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谋现象论文（精选3篇）
合谋现象论文 篇1
引 言
合谋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个顽疾,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罗建兵,2006)[1,2],吸引了大批学者开展研究。早期有关合谋的研究主要在公共管理领域展开,最初用来解释企业间存在的价格合谋现象,随后学者利用博弈论讨论了合谋对市场拍卖和决策领域的影响。在当代合谋理论研究开创者Laffont和Tirole等人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上将合谋引入产业组织内进行研究后,一整套经典的合谋研究范式得以提出并沿用至今,即探讨合谋产生的原因、影响合谋出现的关键因素及合谋的防范措施等[3]。
工程建设领域同样存在合谋现象[4]。郭南芸(2008)对工程合谋现象进行了专业化、形象化的描述,认为“合谋是在建设工程招、投标及建设过程中,业主方丧失了招标公正性,为获取租金而与投标方协作,帮助其获取工程施工资格;投标企业违背公平竞争原则,与其他企业私下协商报价办法;监理方则丧失了工程监理独立性的基本要求,迎合施工单位工程造假需要而做出的工程虚假鉴定。[4]”国务院自2009年8月以来开展的“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指出了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六大问题,其中有3项涉及工程合谋问题,涵盖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工程发包及设备采购等诸多工程建设环节[5]。已有研究表明,包括业主、设计方、监理方及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在内的诸多项目参与方在特定环境下会为谋取不当利益共同实施合谋行为,给项目利益带来损失[6]。因此,可以将工程合谋现象视为工程利益相关者基于相互串通立场,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段侵蚀项目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行为。
为探询工程合谋现象产生的诱因与现实根源,寻求遏制工程合谋现象肆意扩散的有力措施,众多国内外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论文对目前理论界对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方面,对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内学者多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工程合谋产生的原因,并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程合谋现象形成条件及制定相应遏制措施的主要工具,且国内学者多将研究范围聚焦在工程建设中的发包环节,着重分析了投标人实施的串标、围标等不规则行为;国外学者多采用半结构访谈、统计调研、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不仅涵盖了工程合谋的表现形式、合谋参与方态度与合谋遏制措施,也包括工程合谋行为的检测与判定等范畴,并始终将合谋参与方的职业道德(Ethics)作为研究主线。
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工程建设领域合谋问题的研究动向,寻找有效降低工程合谋现象给项目利益带来损失的理论方法和依据,本文沿用Laffont和Tirole提出的经典合谋问题研究范式,对已有研究工程合谋现象的理论文献进行了整理。
1 工程合谋现象诱因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国内学者用来分析工程合谋现象诱因的常见工具。郭南芸(2008)认为在我国建设工程领域,信息不对称、委托方与代理方目标不一致,常常会引发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加之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一直存在“反贪污不反浪费”特色,容易导致多个代理人相互串通,合谋侵占委托方利益[7]。同时,郭南芸(2008)也提出,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不可能穷尽工程合同所有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代理方实施合谋行为创造了条件[4]。谢颖和黄文杰(2008)认为尽管建筑市场的竞争压力过大会诱发合谋,但合谋收益过大、惩罚力度不足才是合谋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而同时我国客观上存在的诚信及市场监管体制缺失等外部环境也为工程合谋现象的产生提供了负面支撑[8]。余晓钟和张焕杰(2008)在基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委托代理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存在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为业主(代建人)、承包商和监理方实施工程合谋行为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指出信息不对称与合谋成本低是导致工程合谋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9]。除此以外,邵晓双和王贵国(2011)认为当今建筑市场愈来愈发狭窄的正当利润渠道也是导致工程合谋现象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10]。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多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Ethics)分析工程合谋现象产生的原因。例如Paul Bowen(2012)等通过调查问卷分析了南非建筑业合谋现象产生的根源与本质,发现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雇员低下的职业素养是诱发工程合谋现象的最主要因素[11]。Johan J.Graafland(2004)在对荷兰知名建筑公司——Heijmans的高层和中层项目经理进行访谈的基础上[12],认为名誉机制的缺失和职业道德的弱化是导致工程合谋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M.Sohail与S.Cavill(2008)无论是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还是私营业主投资项目工程合谋诱因方面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3]。
