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现象（通用4篇）
分离现象 篇1
1前言
武术在中国冷兵器世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代,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达, 武术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 主要在民间流传, 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 武术重新得到政府的重视, 焕发了蓬勃生机, 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 慢慢形成了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并行发展的局面。竞技武术作为“官办武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绩。然而, 作为新生事物, 竞技武术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从而引起了武术界广泛的争议。尤其, 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分开发展, 即武术专业人士常说的“练打分离”一直是武术界争议多年的焦点。许多武术人士认为“练打分离”导致竞技武术畸形发展, 也是造成竞技武术曲高和寡的“罪魁祸首”。本研究从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开展时间不同入手, 对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的技术体系进行比较, 从竞技体育的角度分析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现象的合理性。
2结果与讨论
2.1 套路与散打开展时间的不同为竞技武术“练打分离”埋下了伏笔
竞技武术套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的, 1959 年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的实施, 标志着武术竞赛步入了现代竞技体育的行列[1]415, 为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经过几代武术工作者的苦心耕耘, 竞技武术套路迅速发展壮大, 其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突出速度和节奏, 有舞蹈动作倾向”———“ 强调动作规格、注重攻防意识的前提下, 追求‘高、难、美、新’的发展方向”———“难、美、新、快、高、强”———“ 强调动作规格的同时, 更注重创新和难度技术的提高”的发展变化[2]。
2003 年, 随着竞技武术套路新规则的实施, 迅速推动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向高、难、美、新的方向发展。竞技武术套路在推广过程中, 取得良好的效果, 运动员技术动作日益规范, 套路编排布局日趋完美;演练水平越来越高, 跳跃动作腾空高、落地稳;难度技术飞速提高, 创新难度越来越多 (旋子由开始的360 度, 到旋子转体360 度, 再到旋子转体720 度) , 可谓眼花缭乱。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 武术节目《行云流水》给全国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伴随着悠扬的音乐, 数位武术运动员表演的竞技太极拳, 一改人们心目中缓慢柔和的印象, 许多跳跃、转体动作频出, 造型优美, 令人叹为观止。同时, 竞技武术套路也受到一些非议:运动员套路编排千篇一律;为了追求气氛, 运动员抡臂砸拳、单拍脚等击响的动作重复多, 演练风格日趋一致;演练速度越来越快, 造型越来越优美, 许多非武术的动作 (体操、舞蹈、影视) 在自选套路中越来越多, 忽略了动作的攻防含义, 技击性在武术套路中几乎消亡殆尽。
建国后不久, 武术界对武术“唯技击论”进行了大力批判, 武术技击自然被束之高阁, 不允许公开传播。同时, 竞技武术套路则一枝独秀发展壮大, 随着竞技武术套路在世界各地迅速推广, 许多国外技击高手在不同场合向中国武林高手发起挑战。面对国外技击高手的咄咄逼人, 国内外政治环境也日趋缓和, 许多武术工作者重申“技击是武术的唯一本质”。 1979 年, 武术散打终于“破土动工”, 分别在浙江省体委、北京体育学院和武汉体育学院进行试点工作[1]425。散打作为竞技体育项目, 武术专家们可谓群策群力。一方面, 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运动员人身安全, 如:运动员戴厚实的护具、按体重分级别比赛;另一方面, 最大限度还原武术技击的原貌。所以, 武术专家们对传统武术技术进行了取舍:吸收了某些拳种的技术优点;对一些拳种技术进行了改造;至于传统武术中强调的踢裆、锁喉、挖眼珠和反关节等“绝招”自然被毫不留情地抛弃。同时, 散打在试点期间 (1979 年-1989年) , 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古老的国门徐徐打开, 拳击、跆拳道和摔跤等世界各国技击术进入了武术专家们的视野, 散打运动在开展过程中, 就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拳击、跆拳道和摔跤的部分技术优点。散打技术由拳法、腿法和摔法构成, 独具风格的快摔是散打的民族特色, “远踢、近打、贴身摔”是散打比赛的客观评价。
