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起源（精选12篇）
教育起源 篇1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人类群体谋求进步与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积累传承前人经验和技术的重要手段，因此职业技能性就是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自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人类有了社会分工，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促成了社会的调整、改造与创新，也成了职业教育产生的契机，于是统治者就产生了教化民众的理念，也有了教化民众的具体实施行为，如神农的全民式农耕教育活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绎史》卷四）神农氏不但教给民众如何耕种，也教给民众基本的制作农具方法：“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浅述》卷七）有了这两种技能，原始氏族时期的先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行农耕活动，更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这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职业教育的起源，虽然这种教育不是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发出的，从事教育活动的人也不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但它确实起到了教化民众、传授某种实用生活技能的教育目的，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华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的萌芽。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分工是必然的，畜牧养殖业与手工业很快从农业群体里分离出来，形成了人类生活的另两种主要技能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来源。于是教民纺织的嫘祖又成为一位纺织职业技能的教育者：“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产生于夏商时期的冶炼技术、制陶技术、纺织技术等，都是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工作，非常需要专业的技术培养。如青铜器冶炼工作，从矿石的选择、矿物质的比例合成、冶炼温度的掌握等，都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也都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来完成。而陶器的制作也是一门有着专业作坊、专门从业人员的工作，从灰陶、黑陶、彩陶到釉陶，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制陶业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出对制陶业从业人员技术的培养。《韩非子》里就有关于舜帝亲自关注陶器质量的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綦年而器牢。”这说明当时的制陶业也有质量高低的问题，而在舜帝亲往进行技术培训之后，东夷之陶的质量提高了。舜帝的这种作法得到孔子的赞叹，孔子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因此可以推论，不论是冶炼、制陶、纺织，都存在着职业教育的过程，才能培养出专业的技术人员。而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首先接受这种职业培训的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们，只有他们受到严格的生活管制，被迫从事着各种高强度的工作，有着集体生活的环境，所以适合接受被迫的技能训练，强制性地进行某种难度很大的技能培训，从而快速地养成一批技术人才，以适应技术性的工作，从而也就形成了奴隶社会特殊的职业教育。
在社会分工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古代先民职业的固定性质，形成了“各就其业”、“不知迁业”的职业特点，而这种稳定的职业特点与古代“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相配合，再加上古代“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就会产生其独特的职业教育模式，即父子相承、兄弟相继的职业教育模式。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奴隶们转变成了个体手工业者，成了一个独立的家庭或家族的掌门人，而他本身所拥有的技术也变成了他的私有财产，他需要通过家庭传业的方式传给下一代，以保持他后代的生活来源。春秋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也提出了“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理念，这种规定不但可以保持社会阶层的稳定，更可以保护劳动技能与经验的有效传承。于是职业教育的另一种模式—-父子相继的教育模式开始出现。管仲指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教不劳而成。”这说明了从童年时代学习某种技能的优越性，学习得越早，知识技能掌握得越牢，收到的是事半功倍的效果。稷下学宫的掌门人荀子也曾提出这样的职业教育理论，荀子认为：“人积褥耕可为农夫，积斵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荀子指出了家庭式职业教育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在这种社会形式之下，家庭首先成了最小的也是最牢固的职业教育单位，这种形式单一、手口相传的父传子、兄传弟的职业教育模式，既保持了职业技能的传承，同时也密切了职业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在客观上促成了职业教育模式的发扬与广大。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代的天文历算家们，这些集占卜、天文、历法等科学技能于一身的古代官员们，他们观星相的技术历来都是父子相承的教育模式，据司马迁《史记》“历书第四”中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五礼通考》卷一百八十三对此句的注释云：“（畴人）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之。”“畴人”系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其观星象的本领都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从长辈那里学到的，然后又在学成之后步入宫廷为官。而在西周之后春秋战国的战乱时期，这些代表着古代天文地理知识的畴人们纷纷离开了宫闱，散入民间或被异族的统治者所利用，就形成了“各从其父学之”的职业教育传统。又如春秋时代的造剑名师欧冶子，欧冶子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越国人，少年时代从舅舅那里学会了冶金技术，开始冶铸青铜剑和铁锄、铁斧等生产工具。欧冶子发现了铜和铁性能的不同之处，并掌握了采矿和冶金的技术，遂冶铸出了第一把铁剑“龙渊”和另外五把宝剑，正如《越绝书》所云：“欧冶子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巨阙。”这些宝剑受到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喜欢，成为君王争相获取的珍宝，也使欧冶子在家庭职业教育的基础上成长为一代冶炼大师。
而随着春秋末期教育模式的多样化，特别是随着私学的开办与兴旺，另一种职业教育模式也正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开办私学授徒的职业教育模式。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墨子。墨子本身就是小手工业者出身，他所兴办的私学不像孔子孟子的私学那样进行纯理论的讲授，也不像荀子和稷下学宫的学者们那样“不治而议论”，墨子的学生都是一群小手工艺匠人，他们跟从墨子是为了学习木匠工艺。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所传授的技能就是制造各种机械，以培养高质量的工匠为教育目的，所以可以将墨子视为中国第一个开办职业技术学校的人，墨子私学的出现，也为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专业技术教育的模式。
这里还应当提到的一个人是鬼谷子。鬼谷子，春秋时卫国朝歌人，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的说法，鬼谷子通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和日星象纬和兵学，还通祛病延寿之理，鬼谷子当年曾隐居设馆授徒，教授弟子们星相、炼丹、武术等方术之学，所传授的这些技术，其实就是古代的化学、医学和天文学，因此鬼谷子的私学虽然不像墨子的私学那样具有鲜明的职业技术教育的特色，但也在进行着许多技能方面的教育，也应当属于古代的职业技术学校之一。
同时，古代还存在着一种介乎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职业技术教育方式，这就是私人授徒的方法。因为某些人怀有某种特殊的技能，便想在晚年时选择一个能继承其技能的人，来传授这门技艺。这方面的例子在史籍中也有记载，那就是扁鹊学医的传说，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名医，少时学医于长桑君，得其绝技，而成为名闻天下的名医。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史书里这样记载了扁鹊师从长桑君学医的过程：“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上述记载可看出长桑君是一位有着丰富医学经验的人，当他遇到了做着舍客长的扁鹊后，就认定扁鹊的为人真诚可信，遂决定把自己一生积累的医方都传授给他。而扁鹊正是在这种前人的经验和职业技术培训之中，才得以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了一代医圣。从这一例子还可以看出，在当时科技能量低下的社会环境中，人人都渴望有一技之长，好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进而跻身于上流社会，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当有人想把自己的绝技传给别人的时候，被传授者是非常乐于接受的，这种心理就给授徒式的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在上述论述中，可见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从原始社会神农氏的民众技能教育，奴隶社会时期强制性技能培训，封建社会家庭式职业技能教育，再到私学式、私人授徒式的职业技能教育的发展脉络，也可以说明职业技术教育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促进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推动了知识的更新。另一个方面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已有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模式。从其培养的技术人才和保存下来的考古实物来看，这种职业技术教育是成功的，也是精彩的。
参考文献
[1]伍振鷟.先秦诸子教育思想[M].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
[2]唐溥生.古代人才论浅述[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4]王炳照.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教育起源 篇2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远程教育的分代
远程教育起源的两种不同的观点:
远程教育起源于英国；(丁兴富)
远程教育起源于中国（谢新观）。
1.远程教育起源于古时代中国的有关论述在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
都存在以“教”、“学”，“师”、“生”异地为主要特征的远程现象。
中国古代的远程教育现象是一种古老的初始型的远程社会教育现象，同近代、现代远程教育的特征不尽相同。
2.远程教育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有关论述
近代国外远程教育主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
1840年英国伊萨克·皮特曼首先应用函授方式教授速记。随后，各类私立函
授学校和学院纷纷设立各种职业技术培训课程。
原因:对人才的需求,传统大学面临压力,技术的发展
2.远程教育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有关论述
大学层次远程教育的起源（19世纪中叶）
英国的新大学运动
1849年伦敦大学首创校外学位制
采用自学、函授、业余夜校等方式发展校外高等教育的范例
美国的大学推广运动
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和一批授地大学的创建
一种采用学分制的非住宿的业余教学的大学
远程教育的早期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函授教学观点被许多国家接受
美国伊里诺以斯州立大学（1874）、芝加哥大学（1891）
南非好望角大学（1873）
新西兰大学（1880）
澳大利亚女王大学（1909）
前苏联1926年11所函授大学和学院
二战后很多东欧国家额举办了类似的大学层次远程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1952），东北师范大学(1953)
3.产生两种不同观点的原因
两种观点的分歧：
古代的一些教育现象是否是远程教育现象。
新的问题：
什么是远程教育？
两类专家的远程教育定义所谓远程教育就是为了解决师生双方由于物理上的距离
