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谋（精选12篇）
合谋 篇1
一、引言
审计合谋是指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串通起来,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审计业务委托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从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审计行为。审计合谋现象的存在不仅会影响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行,同时也使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遭到质疑。上市公司如期公布的季报、年报等财务信息已得不到投资者的充分信任,而根据这些财务信息所作的统计分析更是令人难以信服。所以,对审计合谋现象的防范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博弈论是描述和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应用博弈论的观点来对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之间在决策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分析,并相应提出防范和治理审计合谋现象的途径和建议。
二、审计合谋的博弈分析
(一)单次博弈
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之间的行为是互相影响的。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可被视为博弈的两个参与者,且二者分别有一组可选择的策略。被审计单位可选择粉饰或不粉饰,注册会计师可选择合谋或不合谋。对应不同的策略组合,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也会得到不同的支付。
R表示注册会计师的正常审计收入;W表示被审计单位的正常经营收益;p表示监管机构查处的概率,0
从注册会计师方面来看,如果被审计单位选择不粉饰财务报表,那么也就不存在合谋与不合谋问题,所以重点关注被审计单位选择粉饰财务报表的情况。在被审计单位选择粉饰财务报表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选择合谋时的支付为(αR-βR)p+αR(1-p),选择不合谋时的支付为R-γR。求二者之差,即[(αR-βR)p+αR(1-p)]-[R-γR]=R(α-βp+γ-1)。在被审计单位选择粉饰财务报表的情况下,我们期望注册会计师选择不合谋,期望R(α-βp+γ-1)<0,即α-βp+γ-1<0且绝对值越大也就意味着注册会计师不合谋的利益驱动越大。由此可见,一是注册会计师的正常审计收入,即R对注册会计师选择合谋与否并无影响;二是注册会计师选择合谋时所获得的额外收入,即α越小越好,这点很难控制,因为支付的额外收入更多地由被审计单位的主观因素决定;三是监管机构查处力度和频率,即β和p越大越好;四是注册会计师选择不合谋导致的客户流失,即γ越小越好。
同样,从被审计单位方面来看,我们重点关注注册会计师合谋的情况。在注册会计师选择合谋的情况下,被审计单位选择粉饰财务报表时的支付为(δW-εW)p+δW(1-p),被审计单位选择不粉饰财务报表时的支付为W。对二者求差,即[(δW-εW)p+δW(1-p)]-W=W(δ-εp-1)。我们期望即使在注册会计师同意合谋的情况下,被审计单位可以在一开始就提供未粉饰的财务报表,所以我们期望W(δ-εp-1)<0,即δ-εp-1<0且绝对值越大也就意味着被审计单位体提供未粉饰的财务报表的利益驱动越大。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第一,被审计单位的正常经营收益,即W对报表真实性并无影响;第二,被审计单位选择粉饰财务报表时所获得的额外收入,即δ越小越好;第三,监管机构查处力度和频率,即ε和p越大越好。
(二)多次重复博弈
以上论述的仅为单次博弈,而从长远来看,如果注册会计师始终坚持如实披露信息,就会获得良好的信誉度,而如果社会公众对审计报告质量有较高的期望,则良好的信誉度也就会带来较高的社会认同度。由于该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具有更高的社会认同度,被审计单位为了使自己的财务报告也具有更高的社会认同度,就会更倾向于寻找良好的信誉度的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即使要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我想这也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尽管收费高昂,却仍能吸引大量客户的原因。
将注册会计师在都次重复博弈中的实现的诚信贴现收益考虑在内,则如图所示。
I表示注册会计师在都次重复博弈中诚信贴现收益。这样I越大,注册会计师选择不合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结论与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为了避免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合谋造假,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从监管机构方面来看,要加大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和频率。如前所述,监管机构查处力度和频率,β、ε和p越大,博弈的结果就越倾向于(不合谋,不粉饰)的均衡策略组合,即监管机构的惩罚越严厉,监管越频繁,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合谋的收益也就会越小,被审计单位和注册会计师也就越倾向于提供真实的财务报告和公正的审计报告。而要加大监管力度和频率,除了要提高监管投入以外,还要实现监管部门监管成本的降低。所以,一是要有效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推行先进的监管技术,提高监管效率;二是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改善监管环境,提高社会公众对监管活动的支持。
第二,从会计师事务所方面来看,一方面,要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治理,强化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提高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另一方面,要推动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作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审计市场竞争者的减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如上所述由于注册会计师坚持披露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导致的客户流失所带来的损失,尤其如果当审计市场被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垄断时,也就不存在客户流失的损失。此外,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审计市场竞争者的减少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多竞争者的进入所导致的审计定价的不断降低。如前所述,正常审计收入虽然不会对注册会计师选择合谋与否产生影响,但如果审计收入与审计成本不能保持合理的比例,那么审计质量也是难以保证的。所以,推动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注册会计师的执业培训中要加强诚信教育,增强注册会计师的诚信意识。
第三,从被审计单位来看,要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关于审计委托人的制度安排,减少管理当局在审计过程中的操作空间。同时要加强企业会计人员和管理当局等相关人员的诚信教育,增强企业内部诚信意识。
第四,增强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刺激市场对高质量的审计报告的需求,从而提高多次重复博弈过程中诚信贴现收益,进而使不合谋,不粉饰的博弈均衡策略组合更加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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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谋 篇2
卷烟零售户致富工程作为省局（公司）2012年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实践中愈来愈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致富工程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直接体现，也是践行“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的具体行动。随着此项工作的全面推进，烟草社会形象不断提升，客我关系也得以巩固，同时切实维护烟农和卷烟零售户的利益。笔者认为，作为县级营销部，是开展零售户致富工程的主体，如何做好做强此项工作，是现阶段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开展零售户致富工程的重要意义
全省烟草产业的发展，涉及从烟农到零售户近200万人的就业和生活，这其中有不少属于弱势群体，妥善解决好这部分人的就业和生计问题，是全省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烟草行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卷烟零售户致富工程是烟草行业落实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的一个重要载体，对稳定和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三个需要：一是构建责任烟草、和谐烟草的需要。实施零售户致富工程，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的具体形式，让零售户得到实惠，有利于构建“平等互利、长期合作、共同
发展”的新型客我关系，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关心支持行业的改革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促进社会和谐；二是全面提高综合竞争能力的迫切需要。实施零售户致富工程，是贯彻落实“卷烟上水平”战略任务，打基础、抓规范、上水平、增后劲的具体形式，提升零售终端价值，有利于实现市场、客户、品牌的共同成长，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烟草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三是打造山东烟草“名牌市场”的需要。实施零售户致富工程是实现卷烟销售网络“落地”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深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夯实市场基础，有利于构建现代营销体系、打造商业服务品牌，提升网络软实力。
二、开展零售户致富工程的有效途径
开展零售户致富工程的根本，就是多做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好事实事，烟草具有行业特殊性，实施零售户致富工程，在零售终端方面，离不开三条有效途径：一是推进零售商协会建设，提高零售户组织化程度。通过滨烟“益之缘”各文化方阵的发展壮大，进一步吸引客户加入零售商协会，共同维护卷烟零售户自身利益和良好的卷烟经营秩序；二是充分利用烟草网络优势，发展增值业务。按照自愿原则向零售户提供如电话卡售卖、福利彩票代售等业务，拓展零售户经营范围和赢利空间；三是加快主业发展，树立示范客户，发展潜力客户，帮扶弱势群体。通过优化品牌布局，调整经
营结构，使客户广泛收益。对有发展潜力的客户给予终端建设支持，对弱势群体进行针对性帮扶。
三、县级营销部开展致富工程的具体措施
笔者认为，县级商业企业可以从 “终端建设软硬结合”这个思路入手，在硬件方面给予零售户卷烟设施及其他帮扶，在软件方面加强零售户自身致富能力。
（一）提供硬件支持，提高终端展示水平
提供硬件支持，就是要为客户提供卷烟陈列柜台、货架及订货设备等，通过以上措施改善卷烟陈列条件，提高客户店面形象，笔者认为，卷烟柜台货架方面可以通过线、面的方式开展，对同一街道、区域内有陈列条件的客户提供专用卷烟陈列柜台、货架，加强对零售终端形象的提升，为零售户免费制作烟草统一标识的货架及柜台，并且积极完善终端管理标准，制定统一规范，实施“六统一”（统一店面设计、统一店内设施、统一制度流程、统一服务规范、统一管理核算、统一商品陈列）管理；通过经营活动的专业化、管理方式的规范化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示范带动零售户经营，提高零售户盈利水平。
（二）强化信息化建设，推进网上营销进程
积极推行网上订货和电子结算，逐步扩大网上订货和电子结算范围，把广大零售户最大限度纳入现代营销网络范围，与零售户建立快捷高效的互动渠道，方便零售户感知商
品信息，掌握营销策略，反馈经营需求和市场动态，提升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
同时，在网络订货方面，采取有效方式，不断丰富零售户网上订货渠道，为客户提供订货便利。对城区大、中户可以推广智能终端订货，免费为其提供智能终端机器，对农村家中没有电脑的客户可以为其提供手机进行手机订货，对一户多店和店铺相邻的客户，可以采用“一机多用”的方式订货，对家中没有电脑但有使用网上订货的客户，通过设立订货点的方式进行集中订货。公司替换下的旧电脑无偿免费赠送给贫困客户，进一步提高零售户网上订货的使用条件。
（三）开展特色服务，拓宽致富门路
提高零售户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可以通过开展“信贷帮扶”、“移动增值业务”和“安全保险”三项特色服务活动来实现。“信贷帮扶”即为零售户提供信贷服务，烟草公司应积极与各银行部门协调沟通，为零售户提供卷烟贷款业务，降低零售户贷款难度，提高零售户资金周转能力。“移动增值业务”即烟草公司联合移动公司，通过移动公司授权，使零售户可办理代缴话费和销售移动手机卡业务，根据业务量零售户可获得提成，根据市场调查，此项服务可为零售户提供月均200元左右的额外收入，同时，还为零售户增加了人流量和销售机会。“安全保险”即提高客户卷烟安全系数，可通过与安防公司协商的方式，为客户免费提供安防设备，并为客户争取到较低的安保服务费折扣，提供“预防为主，赔偿为辅”的安保服务。
（四）培训“授人以渔”，提高致富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高零售户致富能力，就要高度重视卷烟零售户经营能力的培训工作，要把零售户作为我们营销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实施零售户培训工程，充分把握零售户培训需求，分类别、分阶段为零售户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利用专业培训机构和烟草营销内训师，同时，注重培养一批示范零售户，建立零售户讲师团，巡回开展多种形式的系统培训，满足零售户对现代经营理念、经营技能提升等方面的迫切需求,整体提升零售户经营能力。同时，对新入网客户和弱残客户应采取上门“一对一”式培训，由客户经理面对面向客户传授卷烟经营技巧。通过集中培训、上门培训，确保零售户的经营思路进一步开阔，卷烟经营技巧得到提高，卷烟经营能力进一步增强。
（五）开展深度经营指导，提高客户盈利水平
将终端建设与打造“益之缘”服务品牌相结合，通过定期调研与检查，分析零售客户、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制定针对性措施，进一步改进服务手段，开展各种优质服务活动，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为指导零售户致富提供服务保障。要关注零售户利益诉求，不断强化措施，改善客我关系。积极与零售户开展信息沟通，做好客户营销情况、盈利分析、库存
管理等方面分析，进而提高零售户的满意度，增强他们的品牌培育意识和守法经营意识，进一步提升零售客户的盈利水平。
操作口碑：脆弱的合谋 篇3
这种习惯式的思考逻辑，使得广告和公关的操作者或者研究者，一直将这个“自然”视为某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似乎受众天然就是盲目接受信息的。他们更注意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些受众接受到这些信息后会怎么样，是厌恶，还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者，索性就按图索骥成为消费者了？广告人或公关人，似乎很少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受众如何接受信息？因为答案看上去很简单：大众媒介（Mass media）呗！
大众社会之所以被称为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或“大众传播”很有关系。大众这个词，英语的表述是mass，本来就含有“好大一坨但却一片散沙”的隐喻。大众社会的起源应该追溯到15世纪中叶的谷腾堡印刷术革命，因为自从了有了印刷术，就产生了可以形成规模的大众媒介，于是就有了大众传播（媒体缺位是不可能有大众传播的），最终形成了大众社会。
虽然很早就有研究者得出一个很多人很信服的理论：二级传播理论，或者说，意见领袖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在于，在大众社会中，大众有时候并不是被大众传媒所影响的，更多的，是被他们身边那群所谓的“意见领袖”所影响的。但是，这似乎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常识，很难在具体的营销中使用，道理很简单：很难量化评估。
