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救济（精选11篇）
贸易救济 篇1
贸易救济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它们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而采取的三大贸易救济措施。
反倾销和反补贴这两种措施, 是抵制进口产品不公平竞争的手段, 是针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的措施, 因为进口产品以倾销的方式或以补贴的方式冲击对方的市场, 损害对方的产业,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而保障措施是一种在正常贸易状态下的限制进口措施。由于某种进口产品在短期内大量激增, 导致进口方相关产业的严重损害, 进口方可以采取措施限制进口。
根据WTO的规定, 以上三种措施均有各自实施的条件, 并辅以实施的形式。不管是反倾销, 反补贴还是保障措施, 均包括临时措施和最终措施。
一、我国遭遇和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
(一) 我国遭遇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
1、我国连续多年成为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
根据商务部最新统计, 2003年-2012年9月, 中国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758起, 涉案金额684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连续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2、金砖国家间贸易增长迅速, 但对我国的立案数量所占比重高。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1年金砖国家间贸易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 10年来增长约6倍。其中, 2011年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 的双边贸易总额达2828亿美元, 同比增长3 7.6%, 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7%。中国已成为巴西、俄罗斯、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但是, 根据最新统计, 2012年上半年我国遭遇了18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40起, 同比增长38%, 从立案国别来看, 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对我国立案数量占总案件数的70%。
3、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额增速快, 但其对我国的贸易调查在立案金额上呈上升趋势。
2011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5 6 7 2.1亿美元, 增长1 8.3%。同年, 中美贸易额达到4 4 6 7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美对华出口突破1000亿美元关口, 达到1222亿美元, 同比上升20%。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2012年上半年, 我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37亿美元, 同比增长7 6%, 其中, 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对我发起调查的金额占总金额的60%。
(二) 我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现状
1、措施形式多样化。
贸易救济措施是维护产业安全、促进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按照WTO统计方法, 2003年-2012年9月, 我国共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131起, 反补贴调查案件5起, 涉及进口金额近200亿美元。我国在2009年之前, 贸易救济调查仅限于反倾销, 较为单一。自2009年起, 商务部开始对美欧进口产品的“双反”调查, 丰富了贸易救济调查实践。目前, 我国已成为能够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贸易救济措施的少数世贸成员之一。
2、范围不断扩大化。
过去, 过去贸易救济调查产品多集中在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 近年来逐步扩展到农业、医药和高科技产品等领域。
(三) 我国遭遇和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之比较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我国在贸易救济方面仍然处于相对比较被动的地位, 所受的损害超过了我国采用贸易救济措施所带来的收益。
二、我国遭遇贸易救济措施的原因剖析
(一) 利益冲突是根本原因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2 0 1 1年,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 而2003—2011年, 出口年均增长21.6%, 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2011年占世界货物出口的10.4%, 并且已经连续3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大规模的出口势必挤压国外同行的市场空间, 触犯他们原有的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原有市场份额, 他们会以倾销或者补贴造成产业损害为名要求政府商务部门对华商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 实行贸易保护。通过实施贸易救济措施, 遏制了他国企业低价占领本国市场的行为, 国内企业产品销量显著增加, 受损企业效益好转, 弱势产业赢得发展时间和空间。
(二) 市场经济地位有待进一步承认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规定, 中国企业在入世后15年之内 (截止到2016年12月10日) , 不具有市场经济地位除非其能够自身证明。根据该条款, 在2016年之前, WTO成员方可以不采用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 而是选用第三国价格 (即替代国价格) , 计算中国反倾销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 除非中国企业能证明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非市场经济条款”。这一条款所带来的危害是, 进口国在选择替代国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往往故意采用高于我国国内价格的替代国价格, 这样可能本来不存在倾销却被裁定为倾销, 或者本来倾销幅度较小却被裁定为倾销幅度较大。目前通过我国商务部等部门的交涉磋商, 已有81个国家地区承认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体, 认为我国国内产品价格受政府操纵, 不是在正常贸易情况下确定的, 因此对外销售的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 这就造成了人为的反倾销现象。
(三) 其在WTO下为合理措施
根据WTO的相关协议, 反倾销和反补贴是针对不公平贸易的补救措施, 保障措施是WTO允许的在没有遭受不公平贸易情况下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 为了加强对各项措施实施的约束以防止成员方滥用这些措施, WTO专门签订了各项协定, 这其中包括《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保障措施协定》。以上各个协议与协定似乎并没有办法杜绝这些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 正是这些措施的被滥用, 使得它们已经不仅仅是贸易救济措施, 而成为一些国家政府用来实施贸易政策的手段, 从而达到扩大本国企业利润, 促进本国出口或者扶持本国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
三、我国的应对之策
(一) 有效运用贸易救济措施,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
从宏观角度看, 如果对方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 则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国并没有办法完全得到好处;我国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来限制对方国家对我国的出口, 以抵消其效果。我国近年来对于贸易救济措施的应用在逐步深入, 在坚持客观、公正、合理的原则下, 进一步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保护本国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一方面维护了国家和企业利益, 争取了有利的规则环境;另一方面提升了参与制定规则的能力, 增强了国际话语权, 为我国外贸的发展做好铺垫。
(二) 增强维权意识, 建立预警机制
我国企业之所以遭受如此多的贸易救济, 与我国企业维权意识不高是分不开的。首先, 企业自身要积极应诉, 通过应诉, 一方面可以发现在贸易救济措施实施中自身存在的问题, 不断改善, 减少被反倾销或反补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其次, 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应积极组织出口企业参与反倾销应诉, 为企业提供相关信息, 组织调查谈判交涉, 研究已有的贸易救济措施案例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法规, 及时跟踪其变动情况。
(三) 注重非价格竞争手段, 增强企业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品质量的竞争, 而我国很多出口产品依赖低价竞争, 技术水平低, 产品附加值不高, 这也是我国企业遭受贸易救济措施的原因之一。我国企业应尽快转变现有的竞争策略, 学会运用产品性能、品牌、包装、公关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手段,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从而提高商品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马丽妍, 曲伟达谈我国贸易救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J], 中国经贸, 2012 (5)
[2]陈美玲我国应对贸易救济措施的策略研究[J], 科学之友, 2011 (17)
[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www.mofcom.gov.cn
贸易救济 篇2
我国贸易救济法律规则的制定与演变
贸易救济法律制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在发达国家已有近百年历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这项制度被各国普遍重视，在国际贸易领域广泛采用。而近年来，中国则是被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的首要目标国。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制参与国际竞争，首要任务就是创建符合国际规则的经济与法律体制。
我国创建贸易救济制度时，正处在“入世”谈判的关键时期，对外贸易形势十分复杂。根据承诺，我国将逐步取消配额与许可证制度，平均进口关税将在入世5年内从15.3%降至10%以下；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以不公平贸易方式，抢夺我国市场，给国内产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来维护国内产业的利益。
法律法规是实施贸易救济的依据。10年间，我国建立和完善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有1部法律、3部行政法规、26部部门规章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其法制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颁布法规，奠定基础。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是第一个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开启了我国贸易救济法律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它兼顾实体和程序，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的申请、立案、调查、裁决、征收反倾销税及复审做出详细规定，既为政府部门提供工作依据，也为受倾销或补贴进口损害的企业提供维权工具，奠定了贸易救济工作的基础。
第二阶段：制定条例，构建框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削减关税，取消配额，放开市场准入，面对可能出现的大量低价进口产品涌入我国市场，形势紧迫，国务院及时应对，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这三部条例是针对三种贸易救济手段的单行法规，互有关联，又分别规范，共同构建了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三阶段：细化规则，完善体制。2004年，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国务院修订了反倾销等三部条例，并由新组建的商务部，统一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建成责权明晰、反应灵敏的贸易救济体系。10年中，我国共对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48起（按照WTO统计方法为150起）。保障措施案件调查一起。贸易救济在实践中得以运用，促进了公平竞争，有力地维护了贸易秩序。此外，最高法院在2003年颁布实施了两部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建立起贸易救济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
调查机关的变迁沿革
我国贸易救济体系建立中，正逢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大背景。在精简机构中，贸易救济队伍却不断壮大。其根本原因是，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贸易救济工作在开放型经济中起到维护产业安全的重要作用。
负责倾销调查与裁决的部门在2000年以前是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法司。2001年11月，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新形势的需要，原外经贸部成立进出口公平贸易局；2003年3月，该局划转至国务院新组建的商务部，继续负责倾销调查与裁决。
产业损害调查最初由原国家经贸委负责。1998年3月，原国家经贸委在对外经济协调司成立了国家经贸委反倾销反补贴办公室，并于当年9月成立了反倾销反补贴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委员会；在此基础上2000年11月原国家经贸委成立产业损害调查局；2003年3月，该局划转至新成立的商务部，继续负责贸易救济案件的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工作。
维护产业安全工作的拓展和创新
在做好贸易救济工作的同时，我国调查机关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深入研究理论，开辟了维护产业安全的新领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建立了“一体两翼”维护产业安全工作体系。经过不懈努力，目前形成了以商务部为主体，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中介组织为两翼的工作机制。产业安全事关相关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维护产业安全工作涉及中央、地方和行业等方方面面，该机制一方面将贸易救济、产业损害预警等维护产业安全工作效果发挥到基层，落实到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借助外脑，充分发挥各类社会资源作用，为我所用，形成合力。目前，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双向沟通的完整高效的维护产业安全工作体系日臻完善。
其次，创建了我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维护产业安全更是如此。2001年开始建立的产业损害预警系统由预测、预警、预案、预控四个部分组成。主要通过对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和重点行业、重点商品进出口等异常情况的监测，分析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制定应对预案。这项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曾连续3年被列入国务院工作要点。目前，产业损害预警系统监测范围已覆盖汽车、石化、纺织、钢铁等重点行业，并形成了网站（中国产业安全指南网）、分析报告（产业损害预警报告）、通气会等多层次，多角度的信息服务模式。预警系统初步实现了准确预警、及时预警、科学预案和有效预控的预期目标。
第三，加强贸易救济理论研究，取得突出成果。在积极开展贸易救济实践的同时，着力抓好理论研究工作，力图提高贸易救济的质量与水平。截至2007年底，共形成课题报告和研究成果67篇，覆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损害预警系统、钢铁产业等众多领域；发表《业务研究》42篇，重点钻研了同类产品、损害认定、低税原则、公共利益等贸易救济调查中的核心概念；从2005年起，连续3年开展贸易救济研究征文活动，向67名优秀撰稿人颁发“中国贸易救济研究奖”，在国内外获得热烈反响。
合法利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博弈 篇3
“两反”调查，就是相关国家机关根据国内规则和WTO规则对某进口产品同时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至2009年6月，我国已经发起了40多起对进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一起保障措施调查，但从未发起过反补贴调查。《取向电工钢两反调查案》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也是我国第一次同时进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案中，中国企业仅对原产于美国的电工钢要求进行两反调查，而对原产于俄罗斯的电工钢仅要求反倾销调查。
众所周知，美国于2009年5月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石油钢管发起两反调查、涉案金额达26亿美元。4月也有报道称，俄罗斯准备对原产于中国的含镍不锈钢板材发起反倾销调查，即使俄罗斯尚未采取措施，采取此措施的意向已经显明。那么此次中国决定对美国和俄罗斯产品分别发起的两反调查是否是对美国和俄罗斯行为的“报复”呢?这是否预示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导致了贸易摩擦加剧或者新一轮贸易战的开始呢?