而导致的、表现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教与学行为间的分离而采取的、重新整合教学行为的一种教育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将具有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谢新观，2001)。
学校远程教育是对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相对分离，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助学为辅，教与学的行为通过各种教育技术和媒体资源实现联系、交互和整合的各类学校或社
会机构组织的教育的总称(丁兴富，2002)。
4.广义的远程教育和狭义的远程教育
两个远程教育定义中存在的分歧：
是否应该将学校和教育机构作为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
引出问题：
学校和教育机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吗？
引出对教育内涵的两种认识：
狭义的教育和广义的教育。
狭义的教育和广义的教育
狭义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或其他社会机构组织的教育，是教育组织
者依据一定社会(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将他们培养成一定社会(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广义的教育：广泛地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生活、文化活动和人际交流中(包括学习者
自主组织、设计、实施的自我教育)；
对教育的两种理解造成对远程教育的两种定义：
广义的远程教育定义；
狭义的远程教育定义。
广义的远程教育和狭义的远程教育
广义的远程教育：远程教育就是为了解决师生双方由于物理上的距离而导致的、表
现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教与学行为间的分离而采取的、重新整合教学行为的一种教育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将具有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谢新观，2001)；
狭义的远程教育：学校远程教育是对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相对分离，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助学为辅，教与学的行为通过各种教育技术和媒体资源实现联系、交互和整合的各类学校或社会机构组织的教育的总称(丁兴富，2002)。
世界远程教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远程教育的分代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形式化阅读活动（25分钟）
请阅读教材P22－26页，将你阅读的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用图形表示出来，标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事件或时期，并阐述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事件或时期。
我国远程教育可分为4个主要历史时期：
萌芽和准备期；(解放前)
创建、起步和中断期；（1949-文化大革命）
恢复、繁荣和调整期；（1978-90年代中期）
战略革新和起飞期。（90年代后期到现在）
1.萌芽和准备期
从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末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的萌芽和准备期：
1914年我国最早的函授学校成立；
1936年旧中国政府教育部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
1937年成立播音教育委员会；
1940年成立电化教育委员会。
2.创建、起步和中断期
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我国远程教育的创建、起步和中断期：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国远程教育的创建和
起步时期，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大学层次的远程教育均建于这一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中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我国远程
教育的中断期
3.恢复、繁荣和调整期
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的恢复、繁荣和调整时
期。这其中经历了：
高等函授教育的重建和繁荣；
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建立及其快速发展；
我国远程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繁荣；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相对平稳的发展和调整时期；
广播电视教育和卫星电视教育的继续发展；
对广播电视大学高等专科教育的控制和调整；
进一步明确广播电视大学的定位和作用。
4.战略革新和起飞期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是中国远程教育的战略革新和起飞的开始时期。
推进中国远程教育战略革新和起飞的主要因素：
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国内教育领域的普遍呼吁。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由来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主要任务
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
1.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由来
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首次出现在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公文中。
六、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2.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主要任务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高速主干网和中高速地区网建设；
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的建设；
现代远程教育扶贫示范工程；
全国远程教育资源库建设； 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 现代远程教育关键技术与支撑服务系统建设； 现代远程教育标准化建设；
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
3.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
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规模；
②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办学类型；
③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办学层次；
④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专业队伍；
⑤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校外学习中心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规模
1999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截止2002年
底，教育部已批准了67所高等学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
招生人数呈快速、超常规态势增长。四年来，试点高校累计招生137.3万人，其中
62所试点普通高校招生50.7万人（4所试点院校尚未招生），试点普通高校均招生8177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生86.6万人。
现代远程教育的学生分布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学生人数最多的5个省级行政
区为：福建、广东、浙江、北京、山东。
学生主要是在职人员，在职学习人数占总人数的 85.9%。
远程教育试点办学类型
在类型上，68所试点高校中以综合类和理工类为主。
目前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开设的专业已覆盖工学、管理学、医学、文学、理学、农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哲学等10大学科门类，共140种专业。前5种热门专业是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会计学、汉语言文学等。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办学层次
试点高校主要招生类型是学历教育，占学生总数的97.8%。
电大主要招收成人高起专和成人专升本，分别占电大学生总数的57.4%和42.6％； 其它62所普通高校招生的层次主要包括高起本、成人高起本、高起专、成人高起
专、专升本、成人专升本、硕士研究生等
61％的试点高校招收高起本层次学生，53％的试点高校招收成人专升本层次学生，50％的试点高校招收专升本层次学生，5所试点高校开设了研究生层次的课程。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专业队伍
从事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教职工共95525人，其中电大系统参与试点工作的教
职工共11710人，普通高校参与试点工作的教职工共83815人;
试点高校本部的教职工共11563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2%, 校外学习中心教职工共
8396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88%
校外学习中心
截止到2002年底，67所试点高校自己设立的学习中心共2012个，其中，中央电大
44个，66所试点普通高校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均自己设立了校外学习中心1968个
这些校外学习中心主要设立在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电大和民办高校，占总数的54.4%；设在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类培训中心等其他教育单位的学习中心占41.9%；设在非教育机构的占3.7%。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的批准情况
1999年，北大、浙大等5所高校
2000年，人大、北师大等27所大学
2001年，华东师大、厦大等14所高校
2002年，华南师大、南大等21所高校
2004年，东北师大随教师联网，有条件的进入试点
3.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
⑥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媒体传播教学模式和学习支持模式； ⑦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中的资源建设；
⑧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学习组织形式；
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投入和产业办学模式。
世界远程教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远程教育的分代
远程教育的主要发展阶段
划分远程教育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
媒体
国际上关于远程教育发展阶段的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
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
五代信息技术和五代远程教育。
1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
三代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的分类：
广义的信息技术：可以用来存储、处理、传播、接收和呈现各类信
息的技术。
狭义的信息技术专指电子信息通信技术(ICT)，简称信息技术(IT)。
教育起源 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核心；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09-0025-03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创新性的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李克强总理2015年12月17日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的代表贾康早在2013年就提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应从供给侧入手。一时间，“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略显生僻的经济术语成了2015年末我国从官方到学界讨论的政策高频词，这必将成为中国“十三五”时期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不仅攸关中国经济航船的稳健前行，更与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教育者来说，国家的重大经济改革必然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由此让笔者思考，作为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对经济的运行具有直接调节作用的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承担着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人才供给任务，是时候要考虑如何进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一、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起源
