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状况的演变与影响

2024-11-07

竞争状况的演变与影响(精选6篇)

竞争状况的演变与影响 篇1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青少年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增进健康的问题已为世人所瞩目。为此, 我们对武汉市7~18岁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武汉市青少年体质健康总体状况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1) 分层分群抽样研究。课题组采取分层分群抽样方法, 对武汉市九个城区 (武昌区、江汉区、江岸区、汉阳区、洪山区、青山区、桥口区、蔡甸区、江夏区) 共计3329名学生的体格体能进行了抽样调查, 并对八个年级另加江夏区高三年级的共计27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访谈。

(2) 走访医院、疾控中心和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 了解青少年肥胖、近视眼、颈椎等健康状况。

(3) 个案调查研究。走访部分学生家长, 了解学生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走访学校体育老师, 了解学生体质状况和在校体育活动情况。

2. 调查结果

(1) 通过对八个年级 (高三年级因为高考原因, 没有相应数据) 抽样调查分析, 青少年形态发育指标 (身高、体重、胸围) 发育良好。在青少年中, 体重正常的占34.88%, 偏瘦的占41.86%, 偏胖的占6.5%, 还有11%的人严重超标和5.69%严重偏瘦。

(2) 体能状况不尽如人意。简单来讲, 体能是人类从事活动所需要的身体能力。德国学者拉逊认为, 体能应由下列因素组成: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肌力及肌耐力, 心脏循环性耐力, 动力和速度, 柔软性和敏捷性, 协调性、平衡性和正确性。上列因素都可作为衡量孩子体能状况的依据。我们走访武汉市多所学校体育老师, 老师们均反映体能不佳的同学比比皆是, 比如体验验血时常有不少同学头晕昏倒。每年9月1日武汉市各中小学开学典礼的日子上, 都有体力不支晕倒被送到校医务室的学生。

从肺活量来看, 武汉市城区中小学男、女生的肺活量呈下降趋势。调查中分别就立定跳远、屈膝仰卧起坐、50米跑及男女生长跑、投掷等做了体能测验, 结果发现孩子们身体的敏捷性、协调性、耐力都不够好, 尤其是腿部肌肉耐力发展不佳, 大部分考核项目的平均值刚刚及格。

(3) 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 我市青少年近视比例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情况令人堪忧。从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 该中心对我市15.2万名学生的视力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调查。调查发现, 小学生视力低下检出率为42.6%、初中生为62.6%、高中生为87.4%。全市45万视力低下青少年中, 10%为假性近视。2006年全国调查数据表明, 小学生视力低下检出率为36%, 中学生为58.7%、高中生为76.02%。武汉的数字均高于全国。该中心专家鲁本麟介绍, 学生握笔方式不对、不能保持正确的坐姿、看书姿势不准确、不能按时准确做眼保健操等不健康行为, 是导致视力低下的主要原因。

(4) 小胖墩增多。课题组从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抽样调查显示, 武汉市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约在10%左右。 (与此次调查中体重严重超标学生占11%大体相当) 这意味着, 差不多每10个武汉中小学生中, 就有一个小胖墩。肥胖会引起一系列慢性病。同济医院儿科主任罗小平介绍, 到该院就诊的肥胖孩子, 不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脂、高血压和糖尿病。近年来, 患这些疾病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另外, 部分肥胖孩子还伴有明显的性发育迟缓。医学研究证明, 肥胖和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动脉粥样硬化等多种疾病有关系, 这些疾病又被统称为“代谢综合症”。虽然在青少年时期, 代谢综合症的表现一般并不严重, 但是儿童时期的肥胖, 可以使发生代谢综合症的各种危险因素聚集, 给他们成人以后的健康带来不良后果。

(5) 2008年8月19日, 市中医院和市疾控中心联合公布了他们历时一年对武汉地区26所中小学共4681名学生颈椎健康状况的一项抽样调查。该调查显示, 武汉市18.8%中小学生发生颈椎生理曲度异常, 52.3%常感肩背痛及上肢痛。医生分析这与学习时间过长, 负担过重及运动量减少密切相关, 此外学生睡姿和握笔姿势不正确, 桌椅高度配置不合理等, 均是影响和诱发学生们颈椎及腰酸背痛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目前武汉市青少年学生绝大多数身体基本健康, 身体健康从医学角度讲就是指身体各器官都没有病痛;但是体质健康并不乐观, 体质健康包括体格、体能和适应能力等几个方面。从上述调研结果来看, 目前武汉市大部分青少年的体质状况可以总结为四个字:软、硬、笨、晕。软, 就是肌肉软;硬, 就是关节硬;笨, 就是长期不活动造成的动作不协调;晕, 就是前庭耳蜗神经晕。

二、原因分析

1. 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化发展和进程, 使得都市人口聚集, 居住空间转向高层。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城市大部分孩子的运动锻炼场所由户外移到室内, 属于整体的大肌肉活动 (跳、掷、攀等) 机会减少;电视、电脑等一些室内活动几乎占据孩子全部的休闲生活, 他们缺乏体育锻炼的时间和空间。另外城市交通的拥挤, 上学路途变远且危险, 也使家长刻意减少孩子走路和外出活动的机会, 随着私家汽车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许多孩子连每天走路上学的运动机会也没有了。还有相当多的孩子生活无规律, 早晨睡懒觉, 起床后匆忙地吃点饭就去上学, 下午回家埋头赶做作业, 然后边吃饭边看电视, 直到大人催促才睡觉。若是节假日, 这些家庭就更无章法, 常常是暴饮暴食、贪吃贪睡, 孩子和大人一样不做任何户外活动。许多小胖墩、小病号、小眼镜就是这样出现的。

2. 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和父母的认识误区。

身体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最基础的, 有了好的身体才能为孩子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许多家长对孩子体能锻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受片面的社会价值观影响, 他们只重视对孩子智力的培养。一些家长乐意送孩子上各类文化知识补习班和才艺班, 却从没想过要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各个社区的健身苑, 几乎都是老人的活动场地, 却很少看到孩子们的身影。有部分父母把孩子的健康寄希望于医疗和保健品, 而不注意孩子的身体锻炼。但这样的孩子往往却是班上身体最弱的最容易生病的, 还有的连正常上学都不能保证。还有些家长认为一些体育运动存在危险, 在孩子运动时还没开始就处处提醒, 或为孩子清除所有可能的障碍, 人为地造成孩子防卫过度心理, 从而不敢放开手脚锻炼或对这些运动产生畏惧心理。比如我们在校园采访时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学生反映, 他们最喜欢在课间时互相追跑, 但即便是这样简单的活动, 也遭到父母和老师的反对,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存在伤风感冒、骨折等危险。

3. 体育课逐渐“空壳化”。

为增强中小学生体质, 教育部要求, 小学一、二年级每周应开设4节体育课, 小学三年级至初三, 每周应开设3节体育课。但武汉市有很多中小学没有做到, 尤其是小学高年段和初中年段, 体育课渐渐减少, 在学习成绩代表一切的标杆下, 体育课被忽视, 主课挤占了体育课。同时一些技术型体育项目已经逐渐在中小学的体育课上消失。如小学的“跳山羊”, 中学的跳箱、跳高、单双杠等, 因为有一定的危险性, 体育老师基本就放弃了。很多体育老师反映, 现在上体育课比较难。除去场地狭小、器材不足、时间无法保障等条件限制外, 学生“娇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多数教师反映“一些强度、难度稍大的运动项目, 老师不敢放开让学生做。每家就那么一棵独苗, 磕着、碰着, 老师怎么担待得起?”