2 工程合谋现象形成条件
由于工程合谋现象隶属行为科学范畴,多用于群体范围内具有竞争性质个体行为研究的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工程合谋现象形成条件的构建与分析。杨耀红和汪应洛(2006)按照我国大型基建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体制,针对客观存在的业主、施工方和监理方合谋以套取国家建设资金的现象,利用博弈理论进行了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分析,提出了各方参与合谋的条件[6]。陈赘和刘肇城(2006)从博弈的角度针对公共工程建设管理中可能出现的业主(代建人)、设计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并基于政府、业主(代建人)、设计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各自的效用函数,对合谋现象出现的条件进行了分析[14]。任宏和祝连波(2007)运用信号博弈理论,针对投标人可能实施的串标行为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发现影响串标者行为的关键因素是招标人对串标者的处罚力度及招标人检查串标的成本,而与投标人的串标成本无关[15]。杨琳(2010)则利用博弈论针对公共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业主、承包商所组成的一个合谋体,在信息封锁条件下可能实施合谋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16]。程书萍(2012)等基于信息论针对竣工决算审计模式与跟踪审计模式下的大型工程合谋问题构建了合谋博弈模型[17],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2种审计模式下业主、施工承包商和监理单位的决策行为及合谋条件,并发现监理单位独立性的丧失是竣工决算审计模式下合谋现象频发的主要先决条件,而在跟踪审计模式下,审计机构的提前介入则能有效避免合谋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Porter,R.H.(2005)提出并分析了有利于诱发合谋现象或遏制合谋现象的因素,也进一步明确了工程合谋现象形成的条件[18]。
3 有关工程合谋现象的描述
早期关于工程合谋现象描述的研究以Lee T.S.(1990)较为典型,他以美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为对象进行了调研[19],发现合谋会导致实际有效投标人的减少、投标人报价变化的减少以及项目投标报价的偏高,同时也会造成业主被逼无奈情况下的质量妥协乃至项目整体失败,更会给建筑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并导致行业就业率降低。进入新千年后学者纷纷以本国建筑业为对象开展了实证研究:Charles Vee与Martin Skitmore(2003)在澳大利亚的项目经理、建筑师和承包商中展开调研[20],受访者表示尽管没有雇主、上级主管或委托人要求他们实施或参与工程合谋行为,但他们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诸如欺诈、围标、串标、泄密等工程合谋现象;Ishii(2006)以日本公路路面材料的采购为对象,调研了其中存在的工程合谋行为[21];P.A.Bowen(2007)等在南非开展了一项以建筑师、测量师、工程师和承包商为对象的访谈调研[22,23],结果显示在类似南非这样正处于城市化高潮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承包商在承揽工程时会实施一定的合谋行为,表现形式为行贿、欺诈与不公平竞争;O.E.Alutu与M.L.Udhawuve(2009)在尼日利亚建筑从业人员中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工程项目各参与方都有各自严格的职业操守规范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项目设计、工程发包和建设环节中潜在的大量不当利益仍然吸引着项目参与方实施合谋行为[24];S.Z.S.Tabish与Kumar Neeraj Jha(2011)利用德尔菲法做了一项有关印度政府公共工程项目采购的统计调研[25],结果显示各项目参与方在交易透明、职业道德、公平竞争、合同监管及程序违规等5个方面存在15项涉及合谋的不规范现象。此外,Martin Besfamilie(2004)还以阿根廷联邦政府拟兴建的一项基础设施为背景,介绍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地方政府和承包商如何串谋共同欺骗联邦政府,以达到套取项目资金目的的典型案例[26]。而国内学者多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工程发包环节涉及招标人、投标人及招标代理的诸多不规范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更是分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针对项目各利益相关方有关工程合谋方面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27,28]。
4 工程合谋参与方态度分析
除对工程合谋现象的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外,各项目利益相关方对合谋问题的态度或看法也是学者开展研究的重要对象。Anna Zarkada-Fraser与Martin Skitmore(2000)针对在工程发包环节中最有便利条件实施合谋行为的关键人员(如决策者)进行了访谈调研[29],分析影响其是否实施合谋行为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是否在法律文件条款中有所涉及”为上述关键人员(决策者)在面对合谋问题时的最大考量因素。同时,Anna Zarkada-Fraser(2000)还以澳大利亚建筑业中的测量师群体为对象开展实证调研[30],首次从行为科学和职业道德范畴研究了其在串标、围标等合谋问题上决策方式的影响因素。Linda Fan(2001)等也对香港测量师协会部分会员进行了问卷调查[31],结果发现受访者一般都会将雇主、客户及其自身的利益置于项目利益或公众利益之上。承包商往往被视为工程合谋现象的始作俑者,而Brockmann C.(2009)则认为工程合谋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组织方面的问题而不仅是由承包商单方面引起的问题[32],他认为现行工程建设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的招投标规定、过度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过大的工程合同额,才是诱使承包商试图实施合谋行为的根本原因。Porter,R.H.与Zona,J.D.(2008)将激励因素纳入合谋参与方的合谋协议考虑范畴,分别得到了在合谋实施与否两种条件下的合谋参与方收益矩阵[33],为从经济利益角度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Abdul-Rahman(2011)等也详细研究了业主的态度对项目参与方实施合谋行为的影响[34],并以业主方的专业工程师为对象,针对不同级别的合谋行为提出了2个治理模型,有效满足了业主方对工程合谋问题的治理预期。
