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演变（精选6篇）
融合与演变 篇1
摘要：开发较晚的台湾能在不长时间里形成文治社会, 儒学教育起了重要作用。清政府从统一台湾开始, 就以程朱理学的儒学思想为教化先锋, 在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方面改造台湾。
关键词：程朱理学,儒学思想,台湾
清代统治复原辽阔, 人口众多, 只有少数人口的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吸取前代统治的基础上加强了文教思想的教育, 推崇儒教, 提倡程朱理学, 力图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台湾作为大清的边陲, 虽然受中原地区影响较小, 但在文教思想上也打上儒学烙印, 在地域差异的背景下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特征。
一、程朱理学兴起与普及
1. 程朱理学的兴起。
程朱理学兴起是清初台湾儒学教育的最显著特征, 其他特征都是在此特征基础之上衍生而来。程朱理学的兴起与当时的背景是密切相连的。满清统一中原之后, 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号召抗清, 并收复台湾, 将台湾当做抗清总基地, 台湾的汉民族意识很强。即使统一台湾, 台湾民众中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反清意识。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 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当做控制人们思想的武器。之所以将程朱理学当做控制人们思想的武器, 是因为清政府认为儒家思想中的程朱理学士最利于控制人们思想、消除反抗情绪的学说。康熙为此特意令李光地编撰《朱子全书》, 将朱子学说当做儒学的最正统学说, 并作为治国安民的主导思想制定下来[1]5。
朱子学说在闽台一代复兴得最为盛行, 这与福建的闽学传统及地方官陈瑸、大儒蔡世远等人的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陈瑸从康熙三十八年就任福建古田县县令, 是朱子学说的大力支持者, 康熙德治他笃信朱子学说, 就将他调到台湾任知县。陈瑸到任后, 在勤政爱民之余, 还重修孔庙, 创建学堂明伦堂, 召集学生来这里学习明伦之旨, 阐述朱子理学。当时台湾百姓主要是闽南一带的贫苦移民, 文化水平较低, 为了便于他们理解, 陈瑸就用通俗的道理对朱子伦理进行推演, 从人类讲到人心, 再从人心讲到人理, 又从人理讲到人伦, 阐明人伦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在推演的过程中, 陈瑸始终结合着朱熹的伦理观, 将朱熹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道德规范与人们的生活相联系, 结合台湾士子的人生德业和《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的功用, 强调儒家伦理对人生事业、道德修养的影响, 极力宣扬朱子学说, 号召百姓读朱熹之书[1]6。除了明伦堂, 陈瑸还主持新建了朱子祠, 兴建了文昌阁, 将台湾民众对朱熹的信仰与对文昌帝君的信仰等同起来, 从传道的角度阐释朱子学说的必要性。为了高度重视朱子祠, 陈瑸还专门将朱子祠中的香火费、油灯费等相关费用拨出来, 专款专用。此外, 他还要求士子奋发图强, 将通经学古当做主业, 行道济世, 以不辜负国家对他们的栽培, 将儒家的士子观充分运用到实践。蔡世远是福建漳浦人, 其祖辈有朱子学传统, 他自然而然承家学, 自幼便接受了朱子教学。康熙四十八年, 蔡世远中进士, 在陈瑸调任台湾不久, 被陈瑸聘请到福州鳌峰书院主讲, 蔡世远借此机会将的自己的学术思想带入台湾。蔡世远从社会对利禄的追求入手, 认为朱子学的义与利、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儒生学习的关键。他将义与天理等同起来, 将利与人的欲望等同起来, 认为复兴朱子学的关键, 就是让学生明白朱子学不是空谈理论, 而是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武器。在鳌峰书院主讲的时候, 蔡世远从立志入手, 以小蹄为基础, 以读书克己体察躬行为实现程朱理学的纲要, 鼓励学生学习程朱理学。他向学生强调程朱理学的有用性, 鼓励学生以诚为动机和方法, 将程朱理学当作修养自己心性的工具。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蔡世远认为, 学生应该像程颐所说的那样, 要以诚为本, 培养敬畏之心, 做人做事不欺不妄, 最终实践伦理, 而不是将读书当做实现成名牟利的渠道。蔡世远认为, 学生只有通过这样的教化, 才能为国为民发挥自己的才能,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蔡世远的理论指导和陈瑸的实践支持下, 朱子学说很快在台湾发展起来, 成为台湾儒学的主导思想[1]7。
2. 程朱理学的普及。
程朱理学在台湾得到复兴, 但仅限于极少数知识分子阶层, 广大民众并未受到广泛的教化。民众喜犯法, 好斗, 聚赌成性、盗窃成性, 并于康熙六十年爆发了朱一贵起义。清政府认为这都是教化不深入造成的, 平定叛乱的南澳总兵官蓝廷珍及儒生蓝鼎元走遍整个台湾西部, 认为当务之急要重视台湾文教事业, 广泛普及儒学教育[2]112。蓝鼎元提出, 应让台湾民众普遍受到儒学教育观点, 建议在台湾广设义学, 设讲约, 振兴文教事业以转变当时台湾社会的不良习俗。他认为, 教育有教化的作用, 政府应通过教育崇正去邪, 移风易俗, 将台湾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教化不兴, 因为倡导政府通过振兴文教的方式让百姓明白是非善恶, 最终移风易俗, 消除动乱。在对清巡台御史吴礼达的建议书中, 他要求政府在从府城一级逐次普及最小单位的村社中推行程朱理学, 每一村社都设置负责教化庶民的儒生秀才。他的这些建议后来都得以实现, 政府在台湾广泛建立了书院、私塾、社学、义学等机构, 儒学教育得到普及, 朱子学成为台湾的主流思想, 儒学教育水平显著提高[2]113。
台湾儒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教育碑文中朱子学说频现, 重视由敬而成的心性修养, 强调穷理与实践并重, 重视理学与经学的结合, 重视文史, 这些儒学思想的形成都是陈瑸、蔡世远等人努力的结果。二是书院书规中朱子学说占主导地位。根据台湾地方志的记载, 台湾的书院书规中列了很多有关朱子学说的内容, 如分巡台湾兵备道刘良璧立的《海东书院学规》、澎湖通判胡建伟立的《学约十条》等。在这些书院书规中, 君臣之大义、三纲五常等经典程朱理学被当做治学要则, 为全面复兴朱子学以及朱子学说成为台湾民众生活道德规范提供了保障。三是台湾师生的诗歌作品中所体现的儒学思想。在清初台湾的诗歌作品中, 有一部分既体现了儒学教育的情形, 也反映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最能体现这个特色的诗作, 以凤山县师生为多。如凤山知县宋永清的《新建文庙恭纪》、知县陈文达的《莲潭夜月》、林青莲的《莲池潭》、杨桂森的《乐耕楼记事》、胡建伟的《留别文石书院诸生》等等, 都对台湾的儒学教学、朱子理学思想有明显提及[2]115。
二、朱子学说主导下的三种思想兼容
在清朝统一台湾后的二百多年里, 地方官的宣传及办学实践以及科举的诱惑, 使得程朱理学得到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但由于台湾仍然处于开发期, 文教事业与中原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程朱理学在台湾的传播又很不均衡, 功利性很明显。随着大陆移民不断向台湾的嵌入, 清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得不适时更改, 人民反清意识难以得到根除, 明郑儒学思想在台湾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到了乾隆、嘉庆年间之后, 由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一些有志之士重提经世实学。鸦片战争之后, 台湾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重视科技提倡实业成为经世实学的新表现, 台湾地区的儒学思想从清初的程朱理学独尊走向各种思想的兼容。因此, 台湾的儒学教育思想总体来说有三个分支[3]26。
第一个分支为朱子学说的独尊。这一分支的形成和发展从地方官陈瑸、大儒蔡世远对朱子学的宣传和实践开始, 一直到同治年间甚至光绪年间, 朱子学对台湾的儒学教育影响一直未有间断, 政府官员不断倡导和兴建学校、选拔贡生科举为其主要表现。第二个分支即隐藏在清代的明郑儒学的忠义思想。这支思想从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 以民间传说中的陈近南为首的反清复明人士不断秘密组织, 并不断发展衍生出很多流派, 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秘密社会势力, 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贵起义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清朝统一台湾后, 被迫屈服的明郑遗民将忠义精神寄托到关帝身上, 清政府便在复兴朱子学的时候重修关帝庙, 强调关帝的忠信, 巧妙地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衔接, 程朱的道德修养与关帝的忠义思想合流, 形成一个新的儒学体系。第三支儒学思想形成比较复杂, 它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早在明末清初时期, 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基于社会危机, 提出致力于天文历算、农学水利、化学药学、机械制造等实学研究, 还有的投身于为国为民的政治军事俊东中, 如顾炎武、郑成功、陈永华等人[3]27。康熙年间提倡程朱理学, 经世致用的实学受到压制, 转化为注重朴实经史考证的清代汉学, 将学术研究扩大到自然、社会、思想等领域。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 清代汉学不断演变, 随着清政府统治的不断削弱而日趋呈现出经世致用的精神。直至到鸦片战争, 一些爱国志士意识到朱子学的弊端, 开始兴起一股经世实学的思潮, 先后涌现出沈葆祯、刘铭传等重视实学的地方官, 台湾的儒学教育呈现出西学的特征。沈葆祯在同治年间被派往台湾巡视察, 他的一些举措开创了台湾地区近代化。在教育方面, 他让学童学习读书、认字、写字、学算、学唱歌、跳民族舞等多种知识和技能;在基础建设方面, 将福建沿海先进的近代科学和近代教育理念引入台湾, 促进台湾的近代化;在交通方面, 开山筑路, 发展邮政通讯和交通;在工业方面, 以煤矿为“始基”, 引进西洋采煤机器, 雇请英国工程师, 致力于现代工业的兴起。此外, 沈葆祯还试图炼铁, 并在台湾建设了百里的天线。刘铭传是第一任台湾巡抚, 他在任期间, 高举明郑儒学中的民族大义旗帜, 以程朱理学的道德修养为基础, 大力在台湾宣传洋务运动中的务实精神。他对台湾的近代化影响更大:建立近代化军事体系, 建设铁路, 兴办新式企业, 发展对外贸易, 创办新式教育, 培养西学人才, 使得经世实学成为儒学的主流, 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3]28。
综上可知, 我们可梳理出清代台湾儒学思想的路径。清初, 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 将福建的儒学教育移植到台湾并大力宣扬和实践, 在台湾形成以朱子学为主流的儒学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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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名实.闽台儒学源流概论[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 (3) .
融合与演变 篇2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还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中文名 汉字
出现时间 约6000年前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
一流水准淮
石打开研
上气接下气乞
半青半紫素
一人大
一大二小奈关于社会用字调查报告在中国，特有的文字是汉字。中国的文字是经过不断演变而发展起来的。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商朝开始的“甲骨文”再到“金文”；秦朝时统一的文字“小篆”到“隶书”，后来慢慢发展到“楷书”，又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现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是简体字。
在当今的社会上，处处用到文字、没有了文字人们如何生存？看，招牌、广告、路标、标语、板报、商店橱窗等等，存在的符号便是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对社会用字作出了有关规定以及对“书法”用字的特殊也作出了规定。
可是，到商店里、小区、街上溜达一圈，便能发现许许多多有意思的文字：商店里，为了吸引客户，打出了新颖的、妙趣横生的广告词，如默默无“蚊”（蚊香广告）；舞厅的招牌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个“午”；在许许多多优秀的软笔书法作品中，总是写着笔画繁多、复杂的繁体字；商店中，有一种食品名曰“QQ糖”，深受人们喜爱；网上，“靓”、“帅”、“酷”成了挂在嘴边的语言。有些广告语让人津津乐道“一见‘钟’情”（闹钟广告）、“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某旅店门口所题的对联）。
社会用字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
一、广告语利用谐音滥用字。如玲珑“踢”透（足球广告），“骑”乐无穷（摩托车广告），“衣”见钟情（衣服广告），“鸡”不可失（炸鸡翅、鸡腿广告）等；
二、滥用简化字。像
（数）学、（宣）传、开