“两反调查案”构不成“报复”
在现有的WTO规则体系下，严格地讲，WTO成员间因为一方违反其WTO义务而遭受的报复，必须经过争议解决机制的授权，因而，相互对进口产品适用贸易救济措施不构成报复。
《取向电工钢两反调查案》涉案金额与美国对中国石油钢管两反调查涉案金额的差别也无法构成有效报复。据报道，美国对中国石油管道的两反调查涉及金额达2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取向电工钢的调查涉案金额远远低于此数额。据了解，在2008年的国内取向电工钢进口总量中，从美国进口约6万吨，从俄罗斯进口约8万吨。以2008年取向电工钢未跌前高价位的4.7万人民币／吨计算的话，美国进口钢涉案金额为28亿元人民币左右。以近期汇率估算的话，美国取向电工钢涉案值可被视为约4亿美元。以4亿美元利益报复26亿美元利益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还必须指出，笔者没有按照美国进口产品的实际价格计算。
由于武钢和宝钢主张美国和俄罗斯进口价格过低，导致他们生产的取向电工钢价格降幅达40％以上，故美国钢材实际进口金额应在3亿美元之下。如果报復是一种平衡国内和国际各种冲突利益手段的话，除非有其他敏感的政治原因，中国对美国取向电工钢的“报复”的博弈无法影响美国对中国石油钢管的贸易限制。在中国享有巨大中美贸易顺差前提下，贸易救济措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相互进行贸易报复的有效手段，因为作为出口方的中国，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承受报复恶果的。
“两反调查案”仅是国际贸易的博弈游戏
为了平衡成员间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WTO体系允许其成员在规则范围内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所谓贸易救济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成员自己根据WTO原则实施的自救性措施，例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而另一类则是需要通过WTO争议解决程序来实现，例如专家组程序和仲裁程序所推荐或者决定的，要求某成员停止违反WTO规则行为，或者对某成员暂停履行义务的救济措施。前者的特点是各WTO成员按照统一的指导原则分别各自实施救济，这些救济措施本身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即以不同方式限制贸易自由。后者的特点是各WTO成员通过争议解决机制获得救济，即当某成员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害时所诉诸的保护措施，是自由贸易权益受损时的补救。两者性质不同。
但必须指出，不论是自救措施还是通过争议解决集中采取的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本身都是一种贸易利益博弈的方式。这是一种在WTO成员事先约定的规则体系内，按照尽可能文明和有节制的游戏规则，允许各成员追求或保护自己最大利益的手段。能最有效和有创意地利用规则体系者，就是此博弈游戏的胜者。
自救性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贸易救济或者保护的方式。自由贸易或贸易全球化是一种招牌性的标识，而贸易保护或者贸易壁垒则被视为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劣行。但被很多人忽视的事实是，WTO规则体系实际上是，贸易自由的推动者在获得了贸易自由胜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对部分贸易保护措施低头，以换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让步。这就是为什么被多数经济学者批评为缺乏经济理性的反倾销措施，能够获得WTO体制内的合法地位，而被称为“安全阀”的保障措施，能够直接限制出口方原本按照WTO原则应当享有的自由贸易权利。
自救性措施的调查过程能够提供有效保护的原因，在于受调查方在调查期间所可能受到的各种临时保护限制，受调查者或产品本身的公众形象影响。贸易救济措施本身的保护色彩，往往导致的市场对调查结果的乐观判断，以及调查程序对被调查方产生的各种经济、时间或成本负担和压力。由于这些压力的存在，过去很多中国企业放弃参加国外的调查程序，结果当然是在调查中失败。因此，调查程序的启动就可能为本国当事人的经济博弈提供有利的保护和帮助，同时提高了本国产品与进口同类产品在未来市场的竞争地位。由此可见， 《取向电工钢两反调查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倾销和补贴是否存在的认定结果，同时也强调了调查程序启动的事实本身对申请人和市场所释放的有利于申请人的积极信号。
企业应学会使用WTO贸易救济规则
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石油钢管的反倾销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乘用车及轻卡车轮胎特保案作出肯定性损害裁决，以及中国对原产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取向电工钢的两反调查，都是在释放一种信号，显示政府对国内相关利益集团诉求的关注。而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则需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中不断平衡。一方面，WTO体系本身有贸易救济措施规则体系，要求WTO成员按照法治原则行事；而另一方面，多数WTO成员因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平衡的需求，驱使他们不断冲击或跨越自救性贸易救济措施的底线，以期建立他们需要的平衡。这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平衡，以及成员以各自利益为中心就贸易救济规则解读和适用所展开的博弈，是WTO贸易救济体制的特点。
贸易救济 篇4
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救济措施,战略性,政策
从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分析, 它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管理之上依靠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法律行为, 但终其目的而言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正因为它的行政管理性质, 就赋予了它单方性、强制性以及政策性的特点。然而, 从权力的实施主体而言, 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实现是通过进出口国际贸易管理机构实施, 而贸易救济的发起者大都要经过申请人的申请才能实施, 但这并不否认存在少数当局者根据现有的调查数据而主动进行调查程序的启动措施。因此, 归根结底, 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行使行为。但若从其实施的效果而言, 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是由受害国的国际贸易管理机构来决定, 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征收相关产品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以及进出口货物数量限制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均可对进口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 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概况
世界贸易组织为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定义为“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 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品鼓励等措施对那些被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或大量‘租’ (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 的产业予以扶持, 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 把超额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 以增加本国经济福利和加强在有外国竞争对手的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简而言之可概括为“利润转移理论”以及“外部经济理论”两项, 同时这两个理论又包含了利用关税方式, 从而抽取外国垄断行业所获得的垄断利润, 并且采取以进出口行业竞争的方式, 促进进出口以及因进出口所获得相应补贴, 为本国寡头企业争取更大的国际份额。
(二) 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行意义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旨在增进本国的福利。
在针对寡头垄断、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领域以及不完全竞争行为采取相应的贸易措施。然而, 这些高端产业对本国国民经济技术产生外溢效益并能获得超额垄断资金。
2、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以及规模经济的基础上, 是一种随机的、动态的国际分工体系。
在该体系中, 政府政策的规划与制定以及各企业战略决策的选择均是相互牵连相互影响的。
新修订的《外贸法》对加强与完善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第一, 新外贸法增加了“对外贸易调查”一章。第二, 新外贸法还对对外贸易救济、指定经营、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等制度进行了完善。第三, 新外贸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
3、世界贸易组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竞争优势作用。
国家兴亡的根本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竞争力的大小, 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然而,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不等同于它具有了竞争优势。尤其在高端产业中, 发达国家已熟练运用世贸组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已占有一定的先行优势。
4、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中应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
一国企业可以通过借助本国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出更加雄厚的国际地位。例如, 一国政府可通过对国内产业进行集中引导, 培育并发展大型跨国企业, 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 国内一些大型企业还可通过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 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 最终也能提高该企业的竞争优势。
(三) 加强贸易救济措施的制度建设, 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国对外国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是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 按照世贸规则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按规则办事, 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 也体现了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世贸成员的形象, 证明我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像那些欧、美等老资格世贸成员一样, 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赋予我们的权利, 维护自身利益。
综合所述, 世界贸易组织被定义为“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该组织于1995年运作以来, 始终负责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维持工作。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具有法人地位, 因此在各成员国争端调解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是通过征收关税、提供出口补贴和数量限制等措施来扶持本国的产业, 提高竞争优势, 在市场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和法律基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历了八轮贸易谈判后, 关税大幅度降低, 一些补贴也不允许使用, 这对成员方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的使用起到了限制作用。为了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公正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曾兆祥;《关于“贸易中心”与流通中心作用的几点意见——兼论城市批发渠道》[J];工业品贸易中心理论研讨会论文集[J];1985年
贸易救济 篇5
一、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一)立法
1994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外贸法》),首次对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制度做出了原则规定。2004年,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外贸法》进行了修订,增加了第七章“对外贸易调查”和第八章“对外贸易救济”,依据国际通行做法拓展和完善了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内容。
以《外贸法》为基础,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被称作为中国贸易救济立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002年1月1日,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正式施行。2004 年3月31日,因国务院机构变化等原因,决定再修改上述三个条例并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
为配合上述三个条例的实施,商务部先后制定了《反倾销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反倾销调查立案暂行规则》、《反补贴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反补贴调查立案暂行规则》、《保障措施调查立案暂行规则》、《保障措施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规定》、《反补贴产业损害调查规定》和《保障措施产业损害调查规定》等26部与之相配套的部门规章,增强了贸易救济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同时,为了公正地对贸易救济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21日颁布《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审理保障措施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实践