5 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
对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是合谋治理的前提,Patrick Bajari与Lixin Ye(2003)针对工程采购过程中存在的投标人合谋操纵投标现象提出了一个鉴别和判定模型,并设定了对竞争性投标和合谋来讲都足够充分和必要的假设条件,结合专家对投标人成本结构的分析,进而判定出潜在可能实施合谋行为的投标人[35]。Chotibhongs,R.与D.Arditi(2012)提出了利用历史数据判定合谋行为是否存在的经验模型[36],并以某个业主在2001~2010年10年间实施的所有项目为数据来源,对所有投标人行为进行了剩余性检验和成本结构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有部分投标人可能实施了合谋行为,而在现实中上述投标人也确实被监察部门认定存在不轨行为。在此基础上,Chotibhongs,R.与D.Arditi(2012)又提出可以通过详细分析有合谋预谋的投标人和正常投标人之间在投标内容、成本条款和成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来判定投标人实施合谋行为的可能性[37]。国内学者中尹贻林和周金娥(2010)率先在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方向开展了研究[38]:通过对文献和国内各级建设法规的梳理,利用频次统计和德尔菲法首先构建了一个工程招投标环节中横向合谋(代理人之间的合谋)认定标准体系,继而基于层次分析法(AHP)对各项认定标准赋予权重,最终为判定项目中是否存在横向合谋现象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该思路对国内工程合谋现象研究从定性的研究方法向定量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6 工程合谋现象的遏制措施
6.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的工程合谋预防措施
董志强和严太华(2007)通过一个P-S-A(Principal-Supervisor-Agent)三层代理硬信息模型来分析工程建设领域的监察合谋行为,重点考察了有成本的合谋惩罚机制对合谋预防合约结构的影响,并认为在合谋惩罚机制设计和监察者激励报酬之间存在一个临界值,为是否要实行带激励的合谋监察提供了理论支撑[39]。谢颖和黄文杰(2008)则突破传统的单变量建模方法,将严格监管、有效激励与合谋防范纳入建设工程项目委托代理体系,从项目业主、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等项目利益相关方立场出发,分别建立以努力变量为核心变量的激励合同和监管模型,以及项目管理公司与承包商之间的合谋防范模型[8]。郭南芸(2008)通过对构建的建筑市场委托人——监督人——代理人的代理模型分析,认为对监理报酬进行激励机制设计,并提高合谋监察力度,加重对合谋行为的惩罚,增大合谋参与方成本,可以减少建筑市场合谋行为的发生[7]。Shakantu Winston(2006)则认为无论是在委托人还是代理人方面,应用像世界经济论坛反腐败指导方针那样严厉的职业道德操守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泛滥[40]。
6.2 基于博弈论分析的工程合谋遏制措施
任玉珑等(2004)基于委托人效用最大化思想构建了业主对监理方和施工方的激励机制,从静态博弈的角度认定该机制能有效防范监理方和承包方的合谋行为[41]。赵霖平等(2005)利用博弈论对投标企业陪际、围标、串标的现象进行分析,从增加投标者数量、降低投标者重复相遇的概率、降低行业退出壁垒及完善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一些措施[42]。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中,余晓钟和张焕杰(2008)针对可能存在的业主、承包商和监理方的三方合谋行为建立了博弈模型,在模型分析基础上提出加大监督力度、加大合谋惩罚力度、完善信用体系与降低信息不对称等遏制三方合谋的措施[9]。龙化良(2009)针对电力工程建设项目构建了业主监督承包商和监理单位合谋的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出博弈均衡取决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健全制度、监管与奖惩的力度[43]。张朝勇(2011)建立了政府(投资人)、代建人和承包商三方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在纯策略和混合策略情形下代建人和承包商合谋以及政府监管的纳什均衡条件,认为提高项目各参与方现有收益及增大预期收益能够有效遏制工程合谋发生的概率[44]。赵冬梅、王园园(2012)在多维信息招标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招标代理方与行贿投标方合谋的博弈模型,求解合谋存在条件下的最优招标机制、均衡合谋金以及均衡合谋概率,认为调查力度、惩罚力度的加强以及投标方实际能力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合谋发生的概率,而投标方数量的增加可能会促进合谋的发生[45]。
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多采用静态博弈的方法研究工程合谋现象的遏制策略,其模型构建的前提假设过于完全理性,而建设工程项目具有实施周期长的特点,并且委托方和代理方有可能在不同的项目中多次相遇,即存在多次博弈的现象。由John Maynard Smith提出的演化博弈理论,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随时间变化的某一群体,并着力刻画单个个体的行为及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真实地反映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可以为宏观调控群体行为提供理论依据(易余胤等,2005)[46]。范如国和李丹(2011)就应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招投标双方的效用模型,分析双方招投标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影响策略均衡的决定因素,给出招投标过程中业主规避投标人围标行为的策略选择及预防措施[47]。