（展）、（意）见等；三滥用繁体字。某商店的招牌为“龍（龙）湖批批蕟（发）店”、服装店的招牌“新時（时）尚”等等；四广告语一语双关。像手表广告的“一表人才”等；五不断产生新词。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像“QQ”、“按揭”、“粉丝”等一些新词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跃，渐渐地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六有的广告当中运用了对联，真是天衣无缝，让人叹为观止。比如说那幅“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的对联就将我们折服了。
社会用字当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用字情况的原因：
一、为了推销产品，吸引更多的顾客，广告商们利用谐音滥用字，给那些年幼无知的小学生带来许多不好的影响。
二、平时，为了节省时间，书写方便，人们用了简化字，却不知那些文字早已被社会淘汰。
三、繁体字则是那些为了崇尚古人、为了书写美观或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等的人不规范地使用。
那么，怎样消除不规范用字的情况呢？我觉得，首先要睁大我们敏锐的眼睛，善于观察，从而发现生活中的不规范用字。如果看到一些不规范用字的情况，要立刻纠正，向店主、居委会反映，改正过来。当然，对于社会上那些存在别字、错字、不规范字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实际、有效的措施：
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污染法规写在公告栏里；
二、或者制成大的广告条幅，让人们经常看，经常学习，进一步规范用字；
融合与演变 篇3
【关键词】现代文学；新闻传播；新闻文学
【作者单位】李雪芳，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巴人的《文学论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人个人写作的第一部文学理论，是在《文学读本》的基础上修改、再版而来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学论稿》受到了高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参考教材。虽然文学理论发展到现在，巴人文学理论中的诸多思想已经过时，但不可否认，巴人文学理论及其专著中的一些观点对现代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巴人《文学读本》的特点分析
巴人在进行《文学读本》的创作时，曾经指出，既要比较广泛地设计文学上的诸多问题，又要将他本人认为正确的文艺理论组织在中国文艺作品的根系上。通过阅读他的《文学读本》我们可以发现，巴人的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在《文学读本》中，并且是对《文学读本》中基本文学理论特征的概括。从整体上进行分析，《文学读本》的文学理论特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科学性和系统性
《文学读本》作为一本文学理论研究的著作，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各部分内容之间即是相互联系的，同时也是相互独立的。从总体上看，《文学读本》虽然在其纲要上借鉴了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编撰的《新文学教程》，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巴人也经过了自己的研究和消化，增添了大量自己寻找到的材料，并最终将自己的体例和文学理论观点完整表述出来。可以说《文学读本》在新中国刚成立的一段时期内，是一部比较系统和科学的文学理论著作。在巴人的《文学读本》中，除了文学鉴赏以及文学批评，涉及其他现代文学理论知识的内容在著作中也有体现。尽管在这一著作当中，巴人对一些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客观主义的倾向，但是，从整体上看该著作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
2.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巴人著述的《文学读本》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文学理论的观点上，与当时在我国流行的文学理论均有很大的不同。巴人所著述的《文学读本》纲要主要选取于《新文学教程》，这使得《文学读本》受到了苏联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文学读本》的内容，无论是在文学起源研究、文学本质介绍还是在对文学特点等问题的论述上，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比如该书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时，很多地方都直接用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原话。与后来的《文学论稿》相比，《文学读本》中很多文学理论问题主要采取了客观介绍的方式。如在对文学的本质进行论述的过程中，巴人借鉴了家藏原推人的观点，认为文学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在《文学读本》中到处都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点，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是十分可贵的。
3.民族特色
《文学读本》在进行写作和布局的过程中，完全遵循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原则。在《文学读本》的创作前期，巴人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一文，在文章的开头便提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要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色，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巴人在进行《文学读本》的创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了这一原则，也就是用马克思关于文艺的观点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因此，《文学读本》并不是对西方和苏联进步文艺理论进行简单的介绍，而是将这些进步的观点融合组织进整个文艺现象的分析中。在进行著作创作时，巴人大量引用了丰富的文学史料和文艺理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佐证，尤其是引用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和古文学资料，使整个论证显得严密，也使得著作更加丰满。《文学读本》也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把西方“比较正确的文艺理论，组织在中国文学的作品分析与转述上”。从整体上看，《文学读本》是一部联系我国实际的文学专著。
二、巴人《文学读本》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学者编纂了十多部文学教材理论，其中大部分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当时也有一部分文学理论著作开始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的基础上对文学问题进行分析，虽然数量比较少，但是这些理论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中确实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著作的历史使命也已完成。而在这些作品之中只有巴人的《文学读本》在历史交替的阶段，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巴人编纂的《文学论稿》也曾多次再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理论教学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巴人《文学读本》面世至今，发生了民主革命和政治运动，虽然巴人本人几近丧命，《文学读本》也遭到了不公的对待，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论稿》的重印，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引起了文学理论界的重视，这足以证明了该书的生命力以及学术
价值。
巴人的《文学读本》从1940年创作完成到现在几次改名，多次修改，前后共发行了十余版。据统计，短短的几十年里，巴人的《文学论稿》一共累计发行超过20万册，从最初的《文学读本》，到修改、再版，再到《文学论稿》，这不能不引人深思——为何它们具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这也从侧面表明了该书具有鲜明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特征，符合我国国情和广大读者的需求。
《文学读本》在创作期间，上海正处于孤岛时期，这时巴人除了经常在《文艺新闻》《职工生活》等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主编了《译报周刊》和《上海周刊》。在这期间，巴人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评论，还在《文艺阵地》《鲁迅风》等刊物上发表过重要的论文《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等。从巴人发表的这些文章中能够明显看出他与《文学读本》的紧密关系，这些文章也构成了巴人在上海孤岛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成为巴人创作《文学读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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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读本》在出版时是作为青年人自学的读物推荐给读者的，当时就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并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半年内就出版到了第三版。部分学者认为，巴人的《文学读本》是我国第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文学理论著作，虽然这样的看法有所偏颇，但是，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文学读本》的影响范围之广。笔者认为，巴人的文学读本在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将《文学读本》评价为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著作，则会更加准确。当前，《文学读本》中的文学理论在我国教学中仍被广泛采用。从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文学读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文学论稿》可以看作是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教材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因此，对《文学理论》《文学论稿》在我国文学理论中发挥的作用，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
三、巴人文学理论著作对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影响
1.文学理论需要兼顾理论性和科学性
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要从传统对文学本质的研究转移到文学基础和文学创作中来。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存在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理论的片面性，而且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我国的文学理论教材也并不是统一的，部分文学理论教材注重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和创作技巧，部分文学理论教材着重谈论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大部分文学理论教育的内容都以苏联的文学理论作为重要参考。传统的教材虽然对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文学与政治、文学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而详细的阐述，但是对文学本身规律的研究却严重不足。虽然，近年来文学理论重思想轻内容的现象得到了初步纠正，但从整体上看，教材体系依然比较陈旧。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者研究的重点和思想仍旧集中在文学的本质方面，在阐述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和鉴赏方面、文学理论的评论部分，庸俗社会学、“左倾”思想的影响仍相当明显。在新时期进行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过程中，编者要克服传统文学理论的片面性，逐渐将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的规律上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强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对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意义。
