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司法救济

非司法救济（通用3篇）

非司法救济 篇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建设得到飞速发展, 特别是重工业等资源、能源型工业增长尤为迅猛, 然而它们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现象的日益恶化, 是以环境污染侵权事件频繁出现, 更有甚者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环境侵权已经发展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而司法救济作为环境侵权救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对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在此, 我将通过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 对比分析我国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环境侵权,现状,司法救济,建议

一、我国的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现状

(一) 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经济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 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发展, 他们更注重生活的质量, 由于较高的经济水平, 他们资金充足、技术条件纯熟, 能够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顾及到社会的长远效益, 并且他们的国家及企业都有这个实力和能力对环境侵权作出有效救济, 而诉讼这一公平公正、便捷高效的救济方式对他们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现今, 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经济建设处在第一位, 很多工厂企业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即使在各项条件具备, 能够达到环境保护标准的情况下, 也要设法进行非法排污以期降低企业成本, 由此致使环境污染、环境侵权现象频发。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一大难点。如何改变企业的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现状, 推动其向追求环境、经济复合目标转变, 是国家及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我国环境司法救济的法制现状

在立法上, 无论是宪法, 还是其他部门法, 都未规定公民的环境权。这也就造成这样一种尴尬境地:在司法实践中公民站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上来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 什么立场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最有利。环境权的提出最初是在西欧, 1960年, 西德的一位医生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 认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的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环境的规定, 是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由于《欧洲人权条约》中未明确规定环境权的内容, 控告被驳回。但却由此引发了是否要把环境权追加进欧洲人权清单的大讨论。现今, 西欧大部分国家已经将环境权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对环境权仍然没有明确规定, 这对环境侵权受害人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三) 我国公民环境意识淡薄难以积极启动环境司法救济程序

我国人口总数多, 总体文化水平不高, 这也同样导致我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根据调查显示, 公众对参与环保活动普遍不感冒, 同时对环保知识的认知、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也处于较低层次。虽然目前环境保护引起了各方重视, 但是公民对于个人在环保问题中的定位和作用并不清晰, “政府依赖性”是大多数公民心目中的环保意识体现。而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启动则与公民对环境利益的关注程度具有很大关联性, 从当前的现状来看, 成为环境公共利益难以得到有效救济的重要阻碍之一便是公众对可能潜在威胁到自身生存却并没有直接对自身造成损害的环境侵害活动并无强烈的责任感和参与感。

二、关于我国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未来出路

(一) 强化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

面对目前我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利益的状况, 我们必须加强国家和企业的环境责任。对此, 我们可以采取奖惩措施, 对于政府可以将环保现状列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之中, 并制定相应惩处制度, 促进政府环保责任的承担, 避免司法救济中为追求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推动环境保护这一社会利益的长远发展。此外我国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要求, 对于生态环境破坏力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可以从资金、准入方面进行限制, 提高其企业准入标准, 与此同时对于已经造成严重污染企业加大惩处力度, 达到威慑作用, 从而强化企业环保责任承担。

(二) 建立健全环境法律制度、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要想环境侵权司法救济发挥其有效作用则必然离不开良好的环境法治氛围。首先要明确公民的环境权, 只有以环境权为基础提出的诉讼才更具有法律正当性, 才更能调动公民积极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 从而达到以公民环境权制约环境污染行为, 并激发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其次是发挥公众监督的重要作用, 通过法制宣传、主题教育等促使真正形成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环境法治氛围。

(三) 促进公民诉讼意识和环境意识的提高

诉讼在环境纠纷解决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程序的启动则跟公民的诉讼意识与环境意识有着较强的联系。诉讼通过预设的诉讼程序, 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 由法官以居中裁判者身份根据法律规定、案件事实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决, 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与其他解决纠纷的方法相比, 诉讼则更加具有权威性。

面对着日益凸显的生存与环境的矛盾, 各种环境侵权事件不断涌现, 环境诉讼将会越来越引起重视。现下, 我们需要做的便是通过司法救济宣传片、相关主题教育以及实现环境侵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公正、效率来提升公民对环境司法救济的信任度。同时也通过环境司法救济案件审理来提升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关注度, 促使其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公众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而又推动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家顺, 王广风.“基于生态经济人”的企业利益性排污治理行为博弈分析[J].绿色经济, 2007.

[2]齐树洁.论我国环境纠纷诉讼制度的完善[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1) .

