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激励相容

竞争与激励相容（精选4篇）

竞争与激励相容 篇1

我们对房价目标调控主要有三点意见, 一是地方政府的房价调控目标本身应该肯定, 没有必要“一竿子打死”;二是要实现房价目标调控必须考虑激励相容, 不能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对立;三是目标调控中必须做到住房市场信息的充分可流动, 以实现动态监控。

一、目标调控与预期管理

截止到3月底, 全国657个城市中已有608个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占92.5%。国家统计局统计并公布新建住房价格指数的70个大中城市, 均已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细观各地出台的目标调控, 不得不说, 地方政府其实是将中央提出的问题直接当作了答案。在诸多公布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地方政府中, 只有吉林的长春直接给出了房价收入比的控制指标, 另外还有北京提出“稳中有降”。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当地的房价涨幅将不超过GDP增幅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我们认为, 如果中央政府在任务中明确提出结合住房支付能力, 而不要加上经济发展目标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等提示性语言也许效果会更好。

至于说地方政府制定的目标实际上是在暗示房价会继续上涨, 没有解决预期管理的问题。我们对此有不同意见。预期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的任务, 例如货币供应量或通胀预期的形成都与央行的行为紧密相关, 地方政府对此无能为力。退一步说, 即使地方政府所提出的目标真的导致了房价继续上涨的预期, 在限购和营业税的制约下, 这个预期房价涨幅对住房投资需求几乎是毫无吸引力的。

二、房价目标调控必须考虑激励相容

我们认为如果地方政府真的能实现房价涨幅低于GDP增幅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目标, 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十二五”规划中, 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已经下调到7%, 远远低于“十一五”时期实际经济增长率11.2%。如果房价增幅持续低于收入增幅, 短期很难熬, 但长期能自然实现房价的软着陆。关键是, 制定目标容易, 实现目标靠什么来保证呢?

我们认为, 从机制设计的基本原理出发, 实现这个调控目标需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世所罕见。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经济增长, 解释的线索从文献看来有两条, 一条是将地方政府看作是“经济人”, 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就类似于承包制后的农户一样, 有了经济发展的热情和动力;另一条线索是将地方政府看作是“政治人”, 中央政府通过人事任免和晋升激励促使地方官员参与到经济发展的大潮中。

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尔维兹在其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在市场经济中, 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 其个人行为会按自利的规则行为行动;如果能有一种制度安排, 使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正好与企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 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毫无疑问, 在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上, 无论是财政分权还是晋升激励都是满足激励相容的。

那么, 针对目前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制定的房价目标调控, 有没有考虑到激励相容问题呢?机制设计理论告诉我们, 如果一种制度不满足激励相容, 则其结果必然是不满足委托人的目标的。坦率的说,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的目标并不一致, 已有的制度安排尚未满足激励相容的要求。

我们认为, 处于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都有收益内化成本外化的冲动, 地方政府实际上没有控制房价的动力。土地财政确实已经是根深蒂固。现有的房产税征收方案暂时无法承担起地方财政支出主流税种的重任。既然如此, 地方政府即使制定了房价调控目标, 也可能只是一个“应急”措施或“应付”而已。

不过也不是没有转机, 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即约束条件的改变会导致参与人的行为发生变化。随着无限劳动供给逐渐终结, 民工荒愈演愈烈, 而高昂的房价会阻碍城市化进程。地方政府很快会意识到劳动力稳定供应对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这会迫使地方政府稳定房价并加强住房保障建设。如果再在一些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上有所变革, 例如吸取重庆、成都等地农地确权的经验、跨区域耕地占补平衡的试验和推广等。从中央层面上说, 货币收紧解决通胀预期问题也有助于地方政府的目标调控。

三、充分信息与房价目标调控

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曾经说过, 世界上有三种谎言, 一是谎言, 二是该死的谎言, 三是统计数字。如果房价统计数据失真, 则完成现有的目标轻而易举。这样一来, 解决好房价目标调控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就是解决好房价信息问题。机制设计理论还告诉我们, 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会采用机会主义的行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中国的住房市场上, 地方政府毫无疑问拥有信息优势。

现在地方政府纷纷表示房价目标不低于GDP增长速度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 还有一些二、三线城市直接给出了上涨速度控制。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在过去的5年中, 只有房价疯涨的2009年房价涨幅高于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所以, 初看起来, 各城市要完成所定的控制目标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这其中至少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鉴于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巨大, 收入分布严重右偏,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代表性也越来越差, 多数人的收入增幅赶不上平均增幅, 所以, 即使地方政府宣布实现了目标, 可能也无法改善中低收入阶层的支付能力。二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人为“调节”新建住房价格, 例如控制高价住宅销售许可证的发放, 就像在完成节能减排中直接拉闸限电一样;再比如保障房也被纳入到新建住房中, 而保障房价格较低能直接拉低新建住房价格水平。三是市场会出现潜在的价格上涨, 即房价确实没有涨多少, 但是消费者就是买不到房。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到住房市场的充分信息问题, 地方政府既有能力又有动力掩盖这些真实的信息, 而使得其无法向上流动。

而且, 在我们看来, 一线城市和一些明星城市在限购和营业税的打击下, 住房市场本来就面临调整, 因此, 即使地方政府不“努力”, 也能不战而胜。但对于中西部的一些二线和三线城市, 可能确实需要真正的努力以实现房价控制目标。