十多年来,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的不断深入,我国在贸易救济实践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已对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发起了62起(按WTO统计方法为181起)反倾销调查,8起反补贴调查及1起针对进口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案件征收反倾销税42起,因申请人撤诉、国内产业无损害等原因终止调查10起,还有10起案件正在调查。这些案件呈现出如下特点:
1.调查范围日趋广泛。我国自启动贸易救济调查以来,案件涉及化工、轻工、纺织、钢铁、汽车、电子、造纸、医药、农产品等九大行业的几十个产品,逐步改变了以往多集中在化工领域的现象,表明我国各产业的贸易救济意识逐渐增强,企业运用贸易救济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有所提高。
2.涉案地区较为集中。如在60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中,涉及国家和地区26个,其中尤以美国、欧盟及印度、日本、韩国等为代表。主要原因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相似产业上存在着较大程度的竞争,为争夺市场,冲突自然难免。
3.结案方式更趋灵活。如在所有已裁决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中,结案的方式既有对进口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也有采取价格承诺的,还有以无损害为由及申请人退回申请而撤消结案的,体现出我国调查机关掌握和运用规则的能力逐步增强。
4.措施成效日益显著。通过依法、公正地实施反倾销调查,可以有效遏制进口倾销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冲击,使受损害产业生产经营得以恢复,产业竞争力得到提升。例如,2006年我国对马铃薯淀粉采取反倾销措施后,国内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开工率、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均上升。同时,马铃薯的收购数量和收购价格大幅回升,直接惠及甘肃、宁夏、青海、黑龙江等省区300万农户,社会效益显著。
5.为受损害产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反倾销措施实施以后,多数涉案产品价格回升,企业利润增长,企业效益趋于好转,受损害产业得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如铜版纸产业,贸易救济措施实施以后(案件终裁于2002年2月),铜版纸市场好转,国内造纸企业实现扭亏为盈后进一步发展壮大,从单纯产能扩张向“林浆纸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如山东晨鸣纸业,一方面投资林场,开发木浆,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兼并其他造纸企业,实现产品结构多元化,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其 “纵向拉长产业链、横向拓宽产品域”的发展思路,使得综合实力和抗御单一市场风险能力快速提高,目前已确立了国内造纸业龙头的地位。
6.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有效机制。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探索和实践,我国产业损害调查和维护产业安全的工作体系已经形成,商务部与地方和行业组织的工作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在这其间所进行的反倾销案件调查工作均得到了地方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的大力支持。各地方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在参与案件产业损害调查、反倾销措施效果跟踪和为企业反倾销申诉应诉提供法律质询和培训服务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商务部、地方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非常重视工作体系的建设,上下联通、横向互动的“一体两翼”工作机制正在日趋完善,在维护产业安全工作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二、我国贸易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贸易救济制度还不十分完善
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表现:
一是救济范围仅限于贸易救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未涵盖任何抽象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法规)。这是不符合GATT 1994第1O条的精神和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的要求的,有悖我国《入世议定书》的承诺。
二是仅就具体行政行为而言,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终裁的行为亦不能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4项,以及《行政复议法》第14条、第3O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可诉。这就意味着,如果对于商务部等部门作出的国际贸易行政行为不服,在经过行政复议后,如果选择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则国务院作出的最终裁决,具有不可诉性。这一做法明显违反WTO规则的相关要求,也违背我国的入世承诺。
三是不履行贸易管理职责的行政行为未被明确纳入司法救济范围。我国的《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所列举的可诉贸易救济行政行为,如不立案调查的决定和终止调查的决定等,均未被明确纳入司法救济审查的范围。
四是在实际操作中,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还存在着规则过于笼统、程序尚不完善等不足。规则过于笼统是指对一些规则、概念的认定不明确或标准不统一。例如,对“被调查产品”、“同一类产品”等概念的认定,我国法律基本上没有规定,而在欧美等国,这方面的规则要完善得多。
(二)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过于简单,可操作性较差
众所周知,我国在国际贸易救济方面立法时间比较短,从最早的《外贸法》的建立到现在只有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从事国际贸易救济的研究时间少了半个世纪,因此我国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至今还不够完整。新《外贸法》是我国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唯一法律。总的来说,新《外贸法》仍较为原则,部分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各国由于对外贸易的历史积累,外贸法规较为完备,可操作性也较强。例如,美国法典第19卷中直接涉及对外贸易的条款有1223 条;欧盟涉及此类的条例指令也达上百条;日本的外贸法有 143 条;加拿大外贸法有392 条。与这些贸易大国相比,新外贸法条款虽然已经增加了26 条,但是总条款仅为 70 条,依旧是一部高度原则性的法律。另外,我国“两反一保”法律的“档次”不高;法律的关键条文不够明确与完善;诉讼体制分工也不够明确等问题。
(三)我国贸易救济调查机制不够健全,办案效率较低
以反倾销调查为例,美国专门从事反倾销调查的工作人员有300余人;欧盟专门从事反倾销的人员也超过200人。而我国反倾销调查机构规模很小。全国从事反倾销调查工作的人员屈指可数,而且分散于不同的政府机关,商务部只有2O多人,以这种人员配置很难同时开启多个程序严格、工作量繁重并且有国际影响的反倾销调查案件。目前,仍有一些已经递交反倾销调查申请的案子因办案人员太少而无法立案。同时,相比较而言,我国反倾销案件的办案周期较长。一个案子从立案到终裁,澳大利亚只需155天、加拿大266天、美国280天、欧盟365天,而我国平均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如此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我国运用反倾销武器合法保护国内产业正当权益的效果。此外,我国目前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如由于市场变化、贸易转移、规避等多种原因。部分产业在反倾销措施实施后效果不明显;涉案产品良好的市场预期引发企业无序竞争、盲目发展;个别企业未能抓住反倾销实施后的良好环境,经营状况继续恶化等。
(四)国内企业对利用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认识不够
虽然有一些企业开始利用贸易救济措施,例如反倾销、保障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从总体上来看,意识到可以运用反倾销等合法有效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中国企业目前还不普遍,绝对数量比例较低。以反倾销为例,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要求,提起申请的企业产品所占全国总产量应达到50% 以上。实践中已经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两种产品,因为欲提起反倾销诉讼的企业,其产量占总产量不足50% ,需要联合其他企业一起提交申请。但他们即使亲自上门拜望,苦口婆心相劝,其他相关企业就是不参与诉讼,最终因不符提起申请的基本要求,连申请都提交不了。
(五)国内企业往往不能很好地掌握提起贸易救济的时机,从而错失良机
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提起贸易救济措施申请过迟,例如聚酯薄膜案,国内生产企业在濒临破产的时候才认为遭受到损害,才想到利用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自己。但从开始跟律师接触,到立案、初裁、终裁,一般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而这个时候有些企业已经病人膏肓、回天乏力,无法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了。另一种更多的情况是,错过了最佳的申诉时机。因为按照反倾销调查的规定,我国商务部对产业损害的调查是从企业提起申诉时往前推3年。例如聚苯乙烯反倾销案,该产品在1999年到2001年期间,企业的销量和价格直线下降,但2001年之后由于市场发生变化,下降幅度变缓。而相关企业到2003年才提起申诉。这时,该产品的相关数据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即使进口产品仍在倾销,但产业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就会变小,因而胜诉的把握就不大。聚苯乙烯案成为我国第一个被裁定无损害的案子,企业错失申诉时机就是原因之一。
三、我国贸易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 贸易救济相关制度的完善
1.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立法。我国入世后,已初步建立起我国贸易救济的法律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着法律阶位不高,实体和程序规定还较原则以及操作性不强等缺陷。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制度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是我国更好地履行我国作为WTO成员方义务的需要,同时,也是使我国企业更有效、更广泛利用这一制度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防止和减少在此问题上与其他WTO成员方产生争端的需要。在这方面,可考虑在以下三方面更进一步完善。一是在适当时候,将我国的三个条例上升为法律,即通过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颁布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保障措施法;二是修改和细化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如关于“相同产品”、“国内产业”以及调查规则、调查内容及时间等规定;三是细化申请条件、立案与驳回标准以及价格计算与比较规则等操作性规定。
2.建立应对调查支持机制。一方面要增强和改造各类商会、协会,使其能真正发挥在行业协调中的作用,或尝试建立公平贸易方面的协会。其基本职能是扩大信息网络与渠道,使企业能够及时获得有关信息,统一协调做好贸易救济各阶段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要重视制度建设并给予指导,必要时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为健全贸易救济制度,确保国内产业的利益;同时要协助企业应对因市场开放形成的竞争压力,可考虑建立经济安全防护网,构建贸易救济防火墙机制。
3.完善贸易救济预警机制。以全国性商会、协会为基础,加强对重点、敏感产业的监测分析,完善已建立的重点行业、产品的预警机制;推进区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和大型企业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对现已运行并有一定积极效果的预警机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投入,使其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
4.完善案件效果跟踪机制。对涉及贸易救济措施的产业要建立跟踪机制和统计制度,建立定向联系渠道,使之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成为政府主管部门、商会协会的一项日常工作。对产业的跟踪要关注整个产业链,重视上下游关系的协调,构建上下游的合作关系,将协调好上下游关系作为发展经济和建立、促进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5.建立以省市为主体的地方工作体系。首先,尽快完善省市一级“一体两翼”工作体系,在加强省市工作机构的同时,需建立精干的地市级工作机构和省市行业组织这样一个工作网络,在充分发挥基层政府主管部门作用的同时,更要考虑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让行业组织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增强产业凝聚力和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其次,要将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到我们的工作体系中来,并有效加以利用。第三,注意培育专家队伍,团结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形成产业安全工作梯队,可考虑先在省市一级组织专家咨询机构,既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咨询意见作为决策参考,也为行业组织和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市场信息等帮助。加强与部分相关律师事务所的联系,培养锻炼一批既精通贸易救济措施法律又熟悉产业的高水平的律师,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服务。