6.3 遏制工程合谋现象的其他措施
Wei Lo(1999)等在分析台湾30项地铁工程案例及对大量承包商、咨询单位和业主访谈的基础上,认为设置不适当的资格预审条件极易诱发工程合谋现象,并提出在政府承担一定风险基础上适当降低资格预审门槛,不仅在满足项目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降低成本、缩减工期,更能推动当地建筑市场的良性发展[48]。Srabana Gupta(2002)以美国高速公路建设为例,分析了确定中标人时所有投标人的数量,以及多家承包商团体数次共同投标的现象,发现项目中标价格随着投标人数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加而下降,且当存在8家投标人参与投标时,潜在的投标人之间的合谋会很大比例上转换为竞争[49],这为在工程发包环节有效遏制合谋现象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意义上的借鉴。B.Sichombo(2009)等提出在赞比亚建筑业中实施技术性审计能够有效遏制合谋现象,尤其是在项目合同签署前阶段设置审计员更易对合谋行为进行监管,因为在该阶段合谋行为最为敏感[50]。S.Z.S.Tabish与Kumar Neeraj Jha(2012)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了工程合谋遏制策略与项目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指出领导力、严格的规则、职业素养培训及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应是四项主要的工程合谋遏制策略[51]。
7 小结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工程合谋现象理论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理论界对工程合谋现象这一建设领域存在的顽疾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更多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谋求工程合谋问题的解决,而国外学者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合谋现象的各个维度。尽管目前理论界已对工程合谋现象就诱因、形成条件、表现形式、检测与判定及预防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建筑业依然存在严重的合谋问题,以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尤为甚。这提醒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合谋遏制与应对措施进行评价,探询治理结果不佳的原因,相信这也正是工程合谋问题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此外,通过对工程合谋现象理论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日后对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应跨越工程项目实施层面,从管理范畴全面、准确、清晰地界定工程合谋现象的内涵和特征,在项目利益相关方之间界定组织场域,结构化行为主体类型和行为模式,分析群体和个体之间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路径,寻求工程合谋现象发生、发展的动力性、可控性和防范性,这对于解决工程合谋现象及腐败等关联行为,提升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和管理绩效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摘要：建设工程领域存在合谋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合谋在给项目利益带来损失的同时,也给建筑行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目前已开展的有关工程合谋现象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从工程合谋现象的诱因、形成条件、表现形式及合谋参与方态度等视角进行归纳,并就现有研究成果中工程合谋现象的检测与判定,以及针对工程合谋现象的遏制措施进行了介绍。论文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对合谋预防(遏制)机制的评价应是工程合谋问题下一研究重点方向。
关键词：建筑业,合谋,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实证分析,文献综述
合谋现象论文 篇2
近几年来, 国内外证券市场上爆发的一系列重大财务报告舞弊案, 无不牵涉到审计师的审计失败与审计合谋问题。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共生的性质之严重、影响之广泛往往令人触目惊心。
2审计合谋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2.1 合谋的内涵
对“合谋”一词的运用主要来自于西方研究产业组织经济学与管制经济学的学者。在产业组织理论中, 无论是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 (scp) 范式, 还是以博弈论为核心的新产业组织理论 (TIROLE, 1986) , 都认为合谋是一种与竞争相对应的行为, 是竞争的必然结果或理性选择。产业组织理论所讲的“合谋”具有“合作”的内涵成分。而在管理经济学看来, 合谋就是通常所说的被“俘获”, 被拖下水, 而“俘获”则来自于管制经济学中“俘获理论”, 意思是, 实施管制活动的政府官员最后都被管制者给俘获了, 站在被管制者立场而不是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上说话, 具有被动合谋之意。
基于审计在现代社会经济权责中式作为代理人监督机制产生的一种社会契约安排, 审计的基本特征便作为审计主体所应具有的独立、客观与公正性。进一步, 我们基于证券市场审计的特殊目的与特殊要求及上述关于合谋内涵的基本界定, 可将审计合谋定义为:“注册会计师丧失其职业独立性的基本要求, 主动迎合被审计单位财务造假、提供虚假会计信心的需求, 而对财务报告作出虚假鉴证或虚伪陈述的行为, 并由此产生了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共生共存现象”。
