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贸易（共6篇）
农村贸易 篇1
一、贸易自由化和贫困的涵义
(一)贸易自由化的涵义
所谓贸易自由化最初是指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趋势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反映。现在人们所说的贸易自由化是指世贸组织各成员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在货物、服务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要逐步实现自由化,即各成员方保证履行世贸组织负责实施管理的乌拉圭回合和以后世贸组织成员达成的协议与协定,逐步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扩大货物、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方面的准入度。
(二)贫困的涵义
贫困相对于富足,类似于贫穷。因为贫穷而生活窘困,称之为贫困。它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贫困也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现象,其主要根源是物质生活条件缺乏与精神生活没有或缺乏出路。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贫困其实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现象。说它复杂,是因为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有关贫困的涵义及其衡量标准的确定,贫困话题还在学者中间仍然争论不休,而且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复杂化。
二、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村贫困的关系
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对我国农村脱贫也兼具正反两种效应。
目前,全球发展中国家有近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我国农村人口数量也占到全国人口数的70%。从贸易自由化对摆脱我国农村贫困来看,其总体影响是利大于弊。平均来说,中国农民会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贸易自由化会带来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这会刺激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生产更多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逐步加快经济增长,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使其尽快摆脱贫困。
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的农民生产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贫困农户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以及产出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化程度。由于我国东南部沿海各省农业生产结构更趋向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如园艺作物、畜牧业及水产品生产等,贸易自由化对其的影响是正的。而在我国一些欠发达的西北、东北与中部地区,由于多生产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农作物,而这些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最没有比较优势,所以,贸易自由化对其的影响多是负的。同富裕地区的农民相比,贫困地区的农民所拥有的资源和人力资本较少(包括银行信贷),他们也很难从生产那些贸易自由化冲击的作物转向那些在自由贸易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生产。这些贫困地区农民必然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冲击,甚至有些农民受害更为严重。
三、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
为履行各国政府为战胜贫困于2000年一起对联合国许下的千禧减贫承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夕———2001年5月,党中央就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纲要》的序言中写到:“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更是欲努力通过参与全球贸易自由化来加快减贫速度。
自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每年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76万人,减贫速度明显加快,并且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显著增加。2002年到2007年,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05元增加到2278元,5年年均增长9.04%,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7.47%的增幅。这些成绩与贸易自由化有重要的关系。
从总体来说,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贸易自由化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即促进了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这使一大部分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进而也使农村人均资源情况有一定改善,而且,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以后,形成了一定的资源来更好地帮助农业,使农村贫困的情况自然得以改善。从长远看,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提高整体农民的收入。随着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结构的改善,随着农业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业门转移,从长远上分析,农民的收入增长在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要高于基准方案下的农民收人的增长,能使更多的贫困农户尽快脱贫。
四、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对策
(一)应建立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参与制度
为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八亿农民的利益,应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财政分配决策投票权,以及享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权。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的对农民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局面。
(二)应支持广大农户多元化的创收活动
为防止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强迫农户从事政府不能提供市场保障的生产经营活动,应支持广大农户多元化的创收活动,以降低市场风险,提高收入。例如,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东坝镇开展蚕桑多元化种植示范,开发桑枝产业,使镇蚕业步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发展轨道,促进了产业健康稳定发展,提高蚕桑产业附加值,增加了贸易额,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又如,哈尔滨市南岗区积极吸纳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鼓励农民参股、入股,以每年67%的递增速度安置农民就业,促进了农民增收。
(三)应改革和完善农村的金融服务市场
多元化的生产活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贫困农户目前很少从正规渠道获得资金的支持。资金的来源主要以私人借贷和高利贷为主。所以,应鼓励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和新的信贷机制的创新,容许民间借贷并使其合法化。实行有利于改善穷人持续地获得金融服务的信贷政策。
(四)应增加对农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投入
多元化的生产活动需要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支持,而贫困农户目前也很少从正规渠道获得科学技术支持,技术主要使用祖辈传下来的传统技术,很少和现代实用技术结合。所以,应改善对贫困农户的科技知识的推广服务。努力提高我国农民的科技知识水平,进而提高提高我国农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乃至获取全球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和广大农民使用先进技术的能力。
(五)应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为确保农户的多元化创收活动,还应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民生活居住和生产贸易条件。对那些具有竞争性、盈利性,主要依托的基础设施,应加大建设力度。应在全国农村人口聚集较多的乡镇和较大的行政村实现“七通”,既能通公用电话和长话自动网,通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通广播网,通邮政网,通电力(网),通自来水或清洁水,通路(公路或乡村道路)。
(六)应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和向城市迁移
