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和演变（精选4篇）
起源和演变 篇1
扬琴原系古波斯乐器,十四世纪盛行于欧洲。明代万历八年(1580年)传入中国,最初流行于广东沿海一带,后来逐渐遍及内地。经过历代艺师的不断改进,成为自身独具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中国乐器。
传统扬琴有“八音”(f—c2.实发24音)、“双十型”(d1—d3,实发30音)和”双十二型”(c—e3,实发36音)等型制。存在音域窄、音量小、调音难和不能转调等缺陷,表现力有限。
五十年代后,音乐工作者和乐器制作师密切合作,在保留传统和“横五纵二”音位规律的基础上,相继研制出三种类型的改良扬琴:
1.变音扬琴。它通过变化音阶中的半音关系进行转调。有“大、小转调杨琴”、“转盘转调杨琴”、“扳键转调扬琴”、“401型杨琴”和“401改进型扬琴”、“蝶式扬琴”等。
2.十二平均律扬琴。它利用健全平均律中的半音进行转调。有“律吕式大扬琴”、“501型扬琴”、“红旗十二平均律扬琴”、“八一型扬琴”和“全律活码大扬琴”。
3.电扬琴。它通过拾音器将振动声波变为电讯号,经放大器美化音色,由扬声器发出琴声。有“电扬琴”和“多用电扬琴”。
同时,相继研制出“踏板式止音器”、“银色扬琴缠弦”、“新式扬琴铜弦”、“扬琴多功能练功槌”、“滑音指套”、翔龙系列新式单音、和音琴笕、便携式高级琴盒等。
在上述扬琴中,除电扬琴系特色乐器外,其余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音域宽广、音质优美、音响宏亮、调音迅速和转调方便等优点。经过反复实践,现阶段我国各文艺团体的艺术院校广泛采用的是“401型扬琴”及其改进型和“501型扬琴”。“红旗十二平均律扬琴”、“八一型扬琴”和“蝶式扬琴”亦在部分省市生根开花。
中国扬琴从形制、结构、音列、音色到制作工艺已逐步进入科学和规范化的轨道,日臻完善。
起源和演变 篇2
七夕节的起源问题已经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七夕节何以形成、何时形成、在起源上与牵牛织女神话有无关联，这是在考证七夕节起源时无法回避的三个方面。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诸说并立。在辨析七夕节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关系时亦兼论二者各自起源，但学者们在七夕节起源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就七夕节与牛郎织女神话的关系问题来看，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二者本无关系，在各自发展中于某一时间合而为一；二是认为二者是一非二，在起源上具相互衍生的关系。到底是牛郎织女的的传说造就了七夕佳节，还是七夕佳节正好遇到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得以流传至今呢？这就要从两者出现在人们视野的时间先后来看了。
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典籍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大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其二为《诗经·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神女，不可求死。”这些记录只是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这几句话描述了织女没有织布，牵牛不拉车，显然，此时描绘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主要还是作为带有农耕文明和家庭手工业文明的象征的两个星宿出现，并没有出现传说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相互关系和相关情节，这时的织女与牵牛并没有产生男女关系。后来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牛郎织女才开始有了隔河相望的相思形象。到了东汉时期，演绎成织女七夕渡鹊桥的传说。东汉应劭的《风俗通》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桥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史记》里也有记载：“四星在危面，匏瓜。牵牛为牺牲。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天官星占日：匏瓜一名天鸡，在河鼓东。牵牛一名天鼓，不与织女值者，阴阳不和。”到曹植的《洛神赋》里，才确定了牛郎织女的夫妻关系。而作为夫妇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大致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当时的《荆楚岁时记》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迁。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由此可见，对牛郎织女二星的歌咏，从周末经春秋战国，再由汉初至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流传数百年间，才提到七月七日相会。而那时候的七月七日已经是规模不小的岁时节日了。