2.文学理论的系统性和丰富性
新的文学理论知识应该是一座文学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一切关于文学理论的真知，只要对现代文学理论知识还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都应该加以应用。在进行文学理论知识规律研究的过程中，学者要对其他文学理论知识进行介绍，并突出其文学特点。这样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而且也能够增强他们对文学理论的认知，扩大他们的视野。从我国以前文学理论教材的整体情况看，传统文学理论教材的思路比较窄，而这种现象是亟须改变的。在进行文学理论编改时，应该注意借鉴其他文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丰富文学理论教材的知识结构，提高文学理论知识的专业性。文学理论是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垒筑起来的，在进行文学理论教材制作的过程中，要注意文学理论知识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对文学理论知识进行堆砌和罗列。本文认为在进行教材设计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
首先，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文学的本质进行阐述。例如文学理论与政治、文学理论与经济的关系。通过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帮助学生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观。
其次，创作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构成以及文学理论的特点。例如文学理论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理论作品的题材和门类、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等。通过对文学理论作品的研究，学生能了解构成文学作品的要素和创作规律，以及不同样式文学作品的特点和创作要求，为他们创作和分析文学作品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
再次，作家论。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作家的艺术修养，构思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和特点，以及作家的风格、思想、才能对创作的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学生能从人才学角度认识作家和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从而树立起正确的创作态度和评赏作品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最后，鉴赏论。鉴赏论研究的主要是欣赏、品论文学作品的方法和要求，培养和提高学生以及文学青年分析、欣赏、评价文学作品的实际能力和处理水平。
除此之外，思潮论列这一部分的设立，是为了扩充学生的文学知识。因此，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和综述我国历代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一般情况。把创作论和文学思潮的发展历史结合起来。
3.文学理论要与时俱进
随着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体系也应当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和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学事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文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在研究的范围上还是研究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不可否认，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导致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性有所欠缺。本文认为，加强文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性，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首先，文学理论研究需要紧跟文学发展。文学理论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工作，在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清楚的基础上，要关注文学的发展，针对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在理论上做出突破，进而推动文学的发展。其次，文学理论研究的选例需要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在进行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在选择文学理论研究的案例时，应该选取具有时代性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确保文学理论教材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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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演变 篇4
1 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演变
1.1 古代科学与人文的自然融合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 人类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活动与其他的活动诸如艺术、宗教、巫术等活动朴素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在古希腊时代, 科学与人文还浑然一体地包括在哲学中,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不足以独立为专门的学科。在古希腊先哲那里, 科学、哲学、数学常常被作为同一层次的概念和知识范畴, 科技和人文是不自觉地统一的。
在自然科学发源地的古希腊文化中, 一切科学最初都包含在“文科” (Liberalarts) 概念之中。因为, 那时的希腊人非常重视公民教育和素质, 把他们所研究的学科, 如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 视为一个自由人理应具有的素质和必修课。当时, 虽然已有了“科学”思想的萌芽, 但它也还包括在“哲学”的范畴之中, 并未独立出来。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 科学在西方被称为“自然哲学”。这种状况也体现在科学研究者往往同时又是人文学者、人文学者往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者这一普遍的学术现象上。如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鼻祖泰勒斯既是自然哲学家又是政治家, 柏拉图既研究政治和伦理又崇尚几何学, 亚里士多德更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研究了几乎当时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
1.2 中世纪科学与人文二星陨落
欧洲中世纪指五至十五世纪这一千多年的时间, 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时期。在欧洲中世纪, 经院哲学占据统治地位。科学和哲学都还仅仅是神学恭顺的婢女。
在宗教蒙昧主义笼罩一切的中世纪, 宗教的信仰代替了科学的理性。理性为基督教神学服务, 知识的价值在于充当理解上帝意志的工具。人们不敢怀疑, 不会创造, 把创造的权利归于上帝, 认为只有上帝才配谈创造, 人不可能创造。宗教排斥一切异己的意见, 把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当作异端邪说, 把敢于揭示自然科学规律的科学家残忍地送上火刑场。就这样, 宗教思想禁锢了人们的科学思考, 科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说, 科学“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 因此, 根本不是科学 [1]”。
中世纪欧洲的文化界, 正如布克哈特 (1818——1897) 说的:“弥漫着宗教的阴霾, 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 一直是在一层由信仰、幻想和幼稚偏见组成的纱幕之下, 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2]”。以奥古斯汀为代表的宗教神学认为人有罪恶的本性, 人的罪恶本性不仅导致人的堕落, 而且人本身无法克服, 只有通过信仰上帝才能得到解脱。人性、人的价值及人的现世生活非但不值得称颂, 而且应当遭到鄙夷。禁欲主义成为至上的美德和追求。人的尊严遭到践踏, 人的现世生活被遗弃, 人的主体性全然迷失, 人成了上帝的奴仆。人类失去了自我和真实的生活。人文精神坦然无存。
在中世纪, 宗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容怀疑的, 一切学说都是为了证明神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经院哲学家们决不允许向宗教的基本信仰提出挑战, 人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神学的基本原则。理性的发现必须符合教会所解释的圣语。此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同时受到宗教的迫害下, 不可能独立健康的发展, 更不可能得到协调发展。
1.3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黄金般的联姻
大约从十四五世纪起, 怀疑乃至反对宗教神学的人们, 重新思考并肯定了人的能力和价值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中心地位, 从而迎来了“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 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艺术等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同时, 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天文学也获得了重大进步。特别是由于实验方法的逐步兴起, 使近代实验科学在17世纪得到了快速发展。从此, 自然科学开始与哲学分离, 并逐渐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区别。尽管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在17—18世纪对哲学等人文学科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是, 它的主要功能还不是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是作为反对封建教会和经院哲学的思想武器即作为精神力量对人类生活发生影响的。此时, 科学与人文冲击的共同目标是宗教的神性和信仰, 而联结的纽带是对人的理性的推崇。
文艺复兴解放了被神学禁锢的人的思想, 通过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 既为科学也为人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 在这个时期, 还产生了许多思想和学术巨匠, 他们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领域中充分体现了多才多艺的天赋, 他们“跨文化”的创造性建树起到了把科学和人文主义结合起来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是达.芬奇, 在人文科学领域, 他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 在自然科学领域, 他观察和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 几乎包括了当时科学的各个领域。他是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且在每一个学科里他都在当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被公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3]”
当然, 文艺复兴时期所延续下来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不仅有黄金般联姻的一面, 也不可避免地会偶有冲突。但是, 从总体上看,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人文既已经分离、独立, 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它们之间还没有造成像近代那样的分裂与对立。
1.4 近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峙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乃至冲突, 真正开始于19世纪的中后期。20世纪以来,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对峙愈演愈烈, 形成了一道几乎难以跨越的“鸿沟”。
