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谋安全

合谋安全（精选10篇）

合谋安全 篇1

0 引言

目前, 我国形成了中央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安全监管体系。中央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建立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地方监管部门帮助中央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由于地方监管部门的安监人员工资较低, 工作任务较繁重, 责任与收益不匹配, 导致了地方监管部门与煤矿企业之间合谋行为的现象层出不穷。

回顾相关文献发现, 学者们主要从两博弈主体视角 (煤矿企业与安监部门;煤矿工人与煤矿管理者) [1,2,3]、三博弈主体视角 (煤矿企业、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与煤矿工人;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以及中央监管部门) [4,5,6,7]、四博弈主体视角[8,9]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煤矿企业和煤矿工人) 对煤矿安全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但鲜有从工资模式视角对煤矿企业、地方监管部门以及中央监管部门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在此, 笔者将建立三者之间的博弈模型, 分析固定工资和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两种模式下的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间的合谋行为, 为避免煤矿行业安监人员流失和避免合谋行为的发生提供方向指引。

1 固定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与分析

1.1 模型假设

假设1:我国煤矿安全监管模式下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央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中央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是一种建立在固定工资模式下的委托代理关系。

假设2: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的策略方案包括合谋和不合谋两种。中央监管部门的策略方案包括监督和不监督两种。

假设3: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时, 煤矿企业贿赂地方监管部门的成本支出为w。从理性人角度考虑, 煤矿企业由于贿赂而给自身带来的额外利润与贿赂金额成正向关系, 在此假设煤矿企业因贿赂而获得的额外利润为αw, 其中α>0。

假设4:中央监管部门实施监督活动的概率为θ, 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的概率为κ。

假设5: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时, 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功的概率为p。中央监管部门对煤矿企业贿赂行为的罚款为βw, 对地方监管部门的罚款为γw, 其中β>0, γ>0。

假设6: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不展开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 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的支付为0, 中央监管部门的支付为C。其中, 中央监管部门支付C是努力程度e的函数。由于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本C及其边际成本C'是努力程度e的增函数, 在此假定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C=be2/2[10]。b为成本系数, b越大, 同样的努力e带来的负效应越大。

假设7: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不展开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也不进行监督, 三方的支付均为0。

根据上述假设, 可以绘制出中央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博弈的支付矩阵, 详见表1所示。表1中各种局势下支付的第1行数据为中央监管部门的支付, 第2行为煤矿企业的支付, 第3行为地方监管部门的支付。

1.2 模型分析

(1) 当给定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概率为κ时, 中央监管部门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1=E2, 求解得:

上述解说明, 当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和不监督的期望收益无差异时, 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进行合谋的最优概率为κ*。当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以概率κ>k*展开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反之则不开展监督活动。而当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以概率κ=k*开展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则是随机选择监督和不监督活动。

(2)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煤矿企业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3=E4, 求解得:

上述解说明, 当煤矿企业进行合谋和不合谋的期望收益无差异时, 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的最优概率为θ1*。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1*展开监督活动时, 煤矿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合谋;反之则进行合谋行为。而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1*开展监督行为时, 煤矿企业的最优选择则是随机选择合谋和不合谋活动。

(3)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地方监管部门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5=E6, 求解得:

上述解说明, 当地方监管部门进行合谋和不合谋的期望收益无差异时, 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的最优概率为θ2*。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2*展开监督活动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合谋;反之则进行合谋行为。而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2*开展监督行为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则是随机选择合谋和不合谋活动。

1.3 均衡解的意义

经上述分析可知, 三方博弈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为{κ*, θ1*}和{κ*, θ2*}。为了有效制止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行为, 可以通过降低式 (1) 中的κ*来实现。从式 (1) 中可知, 降低κ*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成功率 (p) 和增加对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来实现。

地方监管部门对煤矿企业的实时监督和管理可以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的精力投入。为了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监督的频率, 可以通过降低θ1*和θ2*来实现。从式 (2) 和式 (3) 可知, 降低θ1*和θ2*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功率 (p) 以及增加对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来实现。

2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与分析

2.1 模型假设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不仅包含固定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2、假设3、假设4、假设5和假设6之外, 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假设:

假设8:地方监管部门的报酬除了固定工资之外, 还包括安全绩效工资。

假设9: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并被中央监管部门发现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安全绩效工资P1是贿赂w的递减函数, 即P1=ρ1f (w) , ρ1是P1函数的系数。

假设10:无论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是否发生合谋行为, 当中央监管部门未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具有合谋行为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安全绩效工资P2是煤矿安全 (s) 的递增函数, 即P2=ρ2f (s) , ρ2是P2函数的系数。

根据上述假设, 可以绘制出中央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博弈的支付矩阵, 详见表2所示。表2中各种局势下支付的第1行数据为中央监管部门的支付, 第2行为煤矿企业的支付, 第3行为地方监管部门的支付。

2.2 模型分析

(1) 当给定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概率为κ时, 中央监管部门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1=E2, 求解得:

(2)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煤矿企业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3=E4, 求解得:

(3)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地方监管部门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5=E6, 求解得:

2.3 均衡解的意义

经上述分析可知, 三方博弈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为{κ**, θ1**}和{κ**, θ2**}。从式 (4) 中可知, 为了有效制止工程监理制度下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行为, 可以通过κ**来实现。从式 (4) 中可知, 降低κ**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成功率 (p) 、增加对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以及提高安全绩效的系数 (ρ1) 来实现。

中央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目的在于, 中央监管部门利用地方监管部门的专业知识来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以及减少自身精力的投入。为了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监督的频率, 可以通过降低θ1**和θ2**来实现。从式 (5) 和式 (6) 可知, 降低θ1**和θ2**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功率 (p) 、未发现合谋与发现合谋之间的安全绩效工资差异 (ρ2f (s) -ρ1f (w) ) 以及增加对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来实现。

3 两种工资模式下的对比分析

通过比较两种工资模式下的博弈结果可以发现,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煤矿企业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的解θ1*=θ1**。当给定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概率为κ时, 两种工资模式下的中央监管部门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入的博弈均衡解分别为κ*和κ**。通过计算:

由于ρ1f (w) >0, 可得出, κ**-κ*<0。可知, 均衡解κ**<κ*。这说明,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的概率小于固定工资模式下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的概率。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两种工资模式下地方监管部门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的均衡解分别为θ2*和θ2**。通过计算:

为了实现固定工资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概率小于固定工资模式下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概率, 以减少中央部门的监督努力成本支出, 即θ2**<θ2*。可通过ρ2f (s) -ρ1f (w) >0来实现, 即在同等安全状态下, 当中央监管部门发现地方监管部门与煤矿企业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应当小于两者间未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要优于固定工资模式,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的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发生的概率要小于固定工资模式下的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发生的概率; (2)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 为了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监督的概率, 应当降低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

在此, 针对博弈分析的结果, 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 中央监管部门方通过提高对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来降低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发生;

(2) 中央监管部门方通过给予地方监管部门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的薪酬模式来调动地方监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以降低合谋行为发生的概率;

(3) 增加未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与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之间的差异。即当未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 增加安全绩效工资的奖励;而当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 减少安全绩效工资的奖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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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酒精合谋杀人等 篇2

“安眠药+酒精”组合危害大

杜文民博士分析说，阿普唑仓等处方药属于中枢神经类的安眠药，在国外被当做镇静剂、安眠药使用也比较普遍。很多歌星由于生活不规律，日夜颠倒，不少都有失眠症等问题，在使用了这类药物之后，如果又服用酒精类饮品，两者混合之后所引起的反应，可能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一旦药物使用过量，再加上同时饮用酒精类饮品，则会严重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甚至抑制呼吸，导致心脏骤停，突发死亡等意外。这对于本来就有心脏病的患者来说，危险更大。

服药忌茶水、果汁

专家提醒，在安眠药的安全性问题上，一方面使用时要注意剂量，另一方面绝不能同时饮酒，避免由此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安眠药有成瘾性和依赖性，而且使用剂量越大、时间越长，人体对其的成瘾性和依赖性越强。对于有失眠症的患者来说，要注意采用正规疗法，不能单纯仅靠使用安眠药。此外，绝大多数的药品和酒精都会有反应，特别是这类抗抑郁等中枢神经类的药物，与酒精混合后引起的副作用非常强烈。

因此，在服药时，最好还是要使用温开水，不要用茶水，更不要用果汁等来服药。

链接：

酒后服这些药可丧命

阿司匹林：胃肠道出血

许多心脏病患者和关节炎患者都需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消炎药，如阿司匹林或消炎痛等。这类药物对胃的刺激很大，容易引起胃肠道出血，如果服药时还喝酒，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会引发消化道大出血。

降糖药：低血糖性休克

糖尿病人注射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期间，如果空腹饮酒，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这种低血糖症状表现为心慌、出汗、疲乏无力，甚至烦躁、意识混乱、多语，常常被醉酒反应掩盖，不易与醉酒区别，以致发生了严重而持久的低血糖，患者也浑然不觉，最终发生低血糖性休克。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脑组织不可逆的损害，甚至引起死亡。

抗癌药：加速癌转移

即使是少量酒精。也可完全抵消抗癌药杀灭癌细胞的功效，促使癌细胞发生转移和扩散，最终将大大缩短癌症患者的寿命。大多化疗药物有肝脏毒性，会引起呕吐、恶心等胃肠道反应，酒精对这些不良反应更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

降压药：严重低血压

酒精能扩张血管，从而增强药物的降压作用。饮酒后吃降压药，很容易出现低血压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引起猝死。肾炎、严重高血压、冠心病和心肌梗死的病人尤其容易发生这样的危险和意外。血压突然降低，很容易导致血压出现“反跳现象”，不利于平稳控制病情。

抗生素：嚴重酒精中毒·抗生素类药物成分会抑制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造成酒精在体内蓄积，损伤肝脏、肾脏和心脏等器官，引起机体的毒性反应，即使少量的酒精和这类药物混合，也可能导致中毒。此外，精神病患者服药时，如果还大量饮酒，可急剧加重原有的病情或产生严重的脑部缺血，甚至会突然死亡。

(摘自《新闻晚报》2012年2月15日)

胶囊不用热水服周伟

胶囊是常见的药物剂型，服用起来非常方便。胶囊主要由骨明胶或猪皮明胶制成，易溶于胃液，对人体无害。但胶囊不能用热水送服。

因为热水可使胶囊快速溶化胶囊外皮极易粘在喉咙或食道里减弱或失去胶囊应有的作用，应以凉开水或温开水送期，服时应低头咽下，才能使之顺利通过咽喉部进入食道。如果仰头吞咽胶囊，水咽下去了，胶囊可能还粘在咽喉上部，不但咽不下去，还容易引起呛咳。

最好站着服用胶囊，服后不宜立即躺下。正确的方法是：取一杯100毫升左右、温度适中的温开水，采取站姿或挺胸坐姿，先喝一口水，润润喉咙和食管，然后把胶囊含人口中，再喝一口水，头向后略仰，将胶囊与水一同咽下，如果感到喉内有异物，说明胶囊还未吞下肚应尽快喝温开水将其送下，确保将胶囊冲进胃内。

(摘自《医药与保健》2012年第1期)

