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合谋（精选6篇）
竞争与合谋 篇1
根据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和在会计行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会计行为主体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企业管理当局，因为他们有权指挥、控制甚至操纵会计人员的行为。会计行为过程中的政策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受其控制或操纵，因此会计行为是企业管理当局行为的一部分。其二是会计行为的具体执行者，即会计人员或由其组成的会计组织机构。他们受聘于企业管理当局，在管理者的领导下生产并提供会计信息，但他们有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完全等同于企业管理当局的行为。会计人员作为会计行为的具体执行者受雇于管理当局，在管理者的授权下进行会计工作，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管理者的意志，接受经营者的监督，他们不可能监督经营者，否则会有失业的危险。
在企业中，经营者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控股股东虽然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但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甚至对企业具体的运作程序也不十分熟悉。只有实际经营企业的经营者才有能力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因此，控股股东必须联合经营者，利用经营者直接管理企业的专用技能才可以获取控制权带来的私利。
控股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状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弱式代理状态，即经营者直接由控股股东担任，控股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第二种是半强式代理状态，即经营者间接来自于控股股东，经营者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甚密;第三种是强式代理状态，经营者直接来自于经理人市场，经营者与控股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瓜葛，经营者职位的取得完全是竞争机制作用的结果。
在第一、二种代理状态下，经营者由于直接或间接由控股股东担任，其行为实质上是控股股东意志的体现。即使在第三种代理状态下，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同样可能基于相同的利益存在着合谋的可能，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来证明。
一、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原因
一般而言，控股股东要想参与公司的具体事务，都需要管理层的参与，即通过与经营者的合谋，合谋的实现需要三个基本因素。
1. 合谋双方拥有信息优势。
上市公司中的三个群体———经营者、控股股东和小股东，由于在公司管理中参与的程度不同，获取公司经营信息的能力也不同。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委托经营者代为经营，经营者直接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拥有最充分的信息;控股股东凭其持股优势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有能力选择“自己人”进入董事会或者管理层，在第一、二种代理状态下，由于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完全可以从“自己人”那里及时获得关于公司经营的较充分的信息，即使在第三种代理状态下，控股股东也可通过对经营者的监督获取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而小股东没有足够的投票权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进入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他们只能从公司已经公布的财务报告或其他公告信息中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控股股东。因此，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和控股股东可能凭借其信息优势侵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小股东的利益，信息优势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侵占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条件。
2. 合谋双方的私人利益相互依存。
控股股东在行使监督职能时，由于监督收益由全体股东共享，而监督成本由控股股东负担，当监督的收益小于发生的监督成本时，控股股东会放弃监督转而依托于现有企业组织来实施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由于拥有所有权的控股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委托经营者代为经营，因此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带来的收益必须通过经营者的行为来实现。
对于经营者来讲，其经理地位与报酬由控股股东控制的董事会决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控股股东的意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控股股东的利益，否则就会遭到控股股东的惩罚。同时，经营者也处于控股股东的监督之下，要想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必须收买控股股东，在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问题上，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具有较强的依存性。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理性的控股股东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会适当放松对经营者的监督，而理性的经营者也会主动与控股股东全谋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
3. 合谋双方有能力去合谋。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凭借信息优势合谋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还需要具备合谋的能力———拥有控制权。Hart and Moore把企业的控制权划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是指那些能够在经营活动发生之前通过契约明确规定的权利。所有者通过契约将特定控制权授权给经营者，即经营者的经营控制权，包括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材料购进、产品生产、销售、员工的雇佣等权利。剩余控制权是指在经营活动发生之前契约中没有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利，是在特定控制权以外如何处置资产的权利。剩余控制权由代表所有者利益的董事会拥有，包括总经理的任命和解聘、重大投资事项、企业的合并和出售等决策权。
在企业中，拥有特定控制权的经营者执行决策管理权，拥有剩余控制权的董事会享有决策控制权。也就是说，在企业中，存在一个控制权的授权过程。股东将绝大部分的控制权授予了董事会，仅保留了部分剩余控制权，诸如选举董事、合并和发行新股等重大事项的控制权;董事会将“决策管理权”(特定控制权)授予了经营者，保留了“决策控制权”(剩余控制权)，但财产所有者仍享有最终的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契约授权获得了特定控制权，即获得了管理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控股股东凭借股权比例拥有投票权上的优势，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影响。控制权的拥有，使得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具备了侵占小股东利益、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能力。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控制权不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滥用掌握的控制权，作出不利于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选择。
Demsetz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并不是所有者放弃了控制权。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把宝贵的资产控制权拱手交给他人，除非此人与自己具有共同的利益。Demsetz还指出，所有权的结构如何，是竞争性选择的内在结果，其中要比较各种成本的利弊，才能使组织结构达到均衡状态。控股股东把特定控制权授予经营者，是因为很大程度上经营者能够反映控股股东的意志，在其合谋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就会选择合谋。
二、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形成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凭借控制权和信息优势，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都有可能主动提出合谋，侵占小股东利益。合谋的形成可能是控股股东放弃对经营者的监督，主动向经营者提出，经营者如果接受提议;经营者如果不接受提议，职位可能不保;同样，合谋的形成也可能是经营者主动贿赂控股股东，向控股股东传递合谋的信息，控股股东如若不接受，则会加强对经营者监督，反之，合谋形成。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存在合谋的动机，但未必形成合谋的现实。只有在内部公司治理失衡和外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合谋净收益同时大于不合谋的净收益时，合谋才会形成。而且合谋的净收益越大，对合谋双方的激励越强。
