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精选10篇）
贸易成本 篇1
1 贸易成本的分析
1.1 贸易成本的内涵
贸易成本越低, 贸易双方之间对商品流动的阻碍越小, 商品越能以较低成本实现跨国转移和交易。Anderson和Wincoop (2004) 的分析认为, 这种阻碍贸易的贸易成本包括取得商品所要付出的、除了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的所有成本, 包括天然和人为的贸易壁垒、保证合同实施的费用、克服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支出、货币兑换的费用与汇率风险、进口国法律和管制费用以及进口国批发和零售的配送成本等等。对发达国家而言, 贸易成本平均为商品价值的170 %。在所有贸易成本中, 容易识别的部分包括天然的贸易壁垒和人为的贸易壁垒。
1.2 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
(1) 直接法:根据贸易壁垒直接测度。
贸易壁垒越大, 贸易成本越高。直接测度贸易壁垒的指标有很多, 比如关税税率的高低、各种非关税壁垒 (NTBs) 的覆盖比率以及汇率黑市升水等。
这属于一种“事前”的测度和比较, 虽然非常直观, 但却存在着缺陷。首先, 虽然已经对贸易成本有所了解, 但却很少有关于贸易成本的性质、规模与结构方面的具体证据。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贸易成本, 但很难直接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其次, 在经过多轮双边以及多边磋商以后, 各国承诺的名义关税尤其是制造业关税已经或将要大大降低, 非关税壁垒越来越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但非关税壁垒很难精确量化, 并且不同形式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作用也不一样。再次, 忽略了各个进口国国内存在的贸易成本, 阻碍商品贸易的因素并没有因为商品的“到岸”而消失, 进口国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贸易有着重要影响。对市场建设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或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转型国家而言, 这种因素尤其重要。最后, 每个指标在应用上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由于测量方法的不同, 很难给出一个一致的结论, 从而影响直接测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2) 间接法:根据实际贸易流量推算
由于应用直接法对用贸易壁垒刻画的贸易成本过于片面和主观, 因此就有了从其影响即实际发生后的贸易流量“事后”间接推算贸易成本的高低, 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任何贸易成本均会通过影响商品价格影响到实际的进口和出口。具体地, 这种方法根据理论模型剔除了影响均衡贸易流量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 从而能够计算出包括双边距离在内的“综合”的贸易壁垒。
目前, 研究者在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的时候, 主要是依靠间接法。其中, 贸易法和价格法是两种主要的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国内学者李坤望、黄玖立 (2006) 在对《中国贸易开放度的经验分析:以制造业为例》中采用Harriga固定效应方法对中国贸易开放度进行测度是价格法的一个应用;而在采用贸易法间接测度贸易成本时, 大多数研究者都选用引力模型。例如, 构建一个双边贸易流量模型并使贸易流量与代理变量相关从而推出贸易成本。其基本含义在于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主要由贸易成本等因素来决定。这种方法模型被称为传统的引力模型方法。但是这类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已经遭到广泛的批评。第一, 这类方法通常在事前就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基本构成, 然后将其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从而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结果可能是有偏的 (Novy, 2006) 。第二, 由于缺乏理论基础, 传统引力模型方法根本无法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无法让人们考察在移除某些贸易壁垒后的效应 (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3) 。第三, 传统的引力模型没有考虑多边阻力的影响。具体说, 就是一个区域与其他所有区域贸易的阻力越大, 则它越会被推动与一个给定的双边贸易伙伴开展贸易。即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取决与他们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与它们和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平均贸易成本之间的相对值。显然, 传统引力模型方法对多边阻力的忽视使得估计结果产生偏差。
简而言之, 现有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都不太令人满意, 改进的方法值得期待 (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4) 。
在对利用贸易法并使用传统引力模型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的基础上, Novy (2006) 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并且方便易行的引力模型, 是对引力模型的最新发展。
2 方法和数据
2.1 Novy模型介绍
模型是基于一个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的多边一般均衡贸易模型, 该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与标准模型框架存在着三个显著的差异:首先, 它从双边模型扩展到多边模型;其次, 它考虑到了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最后, 模型中融入了Samuelson (1954) 冰山型贸易成本和Krugman (1980) 垄断竞争框架。由该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的引力模型形式如下:
EXPjkEXPkj=sj (GDPj-EXPj) sk (GDPk-EXPk) (1-τkj) ρ-1 (1)
式中, EXPjk和EXPkj分别是j向k和k向j的实际出口, EXPj、GDPj和EXPk、GDPk分别是j、k实际总出口和实际GDP, sj和sk是j、k的可贸易品份额, τjk和τkj分别是j向k和k向j出口的贸易成本, ρ是替代弹性。
方程 (1) 表明, 如果双边贸易成本τjk和τkj较高, 则双边贸易EXPikEXPkj也会下降;如果可贸易品的份额sj和sk较低, 双边贸易EXPjkEXPkj也会下降。在传统引力模型中, 双边贸易仅由GDP决定, 而在方程 (1) 中, 双边贸易则由 (GDPj-EXPj) 和 (GDPk-EXPk) 决定。 (GDPj-EXPj) 实际上代表了市场潜力, 其含义是j的产出中潜在的可贸易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贸易的部分。如果双边市场潜力增大, 那么双边贸易也将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 方程 (1) 反映了多变阻力的影响, 双边贸易由双边贸易成本相对于它们平均贸易成本的水平决定。例如,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j与其他国家t (t≠k) 的平均贸易成本下降, 那么实际总出口EXPj将会增加, 而j与k的双边贸易将会下降。因此, 实际总出口EXPj和EXPk隐含了平均贸易成本, 从而代表了多边阻力项。
为了能够方便的测度贸易成本, 假定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 (τjk=τkj) , 而且双边可贸易品的份额也是相等的 (sj=sk) , 这样就可以得到贸易成本的计算公式:
undefined
很显然,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双边贸易增加, 那就意味着双方开展贸易相对较容易, 贸易成本下降;而如果产出增加并没有带来双边贸易的增加, 则实际上意味着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了。
可见, 采用Novy (2006) 的模型和方法,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可改善传统引力模型的缺陷, 而且在数据可获得性上比较方便可行。
2.2 数据来源和参数选取
利用方程 (2) 测度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成本, 首先就需要获取中国与美国的相互实际出口数据、各自的实际总出口以及实际 数据。IMF的DOT数据库提供1948年以来世界上超过190个国家相互的经出口数据和各自的名义总出口数据。通过它可以很容易的获取所需要的数据。本文中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为1990～2006年。
另外, 还需要确定方程 (2) 中的两个参数S (可贸易品的份额) 和P (替代弹性) 的取值。对于参数S, Evenett和Keller (2002) 认为, 可以进行贸易的产出大概介于0.3～0.8之间。Novy (2006) 和Jacks等 (2006) 将s定为0.8。因此, 我们也简单将S定义为0.8。
而关于替代弹性ρ, 也很难有一个确定的值。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4) 总结了现有的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 认为替代弹性P很可能介于5～10之间。这里为了考察和计量的方便, 我们直接将ρ的值定义为8。
2.3 计量结果
在遵循Novy (2006)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 利用中美双边贸易数据测度1990～2006年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变化。下表1给出了S=0.8, ρ=8时, 测度得到的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成本。
从表1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成本随着年代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从1990年的45.45%到2006年的26.74%。特别是在2001年以后, 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入世效应, 表明中国在加入WTO以后较好的履行了各种义务和承诺, 并享受到了WTO成员国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待遇。
3 结论
通过计算得到的数据和现实经济中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逐渐减少贸易壁垒, 努力控制交易成本相吻合, 说明Novy (2006) 提出的模型和方法对贸易成本的测度有一定的说明性, 中国正加速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对贸易成本的测度分析上。
摘要：交易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广泛存在,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经济浪潮当中, 考量一个国家的贸易成本的大小, 不仅可以揭示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 更对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有现实的意义。在对成本理论对贸易的影响分析, 以及国内外学者对贸易成本测度的研究方面, 找到一个基于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的多边一般均衡贸易模型, 以此为基础的改进的引力模型, 对中美双边的贸易成本进行了计量。其结果与中国入世后贸易壁垒不断下降, 贸易成本不断减少的现实相吻合。
关键词：贸易成本,Novy模型,成本测度
参考文献
[1]李坤望, 黄玖立, 施炳展.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自由度——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衡量[J].世界经济文汇, 2006, (4) .
[2]钱学峰, 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2) .