近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
第一、就思想根源上讲, 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近代以来, 科学技术的巨大胜利, 使得科学技术的地位不断张扬膨胀以至被扭曲, 逐渐走上了唯科学主义的道路。科学理性主义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 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了价值理性。随着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日渐显露, 人本主义开始作为科学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人本主义看到了技术膨胀的恶果, 但错误地将将一切的危机都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向理性和科学精神, 大肆宣扬非理性主义, 企图用人文精神的药方来拯救科学主义的弊病。但由于极度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而不可避免的也走向了反面, 无疑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虽然侧重的方面不同, 但它们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 都是片面、孤立地看待事物。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是近现代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思想根源。
第二, 从学科分化上讲, 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 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使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 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 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在学科地位方面人文学科地位越来越低, 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 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也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三, 从研究方法上讲, 近代以来, 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 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
第四、从教育体制上来讲, 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 人为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文理分科现象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十分突出。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 人文学科的学生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 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4]。
第五, 从精神层面上讲, 表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严重分离和尖锐对立, 既给两者各自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2 科学与人文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人类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历程而言,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统一在总体上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19世纪中叶, 马克思就预见到这种融合的必然性, 他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 尽管二者还存在对立与分裂, 但融合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第一, 这种融合统一的趋势表现为大量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出现, 这已经成为当代科技和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将在促使二者相互交叉、渗透与综合发展中, 导致一大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诞生, 从而大大开阔人类的视野, 丰富人类的认识, 扩大人类探索的领域, 并由此进一步推动科学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第二, 这种融合趋势表现为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有赖于人文的推动。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以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 并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和技术本身,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种文化的融合。这主要体现在:首先, 从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外部环境看, 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因有两个:一是社会需要;二是人文背景。如果说, 前者主要触及科学的技术层面和技术的器物层面, 并从技术层面和器物层面推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话, 那么, 后者则主要触及科学和技术的文化层面, 并从文化层面推动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其次, 从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内部环境看,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活动, 它们像人文活动一样, 也需要有包括理想、精神、境界、信念、意志、兴趣和激情等形式, 作用于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 从而给科学和技术以巨大的推动力, 而且还常常变成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灵感、直觉和想象, 直接参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创造活动。因此, 两种文化的融合, 无疑将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培育和营造更好的人文环境, 给科学家和发明家以更多的人文激励和创造激情, 从而推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蓬勃发展。
第三, 这种融合趋势表现为有利于科学家不断地获得新观念、新思维、新思想能力并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创造奇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能促使科学家在创造发明中, 获得一种对世界、对宇宙、对人生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更深层次领悟的能力。人类社会的发展, 强调应注重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注重人的感悟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促使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协调与健康发展。注重发挥整体认识与把握对象, 辩证理解与掌握规律, 重视感觉和感悟、情感与形象、灵感与联想、感悟力、审美力和创造性思维的作用, 以不断提高人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6]。
第四, 这种融合趋势表现为许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都意识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重要性, 并为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做出积极的努力。在现当代文化研究中, 尽管不断有人对科学与人文进行划界, 如某些实证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 但这从来不是主流。大多数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都承认融合、互通的必要性, 如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纽拉特, 证伪主义者波普尔, 科学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 等等, 他们都批评了极端科学主义的观点。在他们的学术和生活中, 也充满着关注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文精神。同样, 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也含有极其深刻的科学内涵和科学精神。例如, 只要一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人们就清楚地知道他对人的精神的分析, 特别是他对人的精神病理的分析充满着科学内涵和科学精神[7]。
第五, 这种融合还表现为两种文化在观念上互相启发、在方法上互相通用。科学的观念和人文的观念可以通过互相借用、互相启发和互相融会贯通来促使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两种文化在观念层次上的互相启发, 既可以是两种学者间的个体的、偶然的行为, 也可以是一种社会集体行为。前者如达尔文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 将“生存竞争”的观念引入到自己的进化论中, 从而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解释了生物进化的动力和机制[8]。后者如人文社会科学大量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系统、信息、反馈、结构、功能、熵、非线性”等等, 从而促使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科学与人文在方法上的互相通用, 是一种更加自觉的和社会化的行为, 也是一种更加相对集中的现象。比如系统的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通用, 自然科学借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 人文社会科学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等。
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不仅是历史现象, 而且有其内在根据。从源头上看, 科学与人文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自然。最初, 科学用来解释自然, 人文用来歌颂自然。前者是理性的, 后者是情感的, 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从统一的基础看, 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就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是统一的、完整的, 而科学文化活动和人文文化活动都是这个统一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 所以, 它们的统一就植根于人类现实生活本身。从本质上说, 科学乃是人文之一种, 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人文精神的表现。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进步与发展, 都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融合、统一、互补、互动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这也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390.
[2]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商务印书馆, 1979:125.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45.
[4]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4) :13.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8.
[6]王岑.对科技的人文反思[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2 (11) :80-81.
[7]王永祥, 李志江.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高科技精神与新人文精神的融合[J].河北学刊, 2003 (2) :7.