“供给侧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就开始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的经济开始走向衰落，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经济遭到严重削弱，撒切尔夫人步入政坛后面对英国当时国内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增多等诸多问题，实行了供给管理与结构性改革。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供给管理措施。我国学术界早就开始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2004年傅道忠[1]撰文 “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需求管理政策显得力不从心，客观上要求积极财政政策从原来的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供给管理为主。刘伟等[2]提出 “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对供给管理的要求愈加明显”。李宁等[3]提出“需求管理在短期内就能见效，但这种需求管理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效率低下，形成经济滞胀，要解决滞胀问题就要放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转向重视供给储蓄投资和生产”。刘霞辉[4]提出“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趋向变动主要由供给方要素驱动。也就是说，长期增长依赖于要素供给（既可以增加数量，也可以提高效率）上升和技术状态的提高”。贾康[5]提出：“既然在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是国人面临的共同的历史性重大考验，那么我们就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从供给端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曹国亮[6]指出“中国经济政策偏向于需求侧管理，即通过刺激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方式似乎在目前已经遇到了瓶颈，最高决策层适时推出供给侧改革”。郝身永等认为[7]“在当前背景下为化解产能过剩，提升经济效益宏观经济管理，在不忽视需求侧的同时应该更关注供给侧，目的是在供求基本平衡中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注入持久性内生动力，以结构的优化实现经济再平衡”。肖明[8]提出 “供给管理”，是指通过解除对人口、制度、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的抑制，增加有效供给。随后《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证券时报》《世界经济报》《华夏时报》《中国城乡金融报》等重要报纸相继发表文章评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我国职业教育专家姜大源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5年年会“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分论坛上提出了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柳友荣在《中国教育报》上发文指出“也应重视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杜召强在职教圈微信公众平台撰文提出应加强职教“供给侧”改革与推进“互联网+教育”，熊丙奇发文提出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核心在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等。一时间，“供给侧改革”的政策高频词在教育界震颤起来。
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核心与内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就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包括简政放权、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其核心方法是提高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手段就包括制度改革、调整资源配置结构以及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经济改革必然引领高等教育的改革，教育部前部长袁贵仁也指出“未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提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离不开根植于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应用”。高等教育的改革应从高等教育供给的一侧进行结构性改革，“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一词随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将处在一个突出位置上，将为中国经济未来的行稳致远、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了解“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和内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富有成效。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生命线，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率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其内涵包括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实施高等教育的“优化组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将高等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改进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促进教育公平，实行绩效评估，进行动态管理，转变教育发展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确保质量保障评估和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等将成为改革的重点。
三、“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路径
教育要发展首先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中共中央高屋建瓴，在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衔接融通，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健全终身教育体系，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教育必须要改革，表明了国家实施“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态度，开启了“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先河。
（一）建立现代教育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绩斐然，高等教育发展在量上取得突破，截止20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质量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对称增长。教育的全面发展中日益突显的问题也比较显著，诸如教育投入产出率低下，高等教育外部制度环境条块分割，政府部门越位和缺位现象普遍存在，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课堂教学质量总体状况堪忧，培养的学生高分低能、学非所用的现象严重，毕业生就业与企业用工荒的双重压力，教育不公和教育腐败的蔓延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学校的学生成了考试的机器，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发生异化等等。教育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行政化的教育、八股化的考试、僵化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异化，这一系列问题都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与幸福感，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谋划教育制度的总体改革，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推进建立现代教育制度。
（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党中央、国务院从1999年开始就启动了我国现代化全局的建设，并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战略决策。历经16年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列世界第一，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总数居世界第二，年授予博士学位数居世界第三。高等教育的规模是有了但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比规模的发展更加重要和迫切，应意识到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生命线。现代高等教育中有很多高校出现了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愈来愈低，学校缺乏生气，教师缺乏责任，学生缺乏动力，教与学各自为伍，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的情况。而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是课堂教学，所谓“改到深处是教学，改到难处是教学，改到痛处还是教学”。国家实施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战略要求高校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培养创新人才，着力将我国高等教育大国建设成高等教育强国，不断提升教育的质量与效率，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和重要举措，也是当今我国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三）实施高等教育的“优化组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全面深入，但也出现了一些如大学发展定位不尽科学合理、盲目攀比、升格热、贪大求全、发展战略和目标趋同化等种种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国务院对外发布了一系列优化组合的政策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促使各层次、各类高等学校，根据各个地区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需求，准确定位自己的目标，不趋同，不攀比，避免资源配置重复浪费以及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错位，各占其位，各司其职，办出特色，创出名牌。
（四）稳步推进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要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跨界思维的基础上，促进“职业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鼓励企业积极投资职业教育，以扩展教育机构的内涵与外延；实现育人的职业教育制度与用人的劳动就业制度的整合和融通，搭建国家资格框架；建立国家级职业教育管理机构，以确保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投入、监控等诸方面的统整与协调。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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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起源 篇4
一、定国安邦需教育, 四民分业代相传