假设正常经营情况下，公司的收益为R，控股股东的收益为RL，小股东的收益为RS, R=RL+RS，经营者获得的固定收益为T。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获得的收益为RC，只有RC>RL+T且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后各自分得的收益均大于合谋前收益的情况下，合谋才能实现。合谋的超额收益必须在共同行动时才能实现，单独行动时不能获得。
在对RC进行分配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展开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控股股东首先提出分配方案，控股股东分得RL+R1;如果经营者同意，那么博弈结束。如果不同意，经营者提出新的分配方案，经营者分得T+R2;如果控股股东同意，则博弈结束。如果不同意，控股股东又提出新的分配方案，分得RL+R3;如此循环下去，直到分配方案能够被双方接受。每一次提出分配方案与另一方是否接受为一个时期，博弈的过程每多一个时间段，因为谈判费用、信息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息费用等带来的损失都会给双方的收益打一次折扣，假设此折扣为贴现因子，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贴现因子分别为δA和δB。如果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在无限期轮流提出分配方案的过程中，将存在唯一的子博弈纳什均衡解，即：
控股股东分配：RLC=(1-δB)/(1-δAδB) RC
经营者分配：RMC=(δB-δAδB)/(1-δAδB) RC
由合谋所形成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分配问题除了受到最初合同的约束外，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权力的分配状况，当发生合同规定以外的意外情况时，谁有权进行决策;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在其他情况下的净收益水平，即博弈双方的机会成本;影响事后交易结果的制度环境，即合谋的发生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和经济的制裁等。
合谋虽然能够给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带来超额收益，但合谋也面临着事情败露被惩罚的危险。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行为败露后，在资本市场的声誉下降，股价下跌，给小股东带来损失，从而可能遭到小股东的法律控告。假定小股东能够通过诉讼等途径最终给予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合谋以惩罚，即不知情的小股东对合谋行为可以采用的行动有提起诉讼或者不提起诉讼两种方式。对合谋双方而言，查处的比例和惩罚的程度都对合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面临着合谋带来的超额收益与合谋败露被惩罚导致的损失之间的权衡。即一方面合谋双方面临着控制权私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同时也面临着与小股东诉讼惩罚的动态博弈。
进一步假定：
1.合谋给小股东造成的损失为LC，小股东提起诉讼的概率为PS，默许合谋的概率为1-PS，诉讼成本为C，通过诉讼带来的收益为Y。
2.合谋双方正常情况下的收益为RL+T，合谋形成的收益为RC，由诉讼导致的惩罚为FC，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概率为PC，不合谋的概率为1-PC。
此时，合谋双方的预期收益为：
合并后可得：
当没有合谋行为，即PC=0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获得正常情况下的收益为RL+T，当发生合谋同时存在中小股东的诉讼，即PC=1, PS=1时，合谋双方的预期收益为：UC=PC-FC。这时，合谋与否完全取决于合谋双方合谋取得的收益大还是惩罚带来的损失大。
对“UC=PCRC-PCPSFC+(RL+T) (1-PC)”求PC的偏微分，得出一阶条件：RC=PSFC+(RL+T)，这说明合谋要发生，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必须获得一个超过正常情况下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即PSFC，控制权私人收益至少应该等于被中小股东诉讼的概率乘以处罚金额。
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
合并后可得：
当小股东不诉讼，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亦没有合谋的时候，即PC=0, PS=0时，中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RS;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而中小股东不诉讼时，即PC=1, PS=1时，US=PS-LC，小于控股股东和经营者没有合谋时的收益，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在合谋和诉讼同时出现时，即PC=1, PS=1时，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US=RS+Y-LC-C，此时小股东的预期收益由诉讼带来的收益、合谋造成的损失与诉讼成本共同决定。
对“US=PCPSY-PCLC-PSC+RS求PS”的偏微分，得出一阶条件：PC=C/Y，合谋的概率由小股东的诉讼成本和诉讼带来的收益决定，并和前者正相关，后者负相关。
在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情况下，经营者在控股股东的授意下提供会计信息，控股股东通过与经营者的合谋演变为实质上的会计行为主体，控股股东实施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成为其会计行为异化的强烈动机。
从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舞弊案来看，绝大多数情况并不是经理人背着大股东去舞弊，相反正是在大股东的压力之下经理人才去舞弊，为大股东谋利是舞弊的直接动机(綦好东，2002)。
参考文献
[1].武华清, 王开田.会计行为控制论.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9;5
[2].宋力, 韩亮亮.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南开管理评论, 2005;1
[3].綦好东.会计舞弊的经济解释.会计研究, 2002;8
[4].宋绍清, 张侠.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会月刊, 2009;18
竞争与合谋 篇2
【关键词】审计合谋；财务报告；舞弊
近些年来，市场上财务报告舞弊欺骗投资者的事件出现十分频繁，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也给投资者带来非常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的共生共存，使得财务报告舞弊情况更加具有隐蔽性，更加容易使投资者上当，针对如此严重的事态，制定更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强化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以及危机意识，是非常必要的。
一、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的内涵
所谓的财务报告舞弊指的就是企业管理当局蓄谋舞弊的行为，具体是通过虚增负债、资产以及费用或者收入等，从而欺骗投资人以及债权人，以达到谋取个人利益的目的。而审计合谋则是指注冊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之间建立一种不正当的关系，通过串通、合作，对公众以及审计委托进行欺骗，从中获利的一种经济现象。现实中观察到与财务报告舞弊现象共存的审计失败行为时，审计合谋往往与财务报告舞弊现象共生共存。
二、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共生的原因分析
1.行政干预
出现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是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由于一部分的政府对事务所的职业行为的干预行为不正当，从而影响了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的独立性。政府行政干预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当地政府或者是主管部门直接出面对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直接施加压力，要求一部分内容不能够披露；直接签发无力兑现、也不会兑现的红头文件；指令相关单位或企业全力配合被审计单位，合谋串通。
2.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会导致审计被动合谋，首先是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然后是管理层的内部控制。在进行注册会计师聘用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是由股东大会进行决议之后才能够聘用的，但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的股东大会往往无法全面行使权利，注册会计师的聘任与解聘等权利实际上都是由大股东以及一些内部控制人员的手中，而审计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本无法施展职能，同时想要保障工作的独立性也是非常困难的。
三、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共生的防范措施及政策建议
1.从企业管理当局角度进行治理