宋元“水浒”故事的传承与演变 篇5
与演变
——王学泰研究员在贵州大学的讲演
王学泰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流民》《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全宋词》(合著)、《“说唐”小说系演变中所反映的游民意识》(论文)等。目前关注通俗小说及通俗戏曲在民间的影响。
如果我们对于宋、元两代留下的、后来构成《水浒传》的要素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于要素的历史真相、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有所了解，《水浒传》的许多内在矛盾自然冰释。因此，总结宋元“水浒”故事形成的要素并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变的过程，对于深刻理解《水浒传》和认识其成书过程是简单而便利的手段。
关于《水浒传》成书过程、《水浒传》主题及其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是争辩了几百年的问题，可是研究者很少从《水浒传》中题材、思想等重要因素形成和传承的角度进行系统考辨。《水浒传》是历代许多作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初期形成的一些要素必然对后世有所影响。许多研究者把《水浒传》中一些情节的设置归结为最后写定者的个人意识的产物（如把《水浒传》中仇视青年妇女的倾向，解释为施耐庵可能是情场失败者，借此摅怀；又如说写招安是作者地主阶级思想反映云云）。这些人不懂得这类从说唱文艺演变来的通俗小说，主题和基本情节是经历了复杂演变、最后确定下来的，最后的写定者对其基本倾向是无能为力的。
《水浒传》还有许多谜团，例如宋江怎么从一个只有三十六人的小股武装抢劫集团变成了有根据地、有政治口号、进可攻、退可守的反抗朝廷的武装队伍？为什么按照梁山“排座次”时的规模足以打到东京去，夺了“大宋皇帝的鸟位”了，却还要卑辞厚礼、买通官僚、甚至买通妓女、靠走后门去招安投降？为什么《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仿佛是个分水岭，前后在思想艺术上都存在着极大差别？如果我们对于宋、元两代留下的、后来构成《水浒传》的要素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对于要素的历史真相、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有所了解，《水浒传》的许多内在矛盾自然冰释。因此，总结宋元“水浒”故事形成的要素并加以考辨，弄清其形成及演变的过程，对于深刻理解《水浒传》和认识其成书过程是简单而便利的手段。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南宋完整水浒故事传本了，元代也仅有数本水浒戏传世，我们仅能从南宋有关水浒故事记载和元代的水浒戏来分析考察。
南宋“水浒”故事的基本要素。
文字中流露的对北宋末奸臣当道的愤恨、对徽钦二帝俘虏生活的同情与悲哀，都是南宋初年那个特定时代的感情，是后人难以伪造的。
《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水浒的故事，可能就是临安艺人说话的底本的汇集。全文共三千来字，其中包括杨志等督运“花石纲”；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通风报信；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宋江天书，告诉他们宋江等人上应天象，最后受招安，为国家出力，征讨方腊。虽然《大宋宣和遗事》有元人增写、编辑的痕迹，可是体味其内容，书当写于距北宋灭亡不太久远的时间里。文字中流露的对北宋末奸臣当道的愤恨、对徽钦二帝俘虏生活的同情与悲哀，都是南宋初年那个特定时代的感情，是后人难以伪造的。
南宋水浒故事的基本要素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一、它是群体犯上作乱的故事，群体共有三十六人。故事表现的不是群体形成后与政府的对抗，其主要讲述英雄好汉如何在社会矛盾中落败，一步步走上反叛道路、最后落草为寇。这样的故事是个人英雄传奇，按“说话”分类属于“朴刀杆棒”类。宋末罗烨《醉翁谈录》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其“小说”目录中有“公案”类的“石头孙立”；“朴刀”类的“青面兽”；“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虽然故事内容已佚，但从题目便可知“石头孙立”大约是他被差遣押运花石纲未能按时到达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被《水浒传》采纳），“青面兽”大约是写杨志卖刀杀泼皮（牛二）；“遗事”中还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的简单记载，后到的“僧人鲁智深”可能即是“花和尚”。
二、宋江集团等三十六人犯上作乱之原因是“乱自上作”，这个“上”就是当时皇上——宋徽宗。因此“遗事”一开始就讲“先是朱勔运花石纲”。花石纲属于当时第一工程（皇帝园林艮岳）的重要部分，宋江集团造反故事即从这里开始。这场犯上作乱又是个定数。这些都写在“九天玄女”颁给的“天书”里。“定数”“九天玄女”云云，反映了宋徽宗时崇尚道教的风气。
三、已经有了“梁山泊”和山寨。《水浒传》把一百零八将的聚义点设定在梁山泊山寨，这个要素已经写在“遗事”之中，其中多次提到去“太行山梁山泊”山寨落草为寇。
四、南宋“水浒”故事主旨是“忠义”。“遗事”九天玄女颁给宋江的“天书”上写道：“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军师吴加亮也曾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忠义”是南宋朝廷提倡的意识形态。当时金人铁骑南来，北宋王朝轰然倒塌，天下大乱。靠什么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重建权威和秩序？统治者选择了忠义。忠义成为南宋军民苦撑危局的重要动力。上面说到“遗事”把“梁山泊”安置在“太行山”上，有的地方径直写“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仿佛梁山泊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周密《癸辛杂识》中记龚圣《宋江三十六赞》也把宋江故事发生地点认作太行山。其“三十六赞”中有五次提到“太行”，甚至直接称他们为“太行好汉，三十有六”。说话艺人把宋江集团与太行山联系起来，今人也许对此感到诧异。太行山在山西，梁山泊在山东，把两者混淆，简直就是“关公战秦琼”，到底是南方艺人对北方地理不了解，还是故意把“太行山”混同梁山泊？太行山在南宋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政治意义，很刺激忠义之士的神经。刘克庄有词云“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中原沦陷后，民间的抗金武装多在此地活动，或以此为根据地，袭击金人部队和所设置的行政机构。把这些民间武装说成“强盗”，或者说成“义军”“义民”都有些勉强，然而南宋从统治者到民众都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为“义军”“义民”，赞誉他们“忠义”，乐于聆听他们的战斗事迹和取得胜利的消息。因为南宋小朝廷的安全需要抗金的思想和情感的支撑，需要从上到下，认同忠义，而且要把太行山人招安，纳入国家的防卫系统。太行山中最著名的义军是“八字军”，绍兴六年（1136）被调到临安，担负起保卫京城的重大责任。这些必然给杭州人留下深刻印象。把宋江等人与太行山的“忠义人”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听众对这些武装造反者更为理解，对他们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为就像“八字军”“忠义人”一样，在抗击外来入侵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他们的故事是应该受到全社会的一致欢迎的。因此，说话人即使意识到宋江不过是在梁山泊一带活动的抢劫集团，但他们既然要演出这个故事，也要尽量拔高这个故事的意义，这正像当今电视剧《火车大劫案》也要把劫匪孙美瑶绑票行为与“反帝”“爱国”联系起来一样。但从历史真实来看，作为流寇的宋江集团并没有迹象到过太行山。宋江集团活动的范围虽然很大，但是以山东西部、西南部为多，也去过鲁西北、河北东路的东南部，总之是在梁山的周围地区活动，到汴京以西的可能性不大。也许南方的说话人弄不清北方梁山泊真正的方位，也许是故意混淆，总之，他们把梁山泊、太行山这两个相隔数百里的地区混在一起了。我认为不管是哪种原因，这个混淆都与当时太行山是临安军民关注的北方热点有关。
五、招安是《水浒传》中被人们诟病的情节，但宋江集团被招安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这个情节在水浒故事一诞生就被固定下来了。招安是表现忠义的载体，也是江湖人“发迹变泰”的途径。“遗事”中说“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南宋初所讲述的“水浒”故事还不一定是悲剧结局，招安变成悲剧大约是宋亡之后。招安悲剧恐怕是历史事实；另外南人在异族统治者压迫下反思国家败亡的教训，想起宋江这一伙“盗贼之圣”来，感慨宋江、岳飞等忠义之士不幸遭遇才大力渲染这个悲剧。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读<水浒传>》后被招安，为平定内乱建立了功业，但因为蔡京、童贯等奸臣当政，“同朝之中，咸谓贼不可共处”，最终被“毙之药酒中”。吴从先感慨说：“呜呼，宋之君臣亦忍矣哉。”这个《水浒传》可能就是元末或明初的作品。
元代“水浒戏”的社会背景
虽然元代文化与南宋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北方受到金人和蒙古两个以游牧起家少数民族的影响，其风格粗犷，相对来说受皇权专制的约束也较少。这种统治下，反压迫、倡导抗争的文艺作品反而比相对文明、但压迫剥削手段也更细腻些的南宋更易于漏网。
虽然元代文化与南宋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北方受到金人和蒙古两个以游牧起家少数民族的影响，其风格粗犷，相对来说受皇权专制的约束也较少。当然金人、蒙古人的统治尚有奴隶制遗留、其压迫剥削的手段更野蛮一些，但相对也粗疏一些、粗糙一些。这种统治下，反压迫、倡导抗争的文艺作品反而比相对文明、但压迫剥削手段也更细腻些的南宋更易于漏网。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民族、阶级压迫都很严酷的社会环境里，反而出现了与主流思想意识激烈对抗的文艺作品。元代出现的大量有关宋江集团的杂剧就属于这类作品。这些我称之为北“水浒”系列。
那么元代出现了多少水浒戏呢？据香港刘靖之《元人水浒杂剧研究》统计有三十六种，现在传世有十种，散佚的有二十六种。
传世的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头》、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无名氏《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无名氏《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又名《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梁山五虎大劫牢》、无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无名氏《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无名氏《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这些剧本的写作时间，现已经很难确定。大多研究者认为前六种是元代的、后四种是元末明初的。研究元代“水浒戏”对明代《水浒传》的影响，主要根据是前六种。
元代关于水浒的杂剧许多诞生于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金末元初，战乱再一次给北方的经济文化带来很大破坏，元灭金的战争中杀戮之残酷、破坏之严重，更甚于百年前的宋金之战，而东平府（所辖包括今山东省的东部）却是个例外。这个地区有长达四十余年（1221-1264）在严实、严忠济父子的统治之下，社会较为安定，东平成为战火遍地的中原地区中的一块和平的绿洲、安定祥和的乐土。
蒙古灭金时，为了减少阻力，对于地方实力派采取了“统战”政策。只要他们归顺蒙古，不帮助金国，允许他们保有实力，在其势力范围实施统治，甚至可以世袭，称之为世侯。当时有许多实力派选择了这条道路，其中做得最成功的当属严实、严忠济父子。严氏父子注重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都以养士闻名。这是乱世之中扩张自己实力、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其统治范围包括今河北南部东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北、西南部地区，俨然小邦之君。东平在这段时间内文化、特别是通俗文艺得到长足的发展。这里不仅招徕了像元好问、王若虚一代文人学者，而且还有许多通俗作家和江湖艺人在这里谋生发展，如杜善夫、高文秀、康与之等。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杂剧《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所写的家庭剧团就是东平府人士。东平府是当时戏剧活动和创作中心之一，因此才会有那么多“水浒”戏活跃在当地舞台上，上面说的十种现存的水浒戏中有五种就是以东平为背景的。