七夕起源很早，刚开始时只是作为一个节令。从历史文献来看，七夕节起源时间至少在三四千年以前，其起源与星象、物候密切相关。
据说七夕的节日在战国时期可能就已经有了。据明代罗颀《物源》记载：“楚怀王初置七夕。”但因作者与所载时间相隔太远，恐不足信。关于七夕乞巧风俗最早的记载当数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文中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中时，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爱连’。” 又载：“汉丝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于襟褸。”这两条记载都可以说明，西汉初宫中过七月七日的盛况，而汉代这些风俗活动中都不见有关牛郎织女故事的记载。由此可见，七夕并非是牛郎织女传说所衍生出来的岁时节日。
关于七夕节的起源，我们可以从七夕风俗中去探寻。“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星神，也就是对自然的崇拜。《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东晋周处《风士记》：“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此处的河鼓和织女，指的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牵牛星是视为谷物神，织女则传说是天帝之女桑蚕神，谷物神和桑蚕神都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先民极为重视的神袛。那时的人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星宿。至
于在七夕拜牵牛和织女二星，是因为两星的运行七月显得最为突出。
“七夕”也来源于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据《太平御览》记载：“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麋为珍。”“七月七日为良日”，所以把它作为庆贺秋收的吉庆日子。汉魏时把这一天作为集会游乐的日子。这一天还是天宫神仙们聚会的日子。《续齐谐记》记载：“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七数在民间表现为时间上的阶段性，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完满。因此，在七夕风俗里，有乞巧乞福乞情等风俗，都是源于七月七日是良日，以此祈求丰收美满之意。对时间的崇拜，也延伸到对生命的崇拜上。在七夕风俗中，就有乞子和祭祖的风俗。杨琳在研究七夕节的起源时，结合民俗学相关原理、结合类书、文人笔记、地方志等相关记载资料，对七夕节的起源问题作了详细的辨析：七夕节的成因在于“七在古代文化中是个具有生殖魔力的数目，古人将七月七日作为节日是崇拜七这个神秘之数的结果，其实质是对生殖的期盼和膜拜。”因而，在古代，很多女性为了提高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在七夕节这天往往会进行乞子的活动。
七夕节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与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结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时期，百姓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追求幸福安定的生活愿望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于是便向传说中的人物去乞求。此时牛郎织女的故事进一步完善，并与七夕节相互融合，七夕节成为普遍的节日。除了乞巧的习俗外，七夕节在此期间还多了乞求富贵、长寿、生子的习俗，牛郎织女的坚贞爱情也成了人们的情感寄托。由于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较低，在封建社会又通常被视为繁衍后代的工具，生下男婴因而成为女性为提高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求子也因此而成为七夕节民俗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分别对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和七夕节的探源可见，七夕节的起源主要来自古代人民对星辰、对自然以及时间的崇拜，其起源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毫无关系的。