合谋安全 篇3

回顾国外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的发展, 笔者发现政府管制, 中介组织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政府管制方面, 有Tetsuji Okazaki (2000) 从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 认为减少市场失灵对经济、行业的影响, 必须实现高度集中的政府管制;Grey和Mendeloff (2005) 长期对OSHA (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监察效果显示OSHA对于小企业的监察效果更为明显等。在中介组织方面, 有D ix it (2003a, 2004) 将信息中介和实施中介模型化, 计算出中介费用的合理区间;Allen和Gal R认为只要行业协会能够克服O lson (1980) 集体选择困境, 就能产生一种双边的约束机制, 这样的机制能够保持经济中介和双方交易者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等研究成果[4]。

国内几乎没有对中小企业、政府管制、中介组织三者的内在博弈行为的研究。范银华 (2003) 通过分析政府、企业、从业人员三方的博弈关系, 以“囚徒困境”模型为基础, 深刻揭示了现行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存在的不足, 并指出发展安全生产社会中介的必要性。此外, 国内部分学者研究政府管制对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的影响, 如梅强、马国建 (2009) 等采用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管制路径进行研究;梅强、刘素霞 (2010) 从安全生产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视角, 分析中小企业供给与需求状况, 得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强迫或激励中小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安全供给。近年来, 在安全生产方面, 关于政府管制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的十分透彻, 但缺乏对中小企业、政府管制、中介组织三者的内在博弈行为的研究。

本文借助三方博弈的方法, 探讨在形成的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服务体系中, 中小企业、政府监督机构、中介组织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使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以此实现安全生产事故率的降低。

一、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服务体系内在博弈分析

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服务的参与人主要是政府监督机构 (安监局) 、中小企业、中介组织三个方面。政府监督机构既是安全生产的监督者, 又是中小企业、中介组织的服务提供者;中小企业是安全生产主体;中介组织既是中小企业的服务提供者, 又是监督者。

(一) 博弈问题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 由于政府监督部门、中介组织、中小企业三者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那么三者之间难以避免出现一些矛盾。主要体现在:

1、政府监督部门更多从长远角度出发, 确保社会经济的平稳, 健康发展。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要以国家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为目标, 要求到2015年, 各行业安全生产状况全面改善, 安全监管监察体系更加完善, 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下降10%以上, 工矿商贸企业事故死亡人数下降12.5%以上, 较大和重大事故起数下降15%以上, 特别重大事故起数下降50%以上, 职业危害申报率达80%以上, 全国安全生产保持持续稳定好转态势, 为到2020年实现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奠定坚实基础。

2、对中小企业来说, 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然而安全投入是一种隐性投资, 短期内是无法看到经济效益的, 而对大多数中小企业主来说, 追求的目标往往是眼前利益, 短期利益。

3、中介组织, 本文主要指的是盈利性机构, 属于理性经济人, 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三方矛盾中, 中小企业和政府监督部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体现在, 政府希望中小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投入, 来减少安全事故, 但是中小企业则期望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报酬。这时, 中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减少安全投入, 可能会出现两种抉择, 一是对政府监督部门的执行者进行寻租;二是与中介服务机构合谋。所以在这其中有两个博弈模型。

(二) 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模型构建

1、博弈模型假设

(1) 参与人:本模型中有三个参与人, 一个是需要在安全各方面符合标准的中小企业群体, 一个是负责监督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相关情况的有关部门 (简称安管代理) , 一个是可以对中小企业进行安全评价等行为的中介组织。

(2) 经济人假设:中小企业和中介组织都是“理性经济人”, 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的。

(3) 行动:安监代理可以选择的行动集合假设为A= (A1, A2) = (监管, 不监管) , 中小企业和中介组织可以选择的行动集合假设为B= (B1, B2) = (合谋, 不合谋)

(4) 支付:安监代理的收益假设:安监代理采取监管策略时, 成本为C, 若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 安监代理查出, 则它的收益为F+H-C, 未被查出, 则他的收益为-C;若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未合谋, 则安监代理的收益为R-C。安监代理采取不监管策略时, 如果他们合谋, 它的收益为0, 不合谋, 它的收益为R。其中H为安监代理监管时, 查出中介组织与中小企业合谋, 对中介组织的罚款, F为对中小企业的罚款。R为中介组织与中小企业不合谋时, 由于事故率的下降等原因, 给员工、社会等等带来的正的收益。

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分别的收益假设: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 若被安监代理查出, 则中小企业的收益为-F+A, 中介组织的收益为-H+B;若未被查出, 则中小企业的收益为A, 中介组织的收益为B。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未合谋, 则中小企业和中介组织的收益为0。其中B为因中介组织与中小企业合谋, 中介组织所取得的额外收益, A为中小企业所取得的额外收益。

2、模型求解

(1) 假设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的概率为PA, 安监代理进行选择监管的、不监管的收益分别为U1, U2。

当安监代理选择监管和选择不监管的收益相同时, 就能够得到博弈均衡时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的最佳概率。

令U1=U2得:

(2) 假设安监代理进行监管的概率为PB, 则中小企业选择合谋和不合谋策略的收益分别为U3, U4。

当中小企业选择合谋和不合谋的收益相同时, 就能够得到博弈均衡时安监代理进行监管的最佳概率。

令U3=U4得:

(3) 假设中介组织选择合谋和不合谋策略的收益分别为U5, U6。

当中介组织选择合谋和不合谋的收益相同时, 就能够得到博弈均衡时安监代理进行监管的最佳概率。

令U5=U6得

以此, 建立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为:[PA*=C/ (F+H) Pc, PB*=A/FPc]或者是[PA*=C/ (F+H) Pc, PB*=B/HPc]

3、模型分析与讨论

在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条件中, 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的最佳概率是PA*=C/ (F+H) Pc, 其中PA*取决于C、F、H、Pc几个变量的变化。由于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的最佳概率同监管成本C成正比, 同F、H、Pc成反比例关系, 因此要努力降低监管成本, 加大对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的惩罚力度, 提高监管质量。从而降低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合谋的概率。

由于基于中小企业利益最大化考虑, 安监代理进行监管的最佳概率是PB*=A/FPc。若安监代理选择以PBPB*的概率进行监管, 那么中小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按照规定进行安全投入。

从PB*=A/FPc中可以看出, 安监代理最优监管概率取决于A, F, Pc三个变量, 其中与A成正比, 同F、Pc成反比例关系。这里假定A固定不变, 因为他们通过合谋产生的额外经济效益是很难再去额外变化的。因此应改进安监代理的监管质量以提升查处的效率和加大对被查处出来与中介组织合谋的中小企业的惩罚, 来降低安监代理的最优监管概率。

同理, 基于中介组织利益最大化考虑, 安监代理进行监管的最佳概率是PB*=B/HPc。若安监代理选择以PBPB*的概率进行监管, 那么中介组织的最优选择是按照规定对中小企业的各项安全标准进行评价等。

从PB*=B/HPc中可以看出, 安监代理最优监管概率取决于B, H, Pc三个变量, 其中与B成正比, 同H、Pc成反比例关系。这里假定B固定不变, 因为他们通过合谋产生的额外经济效益是很难再去额外变化的。因此同样应改进安监代理的监管质量以提升查处的效率和加大对被查处出来与中小企业合谋的中介组织的惩罚, 来降低安监代理的最优监管概率。

通过以上分析, 若一方选择合谋, 另一方选择不合谋的话, 中小企业与中介组织是不会合谋成功的, 只有在PB

(二) 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中小企业在安全生产服务体系中所表现的内在行为特征, 构建了由中小企业、中介组织和安监代理三方博弈的理论模型。在安全生产服务体系中, 三方分别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根据上述的博弈分析, 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和建议:

1、通过加快和规范安全中介组织的发展, 增加中小企业对政府进行经济寻租的风险成本。这里主要有两点原因:一个是中介组织可以对企业进行安全评价、检验等, 从而增加了查出中小企业因寻租成功不对企业进行安全投入的概率;另一个是企业可以把有关的安全服务外包给专门的中介组织, 这既可以减少企业的安全投入, 又可以给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安全服务。

2、安监代理在监管中小企业过程中, 应改进监管方法, 降低监管成本, 提高监察质量。

中国地方治理的上下“合谋” 篇4

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号称中央集权的体制为何能够高度容忍地方层面的自作主张?而在地方层面,官员择机而为的行动背后又有怎样的复杂考虑?上下“合谋”之间是否还有某种隐蔽的制度安排?透过央地关系的这扇变化之窗,或许可以加深对中国体制的理解。

一、中央集权架构下的威权弹性

虽然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巨大。尤其在经济列车高速启动后,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显著。中央统治集团很难对地方上各种细微的变化作出及时反应,因而在主观的控制意向和客观的控制能力之间存在落差,体现在推动政策以及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时,呈现出间歇性、选择性的特质,时放时收,忽松忽紧。

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看,它的困境显而易见。一方面,如果放纵地方势力坐大,导致无序竞争,则威权体制无力维系;另一方面,如果遏制地方主体意识,强行“一刀切”,那么在A地适用的政策可能在B地完全行不通,治理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在实际运作中,中央政府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威权弹性”。梳理学术文献和经验故事,可见的政治观察至少有两个变化要点值得关注:

1.中央政府强控制的有限衰减与转型

在新政权成立之初的数十年间,中央政府处在极度强势的地位。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大一统的集权传统以外,主要有三:一是魅力型领袖的个人权威盛极一时;二是中央决策层以计划配置方式直接掌控有限的资源分配;三是在革命运动的主旋律下,经济发展不是核心考核指标,政治忠诚权重第一,地方政府不容易有变通余地和逐利冲动。

但改革开放以来,上述三个制约地方的因素随之减弱。首先,具有个人魅力和传统权威的政治领袖及其革命同辈陆续逝去,新一代领导人更多要依靠集体领导和多方博弈的平衡技术;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多元化的资源配置形式,尤其是城市土地成为财政来源后,地方对中央政府的资源依赖明显减少;三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考核指标的绩效管理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无论是追逐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升迁,都要求更大的弹性运作空间。

此外,诸多经验观察表明,在全能政治转向有限政府的历史进程中,基于意识形态的控制由中央往下渐次松弛,凝聚政党的内部纪律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政府赖以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不再是道德取向的乌托邦式激情,转而采用政策和利益调整的渐进洗牌。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中央政府也放弃了原来那种通过路线斗争、强制清洗来使官僚绝对服从的做法,同时又下放了部分管理权力,因此各个“子系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严格执行中央意志与政策的工具,它们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其结果是,领导权威和控制能力都在下降的中央政府,面对大国治理的复杂难题,有时是主动要求地方因地制宜,有时是被迫默许地方适当逐利。

只有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中央政权才会以学习动员的模式统一官僚集团的思想,并运用人事操控这张王牌,来展示对(省一级)地方的威慑力。所谓“不换思想就换人”的组织部门口头禅,反过来理解就是,只要大的方向跟对,细节可以不予计较。

2.地方政府自利冲动的强势放大

改革之前,虽然地方政权作为一级政府也具有一定的权力运作空间,但是行政管理职能上的单一化和上下级政府职能的一致性,使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国家意志的贯彻及对上级指令和政策的服从和执行。其角色定位是充当政权的“代理型经营者”。改革以后,地方政权获得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动空间,嬗变为“谋利型经营者”,利用手中权力争夺可资利用的资源,“将政策用足,打政策擦边球”,“变通”成为一种普遍化和常规化的运作方式。