贸易成本 篇2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贸企业普遍面临贸易成本提高、汇率波动过大、利润空间缩小、市场前景不确定等不利景象，我国出口增速也持续放缓直至负增长。为了帮助外贸企业摆脱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许多优惠贸易政策。外贸企业如何利用好现有的优惠政策降低外贸成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本文主要从海关税收政策和通关管理的视角出发，为企业寻找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的方法。
关键词：外贸企业； 利用外贸政策；降低贸易成本；几种方法
近年来，我国出口一改往年高速发展的态势，不单出现了出口贸易的负增长，而且企业外贸成本也出现了激剧上涨的现象。以西部地区一家出口右铁产品的生产型外贸企业为例，右铁产品原材料成本2011年为25元/公斤，2016年为30元/公斤，上涨了20%；劳动力成本2011年2200元/人/月，2016年3000元/人/月，上涨了36%；工厂水电费2011年18000元/月，2016年35000元/月，上涨了94%；货物仓储费2011年22000元/月，2016年35000元/月，上涨了59%；码头装卸费2011年2000元/人/月，2016年3000元/人/月，上涨了50%；报关报检服务费2011年400元/票，2016年600元/票，上涨了50%；出境检验检疫费2011年420元/票，2016年550元/票，上涨了31%。除此之外，厂房租金、运输费用、集装箱费用等成本的涨幅这几年也在15%-25%之间。显然，外贸成本上涨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降低了企?I对外竞争力，国家为此不断出台“降负”、“减税”政策，但如何利用现有政策的规定，降低企业的外贸成本，笔者认为，在外贸实务中有几种方法值得企业重视和应用。
一、打造企业成为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我国海关总署2014年12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把企业按信用状况分为认证企业、一般信用企业和失信企业，其中认证企业（AEO）又分为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与国际AEO认证接轨。为了提高外贸企业对外竞争力，我国海关依法开展与其他国家（地区）海关的AEO互认，并给予互认AEO企业相应通关便利。截止2016年12月，我国海关已分别与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欧盟等国家（地区）海关签署了AEO互认协议；另外，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AEO互认已经开始在南京、福州、厦门、高雄、基隆等海关试点。2017年，中国有望与瑞士、美国、新西兰、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签署AEO互认协议。
企业为什么要打造成为AEO企业呢？或者说AEO企业可以享受哪些通关便利呢？企业如何打造成为AEO企业呢？首先因为海关对AEO企业提供了以下通关便利：（1）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2）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3）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4）享受海关“汇总征税”管理模式。除此之外，高级认证企业还可以享受以下便利：（1）在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海关估价、原产地或者办结其他海关手续前先行办理验放手续；（2）海关为企业设立协调员；（3）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4）享受AEO互认国家（地区）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一般来说，打造成为AEO企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海关要求企业的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AEO企业所享受的高效通关便利是与企业规范严谨的内部管理紧密相关。
综合以上通关便利化措施，AEO企业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了贸易成本的降低：其一，低查验率、低审单率、优先申报、优先放行、配备海关专职协调员等措施使AEO企业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天缩短为1天，使得与通关时间紧密相关的仓储费用得以降低，帮助企业节省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仓储费用；其二，汇总征税措施可以让企业当月的税款缴纳时间延后到次月，为企业资金周转争取了时间，由此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得以降低；其三，加工贸易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这项措施减少企业资金被以保证金形式占用，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将会提高；其四，与国际海关开展AEO互认这项措施使我国AEO企业在国外同样享受高效的通关便利，国外通关成本得到降低。
二、选择按 “自报自缴”模式缴纳进出口税费
“自报自缴”模式是海关总署2016年11月1日实施的一项通关便利化措施，进出口企业在货物申报时自行利用预录入系统的海关计税（费）服务工具计算应缴纳的税费，并对系统显示的计算结果进行确认，连同报关单预录入内容一并提交给海关，企业在收到海关通关系统发送的回执后自行办理税费缴纳手续，海关放行货物后再对企业的涉税要素进行抽查审核。“自报自缴”模式的亮点是外贸企业自主申报自行缴税，海关对申报价格、归类、原产地等涉税要素的抽查审核放在货物放行之后。“自报自缴”模式比现行税收管理模式更加简化，大大缩短了货物通关时间。也减少了涉税要素。
分析两种税收模式的作业流程，“自报自缴”模式通过简化流程从以下方面实现贸易成本的降低：其一，企业自主申报自行缴税省去了等待海关审核各项涉税要素的时间，税费由计算机系统计算，企业只须对计算结果进行确认便可缴税，缴税时间由企业掌控，企业缴税由被动缴税变成了主动缴税。企业缴税完毕后海关马上放行货物，企业立即提货，把货物逗留海关监管区的时间降低到最短，货物仓储费用得以降低；其二，“自报自缴”模式因为简化了货物放行前的涉税要素审核、组织验估和查验等通关环节，通关时间至少减少了2天，企业除了可以减少2天的货物仓储费用之外，还可以快速将海关放行的货物投入市场，加速企业货款回笼，降低资金占压。
三、慎防关税从协定税率征收恢复到按最惠国税率征收所导致的税收成本提高
从2017年1月12日起，海关总署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口的原产于新西兰的黄油、其他脂和油、固状乳、浓缩非固状乳、奶油等五大类商品由协定税率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进口关税。与此同时，海关总署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口的原产于澳大利亚的牛肉和奶粉实施特殊保障管理措施，并公布2017这两大类农产品的进口触发水平数量。2017牛肉实际可进口的触发水平数量为170000吨、奶粉实际可进口的触发水平数量为19294吨，意思是这个数量以内进口的牛肉和奶粉按协定税率征收进口关税；超过这个数量就要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进口关税。
为什么会出现税率恢复呢？原因很简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海关总署2008年第91号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66号公告的相关规定，我国可以对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自贸协定项下超过规定进口数量的商品实施特殊保障管理措施，即关税由协定税率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换言之，自贸协定项下，某种商品进口数量超过进口触发水平数量时，我国可以不再按协定税率征税，而是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税，以此提高该商品的税收成本，达到保护我国相关市场的目的。
以黄油（商品编码为0405 1000）为例，根据《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最惠国税率为10%，新西兰协定税率为1%。进口50万元人民币（CIF价格）的黄油两种税率情况下税收成本核算如下：
1、最惠国税率下的税收成本。最惠国关税=50×10%=5（万元人民币），增值税=（50+5）×17%=9.35（万元人民币），税收成本=最惠国关税+增值税=5+9.35=14.35（万元人民币）。
2、协定税率下的税收成本。协定关税=50×1%=0.5（万元人民币），增值税=（50+0.5）×17%=8.585（万元人民币），税收成本=协定关税+增值税=0.5+8.585=9.085（万元人民币）。
3、两种税率下的税收成本比较：最惠国税率下的税收成本-协定税率下的税收成本=14.35-9.085=5.265（万元人民币）。结论是，进口50万元人民币（CIF价格）的黄油（商品编码为0405 1000），最惠国税率下的税收成本比协定税率下的税收成本高了5.265万元人民币。显然，原本享受协定税率的商品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会必然导致税收成本提高。为此，外贸企业在进口业务中应对此高度重视以下几点：一是，签订外贸合同前留意合同项下的进口商品是否属于协定税率商品，比较协定税率和最惠国税率的优惠幅度，核算两种税率的税收成本；二是，通过海关和商务主管部门了解进口商品的数量是否已经超过海关总署规定的特殊保障管理措施的进口触发水平数量，如果超过就停止签约；三是，及时关注海关总署公告，及时获取有利的贸易信息，提前制定进口计划。
四、关注海关税收政策调整，提前做好趋利避害准备
近年来，我国海关总署实施促外贸稳增长的激励政策，对进口关税税率做了较大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最惠国关税的调整主要是面向部分信息技术产品，长期以来，信息技术产品的税率相对较高，导致进口信息技术产品国内卖价居高不下。此次降税涉及822项信息技术产品，大部分产品降税幅度超过50%。以装有声音重放装置的盒式磁带录音机为例（商品编码为8519 8112），最惠国税率为30%，首次降税税率为22.5%（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第二次降税税率为15%（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第三次降税税率为7.5%（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2019年7月以后税率降为0。其二，协定关税方面，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项下的部分商品，中国与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瑞士、哥斯达黎加、冰岛、韩国、新西兰、秘鲁等国的自贸协定下的商品，协定税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其三，特惠税的调整主要面向经济最不发达国家，2016年12月新增厄立特里亚和柬埔寨王国8047个税目产品，特惠税商品达到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97%，截止2016年12月，我国共对51个经济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特惠税。
海关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外贸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利好消息。同一个时间同一种商品，特惠税往往低于协定关税，协定关税又会低于最惠国关税。为了尽量降低税收成本，外贸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海关政策，结合进出口经营范围，适当开拓新的贸易市场，优先选择从特惠税国家进口，其次选择从协定关税国家（地区）进口，确实需要从最惠国关税国家（地区）进口时，则认真确定一下进口时间表，争取一个最优惠的关税税率。
五、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的综合服务功能降低外贸成本
我国跨境电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2015年交易总额达47847亿元人民币，其中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占83.1%，进口占16.9%。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人们的购买模式和消费习惯。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产物以它特有的优势，减少了贸易环节，简化了贸易流程，缩短了贸易时间、降低了贸易成本。跨境电商正在改变着传统外贸的营销方式，对贸易链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目前，我国海关已开放了跨境电商直购进口和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两种进口管理模式，企业需结合经营品类和备货能力来选择合适的通关模式；跨境电商出口现阶段主要支持B2B、B2C模式。实践表明，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开展外贸业务将会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以跨境电商出口手机到印度为例，FOB价格1000元的手机传统外贸出口销售费用为200元，但跨境电商出口销售费用为60元，跨境电商平台帮助外贸企业降低了70%的销售费用。跨境电商平台作为专门提供进出口商品交易、支付结算、配送服务、报关报检等综合服务的平台，为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节省了大量分散于不同企业不同外贸流程所导致的时间成本和流通成本。外贸企业不需要再花费大量时间与客户洽淡、与银行结算货款、与货代企业托运货物和办理报关报检等业务，而是有更多?r间专注于产品质量提升和多元化市场开发，外贸的整体效应因为跨境电商平台的综合服务而提高，外贸的总体成本也因为跨境电商平台综合服务的集约化管理而得以降低。
参考文献：
贸易成本 篇3
国际贸易物流成本低于国内的现象反思
■张瑾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据统计，截至2014年，物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仅为10%，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另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201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210万亿元，同比增长8%左右，物流业增加值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9%左右，高于同期GDP增速。然而，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依然高达17%，虽略有下降，可依然远高于发达国家不超过10%的水平。中国物流产业起步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尤其是国内贸易物流成本相对高于对外贸易物流成本的现象值得深思。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国际国内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国内贸易物流成本反而高于国际贸易物流成本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内贸易物流成本的控制及优化路径。