但随着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发展演变及其故事中传达的人类情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逐渐融合交汇的。二、七夕节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故事情节进一步完善，并与七夕节俗相互融合，七夕节成为普遍的节日，其活动也日益丰富，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钰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这充分反映了民间女子在七夕穿针引线、祭星乞巧的情景。通过观看蜘蛛结网的情状来占卜自己在针线织作方面的天赋，也是一种女性们在乞巧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南朝时的做法是将蜘蛛放在瓜上，让它在瓜上结蛛网，然后根据蛛网的密与疏来推测自己是否得巧。为它所附着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得到广泛传播，七夕原有的禁忌意义在此时己完全消失，七月初七成为了欣赏天庭欢聚、乞求人间幸福的吉日。《玉烛宝典·七月孟秋》原注:“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机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荧重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这则记载明确表明了牛郎织女于七夕相会，这样就将七夕节和牛郎织女传说相联系，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深入人心的爱情故事。因此在这一时期，七夕节不仅继承发展了己有的“乞巧”习俗，还添加了乞求富贵、乞求长寿、乞求生子的习俗。同时，由于人们对牛郎织女之间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七夕节成为人们的情感依托。而汉代的登楼晒衣习俗到魏晋时演变成为晒书习俗。《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服，隆乃仰，出腹卧，云:‘晒书。”另有阮咸先生看见邻里在七夕曝衣，而他家徒四壁却也翻出自己的粗布破裤晾出来。这显示出七夕习俗在民间的影响极大。这其中，乞巧爱情与求子都与女性的生活及精神密切相关，封建社会对于子嗣的重视也直接决定了女性的地位，所以求子也是当时女性的重要活动，二对于爱情的祈求则是封建女性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七夕食俗也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相关最早的记载是
晋周处《风土记》，七月七日是个好日子，这天的饮食也不同于以往，北人会吃汤饼。汤饼又称“不托”，是一种经水煮过后的面块等简单的食物。人们在七夕节吃饼有其文化内涵。其一，饼是圆状，古人认为“圆，阳物也”，阳物有辟邪的功能，吃阳物可以求吉利。其二，圆还暗示在七夕之夜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有团圆之意。古人把七夕饼叫做“巧饼”。
唐代长安盛行各种七夕节俗，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宫中殡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的记载。宫女们长期被幽禁在宫廷中，生活的寂寞，情感的空虚，使她们对七夕穿针之事甚感兴趣。
唐代崔颢的《七夕》诗，曾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长安七夕节女性们穿针乞巧的风俗，诗云：”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长安城中家家户户的少女少妇，在七夕节时都要持针线、供瓜果、摆香案，向织女乞巧，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要证实自己在针线活计方面的天赋与才能。唐代时，皇宫中也十分盛行用蜘蛛乞巧的习俗，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每至七夕节，宫女们便要“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唐宋时期，七夕食饼又出现了变化，《唐六典》记载:“七月七日加研饼，并于常食之”。