研究表明,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增0.50-0.85%;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农民进城务工和向城市迁移是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供农民公共服务的根本途径。所以,应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和向城市迁移。
参考文献
[1]范小建.我国扶贫开发成就是对世界巨大贡献[EB/OL].中国政府网,2009-09-28
[2]陈春华,刘仕俊.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变迁[J].商业时代,2009(4)
[3]陈智广.WTO与农业产业化——论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EB/OL].http://paper.dic123.com/paper_58834621/
农村贸易 篇2
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摘要：
随着近年来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绿色壁垒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极具不平等性，尤其是对我国外贸的影响，致使我国创外汇较高的几个行业在国际贸易中因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制约而面临的严峻考验，如何应对绿色壁垒，促进出口贸易，是我国贸易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界定了绿色壁垒的涵义，分析了绿色壁垒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措施。
关键词：国际贸易；绿色；贸易壁垒；影响；对策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各国贸易空前开放，加上一些贸易条约、协定和贸易组织的影响，贸易中关税壁垒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在传统的关税壁垒起不到较好作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生产与经济发展，绿色壁垒作为一种新兴的、隐蔽的、灵活多变的非关税壁垒贸易措施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我国环境破坏已经危机到外贸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绿色贸易壁垒极大的影响着我国的外贸出口，如何跨越国际贸易领域中绿色贸易壁垒这个障碍，确保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发展，须探讨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减少以所谓的绿色环保为借口的绿色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影响。
一、绿色壁垒的涵义。
绿色壁垒又称环境贸易壁垒，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其理由是为了“保护”海豚的生存，自此后许多国家开始仿效。绿色壁垒是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所制定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的环保标准,如制定相关的条例法规，也可以是较高的技术限制，或者是繁琐的海关检验、审批程序等，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以达到贸易保护目的。
二、产生背景。
国际上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最初是在关贸总协定时达成的决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将“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须的措施” 和“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列为自由贸易原则的一般例外规定。由于全球各国不同的环境标准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导致了环境与贸易间的矛盾。环境与贸易矛盾在社会分工产生与交换活动伊始便存在，表现为具有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且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中被激化起来。各国为环保执行的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环境贸易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甚。
三、绿色壁垒特征。
（1）表现内容的合理性和表现形式的合法性；
（2）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实施中的传递性；
（3）保护方式的隐蔽性；
（4）实施效果的歧视性。
四、绿色壁垒的主要形式。
绿色壁垒的形式多种多样，且极富变化性，有关国家可根据本国经济结构、产业特征或是国际经济面临的突发性事件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绿色壁垒以保护本国贸易。绿色壁垒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绿色关税与市场准入。
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环境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其产品的进口，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的做法。比如美国就对石油销售征收环境进口附加税，使进口石油比国内同类产品每桶多缴纳几美分的附加税。这种做法对保护国内环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使生产商在控制成本的驱使下尽可能地少用进口产品。
（二）、绿色包装和标签规定。
一些国家对在本国市场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进行规定，包括包装材质、包装方式、包装上的文字说明，另外还有绿色标签条例。进口商品必须符合这些规定才能进口，但这些规定无疑会增加进口商品成本，削弱其竞争力。美国从1999年开始禁止中国将未经处理的木质包装输往美国，他们认为未经薰蒸处理的木质包装会将天牛带到美国危害森林。许多国家对包装上的文字说明也有要求，如法国要求进口商品包装的说明文字必须是法文。所谓的绿色标签规定是进口商品的“绿色通行证”，它是一种印刷在商品或其包装上的图形或标志，是由进口国的相关管理部门按严格环境标准审批并颁发给制造商的，如果进口商品上无此标志则不予进口，如德国的“蓝色天使”、印度的“生态标志制度”等。
（三）绿色技术标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研发生产方面投入较大，科技水平较高，所以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制定极其苛刻的技术标准，进口商品的生产过程没有达到该标准就会被限制进口或是禁止进口，而这些技术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较难达到，或者会增加其生产成本，这就给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带来一定的困难。早在1990年美国就利用绿色技术标准与墨西哥产生过贸易纠纷：当年10月，美国政府借口墨西哥在捕捞金枪鱼的过程中没有实行保护海豚的作业规范，下令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事实上，美国这种做法是毫无根据的且有些霸道，如果美国的这种做法能成立的话，那么任何国家就都能随便找一个理由、立一个法限制其他国家商品进口，国际贸易秩序也就乱了套。所以绿色技术标准实际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幌子。
（四）、绿色卫生检验制度。
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全球性疾病的蔓延和贸易战的加剧，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进口商品的卫生检验，一些国家借口卫生检验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些国家要求进行检验的商品越来越多，检验标准也越来越严，不仅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检验成本，而且限制了一些国家的商品进入。比如早期对于农副产品主要是检验六六
六、滴滴涕的残留，现在则要求检验放射性污染、多氯联苯和二恶英等，且残留物不得超过百万分之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对花生及其制品进行黄曲霉素检验，对化妆品进行铅、砷等元素检验，对玩具、陶瓷制品进行铅、汞含量检验，对肉类进行荷尔蒙技术检验，等等。这几年国际上又发现鸡肉中残留二恶英，再加上疯牛病、禽流感、H1N1病毒的全球性蔓延，因而各国都加强了对进口肉类的检验，甚至禁止进口病源国的肉类。
（五）、环境成本和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口保护资源和环境，认为有必要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在成本之内，即环境成本内在化。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一些中小企业自身无力承担环境治理的费用，于是形成高环境标准产品生产企业的不公平竞争。而一旦发展中国家政府给予这些生产绿色产品的中小企业环境补贴或优惠贷款的话，发达国家则会以此为名对其征收反补贴税。而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通过跨国公司将一些高污染产品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使发展中国家商品的环境成本提高，削弱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六）、环境贸易制裁。
环境贸易制裁指对违反国际环保、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保护公约等，而导致环境污染、野生动植物多样性缺失的行为所采取的一种贸易制裁措施。
五、环境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一）、对我国产品出口市场的影响。