(二)贸易救济运行机制的完善
1.企业应当结成临时性的利益联盟。例如,反倾销起诉方为了成功起诉,往往结成临时性的联盟,保证起诉资格的合法性。这种做法并不违反WTO反倾销协议或者各相关国家的反倾销法律。所以,国内产业在提起贸易救济措施的诉讼时也可以结成临时性利益联盟。
2.加强贸易救济队伍建设,提高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的能力与水平。首先,要进一步发挥现有贸易救济法律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提高贸易救济措施立案、调查、裁决的效率和质量,有效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因此,要配备和增强商务部贸易救济主管部门工作力量,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第二,要不断研究新问题,研究运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新手段、新措施,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保护国内产业。第三,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外贸法中有关条款的配套法规、规章,研究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经常采用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措施等做法,更好地维护国内产业的合法利益。在保护产业的同时,更要考虑如何运用世贸组织及其他国际通行规则促进产业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贸易救济 篇6
一、我国造纸行业贸易摩擦历史回顾
(一) 我国对其它国家地区的造纸产品提出反倾销案件回顾
1、我国对原产于美国、加拿大、韩国新闻纸反倾销调查
1997年11月10日, 中国新闻纸产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规定, 由吉林造纸 (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造纸有限公司等九大新闻纸厂向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申请, 要求对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进行反倾销调查;1998年7月9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初裁公告, 初步裁定认为, 原产于上述三国的进口新闻纸存在倾销, 国内相关产业存在实质损害, 并且国内相关产业的实质损害与进口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999年6月3日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终裁公告, 认定各应诉公司在调查期内向中国出口的被调查产品均存在倾销, 决定自裁决之日起海关将对原产于上述三国的进口新闻纸征收反倾销税 (税率分别为9%～78%不等) 。上述措施实施期限自1998年7月10日起为5年。
2004年6月3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 反倾销案到期日, 国内新闻纸产业提出了日落复审, 经商务部审定, 保留原新闻纸反倾销税, 即自2004年6月30日起, 对进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原产于加拿大、韩国、美国的新闻纸继续按照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9年第4号公告公布的征税范围和税率征收反倾销税, 实施期限为5年。
新闻纸反倾销案是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后的第一例反倾销案, 以中方企业胜诉为终结, 也是开启了我国产业界通过国际惯例保护产业安全和权益的先河。
2、我国对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铜版纸反倾销调查
2001年12月29日, 金东纸业 (江苏) 有限公司、山东万豪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江南造纸厂四家企业代表国内铜版纸产业向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提交了《关于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2002年2月6日, 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第2002年4号公告, 决定自即日起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3年8月6日, 商务部发布2003年第35号公告, 公布了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美国和芬兰的进口铜版纸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 决定自2003年8月6日起, 对原产于韩国、日本的进口铜版纸征收4%～71%不等的反倾销税, 期限为5年。
这一案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依据WTO规则重新修订的《反倾销条例》立案调查的第一起反倾销案, 最终以国内4家提起反倾销诉讼企业的胜利而告终。
3、我国对原产于美国、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本色牛皮箱纸板反倾销调查
2004年1月31日, 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大陆未漂白牛皮箱纸板产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正式提交了《关于对原产于美国、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本色牛皮箱纸板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2005年5月31日, 商务部初裁决定确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 中国大陆的本色牛皮箱纸板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2005年9月30日, 商务部做出终裁, 原产于美国、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本色牛皮箱纸板存在倾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 自2005年9月30日起, 对原产于美国、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本色牛皮箱纸板征收反倾销税。但2006年1月9日, 被告方向商务部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 经商务部贸易仲裁委员会审议, 于2006年2月13日发布公告, 终止对原产于美国、泰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进口本色牛皮箱纸纸板征收反倾销税。
4、我国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耐磨纸反倾销调查
2005年4月14日, 郯城新鑫纸制品有限公司代表国内产业提交了反倾销调查申请, 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耐磨纸进行反倾销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于2005年6月13日发布第34号公告,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耐磨纸进行反倾销调查。立案后, 商务部对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和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了调查。初步裁定原产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耐磨纸存在倾销, 幅度为10.35%～42.79%, 中国耐磨纸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 同时倾销和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06年12月13日起, 对原产于美国和欧盟的进口耐磨纸征收反倾销税, 期限为5年。
(二) 其他国家地区对我国造纸产品提出反倾销反补贴案件回顾
1、韩国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尼的印刷用纸反倾销调查
2002年11月26日, 韩国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尼的印刷用纸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3年11月, 韩国贸易委员会对此案作出终裁, 决定对中国涉案企业征收反倾销税, 有效期至2006年11月6日。
2、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皱纹纸制品反倾销调查
2004年2月17日, 马萨诸塞州西曼纸业有限公司等7家造纸公司联合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提交对薄棉纸、皱纹纸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2004年11月30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宣布对我皱纹纸制品反倾销案做出终裁:认定我皱纹纸制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在美进行低于公平价值的销售, 涉案企业的倾销幅度均为266.83%;此次由美国提起的反倾销, 涉及国内企业74家, 但由于国内企业没有积极应诉, 导致反倾销诉讼的失败。
3、美国对原出于中国的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两项调查
2006年11月, 根据美国NewPage公司的要求,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铜版纸启动了反倾销和反补贴两项调查, 2007年3月31日, 美国商务部做出初裁:认为中国的铜版纸出口企业收到中国政府的补贴额相当于产品销售价格的10.9%～20.35%;2007年5月30日, 美国商务部做出中国铜版纸对美国构成倾销的认定, 对中国的铜版纸出口企业适用美国的临时反倾销税, 税率征收范围23.19%～99.65%, 并将案卷移送至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这过程中, 中方相关企业积极抗诉并游说铜版纸下游等产业, 2007年11月2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商务部提交的上述裁定进行了最终裁决, 其结果是:中国等国家进口到美国的铜版纸未对美国工业构成实质性损害的威胁, 因此,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不对从中国等国家进口到美国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
4、印度对原产于中国的透明玻璃纸产品反倾销调查
2006年7月28日, 印度商工部反倾销总局发布对输印原产于中国的透明玻璃纸产品 (Cellophane Transparent Film) 反倾销案终裁公告, 建议对该中国产品征税1.91美元/公斤。印度于2005年9月27日对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我国无企业应诉。
5、中国台湾对原产于大陆的非涂布纸反倾销调查
2006年10月4日, 我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收到中国台北代表团来函, 称其有关部门已经收到台湾造纸产业关于非涂布纸反倾销调查申请, 涉及的产品为非涂布 (含微量涂布纸) 的印刷用纸, 后经大陆产业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多方面工作, 台方撤诉。
6、澳大利亚对原产于中国的卫生纸反倾销和发补贴调查
2007年9月12日, 澳大利亚决定对中国进口的卫生纸进行倾销和补贴税调查;经中国政府和产业界积极工作和抗诉, 于2008年11月, 澳大利亚宣布终止对中国产卫生纸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7、美国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尼的铜版纸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09年9月23日,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3家美国造纸商 (New page公司、Appleton纸业公司和Sappi Fine Paper北美公司) 再次向美政府提出对中国和印尼的铜版纸企业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009年10月14日, 美国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 对原产于中国和印尼的铜版纸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 2010年9月2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终裁结果, 决定对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美国商务部称, 中国政府对中国铜版纸生产进行了补贴, 并据此决定对中国输美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 税率由17.64～178.03%不等;此外, 美国商务部还对上述商品征收税率7.60%～135.83%不等的反倾销税。
8、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10年2月, 欧盟对中国铜版纸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并于4月追加反补贴调查, 欧盟将在2011年5月份做出正式裁决。
二、造纸行业贸易摩擦案件特点分析
1、贸易摩擦案件发生频率加快。近几年, 几乎每年都有纸产品贸易摩擦案件发生, 而且案发频率有加快之势。
2、贸易摩擦案件表现为双向的特点, 既有我们反别人, 也有别人反我们。近几年, 多是别的国家对我们的产品进行反倾销, 而且还增加了反补贴, 使应对工作更加复杂。
3、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逐年增多, 早些年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主要是与美国、日本、韩国, 近年来又增加了欧盟以及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4、案件的传播作用加强, 美国是个案例法国家, 造纸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例, 可能被引用到其它产业, 会对其他产业带来影响, 同时, 美国的领头羊作用, 其做法也容易被其它国家效仿。
5、申诉和应诉的综合成本费用较高。综合成本包括时间成本 (有些案件拖的时间较长) 、法律手续费用、调查成本等。
三、贸易摩擦案件应对的一般做法及存在的问题
(一) 对原产于国外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一般方法
1、高度关注行业的生产运行状况, 对行业的产能、产量、进出口数量等进行统计汇总分析。
2、关注国际范围内行业发展变化情况, 包括产能、产量、市场等情况变化。
3、及时与相关企业沟通, 联合相关企业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组织相关企业联合体, 向商务部提出立案申请。
5、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二) 应对国外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反补贴的一般方法