宋代以后，农耕文明进一步发展，从朝廷到民间，牛郎、织女成为了祭祀的神灵，祭祀盛行推动了七夕节的发展。七夕节俗活动更加丰富了，除了保存历代流传下来的习俗，还出现了《天河配》、《长生殿》等节令戏，七夕节成为了可以使民众娱乐放松的节日。宋代罗烨、金盈之编辑的《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填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由此，我们能够得知当时七夕节热闹非凡的场景。太平兴国三年公元年，宋太宗下了一道有关于鼓七夕节在元代多被称为女儿节，可以看出到这时，七夕节的节俗基本是以女性为主了。《析津志》中对七夕节这天在市中、朝中、宫中等热闹庆祝节日的场景做了详细的记载。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很普遍了，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一三也说:“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此时也涌现出很多颂扬牛郎织女的诗文。例如北宋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便是赞颂七夕的著名诗篇。
明清时期，七夕有吃“结缘豆”的食俗，《漳州府志》记载了用熟豆相亲来证明有缘，并结缘的习俗。清朝时期，江西七夕节有吃“油饼”，喝“巧水”的习俗。明清时期，女性们在过七夕节时又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乞巧方法，那就是通过观看针在水中的投影来验证自己的针线织作水平高低，这叫做“丢巧针”，又叫做“督巧”。《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载:“七月七日许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缔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雾、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这种卜巧方法在《帝京岁时纪胜》和一些明清方志中均有类似记载，可见流传已久，覆盖面也很大。
参考文献：
[1]马冰雁 汤菊红 《七夕溯源初探》 孝感学院学报 2009年 [2]张萌 王妍 《七夕考述》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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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邱绮《传统七夕节演变历程与现代转型》 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4]王爱科《牵牛织女神话传说与七夕节的起源》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5]吴天明《七夕五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年 [6] 李长茂《论七夕节产生和流行的动因》《文史》2012年第5期 [7] 郁倩文 《从唐代诗歌看牛郎织女传说及七夕节俗》《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起源和演变 篇3
一、“花捧字”纹饰的起源
如果我们追溯“花捧字”的源头，可以发现这种纹样首先在瓷器上大量出现是在明代的前期。这时期的“花捧字”，花基本上是莲花，字则基本是梵文文字。从这些特征我们可知，它是从使用梵文的藏传密教中产生并传播到汉地来的一种纹样。明代前期诸帝（洪武到正德）对藏传密教的青睐，是“花捧字”流行的主要原因。
梵文“花捧字”寓含着怎样的意义呢？这与密教特别看重的观想修行方法有关。在密教众多观想方法中，最基本的一种称作“月轮观”。所谓“月轮观”，就是要求信徒在修行时，想像有一轮圆月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并且越来越大，直至充满宇宙。因为月亮有光明、清静、清凉等特性，而这正是修行者应该具有的三种心境。修行者通过“观月”，可使自己排除杂念，身心处于一种清静的状态。
在完成“月轮观”之后，进一步的观想方法是想像月轮中有一朵莲花升起。这莲花代表修行者内心（自性）的清静、光明、清凉，它的出现也称作发“菩提心”。这象征“菩提心”的莲花是什么样子的呢？密教典籍《金刚顶经》有偈云：“清静如满月，当观八叶莲。”可见，密教此时所观“莲花”为“八叶莲”，所以这种观法也称作“八叶莲花观”。
修行者发菩提心“观八叶莲”之后，再进一步的修行法是观想莲花中升起一个梵文字。这个梵文字在现代密教中读作“阿”字，所以这种观想方法叫“阿字观”。“阿字观”是与“月轮观”、“八叶莲花观”衔接递进的第三种重要的观法。
要理解“阿字观”修法，首先要了解梵文“阿”字的意思。梵文“阿”字原本是梵文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是一个音节。在密教理论看来，这个字意义非凡，它的发音是一切创世纪的原音！同时，它又是密教主尊毗卢遮那佛的种子字。因此，密教信徒最看重这个“阿”字。“阿字观”法是这样的：观想、念诵这个从清净的莲花中升起来的“阿”字，将它幻化成毗卢遮那佛，然后自己又融入到佛的影像中，与佛成不二之体，由此达到修行的目的。
二、“莲捧梵字”纹饰
明代早期的“花捧字”，基本样式就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捧起一个毗卢遮那佛的梵文种子字，即“莲捧梵字”纹。在永乐大钟上和永、宣、成化官窑瓷器上，我们都可以看见这种图式的经典造型。毫无疑问，这些“莲捧梵字”正是密教“阿字观”修法的形象再现，与日本传承下来的唐代密教“阿字观”图样基本一致。只是明代用的梵文是兰札体，唐代密教和现代密教用的是悉坛体，文字写法有所不同而已。