在改革的初期,中央政府基于政治利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权衡,采纳了“放权让利”、“放开搞活”的松绑式策略,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可信承诺下的激励,其自利和逐利行为得到了某种正当性认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前,由于不同层级的政府在企业中的利益和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不一样,地方政府与高层政府相比,具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行使作为所有者的权力。那段时期的地方政府就像是一个拥有许多生意的大企业,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的成员那样在行动。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出于捍卫本地利益的考虑,官员们倾向于对来自上面的政策讨价还价,执行起来也经常走样。只有一些政策被严格执行,一些则被“选择性执行”, 有时还有象征性的执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实力大大受损,而治理任务丝毫没有减轻。在“又要马儿不吃草,还要马儿跑得快”的现代化赶超重压下,地方政府只好各展神通,摆脱困境。

由于要监控每一次违规成本巨大,中央政府只好采取“事前严厉威慑、事后选择性追惩”的弹性处理模式。经常性的默许,不做极端的干预,终于使得基层的“合谋”成为习惯性反应。即便没有分权制度作为保障,地方政府已经可以择机行动,见风使舵,在某种程度上更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威权弹性”就这样为地方预留了可回旋争取的机会主义空间。

二、多重比大小的地方机会主义行动

在威权弹性的架构下,地方官员面对新的难题时,到底是因循守旧,等待政策安排,还是果断革新,自己闯出道路,是随时要作出的决断。合理的推论是,在一个现实的治理环境中,那些能力强、关系深、目标清晰、擅于拿捏轻重的地方领导者,更乐意强势表达并主导治理过程,大胆创新;反之,则采取保守的跟随策略,力求仕途平安。

地方政府的实际治理表现虽然未必符合理想类型的价值预期,但也不是莽撞专断的简单行为。领导人及其治理团队会反复权衡,尽可能基于事实判断,对利害关系进行评估,作出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

一般而言,地方官员的择机而动需要考虑如下四个关键变量:权威、偏好、规则、关系。

权威不同于一般的权力,后者在科层制中体现为简单强制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权威附带了更多主观判断和情感色彩,对应的是一种“谁更重要”、“谁更有威慑力”的心理测量结果。

偏好可以理解为组织或个人喜恶的排序。这种喜恶既可能是直接的利益/风险,也可能是抽象的理想/价值。例如,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首要偏好可能是确保长治久安,这一偏好不具弹性,没有讨价还价余地;而地方政府的偏好可能是双重的,即在政权稳定方面,与中央政府同心;在捍卫经济利益或追逐新的权力领域方面,又有自身的本位考虑,因而有游移或选择余地。

规则既包括法律、纪律、契约等显性的控制方式,也包括经年形成、广为人知的伦理、惯例。科层制本来要求官员严格服从非人格化的普遍主义典则,最大限度约束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但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却不断赋予政府相机行事的便宜。因而,是否遵守,以及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遵守规则,便成为一种变量。

关系表现为聚合人际或调动资源的裙带能力,这是一种被当事者认可,却未被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确认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由于在关系后面,又牵动着各种稀缺的权力或利益,因此,它不仅是各方追逐的、具有再分配功能、有经济意义的资源,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均衡占有的稀缺资源。中国社会重人情轻规则的传统伦理,加大了关系的权重值。

上述四个关键变量在地方官员的权衡中,构成一组交错的互动关系,使得治理过程看上去就是一个“多重比大小”的过程。核心的行动逻辑至少有三个:

1.权威─规则比大小

如果权威的影响力明显凌驾于规则之上,则以权威的高低来选择行动方案。此时,拥有更高权威的一方既可以按规则出牌,也可以改变甚至另立规则,其他各方一般选择顺服。如果没有来自权威的干预,则地方治理者自我设定腾挪余地。

2.利益─风险比大小

如果机会主义行动可带来巨大利益而风险明显偏低,则两利相权取其重;反之,如果行动的风险明显大于收益,则改按风险重新排序,两害相权取其轻。

3.关系─能力比大小

如果治理者的关系网络深,可动员资源丰富,则变相拥有了相对较大的回旋空间。偶尔地,地方官员也可能依靠把握机会窗口的能力,凭借赌徒一般的胆识,在个案层面以怪招出牌。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质仍是“局限下取利”的“约束性选择”。

验证上述行动逻辑的故事很多。即便是面对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地方也未必行动一致。例如,中国经济波动中屡屡出现的投资过热,主要源于少数有胆识的地方政府,抢在中央禁令的“红灯”亮起之前,抓住“黄灯”时间,踩线抢跑,突击投资。他们评估认为,只要把握得当,就会在下一轮地方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而在事态严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枪打出头鸟”。于是,在下一次评估中央政府的重大政策时,地方政府有两种选择可能,一是因地制宜,继续冒险抗命,靠事后的绩效将功补过;二是放弃地方立场,表达政治忠诚。地方官员会嘲笑那些既没有谋到抢跑的经济好处,又没有捞到政治正确潜在收益的“失败典型”。

地方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策略也在变化。过往的做法一般是封锁消息,制裁肇事领头人,不果断回应诉求,进而在迫不得已时推卸责任。但如今,民间力量已能够诉诸舆论、透过传媒或集体行动,对政府施加影响。这种应用日渐频繁的“外压模式”不仅局部打破了原有的官僚强势格局,还让外部压力本身成为官员评估“利益──风险”时的重要参照物。如果民怨沸腾,事态恶化,必定遭致中央问责,治理者风险极高;及时安抚民怨,调整治理目标,才能趋利避害。部分地方政府逐渐懂得主动发布消息,在追究肇事责任人的同时,也不庇护责任官员,在权限和资源可及的范围内妥协让步。

在同样敏感的官员任职机制上,也出现了某种“精英民主”的试点。提高人事透明度,增大民主空间,用规则制衡权威,正是“多重比大小”的权衡结果。几年前,某地级市委组织部的官员提及,他们选拔干部有两个重要标准,首先是能干,其次是领导知道你能干。前者是创新指标,后者是关系指标。现在这种私下的说法已经更进一步,仅仅是领导知道你能干还不够,还得从更多的评价者中突围。“一把手”个人拍板定夺的比例大大降低,让各方满意的平衡人选,成为最终出线的关键。

三、晋升锦标赛牵制的上下“合谋”

当然,中央政府的选择性放权,以及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放大,都只是现行权力格局的一个方面。在官员考评升迁的命运仍然主要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时,“压力型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面对威权弹性可能失控的威胁,中央政府的积极做法是,透过层级目标责任管理体制,在下级政府之间围绕经济增长展开“晋升锦标赛”,将关心仕途的地方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约束之下。

中国的行政结构有一个大的特点,就是可比性强。省与省可比,市与市可比,县乡与部门也可比。因此,在赶超型的经济发展中,建立一套清晰的量化指标,就足以驱动地方之间的竞争。更加有趣的是,这种竞争是在两条轨道上展开的,一种可称为规定动作比赛,核心是“为增长而竞争”,主要包括GDP规模、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等纯经济指标,也包括一票否决的治安、责任事故等反向指标;另一种可称为自选动作比赛,核心是“为和谐而竞争”,它没有明确的测评指标,只是传递“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结果取向,鼓励地方政府在大政策背景下,比创新、比解决新旧问题的能力、比分忧解困的思路。

一般说来,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更愿意也有实力在规定动作比赛中争先;而那些贫弱地区的地方官员,则需要另辟蹊径,在自选动作比赛中多动脑筋。可是,对于已经在经济竞争中大幅领先的发达地区,又被高层赋予更多探索新路的自选动作比赛压力;而那些尚在低水平挣扎的地方政府,则有强烈的致富冲动。因此,地方治理者在选择主要参加何种比赛时,再次面临微妙的抉择。

可见的事实是,地方官员为了赢得任何一种锦标赛,或者规避失败风险,都在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政治承包制”,一方面将考核指标分解下达,划片负责;另一方面也抱团作战,构成分担重任的集体减压阀机制。

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奋勇争先或者不断创新,每一级地方政府都变成了“猎头”公司,睁大眼睛不惜成本引进治理人才,组建参赛运动队。县委书记成为县级参赛队的教练员和裁判员,同时又是市级参赛队的运动员;市委书记是市级参赛队的教练员和裁判员,同时又是省级参赛队的运动员。他们以最大热情和智慧,投入到激烈的赛事中,将全中国变成热气腾腾的竞赛场。

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当下中国的改革成就。

机会主义行动模式的不合理性很容易从外部看出,但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规则,却是一种内嵌于具体时空、具体情境中的知识,不容易看清楚。历史上,许多大张旗鼓进行的改革最终失败,通常是因为改革者具有致命的自负。如果承认知识是边际改进的,那么,我们或许应该对中国地方治理的变革给予某种审慎的评价。

我国合谋腐败的形成机制研究 篇5

腐败行为与合谋行为一直是倍受公众关注的社会科学研究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 深受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与社会腐败的并行增长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所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影响, 腐败迅速成为经济学界的关注焦点并导对致腐败的经济学研究文献迅速积累。但是, 相较于单独腐败或个体腐败, 专门研究合谋腐败的经济学文献却很少, 特别是对合谋腐败形成机制的经济学探讨更稍显不足。合谋腐败形成机制的研究现状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我国反腐斗争的实际需要, 因此,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探寻符合新时期反腐工作实践需要的群体腐败研究思路。

1. 合谋腐败模型的建立

为了更好的分析合谋腐败各形成机制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本文以“成本—收益”经济学分析为假设条件, 运用博弈论分析“理性人”之间的利益权衡, 并利用贝叶斯定理, 推导群体腐败在既定条件下的条件概率, 以助于探寻合谋腐败产生的最可能的机制性原因。

合谋腐败是一种理性合谋行为, 在决定是否采取合作态度或加入腐败集团之前, 每个权力主体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根据经济理性原则对其决策结果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设腐败净收益π=R-C (成本) , R指一次既定的腐败收入, 设R=R0;C是一个数学期望值, 指潜在的惩罚成本, C=P.C0;C0是实际被发现的真实成本, C0=f (X1, X2……Xn) , 其中, C0的变量X1, X2……Xn指承担辞退、法律制裁、名誉损失等处罚结果。所以, 腐败的成本——收益公式可以表示为:

π=R-C=R0-P.C0

现在假定博弈主体是某纪检部门和处长。处长完全根据腐败净收益公式π=R-C=R0-P.C0决定是否腐败或者加入腐败集团。处长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过程, 同时也是纪检部门 (监察系统) 与处长 (权力主体) 的博弈过程。设:在严厉的监察系统下, 处长贪污被查处的概率为90%, 不被查处的概率为10%;在不严厉的监察系统下, 处长贪污被查处的概率为20%, 不被查处的概率为80%。

由上述假设可知:腐败行为是否发生既是取决于腐败收益π值的大小, 也是取决于权力主体对监察系统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概率估计和判断, 即P值的大小。

在博弈过程的第一阶段, 该组织政治生态良好, 没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此时, 处长认为是严厉的监察系统发生了重要作用的结果。如果处长自己有腐败行为发生, 那么他被纪检部门查处的概率P值就比较大, 根据上述假设P值为90% (P>50%) , 即只要他有腐败行为, 几乎一定会被查出来。已知腐败收入R0既定, 在较大的查处概率P也就是腐败成本C的约束下, 腐败净收益极小甚至等于或小于零, 即π≤0。所以, 在其他人都没有腐败行为发生的情况下, 由于处长对监察系统所能够发挥作用的确定性判断而不会选择单独腐败。