1、高度关注行业的生产运行状况, 对行业的产能, 产量, 进出口数量等进行统计汇总分析;关注国际范围内行业发展市场变化情况, 对国际市场敏感地区和品种提出预警告示。
2、在对方立案前, 通过各种方式提前与对方沟通, 磋商, 谈判, 必要时作出一定的让步与承诺, 取得对方谅解。
3、在对方立案后, 及时组织行业内相关企业在第一时间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 寻求政府支持;行业内相关企业要相互沟通, 争取作无损害抗辩;说服相关企业积极抗诉, 通过代理律师指导, 做好抗诉准备工作, 不要轻易放弃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权利。
4、如果涉案为反补贴类, 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答卷准备工作, 与政府相关部门多沟通, 共同应对外方调查。
(三) 案件应对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1、涉案企业对贸易摩擦案件的重视程度不够。在造纸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 企业为了自身发展, 努力扩大市场份额。在不经意间, 这种行为就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案件, 由于对案件的突发性、应对案件法律程序的复杂性、应对案件需付出的高成本费用等因素认识不足, 往往仓促被动应诉, 或者选择放弃。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 有的企业是不懂规则, 也有的企业出于多种考虑, 不愿意选择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2、应对贸易摩擦案件的成本费用较高。无论是我们提出的对别的国家地区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还是我们应对别的国家地区对我们的产品进行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其高额的综合成本费用, 在造纸产品利润较低的状况下, 单个或者几家企业难以承担, 多家企业又不好分摊, 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3、在应对贸易摩擦案件时, 存在着部分企业不愿出头而“搭便车”的现象。既希望享有发起或应对贸易救济案件取得的成果, 同时又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大多数企业都有此心态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应对贸易摩擦案件的难度。
4、在应对反补贴案件时, 经常遇到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口径不一致问题。这些不一致, 存在于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尤其在接受反补贴案件核查时, 各部门答卷不一致的问题, 加大了后续应对工作的难度。
四、应对贸易摩擦案件的几点建议
1、充分发挥“联动”机制的作用, 做好预警工作。国外贸易保护案件往往涉案金额较大、产业影响深远、政治性强、关注度高, 仅凭企业个体的力量难以取得好的结果, 这就需要通过“联动”机制, 整合各种应诉力量, 形成合力。目前造纸协会已于各相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并总结出一套有效的工作制度, 提高了企业应诉效率, 充分发挥了团队协作精神,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同时, 协会及时做好案情预警工作, 高度关注重大贸易事件的发生并做出快速反应;加强专业知识和理论问题的研究, 结合本行业特点制定对策;积极向企业宣传和提供建议, 协助企业建立快速高效的应急方案;发挥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 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2、要认真分析应对贸易摩擦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制定对策。应对工作要有理、有力、有节, 区分对象,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严重违反世贸规则, 对行业造成严重损害的可通过WTO组织来解决争端。
贸易救济 篇7
1 贸易救济会计研究的背景
在我国不断地兑现加入WTO承诺的过程中, 我国的贸易企业也正面临着形势更为严峻的贸易摩擦,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贸易救济摩擦。WTO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1995~2009年期间, 我国一直被列入全球反倾销的第一目标国, 而从2000~2009年阶段, 我国的贸易企业所被起诉的案件大约要占全球同期整体数量的五分之一。针对“市场经济国家”而进行的反补贴调查, 也伴随着我国被有关的国家承认市场经济地位而逐渐缓和。但是在2000年后不久的2004年, 加拿大对我国提出了反补贴调查, 矛头对准了钢制紧固架等三种商品, 这就促使了我国对外贸易过程中反补贴救济方面产生了新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 部分发展中国家又相继发起了仅针对我国的保障措施案件。截止到2008年6月30日, 调查显示我国已经共发生反倾销案件多达50起。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显示, 共计发起反倾销调查为154起。可以说我国在这种众矢之的的状态下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反倾销指控对象国。而反倾销保护措施被大量频繁地运用, 多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启动便利、针对性强以及短期效果明显的特征。可以说, 从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式来看, 积极开展贸易救济会计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2 反倾销的贸易救济的贸易限制效应
一次针对我国反倾销措施开展综合情况的调查显示, 几乎全部反倾销案件在反倾销调查发起之后, 被调查的对象国的进口数量通常会出现下降现象, 这说明了反倾销调查在对被调查产品的进口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然而因为案件在现实中还存在着许多差异性, 因此在持续的时间上以及下降的幅度上也存在着个体差异。Taiger与Wolak (1994)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对于反倾销措施贸易限制效应进行了研究, 并对美国的在1980~1985年4位标准工业分类 (SIC) 反倾销案例进行了年度数据分析, 分析结果发现, 不管是反倾销税又或是反倾销调查, 均会致使涉案产品的进口量下滑, 因此可以说反倾销措施有着明显的“贸易限制效应”。Krupp和Pollard (1996) 文献也同样以研究反倾销措施贸易限制效应为目的, 其运用1976~1988年这一阶段的美国化工行业的7位关税 (TSUSA) 下的17种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 更为细致地研究了反倾销申请、初裁以及终裁的三个时间点前后的六个不同阶段对于进口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研究最终发现, “调查效应”在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实证结果中被证实并十分显著。此外, 文献也分析比较了不同的裁决结果的贸易限制效应的特点。利用2002~2007年美国对我国纺织品反倾销案例10位海关协调税则 (HST) 代码涉案产品的相关数据, 就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在各阶段贸易限制效应以及贸易转移效应开展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美国对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致使我国涉案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总量降低, 存在着负的贸易限制效应
3 关于贸易救济会计措施的相关建议
贸易救济可以说是一个关系到全世界的国际宏观问题, 但是从当前发展角度来看, 它也是一个国内问题。应对贸易摩擦是非常复杂而系统的庞大工程, 贸易救济会计的主要任务是更好地解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但其影响却关系到技术以外的方方面面, 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宏观政策, 因此对于贸易救济会计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项十分关键的战略性举措。
3.1 正确选择会计方法与会计政策
所谓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的过程中要遵循的会计原则和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的方法。从反倾销角度来说, 选择会计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怎样去证明企业结构价格低的合理性。主要包含存货核算方法、外币会计报表的折算方法以及外币业务核算方法、研究与发展费用 (R&D) 的核算、固定资产计价和折旧方法和合并范围的确定原则等等。但同时要说明的是, 在反倾销当局的概念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去判断会计政策的适当性。第一, 他们要判定企业所属的行业, 其生产过程的整体性质较为适合何种成本计量方法, 尤其是在这一行业中, 多数企业都更倾向采用怎样的方法。第二是要看被调查企业在方法的采用上是否保持连续性。
3.2 政府方面要注重策略, 加强研究
政府所采取的最合理的方案并不是预先判断和估计怎样才能更好地避免反倾销, 而是要将宏观政策转化为遴选出口企业以及出口商品的最佳载体, 力争促进国内的总体产业结构升级。第一, 要不断地大力完善与国内贸易救济有关的法律法规, 务必要确切了解国内产业所遭受损害的调查程序与标准。让反倾销能够为我们所用, 能够在另一层面上起到限制国外产品进口以及保护国内产业的重要作用, 并抓住其实施的普遍性以及实施价格低廉来更好地进行国家贸易保护;第二, 将税收转化为验证出口企业的真实成本的重要工具。举例来说, 在纺织品方面的配额上, 要尽量取消由行政系统分配配额的模式, 积极利用“税收竞拍”的手法给予那些降低或者是放弃出口退税的企业以出口优先权, 这样不仅仅能够在反倾销的过程中规避低价销售的敏感性, 又可以促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 从而更好地强大国内企业在国际上的企业竞争力。此外, 与倾销相比, 政府出面施救是补贴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补贴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体现, 可以说在补贴问题上, 政府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当前阶段来看, 置身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法规有着十分突出的重要作用。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最大限度地“避实就虚”, 尽量运用《SCM协议》的有关规定, 不仅能够自我保护, 又能有效应对干扰, 这样一来则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自身的灵活性, 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快速提升。也只有这样, 在政府政策法规框架内反补贴会计才能有效地发挥出作用。此外, 政府务必要尽快扶持、引导与完善行业协会的各方面建设。通过对国外贸易救济的观察可以说明, 它们通常是由某个成员国的行业协会向政府提请, 再发起诉讼的, 因此, 我国也要吸取教训, 借鉴经验, 也要对行业协会的作用加以重视, 促使其在提起或者是应对贸易救济调查的过程中发挥出有力的作用。
3.3 建立健全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
法律赋予了反倾销以诉讼的权利, 而积极地抗辩与应诉则不单单是一种权利, 更是一种法律义务。许多西方国家反倾销的提起和抗辩应诉均有一套十分健全的会计诉讼支持保护体系。举例来说, 在反倾销提起的过程中, 会计可以协助企业更好地收集证据, 并运用会计举证进行有效地指控;在应诉反倾销调查中, 会计可以预备应诉会计资料, 并加以抗辩以及陈述;会计还能够参与企业预防被诉反倾销的过程中去。这些西方国家运用该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 争取了一定的人才与法律优势。正因如此, 我国在反倾销方面也要时刻突出会计的重要作用, 积极建立健全实质性的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 帮助我国的出口企业可以更好地应诉反倾销指控以及预先做好反倾销的准备工作, 从而更好地保护国内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
3.4 重视创新
要想更好地对反倾销的对策体系加以研究, 就要积极地创新与借鉴, 并将二者进行有机地结合, 特别是在全面到来的全球化信息经济时代, 反倾销指控和应对反倾销的会计联动机制已经快速地覆盖全世界, 许多国家的大量企业均相继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开展创新高效并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应对反倾销的会计联动机制, 这种体制目前仍然在不断加以完善。从当前局面来讲, 要想保障我们的企业在竞争环境恶劣的经济市场大潮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就务必要分析成功机制的长处, 并做到良好的借鉴, 并以此为基本前提进行不断地创新研究, 提出和探讨具有一定操作性和理论根基的有效机制, 继而促进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联动机制的成功。
3.5 分析内因, 改革定价方法, 消除恶性竞争
我国必须要加速企业相互间独立定价方法的改革, 努力消除低价销售等恶性竞争, 督促科学有效的行会联合定价制度尽快建立, 严格执行所建立的统一出口价格标准, 遏制国内企业之间的不良竞争, 保障在详细分析国际市场以及国际竞争者基本情况的前提下, 科学合理地订立出口价格, 这样一来不仅能够缓解反倾销的压力, 还可以在保持低价优势的同时, 争取大限度的经济利润。因此, 我们必须要借鉴国际经济中行使行业管理职能的重要组织形式, 为我国企业成功应对反倾销调查提供可靠的支援与政策保障。
4 结语
综上所述, 贸易救济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被其他国家与地区用来限制我国的出口, 但是也同样能够为我所用, 用以保护我国的内部产业。而与此同时, 务必要做好应对贸易救济的预警与会计抗辩, 还要为我国更好地开展贸易救济提供会计举证支持。因此, 在国际经济大环境风云变换的当前, 我们务必要群策群力, 深入钻研国际市场, 加强对贸易救济会计的研究, 创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稳固我国经济的国际地位, 并最终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贸易摩擦也日渐增多, 因此, 积极开展贸易救济会计研究, 并提出科学实际的建设、补救与预警机制是我们当前做好贸易救济工作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贸易救济,会计,反倾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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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 篇8
一、WTO框架下的贸易救济体系
为了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 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倾销和反补贴针对的是价格歧视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 而保障措施则是针对进口产品激增这一特定情况, 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公平贸易原则下保护进口国国内产业不受损害。