散打运动的开展, 在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一举打破了笼罩传统武术界多年的技击神话。曾几何时, 痴迷于传统武术技击神话的练习者“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如今, 散打运动的出现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作为武术技击的一种形式, 散打技术简单实用, 没有任何花架子, 毫无神秘色彩, 短时间学习就能取得一定的技击效果。在许多武术练习者心目中, 散打已经成为检验各拳种实战水平高低的“试金石”。散打运动在试点开展初期, 许多传统武术界的“世外高人”、“气功大师”、“掌门人”看不起散打技术的“拳击+ 腿法+ 摔跤”, 实战切磋中, 面对散打选手看似平淡无奇的技术, 传统武术高手们练习多年的“绝招”丝毫派不上用场, 结果自然是大败而归。不可否认, 传统武术的技击威力在冷兵器时代是有目共睹的。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传统武术已经逐渐失去了生死格斗的土壤, 实战技术相应退化了, 大多局限于同门之间说招、拆招, 与真打实斗相差甚远。许多传统武术名师一辈子没有与人真打实斗过, 只是靠本门前辈的“光辉事迹”包装自己。
竞技武术套路先于散打开展几十年, 竞技武术套路从竞赛规则、裁判员和教练员队伍、各省 (市) 武术套路专业队的成立、运动员的选材和训练, 都具备了稳定的模式, 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因此, 散打运动的开展, 基本上属于另起炉灶, 如:制定散打竞赛规则, 培养散打裁判员和教练员, 成立散打专业队, 探索散打运动员的训练模式。套路和散打作为竞技武术的两大项目, 由于开展时间错失长达数十年, 已经为日后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的发展趋势埋下了伏笔。
2.2 套路与散打技术体系的巨大差异是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的根本原因
我们对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技术体系进行比较研究, 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明显不同之处。第一, 步型不同:竞技武术套路步型主要有马步、弓步、仆步、虚步和歇步, 演练者脚趾抓地, 重心低且稳, 套路演练中步型不断变换, 通常是左右腿交替上步。散打的步型如实战姿势:两脚前后开立, 膝关节微曲, 距离稍大于肩, 前脚掌内扣, 后脚跟离地, 重心在两腿之间。实战中, 散打运动员应始终保持实战姿势, 向前移动时, 先移动前脚, 后脚顺势跟进, 忌讳出现两腿交叉移动的现象, 造成重心不稳, 容易被对手乘虚而入。第二, 拳法不同:竞技武术套路的拳法从腰间冲出去, 动作幅度大, 出拳速度慢。散打的拳法从胸前直接出击, 动作幅度小, 出拳速度快。第三, 腿法不同:竞技武术套路腿法种类多, 飘逸华丽。腾空飞脚、腾空外摆莲腿、腾空侧踹腿跳得高, 击响明显, 落地稳。前扫腿、后扫腿扫转度数大 (360 度、540度和720 度) 。散打腿法朴实无华, 鞭腿、侧踹腿快打快收, 动作幅度较大的后摆腿鲜有人使用, 腾空腿法更是难得一见。四, 难度不同:竞技武术套路难度大, 各种空翻、旋风脚720 度、旋子转体表演确实赏心悦目, 体现了运动员良好的身体素质。散打技术拳法简单、腿法直接、摔法明了, 没有任何花架子, 给人“大巧若拙”的感觉。
为了找出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技术体系的具体差异, 我们以武术中常见的“左弓步右冲拳”为例进行比较:武术套路中要求“前腿弓, 后腿绷”, 即左大腿接近水平, 膝关节与脚背垂直, 右腿膝关节绷直, 脚尖内扣, 两脚全脚掌着地。上体挺胸、收腹、塌腰, 左拳收于腰间, 拳心朝上, 肘关节向腰间夹紧内收, 右拳从腰间旋臂前冲, 手臂伸直, 与肩同高, 力达拳面, 眼视右拳。从审美的角度来看, 该动作步幅大, 重心低且稳, 招正势圆, 富有攻防含义, 似乎有无坚不摧的气势。从实战的角度看, 该动作双脚全脚掌着地, 步法移动不灵活;后腿膝关节伸直, 重心低, 挺胸、塌腰, 无法发出很大的打击力量;同时, 动作幅度大, 预兆也大, 速度相应就会变慢, 容易被对手识破。因此, 这样的技术在散打比赛中肯定无用武之地。
散打技术中的右冲拳可以视为武术中“左弓步右冲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实战姿势站立, 右脚蹬地, 用前脚掌向内转, 转腰送肩, 上体左转, 同时, 右臂由曲到伸内旋, 直线向前冲出, 拳心朝下, 力达拳面, 目视右拳。从审美的角度来看, 该动作步幅小, 后腿弯曲, 后脚跟离地, 重心高, 左臂弯曲在胸前, 耸肩, 下巴内收, 似乎有缩手缩脚的感觉, 动作很难看, 缺乏美感。从实战的角度看, 该动作在移动中完成, 上体前压, 打击距离较长;后腿稍曲, 且脚跟离地, 便于移动的灵活性;步法与冲拳、拧腰与合胯配合协调, 不仅出拳速度快, 而且打击力度大。
武术套路是演练者事先编排好的一系列动作, 演练节奏也是固定的, 经过无数次的练习, 逐渐突出个人风格, 注重演练的过程, 表现力十足。就技术而言, 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员比赛和平时训练基本没有什么差异, 即“平时怎么练, 比赛就怎么练”。以自选长拳为例:运动员身着华丽的表演服, 在宽8 米, 长14 米的地毯上起势, 时而单拍脚接仆步抡拍;时而腾空飞脚接侧空翻;时而旋子转体720 度接旋风脚720 度接跌叉;演练的节奏通常是由慢到快, 高潮时“拳似流星、眼似电、腰如蛇行、步赛粘”, 当观众看得眼花缭乱时, 运动员突然一个虚步亮掌, 戛然而止, 并步收势, 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优秀的套路运动员演练过程犹如艺术家作画, 比赛地毯就是作画的宣纸, 演练者在上面不停地挥墨泼毫, 动作多的地方“密不透风”, 动作少的地方“疏可跑马”, 运动员仿佛沉浸在套路演练中, 如痴如醉。