4. 青少年自身健康意识与习惯。

青少年体质健康与青少年自身健康意识和习惯有很大关系。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基本保证, 尤其对于青少年, 睡眠关系到身体发育和智力的发展。对于不同年龄的青少年, 睡眠时间要求是相对有差异的。在我国颁布的几个有关学生健康和卫生的工作条例中, 都明确规定小学生的睡眠时间应该要超过9个小时, 初中生应该达到9个小时, 高中生的睡眠时间要达到8个小时。对于18岁以上的青少年, 一般的健康标准应该保证每天至少7小时的睡眠时间。严重的睡眠不足还有可能导致精神紧张、焦虑等心理问题。在本次调研中, 有7.7%的学生的睡眠时间为6个小时以下, 44.81%的学生的睡眠时间为6~7个小时, 42.89%的学生的睡眠时间为8~9个小时。睡眠时间与年级呈负相关, 33%的高三学生的睡眠时间在6个小时以下。20%的高中学生睡眠在6个小时以下, 72%的睡眠时间为6~7个小时, 仅有8%的高中学生的睡眠时间为8~9个小时。

身体锻炼对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达到一定强度的身体锻炼才能促进新陈代谢, 保证身体发育和脑细胞的活力。在本次问卷调查中, “每天都有锻炼”的占24%, “不是每天, 但经常”的占37%, “很少锻炼”的占30%, “基本不锻炼”的占8.1%。不少学生说, 并不是他们不想锻炼, 而是在连睡眠时间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 基本上没有时间锻炼。

饮食习惯是与青少年健康十分相关的生活习惯, 吃早餐通常是作为检验是否有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的标准之一, 而吃快餐的问题是考察营养结构是否均衡合理的重要指标。在本次调研中, 6.3%的学生很少吃或基本不吃早餐, 有10%的学生经常吃快餐。在本次问卷调查中, 在膳食结构中, 16.29%的学生膳食中肉食占主要, 16.66%素食占主要, 67%荤素相当。对食品安全知识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占21.48%。在外就餐对食品注重“口感好”的占22.59%, 只要“便宜”和“能吃饱就行, 吃什么都行”的占8.5%, 注重“食品安全”的占68.8%。

体检是监测身体健康状况和预防疾病的手段之一, 有规律地体检可以及时发现身体方面的隐患, 及时维护身体健康。在本次调研中, “一年两次或以上”的占12.5%, “一年一次”的占52.6%, “两年一次”的占5.9%, “很少体检”的占28%。

三、讨论及建议

针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现状及发展特点,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全社会对体育的重要性的认识, 建立学生体

质健康数据档案, 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 形成有助于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体育不仅使人身体强壮, 而且也是强心之育, 是规则之育, 是合作之育。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健康人格, 健康人格自然要以健康体质为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 应该把“身体好”确定为教育的第一目标。要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对学生的评价体系, 真正为中小学生“减负”, 确保学生每天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真正落实。

2. 学校应大力组织体育活动, 开展“处方式”体育教育和“快乐体育”。

学校是青少年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组织青少年进行体育锻炼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个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 对体育活动的组织频率, 以及组织方式对学生的体质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改革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和形式的同时, 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教学中有价值的部分, 不能因为极少数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出现了安全问题或因为学生不感兴趣, 就将一些体育锻炼方法从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去掉, 应以“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为契机, 持续大力开展以班级、学校为单位的群体性体育锻炼活动。比如水果湖第二小学的体育老师告诉我们, 他们将体育达标的活动贯穿到学生的早锻炼、课间活动中, 常常组织学生进行长跑、跳绳、投沙包比赛, 学生的体育达标率不仅明显提高, 而且提高了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 枯燥无趣的体育活动变成了“快乐体育”。

武汉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副处长曹文伟称, 武汉市将针对学生身体状况的个体差异, 开展“处方式”体育教育。“运动处方”将由体育专家开出, 按学生健康、心肺功能, 结合生活环境条件和运动爱好等个体特点, 用处方的形式规定适当的运动种类、时间及频率, 以便有计划地经常性锻炼, 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他说,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但是, 这需要学校积极执行, 更需要家长积极鼓励孩子参与锻炼, 使孩子们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3. 家长和学生自身走出认识误区, 养成良好健康生活习惯。

家长要树立科学育儿观, 走出药补食补即身体壮的误区, 积极鼓励学生多参加户外体育运动。在家庭生活中, 家长不妨让孩子学着多做些家务劳动, 以起到锻炼的效果。据悉, 我国少年儿童平均每天参加家务劳动的时间仅16分钟, 在现有条件下, 做家务健身大有可为。

4. 加强对公共体育设施的改造和修建, 让更多的青少年有能参加体育活动的场所。

每一年武昌区的洪山体育馆的夏日体育夏令营活动, 都吸引了无数的孩子参加。很多住在青山区、光谷的家长不辞辛苦带着孩子参加, 他们都希望像洪山体育馆这样的公共体育场所能多些, 再多些, 离家近些, 再近些。因此, 希望政府能多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多建一些公共体育场馆, 多举办一些体育夏令营这类的活动。

孩子的较量就是国家未来的较量, 孩子的隐患也是民族未来的隐患, 青少年的体质影响着国家的竞争力,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 这个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竞争状况的演变与影响 篇2

国内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尚属刚刚起步阶段[8]。部分学者已认识到金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性, 开始介绍国际相关研究状况[9,10], 并结合中国实际, 在构建金融中心[11,12]、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13,14]、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15]、我国区域金融的差异[16]、行业空间系统变化[17,18,19]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目前对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王仁祥、孙亚超首次对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20]。此后, 学者们通过建立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20所主要城市[21]、京津沪深4个城市[22]、江苏省各城市[23]等城市的金融竞争力进行了研究。

以往文献资料多采用单一方法对某一年的状态进行研究分析, 鲜有学者对城市金融竞争力的3个时间截面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中心城市, 而对以省域为研究单元的较薄弱。此外, 对金融竞争力时空分异的分析上尚有空间。基于以上原因, 本文把辽宁省1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 截取1998年、2004年、2010年3个时间截面, 通过建立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法和空间插值法研究了辽宁省各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时空演变。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辽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 是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交汇点, 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 也是东北地区进行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辽宁省有省辖市14个, 其中副省级城市2个 (沈阳、大连) , 地级市12个 (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葫芦岛) 。近年来, 辽宁省金融体系建设不断深化, 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稳步提高, 贷款投向结构不断优化, 实体经济面临的金融环境进一步改善。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城市的统计公告。对极少数缺失而无法获取的数据, 依据统计学原理, 结合其当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差值修补和订正。研究时间断面的选取充分考虑到标志性事件发生对城市金融竞争力的影响, 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面临新时期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变革的1998年, 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开局之年的2004年, 全球金融海啸冲击后的2010年, 共3个时间断面 (1998年葫芦岛市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辽阳出口额, 辽阳、盘锦、铁岭和朝阳进口额数据缺失) 。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在借鉴王仁祥、孙亚超等人创建的概念基础上, 我们认为城市金融竞争力不但取决于区域内部金融资源的状况, 而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对外开放程度、设施水平等方面密切相关。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 建立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表1) 。

2.2 熵权法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 确定权重的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 按照信息论基本原理的解释, 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一个度量, 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一个度量。如果指标的信息熵越小, 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 在综合评价中所起作用理当越大, 权重就应该越高。当系统处于几种不同状态时, 设每种状态出现的概率为Pi (i=1, 2, …, n) , 则该系统的熵就为:①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有m个城市, n项评价指标, 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 (xij) m×n (0≤i≤m, 0≤j≤n) 。x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②数据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yij=xij-min (x1j, ∧, xmj) /max (x1j, ∧, xmj) -min (x1j, ∧, xmj) ;负向指标:yij=max (x1j, ∧, xmj) -xij/max (x1j, ∧, xmj) -min (x1j, ∧, xmj) 。③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城市指标值的比重。Pij:undefined。④计算第项指标的熵值。ej:undefined。其中, k=1/lnm。⑤计算评价指标j的差异性系数。gj:gj=1-ej。⑥计算评价指标j的权重。wj:wj=gj/Σgi。⑦第i城市的城市金融竞争力。UQi:undefined。

2.3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空间插值

为了更好地揭示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空间变化特征, 采用空间插值法将各个城市 (点) 代表的竞争力扩展成一个连续的表面。空间插值是通过已知城市金融竞争力值估计周围未知空间点的竞争力特征值, 或由不规则分布的城市金融竞争力数据生成连续表面或等值线的方法[24], 公式为:undefined。式中, Z是差值点 (未知点)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估计值;n为已知城市的实测样本数;Di为差值点到第i个城市间的距离;P是距离的幂。本文采用反距离加权插值法 (IDW) 将辽宁省14个辖市3年 (1998年、2004年、2010年) 城市金融竞争力数值自动生成城市金融竞争力空间扩展的效果图。

3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评价和分析

3.1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时间演变

计算1998年、2004年、2010年辽宁省14个省辖市城市金融竞争力的5个指标和综合得分, 结果与排名见表2—4。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总体演变分析:通过对比3个年份的综合得分与排名, 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变化特点为:①沈阳、大连和鞍山的城市金融竞争力排名一直保持在前三位。城市金融竞争力的变化主要集中在第4位到第14位城市。具体表现为:丹东、营口、辽阳、铁岭的城市金融竞争力排名呈上升趋势, 其中丹东从1998年的第7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5位, 最终升至2010年的第4位;本溪、阜新的城市金融竞争力排名呈下降趋势, 其中本溪的下降幅度最大, 从1998年的第4位下降到2010年的第12位;锦州、朝阳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抚顺、盘锦和葫芦岛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余城市变化较稳定。②辽宁省14个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呈“上升—下降”的倒U型变化, 标准差从1998年的0.251上升到2004年的0.275, 2010年下降到0.261, 说明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绝对差异经历了1998年金融危机后有所扩大,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实施以后, 14个城市的金融竞争力差距有所缩小。1998—2004年, 辽宁省14个城市金融竞争力的变异系数值呈上升趋势, 从1.102上升到1.163, 2010年又下降到1.124。不难看出, 自2004年以后,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相对差异缩小。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方面, 辽宁省14个城市金融竞争力呈现均衡发展之势。