在博弈过程的第二阶段, 该组织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处长知道他的一些同僚有贪污腐败行为, 而且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躲避纪检部门的追查, 结果都没有被查处。于是, 处长考虑自己是否加入。在决定加入之前, 他需要知道加入以后监察系统对其腐败行为所发生的作用。根据贝叶斯公式P (Bi/A) =P (Bi∩A) /P (A) , 可以得出P (严/不查) =10%/ (10%+80%) =1/9﹤50%, 即在腐败分子相互合作但是没有被查处的条件下, 那么此时即使存在严厉的反腐系统, 该系统所发生作用的概率只有1/9, 远远小于50%。在腐败收入R0既定的条件下, 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 腐败净收益π大于零, 即π>0。因此, 处长发现同僚之间的相互合作弱化了监察系统的查处能力, 所以博弈的结果就是该处长选择加入腐败集团。

2. 合谋腐败形成机制的模型分析

合谋腐败模型中涉及的参量分别是R0 (腐败收入) 、P (查处概率) 和C0 (腐败成本) , 腐败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这三个参量之间的关系和大小, 由于现行制度存在缺陷, 在权力主体与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下, 使得每一个参量都存在出现和发生的制度空隙。因此, 并不是对制度的过于依赖使群体腐败有机可乘, 而是相关机制不成熟为群体腐败创造了条件。

2.1 约束机制失衡

我国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主要依靠党内制度和司法制度等制度机制来完成 (限制腐败收入R) , 而公认为比较有效的道德机制、责任机制, 特别是公民和大众舆论机制等各种腐败约束机制资源, 在我国反腐斗争中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同时, 由于目前群体仍腐败行为在我国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作用, 而其他有效的约束机制却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造成了合谋腐败依然游离于法律和社会的监管之外的现状, 这种国家制度机制的缺失和完全依靠制度力量而导致的总体约束机制力量的失衡必然引起集体腐败的蔓延。

2.2 查处机制滞后

对合谋腐败行案件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在于及时查处 (以增加被抓概率P值, 减少净收益π值) , 但事实上却存在无法及时发现和查处的问题, 正如以上假设模型所反映的, 即使存在严厉的反腐系统, 但是腐败集团被查出来的概率只有1/9。这一现象虽然与腐败分子之间的共谋而导致的较低的被发现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目前我国独立且权威的反腐机构的缺乏和廉洁高效的反腐队伍的缺位使得合谋腐败的查处存在时滞性。

2.3 惩罚机制无力

在上述等式π=R-C (成本) 中, 在腐败收入R既定的情况下, 如惩罚力度较大即将腐败成本C增加到足够大, 那么腐败净收益π必然随之减小, 在腐败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 腐败的动机必然相应减少。但是当前我国对合谋腐败行为的处罚停留在针对某主要责任人而非整个参与群体的惩罚机制不仅没有起到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 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腐败集团对腐败责任起分散作用的潜在优势。

2.4 机会结构富弹性化

腐败机会可以认为是决定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的决定性条件 (与P值呈负相关) , 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腐败动机的大小, 而且直接关系到腐败行为是否发生的概率。腐败分子之间的蓄意勾结以及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缺陷, 使得不论从客观条件上还是主观条件上, 腐败机会都在不断增加, 近年来合谋腐败案件的多发, 更是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机会结构的富弹性化趋势。

3. 合谋腐败问题的防范与治理对策

3.1 强化公共权力约束和制约机制

合谋腐败的发生, 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和强有力的约束的结果。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 对现行权力机构的设置原则和设立标准进行重新评定, 并优化和改革不合理的机构设置, 将日常工作的有效开展置于各职权部门相互分工和牵制的前提之下。第二, 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制度, 目前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还处于主要依靠法律制度来完成的阶段, 但是在反腐成效方面, 这套标准所发挥的作用却并不令人满意。在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影响力强大且合法的舆论监督制度体系对公共权力的共同监督作用, 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所以,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必须依靠法律、公民和社会舆论的合力作用。

3.2 建立公务员个人收益管制制度

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的建立能够对公务员个人收益起到明显的管制作用。财产申报制度始于18世纪的瑞典, 其运作实质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公诸于社会, 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因其对腐败的遏制极有成效, 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是在我国,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必须与完善金融实名制同步进行才能达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效果, 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金融实名制, 而日常交易又以现金为主要形式, 所以一些“地下收入”就很容易躲避法律的问责。在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金融实名制, 不仅能够防范公务员财产的非法转移, 同时便于对其财产和收入状况的全面监管。

3.3 健全法律机制, 加强法律监管

在加强合谋腐败立法的同时, 确保法律的执行力是防治合谋腐败的重要法律保障。第一, 将合谋腐败纳入刑法。目前“合谋腐败”一词并没有正式出现在我国法律文本之中, 合谋腐败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完善立法, 将合谋腐败纳入刑罚的管制之中, 是降低群体腐败发生的重要法律制度建设。第二, 确保法律的执行力。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只是对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提供参考依据, 真正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力的是法律的严格实施。执法机关能够有效的将法律用于实践, 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并予以严厉处罚, 既能够有效治理合谋腐败, 也能够促进我国法治化的整体进程。

摘要：本文根据博弈论和“成本—收益分析”的微观经济学原理, 以人的理性假设为条件, 建立“合谋腐败模型”。通过对发生在制度中人的理性行为的分析和思考, 探究合谋腐败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 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治理对策, 为今后我国反腐工作的有效推动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合谋腐败,合谋腐败模型,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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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合谋的特征、动因和危害 篇6

审计合谋的特征

1.合谋主体双方动机的不良性

对审计合谋中的被审计单位而言, 其进行审计合谋是为了通过操纵财务信息虚增收入和利润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经营业绩, 获得更多投资者投资的目的。对注册会计师来说, 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自身利益, 如审计报酬、隐性收益等;另一方面, 是通过满足客户的要求, 企图与其建立长久稳定的合作机会, 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未来利益。由此可见, 审计合谋双方都是从自身角度考虑, 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而罔顾社会、集体和广大公众的利益, 他们本身的出发点不是善意的, 是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

2.经济后果的危害性

对公众而言, 审计报告是一份相对具有权威性的财务资料, 它是独立于公众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所有的财务信息的监督和审查, 包括对其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允性做出的评价, 它能够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相应的参考信息, 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因此, 客观、真实的表述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出具审计报告的重中之重, 毕竟投资者是基于对审计报告的信任而做出相应的决策的。如果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合谋, 那么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将不再真实、客观, 它会误导审计报告使用者, 可能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 从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造成资本市场的动荡, 甚至审计合谋行为可能会使广大公众不再相信注册会计师, 那么这对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都将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2001年发生的“银广夏”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年, 该事件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的质疑, 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注册会计师行业萧条。

3.合谋行为的隐蔽性

审计报告是出自于注册会计师之手, 是一份专业水准很高的书面文件, 里面涉及到了很多专业术语和知识, 并且涵盖了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全部的财务信息, 对于拥有强大理论知识缺乏实践的会计人员来说都有可能看不明白,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或者不懂得财务知识的非专业人士很难看懂和理解, 更不能识别其信息的真伪。因此, 对广大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而言, 基本上难以察觉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合谋的财务造假行为。而目前我国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善, 也难以揭露所有的审计合谋行为。所以, 审计合谋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4.合谋行为的共同性

被审计单位之所以会产生与注册会计师合谋造假的想法, 是因为其财务信息存在不真实的情况, 为了掩盖其虚假的财务信息, 被审计单位就会与注册会计师合谋, 这是审计合谋的充分条件。此时, 如果注册会计师拒绝与被审计单位合谋, 那么, 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审计合谋了, 事件的性质也就仅仅是被审计单位存在财务造假的行为而注册会计师未能及时发现罢了, 属于疏忽, 而不属于合谋。然而, 注册会计师为了生存, 同时也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宁可丧失其审计的独立性, 选择与被审计单位合谋造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审计合谋的必要条件也就具备了, 审计合谋事件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由此可见, 审计合谋行为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不单单是一方的行为。

5.时间的持久性

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有些注册会计师会冒险与被审计单位合谋造假, 只要没有“东窗事发”, 他们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为了双方的利益, 他们不会主动解除这层关系, 尽管触及了法律的底线, 依然我行我素。

对审计行业的相关专家来说, 即使能够根据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信息发现存在的问题, 但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 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沉默。这样, 审计合谋现象就无法揭穿了。由此可看出, 除非是被广大公众曝光或者被相关监管部门查出, 否则审计合谋现象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发生于2002年的“蓝田”事件, 就是因为刘姝威教授600多字文章的披露, 才终止了“蓝田股份”的神话。

审计合谋的动因

1.被审计单位审计合谋的动因

(1) 政策制度方面的缺陷。为了追赶全球经济的步伐, 我国一直在推动经济改革,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都必须符合一定标准。有些国有企业, 为了能够成功改制上市, 他们就会在财务报表上做手脚, 使其能够达到证监会要求的标准, 从而实现上市的目的。面对这种现象, 当地政府部门考虑到改制上市后带来的巨大利益, 如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缴纳更多的税收等等, 不但不采取措施制止, 反而默许了这种行为。因为政府在政策制度方面的不作为和态度上的默许, 导致企业更加肆无忌惮的与注册会计师合谋。

(2) 不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相关规定,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经理人员共同组成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然而, 在我国, 由于各方面的因素, 这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被极大地弱化了, 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摆设。从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可以看出, 我国的很多上市公司存在着“一股独大”的专制局面, 公司的所有权力由内部管理者控制, 公司的股东大会被架空。同时, 公司的一些高管就是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对经理层所谓的监督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而对于拥有公司股份的中小股东来说, 他们在资本市场上明显属于弱势群体, 基本上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 更别提左右公司的决策了。由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合理, 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失去了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为了获得更多的自身利益, 就会进行财务造假, 为了掩盖这种违法行为, 他们就企图与注册会计师合谋。而作为会计师事务所, 能否被委托和审计费用的支付都要得到委托人即公司管理层的同意, 因此, 面对拥有双重身份的被审计单位, 迫于目前僧多粥少的残酷现实, 注册会计师不得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

(3) 低廉的违规成本。目前,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尽管对参与审计合谋的被审计单位给予相应的处罚, 同时也给予受害者一定的弥补, 但是, 由于对于审计合谋的处罚力度过于宽松, 很多审计合谋事件只是受到交易所的内部惩处, 真正受到证监会责罚的案例很少, 达不到震慑被审计单位的目的。面对这种形式的处罚, 很多企业是不放在心上的, 尤其是上市公司, 相比于他们的股票价格和融资机会, 这点处罚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由此可见, 因为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致使处罚审计合谋行为的违规成本过于低廉, 使得被审计单位肆无忌惮, 继续造假, 而注册会计师从自身利益出发出具虚假的审计意见。

(4) 职业声誉的诱惑。在资本市场上, 一个好的经理人必定拥有良好的职业声誉, 而良好的声誉也会为经理人带来一定的就业优势。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上, 经理人面对的压力甚大, 既要面临企业内部考核时可能被他人取代的危险, 又要面对企业外部存在的隐形威胁。因此, 任何企业的经理人都会尽一切努力提高经营业绩。为此, 企业经理人可能会铤而走险, 利用不正当的手段粉饰企业信息, 进而想办法与注册会计师合谋。

2.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动因

(1) 过度竞争的审计市场。当今, 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同时, 随着国际四大事务所的进驻, 我国的审计市场受到了冲击, 不少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将“四大”作为他们的首选考虑范围。因此, 在这两股势力的夹击之下, 竞争愈演愈烈, 最终, 我国审计市场出现了过度竞争的局面。面对这种过度竞争的情况, 有些事务所为了获得客户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如降低收费, 甚至触犯法律降低审计质量, 丧失其审计独立性。而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这种心理, 正好是被审计单位期望的, 同时, 这也促使审计合谋成为必然。