“既得艺, 必试敌”, 竞技散打是实战对抗性项目, 注重“快、准、狠、变”, 即出招速度快, 击打得分部位准确, 攻击力量大, 击打效果明显, 战术随机多变。散打比赛中, 运动员身着护具, 在8米见方的擂台上相互较量。一方拳腿组合连续进攻, 步步紧逼, 另一方依靠灵活的步法移动防守, 趁对手出腿的空档运用接腿摔得分;双方不断的试探, 一方用拳法攻击对手头部, 另一方全力防守头部, 对方突然用侧踹腿击中躯干得分;一方在得分领先的情况下, 眼看就要获得胜利, 突然被另一方用重拳击中头部, 倒地不起, 痛惜败北。散打技术的应用注重随机应变, 运动员根据不同对手的技术特点制定相应的战术, 所有的技术运用都是围绕打中或打倒对手服务。只要不违反比赛规则, 散打运动员可以运用任何技术进攻和防守。实战对抗“拳打两不知”, 因此, 散打技术不可能有固定的招法, 更不能按照事先编排的动作去打, 武术套路中花拳绣腿肯定派不上用场。
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技术体系存在巨大的差异, 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因此, 随着竞技武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运动员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竞技武术套路与散打同源不同流, 逐渐分道扬镳, 各自独立发展。可以说, “练打分离”现象的出现是竞技武术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2.3 竞技体育的功利性加快了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的步伐
竞技体育是人类挑战自我生理极限的产物,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更是激励了无数运动员刻苦训练, 力求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是世界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 运动员一旦获得奥运会项目金牌就意味着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继而就能名利双收。为了获得梦寐以求的金牌, 教练员和运动员除了刻苦训练外, 比赛中还会怪招迭出:服用兴奋剂、年龄造假、收买对手、贿赂裁判、打假球等。2012 年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中, 中国两位选手因涉嫌“让球”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顿时, 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受到许多指责。李永波在接受柴静采访中说:“有了金牌就有了一切, 没有金牌就什么都没有。”李永波一语道破了竞技体育“金牌至上”的功利性。
竞技武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已经成为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比赛项目, 时至今日, 竞技武术一直在为进军奥运会而努力。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体育部门对全运会相当重视, 某些方面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奥运会。获得全运会金牌是竞技武术运动员的最高目标。如果某位武术运动员在全运会获得金牌, 教练员就能涨工资、升职称。运动员能够免试上大学、获得巨额的奖金、分得房子、退役后安排称心的工作。作为武术专业队, 每年都有全国锦标赛, 全运会更是重中之重。教练员必须完成上级部门预定的比赛任务, 完不成比赛任务就会受到惩罚。九运会期间, 某散打队主教练没能完成领导下达的夺得金牌的任务, 立刻就被免掉了主教练资格, “成王败寇”在竞技体育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面临着夺金压力, 无论是教练员还是运动员, 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压力之下无疑会变得很功利。由于竞技武术运动员运动寿命较短, 高水平运动员实力很接近, 金牌竞争十分激烈, 稍不留神, 冠军头衔就会擦肩而过。为了夺得金牌, 竞技武术教练员和运动员几乎是绞尽脑汁, 力图在最短时间内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
竞技武术套路是表演性项目, 运动员讲究“高、难、美、新”, 即跳得高, 难度大, 旋转度数多, 落地稳, 造型优美, 动作创新独特, 由裁判员打分决定名次。武术自选套路竞赛规则:10 分制, 其中, 动作质量5 分, 演练水平3 分, 难度2 分。训练中, 运动员苦练手、眼、身、法、步, 动作规格标准, 尽量不被裁判扣分;运动员穿着绚丽多彩的表演服, 脸部经过精心化妆, 演练中不乏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得到裁判员对其演练水平的认可;难度动作是决定套路运动员成绩的关键, 一定不能失误, 力争拿满分。我们不难发现:武术套路得分的高低是通过运动员表演的好坏来定的, 尽管运动员在场上冲拳踢腿、跌扑滚翻, 气势逼人, 但技术的运用能否打中对手, 能否产生打击效果, 这些与比赛结果毫无关系。