既然难以量化评估，既然大众媒体对于影响大众还具有一定的效果，那么，成千上万的营销推广费用投入到大众媒体上，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而随着网络营销的兴起，人们逐步发现，在互联网上存在着一群意见领袖，以及，可以鼓动这批意见领袖为“我”所用，帮助“我”在互联网上完成“二级传播”。这就是所谓的“口碑营销”。
不过，二级（或者N级）传播本质上属于人际传播，而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广告营销人似乎对大众传播更感兴趣（迄今为止中国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书籍，包括翻译的著作，寥寥无几）。每个人都知道口碑对组织的重要性，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去操作口碑。
是的，我这里说的的确是：操作口碑。
以管理的心态和立场去操作口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嘴长在别人身上，你无法做到—不，不许你这么说。以引导的心态和立场去操作口碑并非不可能。关键是，一个组织的口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组织（或产品）的知名度，以及美誉度。
我个人一向认为，如果没有知名度，也就谈不上什么美誉度。所以，时下的很多口碑营销活动实际上是围绕美誉度做文章，却连知名度也谈不上。结果，组织只好雇用大量的枪手来写根本没有体验过产品的体验报告，无怪乎被人诟病为“暴力营销”。
但其实，口碑营销在解决知名度问题上是很容易操作的。组织懂得写一篇新闻稿，通过公关，交给尽可能多的媒体刊发，却一个劲地期望受众帮自己说好话，这样的逻辑是很奇怪的。让受者合谋成为传者，也不用让他们去干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把新闻稿交给他们，让他们广为传播，这已经是合谋了。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吉利博朗这个剃须刀品牌在今年年中推出了一款新剃须刀。吉利博朗写了几篇新闻稿，然后号召网民广为散帖，比如在BBS上，比如在Blog上，比如在SNS上。网民能够去做的动力是，有100个幸运儿可以获得价值100元的商品抵扣券。大约有数千名网民参与了这项活动，这些受者无需浪费智慧绞尽脑汁地在那里写什么体验报告，一个拷贝加复制，即可完成。最后，的确有100个幸运儿领到并消费了吉利博朗给的100元抵扣券。当然，吉利博朗也顺手弄到了一点销量。
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口碑营销手法，操作的目的只有一个：知名度。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这非常适合新产品（并非品牌）去做。你推出一款新产品，让很多人帮你叫好，既有违商业道德，又非常难以操作，效果一定一般。
让受众合谋去推动提升组织的美誉度，就变得稍微复杂一些，因为组织要足够了解受者。用大众传播的方式鼓动受者也是不行的（比如群发一个邮件什么的），组织需要和他们进行人际沟通。
我国合谋腐败的形成机制研究 篇4
腐败行为与合谋行为一直是倍受公众关注的社会科学研究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 深受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与社会腐败的并行增长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所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影响, 腐败迅速成为经济学界的关注焦点并导对致腐败的经济学研究文献迅速积累。但是, 相较于单独腐败或个体腐败, 专门研究合谋腐败的经济学文献却很少, 特别是对合谋腐败形成机制的经济学探讨更稍显不足。合谋腐败形成机制的研究现状已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我国反腐斗争的实际需要, 因此, 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探寻符合新时期反腐工作实践需要的群体腐败研究思路。
1. 合谋腐败模型的建立
为了更好的分析合谋腐败各形成机制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本文以“成本—收益”经济学分析为假设条件, 运用博弈论分析“理性人”之间的利益权衡, 并利用贝叶斯定理, 推导群体腐败在既定条件下的条件概率, 以助于探寻合谋腐败产生的最可能的机制性原因。
合谋腐败是一种理性合谋行为, 在决定是否采取合作态度或加入腐败集团之前, 每个权力主体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根据经济理性原则对其决策结果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设腐败净收益π=R-C (成本) , R指一次既定的腐败收入, 设R=R0;C是一个数学期望值, 指潜在的惩罚成本, C=P.C0;C0是实际被发现的真实成本, C0=f (X1, X2……Xn) , 其中, C0的变量X1, X2……Xn指承担辞退、法律制裁、名誉损失等处罚结果。所以, 腐败的成本——收益公式可以表示为:
π=R-C=R0-P.C0
现在假定博弈主体是某纪检部门和处长。处长完全根据腐败净收益公式π=R-C=R0-P.C0决定是否腐败或者加入腐败集团。处长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过程, 同时也是纪检部门 (监察系统) 与处长 (权力主体) 的博弈过程。设:在严厉的监察系统下, 处长贪污被查处的概率为90%, 不被查处的概率为10%;在不严厉的监察系统下, 处长贪污被查处的概率为20%, 不被查处的概率为80%。
由上述假设可知:腐败行为是否发生既是取决于腐败收益π值的大小, 也是取决于权力主体对监察系统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概率估计和判断, 即P值的大小。
在博弈过程的第一阶段, 该组织政治生态良好, 没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此时, 处长认为是严厉的监察系统发生了重要作用的结果。如果处长自己有腐败行为发生, 那么他被纪检部门查处的概率P值就比较大, 根据上述假设P值为90% (P>50%) , 即只要他有腐败行为, 几乎一定会被查出来。已知腐败收入R0既定, 在较大的查处概率P也就是腐败成本C的约束下, 腐败净收益极小甚至等于或小于零, 即π≤0。所以, 在其他人都没有腐败行为发生的情况下, 由于处长对监察系统所能够发挥作用的确定性判断而不会选择单独腐败。
在博弈过程的第二阶段, 该组织有贪污腐败现象发生。处长知道他的一些同僚有贪污腐败行为, 而且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躲避纪检部门的追查, 结果都没有被查处。于是, 处长考虑自己是否加入。在决定加入之前, 他需要知道加入以后监察系统对其腐败行为所发生的作用。根据贝叶斯公式P (Bi/A) =P (Bi∩A) /P (A) , 可以得出P (严/不查) =10%/ (10%+80%) =1/9﹤50%, 即在腐败分子相互合作但是没有被查处的条件下, 那么此时即使存在严厉的反腐系统, 该系统所发生作用的概率只有1/9, 远远小于50%。在腐败收入R0既定的条件下, 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 腐败净收益π大于零, 即π>0。因此, 处长发现同僚之间的相互合作弱化了监察系统的查处能力, 所以博弈的结果就是该处长选择加入腐败集团。
2. 合谋腐败形成机制的模型分析
合谋腐败模型中涉及的参量分别是R0 (腐败收入) 、P (查处概率) 和C0 (腐败成本) , 腐败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这三个参量之间的关系和大小, 由于现行制度存在缺陷, 在权力主体与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下, 使得每一个参量都存在出现和发生的制度空隙。因此, 并不是对制度的过于依赖使群体腐败有机可乘, 而是相关机制不成熟为群体腐败创造了条件。
2.1 约束机制失衡
我国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主要依靠党内制度和司法制度等制度机制来完成 (限制腐败收入R) , 而公认为比较有效的道德机制、责任机制, 特别是公民和大众舆论机制等各种腐败约束机制资源, 在我国反腐斗争中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同时, 由于目前群体仍腐败行为在我国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作用, 而其他有效的约束机制却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造成了合谋腐败依然游离于法律和社会的监管之外的现状, 这种国家制度机制的缺失和完全依靠制度力量而导致的总体约束机制力量的失衡必然引起集体腐败的蔓延。
2.2 查处机制滞后
对合谋腐败行案件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在于及时查处 (以增加被抓概率P值, 减少净收益π值) , 但事实上却存在无法及时发现和查处的问题, 正如以上假设模型所反映的, 即使存在严厉的反腐系统, 但是腐败集团被查出来的概率只有1/9。这一现象虽然与腐败分子之间的共谋而导致的较低的被发现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目前我国独立且权威的反腐机构的缺乏和廉洁高效的反腐队伍的缺位使得合谋腐败的查处存在时滞性。
2.3 惩罚机制无力
在上述等式π=R-C (成本) 中, 在腐败收入R既定的情况下, 如惩罚力度较大即将腐败成本C增加到足够大, 那么腐败净收益π必然随之减小, 在腐败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下, 腐败的动机必然相应减少。但是当前我国对合谋腐败行为的处罚停留在针对某主要责任人而非整个参与群体的惩罚机制不仅没有起到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 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腐败集团对腐败责任起分散作用的潜在优势。
2.4 机会结构富弹性化
腐败机会可以认为是决定腐败行为发生与否的决定性条件 (与P值呈负相关) , 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腐败动机的大小, 而且直接关系到腐败行为是否发生的概率。腐败分子之间的蓄意勾结以及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缺陷, 使得不论从客观条件上还是主观条件上, 腐败机会都在不断增加, 近年来合谋腐败案件的多发, 更是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机会结构的富弹性化趋势。
3. 合谋腐败问题的防范与治理对策
3.1 强化公共权力约束和制约机制
合谋腐败的发生, 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和强有力的约束的结果。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 对现行权力机构的设置原则和设立标准进行重新评定, 并优化和改革不合理的机构设置, 将日常工作的有效开展置于各职权部门相互分工和牵制的前提之下。第二, 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制度, 目前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还处于主要依靠法律制度来完成的阶段, 但是在反腐成效方面, 这套标准所发挥的作用却并不令人满意。在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影响力强大且合法的舆论监督制度体系对公共权力的共同监督作用, 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遏制。所以, 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必须依靠法律、公民和社会舆论的合力作用。
3.2 建立公务员个人收益管制制度
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的建立能够对公务员个人收益起到明显的管制作用。财产申报制度始于18世纪的瑞典, 其运作实质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公诸于社会, 接受全体公民的监督。因其对腐败的遏制极有成效, 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但是在我国,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必须与完善金融实名制同步进行才能达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效果, 这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金融实名制, 而日常交易又以现金为主要形式, 所以一些“地下收入”就很容易躲避法律的问责。在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金融实名制, 不仅能够防范公务员财产的非法转移, 同时便于对其财产和收入状况的全面监管。
3.3 健全法律机制, 加强法律监管
在加强合谋腐败立法的同时, 确保法律的执行力是防治合谋腐败的重要法律保障。第一, 将合谋腐败纳入刑法。目前“合谋腐败”一词并没有正式出现在我国法律文本之中, 合谋腐败行为缺乏明确的法律约束。完善立法, 将合谋腐败纳入刑罚的管制之中, 是降低群体腐败发生的重要法律制度建设。第二, 确保法律的执行力。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只是对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提供参考依据, 真正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力的是法律的严格实施。执法机关能够有效的将法律用于实践, 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并予以严厉处罚, 既能够有效治理合谋腐败, 也能够促进我国法治化的整体进程。
摘要：本文根据博弈论和“成本—收益分析”的微观经济学原理, 以人的理性假设为条件, 建立“合谋腐败模型”。通过对发生在制度中人的理性行为的分析和思考, 探究合谋腐败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 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治理对策, 为今后我国反腐工作的有效推动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合谋腐败,合谋腐败模型,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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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谋 篇5
张艺兴空降粉丝群，竟被十几个群主合谋踢出粉丝群
昨天下午，张艺兴空降粉丝群，但是又被十几个群主合谋把他踢出了粉丝群，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是我们的小绵羊张艺兴东点点，西点点，一下子误点了自己的粉丝群，这一点不要紧，里面有个位置显示一下子让群里的粉丝发现了张艺兴的.存在，看到自己的偶像‘亲临视察’自己的粉丝，可把他们给高兴坏了。张艺兴面对这种状况，一下就手足无措，加上不懂得退群的他只能大方的和群里的朋友打招呼。并说道：你们问我在哪，我在你们心里。附上了自己一张萌萌的照片，只能说小绵羊的情商真的是高呀，在《极限挑战》里没有被白欺负，现在说起话来都这么显得高情商。微博发布不久后，张艺兴就被自家粉丝群的群主踢出了粉丝群，原来是这十几个群主怕黑粉进群后攻击偶像张艺兴，为了张艺兴考虑群主们商量了一下只有忍痛把偶像移出了群，即使在舍不得。张艺兴能够被粉丝群给踢了，也真的是第一个被踢的明星啊!不得不说张艺兴真是一个可爱的小绵羊。
官匪合谋的海上大道 篇6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正式即位为皇帝,并开始实施南下攻打南宋的计划。此时南宋占据着临安(今天的杭州)等地,忽必烈极其需要一条通道,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
蒙古人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一向惯于陆地作战,他们向南方进军时,亦聪明地懂得如何利用海洋——他们不仅收纳了背叛的南宋海军,拥有规模庞大的海洋战舰,大型的海洋货船;还从另一条看起来更不可能的途径——海盗——得到了帮助,建立了从东南亚至波斯湾的海外贸易,以及一个稳定的海上粮食运输系统。
国初海运自朱张
长江出海口处有几个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为崇明岛。崇明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13世纪的时候已不受宋朝政府的控制,成为海盗的自由天堂。13世纪中叶,此地有两个著名海盗:朱清和张瑄,他们率众“啸众剽劫”,贩卖私盐,掳掠富商巨舶,最多时曾纠集海盗近千人,船只五百艘,活动范围南至通海,北至胶东半岛和莱州湾,后被南宋招安。
1273年,朱清和张瑄背叛南宋,成为元水军的重要力量, 朱清被授予代理管军千户的武职。三年后,两个前海盗接到了一个任务:运送南宋库藏。那一年,元军攻占了临安,南宋降臣建议丞相伯颜把南宋的库藏,包括档案、图表、祭祀器具都运送到当时元朝的首都元大都来,以备修宋史时用。但当时的淮东地区仍在南宋将领的控制之下,所以,伯颜想到了海道运输,他将此任务交给朱清和张瑄,并获成功。
六年之后,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粮食迟迟不到,而且内河粮运的运费昂贵,伯颜因而想起1276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事。
伯颜将此法上报忽必烈后,忽必烈权衡了不同漕运方案的利弊得失,决定采纳丞相伯颜的建议,下令建造60艘海船,招募大量熟悉海上情况的船工、船员,任命朱清、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负责海上漕运。