管仲所在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 为教育领域奠定了诸多学说, 此时的职业教育也颇为受益, 各家学说围绕职业教育的技能技巧形成了相对独特的体系。而管仲的职业教育思想正是众多独特体系中的一笔瑰丽思想财富。齐桓公有一次征询管仲对国家安定富强之计的看法, 管仲告诫齐桓公说, 要想国家安定、霸业永存, 就要爱民, 爱民的最好表现就是让百姓富足, 而要富足就必须发展农业、林业、盐业、商业、铁业、渔业等增加财力。财力增加了, 百姓富足了, 又可以为国家军队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如此, 则民富足、兵马强、国安定、霸业图。管仲的此番论述看似是为齐桓公治理国家谏言, 实则是为引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职业教育, 就没有从事上述行业的人才可用,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设计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对于什么是职业教育, 管仲认为最重要的是它的职业性。在《管子·宙合》一篇中, 管仲提出社会要有包含多种职业在内的细密分工, 每个社会个体不用身兼数职, 只需专心攻于一事即可。他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职业教育理论中被称为“四民分业定居”理论。即根据不同的职业将老百姓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处这四个阶层的百姓按分工的不同聚居于固定区域, 且各行各业相传后世。同时他还提出人力安排要坚持五个务必, 即君主务必要选任官员、士大夫务必要明辨事理、地方官务必要守职任事、士兵务必要勇立战功、平民务必要农耕树艺。也就是说, 君主、官僚、士兵、百姓要各尽其职、各守其责。有了细致的社会分工, 就有了职业教育职业性的本质, 也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应用性。在《管子·小匡》中记载了管仲对职业教育应用性的相关论述。他提倡在社会分工基础上注重职业教育对实践应用技能的训练[2]。平民要对耕田、制器熟练掌握, 商人经商要讲究一些技巧。要做到这些, 就要事必躬亲, 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各种能力的应用性。
由于分工的细化和实践应用的广泛, 管仲视职业教育为多样性的教育。在《管子·度地》中, 管子说, 职业教育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例如可以通过对伍长、里有司、三老等乡官进行训练, 传授他们职业技艺, 再由他们在返乡之后指导乡民生产劳作。同时还要提倡父传子学、子承父业的传统, 将一门职业技艺以家庭为单位流传下去。这种乡官训练、家业相传的模式体现了管仲对职业教育多样性的认识。由于经过多种形式和方式将职业技艺传播开来并流传下去并不容易, 需要人们代代相传, 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终身性的特点。在《管子·权修》中, 管仲提出“, 一年树谷, 十年树木, 终身树人”的理念, 并进一步提出“树谷可获一, 树木可获十, 树人可获百”的观点。他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思想正是他职业教育思想终身性原则的最好阐释。
二、农工商士各不同, 职业教育必相异
如前所述, 管仲的职业教育思想源于对社会职业分工的认识,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应接受的职业教育是不同的。
在管仲看来, 士包括文士和军士, 两者都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 所以, 他特别重视针对士的职业教育。士要经过严格的选拔, 《管子》中提出以三选法中的第一选实现士的选拔。所谓三选法是由君主、官长、乡长组成的三级人才选拔机制。其中第一选即是由乡长举荐辖区乡民中聪明好学、质仁慈孝、有股肱拳勇之力的人, 让他们成为文士或者军士。如果第一选挑出来的文士特别优秀, 地方行政长官再将其推荐给君主。最后由君主作出第三选, 决定被推荐之人是否可用以及可用于何职。当社会贤士才俊在第一选入围士之后, 会根据文士和军士的不同要求接受不同教育。首先, 对于文士的职业教育, 《管子·小匡》中写道:要对文士经常进行“孝”、“弟”、“敬”、“义”等方面教育, 如果这些文士有子弟, 那么他们的子弟也要接受这些方面的教育[3]57。对文士的职业教育要提高他们的道德伦理水平, 培养他们成为有一定素养、知情达理的文明阶层。然后是针对军士的职业教育, 经过第一选出来的军士即像新入伍的新兵, 只有经过军事教育才能上阵战斗。管仲认为, 军士教育必须包括服习和政教, 即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关于军事训练, 《管子·幼官》中规定:谨修三官、善习五教、饰习九器、明审九章、动慎十号。至于军事教育方法, 管仲也有提及, 即教无常、因便而教等原则。也就是说, 军士在军事方面的职业教育, 不能拘泥于成法, 而要根据客观的、具体条件灵活施教, 养成新兵们灵活适应各种战场形势的意识与思维习惯。通过对军士进行这种严格军事教育, 齐国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关于思想教育, 一般由军队的高级将领对军士进行爱国、爱民教育。
管仲在回答齐桓公如何安定国家以图霸业的问题时, 提到的第一个措施即是发展农业, 管仲对农业的重视也是奴隶社会晚期、封建社会早期社会发展形态的必然要求, 毕竟作为国本的农业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治乱的重要生产领域。管仲提出, 农业职业教育一般在五鄙和农乡地区进行, 主要内容是将农具的使用方法、耕种的技巧和收获要注意的事项传授给农民及其子弟, 着力培养他们的农业生产劳动技能, 并教育农民养成正直、朴实的品德。为将农业职业教育有效推广给百姓, 进而发展农业经济, 管仲还主张国家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人员负责统管全国农业生产。管仲的这种针对农民实施的职业教育, 实际上是将农业技术指导与农业职业教育以“农政”制度的形式合二为一。该做法一直持续到两汉以后, 足见管仲农业职业教育的深远影响。
三、管理规范提效率, 历史经验为今朝
管仲在《管子·乘马》中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目的、对百姓进行职业教育的具体内容以及标准。管仲说, 愚者不可教民, 智者知之;拙者不可教民, 巧者能之。他还指出, 要让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各尽所能、人尽其才, 这样就达到了职业教育的要求与目的, 使职业教育有的放矢地培养出信士、诚农、诚工、诚贾。管仲对职业教育的手段也提出了灵活性的建议, 在《国语·齐语》中有言记载:昔圣王之处农就田野, 处商就市井, 处工就官府, 处士就闲燕。即要求从事农、工、商、士的同一行业的阶层聚居在固定的地方, 这样有利于同行业内相互交流经验、切磋技术, 从而共同提升职业技能。这种灵活、多样而又方便的职业教育形式与手段在同期职业教育思想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体现出管仲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深思熟虑。
在职业教育管理方面, 管仲十分重视规范化管理。他在强调职业教育的形式与手段灵活多样之外, 提出了以规范化促进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他利用在宰相之位数十年的施政便利, 设置了专门机构、配备了专门官员将职业教育纳入规范化管理范畴。在《国语·齐语》中记载了管仲为此而制定的管理政策:二十一乡可为制国, 此外六乡为共商、十五乡为士、五乡为公帅、五乡为国子帅、五乡为高子帅;起案参国, 三衡立山、三虞立泽、三乡立市、三族立工、三宰立臣, 以为三官。也就是说,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专管机构和主管人员, 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规范化管理, 也提升了齐国职业教育的效果。管仲为确保自己所立的职业教育政策与制度落到实处, 除了规范化之外, 还强调了职业化管理, 即所谓的“三其国而五其鄙”, 将农、工、商、士分别安排在一起, 按照固定的时间进行生产和接受职业教育[5]。从而形成有计划的规模效应。职业化与家族化的融合不仅利于专业经验总结, 也利于总结后的经验传与后世、泽被后人。按照家族谱系传授职业知识与技能使之精粹不易失传, 而且设立“乡师”“、司空”、“虞师”、“大田”、“大司马”等专职官员对百姓进行农业、工商业、军事等方面的职业教育, 提升了国家对职业培训与职业管理的力度, 也提高了农、工、商、士的职业技能与相应的职业管理水平。
管仲为推行职业教育而采取的系列措施、进行的丰富实践完善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这既是春秋时期国家经济繁荣发展、社会生产职业化的要求, 亦是管仲治理下的齐国各行业高度发展, 社会分工细化越来越明显、职业化与专职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 管仲的职业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 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高度结晶。从今天的视角看, 两千多年前的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要求从事不同社会分工的人各守其位、各司其职, 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源头。他为职业教育针对职业这一本质属性树立了典范。此外, 管仲所提的职业教育的应用性与实践性, 强调“贾货其市、制器其所、躬耕其田”, 也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轻实践而重理论、轻应用而重知识现象提供了改革的历史动力。
摘要：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杰出思想家, 他在教育领域为齐国及后世贡献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 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他的职业教育思想源于定国安邦之策以及对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认识。
关键词：管仲,职业教育,思想,《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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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宗教的起源 篇5
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宗教派别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公认的世界宗教只有三种，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三大世界宗教中，起源最早的是佛教，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
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创立人名悉达多，姓乔达摩。因为他出身于释迦族，所以后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人”。这个尊称以后非常流行，以致他的本名很少被提及了。
每一种宗教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的古印度，存在着一百多个种族部落，相互之间发生连年不断的战争。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众多部落逐步联合成一二十个独立小国家，习惯上称为“十六大国”。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古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发生着变化。古印度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主要以祭祀为业，其一上层具有宗教特权，社会地位最高。刹帝利，主要以打仗为业，其上层掌握军事权利，社会地位仅次于婆罗门。吠舍，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其上层经济实力雄厚。首陀罗，主要从事农业和服务业工作，社会地位最低。在兼并战争中，一部分出身于刹帝利的武士崛起，上升为新兴的王族。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出身于吠舍的商业人士经济实力增强。这两部分人要扩大自己的权利，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然与高高在上的，极力维护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婆罗门祭祀贵族发生各种矛盾。这些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就是代表刹帝利和吠舍利益的“沙门(出家者)思潮”兴起，并且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各种沙门教派虽然在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共同反对婆罗门教奉行的“吠陀(婆罗门教的经典)天启”、“(由婆罗门祭司主持的)祭祀万能”和“婆罗门种姓至上”。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当时也是属于“沙门运动”中的一支。对于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婆罗门教而言，新兴的佛教是作为“异端”出现的。
释迦牟尼创教
释迦牟尼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66～486年。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其父是净饭王。当时的迦毗罗卫只是一个小部落国，位于现在尼泊尔境内的提罗拉科特附近，今天还有城池遗址存在。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去世较早，他由姨母抚养长大。少年时代，他接受婆罗门教的传统教育，学习《吠陀》经典和“五明”。《吠陀》是婆罗门教的圣典，“五明”指五种学问，即“声明”，音韵训诂之学；“巧明”，工艺技术之学；“医方明”，医药之学；“因明”，逻辑推理之学；“内明”，宗乘大意之学。后来他与觉饭王之女耶输陀罗结婚，生子罗喉罗。29岁时，由于看到每个人都要遭受生老病死等各种痛苦，他便离家外出，寻师访友，立志探索人生的解脱之道。释迦牟尼出家之后，先是跟随两位哲学家学习，然后开始了长达6年的苦行生活。释迦牟尼为什么要苦行呢?这与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认识有关。当时人们认为，摩擦湿木头是不能生火的，摩擦干木头才能取火。同样的道理，人们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苦行生活，清除了身体中的体液，才能悟出真理。于是，他逐渐减少饮食，后来7天才吃一顿饭。他穿鹿皮、树皮，晚上睡在鹿粪、牛粪上，有时还睡在荆棘上。