一、国际、国内贸易物流成本现状分析
（一）国际贸易物流成本现状
物流成本是指产品在空间移动和时间占有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货币表现。具体来说，它是指产品在包装、搬运及装卸、运输、储存和流通加工等实体运动过程中所支出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总和。对中国来说，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10%左右，在国内投资疲软、消费需求不旺的个别年份，其贡献度甚至可能接近20%左右。据统计，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其中出口2.3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3%，进口1.9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4%，已是当今的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然而，对外贸易物流成本过高却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瓶颈。据统计，在对外贸易中，物流成本占商品最终生产成本的比重，中国为20%左右，而美国仅为8.5%，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一般不超过10%，日本甚至更低。即便如此，与国内物流相比，对外贸易物流因主要采取铁路、海运运输，并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集装箱运输体系，且在产品到岸后的分销流通中会将物流环节融入相关贸易国家的物流体系中，故其物流成本相比国内物流成本来说更低一些。
（二）国内贸易物流成本现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随着国际消费市场相对萎缩，中国对外贸易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提振国内需求，将内需培育为拉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加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据统计，2014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6.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近11%。其中，人均消费额为14491元，同比增长8%。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相应产生巨大的物流市场需求。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壮大，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国内物流市场将以年均12%-16%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社会物流总额将达到18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第三方物流市场。然而，中国国内物流成本高昂的问题依然严重，乃至高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比如，一公斤货物自上海以公路运抵贵州，其物流成本为8元，而一公斤货物自上海以海运运抵美国的物流成本仅为1.5元。在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占商品总成本的比重在10%-15%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5%-25%之间。然对中国企业来说，其物流成本可能占到商品总成本的30%-40%。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物流成本占中国GDP的比重仅从18.4%降到17.8%。可见，中国国内物流成本依然高昂，成为制约国内企业竞争力、推高CPI并抑制内需扩大的重要推手。
二、国际贸易物流成本低于国内的原因
（一）以海运为主的对外贸易物流成本更低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格局中，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据统计，2014年前三季度，东部11省市的进出口总额为26987.3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7.4%；中部8省市的进出口总额为2205.6亿美元，全国占比仅为6.4%；西部12省市进出口总额仅为2432.8亿美元，全国占比仅为6%。可见，我国对外贸易中有近90%的对外外贸易额发生于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不仅人口密集，经济基础雄厚，且拥有临海沿江的港口物流优势。因为，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海运和水运的成本要比铁路和公路低得多。铁路是我国国内大宗商品物流的主要运输方式，且价格相对低廉，但自2013年以来，铁路运费两度上调1.5分每公里，涨幅分别达到13%和12%。有人估算，若将一个标准集装箱自深圳运抵上海，以海运方式将比铁路运输方式节省1000元。当前，我国很多对外贸易发生于东部沿海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其一般通过海运完成大宗原材料及产品的进出口，故与主要依赖公路和铁路的国内物流相比，价格相对更低。
（二）国内公路收费点多且高推高了物流运输成本
目前，我国物流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在于运输成本过高。据统计，在我国国内贸易的物流成本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超过50%，在纺织、化工及农产品等产业物流中，运输成本甚至占到物流成本的70%。可见，运输成本过高直接推高了国内物流成本。究其原因，除大宗原材料外及大宗商品依赖铁路运输外，国内物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路运输，且公路运输成本是传统运输方式中成本较高的运输方式。尤其是国内公路收费点多且收费较高的现象导致国内物流运输成本一直居高难下。据统计，在美国超过9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中，仅有8.8%的路段属于收费路段。在全世界14万公里的收费路段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中国有近90%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公路，公路收费里程长、收费点密集、收费额度高和公路罚款多的现状已成为国内物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障碍。从严格意义上讲，公路属于公共产品，应该无偿或以公益价格提供给消费者。然而，在我国，大部分高等级公路正在由纯公共产品蜕变成准公共产品，乃至私人产品，乃至一些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已过但依然在收费。
（三）国内物流管理落后，成本核算难度大
进入21世纪，企业通过降低生产领域成本获取竞争优势的空间越来越小，优化物流管理，降低成本，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领域。物流管理是指企业树立严格的物流成本意识，将物流成本单独核算，以成本管控物流，以优化物流供应链，降低物流成本的一种管理方法。然而，我国的物流管理与国外相比依然相对落后。一方面，物流管理体制落后。物流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复合型产业，涉及铁路、公路、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和商务、税务、土地及信息等相关部门。然而，目前，我国物流发展中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力，跨地区物流因受区域局部利益影响而衔接不畅，导致物流资源整合度不高，成本相应上升。另一方面，企业缺乏独立的物流成本核算制度。当前，我国企业尚未建立固定的物流成本核算模式和制度，现有的物流成本核算方法不够明确，缺乏科学标准的行业规范指导，操作性差，且在具体核算过程中，对物流成本核算项目及范围认识不清，对物流显性成本及隐性成本的内涵把握不到位，导致物流成本核算成为企业难题。此外，我国物流管理中还存在人才匮乏和手段落后的问题。
三、国内物流成本的控制及优化路径
（一）采取切实措施降低物流企业的公路运输成本
我国国内物流成本长期居高难下，已成为制约国内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障碍。其中，交通运输成本占到国内物流成本的一般左右，而交通运输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公路收费点高且收费额过高。对此，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树立公路等交通运输设施的公共产品意识，尤其是将高等级公路作为纯公共产品来看待。比如，缩短新建高速公路的收费年限，在公路建设成本核算的基础上，等到成本一旦收回，立即结束收费，不再将高速公路收费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盈利手段。针对交通运输中的地区分割，应当加强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降低公路使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我国许多地方政府认为，地方财政为当地的公路建设买单，外地进入本地的车辆就应当缴纳一定的道路使用费。为此，在干线公路与地方政府的入口处设立收费站。对此，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收回地方政府设置收费站的权利，将路政管理权集中收归路政管理部门。此外，还要以立法的形式严厉打击公路运输中的各种乱收费行为，切实保障各地车辆在全国等级公路上的通行权。
（二）构建标准的物流企业成本核算机制
物流企业属于生产服务企业，跟制造企业相比，其成本核算在每个环节都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的物流企业都没有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出来，没有依据行业特点构建起独立的成本核算制度体系，导致成本核算不明确，成本管控乏力，物流管理效率低下，既难以降低物流管理成本，也无法通过高效的物流管理降低国内物流成本。对此，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应当重新核定物流企业成本管理体系，重新修正《企业物流成本构成与计算》国家标准，将物流企业自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置物流成本项目，构建物流成本总账科目，并依照物流成本发生的具体部门设置二级科目，于二级科目下依照物流功能设置运输费、仓储费、装卸费、包装费、配送费和委托物流成本等三级科目。此外，物流企业还应选取恰当的成本核算模式。物流成本核算的冰山理论认为，物流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我国物流企业应当理解并明确物流的隐性成本。国家应当依据实际情况以立法的形式规定物流企业隐性成本的核算方法，明确各具体项目的核算处理方式，帮助物流企业确立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委托成本在内的物流成本核算模式。
（三）整合国内物流资源，将其纳入供应链
国内物流成本较高的原因还在于物流资源分散，整合度不够，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等严重制约了物流资源的国内整合和全国物流市场的形成。现代物流业是个设计多系统、多部门的行业，既需要整合不同的交通运输部门和物流环节，还需要交通、税务、土地和工商等不同政府部门的联动，并在此基础上将物流企业、生产企业及其他相关服务部门统一整合到供应链之中。显然，我国物流资源整合度不高，国内市场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的现状不利于全国物流市场和供应链的发展。对此，物流企业和各级政府应当树立供应链思维，将物流环节纳入社会供应链条，以供应链的优化和提升降低运输、仓储和管理成本，与生产企业构建动态合作机制，降低商品库存成本，加速物流资金流转速度，缩短物流周期，最终达到降低物流成本的目的。如，美国企业每年的物流速度为16到18次，而我国企业的年均物流速度尚不足2次。如此一来，生产等量等质产品，我供企业的物流费用将是对方的8到9倍。正是基于此点，为降低物流成本，海尔公司提出了“零运营成本”策略，既通过加速采购物流、生产物流和销售物流来降低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以提升物流与生产的供应链整合水平。
（四）培养物流专业人才，提高物流技术水平
现代物流业已从单一的运输装卸发展成为一个集运输、仓储、包装、配送和管理等为一体的综合个性生产服务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当前，我国的物流专业人才培养依然相对落后，主要表现为高端物流人才匮乏、物流专业教育大多限于职业院校、精通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管理的综合型人才缺乏。尤其是物流成本核算及管理方面的人才培养尚处于空白状态。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关键在于培养专业适用的物流管理人才。为此，要加强物流企业与高校的校企协同，推进高校与物流企业合作，促进高校依据物流行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科目和培养目标。如依据当前物流管理的实际需要，尽快设置物流成本核算专业。现代物流业还属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服务行业，其对信息化的要求也非常高。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除必须积极采用先机的技术装备外，还需不断提高物流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以数据链实现对运输、仓储和管理的信息整合，依托网络和数据库强大的信息存储、分析和整合功能，提升国内物流供应链的工作效率。此外，针对物流成本中运输费较高的问题，还应推进国内物流企业积极采用低能耗、高效率的交通运输装备。
[1]物流新闻网.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超210万亿社会物流总费用9.7万亿[E].http://www. 56lem.com/news/show-1228.html.
[2]环球网国内新闻.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E].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1/ 5491544.html.
[3]中国行业研究网.分析：2014年国内消费市场运行情况[E].http: //www.chinairn.com/print/4184058. html.