散打是格斗对抗性项目, 对比赛结果起决定因素是打中对手获得分数多或者击倒对手。散打运动员苦练拳法、腿法和摔法技术, 通过空击提高技术规范性, 打靶、踢沙袋提高打击威力。随着散打运动水平的提高, 要想在全国比赛获得金牌, 散打运动员不但技术全面, 而且要有重创对手的独门“绝招”, 以便在关键的时刻一锤定音。如:用鞭腿踢中头部得2 分, 同时造成对手读秒, 再得2 分, 如果对手倒地不起, 不能参加比赛, 则直接优势获胜。因此, 散打运动员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同时, 想尽千方百计提高打击力度。散打比赛中, 只要运动员运用合理的技术击中对手得分部位, 并产生击打效果, 裁判员就会给分。至于该技术是否规范;造型是否漂亮;是否“精、气、神”结合;手脚是否与身法配合。这些对裁判员给分没有任何影响。
根据运动训练学项群理论分析, 武术套路属于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 而武术散打属于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3]。两者无论从选材、训练, 还是比赛方式, 几乎是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散打运动在摸索开展初期, 参赛选手普遍技术水平低, 的确有一些运动员既参加武术套路比赛, 又参加武术散打比赛, 并且获得很好的成绩。近年, 随着散打运动的逐渐完善, 武术套路高水平运动员改行练习散打, 并在散打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类似的情况几乎不可能重演。近二十年来, 许多原来学习摔跤、柔道、拳击的运动员改行练习散打, 在国际和国内散打比赛中所向披靡, 夺得金牌, 引起武术业内人士的关注, 甚至招来一些非议。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散打与拳击、摔跤、柔道都属于技能主导类格斗对抗性项群, 相同点很多, 运动员跨项目训练适应很快, 摔法是散打的特色技术, 得分高, 练习摔跤、柔道选手在散打比赛中, 无论是施展摔法, 还是抗摔技术都有优势。
竞技体育竞争十分残酷, 一旦能够夺得金牌, 就会名利双收, 就有话语权。如果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员兼练习散打, 或者竞技散打运动员兼练习武术套路, 不但会占用大量的训练时间, 而且对比赛结果毫无帮助。所以, 无论是武术套路还是散打运动员都会专注自己的项目, 不可能做到“练打结合”, 毕竟, “金牌至上”才是竞技体育的精髓。
3结语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保守性, 许多人对新生事物一时难以接受[4], 竞技武术是创新的产物, 被不断质疑也是理所当然。我们必须指出, “练打结合”是传统武术遵循的规律。而竞技武术是新中国成立后, 为适应竞技体育比赛的需要, 而逐渐形成独自体系的新拳种。许多人对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现象横加指责, 其实是站在传统武术“练打结合”的立场。只要我们搞清楚传统武术本质上属于搏杀术, 而竞技武术属于竞技体育项目, 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就会发现这样的批评观点未免有些荒缪。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学科门类增加, 许多学科独立, 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分离发展, 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趋势。如果我们不遵循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内在的发展规律, 依靠行政手段, 强行把竞技武术“练打结合”, 结果会适得其反, 竞技武术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甚至倒退。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理论分析法, 对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套路与散打开展时间的错位使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现象初露端倪;套路与散打技术体系的本质差异是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的根本原因;竞技体育的功利性加快了竞技武术“练打分离”的步伐。
关键词：竞技武术,套路,散打,练打分离
浅析小学德育教学知行分离的现象 篇2
关键词：小学德育教学,知行分离,现象,原因,对策
一、小学德育教学知行分离的表现
1.小学德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分离。
小学的德育教育主要以思想品德教育课程的形式体现出来。 思想品德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 不管是课本还是教师、社会,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非常崇拜,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金钱哲学和实用哲学相对泛滥, 并没有真正按理论指导实际, 导致小学的德育教育理论和实际脱轨, 出现重理论而轻实践的现象。
2.师德缺失现象存在, 教师知行不合。
教师是德育教育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教师出现道德问题, 可想而知, 是无法教好学生的, 甚至会为学生带来负面影响。
3.学校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存在的差异较大, 造成德育教育的再次分离。
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思想品德规范的教育, 走出学校之后, 却面临另外一种不同的思想道德水平体验。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多数人的追求。 这两种环境的差异造成小学德育教学的再次知行分离。