我国外贸出口市场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出口份额约占80%，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是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委员会成员，现已从环保立法阶段转向了环保执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技术标准比较高，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苛刻的环境标准，这将使我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面临着缩小的危险。
（二）、对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
国际上针对工业品贸易、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品和投资等提出了环境方面的规范，而这些贸易为我国外贸中比重较大的出口贸易，若发达国家对这些类的产品进口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其产生的环境贸易壁垒，将严重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
（三）、对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和企业效益的影响。
环境贸易壁垒的制定影响着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乃至报废处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要求其过程为无公害、无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我国企业缺乏资金，环保技术落后，为了达到进口国家的环境标准，不得不增加有关环保的检验、测试、认证和签订等手续并支付相关费用，还需对产品外观装潢、出口标签和商品广告做大幅度的调整，这势必将增加出口产品的各种中间费用及附加费，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使出口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四）、对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的影响。
发达国家以环保为名而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由此引发的双边与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其中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抵制来自于区域以外的产品案例甚多，这样便形成了只有发达国家存在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自由贸易区，使我国无法介入。
（五）、实例。
1、包装行业。
2006年1月开始执行的“环境包装制品的回收率要达到85％以上”这条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包装行业冲击很大。我国的一次性餐具因没有“绿色标准”而被禁止出口欧美市场，许多商品出口欧美还要支付高额的包装废弃物处理费用等。
2、家电行业。
国际贸易中我国家电产品进口关税被削减，国内产品的价格优势降低，国外品牌在质量上的优势添补了价格上的差异，从而对我国家电产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受环境贸易壁垒影响，上海2006年8月份小家电出口欧盟呈明显下降趋势，在欧盟实施《废旧电子电气设备回收指令》后，上海小家电出口量降低到当年的最低水平。又如欧盟实施的《生态设计指令》的技术壁垒，进而对电气电子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到回收利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突出了严格的环保要求，这也将对我国相关产品出口构成较大的影响。
3、纺织服装工业。
纺织服装工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性产业，也是外向依存度较高的行业，我国加入WTO后，该行业受惠较大，但受环境贸易壁垒的影响，我国纺织行业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据案例了解，因服装没有达到生态纺织品标准而被处以罚款或被迫回销等情况常有发生。例如欧盟有关国家通过的OKO－TES100纺织品环保标准，就对进口服装的甲醛、重金属、防腐剂等100多种有害物质含量进行限制，这些规定对中国服装出口形成了技术性的环境贸易壁垒。
4、农业。
我国是农业大国，受环境贸易壁垒影响较大的也是农业，我国农产品出口现存问题很多，主要是国内动植物疫情、农畜药残留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涉及到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技术贸易壁垒有40多项，其中涉及出口问题的有17项，80％的出口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农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政府实施了“肯定列表制”后，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量大幅下滑，因该项检测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的制度涵盖了302种食品、799种农业化学品以及54 782个限量标准。而各项标准大约是现行全部规定的3-5倍，且限量指标更为严格。这份名单涵盖了大部分我国的输日农产品。
5、化学工业。
国际贸易中对化学工业中的化学产品与医药产品的出口有较严格的规定，此类产品的出口主要受到对危险化学品分类管理、严格的化学品管理、对进口新化学品的管理、对农药的管理、对合成洗涤剂的管理等规定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很早就开始限制和禁止中草药的进口，进口药品到美国必须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查，而我国国内单项品种能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检查的生产厂家仅有20多个企业，直接影响了该行业产品出口。
6、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际贸易中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经济发展，因环境问题是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也只有在其中方可解决；二是经济发展过程必须考虑到来自环境与生态资源的支持与发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是在于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只有良好的贸易和环境政策才可促使环境资源有效的配置，使环境与贸易互惠互利。
六、我国应对绿色壁垒的措施。
从以上几点看来，绿色壁垒一般都是打着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幌子，实施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且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歧视性。它还会抓住消费者的心理，人为引导消费者对技术标准相对较低或生产消费过程不“绿色”的进口产品产生抵触心理，设置进口障碍。尽管绿色壁垒与贸易自由化相冲突，但是其对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应对绿色壁垒的措施应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对以环保为借口侵害我国合法权益的绿色壁垒要坚决反对、努力消除，另一方面要实行绿色战略，开发绿色产品。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一）、制定完善的环保法律、法规，秉承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
制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是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手段，也是应对绿色壁垒的有力武器。我国关于环保的国内法虽然对治污有一定的作用，但应对绿色壁垒还远远不够，环保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应仅仅是单纯的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还应该对企业生产全过程甚至消费过程进行监控，促使企业节约资源，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推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使之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推动我国贸易的发展。另外要坚决贯彻“污染补偿支付”和“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原则，谁污染谁买单，使环境成本内在化。此外，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公约，严格遵守公约，并使国内立法与相关公约互相呼应。
（二）、灵活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应对绿色壁垒。
作为WTO成员国，在面对绿色壁垒损害我国贸易利益的事件时，我国要依据WTO规则与有关方面进行磋商，或向相关组织提出抗辩。这就要求我国能利用WTO的透明度原则积极收集各国的绿色壁垒信息和相关国家对抗绿色壁垒的案例，总结别国经验，一方面为我国应对绿色壁垒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帮助我国制定有效的绿色措施和制裁手段，善于灵活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绿色壁垒纠纷案，在磋商、调停无效的情况下，我国也可根据WTO有关规定实施贸易报复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我国还要培养熟悉WTO机制的专业人才为我国企业服务，改变我国企业过去在国际贸易战中消极、不应诉的被动观念，积极应对绿色壁垒。
（三）、建立环境标志制度，构筑绿色环境标准。