竞争与激励相容 篇2

一、激励相容理论

激励相容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之一, 由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 代理人掌握全面信息, 而委托人信息不足,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便产生了激励问题。因此, 激励问题就是要设计出一个激励合同, 诱使代理人在既定自然状态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而能够诱使代理人在既定自然状况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行动的情况, 就称之为激励相容。哈维茨 (Hurwiez) 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激励相容”是指:在这一机制中, 每个人 (经济理性人) 在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客观上也能使机制设计者的既定目标得以实现。

二、耕地保护中委托与代理的关系

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当委托人赋予某个代理人一定的权利, 那么代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思拉恩·埃格特森, 1996) 。”耕地保护中, 由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 加上信息不对称, 作为主要决策者的中央政府与作为主要执行者的地方政府相比, 地方政府拥有辖区内更多的信息。由于地方政府更接近信息源, 中央政府所需的信息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 处于信息源地位的地方政府便能够控制信息的流量和真实程度。然而, 代理人的行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 而委托人又难以观察到这种偏离, 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 从而出现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1]事实上, 在耕地保护问题上是存在着“诸侯经济”问题的。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 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入“激励相容”机制, 斯蒂芬·P·罗宾斯对于激励理论的认识是满足激励客体的动机需求, 从而达到激励的目的。但是, 如果激励契约失当, 不但达不到管理者预期的目标, 相反会出现激励扭曲 (Distor-tion of Incentives) 现象, [2]难以改变被动保护耕地的现状。

三、基于激励相容理论, 调动耕地保护积极性的改革设想

我国对耕地保护在政治层面上一直很关注, 但在执行层面上却不尽如人意。“我们曾一次次地设定耕地总量红线, 却又一次次地失守”就是例证。有关学者和管理者已逐渐认识到, 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耕地保护积极性的调动, 忽视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使耕地保护一直处于被动保护之中。显然, 耕地减少不是由于缺少管制造成的, 因为管制事实上无处不在, 问题是管制措施和管制程序是否符合“激励相容”原则。目前, 大部分管制事实上存在两种失误:一是目标不相容, 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很少同农民的个人利益相吻合, 特别是在短期利益上。二是激励不相容, 能否设计出将地方政府的市场寻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的制度, 是决定耕地能否保护的一大关键。永远也不应低估激励相容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因为人类往往具有原则上服从、而实际上违反行政指令以及篡改信息等超常的能力。[3]因此, 能否解决好激励相容, 是决定耕地红线能否守得住的关键因素。

1.改善耕地保护的大环境

(1) 进行土地市场改革。

我国经济能够在过去的近30年中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 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逐渐抛弃了错误的计划机制而选择了正确的市场机制, 但市场化改革还远没有结束。因而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是:在很多最适合采用市场机制的领域, 计划机制的残余却相当严重, 如资本、土地等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并没有充分市场化, 长此以往, 以上机制将会产生典型的激励不相容的结局, 后果也将非常严重。由于稀缺生产要素 (土地) 的价格没能充分市场化 (即价格偏低) , 企业成本自然就会全面低估, 从而导致企业竞争力超级强大之假相, 企业利润水平必然超速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地鼓励企业浪费性地使用我国高度稀缺的资本、土地。因此, 如果不加快改革, 耕地保护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当前, 我国土地隐性市场及产生隐性市场的双重土地供应机制还仍然存在, 使其在经济活动中, 表现出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和农民保护耕地收益的不平等, 而这种情况的存在是与激励措施的公平性背道而驰的。但按照组织公平理论, 个人追求的是其投入 (或贡献) 与他所取得的报酬 (所得到的结果) 之间应该平衡。在组织机构中, 个人最关心的是奖励措施的公平和公开, 即希望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得到应有的报偿。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报偿代价比等同于别人的报偿代价比, 那么就会产生公平感, 原来的工作热情和行为水平就能得到维持。

(2) 完善耕地价值的核算体系。

目前, 耕地主要有三大功能:经济功能, 环境生态功能, 社会保障功能, 并有相应的价值。所以, 应完善耕地占有的价值核算体系, 体现耕地占用的实际成本,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巩固国家粮食安全。至于耕地的“自然增值”如何分配, 笔者这里暂不研究。就目前而言, 我国农民的耕地收益来自于耕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 但农民并未得到耕地资源经济产出价值的全部。在耕地用途可自由转变的前提下, 耕地资源必然在其各用途的边际报酬相等时达到动态均衡。由于耕地资源关系国家粮食安全, 因此, 世界各国对耕地向非农用途转移都做出了严格规定, 以确保粮食安全, 但也使得耕地农业利用的边际报酬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为了使耕地农业利用达到理想的边际报酬水平, 发达国家一般都采用农业补贴的方式对农民进行补贴。而我国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 因而当前的现状是农民在为国家的食物安全而“埋单”。[4]基于激励相容理论, 笔者认为, 应重建耕地资源的估算价值体系, 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经济建设占有耕地的成本, 从而遏制经济建设单位占有耕地的冲动。