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分析:从表2—4中各指标的得分和排名可见, 城市金融竞争力各指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①从金融力评价指标来看, 沈阳、大连的金融力一直处在全省的前两位。沈阳和大连是辽宁省的中心城市, 也是整个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实力远超过其他城市, 其他城市的金融竞争力则处在不断变化之中。②在经济力评价指标方面, 沈阳、大连和鞍山稳居前三甲。3市作为辽宁经济中心城市, 哈大线、沈大线将3市相连, 使3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同时借沈阳经济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实施, 经济快速转型发展。而阜新、朝阳始终徘徊在后四位, 总体看两个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经济基础薄弱。随着资源的枯竭, 阜新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城市经济力较弱。③金融发展离不开区域内部的科技力, 科技力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沈阳、大连、鞍山的科技力一直保持在全省的前三位。铁岭市的科技力评价指标从1998年的第11名跃至2010年的第6名, 提高显著。近年来, 铁岭市成为主动承接沈阳辐射的“桥头堡”,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逐年提高准入门槛, 使“招商引资”逐渐转变为“选商引资”, 增强了自身的科技力。④区域开放程度直接影响资本的形成和变动, 开放有利于资金、技术、劳动力和科技的引进, 使资本获得比在封闭状态下更高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收益。沈阳、大连的开放力评价指标始终位于全省前两名。其中, 作为东北传统的对外门户、建设中的东北亚航运中心城市, 大连开放力始终位居第一, 开放度遥遥领先于省内各市。阜新、朝阳始终位于全省后两名。究其原因, 阜新、朝阳位于辽宁省西部地区, 交通条件比其他城市差, 区位因素影响了对外开放力。⑤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为区域带来盈利机会和良好的收益, 促进区域金融的发展。沈阳、大连、鞍山的设施力指标体系排名一直处于全省前三位, 3个城市在基础设施投入大, 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善;阜新始终位于最后一位;铁岭从1998年的第13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4位, 上升幅度最大, 原因在于2004年之后铁岭开始新城区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显著提高。

3.2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空间演变分析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空间分异演变:依据辽宁省14个城市的综合得分, 将城市金融竞争力的强度按照分值大小从高到低划分为4个级别:大于0.3 (强) 、0.2—0.3 (较强) 、0.1—0.2 (一般) 、0—0.1 (较弱) 。辽宁省14个城市分别在1998年、2004年和2010年3个时间断面上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图见图1。从图1可见:①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总体空间分布呈现“中部突出, 两翼凹陷”的不平衡发展态势。②南北方向上, 两极突出。沈阳和大连的金融竞争力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 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所在地, 政策信息传递迅速。此外,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有利于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入, 促进了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提高;大连作为辽宁省的中心城市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 经济实力雄厚, 且其商品交易所是中国三大期货交易所之一, 随着大连作为东北亚金融中心的建设, 金融业发展跨上快车道。③东西方向上, 东高西低。辽宁东部地区总体发展水平高于辽宁西部地区, 辽宁东部地区的城市金融竞争力总体发展均衡, 只有本溪和铁岭的竞争力等级发生变化。辽宁西部地区城市金融竞争力表现为“北弱南强”的格局。该地区南部为辽西走廊, 是沟通东北和关内的重要通道, 地理位置优越, 便于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的集聚, 促进其城市金融竞争力的发展。北部的朝阳和阜新金融竞争力水平始终处于全省的最薄弱地带, 朝阳、阜新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 阻碍了两市的对外交流, 因此辽宁西部地区形成了“北弱南强”的格局。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空间扩展演变:从辽宁省14个城市在3个时间断面的城市金融竞争力空间插值图 (图2, 见封二) 可见:①沈阳与大连作为全省的核心城市和全省金融竞争力最强的城市。1998—2010年, 沈阳和大连的城市金融竞争力不断增强, 但空间扩展能力的强度呈现不断减弱态势, 其城市金融竞争力的辐射作用开始显现, 各城市间竞争力差异不断减小, 凸显出均衡发展之势, 这印证了前文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的分析结论。②辽西地区金融竞争力空间扩展能力的整体水平较低, 但从3个时间断面来看, 空间扩展能力却不断提升。原因在于, 朝阳和阜新的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差、开放程度低, 致使其金融空间扩展能力水平较低。但随着沈阳金融竞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 朝阳和阜新的空间扩展能力不断提升。③辽东地区的金融竞争力空间扩展能力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大连空间扩散效应的扩大和丹东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双重契机, 丹东金融竞争力的空间扩展能力不断增强。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辽宁省作为研究区域, 选取1998年、2004年、2010年3个时间截面, 通过建立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法对辽宁省的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了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对辽宁省14所城市金融竞争力的总体及各竞争指标的变化特点进行了分析, 并通过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等级分布图和空间插值图, 揭示了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空间分异和空间扩张的演变规律。结论为:①辽宁省14所城市的城市金融竞争力整体排名保持稳定, 低水平城市的变化幅度较大, 城市金融竞争力的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均呈现“上升—下降”特点, 城市金融竞争力随时间变化, 呈现均衡发展之势。②城市金融竞争力各评价指标变化特点各异, 沈阳和大连在金融竞争力、经济力、科技力、开放力、基础设施力方面的优势保持稳定, 其他低水平城市各指标变化则呈现不平衡特点。③辽宁省城市金融竞争力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中部突出, 两翼凹陷”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南北方向上, 形成沈阳和大连两个突出的极核;东西方向上, 辽东优于辽西, 且辽西呈现出“北弱南强”的格局。④沈阳与大连空间扩展能力的强度呈现不断减弱态势, 其城市金融竞争力的辐射作用开始显现, 各城市间竞争力差异开始不断减小;辽西地区金融竞争力的空间扩展能力虽处于低水平, 但却不断提高。随着金融核心区扩散效应的增强和特殊的政策区位优势, 辽东地区的空间扩展能力有明显提高。⑤随着城市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的演变, 目前整体上形成了以金融力为核心, 以经济力、科技力、开放力、基础设施力为支撑作用的城市金融竞争力影响因素系统。

竞争状况的演变与影响 篇3

河南国土面积16.7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的1.74%, 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 2009年底总人口9 967万, 占全国的7.47%, GDP为19 480.46亿元, 占全国的5.72%。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 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十年来,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河南服务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2000年, 河南服务业增加值仅为1 597.26亿元, 到2009年, 河南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到5 700.91亿元, 十年间增长了4 103.65亿元。与此同时, 河南服务业从业人员稳步增长。2009年, 河南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达1 509万人, 比2000年的1 031万人增加了478万人,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也由2000年的19%增至2009年的25%, 提高了6个百分点。

二、河南服务业行业结构分析

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传统产业总量和比重有所下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既是河南服务业中的传统产业, 也是河南服务业的主要产业之一。2009年, 这类产业的增加值占河南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45%。从2007年至今, 河南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总量有所下降, 从2007年的866.73亿元降到2009年的823.57亿元。在增加值下降的同时,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河南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也有所下降, 从2007年的19.21%降到2009年的14.45%。

2. 批发零售业快速增长。

批发和零售业是河南服务业中主要的支柱型产业, 对河南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2009年, 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 746.38亿元,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总额就达5 525.51亿元。2009年, 河南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1 057.81亿元, 占河南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56%, 是河南服务业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产业, 也可以说, 批发和零售业是河南服务业中的龙头产业。从2007年至今, 河南批发和零售业总量快速增长, 从2007年的765.76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 057.81亿元, 三年增长了292.05亿元。批发和零售业占河南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也有所提升, 从2007年的16.97%提升到2009年的18.56%。

3. 金融业不断壮大。

金融业是河南经济发展的资金保障系统,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 河南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2007年河南金融业增加值302.31亿元, 到2009年河南金融业增加值增长到499.92亿元, 2009年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197.61亿元。与此同时, 金融业占河南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6.7%提升到2009年的8.77%, 提升了2个百分点。

4. 房地产业蓬勃兴起。

河南房地产业近几年蓬勃兴起, 发展很快, 对河南省国民经济作用日益增强。2007年河南房地产业增加值447.44亿元, 到2009年河南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到622.98亿元, 三年增加了175.54亿元。与此同时, 房地产业占河南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2007年的9.92%提升到2009年的10.93%, 提升了1个百分点。