2.2 审计合谋的基本特征
(1) 审计合谋证据具有隐蔽性。
法院不能直观地从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报告及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中获得合谋存在与否的证据, 只能从已经被披露而确认的审计失败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中, 根据已有的相关证据反向推断出是否存在审计合谋行为。
(2) 审计合谋动机具有不良性。
审计合谋最主要的特征是具体行为具有不良动机, 就注册会计师而言, 为了自身利益或迫于竞争压力, 明知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有重大错误、漏报, 却加以虚报地陈述, 或者直接出具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或者通过变通减轻审计意见的“严重性”来达到目的。
(3) 审计合谋后果具有外部性。
审计合谋的存在使得审计作为防范财务报告舞弊的最后一道“防线”形同虚设。这意味着, 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报告将对利益相关者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侵犯公司股东、债券人、顾客及雇员的合法权益, 使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使我国远未成熟的证券市场更多地饱受虚假信息泛滥之苦, 加剧证券市场中的各种投机行为和市场波动性。
(4) 审计合谋行为具有共同性。
审计合谋行为本身包括对审计意见饿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行为。这是因为审计意见具有经济后果, 因而审计鉴证具有“租金”, 为获取这种租金, 审计意见的需求者便有寻租的激励, 而注册会计师迫于竞争压力或出于自身的理性自利考虑, 往往很容易被收买, 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因而审计合谋行为具有共同性, 而不是一利益主体单独采取的单方面行为。
(5) 审计合谋时间具有持久性。
审计合谋行为一旦发生, 往往很难被社会公众和监管部门发现。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怀抱侥幸, 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断重复“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到公司购买审计意见到审计信息失真”的过程, 他们之间因为合谋利益的存在而形成一种利益共生体, 从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其发现或被曝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3审计合谋环境
3.1 审计合谋环境的国际视野考察
20世纪70年代, 新自由主义的抬头与后凯恩斯主义的衰落, 导致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后, 逐渐放松了对金融, 能源等垄断行业的各种管制, 使得原来垄断经营的行业如电信、电力等的竞争力日益加剧, 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层出不穷, 增加了资本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同时, 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逐渐普及, 使得证券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交易变得日益虚拟化和电子化, 相应的组织结构变得异常复杂, 网络经济开始脱离于实体经济独立运行, 从而加剧了产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动荡性。
垄断行业管制的放松在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的同时, 也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为财务报告舞弊的孳生提供了原动力。以电信业为例, 放松管制主要表现为淡化电信专营权, 强化反垄断法律的实施, 培育市场竞争的氛围, 主要表现在通过分解原先占垄断地位的电信企业, 形成更多的电信企业, 从而使电信行业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同时, 对电信高额利润和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电信市场, 促进电信业的投资急剧增加, 导致电信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 电信企业为迅速成长需要规模扩张, 二规模扩张需要巨额的资本支持, 以保持技术更新、扩大基础网络设施, 而从巩固和增加客户的数量。显然, 依靠内部积累资本满足这种需要, 不是不可能就是速度跟不上, 因而采取外延战略能够得以实施, 就需要维持较高的股价, 以保持高速增长的形象, 才能吸引投资者进一步投资, 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从财务角度看, 满足其盈利预测的需要。因此, 当实际经营业绩达不到财务分析师的“预测”时, 唯一途径便是会计造假。事实上, 世界通信的崛起轨迹及其相应的财务报告舞弊萌发, 就是沿着这种路径进行的。
衍生金融工具创新的层出不穷, 使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显得捉襟见肘, 更重要的是使以GAAP为基础的会计监管变得无能为力。例如, 各种表外融资工具的创新和经过特别设计的交易方式与载体, 可以轻而易举地规避掉GAAP对这些交易产品进行计量, 记录与报告和入市加以反应与监管的要求, 财务报告舞弊由此滋生。在安然财务报告舞弊案中, 利用精心设计的特别目的实体 (SPE) , 通过模糊企业边界, 轻而易举地将美国FASB对合作财务报告3%的合并范围规定规避点达到帐外转移债务、粉饰企业经营业绩的目的。
3.2 审计合谋环境的中国背景