非司法救济 篇2

[摘要]本文通过超期羁押的定义和分类的阐释来分析出我国产生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外因素。根据这些内外因素提出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即在内因上，严格司法准入制度;进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树立正确科学的司法理念。在外因上，对超期羁押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层面加以控制。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诉讼体系提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超期羁押&……

超期羁押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而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问题。它的存在严重的侵犯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妨碍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平和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它的存在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绊脚石。因此，我们从超期羁押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入手，根据现有的广大学者对超期羁押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提出更贴近我国法治实践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增强我国法律对司法机关诉讼行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堵塞刑事诉讼法之中容易造成超期羁押的法律漏洞，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超期羁押概念的阐释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其主要包括：超期拘留和超期逮捕。因而，从超期羁押概念的内涵中我们把超期羁押分成两种：一种是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最长的法定期限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我们称之为绝对的超期羁押。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127、128条的规定，就一罪而言侦查中的最长羁押期限只有7个月，超过7个月的羁押行为便是绝对的超期羁押。另一种是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法定期限而又未办理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我们称之为相对的超期羁押。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时不能终结案件，可以经上一级检查机关批准延长1个月。①这里的2个月就是相对的超期羁押。因为如果超过2个月后，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经向上一级检查机关批准还可以羁押，而这种羁押便是合法的。否则，便是违法。

总之，无论是绝对的超期羁押还是相对的超期羁押都是对被羁押者的合法权利的践踏，都是不尊重基本人权的表现，它已经引起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因此，全面的分析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科学合理的提出解决的方案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诉讼法方面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原因

超期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的滥用其本身具有违法性、侵权性、渎职性和社会危害性。而究其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各种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总的说来可以从一个事物存在的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归纳出其存在的主客观因素。

(一)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在因素。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超期羁押现象的内因是其根本性、主要性的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有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首先假定被羁押人是有罪的，如果被羁押人自己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确凿证据来，我们就推定其是有罪的。由于这种思想理论的潜意识作用，当司法人员不能足以证明被羁押人有罪的情况下，本着“不放纵一个坏人”的思维，以种种的借口和托词对被羁押人进行羁押，甚至借用法律上的漏洞以“补充侦查”为名义进行超期羁押，更有些司法人员认为“羁押一天折抵刑期一天”反正被羁押人也没有什么吃亏的，这些行为都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在作祟!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严重。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量刑上重视依法办事，而在诉讼程序的问题上则掉以轻心。我们的司法人员甚至部分领导干部过分的强调了法的实体价值而忽视了法的程序价值，仅看到法的特殊教育功能而放弃了法的一般教育功能，“重惩罚，轻保障”从而造成在实践工作中认为：在办案过程中违点法、多关几天不算什么，只要能抓住真正的罪犯其他都是“小问题”的思想。

第三，“英雄主义”的思想泛滥。所谓英雄主义是指司法机关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侦查清楚之前，出于单位或个人的私利主义目的向上级机关、新闻媒体邀功取宠。在经过上级机关的赞赏和媒体的炒作之后，一旦案情突变，发现被羁押人犯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不得以而求其全之的策略便是以种种借口“超期羁押”了。更有甚者为了达到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目的在一夜之间被羁押人由此罪变成彼罪，由重罪变成轻罪，由羁押变成取保候审等等，但却始终不承认在羁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渎职行为。

总之，内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司法人员自身法治观念淡薄、执法素质不高、理论学习不够的表现，也是我们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所要重点注意和长期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决定了司法实践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解决，是我们这场“战役”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二)超期羁押产生的外在因素。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超期羁押现象的外因是其必然性、“合法”性的原因。它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立法上的漏洞。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着一些立法上的漏洞是超期羁押现象产生有持无恐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四个方面：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4、126条规定，省检察院立案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延长一个月的羁押期限后，又自行批准延长两个月的羁押期限，这是有背于我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给了超期羁押现象有机可乘。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7、128条规定，容易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达到长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目的而先后对一人立两个罪，从而使羁押期限重新计算“合法”的达到了延长羁押的目的。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检查人员发现所提起的公诉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提出建议需要延期审理的，可以延期审理，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期限和次数，从而为超期羁押现象打开了绿灯。4、一般法理认为：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最高法院自己决定。这一条款的存在必然不利于被羁押人的权利的实现。①

第二，司法救济的不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审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中立法官审查制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司法救济制度。羁押性强制措施中的拘留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一般由检察机关依据公安机关的申请而决定。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在这个决定他本人切身权益的时候提出自己的申辩，而律师在此时的唯一作用就是申请取保候审，但取保候审的同意与否又完全取决于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所以，这种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的司法救济的诉讼体制是急待于完善的。

