。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到这些第三世界如同以往的西方殖民者一样是进行压榨剥削性的工作，伴随着“黄祸”似的劳动力输出，中国人大量倾销廉价劣质商品，破坏当地工业，使得非洲国家的境地每况愈下，不仅如此，中国强大的国有电力集团还在世界范围内“跑马圈地”，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湄公河流域、雅鲁藏布江流域一直到非洲>中突频发的不安定地区，对于环境和水资源是重大隐患。中国的援助、基础设施建设都是“糖衣炮弹”，为的是获得稳定的能源和矿产供应以及增加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为此，他们还向独裁和流氓政权提供贷款和援助。
在媒体和西方NGO笔下，昔年殖民者所犯下的历史罪恶毫无疑问是“政治不正确”的、值得一再批判的，但如今西方国家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人权问题的高调关注者，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在人权和环境领域的评估体系，而西方跨国企业在本国政府和NGO的监督下也愈发自律——日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楷模。相较之下，中国则成了打破西方社会“良好共识”的罪魁祸首。他们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投资贸易和援助，使西方国家的“心血”白费，同时，西方跨国企业也在与拥有低廉“血汗劳动力”的中国国企——“国家资本主义”代言人——的竞争中日趋下风。
这种夹杂着“人权标准”、意识形态判断和国族利益的西方措词，近年来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的言论领域。这究竟属于“人权全球化”的良性互动，还是官方信息相对封闭所导致的“逆向偏见?在笔者看来，西方媒体的某些论断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近两年，笔者一直在做关于“中国在湄公河流域国家投资”的研究项目，多次前往东南亚调研。笔者在和西方学者、本地学者、NGO人士以及当地政府官员交流时，当谈到中国投资在非洲和东南亚所造成的很多“负面影响”时，他们往往同时也强调，这些负面影响——历史上的西方国家，包括后来的日韩等国都同样造成过。而在能源领域，西方巨头也仍然在延续以往的“勾当”，只是貌似戴上了“白手套”。而中国近年来的海外投资和贸易，的确给这些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替代性选择。尽管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伴随着很多问题，但也确为“南南”合作模式和全球化带来了创新的契机。与笔者之前所预想的不同，他们许多人对“走出去”战略和“中国模式”寄予厚望，甚至觉得“中国模式”将会打破已经成为死胡同的旧有西方援助政策和发展投资模式。
钱都打了水漂?
暂且不谈“中国模式”是否有这么巨大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西方社会的既往政策。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已逾半个世纪，如果说这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和投资者在非洲所扮演的都是“援助非洲发展”和“促进非洲民主”的良好角色，政策透明、信息开发、无意剥削，非洲现状大概也不会糟糕到如今的地步。西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角色扮演”显然并没有得到非洲社会的认同。即使抛开殖民者所留下的族群冲突烂摊子、历史原罪和有待实现的“转型正义”，他们自身也难以完全超脱出利益的羁绊，同样也是出自于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考量。
即使在西方国家颇为自豪的对外援助方面，实际取得的成绩也是乏善可陈。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投入两万多亿美元的援助，结果却是一再令人失望。非洲儿童大头火柴骨头的形象从未在世人的眼球里消逝过。以至于“儿童惨状”定期成为善款筹措的音乐会上被欧美中产阶级“良心消费”的对象。
就拿在热带中最常见的疟疾来说，西方社会投入大量物力和人力防治多年却依然没有解决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婴儿死于疟疾的几率几乎是欧洲或美国的520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组织2010年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疟疾是非洲头号杀手之一。全球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非洲。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仅2008年一年就有85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5岁以下儿童。”耗资巨大的联合国“遏制疟疾十年计划”的最大成果之一是抗疟资金的不断增加。报告显示，2004年－2009年间，全球用于帮助非洲抗击疟疾的援助资金增加了10倍，2009年达到近18亿美元。
而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则是“虽然援助金额不断提高，但缺口依然很大。仅2010年一年在非洲执行疟疾控制措施就需要约60亿美元，是现有资金的数倍。资金不足严重制约着抗疟行动的推进，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们的观点是：虽然援助资金的不断扩大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依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按照现有防治方法走下去。这种思维逻辑令人深思。
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作为负责对外援助的官方机构，防治疟疾也一直是其项目重点。因为援助政策效果不佳，2005年在共和党参议员寇伯恩的推动下，参议院联邦财政管理委员会就防治疟疾基金的问题举行了调查听证。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USAID8000万的疟疾防治资金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用到了真正的防治上：5％用来买蚊帐，1％用来买药。至于其他的大部分款项统统被华盛顿的行政部门和USAID的顾问们花掉了。
直把杭州作汴州
实际上，和西方援助机构合作过的NGO人员以及政府对应机构的人，对这些发生在非洲的故事并不陌生。作为圈内人，对于援助款项“租值耗散”的过程并不难想象。西方社会的大部分援助款项实际上是被西方政府的对外援助部门、本国办公人员和那些坐着头等舱在非洲和世界各地穿梭往返的专家顾问给花掉了，可谓是“取用一体化”。一般的项目程序首先是就防治计划征求计划方案，再对每个方案都进行严格论证和讨论，从理论上保证“科学、绿色和可操作”。接下来就是分饼，一部分是给坐落在美国的办公人员的行政办公支出和工资福利，一部分是给西方的科学专家和经济顾问的咨询费用和差旅费。还有一部分用于项目所在地的政府对应职能部门，正经点的事务就是召开项目会议、培训会议和民间动员会议，在当地设立办公机构，雇佣翻译以及当地的项目官员，进行系列的可行性调查等等，“不正经”的支出大概还有给当地政府部门“捐献”电脑、汽车等提升办公环境，带当地官员出国考察等。这样折腾下来，能够用到蚊帐和药物上的钱也就没有几个了。
痢疾一直也是在东南亚地区颇为流行的疾病之一。笔者近年走访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农村地区，所见到农村社区民众，很多也没有培养出“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这对于很多以手抓食物为食用方式的当地民众而言似乎并不健康安全。笔者深怕被扣上“娇生惯养”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帽子而一直忍耐，没有开口询问过在当地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在倡导“自然主义”生活方式的同时，是否也强调过“饭前便后要洗手”的卫生规范，对于笔者来说这是自小“耳濡目染”的“强制性灌输”，早已习惯成自然了。
笔者最近读到《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关于比尔·盖茨在非洲援助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报道。盖茨先生致力于在尼日利亚消灭小儿麻痹症，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已经如此接近消灭小儿麻痹症的目标，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应当把消灭小儿麻痹症当作其首要任务”，他采取的是西方援助机构通常采取的以抗击具体疾病为项目目标的“垂直战略”(而这种单一化的防治战略仅仅取得过一次成功——针对天花)。结果不难想象：经过20多年的努力加上82亿美元的资金都一直未能消灭小儿麻痹症。该报道提出疑问：“抗击小儿麻痹症这类具体疾病是否会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还是应该同时追求一系列更广泛的健康目标——改善卫生条件、扩大免疫范围、提供清洁饮用水?尽管这些措施不会消灭任何一种疾病，却有可能提高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整体健康水平。”在经历过实践的挫折后，各机构终于作出战略性调整，计划将单一目标和宏观综合环境改善两种手段结合起来。认识到“只有同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卫生体系，针对具体疾病的战斗才能取得胜利”。
对于西方政府机构和社会精英们继续延续既往援助政策，一味希望通过扩大援助金额，依托既有机构设置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JeffreySachs所一直呼吁主张的全球紧密合作下的减少贫困战略。
而在Dambisa Moyo和William Easterly看来，萨克斯教授所开出的以这个世界上最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而著称的国际机构——联合国作为行动核心的反贫困计划无疑是极其不着边际的。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机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式决策”、僵硬的“科学主义”规划思维，当然还包括不顾非洲国家的实际制度状况所提出的好高骛远的审核要求。Easterly认为，西方国家采用自上而下的“计划”路线，自以为能够为受援国设计改变的蓝图，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傲慢自大是造成援助政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他认为，今后西方国家必须采取鼓励受援国本地提出的小规模但切实可行的项目，用市场而非计划的手段来解决问题。Moyo同样也认为，非洲受援国所需的不只是源源不断的低息贷款和各类援助，更重要的是建立独立的工业和私有经济体系。而已往的援助模式则并不利于各国自身的工业发展，还使得当地政府腐败“寻租”的空间日益增大。
“良治”是前提，不是建议本身
在笔者看来，西方既有的失败援助政策和萨克斯的加大版“千年发展计划”、西方精英自以为是的计划思维固然是失败的要因，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缺乏“良治”(g00d governance)的现实，也是使得这些援助计划被“滥用”和“失效”的重要帮凶。
而Moyo、Easterly和世行看上去似乎经过充分反省以后提出了市场化发展策略——与新兴工业国家发展贸易和吸引新鲜投资。这种“自由市场”和工业化路线的发展策略，要想得到他们所期许的良好绩效，同样也取决于所在国是否拥有“良治”(goodgevernance)。当然，在他们的报告里面，无一例外都强调了“良治”(goodgovemance)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good governance”应该是他们进行政策研究和建议的限制性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当政策建议本身。