与西方国家不同, 一股票市场为代表的新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于发展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而是基于体制内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单一、效率底下, 通过引入新的融资渠道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层次改革和建立新的治理机制需要的结果 (施东晖, 2001)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取得显著的进步, 无论是市场规模和水平, 还是其内部机构和功能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和改进, 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然而, 与其他新兴证券市场一样, 出于初级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在市场规模小、深度浅、换手率高、投资行为短期化、投资者不注重财务信息的分析与利用、股市泡沫严重、市场弱势有效、证券监管措施简单化、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报告的资源性需求、受政策的影响严重等。
首先, 中国证券市场规模偏小, 深度不够, 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小。其次, 中国证券市场中的换手率高, 投资行为短期化现象严重。再次, 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仅达到弱势有效性程度, 证券监管措施简单化, 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意见的自愿性需求。最后, 转轨时期的政府行为有一个逐渐规范的过程, 政府的言行也会对股市产生重要影响。
4审计合谋的原因
4.1 审计市场竞争无序诱发审计合谋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经济落后于发达国家, 市场经济还欠成熟, 政府在引导与扶持经济发展上的力量和作用很大, 在审计市场上, 担当着主要角色。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的权威性还不够, 注册会计师协会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 却不具有独立的行业管理的权限, 而是相当于财政部的一个执行部门, 这决定了当前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被大多数业内人士认同为政府管制为主导的管制模式, 以致行业协会的监管积极性不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产权制度的缺陷, 使得合伙制步履维艰, 在“有限责任”的“催化”下, 有限责任制的中小事务所数量剧增, 而且规模小、集中程度低。
4.2 审计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审计师被迫参与审计合谋
在我国审计市场上, 投资者非理性及其导致的自愿性审计服务需求严重不足, 使得审计报告对公司和投资者来说都是基本同质的:它与事务所的声誉无关, 市场需要的只是一张由某个CPA签字盖章的形式化的“合格证”而已。因此, 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信誉等优势无法对承揽审计业务带来过多的优势。会计师事务所作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经营组织, 在这样的买方市场中, 必然处于很被动的地位, 若不满足客户的要求, 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很可能就会失去审计市场, 从而失去生存的空间 (乔安华, 经济论坛, 2005) 。
5审计合谋的监管策略
5.1 审计合谋需求方的规制策略
美国Treadway委员会1987年的报告所构建的防范财务报告舞弊的第一道防线, 是针对企业管理当局的管理理念而言的, 当防线被认为是防范财务报告舞弊的首要环节。而企业管理理念的形成则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公司经营业绩评价方法的合理程度等有关。作为审计意见寻租方的公司管理当局, 他们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的动机与这几个因素密不可分。因此, 控制审计合谋的源头就应该从审计合谋的需求方着手, 规制由财务报告舞弊动机引起的审计意见寻租行为与审计合谋行为。首先完善利益相关者的相机治理与治理结构。其次改进公司管理层约束与激励机制。然后多维化与动态化绩效评价。最后增加管理当局的诚信责任与声誉资本。
5.2 审计合谋供给方的治理措施
对审计意见的需求一般是基于资本市场的管制性需要, 在审计意见是强制性需求的前提下, 审计合谋的租金就会客观存在。因此, 控制审计师进行合谋、提供审计寻租方所要求的不当审计报告就历来成为会计职业自律管理中的重点。事实上, 至今为止的许多自律措施从理论上讲都是有效的, 其所以发生经常性失范, 是因为这些措施的运用未能得到一贯坚持, 或被规避过流于形式。因此, 控制审计合谋以防范财务报告舞弊, 所需要的是对那些被证明曾经是健全有效的自律措施予以重拾或重整。审计独立性的真正保持、同业互查制度的切实落实及声誉机制与处罚机制的并重, 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措施。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持行业重新定位于审计独立性。其次改进执业组织形式回归与内部治理改进、优化审计轮换制度与行业监管机制、保持审计师聘任机制改革与独立性。最后运用审计声誉的培育与法律惩戒。
5.3 审计合谋的综合性监管思路
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共生机理表明, 外部环境往往是其互动和实际发生的重要诱因, 中国会计市场中审计合谋与财务报告舞弊现象的共存共生,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外界因素引发的。因此改善外部支持环境, 营造反合谋、反舞弊的社会氛围则是控制审计合谋、防范财务报告舞弊的重要宏观要求, 这主要包括市场参与意识和契约诚信意识的培育、市场监管机制与监管制度的完善、产权制度改革的彻底完成等方面。
摘要：证券市场上的审计合谋问题引发的舞弊行为的影响令人触目惊心, 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信心, 要想扼制住这个趋势, 优化整个审计师环境。我们需要对需求者和供给者都进行严格监管。这样能对整个审计环境达到优化作用。
关键词：审计合谋,环境,监管策略
参考文献
[1]雷光勇.证券市场审计合谋:识别与规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2]阎达五, 于玉林.会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周培胜.我国股票市场寻租现状及其成因的信息经济学分析[J].经济科学, 1999, (6) .