（1）明确企业会计与审计的本质
首先会计的本质是核算与监督，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企业的稳步发展与运营，而审计的本质则是监督，工作的重点在于维护企业经济活动的可靠性、合法性，并为企业争取经济效益，审计的内容想多复杂一些，包括资源的分配、人事调配等。在明确了两者区别之后再看联系，会计与审计都是服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也就是都是助力企业的行为，只不过会计监督主要是反映在货币计量的经济活动中，而审计监督则是建立在会计活动的基础上，对会计的再次监督，是弥补会计工作的不足，是对企业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保障。
（2）改进公司管理者激励方式
公司越关注短期利益，则其造假收益将越大。若改进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方式，让他们更加注重远期利益，则其造假的动机将减少。即对经营管理者的考核和奖励指标不仅是从当期会计信息来衡量，还应结合期权、股份等，使经营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长远利益相一致。最好要确定合理的任期，可以连任，重视对经营管理者的非物质的鼓励和待遇。从根本上杜绝经营管理者的会计舞弊动机。
（3）提高会计与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为了实现企业会计与审计融合机制的构建，实现企业助力，审计与会计人力资源队伍的建设不可放过，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管理活动的承担者，因此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工作的质量。首先，企业需要普及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以及审计人员中间开展财经法律、规章制度以及遵纪守法的培训活动，明确工作职能，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不做假账以及虚假审计报告，以身作则，促进会计与审计融合机制的构建。
2.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角度进行治理
改变现有审计付费方式，使会计师事务所更加注重长期利益。委托人费用需要直接交付会计师事务所的方式需要进行适当的改变，可以改为将需要审计的公司费用预先交付相关的管理部门，之后在对审计进行检测，根据审计检测结果来确定是否可以交付给会计师事务所。这样既坚持了双向选择的原则，同时也保障费用的安全性。由于会计报表使用者无法认定审计报告的质量，应由监管部门先把关，再决定是否付费。
四、结束语
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能够占据有利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和控制的问题有很多，会计，财务以及审计等方面的管理多年来都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点。但是近些年来，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其中财务报告舞弊与审计合谋的危害性极大，由于两者之间的不正当联系，导致投资者大量的财务损失，并且也非常不利于我国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全面制定管理制度，严格控制类似问题的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企业以及审计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
参考文献：
[1]曾月明，宋新平，葛文雷.财务报告舞弊可能性识别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2007（22）
[2]庞阳.新形势下财务报告舞弊的动因分析[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2）
[3]王芳.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成因分析及治理对策[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14）
政府监管与审计合谋方的博弈分析 篇3
一、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审计合谋是指审计人员或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串通起来，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审计委托人和社会公众并从中渔利的一种经济现象。监管的过程是由被管制的市场中的消费者、企业、消费者偏好、企业技术、可利用的战略以及其他规则进行组合来界定的一种博弈。但由于利益上的差别，经营者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来逃避对自己不利的监管。两者在利益上的对立必然会产生经营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对立。
博弈论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它要求“经济理性人”在决策时所考虑的不仅是自身的偏好及效用函数，还要考虑其他决策人所要做出的决策。同时，其决策也将影响到其他人，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我们可以利用塞尔腾提出的“小偷与守卫”的博弈理论，把证券市场政府监管者看作“守卫”，把CPA和上市公司看作一个整体(下文简称为整体)“小偷”，如果两者合谋就看作偷窃，如果两者没有合谋，就看作是没有偷窃。政府监管者对整体是否偷窃不清楚，只知道偷窃的比率。这是典型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二、建立模型
（一）局中人
以上市公司和CPA两者整体为A方，政府监管部门为B方。在对上市公司的审计中，管理者就有提出要求CPA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可能和条件，而CPA却处于被动地位，当CPA揭露客户的舞弊行为要承担被解聘的风险时，就很可能屈从于上市公司，为其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这种情况是存在着的，所以政府部门应对其进行监管。
（二）基本假设
对于博弈方A和B来说，假设：
一是两者是风险中性的理性经济人，A方的策略空间为(合谋，不合谋)，他将根据自身预期效用最大化来决定采取哪种策略;B方的策略空间为(监管，不监管)，也将采取合适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二是双方对有关博弈规定的信息的掌握是充分的，即A方与政府监管部门不能“串谋”以谋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在A方进行合谋时，与政府监管部门的不合作是基本的。双方都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会相互合作，故该博弈属于完全信息的不合作博弈。
三是A方守法操作时，无论监管者监管与否，A方都将得到自己的正常收益;对于监管者来说，如果进行监管，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查处到投资者的违法行为。另外，假定A方的违法操作一旦被查处后不仅要没收全部非法所得，还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监管者在进行监管工作时，也要支出一些费用，如果能够成功查处到投资者的违法操作行为，将会受到奖励。
建立模型，两者之间的策略博弈矩阵如下：
(合谋，监管)=[R2+a-C1-δ(d+e)，δ(a+d+e+f)-g]
(合谋，不监管)=(R2+a-C1，-h)
(不合谋，监管)=(R2-C1，-g)
(不合谋，不监管)=(R2-C1, 0)
有关参数分别为：C1:CPA正常审计的成本。R2：上市公司提供真实的财务报告的收益。a：上市公司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增加的非法收益。d：一旦审计合谋被发现对上市公司的处罚。e：一旦审计合谋被发现对CPA的处罚。f：监管部门查处后所得到的奖励。h：监管部门不检查合谋时所受到的处罚。g：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δ：监管部门成功查处的概率。β：A方进行合谋的概率。γ：B方进行监管的概率。
三、模型的求解与分析
对于(合谋，监管)来说，合谋有非法收益，也存在被处罚的可能，而监管者由于工作得力，将会得到收益。A方合谋的效用大于不合谋所能够获得的效用，监管者监管时的效用大于不监管时的效用，显然，这种均衡是最不理想的。对于(合谋，不监管)来说，A方合谋的效用大于不合谋所能够获得的效用，监管者也不愿意监管，因为监管会使其效用减少。A方会得到非法收益而没有受到惩处，监管者可能会受到损失。要想促使监管者愿意监于(不合谋，监管)来说，B方没有得到利益，反而付出了成本，所以B方会选择不监管。这不是一种均衡状态。对于(不合谋，不监管)来说，即监管者采取不监管策略，A方能够自觉守法，这是最理想的均衡状态，因为A方采取违法行为不能够获取比守法行为更多的效用。对于A方来说得到正常收益，监管部门也没有任何损失。这是一个因果循环的过程，不可能存在一个双方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策略的纯策略组合，所以这是一个混合策略博弈。下面来求一下混合策略的解。因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稳定的，它是博弈各方通过博弈所应达到的结果。
一是A方的最优概率。在给定A方进行合谋的概率β的前提下，政府监管部门进行检查和不检查的预期收益分别是：
检查：[δ(a+d+e+f)-g]β+(-g) (1-β) (1)
不检查：(-h)β+0×(1-β)=-hβ (2)
要达到均衡，即 (1) = (2) ，得β=g/[δ(a+d+e+f)+h]
即如果合谋的概率β
二是监管部门的最优概率。给定监管者检查的概率为γ，γ∈[0, 1]时，则选择不监管的概率为1-γ，此时，A方进行合谋的期望
2收0益12分别年是第：10期中旬刊时代
(总合第谋：4[R925+a期-)C1-δ(d+e)]γ+(R2+a-C1) (1-γ) (3) Times
不合谋：(R2-C1)γ+(R2-C1) (1-γ) (4)
要达到纳什均衡， (3) = (4) ，即γ=a/δ(d+e)
即如果监管的概率γa/δ(d+e)，则应该不检查：(-h)β+0×(1-β)=-hβ (2) 选择不合谋。
参考文献
[1]刘国常等.上市公司审计合谋的博弈分析和治理策略.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5 (3) .