Maye和Easterly的反思是站在西方援助者的角度进行的，这种反思当然有其必要性。但正因为他们是站在西方援助者的立场来进行政策设计，他们就更应该将非洲国家的社会实际运行状况作为政策设计的前提，而不是凭空假设非洲国家基础治理机制的完善能够如同物质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多快好省”。“良治”(goodgovernance)并不是靠建议就能建议出来的，这取决于非洲各国自身的社会秩序和转型状况。非洲国家“抄袭”西方宪法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玩“民主投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到今天为止，“族群政治”和“枪杆子”依然是最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非洲之所以多年来依赖于西方社会的庞大援助来维持基本财政运作，并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动力去发展经济，或是因为天生好吃懒做，恰恰是因为当地社会所存在的安全问题、腐败问题、族群矛盾和政治制度等问题，才使得这些非洲国家没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正常的外来投资和贸易往来，才使得他们只能充当大国政治的棋子和资源净输出国来换取外来援助。国家财政依靠外来援助的时日愈长，国家自身的基础治理机制也变得愈发扭曲，以至于陷入到缺乏自主能力的恶性循环当中。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以后)，西方国家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开始日益重视援助腐败问题，在援助政策中也注重发挥NGO等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让他们参与到项目决策中去，并鼓励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受援政府进行监督和协助治理。同样也是因为考虑到受援国所存在的制度腐败、项目运营的道德风险、人力资本和教育以及实施激励等问题。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所设计的各种防范性机制和监督机制纷纷出台，一个简单的援助项目往往会加上各种前置条件，设计各种机制(财务审计、繁琐的文件汇报和审核程序、定期的检查评估等等)来避免出现问题，西方专家毫无疑问继续是各类防范监督措施中所不能缺少的“关键性角色”。和笔者所提到的西方援助机构自身庞大费用支出所造成的结果一样，这些防范性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样也会加大项目支出成本，同样造就出一批全球化的专家“飞机常客”。
笔者在柬埔寨进行调研时也了解到相类似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走出内战阴影的束埔寨在西方社会和国际机构的援助下开始了国家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类NGO组织也曾经度占据过政治舞台的重要位置，他们所拿到的项目款和柬埔寨政府的财政支出基本都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援助，由于援助国和机构的强烈要求，NGO在公共参与决策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后来，随着经济贸易和外来投资的发展，NGO和公民社会的地位也逐渐被边缘化。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柬埔寨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还是官员个人的“寻租空间”都在不断加大，柬埔寨在财政支出上的“自主性”愈发加大，整个社会的腐败行为也同样加大。
迄今为止，对于西方跨国企业的批评虽然还是不绝于耳，但相信任何人也不得不承认，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诸如商业运营、投资和商业融资贷款等领域，西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自律性”已经提高了很多，对于环境、劳工和人权标准也愈发强调和重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媒体的压力、西方政府的相应规制以及NGo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参与。因此，西方企业的商业投资在很多时候同样面临与援助政策一样的窘境，如果执行过高的社会标准和制定详细的审核机制，在面临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压力时，在劳动力成本上本就存在先天劣势的他们将会更难应对竞争。而对于那些亟需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环境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为时漫长的项目可行性研究、社会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和公共参与对话，特别是在牵涉利益相关者甚广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完善”的投资评估体系在效率上未免显得太过于磕磕绊绊了!
笔者在老挝调研时就曾了解到，该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评估审核体系，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参与设计的，需要外来投资方进行经济状况可行性研究，在环境、劳工(包括对于外籍劳工的签证限制)和人权等领域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还包括需要召开从地方层级到中央层级的、必须要有利益相关者和NGO组织参与的、和投资方对话的Work shop。在这一点上，柬埔寨和老挝的状况非常近似，在法律规制上对于西方国家的很多标注可谓是“全盘移植”，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极容易走样，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程序或者灰色手段去获得“特许”来绕过相关法律管制。
目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西方政府在东南亚国家愈发低调，在诸如水电开发、水坝建设和大型基建工程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少。一方面当然有资金不足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大型基建工程(特别是水坝建设)的建设过程难以保证效率与“公正”完全兼容，极为容易引发媒体和NGO的批评。
“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模式”?
在东南亚的调研走访中，令笔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名中资电力企业的海外开发部人员，在和笔者交流时，他提到“在水电和水坝建设开发领域，从社会影响到质量设计到阀门等等的设计上，中国比西方先进多了。中国开发水电项目的时候，什么样的事情没碰到过，设计问题、泥沙堵塞、技术障碍、民间老百姓的抗议和移民问题，遇到的问题多了去了。但法国这帮人或者加拿大人，他们要在国内干个小水坝，稍有不满，当地居民都能给他们掀了，他们敢随便干吗?不敢干就没有实践经验。我觉得中国的水电工程设计在国际上是比较细致的，法国人和欧洲人他们也没做过什么大型电站，所以他们能想出来的东西，咱们都已经想了N遍了。”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大概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良好的劳动效率、廉价的工资成本、丰富的施工经验和含量并不低的技术水准。如果考虑到综合“性价比”，中国的这套“血汗工厂”模式也不是轻易就能被别人模仿的。
在后发国家通过社会改良(改革)的方式来进行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或多或少都存在所谓的“有效激励政策”——即对于权势集团的“利益赎买”或者“利益均沾”。作为西方援助政策和商业模式的可替代性选择的“中国模式”，一定程度秉持的就是“要致富，先修路”的本土理论。尽管“修路”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利益均沾”而产生大量腐败，存在投资浪费甚至包括“损害利益相关者人权”、破坏环境等负面现象，但是“路”毕竟在中国资本和中国劳工的高效运作下“通”了。也只有“路通”了以后，才谈得上后续发展问题和吸引外来资本。和西方社会在第三世界国家援助中所投入的“无底洞”和愈援助愈贫穷的失败先例相比，“中国模式”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也的确构成了一种新的选择和可能性。
从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再到环境权利，“人权”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拿着《世界人权宣言》和各式各样的人权准则去对后发国家的社会状况进行“量化打分”，这固然是“人权全球化”的促进手段。但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果本国的知识精英也仅仅只是把人权标准视作一种静态的“纯道德评判”，这可能会导致削弱对于政治经济系统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理解力，将具有复杂性的公共政策辩论变成“善恶二元化”的道德判断，往往容易将西方国家的历史演进模式高度抽象化后，直接套用在对本国发展模式的评判上，而这种“误读”在中国、在非洲、在拉美和东南亚都曾一再发生过。
笔者在东南亚的走访调研中还发现，中国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采取“工程承建＋中国国有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BOT项目则在此基础上多增加20－30年不等的运营时间)的打包方式进行。中国公司(通常都为国营企业)在参与招标竞争时都会允诺如果其承包合同得以中标通过，他们就会为该工程项目找到来自中国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即中国向该国提供贷款，该国利用贷款招标中国企业承建工程)。对中国来说，这实现了“资金”和“闲置劳动力”的“走出去”目标。对于项目所在国来说，则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实现了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
更重要的是，在项目运作过程中，项目费用经常是由中国国有银行直接拨到中国公司账上，并不经过项目所在地政府。所以除了初始可能存在的“公关费用”支出，在后续的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中则相对减少了“寻租”和“腐败”的空间。以前西方政府往往是将多用途援助款直接拨给贫困国家政府，层层截留和贪污情况屡见不鲜。
同样的操作方式，也在中国的对外援建工程中广泛使用，不管是纯粹的无偿援建方式，还是使用来自中国银行部门无息(低息)贷款建设方式，在多数情况下都由中国政府直接雇佣中国国有企业来进行建设，项目费用就相当于从中国的“左手”到了中国的“右手”。并没有给当地政府留下多少腐败空间。
这种项目运作方式同样也广泛运用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援助往来。相对而言，东南亚地区相比非洲地区，整体政治环境和社会稳定性都要好得多，这方面大概只有缅甸是个例外。而在非洲，中国这种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特色的投资和援助模式，还对所在国的发展起到了额外的“政治保险”作用。
外来的西方私人资本，对于在高风险(内战、政变和族群冲突)的社会环境中投资往往缺乏兴趣，或者即使愿意冒险——也容易在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半途夭折。而非洲国家孱弱的政府财政、处于边缘地位的私人资本，也难以承担国家亟需的社会重建和公共工程支出。对于国家恢复社会秩序和重构制度体系来说，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定期的外来投资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需要的是对政治社会风险具有高度承受能力，并有能力提供政府背景担保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对那些刚刚走出内
战漩涡、政治社会结构极其脆弱的非洲国家来说，经济利益的“极度渴望”是一方面，他们同时还希望借助外来援助和投资稳定政局、保障人权和完善“良治”(goodgovernance)等大局目标。那么，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中国结盟，建立长期稳定的、在商业和政治上皆可行的合作关系，的确是一条有利的途径。
“中国模式”可有解?