环境标志已成为商品“走出去”的通行证，我国也应切实考察建立环境标志制度的可行性，尽快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制度和具体实施细则，使国内符合环境标准的产品能得到相关认证，而对进口商品实施该制度既可以进一步保证进口商品的品质，又可以为我国增加相关收入。同时，我国还要用相关法律来保障该制度的实施，以确立其权威性、可靠性，构筑绿色保障体系，保护国内绿色产业。
（四）、开发绿色产品，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所谓绿色产品是指从生产到使用乃至回收的整个过程都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危害小或无危害，以及可回收利用的产品。我国企业必须实施绿色战略，开发绿色产品，对绿色产品进行专业化研究，使之真正有利于生态环境，注意节约资源，同时考虑回收利用，并要结合国情和消费者承受能力来确定绿色产品的“绿度”，不可盲目追求绿色而使商品成本过高失去市场。
七、结语。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并集中表现在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限制。面对不利局面，我国要积极利用WTO机制中的特殊待遇，努力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合理设置自己的绿色保护屏障，以保护和促进我国的贸易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农村贸易 篇3
关键词：新疆；霍尔果斯；农业；农产品加工；贸易
中图分类号： F752.8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23.006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占地面积大，是我国主要农业生产省份之一。同时新疆与中亚五国接壤，具有天然的对外贸易出口优势。随着中央对新疆的扶持力度的不断提升，新疆整体经济水平和农业经济水平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农业发展越来越迅速，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在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新疆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贸易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如何在农业发展迅速的今天，凭借霍尔果斯口岸等地域交通优势不断构建新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对促进新疆经济的稳步发展意义深远。本文将焦点集中于霍尔果斯口岸，简要阐述霍尔果斯口岸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为以后进行类似的研究提供借鉴。
1 霍尔果斯农产品传统加工贸易模式
霍尔果斯口岸在被批准设立为经济特殊开发区后获得了更多的政策优惠，再加之其拥有得天独厚的口岸优势，提升了霍尔果斯口岸开展农产品加工贸易的可能性。如何较为准确的分析出霍尔果斯口岸传统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原则、构建策略及扶持政策对促进霍尔果斯进行新型农产品及国际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有着巨大的帮助和指导意义。
1.1 传统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原则
循序渐进、互惠互利原则：霍尔果斯作为经济特区与多个国家接壤或毗邻，国际环境复杂，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特区构建“两头在外”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必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
继承吸收、合理利用原则：这种传统的世界水平分工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已得到了我国沿海发达城市的使用和验证，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2]。因此，霍尔果斯口岸应当试行坚持继承吸收、合理利用的原则应用该模式。
1.2 传统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策略
霍尔果斯传统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策略依托的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与接壤或毗邻的多个国家间有货物运输道路，能将疆内各地区加工制作好的农产品进行快速的集中和出口，运输便利快速且成本较低，现已逐渐成为中亚重要的农产品加工贸易中心，发展潜力巨大。
1.3 传统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扶持政策
物流产业发展配套政策：由自治区口岸办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或驻点办事处，在国家政策导向下积极推动加快中吉乌、中巴铁路等建设，加快边境口岸铁路、公路建设。同时对口岸的检验检疫设备进行添加和更新[3]。加强各种运输方式及物流节点间的有效衔接，降低物流成本。
加大对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的政策支持：由质监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发挥政府质量奖励导向作用，指导企业积极开展质量评比争优活动，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标准化检验检测体系。
2 霍尔果斯构建“品牌国际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
新疆霍尔果斯经济特区在传统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构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良好的农业基础和地域优势正不断构建“品牌国际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推进农产品品牌国际化。
2.1 “品牌国际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原则
坚持循序渐进、梯度创牌的原则。同时要坚持突出特色，体现当地优势，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创立完善自主品牌。
2.2 “品牌国际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策略
做好国内外农产品加工贸易市场的调研与分析，明确市场目标及定位，根据霍尔果斯接壤国家的农产品需求有针对性的发展并构建霍尔果斯独有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同时，霍尔果斯可以凭借其地域及交通优势不断吸引外资、吸收各国的资源拓宽农产品加工贸易渠道，打造国际化的农产品加工贸易。霍尔果斯可以实施科技制胜战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通过研究中亚口味、开发新产品、规范操作流程等逐步实现产业化，建立出口中亚农产品的储藏、运输、包装等方面的标准体系[6]。通过这个平台，对于帮助霍尔果斯构建“国际品牌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具有深远意义。
2.3 “品牌国际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扶持政策
霍尔果斯“国际品牌化”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的构建离不开国家扶持政策的大力支持。为此，应设立资金鼓励政策，国家可以对那些有潜力的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给予资金鼓励，帮助它们树立品牌形象，鼓励其不断做大做强，以此构建我国及国际市场所需的农产品加工贸易模式。在解决了一定的资金问题后，政府应帮助这些农品加工贸易企业提升技术水平。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政府可主动为品牌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地州级科技局、农业局、农林大学等大专院校搭建合作桥梁，同时建立农技服务中心、农业加工贸易合作组织、农业科技创新信息网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加快霍尔果斯农产品贸易模式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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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皖莹，长春科技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 篇4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我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大大加深, 经济快速增长, 人均收入大幅增加, 而人均收入的增加将导致绝对贫困人口下降[1]。以我国每年颁布的低收入扶贫标准计算, 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1年的2.8%①。但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幅度日益趋缓, 甚至出现返贫等问题;且贫困深度、强度日益增加, 农村贫困人口中赤贫者的贫困状况加剧。