明代早期民窑瓷器上“莲捧梵字”有很多，见图1至图7。莲花以单枝为主，莲花捧着的兰札体“阿”字，写法明显有所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6和图7，里面的两个“莲捧梵字”不是毗卢遮那佛的种子字，而是阿弥陀佛的种子字。这表明明代民间密教“阿字观”修法并不严谨。阿弥陀佛是汉地佛教净土宗的主尊，“莲捧梵字”出现阿弥陀佛的种子字，应是密教汉化现象。
另一种原因可能与明代民间瓷画工匠对“莲捧梵字”这种纹饰的宗教意义与梵文写法陌生有关。因为明代佛教总体而言，是显教占据主导地位，密教修行方法在民间影响不大。加上当时出版印刷技术落后，后来就是高僧大德辨认梵文字也难免要出差错。因而不同的工匠在上百年间画梵文，难免以讹传讹，出现多个版本。
明朝到嘉靖皇帝的时候，崇佛风气骤变。从皇帝到社会大众，抛弃佛教转而信奉道教，密教在这个时期遭到了沉重打击。瓷器上的“莲捧梵字”图案，嘉靖时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明万历到清代中期，随着佛教的复兴，“花捧梵字”仍然在瓷器纹样中常见，只是写法上更加五花八门而已，见图8至图14。
三、“花捧字”的演变
“花捧字”这种艺术形式，从明中期开始演化，形成更受民众喜闻乐见的新颖装饰纹样。这种创新最初运用于花捧八宝或杂宝，并一直延用到清中期，见图15至图24。嘉靖之后到清代中期，瓷器工匠对“花捧字”纹样的改造应用更加大胆。具体方法：一是将上面的梵文字改为汉字“寿”、“福”、“喜”、“”、“吉”等，体现汉族文化看重的美好寓意，见图25至图35；二是将下面捧托之花，在莲花之外又增添灵芝、牡丹等植物。灵芝寓长寿，牡丹寓富贵，从而使“花捧字”的寓意更加吉祥；三是将“花捧字”形式演变成花绕字，见图36、图37，并进一步将绕字的花卉变为蝙蝠，进化出“四蝠捧寿”、“五蝠捧寿”等图案，见图38、图39。
汉字的起源与演变 篇4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隶书→楷书→行书
(殷商）（周)（秦）(汉）(魏晋)草书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久、空间最广、人数最多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创制和应用不仅推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等地方，已经出现刻划符号，共达五十多种。它们整齐规范，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具备了简单文字的特征，这就是汉字的萌芽。
汉字形成为系统的文字是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在商朝早期，就是甲骨文的出现。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在商代，国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卜, 甲骨就是占卜时的用具。占卜的人或者叫巫师，把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然后用火炷烧甲骨上的凹缺。这些凹缺受热出现的裂纹就称为“兆”。巫师对这些裂纹的走向加以分析，得出占卜的结果，并把占卜是否应验也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应验之后，这些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官方档案保存下来。
甲骨文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
汉字的演变过程是汉字字形字体逐步规范化、稳定化的过程。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一千多年来，楷书一直是汉字的标准字。
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以形声字为主体的表意文字体系，总数约有一万个，其中最常用的是三千个左右。这三千余个汉字可以组成无穷多的词组，进而组成各种各样的句子。
二、汉字的特点：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如英文相比，汉字就在于每一个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对世界的文明、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这已是一个引起世界广泛认同的观点。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智慧的浓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其形状之丰润、结构之精美、意境之深邃、韵律之悠扬，是其他文字无可比拟的。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和文字演变中，汉字以其独特的形、意、韵，缔造了书法、诗词（格律）、成语、联谜等四大足以令拉丁文字汗颜、令华人华语扬眉的瑰宝。本文试图通过对四者的赏析，来分辨语系的优劣、审视饶文的真伪，并借此弘扬伟大的中华文化。