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Ramo)在2002年提出“北京共识”以后，“中国模式”逐渐成为海内外世人所激烈争论的焦点话题。尤其是随着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各派观点愈显激化。
在这场持续已久的讨论中，姚洋教授所提出的一个观点颇有意思，他认为“中国模式”并没有在实质上挑战“华盛顿共识”，所谓的“中国模式”恰恰遵循的就是谨慎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案例”实际上算是“华盛顿共识”不多的几个成功案例之一。
作为世界银行曾经的重要受援国、今日“施援国”的中国，大概也算得上是世界银行最为成功的“援助项目所在国”了。为什么中国能取得“成功”，而遵循“华盛顿共识”和世界银行指导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都失败了呢?在姚洋教授看来，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具有政治(政策)自主性的“中性政府”机制。
笔者认为，一国成功的关键仍然取决于这些欠发达国家自身制度系统的“良治”(good governanee)进程。当下的“中国模式”也许符合他们的实际经济需要，更能切实促进制度稳定，但外力毕竟有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还在于其“内生因素”和治理机制能力的拓展。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经济变革进程中切实提高自身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模式也会因为缺乏这些“配套”制度框架而走样异化，“中国模式”恐也将步西方援助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后尘，成为他们口诛笔伐的对象。
在姚洋看来，中国“中性政府”的政治系统是拜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赐，虽然“社会主义”革命造就的新社会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但在他看来，这场革命造就出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同的地方，中国真正进行了一场社会革命，不同于其他国家“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虚假改良。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模式研究 篇4
海外并购是企业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途径,进行海外并购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知名度,有机会把自身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还能够为企业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海外并购是企业商业运作的一种形式,企业的海外并购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模式的现状
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实行海外并购的总体实力还有待提高,虽然我国最近几年出现了几笔超大规模的海外并购,但从全球各国海外并购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海外并购总体规模较小,无法与其他国家大型企业相比,仍然属于海外并购小国,还不具备跻身世界海外并购强国的实力。
1. 国有企业在并购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起始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民营企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部分民营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的形式进入了国际市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倾向,但从我国海外并购的企业性质来看,其中绝大部分仍然是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在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之下,逐步将市场拓展到了海外,与国内企业相比,国有大型企业在市场的适应和调节能力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2.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队伍正在逐步壮大
我们通常把超过10亿美元的海外并购行为被称为大型并购,但我国企业实施的海外并购活动中,很少涉及到大型并购。我国在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以后,国内企业的也相对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国内企业不断进行产业调整和改革深化,逐步适应了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同时也具备了进行海外并购的资本,前几年,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总额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甚至还有并购交易额接近10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并购。
3.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方式多样化
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简单的现金并购,逐步发展到现在的换股并购,以及证券并购等多元化的并购方式,国内一些金融机构也加入到了海外并购的大军之中,同时也丰富了融资渠道,推动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一步实施。
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速度较快,直接导致后期发展动力欠缺,这其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使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没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企业实施的海外并购活动中,只有不到30%的并购活动获得了成功,更多的海外并购活动均宣告失败。这其中也包括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由此不难得出,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模式中的问题突出,不容忽视。
1.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经验不足
海外并购是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并购过程也是十分复杂的,在开展海外并购的时候,需要考虑可能对并购活动产生的不利影响的诸多因素,因此,企业在并购前要对国际市场,以及并购目标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详尽严谨的并购计划,做好充分的并购前期准备工作。在我国,国内并购与海外并购的形式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出现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先有国内并购,后有海外并购,其国内企业经过长期的国内并购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并购经验,海外并购的开展也就相对容易。而我国企业并没有从国内并购中获得经验的机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就显得经验不足。
2. 我国企业资金有限,影响海外并购成本预算
海外并购是企业通过并购形式对境外企业进行收购的行为,针对不同的经济体制,企业要想实现海外并购,就必须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购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则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海外并购的最终成败。巨大的经济压力,使企业很难在短期内筹集起来。而从我国以往的海外并购方式中可以看出,我国企业主要通过现金交易来实现海外并购。而企业又要通过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帮助才能够完成对大笔资金的筹集,融资渠道极其有限。这些资金属于短期高利,这些都为企业实施海外并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企业需要考虑偿还债务的因素,企业财务状况也会因此而失衡。超出并购预算,甚至影响到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发展。
3. 专业性人才严重缺乏
海外并购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资本的转移,这个过程具有极强的专业化特点,因此,海外并购活动要求参与者拥有较高的专业素质,以及海外并购的经验作为支撑。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显得十分欠缺,由于我国的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活动同时出现,并购经验上严重不足,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又很难接受资本运作理论,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出现脱节。并购活动需要对当地的语言、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信息进行掌握,我国企业中的并购负责人针对国内并购活动倒是可以胜任,但对于海外并购的开展,就无法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了。
4. 我国现行的政策不利用企业海外并购的开展
我国在上世纪就已经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国策,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经济体制始终要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我国企业实现海外并购时,将受到国内固有经济体制的牵制和影响。我国现行的市场运行机制还有待改善,企业海外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我国严格的投资审批制度使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进展缓慢,效率低下,很多企业就在等待审批的过程中丧失了最好的并购机会。同时,我国的立法也相对滞后,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法规。
三、改善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模式的合理化建议
1. 增加与境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与国内并购同时出现,导致我国企业缺乏海外并购的实践经验,这使得我国企业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要向改变这个局面,我国企业就必须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对方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及其海外并购的案例中,获得经验,并根据我国企业自身的特点,找出适合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有效途径,以其之长补己之短。我国企业也要仔细研究和总结国内并购活动的经验,为日后展开海外并购提供一定的帮助。
2. 拓展融资渠道,减轻企业经济压力
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撑,即使是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也难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因此,为了减轻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经济压力,积极拓展企业的融资渠道,使企业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轻装上阵。第一,不断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使之符合我国阶段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通过各种手段和形式来吸引外资,拓展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和平台。第二,要通过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来保障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有效开展,降低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中的经济损失。海外投资风险基金是针对本国企业对外进行经济扩张而设置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降低本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的经济损失,使本国企业在实行经济扩张的活动中没有后顾之忧。
3. 专业性人才的任用与培养要实现有机结合
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并购目标作出准确细致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都需要有专业性的人才来完成。基于我国目前专业性人才短缺的现状,我国要在培养海外并购专业性人才上加大力度,在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开展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我国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要求和特点,派遣有能力的人才定期到境外进行专业学习,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企业展开海外并购活动的人才队伍。
4. 加强政策的倾斜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不仅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更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在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支持力度,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国内企业积极投身于海外并购的大潮中,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障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中的合法权益,逐步扩大与境外企业经济与技术合作的领域,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积极为企业提供海外并购信息。
四、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已经逐渐开始具备进军国际市场的实力,无论从企业的组织结构,还是从企业的经济实力来看,我国企业要想真正在国际市场中掌握话语权,仍然需要企业自身不断的调整,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倾斜,重视专业性人才的培养,积极拓展融资渠道,这些都能够为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活动提供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顾露露,RobertReed.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了吗?[J].经济研究,2011,(07):116~129.