元代水浒戏中的新要素
摒弃“忠义”的现象也是南北“水浒”故事的重要差别之一。其原因就是民族压迫使得北方下层文士的写作中天然存在着一种反抗情绪，而那些游走江湖的艺人谋生不暇，也缺少向主流社会和统治者献媚的动力，何况在天高皇帝远的东平。
一、水浒故事被明确定位在东平附近的“梁山泊”
《大宋宣和遗事》作者也觉得宋江集团故事与梁山泊有关，但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把梁山泊与太行山扯在一起。到了元代，宋江集团有了明确的根据地——东平附近的梁山泊。首次有了“梁山好汉”这个称呼——“某乃梁山泊好汉山儿李逵”（《还牢末》）。这个称呼在传统文化中有着长远的影响。“梁山泊”是方圆八百里巨野泽。这个大湖对于东平文士来说是太熟悉了，几乎每个水浒戏都有这段介绍梁山泊的套语：
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威镇于梁山。俺这梁山，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阔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咸阳，南通钜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艘艨艟；三十六座宴台，聚百万军粮马草。声传宇宙，五千铁骑敢争先；名播华夷，三十六员英雄将。
虽然有些夸张，南北大体还对，东西则不免离谱。这样宋江集团就不是由三十六人组成来去如飚风的抢劫团体了。他们是有山头、有地盘（包括领水）、有组织、有制度（一年春秋两假）、有庞大武装力量（一百零八将）的一股割据势力了，俨然敌国。这种定式后来被《水浒传》的作者接受和发展。
二、从英雄传奇向“士马金鼓”过渡
现存水浒戏都是以梁山泊集团（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经形成为开端的。这一点与南水浒有根本的不同。既然梁山军事集团形成，其战争方式应该是大规模“长枪大马”的正规军作战。宋代“说话”中把这类题材的作品分为“士马金鼓”类（如《水浒传》中劫州略府和招安后“征四寇”）。然而，由于故事内容的限制，水浒戏故事大多发生在梁山的春秋两假里好汉下山游玩、或奉命出差办事的过程中，还是以“短打”的故事为多。
三、摒弃了“忠义”的梁山好汉
忠义在南“水浒”故事中是意识形态，而这个词在水浒戏中基本消失，只是在“忠义堂”这个特定概念上出现和《争报恩三虎下山》中李千娇唱的“谢得你梁山泊上多忠义，救了咱重生在世”中出现了一次。这种摒弃“忠义”的现象也是南北“水浒”故事的重要差别之一。其原因就是民族压迫使得北方下层文士的写作中天然存在着一种反抗情绪，而那些游走江湖的艺人谋生不暇，也缺少向主流社会和统治者献媚的动力，何况在天高皇帝远的东平。
元代政治和社会背景与宋代大不相同，最高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人，国人分列四等，汉人、南人位列三四，科举一停八十年（按蒙古统治中国北方时算起），即使恢复科举之后，出仕做官也很难进入核心。大多汉族文人士大夫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些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主动向统治者靠拢、自作多情的文人不是没有，但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文人对蒙古统治者有一种离心倾向。这点从一些杂剧的思想内容就可以看出来，杂剧作者多是社会下层文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像南宋那样向观众表白宋江故事的“忠义”性质了，本来就是外加的“忠义”便从“水浒戏”中悄悄退出了。这里附带说一句，不仅是《水浒》戏中没有了“忠义”，就是在其他杂剧中也很少见了，现存一百六十余出杂剧中，只有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两三个戏曲中出现过四五次。
四、取代忠义的替天行道
元代水浒戏摒弃“忠义”，但创造了一个南“水浒”中没有的新词——“替天行道”，作为北“水浒”的主题词。现存水浒戏中有五出提到“替天行道”：“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高文秀《双献头》）“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救生民。”（康进之《李逵负荆》）“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无名氏《还牢末》）“强夺了良人妇女，坏风俗不怕青天。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无名氏《黄花峪》）“忠义堂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无名氏《三虎下山》）最早出现“替天行道”的当属高文秀的《双献头》。这是在李逵杀了奸夫淫妇之后，宋江表示庆祝的话。这个替天行道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宋江在这之前所说的杀了“倚势挟权”的白衙内和与他通奸的“泼贱妇”，解救了深陷牢狱的孙孔目，替他伸了冤。《还牢末》的替天行道追求的是司法公平，梁山为老百姓惩治奸夫淫妇就是替天行道。《黄花峪》的替天行道与此同义。总的说来，水浒戏中的替天行道也很简单，就是替民众平反冤假错案。元初没有什么法律。大德间名臣郑介夫曾上《太平策》说：“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当时的行政区划如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虽然都设有长吏，如路的总管、府州县的令尹等，但在这些长吏之上还要设一个“达鲁花赤”（蒙语：镇守者），实权掌握在他手中，但他们大多没有文化、不识字、不懂汉语，可是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这种制度下，可以想见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和法治来。再加上执法者贪渎，在这种司法环境下，冤错假案还不是比比皆是？“双献头”“燕青扑鱼”“黄花峪”“还牢末”“争报恩”这五出戏中不仅都有冤案，而且其中官员都不能秉公执法。他们有的爱钱，有的官官相护，有的拖拉委蛇，共同的是昏聩。这五出戏的案子都缘于民事案中的婚姻问题，或是豪门子弟强霸他人的良家妇女，或是奸夫淫妇谋害亲夫，最后都闹出人命，而且即使出了人命官府也解决不了，还得梁山好汉以武力替天行道。
从上面简单叙述中可见，南北水浒题材和主旨有很大差别，这些在明代《水浒传》中分别有所弃取。这里既有成功、也有整合不太理想之处。如“遗事”所记的前六个故事情节除了“花石纲”外，都出现在《水浒传》前七十一回，并有所丰富和发展成为经典故事。又如吸取水浒戏中关于梁山泊根据地的创造，把它作为演绎江湖人“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纲上梁山”和寄托游民向往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理想之所，也是成功的，并为后世所接受。至于在整合宋元水浒故事基础上把突出“忠义”主题、处理招安情节以及塑造宋江艺术形象上都有背离生活逻辑之处。不过，这些是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说明的。
融合与演变 篇6
其实在实际的状况下, 对高等教育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产生制衡作用的因素或力量都是非常多元的和复杂的, 但是为了从宏观上管窥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演变逻辑, 在此, 在系统与治理语境下选取那些主要的显性的制衡力量作为考察因子分析它们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上所形成的“合力”最终对政策有效性产生什么类型的整体性影响。为了更好地简洁方便地阐述这些整体性影响呈现出来的动态状态, 姑且形象地将它们划分为三种比较典型的特殊状态, 即“推进状态 (推进模型) ”、“阻滞状态 (阻滞模型) ”和“均衡状态 (均衡模型) ”。
1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推进模型”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推进模型”反映的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获得持续提升的一种典型的理想化状态。处于这个阶段或状态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可以发挥很好的政策效果, 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质量获得持续提升, 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总体上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力比较满意。这属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最理想化的状态, 也是政策决策者、执行者和各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最为期待的理想状态。从总体上来看, 这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理想状态是和谐的治理环境、合理的治理结构、科学的治理机制和务实的治理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如图1所示:
下面, 逐一简要分析这些制衡力量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使其有效性获得理想的效果。
1.1 治理环境
简单来说,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所发挥的治理活动主要由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评估系统来共同完成。然而, 这些系统的绩效却深受所处治理环境的影响。治理环境中有诸多因子都会对前面这些系统产生影响, 比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等等。在此, 选取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从法制环境来看, 可以从违法成本、维权成本和违法风险率进行考察。这里所说的违法成本是指违法者在被追究责任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维权成本是指维护合法权益所需要耗费的各类资源;违法风险率是指违法者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违法成本高、维权成本低和违法风险率高才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在这样良好的法制环境下, 包括政策主体系统和社会公众都会比较遵纪守法, 而且可以彰显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权威, 减少政策执行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这种“两高一低”的法制环境为树立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权威和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执行等准备了有利条件。
从文化环境来看, 可以从政治信任、价值认同、制度认同进行考察。“现代政府必须与民众建立一定的政治信任关系, 以期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取得良好的政治绩效。随着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从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政治信任的作用也越发重要。政治信任可促进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集体行动困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进而提高政策的有效性。”[1]所以, 政治信任作为治理环境中的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这里所说的价值认同是指社会广大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在高等教育质量上所持的价值观、质量观的认同与肯定;制度认同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制定出来或正在运行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所持有的认可与肯定态度。获得价值认同和制度认同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映了广大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待以及需求, 也表明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主体系统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诉求有较大的重叠空间, 或者说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在政策主体系统那边得到了比较有力的回应。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了政策主体系统进行政策宣传、政策动员、政策执行、政策监督与评估等环节方面的成本支出, 同时政策还比较容易获得比较肯定的评价。这些都极为有利地促进了政策有效性的提升。