1282年元朝政府的60艘平底船建造已毕,在朱清和张瑄的主持下,漕船在今天的江苏省太仓县浏河装粮,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60艘平底海船共装运漕粮4.6万石。船队离开港口以后,经扬州,过海门县以东的黄连沙咀和万里长滩,然后向西北航行,到达淮安、盐城县,再往北行,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北上,在今天的山东荣成地区折转向西航行,到达登州古港,继续西行进入今天的海河口,整个航程历时四个多月,所有粮食于1283年3月到京。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次航行证明了海路运输粮食的可行性。当时张晃为有一句诗“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就是形容当时海上运粮的情景。
出航成功使得元朝统治者对海上漕运更加重视,至元二十年(1283年),朝廷建造漕船2000艘,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加了3000艘,全部投入漕粮运输。海运漕粮的数量逐年增加,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漕粮年运量达到了159万石。
此时忽必烈正一心想入侵日本和占婆(今越南南部),需要大量船只和水手,而且当时元朝的经济力量还无法建造适合大量运输大宗货物的平底船。所以他决定依赖商人和海盗来完成这危险的海上航行。
他把组织人员运粮的任务全权交给朱清和张瑄。两人有选择人员的权力,甚至不经朝廷的批准就可授予官职。13世纪80年代早期,建造一艘排水量在1000料(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的大船的花费,大约是100锭,而1000担米的运费是170锭,利润如此之高,海路商人们当然不会错过时机。因此朱清和张瑄手下马上聚集了盐商、盐工、船主,渔民、漕运官员和水手几万人,两人也邀请东南沿海的海盗加入。
这项政策给了商人巨大的利润空间,鼓励商人多方参与,最后粮食运输取得空前成功。半个多世纪里,海路都是元大都粮食供应的主要途径,到1341年达到了最高峰,运送米的数量达360万石,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1287年朱清疏浚娄江(今浏河),开刘家港海道通往直沽,朱张二人和他们手下的船员移居到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琉球、日本、高丽商船也进港贸易,刘家港遂有“六国码头”之称。
盛极而衰
当时私人出海经商受到严格限制,一经发现全部家财都会被没收。但朱清和张瑄派出的商船是个例外,因为他们的贸易得到朝廷和高官的默许。朱张二人还可以自己印刷纸币,与官方发行的纸币相比,只是纸张稍黑而已。
两个前海盗做得“尽职尽责”,因此也分享到不少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利润。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可见70%的利润返回朝廷,商人得到另外的30%。
朱张二人的权力很快就从海上扩展到陆地,成了中国东南部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13世纪80年代,太仓出了100多位高官,12个人官至万户侯,64个千户,还有40个百户,其中大多数是朱张二人的子侄和亲戚。
而朱清本人更是权倾一时,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为江南行省左丞,执掌元朝的漕运大权。《续资治通鉴•元纪》上说两家“宗戚皆累大官,田园馆舍遍天下,巨艘大舶交诸番中,车马填塞门巷”。
月盈则亏,常常有官员向上递折子,对他们提出指控。但因着他们纵横大海的能力,元朝统治者不仅没有惩罚朱张二人的飞扬跋扈,还发布公告,宣称朝廷对他们完全信任。当时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
1303年,忽必烈之子铁木耳病重,皇后摄政,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控告朱张二人谋逆。谋逆在当时是不可恕的重罪,皇后下诏将朱清、张瑄及其家人押解到北京,朱清一怒之下自杀,张瑄和他的儿子文虎被处死。
此后,朱张二人的财产,包括海上的船舰、陆上的土地和家中珠宝都被充公。为处理两人的财产,朝廷特意设置了钦差大臣,两人生前富甲一方,光核对和追查隐藏的财产就花费了6年功夫。
虽然朱清和张瑄被处死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但是元朝统治者并没有按照传统对谋逆罪的处置,进行“株连九族”,更没有处理跟着他们进行贸易活动的其他人。这在朝廷是有着复杂考量的——对于元朝来说,海路不能完全禁绝,放过朱张二人的家人和属下,可以靠这批熟手小范围地继续保持海上贸易活动,海路粮食运输也不会受到太严重的损伤。
但不管如何,朝廷不会让个人再如此大权在握,中饱私囊了。二人死后,朝廷将海运收归官有,在朱清和张瑄的时代,监管海上贸易的官员至少有4个万户侯,24个千户,他们死去一年之后,平江路(今苏州附近)的长官接管了海上运输的任务,大大简化了行政程序,只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所按地区划分,改为11处,只设达鲁花赤、千户和副千户。
朝廷的经营困境
机构设置虽有改善,但在运营海上贸易方面,政府远远赶不上朱清和张瑄,为了保持运输量,政府不得不雇佣(很多时候是霸占)私人的船舰,1309年5月北京发生饥荒,政府急需20万石米来挽救饥馑的灾民,结果运输过程中困难重重。
浙江地区的长官递交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些困境,他写到,在以前,朱清和张瑄控制海上粮食运输的时候,每年的运输量从四五十万担慢慢增长到每年一百万担,运输的船只总是绰绰有余,运费也很公平,而到了1309年,税收和苛捐繁重,私人船主陷入困境,为了逃避重税纷纷躲了起来,结果,运输粮食的船只远远不足。为了凑足船数,官员们不得不远到福建等地来“征用”船只……
这位官员同时提到,澉浦的杨氏家族拥有船只,并且熟悉水路,他请求朝廷,任命澉浦杨氏为掌管海上运输的万户,利用他们海上运输的经验,使得海上运输顺利进行。
这些情况,让蒙古统治者开始重新思考:把海上粮食运输收归官办到底对不对?
1310年,或许是因为张瑄孙子的请求,或许是因为北方的饥荒迫切要求朝廷重新启用张瑄家族。总而言之,这一年,皇帝对朱清和张瑄给予平反,令张瑄的长子掌管对日本的贸易。尽管如此,要马上运粮挽救饥馑已经为时较晚了。
1310年,粮食安全运到天津港之后,皇帝专门派了一名钦差赶到天津,祭祀海神娘娘,感谢海神对船队的保佑。第二年,朱清一个精明强干的手下成功组建了八百只船的舰队,并且押送了2773266石米到北京,此次运粮数量之多,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奇迹。
经过这些事之后,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海上运输的复杂性,再次提升了海上运输官员的职位。从名臣柳贯的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朝廷有多依重他们:这些官员可以佩戴虎头金牌,出行的时候可以乘坐三匹马拉的马车,每个城市的地方官员对他们毕恭毕敬……
澉浦杨氏家族
朱清和张瑄之后,另一个著名的被招安海盗家族,是澉浦杨氏家族。
杨氏家族在宋朝就从事海上贸易。其中心人物杨发和朱清、张瑄一样受到南宋招安,后又投靠元朝。
1277年,忽必烈仿效宋朝,在现在的宁波、上海和澉浦设立了三个市舶司,全部归杨发管辖,杨家很快搬到海盐县澉浦镇地区居住。4年之后,这里就变成了东南亚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至澉浦,在其游记中写道:“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湾,所以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泊”。
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1311年,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杨发被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得到了更多的海上远行和贸易机会。
杨发死后,他的儿子杨梓继续他的事业。杨梓早年主要从事与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1293年曾随元兵南征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杨梓因为熟悉海路和东南亚风土民情,被任命为宣慰司官,随大臣伊克穆苏负责军事导航,前往招谕,胜利归来后,以功受封为安抚总司,后又任杭州路总管。
杨梓的儿子杨枢是中国著名的航海家,曾到达波斯湾附近的忽鲁模斯(霍尔木兹),这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方才到达。
杨枢下西洋,比起郑和来早了111年。1301年,19岁的杨枢被委任为官本船的代理人,远赴印度洋经营海外贸易,归来时在波斯湾忽鲁模斯港停泊时,曾遇波斯合赞王派出的使者那怀等人。那怀于1303年到达中国,在大都觐见元成宗后,又请求再乘杨枢的海船返回波斯,元朝特封杨枢为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授予佩带金符,让他以官员身份护送那怀一行回国。
1304年初冬,杨枢护送那怀一行出发,旅途历经艰险,风暴一再阻碍他们的行程,直到1307年船队才安全抵达忽鲁模斯港,完成使命。
朝廷对海洋贸易的垄断被打破之后,海洋贸易进一步发展,从事此行的商人可以享受奢华的生活,杨氏家族更以铺张排场著称,同时他们还布施寺院,印刷佛经,杨家修建的寺庙遍布浙江和江苏。
虽然元朝统治者允许商人们扩展海上贸易,但是尽可能多地任命蒙古人来进行此项事业,朱清和张瑄的下属都被朝廷严密监控,杨家在海上的空间越来越小。杨梓则开始醉心戏曲创作,他在家中收养了100多个戏子,随时可以排演他的新剧本。这在当时闻名一方,元代姚桐寿的《乐郊私语》记载:“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海盐少年,多善歌乐府,皆出于澉川杨氏”,即可见一斑。
他所创作的戏曲里,暗暗反映了杨氏家族的不满。流传至今的《下高丽敬德不伏老》写唐代名将尉迟恭遭黜后重新任用;《承明殿霍光鬼谏》写西汉时大司马霍光忠于皇室,生前竭力辅佐,死后“为国家呵一灵儿不散”,还以鬼魂进谏。虽然这些戏剧遵循中国正统戏剧的套路宣扬忠君,还是隐隐流露出不平之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氏家族取代了朱清和张瑄的地位,但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管理更加严格。杨家的唯一权力就是征召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他们没有得到朱张那样的高官显爵,直到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才有机会得到重用。但是与朱张家族不同的是,杨氏家族的奢华生活一直延续到元朝结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将他们铲除。
被遗忘的良法
元朝统治者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运输,事先付给高额运费,这种运输体系,可以让普通百姓免服运输粮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负担增设官僚结构来管理,号称“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说“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
因此,除了朱清和张瑄倒台后那段时间,元朝一直实行这种政策——利用海盗和商人来运输粮食。元朝统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业。在1294年,可造出的最大的船也不过装载1000担米,随着海上运输的增多,船的承载量越来越大。到了1314年,最大的船可以装载8000到9000担米,最小的船也可装载一两千担,可见船只及其载重量的进步。
在鼓励海运的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忘记陆运,为了航运顺利,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250多里,建闸门31道。两年后,在郭守敬建议下,忽必烈又用二百八十多万劳工,开凿了通惠河。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做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的船只通过,商人们建造的船慢慢增长到300-400料甚至500料,这是朝廷付给商人高额运费,刺激商人建造船只的结果。但却造成了不良结果——因为航行船只过多,大运河上船舶的运输速度则减慢了。
合谋 篇7
合谋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个顽疾,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罗建兵,2006)[1,2],吸引了大批学者开展研究。早期有关合谋的研究主要在公共管理领域展开,最初用来解释企业间存在的价格合谋现象,随后学者利用博弈论讨论了合谋对市场拍卖和决策领域的影响。在当代合谋理论研究开创者Laffont和Tirole等人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上将合谋引入产业组织内进行研究后,一整套经典的合谋研究范式得以提出并沿用至今,即探讨合谋产生的原因、影响合谋出现的关键因素及合谋的防范措施等[3]。
工程建设领域同样存在合谋现象[4]。郭南芸(2008)对工程合谋现象进行了专业化、形象化的描述,认为“合谋是在建设工程招、投标及建设过程中,业主方丧失了招标公正性,为获取租金而与投标方协作,帮助其获取工程施工资格;投标企业违背公平竞争原则,与其他企业私下协商报价办法;监理方则丧失了工程监理独立性的基本要求,迎合施工单位工程造假需要而做出的工程虚假鉴定。[4]”国务院自2009年8月以来开展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指出了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六大问题,其中有3项涉及工程合谋问题,涵盖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工程发包及设备采购等诸多工程建设环节[5]。已有研究表明,包括业主、设计方、监理方及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在内的诸多项目参与方在特定环境下会为谋取不当利益共同实施合谋行为,给项目利益带来损失[6]。因此,可以将工程合谋现象视为工程利益相关者基于相互串通立场,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段侵蚀项目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行为。
为探询工程合谋现象产生的诱因与现实根源,寻求遏制工程合谋现象肆意扩散的有力措施,众多国内外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对目前理论界对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方面,对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学者多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工程合谋产生的原因,并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程合谋现象形成条件及制定相应遏制措施的主要工具,且国内学者多将研究范围聚焦在工程建设中的发包环节,着重分析了投标人实施的串标、围标等不规则行为;国外学者多采用半结构访谈、统计调研、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不仅涵盖了工程合谋的表现形式、合谋参与方态度与合谋遏制措施,也包括工程合谋行为的检测与判定等范畴,并始终将合谋参与方的职业道德(Ethics)作为研究主线。
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工程建设领域合谋问题的研究动向,寻找有效降低工程合谋现象给项目利益带来损失的理论方法和依据,本文沿用Laffont和Tirole提出的经典合谋问题研究范式,对已有研究工程合谋现象的理论文献进行了整理。
1 工程合谋现象诱因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国内学者用来分析工程合谋现象诱因的常见工具。郭南芸(2008)认为在我国建设工程领域,信息不对称、委托方与代理方目标不一致,常常会引发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之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一直存在“反贪污不反浪费”特色,容易导致多个代理人相互串通,合谋侵占委托方利益[7]。同时,郭南芸(2008)也提出,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不可能穷尽工程合同所有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代理方实施合谋行为创造了条件[4]。谢颖和黄文杰(2008)认为尽管建筑市场的竞争压力过大会诱发合谋,但合谋收益过大、惩罚力度不足才是合谋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而同时我国客观上存在的诚信及市场监管体制缺失等外部环境也为工程合谋现象的产生提供了负面支撑[8]。余晓钟和张焕杰(2008)在基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委托代理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存在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为业主(代建人)、承包商和监理方实施工程合谋行为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指出信息不对称与合谋成本低是导致工程合谋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9]。除此以外,邵晓双和王贵国(2011)认为当今建筑市场愈来愈发狭窄的正当利润渠道也是导致工程合谋现象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10]。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多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Ethics)分析工程合谋现象产生的原因。例如Paul Bowen(2012)等通过调查问卷分析了南非建筑业合谋现象产生的根源与本质,发现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雇员低下的职业素养是诱发工程合谋现象的最主要因素[11]。Johan J.Graafland(2004)在对荷兰知名建筑公司——Heijmans的高层和中层项目经理进行访谈的基础上[12],认为名誉机制的缺失和职业道德的弱化是导致工程合谋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M.Sohail与S.Cavill(2008)无论是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还是私营业主投资项目工程合谋诱因方面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3]。