海外模式 篇5
一, 公司状况了解
1.通过公司目录介绍和网站信息认识公司的历史发展情况，了解公司架构以及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运作操作流程。
2.经现场实习参与了解各环节流程，如销售，研发技术，财务，采购，生产体系，计划，品质控制，物流等部门工作流程，认识在后续工作开展中所需协配的相关人员，尽快熟悉公司工作环境让自己融入公司，以便为后续的业务开展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二, 五金产品认识
1.认识产品状况：认识主要产品目录。通过前期的现场实习，深入了解公司产品，全面了解系列产品种类，分类，名称，规格，型号，产品价格定位或价格构成分解等;
2.认识产品特性：认识产品工艺流程，产品功能特点和性能，基本参数，各项产品出口指标，产品的包装等。
3.认识产品生产过程：了解成熟产品的整个生产周期和新产品或开发产品的周期，相应物料资源及原料的供应情况，生产条件和产能等信息。
4.认识产品出口操作流程：了解产品区域差异标准，产品出口流程，掌握产品的相关专业术语，结合产品竞争力的特点和自身在贸易业务拓展的经验进行有效的细化来分类。
5.产品全面归纳总结：根据全部系列产品情况，结合双语进行总结归纳，为产品海外业务开展提供最有利的，全面的产品信息沟通支持。
三, 五金市场认识了解
1. 行业现状：通过收集国内同行业之间的信息资料，行业协会或海关数据记录等多方面途径获取行业市场供求信息情况，了解市场规模，市场结构与划分，根据行业现状制定相应的开展思路和步骤。
2. 行业政策法规：了解行业产品的国家支持政策和在进口国对产品的限制或优惠政策及法规要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市场分类拓展，使产品效益最大化。
3. 市场设定：根据海外区域消费水平，人口分布，方式，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来制定划分市场: 重点市场，潜力市场，关注市场等，要有重点有针对开展，不盲目随意性开发。
4. 市场趋势预测：分析不同区域市场现状，间接或直接了解产品所处市场的发展阶段，划分空白，新开发，高增长，成熟，饱和等五类市场，从而进行有针对性开拓。
四, 五金市场竞争分析
1. 竞争市场份额分析：从国内出口同行和海外本土市场情况细分竞争者市场份额。通过对各项市场数据的对比收集分析，制定灵活合适的有效市场开发思路。
2. 主要竞争对手分析：了解分析主要竞争对手的信息，如公司规模实力，产品特点情况，产品优势和劣势，市场占有率和价格定位等，从而制定有效及时的应对措施，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实力。
3. 潜在竞争对手和市场变化分析：重视较小的潜在竞争对手，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市场变化，保证自身的竞争力。
4. 自身产品竞争优势：通过与竞争对手的对比，提出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改进，并让自身特点优势综合提升，以确保产品竞争力在行业领先。
五, 五金市场业务开发
1.制定开发思路：
1)根据公司五金产品自身定位锁定目标区域市场，发掘新市场目标，同时进行目标市场筛选;应要做好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分析，可聘请当地知名咨询机构、顾问公司进行协助，以取得第一手详细真实资料。
2)细致全面的国际区域市场分析，把握每个海外开发机遇，进行海外市场的.国别划分，从而进行可行有效的当地市场实地调研开发。
3)根据资料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五金产品要求标准的差异化，对整体市场进行层级划分及制定相应的开拓方法。
4)利用资源地理优势，结合不同区域特点如人口，经济，文化，习惯等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合适灵活开发策略。
5)以中端产品要求的区域市场为突破口，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目标市场开拓，以点带面;同时了解发达国家区域的相对高端产品需求情况，同步提升自身产品技术品质和标准以满足高端产品市场需要，为公司带动新业务增长。
2.制定市场开发计划：
根据公司市场发展的方向，结合自身对海外业务开展的思路制定最合适我司产品的新市场规划。主要分为三大方面计划：
1)首先以中国附近国家区域为主要目标市场，东南亚区域为核心，人口数庞大，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对整片区域制定细分开发步骤计划，特别以印度，孟加拉，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为开发重点，辐射其他周边国家区域。对细分的区域市场分别进行消费群体，消费方式和习惯，相应消费人口结构，文化等背景的对比分析归纳，深度挖掘市场信息，制定最有效可行的业务开展方式。
2)同时对中东，非洲，东欧，拉美等部分有潜力的市场进行有步骤的开发规划，制定开发进度计划，并把规划落到实处，通过多种渠道途径进行开发。
3)同步关注发达国家区域市场的需求信息，最新产品市场的动态，对其高端高品质的产品进行认识了解对比，提升公司自身产品研发技术，设计水平，产品品质与档次，寻求向更高端高附加值产品方向发展并同步提升公司自身品牌形象口碑。
3.市场开发途径：
对外业务开发的途径与渠道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别，不同的区域情况采用的方式会有差异化，要结合当地实际条件进行有效的施行。
1)结合过往开拓市场途径的经验可以
①通过常用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但公司需要结合平台类别产品优势来进行最合理的选择;
②通过参加国际同类产品专业性展会，能直接面对同行买家，相比效果较好;
③通过参与国内行业性或者对外型展会，能面对买家或者贸易商，并能了解行业情况，能取得一定效果;
④通过参与行业协会，通过协会平台及发布的信息。
⑤通过直接网络搜索平台进行行业采购信息的搜索，然后对接跟进开展，
⑥通过参与行业资讯信息论坛，留下供应商信息资料，
⑦通过行业杂志海外宣传版本，或海外同类产品相关杂志宣传等途径。
2)鉴于以上的开发途径方式都普遍为公司所采用。面对如今内外激烈的竞争市场环境，多数企业和公司是相对被动的，对新目标市场的客户资源挖掘开发还是相对间接缓慢，公司在开发上可尝试定期周期性到目标开发区域市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充分挖掘对应产品的流通环节，产品经销商，代理商，批发商等，可利用当地廉价人力进行协作开展。
4.开发跟进管理：
1) 在开发过程中需要对每个目标区域市场开发进度进行定期的归纳，总结经验与不足，及时进行灵活调整。
2) 对开发中的客户进行分类归档，划分重点与潜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跟进。
3) 制定月度，季度开发计划，制定销售目标计划，明确落实开发组员目标任务。
六，团队组织建设
建立团队首先团队必须拥有共同的目标，一个完善的良性制度。
1)组建团队需要选择合适的人员，需有共同的方向与目标。
2)通过团队培训，特别在技能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团队成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3)制定一个合理的薪酬奖励体系，激发团队成员积极性，提升效率。
4)团队建设需要共同参与，建立和谐氛围，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团队更需要群策群力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最可行有效的建议思路。
5)团队成员明确自己的目标与任务，制定工作的计划与安排并落到实处执行。
6)团队负责人建立共同目标观念，做好整个团队的统筹安排与计划并落实执行力，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提高团体凝聚力，调动积极性，同步鼓励成员，给予支持，让团队内部形成健康竞争。
七，服务跟进
1.建立每个客户个性服务资料档案，设定客户信息数据库，以便能及时跟进，有效服务于客户，加强与客户间的良好关系。
2.及时了解客户需求情况，快速有效提供客户产品信息，并向客户提出良好合理化可行性建议。
3.在产品售后阶段，需要定时关注产品在客户市场的情况，了解产品在消费市场最新态势，是否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等。
4.配备良好的售前，售后服务跟进体系，在市场开发中或业务稳定发展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小结：
中医院校海外办学模式的探讨 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海外教育；中医药；趋同化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273-02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
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文化的功能，文化的交流是各国家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1]。在人类活动范围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国际化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其高等学校就必须参与全球性的人才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的竞争。受教育者对教育的要求，也已经突破了国家的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相信，要在未来的就业市场获得成功，就必须具有国际的知识和经验；教育者想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和创新，就必须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掌握本学科的最新动向和最尖端的科技，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大学要提高自己的办学水平和声誉，也要不断地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因此，要适应时代的要求，高等学校就必须以新的观念和姿态，向全球范围的国际化方向发展。
二、中医药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中医药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宝贵财富，它为中华民族及华人社会健康和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在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一背景下，中医药在国际卫生保健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力量。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健康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如今的人们更注重养生保健与生存质量。一股“回归自然”的潮流正迅速卷全球，而这正使中医药这一古老而传统的产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医药以它独特的双向调、治疗与保健双重功效等优势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眼球，满足了西医西药无法满足的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和需求。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了世界上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民进行医疗保健服务，赢得了他们的青睐[2]。