5.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所占比重较大。

2009年, 河南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占河南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1.43%, 仅次于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河南服务业各行业第三, 这说明河南政府机构改革进程相对滞后, 机关人员臃肿、效率较低的局面还有待改善。

6. 社会服务业潜力巨大。

近年来, 河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卫生、文化、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不断进步, 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从供求关系看, 与近几年农产品、工业品过剩的情况相反, 服务业的许多部门和领域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因此, 河南社会服务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

三、河南服务业竞争力研究

1. 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 指标选择。本文设计五个方面的指标来综合反映省区服务业竞争力:一是经济基础, 包括GDP (X1) 、城市化水平 (X2) 、人均消费性支出 (X3) ;二是服务业总量水平, 包括服务业增加值 (X4) 、人均服务业产值 (X5)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X6)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X7) ;三是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状况, 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就业之和占服务业就业比重 (X8) ;四是服务业产出效率, 包括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X9) ;五是服务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包括服务业增长速度 (X10) 。 (2) 因子分析过程。借助SPSS17.0进行因子分析, 过程如下:首先, 计算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矩阵表示各指标间彼此相关, 有着复杂的联系, 增加了分析问题的困难性。相关关系会导致指标间信息的重叠, 如果直接利用这些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时, 会出现一些因素的重复计算, 夸大了它们的影响作用。要通过因子分析法, 将这些具有相关性的指标变换为一组独立的变量。对其进行相关矩阵的KMO and Bartlett’s Test结果表明, 对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能够很好通过假设检验。其次, 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 选取公因子。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 选取四个公因子, 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0.809%, 代表了大部分信息, 可以充分反映服务业竞争力的评价信息。再次,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因子载荷矩阵。为了便于对主因子解释, 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对主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经过旋转后, 得到主因子正交旋转载荷矩阵。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消除各指标单位大小的影响, 然后计算各主因子。最后, 建构综合评价模型。以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主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 得出省区服务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模型并计算省区服务业竞争力情况 (如表1所示) :

2. 服务业竞争力梯度划分。

通过对表1的进一步整理, 按照综合竞争力Z指标划分为三个层次梯度 (见表2) 。

表2的梯度划分依据为取所有省区的Z值的绝对值进行平均值计算, 得到的平均数值为0.360, 因此规定Z≥0.360的为竞争力较强的省区;同时又取所有Z值为负数的省区进行平均数计算, 其结果为-0.300, 因此又规定Z<-0.300的省区为竞争力相对较弱。

四、结论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正相关性。通常情况下,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也较高。第二, 中国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 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东部地区都排在前列, 中部地区大多数在排序的中间, 而西部大多数地区都在排序的后列。第三, 影响各地区服务业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 服务业内部结构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潜力指标对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还比较弱。第四, 河南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并不乐观, 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还较低, 需要加大扶持的力度。对于河南来说, 首先, 应明确由于各省发展条件、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和服务业发展层次不同, 为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应做努力的重点和方向也应有所差别。其次, 应在摸清河南服务业发展状况、现实优势和劣势所在、发展条件的基础上, 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 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促进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进而带动河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2]维克托.R.福克斯.服务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竞争状况的演变与影响 篇4

美国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主要发起者之一,1973—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美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公约》的谈判与起草,但当《公约》开放签字时,美国认为《公约》第十一部分和附件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没有签字。1990—1994年,美国又积极参与了《公约》涉及海底制度等部分的讨论与修改,之前影响美国签字的诸多因素基本被排除,从克林顿政府起,美国政府开始积极倡导批准《公约》,但各派之间未能达成共识。迄今,美国是全球仅有的9个既没有在《公约》上签字、也没有批准《公约》的沿海国家之一。

1美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转变

1973—1982年,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美国作为主要的谈判国家,曾积极参与了《公约》条文的全部起草过程。时将卸任的卡特政府认为《公约》的大部分条文和规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并准备接受包括国际海底制度在内的整个《公约》。

海洋法会议结束前夕,新上任的里根政府一反常态,突然宣布对即将通过和签署的《公约》有重大的保留意见。美国认为《公约》第十一部分及其附件三所规定的“生产限制政策”、“强制性技术转让”和“海底管理局企业部的平行开发”等规定,违反了美国倡导的自由竞争原则及其经济利益。

鉴于《公约》第十一部分客观上阻碍了一些主要沿海国家对《公约》的批准,联合国秘书长与相关利益方进行了长达4年的磋商,并于1994年达成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对海底管理局的决策、审查会议、技术转让、生产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海底制度的规定都做出了修订。

由于上述调整基本上排除了少数工业化国家不能接受《公约》的障碍,克林顿随即提请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公约》,但遭到参议院拒绝。之后,美国政府多次力促国会批准加入《公约》,美国参议院外交 委员会也 为此多次 举行听证 会。遗憾的是,在此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争论不休,支持者与反对者意见相持不下,最终没有进入最后表决阶段。究其原因,美国自始至终认为《公约》没有满足其全部利益和要求,并提出将海洋资源交给一个代表全人类的联合国机构管理的规定伤害了美国的自由企业精神。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局势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国内支持批准《公约》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军方和产业界分别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认为加入《公约》可以保障美国的深海资源权利和航行自由权利,更好地发挥在全球海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坚决支持美国加入《公约》。特别是2012年,奥巴马政府强调批准《公约》是紧急课题,派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组成的“豪华阵 容”,联手敦促 国会,推动加入 《公约》的力度明显增大。但是,由于美国自始至终坚持《公约》没有满足其全部利益和要求的立场,加上批准《公约》的进程在参议院多次受阻的事实,美国在短期内能否加入《公约》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 果说里根 政府拒绝 签署《公约》的原因在于深层海底矿藏开采,那么,近年来美国国内仍拒绝批准《公约》的理由又新增了不同声音。

2美国国内关于加入《公约》的争论

近30年来,美国围绕《公约》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支持派和反对派对于加入《公约》始终存在不同的观点,双方对此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2.1支持派的主要观点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均积极支持美国加入《公约》。同时,加入《公约》还得到了美国石油协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海运协会、国家海洋产业协会、美国环保协会、国家环境基金、美国律师协会、美国海洋法委员会等机构的支持。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1)美国事实上已经在遵守《公约》的诸多规定,《公约》的相关规定对美国已不构成障碍。支持派认为,经过修改,当初里根政府不同意的《公约》部分已经不存在。1994年《执行协定》考虑到了里根政府于1982年提出的 反对意见,对《公约》第十一部分进行了实质性修改,使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在深海采矿制度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与其国家利益更为相称。而且,事实上无论美国是否成为《公约》缔约国,都会遵守《公约》的相关政策,但加入《公约》会使得美国在《公约》的修订与解释方面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主导制定海洋事务的相关规则。

(2)美国可以利用《公约》来确保领海无害通过权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公海航行自由,进而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的安全利益与航行自由问题紧密相连,加入《公约》,将使美国在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上活动的船舶和飞机,获得最大限度地航行和飞越的权利和自由,确保美国空中、海面和水下军事力量的战略与作战机动性,为这些力量在危机时期通过公海、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峡和群岛海道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也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保证这些军事力量享有合法地进行军事测量、侦察与情报搜集活动的权利。

(3)利用《公约》所建立的各种海域制度,美国能够主张200nmile专属经济区乃至350nmile的外大陆架,并在海底区域、北极等领域拓展美国的经济利益。根据《公约》规定,沿海国可以对外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包括对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与矿物资源等非生物资源以及生物资源的勘探、开发、保护与管理的主权权利,加入《公约》将使美国对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法律化,并将拓展和推进美国在深海稀土金属矿物开采和外大陆架石油天然气勘探方面的资源利益和经济管辖权。此外,由于《公约》经批准后,无需转化为国内法就直接可以在美国得到适用,因此加入《公约》可以明确投资和收益权利,有效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保护美国公司。

(4)适用《公约》确立的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际准则能够确保美国的可持续发展,符合美国的环境利益。《公约》中有关海洋生物资源的条款,为可持续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提供了国际合作框架,而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涉及近海和海洋 中各种来 源的污染,从船舶污染、海洋 倾废造成 的污染到 空中悬浮 颗粒污染等。加入《公约》将有助于美国在生态和环境领域发挥国际领导作用,包括应对渔业资源衰 退、控制陆源污染与船舶污染以及解决海洋倾废产生的日益严重的问题等各个方面的领导作用。

(5)美国可以选择《公约》所建立的解决争端机制来处理由于《公约》的适用和解释而产生的争端。《公约》能够为美国的海洋外交提供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框架,能够利用《公约》规定解决海洋争端。加入《公约》有助于迅速提升美国的可信度,将有助于从美国和地区盟国与伙伴国家的利益出发,去解决海洋争端。争端解决的程序正是美国所追求的程序,《公约》的相关条款给美国提供了重要手段,去促使其他国家履行义务。