2 工程合谋现象形成条件
由于工程合谋现象隶属行为科学范畴,多用于群体范围内具有竞争性质个体行为研究的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工程合谋现象形成条件的构建与分析。杨耀红和汪应洛(2006)按照我国大型基建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体制,针对客观存在的业主、施工方和监理方合谋以套取国家建设资金的现象,利用博弈理论进行了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分析,提出了各方参与合谋的条件[6]。陈赘和刘肇城(2006)从博弈的角度针对公共工程建设管理中可能出现的业主(代建人)、设计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并基于政府、业主(代建人)、设计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各自的效用函数,对合谋现象出现的条件进行了分析[14]。任宏和祝连波(2007)运用信号博弈理论,针对投标人可能实施的串标行为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发现影响串标者行为的关键因素是招标人对串标者的处罚力度及招标人检查串标的成本,而与投标人的串标成本无关[15]。杨琳(2010)则利用博弈论针对公共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业主、承包商所组成的一个合谋体,在信息封锁条件下可能实施合谋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16]。程书萍(2012)等基于信息论针对竣工决算审计模式与跟踪审计模式下的大型工程合谋问题构建了合谋博弈模型[17],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2种审计模式下业主、施工承包商和监理单位的决策行为及合谋条件,并发现监理单位独立性的丧失是竣工决算审计模式下合谋现象频发的主要先决条件,而在跟踪审计模式下,审计机构的提前介入则能有效避免合谋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Porter,R.H.(2005)提出并分析了有利于诱发合谋现象或遏制合谋现象的因素,也进一步明确了工程合谋现象形成的条件[18]。
3 有关工程合谋现象的描述
早期关于工程合谋现象描述的研究以Lee T.S.(1990)较为典型,他以美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为对象进行了调研[19],发现合谋会导致实际有效投标人的减少、投标人报价变化的减少以及项目投标报价的偏高,同时也会造成业主被逼无奈情况下的质量妥协乃至项目整体失败,更会给建筑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导致行业就业率降低。进入新千年后学者纷纷以本国建筑业为对象开展了实证研究:Charles Vee与Martin Skitmore(2003)在澳大利亚的项目经理、建筑师和承包商中展开调研[20],受访者表示尽管没有雇主、上级主管或委托人要求他们实施或参与工程合谋行为,但他们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诸如欺诈、围标、串标、泄密等工程合谋现象;Ishii(2006)以日本公路路面材料的采购为对象,调研了其中存在的工程合谋行为[21];P.A.Bowen(2007)等在南非开展了一项以建筑师、测量师、工程师和承包商为对象的访谈调研[22,23],结果显示在类似南非这样正处于城市化高潮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承包商在承揽工程时会实施一定的合谋行为,表现形式为行贿、欺诈与不公平竞争;O.E.Alutu与M.L.Udhawuve(2009)在尼日利亚建筑从业人员中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工程项目各参与方都有各自严格的职业操守规范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项目设计、工程发包和建设环节中潜在的大量不当利益仍然吸引着项目参与方实施合谋行为[24];S.Z.S.Tabish与Kumar Neeraj Jha(2011)利用德尔菲法做了一项有关印度政府公共工程项目采购的统计调研[25],结果显示各项目参与方在交易透明、职业道德、公平竞争、合同监管及程序违规等5个方面存在15项涉及合谋的不规范现象。此外,Martin Besfamilie(2004)还以阿根廷联邦政府拟兴建的一项基础设施为背景,介绍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地方政府和承包商如何串谋共同欺骗联邦政府,以达到套取项目资金目的的典型案例[26]。而国内学者多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工程发包环节涉及招标人、投标人及招标代理的诸多不规范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更是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针对项目各利益相关方有关工程合谋方面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27,28]。
4 工程合谋参与方态度分析
除对工程合谋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外,各项目利益相关方对合谋问题的态度或看法也是学者开展研究的重要对象。Anna Zarkada-Fraser与Martin Skitmore(2000)针对在工程发包环节中最有便利条件实施合谋行为的关键人员(如决策者)进行了访谈调研[29],分析影响其是否实施合谋行为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是否在法律文件条款中有所涉及”为上述关键人员(决策者)在面对合谋问题时的最大考量因素。同时,Anna Zarkada-Fraser(2000)还以澳大利亚建筑业中的测量师群体为对象开展实证调研[30],首次从行为科学和职业道德范畴研究了其在串标、围标等合谋问题上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Linda Fan(2001)等也对香港测量师协会部分会员进行了问卷调查[31],结果发现受访者一般都会将雇主、客户及其自身的利益置于项目利益或公众利益之上。承包商往往被视为工程合谋现象的始作俑者,而Brockmann C.(2009)则认为工程合谋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组织方面的问题而不仅是由承包商单方面引起的问题[32],他认为现行工程建设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的招投标规定、过度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过大的工程合同额,才是诱使承包商试图实施合谋行为的根本原因。Porter,R.H.与Zona,J.D.(2008)将激励因素纳入合谋参与方的合谋协议考虑范畴,分别得到了在合谋实施与否两种条件下的合谋参与方收益矩阵[33],为从经济利益角度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Abdul-Rahman(2011)等也详细研究了业主的态度对项目参与方实施合谋行为的影响[34],并以业主方的专业工程师为对象,针对不同级别的合谋行为提出了2个治理模型,有效满足了业主方对工程合谋问题的治理预期。
5 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
对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是合谋治理的前提,Patrick Bajari与Lixin Ye(2003)针对工程采购过程中存在的投标人合谋操纵投标现象提出了一个鉴别和判定模型,并设定了对竞争性投标和合谋来讲都足够充分和必要的假设条件,结合专家对投标人成本结构的分析,进而判定出潜在可能实施合谋行为的投标人[35]。Chotibhongs,R.与D.Arditi(2012)提出了利用历史数据判定合谋行为是否存在的经验模型[36],并以某个业主在2001~2010年10年间实施的所有项目为数据来源,对所有投标人行为进行了剩余性检验和成本结构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有部分投标人可能实施了合谋行为,而在现实中上述投标人也确实被监察部门认定存在不轨行为。在此基础上,Chotibhongs,R.与D.Arditi(2012)又提出可以通过详细分析有合谋预谋的投标人和正常投标人之间在投标内容、成本条款和成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来判定投标人实施合谋行为的可能性[37]。国内学者中尹贻林和周金娥(2010)率先在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方向开展了研究[38]:通过对文献和国内各级建设法规的梳理,利用频次统计和德尔菲法首先构建了一个工程招投标环节中横向合谋(代理人之间的合谋)认定标准体系,继而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对各项认定标准赋予权重,最终为判定项目中是否存在横向合谋现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该思路对国内工程合谋现象研究从定性的研究方法向定量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6 工程合谋现象的遏制措施
6.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的工程合谋预防措施
董志强和严太华(2007)通过一个P-S-A(Principal-Supervisor-Agent)三层代理硬信息模型来分析工程建设领域的监察合谋行为,重点考察了有成本的合谋惩罚机制对合谋预防合约结构的影响,并认为在合谋惩罚机制设计和监察者激励报酬之间存在一个临界值,为是否要实行带激励的合谋监察提供了理论支撑[39]。谢颖和黄文杰(2008)则突破传统的单变量建模方法,将严格监管、有效激励与合谋防范纳入建设工程项目委托代理体系,从项目业主、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等项目利益相关方立场出发,分别建立以努力变量为核心变量的激励合同和监管模型,以及项目管理公司与承包商之间的合谋防范模型[8]。郭南芸(2008)通过对构建的建筑市场委托人——监督人——代理人的代理模型分析,认为对监理报酬进行激励机制设计,并提高合谋监察力度,加重对合谋行为的惩罚,增大合谋参与方成本,可以减少建筑市场合谋行为的发生[7]。Shakantu Winston(2006)则认为无论是在委托人还是代理人方面,应用像世界经济论坛反腐败指导方针那样严厉的职业道德操守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泛滥[40]。
6.2 基于博弈论分析的工程合谋遏制措施
任玉珑等(2004)基于委托人效用最大化思想构建了业主对监理方和施工方的激励机制,从静态博弈的角度认定该机制能有效防范监理方和承包方的合谋行为[41]。赵霖平等(2005)利用博弈论对投标企业陪际、围标、串标的现象进行分析,从增加投标者数量、降低投标者重复相遇的概率、降低行业退出壁垒及完善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一些措施[42]。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余晓钟和张焕杰(2008)针对可能存在的业主、承包商和监理方的三方合谋行为建立了博弈模型,在模型分析基础上提出加大监督力度、加大合谋惩罚力度、完善信用体系与降低信息不对称等遏制三方合谋的措施[9]。龙化良(2009)针对电力工程建设项目构建了业主监督承包商和监理单位合谋的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出博弈均衡取决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健全制度、监管与奖惩的力度[43]。张朝勇(2011)建立了政府(投资人)、代建人和承包商三方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在纯策略和混合策略情形下代建人和承包商合谋以及政府监管的纳什均衡条件,认为提高项目各参与方现有收益及增大预期收益能够有效遏制工程合谋发生的概率[44]。赵冬梅、王园园(2012)在多维信息招标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招标代理方与行贿投标方合谋的博弈模型,求解合谋存在条件下的最优招标机制、均衡合谋金以及均衡合谋概率,认为调查力度、惩罚力度的加强以及投标方实际能力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合谋发生的概率,而投标方数量的增加可能会促进合谋的发生[45]。
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多采用静态博弈的方法研究工程合谋现象的遏制策略,其模型构建的前提假设过于完全理性,而建设工程项目具有实施周期长的特点,并且委托方和代理方有可能在不同的项目中多次相遇,即存在多次博弈的现象。由John Maynard Smith提出的演化博弈理论,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随时间变化的某一群体,并着力刻画单个个体的行为及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真实地反映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可以为宏观调控群体行为提供理论依据(易余胤等,2005)[46]。范如国和李丹(2011)就应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招投标双方的效用模型,分析双方招投标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影响策略均衡的决定因素,给出招投标过程中业主规避投标人围标行为的策略选择及预防措施[47]。
6.3 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其他措施
Wei Lo(1999)等在分析台湾30项地铁工程案例及对大量承包商、咨询单位和业主访谈的基础上,认为设置不适当的资格预审条件极易诱发工程合谋现象,并提出在政府承担一定风险基础上适当降低资格预审门槛,不仅在满足项目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降低成本、缩减工期,更能推动当地建筑市场的良性发展[48]。Srabana Gupta(2002)以美国高速公路建设为例,分析了确定中标人时所有投标人的数量,以及多家承包商团体数次共同投标的现象,发现项目中标价格随着投标人数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加而下降,且当存在8家投标人参与投标时,潜在的投标人之间的合谋会很大比例上转换为竞争[49],这为在工程发包环节有效遏制合谋现象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意义上的借鉴。B.Sichombo(2009)等提出在赞比亚建筑业中实施技术性审计能够有效遏制合谋现象,尤其是在项目合同签署前阶段设置审计员更易对合谋行为进行监管,因为在该阶段合谋行为最为敏感[50]。S.Z.S.Tabish与Kumar Neeraj Jha(201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了工程合谋遏制策略与项目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指出领导力、严格的规则、职业素养培训及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应是四项主要的工程合谋遏制策略[51]。