三、新建中医药大学海外办学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国际高等教育的特征
福建中医药大学原名福建中医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创办较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是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201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校是内地第一所招收台湾地区学生的中医药院校，现有各类在校海外学生近三百名。海外学生作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是学校与各地区、各国之间友谊的桥梁与纽带，他们在学校愉快地学习与生活，吸引了大批热爱中医的人士加入到学习中医的行列，为中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学校海外学生招生和教学学籍情况看，具有跨国界、跨地域的特征，特别是海外学生来华学习的目的是毕业后回居住国或居住地就业或者再到其他国家留学，所以说学校海外办学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国际高等教育的特征。
1.招生和录取制度方面
为适应海外学生的特点，学校招生政策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努力扩大对外招生，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海外学生个体情况的差异和复杂性、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海外学生管理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
招生对象多元化：海外教育学院的招收对象为海外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学生、台湾地区学生及外国留学生，我校主要以前四类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交流的加强，港澳台生来内地求学的人数日益增多，福建中医学院成为台湾学生数量最多的几所高校之一。
招考办法多样化：祖国大陆由于教育资源短缺仍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有明确的名额限制，而海外招生则多多益善，海外学生除了可以参加普通高校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外，还可以参加学校单独招生考试，已获得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港澳台青年可以直接向学校申请免试入学，参加联合招生考试未被录取而考分较高者，可进入预科学习阶段，学习一年后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可被录取为正式本科生，进入一年级学习，此外，如果出于对中医的热爱还可向学校申请旁听。
招生渠道国际化：学校委托国外中医药学校或中医药团体、华侨华人社团、境外知名人士、境外中医药机构推荐获得生源；积极派员参加境外高校展，通过展览、咨询等方式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学校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美国、德国设立了招生报名点，与澳大利亚澳华中医学会、马来西亚北马槟榔屿中医学院、香港中医师公会联合培养包括专升本、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生，为当地培养输送一大批中医药人才。
2.教学和学籍管理方面
2010年学校决定采取“趋同化”管理模式，自2010-2011学年起，新招收海外学生全部插入各个学院就读，与大陆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外事行政单位以招生和出入境管理为主，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管理以及住宿管理由各学院负责，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与大陆学生一起学习、交流、切磋的机会。
学校海外教育学院自成立以来对海外学生管理从政策制定到具体事务实施都具有“特殊照顾”的倾向。这一特殊化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过很好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海外学生的管理工作出现了诸多问题。独立办班和住宿，将海外学生与大学城本部学生隔离开来，减少了学生一起上课讨论、研究的机会；学生语言、社会交际能力乃至学术能力都得不到很好的锻炼。基于“外事无小事”原则，学校设立专门的招生、教学、财务、后勤、保卫等部门来管理和处理海外学生事务，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事无巨细的管理不仅使得管理人员工作繁重，还使得职责交叉、混乱。
“趋同教学管理”指的是对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环节上趋向于与中国学生相同的管理，是比照教育本身的含义和国外对留学生教育所采用的方式而提出的一种对留学生管理的模式，已成为当今来华留学生教育领域的共识，它将是我国学历留学生教学管理的一个大趋势[3]。
“趋同化管理”模式在留学生教育领域的研究已很成熟，现将该模式实践运用于我校以港澳台侨生为主的海外生教育领域是具有可行性的。首先，学校招收的海外学生主要以港澳学生、台湾地区学生、海外华侨、外籍华人为主，他们的汉语水平绝对达到能处理好一般性日常学习生活交际的能力，与完全没有中文基础的来华留学生相比，更没有必要将他们单独管理。应取消单独上课的制度，将他们作为普通学生下放到教学部门管理，尽量为他们与大陆学生一起学习、交流、切磋提供机会；其次，2006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港澳办发出通知，明确规定从当年秋季起，对已录取到内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的港澳地区的学生，包括本科生、专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执行与内地学生相同的收费标准，即在同一学校、同一科研院所、同一年级、同一专业学习的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的学费标准一致；同等住宿条件下，住宿费标准一致。这为对海外学生实行“趋同化“管理提供的政策依据。
从短期教育培训来看，众多海外人士来中国学习与中医药保健文化相关的太极、气功、八段锦等传统文化内容，这些传统文化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切入点。很多海外人士通过学习这些传统文化，更多地了解了中医药，愿意接受中医药服务。学校还实施“走出去”战略，送“学”上门。为满足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合作机构学生校友的学习、工作安排需要，学校派出专家学者赴澳大利亚面授课程、指导临床工作，受到当地媒体的热烈报道和当地患者的一致好评。
四、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为学校海外教育事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跨世界、跨民族、跨文化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即一个国家向世界发展本国教育是思想理论、国际化活动以及与他国开展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开放教育市场，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开放意识、具有较高文化品位、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具有国际竞争能了的穿造型人才，核心是要求现代大学逐步走向世界[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全球视野的形成是学校海外教育的基本要求。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学校目前在办学规模、层次、结构、质量和水平等几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长足的进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良好声誉。学校现有海外学生300名，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学校全方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目前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十多所高校建立校际友好合作关系。学校的海外毕业生，在居住国和居住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为当地的医疗保健事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五、小结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海外学生教育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医药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来中国寻觅、学习纯正的中医药知识。海外教育长期以来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海外办学模式适应了这一国际化趋势，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国际高等教育的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也为学校海外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发展中医传统优势，增强吸引力，拓宽办学渠道，加大招生宣传，满足海外学子日益增长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需求，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高等教育服务，培养适合他们居住地区或国家所需的高级中医药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学飞.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趋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16-18.