2.2反对派的主要观点

尽管《公约》得到了政府、军方和产业界的支持,但是,仍然有一些政治保守派坚决反对美国加入《公约》。反对派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公约》将海底 资源视为 人类的共 同财富,严重违背自由竞争原则。反对派不同意“人类共同继承遗产”这个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国家不应对国家海底区域的任何部分或其资源主张或行使主权或主权权利,区域内资源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人类,这与美国一贯主张的自由市场原则是不相符的。反对派甚至认为,在《公约》机制下,全球70%的海洋将被国际海底管理局控制,这意味着将从美国及其联盟手中把海洋的控制权夺走。

(2)《公约》有损美国主权和安全以及经济利益,向联合国海底管理局缴纳海底资源开采费用将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国际海底管理局是一个自筹经费的实体,它必将在开发海洋自然资源的国家中征税以运作,这将对大幅度开发海底资源的美国产生不利影响。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甚至说:“假如美国批准了条约,美国将被迫把在美国延伸大陆架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几十亿美元的使用费转交给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重新分配给发展中国家。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某个国际组织,也就是联合国,拥有对美国的征税权”。

(3)美国国会和政府不应受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约束。反对派认为,加入《公约》会给自己强大的海军在全球纵横驰骋套上枷锁,原因是如果美国不批准该条约,就不会轻易承认那些遵守该条约的国家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要求,而不用担心会触犯当事国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并且,《公约》赋予国际组织在采矿方面过大的权力,加入《公约》后美国需要按照要求承担额外的条约义务,使主权受损。

(4)美国不加入《公约》也已经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因而没有必要加入《公约》。既然美国这么多年没有加入《公约》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么将来也不需要。一方面,美国不存在突出的海洋争端问题,未加入《公约》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开采近海油气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强调的“航行自由”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美国在此方面的权益有充足保障。

3美国近期积极推动加入《公约》的原因

2012年5月2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召开关于美国批准《公约》问题的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帕内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发表证词,坚决支持美国加入《公约》。同年6月14日和8月12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又先后两次召开听证会,听取各界对加入《公约》的相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在上述推动下,美国国内支持加入《公约》的呼声日渐高涨。究其原因,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考虑是否加入《公约》这一问题的根本立足点。

3.1加入《公约》是美国多边主义政治的需要

里根时代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上升的时代。随着苏联解体,美国称霸的雄心空前高涨,单边主义的倾向日益增强。到1993年,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上台,《公约》在美国 迎来一个 获批的良机。无奈1994年民主党在“中期 选举”中惨败,痛失国会两院控制权,克林顿总统本人与参议院的关系随后陷入紧张。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等多项国际条约,让当时处在新保守主义顶峰的美国签署《公约》,更是难上加难。实际上,在2004年和2007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曾两次建议批准该条约,但两次都连付诸表决的机会也没有得到。

2009年以后,奥巴马所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开始重新调整对外政策。民主党一向比共和党更倾向于多边合作。再加上金融危机 和反恐战争让美国陷入内外 困境,奥巴马政 府开始收 缩力量,试图用“巧实力”替代单一的军事手段。而善用国际组织和多边舞台、增强外交行为合法性则是“巧实力”的重要内容。因此,奥巴马政府迅速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等条约。如今又以豪华阵容瞄准《公约》,意在觊觎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内涵,利用《公约》重塑超级海权。而加入《公约》可以为美国谋求国际海洋事务领导地位创造条件,主导地区乃至全球海洋秩序的建立。

3.2加入《公约》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需要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力量开始收缩和转移。所谓转 移就是我 们所说的 “重返亚太”,所谓收缩则可以总结为“重回海洋”[2]。可以说,海洋是美国全球力量收缩的最后底线。守住海洋,就守住了美国霸权的根本。而美国海洋战略的首要 目标是太 平洋。这些 战略思想 在2011年国务卿希拉里关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讲话和2012年美国国防战略规划报告中,已经逐步清晰显现。

随着全球战略的调整,美国到欧洲和中亚腹地“钉钉子”的“地缘政治”活动可能暂入低潮,但到陆海边缘地带“钉钉子”的“海缘政治”却将愈演愈烈。其中,南海、波斯湾、北冰洋等都是潜在冲突点。在2012年5月23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中,希拉里专门提到南海问题,提出美国要在这一地区具备维持“航行权利和挑战其他国家行动的能力”。而美国在这些地区建立“海洋权力”的诉求 最终要转 化为“海洋 利益”。希拉里在听证会中也从多个方面提到了美国的海洋利益对于美国恢复低迷的经济、创造就业和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意义。

因此,美国要从军事、外交和经济3个方面重塑其全球战略,核心是海洋。而美国要打好海洋牌,就离不开《公约》。一方面《公约》是关于全球海洋问题最权威的国际法来源,美国如果继续脱离《公约》,其众多的海洋利益伸张就缺乏国际法支持,在南海、北极等地区的外交动作也就缺乏合法性;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要重塑“超级海权”,离不开各国的支持,如果美国连《公约》都不承认,其海洋和地区“领导者”的形象也会受到冲击。因此,希拉里明确表示,美国需要“站到 牢固而最 具说服力 的法律基 础之上”,“没有国家比美国更多地从《公约》中获益”。通过加入《公约》,可以提升美国的信誉和强化美国的地位,使美国更有效地实施其全球战略,对亚太国家施加影响。

3.3加入《公约》是美国掌握规则制定权的需要

美国加入《公约》的另一意图是海洋问题上的国际规 则制定权。美 国所提出 的“太平洋 世纪”也好,“超级海权”也好,除了军事力量、盟友网络,还需要依靠话语权的争夺。对此,希拉里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加入《公约》实际上也是加入国际海洋法的制定和管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则的制定;二是《公约》有争议条款的解释。

《公约》体制下建立起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庭等机构,在没有美国加入的情况下依然正常运转。其中,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没有美国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正在积极审议40多个国家提交的请求;国际海底管理局目前正在制定深海底矿物的开采规则,而这些资源对美国和美国工业来说利益重大;国际法院对案例的审理结果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国际海洋法甚至国际法规则的发展。美国认为,在制定规则和制度的过程中,美国不能够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主导作用,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而对《公约》有争议条款做有利于美国的解释,是美国当前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可以使得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行动更多地具有合法性,塑造其“领导者”形象。并且,加入《公约》后美国能够以缔约国身份根据其需要解释和适用《公约》,有效拓展美国的国防、经济、政治与外交利益。

综上所述,加入《公约》成为缔约国,意味着一方面可以享受《公约》所带来的利益保障;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公约》规定的限制。美国一直在权衡其加入《公约》后的利弊得失,谋求在《公约》框架下的美国特权。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在海洋方面拥有巨大的国家利 益。随着世界政治形势不断变换,近年来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加入《公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积极推动批准《公约》。

4美国加入《公约》后可能产生的影响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美国在没有加入《公约》前,其对国际海洋事务的控制和左右能力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一旦美国加入《公约》,出于其自身的利弊衡量和政策导向,通过对相关规则制定的参与和自身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对《公约》所设立的三大机构———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外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介入,必将会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4.1通过介入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国际法发展产生影响

对于《公约》有争议条款的解释,国际法依据是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其中第31条规定,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地予以解释。第31条的精神是约文必须被推定为各条约当事国的意思的权威性表示,从而解释的出发点是阐明约文的意义。条约的解释就如同条约的订立一样,重要缔约 国会在其 中起着引 领和主导 作用[5]。美国目前还不是《公约》缔约国,无法在海洋法法庭中拥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因此没有直接对《公约》条款进行解释和适用的机会,更无法对《公约》的争议条款做出权威性解释。因此,美国一旦成为缔约国后,会使其在解释与应用方面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通过“诠释性”实践和对执行情况的审议,引导相关海洋法规则的修改制定和国际海洋法发展方向,同时,对《公约》有争议条款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进行解释和适用,从而对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产生影响。