二、小学德育知行分离现象出现的原因
1.品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相互掺杂。
小学德育对学生没有进行政治和品德内容的区别, 教学方法也没有划分。 我国政治教育浓墨重彩, 而且意识形态强调很多, 这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德育教学的内容是政治家制定的, 没有经过教育家通过研究小学生的行为水平进行制定, 这样的情况下, 小学生的德育教育接受的大多数是政治性的要求和规范, 表面学习, 但是不一定能加以内化, 还有可能出现执行不一。
2.小学德育教学方式单一, 缺乏灵活性。
我国的思想德育教育经过长期摸索, 大量学者专家也对知行合一教育进行了研究, 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广泛有效的应用。 还是以灌输式、说教式的教育方法为主。 这样的教育方式缺乏技巧性和灵活性, 重视书面教育, 忽视教育的行为结果, 重视理论教育, 忽视实际运用。 长久下去, 无法使学生真正认识到德育的重要性, 也无法使他们运用学到的德育知识规范自己的行为, 造成知行分离。
3.应试教育的压力加剧德育教育的知行分离。
在教育民主化口号盛行的现在, 与国外小学教育方式相比较, 我国教育体制里考试压力更加重大。 升学、就业都会以考试成绩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 即便是在小学阶段, 学生也要为了升一个好中学而背负巨大的考试压力。 这就使得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侧重于为了应付考试, 而不是真正进行思想教育, 由此, 更加加剧德育教学的执行分离现象。
4.市场经济环境发展导致思想的多样化。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变得更加强烈, 从社会主义倡导的大锅饭, 转变为个体利益的独立, 这样的变化可以大大激发人们的创新创造意识, 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但同时, 会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 这样的多元化思想的盛行会影响小学生的思想品德发展方向, 造成所学和所用不一致, 出现知行分离。
三、减少小学德育教学知行分离现象的对策
1.建立科学适用的小学德育教学目标。
建立目标, 是进行教学的基础, 是促进知行合一的重要前提。 受我国传统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影响, 小学德育的小学目标一直非常理想化, 强调要把小学生培养为圣人和君子, 培养为无私奉献的人。 但是这样的目标违背了人的本性, 压制了人的正常需求, 这样只会导致学生的漠视, 或者成为伪君子, 学生不但没有成为圣人, 反而难以学到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思想。
2.将德育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德育目标明确后, 第二步就是如何围绕这些德目进行德育内容的具体展开和解读。 准确地说, 我们的小学德育中缺乏具体的场景描述, 缺乏具体的行为标准, 缺乏坚持的规范要求。 这是德育工作者必须正视的问题。 归根结底, 德育的“知识化理念”在德育内容中的影响依然存在。 要克服这一点, 就要明确“在生活道德的视域中, 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主要不在道德知识的获得, 而在于引导人们去选择、建构有道德的生活、生活方式”。
3.科学选择德育方法, 提升小学德育教学的有效性。
小学阶段从认知的角度处于感性大于理性的阶段, 单纯的理论灌输既不能被缺乏生活阅历的孩子们真正理解, 更不能迅速转化为其内在动机指导实践行为。 从有效性的角度出发, 小学德育可以在方法上进行更多尝试, 如故事法、体验法等, 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4.积极拓展德育途径, 确保小学德育标准的一致性。
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 除了学校德育之外, 还要将范围扩大到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 这样才能形成全方面的道德环境, 确保道德的一致性。 建议整合多方资源普遍性地开办各类“家长学校”, 在对小学生开展德育的同时要对家长进行相关熏陶。 同时社会各种传播媒介也要进行德育的推广与倡导。 各类公益广告层出不穷, 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新解推广, 还是对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再现, 都是当今社会的积极行动、有益尝试。
小学德育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非常重要的部分, 本文对减少执行分离的对策进行研究, 提出几点建议, 建立科学适用的小学德育教学目标、将德育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科学选择德育方法, 提升小学德育教学的有效性, 积极拓展德育途径, 确保小学德育标准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豆莎.陶行知生活德育理论探究及当代启示[D].郑州:郑州大学, 2013 (5) .
[2]郑来纪.当代美国中小学品格教育及其启示[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 2012 (5) .