[4]陈思维.试论我国财政资金效益审计的理论结构[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4, (9) .
合谋现象论文 篇3
“制造新闻”和“新闻策划”不同, 新闻策划是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对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进行策略式的考量, 以期让受众更好地接受新闻及隐藏在其后的观点;而在“制造新闻”中, 新闻的发生就存在很多人为导演的因素。“制造新闻”又与“策划新闻”不同, 虽然都无法保证新闻事件的自然发生, 但是“制造新闻”又比策划新闻多了一些贬义的色彩。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的顺利访台, 使两会制度化协商站在一个新的出发点上, 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携手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符合历史潮流的前进方向。但在这之前, 国台办原新闻发言人张铭清在台南作学术交流期间遭袭事件也为台湾所宣扬的热情友好抹了黑。虽然张铭清本人表示, 这只是一小部分民进党台独分子的个别行为, 不能代表台湾的大多数, 但遭袭事件的确让两岸哗然。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台湾媒体的表现的确不可谓不优秀。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许清茂教授是张铭清院长的随行人员, 见证了整个台南学术交流过程。许教授说, 他最大的感受是, 台湾的记者真的很辛苦, 他们走到哪里, 记者们就跟到哪里。只要他们一有什么小动向, 就会有至少十几个潜伏在周围的记者突然冒出来。且台湾电视媒体的时效性也确有可圈点之处, 他们在一楼碰到了电视记者, 乘电梯到十二楼的时候, 在电视里就看到了自己。为了追求吸引受众眼球的新闻, 台湾的记者们对政治新闻的跟踪采集完全不亚于狗仔队的狂热。很重要的一点是, 许教授说, 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制造新闻”了。当时笔者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张院长遭袭这一事实并不是媒体制造的啊?怎么说这就是“制造新闻”呢?可若仔细分析台湾媒体与政党的微妙关系, 台湾媒体的制造新闻现象就拨开云雾了。
2008年3月国民党代表马英九当选台湾新一届领导人, 宣告民进党执政八年的结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阵营重新掌握政权, 而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阵营却不放弃继续扮演引人注目的不安分角色。
“制造新闻”和“新闻策划”不同, 新闻策划是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对报道手法和报道方式进行策略式的考量, 以期让受众更好地接受新闻及隐藏在其后的观点;而在“制造新闻”中, 新闻的发生就存在很多人为导演的因素。
台湾媒体的蓝绿分野明显。台湾媒体中立者少, 大多数不是亲蓝就是亲绿。东森电视台、TVBS电视台、中天电视台、“中视”、“中广”等电子媒体和《联合报》比较倾向于泛蓝阵营。台视、民视、华视、三立电视台等电子媒体和《台湾日报》、《自由时报》等平面媒体比较倾向于泛绿阵营。由于台湾媒体和台湾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很难保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在2005年的县市长选举中, TVBS电视台李涛主持“2100全民开讲”节目, 联合一批民意代表和资深媒体人士, 在100多天内连续追查“高捷弊案”, 不断抛出对陈水扁当局不利的新资料。把民进党要角以权谋私、以权捞钱的丑闻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 对泛蓝阵营的大赢有着重要作用。媒体对于政治动态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1)
政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得不引起媒体对自己的关注, 而由于台湾的媒体是资本主义的运营模式, 已经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自由竞争, 在残酷的媒介环境下, 媒体对于政治热点更加不会放过。政党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不得不制造一些非常态的事件, 以显示出自己鲜明的政治倾向, 而媒体为了找到可以吸引眼球的新闻也渴望这种非常态事件发生。于是政党和媒体的相互迎合就为“制造新闻”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张铭清在台南遭袭事件发生后, 台湾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都作了充分的跟踪报道, 而且分析张铭清此行是为陈云林“试水”。张铭清此行明明是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身份以学术交流为主要目的的出行, 却被台湾媒体戴上了子虚乌有的帽子。这难道不是“制造新闻”吗?