2.调动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积极性的改革设想

耕地保护是具有机会成本的, 在建设用地需求没有到达的地方, 农用地的机会成本只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农业使用用途上, 农民可以选择收益最高的用途来使用。一旦有了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需求, 就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成本, 即转为建设用地能带来的收益, 而且这一收益是远高于各种农业用途的。由于耕地被保护, 耕地所有者和地方政府就要承担这一收益损失, 这就是耕地保护的成本。此外, 耕地保护收益还具有外溢性, 这是由于粮食是可以在空间上流动的, 所以。这个收益会从耕地保护区外溢到国内的其他地区。这种成本和收益承担主体的错位, 使得农民和地方政府都缺乏保护的积极性。中央政府作为一个整体, 成本和收益的承担主体是一致的, 出于全国粮食安全与农民稳定的角度出发, 其目标函数是保护耕地。由此可知, 代理人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再者, 地方政府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它会理性地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有关制度, 会理性地利用政策漏洞谋取自身的利益, 并尽可能地使目标函数一致。

(1) 改善干部考核制度。

目前, 我国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偏重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指标具有短期性、可量化性、显性等特征, 操作起来客观、简单、便利;而耕地保护等非经济指标则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外部性等特征。因此, 经济建设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 是各级政府的绝对工作重点。此外, 耕地对于某届地方政府来说, 绝对是公共物品, [5]因而往往为了追求政绩的最大化, 最终使社会成员的长期利益遭到损害, 形成“公有地的悲剧”。因此, 现行的政府考核机制与耕地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平是不相容的。另外, 考核标准还应该切合实际, 不断完善, 与时俱进。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 党的十七大已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作了科学性的调整, 由过去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 调整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6]

(2) 改变土地管理体制。

目前, 我国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担负着地方城市、农村土地管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管理、土地登记、土地利用规划、土地资源保护等职能以及耕地保护的任务。然而, 我国的土地管理机构是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 有着双重管理的属性:即地方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属地方各级政府管辖, 同时又属于国家土地资源部管辖。各级土地管理部门都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 其人、财、物都是由各级政府提供, 事权属上级土地管理部门, 这样, 各级土地管理实际上受到各级政府的块状管理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条状管理, 然而, 条块管理的目标在现实中很少一致, 致使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在执行职能时常常出现无所适从的现象。这种形式的存在, 使得土地管理部门在实际管理中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更不要想在此管理体制下, 试着推行实行耕地保护 (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的“一票否决制”的干部考核制度。许多学者都认为, 耕地能不能保护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并提出,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调整利益关系, 使严格监管也符合代理人的利益;二是放弃委托——代理制, 实行上级政府的直接监管。同时还认为, 解决问题的第一途径仍具有重要意义, 即协调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7]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激励相容范畴。

3.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改革设想

现有对农户保护耕地的激励政策, 是逐步取消原有农业税, 对种粮农户直接按照实际种粮面积进行货币补贴, 并进一步明确30年土地承包期限不变。笔者认为, 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1) 树立农民、村干部的法制观念, 保障产权安全。

综观世界经济不难发现, 高产出和高生产力水平的实现往往都与明确界定和安全有效实施的产权制度紧密相关。我国《物权法》的实施就为我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保证, 该法第十一章对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项权利作了明确表达, 其中,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分别对承包期和承包地调整作了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承包期满, 由土地承包经营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在传统观念里, 集体成员应该天然地无差别地享有集体所有的土地, 而且这种观念已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 即土地随着人口的变化进行周期性的调整。而任意缩短承包期限, 这种现实势必造成农地承包经营权缺乏安全性, 使农民无法对特定地块的地权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预期, 这就很不利于激发农民土地投资的积极性。[8]当然, 也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 如学者何得桂在2007年进行农村文化调查时, 意外发现有些个体企业比较发达的乡, 其大量的耕地被无情地蚕食, 而使人惊诧的是, 多数村民并不为之痛心, 而是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9]因此, 笔者建议:应该借助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对农民进行《物权法》等普法教育, 提高他们维权的意识能力, 做一个懂法守法的新型农民。

同时, 还可以尝试建立土地法庭, 专门受理集体土地违法案件。迫使农村集体组织严格按照《物权法》的规定, 保障农民承包权的有效安全, 普遍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拓展耕地保护的内涵。

(2) 建立农户土地政策制定的参与制度。

目前, 我国有关耕地的制度很多, 如:耕地产权制度 (土地承包制度等) 、土地利用规划制度、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征地制度。但农户参与程度过低, 参与就是法律实行前的有效沟通, 是依法执法的基础。陈美球教授在对农户的调查中还发现, 农民对耕地有关政策的模糊认识, [10]就是参与程度不够的表现。因此, 提高农民的参与程度也是建立法治社会的需要。作为耕地资源的直接使用者, 农户在农业生产、耕地保护中的参与权、自主权应该得到保障。这是因为农民的耕地承包权不是孤立的权利, 而是“一束权利”, 其中“耕地保护的参与权”应是核心权利, 因而不能只给他们保护耕地的义务, 而不给他们相应的权利, 从而导致他们消极的保护耕地。事实上, 征地过程的实现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就是与耕地保护的博弈过程。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地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把这条“鱼”交到农民手上, 还不如还他们以“征地制度的参与权”这种“渔”, 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耕地征用补偿标准, 以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

摘要：耕地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在耕地保护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历史上, 我国耕地红线一次次失守, 主要是由于参与者的积极性不高, 耕地保护主要还处在行政、被动保护阶段。本文认为, 要改变这种局面, 主要应构建调动耕地保护者积极性的激励相容体制, 并就此从土地市场机制、耕地价值估算机制、干部考核机制、土地管理机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耕地保护,激励相容理论,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申其辉.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与征地制度的重大缺陷[J].经济经纬, 2007, (03) .