(2) 现行不合理的审计聘用制度。在审计市场里, 审计委托人是公司的管理层, 而股东大会由于公司治理机构的失衡, 基本上无法起到监督管理层的职能, 换句话说, 公司的真正权利相当于掌握在了管理层手中, 这就相当于管理层聘用注册会计师对他们自己的经济行为进行审计, 而且, 审计费用的多少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的。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 拿着对方的钱给对方办事, 很难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一方面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威胁, 另一方面又是审计市场过度的恶性竞争,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 处于劣势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不得不铤而走险, 选择与被审计单位合谋。

(3) 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的丧失。从国内外已发生的审计合谋事件中不难看出, 注册会计师是否能够遵守职业道德是审计合谋现象能否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应是有保障的, 他们极少可能因为审计技术水平的问题而出具不恰当的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丧失, 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一是我国现行的有关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准则所阐释的内容过于笼统, 不够详细、精准。因每个人的思维不同, 这就使得每个人的理解有出入。当出现审计合谋现象时, 有些注册会计师就以此为自己开脱, 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二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整体环境有待提高, 包括事务所和监管机构, 以及其他的环境等。

(4) 审计和咨询业务的混业经营。在审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会计师事务所承接的业务不单单是审计业务, 还包括代理记账、工商登记、税务咨询、管理咨询等等, 这些业务的承接带来的收益甚至多于审计业务带来的收益, 而且这些业务相对于审计业务来说, 难度和工作量也不是很大, 风险也不是太高, 已经成为会计师事务所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而言, 都是有利的。但是, 这些业务的出现为审计合谋行为创造了条件。因为不排除同一家企业的审计业务和管理咨询业务都会出自同一个注册会计师之手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 拥有双重身份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该企业的财务状况时, 一旦发现有虚假信息, 也可能会出于多方因素的考虑而放过该企业或者在侧面指点, 这样的话, 是很容易滋生审计合谋现象的。由此可见, 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 审计业务和管理咨询业务的混业经营行为很容易导致审计合谋现象的出现。

审计合谋的危害

1.对资本市场造成不利影响

(1) 当企业财务出现漏洞的时候, 管理者往往会采取粉饰财务报表等不正当的手段掩盖过失, 再与会计师事务所合谋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来达到填补漏洞的目的。如果相关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查出, 那么将会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2) 审计合谋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它可能会成为那些资不抵债的空壳公司的救命稻草, 使他们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继续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 直到被彻底曝光的那天。审计合谋行为对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有着负面影响, 它会扰乱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 造成资本市场的混乱、无序, 从而可能会给广大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带来不利影响。

2.误导公众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在我国, 能够取得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的人是拥有较强的专业能力的, 当他们选择与被审计单位合谋时, 投资者将很难察觉出什么蛛丝马迹。此时, 投资者如果还是像以往一样依据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做出投资决策, 将会极大地被误导, 因为此时企业的财务信息是经过粉饰的, 是虚假的, 可能会使投资者遭受巨大的损失, 也可能会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一场劫难。

3.严重消耗投资者的信任

人无信则不立。诚信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公司和行业亦是如此。社会上审计合谋事件的不断曝光, 一次次敲打着投资者的心灵, 如果相关部门不能够加大监管力度来减少该类事件的发生, 那么总有一天, 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将会被彻底摧毁, 严重的话, 甚至会波及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信力, 说不定连整个社会的信用系统都会受到牵连。

4.阻碍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 注册会计师行业在承接业务方面面临着巨大的竞争。

(1) 对财务状况存在问题的企业来说, 更愿意寻找那些肯与它们合谋造假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面对这种局面, 为了生存和发展, 不少事务所不得不放弃原则, 选择与企业合谋造假, 随着这种行为的增多, 最终造成审计市场失去了原有的独立、客观及公平。

(2) 随着不少审计合谋行为的曝光, 公众不再相信审计人员, 他们会对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心存质疑, 随之可能会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操守和人品产生严重怀疑, 有可能还会殃及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 给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公彦德, 时现.审计行为、审计合谋及奖惩机制的演化博弈[J].系统管理学报, 2012 (3) .

[2]薛美君.上市公司审计合谋及其治理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2011.

合谋安全 篇7

关键词：高校,基建审计,审计合谋风险

高校基建审计是指在学校与施工方签订合同的基础上, 审计部门根据施工方提供的工程决算资料进行审计, 并提供决算审减金额的付款报告。我国高校的内部审计人员大多数不具备基建审计能力, 从而造成了基建审计人员的缺乏。面对高校重大工程项目的审计, 内部审计 (简称“内审”) 不能完成其目标, 只有委托外部审计 (简称“外审”) 。因此, 高校基建审计包含内审和外审两部分。

高校内审部门属于学校的一个职能部门, 其受学校委托对高校基建工程项目进行审计, 由于其不能完成任务, 因而其会先对施工方送审额进行审核, 然后委托外审机构进行审计。此流程具体见下图:

因此, 笔者认为高校基建审计合谋行为是指内外部审计人员与施工方联合侵害学校利益的舞弊行为。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的建立, 对高校基建审计合谋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建立

依据博弈论的动态博弈观点, 假设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都是理性经济人, 施工方的会计行为在先, 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的审计行为在后;动态博弈的三方会“随机应变”, 而不是“固守旧略”。审计业务的开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施工方与内审人员、外审机构进行动态博弈的过程。随着审计业务的开展, 审计机构在没有编制出审计报告之前会出现八种暂时性的判断情况, 具体见表1。

表1中的第 (1) 、 (5) 、 (7) 、 (8) 种情况在本轮审计中出现不会导致审计合谋问题;第 (3) 、 (4) 、 (6) 种情况的出现暂时不会导致审计合谋问题, 随着审计的不断进行会逆转为第 (2) 种情况, 则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单位三方都可以选择合谋或者不合谋。由此, 在直接出现或者逆转出现第 (1) 种情况后, 博弈形态就由原先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变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本文主要是模型化设计我国高校基建审计机构与施工单位之间的“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二、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

基本假设如下: (1)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均是理性人, 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2) 施工方进行了违规操作 (完全信息) 。 (3)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掌握施工方的操纵行为 (完全信息) 。 (4) 具体执行审计业务的外部审计人员完全服从外审机构的指令, 两者利益一致。 (5) 具体执行审计业务的内部审计人员不完全服从内审部门的指令, 两者利益不一致。 (6) 施工方与内审人员、外审机构之间的博弈是非合作博弈, 且内审人员与外审机构之间没有利益关系。 (7) 内审部门能够对施工方的工程建设质量和内审人员、外审机构的审计质量进行事后监督。事后监督主要着眼于异常情况,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 并对信息披露中的违规行为进行惩罚。

由于 (不合谋, 合谋) 和 (合谋, 不合谋) 为互斥事件, 则它们的联合概率分布均为 (0, 0) 。由此对三方关系的分析如下:

(1) 当内审人员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其效用发生在内审过程和事后监督过程中,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1) 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则三方达成一致, 合谋成功; (2) 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 必将非主观审计出内审人员的舞弊行为, 合谋失败。

(2) 当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其效用发生在外审过程中,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1) 内审人员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则三方达成一致, 合谋成功。 (2)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可能事后审核出外审机构的舞弊行为, 合谋失败;但也可能没有发现外审机构的舞弊行为, 合谋成功。

(3) 当施工方选择合规操作, 则不可能出现审计合谋。

综上所述, 当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同时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合谋一定成功;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时, 合谋可能成功;在其他情况下, 合谋失败。由此, 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博弈分析:

情况一: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同时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或者不合谋, 则我们可以假设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利益一致, 将其合并称为“审计方”进行分析。

情况二:外审机构与内审人员的利益不一致。

(一) 情况一分析

表4说明:

(1) 双方的策略选择均是“不合谋”或者“合谋”。

(2)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表达式代表对应策略组合下审计方和施工方的支付 (效用) 。比如表格中右上角的“ (A, B) ”, 其中:第一个表达式“A”代表审计方的支付;第二个表达式“B”代表施工方的支付。

(3) 英文字母代表的含义:

m代表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G代表施工方合谋成功后所获得的利益 (G远大于m, 假设值为1 000) ;

k代表不合谋时, 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所树立的良好信誉而带来的现在或今后的收益 (即外审机构的信誉收益, 假设值为2) , 此时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 属于职责所在, 所得收益为0;

F代表审计方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 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50) ;

h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审计方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审计方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50) ;

β代表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 也称为发现概率, 反映其监管力度 (假设值为0.1) ;

α代表审计方发现施工方违规后披露其违规行为的概率 (该概率是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的增函数, 即当β很小时, 审计方发现施工方的违规行为, 即使审计方选择不合谋, 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而不予披露, 假设值为0.5) ;

p代表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 (假设值为150) 。

另外, A、B、C、D均为支付表达式的代替符号。那么:

(1) 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对上述函数求导, 得到审计方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解得:γ*= (αk-hβ+αhβ) / (αk+αβh+2hβ+m) 。

(2)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对上述函数求导, 得到施工方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上述非合作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

由于γ*和θ*是概率值, 所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解得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的存在条件为:

其中:式 (1) 表示有γ*比例的施工方选择不合谋;式 (2) 表示有θ*比例的审计方选择合谋。本模型中由于有两种联合概率策略选择是互斥的, 即联合策略概率分布为 (0, 0) , 所以只有当θ*、γ*均有解的时候才能实现综合策略“纳什均衡”, 即只有当式 (3) 、 (4) 同时成立时, 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才得以存在;反之, 若式 (3) 、 (4) 不能同时成立, 则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不存在, 即 (不合谋, 不合谋) 以均不为0的概率 (γ*, θ*) 分布的市场实现“纳什均衡”状态不存在。

在式 (3) 中, hβ表示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后审计方遭受的损失的期望值;m是施工方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 根据理性假设, m>hβ, 这一点有可能成立。将式 (3) 代入假设值验证:10>5成立。这可以解释为审计方可以实现混合战略的均衡, 以不为零的概率选择合谋或不合谋。但是, 在式 (4) 中,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大体情况是审计方发现施工方违规并披露的概率α、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β不大, 而施工方合谋成功后获得的收益G远大于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m, 且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p不大, 所以式 (4) 的情况在我国现阶段是不成立的。将式 (4) 代入假设值验证:60>2 900, 不成立。

依照以上分析, 式 (3) 和式 (4) 不能同时成立, 所以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不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这时, 审计双方不能以一个不为零的概率选择“合谋”或者“不合谋”以达到“纳什均衡”。

存在的只能是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解”: (1) (合谋, 合谋) , 即施工方选择合谋 (相当于r为1) , 而审计方也选择审计合谋 (相当于θ为1) ; (2) (不合谋, 不合谋) 。究竟双方会选择哪种策略, 取决于策略所带来的收益。要想在审计市场杜绝审计合谋行为, 只有使审计双方在选择“不合谋”时候的收益均大于选择“合谋”时双方的收益满足下面的条件:

审计方:αk- (1-α) hβ>m-hβ

施工方:-αF+ (1-α) [-pβ+G (1-β) ]>G-m-pβ

解得:

审计方:αβh+αk>m (5)

施工方:m+αβp-αF>[ (α+β) -αβ]G (6)

在目前我国高校基建审计制度体系及状况下, 式 (5) 中的α、β概率很小, k尚未形成, 近乎没有;h不大, 很难满足大于m的条件。将式 (5) 代入假设值验证:2.7>10, 不成立。式 (6) 中由于G很大, α+β要比αβ大很多倍, 而p、F不大, 所以式 (6) 不成立。将式 (6) 代入假设值验证:50>550, 不成立。