1. 贸易救济的法律体系
WTO的反倾销规则, 主要是明确规定了反倾销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反倾销的程序。认定反倾销必须同时具备如下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存在倾销, 一般是以成本价、第三国价格和本国批发价为判断标准;二是存在损害的事实, 即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的威胁;三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进口国国内相同或者相似产业的损害是由于进口产品的倾销造成的。WTO的反补贴规则, 主要是确定了补贴和反补贴的主要规则, 要求各成员国在其框架下设计国内的补贴与反补贴立法。为各国提供了在不公平贸易条件下获取公平的一种合法性的补救手段。WTO的保障措施, 主要是按照GATT的目标和体制要求, 给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贸易保障机制, 这样可以为双方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 能较好地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并防止贸易限制措施的蔓延。
2. 贸易救济的组织体系
贸易救济的组织体系包括行政组织体系和产业组织体系。行政组织体系是指以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 (即现在的商务部) 和海关为主的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产业组织体系则包括各产业协会和企业。很显然, 这一体系的职能一是要决定对进口产品是否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或对国外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是否采取行动来应对;二是要决定怎样来进行。
WTO通过了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协议为主体的应对办法, 并建立了相对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DSU) 以及一系列的预警防范机制, 构建起了一整套的贸易救济措施体系。其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开展, 而仅仅是为了给成员国在其国内产业遭受不公平竞争或面对进口过量增长的时候, 提供一种保护方法和解决方式。它要求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具有超脱性和代表的广泛性, 以及拥有法律的权力, 能够在审查机制中起到最大且最有效的作用。
3. 贸易救济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
贸易救济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指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性质的专门提供有关WTO事务的各种调查、研究、培训、信息和法律服务的机构。
WTO基于市场经济, 它要求各成员方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提供有效的服务。因此要求行政管理应寓于服务之中, 而在服务中也应体现出行政管理。就政府的公共服务而言, 它包括政府掌握的及所能提供的各类信息资源, 提供生产经营活动所依赖的基础设施, 组织社会保障体系, 以及环境保护、城市规划、消防等等。而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是“信息服务”, 即政府要利用其所处的特殊的地位, 及时有效地搜集、分析、整理各个方面的信息, 并及时地把它们传递到各个层面去。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服务, 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阶层提供诸如法律法规、政策信息、重要新闻、机构简介、信息公告和最新的市场动态等等, 使社会各阶层对不同信息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 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分享程度, 降低了因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无效率。
二、我国贸易救济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是根据WTO规则和我国相关法律制定的, 它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我国国内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总称。这一体系的主要职能是要使贸易救济措施的施行有法可依。
1. 法律体系的漏洞
目前, 我国贸易管理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法律依据不足或是无法可依的现象, 法律、法规内容过于笼统, 解释空间过大等问题还很严重。尽管现在的反倾销条例与1997年时的条例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还是没有对反倾销的立法和执法中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进行完全的解决, 也找不到可以有效衡量反倾销措施的成本与收益的机制。反补贴和反倾销的诉讼在具体操作环节和执法程序上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譬如有些程序性的规定还不清楚、透明度不够等。另外, 由于反补贴调查也是采用主管机关双轨制, 因此同样存在着不同机构之间如何协调各自职能的问题等等。《保障措施条例》多是一些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 比较空泛, 缺乏配套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法律条文规定也比较粗浅, 内容也存在空白。尤其是《保障措施条例》和规章在制度设计上还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实施保障措施的成本和收益。
2. 组织体系的不足
国内企业的反倾销意识薄弱、起诉速度较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有一部分的生产企业自我保护意识较差, 一方面对有效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规则认识不够, 错误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就是低价的竞争。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产品遭到国外产品倾销时显得束手无策。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观原因是国内企业严重缺乏对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运行的规律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充分认识, 同时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能力十分缺乏。
我国法律对商会的反倾销职责规定的不是明十分明确, 这就使得商会没有明确的法定职责来支持遭受损害企业的起诉;另外, 纵然商会有支持受损企业起诉的主观愿望, 但因力量不够、经费不够、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明确, 也无力支持受损企业的起诉。同时国家政府对商会支持反倾销工作重视程度也不够。
当前我国反倾销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滞后, 我们缺少精通世贸规则的反“反倾销”和反倾销的人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紧培训反倾销人员、政府官员, 使他们尽快熟悉WTO贸易救济的各项规则与法律;还要加紧在产业方面的宣传、培训与国际交流, 并建立起国际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库。
3.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缺陷
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开其文件、权力内容的义务和责任很少规定, 逐渐形成了内部行政和秘密行政的习惯做法。政府的许多活动都是处于不公开的状态, 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常常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政府部门所了解和已经掌握的统计数据, 普通人想获取某种信息, 却不知道应向谁索取。所以“入世”后我国政府要在履行WTO规定的义务的同时, 使得政府信息服务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国内产业在搜集信息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 国内产业很少有竞争对手的第一手资料的了解, 顶多也只是知道其申请调查对象产品的工艺路线、产能等粗略数据。此外, 还缺乏高效的预警机制、快速的应变机制和合理的内部协调机制等。从事贸易救济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多, 人才缺失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三、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的完善与补充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建立健全与贸易救济体系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为此, 要做两项工作:制定有关的各项法律和法规;修改与完善法律与规章。同时在WTO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合理地运用贸易救济措施, 加快我国的贸易救济立法速度, 建立和完善保护国内产业的法律机制, 从而来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1. 法律体系的完善
首先要丰富立法层次, 完善反补贴法律体系。由于反补贴法调整的是我国的国际贸易关系, 是保护国内产业的法律, 因此应该由权威的立法机构, 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来进行立法, 使其成为补贴与反补贴方面的基本法律。其次法律规定要尽量的详细与具体, 增加其可操作性。不只是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 而是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最后要合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确保经济弱国对经济强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挑战, 这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作用。
2. 组织体系的补充
为了使反倾销制度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经济效应, 在完善相关国内立法的基础上, 还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调查机制。因为反倾销对维护企业自身利益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所以要让企业加强对反倾销运用的研究。尽管我国反倾销立法已经体现出了运用反倾销规则来保护国内产业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 我国还应在适应国际保障措施发展趋势的同时, 尽快建立健全运用保障措施的有效机制。我们要把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综合起来运用, 使之适应全面开展产业损害调查的需要。此外, 我国还要积极运用法律, 培养一大批熟识WTO规则的经贸法律专才, 建立完善的保障措施应对机制, 用以保障我国产业利益和产业安全。
WTO保障措施的适用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参与。政府部门还要建立相应的快速反应机制, 即建立相应的机构, 对相关的事务做出快速的反应, 避免经过繁琐的程序, 耽误了时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做好对企业的服务, 如为企业提供信息。政府和企业在都掌握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 共享各种资源, 便于企业更好地建立预警机制, 在贸易争端发生之前、之中尽快地提出各种可能的预处理方案。
3. 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健全
政府要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我国应组建专门的中介组织、咨询企业或机构, 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职能的作用, 为外贸企业打破技术壁垒限制和扩大出口提供有利条件。
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 使广大企业都能了解并掌握我国以及国际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的基本知识和相关规则。这就要求企业要正确并熟练运用国际通行手段, 合法有效地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同时, 尽量避免与减少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情况, 抵制和规避国外有关歧视性反倾销法律条款, 反对其滥用反倾销措施。此外, 高校要与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与企业多方联合。相关出口企业要在面临进口国贸易救济调查的时候, 积极应诉, 主动地向高校及科研机构咨询, 寻求对策。高校及科研机构不但要研究WTO规则下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规则, 为企业提供理论与技术的支持, 而且还要为企业培养并输送熟悉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的专业人才。
摘要：WTO制定贸易救济规则的目的在于维护国际贸易公平和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这三大贸易救济措施是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 各国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工具, 它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当务之急是要遵循和利用WTO规则来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以应对国外产品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冲击。而当前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 所以要借鉴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规则主要是从法律体系、组织体系、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三方面来不断地加强和完善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