台湾人口只有2300多万, 电视媒体却有100多个, 其中24小时新闻台就有8个, 岛内的电视媒体要想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生存, 就必须寻求突破。事实上, 在弹丸之地的台湾, 有影响的新闻媒体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已经非常明显, 要做到所谓的“资源独享”或是“独家新闻”非常困难。因此, 对于新闻时间的“细节展示”和“深度挖掘”也就是所谓的“放大”, 便成为台湾媒体处理新闻尤其是热点新闻必须采用的手段。 (2)
台湾电视媒体在挖掘新闻的相关枝节、扩大新闻报道的外延上不遗余力。张铭清到台南进行学术交流, 由于张铭清特殊的身份和在台湾的高曝光度, 媒体必定会对张铭清围追堵截, 关注他们一行的最新动向。张铭清在当地参访孔庙时, 遭到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王定宇等人的暴力攻击。据说, 泛绿人士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深绿倾向, 以期在台南的选举中赢得更多的信任。而这一暴力事件也让台湾媒体“辛苦”了好一阵子。
在台湾, 当岛内有重大新闻发生时, 当事人常常会无可奈何地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这些报道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甚至培养了观众的猎奇心理。这些都使得台湾的新闻有了较强的可读性、可看性, 更加贴近受众的接收心理。这种“制造”和“放大”的新闻, 客观上公众经常被情绪和猎奇所取代, 对细枝末节的过度展现, 使人们在关注新闻事件发展时忽视了新闻事件带给人们的思考。
自1987年海岸两岸开始进行探亲与文化交流以来, 大陆人士赴台交流时虽往往受台湾当局方面的种种限制, 但从促进两岸人民相互了解的角度而言, 这种不均衡的两岸交流现象虽未尽理想, 但毕尽是有利于两岸关系之良性发展的。然而, 李登辉及陈水扁掌权后采取种种不利于两岸交流的政策, 使得两岸间的关系愈趋紧张, 再加上台湾媒体长期负面报道大陆的发展情况, 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误解与无知非短期内可得以化解。李、陈之流的一系列“去中国化”措施使得原先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的人数大为减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台湾青年由于没有经历过“戒严时代”, 多元的政治空间环境赋予他们以独立思考与理性选择的空间, 而高度发达的资讯条件和相对富裕的经济基础催生了他们的政治主体性、自由意识和相对独立的政治倾向。无论是泛蓝还是泛绿, 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 都极力利用媒体为自己摇旗呐喊。而没有热点的新闻肯定不能赢得受众的注意, 于是政党刻意地制造新闻事件, 而媒体为了更好地生存, 正需要这样的有卖点的新闻。它们可以无偿地给这些政党制造的新闻加以包装和制作, 从而完成对于新闻的“再制造”。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3) 台湾媒体和政坛很好地运用了大众媒体的这一重要作用, 以期对台湾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由于政党的导演, 媒体所报道的事件往往具有很强的戏剧性, 且因为媒体具有很强的党派性, 其报道往往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这样露骨的报道违背新闻真实、客观、公正的特性, 从而对受众形成接受压力。
台湾媒体和政党的“制造新闻”现象是违背新闻规律的做法, 其长久的历史渊源和对现状的影响却是不可回避的。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党派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政界的蓝绿纷争。这与大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事业管理方式的媒体有本质的不同。同样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 台湾媒体与西方媒体相比, 其政治倾向更加明显, 似乎不太懂得掩饰和隐藏。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 尽管媒体具有很强的党派倾向性, 台湾民众认为他们还是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能力的。
摘要：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台湾媒体, 在政党斗争激烈的党派纷争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政党为了赢得受众的支持, 媒体和政党合谋出演了一出出“制造新闻”的“好戏”。电视媒体因其强大的影响力在政治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对台湾媒体“制造新闻”现象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予以纵深分析, 以期对台湾媒体的态势走向有更深刻的了解。
关键词：台湾媒体,政党,制造新闻
参考文献
(1) 王建民、赵会可、陈险峰:《泛蓝台湾政坛》, [M].九州出版社, 2007, P.150
(2) 林祥丽:《台湾电视新闻的放大意识和操作》, [J《].东南传播》, 2007年第四期,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