〔2〕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

〔3〕张红智, 朱玉贵.激励相容与渔业管理[J].中国渔业经济, 2006, (05) .

〔4〕俞奉庆, 蔡运龙.耕地资源价值重建与农业补贴——一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J].中国土地科学, 2004, (01) .

〔5〕张鸣明, 朱道林.我国土地出让收益分配的代际关系分析[J].农村经济, 2005, (04) .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的建设, 2007, (11) .

〔7〕孟晓晨, 赵星烁.中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中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 2007, (03) .

〔8〕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与重建[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02) .

〔9〕何得桂.从耕地被大量蚕食看乡村治理[J].中国发展观察, 2007, (11) .

竞争与激励相容 篇3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使小微企业又一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的焦点。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的小微企业, 在技术创新、解决城乡就业就业、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上缴国家税收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一直以来, 小微企业因其财务不规范, 盈利能力弱, 经营风险大, 融资难成为制约小微企业发展障碍。据2011年银监会测算, 我国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大中型企业, 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 中型企业为90%, 小企业仅为20%, 微型企业几乎为零 (李日新, 2012) 。虽然银行围绕小微企业金融业务做出一些尝试, 但是小微企业的创业融资困境仍然没得到根本解决。因此, 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不能单靠银行来解决, 而是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等各方共同推进这项工作。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美国破产改革法案 (BankruptcyReform Bill) 颁布改变了小企业的生存环境, 降低了小微企业获得信用门槛 (Berkowitz和White, 2004) 。信用评级制度 (SBCS) 简化了信息处理程序、降低信息处理成本、提高信息识别效率和防范金融风险, Berger、Frame和Miller (2005) 通过分析SBCS, 发现10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信用的扩张的数量、较高的平均价格和较高的风险水平高度相关。Berger和Udell (2002) 借助模型分析了关系型借贷的内部工作方式、银行组织结构的含义, 以及经济环境冲击对小企业关系型信用可获得性的影响。信息革命推动了美国金融部门稳固发展, 并且深刻地改变了现有的商业信贷模式, 使更多的地处远方的借款人可以摆脱以往空间上的限制而获得银行贷款, 也就解释了远距离信贷活动的增加 (Berger、Frame和Miller, 2005) 。

(二)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目前,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进行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一是外源融资, 王国才 (2010) ;郑九歌 (2012) 姚长存 (2012) 认为正规金融价格高, 隐性约束多, 抑制小微企业融资, 商业信贷可以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二是小微企业内生融资, 刘学平 (2011) ;张与珊、董运龙 (2012) 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在于自身经营效益不好, 融资单位成本较高, 信用不好, 贷款风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等。三是信息不对称, 肖兰华、金雪军 (2010) ;殷孟波等 (2011) 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核心因素是信息的非对称性,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关键是建立信贷担保机制, 有效分担银行信贷风险。四是小微企业互助, 李日新 (2012) 提出建立小微企业融资合作联盟, 形成政府助保、机构担保、企业互保的“三合一”集合担保模式,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局。

综上所述, 国内外专家、学者主要从创新银行信贷政策、完善小微企业自身征信、缓解信息不对称及小微企业互助四个方面提出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本文尝试将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纳入一个有效融资系统———“小微企业融创投公积金”, 有效整合各方资源,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以政府引导为辅助, 尝试从自助 (向自己未来融资) 为主、他助 (合作) 为辅这个指导思想出发, 成立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机构, 以期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方案。

三、小微企业融资创业公积金性质及作用机理

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 (以下简称:创投公积金) 是在地方政府引导下, 由居民、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商业银行、担保公司等机构参与的, 为小微企业提供创业融资为目的合作经济组织, 增加了居民创业融资渠道。

(一) 创投公积金性质

第一, 稳定可得性。建立创投公积金制度, 为我国居民提供了稳定可得的创业投资资金。第二, 互助性。建立创投公积金制度能够有效地建立和形成富裕的居民帮助创业的居民和小微企业的机制和渠道, 体现了创投公积金的互助性;第三, 长期性。每一个我国居民自参加工作之日起至一定年限后 (如缴纳满25年或者年龄满55岁后) , 都可以创投缴纳公积金。第四, 返还性。我国居民自参加工作之日起至一定年限后 (如缴纳满20年或者年龄满50岁后) , 户口迁出或出境定居等, 缴存的创投公积金将返还职工个人。第五, 普遍性。我国居民, 无论其工作单位性质如何、家庭收入高低、是否已有住房, 都可以按照《条例》的规定缴存创投公积金。