一、书法----飘逸的形体美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表达意愿，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书写效果都是一致的，无论汉字也好，拉丁文字也好，人们都有自己的认知方法，都有自己的接纳基础，站在这个角度，汉字似乎确实平庸得很。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站开一点，或跳高一点，再来审视我们的汉字和他们的拉丁字，就会发现有一种差别在眼中悬浮起来，这种差别，是视觉上的差别，是审美上的差别。说实话，从表象上看，拉丁字委实不能与我们的汉字媲美。
拉丁字永远是线条的、浮滑的、单调的，英语的26个字母无休止地重叠组合，就注定了这种单调的永远存在。在视觉上拉丁字永远产生不了美感，在书法上拉丁字永远产生不了大师，这是通过与汉字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汉字是表意兼表形的文字，汉字更是注重审美形象的文字，有人说汉字如歌如画如符咒，我要说汉字更如诗如梦如眼睛，每一个汉字，都能敲击人的心灵，勾引人的魂魄，这是汉字形意性的显著功能。在美感上，汉字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堂堂正正凸显中华风骨
方块的汉字象人的脸庞，尽管有善恶忠奸之分，但仍充满人类的气息，全没有拉丁字一般的诡异和陌生。汉字横竖不偏不倚，撇捺不妖不娆，可谓堂堂正正、规规矩矩。透过汉字，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品格厚道，沉稳坚定，向往和平，诚实守信，并践行着忠为重、孝为先、和为贵、诚为本。
2、飘飘洒洒展现中华风韵
拉丁文字无可逾越的，是汉字的书法。
他们固然也有笔迹学，也能通过笔迹侦查犯罪、透视心灵，但这只是展示科学、分辨人性，而不能发掘字体的美感。
从仓颉创字的那天起，书法就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唯真唯美的活力之源，我们珍惜自己的文字，欣赏自己的文字，并用聪慧和灵秀时刻美化着自己的文字。无论是才子学士，还是粗人莽汉，都以字迹漂亮为荣，而以字迹丑陋为耻，这一文化背景，造就了一代代的书坛圣杰，也形成了一个个的书法类别。颜筋、柳骨、张草，隶书、行书、篆书，其作品让世人侧目，其风韵让外人垂涎。
值得一提的是，汉字对书法的讲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华人在书法上的造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这世界有共同的音乐、共同的绘画、共同的科学，惟独没有共同的书法，这是汉字给华人的馈赠。
3、清清白白折射中华风貌
汉字独立成体，与拉丁文拖泥带水的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规则产生美感。汉字是规则的，横排竖行斜列，齐齐整整，清清白白，令人想起整装待发的士兵、成熟待收的庄稼，给人的印象是纪律、秩序、忠诚，从而在心中获得美的愉悦。如果我们能从这些地方来认识汉字、享受汉字，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象第一印象对人的感受犹显重要一样，汉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美的，汉字的形体充满着美的光芒。我们要抓住世人的第一印象，坚守汉字的阵地，让汉字汉文化在世界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成语——浓缩的意境美
饶先生在文中最重要的论述是：“以拉丁文字为代表的表音语系的优点是好写好认好读好记，运用表音文字为主的人类就象一群青少年人，有敢想敢说敢干的闯劲，开拓创新能力强，善于发挥自己的潜能，推销自己，主张人尽其才。直爽、坦率，重视独立的个性自由、平等。重视效率，主观能动性强，强调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者，主张人能动地改造世界。世界科技和社会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无疑是表音文字字母摆脱象形、书写右倾、独立组词的影响的优点之一；善于分析、解剖，力求专业、深入、准确和精细，思维方式是直线性的，逻辑思维强，工作、学习、生活追求简单、方便、实用，这是受表音文字简单却无法省略笔画、必须精确和字母线性排列的影响的另一优点。”
我们知道饶先生所例举的优点确实是欧美人的优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优点果真是拉丁文字所造就的吗？
由此我们注意到了饶文中的几个关键词：效率、准确、方便、简单、独立组词和线性排列。
我以为线性排列不能创造出效率和准确，而只能制造出冗繁和复杂。比如英语，在26个字母无规则、无穷尽的排列组合中，就造成了基本概念的相互排斥、相互剥离和相互混淆。以牛为例，我们的“牛”字，笔画简单，以撇为角，以竖为脊，“牛”的形象栩栩如生，再配之以“小”、“肉”、“母”、“公”、“水”、“奶”、“油”等，仅两个字，就把每一个概念表述得十分准确，而在英语里，牛是Cattle、小牛是Calf、牛肉是beef、小牛肉是veal、母牛是cow、公牛是bull、水牛是buffalo、牛奶是milk、牛油是butter，各异其状，看不出科学、看不出方便、看不出效率。