关键词：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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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救济 篇9
一、近年来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双边贸易情况
1.近年来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的双边贸易总体情况。近年来, 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的商品进出口总额持续快速增长。尽管在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 但三大贸易伙伴所占我国商品进出口总值的份额却基本稳定, 浮动幅度保持在1%以内, 合计占比超过40%。由此可见, 三大贸易伙伴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
2.近年来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的双边贸易平衡状况比较。与贸易总额的变化趋势相仿, 我国贸易顺差在2006-2008年稳步提升, 2009年遭到重挫。与贸易总额相比, 贸易顺差受金融危机影响更为明显。2009年, 我国的商品进出口总额降至2007年水平, 而贸易顺差却降至2006年水平。这主要是由于进口额的下降幅度远远小于出口额的降幅。2009年我国商品出口额较2008年大幅缩减了近2269亿美元, 而进口额仅仅减少了1275亿美元。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较为稳定, 内需缩减较少;另一方面各贸易伙伴国此起彼伏的贸易救济措施使我国的出口形势雪上加霜。
从三大贸易伙伴顺差占比情况来看, 近年来美国和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对美贸易顺差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比例在60%-80%间浮动, 对欧盟贸易顺差占比基本保持在50%~55%。过于依赖欧美市场导致欧美经济状况及贸易政策的变化对我国出口影响很大。由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 出口方面的风险会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因此, 密切关注欧美经济状况以及其贸易的政策变化对稳定我国国民经济至关重要。
二、欧盟、美国、日本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情况分析
贸易救济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 是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用以维护公平贸易的手段。然而,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本身的瑕疵以及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 贸易救济措施现已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有力武器, 用以保护本国产业, 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本文致力于研究欧盟、美国和日本对我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情况。由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的启动门槛较反倾销、反补贴更低, 带有极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若实施则严重损害大国形象, 因而相对反倾销和反补贴较少使用, 未来也不大可能为大国所广泛使用。因此, 本文对这两种贸易救济措施暂不详述, 将主要分析欧盟、美国和日本对华在反倾销和反补贴两方面的应用。
(一) 日本
1.日本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特点。在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中, 日本在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方面是很特殊的一个国家。一方面, 它是许多国家贸易救济措施的对象国;另一方面, 它却很少对其他国家发起贸易救济措施。世界银行相关统计显示, 截至2010年第二季度, 日本仅发起过1次反补贴调查, 10次反倾销调查 (仅针对4种商品) , 其中有两起与中国有关, 迄今为止没有针对中国单独立案的情况出现。
2.日本实行较为消极的贸易救济制度的主要原因。日本之所以实行较为消极的贸易救济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多年以来, 它都是一个贸易顺差国。作为出口大国, 实行贸易救济措施若遭到贸易报复将得不偿失。因此, 中国的对日贸易迄今为止受到日本贸易救济制度影响较小。有学者认为, 日本近年来开始出现向积极的贸易救济制度转变的动向 (何力, 2008) , 本文对这一转变对中国的对日贸易产生的影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日本近年来对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 且中日韩三国建立自贸区的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因此, 于情于理, 日本近期对华发起大规模贸易救济措施的可能性都不会很大。
(二) 美国
1.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特点。
(1) 案件数量、占比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尽管受全球经济周期和美国国内选举周期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量在不同年度有所波动, 但总体来看上升趋势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美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案件占美国发起的全部案件的比例显著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相关统计, 1980-2010年第二季度, 美国共对华发起了157起反倾销调查, 28起反补贴调查, 占美国发起的全部反倾销案件的13%, 反补贴案件的5%。其中, 2007-2009年对华发起反倾销案件35起, 占美国同期发起全部案件的53%;反补贴案件22起, 占比69%。而2010年1-6月, 美国对外发起的3起反倾销和2起反补贴案件全部针对中国。
(2) 相关立法贸易保护倾向明显。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发达国家的法律相对完善, 处理问题一般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 这样的做法是较为受欢迎而应该被推崇的。然而, “依法”的优越性的体现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法律本身的合理性。
近年来, 美国对国际贸易相关法律的修改大有助长贸易保护主义, 甚至针对中国的倾向。其中, 具有标志意义的是2005年《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的出台。这一法案是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授权性法律。这一法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来说可谓“一箭双雕”。在该法案颁布前, 由于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在反倾销调查确定公平价格时可以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替代国”。但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扩大, 仅仅依靠反倾销已经不能满足美国贸易保护者的胃口, 法案就此应运而生。自该法律颁布之后, 美国所发起的绝大多数反补贴案件都是针对我国产品。
2.美国频繁针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原因。
(1) 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尽管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会导致本国福利的净损失, 但站在美国相关决策者的立场上, 从国内国际双层博弈的角度来看, 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从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角度分析, 只要贸易救济措施的国内受益者 (生产者) 较为集中而国内受损者 (消费者) 较为分散, 那么受益集团将有极大的动力游说政府, 而受损者由于反抗的成本比损失的更高将不会选择反抗。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的相关商品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因此这些措施的实施在美国国内推动力很强且基本不存在实质上的阻力。从国际博弈上来看, 一方面, 我国对于美国市场较为依赖, 反制措施有限, 在中美贸易博弈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 由于美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对我国的针对性强, 我国很难与世界其他国家结成利益同盟共同抵制美国。因此, 在国际博弈中, 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同样是美方的优势策略。
(2) 情感宿求的外在表现。从心理层面来讲, 美国频繁指责中国商品通过倾销、补贴等不公平贸易的手段进入美国市场的行为反映了其“衰落的大国”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是不愿承认他国在某些方面超越自己是基于实力, 而更愿意理解为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上世纪70至80年代, 美国舆论对当时的日本也持有类似的态度, 指责日本通过运用大量的贸易保护手段以保持对美巨额顺差。事实上,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 日本在贸易保护方面一贯较为消极。
(三) 欧盟
1.欧盟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特点。
(1) 反倾销案件数量、占比成上升趋势。近年来, 欧盟对华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成波动上升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相关统计, 1980-2010年第二季度, 欧盟共对华发起133件反倾销调查, 占欧盟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的19%, 其中, 2007-2009年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18起, 占欧盟同期发起案件总数的44%。而2010年1-6月, 欧盟对外发起的8起反倾销调查有5起针对中国。另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 截至2010年3月31日, 欧盟对华已裁决正在执行的反倾销产品多达56种。
(2) 反补贴调查首开纪录。2010年4月17日, 一贯不主张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动反补贴调查的欧盟对华发起了第一起反补贴案件。据商务部网站透露, 此次欧盟对我国铜版纸发起的反补贴调查, 涉案金额高达1.5亿美元。
2.欧盟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前景展望。受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的影响, 未来欧盟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从形式上来说, 一方面, 欧盟至今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反倾销措施由于操作简便仍会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 前不久, 欧盟在反补贴方面对我国也开了先河。通过前文的数据可以发现, 自2006年对华发起入世后第一起反补贴措施之后, 美国对华发起的反补贴案件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前车之鉴, 我们有理由推断反补贴措施在未来也将成为欧盟对华的主要贸易救济手段。
三、应对措施
(一) 国家层面
1.深化改革, 加强外交努力, 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一方面, 我国必须正视自己与市场经济地位的差距, 深化改革, 建立起真正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 我国还应大力开展相关领域的外交活动, 争取美国等国家早日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为企业创造公平参与国际竞争的平台和环境。
2.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相关协议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利益。在美国和欧盟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中, 有许多违背世贸组织相关协议规则的地方。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 可依照有关规定将争端提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予以解决。同时, 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 我国应加强对世贸组织反倾销反补贴相关规则的研究, 并充分利用参与国际反倾销规则的制定和完善的机遇, 联合其他受害国, 力争改进世贸组织有关规则, 消除其中不公平和不明晰的条款, 减少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不合理现象。
3.针对各国国情, 运用联系战略, 减少贸易摩擦。由于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严重依赖欧美市场且短期内这一形势难以扭转, 因此, 基于贸易本身的反制措施十分有限。尽管如此, 鉴于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我国可以使用联系战略缓解国际贸易方面的压力。对于欧盟, 我国可以在其主权债务危机的应对上伸出援手, 同时推进高新技术和武器进口方面的谈判。这样既有利于我国技术的发展, 又能缓解对方的燃眉之急, 可谓双赢之选。若能借此机会促成长期合作, 对促进中欧贸易的平衡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对于美国, 我国可以与其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建立友好的关系, 以促成有利于我国的游说力量。
(二) 行业组织层面
1.建立综合性贸易救济预警系统。一方面, 对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趋势和出口增长前景进行系统、连续性的研究, 建立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另一方面, 要研究把握相关进口国国内产业发展动态、利益集团的组织结构与作用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机制。