[2]王艳等.管理层操纵、独立董事监督与政府监管的博弈模型.研究统计与决策, 2008.11.
竞争与合谋 篇4
关键词：学院 草根 舞蹈 风格性 文化
一、舞林争霸中的学院舞者与草根舞者 学院，“Academy”，始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17、18世纪在英、法、俄等国流行，其中法国的学院派因官方特别重视，所以势力和影响最大。学院派重视规范，包括题材的规范、技巧的规范和艺术语言的规范。学院舞者一般来讲就是舞者有经历过艺术院校科学、系统、规范、严谨的专业训练，短则三四年，长则八九年，在舞者身体柔韧度的训练以及技术技巧的运用方面都有严格的考核要求。舞林争霸选手里面，唐诗逸经历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训练以及北京舞蹈学院大学本科的学习，因此她在肢体的开发、舞蹈技术技巧的运用、艺术表现力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学院派优秀舞者的标准。
“草根”并不是特指经济或政治上的某一个群体，而是从社会和思想意识的角度泛指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性的社会阶层。草根舞者的职业五花八门，大多数来自民间的各个行业，也有很多从事公务员、科研管理等。阎国超，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肚皮舞舞者，他曾经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计算机工作者，不是舞蹈科班出身的他以自己的刻苦与努力以及天生对舞蹈的悟性，在舞林争霸四十强选手中以独具特色，风格性极强的肚皮舞征服了评委和观众。27岁的成都草根舞者孙科期望通过舞林争霸这个舞台让所有的观众看到他是一个有思想的舞者，而不仅仅是一位反串角色。通过他们，我们不难看出草根舞者从人员的人生经历构成来看具有多元性，在参与面上具有广泛性，而且参赛选手具有较强的个人主义特质。
二、学院舞者与草根舞者的对抗 中国的舞蹈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学院在主导大众文化方面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学院对中国的舞蹈事业的贡献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的舞蹈事业能够取得如此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与各学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非专业舞者走进了舞蹈圈，他们的加入扩大了舞蹈文化的外延。这些非专业舞者长期植根于社会土壤之中，汲取着民间丰厚的文化养料，他们演绎出来的舞蹈，具有真实性，贴近老百姓，用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很接地气儿”。草根舞者无论是从舞蹈的参与人数的量上还是舞者文化教育背景方面都体现了广泛性与多元性，草根舞者与学院舞者的共存是扩大当今舞蹈文化的重要基础。从深层次看草根舞者的加入崛起实为一场夺权运动，蚕食着原本属于学派的东西，舞林争霸，与其说争的是生存权，不如说争的是话语权。
在现代社会，随着草根舞者民主与个体意识的增强，与之对立的传统的学院精英话语权受到极大挑战，草根舞者是在大的草根文化背景渗透下历史趋势的表现，同时也是当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草根舞者的崛起也是舞蹈文化本来意义的回归，是舞蹈能够延续，保持其本身旺盛生命力的主要载体。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说的，下里巴人也好，阳春白雪也罢，都有其生存权利。在时代发展的今天，草根舞者的崛起可以看作为一场夺权运动，蚕食着原本属于学院派的东西，舞林争霸，无论争的是生存权也罢还是主导权也好，其结果是打破以往学院舞者一统天下的局面，让草根舞者也享有学院舞者同等的话语权。一方面，不可否认草根舞者在舞蹈肢体的开发、技术技巧的运用以及在舞蹈艺术的“高雅”品味方面与学院舞者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是草根舞者以他自身的优势，原生性、真实性、创新性，活跃在不同类型的舞台上，扩大了舞蹈文化的外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以及文化的逐渐多元，让草根舞者在中国舞蹈文化语境中享有同学院舞者同等的话语权，同时草根舞者提供的新动力对于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意义也十分巨大。
三、学院舞者与草根舞者的合谋 2013年5月落幕的上海舞林争霸，学院派选手占据着大半壁江山，张傲月、朱洁静、唐诗逸等以扎实的基本功、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一个电视栏目为何对这些舞蹈圈子里的优秀舞者产生了如此大的吸引力，导致首席们放下自己以往华丽的光环和草根舞者同台竞技？其实草根与学院舞者也存在着合谋，草根并不一定就完全是草根，通过比赛他们同时也在吸收着学院派的东西，学院也并不就仅仅是学院，他们也在吸收着草根的东西，这就类似中国传统文化的雅俗互动，没有永恒的雅与俗。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是选手观念的变化，在舞蹈行业里面经常有圈内红、圈外冷的现象出现，你也许在舞蹈界是数一数二的，有各种机会去担任各种舞剧的一号演员，但是对你有认知与了解的观众却几乎少得可怜，毕竟舞蹈或者是舞剧是剧场艺术，受众面很狭小。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受众面极为广泛，选手们通过参加这样的比赛在展示自己的同时又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获得极高的人气；另一方面是参与平台的特殊性。电视作为公众媒体，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每位选手的表现传递给观众，选手好与不好不仅仅是评委们在考量，同时亿万观众在内心也会为每一位选手打下自己的分数，在这样的一个公众平台上，无论你是首席还是草根面对同样的比赛规则，选手们都会努力地去为自己争取晋级的机会。
四、舞林争霸的落幕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学院舞者与草根舞者的相互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当代舞蹈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与挖掘 学院舞者和草根舞者各自存在着优势和不足，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科学文化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草根正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地开花。由于草根舞者生活环境的民间性，舞蹈在生活价值的保留上通过草根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草根舞者的层次显得良莠不齐，在表现节目内容上、肢体语言的开发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庸俗与浅陋，这也是草根舞者的一大弱点，因此需要学院舞者对草根舞者的专业上的指导。相对于草根舞者，学院舞者始终占据着专业上的话语权，但是学院舞者的标准化、缺失个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舞蹈文化水平价值的降低，学院舞者内部甚至出现了迷茫、世俗、狂躁等等情绪，部分舞者找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因此也需要草根舞者在思想上给予交流与引导，及时调整各种新问题，两者的相互融合有利于我们对当代舞蹈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与挖掘。