4.2通过介入国际海底管理局对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制度产生影响

《公约》第十一部分与相关附件以及《执行协定》建立了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提供了支配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开发的法律框架。《公约》规定,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如前所述,对海底采 矿制度不 满是美国 在1982年拒绝签署《公约》的主要原因,而1994年的《执行协定》重新审查了备受争议的条款,删除了第十一部分中关于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要求和企业部活动的补贴等条款,还使美国保有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的 席位,基本上满 足了美国1982年反对《公约》时提出的要求。但是,美国仍然没有加入《公约》。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深海海床采矿已不再停留在理论上,而是逐渐成为实际行动。美国此时加入《公约》,定会在对美国和美国工业利益重大的矿物开采规则的制定上发挥主导作用,使国际海底区域的制度建设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朝着有 利于美国 国家利益 的方向发 展。尤其是美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的永久席位可以得到保 留,通过这一 席位所赋 予的否决权,将影响采矿事宜的审批和国际海洋矿区的建立和发展。此外,美国对国际海底管理局规定的区域资源开采付费制度的透明性提出质疑,不希望本国公司缴纳的费用用于对美国不友好的某些国家,要求区域资源开发上要适用自由市场原则[6]。美国加入《公 约》后,如果其要 求得到满足,将对内陆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 响,国际社会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现状可能发生重大和深刻的变化。

4.3通过介入外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对外大陆架划界和资源分配产生影响

在外大陆架划界方面,美国在其东西海 岸、北极都可能拥有面积巨大的外大陆架,美国国务院早已在开展200nmile范围外大陆架申请的证据搜集工作。但由于美国非《公约》缔约国,无法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提交外大陆架主张,也无法参与到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工作中去。当俄罗斯于2001年提交在北冰洋地区外大陆架申请时,美国无法依据《公约》提出反对意见的外交照会。如果美国加入《公约》,必然会立即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申请其外大陆架。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美国将会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获得面积广泛的外大陆架,而在北冰洋,美国加入《公约》后提出的主张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利益。

在外大陆架资源开发方面,根据《公约》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沿海国需要对200nmile以外大陆架的开发,应通过国际海底管理局缴纳一定的费用和实物,而管理局应根据公平分享的标准将其分配给本公约各缔约国,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特别是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内陆国的利益和需要。同时,某一发展中国家如果是其大陆架上所生产的矿物资源的纯输入者,对该种矿物资源免缴这种费用或实物。美国加入《公约》后,很可能会对“费用或实物”及其免缴义务提出质疑,试图挑战其分配制度,对偏重保护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以及地理不利国 家的利益 的相关条 款进行重 新解读。2012年5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联邦参议院谈到此问题时说,“我们可以阻止资金用于任何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用途”。因此,美国也很有可能会对《公约》该条款提出新的解释或试图进行修改,从而改变现存的外大陆架资源分配制度安排。

总体来讲,凭借《公约》缔约国身份,通过介入三大机构对《公约》持续施加影响,美国可以更为便利地谋求国际海洋事务的领导地位,推动建立于其有利的海洋规则框架,主导地区乃至全球海洋秩序的建立。

5结束语

如果说里根政府拒绝加入《公约》是由于相关条款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在《执行协定》对《公约》第十一部分进行修正之后,其他法律上的反对意见并非是充分有力或者不可规避的理由,这一点从美国国内关于《公约》的争论也可以明显看出。实质上,直到今日美国仍然没有批准《公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国内政治方面的问题。近期美国出动“豪华阵容”积极推动加入《公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以《公约》为法律基础的海洋秩序的构建是一个世界性潮流。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必然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挑战现行海洋法律秩序。因 而,美国对《公约》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必将会随着其国内政治和全球战略调整而变化。

针对美国对待《公约》态度的不断转变,在紧密跟踪国际海洋事务发展趋势、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也应当积极参加《公约》三大机构和相关海洋法会议的工作,不断增强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提高运用《公约》拓展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能力,妥善协调和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积极应对美国加入《公约》后可能对国际海洋法和国际海洋秩序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摘要:美国曾经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谈判与起草,但在《公约》开放签字时,美国突然拒绝加入。近期,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国会批准《公约》,包括美国国务院、军方和产业界在内的诸多力量积极支持加入《公约》。论文阐述了美国对《公约》的立场转变,总结了美国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公约》的理由,详细分析了近期美国积极推动加入《公约》的原因,并对美国加入《公约》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竞争状况的演变与影响 篇5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涉及到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各个产业, 需要统筹兼顾, 互相促进, 互相带动, 协调发展。毋庸置疑, 没有大规模和深度开发和应用的信息化, 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体系;反之亦然。

1973年, 时属韩国现代集团的现代重工建造了第一艘大型货轮, 开启了韩国现代造船业的序幕。1974年, 韩国接收的造船订单仅占全球的2.8%。到1984年, 造船订单占全球的17.4%。2006年, 根据英国克拉克森公布的全球造船业的最新统计数字, 韩国造船厂去年接获的船舶订单占全球订单总数38%之多。2007年上半年, 其订单占全球的42.7%, 稳坐全球最大造船国首位。目前, 如何应对中国造船业的崛起, 已成为韩国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面对中国的竞争, 韩国造船企业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在全球市场增强竞争优势。

因此, 文章试图从韩国现代造船业的发展过程中探视其违背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 在不具备初始资源禀赋的条件下发展成为世界造船业的第一强国的原因, 以期给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韩国造船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

(一) 造船业的兴起是韩国工业体系竞争优势演变的历史的、动态的选择

以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 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圣经。但历史事实证明, 盲目固守这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指导的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大都堕入“比较优势陷阱”, 即长期处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不利地位, 产业层次处于价值链的底端、产业结构低下且难于升级。韩国的产业发展呈现的却是另一幅演进图景。韩国的造船业, 根据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 基本上是不可能建立和发展的。但韩国政府从历史的、动态的视角, 并未局限于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产业, 而是采用资金、技术、税收、信息等手段, 主动地和先行地引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甚至将某些比较劣势的产业扶植为比较优势的产业。把本国的社会资源集中到对本国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能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 将产业政策与出口导向的战略相结合, 重点发展轻工业, 如纺织业。20世纪70年代, 韩国的产业发展政策转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 重点发展重化工业。韩国的造船、钢铁和汽车工业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 产业发展战略转移至信息产业。除了早期的轻纺工业, 后来次第发展的这些产业都成为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没有韩国政府对其产业体系进行的总体性、合理性、动态性和战略规划和实施, 也不会有韩国造船业在世界船舶业的半壁江山。

(二) 韩国造船业的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 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 也是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一个侧面和缩影

1、政府的政策支持。

首先, 从法律上确定造船业为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提出了“造船立国”的口号, 1962年制定了《造船工业奖励法》, 1967年制定了《造船工业振兴法》, 1976年出台了《海运造船综合发展法》, 这一系列法律给造船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为造船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 韩国政府为提高本国造船能力, 增强国际竞争力, 又先后制定了《造船法》、《韩国造船工业合理化法》。其次, 实施了一系列优惠发展政策: (1) 在税收方面, 全部免交增值税和物品税, 法人税也很低, 利润在2.5%以下时可以免交, 利润在3%时税率为0.4%。 (2) 政府通过调整货币汇率使造船增加利润。 (3) 对新建或扩建船厂提供总投资额65%的低息长期贷款。 (4) 为船舶出口提供买方信贷。 (5) 对进口船舶征收关税, 限制船舶进口。最后, 韩国政府给予造船业强大的科研、教育支持。在科技研究方面, 韩国实施了发展科研的诸多重大举措。在忠清南道大德郡建立科学城, 集中了船舶、海洋开发、机械技术、电子机械等许多重要的科技研究所, 成为韩国最大的科研中心。建立玉浦造船工业园, 在生产实践中发展造船技术。资金和税收优惠方面, 设立技术开发准备金、技术开发资金、共同研究资金等。进口研究用品减免关税, 对技术引进费用减免税收。采取多种方法引进技术, 注意引进技术和自主开发相结合。

2、技术创新。

韩国的一贯做法:首先从国外引进设计图纸, 在外国船级社和船东技术代表的监造下进行生产, 本国企业在生产中探索学习, 逐渐形成自己自主研发能力。韩国开发造船工业, 采取成套引进生产设备, 进口核心部件进行组装生产的办法。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 生产出口船舶, 参与国际竞争。韩国的造船业技术几乎完全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拼凑”而成。但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了该公司及韩国造船业的技术基础。随着造船业由欧美发达国学家向新兴的东南亚国家的地理转移, 技术引进的支持来源逐渐萎缩。日本成为了韩国的最大竞争对手。但当时的韩国, 以现代重工为例, 生产的连续性差, 各流程操作分散, 整体控制力薄弱, 因此要及时交货, 要维持低的成本水平, 要与日本制船业相抗衡, 必须要有所举措。为此, 现代重工决定发展本国基础设计能力、生产自己的发动机及核心机电设备。同时, 进行产业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世界贸易和运输方式的发展, 一系列新船型相继出现。现代造船技术正向着高度机械化、自动化、集成化、模块化、计算机化方向发展。韩国的造船企业不断学习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 不断改进其生产工艺和管理, 不断研究、开发和应用新的生产技术。