长沙市职居分离现象特征分析 篇3
关键词：职居分离,长沙市,通勤
0 引言
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1]。同时,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为居住与就业两项活动所占据, 城市居民的生活、生产因居住与就业在空间上的配置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因此职居两者的区位选择在空间上不平衡, 会带来职居空间互动距离的增加, 造成通勤时间和通勤成本的不必要浪费, 并因交通工具的增加使得机动车尾气排放量激增, 近年来多数城市大范围持续性的雾霾天气就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多有着很大关系, 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一系列社会及交通问题。即出现类似的“空间不匹配”、“职居分离”现象, 成为许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3]。
本文根据长沙市实际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数据来源, 期望从长沙市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通勤状况入手分析其职居分离现象的相关特征, 不仅有利于加深职居分离现象的认识, 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掌握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规律[4], 因此本文研究长沙市的职居分离现象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 问卷调查中选取长沙市五个主城区内的不同区位、住宅形态和居住区类型的15个典型居住区, 调查住宅区中分别随机选取25户家庭, 并对随机选取家庭中16岁以上的成员的工作日的活动日志进行调查, 问卷中包括了调查对象的居住和工作情况等信息设计若干本文所需的基础数据, 如居民居住地、工作地点及工作单位、学历、通勤单程耗时、通勤工具等信息。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400份, 回收335份问卷, 问卷回收率为83.75%, 在回收问卷中有效问卷312份, 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5%。
2 长沙市职居分离现状特征
2.1 通勤时间分析
将调查数据中各样本通勤时间整理后发现, 长沙市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为29.83分钟。平均通勤时间在15分钟之内的占19%, 通勤时间在16-30分钟的占48%, 通勤时间在31-45分钟的占18%, 通勤时间在46-60分钟的占13%, 通勤时间在1小时以上的占2%。67%的居民通勤时间在30分钟之内, 85%的居民通勤时间在45分钟之内, 98%的居民通勤时间在1小时以内。 (详细见图1, 图2)
根据US Census Bureau公布, 2005年美国一些大城市平均通勤时间如纽约为34.2分, 费城为38.3分。北京市居民2010年调查问卷显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为45.04分。相比发现, 长沙市居民的通勤时间较短[5]。
2.2 通勤距离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调查样本区居民上班单程的出行距离衡量职居分离带来的距离成本。调查数据显示, 被调查者的平均通勤距离为7.8公里。48%的被调查者的单程通勤距离在5公里以内, 67.3%的被调查者单程通勤距离在10公里之内, 98.8%的被调查单程通勤距离在20公里以内。
2.3 年龄与通勤时间和距离
按年龄因素分析, 16-36岁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35.34分钟, 37-46岁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32.27分钟, 47-56岁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28.46分钟, 57岁以上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为18.12分钟;从通勤距离来看, 16-36岁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距离为10.18公里, 37-46岁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距离为9.2公里, 47-56岁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距离为7.27公里, 57岁以上的人群平均单程通勤距离为5.6公里。
因此, 从年龄角度看长沙市的职居分离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逐步降低, 16-36岁的人群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要长与其他任何年龄段。
2.4 文化程度与通勤时间和距离
按照文化程度分析样本数据, 从通勤时间上来看, 初中及初中以下及中专学历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7.11分钟, 高中学历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8.85分钟, 大专学历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9.42分钟, 本科学历人群的平均通勤时间为30.68分钟, 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39.38分钟;从通勤距离来看, 初中及初中以下及中专学历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7.36公里, 高中学历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6.87公里, 大专学历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8.36公里, 本科学历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12.58公里,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17.69公里。
因此,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 随着学历的提高, 通勤行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随之增加, 通勤的时间越长, 距离也就越远, 职居分离程度也越严重。
2.5 户籍属地、住房性质与通勤时间和距离
按照户籍属地、住房性质属性对样本调查区的通勤时间和距离进行分析, 从平均通勤时间上看, 户籍属长沙市且为租借房的人群通勤时间为28.89分钟, 非租借房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34.56分钟, 户籍属外地且为租借房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6.81分钟, 非租借房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0.11分钟;从平均通勤距离上看, 户籍属长沙且为租借房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8.25公里, 非租借房人群的平均通勤时间为10.37公里, 户籍属外地且为租借房人群的平均通勤距离为7.89公里, 非租借房人群的平均通勤时间为6.67公里。
从上述数据分析反映出, 从户籍角度看, 无论是属长沙户籍的租借房还是非租借房居民其平均通勤时间和距离均高于户籍属外地居民, 尤其是住房性质方面长沙户籍的居民比外地户籍居民平均通勤时间长很多, 通勤距离也远, 职居分离也较之更严重。
2.6 工资水平与通勤时间和距离
从样本问卷工资水平上分析长沙市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可看出, 在通勤时间方面, 1000-2999元工资水平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30.08分钟, 3000-4999元工资水平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9.82分钟, 5000-6999元工资水平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33.89分钟, 7000元以上工资水平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31.11分钟;在通勤距离方面, 工资水平在1000-2999元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8.67公里, 工资水平在3000-4999元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8.11公里, 工资水平在5000-6999元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12.69公里, 工资水平在7000元以上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为15.48公里。由于调查问卷中1000元以下收入的人群写明单程通勤时间的有效样本数只有4份, 数据不具代表性, 因此在此未对其进行对比。
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 工资水平与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总体关系特征是工资水平越高, 平均通勤时间越长, 通勤距离也越远, 职居分离就越严重。
2.7 通勤方式与通勤时间和距离
按照通勤方式不同对调查样本区人群的通勤时间和距离分析发现, 在平均通勤时间方面, 通勤方式采用步行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13.12分钟, 采用自行车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6.01分钟, 采用电动车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3.69分钟, 采用公交车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38.25分钟, 采用私家车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30.48分钟, 采用出租车的人群平均通勤时间为20.83分钟, 采用其他交通工具的平均通勤时间为28.33分钟;在通勤距离方面, 交通工具采用步行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0.92公里, 采用自行车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4.27公里, 采用电动车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5.68公里, 采用公交车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8.19公里, 采用私家车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13.23公里, 采用出租车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7.79公里, 采用其他交通工具的人群平均通勤距离8.01公里。
上述数据分析可得知, 公交车的平均通勤时间最长, 平均通勤距离也仅次于通勤距离最长的私家车, 职居分离最严重;平均通勤时间最小的是步行者, 同时也是平均通勤距离最短, 职居分离现象最弱。
3 总结
根据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长沙市居住人口以16-46岁的青年劳动力为主, 男性多于女性, 居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专科为主, 收入水平中等, 并以长沙市本地人口为主。长沙市的总体职居分离情况不严重, 出行方式以公交车和私家车为主。
通过对可能与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有影响的各个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本文研究所选取的各因素对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均有产生一定的影响[6]。使得长沙市职居分离现象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微观上验证了所选取数据及因素的合理性, 同时也对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有关职居分离的影响因素有了一个宏观把握。
参考文献
[1]孟斌.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J].地理学报, 2009 (12) :1457-1466.