（二）当代中国舞蹈教育模式应从传统单一向多样化发展 中国专业的舞蹈教育起步较晚，1954年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专业舞蹈院校——北京舞蹈学院。在训练体系上多采用国外的教学体系，该体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无可厚非，同时也是当今众多艺术院校所采用的训练模式。招生模式上身体的标准化（三长一小）以及统一的训练方式导致了学院派舞者的趋同，同一所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甚至连笑容都是趋于一致性。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没有了自己的个性，学院教师的训练方式以及思维模式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学生的创新性与个性化被统一标准的模式化所淹没，导致中国现在无论是单个舞蹈作品、舞剧还是舞蹈诗，趋同现象都比较严重。一样的教学环境，同样的教学模式是这一现象的诱因，如今是文化多元的社会，舞蹈教育也应该采用多元性，要想避免舞蹈作品趋同现象的发生必须从源头抓起，传统招生模式标准有它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标准扩大化、绝对化，这样就会把许许多多热爱舞蹈但是条件不好的孩子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在教学模式上实行分层教育，采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驾齐驱，培养精英舞者是众多艺术学院的梦想，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那只是凤毛菱角，精英下面站着的是许许多多平凡的舞者，这些舞者艺术表现方式的雷同导致个性的缺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现阶段舞蹈艺术教育的悲哀。正如杨丽萍老师在舞林争霸中所讲的：“为什么我们舞蹈缺乏个性的舞者，可能是因为我们这种教育方式，因为他们不去寻找天和地，自然和生活给你的灵感，他们在枯燥的生活里找不到灵感，所以他们就没有很好的作品，没有很好的感知。”其实专业艺术院校完全可以降低自己的身段，大胆改革创新，培养大众的个性化舞者，营造人性化的舞蹈文化环境，训练出符合大众审美的舞蹈语言，在这样环境成长的舞者将会对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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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石 胜，硕士，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舞蹈编导。
独立董事合谋与监督的经济学分析 篇5
1 租金与寻租的含义
租金, 简称租, 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 它的外延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那里, 租金是专指地租而言的,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 租金概念包括了一切生产差额, 租金是指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本文认为, 由于董事会掌握着公司的决策权力, 董事会内部关键董事对决策权的控制, 有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 这种超额利润, 就是上市公司中的租金。租金是无所不在的。哪里有租金, 哪里就有寻租。
从社会福利来看, 经济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寻利与寻租。第一类是对生产性利润的追求, 即寻利。寻利是正常的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表现, 是自由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的正和博弈。寻利活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生产性的, 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能增进社会的经济福利。第二类是所谓的寻租。寻租是市场主体的一种通过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寻租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租金。非生产性是寻租活动的一大特征, 寻租活动能产生经济收益, 但不能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或劳务, 收益的取得直接产生于权力而不是借助于生产过程, 不能扩大社会的生产规模, 甚至还会因垄断而使生产规模萎缩, 其争夺的只是既有的生产利润或社会财富。只要掌握控制权从而掌握资源配置或者产出分配的权利, 这种权利的运用中都会产生经济租金, 有经济租金存在, 就会有寻租行为发生。
上市公司中的寻租可以这样定义:董事利用自身的一定禀赋, 通过参与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获得部分控制权, 追求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获得的租金收益, 这种行为就称之为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寻租。
在上市公司中, 由于现有的权力架构造成存在着寻租活动的条件, 它们是: (1) 上市公司中有租可寻, 存在经济租和创租机制。在现代公司普遍出现“股东大会失灵”的情况下, 董事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董事会在公司战略导向、决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 导致创租机制的形成, 而董事会成员则在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创租者的角色, 并通过一定形式使经济租金制度化、甚至合法化。董事会被动创租是因为董事会决策能力有限或董事会在制定战略规划、发展计划时受制于某些利益主体;董事会主动创租则缘于决策权垄断。 (2) 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存在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特征的利益主体。由于各种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 在一定条件下, 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便成了他们的第一需要, 而寻租也许是最佳的手段。 (3) 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并不完善, 监管当局的监督能力也十分有限, 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给租条件和机会。 (4) 上市公司中寻租成本远远小于寻租所得。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国有股东, 而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严重, 中小股东又人微言轻, 没有说话的权利, 于是乎, 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大权在握, 收益多多, 成本低微。
2 合谋作为寻租的手段
寻租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了寻租并且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的租金, 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往往采取合谋的方式。
在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团队组织或等级组织中, 当存在地位平等的同层级多个代理人, 或者存在代理人之间属于等级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上下多层级时, 并且代理人掌握决策、评价其他代理人绩效等一定权力, 可能为其他人带来额外效用时, 在和初始委托人达成委托——代理主契约以外, 多个代理人之间为了提高自身利益或者效用状态又私下达成某种子契约, 这种子契约一般与主契约相抵触, 违背初始委托人的意愿, 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这种私下达成子契约的行为就是合谋。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是指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过程中, 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为了获取额外的上市公司剩余收益或者为对抗其他对手, 漠视现行规章制度或者利用现有制度规定的空白和模糊, 双方默契合作、私下联手的结盟行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损害了股东等投资者的利益, 提高了其自身的效用。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 内部董事和外部独立董事都是股东的代理人, 为了分享董事会决策产生的利益, 分享上市公司中的租金, 双方不约而同地合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 内部董事掌握着独立董事的提名权、报酬决定权等权利, 外部独立董事掌握着信息披露权、重大关联交易批准权等权利, 内部董事与外部独立董事合谋的基本形式就是以权换权。