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研究很多, 有些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非农就业等途径减轻了农村贫困, 如Dollar和Kraay (2003) 通过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2], 而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3], 故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减少贫困;董运来等 (2008) 指出, 农业贸易自由化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并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向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方向转变, 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在不断下降[4];洪伟 (2009) 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来分析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和消费产生的影响, 证明了贸易能够有效增加农民福利[5]。但也有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因为拉大收入差距、提高人力资本要求等原因反而加重了某些地区的农村贫困, 如黄季火昆等 (2005) 采用CAP-SiM模型研究得出, 贸易自由化带给西部和北部地区农户更多的是负面冲击, 加剧了地区间收入不均的现象[6];毛学峰、刘晓昀 (2005) 认为贫困人口所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大, 很难受益于贸易自由化[7];米增渝、刘穷志 (2012) 将劳动者按照其熟练程度进行划分, 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放将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结论[8]。
综上所述, 由于贫困指标选取、理论模型、样本选择以及研究侧重点等方面的差异, 贸易自由化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没能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农村贫困发生率开展的[9,10,11], 这一指标只反映了农村贫困人口的人数占比, 对其收入分布却完全不敏感, 在反贫困政策上具有一定的误导性[12]。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综合考虑了测度贫困的三项指标, 全面考量了贸易自由化给贫困带来的影响, 弥补了以往研究在测度贫困人口的平均贫困程度和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足;并且将样本分为沿海、内陆两个地区, 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来分析贸易对贫困影响, 为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提供更完善的参考建议。
2 贸易对贫困的影响机制
根据H-O理论模型, 一国应出口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 进口使用其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就我国而言, 贸易自由化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增加, 相对价格上升。S-S模型又说明, 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 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 故劳动要素的工资率提高。贸易自由化使得农业生产结构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转变, 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更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非农部门, 均可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机会, 增大其享受更高工资率的机会, 降低贫困的发生。
但是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异, 不同素质的贫困劳动力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参与非农就业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导致贸易自由化对同一国不同贫困人口的状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贫困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 贸易自由化使得其中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贫困人口实现了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参与到非农就业当中, 脱离了贫困状态, 但是剩余的部分未能实现转移的贫困人口则陷入了更加贫困的状态, 贫困深度加深;实现了转移的贫困人口收入增加, 未实现转移的贫困人口收入变化不大, 甚至因为其生产的无比较优势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使其收入降低, 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均衡, 贫困强度加强。
在中国, 由于地区间资源禀赋不同, 对不同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以地理位置为特征对全国各省进行分地区研究。
3 模型及数据
3.1 模型
为了考察贸易自由化对农村贫困是否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地区影响程度是否如上述理论分析所言存在差异性, 本文借鉴了Dollar和Kraay (2002) 在研究经济增长与贫困时所使用的计量模型[1], 并加入贸易自由化变量用以衡量贸易对贫困的影响, 表达如下:
在这一模型中, Pi是各省农村贫困的度量结果, 这里贫困的度量采用三个指标: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分别用P1、P2、P3表示;pgdpi为各省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代表当地收入水平;tradei是各省贸易自由化程度, 系数α2表示贸易自由化对各省农村贫困的平均影响力度;Xi为影响各省农村贫困度量结果的控制变量;εi是误差干扰项。
3.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 选取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其含义和计算公式如下:
①贫困发生率。衡量收入 (y) 低于贫困线 (z) 的人口比重。设农村总人口为n, 农村贫困人口为m, 该指数计算公式为:
②贫困深度指数。衡量贫困人口的平均贫困程度, 计算公式为:
③贫困强度指数。衡量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不均等状况, 计算公式为:
本文采用苗齐、钟甫宁 (2006) 的方法[13], 根据相关省份统计年鉴中的“农村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2) 中的“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得到该贫困指标。计算过程中选用基础年份2000年国家颁布的低收入扶贫标准865元/人, 作为以后各个年份的贫困线。
自变量pgdp衡量的是当地人均收入水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用名义人均GDP按人均GDP平减指数折算得到, 各省人均GDP及人均GDP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而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指标, 国内外学者选择很多, 但是由于本文是在省际数据层面进行的探讨, 除了贸易依存度外, 各省在同一年度的其它指标都基本相同, 并且贸易依存度这一度量方法简单、直观, 故本文仍然沿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衡量贸易自由化 (trade) 的指标。各省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外贸进出口额及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2) 。
另外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
①实际经济增长率 (rgdp) :衡量经济增长速度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用名义GDP按GDP平减指数折算后求相对上一年的增长率, 各省GDP及GDP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②城乡收入差距 (ine) :衡量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用各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除以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到, 城镇人均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③产业结构 (agr) :该指标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各省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各省第一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④政府财政支出 (gov) :该指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衡量, 各省政府财政支出及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⑤教育水平 (edu) :Harrsion (2006)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在减贫中具有重要作用。该指标用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衡量, 各省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⑥基础设施 (road) :该指标用每年人均公路占有长度衡量, 用以各省公路长度及年末人口数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基于数据的可获性, 本文选取研究地区包括6个沿海省份分别为:辽宁、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西;7个内陆省份分别为:安徽、河南、黑龙江、湖北、江西、内蒙古、山西。因滞后变量的存在减少了一年的样本, 故本文总计样本143个, 所有变量按照全国和沿海、内陆两个地区分别做面板数据处理。
3.3 内生性