(二) 创投公积金作用发挥机理

首先, 以“未来自己”融资为主。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的融资主要是立足于以“未来自己”融资。 (比如合同储蓄额1/3) , 或者满足一定年限 (比如满3年) , 然后才能融资。在融资后, 除了每年继续向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缴纳经费, 经过1-2年缓冲期后, 每年需按月支付贷款的本息。这实际上是以“未来自己”融资, 即动用未来的力量来加快现在发展。这样就避免了银行等外源性融资机构和小微企业目标不一致性问题 (银行等金融机构目标是自身利润最大化或者风险最小化, 而小微企业在恰是自身资产规模小、风险大) 。因此, 这解决了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来源问题, 具有可预期性、广泛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 互助合作融资为辅。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主要是通过恰当的措施, 聚集我国居民暂时闲置资源, 按一定规则配置到需要某种帮助的社会成员中去, 且通过互助性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者解决创业融资难题。当然, 在实行互助合作时, 两个原则很重要:一是大数原则, 根据大数定律可知, 由于大家创业不是同步, 且分散到各个行业, 可以做到优劣互补效应, 所以参加的成员越多, 互助也就效果越好。二是长期原则, 由于时间较长, 参加成员相当于进行储蓄, 所以基本是以“未来自己”融资, 同时, 参加成员也可以从时间上错开集中融资, 做到可持续性。

再次, 采用项目抵押贷款模式, 使得信用资源得以标准化。作为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贷款, 采用项目抵押贷款, 即居民贷款要提供相关创业证明材料, 例如有相关行业从业2年以上证明、有相关创业资质、有自己的营业场所, 相关创业前期投资资产投入证明, 并且至少前期相当比例的资金投入 (例如前期投入资金占项目资金的1/5以上) 。同时创投公积金贷款, 也是以居民公积金缴纳到相当金额 (或者年限) 才贷款, 并且居民还款是按月定额还本加利息, 使得零散的信用得以标准化, 这些都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降低交易成本, 实质上是使小微企业信用升级, 完成了信用资源的标准化。因此, 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的建立改变小微企业的信用, 使小微企业使得信用资源得以标准化。

最后, 降低融资风险与监管内部化。由于创投公积金事先的挑选、把关, 又有担保公司的调查、审查和跟踪检查、公积金成员间相互担保 (并且是只有几个以上的没有进行融资成员才能具有担保资格) , 对公积金成员实施有效监督, 实现风险多重的过滤, 这不仅比单纯由金融机构评估信贷风险更为有效, 同时极大地减少信贷风险评估成本和风险。另外, 由于处于同一地区, 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比较了解, 出现恶意逃债将不仅失去联盟成员的信任, 而且直接连带相关担保成员, 使得违约成本很高, 促使成员之间更加重视信用, 增强履约意识, 进而使得监管内部化。由于该机制使得监督内部化, 它比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要有效。

四、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激励相容机制分析

合作是合作主体自愿的, 并且是建立在自利性与互利性基础之上的, 它的作用在于可以给合作主体带来利益。然而在合作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目标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产生了激励相容的需要。特别是存在目标利益冲突状况下, 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金融契约尤为重要。通过创投公积金模式, 使得地方政府、居民、小微企业、商业银行、担保公司等构建一个激励相容机制。即通过创投公积金, 各方的收益大于单独行动时的利益, 降低了各方承担的风险与成本, 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一) 居民与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

我国大部分居民有强烈的创业欲望, 然而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 虽然有一部分人能通过私人借款 (或者家族支持) 解决资金问题,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缺乏稳定性和非正规化, 可靠性差, 且由于没有相应的资产抵押, 风险大, 很难得到相关的资助 (尤其是正规金融机构) 。通过参加创投公积金, 其成员便可以通过的创投公积金信用进行融资, 相当于以“未来自己”融资, 以满足居民创业投资和小微企业的在困难的融资需求, 由于是制度化和常规化, 具有稳定可预期性。这自然会吸引大量分散的个人和小微企业为实现融资需要而聚集, 并寻求组建或加入创投公积金。从整个过程看, 加入创投公积金后, 创投公积金成员以小额的存入, 在急需融资时刻 (如创业、重大技术改造、扩大规模) 时获得可靠的大量优惠资金支持。如果成员不进行融资, 他可以在一定期限后自由退出, 他缴纳的经费连本带息一并返还, 也不会遭受损失。“住房公积金实现居民有其房, 创投公积金使人人乐其业”, 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和小微企业加入联盟。

(二) 地方政府的内在动力

小微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业以及财政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财力有限, 地方政府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 满足其资金需求。创投公积金的成立和发展正好迎合政府的需要, 政府在不掏 (或者少掏) 钱的情况下, 能解决居民和小微企业创业融资问题, 促进地方地方经济的发展, 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绩。因此, 积极推进的创投公积金成立和发展, 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具有相当大的内在动力的。

(三) 商业银行的内在动力

自我国加入WTO后, 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传统是存贷款业务为主、其利润主要来自存贷款利差和以大公司为信贷服务对象的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冲击。而创投公积金贷款属于中间业务, 具有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的特点。银行可以通过借助创投公积金贷款的信贷创新, 不仅风险小、成本低, 既可能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当然具有很大的内在动力。