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监督行为主要是一种表现为脑力劳动的智力决策, 因此, 独立董事是否与内部董事合谋具有隐蔽性、不可观察性、难以防范性、一定的损害性、难以认定性。值得注意的是, 独立董事监督中的不作为行为也是一种合谋。不作为是“当为而不为”, 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独立董事应该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监督内部董事是其应行使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放弃其应行使的监督权力、不履行应尽的监督义务, 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监督不作为。
本文假定独立董事都具有履行职责的相关学识、经验和条件, 都具有监督技术和监督能力。那些保持沉默的、不作为的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谋, 他们可能已经被内部董事所买通。退一步讲, 即使个别独立董事不具有监督能力, 本文仍然认定其为合谋, 因为这样的独立董事没有付出履行职责的成本却获得了巨大的本不应该获得的声誉资本, 条件当然是放弃对内部董事的监督。因此, 这仍然是合谋。本文所指的监督能力是指具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经济、法律等相关领域的学识、工作经验,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事实上, 独立董事上岗前, 都经过中国证监会的培训。以“不熟悉”、“不了解”等为借口, 不能作为独立董事免责的理由。
3 合谋的动因分析
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行为是由其内在需求和外部刺激交互作用的结果。内在需求是内因, 可以称为自发性动机;外部刺激是外因, 可以称为引致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自发性动机是指源自独立董事自身因素, 由其内在需要而产生的行为动机。这类动机不受外部因素的干扰, 是合谋行为的原始驱动力。独立董事是风险中性的“经济人”, 在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策过程中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来决定对法律、准则、道德规范的执行态度;在企业治理结构中, 独立董事作为与委托代理双方均保持独立的第三方而存在, 独立董事一般不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持有者, 努力工作一般不会得到什么额外收益, 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独立董事偷懒、监督不力乃至合谋动机的产生。独立董事“经济人”的本质属性促成了其合谋的自发性动机。
合谋行为的引致性动机是指独立董事源于外部因素刺激而产生合谋的行为动机, 影响较大的引致性动机有三类: (1) 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合谋的基础。当自利的独立董事与代理人达成一致, 凭借其“私人信息”共同向委托人寻租时, 合谋行为便产生了。 (2) 治理机制失调。治理机制失调是合谋的直接原因。目前的公司治理涉及到委托人、独立董事和被监督人三方。其中, 被监督人是替委托人经营资产的代理人, 独立董事是替委托人监督被监督人的代理人, 他们服务于同一委托人。为了获得额外利益, 独立董事有可能与代理人合谋。 (3) 激励机制残缺。激励机制残缺是合谋的催化剂。目前, 不管独立董事尽力与否, 其获取的均是固定的车马费, 独立董事的所得既没有与监督的经济后果联系起来, 与监督的质量也不具有相关性。因此, 在缺乏监督的激励机制时, 通过与被监督人合谋, 谋求合同外收益也就成了独立董事的一种必然选择。抑制独立董事合谋的自发性动机、消除引致性动机, 是降低独立董事合谋程度的重要途径。
4 合谋和监督的博弈
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通常可以运用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来获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体现为高度集中, 上市公司通常存在控制性股东, 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通常是非流通股。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为什么愿意将最好的、最有市场影响力的资产拿出来包装上市?为什么愿意将优良资产“贡献”出来让所有股东“共享”?如果内部董事不能寻得巨额租金、获得超额回报的话, 我们将很难理解这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式的行为。事实上, 相当多的内部董事将核心资源包装进入上市公司的目的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寻取巨额租金。为了谋求最大的回报, 只要不违反给定的约束条件, 大股东就会设法充分利用其控制权, 甚至不惜违反法律法规。从上市公司攫取私人利益是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的最终目的。
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内部董事攫取巨额租金、而独立董事佯装不知的现象。独立董事保持沉默, 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默认的、与内部董事非对抗的合作态度。这种为了取得共同的经济利益, 利用现行制度的模糊和空白地带, 双方默契合作、相互采取的私下结盟行为, 就称之为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的合谋。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听之任之的现象, 也是一种合谋。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是上市公司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独立董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有的是法律专家, 有的是财会专家, 但是, 为什么独立董事没有发挥出监督作用呢?答案是:非不能也, 实不为也。独立董事拿了内部董事的薪酬租金, 自然嘴巴就闭上了。另一方面, 既然是专家, 独立董事通晓相关规定, 在制度规范不完善、尤其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 不作为没有任何制裁、惩罚, 而如果作为, 倒是得罪了内部董事, 不仅得不到租金反而要卷铺盖走人。作为经济人的独立董事, 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独立董事站在了代表大股东的内部董事一边。
从独立董事的角度看, 由于履行职责需要付出机会成本和冲突成本, 因此, 在主观上, 大多数独立董事还是倾向于与内部董事进行合作。当然, 独立董事可能会因为任职期间的不监督行为被查出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但是,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独立董事因不作为行为而受到处罚的风险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实际被处罚的案例非常之少。因此, 在缺乏制度约束的现实背景下, 权衡利弊得失、收益与成本, 独立董事在行动上更倾向于选择不作为、不监督, 以至于与内部董事合谋。
5 合谋向监督转变的激励机制
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由合谋转向监督博弈过程中, 激励机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激励或处罚确实具有促使独立董事监督内部董事的作用。