7 小结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工程合谋现象理论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理论界对工程合谋现象这一建设领域存在的顽疾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更多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谋求工程合谋问题的解决,而国外学者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合谋现象的各个维度。尽管目前理论界已对工程合谋现象就诱因、形成条件、表现形式、检测与判定及预防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建筑业依然存在严重的合谋问题,以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尤为甚。这提醒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合谋遏制与应对措施进行评价,探询治理结果不佳的原因,相信这也正是工程合谋问题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此外,通过对工程合谋现象理论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日后对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应跨越工程项目实施层面,从管理范畴全面、准确、清晰地界定工程合谋现象的内涵和特征,在项目利益相关方之间界定组织场域,结构化行为主体类型和行为模式,分析群体和个体之间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路径,寻求工程合谋现象发生、发展的动力性、可控性和防范性,这对于解决工程合谋现象及腐败等关联行为,提升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和管理绩效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建设工程领域存在合谋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合谋在给项目利益带来损失的同时,也给建筑行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目前已开展的有关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从工程合谋现象的诱因、形成条件、表现形式及合谋参与方态度等视角进行归纳,并就现有研究成果中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以及针对工程合谋现象的遏制措施进行了介绍。论文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对合谋预防(遏制)机制的评价应是工程合谋问题下一研究重点方向。
合谋 篇8
关键词：高校,基建审计,审计合谋风险
高校基建审计是指在学校与施工方签订合同的基础上, 审计部门根据施工方提供的工程决算资料进行审计, 并提供决算审减金额的付款报告。我国高校的内部审计人员大多数不具备基建审计能力, 从而造成了基建审计人员的缺乏。面对高校重大工程项目的审计, 内部审计 (简称“内审”) 不能完成其目标, 只有委托外部审计 (简称“外审”) 。因此, 高校基建审计包含内审和外审两部分。
高校内审部门属于学校的一个职能部门, 其受学校委托对高校基建工程项目进行审计, 由于其不能完成任务, 因而其会先对施工方送审额进行审核, 然后委托外审机构进行审计。此流程具体见下图:
因此, 笔者认为高校基建审计合谋行为是指内外部审计人员与施工方联合侵害学校利益的舞弊行为。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的建立, 对高校基建审计合谋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建立
依据博弈论的动态博弈观点, 假设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都是理性经济人, 施工方的会计行为在先, 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的审计行为在后;动态博弈的三方会“随机应变”, 而不是“固守旧略”。审计业务的开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施工方与内审人员、外审机构进行动态博弈的过程。随着审计业务的开展, 审计机构在没有编制出审计报告之前会出现八种暂时性的判断情况, 具体见表1。
表1中的第 (1) 、 (5) 、 (7) 、 (8) 种情况在本轮审计中出现不会导致审计合谋问题;第 (3) 、 (4) 、 (6) 种情况的出现暂时不会导致审计合谋问题, 随着审计的不断进行会逆转为第 (2) 种情况, 则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单位三方都可以选择合谋或者不合谋。由此, 在直接出现或者逆转出现第 (1) 种情况后, 博弈形态就由原先的“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变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本文主要是模型化设计我国高校基建审计机构与施工单位之间的“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
二、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
基本假设如下: (1)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均是理性人, 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2) 施工方进行了违规操作 (完全信息) 。 (3)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掌握施工方的操纵行为 (完全信息) 。 (4) 具体执行审计业务的外部审计人员完全服从外审机构的指令, 两者利益一致。 (5) 具体执行审计业务的内部审计人员不完全服从内审部门的指令, 两者利益不一致。 (6) 施工方与内审人员、外审机构之间的博弈是非合作博弈, 且内审人员与外审机构之间没有利益关系。 (7) 内审部门能够对施工方的工程建设质量和内审人员、外审机构的审计质量进行事后监督。事后监督主要着眼于异常情况, 针对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 并对信息披露中的违规行为进行惩罚。
由于 (不合谋, 合谋) 和 (合谋, 不合谋) 为互斥事件, 则它们的联合概率分布均为 (0, 0) 。由此对三方关系的分析如下:
(1) 当内审人员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其效用发生在内审过程和事后监督过程中,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1) 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则三方达成一致, 合谋成功; (2) 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 必将非主观审计出内审人员的舞弊行为, 合谋失败。
(2) 当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其效用发生在外审过程中, 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 (1) 内审人员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则三方达成一致, 合谋成功。 (2)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可能事后审核出外审机构的舞弊行为, 合谋失败;但也可能没有发现外审机构的舞弊行为, 合谋成功。
(3) 当施工方选择合规操作, 则不可能出现审计合谋。
综上所述, 当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同时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时, 合谋一定成功;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时, 合谋可能成功;在其他情况下, 合谋失败。由此, 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博弈分析:
情况一: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同时选择与施工方合谋或者不合谋, 则我们可以假设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利益一致, 将其合并称为“审计方”进行分析。
情况二:外审机构与内审人员的利益不一致。
(一) 情况一分析
表4说明:
(1) 双方的策略选择均是“不合谋”或者“合谋”。
(2)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表达式代表对应策略组合下审计方和施工方的支付 (效用) 。比如表格中右上角的“ (A, B) ”, 其中:第一个表达式“A”代表审计方的支付;第二个表达式“B”代表施工方的支付。
(3) 英文字母代表的含义:
m代表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G代表施工方合谋成功后所获得的利益 (G远大于m, 假设值为1 000) ;
k代表不合谋时, 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所树立的良好信誉而带来的现在或今后的收益 (即外审机构的信誉收益, 假设值为2) , 此时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 属于职责所在, 所得收益为0;
F代表审计方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 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50) ;
h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审计方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审计方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50) ;
β代表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 也称为发现概率, 反映其监管力度 (假设值为0.1) ;
α代表审计方发现施工方违规后披露其违规行为的概率 (该概率是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的增函数, 即当β很小时, 审计方发现施工方的违规行为, 即使审计方选择不合谋, 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而不予披露, 假设值为0.5) ;
p代表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 (假设值为150) 。
另外, A、B、C、D均为支付表达式的代替符号。那么:
(1) 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对上述函数求导, 得到审计方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解得:γ*= (αk-hβ+αhβ) / (αk+αβh+2hβ+m) 。
(2)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对上述函数求导, 得到施工方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上述非合作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
由于γ*和θ*是概率值, 所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解得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的存在条件为:
其中:式 (1) 表示有γ*比例的施工方选择不合谋;式 (2) 表示有θ*比例的审计方选择合谋。本模型中由于有两种联合概率策略选择是互斥的, 即联合策略概率分布为 (0, 0) , 所以只有当θ*、γ*均有解的时候才能实现综合策略“纳什均衡”, 即只有当式 (3) 、 (4) 同时成立时, 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才得以存在;反之, 若式 (3) 、 (4) 不能同时成立, 则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不存在, 即 (不合谋, 不合谋) 以均不为0的概率 (γ*, θ*) 分布的市场实现“纳什均衡”状态不存在。
在式 (3) 中, hβ表示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后审计方遭受的损失的期望值;m是施工方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 根据理性假设, m>hβ, 这一点有可能成立。将式 (3) 代入假设值验证:10>5成立。这可以解释为审计方可以实现混合战略的均衡, 以不为零的概率选择合谋或不合谋。但是, 在式 (4) 中,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大体情况是审计方发现施工方违规并披露的概率α、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β不大, 而施工方合谋成功后获得的收益G远大于支付给审计方的灰色费用m, 且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p不大, 所以式 (4) 的情况在我国现阶段是不成立的。将式 (4) 代入假设值验证:60>2 900, 不成立。
依照以上分析, 式 (3) 和式 (4) 不能同时成立, 所以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不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这时, 审计双方不能以一个不为零的概率选择“合谋”或者“不合谋”以达到“纳什均衡”。
存在的只能是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解”: (1) (合谋, 合谋) , 即施工方选择合谋 (相当于r为1) , 而审计方也选择审计合谋 (相当于θ为1) ; (2) (不合谋, 不合谋) 。究竟双方会选择哪种策略, 取决于策略所带来的收益。要想在审计市场杜绝审计合谋行为, 只有使审计双方在选择“不合谋”时候的收益均大于选择“合谋”时双方的收益满足下面的条件:
审计方:αk- (1-α) hβ>m-hβ
施工方:-αF+ (1-α) [-pβ+G (1-β) ]>G-m-pβ
解得:
审计方:αβh+αk>m (5)
施工方:m+αβp-αF>[ (α+β) -αβ]G (6)
在目前我国高校基建审计制度体系及状况下, 式 (5) 中的α、β概率很小, k尚未形成, 近乎没有;h不大, 很难满足大于m的条件。将式 (5) 代入假设值验证:2.7>10, 不成立。式 (6) 中由于G很大, α+β要比αβ大很多倍, 而p、F不大, 所以式 (6) 不成立。将式 (6) 代入假设值验证:50>550, 不成立。
施工方和审计方的收益分布为: (合谋, 合谋) (550, 10) ; (不合谋, 不合谋) (50, 2.7) 。
依据上述分析, 审计方和施工方实现纯策略纳什均衡的选择为: (合谋, 合谋) 。这也就是说, 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是可能存在的。
(二) 情况二分析
参照情况一, 将公式套用为:
(1) 当内审人员、外审机构选择不合谋, 施工方也选择不合谋时, 支付表达式为:
(2) 当内审人员、外审机构选择合谋, 施工方也选择合谋时, 支付表达式为:
表5说明:
(1) 三方的策略选择均是“不合谋”或者“合谋”。
(2) 表中每一格的两个表达式代表对应策略组合下对应审计方和施工方的支付 (效用) 。比如表格中右上角的“ (A, B) ”, 其中:第一个表达式“A”代表内审人员的支付;第二个表达式“B”代表施工方的支付。
(3) 英文字母代表的含义:
R代表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时的正常薪金收入 (假设值为15) ;
m代表外审机构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外审机构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m代表内审人员合谋时, 施工方支付给内审人员的灰色费用 (假设值为10) ;
G代表施工方合谋成功后所获得的利益 (G远大于“m+m”, 假设值为1000) ;
k代表外审机构不合谋时, 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所树立的良好信誉而带来的现在或今后的收益 (即外审机构的信誉收益, 假设值为2) , 此时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 属于职责所在, 所得收益k为0;
F1代表内审人员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F2代表外审机构披露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h1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内审人员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内审人员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h2代表合谋时被内审部门发现, 外审机构遭受的损失 (目前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外审机构没有披露施工方的违规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假设值为25) ;
β代表内审部门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的概率, 也称为发现概率, 反映其监管力度 (假设值为0.1) ;
α代表外审机构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后披露其违规行为的概率 (该概率是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的增函数, 即当β很小时, 外审机构发现施工方的违规行为, 即使外审机构选择不合谋, 也可能因自身利益而不予披露, 假设值为0.5) ;而内审人员选择不合谋时, 发现施工方违规行为后必然披露其违规行为, 与内审部门事后监管力度无关, 则α取值为1;
p代表内审部门发现违规行为后施工方遭到的惩罚 (假设值为150) 。
其中:A、B、C、D、E、Q、S、T均为支付表达式的代替符号。那么,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假定: (1)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 (2) 内审人员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这也就是分析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三方合谋的可能性。
(1) 内审人员不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选择与施工方合谋。则:
内审人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U内审人员=
外审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内审人员=
则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2) 内审人员与施工方合谋, 而外审机构不与施工方合谋, 则:准=0, λ=0;σ=1, δ=1。同理求得:
内审人员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U内审人员
外审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审计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V内审人员=
则施工方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综合 (1) 、 (2) 两种情况, 要想在审计市场杜绝审计合谋行为, 只有使得审计双方在选择“不合谋”时的收益均大于选择“合谋”时双方的收益满足下面的条件:
审计方:αk- (1-α) h2β+R>m2-h1β+m1-h2β
施工方:-αF2+ (1-α) [-pβ+G (1-β) ]-F1>G-m1-pβ解得:
审计方:αk+αh2β+R>m1+m2-h1β (7)
施工方:α (pβ-F2-G+Gβ) +G (1-β) -F1>G-m1 (8)
在目前我国高校基建审计的制度体系及状况下, 将式 (7) 代入假设值验证:17.25>17.5, 不成立;将式 (8) 代入假设值验证:425>990, 不成立。施工方和审计方的收益分布为: (合谋, 合谋) (990, 17.5) ; (不合谋, 不合谋) (425, 17.25) 。
依据情况一的分析, 审计方和施工方实现“纯策略纳什均衡”的选择为: (合谋, 合谋) 。这也就是说, 在高校内审人员和外审机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 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综合情况一和情况二的研究及博弈模型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高校基建审计关系中, 内审人员、外审机构和施工方之间的合谋风险是可能存在的。
三、高校基建审计合谋风险的防范措施
为防范高校基建审计合谋行为的发生, 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1.提高内审人员的素质。加强对高校基建审计人员的教育培训, 实现基建审计人员知识结构的优化和知识的全面更新, 以使其更有效地实施审计, 适应审计领域日益拓展的需要, 使内部审计机构在高校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激发内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保证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有效性, 将对内审人员的奖惩与审计绩效挂钩, 使内审人员体会到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相关, 防止内审人员与内审部门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3.谨慎选择外审机构。为降低风险, 内部审计部门应慎重选择社会审计机构, 必须考虑选用信誉好、水平高的社会审计机构, 这是因为审计人员的素质与职业判断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主要因素。
4.增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应合理确定外部审计机构审计费用的提取比例, 审计费用的比例太高会导致学校基建费用节约额的减少;而审计费用比例太低, 则为外部审计机构创造了与施工方合谋的机会。所以, 审计费用提取比例成了学校、施工方和外部审计机构三方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同时, 内部审计部门应定期轮换外部审计师, 加强监督。
参考文献
[1].张宏禄, 吕华宁, 凌宇.高校建设工程委托审计存在问题及对策.中国内部审计, 2007;2
[2].雷光勇.审计合谋的经济学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9;2
[3].时现.现代企业内部审计可否外部化的问题研究.审计月刊, 2004;9
合谋 篇9
随着美国安然事件、世通公司丑闻, 中国银广夏、科龙电器、蓝田股份、金荔科技等一系列财务造假丑闻的曝光, 背后总有一个“合谋者”的身影:大大小小的会计师事务所, 如银广夏事件中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 科龙事件中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安然事件中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是防范财务报告舞弊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大量暴露出来的财务报告舞弊案表明, 其不仅没有发挥其最后“防火墙”作用, 反而因协助造假公司提供虚假鉴证或进行虚假陈述而成为财务报告舞弊的“帮凶”, 审计合谋现象客观存在。审计合谋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影响资本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而且也不利于审计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若能治理审计合谋现象, 不但将促使我国资本市场更加有序, 更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二、审计合谋的定义及其特点
(一) 审计合谋定义
合谋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在研究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时所提出的概念。合谋通常表现为贬义词, 与“串谋”、“勾结”互为近义词。可以从“利益划分”的角度理解“合谋”, 合谋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计划商量后, 为了暂时的共同利益而不顾法律或道德的约束进行的结盟行为。审计合谋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在我国, 对审计合谋研究较早的是雷光勇, 他将审计合谋定义为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串通起来, 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委托人和社会公众, 以从中渔利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二) 审计合谋的特点
1. 审计合谋具有隐蔽性。
审计报告具有异质性和专业性的特性使得审计合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审计质量难以衡量, 非专业人员很难理解, 目前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衡量标准, 很难发现是否属于审计合谋。
2. 审计合谋危害性巨大。
审计合谋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 审计合谋最直接后果是使广大投资者、员工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第二, 审计合谋对财务舞弊现象进行庇护, 起到保护伞功效, 纵容舞弊发展;第三, 审计合谋直接损害审计职业的公信力。
3. 审计合谋参与者主观性较强。
审计合谋行为是双方共同参与, 互相包庇, 而参与双方的主观意识较强, 客观证据很难取得, 无法从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报告或是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中获取有效的证据, 很难预先判断识别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审计合谋状况, 目前普遍是从已揭露的舞弊案中寻找合谋线索。
三、审计合谋的产生原因
(一) 上市公司视角
1. 公司治理机制失调。
在我国, 多数上市公司是在政府的推动下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 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者名义上是“全体劳动人员”, 但这个定义是抽象的, 没有任何人是国有企业的真正拥有者, 这就导致我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虚置, 即存在产权残缺, 这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当局在审计关系上兼具了审计委托人和审计受审人的双重身份, 造成了代理人监督代理人的局面, 当公司的治理结构不能使委托人和被审计对象截然分开时, 被审计对象会产生强烈的与审计师合谋的倾向, 为合谋的滋生创造了机会和动机, 因为拥有私人信息而极力回避股东监督的管理当局不可能真心实意地聘请审计人员来挖掘于己不利的信息, 这一信息经济学上的悖论现象便使得审计人员帮助作假账的现象时有发生。治理机制的失调必然使审计流于形式甚至形成合谋。
另一方面, 独立董事并未承担起独立监督的职责, 形式大于实质, 多为兼职的非企业管理专业或投资管理的专家、社会名流等构成, 薪酬受制于董事会等;监事会成为了“花瓶”, 三分之一以上的监事会成员由大股东推荐, 在产权主体虚置且职工代表大会独立性很差的情况下,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在人事和工资方面实际上受制于经理层, 不可能发挥制衡作用。
2. 上市公司管理层受利益驱动。
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报酬大都直接与财务报告过程中提供的会计盈余相关, 也即高管人员获得直接现金报酬与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未来报酬受到财务报告上的盈余数字大小的直接影响, 而且股票价格是反映管理层是否尽职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 无论从股票价格还是报酬角度来看,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都有内在的动机去谋求审计人员的有利的审计意见。
3. 事务所的聘任机制使审计师的独立性受损。
理论上是公司的财产所有者委托审计师审计, 一般由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来决定, 然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特殊的关系, 往往导致是公司的经理人在控制审计师的聘任和付费, 上市公司的管理当局掌握审计委托权, 是经理人在委托审计师对自己进行审计, 从而影响了审计师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
(二) 会计师事务所视角
1. 内生性合谋。
即会计师事务所受利益驱动, 主动迎合客户需求的行为。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 注册会计师首先是经济人而非道德人, 经济人是自利的,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驱动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力, 所以审计师具有利用审计所获取的“私人信息”与经营者分享信息租金的动机。另一方面, 我国现行的审计收费是在审计市场上竞争后形成的, 缺乏一定的激励机制, 并不与审计质量挂钩, 投入大量资源保证审计质量并不会增加事务所收入, 而通过与上市公司审计合谋不但可以获取正常收入和可观的额外利益, 而且还可以同上市公司管理层搞好关系, 扩大非审计业务。
2. 外生性合谋。
即指审计师自身没有合谋之意, 而是由于外界种种压力迫使其参与, 具有被动合谋之意, 导致审计师被动参与合谋的外界压力通常有两类:一是审计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我国的事务所集中度小, 数量多, 规模小, 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在此种市场结构下, 生存成为各事务所的头等大事, 很多事务所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去会选择把精力放在如何与上市公司管理层搞好关系上, 而不是将资源投入到提高审计质量, 防范和控制审计风险上, 尤其是在我国还未建立完善的审计声誉机制的环境下, 甚至会为争抢审计客户而一味的压低收费而不顾费用是否足够来保证审计质量。在这种买方市场中, 尽管上市公司被要求强制审计, 但却使事务所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上市公司往往要求质优价廉, 而质优却是仅针对上市公司而言, 即事务所乐于“合作”, 愿意听从上市公司的要求, 若事务所拒绝与之合作, 则会失去未来准租金, 提高事务所出局的可能性, 即使不被抛弃, 审计收费也可能大大缩减, 与现任管理层的关系恶化, 非审计业务减少, 这种经济压力会随着特定审计客户费用占事务所收入的比例的增加而加大。二是政府及相关机构施加的政治压力。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往往受到当地大型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因此在争取上市或避免摘牌时, 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充当监管的角色, 反而协助其造假行为对事务所进行授意。另一方面, 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在二十多年的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都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而是政府直接推动经济转轨的一种行政行为。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以前一直都是国有或挂靠某个政府部门, 尽管目前事务所已完成了脱钩改制, 但其行为受到一定程度政府意志左右的市场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还残存着“官本位“思想, 这为政府对事务所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三) 外部监管环境
对审计合谋的整体监管处罚环境过于松懈宽泛, 监管机构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主要是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 针对注册会计师的处罚主要是警告、罚款和暂停执业资格, 惩罚力度不够直接影响合谋供需双方的决策判断, 形成一种外在的环境动力, 助长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冒险意识。
根据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对故意进行证券欺诈的犯罪最高可判25年入狱, 并可处500万-2 500万美元罚金;故意破坏或捏造文件, 阻止、妨碍或影响联邦调查的行为将处以罚款或判20年入狱;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和复核工作底稿至少应保存5年, 任何故意违反此项规定的行为将予以罚款或判处10年入狱;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必须对报送给SEC的财务报告的合法性、公允性进行保证, 违反此项规定的将处以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或判处5年入狱。而我国仅限于经济处罚, 且惩罚数额与进行审计合谋而从中渔利的数额相比微不足道, 这就造成了审计合谋的成本大大低于审计合谋的收益, 监管的威慑力远远不足。另一方面, 从合伙制事务所来看, 虽然在注册会计师法中规定了合伙制事务所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 但在实践中由于法律等方面的原因很难严格有效的执行, 如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对个人财产进行登记的制度, 这就使得我们所说的审计师一旦违规违法执业便会倾家荡产这一威胁无从谈起。
四、建立完善的审计合谋治理机制
要治理审计合谋这一“痼疾”, 必须要建立全方位、系统性的治理机制。笔者从四个维度提出以下治理策略。
(一) 公司治理维度
1. 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张维迎指出, 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 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有良好信用。
2. 通过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经营者各司其职、各担风险, 对经营者审计合谋的需求有着釜底抽薪的效果。
较好的上市公司治理通常应具备三个特点: (1) 信息透明度高。信息披露对于约束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 增强投资者的信息, 提升公司治理的质量起着重要作用, 信息透明度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方面之一。 (2) 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大小股东、供应商、客户、债权人、员工、政府等, 增加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途径, 避免“一言堂”现象的出现。 (3) 内部监督机制完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完善是提高公司质量, 降低治理风险的关键。