第三，责任追究的不严格。由于超期羁押的责任追究制度至今没有普遍的建立起来，因此办案人员过多的考虑的是破案率而不是办案率，而破案率的关键线索就是口供，通常情况下口供是可以通过超期羁押而“关”出来的。所以，超期羁押成为提高破案率的有效方式，

也有挖深案破积案的重要作用，但却不需要任何的司法人员为此承担经济上、行政上和刑事上的责任，那我们的司法人员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内因和外因是产生超期羁押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所固有的制度、体系不科学、不完善的外在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过程中对我们原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虑、比较、分析，从而在程序上为我们这场反超期羁押的战斗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规范上的支持。

三、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

纵观我国超期羁押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根据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法律实践情况，并结合被羁押者基本人权和合法权利的要求，我们在对不同学者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更有针对性的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对策。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将拘留权和逮捕权赋予给承担诉讼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质的程序救济手段，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人权的保障，故建议取消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公安机关的拘留权，由法官统一行使强制措施的审查权，且被告人有权要求法官对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审查。②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逮捕批准决定权保持原状但对逮捕程序做较大的完善。可以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③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与可行之处，它们分别代表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最终理想和中间过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改革的必经步骤和远期目标。但是就我国司法制度的现实而言，采取第一种观点需要对司法体制做较大的变动，时时时阻力可能较大;采取第二种观点需要巨大的增加我国的司法资源，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审前的程序公平的判断上，这不符和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的经济实力。因此，我们在继承两种学术观点的同时根据超期羁押产生的内外因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思想。

首先，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设，从外部环境上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为此，我们仿效空间几何中描述一个点的方法对超期羁押从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层面加以控制以求达到解决超期羁押这一现象的目的。第一，从时间上，按照比例性的原则确定羁押的期限。在这一点上既可以参照我国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可以参照外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例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304条、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97条的规定等。④使预防性的羁押的总期限时间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被指定之罪规定的最高刑期的2/3。这样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规定不同的羁押期限，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规定的相对短些，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规定的长些。同时一旦达到最高的羁押期限，应当立即改变强制性措施，从而保证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28日颁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的若干规定》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内容还有待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也可以效仿这一规定颁布一些切实可行的司法规定从时间上对超期羁押行为加以限制。第二，从地点上，对不同诉讼阶段的羁押地点加以明确的法律限制。我们建议立法规定，将除逮捕以外的强制性羁押措施的实施地放在公安机关，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批准逮捕之后应当立即更换其羁押场所，使公安机关在逮捕后的侦查过程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处在其他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也就是使公安机关的羁押权与侦查权相分离，从而有效的防止羁押权的滥用，减少刑讯逼供

的发生，确保犯罪嫌疑人不受妨碍的行使其基本的防御权，有力的保证了当事人的基本人权。⑤第三，从人物上，建立对超期羁押的个人追究制度，使任何违反法定羁押期限的人都会受到经济的、行政的甚至于刑事的制裁。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写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⑥因此，应当根据责任者的主观过错和超期羁押造成的客观后果追究其不同责任。被超期羁押者、其近亲属、律师和羁押地的专门负责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诉，而检察机关提出违法通知书并负责检查对违法通知书的实际履行情况。责任者所在的单位的纪检检察部门也要进行调查并提出多方面的处理意见(经济、行政和刑事意见)，并负责落实处理，同时向检察院的检察部门备案。从而，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防止公安机关内部的包庇现象的产生，更加有利于两个司法机关的密切合作。

其次，真正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职业素质，从主观上解决超期羁押现象的存在。为此，我们也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严格司法准入制度。目前，全国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是解决司法机关进人不严的有效办法。这项制度一定要认真的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放松。第二，长期有效的在职培训。对现有的在职司法人员进行长期的、有效的、多渠道的、多层面的、大范围的培训工作，加大司法人员任职期间的考核力度，真正让知法、懂法、守法的人员来执法。从而，减少因办案人员个人的学术、思想和道德问题带来的人为性的超期羁押现象。第三，正确科学的司法理念。需要加大对现有司法人员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法治观的培养，真正的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用“三个代表”的思想衡量自己的行动，健全科学而合理的司法理念并把它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从而，保证整个司法诉讼程序的公平和正义。