激励机制是指激励主体为使被激励对象与其目标趋向一致所设计的各种制度和契约的总和。从激励方向上划分, 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类型。正向激励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需要的时候, 通过奖励的方式来鼓励这种行为, 以达到持续和发扬这种行为的目的。正向激励表现为发放奖金、增加福利等形式。反向激励则是指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需要的时候, 通过制裁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 以达到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目的。反向激励表现为罚款、处罚、批评、谴责等形式。正向激励与反向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 目的都是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化,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取向相反。正向激励起正强化的作用, 是对行为的肯定;反向激励起负强化的作用, 是对行为的否定。反向激励之所以有效, 原因在于人们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 就会对事情的成败分外关注, 而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面临危机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因此, 反向激励对被激励者的刺激也能起到正向激励的效果。
防范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合谋的重要方式就是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激励措施加强、惩罚力度加大后, 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有了明显的改善。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如果制度约束是完全的, 那么, 独立董事就将对内部董事实行完全的监督。而在既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情况下, 独立董事的监督努力程度将趋近于零, 相反, 独立董事具有与内部董事合谋的倾向。这意味着, 如果缺乏激励机制, 独立董事就没有监督内部董事的动力;如果缺乏监控机制或者惩罚机制, 独立董事就没有迫使其努力监督内部董事的压力。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具有相关性, 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作用。因此, 在设计独立董事的激励契约时, 应该综合考虑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惩罚机制的作用, 它们都能激励或引导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进行监督。
6 结语
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行为遵循这样的规律, 先是合谋, 继而双方博弈, 最后被迫监督。无论处在哪一个阶段, 其真正主宰就是两个字:利益。当然, “利益”的内涵, 既可以是物质利益, 也可以是精神利益;既包括财产, 也包括名誉。
当制度约束不完善或者执法不严时, 独立董事没有足够的监督积极性。为了各自的利益, 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倾向于进行一定程度的合谋, 共同瓜分上市公司中存在的租金。因此, 为了促使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 需要对独立董事进行正向激励或者反向激励。没有对独立董事的激励, 就没有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 (没有激励, 就没有监督) 。
当法律法规、制度约束进一步完善, 司法、执法得到进一步加强时, 独立董事的监督积极性也在提高, 共谋程度随之降低。当法律法规详细而完善, 处罚措施明确而具体时, 独立董事倾向于对内部董事实施完全的监督。独立董事的监督强度随着制度约束的加强而递增。在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从共谋到监督的博弈过程中, 激励机制必不可少。对独立董事的激励, 促进了独立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 (有激励, 才有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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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合谋 篇6
一、女性群像的展示
影片故事从男主人公秦奋“网上征婚”开始,引出了一系列形貌各异、性格不同的女性形象,尤其以年青女性为主。从卖墓地者、婚外恋者(女主角)、健忘者、少数民族姑娘、性子淡者、未婚妈妈到炒股者共有七位。此外,还有三个人物也应归为这类展示的群像,即赴约者、女秘书和同性恋者。这些人物形象的依次出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如说是构成了一道“女性形象”的“奇观”。尤其是后面提到的三个人物则更凸显出导演的苦心经营。同性恋者的出现,不能说与“征婚”无关,只是应者有意,征者无心。这个人物的安排既有与现实的互文性,也为影片增添了“噱头”,因为对于观影者他已经成为“异类”,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女秘书形象具有浓厚的商业化气息,玲珑的曲线、暧昧的表情明显是为了吊足大众的观影“胃口”。还有一个让人颇有回味的赴约者,影片一开始,随着酒店大门被推开,摄影机就一直紧随“她”,不禁使观众产生一种心理期待——这位可能就是影片的主要人物之一。当“她”与男主角擦肩而过,镜头停留在“秦奋”的身上时,观众才意识到这是“错觉”,其实这种“错觉”正是导演有意为之的。这个人物表面上的叙事功能是引出男主角,其实是在影片开始就给观影者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年青的女性形象将成为影片的焦点。同时也引起观影者对即将出现的女主角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理期待,“她”会比这位身影婀娜、气质高雅的女性更出色吗？
“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1]波德里亚说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它的内涵最重;人们对身体的过度关注“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它彻底取代了灵魂”。[2]在消费主义强调视觉快适的原则下,窈窕玲珑、风情万种的女性和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性成为人们身体审美的趣向。尤其是年青的女性,她们通过外在的性感与美感来吸引异性,并试图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同。于是在观影中“凝视”的问题便出现了。从性别角度看,显然影片中展示的众多年青女性形象最易吸引的是男性观众,因为在观看的视觉享受过程中,图像的形式美感会引起心理的快感。詹姆逊“那种快感观是男人‘有权观看’的权力的象征性表达,它的首要对象是妇女的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妇女的肉体。”[3]而对于少数女性观影者来说,甚至会在无意识中产生一定程度的反感,仿佛自己有像影片中的女性那样被“展示”的危险。正如帕特里克•富瑞所说“凝视现在已经不再是知觉的一个术语,而是包括了主体性、文化、意识形态、性、种族以及阐释等多种问题。”[4]但是,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会因为少数女性观众的态度而改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影片的开始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潜在的性别意识形态紧紧地抓住了大多数观影者,当然也包括久处其中而不觉的部分女性观众。这样,就形成了消费意识形态和男权意识形态的交织,为影片情节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做好了铺垫。
二、女性心理的窥视
如果仅仅以女性外在形貌的“展示”来试图取得整个影片的成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展示”只能取得短暂的视觉快餐效果,缺乏深入持久吸引人心的力量。尤其是这部影片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对象,如影片中的人物场景事件等多为成功商人、海归人士、豪华酒店、雅致精舍、休闲生活、境外旅游等。这样的预设既适应于社会的发展现状也有利于日常生活审美的展开。中产阶层的观影者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对影视这类文化产品的质量要求较高。为了符合这类人的审美趣味,影片在展示众多女性形象之后又揭示出了一段幽深曲折的女性心理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影者所普遍具有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就是“窥视癖”。“窥视癖本能在其最初的行为中是‘自我性爱满足’,它确实有一个对象,但那对象是主体自身身体的一部分。”[5]之后,这个对象就逐渐转变为对身体之外的一个对象的强调,这里即指女性心理。