(四) 担保公司的内在动力

我国商业担保公司面临困境是“无合适的贷款可担保”, 资信好的大中型企业直接与商业银行建立可靠地信贷关系, 不需要或者很少商业担保。资信不好的小微型企业由于风险大, 商业担保公司不愿意提供担保, 以致其担保业务难于开展。加入创投公积金后, 担保公司的不仅状况会得到改善, 还会获得相对较小方的风险业务 (公积金和政府的保障) , 有利于担保公司的业务走向正规化和轨道化。

五、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运行机制

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是一种以“未来自己”融资为主的合作经济组织, 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运行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的激励相容制度设计和成员之间的稳定合作。

(一) 日常管理

在地方政府 (地市级) 指导下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中心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和负责具体业务活动。主要对居民和小微企业加入创投公积金的审查、贷款申请以及还款事务、公积金的保值和增值等活动。

(二) 入会管理

我国居民和小微企业提出申请, 经过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进行相关资格审查后吸收为创投公积金成员。

(三) 贷款管理

仅向本基金成员的居民和小微企业成员提供贷款服务, 由居民或者企业成员提出贷款计划和相关资料证明 (关键是由从事该行业资格证明、前期项目合同和出资证明、公积金内部3个无贷款成员担保证明或者担保公司的担保证明) , 然后公示, 如无异议则担保, 由创投公积金内部的银行机构进行贷款。当然, 公积金贷款的审核审批部门要严格把关, 防止和较少风险的发生。

(四) 内部监督管理

创投公积金要加强内部监督管理, 要加强财会核算和管理, 注重公积金工作人员教育培训, 严格职业规范, 落实明确的问责制度, 完善业务管理信息系统, 提升创投公积金管理手段和水平。

六、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风险控制

小微企业创投公积金主要是实行以“未来自我”融资为主, 合作为辅, 且贷款既需要“项目抵押贷款”, 还需要居民或者企业担保, 这极大地降低了贷款风险, 弥补了传统担保模式的缺陷, 对于控制风险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 以“未来自我”融资为主, 实现风险自我承担

类似住房公积金一样, 创投公积金成员在融资前, 必须缴纳到一定金额后 (或者缴纳期限满3年) , 才能融资, 而且经过1-2年缓冲期后, 必须按月归还本息 (当然还必须缴纳原先的创投公积金) , 这实际上是向未来融资, 用于今天发展, 实现了风险自我承担。

(二) 实行项目抵押贷款, 降低了融资风险

公积金成员在融资时, 还同时实行“项目抵押贷款”。例如居民 (或者小微企业) 准备创业 (或者融资) , 首先要提供具有相关从业资历证明, 还要有创业计划报告书, 并且出具一定金额比例 (1/5) 前期创业投资证明 (如有相应的营业场所、设备采购合同) 。采用项目抵押贷款, 不仅有相当资产抵押, 创业 (或者投资) 目标明确。另外, 由于在同一个地区, 居民、公积金、银行之间比较了解, 企业、机构和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容易, 基本上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熟人社区”。这大大简化了融资风险评估, 降低了信用评估成本。

(三) 具有多重担保的优势

“创投公积金”担保模式中, 实行居民 (或者小微企业) 项目抵押、相互间互保、政府和机构担保的多重担保模式, 极大降低了融资风险, 不仅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 还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的成本。

(四) 建立风险分担机制

通过建立风险合作基金, 形成风险协调和分担机制, 使居民 (或者小微企业) 、政府和金融机构风险成本、风险责任实现一定比例的配比和相对有限, 这样可以使居民 (或者小微企业) 的贷款风险可以有效化解, 从而最终实现创投公积金内部权责的对等。

综上所述, 创业公积金实现了同一地域内居民 (或者小微企业) 的资源整合, 使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得以缓解, 实现了小微企业信贷风险的内部控制, 增加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殷孟波、许坤、邱宇:《逆选择机制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分析——非对称信息下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委托代理模型》, 《财经科学》2011年第11期。

竞争与激励相容 篇4

1 对称信息静态激励相容约束博弈模型

1.1 模型基本假设

信息对称静态博弈是指每一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有准确的知识, 且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 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 模型对应的解是纳什均衡[7]。在该购买卫生服务博弈中局中人为代表群众利益的购买方 (政府) 和服务提供方 (村卫生室) , 假设如下: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 均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双方处于信息对称状态, 即政府可以清楚地观测到卫生室履行合同的努力程度 (服务的适宜性和积极性等) 和相应的收益, 卫生室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对应于不同程度的努力能够得到的收益;卫生室的策略选择为“努力”和“偷懒”, 政府的策略选择为“激励”和“不激励”, 并且激励是有成本的;A为卫生室努力时政府的正常收益, B为卫生室偷懒造成的政府收益损失, C为激励成本, D和E分别为卫生室努力和偷懒时从政府获得的正常报酬, 且D>E。基于以上假设, 得到政府与卫生室博弈的支付矩阵, 如表1所示。

1.2 纳什均衡结果求解

假定政府的期望收益为Eu, 选择“激励”的概率为p;卫生室的期望收益为Ev, 选择“努力”的概率为q。给定q, 政府选择“激励” (P=1) 和“不激励” (P=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1) 和 (2) 。由Bq+A-B>Bq+A-B-C可知, 对于卫生室选择“努力”的任何概率q, 政府选择“不激励”的得益大于选择“激励”。