在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贫困与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双向因果影响, 因为一方面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当地的收入情况会影响农村的贫困状况, 另一方面农村贫困状况不太严重的地区, 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更加迅速, 收入差距也会相对较小。大多学者处理这类内生性问题的通常做法是选取相应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 将其外生化再进行估计。而政府财政支出、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可以默认为外生变量。为减少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以上变量除经济增长率 (rgdp) 是取差分得到的结果以外, 其他的变量均以对数形式给出。设定模型如下:
4 模型估计及实证分析
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 无论是贫困发生率还是贫困深度、贫困强度, 在分析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时, 其结果显示, Chi-Sq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 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然后又通过F检验得知, 应拒绝“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的原假设, 认为存在个体效应, 不应使用混合回归。故本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
4.1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从表1中全国P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贸易自由化指标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我国整体的农村贫困发生率, 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36个百分点, 这与李石新等 (2005) [9]、胡海军等 (2007) [10]的结论一致。分地区的结果显示, 贸易自由化对沿海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影响不显著, 本研究认为沿海地区贸易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且农村贫困人口较少, 继续促进贸易的发展已经很难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占比;贸易自由化对内陆地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减少作用非常明显, 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54个百分点, 下降幅度超过了全国整体水平。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数据来源:根据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4.2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
从表2中P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贸易自由化指标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加深我国整体的农村贫困深度, 这是因为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 部分收入水平靠近贫困线的贫困人口通过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和非农就业转移摆脱了贫困, 而剩余未实现转移的贫困人口则由于受到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 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分地区的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贸易自由化均会加深农村贫困深度, 但是在沿海地区这种效果更明显, 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农村贫困深度上升0.26个百分点, 而内陆地区农村贫困深度仅上升0.21个百分点。本文认为可能是因为沿海地区农民的非农就业占比明显高于农业就业, 劳动力因为贸易开放而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的规模较大, 且这种转移主要以技能型转移为主[12], 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 离贫困线距离越远的农村贫困人口越难实现非农就业的转移;且沿海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高, 绝对贫困人口比内陆地区少得多, 真正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多是由于农业技术跟不上且无能力进行规模生产, 贸易开放给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 故贸易自由化使沿海地区农村整体贫困程度比内陆地区加深更多。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数据来源:根据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4.3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强度的影响
从表3中P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贸易自由化指标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加我国整体的农村贫困强度, 这是因为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 农业结构的转变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都让部分贫困人口的收入大大增加, 但也有部分贫困人口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产模式, 收入并未增加, 甚至因为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收入差距增大而收入降低了, 从而进一步恶化了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 农村贫困强度增大。分地区的结果显示, 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贸易自由化均会增加农村贫困强度, 但是在沿海地区这种效果更明显, 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 沿海地区农村贫困强度上升0.38个百分点, 而内陆地区农村贫困强度仅上升0.34个百分点。本文认为可能是因为内陆地区由于受教育水平、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和采用农业先进技术的程度等都不如沿海地区的农村劳动力, 农业结构调整也会相对落后[14], 所以在受贸易自由化影响更容易调整农业结构的沿海地区, 其农村人口收入差距扩大得更多;且因为沿海地区农民多是以技能型劳动力转移为主, 收入增加比较明显, 而蔚能转移的剩余贫困人口收入增加非常有限, 故贸易自由化使沿海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比内陆地区更加不均衡。
注:*、**、***分别代表估计系数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异于零。数据来源:根据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了入世以来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整体和不同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深度、强度三重维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 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 但却使农村贫困深度、贫困强度上升。分地区而言,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 内陆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 沿海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无显著变化;内陆和沿海地区的贫困深度、强度均显著上升, 且这一效应在沿海地区更为明显。
农村贸易 篇5
答：
1.分析国际贸易发展理论发展，我认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解释中国对外贸易的现实。
首先，介绍一下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再谈谈比较优势对中国对外贸易现实的解释。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我国唯一能和国外竞争的是我们的劳动力，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我们的劳动力较之其他发达国家便宜了很多。因此我国采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制定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而且我国的对外贸易现实：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大部分的出口产品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像纺织、服装、鞋之类的。我国出口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工业制成品，而在制成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逐年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说，我国国际贸易仍以廉价劳动力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格局，呈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弱的态势。出口品仍是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全球生产链条中还处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所谓高新技术产业实质上仅仅从事一些外商企业的产品委托加工和装配，附加值少，技术含量低，以研究、开发和生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比较弱。这正好解释了我国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的现实。