1.2 治理结构
根据系统的观点, 系统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功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和评估系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以及各自系统内部的要素之间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关系, 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功能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发挥, 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政策有效性的高低。要保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就需要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来保障。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来说, 那么什么的治理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概括来说, 那就是网络型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 “国家变成了由政府和社会各方参与的组织间网络的集合体, 没有一方能够绝对指挥和控制他方, 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驱动网络并寻找新的合作方式。”[2]在这种网络中, 政府虽然很重要, 但是已经不再有必要成为核心角色, 而只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普通角色。就地方政府来说, 地方政府除了要面对与之没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地方政府以外, 还要面对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地方政府也只是网络中的某个节点, 它不仅与其他地方政府构成互动关系, 同时也与其他非政府组织、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构成互动关系, 地方政府与其中任何一方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在这种网络关系中, 任何节点间关系的调整或者变化都不得不考虑与其他节点的关系, 而且受制于与其他节点关系的约束和制约。不同网络节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平等协商、互惠合作、信任与承诺的伙伴关系。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这样的网络型治理结构中完成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估活动, 既聚合了各方治理主体参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智慧, 又极大地释放了各方治理主体共同参与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活力, 全面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 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得以持续性的提高。
1.3 治理机制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提高也要依赖于科学的治理机制, 由于没有科学的治理机制, 再合理的治理结构也难以发挥其有效的功能和作用。运转灵活、运行高效的沟通机制和参与机制是科学的治理机制重要组成部分。高效的沟通机制是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证, 因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就是指公共政策以政治沟通为主要手段, 通过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政策阶段所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度。这个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是政策制定的终极目标。能否实现政策预期目标是衡量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依据。第二,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要以政治沟通为依托。所谓‘自上而下的民意制造’就是说公共政策的每个阶段都要以政治沟通为导向, 通过政府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来修正政策、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 从而保证政府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3]可以说, 有效的沟通机制不仅适应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效能提高的需要, 为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在动态环境中不断适应需要, 不断解决利益冲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而且还可以通过沟通机制中的民意测验和媒体反应等形式来检验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效能。
“社会各群体拥有的用于利益表达的社会资源及其话语权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政策过程如果没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 公共政策就极易为社会强势群体所‘俘获’”。[4]公众参与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目标及政策方案等方面的广泛和充分的讨论, 有助于发挥公众的聪明才智和集中集体智慧, 减少决策的随意性与盲目性, 规避政策效果与成本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性。另外, 公众还可以通过参与机制表达利益诉求和提出建议, 有利于密切公众与政府之间, 以及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 消除误解, 使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各主体加强友善的合作, 政策过程也会因此更加顺畅。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政策有效性的提升。
1.4 治理目标
简单来说, 这里所说的治理目标是指围绕高等教育质量展开系列治理活动所期望达到或实现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围绕高等教育质量展开的治理过程就是价值创造的过程。“社会成员服从政策、执行政策, 就是服从特定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取向。”[5]治理目标不仅具有导向功能, 而且也有激励功能和整合功能。它可以起到整合各方治理主体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 激励他们向共同的目标迈进。这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提升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另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治理目标的具体明确性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执行有效的关键所在, 是政策执行者行动的依据, 也是对政策执行进行评估和控制的基础。此外, 务实的治理目标是契合自身拥有或可调配的资源, 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 而且既充分考虑了治理环境的影响, 又充分考虑了治理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因此, 这样的治理目标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实现了资源上允许、阶段上适合、环境上协调、主体上胜任的理想状态。
2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阻滞模型”
处于这一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受到阻滞, 政策有效性处于下降过程, 属于政策有效性推进状态的“反向运动”, 是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负向功能持续发挥作用而其正向功能又持续受到抑制的糟糕状态。这个时候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不仅没有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反而在抑制或掣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或者在降低或破坏高等教育质量, 还会使高等教育质量滑向更低水平。具体如图2所示:
2.1 治理环境
从所处的治理环境中的法制环境来看, 当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活动面对的是违法成本低, 维权成本高, 违法风险率低的法制环境的时候, 无论是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主体系统中的决策体系, 还是执行体系, 或者是监督体系等, 不得不耗费极高昂的代价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所保障对象的合法权益。由于低的违法成本和低的违法风险率的存在, 只要付出一点点成本就可以获取较高的非法收益, 而且还不容易受到法律制裁。这样就势必促使了更多人选择侵害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的不法行动。这样的法制环境对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有效性运行是非常不利的。
从治理主体与外部环境中的文化环境关系来看, 治理主体系统与外部的社会公众已经缺乏政治信任, 外部的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缺乏价值认同, 也缺乏制度认同。这个时候治理主体已经深陷公信力的危机之中, 坠入了“塔西佗陷阱” (1) 。这种情况的出现, 说明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破坏力, 这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来说, , 也无疑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2.2 治理结构