影片女主角梁笑笑是个被婚外恋折磨得身心疲惫、心理危机的空姐,身材骨感修长、嘴唇丰满性感,算得上“大众情人”。而这样一个美貌可人、我见犹怜的年青女性却在情感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就在这时,男主角秦奋在众多的应征者中逐渐把选择的目标对准了她,原因不仅在于形貌而且在于她的“死心眼”。秦奋相信,她现在如此痛苦,只是还没有翻开人生新的一页,一旦重新开始,她照样会对“那一个”死心塌地。
在西湖边酒楼上,两人互吐心事奠定了彼此感情深入发展的基础。猩红的沙发映得笑笑的脸更是妩媚,然而她的心却在酒精的刺激下更显痛苦。半说半猜之间,秦奋明了了她的困境。作为公平的交换,秦奋也把多年前与小白那段虽然短暂但是刻骨铭心的感情和盘托出。秦奋此举既向笑笑袒露了内心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笑笑默默地走了,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她得到了一定的心理安慰,并从此不再孤独。又是在西湖边的茶馆里,两人以一种彼此认可的协议方式确认了感情关系。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完整的,可是两人建立感情关系的条件却将彼此身体和心理的忠实硬生生地割裂。协议的达成似乎使他们的关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秦奋知道她心中的结还没有打开,那需要时间,需要契机。北海道的海边高崖上,两人“相背”而靠的情景暗示着“悲剧”即将发生。这与经典爱情电影的对白场景大不相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画面的美感,但是也许导演就是以此来暗示笑笑的内心状态。她始终不能摆脱以前的情感纠葛,现在又背负上对秦奋的愧疚,双重的压力使她不堪重负。坚持为秦奋点烟以及塞进门缝的“绝笔”也许就是她所能做的一切。悲剧已经发生,但就在这时故事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
在秦奋与梁笑笑相识、相恋、相知的过程中,秦奋逐渐深入地了解到笑笑的内心。影片之外的观影者也随着秦奋的“视角”看到了一位婚外恋的年青女性所特有的痛苦、矛盾的心理历程。作为影片的叙事策略就是把这样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逐渐地揭示给大家看,特别是男性观众,他们的内心情感随着女主角撕心裂肺的痛苦、惊心动魄的行动而不断起伏变化着,在心理上极大地满足了“好奇心”,也即“窥视癖”。同时,在看与被看之间,女主角开始的不幸和最终的幸福也使大多数观影者在潜意识的比较之中完成了日常生活心理压力的释放和宣泄,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安慰,甚至感到了自己的幸运——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却有平平安安的生活。在整个心理过程完成展示之时也是影片叙事策略获得进一步成功之日。因为观影者被故事情节紧紧吸引的过程中,影片也悄然实现了商业价值。
三、视觉权力的运作
整部影片的重心并不在“征婚”的过程,而在“追求”的过程。通过对女性心理的窥视,一方面将女性作为弱者的形象呈现出来,一方面又将男性作为强者的形象塑造出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女性偏于感性,面对复杂的情感纠葛,往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们是被伤害者、被同情者、被拯救者,即银幕上的“被看者”。男性偏于理性,在表象纷繁的现实社会中往往能够掌握命运的方向。他们是伤害者,同时又是同情者、拯救者,他们既是银幕中的“看者”,也是银幕外的“看者”。“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安排的社会中,看的快感分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透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的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被裸露角色中被人看和展示。”[6]在众多的男性观影者中,他们在深入地窥视女性隐秘的心理过程中,似乎证实了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力量。“我们最优秀的一位作家是以这样一段独特的词句来表达了真正男子气概的‘任何事都伤害不了我’。然而,通过不受伤害这个具有揭示性的特征,我们似乎更能直接地认识‘自我’陛下,这位所有的白日梦和故事中的英雄。”[7]从弗洛伊德的分析来看,男性在潜意识中始终有一种“英雄情结”,他们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强化和满足这种心理,而观看“银幕”就是实现“白日梦”的最好途径之一,通过“白日梦”男性获得了快感。正如拉普兰切和庞塔里斯指出的那样:“幻想的产生也许来自对欲望的想象性满足;在真实的欲望对象匮乏的情况下,婴儿以一种想象的方式产生出原初性满足的经验。”[8]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婴儿置换为电影观众,那么幻想的过程也就是影片本身,而观影行为也就成为实现其欲望以产生满足感的方式的重要部分。
在影片中,男主角在历经曲折后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他在去医院看望跳崖后被救起的笑笑时,掷地有声地说:“不管摔成什么样,我都接着!”充分体现出了“男子气概”,也即“英雄情结”。至此,我们已隐约发现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暗合了传统故事中“英雄救美”的模式。只是影片中的男主角不再是面容俊朗、侠骨柔情的义士,而是阅历丰富、有情有义的“伪海归”。在女主角痛苦的心理挣扎过程中,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男性形象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她关注着她安慰着她。虽然自嘲“一事无成”但是却已摆脱了经济上的束缚,这就使他在当今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社会中获得了一种“超然”的力量,再加上他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真诚气质”以及多年积累的“生活智慧”,这些因素最终构成了他作为“拯救者”所应具有的能力。“秦奋”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是非常近似中产阶级的成功人士的,而观影者恰恰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银幕形象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自我认同”。“电影观众的认同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同:“观众认同的是他自身,他将自身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觉行为……一种感觉的可能性条件来认同的。因此,也就是将自身作为一种总是先于每一个‘实存’的超验的主体性来加以认同的。”[9]“每一刻我都在电影中成为自己的目光爱抚的对象。”[10]正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男性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仿佛把男主角当成了自己,既为帮助女主角摆脱情感的枷锁而默默努力,也为最终能使她确定人生方向并获得“重生”而感到无比骄傲。
影片《非诚勿扰》对传统“英雄救美”故事模式的现代包装既在视觉上满足了观影者的快感享受,也在心理上符合了大众的欲望需求。影视文化产业是建立在“看/被看”的基础上的,在当代商业社会,“看/被看”还被赋予了新的意识形态,即“看”成为感官消费,成为欲望的满足,因此,也就被作为商业谋利的手段。女性的“身体符号”(包括隐秘心理)在影视中被大规模地超量生产,又体现了消费意识形态与男权意识形态的合谋。在满足男性“看”的欲望的同时获取了商业利益,并且不断生产出新的欲望,以谋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这导致了“图像”的泛滥,促成了图像的转向,也促成了影视产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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