[2]李薇薇.中医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青睐”[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5，（11）：3.
[3]夏青.对来华学历留学生实施“趋同教学管理”模式的思考[J].教育探索，2010，（9）：72-73.
[4]刘人怀.全球化与华侨高等学府的重要使命[J].暨南大学学报，2002，（6）.
海外运营商“类基地模式”鉴 篇7
跟随无线音乐基地的脚步建立起来的众多基地再明显不过地表示,中国移动尝到了甜头。集中管理运营的平台一方面使全国范围内的用户都能方便享受无差别服务,增加使用体验;另一方面在与内容提供商的合作中比之前的各省分散合作形式更具实力优势,也避免了重复谈判等带来的浪费。建立几年时间以来,无线音乐基地为中国移动和传统唱片公司带来的收益在盗版横行的音乐市场中更加令人瞩目。受此鼓舞,各运营商开始大力推广“基地模式”,视频基地、手机阅读基地、定位服务基地等等先后在全国各地圈地破土,似乎一切都是大势所趋。既然基地模式的优势显著,我们不禁想知道,国外运营商在这方面又有怎样的动作?
答案是:没有。当然,这并不表示国外运营商没有进行增值业务集中化管理,相反,由于地域范围和策略的差异,这些运营商从最开始就没有像国内一样实行每个区域各自为政的做法。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国外目前已经成熟的集中运营模式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参考。
移动音乐先锋at&t
2004年底,at&t公司在其Music ID服务大获成功之后推出mMode在线音乐商店,从而首次实现音乐搜索、试听和购买的全面移动化。这个音乐商店可以看作世界上第一个无线音乐基地。从运营的音乐购买业务来看,at&t的mMode音乐商店与中国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移动的无线音乐基地相对更加独立、规模更大,因此将更多的业务直接揽入门下。
与大多数运营商的音乐中心一样,at&t虽然也是全国集中管理运营,却并未设置独立的机构,也就是“基地”专职负责某一部分业务。其音乐购买等服务更像是一个单纯的平台,并不直接提供内容。前著名P2P音乐共享服务商Napster现在作为at&t的内容提供商与eMusic一起为用户提供具体的音乐下载、收费等服务。另一方面,Napster和eMusic也是at&t与真正的内容来源,唱片公司之间的桥梁,使其避免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投入过多精力。
反观国内,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无论在内容提供、收费方面还是与唱片公司的版权购买、利润分成方面都一手包揽。记者从基地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这样做的目的有三:首先是为了保证音乐基地提供的所有内容均为正版,维护版权所有者利益;其次有利于实现内容与服务的统一,在会员活动等需要将用户信息与互动服务挂钩的地方更方便掌控协调;最后,减少用户和内容的中间环节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空间并降低用户开支。从长远来看投入大笔资金建立基地是值得的。
手机支付领军者
NTT docomo
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NTT docomo (以下简称为docomo)在手机增值业务方面有着令人惊异的超前意识和出色成绩。除了相对传统的音乐、视频、游戏及定位等服务之外,docomo在手机钱包(Osaifu-Keitai)业务上的成功标志着它的领先地位。仔细分析该业务的发展历程,docomo的秘诀基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合作。
手机支付的核心,非接触IC芯片是该业务的心脏,运营商自然希望掌握其关键技术,把握主动权(这一点在中国移动专注开发自有OMS的行动中也有所体现)。docomo却没有选择自主开发芯片,而是直接采用Sony公司已有的FeliCa IC技术打造新业务。促使docomo如此决定部分是因为FeliCa芯片的先进和成熟,在市场上已有众多应用,降低设备初装门槛,部分是因为docomo深知自己在硬件领域的弱势,通过跨界合作扬长避短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市场推广的过程中,docomo通过注资与传统信用卡商三井住友银行进行的合作以及利用优惠策略激励商家采用手机支付为其业务的普及铺平了道路。正如docomo前合作推进部部长,“手机钱包之父”平野敦士在去年11月“2009问鼎第三届通信产业高峰论坛”上所强调的一样,运营商切忌大包大揽,合作联盟的力量对于包括手机支付在内的新业务推广至关重要。
相对的,中国移动湖南电子商务创新基地主要负责的业务之一也是包括手机支付在内的“一卡通”。与docomo的手机支付业务部不同,湖南基地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对“自主知识产权”格外看重,虽然联合众多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和设备制造商,却坚持制定自己的技术规范并重新开发相关设备。如前文所说,运营商对核心技术的掌控心理固然是出于长期业务发展的考虑,但在市场尚未建立,业务刚刚起步的实验性阶段如此大规模地投入资金进行博弈,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嫌。
与国外的运营方式相比,国内运营商的“基地模式”除了对内部体现出集中运营管理的特点之外,对市场而言也可以看作是其凭借自身航母级别的资金和规模对外围厂商的集成与整合,以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势力。然而“全能冠军”必然意味着更广泛的市场压力,稍有不慎即容易出现主营业务的利润被不擅长的外沿业务亏损抵消的情况。此外内部采购固有的竞争缺乏也常导致产品、服务质量难以保证,最终影响核心业务。据其内部人士介绍,中国移动也开始意识到涉猎过广的基地存在种种不足,计划在将来的业务搭建中采用第三方外包的方式精简自身机构,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海外移动通信网络运营模式探析 篇8
一、网络共享
网络共享对国际主流运营商的吸引力不断上升,如沃达丰、Orange、O2、Telefonica、T-Mobile等在不同国家签订了多个移动网络共享协议,从简单的站址共享到较为深入的有源共享,从2G、3G网络到最新部署的4G网络等,有着不同深度的合作。
二、网络租赁
除了共建共享外,通过“管道商或集成商”直接租赁也是海外运营商降低投资的常见模式,东南亚国家运营商由于投资能力有限,一般情况会进行周期性的租赁模式,多数运营商选择采用按照面积(建筑面积或覆盖面积)模式租赁,少数则会采用按照吸收话务量模式向运营商进行租赁,租赁的价格取决于场景的不通种类及应用。
共建共享、租赁等模式从节约成本上好处显而易见,但必须看到,移动接入网络是移动运营商最核心、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是影响移动运营商长期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海外各监管机构在利用网络共享,推动普遍服务的同时,担心共享影响运营商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积极性,进而削弱运营商的差异化竞争能力,如:
1. 大型公司和小型公司之间往往无法达成协议,因为小型公司是单纯的受益者,协议无法实现利益的平衡。
2. 两家大型公司之间的合作,往往会受到反垄断法案的约束。因此,海外各监管机构也会设置诸多条件:如:
(1)必须完成一定程度的网络部署之后(如覆盖一定的人口或国土面积),才能与启动与其他运营商的网络共享谈判;
(2)网络共享的深度仅限于无源的站址共享,不能共享有源的基站设备等,如,O2爱尔兰公司和Eircom合作不会进行资产转让,也不涉及频谱共享;
(3)部分国家的基站公司由完全拥有“无源站址资产的第三方基站投资管理公司”进行运营。如,美国,非洲等电信基础设施运营;有些国家将基础设施外包给铁塔公司,如南非的MTN和印度的Bhari Airtel等将基础设施建设的负担转移给IHS这样的基础设施公司,以求降低运营成本。
三、传统基础设施公司发展方向的调整
随着移动通信网络共享、租赁大规模的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公司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自身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一些传统基础设施公司,如美国Crown Castle、American Tower等铁塔公司近些年来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区业务量地区站址的需求,一直在不断地提高技术。
除传统基础设施公司努力提升技术外,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新生儿的数量与技术也开始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在这个服务项目上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均开始投身“网络即服务”(Network as a Service)或者更为高科技的”小基站即服务”(Small Cell as a Service,SCaa S)的试用与研发。
总而言之,国际上的主流运营商和各大监管机构开始把目光转向移动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包括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及手段,以及其将对市场还有各大公司自身的影响。网络运营的模式和目标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发生着改变,这种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引起了参与这个产业运作的所有公司的注意。因此,本文对“海外移动通信网络运营模式”的浅析对之后运营模式的探讨不会仅仅止步于此,不管是公司还是网络,运营模式及管理的完善,对公司及整个行业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要：移动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因投资巨大,目前海外运营商以及各监管机构普遍积极鼓励和支持移动网络共享,近年来,随着移动网络数据业务的飞速增长,很多移动网络运营商逐渐陷入了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中。当前,如何降低移动网络部署及运营过程中的成本已成为各大网络运营上共同关注并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网络共享、网络租赁、传统基础设施公司发展方向的调整等方面对海外移动通信网络运营模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移动通信,网络,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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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模式 篇9
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模式的现状
1. 企业自有资金融资。
主要是指企业历年的未分配利润和折旧。企业自有资金具有资金使用成本较低等优点, 但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很高的要求, 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 单一使用自有资金融资可能导致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不足、资金链的断裂。因此, 虽然自有资金成本低, 手续简单, 但制约于我国企业规模小, 盈利水平低的原因, 只能筹足并购中所需的部分资金。
2. 债务性融资。
(1) 银行贷款。作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的主要渠道, 贷款利率相对于其他债务性融资来说较低, 签约费用也较低, 而且利息可以税前抵扣, 因而总体成本较低。但由于海外并购贷款相比于普通商业贷款, 金额大, 风险高, 还款期长, 故需较长时间商讨, 而且同样面临着法律束缚, 如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规定了不得用于银行贷款从事股本和权益性投资。从法律上限制了我国企业直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筹集到并购资金。虽然我国企业并购融资使用银行贷款有诸多限制, 但仍是我国企业并购融资的主要渠道。特别是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倾斜, 而并购活动往往发生于这两者之间, 所以我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融资中信贷融资仍占较高比例。 (2) 发行债券, 商务票据等。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2005年以前, 央企在我国债券市场占主导地位, 每年只有3-4家地方企业能获准发行企业债券, 且规模很小。近几年,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得到较快发展, 截止2010年9月30日, 企业债券发行余额已达13444.85亿元, 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采用发行债券方式融资, 虽然也可以享受利息的税前抵扣, 但其利率与发行费用较高, 因此融资成本也相对较高。同时, 我国的债券市场尚不发达, 融资渠道单一, 国外通行的通过发行垃圾债券融资的方式在我国是被禁止的, 况且我国企业债券市场较小, 很难满足大规模的海外并购融资需求。
3. 权益性融资。
指企业发放权益性证券或股票来筹集并购资金。权益性融资主要分为两大类: (1)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我国上市公司多采用定向增发新股的方式募集并购资金, 但这种方式存在诸多限制, 例如两次增发新股的时间间隔不能少于一年, 公司发行新股的前三年必须连续盈利等。而且发行股票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 程序繁琐。目前我国股市低迷, 很难筹得足够并购资金。 (2) 换股并购。国际上流行的以换股并购作为支付方式在我国也存在困难。由于我国收购的大多是亏损的外国企业, 他们急需现金来维持经营和摆脱困境, 同时我国企业大多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 外国企业不愿持有中国企业股票。这些因素都导致换股并购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很少作用发挥。
二、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存在的问题
1.融资方式单一, 缺乏市场化运作的空间, 融资渠道狭窄。由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不配套, 中国资本市场仍处在不断完善的初级阶段, 在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融资支持方面存在众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的现状而言, 主要集中于银行贷款和股票融资两种方式。
2.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融资呈现逆向选择, 即忽视内融资, 偏好股权融资, 轻视债务融资。
3.由于我国海外并购融资的相关法律尚未健全, 在一些领域存在空白, 使一些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 违规操作, 严重地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
4.我国政府对上市公司海外并购融资干预过多。政策性资金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比重偏大。
三、制约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模式选择的因素
1. 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
发达的本土资本市场会给海外并购提供极大支持, 我国企业日益活跃的海外并购市场提高了对我国金融资本市场的要求。而由于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不断完善的初级阶段, 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不配套, 在对企业海外并购提供资金支持方面仍有诸多障碍, 如我国《股票发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任何金融机构不得为股票市场提供贷款资金;《证券法》第133条也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 这些都从法律上限制了我国企业直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筹集到并购资金。债券市场则由于企业知名度, 偿债能力, 企业债券流通性, 和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导致公众对债券市场信心不足。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导致了国际上通行的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筹集并购资金的方式在我国很难行通。而从国际经验来看, 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是离不开繁荣的本土资本市场支持的。
2. 我国金融中介机构支持不力。
虽然目前为止我国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但在日常运作中银行贷款的用途却常受到各种法律法规的制约。突出表现在:我国金融信贷领域的限制过多, 企业贷款受到国内贷款担保额度的限制;如果是外币贷款, 则即受到国内贷款额度的限制, 又受到特定外汇额度的限制。这些因素都使得从事海外并购的企业难以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有效融资, 也使得一些企业由于不能及时筹集到足够资金而错失并购良机类似的限制体现在:例如:我国《贷款通例》第21条规定, 不得用银行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我国《商业银行法》也未明确规定银行是否可以为企业并购提供资金。这些法律法规在彰显我国对银行贷款的安全保护的同时也凸现了我国信贷管理体系在并购领域缺乏灵活性。
3.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渠道不明, 资金来源存疑。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 民营企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 成为我国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但仔细考察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通过内生式发展得以壮大的, 并没有获得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相当的市场资源, 在民营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获得的扶持也是寥若晨星。在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贷款市场上, 民营企业是获取资金的困难户, 这些困难在增大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难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对民营企业资金来源的质疑。如2009年四川腾中重工提出收购美国通用旗下的悍马品牌时, 人们问得最多的不是能不能收购, 而是有没有实力收购?收购的资金从何而来?