但是，6年之后，他身体消瘦，形同枯木，仍然没有发现什么人生的真理。他认识到苦行无助于解脱，就开始净身进食。他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今印度的菩提伽耶)，坐在毕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沉思冥想。经过7天7夜，他终于悟出了“四谛”，就是四个真理，真正成道觉悟，因而被称为“佛陀”，或简称“佛”，意思是“觉悟者”。这一年他35岁。释迦牟尼成道之后，到鹿野苑(在今印度瓦腊纳西附近)为情陈如等5人讲说“四谛”的道理，由于从不同角度讲了3遍，佛教史上称为“三转法轮”。由于是释迦牟尼初次讲法，也称为“初转法轮”：情陈如等5人信仰了释迦牟尼的教义，成为首批僧侣，号称“五比丘”。至此，有了成道的释迦牟尼(佛)，有了他所证悟的真理(法)，又有了信徒(僧)，传统称为佛法僧“三宝”具足，标志着佛教真正建立。
此后45年，释迦牟尼主要在恒河流域中游一带传教。当时这一带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比较繁荣，沙门运动高涨，新兴的宗教团体和哲学派别大都在这里活动。释迦牟尼在传教过程中，一直得到商人和王族的支持。他有两个最重要的说法处所，一处是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南的祗园精舍，是拘萨罗国富商须达多(给孤独长者)布施的；一处是王舍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竹林精舍，竹林是迦兰陀长者赠送的，精舍是频毗沙罗王出资建造的。
释迦牟尼每天的生活比较有规律：黎明起床，坐禅冥想，接近中午时外出乞食，有时在午饭前访问某些沙门。中午饭后，到聚落外的静寂处坐禅。黄昏时分，或为弟子说法，或到聚落里向俗人传教，一直持续到晚上。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巡游布道。雨季停止旅行3个月，称为“伐沙”(坐夏)。释迦牟尼的生活方武，也就是当时僧侣生活的缩影，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佛教僧团的一些修行生活规则。到80岁时，释迦牟尼在拘尸那迦城(今印度北方邦境内)附近的娑罗林中逝世。
佛教基本教义
与其他世界宗教相比，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色彩浓重，具体表现之一，是典籍浩瀚，教义庞杂。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流传过程中，其经典逐渐增加，其教义不断丰富，许多思想和学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对说来，在释迦牟尼创教时就重点弘扬，并且被以后绝大多数佛教派别普遍接受，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的一些学说，就成为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
释迦牟尼创教时最关心的，是解决人生的苦难问题，而不是某些不切实际的抽象理论问题。所以，佛教的基本教义，都是围绕解决现实人生痛苦的主题而展开。这是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四谛和三法印。
“四谛”学说形成于释迦牟尼创教时期，以后不断被充实完善。“谛”有“实在”、“真理”的含义，是印度各派哲学通用的概念。“四谛”也称“四圣谛”，意思是“四条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四谛概括了佛教对人生和现实世界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其内容是列举苦的表现形式，分析产生苦的原因，指出消除苦的方法和途径，描述达到解脱的境界。
“苦谛”是列举苦的种类或表现形式，最常讲的是四苦和八苦。四苦是指生、老、病、死；八苦是在四苦之外再加上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五盛阴。在八苦中，前四种苦是讲人生的自然过程是苦；第五至第七种苦是讲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主观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苦。第八种苦是讲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苦。
“集谛”探索“苦”产生的根源。在佛教看来，人生之苦都是由贪欲、嗔恚、愚痴引起。特别是人们的种种渴求和欲望，人们的愚昧无知，会直接引起生死轮回之苦。
“灭谛”描述消除苦难之后的境界，即涅柴的妙乐境界。这是超脱生、死轮回，达到解脱的最高境界。
“道谛”指出消除苦难、达到解脱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一般称为“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正确的思考)、正语(正确的语言)、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确的谋生方式)、正精进(正确而不懈怠的修行)、正念(正确的忆念)、正定(正确的禅定)。
“三法印”指衡量是否真正佛教教义的三条标准。即“诸行无常”，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诸法无我”，一切事物或现象都是因缘和合(各种因素和条件聚合)而形成，没有独立的实体和主宰者；“寂静涅槊”，超脱生死轮回的涅榘境界是永恒清净、没有烦恼的。如果符合这三条标准，就是真正的佛教思想。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犹太教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人中的一支创立的宗教。同时脱离闪米特人，形成希伯来民族！公元前2000年，在闪米特人的一支中，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少年，质疑当时闪族的偶像崇拜，认为万物之间必有一个唯一的神来主宰世界，就是“上帝”耶和华！《圣经》上说，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带领你的部族，离开你的家园，去我应许你的土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于是亚伯拉罕创建了犹太教，带领他的部族，越过幼发拉底河来到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当时的迦南人称他们为“希伯来人”，意为“河那边来的人”，从此希伯来人脱离闪族，成为历史上一个新的民族！希伯来人就是现在犹太人的祖先，至于“犹太人”的叫法，是在以色列“南北朝”时期，对南部王朝，“大卫”的后代——“犹大”族的称呼，后来由于北部王朝被亚述人所灭以后，北部10个希伯来分支被同化，随后消失，因此现在的犹太人都是犹大部族的后代，也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子孙。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耶稣诞生于公元前6年，（由于计时缪误导致宗教上认为耶稣诞生于公元元年），基督是耶稣门徒对他的称号，意为“救世主”，希伯来语称为“弥赛亚”，意思是由上帝“受膏”（在脸上涂抹彩膏而委以重任）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由于约瑟是纯正的大卫后代，且耶稣诞生于约瑟家，因此耶稣是犹太人，而且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对犹太教义具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当时最博学的犹太士师论道！由于耶稣对犹太教的不同见解，被当时的犹太教视为异端学说，耶稣遭到犹太教和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罗马帝国的双重迫害，公元33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耶稣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和他的弟子，并没有创立新宗教意图，耶稣死后，他的门徒流亡至欧洲，正式创立了基督教，因此说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基督教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帝国对流亡犹太人的迫害时有时无，第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开始于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圣殿骑士团的戈弗雷声称“要血洗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占领的圣城耶路撒冷，为耶稣复仇”，从此犹太人真正的噩梦开始了！并且延续了1000多年！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着千四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犹太人遭受着基督教1000多年的迫害，自中世纪以来，犹太人的赋税就要比基督徒高3-4倍，且任何一位日尔曼国王都可以“有权焚杀境内的所有犹太人，或者保存他们的性命，但要收取其三分之一的财产！”
广义的基督教包括三大流派：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希腊正教（即东正教）、新教（主要有马丁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安利甘教派）。狭义的基督教则特指新教。一直到公元1054年，广义的基督教才分裂成天主教和东正教。
简略的说：基督教源于犹太教，耶稣创教，使徒保罗（也是犹太人，生于小亚细亚）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约4世纪时定为罗马帝国国教。
在基督教最开始的时候，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但被犹太教视为异端，邪教，被驱逐，后向欧洲地区发展并壮大。
《旧约》也是基督教的经典，但由于信仰冲突及上述积怨，他们承认《旧约》是上帝赐给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但当犹太人定死耶稣时，犹太人就不在是上帝的选民，基督教的信徒才是上帝的选民。加上杀耶稣者，犹太人也，反犹，并另写了部〈新约〉。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说到欧洲人为什么有排犹传统（绝非仅仅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关键就在于于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有一种天然的选民意识。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与上帝耶和华订立契约的特殊选民，这是信仰基督教为主的欧洲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犹太教以“契约之民”和“被选之民”的名义独占宗教，必然会遭到犹太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强烈抵触。所以说犹太教徒遭受迫害固然是其闭锁自我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一味强调特定群体所受的优待必然会遭致羡慕和忌妒。
虽然后来犹太人认识到这一点后有所改变，但是犹太人却只对外宣传天下一家的普世主义，而对内却始终是坚持犹太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高贵的种族主义教诲；欧洲的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但像尼采这样的精英心里是十分明白的：别看犹太人表面上文质彬彬，甚至因自己弱小而相当谦恭，但骨子里是想让其他所有的民族生前都被屠杀，死后都下地狱；这是欧洲人在一些精英的思想的带领下排犹的根本原因。
伊斯兰教是由公元7世纪初由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创立的，与佛教、基督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为六大信仰，即信安拉、信使者、信前定、信来世、信天使、信经典。其中最基本的是信安拉、信使者，即：安拉为宇宙独一无二的主宰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伊斯兰教的经典主要是《古兰经》，其次是《圣训》。《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中以安启示名义陆续发布的议论汇集，其内容包括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基本功课和教律。
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氏族社会由部落到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时期。因氏族制解体而形成的贫富分化和对立，各部落间长期的仇杀，波斯和拜占廷帝国为争夺东西商路的激烈冲突，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使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前提渐趋成熟。同时，因部落宗教的崩溃，犹太教、基督教传入的影响，使一些具有模糊一神观念的人转而探求真正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兴起，正是这些社会经济变动和政治统一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约610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宣布奉到真主的启示，号召族人皈信正道，以免末日的惩罚。他宣称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独一无二的主宰，反对流行的多神和偶像崇拜。622年，在麦加贵族的迫害下，穆罕默德与其信徒迁徙麦地那，建立以信仰为纽带的穆斯林社团乌玛。经过10年斗争，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在穆罕默德去世后开始向外扩张和征服。100年后，阿拉伯人建立的世界帝国横跨亚、非、欧三洲，伊斯兰教成为统治者的宗教。750年，阿巴斯人利用人民起义建立新王朝后，以征服民族为统治者的社会结构瓦解，全面伊斯兰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至10世纪，各宗教学科基本定型，伊斯兰教的宗教体制大体确立。同时，哈里发帝国开始急剧衰落，各地割据自立，外族相继入侵。在动荡不定的政局下，伊斯兰教发展为依靠自身机制维持和扩展的世界宗教，不受以其名义统治的王朝兴衰的左右。清真寺、宗教学校和教法法庭由宗教学者主持，伊斯兰教继续向外扩张，或由于穆斯林君主的军事征服，或得益于穆斯林商人的积极活动。但真正意义上的传教活动，是苏非苦行者的自发努力。他们使伊斯兰教在民间和异教地区得以不断扩展和深入，然后由宗教学者施加进一步的影响。