2.为企业提供维权平台, 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一方面, 贸易摩擦高发行业的行业协会应打造专用通道, 聘请当地专业律师, 为企业提供贸易救济措施的应诉指导, 提高企业应诉效率, 最大限度避免我国出口企业遭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 各行业协会应组织专人研究相关案例, 总结经验教训, 使政府今后在对企业提供帮助时尽量避免与对方法律正面冲突。
(三) 企业层面
1.加强自身建设。企业应实施“以质取胜”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占领国际市场;开辟新市场, 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 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非对称性依赖;积极探索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 在更大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符合规则的财务会计制度, 形成良好的内部管理机制。
2.积极应诉。目前, 尽管有些企业已经积极应诉, 但从整体上看, 很多涉案企业仍对遭受调查消极观望, 总是抱有坐享其成的想法, 以致应对国外调查整体效果不好。因此, 面对国外救济措施, 企业应积极参加商业协会组织的应诉协调会, 向中外律师咨询, 向行业协会、政府有关机构进行咨询, 掌握对方国家的情况, 做好充分准备, 勇于应诉, 遏止外国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急剧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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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力.日本的贸易救济制度与中国的对外贸易[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6)
[4].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贸易保护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贸易救济 篇10
世贸组织专家组2008年2月13日向欧、美、加、中四个当事方提交了欧、美、加诉我汽车零部件WTO争端案（即“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案DS339、DS340、DS342）的中期报告，公布了关于汽车零部件争端的初步调查结果，结果基本上支持欧、美、加的观点，认为中国对超过整车60%以上的进口零部件按整车征税的做法违反相关贸易规则。按照WTO争端解决程序， WTO专家组的初步调查结果要经过各当事方大约3周的审阅和评论之后才能成为最终结果，而最终结果还要经过全体WTO成员审议并通过之后才能成为正式裁决。按争端解决程序，当事方还可就正式裁决结果提出上诉。我国商务部正在研究专家组的报告，准备向专家组提交评论意见。
但这只是我国享有的程序上的权利，从实体意义上的权利来看，意义并不大。WTO争端解决机构包括争端解决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组成，从解决机制来看，包括磋商、专家组、上诉机构和实施4个环节。WTO成员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后无法解决，就可以申请到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首先由摩擦双方在WTO的主持下继续磋商，若仍无法达成谅解，就再提交到专家组进行裁决，对专家组的报告仍有异议的可再申请由上诉机构裁决。上诉机构由来自WTO成员中选拔的7名成员组成，也就是WTO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机构。专家组不是常设机构，为了保证专家组报告的质量和公正性，WTO争端解决机制又在制度上设计了一个常设机构，即上诉机构。但上诉机构对专家组报告中的事实部分不再讨论，只对上诉的法律问题作法律解释。而且WTO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采用“否定需一致表决”原则，也就是说，必须所有WTO成员都投反对票，报告才会不通过，而这种情况显然是几乎不会出现的。所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基本上自动通过，而各成员均已在入世承诺书中承诺遵守WTO争议解决机构的裁决。如果贸易摩擦一方迟迟不执行裁决的话，那么WTO将授权另一方对其进行合法的贸易报复。在汽车零部件案中，专家组已经基本形成了对我国不利的报告意见，虽然最终裁决还会有一段时间，但这种结果已经很难改变。如果专家组做出对我国不利的最终裁决，虽然从理论上讲我国还有上诉的权利，但通过上述对WTO上诉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小组从未在最终的裁决报告中修改“期中裁决”中的认定。可见，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我国的不利裁决已经成为事实。
“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案”的起因和争论的焦点
2005年2月28日，我国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共同制定了《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并于自2005年4月1日起执行。在该《办法》的第21条（三）规定：进口零部件的价格总和达到该车型整车总价格的60%及以上的，构成整车特征，本项整车特征核定标准自2006年7月1日起开始生效。第28条规定：对经核定中心核定为构成整车特征的进口零部件，海关按照整车归类，并按照整车税率计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对进口整车关税的承诺中，从最高进口关税的61.7%普遍最迟于2006年7月1日降到25%，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从最高的40%进口关税降到10%（大部分于2006年7月1日实施，也有部分可以于2006年底前实施）。2006年1月1日，中国对其100多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进行了削减，其中包括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品；2006年2月24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向中国派遣贸易代表团，集中商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其中，也就汽车零部件问题提出了协商意见；2006年3月30日，美国、欧盟就中国汽车零部件问题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协商申请，称中国对占车价60%或以上的外国进口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变相逼迫中外合资或中国汽车制造商使用中国自产的汽车零部件，同时宣称外国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将生产地转移至中国，导致欧、美相关行业工人失业。2006年4月13日，加拿大要求就汽车零部件问题与中国举行磋商；2006年5月11～12日，美国、加拿大、欧盟与中国就汽车零部件问题在日内瓦举行联合磋商，澳大利亚、日本和墨西哥作为观察方参与磋商；2006年7月5日，中国表示，推迟实施原定于2006年7月1日生效的有关汽车零部件的进口规定。目前，该规定拟定于2008年7月1日起实施；2006年9月15日，美国、加拿大、欧盟表示，希望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小组解决与中国在汽车零部件问题上的争端；2006年10月26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专家小组成立；2007年2月13日，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做出初步裁决，认为，中国对汽车零部件所征收的关税阻碍了国内汽车生产商采用进口零部件，这将减少美国、加拿大及欧盟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就业机会。而我国政府实施此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利用整车和零部件税差规避海关监督、偷逃关税的行为，也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相关规定符合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也符合WTO有关规则。而且这种措施与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完全相符，不存在歧视外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问题。
WTO不利裁决对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影响
我国出台“进口零部件的价格总和达到该车型整车总价格的60%及以上的，构成整车特征，并按整车征收进口关税”政策也含有鼓励国内汽车生产商更多采用国产汽车零部件的初衷，从而促进国产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而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之所以诉诸WTO，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这项政策将影响其在华汽车生产企业的利益以及本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的利益。事实上，我国的这项政策，只是部分影响了部分高端在华汽车生产企业的利益，如北京奔驰、上海通用生产的凯迪拉克、北京吉普、长安福特的VOLVO S40、华晨宝马的宝马3系和5系、上海通用的荣御、国产奥迪的部分高配车型等，对于大部分在华汽车生产企业国产化率已经非常高，基本不会受到影响，而高端车型的零部件目前国产厂商的技术水平远远还没有达到，不能提供，因此，我国实施此项政策保护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短期效果难以达到。而对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来说，急于跳出来为自己的企业说话，本国企业也未必领情，因为，从中国国内汽车零部件市场来看是无比巨大的，世界几乎所有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都到中国进行投资建厂，分羹一杯。所以，在几国政府争执不下的时候，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市场已经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市场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据我国海关统计，2007年，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出口总值为668.78亿美元。其中，进口总值259.82亿美元，同比增长24.45%；出口总值408.96亿美元，同比增长45.31%。从进口来看，发动机、零部件等商品进口金额稳定增长，累计进口总额超过150亿美元 ，其中发动机进口15.33亿美元，同比增长24.69%；汽车零件、附件和车身进口12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45%。发动机、零部件等商品出口金额增长较快，累计出口金额接近300亿美元，发动机出口金额达到11.8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3.41%；汽车零件、附件及车身出口金额达155.94亿美元，同比增长35.38%。
我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预计到2010年，形成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层次分明、比较稳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为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把我国建成世界零部件制造基地打下坚实基础。到2010年，汽车零部件总产值目标为13000亿元，其中整车配套产值为7300亿元，社会维修配件产值为1700亿元，出口为4000亿元(即500亿美元)。出口平均年递增27.5%。力争进入国际配套市场的零部件比例为30%左右，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要有明显增加，并建成一批零部件出口基地。
从目前来看，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具有以下薄弱环节：一是基础较差，表现在：规模经济尚未完全形成，满足汽车生产高速发展的需要甚感紧张；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品还十分薄弱，除音响系统外，汽车专用IC、高档传感器、微处理器基本上处于空白，不得不依赖进口；铝、镁、钛等轻金属和塑料为基础的复合材料还应用甚少。二是投入不足，产品开发能力弱，品牌知名度低，表现在：规模、技术含量、知名度差距明显；自主品牌少，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中资零部件企业边缘化明显；售后服务市场规范化程度不高；产品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低；成本控制压力大；出口结构表现为“三低一高”，即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价格、高能源消耗的产品，出口效益差，竞争能力不强，且各自为战、恶性竞争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既有自身的挑战，也有国外的挑战。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维护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幼稚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国外成熟产业的巨大冲击，我国应当合理运用贸易救济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武器，维护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健康发展。首先，应当合理运用反倾销规则和保障措施规则，当进口汽车零部件进口存在倾销或数量激增等情况时，应当采取反倾销手段或保障措施允许的手段，限制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其次，当外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在国内实施垄断等不合理的竞争手段时，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维护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贸易救济 篇11
根据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的跟踪, 2010年1～10月底, 美国商务部发布对华贸易救济案件通报共318次, 其中涉及轻工产品的案件通报达101次, 占通报总数的31.76%, 案件类型为反倾销、反补贴, 涉及家具、五金、造纸、家电、饮料、罐头、塑料、制笔、日杂、搪瓷、食品等11个轻工行业的产品 (见下表) 。
二、欧盟等经济体对华轻工产品贸易救济案件通报
今年1～10月底, 欧盟对我轻工产品发布贸易救济案件通报达10次, 涉及造纸、文具、制鞋、陶瓷、自行车、塑料、日杂等行业。其中, 对我造纸行业的铜版纸分别进行了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对塑料行业的塑料袋在反倾销的同时, 又进行了反规避调查。
除欧盟外, 其他国家如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南非、乌拉圭、土耳其、阿根廷、韩国、新西兰、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纷纷对我轻工产品发布贸易救济案件通报。
下表为2010年1～10月欧盟等经济体对华轻工产品贸易救济案件通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