给定p, 卫生室选择“努力” (q=1) 和“偷懒” (q=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3) 和 (4) 。由Cp+D>Cp+E可知, 对于政府选择“激励”的任意概率p, 卫生室选择“努力”的得益大于选择“偷懒”。

由此可见, 在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合同购买服务中, 无论卫生室采取何种策略, 政府的最优对策是惟一的, 即“不激励”。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策略, 卫生室选择“努力”的得益总是大于选择“偷懒”的得益, 所以卫生室的对策也是惟一的, 即“努力”。因此该博弈有惟一的纳什均衡解 (不激励, 努力) 。在该情况下政府可以观察到卫生室的努力水平, 因此, 卫生室不可能任意选择努力水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即激励相容约束不起作用, 卫生室的任何努力水平都可以通过满足参与约束的强制契约来实现。卫生室会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时不自觉地实现政府的利益最大化, 也即信息对称能促使政府和卫生室的利益一致。但在政府购买卫生服务现实中, 由于医疗卫生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 信息搜寻成本较大, 加上政府的信息搜寻能力有限, 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尤其是买方对服务供方信息的掌握非常有限, 而且买卖双方的博弈往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委托代理当事人因拥有私人信息而获得不对称竞争优势, 并通过信息传递和信息甑别方式, 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实现合约收益或风险分配的转移与调整[8]。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建立非对称信息下的动态博弈模型。

2 非对称信息动态激励相容约束博弈模型

2.1 模型基本假设

信息非对称动态博弈是指每一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缺乏准确的知识, 且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 后行动者能观测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 模型对应的均衡称为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7]。在政府以合同方式向卫生室购买服务中, 政府不可能观察到卫生室服务行为的努力程度, 也很难确定卫生室的行动是否符合自身利益, 卫生室可能会凭借信息优势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政府和群众的利益于不顾, 政府需要设计合适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诱导卫生室行为尽量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卫生室对政府的监督、评估、支付、奖惩等行为作出反应, 并采取应对策略或改变服务行为。这种反应行为又会影响政府对相关购买策略的修正, 如此反复博弈, 政府与供方之间逐渐形成均衡结果。在本博弈中, 约束机制可简单设为“监督”和“不监督”, 通过监督可发现卫生室行为是否符合政府利益的情况, 但监督要付出一定成本;激励机制设为根据监督的结果对卫生室给予一定的“激励”和“惩罚”;卫生室的努力程度设为“努力”和“偷懒”。图1和表2分别为该动态博弈模型的博弈树和双方的支付矩阵, 其中△为代表群众利益的政府, □为卫生服务提供方卫生室, ○为收益, G1-11是政府在不同情况下的收益, G2-12是卫生室在不同情况下的收益。A1和A2分别是卫生室努力和偷懒情况下政府的正常收益, B1是卫生室正常努力所得, B2是卫生室偷懒或违规获得的额外收益, C1是政府的监督成本, C2是卫生室选择努力的成本, D1是卫生室因努力获得的额外经济和精神奖励, D2是卫生室因偷懒所承担的经济惩罚和道义谴责。

2.2 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结果求解

设p为政府监督的概率, q为卫生室的努力概率, m为卫生室因努力而受奖的概率, n为卫生室因偷懒而受罚的概率, Eu和Ev分别为政府和卫生室的期望收益。

给定q, 政府选择监督 (P=1) 和不监督 (P=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5) 和 (6) , 令Eu (1, q) =Eu (0, q) , 得q*= (D2n-C1) / (D1m+D2n) 。即当卫生室努力的概率q大于q*时, Eu (1, q) ﹤Eu (0, q) , 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当卫生室努力的概率小于q*, Eu (1, q) ﹥Eu (0, q) , 政府的最优选择是监督;若卫生室努力的概率等于q*, Eu (1, q) =Eu (0, q) , 政府随机选择监督或不监督。

给定p, 卫生室选择努力 (q=1) 和偷懒 (q=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7) 和 (8) , 令Ev (p, 1) =Ev (p, 0) , 得p*= (B2+C2) / (D1m+D2n) 。即当政府监督的概率p大于p*时, Ev (p, 1) ﹥Ev (p, 0) , 卫生室的最优选择是努力;当政府监督的概率小于p*时, Ev (p, 1) ﹤Ev (p, 0) , 卫生室的最优选择是偷懒;若政府选择监督的概率等于p*, 卫生室随机选择努力或偷懒。

根据上述博弈, 政府和卫生室的反应函数分别为:

由以上反应函数得到政府和卫生室的反应曲线P=p (q) 和q=q (p) (见图2) 。

可见, 政府与卫生室之间不是一方获利就导致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 而是共同参与、相互制约、互惠共赢的正和动态博弈。P=p (q) 和q=q (p) 的交叉点NE[p*= (B2+C2) / (D1m+D2n) , q*= (D2n-C1) / (D1m+D2n) ]就是此博弈的混合战略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点。该纳什均衡与政府的激励概率m、惩罚概率n和监督成本C1以及卫生室努力的成本C2有关。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从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两方面分析合同购买卫生服务中政府与卫生室的博弈关系, 可得出以下启示和建议:

3.1 加大惩罚力度, 提高供方违约成本

如果给定其它条件不变, 供方偷懒或违规的成本D2n越大, 当D2n大于机会收益时, 理性的卫生室在没有利益的驱使下, 就会丧失谋取灰色收入的动机, 政府就越不需要监督, 即政府监督的概率p越小。同时, 增加的D2n转化为政府的监督收益, 抵消了部分监管成本C1, 供方努力的概率q也就越大。所以, 加大惩罚力度是降低卫生室偷懒或违规概率的有效途径。首先, 要不断完善《政府采购法》、建立专门的《政府购买卫生服务法》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形成严格的违约处罚和责任追究机制, 对于供方的偷懒或败德行为, 按照有关法规及合同规定给予严厉惩罚;提高购买工作的透明度, 防止政府采购中的幕后交易和暗箱操作, 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环境, 使之真正成为“阳光下的交易”;逐步减少政府购买服务流程中的漏洞和瑕疵, 提高政府购买合同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以有效约束供方的服务行为。其次, 建立信用制度, 对偷懒或违规的医疗机构建立终身信用制度, 并将其作为政府资助、职称晋升和评优选先的首要标准, 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下次参与竞标的资格甚至吊销执业资格, 以此增大卫生室因偷懒或违规而承担的风险和信用损失成本。

3.2 提高监督效率, 降低监管成本

如果政府的监督成本C1越高, 供方偷懒和违规的概率就越大, 因此, 政府要做一个精明的购买者, 尽力采取成本低效率高的监督方式, 增强可信威慑力, 消除医疗机构的侥幸心理, 以提高供方诚信履约的自觉性。为公众做个好交易不只是取决于是否要签个合同、合同给谁, 而是取决于合同履行整个过程的有效监管[9]。这就要求:第一, 由于政府购买卫生服务具有法律性和政策性强、技术操作性和复杂性较高的特点, 有必要通过举办购买业务知识学习班、开辟各种媒体专栏等多种形式, 加强政府购买知识的系统培训, 提高购买人员的职业素质、业务能力和监督水平。第二, 政府监管的困境源于信息的不对称, 监管机构对卫生室的信息知晓度越高, 其监管的成功率越高, 卫生室的投机行为也就“无处藏身”。因此, 应建立卫生室信息公开机制, 以弱化供方的信息优势。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对卫生室的收费标准、药品类别及价格、医疗质量统计数据、医生信息等予以披露, 实现对卫生室监管的数字化、信息化, 提高监管效率[10]。第三, 整合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购买资金。目前农村公共卫生费和新农合基金是两个独立的管理和监测体系, 存在着重复劳动和互相推诿, 势必会增加信息和监管成本, 减弱购买方对供方的调控力。两个监管者存在的情况下监管者都倾向于从各自目标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选择“不合作”, 导致官僚体系组织失败引起的X-无效率, 从而使监管效果偏离社会最优状态, 无法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加强卫生服务提供中的融资, 减少资金流通中的条块分割可以提高效率[11]。但是,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与新农合筹资的割裂存在已久, 短期内尚难做到真正的整合, 因此, 在支付时可将两笔资金汇集, 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综合绩效为支付依据, 从而增强购买方对供方的谈判约束力, 提高购买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 通过建立信息网络共享平台加强公共卫生和新农合管理的密切合作, 以此减少信息搜寻成本。第四, 充分挖掘社会监督资源。目前各级卫生管理部门由于人员编制的限制, 其人力和物力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购买业务, 而且医疗监管专业性强, 信息获取与判定难度大。因此, 一是要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参与合同购买经办业务, 充分利用保险公司科学的风险管理和专业监管技术, 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对服务供方的监督效率;二是建立专家评委库制度, 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对购买的服务进行不定期抽检。此外, 还需建立和完善合同购买中的投诉和救济途径, 动员各方力量积极投入社会监督, 形成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村民等共同参与的立体监督机制, 这不仅能帮助政府有效提高监管效率, 还可争取到社会各界对政府购买卫生服务的支持, 降低监督成本。

3.3 加强激励举措, 减少供方努力成本

如果卫生室偷懒或违规获得的经济利润B1+B2远大于努力时的收益B1, 而选择努力所付出的成本C2过高, 且激励D1m较小时, 卫生室牟利的动机越大, 政府需监督的概率p也就越大。这就是典型的激励不相容, 即制度安排使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目标无法对代理人产生有效激励作用, 甚至代理人不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反而能获取更大的收益[12]。因此, 应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以保证供方努力的收益比偷懒或违约好, 供方因选择努力能获得可观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但是, 激励尺度的把握至关重要, 因为激励是有成本的, 如果激励过度, 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无论哪种激励模式, 如果医疗机构不能从医疗服务中得到相应报酬就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谋求最大收益 (如增加药品器械的使用) , 保证医技人员的收入水平源自于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解决医技人员激励行为扭曲的必要条件。因此, 首先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医疗费用控制而忽略对农村卫生室激励的做法, 提高卫生室人员的福利待遇, 同时应采取鼓励社会捐赠、帮助卫生室培训技术人员、更新必要设施以及税率优惠等措施尽量减少供方努力的成本。其次, 加强对卫生室人员的医德规范教育, 并建立健全相关评先选优机制, 引导他们树立“医乃仁术”的服务理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自觉抵制不良之风, 克服拜金主义。

3.4 打破垄断, 营造多元化竞争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