穆斯林是真主意志的顺从者。顺从真主的意志，就是遵奉曾启示于众先知，最后在麦加和麦地那降示于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系列天启。穆罕默德去世后不久，这些启示被收集、汇编成《古兰经》。这部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被视为真主的言语。经文强调的主旨是真主独一。他超绝万物，至尊全能，而在多神和偶像崇拜意义上以物配主，则是不可宽恕的大罪；他普仁特慈，是引导信徒走向他的“天地的光明”，"比他的命脉还接近于他”。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是圣训集，即穆罕默德的言行及其所默认的圣门弟子的言行的综合记录。收集圣训的活动始于早期，至9世纪下半叶，随着圣训学的发展，出现六大圣训集，被逊尼派奉为权威的圣训实录，与《古兰经》同为教义、教法、社会伦理和学说思潮的经典依据。对经、训的理解差异，曾引起长期的教义争论，并兴起不同的学派或教派。唯理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一度成为阿拔斯王朝的官方学派，但遭到正统派的反对。而后出现维护正统教义的艾什尔里学派、马图里迪学派和塔哈维学派共同奠定逊尼派的教义学基础。
论设计起源与艺术起源之间的联系 篇6
关键词：设计；艺术；关系
起源这个词很神秘，让人触及不到，艺术与设计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各界专家不断努力探索。但艺术真正产生的时间、起点，以及产生原由都不确定。专家们企图从考古方面探索研究产生的源头。追溯历史它们具有相同性，它们体现出来的都是人类以美为基础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创作的一种造物活动。这个共通性也就证明了两者间密切的联系关系。但是，艺术从技术中分离出，并独立发展是艺术家情感的物态化。艺术界一致认为艺术与设计是彼此相联、相互促进的关系，展现的是一种分分合合的状态。
1 艺术起源与设计起源的共通性
早期人们更注重纯艺术的精神享受，传统记载艺术起始于旧石器时代。而“史前艺术”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艺术，只是一种具有艺术形式的不成熟作品。不少证据证实艺术起源于旧石器时期，但让人惊喜的是原始时期，人类还尝试从大自然中探寻且提炼些装饰元素，以改变和美化当时的生活情况，这也是设计的萌芽时期。一个时期的艺术作品真实地体现了当时的生产和生活状态。人类很厉害，为了营造自己适合的生活环境，会不断努力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人类在不间断的索求和改变中，创新了许多的新事物，这就是广义的设计，可见设计和艺术是不可分的。艺术的产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呈现方式，是人类对理想生活的一种追求，归根结底艺术和设计的源头来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变迁，对艺术的需求也会随之改变，有利于艺术的形式不断完善与成熟。
2 艺术与设计的区分
艺术和设计的源头来自人类，都是以美为准则，创造和感知美。但艺术与设计是有本质区别的，设计是为他人的生活需要而产生，艺术却是为了服务自己。人们通过艺术把自己的情感世界表达出来，从而有了艺术行为和艺术创作，艺术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不会被他人的想法影响，没有标准也没有计划，完全是自己精神世界的展现。传统工艺出现的时候就促使了设计的产生，设计是人类在活动之前预设的计划，然后以计划为准则再进行理想物的创造活动。艺术的重要性就是将其艺术美感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既能体现审美的功能又能体现实用性。人类的历史的存在就伴随着人类艺术史，人类的各种艺术实践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人类的活动又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制约，相互不断影响，人类在不断的探索与改造中进步成长。
3 艺术与设计的内在联系
艺术与设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人类刚刚学会制造生产工具之时就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了。随着时代变迁，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人类的审美意识水平不断提高，艺术与设计的结合更是显得紧密。新的艺术观念的出现会促使新的设计观念的产生，反之新的设计观念也极可能推动一个新艺术形式产生。艺术的变革会牵动设计领域，艺术与设计是共同发展的，二者都在寻求一种理想的表现方式。人类的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势必提升设计的眼光，两者的结合更能推动各自的有利发展，它们相互影响、互相促进。艺术家参与设计的实践与研究是设计进步的一大推动力，同样设计工作者对艺术的关注与研究也能促进艺术的不断进步。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反過来限制艺术的发展，所以艺术和设计也反映了社会现象，是对人文环境的表现。
4 结语
当我们在深究艺术与设计起源的根本问题的时候，必定要考虑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因素。艺术和设计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孤立地探究其起源的先后顺序。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进步，这也使得艺术与设计结合得越加紧密，两者的起源问题也将不再被争论不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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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起源 篇7
篮球运动于1891年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詹姆士·奈史密斯博士设计发明的。国内学者关于篮球运动的起源有不同的观点: (1) 奈史密斯博士当时受启发于当地青年摘桃子扔入桃框的活动性游戏, 即在一块场地的两端设置2个竹制桃框, 开展投篮比赛。后来奈史密斯将在室外开展篮球游戏移至室内。 (2) 奈史密斯博士当初为了使学生在冬季里不必天天做呆板乏味的体操, 因而设计富有娱乐和竞争性质的运动来取代体操活动。设计出综合美式橄榄球、曲棍球及足球等球类游戏的方法与原则, 以投掷进篮计分方式判定胜负的新式球类活动。 (3) 由于美国东部地区入冬较早, 天气又较为寒冷, 奈史密斯博士为了设计适宜学生冬季能在室内进行体育活动, 于是便从工人和儿童用球向“篮子框”投准的游戏中得到启发, 进而设计发明的。因此, 从篮球运动产生的表面现象来看, 它的产生依托与学校特定的历史时代。
2 启蒙运动的性质
启蒙运动是18世纪兴起于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政治思想解放运动, 也是一场文化教育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容忍和人性作为战斗口号, 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 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教会和封建特权, 主张人人平等, 鼓励人们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是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巨大转折点, 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包括体育。启蒙运动主要体现了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三大特征, 这三大特征引起了启蒙学者对教育的主张有着不同的观点, 为学校体育教育埋下了伏笔, 为基于学校体育背景下的篮球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3 人文主义特征背景下的教育思想对篮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 要求个性解放, 执着尘世, 面向现实。到了18世纪启蒙时代, 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 就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人是一个自由的生命体, 应通过对自己的思考, 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于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来说, 为达到禁欲主义的最高境界, 教士和修士们极力号召人们摧残身体以便完美灵魂, 一切有利于增进健康的体育活动都被视为“罪孽”这样的观念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 参与体育活动不再是一种“罪孽”。与文艺复兴时期, 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平等、博爱, 所有人都成为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公民, 公民们对文化娱乐有了自由空间, 每个普通人都有享受体育活动的权利。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的教育思想造就了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体操运动。古茨穆斯认为体操有两个功能: (1) 满足人的身体需要, (2) 通过练习使人身体完美。从事体操的人可以获得身心的和谐和护身的技能。1802年美国把古茨穆斯的《青年体操》一书翻译成自己国家文字并出版。继美国国内战争之后, 由于本国体育发展的速度较快, 1881年美国就把体育列为学校课程。体操成了中小学学生的必修课。美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不断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开放和自由主义的发展, 为学校体育的发展创造了时空环境和物质基础, 确立了学校体育的地位, 为了丰富学校体育课程, 只依靠体操不足给以学生带来乐趣, 而且篮球运动不受年龄、性别、贫富的限制, 任何人都能参加。
4 理性主义特征背景下的教育思想对篮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们继人文主义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 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要求是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 在西方的文明史上从未有哪一个世纪像启蒙运动那样充满了理性的光芒。首先启蒙运动的发生, 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8世纪欧洲和法国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就, 它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 并且揭示了他们的必然性和他们的内部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 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 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和宗教是对立的, 科学是革命的力量, 它直接激发了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启蒙运动中所谓理性主义的一面就是要同迷信、宗教偏见、宗教狂热作斗争, 并以传播知识为斗争的武器。洛克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漫话》中。由于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 因此洛克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 认为“良好的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幸福和繁荣”。对洛克来说, 学习源于世界, 也是为了世界。通过学习, 学习者能够知道更多的生活知识, 以至于最终能够生活的更有富有价值。这种知识的传播和学习基于学校教育。洛克的体质较弱, 正是他自身的这一弱点出发了他对体育和健康的重视, 他提出要进行德、智、体多方位教育, 而且把体育教育放在了第一位。他在《教育漫话》中说道:“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 “我们要工作, 要有幸福, 必须要先有健康, 我们能忍耐劳苦, 要能出人头地, 也必须要先有健康的身体。”因此在19世纪的欧洲国民教育改革的高潮中, 体育也列入了这个过程中, 最终在学校教育中得以确立。19世纪80年代后, 篮球发源地美国建立的体育院校, 真正开始实施学校体育并在各州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大大推进了体育的开展和规范化进程。19世纪中叶, 学校体育单一的体操项目已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 这也是促使篮球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5 世界主义特征背景下的教育思想对篮球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启蒙运动的传播体现了世界主义的特征, 是一场超越国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大约在17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首先从英国和瑞士等国掀起, 之后就影响到法国并在法国达到了高峰, 并影响了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 甚至影响了遥远的美洲大陆。