当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结构不能发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作用, 甚至还会阻滞其政策有效性的发挥, 引起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制度失灵。这时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结构正处于以下这三种状态中的一种或两种或兼而有之。第一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叠合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紊乱。这个时候, 表现为多头政府的重复介入。各主体分置的权力部门或机构形成“各自追求对政策制定权利的占有……特殊利益影响政府决策”[6], 进而使政策内容之间往往失去功能均衡和操作协调, 甚至还会政策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治理处于混乱局面。另外, 还会引发行政耗损, 比如引起高等教育质量监管中执行力的弱化, 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政策内容之间内在的决策力抵消以及政策影响的效力等;第二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缝隙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遗漏。一方面会造成现行的宏观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和具体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 因治理结构的缝隙造成政策功能遗漏而失去对高等教育质量治理的有效功能覆盖, 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许多旧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并不能在质量治理活动实现功能嵌入的目标, 造成了治理主体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进行政策创新, 进而丧失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治理能力;第三种情况, 治理结构呈现权力型状态, 由此产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功能配置失灵。政府一方面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上表现出对行政控制与行政干预的过渡依赖, 使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呈现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进一步加速推进行政权力的集结。另一方又将高等教育视为意识形态空间, 而未能处理好该空间与高等教育本身具有的公共性空间的边界划分, 所以极有可能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层面不断出现对公共利益坚守的“政府机构如何进行财政管理, 从而达到遵从法律要求、会计标准、财务控制, 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最优化”给予淡化处理甚至予以悬置, 进而对其他主体功能发挥进行行政化的“钳制”, 使其他主体难以发挥在质量治理中的有效作用, 比如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足或丧失, 其他社会组织对高等教育质量监督与评估的缺位, 政府部门在质量问题治理上的自说自话。上述的三种情况都会引起或导致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的制度失灵, 所以必然带来政策有效性下降或丧失的后果, 进而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强力冲击。
2.3 治理机制
这个时段治理机制中的激励制度系统与其他制度系统之间, 激励制度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以及其子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演变成为制度冲突或形成了制度真空, 而且约束制度系统也是如此, 都陷入这样的混乱糟糕的局面。所以, 这个时候的治理机制中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都难以发挥其功能和效用, 无法通过这样机制来调动治理主体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也无法通过这样的机制来约束各类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有损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自利行动。下面以激励制度系统为例来进行分析:
就制度冲突来看, 比如激励制度系统与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中的其他制度系统之间, 各自制度作用的方向不一致, 对于同一制度对象的规定相互抵触, 造成人们无所适从、行为紊乱, 造成制度失去其公信力。就制度真空来看, 比如激励制度系统结构中子系统或子系统的要素缺失能够制约和规范某些行为的制度, 而造成了制度功能的漏洞。总体来说, 激励制度系统和约束制度系统都是面临着上述这类的困境。
2.4 治理目标
这一时段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治理目标已经严重脱离自身拥有或可调配的资源, 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背离, 而且既没有考虑治理环境的影响, 又欠缺对治理主体素质和能力的考虑, 与他们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因此, 这样的治理目标使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运行深陷在资源上不允许、阶段上不适合、环境上不协调、主体上不胜任的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3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均衡模型”
这个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个时候的高等教育质量政策虽然没有起到推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作用, 但也没有产生对高等教育质量阻滞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各种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相互之间在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上相互抵消, 各种作用力的“合力”与反作用力的“合力”在高等教育质量治理领域角逐后最终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均衡状态。具体如图3所示:
比如在治理环境上, 治理主体与外部社会组织或公众之间的政治信任、价值认同以及制度认同最终没有引起外部力量对高等教育质量有效阻滞, 也没有发挥出其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积极推动作用。可以说, 这个时候的治理主体与外部治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力非常微弱, 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这种文化环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力弥补了治理主体在某些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上所存在的缺陷或者这种文化环境所产生的破坏力被治理主体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行动策略所消解。同理, 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以及治理目标上都是如此。在此, 不再一一赘述。
4 结语
保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长期处于“推进模型”的阶段, 使高等教育质量获得长期持续的提升。这是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最为期待和最为理想的目标。其实在现实中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只要其中某个或多个制衡力量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 都会改变整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合力”的对比, 从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情况发生。如果当起到消极作用的反作用力的一方所形成的“合力”大于起到积极作用的作用力另一方所形成的“合力”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就会处于下坠的过程, 而且当这个反作用力的一方所形成的“合力”比作用力另一方所形成“合力”越大得悬殊的时候, 这个下坠的过程就越快。这样,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便开始进入“阻滞模型”阶段并且不断加速这一阶段, 使政策有效性进一步进入严重的“阻滞状态”。如果充满正能量一方的“合力”远远大于充满负能量一方的“合力”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高级阶段,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最为迅速, 效果极其显著;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比较多的时候, 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中级阶段;如果前者稍微大于后者的时候, 政策有效性处于“推进模型”的初级阶段。
因此, 反作用力与作用力之间“合力”的对比和角力的结果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什么样状态的什么阶段, 而且两个“合力”之间力量演变逻辑决定了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演变逻辑。当这两个“合力”势均力敌的时候, 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便开始暂时稳定下来, 处于暂时的“均衡状态”, 就是处于“均衡模型”阶段。这只是某个时间点上可能会出现一种比较短暂性力量均衡, 要保持这种均衡状态比较长的时间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各种制衡力量几乎都是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就必然会很快打破这种短暂的均衡, 从而使高等教育质量有效性或者进入“推进模型”阶段或者进入“阻滞阶段”。
本文基于系统和治理的视角, 从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的来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制衡力量展开分析只是分析了制衡力量了一部分而已。现实中, 真正的制衡力量要比较比本文的分析庞杂而且复杂得多, 会覆盖诸多方方面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上文前面对“三种模型”的分析都是对实际情况做了特殊的简化, 比如对“推进模型”的分析只是选取充满正能量的几种制衡力量的“合力”在发挥对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提升的促进作用, 而这时其他消极制衡力量的反向作用力几乎为零的特殊状况, 只分析了非常特殊状态下纯粹的政策有效性推进状态。又比如, 在分析“阻滞模型”的时候, 也是如此, 只是选取充满负能量的几种制衡力量的“合力”在发挥阻滞作用, 而起到积极作用的作用力几乎为零的特殊情况, 只是分析了非常特殊状态下纯粹的政策有效性阻滞状态。
正因为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制衡力量的复杂多变性, 所以更需要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主体将更多时间和精力以及更多资源配置到比较容易增强充满正能量的“合力”的环节中去, 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努力改善治理环境, 准确定位治理目标, 进而有利于保持充满正能量的“合力”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从而使政策有效性长期稳定在“推进模型”的高级阶段。这也为我国改善公共事业的治理, 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借鉴。
摘要：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在多方不同制衡力量的影响与制约下会呈现出不同类型的演变形态。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的差异性及其所形成的“合力”会从宏观上主导高等教育质量政策系统有效性的演变方向和所处的状态, 其中推进状态、阻滞状态和均衡状态等三种特殊的模型化动态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宏观反映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的动态演变逻辑。
关键词：系统,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有效性,治理环境,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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