4. 政策性资金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比重偏大。
海外模式 篇10
我国的工程项目管理理念尽管已与国际上流行的项目管理模式理念接轨,也引入了一些新型的项目管理理念。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对理论认识不够、组织结构不明晰、责权不清、人才技术不到位、管理体系和标准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在选择项目管理模式时主观性较强,对于过程控制尤其是投资、质量、进度等难以控制,使得项目目标较难实现。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战略模式的正确选择至关重要。
1 电力工程项目管理典型模式分析
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创新,电力企业管理模式几经调整,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特别是在海外市场的项目现场管理中,更加要求企业不断改进管理模式,勇于探索创新,力争寻求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来促进电力工程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在实际的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要根据项目的组成特点、业主的管理需求及现场条件等综合考虑,管理模式表现为多种形式,本文主要介绍和比较DB、EPC、Partnering模式、EPCM及PMC几种典型的项目管理模式。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管理模式与其他模式相互交叉,还会派生出其他模式,如BT、BOT、TKM、FEPC 、F + EPC等。从近年来应用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1. 1 DB模式
DB模式即设计、建造( Design and Built) 模式,业主将设计同建造的任务同时分包给同一个项目总承包商,承包商负责项目的设计与施工,业主不参与设计与施工之间的关系协调,只在乎项目建设是否符合需求。其优点在于可有效缩短项目总工期,业主可以较早获得项目的进度及成本估算,从而控制总成本; 设计—建造方内部可进行有效沟通、设计,业主的风险较小,发生索赔的概率也较小。缺点在于项目进入实施后,业主与设计方、施工方缺少直接沟通,报价早于详细设计之前,可能会为了满足预算而在质量上妥协; 设计—建造方内部存在矛盾; 因较多转移风险,业主可能要支付更多的费用。因而DB模式一般适用于简单项目,当项目较复杂时,就要求设计—承包商要有相当的组织协调能力。
1. 2 EPC模式
即设计( Engineering ) 、 采购( Procurement ) 、 建造( Construction) 总承包模式,其与DB合同的差别主要是多了一个采购环节。业主与EPC承包商签订合同,在总价固定( Lump - Sum Price) 的前提下,项目投资人基本上不参与项目的管理过程,承包商负责项目的设计、采购到施工全过程管理,业主重点只在竣工验收、成品交付使用,EPC承包商承担了项目建设的大部分风险。由于业主管理简单,协调工作少、设计变更少、工期较短、施工质量好、业主风险较少等显著优势,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该种管理模式。EPC模式的升级版本即交钥匙工程( Turnkey) ,也被业内称为EPC - Turnkey或TKM模式,要求承包商承担的责任范围更大,对于工期要求更严格,承包商承担的风险也会更多,合同总价也会相对较高。
此外,如果电力企业承包商具备项目融资的资质与能力,便可以为业主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由此出现了 “融资+EPC Turnkey” ( FEPC) 模式。如果承包商自行出资,成为项目的投资人,便会转变成BT模式( 即Build and Transfer建造—转让模式) ; 若更进一步,业主将项目的运营权利有时限地委托给承包商,则升级为BOT模式( 即Built—Operate—Transfer模式) 。BOT模式本身,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派生出其他的管理模式,本文不做赘述。
1. 3 Partnering模式
Partnering模式起源于20 世纪80 年代末,是一种在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共同目标的管理模式,该模式需与其他模式结合使用。Partnering模式需建立在业主与建设工程参与各方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基础之上。其优点在于能够充分调动参与各方的主动性,实现资源共享; 保证工程质量; 大大降低索赔费用; 共同分担工程风险及有关费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索赔和诉讼的发生。该模式的缺点在于: 给参与组织带来的收益难以用客观标准进行评估; 受较多人为、主观因素制约。Partnering模式需建立在业主方与承包商之间达成长期合作协议的基础之上才能得以实现。传统的国际工程管理模式中,业主方与承包商之间往往互不信任,不仅降低了效率,还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复杂性越来越高,为实现利益的共赢,在选择项目管理模式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模式相互交叉,相互取其长,共同管理整个海外项目,如PMC+ partnering模式等。因此,我们便可以知道海外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今后将向以一种管理模式为主,其他管理模式为辅的方向发展。
1. 4 EPCM模式
EPCM模式是指设计、采购和施工管理,该模式下业主与一方签订 “EPCM管理合同”,与另一方或多方承包商签订 “EPC合同”或者其他形式的承包合同。EPCM有别于DB及EPC等实施类的总承包模式,为管理费固定总价情况下,主要提供管理服务的总承包模式。该模式下EPCM总承包方承担着业主代表与工程顾问的双重角色,既要配合业主对各承包商进行严格的选择与管理,又要对项目的实施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承担着整个项目的管理风险。该模式适用于大型、复杂、综合型的工程建设项目,该模式下,业主通过EPCM承包商的支持,共同进行项目过程控制,能够有针对性地规避一般性的管理风险。比如在EPC项目当中,业主方基本上不会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干涉,大部分风险都由EPC承包方来承担,但如果EPC承包方掩盖风险,以致造成严重损失,势必会连带影响到业主的利益。因此,EPCM模式下,EPCM承包商既承担一个主动替业主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角色,又同时是替业主分担管理风险的担保人。
1. 5 PMC模式
PMC模式即项目总承包( Project Management Contract) ,业内有时称其为IPMT ( Integrated Project Management Team,一体化项目管理模式) ,是指业主聘请专业的项目管理公司,代表业主提供一体化的项目管理服务,同EPCM一样为管理类总承包模式。承包商的角色扮演、管理形式与EPCM类似,但其合同地位相对更高,与业主的结合程度更加紧密,其需承担的管理责任也更多。PMC模式对于承包商在工程咨询及工程管理的复合型技能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会在公司信誉及项目管理经验方面对承包商进行考量。PMC模式的一体化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是与业主在组织结构、管理目标、程序体系及价值观方面的一体化; 二是不同专业之间的协调管理,以及对多个不同实体的承包商之间管理的一体化; 三是项目建设全过程服务一体化。PMC承包商根据业主需求及合同约定,主导或全程参与项目建设过程。
2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带给我们的启示与借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主更加注重投资价值的回报率及项目的商业运作。项目投资人倾向于精简自身管理机构,将部分职能与建设风险进行转嫁,因此他们更愿意聘请那些综合实力强的公司来负责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与实施,并提供一体化的服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建筑市场日趋成熟,只有具备多功能、具备复合型能力的企业才能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电力企业要开拓国际市场必须通过合并重组、收购并购等方式扩大企业规模,提供自身技术力量,获得工程咨询、勘察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及项目运营等资质水平,具备了一体化管理和实施项目的能力。
2. 1 优化企业组织机构
要根据市场要求适时作出调整,必须建设和规范好企业组织结构,按照国际型工程公司的模式进行优化调整。由于海外工程项目建设复杂,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需要包括设计、采购、施工等在内的各参与方相互配合,以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对工程项目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管理,在企业组织结构、工程人员素质、融资能力及技术装备等方面制定具体措施,并贯彻落实。我国海外工程项目公司应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建立权责明确、关系清晰、简洁高效的项目管理组织结构,建立专业化的公司,在经营模式、经营理念、目标管理、程序管理等各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并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作用,既要打造专业化的公司,也要打造出复合型综合型的公司,增强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
2. 2 继续推广以设计为主体的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
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具有其显著优越性。首先,责任清晰明了,业主方管理简单。只需与一家总承包商对接,管理工作量减少,费用降低,出现任何问题,不会出现扯皮现象。其次,能有效控制工程投资,降低工程造价。一项工程的工期,基本分为项目前期、设计、施工三个阶段。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下,工程总承包单位能够迅速掌握控制工期的关键部位及单项工程,因而便能够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采取网络技术管理手段,使工程项目从设计到设备材料采购再到施工安装全过程都能有序签接,有的放矢地对过程进行控制,因而有利于加快工程进度,缩短建设工期。最后,能够保证工程质量,满足规范要求。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下,设计单位拥有覆盖整个工程项目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深谙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点,能够从设计到施工全过程控制工程质量的各要素,把握工程项目的关键环节,使其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
2. 3 大力发展咨询业
在一些发达国家,工程项目咨询已经成为项目投资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充分做好前期工作会给后期的决策和施工减少风险,因此业主方一般会在项目投资前加大项目咨询费用及时间的投入,因此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公司开展咨询业对于业主方及自身长远发展都不失为一个重要保障。企业在实施咨询业的同时,要加强与国际咨询业接轨,并注重专业咨询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信息网络、提高技术和服务水平,这样才能破除国内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障碍。了解项目管理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正确认识项目集成化特点,学会利用系统的方法与观点,运用现代化的管理工具,来实现项目效益的最大化,这样才能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 4 积极储备项目融资人才
前面我们对PMC管理模式进行了简要介绍,PMC模式对于承包商的复合型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就是承包商的项目融资能力,没有项目融资,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PMC,项目融资的核心是筹划融资结构,规避融资风险。在现阶段,就国内的电力工程公司而言,研究并把握国际工程项目的各类管理模式及其发展趋势,加快培养项目复合型管理人才,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仍然是重中之重。项目融资作为一种投融资方式,可以借鉴和学习世界发展银行、欧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大型投融资机构的管理经验,加强对项目融资操作规程的学习、认识和熟悉,尽快掌握并结合项目具体特点加以应用。