贸易成本 篇4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贸易模式和国家分工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贸易成本这一国际贸易重要影响因素完全被排斥在外。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创新,特别是国际贸易实践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贸易成本的重要性。在新近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支中,如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等,国际贸易存在贸易成本均是重要的理论假设。
目前,对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成本与国际贸易、贸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贸易成本与FDI区位选择及贸易成本与生产率这四个主题展开。其中,贸易成本的国际贸易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对贸易量及国际分工模式的影响;贸易成本的本地市场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否会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从而让本地市场效应成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主要分析贸易成本的变化如何影响跨国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效应主要着眼于贸易成本的下降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机制。
外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以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为分析对象,研究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这14个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成本的变化对他们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于掌握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贸易成本的测度
贸易成本是指除了生产商品的成本之外,获得商品所必须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批发和零售的配送成本、政策壁垒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成本、合同实施成本、汇率成本、法律法规成本及信息成本等[1]。
由于测度贸易成本存在诸多困难,国内学者往往用运输成本、贸易依存度等替代变量表示贸易成本。对于1985～2007年间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本文采用Novy(2008)所提出的贸易成本表示方法,即用关税当量值表示贸易成本,具体计算过程如以下公式:undefined其中,x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xji表示j国对i国的出口,xijxji表示双边贸易量,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可以从IMF《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上获取。xii表示i国国内贸易量,xjj表示j国国内贸易量,xiixjj表示i国与j国的国内贸易量。由于国内贸易量不能从数据库中直接获取,本文参照Wei(1996)的做法,将i国国内贸易量xii用i国总收入减去i国总出口来近似替代,j国同理。同时,由于国内生产总值中包括了服务等不可贸易品,因此,参照Anderson (1979)的做法,本文设定总收入Yi=s*GDPi, s表示可贸易品在GDP中所占份额。与Novy(2008)一样,本文中的s取值设为0.8。本文从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中获取GDP的数据。σ表示所有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通常σ>1。参照Anderson & wincoop(2004)以及Novy(2008)的做法,本文取σ=8。由于贸易成本的计算公式是一个比值,因此,出口和 GDP的数据均采用当年值,无需进行平减。
注:我国与韩国1991年之后才开展双边贸易;计算我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成本选取的时间区间为1994年至2007年。
表1即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由表1可知,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贸易成本下降更加明显。
3贸易成本与FDI区位选择
3.1 估计模型、变量的选取及数据
本文根据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构建以下模型来估计贸易成本的FDI区位选择效应:
Log(FDI)ijt=β0+β1Log(COST)ijt+β2Log(GDP)jt+β3Log(WAGE)ijt+β4Log(FDI)ij(t-1)+β5Log(IN)jt+β6Log(RD)jt+β7Log(P)jt+εit
其中,i表示FDI来源国,结合上一部分贸易成本的测算数据,本文选定的FDI主要来源国即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这十四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j表示中国,t表示年份,本文的计量时期为1985至2007。
COST即上一部分测算出的中国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
WAGE表示劳动力成本,本文用母国人均收入与东道国人均收入的比值来度量。
GDP表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本文以1985年的数据作为基期,其他年份用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IN表示东道国工业发展水平,本文即指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反映的是一国提供相关投入品与服务的能力。[2]由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第二产业,所以本文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近似度量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
东道国(中国)专利授权的数量RD表示技术外部性。因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反映了当地可供利用的专业人员及设备资源的可获取性,它一方面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认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3]
FDIij(t-1)是为了评估历史FDI的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现有的外资企业既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产业关联加速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也能通过其他途径制造循环积累效应。
P表示政策对FDI的影响,在本文中用虚拟变量来表示。众所周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十四大的召开以及2001年加入WTO是我国吸引FDI的重要拐点。考虑到政策激励的滞后效应及累积效应,本文设定1992年之前(即外商直接投资不享受政策优惠的年份)P的取值为0,并假设每一项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第一年对P的激励为0.5,对滞后期的累计激励为0.25。因此,1985～2007年政策变量P的取值如下表:
以上这些变量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BvD宏观数据库。对各个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性。
3.2 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单向前进逐步回归法(uni-direction-forwards),即将自变量一个一个引入,引入自变量的条件是偏回归平方和经检验是显著的,同时每引入一个新变量后,对已选入的变量要进行逐个检验,将不显著的变量剔除,这样保证最后所得的变量子集中的所有变量都是显著的,所得的回归方程即最佳回归方程。
3.3 实证结果
逐步回归后,本文所得的最佳回归方程如表3。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0%、5%、1%;括号里的数值为t值。
由表3可知,R2为94.7%,因此该模型能够解释FDI区位选择94.7%的原因,是一个解释力很强的模型。
贸易成本的系数为-0.841,说明贸易成本每下降1%,就可以促进FDI增长0.841%。结合前文测度的我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数据,我们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这些主要贸易伙伴为什么青睐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因为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贸易成本越来越低。
GDP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按照常理,一个国家市场规模越大,吸引的FDI越多。本回归中GDP的系数为-1.391,这表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市场规模负相关。笔者认为,这是由我国吸引FDI类型的不同造成的。目前,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垂直型,跨国企业选择在我国投资主要看重的并不是我国的市场规模,而是我国廉价的劳动力。FDI与市场规模负相关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国内市场需求远未真正激活。
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为1.110,表明FDI来源国与我国劳动力成本之间差距越大,他们越倾向于在我国进行投资。这进一步证明,我国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吸引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些来华投资的跨国企业很多是迫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跨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可以低成本生产的位置。
FDI存量的系数为正,表明前一期FDI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FDI就增加0.384个百分点,即FDI的集聚效应大于分散效应。
我国工业发展水平的系数为9.436,即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促进FDI增长9.436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工业水平的提高也是外商倾向于在我国进行投资的重要原因。
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也为正,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在政策给予外国投资企业的优惠是吸引他们在我国设厂投资的重要保证。
技术外部性(RD)由于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被排除在最佳方程之外。这一方面说明技术创新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也暗示我国吸引FDI的技术水平不高。
综上所述,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较高的工业发展水平形成了我国吸引主要贸易伙伴对华直接投资的集聚力,而贸易成本的下降则进一步增强了这一集聚力,使得近二十多年来FDI大量流入我国。当然,这些离不开政策的优惠和FDI存量的促进作用。尽管如此,我国在吸引FDI过程中,仍然存在引资水平不高、引资主要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等低层次产业等诸多问题。
4结论
我国的经验数据表明,贸易成本的下降是吸引外商选择投资我国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降低贸易成本对于提高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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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 篇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一、问题的提出
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到新古典，新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寻找贸易理论研究的新切入点。不同层面的制度对贸易流量和贸易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然而只重视制度因素的研究并不足以对贸易流量和贸易模式形成完整细致的理论分析，非制度因素，特别是信任，是相关研究所必须考虑的。不管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还是作为正式制度有效运行的影响因素，社会信任对经济绩效和经济结构等的影响已被大量经验研究所证实。但是目前很少有文献对信任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严谨的实证更是不多见。本文在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来分析信任对贸易的影响，并基于中国省际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相关文献梳理
亚当·斯密可能是最早系统关注信任和人类经济行为关系的学者。在他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的，离开这些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Trefler（1995）首次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缺失的贸易”，后来有学者将其称为“贸易余值之谜（Mystery of the Missing Trade）”，即根据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凡涅克理论），各国最优的贸易量总是比实际的贸易量要大。学者们随后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阻碍着贸易的发生呢？
对于这个问题，新古典贸易模型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社会资本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随着该理论的逐渐完善，学者们开始重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也为解释上述国际贸易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方面，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分析信任与贸易关系的文献开始出现。
Butter和Mosch（2003）的研究认为，交易成本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信任能够降低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最终有利于贸易扩大，采用25个国家1996年的信任调查数据和贸易流量实证分析信任作为特殊的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式信任、非正式信任均对双边贸易量有显著的影响。Kenneth S.Chan（2007）的研究实证检验了信任和开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Guiso,Paola和Luigi（2009）对信任与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论认为，欧洲不同国家间的信任水平存在差异，这与国家间不同的文化、宗教、种族等因素有关，信任水平的差异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等产生重要的影响。Eaton和Kortum（2002）的研究证明，如果忽略交易成本因素，国际贸易将大幅增加。McCallum(1995)and Helliwell(1998)的实证分析说明贸易主体距离、国家大小、壁垒、语言相似性、贸易政策等因素会影响贸易量。而这些文化制度的差异被认为会产生信任问题，从而增加贸易不同阶段的成本进而减少贸易量。Cary A.Deck（2010）在标准信任博弈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利益分配的公开性定价方式对信任的单独影响和交互影响。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也已经开始注意到减少信息不对称对于信任建立的作用，如Fishman和Khanna(1999)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资料证明了一个社会中双向交流的信息量对于信任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尽管也有相反的证据表明，信息流和信任有时候表现为负相关。还有学者认为，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信任机制可能还是通过闲言碎语(Merry，1984)起作用。
国内学者针对如上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王永进、盛丹（2010）的研究较有代表性，该研究集中考察社会信用在契约密集行业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通过利用1997年63个国家222个行业的数据，实证考察社会信任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在契约密集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等变量之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
三、信任和贸易：影响机制
Butter和Mosch（2003）的研究认为，交易成本是造成“缺失的贸易”的最主要原因，信任能够降低贸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并最终有利于贸易扩大。
（一）交易成本与贸易
贸易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它嵌入在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经济社会关系当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会导致贸易行为的发生，而欺诈会导致贸易行为的终止（Butter和Mosch,2003）。显然，交易成本在贸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信任又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决定贸易量的大小。因此，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带来贸易量的增加。
按照Butter和Mosch（2003）的研究，在国际贸易中，可以把交易成本定义为在追求贸易利益（所得）过程中出现的摩擦成本，主要包括交通距离、贸易障碍、关税等传统的交易成本，还包括搜寻成本、搜集产品质量的成本、控制成本、法律成本以及国际支付的成本。一个完整的贸易交易过程中大体有三个阶段：联系阶段、签订合同阶段、以及合同执行阶段，三个阶段均会产生交易成本。
在贸易的第一个阶段（联系阶段），买者和卖着均通过市场活动搜寻着他们自己需要的信息，但这种信息的获取肯定不是免费的，这时候就产生了交易成本。显然这种信息的搜寻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更为困难。由于各国有着不同的语言、交流方式、信息发布方式以及不同的商业文化，要获取完整的贸易伙伴信息，必然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在贸易的第二个阶段（签订合同阶段），潜在的交易双方倾向于开始交易，在谈判合同的过程中会产生交易成本。因为，双方要想达成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合同，避免今后产生诉讼和纠纷，可能需要对对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习惯进行了解，这必然会产生交易成本。
合同一旦签订，贸易双方需要对合同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对方违约，还需要强制执行合同，合同的监督和执行都包含着高的交易成本。监督意味着交易的一方监督另一方是否按照合同的约定在做。如果一旦发现对方违约，那么就可能进入强制执行或者诉讼。在国际贸易中，诉讼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而且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倾向于做出对本国企业更有利的判决。一旦最终进入诉讼阶段，企业的交易成本会变得非常高。
（二）信任与交易成本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较高的信任水平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组织的运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按照阿罗（1972）的说法，“实际上，所有商业交易都有信任成分在其中，当然交易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可以用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经济活动要求当事人将来的行为要在低成本高信任的环境中完成。以上三个过程所涉及的交易成本与信任是紧密联系的。在联系阶段，信任对于寻找可靠的商业机会、潜在商业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在签订合同阶段，信任直接决定着双方如何签订该合同。在最后执行阶段，信任也是决定在多大程度上监督和强制执行合同的主导因素。
四、基于中国省际信任数据的经验分析
（一）模型与数据
笔者将实证检验信任对中国国内贸易的影响。建立如下基本的计量模型：
α0为常数项，αi为待估参数向量，Xi为其他控制变量，εi为误差项。其中被解释变量为ΔIntertradei，为各省份2000—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rjgdpoi为各省份初始年份的人均GDP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是Trusti，为各省份的信任水平，本文的省际层面的信任数据来自于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研究。该研究作者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于2000年对全国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向15 000多家企业发出问卷，收回有效问卷5 000多份。调查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对象主要是一些企业和企业领导人。问卷中信任的问题设计是“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按顺序排列）？”信任度的测度根据总样本中有多少比例的人认为该地区最值得信任，从而得出第一信任、第二信任等。我们选用第一信任作为省际信任指标。
控制变量的选择：（1）市场化程度（mark），数据来自樊纲和王小鲁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地理位置因素，用东部地区哑变量（east）来控制地理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3）对外开放因素，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trade）作为度量对外开放的指标，以控制对外开放因素的影响；（4）城市化，用各省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urban）来度量城市化水平。
（二）分析结果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见表1）基本可以确认信任对国内贸易的作用。信任对国内贸易呈现出正向的影响，即使引入控制变量，这一影响仍然为正。方程（1）为仅考虑信任对国内贸易的影响，信任的系数为0.002 5，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国内贸易的增长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以下我们逐次引入控制变量，进一步考察信任在国内贸易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根据回归结果，信任的系数仍旧为正，并且均显著。另外，我们还发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信任对国内贸易的影响不断增强。
表1 信任与国内贸易的回归结果
在给定了初始发展水平的前提下，信任对国内贸易的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信任程度高的地方，国内贸易更为活跃；引入控制变量后，信任仍旧对国内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随着城市化、对外贸易而不断增强。
五、主要结论及启示
通过梳理文献，笔者认为，信任能够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对贸易造成影响。由于受信任数据的限制，本文仅仅以中国为例实证考察了信任对国内贸易的影响，但这种探索是有益的，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带来贸易的增加。在我国，信任对国内贸易的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引入控制变量后，信任仍旧对国内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本研究没有实证分析信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也是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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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62.