[2]阮丽芬.杭州城市新增长区九堡镇职住空间特点研究[J].
[3]孟晓晨.职住平衡的研究回顾及观点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6 (6) :23-28, 35.
[4]孟晓晨.职住平衡的研究回顾及观点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6 (6) :23-28, 35.
[5]宋金平, 王恩儒.等.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J].地理学报, 2007, 62 (4) :388-396.
分离现象 篇4
关键词：大学教育,分离问题,思考
大学是一个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最前沿的神圣殿堂, 对学生的“教”与“育”本是大学教育中的应有之义, 而在我国大学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教”与“育”的分离现象。我们有必要对“教”与“育”的内涵差别、两者分离产生的原因, 以及如何进行改进克服等多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教”与“育”的内涵差别
“教”与“育”是大学教育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教”是教授知识, 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让学生尽快高效地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教的基本内涵。“育”则关乎学生优秀品质的养成, 让学生树立目标与信心、培养自信、善于沟通与交流、能进行积极的自我管理、能让学生掌握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以及形成一套符合学生特点的思维方式、能吃苦耐劳、能坚持公平正义、能有责任有担当, 总的来说就是使得学生能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个性, 能让学生拥有发现自我、培养自我、成就自我的人生价值与追求等都属于育的范畴。不难总结, 教侧重的是既定知识的传授, 而育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塑造;教是可以批量进行的, 而育则是个性化影响的;教可以仅仅是大学象牙塔内的, 而育则是连接学校与社会的必要环节;教侧重的是学生的技艺, 而育侧重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可以使学生有才, 但育才可以使学生有德;教是育的基础和前提, 育是教的拓展与升华;教是手段, 育是目的;教的内容是有形的, 可以量化考核的, 而育则是无形的, 靠的是老师的主动与自觉, 是无法直接量化考核的。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中, 两者是应该有机融合的, 但在我国当下甚至很长时间以来, 两者出现了严重的分离, 主要表现在有教无育、教多育少、重教轻育等。
二、“教”与“育”的分离现象及原因
在我国当下, 导致教与育分离的原因比较复杂, 是众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这里, 我们就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现象及原因进行剖析。
1. 对教师的考评制度影响和制约了教师的努力方向。
我国目前对教师的考评关键是看教师的科研成果, 老师的职称提升和工资收入的增长都与此密切联系, 多发一篇文章比多讲好一堂课显得更加重要和实际, 多做一个课题比多辅导一名学生的学习更能体现老师的存在与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科研比教学更经济, 更值得追求。更有甚者, 不是科研为教学或培养人才服务, 而是通过教学的过程寻找优质的学生为科研献身, 学生和老师成了“打工者”与“boss”的关系。最后导致这样的结果, 即不仅“育”的过程基本忽略了, 甚至连“教”的过程也弱化了, 只要有科研就是“王道”。这种以切实利益为导向的后果主义让多少学子荒废了宝贵的青春, 学会的是逐利的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做真正的科研本身是好事, 但为了科研失去了一个人的真心本性那就是一种伪科研、伪道德。
2. 社会中的不良之风影响了学生的求学心理。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道德顽疾, 从官员的贪污受贿, 到企业的排放有毒物质, 再到路人之间的不信任和冷漠, 等等, 都是社会道德沦落的直接体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择手段的逐利, 既缺乏内心的敬畏与约束, 又缺乏外在的有效制约, 逐利将会恶性循环, 使得人人都不知不觉被裹挟到逐利的大潮之中, 手段变成目的, 利益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终极标准。此风刮到学校, 学生注重的是利益而不是真理, 注重的不是人格的养成而是人情的促成, 注重的不是思维方法的训练而是圆滑世故的修炼。
3. 应试教育模式导致重考试结果而轻学习过程。
大学相比高中, 增加的是自由, 相同的依然是考试。每学期对学生考核就是一场考试, 体现出来的就是分数。似乎分数就能代表一个人的一切。事实不然, 分数的高低并不代表学生对一门学科的掌握和理解的深度, 高分可能出于勤奋而不是天分, 低分可能是因为勤于探索而忽视了考试。学习的本质是通过知识的训练获得一种驾驭知识和思考的能力, 而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模式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无法意识到或者不在乎学习的根本目的而舍本逐末的追求分数。因此真正的教育是回归到过程教育与考核中来。
4. 课程设计的固定化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且缺乏对知识的反思整理。