《夜的眼》的作者王蒙在作品被译成英、德、俄等拉丁语系的文字以后，所有的译者都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是“eye”还是“eyes”？当时王蒙沉默了，因为他不屑于回答这类问题，一个简单的“眼”字所展现的灵性和所涵盖的内蕴，不是单数和复数能够概括得了的。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向往，它可以指向文中的孤独的电灯泡。一个“眼”字，可以派生出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可以联想到心眼、慧眼、开眼、天眼、打眼，简单的一个字，其意深邃、其情悠远，这才是效率。（参见王蒙《汉字与中华文化》）
我们的成语正是这种高度浓缩了的深邃和悠远。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成语以其言简意赅、掷地有声而自立于民族文化之林，并表现强劲的生命力，这与它自身的三个特点是分不开的。一是高度的浓缩性。一个成语，就是一段历史，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道场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成语，来勾画一段历史的演变，来描绘一个故事的始末，来透视一道场景的盛衰。成语的高度浓缩功能，是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法国有滑铁卢战役，苏联有莫斯科保卫战，盟军有诺曼底登陆，但是，无论是法语、俄语还是英语，都无法用四个字把战争描绘得淋漓尽致，荡人心肠。而我们汉字，仅凭“四面楚歌”就足以勾画出楚汉相争的惨烈和项王背腹受敌、孤立无援的绝境；仅凭“风声鹤唳”便足以描绘出东晋谢玄是如何指挥8万水师击败大秦天王苻坚90万大军的，在这个成语中，苻天王的惊慌之态、疑惧之意，都跃然字间。二是深刻的哲理性。一个成语，就是一种思想，就是一种理念，就是一种启迪。仅以“大”字为例：“大智若愚”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智者，“大海捞针”告诫我们不要作不切实际的妄想，“大言不惭”教我们懂得羞耻，“大器晚成”让我们学会奋斗。在世界文化中，令人奋进、发人深思、给人启迪的名言警句当然也多如牛毛，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言语能够象汉字汉语言一样精辟、简炼。古罗马帝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译成汉字是七个字，不译成汉字更加冗繁，而我们定睛一看，不就是“殊途同归”吗？四个字！三是隽永的表象性。一个成语，就是一幅画面，就是一种心态，就是一类行为。“挺身而出”把英雄跃然纸上，“道貌岸然“把虚伪鄙夷嘴边”，“负荆请罪”看出道歉之诚恳，“浑水摸鱼”刻划人心之奸诈……成语的花园千姿百态，我不愿也无需花篇幅去罗列和解读，唯一要说的是：成语貌似简单，却包罗万象。一个成语，有时胜过万千说教和万语千言。
成语是因汉字特殊的结构、底蕴、组合锤炼而成的，它的存在，使汉字充满意境，使汉语言充满睿智，使汉文化充满生机。它和汉字汉词一样，以小见大，以简代繁，以偏概全，展现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发展史和华人厚重的审美观，是汉字优秀于其他文字的重要体现。
三、诗词——铿锵的韵律美
拉丁语系同样产生着伟大的诗词作品。我们决不会因为唐诗宋词的优美而否认拜伦雪莱泰戈尔普希金带给我们的倾倒与感动。正如汉语诗词一样，拉丁诗词同样充满着激情或哀怨、渴盼或惆怅、理性或情感，站在这个角度，人类通过诗词所表达的对真的颂扬、美的向往、假的鞭挞和丑的嫌恶的意愿是共通的、一致的。
不一致的，是我们的汉字所赋予诗词的韵律之美。
众所周知，汉字的音节是单一的，汉字的音调却清晰地刻定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音阶，这一刻定使我们的语言更加轻重有序、错落有致、铿锵有声，而不象拉丁文一样有囫囵吞枣的感觉。这种美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押韵的灵性之美。一首诗词，甚或一番言语，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话催人睡眠，有人说话令人兴奋的主要原因，其间最关键的，就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是否把握了押韵这一要素。试以徐志摩《再别康桥》为例：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在这里，“彩”和“来”都是“ai”的韵，把“来”和“彩”放在韵脚之上，读来朗朗上口，听来如丝如缕。但是，如果按拉丁文的写法，“云彩”完全可以用“白云”或“云霞”取代，这样一来，该诗的意境顿失，作者的灵性全无，听众立即会冒出“不过如此”的感觉。又如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个“残”是残败、凋零之意，但如果改成“百花败”、“百花凋”之类，相信这首诗绝不会传诵千古。因此，押韵所赋予汉语诗词的灵气是其他语言所不能企及的。