煤炭贸易的成本结算分析 篇6
一、煤炭贸易业的市场特点
从近几年煤炭生产以及发展的成就上来看, 煤炭业仍是我国的消耗主体, 占有相当一部分的销售主体。对于销售中的贸易资源以及各行各业的销售运用, 煤炭业发展的自身的提升等方面, 都表现出来煤炭业发展不仅要向前看, 还要针对自身企业的发展进行创新, 生产技术含量高的产品, 在保证成本效益的基础上, 进行有效的提高。煤炭贸易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贸易集中, 需求大。
随着各行各业的不断发展, 对于贸易主体的不断扩大, 煤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虽然煤炭的市场属于专业的采购性市场。都是大批量的规模较大的贸易来往, 购买者的分布较为集中, 一般来说都在水泥、发电厂化工等产业的大批量的贸易需求。因此, 大批量的固定销售人群进行沟通与合作, 对于煤炭贸易的渠道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贸易区域广、需求量较大的贸易产业。
2、物资调配的依赖性较大。
煤炭生产销售运输的交通工具较单一, 对火车的依赖性较大, 很多都需要进行长途运输。对于其他的下游企业生产也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电气业、钢铁化工等产业的需要。随着交通运输线路的增多, 各个煤炭运输统考站点的设立, 国内煤炭贸易的普及, 对企业各个销售点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 交通运输工具仍是煤炭贸易发展的影响瓶颈。
3、煤炭贸易的影响因素制约。
由于交通运输的限制, 在煤炭销售商大部分处于定点销售, 而在贸易过程中对于客户的认可度以及环境的影响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煤炭是否购买以及客户的个人因素等都是制约煤炭贸易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二、煤炭的贸易与成本结算的对比分析
由于生产分配等因素的制约, 煤炭销售的特色主力以及销售人群对于煤炭产业本身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对于煤炭企业贸易领域的发展以及对于贸易的生产的改善等都是一个良好的销售手段。贸易的多元化以及贸易手段的多样化对于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的效益的提高是明确的选择。
而相对于企业的成本结算, 不仅仅是对企业的销售成本进行核算, 还加上生产成本、管理成本、运输成本等一些相应的成本进行控制。因此, 对于企业本身所投入的成本进行综合的计算, 并针对贸易过程中对于煤炭资源的销售情况进行综合的比较, 综合的计算出企业的营销情况。因此, 煤炭业的贸易销售情况与企业的成本核算是成反比的两个不同的划分领域。
三、成本结算与销售现行出现的问题分析
由于煤炭经济发展的时效性以及地域性, 对于煤炭贸易的再进一步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而对于现行的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所需要的经济设施的物价的不断上涨, 对发展煤炭经济的同时进行的生产以及销售发展的统一化, 因此, 处理煤炭贸易与成本结算中的主要的问题如下:
1、成本的控制涉及面狭窄。
由于煤炭经营的单一化的制约, 企业在生产中以及销售中所消耗的物资及资金的流动等情况将针对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相应的控制, 而在企业的成本决算中常常忽略了企业的售后服务的消耗成本, 对于成本决算的涉及面不广泛导致成本结算控制不全面, 企业的收支状况以及销售与支出的相比较准确性等情况, 因此, 对于成本的控制以及对物资的调配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过程的消耗以及销售运输过程的消耗都是包含在企业的整体成本结算之中的, 针对企业如何对于产品的消耗量, 减轻生产的消耗费用, 保证生产的消耗降到最低, 对于产品进行二次加工, 保证在减少生产过程中减少生产工序, 减少消耗的成本, 并在销售的过程中, 加强服务性的销售方式, 并对于整体企业的销售业绩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
2、结算人员的忽略。
由于成本结算的过程中, 结算人员的忽略导致成本结算的数目不一致, 并对结算的数目以及企业整体的花销等都没有清晰的界定。因此, 对于企业的账目结算以及审计工作都是没有清楚地整理出来。对于产品的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的花销只是大概的数目, 没有制定相应的规范进行依据, 因此, 对于企业的贸易中销售所带来的收益以及相对于煤炭企业内部整体的成本核算将无法进行, 不是忽略了就是数目不清楚, 因此对于企业内部的财务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3、现行信用担保的误区。
由于现行的信用证的实施, 在煤炭贸易的过程中对于贸易的实体的进行, 对于贸易与销售之间的过程容易出现混乱, 由于信用证等一些手续不齐全以及负责等在煤炭检验上做文章等都对煤炭贸易的顺利进行制造了障碍。
由于煤炭相对都是大客户的销售商, 而且从对于采用的煤炭相对较多, 因此, 对于煤炭的经济收益有限, 对于煤炭加工销售的大多是粗加工产品, 没有对煤炭经营进行相应的提升与控制, 导致现行的煤炭经济没有进一步的扩大提升, 影响煤炭资源的效益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若要提高煤炭贸易的收益水平, 降低煤炭贸易的开支, 将收益提升, 煤炭企业内部的生产与加工以及后期的处理进行相应的调控, 提升企业的综合的融资能力。
四、针对煤炭贸易的收支的对策
煤炭贸易中若要加强在成本结算的过程中收益的提升, 不仅提升整个企业内部的综合凝聚力, 还要对企业相应的配置加强技术成本的融入, 对于煤炭的开发与创新的加强等都要对企业内部进行相应的控制。
1、改善成本结算部门的资金调控。
在企业内部的成本核算部分的计算成本核算的过程中, 对于企业内部的整体开销都要统计进去, 开销与收益进行相应的对照与管理, 对企业一段时间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配, 完善企业整体的效益。
因此, 加强成本结算的细化, 对成本结算的控制, 将成本花销的费用详细的统计进去与企业的收益进行比较, 对于一段时间的销售的纯收入是多少都会有一定的统计依据。对于成本结算的整体费用的结算流程将会有一个清晰地界定, 保证结算流程的顺畅。
2、加强结算人员的培训。
由于企业内部的整体氛围是重视对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在成本结算部门的投资较少, 因此成本结算部门的人员以及对于财务管理的相应的统计与控制还不清晰, 影响了成本整体的统计效果。加强对结算人员的结算控制, 对于成本的调控, 开展相应方面的教育培训工作, 了解成本结算新技术, 与其他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竞争等都将有一定的帮助。对于提升企业内部的整体结算成本的统计和核算等都会以清晰地评定表现出来。
3、加强产品的技术投入。
在煤炭生产与加工的过程中加强产品的二次加工的调控, 对于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相应的调控, 保证生产的技术创新能力, 因此, 对于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保证以及对于产品的加工过程中二次加工,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对于煤炭的销售应在重视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 进行相应的销售的服务控制, 对于产品的客户留一个好印象, 因此, 对于煤炭企业内部, 不仅加强内部的生产与加工的调控, 增强技术调控, 还要增强产品的销售效益, 提升新技术的知名度以达到提升产品收益效益的目的。
五、结语
对于煤炭经营贸易的相应控制, 在煤炭的结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加强煤炭生产与加工的技术性, 保证煤炭二次加工的效益性, 对于煤炭业整体的调控水平进行相应的管理, 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效益调整, 进行绩效考核销售, 重视售后跟踪服务, 提升销售部门的积极性, 保证煤炭经营收益的提高。
摘要：随着市场贸易主体的不断扩大, 贸易渠道的不断增多, 国内贸易主体的扩大增强为我国产品的生产以及销售给予了重大的竞争性要求。对于生产过程中的二次加工以及产品多样化进行销售, 煤炭公司对此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本文依据煤炭贸易方面的成本结算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煤炭生产以及煤炭的二次加工中所产生的贸易成本进行结算控制, 将煤炭的贸易业向更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煤炭贸易,成本结算,分析
参考文献
[1]、管小矿, 张绍平.通用煤炭贸易管理系统的总体设计与实现.[J]中国煤炭.2005 (08) .