施工方和审计方的收益分布为: (合谋, 合谋) (550, 10) ; (不合谋, 不合谋) (50, 2.7) 。

依据上述分析, 审计方和施工方实现纯策略纳什均衡的选择为: (合谋, 合谋) 。这也就是说, 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是可能存在的。

(二) 情况二分析

参照情况一, 将公式套用为:

(1) 当内审人员、外审机构选择不合谋, 施工方也选择不合谋时, 支付表达式为:

(2) 当内审人员、外审机构选择合谋, 施工方也选择合谋时, 支付表达式为:

表5说明:

(1) 三方的策略选择均是“不合谋”或者“合谋”。

(2)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表达式代表对应策略组合下对应审计方和施工方的支付 (效用) 。比如表格中右上角的“ (A, B) ”, 其中:第一个表达式“A”代表内审人员的支付;第二个表达式“B”代表施工方的支付。

(3) 英文字母代表的含义:

R代表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时的正常薪金收入 (假设值为15) ;

m代表外审机构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外审机构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m代表内审人员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内审人员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G代表施工方合谋成功后所获得的利益 (G远大于“m+m”, 假设值为1000) ;

k代表外审机构不合谋时, 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所树立的良好信誉而带来的现在或今后的收益 (即外审机构的信誉收益, 假设值为2) , 此时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 属于职责所在, 所得收益k为0;

F1代表内审人员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F2代表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h1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内审人员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内审人员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h2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外审机构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外审机构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β代表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 也称为发现概率, 反映其监管力度 (假设值为0.1) ;

α代表外审机构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披露其违规行为的概率 (该概率是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的增函数, 即当β很小时, 外审机构发现施工方的违规行为, 即使外审机构选择不合谋, 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而不予披露, 假设值为0.5) ;而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时, 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后必然披露其违规行为, 与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无关, 则α取值为1;

p代表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 (假设值为150) 。

其中:A、B、C、D、E、Q、S、T均为支付表达式的代替符号。那么,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假定: (1)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2) 内审人员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这也就是分析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三方合谋的可能性。

(1)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则:

内审人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U内审人员=

外审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内审人员=

则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2) 内审人员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 则:准=0, λ=0;σ=1, δ=1。同理求得:

内审人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U内审人员

外审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内审人员=

则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综合 (1) 、 (2) 两种情况, 要想在审计市场杜绝审计合谋行为, 只有使得审计双方在选择“不合谋”时的收益均大于选择“合谋”时双方的收益满足下面的条件:

审计方:αk- (1-α) h2β+R>m2-h1β+m1-h2β

施工方:-αF2+ (1-α) [-pβ+G (1-β) ]-F1>G-m1-pβ解得:

审计方:αk+αh2β+R>m1+m2-h1β (7)

施工方:α (pβ-F2-G+Gβ) +G (1-β) -F1>G-m1 (8)

在目前我国高校基建审计的制度体系及状况下, 将式 (7) 代入假设值验证:17.25>17.5, 不成立;将式 (8) 代入假设值验证:425>990, 不成立。施工方和审计方的收益分布为: (合谋, 合谋) (990, 17.5) ; (不合谋, 不合谋) (425, 17.25) 。

依据情况一的分析, 审计方和施工方实现“纯策略纳什均衡”的选择为: (合谋, 合谋) 。这也就是说, 在高校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 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综合情况一和情况二的研究及博弈模型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高校基建审计关系中,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之间的合谋风险是可能存在的。

三、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的防范措施

为防范高校基建审计合谋行为的发生, 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1.提高内审人员的素质。加强对高校基建审计人员的教育培训, 实现基建审计人员知识结构的优化和知识的全面更新, 以使其更有效地实施审计, 适应审计领域日益拓展的需要, 使内部审计机构在高校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激发内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保证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有效性, 将对内审人员的奖惩与审计绩效挂钩, 使内审人员体会到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相关, 防止内审人员与内审部门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3.谨慎选择外审机构。为降低风险, 内部审计部门应慎重选择社会审计机构, 必须考虑选用信誉好、水平高的社会审计机构, 这是因为审计人员的素质与职业判断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

4.增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应合理确定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费用的提取比例, 审计费用的比例太高会导致学校基建费用节约额的减少;而审计费用比例太低, 则为外部审计机构创造了与施工方合谋的机会。所以, 审计费用提取比例成了学校、施工方和外部审计机构三方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同时, 内部审计部门应定期轮换外部审计师, 加强监督。

参考文献

[1].张宏禄, 吕华宁, 凌宇.高校建设工程委托审计存在问题及对策.中国内部审计, 2007;2

[2].雷光勇.审计合谋的经济学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9;2

[3].时现.现代企业内部审计可否外部化的问题研究.审计月刊, 2004;9

合谋安全 篇8

关键词：协同演化,审计合谋,独立审计系统,审计合谋治理

已有关于审计合谋治理的研究形成了诚信治理观、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观、双重审计观、综合治理观等观点, 从实质来看, 均为“制度治理观”。De Angelo (1981) 认为, 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错弊与报告错弊的概率之积。审计师发现错弊后报不报告是道德问题, 但审计师能否发现错弊却是一个审计技术问题。如果审计行业的审计技术水平很高, 只要有错弊就能够发现, 高水平的审计技术自然而然成为审计合谋的一个可置信威胁, 此时审计合谋必然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制度因素对审计合谋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也存在重要影响。协同演化观既强调制度, 又强调技术;既强调微观层面, 又顾及宏观层面。因此, 本文将协同演化理论引入对审计合谋的治理, 以寻找更为全面的治理方略。

一、独立审计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

独立审计系统是否具有协同演化系统的特征, 是我们运用协同演化观来进行审计合谋治理的前提。

1. 多层级性和嵌入性。

多层级性是指协同演化不仅发生在一个层级中, 也发生在其他较低或较高的层级中, 还发生在低层与更高一层的多层级之间;嵌入性是指个体行为应当嵌入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社会制度环境中, 这是演化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独立审计系统的协同演化, 既发生在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会计、审计技术与制度、惯例上, 或管理层、审计师个体之间, 也发生在公司之间、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 还跨层级发生在审计师个体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管理层与公司之间。

2. 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

参与协同演化的互动体可能与一个或多个互动体互具因果关系。在关系错综复杂的系统中, 任何变量的变化都可能是其他变量变化内生作用的结果, 这时区分因变量与自变量毫无意义。在独立审计系统中, 协同演化的主要互动体有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而就其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来看, 内部资源应包括组织员工 (人力资源) 、制度、审计技术、惯例、组织文化等, 外部环境则包括整个外部生态系统。协同演化在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 在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内部、外部环境之间交织发生, 因果关系变得广泛而普遍, 包含多层级、多互动体之间的多向因果关系。

3. 非线性与正反馈。

由于协同演化存在多向因果联系, 一个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不遵循简单的因果线性逻辑, 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反馈回路。组织间的协同演化不仅来自两者的相互作用, 也可能来自系统中其他部分的间接反馈。由于这种反馈是递归的, 会导致相互依存, 并形成因果联系的递归式回路, 因此系统内任何变化的影响都将不断放大。正反馈意味着系统创造新奇、传递新奇和扩散新奇的能力。独立审计系统中, 协同演化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得反馈回路具有非线性的特征, 而生态系统内的变化很可能引起独立审计系统内部资源的变化, 其结果进而引起外部环境的新变化。独立审计系统就是这样处在正反馈的无穷递归之中, 变动是系统的常态。

4.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指一个连续的过程, 在正反馈作用机制下, 由于偶然因素或个人偏好以及局部搜索而进入正反馈、自我强化阶段。路径依赖描述了系统对于一个连续的变迁过程的适应在于正反馈机制的存在, 由于是连续的过程, 历史与时间的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路径依赖决定了独立审计系统中技术变迁、制度变迁过程的渐进性。虽然审计技术由审计准则规范, 新准则的颁布与实施便意味着整个行业中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 但审计工作底稿虽换成了新准则所要求的格式, 审计的新思路、新技术的充分运用仍处于渐进的改变过程之中。

二、独立审计系统的协同演化关系

独立审计系统具有协同演化系统的全部主要特征, 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知, 协同演化关系包含了系统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协同演化, 前者发生在技术与制度、组织与个体、组织与监督管理部门之间, 后者主要指组织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等的协同演化。

1. 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

Nelson将制度界定为广泛运用的“社会”技术。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审计合谋的治理也应兼顾技术与相关制度的协同演化。Pelikan对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机制的解释为我们全面理解独立审计系统内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提供了线索。会计与审计技术变迁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制度:一是有效利用新的会计与审计技术, 需要新制度来激励;二是从长期看, 新会计、审计技术可能引起制度供给数量的适应性调整, 如高水平审计技术在全行业形成以后, 会计舞弊行为会因这种“可置信威胁”而大为减少, 这时审计舞弊的惩罚制度便可以作出适应性调整。制度变迁对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 制度将影响会计与审计技术创新, 合适的制度将改变旧技术的路径依赖轨迹, 对技术创新形成激励;不合适的制度将阻碍技术创新。第二, 制度会影响会计、审计方法的选择, 如严格的监管制度将使会计师与审计师更趋于谨慎。

2. 独立审计系统内组织与个体的协同演化。

审计组织与审计师个体的协同演化是会计师事务所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公司角度来看, 会计部门虽非生产部门, 但对公司的发展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师、公司与会计师之间的协同演化体现在:会计师、审计师的道德水准、知识水平、技能、经验均会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与发展, 他们对组织制度的制定、变迁又具有能动性, 对于环境的感知、理解、解释和预期等认知结构受到所处组织环境的影响。组织内部将形成一个由成员共享的心智模型, 个体理性往往内嵌于这种心智模型之中, 并以“惯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会计师事务所或公司的扩张、分立、合并变迁中, 原有的“惯例”将被不断复制, 或者与其他组织的惯例进行融合, 经过突变形成新的惯例。而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则通过制度约束、激励影响个体理性与塑造、技能的提高与经验积累, 通过内部文化影响其个体目标、偏好、价值观的定位, 最终影响到会计师与审计师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公司、审计组织的扩张、分立、合并变迁也将给审计师带来新的际遇。

3. 独立审计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协同演化。

独立审计系统与社会环境存在多向因果关系, 既有审计组织与公司的协同演化, 也有审计组织、公司与其他社会环境的协同演化。以审计组织为例来分析, 社会环境对审计组织的影响体现在审计组织产生于社会环境的变迁并随其变化而变化, 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审计组织将走向崩溃。运行良好的会计系统、独立审计组织为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提供保障。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会计与独立审计组织将对社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公开的虚假会计信息可能使公众利益遭受巨大损失, 产权所有者的利益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如果是全会计与审计行业违规运行, 则最终将导致整个行业失信和崩溃, 由此又会引起社会与经济的“多米诺”效应。

三、协同演化观下审计合谋的治理策略

审计合谋的治理, 应将独立审计相关方视为一个协同演化系统, 系统内有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师、制度、技术、人力资源等因素, 且将这一系统深植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

1. 提高审计技术水平, 形成全行业可置信威胁。

如果独立审计全行业形成了高水平审计技术, 对审计合谋将形成“只要一舞弊, 审计就能够发现”的可置信威胁, 合谋动机要么会有所削弱, 要么少数公司将以高昂的成本得以实施。由于会计和审计技术分别受会计与审计准则的约束, 我国的会计与审计准则均为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的结合, 均存在职业判断的空间。审计技术的提高, 一方面有赖于准则对职业判断的限定, 如对与盈余管理行为相关的会计判断给出更详细的指导, 开发审计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量化方法, 降低审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 适应科技的进步, 着力开发特殊会计活动的审查技术, 如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轨迹的捕捉、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新技术资产价值的计量、会计信息系统的鉴定等。