综上所述,项目投资人( 或业主) 选择工程公司实施和管理项目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们专业的、一体化的资源整合服务,来有效地控制投资成本和减少管理风险,以获取高性价比的项目成品。随着海外工程项目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业主方要求的提升及工程承包商管理水平的提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过程中许多新型的项目管理模式不断出现。工程项目特点各不相同,每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其优势及生存空间,但不可能也不能够用一种模式去代替其他所有模式,一个工程项目管理也不应该只局限于一种项目管理模式,需要根据项目特点及业主需求与其他管理模式进行融合。为了适应业主方需求及市场竞争的需要,我国电力工程企业应不断提高对各类项目管理模式的深入认识和研究,探寻其发展方向,掌握其适应性及优缺点,并结合项目自身的项目管理经验,选择合适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摘要：随着项目管理的不断深入研究,各种管理理念和方法不断深化,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繁,竞争也愈加激烈,对我国电力企业强化管理、开拓海外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探究我国电力企业应选择的项目管理模式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层意义,作为项目管理者,电力企业应积极转变思想,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对项目管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探寻适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最佳战略模式。
关键词：战略模式,项目管理,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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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模式 篇11
目前姚薇一边在英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在上海嘉定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展高科技研发工作，不回国也能创业。
如今像姚薇这样的高端“海归”采取的“两栖创业”发展模式正成为“海归”引智回国的新趋势。
所谓“两栖创业”，就是留学生并不一定长期驻在国内甚至不需要完全回国，而是流动于国内和国外之间，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理念和高新技术等同步输往国内，业内人士也称之为“柔性流动”。
在北京市人事局调配处工作的肖先平说，北京地区目前创业归国人员已有５万多人。这些留学生除在企事业机关、外国驻京机构、高新技术园区里进行创业之外，还多了一种创业形式就是“两栖式”创业。
在北京的中关村，这种“两栖海归”尤其多见。据中关村科技园区副处长初军威介绍，中关村的“两栖海归”往往在国外的大型IT公司工作或任职，他们依托国外技术在国内开企业，直接把高新技术运用于国内的企业中。
初军威说，“柔性流动”现象是根据留学生发展的实际产生的需要。很多优秀的留学生长期在国外生活，有很多东西不可能完全搬到国内，而且很多最先进的技术需要和国外最前沿的东西保持联系，所以让他们来回跑，让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企业同时运作，既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可以将国内的成果和先进技术及时引导出去，形成双向互动，互利互惠。
初军威指出，例如百度、中新微等今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留学生团队企业在国外都有一个公司，但公司主体在国内。其实，称“两栖留学生”也好，“柔性流动”也好，这已经成为目前留学生，特别是留学生团队回国创业的主流趋势。他们有充分自由可以实现来回流动，发挥个人和地域的优势。加拿大华人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协会会长祝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他也希望这种留学生不归国也能实现为国“献智”的合作形式能够更加普遍。他说，实际上国外有很大一批没有回国的顶尖人才，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在国外相当成功或事业有所建树，如果要他们放弃在国外一切回国重新开始并不现实。因此，他们一直很希望开辟一种“两栖式”的合作形式。
也有留学生表示，如果海归长期呆在国内，容易和最前沿的国际科技资讯和动态脱节，“流动”更有利于人才的发展。所以，应采取多元化的合作方式让中国在海外留学人员的能量得到充分发挥。
海外模式 篇12
SPAC, 即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依照字面直译为“特定目标收购公司”, 是近两年来在美国纳斯达克蓬勃兴起的一股风潮。S P A C一般由经验丰富的私募基金经理或者专业投资人作为管理团队发起, 随后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募集资金, 利用筹集到的资金, S P A C管理团队寻找有潜力的实业公司并最终与之合并, 完成实业公司上市, 同时实现S P A C股东的投资收益, 实业公司达到上市、融资及套现的目的。
在形式上, S P A C可以看做是一只已经上市的私募基金。与普通私募基金不同的是, S P A C提前解决了上市融资和退出问题。但是它又不同于公开募集, S P A C模式股票私募中一般不组建承销团, 发行人最多只委托主要承销商销售。同时, 发行公司考虑的主要对象是仅限于合格投资者 (Q u a l i f i e d lnstitutiond Buyers, QIBs) 。而且Rulel44a规定, 私募只可以在“合格机构购买者”之间转让证券。
在方式上, S P A C实际上是借壳上市的创新融资方式, 但其不同在于不需要买一个上市的壳, 而是自己造壳, 即首先在美国设立一个特殊目的的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只有现金没有实业资产。
二SPAC上市融资的交易流程
SPAC是继IPO、APO之后更适合国内中小企业的海外融资方式。中国企业利用S P A C在美国上市和融资方式, 与传统的通过IPO在美国上市运作模式和融资方式完全不同。它把直接上是与间接上上市结合起来, 集中直接上市、合并、反向收购、私募等金融产品特征及目的于一体, 并优化各个金融产品的特征, 实现直接上市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其整个的交易结构如下图:
整个交易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选择投资银行作为整个SPAC交易的组织者和股份配售安排者
从SPAC模式的交易结构 (图1) 可以看出, 在融资过程中, 投资银行的第一要务就是帮助目标公司在海外设立一个空壳公司, 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支付巨额现金收购国内项目公司, 成为国内企业的控股母公司, 再用这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在海外市场上市。同时它还是股权融资S P A C模式的组织者与股份配售的安排人, 以信托形式发行普通股、优先股与期权给市场。投资银行的作用非常重大, 它们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融资成功与否。
2、设立空壳公司。
用S P A C模式上市, 首先必须在美国设立一个特殊目的的‘空头支票公司’, 即空壳公司。设立这个空壳公司的基本条件是有可供收购的资产或公司作为未来并购的对象。
3、寻找并购对象。
S P A C公司最看重是中小企业的增长性, 对行业并没有特别的偏向。寻求的并购目标公司应该是那些资产规模不够大、但又急需资金支持的高成长性企业。S P A C对并购对象的要求如下:
(1) 市场容量。在集中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在分散市场上不明显落后于其竞争对手;拥有核心竞争力, 能够成为业内整合的核心企业。
(2) 管理团队。管理层团队完整、拥有丰富的业内经验;管理体系组织合理, 高层管理人员保持稳定。
(3) 竞争壁垒。资源、技术或市场壁垒将使企业站在竞争的制高点。
(4) 商业模式。拥有获得证明的商业模式、成熟的产品或服务;已经建立并获得证明的、有效的市场渠道。
(5) 经营业绩。两年以上正式经营记录;拥有持续高速发展的能力;已经盈利并具有持续盈利的能力 (倾向于5000万元以上净利润公司) 。
4、用信托形式发行普通股、优先股与期权给市场投资者
有了并购对象, 被投资银行认可之后, 就可以发行股票。这时的发行对象是合格投资者。每股发行价不能低于6美元、上板交易价不能低于5美元。一般来说, 发行的股票占公司股权的20%左右。这里的合格投资者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指机构, 一个是指专业, 即有知识、有经验、有能力判断该项投资风险的投资者。这种投资者一般指基金和机构。一般的个人投资者不允许参与, 因为他很难判断该不该做这项投资。
5、特殊目的公司并购已选定公司或资产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 通过S P A C模式上市的并购必须在18个月内完成。如果18个月内不能完成并购交易并成功发行股票上市交易, 信托基金将被取消。
6、合并后公司转入纳斯达克主板交易
S P A C由于没有实际业务, 不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 于是, 多数S P A C都在美国的O T C B B市场挂牌交易。不过, SPAC实现与实业公司合并之后, 一般都可以满足转到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的条件。
三、选择SPAC融资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SPAC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 但那时恰逢美国出现互联网泡沫, 大量风险投资追逐高科技企业, 上市相对容易, 因此S P A C这种上市方式未成为主流。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 登陆纳斯达克变得不那么容易, SPAC浪潮从2003年开始在美国兴起。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报道, 2004年美国只有11只SPAC公开上市, 筹资不到5亿美元, 2005年申请上市的SPAC超过50只, 当年约有一半筹集到了1 2亿美元, 而且像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一流投行也开始介入SPAC。由德意志银行承销的名为Cold Spring Capital的SPAC, 筹资高达1.2亿美元。
在美国OTCBB上市的SPAC中, 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就有Chardan China Acquisition Corp (CCAC) 、China U n i s t o n e A c q u i s i t i o n C o r p (C U A C) 、C h a r d a n N o r t h C h i n a A c q u i s i t i o n C o r p (C N C A C) 、Chardan South China Acquisition Corp (CSCAC) 、Great Wall Acquis i t i o n C o r p (G W A C) 、P a n t h e o n China Acquisition Corp. (磐天中国资本, P C A C) 等。其中, 奥瑞卡就是通过CCAC于2005年11月成功登录美国纳斯达克市场, 股价从当时的9美元/股开始上涨, 最高时接近18美元/股, 差不多翻了一番。
除此之外, S P A C在融资上还具有以下的优点:
1、时间短。
目标公司与SPAC公司合并后即可私募到资金, 目标公司重组完成后, 约3个月完成合并, 合并后1一3个月完成转板。
2、成本低。
首先, 前期费用较低。无需首次发行股票所需的保荐人顾问费、包销费, 以及递交申请表格时交纳的首次上市费等。其次, 还可以避免新股上市时复杂的财务、法律障碍和较高的“保洁成本”。在对上市业务的审计等方面也要轻松一些。最后, 不需要支付购买壳体的费用。
3、融资能力强。
SPAC模式的壳体公司已上市交易, 并且从合格投资者筹集到资金, 自身无业务但并购目标企业业务明确, 目标公司资产重组达到要求后可转板上市。融资金额平均在300万美元以上, 最高可达近10亿美元。
4、风险小。
SPAC的风险较小, 不必承担收购失败的风险, 也没有壳公司造成的风险。S P A C公司已经募集到资金并且没有业务, 可直接收购完成重组上市。其中最大的改进在于公司上市所需的资金已提前募集到位, 从而实现风险可控。而传统的两种路径——直接上市和借壳上市则将这个最重要且风险最大的步骤放在最后而面临不确定性。
5、政策上的优势。
2006年, 中国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10号文) , 其中规定, 特殊目的公司以股权并购境内公司的, 境内公司需向商务部获得特殊目的公司的批准证书, 而该证书只在“一年内有效”。这意味着给境内公司海外上市施加了一个时间限制, 增加了投资者退出的不确定性。10号文的出台, 反而更显出通过SPAC完成海外上市的优势。
但S P A C的弊端也很明显:
1、由于这种交易模式下, 最终成交价是并购双方谈出来的, 所以被并购公司的股份价格会卖得比IPO价格低很多。
2、通过S P A C方式上市不是一劳永逸。通过SPAC方式上市的现金壳公司最先只能在O T C B B上市, 而在收购完成后, 同样也面临着转板的问题。
3、国外公司要并购国内资产, 仍旧需要反向收购的方式, 也就是要通过离岸公司 (在原居住地以外的离岸法域依据该法域的离岸公司法规而注册成立的公司) 方式进行, 这就要受到外管局75号文的限制。由于跨境换股的细则仍没有出台, 所以这方面的操作仍旧不顺畅。不论是哪种海外上市方式, 企业仍旧要注意国内政策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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