3、造船业生产组织的战略调整。

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韩国共有造船企业130余家。整个造船业呈现“5比95”的格局, 即5大造船厂 (现代重工业、大宇造船海洋、三星重工业、现代三湖重工业、韩进重工业) 拥有全国95%的造船能力, 主导造船业的整体生产, 同时5大造船厂95%的造船出口海外。大企业之间形成战略同盟, 进行新技术的研发并推动本国该产业的层次升级。产业价值链的调整及转移。应对越南、中国等国家造船业的异军突起, 韩国的造船业进行了战略性的产业调整。首先, 在国内, 各企业逐渐向高附加值船种转轨。设备和研发投资都要向高附加值领域加大倾斜力度。其次, 向国外拓展发展空间。韩国开始将低附加值和一般附加值船种的建造任务逐渐向国外转移, 充分利用国外低廉的生产成本和资源, 提高价格竞争力。

4、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

韩国独具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对韩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等, 均是一批勇于开拓、敢于挑战的企业家, 在创立和发展自己的企业的过程中敢想敢干, 勇往直前。他们胸怀大志, 勇攀高峰, 吃苦耐劳, 经营有方。他们都为创造某个第—如行业内第一、韩国第一、世界第一而不懈奋斗。现代的经营理念是上进、创造、节约, 强调“干则成”的实干精神。他们对人才的选拔培养都非常重视, 认为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大量优秀人才被吸收到这些企业里来, 而这些优秀人才也造就了这些企业。他们把创新视为企业生命力的保证, 时刻都在学习和创造, 不断建立新企业, 接管旧企业;生产新产品, 改造旧产品;开辟新市场, 攻占旧市场。

三、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启示

(一) 从历史的、动态的、国际的角度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予以明确的定位

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宽泛和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 这种视野尤为重要。全球分工体系的动态演变表明, 没有一成不变的相对优势, 发达国家早期的优势产业极有可能是后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些许年后的优势产业, 而届时发达国家或许已经战略撤退或战略转移, 其国内的产业结构已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水平。后进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果被动盲目地遵循静态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 只会导致本国产业始终处于价值链的底端, 产业结构和层次长期处于不合理和低水平的状态。因此, 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引进外资或技术的过程中, 要有清晰的产业发展方向, 对该产业在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要有明确的定位。更多地从国际市场、世界经济的动态变化中进行定位, 而不是仅仅聚焦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 培育出新的产业体系, 而不是在简单的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

(二) 在制定产业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中要考虑产业发展顺序和主导产业的发展

任何一个产业都不是完全独立的, 它的扩张和提升依赖于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具有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要考虑这些关系, 先发展什么, 后发展什么, 必须要有一个战略性的安排。主导产业是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产业, 要以此产业为核心, 集中各种资源带动并扶持其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 加强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

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让哪股力量来推动经济, 而是让各种力量在适宜的领域发挥适当的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 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发展领域、提供产业发展的相关条件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扶持和培育、开拓新的经济发展空间。

(四) 培育企业家精神, 促进产业内的战略联盟

有一批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敢于冒险、善于开拓创新、经营有方的企业家是一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政策育人、市场选人, 让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同时, 同一产业内部的企业要着眼于国家和行业整体利益, 既要有竞争意识, 但更需要有合作精神。在技术研发、开拓国际市场等领域进行协作和协调。

(五)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适时地进行产业的跨国转移

中国目前所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 正在向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对此应高度关注并做出适当的调整。一方面, 通过技术改进, 对原产业进行产品、生产、工艺、成本等方面的革新, 逐渐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移动, 从而保持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 抓住其它国家经济发展的机遇, 通过对外投资、技术输出等多重方式, 转移低端产品线, 保留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摘要:韩国违背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 在不具备初始资源禀赋的条件下发展成为世界造船业的第一强国, 文章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并从中寻求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竞争优势,动态演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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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届冬奥会竞争格局演变分析 篇6

1 1924—1952年,挪威称霸冬奥会,欧美地处高纬度国家实力强

从1924年开始到1952年,冬奥会举行的前六届比赛中,挪威当之无愧是该阶段霸主国家。表1,在这前六届比赛中共有28个国家参赛,仅有10个国家获得过金牌,而挪威一个国家就获得34枚金牌,占总金牌数(105枚)的33%,并且在这六届比赛里面挪威5次蹬上金牌榜榜首,一次位居金牌榜次席,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被称为北欧双雄之一的芬兰获得11枚金牌,占总金牌数的10%,有一定实力,但与挪威的实力差距甚远,具有较强实力的还有美国,美国曾经在1932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利用东道主优势,获得6枚金牌,把挪威挤下金牌榜榜首的位置。一些地处高纬度地区的欧美国家,如法国、英国、瑞士、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都获得过金牌。但总的来看,在1924-1952年期间,挪威的领先优势明显,是冬季运动项目霸主国家(见表1)。

在冬奥会前六届比赛中,挪威依靠自身先天优势项群雪上项目以及拓展的速滑项目和花样滑冰的优异表现领先冬奥竞争格局。挪威是现代滑雪运动的诞生国家,基础大项滑雪项目是挪威的先天优势项目,在1924年首届法国夏蒙尼冬奥会上挪威就凭借其在滑雪项目上的突出优势占据金牌榜榜首的位置,滑雪设置的4个项目(18 km、50 km、跳雪和两项全能),产生的12枚奖牌几乎全被挪威囊括(4金11枚奖牌),挪威名将托雷夫·豪格一人独得4枚金牌中的3枚,被誉为“滑雪之王”;1928瑞士圣莫里兹冬奥会,挪威不仅在滑雪项目上继续保持领先,而且花样滑冰(女单)和速滑(男5000米)也取得不错成绩,实现两连霸,1932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受美国利用主场优势改变竞赛方法的原因,挪威仅在花样滑冰女单和滑雪获得3金,让出金牌榜榜首位置,1936年德国加米施一帕滕基兴冬奥会挪威逐步扩展的优势项目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收获成功,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索尼娅赫妮和速滑运动员伊万(Ivan Ballangrud)是当时的功臣夺得4枚金牌,伊万一人获得500 m、5000 m和10000 m项目三枚速滑金牌,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运动员。1940年和1944年两届冬奥会因世界大战停办,1948年瑞士圣莫里茨冬奥会挪威因为战争损员,部分著名运动员没能参加比赛,竞赛成绩受到较大影响,幸好速滑项目3名老将法斯塔德、赫尔格森和利亚克勒为挪威夺得全部4项速滑中的3枚金牌保住其速滑项目的领先优势。加之跳台滑雪的出色发挥(1金),挪威勉强夺得第一的位置,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主场作战挪威继续占据金牌榜榜首的位置,大会的头号新闻人物挪威28岁的速滑老将安德森一人获得1500 m、5000 m、10000 m这3个项目金牌,成为最显赫的运动员。他创造了在5000 m和10000 m这两个项目奥运会历史上冠军优势最为悬殊的纪录。

这个阶段芬兰和美国是仅次于挪威的冬奥会强国,芬兰地处北欧先天的地理优势也造就芬兰速滑方面的能力,首届冬奥会芬兰就包揽全部4枚速滑金牌,此后,虽受挪威速滑崛起的影响,但芬兰仍然在滑冰上有一定实力;而美国在冬奥会早期就发展比较全面,速滑、花滑、冰球都获得过金牌或奖牌,特别要提的是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美国利用主场优势改变了速滑和花滑竞赛方法获得不错的成绩,其中速滑获得全部4金,从而确立了领先优势,把挪威挤下金牌榜榜首的位置。一些地处高纬度的欧美国家加拿大、奥地利、瑞士、瑞典、法国、英国等国都有较强竞技实力,尤其是奥地利为当时的花滑强国,加拿大是冰球强国(连获5届冠军)。这些国家同挪威一样开展冰雪运动历史悠久,群众基础雄厚,且直到今天,这些地方仍是冰雪运动开展得最为普及的地区。因此,竞技实力很强。

在冬奥会早期,挪威的成功主要在于该国拥有的独特的冰雪生活环境和以冰雪运动为主的生活方式,很久以来,北欧每年漫长而严酷的冬季给了挪威人在狂暴、恶劣的气候中生活和锻炼创造了条件。早在几百年以前,在挪威就出现了各种冬季项目的竞赛方法,如滑雪跳台、滑冰竞速、滑雪仗等。挪威是当时开展冬奥运动项目最早,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