我国绝大部分高校的课程设计基本上事先固定好了的, 除了政治上的需要要求的课程是不会更改, 其他专业课基本上也是固定的。学校的课程设计固然有其合理性, 但在当前多元化和科技进步快速发展的今天绝对满足不了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如果所教非所想学, 所学重复于所知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这是弊端之一。弊端之二是助长学生的懒惰求学心理, 学生天天按部就班学习所要求的课程, 结果懒于对知识的探索和梳理, 这是“灌输式”教育与引导式教育的必然差距。弊端之三是固定课程容易落后于现实, 导致学生毕业随即面临失业的尴尬局面。
5. 信仰的缺失导致学生容易迷茫而难以树立远大志向。
一个人可以不懂宗教, 但可以有信仰。信仰是使人自信强大, 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的强大精神法器, 是让一个人勇于学习和勇于探索生活的强大法宝。但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中, 注重的是技术教育, 缺乏的是通识教育。在日常教学中, 经常听到学生迷茫的感叹, 而学生心灵的屏障又有谁来为其清除呢!我们的教育容易流于形式而缺乏内在的关心, 传递的多的是廉价的知识而不是宝贵的温暖。当前复杂难辨的社会环境中, 让学生树立目标与信心更难能可贵, 但我们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多远呢?
三、改善“教”与“育”分离现状的几点思考
1. 让教育独立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
思想的孕育需要自由的土壤, 而自由的前提首先是独立, 摆脱各种依附, 教育才有望健康发展。摆脱大学对行政的依附, 摆脱思想对金钱的依附是我们应该积极努力的方向。教育的行政化和市场化使得教育管理者的目的是唯上和唯钱, 一方面教育行政化决定了领导的升迁和任命在行政管理者手中, 不唯上则不会有前途, 另一方面教育市场化决定了教育的推进措施要立竿见影, 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市场化不管有多难, 从长期看是必然发展趋势。我们的行为迎合形式性合理而不是实质性合理, 归根结底是思想对金钱的依附, 我们做科研或课题往往是利益导向的而不是问题导向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科研思维使得老师倾向于不在乎对学生教的有多好, 而在乎自己科研的数量有多少, 进一步对老师而言, 科研的质量不是关键, 科研的数量能带来职称的提升才是关键。不摆脱这种思想对金钱的依附不可能出大师或大家, 人才培养上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
2. 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和执法力度迫在眉睫。
社会道德建设和加强执法力度似乎都跟教育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我们从系统的观点出发, 大学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侧面和局部缩影, 大学是不可能摆脱社会的浸染而独善其身的。大学本是学生通向社会的阶梯, 为更好地适应社会并在社会中发挥自我、成就自我, 学生不可能不首先思考社会的现实状态, 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性格与行为取向。社会道德建设和优秀文化的培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同时要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 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3. 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并加强过程考核, 逐步实施。
给学生的更多成长自由和实施过程教学是西方高校教育中普遍而成熟的教学理念, 而在我们的教育中几乎成为一种奢侈和梦想。这是一个创新创业的时代, 也是一个个性化的时代, 一个学生知识体系的养成应该由学生有选择性地进行, 而不应该是由学校全部颁布并无条件执行, 这不仅是对学生的一种霸王条款, 而且与当今时代的科技竞争及国家智慧实力比拼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 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 对于学生的考核不能一考了之, 因为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只有在学习的过程中, 才能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探索新事物的能力, 而只会学什么考什么的学生, 分数再高也不会有太强的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喜的是, 四川大学在过程化教育方面迈出了具有远见的一步。四川大学从2010年便开始探索小班化教学, 最少的课堂上只有11名学生, 另外, 现在又取消“60分及格”而用ABCDE几个等级代替。川大取消60分及格的课堂评价体系, 课堂上组织的每一次讨论, 课后作业, 随堂测验, 都会按照一定比例计入学生的总成绩, 促使学生把功夫放在平时, 主动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川大为什么要这样改革?谢和平院士说, 优秀的课堂应该是从知识传授为主转变为以提升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主, 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转变为高水平、互动式教育, 促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正是我们在教育中缺少的和需要跟进的地方。
4. 加强历史与哲学等知识的学习让学生的思想“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