2.我认为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和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能支持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
规模经济理论内容：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量增加或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规模经济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在的，即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自身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另一种是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在的，即平均成本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无关，但与整个行业的规模有关。
人口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小国都有世界驰名的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如荷兰的菲利浦公司、瑞士的雀巢公司、芬兰的Nokia和瑞典的爱立信手机等，就连韩国、印度的制造业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也榜上有名。而我国对国家经济发展、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却难以在世界500强中一显身手。中国要发展经济，就一定要走向国际市场，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都要靠发展有强大实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的大企业、大集团。
目前我国多数国内走出去的企业规模较小，融资渠道少，因而拓展市场的能力受到限制，生产成本高，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社会中，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要提高产业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须首先扩大生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
而要扩大生产规模，仅靠企业自身的积累一般非常困难，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对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应该选择发展前途好且外部效应大的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使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凸现贸易优势、提高竞争能力。因此我们要发挥增城市产业群和地方特色产业群优势在扩大出口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东部发达地区就在保持IT产品出口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纺织品服装、轻工和农产品的稳定增长。中部地区应当利用资源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发挥地方产业群优势，大力发展深加工产品出口。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利于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哈佛商学院米歇尔.波特提出，也被称为钻石理论。主要研究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在某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竞争优势：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同一产业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国家竞争优势：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创造“国际竞争优势”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依据自身的供给条件，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现在则要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二是有效地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为了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争相采用高新技术，以新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尽管其出口产品仍然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高新技术含量，因而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能否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并保持住，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这些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在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换过程中，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新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而这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动力作用。因此，我国要想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由一个贸易大国成为一个贸易强国，必须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⑴．我国应当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适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大振兴制造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可以促进我国出口产业从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和转移，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可以吸收国外高科技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高科技资源不仅包括高新技术，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和管理，对于提高我国的生产管理水平、研究和开发能力大有裨益，能够为我国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外贸扩大出口提高强大动力。
农村贸易 篇6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一份名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他的基本结论是: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 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愈来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主要有五点, 本文只提出其中相关的两个原因: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相差很大;发达国家的要素收入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
2 衡量贸易条件恶化的指标
在贸易条件理论中共有四种指标来衡量贸易条件, 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条件的状况。下面对这四种指标做基本的介绍, 并做适当的修正以适用于本文的目的。
价格贸易条件即净贸易条件NBTT=Px/Pm表示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 它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
收入贸易条件ITT=NBTT×EX=[Px/Pm]×EX.表示为净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 这意味着即使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 如果一国出口数量增加, 其贸易条件也可能改善。
要准确地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状况, 还必须考虑生产要素的交换比例, 即必须结合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 (Zx) 和进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 (Zm) 来分析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 (SFTT) 和双要素贸易条件 (DFTT) 。单要素贸易条件主要考虑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 (SFTT=NBTT×Zx=[Px/Pm]×Zx) ;双要素贸易条件则兼顾出口与进口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