[2]、创新煤炭贸易模式构建煤炭供应链条.[M]山西日报.2011.06.22.
[3]、王书伟, 世界煤炭贸易形势及对中国煤炭市场的影响.[J].中国商贸.2010 (11) .
多产品企业的贸易成本研究 篇7
1 文献综述
Bernard、Redding和Schott (2010b) 模型得出结论:贸易成本的下降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一方面, 从企业内部来看, 提高企业内部的扩展边际;另一方面, 从企业间层面来看, 提高了企业间的扩展边际, 但对企业集约边际的影响不确定。Eckel和Neary (2010) 强调在寡头垄断的情形中企业的弹性生产 (Flexible Manufacturing) 的新的多产品企业模型, 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Core Competence) 越远, 企业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就越高。同时国外学者也不断利用各国可获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验证。Bernard、Redding和Schott (2010a) 主要检验企业改变产品组合的普遍存在性和决定因素。发现产品组合的改变和企业、企业—产品的特性相关, 产品的增减表明企业内部扩展边际的改变。Bernard et al. (2010) 以RBS (2010b) 的模型为基础, 利用比利时1998~2005数据检验了企业生产率、距离和汇率代表的贸易成本与二元边际的关系, 并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是, 超过75%的产品和25%的出口价值不是出口企业自己生产的, 即所谓的“携带贸易” (Carry-Along Trade) 。Eckle et al. (2009) 利用墨西哥的数据得出Eckel和Neary (2010) 的“弹性生产”理论类似的结论。
国内验证二元边际的文献, 对微观企业数据分析较少, 也没有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进行分解。因此在多产品企业的理论指导下, 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进行分解, 将是本文分析的主要方面。
2 数据和实证研究
2.1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2003~2006年中国海关对进出口企业贸易的月度统计数据库, 利用了每个企业出口额、出口数量、出口目的地和8位数HS代码的产品统计数据, 其中出口额以美元为计算单位。另外利用了CEPII距离的数据库, 距离是各国最重要城市的距离以及PWT关于世界各国的GDP和汇率的数据库, 本文所用的GDP和汇率的数据以2005年为基期[1]。
2.2 贸易成本和出口
本文按照BRS (2010b) 中的方法, 运用引力模型来检验出口额的二元边际和各个国家间的距离的二元回归关系;再借鉴Bernard et al. (2010) 利用各国的汇率代表短期贸易成本变动对二元贸易边际影响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下面本文将对这两方面进行回归。
2.2.1 距离和二元边际检验
利用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出口数据,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两大重要城市之间的距离和GDP分别代替长期可变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 按照BRS (2010b) 模型中的方法把全部出口到国家的企业的总出口额分解为以下各个变量:
(1) 出口到国的企业数量。
(2) 出口到国的产品数量。
(3) 每个企业出口到每个国家的密度, 其中opfc为c国中实际发生了企业—产品贸易的个数。
(4) 为实际企业—产品出口到c国的平均出口量。
为了控制市场规模, 本文采用名义GDP的对数形式, 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Zc是 (1) 式中的各个分解的变量。回归结果如表1: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统计数据, CEPII距离数据库和PWT7.0数据库整理。
表1第一列显示著名的引力模型的检验结果:出口总额和目的地国家距离成负相关, 和出口目的地国的市场规模成正相关的显著关系。第二、三、四列显示的是扩展边际的分解, 和BRS (2010b) 以及Bernard et al. (2010) 的发现相同, 出口到国的企业数量和产品种类都随着国家间的长期的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增加, 但是系数很小且结果并不显著, 这表明贸易成本的下降, 扩展的边际对贸易的贡献度有限。最后一列显示了距离和实际企业—产品的平均出口量成负相关, 这代表的是集约的边际。本文回归的结果表明, 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越近, 实际企业—产品的平均出口量就越低, 符合为负且显著。
第二、三、四列的系数绝对值之和为0.27, 其加总的扩展边际解释了总出口额的扩展边际的一半以上, 这说明贸易成本的下降, 我国出口增加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集约的边际 (0.24) 来解释的。但是和BRS (2010b) 和Bernard et al. (2010) 分别对美国和智利二元边际分解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得出的结论中, 贸易成本下降时, 扩展的边际几乎解释了95%左右的出口增长。Kalina Manova和Zhiwei Zhang (2009) 得出结论, 如果忽视企业异质性, 只关注中国总的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贸易国, 则中国出口增长几乎都是得益于集约边际的增长。钱学锋, 熊平 (2010) 以及施炳展 (2010) 也得出中国出口增长主要沿着集约的边际增长的结论。这些结果表明中国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出口企业在出口产品和出口额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 而基于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的比例较小。
2.2.2 汇率和二元边际检验
汇率和市场结构、企业的市场能力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汇率在企业的决策中起着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作用。在本文的检验中, 只考虑一个简单的中国出口企业对双边汇率的变化的反应。
本文基本的差分模型为:
其中, △1nYct是 (3) 式中每年出口到c国的总的出口额xc的对数变化的分解, △1nRERct是以2005年美元汇率为基期的各国汇率的对数变化, △1nGDPct是以2005年为基期, 以美元为单位计算的各国的GDP的对数变化。回归结果如表2: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统计数据和PWT7.0数据库整理。
从表2第一列可以得出, 汇率每升值1%, 出口总额就下降0.4957%。具体来说, 出口总额的下降, 主要是由于出口成本的增加, 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导致的。第二列显示汇率每升值1%, 出口企业就减少0.3684%。同样的, 汇率的升值使出口的产品种类减少, 但是减少幅度很小, 只有0.0625个百分点。相反的, 平均出口额却随着汇率升值而增加, 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出口企业减少的幅度远大于产品出口种类较少的幅度, 使得面对新的贸易成本的增加, 生产率高且继续出口的企业更加集中出口产品, 所以平均出口额反而比汇率升值之前有所增加。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种类都是属于扩展边际, 说明短期的贸易成本主要影响的是扩展贸易边际, 而对集约贸易边际, 如平均出口额的影响较小。钱学锋 (2008) 得出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边际实现。然而, 国内外对汇率升值和出口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对贸易没有显著影响;有的发现汇率和贸易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广东课题组 (2008) 根据行业的调查数据得出人民币升值对广东的鞋业、玩具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影响较大。本文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翔实的微观企业数据, 对中国2003~2006年的出口进行了经验研究, 得出两个结论,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 中国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出口企业在出口产品和出口额单一方向上量的集约边际的扩张, 而基于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增长的扩展边际的比例较小。这对政府来说, 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和双边贸易协定等多种途径来降低出口固定成本是更为重要的贸易自由化方向。
(2) 汇率对出口有显著的负影响, 汇率作为短期的贸易成本主要影响的是扩展贸易边际, 而对集约贸易边际影响较小。我国出口企业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低, 因此我国出口企业应加大投入研发经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出口企业可抓住人民币升值的时机, 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摘要：本文利用翔实的海关贸易数据, 实证研究了2003～2006年中国的多产品企业与贸易成本的关系, 发现了两个事实特征。第一, 中国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出口企业在出口产品和出口额单一方向上量的集约边际的扩张, 而基于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的扩展边际的比例较小。第二, 汇率升值对我国出口成负相关关系, 短期的贸易成本主要影响的是扩展贸易边际, 而对集约贸易边际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多产品企业,二元边际,贸易成本
参考文献
[1]施炳展.贸易如何增长——基于广度、数量与价格的三元分解[J].南方经济, 2010 (7) .
[2]钱学峰, 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J].经济研究, 2010 (1) .
[3]Bernard, Andrew B., Stephen J.Redding and Peter K.Schott, 2010b, “Multi-Product Firm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 mimeograph.
[4]Bernard, Andrew B., Ilke Van Beveren and Hylke Vandenbussche, 2010, “Multi-Product Exporters, Carry-Along Trade and the Margins of Trade”, unpublished.