新技术的实施和推广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审计技术变迁的初期, 可推行政府免费培训制度, 通过扩大免费培训范围以提供新准则的培训来减少由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一部分制度变迁成本, 形成对新技术的激励, 注册会计师协会应致力于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同时, 加大对新技术实施的检查与监管力度。由于严格监管使会计师与审计师倾向于更为谨慎以规避风险, 因此在当前违规的实际处罚力度不大的情况下, 对于未能遵守准则的行为, 应加大检查与惩罚力度。在技术变迁的中后期应多举办审计技能应用与推广的活动, 以继续巩固重技术的行业风气, 推广“同业互查”的制度, 促进行业的“自我监督”和从业经验的交流, 从而使新审计技术深入人心, 抑制公司合谋动机。

2. 形成自治机制, 促进会计师事务所自律与互勉。

独立审计行业从诞生起便具有“民间”、“中介”的特色, 这决定了其生存与发展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 而应发展和形成一套自治机制, 即在会计师事务所内通过独立审计系统的制度、人、环境等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形成一套自发的, 对于偏离正确轨道的行为能进行自我检查、发现、纠正的机制。这套机制应旨在使审计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主动地去发现和纠正自身的行为, 不至于偏离社会公众的期望。

根据独立审计组织与个体的协同演化关系, 自治机制的形成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1) 应重视会计师事务所诚信文化的塑造。这可以通过畅通内部沟通渠道, 促进从业经验交流, 评选技术标兵, 定期组织技术切磋会议, 加强诚信教育, 切实落实审计执业所要求的指导、监督与复核制度等措施来实现。 (2) 职业道德的约束有赖于成文的法律法规和通过激励进行强化。《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是基本要求, 对于审计师的行为可以形成制度约束, 但某些条款虽然很具体, 却缺乏相应的罚则, 制度的约束力大为减弱, 有必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制定违规的罚则, 以及对守规者形成激励措施, 强化审计师对职业道德的认知, 形成自我约束。 (3) 应强化独立审计行业的职业精神, 使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形成互勉, 不仅将不守信者的行为记入证券交易所的“诚信档案”, 还应加大对典型诚实守信事例的宣传力度, 由此促进自治机制的形成。

3. 完善公司治理, 改革会计审计委托模式。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会计与审计职业道德得以遵守的前提 (Shafter、Lowe和Fogarty, 2002) 。会计师对于职业道德的恪守还有赖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 因为他们的升迁、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者的授意。会计聘任过程的控制是防治审计合谋的重要措施, 可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加以调整, 如会计机构关键人员 (总会计师、出纳等) 的聘任和解聘权应由股东大会行使;会计机构非关键成员可由总会计师提名, 按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程序聘任和解聘。现有审计委托模式也影响审计师对职业道德的恪守, 中央企业由国资委行使审计委托权的改革, 从而使审计的产权所有者的委托权得以实至名归。一般企业的审计委托模式的改革无法完全效仿中央企业, 因为不存在一个如同“国资委”一样可以代表全体产权所有者利益的机构, 我们可以考虑采用“选、聘”分离的审计委托模式, 即由公司股东大会对审计师的特征加以选择, 形成方案, 由各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分期分批进行集中的公开招标以聘用审计师。由于注册会计师协会掌管着关于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详细信息, 从而可以降低招标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集中统一招标的方式又能为公司节约招聘成本, 兼顾成本与效益。

4. 统筹环境因素, 提高治理的效率与改善治理效果。

对于审计合谋的治理, 还应充分利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以提高治理的效率与改善治理效果。2004年初, 国务院发文强调了资本市场秩序, 这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党的“十七大”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功能齐备、运作规范、上规模、高效率”的要求, 引发了证监会对资本市场秩序的一系列维护举措。法律、规章制度的完善是审计秩序强有力的保障, 我国2006年修订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上市公司治理走上规范化轨道奠定了基础, 但对审计师、会计师、管理层的违规处罚仍限于行政责任, 民事与刑事处罚较少, 法律实施力度较小。在经济环境方面, 经济繁荣时期, 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公司经营得更好, 违规行为相对较少;经济衰退时期, 公司经营易陷入困境, 要达到政策、契约的规制, 更容易诱发审计合谋, 此时更应加大监管力度, 完善资本市场信号传递机制和声誉机制。完善的信号传递机制, 将使审计合谋的信息及时传递, 而声誉机制将使会计信息产生灵敏的市场反应。社会文化广泛影响人的知觉与决策过程, 各种文化现象会塑造个体心智模型, 形成有偏的认知结构或理性。我国社会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人际关系、行政权力至上、业绩的宽泛界定, 审计主体双方密切的人际关系也较易引起合谋。行政权力至上的文化往往最易使政府推动的改革成功, 这也决定了在现阶段我国独立审计的行业监管中政府无法全身而退。然而, 多头管理要么会使监管效率低下, 要么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 因此对于政府引导的范围、行业自律的程度均应进一步明确和落实。

参考文献

[1].黄凯南.共同演化理论研究评述.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4

中美审计合谋运行环境因子探究 篇9

摘要：审计合谋严重影响到公众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审计公信力乃至整个社会信用系统的信心，侵蚀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与发展。文章在对中美审计合谋运行的环境因子进行差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在当前转型经济期审计合谋的治理策略。

关键词：审计合谋；运行环境；治理策略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最近几年，无论中外都发生了大量的审计合谋案件，审计市场的公信力严重受挫、广大投资者的损失惨重、投资秩序严重失范、股市功能严重异化，审计合谋的治理显得愈发紧迫。但是，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大了惩处力度，我们不愿看到而确实又看到的是审计合谋案件仍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中国证监会2002年～2006年共处罚违规会计师事务所42家。涉案的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及职业道德低下。在执业过程中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未能严格按照审计准则进行必要的审计程序，甚至故意与上市公司进行合谋。这不能不说明审计合谋的环境仍然存在。审计合谋的现实需求仍然存在，审计合谋的现有措施还不能真正戳到痛处。研究审计合谋现象及其治理的文章非常多，但本文试图从分析中美审计合谋运行环境影响因子的差异人手来并寻求适应的治理对策。

二、中美审计合谋运行环境影响因子差异分析

1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1)美国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因子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财务舞弊丑闻愈演愈烈，审计合谋趋之若鹜，成为美国社会资本市场健康运作的一大障碍。财务报告舞弊通常发生在经济繁荣与股市泡沫的顶峰时期，而在股市泡沫破裂后的经济衰退时期被曝光(雷光勇，2005)。在股市处于泡沫状态时，盈利能力的大幅缩减使得财务舞弊层出不穷，从而股市中的“屈从现象”显现，平时比较谨慎的经理变得异常大胆，平时比较诚信的管理人员不再诚信，意味着由此诱发更多的财务舞弊和审计合谋案件的发生。由此不难解释近几年来美国频繁爆发的大规模的审计合谋案件的原因。

(2)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因子分析。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深化期，许许多多的难题摆在面前。许许多多的关系尚未理顺，因此。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摸索。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全面建立。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同时。“内部人控制”现象和“一股独大”问题特别突出。监事会形同虚设。经理层也大都被控股股东所控制。对经理层缺乏长期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可以说，中国目前较为突出的审计合谋问题，与中国转轨社会时期普遍存在的契约诚信意识缺失密不可分。

2中美法律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1)美国法律环境影响因子分析。在美国。民事赔偿机制是对注册会计师最具威慑力的惩罚手段，因为对违法的事务所和个人进行惩罚最有积极性的莫过于能通过起诉获得赔偿的投资者。然而，近脾，审计行业通过政治游说成功说服立法机关对涉及审计师责任的法律进行了修改，使得审计师进行合谋、欺诈受到惩罚的威胁大为减轻(雷光勇，2005)。同时，美国实行的是普通法的司法体制，针对审计师的诉讼案件，原告必须证明审计师具有主观上的“故意”作出重大虚假陈述，才能取胜。而“故意”如何衡量，这完全是主观要件。因此，审计师一直以此作为首要抗辩理由。当法律惩罚概率减少和受到的赔偿额实际上也在减少的时候。审计师很容易在权衡合谋收益与合谋成本之后，选择进行审计合谋(雷光勇，2005)。

(2)我国法律环境影响因子分析。审计合谋的成本取决于审计合谋被查处的主观概率和被查处后可能带来的损失。包括预期收益的降低和受惩罚的损失，即M和P带来的影响，损失越大成本越高，查出概率越大诱因就越小。且两者均受法律法规处罚力度的影响。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针对审计行业的违法行为，重单位处罚，轻个人处罚；重内部处罚，轻外部公开处理。监督部门重视行政及刑事责任而轻民事法律调节，对审计人员的民事处罚仍是空白，这助长了我国注册会计师的侥幸心理。

3中美公司治理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1)美国公司治理环境影响因子分析。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历来倍受推崇，然而不断发生的舞弊表明，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同样存在缺陷。许多公司的独立董事形同虚设。为了防止公司高级管理层利用职权分散滥用职权，美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但许多公司独立董事根本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也未能为公司的股东把好监督关。目前，这些独立董事不仅倍受责难而且遭到了公司投资者的起诉(王晓舟。2005)。事实上不同公司的高层执行官员互为对方外部董事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外部董事通常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与股票期权，而且多数外部董事只是非全职的监督者，都面临监管所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约束(雷光勇，2005)。

(2)我国公司治理环境影响因子分析。在转型经济期上市公司聘请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行为大多不是面对市场，而是面对政府和相应的管理机构。正是由于政府的管制，产生了对注册会计师的“派生需求”。上市公司往往喜欢那些能够迎合自己上市需要的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存在问题少揭露或者不揭露正是企业所希望的。所以，这使得审计合谋的供给有了需求的现实基础，虚假审计报告有了现实的买家。虽然我们说，财务信息使用者是财务信息需求市场的主体。但我国目前财务信息的主要需求主体是政府、投资者、债权人，会计师事务所还不是真正基于市场的需求主体，从而失去了一支能有效约束、监督会计信息供给质量的市场力量。这正是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共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雷光勇。2004)。

4中美事务所执业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1)美国事务所执业环境影响因子分析。近20年来。美国审计业务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各种咨询业务的迅猛发展，超越原来单一的审计业务而转变为一种同时提供多种服务的组织(见表2)。

当咨询收入所占比重远远超过审计服务收入时，很难想象，注册会计师会从使至终恪守独立性立场。显然。注册会计师如果不被虚假财务报告“俘获”，那就意味着失去绝大部分的丰厚收入。没有谁会对此无动于衷。

(2)我国事务所执业环境影响因子分析。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区域分割的角度来分析，绝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其属地原则来划分势力范围，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维持其在本地区的竞争优势，特别是那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更是如此。而对那些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则将其主要精力集中在争取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上，在这一层面展开激烈的竞争(见表3)。区域和业务分割的不合理，容易导致市场竞争的无序性。