因此启蒙运动其本身的展开与传播就存在世界主义的特征, 这与人们对地球进行的探险航行有着密切的联系, 欧洲通过新航线的开辟发现了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印度、伊斯兰教等非基督教的历史文明。人们开阔了对地球的视野, 超越了国界的束缚, 国与国之间相互借鉴与学习。富兰克林作为洛克思想的传播者, 他的许多教育思想也源于《教育漫话》, 洛克对他的影响是隐约可见的。他主张教学应该包括参观临近的农场, 争取自然观察的机会, 运用科学仪器, 参加体育活动等。学习多方面的课程的目的不是培养专业人才, 而是培养在实际事务中有能力的人, 他的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教育气息, 与洛克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 是洛克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包括体育的发展也都离不开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篮球在学校体育特定的历史时代下产生, 作为新的竞技运动必须是“文明”的, 严禁粗野的行为, 为了弥补足球和棒球的不足, 能够使学生不受条件约束而进行的体育游戏运动。这种游戏一出现, 立即引起了大多数青年学生的兴趣, 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奈史密斯的学生们在休假期间, 把这一游戏介绍到基督教会, 传播到自己的家乡。1892年1月25日《学院的研究报告之集》中以“新的游戏”为题, 第一次公开介绍了“篮球”这一刊物发行到全美基督教青年会, 很快把篮球列入了体育大纲的重要内容, 使得篮球在各地广泛地开展起来。篮球被打破国界先后传播到各个国家, 至今篮球运动仍是世界仅次于足球运动的项目, 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
6 结语
启蒙运动是要摆脱封建制度的国家在其维护发展中所必经的阶段, 他的巨大冲击下, 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可以说, 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创造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从字面上讲, 启蒙运动就是启迪蒙昧, 反对愚昧主义, 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但就其精神实质上看, 它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 并非单纯是文学运动。
唯物论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预见到社会发展趋势。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下的教育思想正是先进的、正确的社会意识, 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促进了历史社会的飞跃发展, 学校体育是历史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与德育、智育构成了学校教育。早期篮球运动为了取代枯燥无味的体操运动, 给学生带来更多的运动乐趣, 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人人都能参加的情况下, 在学校被发明产生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教育正处于自由、平等、理性、流传性时期, 为篮球运动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必然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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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起源 篇8
一、顶岗实习的起源与发展
顶岗实习是在国内实践教学中自发产生的。从掌握的资料看, 顶岗实习涉及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四个领域。顶岗实习发展最快, 应用最广泛的是职业教育。顶岗实习最早产生于师范教育, 应用也比较广泛。总体看来, 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的顶岗实习各有特点, 起源之间没有明显的启发传承关系。四个教育领域的顶岗实习从起源上看, 普遍没有参考国外的类似实习经验的报道, 也没有受到国外职教理论的影响和指导。可以认为, 顶岗实习是一种发源于国内教育实践、有中国特色的职前实践教学和工学结合形式。
(一) 师范教育顶岗实习的起源与发展
国内最早提及顶岗实习的是四平师院报道组的《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做贡献》, 原文发表在《四平师院》1975年第4期。文章说, 四平师范学院的顶岗实习是为了解决中学“在职教师数量不够”, 学生办“短训班”培养教师, 参加“短训班”的教师“所担任的工作, 由我们学员承担, 作为学员的实习课”。“文化大革命”以后河北师范大学以志愿者行动的形式, 在师范教育中率先 (2006年) 采用了顶岗实习, 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志愿者行动———顶岗实习工程”。在教育部和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倡导支持下, 全国各地有多家师范院校以顶岗实习作为毕业生的教育实习形式, 顶岗实习已经成为国内师范教育相关专业教育实习的主要形式。河北师范大学的顶岗实习在政府 (教育部、省教育厅等) 支持、实习单位 (中学) 配合下, 以培养实习学生从教技能、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目的, 先对学完骨干课程的高年级学生进行岗前培训, 再赴农村基层中学进行为期半年的教师岗位顶岗实践, 考核鉴定合格者计入学分。
(二) 职业教育顶岗实习的起源与发展
在职业教育中较早采用顶岗实习的是华北石油技工学校。该校将中等专业教育的生产实习予以发展, 学生作为企业普通员工对待, 顶替职工的工作岗位, 在企业职工和学校带队教师指导下, 完成工作定额, 并发放报酬。有关报道发表在《中国劳动》1985年第8期上。华北石油技工学校为了解决校内缺乏生产实习场所, 企业不能接受短期实习的问题, 采用承包劳动岗位, 限定劳动定额, 由企业和学校人员共同指导管理, 岗位轮换, 包教包会的实习方法, 开展顶岗实习, 并给予学生和学校带队教师一定的报酬。华北石油技工学校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中等专业教育生产实习向职业教育顶岗实习的转变, 发展到今天, 顶岗实习已经取代生产实习成为我国几乎唯一的职业教育就业前实习环节, 也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重要形式和办学评价的重要内容。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农业职业院校, 在2000年以前, 生产实习主要在科研院所和农技推广部门附属的试验基地进行, 学生在科研人员和工人的带领下, 从事试验田的种植管理, 并在科研人员指导下, 完成部分试验和调查, 利用试验调查资料撰写毕业论文。2000—2007年, 受招生并轨和职业教育目的变革的影响,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开始进入农业企业进行以培养职业技能为目的, 历时3周的教学实习。2008年起, 学院开始进行顶岗实习 (初期称为专业综合实训) , 这方面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是先行者, 其将顶岗实习作为一门必修的专业实践课程, 抓住制种企业田间技术员 (学生入职种业企业的唯一岗位) 不足的机遇, 以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企业能力和社会能力为目的, 在学生学完大部分专业基础和专业课后开始实习。从制种作物播种开始到种子收购结束, 基本覆盖种子田间生产的全过程, 历时6个月, 由企业安排合理工作定额 (玉米制种企业为200亩地的管理指导) , 并为学生提供生活培训条件, 付给合理报酬。校企双方对实习学生进行考核, 企业考察招聘对象, 学校对实习活动进行总结。
(三) 普通高等教育顶岗实习的起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的代职顶岗实习在1988年就有报道, 是普通高等学校中较早报道的顶岗实习。这种顶岗实习改变了过去农业经济专业生产实习和社会调查由学校教师指导, 承担有关部门农村调研任务, 最后提交调研报告的做法。代职顶岗实习将实习时间延长到3个月, 安排在临毕业的学期, 由基层单位安排学生到对口部门担任代职工作人员, 学生在参与基层工作中自选调研课题, 完成毕业调查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认为, “代职顶岗实习有助于全面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并且加深对社会的了解, 密切与当地人民的关系。其后, 陆续有多篇普通高等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的研究和报道, 顶岗实习在普通高等教育中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四) 成人教育顶岗实习的起源
同样在1988年, 《成人教育》发表文章介绍了作者对企管中专班回厂顶岗实习的经验体会, 在成人教育中较早报道了顶岗实习。其做法是“将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合并为顶岗实习”“学员回到工厂定在一个或两个岗位上, 跟班顶岗操作”。实习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 共计18周, 并在实习期完成毕业论文。学校派出指导教师全程指导, 并负责与工厂协调。
二、国外的职业实习
从起源看, 虽然顶岗实习与国外的企业实习 (或工作实习、职业实习) 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启发或传承关系, 但我国的顶岗实习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是引入了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的经验, 并可以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继续向国外的类似实习学习。国外的企业实习表现出了很强的设计性, 企业在实习中主动性很强。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政府和社会支持, 这种规范的实习显然很难实现。
(一) 德国的企业实践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在总共7个学期的教学计划中, 第7学期进行为期不少于16周的企业实践。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企业实践岗位由学生自己寻找, 德国法律规定企业接受大学生实习且有政策优惠, 学生与企业签订协议并由学校审核确认。企业对实习学生按员工管理, 分配一定的任务, 并付给报酬。学生在实习期间还要完成毕业论文。学生实习由校企双方派出指导教师, 以企业教师为主。德国“双元制”职业学校的企业实践另有特点:学生初中毕业申请成为企业学徒, 企业为学生选择学校, 学生2/3的时间在企业实践, 1/3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课程并进行课程实践。德国双元制大学的企业实践包括基本技能培训和岗位轮转式企业实践 (类似于轮岗实习) 两部分。
(二) 英国的工作实习
英国的三明治课程中, 工作实习应当与所学专业内容相关联, 并深入到实际工作中而不是“蜻蜓点水”。企业要将学生作为新员工对待, 安排企业指导教师, 从事特定工作, 不同部门的轮流实习不是必需的, 但学生在企业的实习必须满足45周, 实习期间要提交各种报告。学校派出一名工作人员作为访谈指导教师, 对学生进行实地访谈。
三、工学结合职业教育背景下的顶岗实习
(一) 顶岗实习的特征
综合上述国内四个教育领域的顶岗实习、国外企业实习以及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的经验, 我们对顶岗实习的特征予以归纳: (1) 顶岗实习是自发产生于国内实践教学之中, 由生产实习 (毕业实习、教育实习) 发展而来, 吸取了国外实践教学经验的职前实习形式。 (2) 顶岗实习一般在企业 (或未来就业单位) 的入职岗位上进行, 以定岗实习为主, 轮岗实习为辅。学生作为企业正式员工 (并非预备劳动者) , 承担一定量的劳动任务, 从企业领取一定的报酬并享受必要的福利待遇。 (3) 顶岗实习一般在企业有季节性空余岗位, 学生完成了大部分校内课程学习时开始, 实习时间有长有短, 由入职岗位的工作任务、完成完整工作过程的要求和企业需求确定, 一般3—6个月, 较长的实习时间效果更好。 (4) 顶岗实习由企业派出指导教师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和实习指导, 学校派出指导教师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协调管理。 (5) 顶岗实习评价由学生自评和企业、学校评价相结合, 企业对学生进行招聘评价。 (6) 顶岗实习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主要目的, 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社会能力, 以及学生在学校难以实现但在企业可以完成的其他能力。 (7) 顶岗实习作为职前实习, 需要完成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由学校向企业的迁移, 并实现学生在学校保障下由“学校人”向“企业人”“社会人”的关键过渡。 (8) 在我国现有法律环境下, 顶岗实习是校企合作相对稳定的基本利益共同点。
(二) 工学结合职业教育背景下的顶岗实习