(二) 审计行业维度
1. 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
审计服务的提供者与购买者之间的博弈中, 提供者处于弱势地位, 缺少与之博弈的资本。而且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资本底线仅为30万元, 审计行业准入门槛较低, 近年来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剧增, 尤其是中小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 而这些中小事务所主要依赖一些小客户, 在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很难拒绝客户的各种要求。众多的小规模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地位不对等, 为此, 应提升会计师事务所抵抗来自上市公司不当压力的能力。
2. 审计师声誉机制。
声誉是指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 一方通过过去的行为建立的对另一方行为模式的一致性预期。审计师声誉是指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予以信任和赞美的程度。它是在社会网络中建立起来的, 其效果往往会超越交易范围而对范围之外的个体产生影响。由于审计服务具有异质性和专业性的特质, 审计服务的购买者无法事先判断审计服务的质量, 审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 很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无限期的重复审计过程中, 市场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声誉采取的最佳策略是建立“一旦黑, 永世黑”的触发机制。
(三) 监管处罚维度
1. 引入市场退出机制, 提高市场惩罚成本。
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力度过小, 使其监督的职能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 这是造成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安然事件发生一个月后, 纽约证交所取消了关于安然股票的相关交易, 并取消其上市资格, 同时致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安达信会计公司破产。这种退出机制的惩罚力度对于相关行业内的每一个企业都是警示。因此, 我国需要尽快构建有效的退出机制, 对那些扰乱资本市场运行秩序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惩, 一旦出现违法违规行为, 应立即将其驱逐出相关行业, 以免由于监管不力或惩罚力度不当而产生羊群效应造成行业群体行为。如对财务报表造假的上市公司要立刻退市, 对参与造假的中介机构要进行取缔, 对会计造假的单位责任人、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取缔其执业资格。
2. 建立和完善与惩罚相关的法律制度, 加大处罚力度。
惩罚政策在我国的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中都有所体现, 这些法律的出台的确有利于监管体系的形成和实施相应的处罚。但是, 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 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体系中仍存在着漏洞有待逐步完善。此外, 我国注册会计师赔偿通常较少, 如“红光事件”中, 仅为没收相应收入并罚款60万元, 不具有警示作用, 应增加惩罚的威慑力。此外, 对于政府默认或对事务所授意协助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这一现象, 我国至今仍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治理惩罚, 现行法律制度存在明显漏洞与不足。稳定和完善的制度是形成健康运转的独立审计市场秩序的基础, 因此, 对我国审计市场进行监管, 必须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完善处罚机制, 做到有法可依。
(四) 相关制度建设维度
1. 集体诉讼机制。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环境下, 尽管法院允许普通投资者对审计师的不当行为提起诉讼, 但过高的成本和偏低的回报使得审计师被真正提起诉讼的概率很低;此外, 不采用举证倒置原则, 使得我国中小投资者的诉讼门槛过高;同时, 不允许集体诉讼, 这使得只有部分中小投资者可能胜诉, 审计师的赔偿金额及赔偿概率远远不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得到切实保障。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 可以借鉴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 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降低诉讼门槛, 便于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促进资本市场更快、更好的发展。
2. 会计师事务所聘任机制。
应采取措施切断上市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合谋的纽带, 不再由上市公司直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对此, 我国可以借鉴纽约大学会计学教授乔斯华·罗恩提出的财务报表保险制度, 由上市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 保险公司负责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对由财务报表的不实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由保险公司负责向投资者赔偿, 在此种制度下, 上市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不再有合谋的机会。这样就彻底地改变了整个审计交易模式并剥夺了企业在谈判中所拥有的权利。
摘要：近年来, 国内外频繁发生的财务报告舞弊案件很多涉及审计合谋问题, 使投资者损失惨重, 审计公信力大大降低, 审计合谋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的运行。本文以审计合谋的形成原因作为切入点, 针对性地提出了综合治理审计合谋的策略。
关键词：审计合谋,形成原因,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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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与经营者合谋的博弈分析 篇10
在企业中，经营者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控股股东虽然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但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甚至对企业具体的运作程序也不十分熟悉。只有实际经营企业的经营者才有能力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因此，控股股东必须联合经营者，利用经营者直接管理企业的专用技能才可以获取控制权带来的私利。
控股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状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弱式代理状态，即经营者直接由控股股东担任，控股股东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第二种是半强式代理状态，即经营者间接来自于控股股东，经营者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甚密;第三种是强式代理状态，经营者直接来自于经理人市场，经营者与控股股东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瓜葛，经营者职位的取得完全是竞争机制作用的结果。
在第一、二种代理状态下，经营者由于直接或间接由控股股东担任，其行为实质上是控股股东意志的体现。即使在第三种代理状态下，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同样可能基于相同的利益存在着合谋的可能，本文将通过博弈模型来证明。
一、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原因
一般而言，控股股东要想参与公司的具体事务，都需要管理层的参与，即通过与经营者的合谋，合谋的实现需要三个基本因素。
1. 合谋双方拥有信息优势。
上市公司中的三个群体———经营者、控股股东和小股东，由于在公司管理中参与的程度不同，获取公司经营信息的能力也不同。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委托经营者代为经营，经营者直接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拥有最充分的信息;控股股东凭其持股优势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有能力选择“自己人”进入董事会或者管理层，在第一、二种代理状态下，由于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完全可以从“自己人”那里及时获得关于公司经营的较充分的信息，即使在第三种代理状态下，控股股东也可通过对经营者的监督获取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而小股东没有足够的投票权选择自己的代理人进入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他们只能从公司已经公布的财务报告或其他公告信息中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及控股股东。因此，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和控股股东可能凭借其信息优势侵占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小股东的利益，信息优势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侵占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条件。
2. 合谋双方的私人利益相互依存。
控股股东在行使监督职能时，由于监督收益由全体股东共享，而监督成本由控股股东负担，当监督的收益小于发生的监督成本时，控股股东会放弃监督转而依托于现有企业组织来实施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由于拥有所有权的控股股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委托经营者代为经营，因此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带来的收益必须通过经营者的行为来实现。
对于经营者来讲，其经理地位与报酬由控股股东控制的董事会决定，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控股股东的意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控股股东的利益，否则就会遭到控股股东的惩罚。同时，经营者也处于控股股东的监督之下，要想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必须收买控股股东，在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问题上，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具有较强的依存性。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理性的控股股东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会适当放松对经营者的监督，而理性的经营者也会主动与控股股东全谋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
3. 合谋双方有能力去合谋。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凭借信息优势合谋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还需要具备合谋的能力———拥有控制权。Hart and Moore把企业的控制权划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定控制权是指那些能够在经营活动发生之前通过契约明确规定的权利。所有者通过契约将特定控制权授权给经营者，即经营者的经营控制权，包括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材料购进、产品生产、销售、员工的雇佣等权利。剩余控制权是指在经营活动发生之前契约中没有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利，是在特定控制权以外如何处置资产的权利。剩余控制权由代表所有者利益的董事会拥有，包括总经理的任命和解聘、重大投资事项、企业的合并和出售等决策权。
在企业中，拥有特定控制权的经营者执行决策管理权，拥有剩余控制权的董事会享有决策控制权。也就是说，在企业中，存在一个控制权的授权过程。股东将绝大部分的控制权授予了董事会，仅保留了部分剩余控制权，诸如选举董事、合并和发行新股等重大事项的控制权;董事会将“决策管理权”(特定控制权)授予了经营者，保留了“决策控制权”(剩余控制权)，但财产所有者仍享有最终的控制权。经营者通过契约授权获得了特定控制权，即获得了管理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控股股东凭借股权比例拥有投票权上的优势，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影响。控制权的拥有，使得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具备了侵占小股东利益、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能力。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控制权不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滥用掌握的控制权，作出不利于小股东利益的行为选择。
Demsetz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象并不是所有者放弃了控制权。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把宝贵的资产控制权拱手交给他人，除非此人与自己具有共同的利益。Demsetz还指出，所有权的结构如何，是竞争性选择的内在结果，其中要比较各种成本的利弊，才能使组织结构达到均衡状态。控股股东把特定控制权授予经营者，是因为很大程度上经营者能够反映控股股东的意志，在其合谋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就会选择合谋。
二、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形成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凭借控制权和信息优势，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都有可能主动提出合谋，侵占小股东利益。合谋的形成可能是控股股东放弃对经营者的监督，主动向经营者提出，经营者如果接受提议;经营者如果不接受提议，职位可能不保;同样，合谋的形成也可能是经营者主动贿赂控股股东，向控股股东传递合谋的信息，控股股东如若不接受，则会加强对经营者监督，反之，合谋形成。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基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存在合谋的动机，但未必形成合谋的现实。只有在内部公司治理失衡和外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合谋净收益同时大于不合谋的净收益时，合谋才会形成。而且合谋的净收益越大，对合谋双方的激励越强。
假设正常经营情况下，公司的收益为R，控股股东的收益为RL，小股东的收益为RS, R=RL+RS，经营者获得的固定收益为T。
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获得的收益为RC，只有RC>RL+T且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后各自分得的收益均大于合谋前收益的情况下，合谋才能实现。合谋的超额收益必须在共同行动时才能实现，单独行动时不能获得。
在对RC进行分配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展开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控股股东首先提出分配方案，控股股东分得RL+R1;如果经营者同意，那么博弈结束。如果不同意，经营者提出新的分配方案，经营者分得T+R2;如果控股股东同意，则博弈结束。如果不同意，控股股东又提出新的分配方案，分得RL+R3;如此循环下去，直到分配方案能够被双方接受。每一次提出分配方案与另一方是否接受为一个时期，博弈的过程每多一个时间段，因为谈判费用、信息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息费用等带来的损失都会给双方的收益打一次折扣，假设此折扣为贴现因子，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贴现因子分别为δA和δB。如果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在无限期轮流提出分配方案的过程中，将存在唯一的子博弈纳什均衡解，即：