2 1956—1980年苏联亮相冬奥会成为新霸主,德国逐步崛起,挪威实力下滑

从1956—1980年冬奥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共举行了7届,参赛国家增加到39个,项目设置也增加到38个,运动员人数达1072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加入极大的促进冬奥会的发展并改变了整个冬季运动的竞争格局。1956年意大利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因为苏联的加入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冬奥会上,就超越所有对手,在奖牌榜上名列第一。并在随后的六届冬奥会上继续展示超群的竞技实力,共6次蹬上金牌榜榜首的位置,一次退居次席,在产生总共233枚金牌中,苏联一共获得61枚金牌,共39个代表队,而苏联一个代表队的金牌数量就占总金牌数量的26%,可见,苏联当时的实力,而受参赛国家数量增加,竞争增强的原因,老牌劲旅挪威队竞技实力下滑,仅一次勉强以6枚金牌蹬上金牌榜榜首的位置,其他时间都无法与苏联抗衡,在这个时期,后起之秀德国逐渐得到发展,并在第11、12、13三届冬奥会上取得骄人成绩,名次仅次于苏联队居金牌榜第二,至此,德国渐渐成为冬季项目的最有力竞争者,并坐稳了冰雪运动强国的位置。且将实力延续近40年。而这个时期,蹬上金牌榜的其他国家依然是欧洲纬度较高的国家和美洲的美国、加拿大,第11届冬奥会,是亚洲首次举办冬奥会,东道主日本队收获了金银铜牌各1枚,改写了亚洲冬奥会无金牌的历史(见表2)。

1956-1980年是苏联冬季项目的鼎盛时期,强大国力、举国体制、冰雪运动广泛开展等是苏联竞技实力强的主要原因。在具体项目发展上,苏联主要是以速滑、越野滑雪、冰球为核心优势项目,不断扩展优势项群的发展思路。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苏联首次亮相,就在速滑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打破原来由挪威、芬兰、美国垄断该项目的格局,几乎囊括速滑项目全部金牌,并战胜加拿大、美国等强国首次夺得冰球冠军;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苏联不仅延续男子速滑的强势,而且成功的获得首次设置为正式比赛项目女子速滑的3枚金牌以及滑雪项目女子10 km金牌;1964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24岁的苏联女选手斯科布利科娃,囊括了速滑全部4个项目的金牌,苏联还收获男子速滑1枚金牌以和集体项目冰球金牌,并成功将优势项目拓展到冬季两项目上,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联邦德国、荷兰、挪威实力提升,曾在男女速滑中一度称雄的苏联队这次遭到严重打击,仅在冬季两项和冰球上延续优势(3金),跳台滑雪有所发展(2金),苏联首次跌下金牌榜第一的位置;1972年札幌冬奥会,苏联速滑项目再次遭受重创,但在滑雪项目上成绩惊人,男女越野滑雪赛成绩突出共获5金以及冬季两项和冰球的优异表现重回金牌榜榜首;197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曾经在札幌比赛中男女速滑全军覆没的苏联队再次东山再起,共获取了4枚金牌(男1女3)。并在苏芬争霸的越野滑雪项目上,苏联获得半数金牌(4金),冬季两项继续领先,冰球实现惊人的5连霸;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苏联在花样滑冰项目上逐步崛起,男子越野滑雪赛和现代冬季两项重现了上届成就,苏联继续领跑金牌榜榜首。而在这个时期,德国联队尤其是民主德国凭借在雪橇和滑雪项目上的实力逐步崛起,并对苏联产生实质上的威胁。

3 1984—2006年德国崛起,苏联(俄罗斯)实力下滑,传统强国实力逐步趋向接近,亚洲实力提升

从1984到2006年,冬奥会共举行了7届,竞赛小项设置增加到80个,参赛国家从39个增加到80个,运动员接近2700人,覆盖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加入),冬奥会逐步步入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期,东西德统一以及苏联解体对冬奥会的竞争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1984—2006年冬奥会表现的主要阶段性特征是苏联(俄罗斯)实力下滑,德国崛起,传统冬奥会强国实力逐步接近,亚洲实力提升(见表3)。

受德国实力提升和国家解体的原因,苏联(独联体、俄罗斯)在这个时期竞技实力逐步下滑,除了在第14和16两届冬奥会上获得金牌榜第一外,其他时间都无法与崛起的德国抗衡,德国共有5次蹬顶金牌榜第一,一次第二,并以获得77枚金牌,214枚奖牌的超群竞技实力,取代苏联成为该时期冬奥霸主国家,在这个阶段中后期,金牌榜前几名国家的金牌数量差距已在逐渐缩小,传统冬奥强国美国、奥地利、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等国实力正与霸主德国趋于接近并相对稳定,而亚洲选手则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这个阶段德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举国体制优势的俄罗斯竞技实力逐渐下降,而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在后备人才培养、科研支持、资金保障、组织管理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面,冬奥竞赛项目的不断增多,特别是雪上项目逐渐发展成为比赛基础大项,也放大了德国的竞争优势,一些德国的雪上强项,如冬季两项、越野滑雪、雪车、雪橇、北欧两项等逐渐发展成为德国优势项群,“得雪上项目者得天下”,德国在雪上项群上的突出实力成就了德国的霸占地位,这时期美国凭借新增项目(单板滑雪、自由式滑雪)以及高山滑雪,挪威凭借速滑、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奥地利凭借高山滑雪,加拿大凭借自由式滑雪、冰壶、冰球项目上的实力占据金牌榜前几名,并且金牌榜前几个国家由于各有优势,实力逐渐趋于接近。

亚洲在这个时期实力逐步提升,作为冬奥会新的崛起势力,值得一说,从14届到20届冬奥会,亚洲共获得29枚金牌、98枚奖牌,其中,在16届冬奥会上获3枚金牌15枚奖牌,17届冬奥会上获得7枚金牌18枚奖牌;18届冬奥会上获得8枚金牌26枚奖牌,19届冬奥会上获得4枚金牌14枚奖牌,20届冬奥会上获得7枚金牌23枚奖牌,获得金奖牌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哈萨克斯坦、朝鲜、韩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综合来看,亚洲国家冬季项目发展各有特点,具备持续发展和稳定竞争的能力,并且亚洲正呈现出参赛国家数量,参赛项目数量不断增多的趋势。亚洲已经逐步成为冬奥会最活跃的金牌增长点之一。

4 2010—2014年一国称霸多届格局成为历史,冬奥多极化格局形成,德俄美挪加等国实力均衡,占据冬奥会第一集团

2010—2014年代表了当前冬奥会竞争格局,在这个时期共举行了两届冬奥会,竞赛项目增加到15个大项96个小项,参赛国家已达88个,共26个国家蹬上奖牌榜,奖牌分布逐步分散化,但传统冰雪运动强国加拿大、美国、德国、挪威、俄罗斯依然是该阶段实力最强的国家,两届冬奥会加拿大获得21金51枚奖牌、美国获得18金65枚奖牌、德国获得18金49枚奖牌、挪威获得20金49枚奖牌、俄罗斯获得16金48枚奖牌,5个国家总获得93金262枚奖牌,金牌数占总金牌数(185金)的50.2%,奖牌数占总奖牌数(553枚)的47.3%,占据冬奥会半壁江山。从数据来看,当前已经没有那个国家具有绝对领先的实力(5个国家金奖牌数基本接近),以往一国称霸多届的格局成为历史,冬奥多极化格局形成,德俄美挪加等国实力均衡发展,成为冬奥会第一集团,而上述国家一旦成为东道主,则因主场优势会更容易脱颖而出(如,21届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第一;22届索契冬奥会俄罗斯第一)。中国、韩国、奥地利、瑞典、瑞士、法国、白俄罗斯等国稳定在冬奥会第二集团,具有较强竞争力(见表4)。

成就今天多极化格局及传统冬奥强国实力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冬奥会国际化程度的加快,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与重视,竞争逐渐白热化,部分国家逐步把精力重点集中在自己擅长的一些领域并取得了突破,且已经逐步发展,建立了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项目或项群,而那种传统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在竞争激烈的赛场上有立锥之地,如,从索契冬奥会金牌榜前列国家获得金牌的项目可以看出各冬奥强国的发展状况:传统强国德国的优势项目是跳台滑雪(2金)、雪橇(4金),俄罗斯的优势项目是花样滑冰(3金)、雪车(2金)、短道速滑(3金);美国的优势项目是单板滑雪(3金)和自由式滑雪(3金);挪威的优势项目是北欧两项(3金)、越野滑雪(5金);加拿大的优势项目是冰球(2金)、冰壶(2金)和自由式滑雪(4金);荷兰的优势项目是速度滑冰(8金);中国(2金)和韩国(2金)的优势项目是男女短道速滑;白俄罗斯的优势项目则是冬季两项(3金);法国的优势项目是冬季两项(2金);奥地利的优势项目是高山滑雪(3金)。激烈竞争促进各国发展核心优势项目,从而出现多极化和均衡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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