DETT=NBTT×[Zx/Zm]=[Px/Pm]×[Zx/Zm]
3 指标的修正
从上面介绍的四种指数来看, 双要素贸易条件 (DFTT) 是最全面反映一国贸易状况的指数。在本文也采用此指数的原理构建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的指标。结合农村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状况的现实, 将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公式修改为
undefined (1)
其中P1为农产品的价格, P2和P3表示农村分别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η2和η3分别表示消费品价格的权重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权重;Z1表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Z2为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 Z3为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ω2和ω3表示农户的经济状况受到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影响的权重因子。
由于公式中每一个分式的分子和分母的量纲相同, 故本文采用指数的商来代替具体的数值的商以表示相同的趋势和相对值。在具体的分析中, P1, P2和P3分别采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替。ω2和ω3分别根据历年来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或服务的支出比例的平均数来决定。对于劳动生产率Zi (i=1, 2, 3) 采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方法进行计算。
4 参数估计和数据分析
4.1 η2和η3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
η2P2+η3P3表示农村居民购买的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综合值, η2和η3则分别表示消费品价格的权重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权重。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采用1990、1995、2000、2005四个标杆年份数值对η2和η3进行计算。
具体的方法是, undefined;i=2, 3) 其中η2j为j年中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η3j为j年中生产资料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 最终的计算结果是η2j=0.47, η3j=0.3。结果表明在农村人均支出购买的各种商品中, 生活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因子为0.47, 生产资料的价格影响因子为0.3。
4.2 ω2和ω2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
ω2和ω3表示农户的经济状况受到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影响的权重因子。ω2和ω3的计算也采用1990, 1995, 2000, 2005四个标杆年份中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或服务的支出比例的平均数来决定。undefined;j=1990, 1995, 2000, 2005) 其中ω2j为4年中农户对第二产业产品的购买比重;ω3j为4年农户对第三产业产品购买比重。
由上述的计算方法, 最终的计算结果是ω2j=0.6725, ω3j=0.0975。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对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因子为0.6725;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对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因子为0.0975。
4.3 Z1, Z2和Z3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
本文对劳动生产率Zi (i=1, 2, 3) 采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方法进行计算, 采用1990至2008年间19期的时间序列数据。
4.4 P1, P2和P3的数据
P1, P2和P3分别表示农产品的价格, 农村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 在本文中分别采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替。
4.5 DFTT的计算结果
将各部分的计算结果带入DFTT的计算公式undefined, 得到最终的结果。
5 数据分析和结论
5.1 对单位农产品的购买力undefined的分析
从表一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0至2008这19年间, 农户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和购买的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商品的价格之比大约在1附近, 而且单位农产品收益的购买力在1990至2006的17年间一直呈下降状态。农户仅仅依靠农产品的生产所带来的收益是很小的, 农产品的生产处于微利的状态;甚至在某些年份, 单位农产品的收益还不足以购买单位的第二、三产业产品。另外, 本文在计算数据的时候把农户的一些税赋和费用等其他的支出没有考虑进来, 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并把数据计算时的“农业”定义为以种植为主, 回报率更低的狭义上的农业, 那么单纯的农产品生产的收益将会更加的微薄。
5.2 对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undefined的分析
表一的数据显示从1990至2004年15年间的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在一直下降, 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带来的购买力上的距离是农业贫困的根源。在本文所涉及的19年内,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4.5倍, 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1.8倍, 第一产业增加了1.57倍。但是在表三中已经指出, 三个产业的基本单位是不同的:第一产业1989年的基准100a=1284 (元/人) , 第二产业1989年基准100b=6077 (元/人) , 第三产业1989年基准100c=5379 (元/人) 。undefined的计算结果仅仅显示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动;而undefined表示出农业的人均增加值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对变动, 下图是增加值相对变动的数据。
可以明显的看出从1990至2008年这19年内, 农业的增加值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的附加值增加过低, 比例位于区间[0.1, 0.2]之内。在商品流动中, 农户要利用极低的农业附加值去换取附加值不断高涨的第二、三产业的商品和服务, 这正是农村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
6 结语
上述的数据计算和分析的过程运用“交易条件恶化理论”显示了农村经济条件在1990年之后不断恶化, DFTT的数值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的下降。所提出的原因在于: (1) 现行的农产品价格不能保证农业产品的生产得到较高的回报率。甚至在某些年份内, 单位农产品的购买力是不足以覆盖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的需求的。 (2)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涨的附加价值使附加值极低的农业在商品的社会购买和交换中处于条件不断恶化的地位, 这是农村经济条件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当前的财政补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 但是从农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附加价值差距巨大的对比数据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现在所给予的财政政策对于农民经济状况的提高无异于杯水车薪,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附加价值过低的问题。
由于农业的附加价值过低和小农经济固有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还限制了商业性的金融行业进入农业的投资, 使附加价值透过生产之外的途径得到提高的可能性受到了资金的限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经济状况的恶化, 就必须不断提高农业附加值。本文提出在同属于小农经济的韩国和日本所采用的“日韩模式”。对于此模式的具体内容, 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 在此只做简短的介绍: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 政府鼓励农户进行综合性的合作 (日本和韩国的农村都成立有“综合农协”) , 并给予财政和政策支持;在生产之外, 放开有盈利条件的涉农领域, 鼓励农户的合作社进入这些有较高收益的领域, 使农业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 以农业为基础产生综合性的收益。对政府目前的各种针对农业的政策, 作者认为政府的政策没有给予农民进入有较好收益的相关涉农领域的机会, 而仅局限于农业的某一个领域, 就土地的问题谈土地, 就金融的问题谈金融, 未能在提高农业附加价值的领域做出综合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1]高铁生, 郭冬乐.扩大农村消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