控股股东分配：RLC=(1-δB)/(1-δAδB) RC
经营者分配：RMC=(δB-δAδB)/(1-δAδB) RC
由合谋所形成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分配问题除了受到最初合同的约束外，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权力的分配状况，当发生合同规定以外的意外情况时，谁有权进行决策;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在其他情况下的净收益水平，即博弈双方的机会成本;影响事后交易结果的制度环境，即合谋的发生是否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和经济的制裁等。
合谋虽然能够给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带来超额收益，但合谋也面临着事情败露被惩罚的危险。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行为败露后，在资本市场的声誉下降，股价下跌，给小股东带来损失，从而可能遭到小股东的法律控告。假定小股东能够通过诉讼等途径最终给予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合谋以惩罚，即不知情的小股东对合谋行为可以采用的行动有提起诉讼或者不提起诉讼两种方式。对合谋双方而言，查处的比例和惩罚的程度都对合谋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面临着合谋带来的超额收益与合谋败露被惩罚导致的损失之间的权衡。即一方面合谋双方面临着控制权私人收益分配的动态博弈，同时也面临着与小股东诉讼惩罚的动态博弈。
进一步假定：
1.合谋给小股东造成的损失为LC，小股东提起诉讼的概率为PS，默许合谋的概率为1-PS，诉讼成本为C，通过诉讼带来的收益为Y。
2.合谋双方正常情况下的收益为RL+T，合谋形成的收益为RC，由诉讼导致的惩罚为FC，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概率为PC，不合谋的概率为1-PC。
此时，合谋双方的预期收益为：
合并后可得：
当没有合谋行为，即PC=0时，控股股东和经营者获得正常情况下的收益为RL+T，当发生合谋同时存在中小股东的诉讼，即PC=1, PS=1时，合谋双方的预期收益为：UC=PC-FC。这时，合谋与否完全取决于合谋双方合谋取得的收益大还是惩罚带来的损失大。
对“UC=PCRC-PCPSFC+(RL+T) (1-PC)”求PC的偏微分，得出一阶条件：RC=PSFC+(RL+T)，这说明合谋要发生，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必须获得一个超过正常情况下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即PSFC，控制权私人收益至少应该等于被中小股东诉讼的概率乘以处罚金额。
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
合并后可得：
当小股东不诉讼，控股股东和经营者亦没有合谋的时候，即PC=0, PS=0时，中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RS;当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而中小股东不诉讼时，即PC=1, PS=1时，US=PS-LC，小于控股股东和经营者没有合谋时的收益，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在合谋和诉讼同时出现时，即PC=1, PS=1时，小股东的预期收益为US=RS+Y-LC-C，此时小股东的预期收益由诉讼带来的收益、合谋造成的损失与诉讼成本共同决定。
对“US=PCPSY-PCLC-PSC+RS求PS”的偏微分，得出一阶条件：PC=C/Y，合谋的概率由小股东的诉讼成本和诉讼带来的收益决定，并和前者正相关，后者负相关。
在控股股东和经营者合谋的情况下，经营者在控股股东的授意下提供会计信息，控股股东通过与经营者的合谋演变为实质上的会计行为主体，控股股东实施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成为其会计行为异化的强烈动机。
从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舞弊案来看，绝大多数情况并不是经理人背着大股东去舞弊，相反正是在大股东的压力之下经理人才去舞弊，为大股东谋利是舞弊的直接动机(綦好东，200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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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胜景山河的合谋者 篇11
就在去年12月胜景山河上市前夕被媒体曝出收入利润虚增、高端产品勾兑、虚构行业地位等行为而暂缓上市之时，这些券商用大量的调研报告向投资者兜售胜景山河的股票，报告中不吝溢美之词。安信证券称胜景山河为“湘派花雕黄酒的典范”，申银万国则以“黄酒创新的先驱者”为其定性。
记者发现，在胜景山河IPO第一次过会至暂缓上市的这段时间内，有多达10家券商研究所为其出具了新股研究报告进行推介，这些报告从不同的角度为投资者描绘了一个极具投资价值的消费类企业，无人言及此后被媒体披露的事项。
至造假事件曝光，这些券商研究所又集体“噤声”，不再发表任何观点，直到今年4月胜景山河二次上会，没有一家券商研究所再敢于出具研究报告讨论胜景山河的投资价值。在整个过程中，券商研究所扮演了一个“合谋者”的角色——通过不尽职的或是带有利益取向的研究报告，研究所为造假者缝制了光鲜的外衣，并增加了投资者利益受损的几率。
新股报告：流于形式
在快速的新股发行节奏下，券商内部繁忙的不只是投行部门，研究所也要为新股出具投资价值报告，这使得新股报告成为券商研究报告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自2009年IPO重启以来，登录资本市场的公司已达数百家，由券商撰写的新股研究报告则多达数千份，但呈现在投资者面前的一个怪现状是，这些公司作为“新股”时，券商研究所给出的新股研究报告基本都围绕着“投资价值突出”作文章，在此逻辑下得出的结论也基本都是“值得申购”，完全看不到一篇对公司投资价值进行质疑或否定，进而提示投资风险的研究报告。
“新股只谈价值”已然成为弥漫在各个券商研究所之间的风气，在此风气下，胜景山河第一次上市“闯关”成功后，多家券商研究所大谈其投资价值也就并不见怪了。
“说（券商研究所）是‘合谋者’，可能并不是那么准确。”中投证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表示：“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不扎实的报告确实起到了‘合谋利益’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券商研究所也基本不会主观上要为造假的公司提供协助或便利，导致新股报告流于形式的原因很多，与整个行业的大环境有关。研究所并不是单独存在，它在有些时候也要顾及投行部门，也得关注自己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是‘合谋者’，那么这个‘合谋者’多少也是有点不由自主的”。
务虚：不尽职的调研
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导致新股报告“务虚”而不“务实”的更关键原因则在于不尽职的调研，有的新股报告甚至研究员并未做过实地调研。
仍以胜景山河为例，尽管出具新股研究报告的券商研究所有多家，但在逐一阅读后会发现，除了表述方式和用词的不同外，这些报告的结构模式和内容都惊人的相似——第一部分公司历史沿革和股权结构；第二部分公司技术优势和市场占有率；第三部分黄酒细分市场前景广阔；第四部分募投项目前景良好。
合谋 篇12
合谋就是通常所说的“被俘虏”、“拖下水”, 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在研究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时提出来的。1992年在国际经济计量学会第六届世界大会上, 著名经济学家梯若尔教授提交论文《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中指出, 串谋与勾结是所有的组织和机构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将造成产业政策和政府规则政策的严重扭曲。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 为合谋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基础。Laffont&Mortimort通过引入不具有优势信息的第三方, 发展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当代理人之间形成合谋时, 对最优契约的分析方法。Tirole指出, 通过设计一个防止串谋的主契约, 使代理人的收益不少于合谋的收益, 可以使代理人没有进行合谋的积极性。陈志俊、邱敬渊将隐性歧视的不对称机制引入锦标赛制度。在防止合谋方面, 隐性歧视的不对称机制优于Ishiguro提出的显性歧视的不对称机制。Laffont分析了多监督人和分权情况下组织中的合谋问题。赵文华从信息论角度比较了单信道系统和多信道系统在防范合谋中的作用, 认为多信道系统将增加委托人获得信息的真实性, 提高代理人-监督人合谋成本。
二、企业产权交易中介组织合谋形成机制
产权交易中介组织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法律、人才优势, 为买卖双方提供会面、会谈的场所, 帮助双方资产评估、选择交易对象、策划交易技巧、协助交易谈判、接受委托代理服务等, 确定价格、签订合同、保证资金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产权转让由于资产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 客观上要求独立的第三方, 借助于其专业与地位独立优势, 运用科学的方法, 通过客观公正的价值估算, 为产权交易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交易平台。中介服务在上述产权交易业务中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抽象地看, 企业产权交易关系主要涉及三方:产权的转让方、产权的购买方、产权中介组织。就委托代理关系而言资产的转让方与购买方均有可能是产权交易的委托人, 要视具体的委托契约而定。中介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同时它自身又带来另外两种信息的不对称, 即交易双方对中介服务过程及结果相对中介组织和人员间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交易双方因各自的信息来源、渠道、获取与理解信息的能力、自身的知识积累等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对中介活动及其结果的了解与把握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由于这种信息传递的不对等、不完全, 他们就产生了将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作为向对方寻租手段的激励与可能。研究表明,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当合谋双方的合谋收益大于合谋成本同时成立时, 他们的博弈将出现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 即合谋出现。
产权交易中介合谋是指在产权交易中, 中介组织与交易双方中的一方勾结起来, 为谋取不当之利, 欺骗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中介组织的聘请基本由其产权转让方决定, 所以中介组织合谋可能更多地发生在产权转让方与中介组织之间。在信息掌握程度上, 产权的转让方和中介组织相对购受方拥有信息优势, 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寻租的空间, 因中介服务而形成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 购受方就越难监督服务过程, 意味这种空间就可能越大, 因此他们就越有动机与可能实现合谋。若中介组织人员预期合谋的收益小于成本, 则中介组织和人员将保持独立个性, 但当产权转让方操纵结果动机强烈时, 其可能会通过更换中介组织与其他中介组织进行合谋。同样的, 当产权转让方估计变更中介组织的收益大于成本, 同时变更后的中介组织预期的合谋收益大于成本时, 合谋将出现。
三、产权交易中介合谋的形成原因
1、企业产权出让人相对于产权受让人具有信息优势。
为了克服交易中的信息劣势, 产权受让人希望获得由第三方评估人提供的对企业产权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而修正其交易预期, 规避某些风险。为了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 在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产权出让人希望第三方评估人可以帮助自己维持这种优势, 所以表现出与第三方评估人合谋的愿望。产权受让人对其合谋契约也具有不对称信息。产权出让人和第三方评估人达成的支契约往往没有正式的契约文本, 契约的议价过程和利益转移都在暗中进行, 所以产权受让人很难观察到这种交易或者需要的成本无法承受。这样, 即使产权出让人和第三方评估人形成合谋关系, 这种关系被产权受让人发现的概率也非常小。所以, 第三方评估人和产权出让人的期望合谋风险相对较小, 这使得产权出让人和第三方评估人更易达成合谋。合谋双方通过某种转移机制获得合谋收益。契约执行后, 产生的利益转移和分享是产权出让人和第三方评估人进行合谋的动力。
2、存在信息租金支付缺失而导致的合谋风险。
信息租金缺失是指产权受让人无偿地从独立评估人处获得产权评估信息, 而不向独立评估人支付信息租金。在交易过程中, 第三方评估人的职责是对产权出让人的信息进行监督, 并向产权受让人报告;但由于信息租金缺失, 产权受让人对独立评估人之间没有委托代理契约, 产权受让人无法对独立评估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提供信息真实程度提供激励。同时, 产权出让人首先与独立评估人签订契约, 独立评估人的所有收益均来自产权出让人。因此, 信息租金的缺失将导致第三方评估人缺少揭示产权隐性信息的正向激励, 最终从自身利益出发, 与产权出让人形成合谋。
3、合谋监督成本过高。
合谋双方采用在主契约外, 另达成支契约的方式形成合谋, 所以合谋双方的行为往往非常隐秘。产权受让人很难发现产权出让人和第三方评估人之间的合谋行为, 或者要揭露他们的合谋行为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目前, 我国法律建设还不完善, 通过法律对合谋行为进行诉讼, 不但会面临大量的时间成本而且还要面对巨大的诉讼费用。
4、第三方评估人合谋处罚成本过低。
我国第三方评估机构一般都采用有限责任制。这种体制使得一旦合谋行为受到法律制裁, 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伙人只会受到有限惩罚。此外, 我国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 对第三方评估人处罚不会引起其信用危机。因此, 当第三方评估人合谋处罚成本低于合谋收益时, 他们会倾向于合谋。
四、企业产权交易中介合谋的防范措施
通过分析, 产权出让方和第三方评估人合谋对市场构成的损坏是显而易见的。当合谋普遍存在时, 就会出现柠檬市场效应。因此, 在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中, 针对产权出让方和第三方评估人的合谋行为, 建立合谋防范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1、严密监视有可能合谋的高危险企业及其聘用的中介服务机构。
正常进行市场经营活动的企业一般不会产生和中介合谋进行欺骗的需求, 相反, 那些可能面对巨大市场利益的企业就有可能收买它的代理中介进行欺骗活动。所以, 常常上市公司的欺骗行为要比一般公司要多得多。因为能够上市或者能够扩股融资对于企业来说其利益是巨大的, 因此为了能够上市许多公司就会进行虚假信息披露。牵涉到多个利益主体的国有产权交易由于合谋利益巨大, 更易产生合谋。
2、引入能承担风险的、有信誉的中介机构, 建立合理的评估机构企业类型。
企业产权转让需要发挥中介机构的职能, 企业产权交易应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下, 由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交易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具审计结果, 由资产评估事务所根据当时的市场供需情况来评估其价值, 由律师事务所根据交易企业的具体情况来出具法律意见等。而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根据国际惯例, 承担信誉风险和经济上的连带无限责任。政府在各中介机构所出具具有法律效力文书的基础上做出批复后, 产权交易机构根据批复所组织的交易活动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对评估机构进行体制改革是指, 独立评估机构由当前的有限合伙制或者有限股份制, 改为合伙制, 从而加大对违法独立评估机构合伙人的处罚力度, 提高合谋预期成本, 抑止合谋的发生。
3、加强对产权转让的监管。
为防范产权交易中的风险, 我们要建立由产权交易法律监管、行政监管 (政府监管) 、自律监管、媒体监管和再监管等构成一个结构化的整体, 各组成部分既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又相互补充相互制约, 共同形成产权交易的监管体系。加大产权转让中的合谋成本和产权交易的透明度, 使产权转让更加客观公正, 推动我国国有产权改革的步伐向前迈进。
参考文献
[1]陈志俊, 邹恒甫.防范串谋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02.10.
[2]沈立群.如何规范产权转让中的多重权利关系[J].上海国资, 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