最后，针对我国现存的大量超期羁押问题，我们应当坚定信心，鼓足勇气，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逐步司法改革下，在广大人民的法律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下，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最终会在我国建立一个高效、健康、科学的司法诉讼体系!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于超期羁押我国这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违法行为，我们应当从其产生的内因和外因两种因素加以分析。然后，提出切实符合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解决方法：针对外因，应当从羁押的时间、地点和个人责任上加以严格的约束和控制，从而在法律机制上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针对内因，应当从准入制度、在职培训和司法理念上加以教育和引导，从而在思想观念上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

总之，对于超期羁押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必需的、不间断的过程;是需要国家、社会、司法机关和个人多方面努力的工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M]第124、126、127、128、156、196条

②陈卫东、郝银钟《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J]《中外法学》3期78页

③叶青、张少林《法国预审制度的评析与启示》[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4期43页

④《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M]第97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⑤陈瑞华《审前羁押的法律控制―比

较法角度分析》[J]北京：政法论坛，4期99~112页

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论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 篇3

一、行政不作为的定义及危害性

(一)行政不作为的定义

目前,行政法学界对我国行政行为的研讨重心多围绕行政作为进行,很少涉及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作为一样,都是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行为,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影响。对于行政不作为所需具备的构成要件,当前行政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见解:一是行政不作为是具有作为义务的行政机关或者当义务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行政主体不为的违法状态;二是行政不作为不仅要具备行政不作为行为成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普通构成要件即主客观要件以外。但结合现状加以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两种说法在理论上都有所欠缺。首先,从实体法的角度加以考虑,将“行政主体具行使职权即完成作为的可能性”作为行政不作为的一个构成要件,但在实践中行政主体故意实施行政不作为很容易开辟借口,以逃避法律规制和行政监督。其次,在行政程序方面,法定期限是行政不作为成立与否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只有行政行为属于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的应为之事时,所以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含期限要件。

(二)行政不作为的危害性

通过对构成要件的研究,我们能够得出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四大特征:“违法性”、“消极性”、“隐秘性”和“损害性”。依据这四大特征,我们认为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危害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行政不作为行为往往以行政腐败等不良风气的形式表现。但是与各级权力机关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行为不一样,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不仅没有履行其法定职责,破坏法律法规的执行,而且降低了法律法规调节社会关系的效力,间接地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另一方面,行政不作为在深层次上反应了行政机关的角色错位,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政府作为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承担着指导公民行为,保持社会良性发展的角色。第二,行政不作为行为也是侵权行为。

二、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行政不作为司法救济的必要性

现阶段我国行政不作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我国现行行政法体系还不完善;其次,一些行政机构设置不科学,改革不彻底,行政主体之间依然存在职能重叠,分工不清等复杂情况;最后,行政主体在担任领导职务时,受不良风气影响消极怠工,也会造成行政不作为。

(二)我国关于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

我国有关行政救济制度中最常用的就是“行政复议”,该词是随着我国逐步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行政法学兴起,加之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有关行政法规,行政复议就变得更加规范和具体。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行政主体职能的转变,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已不是单纯的行政救济能够满足的,司法救济制度急需也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我国,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形式主要有:1.确认违法性。在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时,其责任方式主要是行政赔偿。在没有直接的个人损失却损害公共利益时,以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方式进行。2.责令履行。该救济的必要条件是事实上存在行政不作为和履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3.责令赔偿。责令赔偿是指有关司法机关经审查,认定行政不作为已经构成且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失事实,因而责令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三、完善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司法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于公共利益及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制度缺乏执法根据,给司法实践中解决问题造带来很多困难。一是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期限,二是对行政不作为的判决方式规定较为笼统,使得实践中的执行措施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降低了司法救济的公信力。三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行政机关拒不履行、无故拖延及权力压迫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效力难以显现,严重影响了裁判的公信力。

(二)具体建议

1. 构建公益行政不作为司法救济制度。

在我国,对公益行政不作为司法救济主要体现在原告资格的问题上,通过赋予检察机关对于公益诉讼的权力,不仅符合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特点,也可以使国家干预得到切实体现。

2. 加强对抽象不作为的司法救济。

首先,应该按照行政主体的级别来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其次,建立抽象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起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起诉的原告资格时范围不能过大,否则容易造成行政机关诉讼负担过重和滥诉行为。最后,对直接设定权利义务内容的抽象不作为,应当允许相对人附带提起对该抽象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

3. 对司法救济的完善不可忽视期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