贸易成本 篇8
1 文献综述
从现有关于贸易“新常态”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贸易发展“新常态”的表现及成因。中国贸易的“新常态”不仅表现为对外贸易增速放缓,出口贸易的中低速的增长,还意味着发展贸易的比较优势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进行转变,由依托低端制造业向依靠高端生产者服务业进行转变,由依靠“政策红利”向依靠“制度红利”进行转变,由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向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转变[1]。其研究认为,在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要素比较优势的弱化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贸易的超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亦不符合我国经济的现实,进入“新常态”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2]。另一方面是侧重于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视角分析全球贸易放缓的大环境,中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注重分析贸易“新常态”的外部因素。这种外部环境因素存在阶段性分化和区域性融合的特征,各国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经济增速的分化导致了经济政策的分化,而危机后区域经济则出现新的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结构由传统以“中心—外围”结构向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及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中心循环的“双循环”模式转变[3]。
回顾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关于贸易“新常态”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角度的分析,缺乏微观方面的研究,研究的方向立足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较多,对于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关注较少且缺乏具体微观数据的支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了不同因素造成的贸易成本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同时,将微观计量分析与宏观理论相结合,以此来说明贸易“新常态”形成的内在机制。
2 出口贸易向“新常态”转型的内在机制剖析
从加入WTO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企业虽然依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力禀赋的优势快速发展了起来,但却一直维持着粗放式、低技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我国出口贸易企业长期低效率运行,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低下。在后危机时期,在外部需求不足,出口贸易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逐渐丧失,以及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不断弱化的背景下,生产率滞后的瓶颈开始凸显,贸易增速放缓便是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所产生弊端的一种表现,其内在形成机制可以由图1和图2加以解释。
如图1所示,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的一系列促进对外开放政策形成了有利于外贸发展的“政策红利”,而外部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了旺盛的外部需求,内外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大大降低了该时期内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外贸企业依靠国家的政策扶持,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固定成本便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开展外贸业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不断开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而劳动力市场旺盛的供给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使得加工贸易企业可以以较低的生产成本进行生产和销售,从而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随着外贸产业的发展和各生产厂商规模的扩大,外贸企业开始进入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而伴随这种过程的产业集中和产业集聚最终又形成了外部经济,进一步降低了厂商的生产成本。在较低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综合作用下,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迅速成长起来,虽然这一阶段外贸厂商的产品附加值较低,但依托国内外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低成本,凭借薄利多销,我国的出口贸易并没有受到生产率水平的限制,换言之,低生产成本和低贸易成本的优势弥补了低生产率和低附加值的劣势。
图1的外贸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优势必须能够弥补低生产率所造成的劣势。二是外部需求必须十分充足,从而使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得以持续。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超高速增长的基础,其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一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外部需求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减弱的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更增加了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要素价格均等化过程使得我国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不断提高,厂商的生产成本逐年攀升,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成本优势不可能无限扩大,它会随着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不断成熟而逐渐减弱,而厂商和产业规模的臃肿也减慢了技术更新的速度,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无法及时更新生产线,依旧需要依靠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高生产成本和低附加值的生产模式大大压低了厂商的利润,而外部需求的不足使得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无法持续,此时低生产率的瓶颈便凸显出来。在高贸易成本的作用下,大量低生产率企业的利润根本无法维持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成本,从而大量的外贸企业便纷纷退出国际市场,这便造成了2008年之后我国贸易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在危机前的阶段,由于外贸发展初期对于劳动力需求旺盛,而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升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该阶段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后危机时期内,由于外需的不足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后,进一步提高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会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消极影响。而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形成规模经济,在规模报酬递减过程开始之前,其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厂商的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其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应存在积极影响。为了验证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运用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于以上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2003年至2007年和2008年至2013年两个时间段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了验证出口贸易向“新常态”转型的机理,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于行业的出口数据、行业的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设定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企业出口交货值(ex)作为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l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和行业的平均工资(wage)作为被解释变量;εit为误差项;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
其中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lp),本文采取行业的总产值除以行业的从业人数来表示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替代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越大,代表企业规模越大,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并进行了季节调整。
3.2 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基于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面板的固定效用和面板的随机效用三种不同的方法对于方程(1)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为表1,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表示2003年至2007年和2008年至2013年两个不同的时间段,以此来区分和比较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两个经济时期的贸易状况。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静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可能会由于内生性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出现有偏和非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GMM方法(广义矩估计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选取inv的一期滞后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表2。由表1固定效应模型和表2进行比较可知,除了模型(1)的lp和wage的显著性增加之外,回归结果基本相同。
由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行业的平均工资与出口贸易呈正向相关关系,观察其显著性发现,在GMM和混合回归的PCSE方法下其影响显著,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用模型中不显著。综合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出口贸易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观察模型(2),可以看出以四种方法计算的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这说明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这种结果基本符合理论分析的预期。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时期,中国正处于外贸发展的黄金期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国的“政策红利”等因素形成的开放效应极大的促进了出口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从而形成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而经济危机前中国的平均工资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平均工资的上升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开放城市转移,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所以金融危机前的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对于出口贸易不但不会存在明显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外部需求的不足使传统上以“量”取胜的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不断增强,加工贸易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国内的许多出口企业在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方面仍然落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性依然很强,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更加剧了这些企业的倒闭,从而使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对于出口贸易呈现出很强的负面效应。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8年后贸易的减速,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存在密切的联系。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由表1和表2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四种方法下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均为正值且具有较好的显著性。这说明,企业规模在经济危机前后对于出口贸易都存在积极影响。一方面,行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对于由封闭到不断开放发展的中国来说,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企业较多,企业的规模经济对于出口贸易存在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较大规模的企业更容易对于市场形成垄断,在经济危机到来而导致外需不足的前提下,其竞争力较强,抵御危机的能力也较强,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证明了,行业企业规模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规模经济所主导的外贸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贸易之路。
观察表1和表2中平均劳动生产率(lp)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1)的回归结果均为负值且在GMM和PCSE方法下显著。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PCSE和面板的固定效用下为正值,面板的随机效用和GMM下为负,且均不显著。回归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前,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出现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后的时期内,劳动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这种结果与经典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并不相符。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由于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应高于非出口企业,由此企业平均生产率与出口贸易应该存在正向关系。近年来李春顶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出口企业比内销企业存在更低的生产率的现象[4]。对于以上现象,本文认为生产率对于出口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的情况,是由于经济结构和贸易方式不合理所造成的。
2008年之前,中国出口贸易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劳动力禀赋优势和国家政策的扶持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同时,在良好的国家经济环境、稳定的外部需求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较低,但却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壮大,不断占领市场,其竞争力甚至强于技术型的企业。李春顶、戴觅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剔除加工贸易企业后“生产率悖论”消失[5,6]。2008年之后虽然外部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缺乏技术创新的国内大型出口企业依然凭借着规模经济的优势占领着国际市场,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依然不显著,由上文对于企业规模的分析也可以很好的佐证这一点。
4 简要结论及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打断了全球贸易“大稳定”的繁荣进程,中国的出口贸易开始由超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变,出口贸易的“新常态”作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一个侧面,正逐渐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3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面板的固定效用、面板的随机效用以及广义据估计(GMM)等方法对于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向贸易“新常态”转变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前,劳动力成本即平均工资的提高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正向的,这种正向影响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当时良好的外需环境与外贸起步阶段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发展需求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后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断突出。外部需求的不足、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消失、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等因素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劳动力成本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逐渐开始凸显。贸易“新常态”既是对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的一种反应,也是对于经济新形势所提出要求的一种调整。
第二,企业的规模经济是促进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规模经济的弱化是形成贸易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前后,企业规模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统治力较强,同时也拥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企业的创新和技术升级成为企业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经济优势也将不断的弱化,而规模较大的企业在转型中的难度也较大,贸易的中低速增长正是我国经济转型阶段,贸易发展与转型过程的写照。