三、适应转型经济期我国审计合谋的治理对策

1建立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1)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据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列入《财富》杂志的1000家公司中有959家建立了审计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是重点负责内、外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检查工作。并且决定公司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审计费用的支出等重要事项。西方审计委员会中。委员要求由非执行董事担任。其中独立董事占大多数。所谓独立董事，是由在其任职董事的公司中不同时担任管理职务，而且其在经济上或者相关利益方面与公司及经理层没有密切的关系。西方企业在挑选审计委员会成员时，还特别关注其是否拥有商业、法律或财务方面的工作经验。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都是现任的或已退休了的其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经验丰富，与公司的经营决策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处理问题比较客观，确实对内部董事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平衡作用。

(2)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变经理人的选拔方式，采取经理人竞争选聘制，职业经理人应该持证通过市场竞争上岗。从职业经理人市场聘请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职业声誉来约束高管人员的行为，一方面可以切断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官本位的思想，使企业能够选择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来当经理，对管理当局进行有效控制和激励；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解决经营者兼具被审计人和审计委托人双重身份，摆脱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营者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审计合谋动机。

2加大审计师违法的民事法律责任。目前，世界各国都以强调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为主流。原因在于。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挽回投资者损失的唯一手段，能够使受害的中小股东和社会公众可向违法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的会计师提出赔偿诉讼，使之为其行为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即便有的国家对于审计行业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很严厉，但这对恢复投资者信心来说其效果也是间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大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应该是第一位的。

3借鉴英美和德国的行业管理模式的优点并考虑我国的国情，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应选择政府监督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并以政府监督为主。如果是纯行业自律，职业组织只能对注册会计师进行约束，而不能约束会计职业服务市场上的其他违规者，这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来说无疑会加剧会计职业市场的混乱。如果是纯政府管理，可能会出现行政干预、行业垄断、部门分割等不当管制。造成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质量低劣，我国目前审计市场的管理体制现象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注册会计师行业必须实行相对自律，即实行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改革审计行业体制，推进合伙制事务所。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机构相对比较复杂，但以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最为典型。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扩大了注册会计师执业的风险。使注册会计师不得不顾及审计合谋一旦被发现即可能导致的民事赔偿及各自的无限责任，自觉避免审计合谋的发生。虽然《合伙企业法》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这类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设立“特殊普通合伙”的规定，但在我国相关制度中未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作硬性规定。所以可在《注册会计师法》中作出进一步完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合伙制。加大其造假成本。利用事务所内部形成的互查机制和由合伙制形成的巨额赔偿机制，迫使注册会计师遵纪守法。自觉加强内部控制，主动抵制合谋发生。避免审计合谋的发生。

控股股东与经营者合谋的博弈分析 篇10

在企业中，经营者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控股股东虽然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但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甚至对企业具体的运作程序也不十分熟悉。只有实际经营企业的经营者才有能力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因此，控股股东必须联合经营者，利用经营者直接管理企业的专用技能才可以获取控制权带来的私利。

控股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状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弱式代理状态，即经营者直接由控股股东担任，控股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第二种是半强式代理状态，即经营者间接来自于控股股东，经营者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甚密;第三种是强式代理状态，经营者直接来自于经理人市场，经营者与控股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瓜葛，经营者职位的取得完全是竞争机制作用的结果。

在第一、二种代理状态下，经营者由于直接或间接由控股股东担任，其行为实质上是控股股东意志的体现。即使在第三种代理状态下，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同样可能基于相同的利益存在着合谋的可能，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来证明。

一、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原因

一般而言，控股股东要想参与公司的具体事务，都需要管理层的参与，即通过与经营者的合谋，合谋的实现需要三个基本因素。

1. 合谋双方拥有信息优势。

上市公司中的三个群体———经营者、控股股东和小股东，由于在公司管理中参与的程度不同，获取公司经营信息的能力也不同。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委托经营者代为经营，经营者直接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拥有最充分的信息;控股股东凭其持股优势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有能力选择“自己人”进入董事会或者管理层，在第一、二种代理状态下，由于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完全可以从“自己人”那里及时获得关于公司经营的较充分的信息，即使在第三种代理状态下，控股股东也可通过对经营者的监督获取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而小股东没有足够的投票权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进入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他们只能从公司已经公布的财务报告或其他公告信息中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控股股东。因此，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和控股股东可能凭借其信息优势侵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小股东的利益，信息优势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侵占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条件。

2. 合谋双方的私人利益相互依存。

控股股东在行使监督职能时，由于监督收益由全体股东共享，而监督成本由控股股东负担，当监督的收益小于发生的监督成本时，控股股东会放弃监督转而依托于现有企业组织来实施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由于拥有所有权的控股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委托经营者代为经营，因此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带来的收益必须通过经营者的行为来实现。

对于经营者来讲，其经理地位与报酬由控股股东控制的董事会决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控股股东的意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控股股东的利益，否则就会遭到控股股东的惩罚。同时，经营者也处于控股股东的监督之下，要想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必须收买控股股东，在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问题上，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具有较强的依存性。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理性的控股股东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会适当放松对经营者的监督，而理性的经营者也会主动与控股股东全谋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

3. 合谋双方有能力去合谋。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凭借信息优势合谋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还需要具备合谋的能力———拥有控制权。Hart and Moore把企业的控制权划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是指那些能够在经营活动发生之前通过契约明确规定的权利。所有者通过契约将特定控制权授权给经营者，即经营者的经营控制权，包括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材料购进、产品生产、销售、员工的雇佣等权利。剩余控制权是指在经营活动发生之前契约中没有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利，是在特定控制权以外如何处置资产的权利。剩余控制权由代表所有者利益的董事会拥有，包括总经理的任命和解聘、重大投资事项、企业的合并和出售等决策权。

在企业中，拥有特定控制权的经营者执行决策管理权，拥有剩余控制权的董事会享有决策控制权。也就是说，在企业中，存在一个控制权的授权过程。股东将绝大部分的控制权授予了董事会，仅保留了部分剩余控制权，诸如选举董事、合并和发行新股等重大事项的控制权;董事会将“决策管理权”(特定控制权)授予了经营者，保留了“决策控制权”(剩余控制权)，但财产所有者仍享有最终的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契约授权获得了特定控制权，即获得了管理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控股股东凭借股权比例拥有投票权上的优势，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影响。控制权的拥有，使得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具备了侵占小股东利益、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能力。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控制权不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滥用掌握的控制权，作出不利于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选择。

Demsetz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并不是所有者放弃了控制权。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把宝贵的资产控制权拱手交给他人，除非此人与自己具有共同的利益。Demsetz还指出，所有权的结构如何，是竞争性选择的内在结果，其中要比较各种成本的利弊，才能使组织结构达到均衡状态。控股股东把特定控制权授予经营者，是因为很大程度上经营者能够反映控股股东的意志，在其合谋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就会选择合谋。

二、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形成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凭借控制权和信息优势，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都有可能主动提出合谋，侵占小股东利益。合谋的形成可能是控股股东放弃对经营者的监督，主动向经营者提出，经营者如果接受提议;经营者如果不接受提议，职位可能不保;同样，合谋的形成也可能是经营者主动贿赂控股股东，向控股股东传递合谋的信息，控股股东如若不接受，则会加强对经营者监督，反之，合谋形成。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存在合谋的动机，但未必形成合谋的现实。只有在内部公司治理失衡和外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合谋净收益同时大于不合谋的净收益时，合谋才会形成。而且合谋的净收益越大，对合谋双方的激励越强。

假设正常经营情况下，公司的收益为R，控股股东的收益为RL，小股东的收益为RS, R=RL+RS，经营者获得的固定收益为T。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获得的收益为RC，只有RC>RL+T且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后各自分得的收益均大于合谋前收益的情况下，合谋才能实现。合谋的超额收益必须在共同行动时才能实现，单独行动时不能获得。

在对RC进行分配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展开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控股股东首先提出分配方案，控股股东分得RL+R1;如果经营者同意，那么博弈结束。如果不同意，经营者提出新的分配方案，经营者分得T+R2;如果控股股东同意，则博弈结束。如果不同意，控股股东又提出新的分配方案，分得RL+R3;如此循环下去，直到分配方案能够被双方接受。每一次提出分配方案与另一方是否接受为一个时期，博弈的过程每多一个时间段，因为谈判费用、信息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息费用等带来的损失都会给双方的收益打一次折扣，假设此折扣为贴现因子，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贴现因子分别为δA和δB。如果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在无限期轮流提出分配方案的过程中，将存在唯一的子博弈纳什均衡解，即：

控股股东分配：RLC=(1-δB)/(1-δAδB) RC

经营者分配：RMC=(δB-δAδB)/(1-δAδB) RC

由合谋所形成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分配问题除了受到最初合同的约束外，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权力的分配状况，当发生合同规定以外的意外情况时，谁有权进行决策;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在其他情况下的净收益水平，即博弈双方的机会成本;影响事后交易结果的制度环境，即合谋的发生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和经济的制裁等。

合谋虽然能够给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带来超额收益，但合谋也面临着事情败露被惩罚的危险。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行为败露后，在资本市场的声誉下降，股价下跌，给小股东带来损失，从而可能遭到小股东的法律控告。假定小股东能够通过诉讼等途径最终给予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合谋以惩罚，即不知情的小股东对合谋行为可以采用的行动有提起诉讼或者不提起诉讼两种方式。对合谋双方而言，查处的比例和惩罚的程度都对合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面临着合谋带来的超额收益与合谋败露被惩罚导致的损失之间的权衡。即一方面合谋双方面临着控制权私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同时也面临着与小股东诉讼惩罚的动态博弈。

进一步假定：

1.合谋给小股东造成的损失为LC，小股东提起诉讼的概率为PS，默许合谋的概率为1-PS，诉讼成本为C，通过诉讼带来的收益为Y。

2.合谋双方正常情况下的收益为RL+T，合谋形成的收益为RC，由诉讼导致的惩罚为FC，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概率为PC，不合谋的概率为1-PC。

此时，合谋双方的预期收益为：

合并后可得：

当没有合谋行为，即PC=0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获得正常情况下的收益为RL+T，当发生合谋同时存在中小股东的诉讼，即PC=1, PS=1时，合谋双方的预期收益为：UC=PC-FC。这时，合谋与否完全取决于合谋双方合谋取得的收益大还是惩罚带来的损失大。

对“UC=PCRC-PCPSFC+(RL+T) (1-PC)”求PC的偏微分，得出一阶条件：RC=PSFC+(RL+T)，这说明合谋要发生，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必须获得一个超过正常情况下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即PSFC，控制权私人收益至少应该等于被中小股东诉讼的概率乘以处罚金额。

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

合并后可得：

当小股东不诉讼，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亦没有合谋的时候，即PC=0, PS=0时，中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RS;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而中小股东不诉讼时，即PC=1, PS=1时，US=PS-LC，小于控股股东和经营者没有合谋时的收益，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在合谋和诉讼同时出现时，即PC=1, PS=1时，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US=RS+Y-LC-C，此时小股东的预期收益由诉讼带来的收益、合谋造成的损失与诉讼成本共同决定。

对“US=PCPSY-PCLC-PSC+RS求PS”的偏微分，得出一阶条件：PC=C/Y，合谋的概率由小股东的诉讼成本和诉讼带来的收益决定，并和前者正相关，后者负相关。

在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情况下，经营者在控股股东的授意下提供会计信息，控股股东通过与经营者的合谋演变为实质上的会计行为主体，控股股东实施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成为其会计行为异化的强烈动机。

从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舞弊案来看，绝大多数情况并不是经理人背着大股东去舞弊，相反正是在大股东的压力之下经理人才去舞弊，为大股东谋利是舞弊的直接动机(綦好东，2002)。

参考文献

[1].武华清, 王开田.会计行为控制论.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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