2、平仄的错落之美。绘画要浓淡相调，建筑要高低相衬，做事要张驰相守，做人要刚柔相济……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世间万象的美感产生于错落之中、形成在跌宕之间。汉语诗词的平仄运用，也许是对这一概念的最好诠释。还是以李商隐《无题》为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对仗工整，立意奇巧，音调也非常和谐，上句的音调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下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读来如珠玑落盘，不绝于耳。但是，如果没有汉字特定的平仄错落，下联改动三个字也未偿不可，乃变成“蜡炬化水泪刚干”，这还象诗吗？只会使人如蛆在喉，今生再不想读诗。
3、文采的柔动之美。文采是能够柔动韵律的，正因为之前所说的汉字的意境幽广、文采斐扬，才使得汉语诗词有别于拉丁诗词那种单纯的激情和豪迈，单纯的理性的张扬，而使自己声情并茂、意趣相彰。在其他语系里，诗词大多是个性自然的流露，因此其感染力主要停留在夸张，生命力主要停留在哲理。比如“啊，我的太阳，我的太阳……”这类文字，是其他语系诗词中常见的，其声富感染力，其情富张扬力，但其境，却缺乏景的交融和柔美的动感。汉字汉语言中丰富的底蕴，使我们既有诸如“大江东去”、“气吞万里如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迈不逊于“我的太阳”，又有“杨柳岸，晓风残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温婉和“江枫渔火对愁眠”的雅致，而后者又是“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涛”所无法比拟的，汉字的诗词里，灌注了更多信息量，人们的思绪随着信息的流动而流动，比之相对单薄的其他诗词，更富动感，更富韵律美。
中华诗词是世界文学里的一支奇葩，这支奇葩的构成，与汉字息息相关，相依相存。脱离了汉字，诗词的生命力便无从谈起，也只有汉字，才能让诗词璀璨有形、潋滟有致、铿锵有声。
四、联谜——奇巧的雅趣美
饶先生的文章，有一段不仅是我反对的，而且是我心生反感的，他说：“改革后的汉字，首先必须好写，这包括笔画少（1－3画即可）、断笔少；好认：最好是以现在的偏旁部首为基础，再借用拉丁字母；好读……取消立体的、包围或半包围结构，全部改成独立符号、线性排列。”他还着重创造了一个字：“比如„众‟，可以改成„人人人‟或„3人‟”。
我反感饶先生的这段论述，倒不是因为那个“众”字把我们的视觉神经搞得七零八落，而是因为作为文化人的他，竟对汉字的结构美如此的漠视！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我们的楹联和灯谜。古往今来，一副妙联，羡煞多少文人墨客，一字绝谜，难倒多少能工巧匠。我们的祖先，在对对联不断的创举中，在对灯谜不断的发掘中，活跃了思维、启迪了智慧、陶冶了情操、品味了雅趣，对联和灯谜，实在是华夏文明中的一双明珠。
对联为华语文化所独有，这是汉字的功劳，也是汉字的骄傲。因为只有象汉字这样独立的字体，独特的结构，才能够为对联的出现提供载体。对联既然是华语字系所独有，因此倍受华人喜爱，这种喜爱已经超越了一般空泛的理论阶层，而融入到广大华人的喜怒哀乐和衣食住行。从社会阶层上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山野村夫；从作联目的上讲，高至考官取仕，低至酌酒行乐；从作联风俗上讲，重至婚丧礼仪，轻至年节喜庆，上述种种，无人不联，无事不联，无物不联，楹联因此也派生出春联、寿联、婚联、挽联等诸多种类。
华人对对联的喜爱，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奇巧，和因此带来的雅趣。“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还有什么能比这联更上下契合？它的合情合理，它的丝丝入扣，非智慧不可得到；“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倘异日再叶鸾占，休向生妻谈死妇；汝依严父哀哉，小儿女终当有母，若今后得酬乌哺，须知继母即亲娘”，如怨如叹，如泣如诉，催人泪下；“吸烟摇扇，眼前风云聚会；屙尿打屁，胯下雷雨交加”，在情景交融中，在诙谐幽默里，令人捧腹；更有那千古绝对，比如“解解解元之渴”，三“解”同形异音异义，至今无人对得，更引发许多奇思遐想。
灯谜里的字谜也是一样，它充分利用汉字结构上的组合，巧借世界万象，故布疑阵，引人入歧。解开灯谜，需要灵慧的头脑，广博的学问，是促使人们好学上进的有效方法。我最喜爱的字谜如“无边落木萧萧下”，谜底是“曰”，原来，“萧萧“是指宋齐梁陈四国中齐国君萧衍和梁国君萧道成，齐梁之下是陳，陳无边是東，東字落木即“曰”，何等广博，何等机敏！
中华的奇联妙谜浩如烟海，多如牛毛，我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我写联谜奇巧的雅趣美，一方面是为汉字的神奇而自豪，一方面是为祖国的文化而发表由衷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