第三,企业平均生产率的提高是贸易“新常态”下推动出口贸易增长的新动力。平均生产率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这种状况是贸易的超高速增长的特殊时期内,中国过度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的结果。粗放型低技术,重“量”而轻“质”的贸易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但随着国家经济环境的改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政策红利不断消失,中国的出口贸易必然要顺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不断追求对于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弱化,传统的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加工贸易企业将很难生存下去。优质的高生产率企业,更为合理的贸易结构才是贸易“新常态”的未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贸易的中低速增长也是对于不重效率的贸易方式和不合理的贸易结构的反映。
贸易企业如何降低经营成本及费用 篇9
目前, 贸易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依靠经营规模的扩大和销售额的持续增长, 企业经营成本较高, 利润较低, 在产品的采购和生产环节, 由于技术或经济的限制, 所加工的产品增值程度较低, 主要是通过买卖的差价来获取营业利润, 成本费用在企业的销售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 实际盈利较低。再者, 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获取较高的规模效益, 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 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大大增加。
其次, 贸易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不健全, 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 没能加强对企业的成本费用的控制。企业的物流管理制度不完善, 信息化程度较低, 物流的速度缓慢, 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再者, 贸易企业的存货管理不当, 存货占有较大比重, 影响了资金的周转。
最后, 贸易企业由于投资主体国与经营国的管理机制的不同, 可能会造成经营决策的失误, 增加了企业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营损失。再者, 贸易企业中员工流动较多, 不仅增加了劳动力成本, 也可能增加招聘广告费用, 导致较高的日常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 增加了企业经营的各项成本和费用。
二、贸易企业降低经营成本及费用的方法和措施
(一) 创新成本效益理念, 增强员工的成本效益意识
在贸易企业的经营中, 首先要创新企业的成本管理理念, 认识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费用, 不仅有利于节省企业的开支, 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将成本与费用的控制理念由传统的节省、节约, 发展为现代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整体提高的观念。同时, 由于贸易企业的特殊性, 贸易企业的成本和费用主要是企业员工为经营、管理活动所产生。贸易企业在降低其经营成本和费用时, 应动员全体员工参与, 要求全体员工树立成本效益的观念, 将成本效益观念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再者, 明确各部门人员的成本效益的职责, 将成本效益与员工的绩效考核挂钩, 增强员工的责任感, 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费用, 促进贸易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 建立健全企业的管理制度, 优化企业的作业流程
贸易企业在成本管理中, 应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和市场经济的情况, 不断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 特别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加强对企业的成本核算和管理, 将成本控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
由于贸易企业的成本主要产生于采购、流转、管理和销售等业务环节, 因此, 贸易企业可以通过对管理流程和业务流程进行梳理, 对各个环节的成本动因进行分析, 找出成本控制的环节和方法, 为企业全过程成本控制提供便利。再者, 通过对业务流程的优化, 可以提高企业整体价值链的运作效率, 在全过程的成本控制中, 实现企业整体价值链效益的提高。
(三)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加强企业的资金管理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 都可能对企业的成本费用产生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的内部控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市场需求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多, 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企业在日常的经营中, 要根据企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对企业成本费用控制的风险信息进行收集, 建立一套操作性强、权威性高和相对独立性的风险评估机制, 增强企业运行的预见性。
再者, 不少贸易企业是国际合作经营, 资金的流动量较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加。贸易企业可以选择共通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国际惯例, 建立一套科学的经营监管机制, 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保障企业资产的安全。同时, 贸易企业的销售额是企业资产的回收方式, 企业应做好应收账款的管理工作, 防止坏账对企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应收账款的管理中, 贸易企业应对往来客户的资信情况进行调查, 建立客户档案, 合理确定赊销额度, 避免呆帐损失;避免随意决定赊销额度, 我们不仅要对未来的风险进行分析还要对风险的信号进行监测。如果企业财务状况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 如存货激增、销售下降、成本上升等要密切关注, 弄清情况及时向企业有关部门反映, 以便采取措施, 防止严重后果的出现。一般而言, 对国内的客户可以采取款到发货和限期结算等方法, 加快资金的回收。在进出口业务中, 可采取信用证方式, 通过银行的承兑, 保证企业应收账款的结算和回收。
(四) 降低物流成本
贸易企业的产品销售与物流环节密不可分, 因此, 降低物流环节的成本和费用, 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费用。首先, 应健全企业的物流管理体制, 以现代化的物流管理理念来指导企业的物流管理工作, 健全企业的成本核算制度, 以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方法, 正确掌握企业的物流成本和费用, 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再者, 企业要是实现效率化配送。对货物的运输路线和配送方法进行分析, 选择最佳的运输路线和配送方法, 避免迂回运输和交错送货, 提高企业的配送效率。在配送时间上, 应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 将不同数量和不同种类的货物集合起来, 实现企业的高效配送。
(五) 加强存货管理, 努力扩大销售
贸易企业的存货在全部资产中占有重要比重, 其资金回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商品的销售, 如果贸易企业的商品没能快速、及时销售出去, 就会导致存货的积压, 增加存货成本和仓储成本。反之, 如果贸易企业的销售额不断增加, 减少存货的数量, 加速企业资金的流通, 不仅能减少存货成本, 还能减少仓储成本和管理成本, 因此, 贸易企业应努力扩大销售额, 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费用。
同时, 应正确处理退货的问题。贸易企业在进货之前, 应对商品的市场需求情况进行分析, 减少商品滞销, 对销售不佳的商品要采取各种促销手段及时推出, 对于季节性的产品或新产品, 必须进行销售预测, 在科学分析的前提下, 制定企业的生产量, 将退货问题降到最低。
(六)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实行网络贸易和电子支付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共享, 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对企业经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对企业的全过程经营进行控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网络贸易成为贸易企业经营的重要方式。网络贸易无需贸易中介的参与, 交易各方只需要支付相应的管理费用和网络通信费用, 就能够实现企业信息的交换、存储和处理, 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再者, 网上交易的便捷性, 可以加快贸易企业资金的回收, 加速企业资金的周转,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三、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贸易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必须不断降低其经营成本和费用。目前, 贸易企业在成本和费用控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影响了贸易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贸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首先应创新成本效益理念, 增强员工的成本效益意识, 建立健全企业的管理制度, 优化企业的作业流程。其次,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加强企业的资金管理。再次, 降低物流成本, 加强存货管理, 努力扩大销售。最后,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实行网络贸易和电子支付, 不断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费用, 促进贸易企业的健康发展。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贸易企业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 贸易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不断降低其经营成本和费用, 促进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从当前贸易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 探讨如何降低其经营成本及费用, 以促进贸易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贸易企业,成本,费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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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成本 篇10
电子商务通常是指是在世界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或服务器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见面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商业运营模式。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2.6万亿元,同比增长30%。其中,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2.09万亿元,进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5125亿元。
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如产品改良费用、国外市场信息搜寻费用、建立营销渠道等,且这些成本大多是沉没成本,即企业退出某一出口市场时,不能回收原来支付的进入成本,若企业再次进入该出口市场,则需要重新支付进入成本。这种成本构成企业进入特定市场的壁垒,同时也是影响企业退出特定市场的重要因素。在考虑退出某特定市场之前,企业必须考虑已投入且重新进入时需要再次投入的沉没成本。“滞后”可以解释为一种状态依赖或持续性。外贸领域对滞后现象的解释大多与沉没成本联系起来,企业的出口呈现明显的依赖状态。
信息搜寻成本是指为找到某物品市场最低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各种风险的总和。信息搜寻成本的概念起源于对消费者商品购买行为的研究,由于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努力寻找在不同地域或商店出售的同质商品价格信息,以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信息搜寻行为无疑会帮助消费者做出比较理想的购买决策。在国际市场上,如果出口商不能很好地通过市场机制全面高效地获取需求变化情况,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市场信息传递的不通畅,匹配低效率。
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有很多,本文试图从沉没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角度,分析电子商务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文献涉及沉没成本和搜寻成本两方面。关于沉没成本,经济学家有很多解释,大多与固定成本的概念联系起来。Baumol和Willing(1981)的研究揭示,固定成本不随产出的变化而变化,但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而沉没成本并不会随生产的停止而消失。泰勒尔(1988)认为,固定成本只有在短期内才是沉没的,而沉没成本可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创造收益流,但却永远不能加以回收。Mata(1991)将沉没成本定义为:不可撤消的用于某一特殊用途,且退出时不可回收的企业成本。具体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时的沉没成本,Baldwin与Krugman(1989)界定较为流行,将沉没成本解释为企业进入特定市场“进入成本”与其继续留在该市场的“维持成本”之间的差额。他们指出,对网络营销及商誉的投资就是典型的进入成本。有些学者强调了在解释贸易量方面沉没成本的重要性。Baldwin(1989)研究发现沉没成本可以解释贸易流量方面的变化。Irwin(1998)研究发现历史的贸易模式在决定当前的贸易模式方面起重要作用。Tybout和Roberts(1997)使用公司层面的数据,认为沉没成本有助于解释哥伦比亚公司每年的出口量。Freund(2000)研究发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具有高度持久性,这很可能归因于沉没成本。还有些学者以搜寻成本为切入口,分析买卖双方不完全信息的程度及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效应。Rauch(1996)提出了一种贸易理论,解释了通过互联网,出口商可以搜索到与其最佳匹配,从而扩大其出口市场。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在建立贸易关系时,家族关系和亚洲商业集团的重要性。Rauch(1999)研究发现贸易联系,如殖民关系或共同语言,在解释贸易模式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古诺竞争模型中,以沉没成本、信息搜寻成本为切入口,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假设有n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m个企业生产同质的产品。市场符合古诺模型,福利的增加来自于贸易中引入了竞争机制(Brander and Krugman,1983)。假设一家企业要进入特定市场需要付出一定的沉没成本,这些成本包括搜寻市场信息、登广告、建立分销网络等,所有这些投资到国外的成本一般不可回收。
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市场为完全信息,每个国家总效用公式如下:
N代表竞争市场的消费量,Q代表垄断市场的消费量,K是常数。
每个国家的不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可表示如下:
P代表价格,初始市场是分割的。
每个企业出口函数公式里有个常数项,边际成本C,固定成本F随着出口不同国家距离远近的不同而变化。由于获得距离越远的国家市场信息成本较高,固定成本也就越高;随着距离的增加,运输成本t也随之增加。考虑到以上这些条件,可以求出企业的最优出口量。假设企业把产品出口到某一市场,利用企业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求出均衡出口流量。
其中,q*代表其他企业的产量,β代表折扣因子,qij表示i国出口到j国的商品数量,可以求得企业的最优出口量为:
公式(2)带入公式(1)得:
由于出口存在固定成本,只有贸易的利润超过固定成本,出口才是值得的。
利润是否超过固定成本,取决于固定成本、运输成本、国外市场和竞争者的数量。
第二阶段,出口量和第一阶段相同,公式如下:
另外,除了沉没成本,企业的自身情况也会影响贸易量。一家企业一旦付出了固定成本,就一直会留在这个市场。对于一家企业而言,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进入这个市场也许都不是最优的。
(二)贸易流量随着电子商务发展的变化情况
对于以上关于固定成本和不完全信息市场的分析,可以推导出以下三个假设:
1. 由于相邻国家的固定成本和运输成本都较低,两个国家的企业更愿意出口,较低的固定成本导致了出口量的增加,较低的运输成本增加了利润,这些都会导致出口量的增加。
2. 企业更愿意出口到更大的市场,这意味着K值比较大。
3. 两阶段模型中,历史是很重要的因素,同一家出口商在两个阶段中都会出口。
图1显示某个市场看起来更像不完全信息市场,生产者把产品出口到某些国外市场,对于某些国家不出口商品。生产者更倾向于把产品卖给邻国市场或者更大的市场。除了拥有进入市场所需的固定成本,企业还要在这个市场有一定的控制力,并且价格随着出口国家的不同而变化。
电子商务把全球的供给与需求联系起来,使市场不再是分割的。
不完全竞争市场的需求关系如下:
假设使用电子商务平台的所有企业都在这个市场竞争,生产根据需求调整。每个企业根据世界需求确定出口量,公式如下:
其中,q*代表市场上其他企业的总供给量;t*代表企业的平均运输成本;i国出口到j国的商品数量如下:
代表j国的相对收入,mqi代表i国对世界的总出口量。j国进口的市场份额如图2所示,该国在市场上的价格较低,所有进口国家都受益。出口国通过进入新的市场和降低固定成本而获益。值得注意的是,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将不再是重要因素。出口仅仅是出口商和进口商相对规模的函数。然而市场中每个卖家都想降低成本。例如:每家企业列出一份运输成本清单,提供运输到不同市场的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j国从i国进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个国家距离的远近。按照不完全信息和沉没成本理论,只要各个国家沉没成本区别不大,来自不同国家的供应商本应该进入某个更大的市场,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所有出口商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会进入新的市场。即使距离主要影响固定成本,电子商务技术也会降低距离对贸易的影响。
图3代表电子商务对距离和贸易产生的影响。实线代表了距离和贸易的初始关系,其他条件不变的话,随着两国之间距离的增加,贸易额将下降。运输成本变得越重要,线的斜率变得更陡,说明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很大。由于电子商务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使得距离不再是主要影响因素,表明电子商务会降低距离对贸易的影响。
四、结论
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从总体来看,贸易量随着使用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数量的增加而扩大。2.电子商务技术的应用,将减少滞后影响,只要相对收入和生产不变,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贸易量是相同的。3.一个国家以前只向几个国家出口产品,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后,出口市场增多。4.假设贸易仅受距离因素影响,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将降低。如果贸易受运输成本、距离影响,电子商务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将是不确定的。
同时,电子商务也会增加社会福利。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意味着世界商品价格将会下降并趋同。另外,没有特定市场的沉没成本,竞争更加激烈,所以价格必须是较低的。过去出口到许多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减少,因为他们现在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同样,之前只从几个市场进口的国家,由于现在的价格更低,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世界价格比个别国家的价格低,世界市场的收益将大于损失。
摘要：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在不完全信息古诺模型条件下,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贸易量随着使用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数量的增加而扩大。电子商务技术的应用,将减少滞后影响,只要相对收入和生产不变,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贸易量是相同的。假设贸易仅受距离因素影响,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将降低,如果贸易受运输成本、距离的影响,电子商务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关键词：沉没成本,信息搜寻成本,贸易流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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