在我国已经基本进入工学结合职业教育之后, 顶岗实习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典型形式: (1) 顶岗实习在企业进行而不是在校内实习基地进行, 以工作情境代替学习情境, 以工作岗位代替学习工位。 (2) 校企双方共同派出教师, 负责实习的管理和指导, 以企业兼职指导教师为主。 (3) 实习内容和实习时间由企业岗位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决定。 (4) 实习评价由校企双方分工合作进行, 企业根据实习表现对学生进行招聘评价。 (5) 企业为学生提供合理报酬和工作生活条件, 学校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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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起源初探 篇9
关键词：音乐,起源
当我们听闻美妙的乐声时, 是否曾思考过音乐的起源问题。万物皆有始也有终, 有本也有源, 因此音乐也不例外。那么音乐到底来源于何处, 又是怎样发展?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来究其源溯其本。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音乐也曾在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国人中谈及艺术起源的甚少, 若有提及者也只是一笔带过。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记载:“音乐起源于劳动。劳动的进行, 语言的产生, 人脑的发达, 为音乐艺术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很明显, 他所用的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唯物论为基础, 加以机械的分析, 因此可以说带有一定政治目的的。因此这样的论点是有待商榷的, 同时杨先生也以《淮南子》中:“今夫举大木者, 前呼‘邪许’, 后亦应之。此举重动力之歌也。”作为这个论点的历史材料。这句话告诉我们, 古时人们在劳动中为了更好地协调步伐或动作, 在劳动中前呼后应就产生了所谓的歌曲。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在劳动中有某种类似歌曲的形式存在, 因为它抛开了音乐的本体只谈其存在形式, 也因这样的抛开本体只谈其存在的形式的立论是极其缺乏说服务的。杨先生也以《乐记》中:“诗, 言其志也;歌, 咏其声也;舞, 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为音乐起源的论据之一。首先我们看, 不论这段材料的正确与否, 就其上下认同的两个观点是否有矛盾, 还是值得商讨。再者, 这句话也只是阐述了先人用诗歌、音乐、舞蹈来表达其思想或者说是内心的感受, 在此处也很难让人发现有谈及音乐的本源问题。因此音乐的劳动起源论是极其没有理论依据的, 抛开音乐本体来论音乐的起源更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主体, 奠基于孔子, 发展于孟子, 成熟于荀子, 至《乐记》集大成的儒家思想, 其特征是从政治需要发展考察音乐, 不把音乐当作审美对象, 而是把它当作统治的手段。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 不单背离人的审美需求, 同时也背离音乐的本质。因此它对音乐本质的探究也就无从谈起。《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万物起源于“太一”, 这给音乐起源于“太一说”奠定了基础。持“太一”论者认为“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 生于度量, 本于太一。太于出两仪, 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 一上一下, 成章……先王定乐, 由此而生。”这是他们强有力的论据。本人也以为“太一论”比“劳动论”更具有思考的价值和意义。在老子的言论中对万物的起源有着深刻的认识 (音乐也是万物中的一部分) 。虽然他提出了“道”, 同时也说“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但是在这句话中所谓的“道”也就是“无名”, 仍然不能道其“无名”到底为何物。虽然在他的思想言论中触及了万物的本体论问题, 但是他所谈及的“道”是没有实体, 也没有真相的。但是较之“劳动论”而言它已经论及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最本质的问题, 但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论及最本质的问题就意味能给予答案。
在中国近代关于音乐的起源论一直是以“劳动论”占主导地位, “其结果便只能使中国音乐充斥着仇恨情绪, 火药气味, 充斥“神”的颂歌, ‘英雄’的赞歌, 即不触及人的内心世界, 写‘喜则欲歌欲舞, 悲则欲泣欲诉, 怒则欲杀欲割’的真情实感。”其离弃人们对技法的探究, 对音乐审美的欲求, 背弃音乐的本质特征, 更加谈不上对音乐本源的思考。这股无生气的论点把青主先生在《音乐通论》中关于音乐的阐述“音乐是一种灵魂的语言……是描写灵魂的状态的一种形象艺术。如果我们把我们灵界当作是我们的上界, 那么, 我们亦可以把音乐当作上界的语言。”的论点压制了半个多世纪, 更可悲的是到现在还一直在延续着。这对追求和渴望释放的心是极其不公平地, 对学术空间也是一种捆锁, 这样的境地怎能会让人去追求和探索音乐本源呢!青主先生的论点给了国人巨大的思维挑战, 若能重新思索我想那将会打破音乐界沉静着的一潭死水, 而我们更加渴望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青主先生的论点正慢慢地接近我们所需要寻找的, 因为关于人内心深处的触动和深沉的思索, 才是上界语言所需关注的。
以上探讨的各种观点在我国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关于音乐的起源还有很多论说, 比如本能说:模仿说;个人创造说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加以论述了。
但是谈论音乐不能不谈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关于音乐的学说, 因为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艺术是西方艺术的重要源头, 并且对基督教的艺术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古希腊在神话中认为音乐起源于神并称阿波罗、安菲翁、奥菲欧等神及半神为音乐发明和最早的实践者。同时也有认为音乐“music”源于“muse”。在希腊神话中“muse”是众神之王宙斯与记忆女神莫捏莫辛所生的九个女儿, 这是一群象征高贵、智慧、圣洁的女神, 掌管着文学、戏剧等高尚的文化活动。在古希腊人们还往往把音乐和崇拜神明联系在一起, 在原始的宗教活动中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因此古时音乐充满着神性和魔力。在古希腊的神话里形形色色的神都有, 这和我们的独一神论有着极大的冲突。于是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我们依然没有找到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在这其中已经比较多的谈及音乐的一些功用。音乐在宗教崇拜的作用, 音乐的神奇力量, 这些在谈论基督教音乐时都会具体的谈及。但古希腊的这些论述要比那机械的“劳动论”要先时的多。借用青主先生的话“音乐是上界的语言”, 音乐能触摸人类心灵最深处的地带。因此音乐不是在机械的劳动中就可以产生的, 也不能用人有限的语言思维能够阐释。所以我们在讨论音乐的起源的时候不能抛开音乐的本身所具有的功用, 更加不能抛开音乐的主体。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 古希腊的文化中心逐渐地转移到了罗马。近来的音乐考古来看, 没有什么真迹遗留下来。一般的认为古罗马的音乐基本上继承了古希腊的音乐形式和特征, 同时也有很大的变化。对此, 我们也就不多加探讨了。
很多的音乐史中常误认为基督教的音乐就是新约时期的基督教音乐, 若有论及基督教音乐的也只是谈论它怎样受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影响, 往往割裂圣经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音乐传承关系, 当然还有提起基督教的音乐继承了犹太教音乐的精神, 但也仅此而已。如果我们也割裂新约和旧约来谈音乐, 那音乐的本源问题更是不能解决的。在整个西方的音乐历史中倘若抽离基督教的音乐那将又将是怎样一种另人无法想象的情况啊?如果基督教音乐脱离旧约时期的那个根源, 那么这棵音乐之树也不会生长如今般这茂盛。
这篇文章主要探讨音乐的起源问题, 并且通过这样的讨论使得我们更加小心的使用音乐, 同时也希望通过讨论能对现今教会的音乐处境让更多的人能有所思考。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
[2]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
[3]格劳特《西方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4]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上海音乐出版社
[5]方珊《美学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
[6]蔡仲德《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富人的物种起源 篇10
“富人百人而一, 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 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 钱神卓地。贪婪罔极, 骨肉相残。受享于身, 不堪暴殄。”明代文人张涛对自己的时代这样批评道, 他敏锐地感到了所身处世界的缓慢变化:明代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逐渐形成——明朝从洪武皇帝所推行的道德秩序社会滑向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张涛的无奈和哀怨, 代表了传统中国对于商业社会的态度:富人对穷人、利润对美德的掠夺, 让新的社会推翻了多数人的社会期望, 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期望。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穷人用一次次揭竿而起的起义, 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富人, 则在科技和艺术的层面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无数本为彰显社会地位所开发的科技转变为实用技术, 比如纺织品、航海船只等等。世界上第一个马桶是由英国贵族设计, 被安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里。
这并不难理解, 富人有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及闲置的时间, 去做改善现有生活的尝试。就像一幅漫画表现的那样, 画左边是蝙蝠侠, 右边是钢铁侠。图片说明是:“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同时, 富人也是历史上艺术进步的推动者。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 资助和庇护了包括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在内的大量艺术家。
日本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村上隆在《艺术创业论》里这样解释有钱人投资艺术的动机:“人类能做到的事情, 有钱人都做到了, 会想要‘超越人类’是很自然的发展, 在探索过去的超人时, 会想要看到天才看到的风景, 也是理所当然的愿望……所以成功的人会走向艺术或运动, 都是跟超人愿望有关。”
富人, 这个词让人又爱又恨。他是艺术家和文人嘲讽、挖苦的对象, 同时也是豢养他们的金主。他是每个人心里或隐蔽或张扬的欲望, 也是人们愤怒与仇恨的对象;他是残酷社会最明显的体征, 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力量。
富人, 他与你我有何不同?假如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那他们从哪儿来的?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 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
多少钱算富人?《胡润财富报告》中把“富裕人士”的门槛定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 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在中国, 每1300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翁。
然而, 一个在北京四环有一间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每天夹在早晚高峰中上下班, 对日常生活仍时有力不从心忍辱负重感的白领, 绝不会因为自己所有资产超过1000万而认为自己是个富翁。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 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一种不为金钱所劳役的心态, 用菲茨杰拉德小说里的话来说:“他们与你我不同, 他们早就拥有财富, 自得其乐。我们感到坚硬之处, 他们却觉得柔软无比, 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 他们却冷嘲热讽。他们优于我们, 因为我们不得不自己寻找生活补偿、谋求生路。即使他们深入到我们的世界, 落魄到不如我们的境地, 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比我们优越。”
即便是这样, 中国也不缺少富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个口号的提出, 让富人摆脱了当年的“地、富、反、坏、右”被批斗得抬不起头的命运。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创业浪潮中, 柳传志、王石等人的创业可说是无意识的: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 搞了进出口指标, 就成了“创业”;王石被分到国有科技厂, 做垮之后, 慢慢摸索。对那时候的创业者来说, 财富并不是第一追求——他们甚至喊出了“创业报国”的口号。
上世纪90年代初, 新一波创业者诞生, 以潘石屹、冯仑、俞敏洪为代表, 他们就是著名的“92派”, 他们的驱动力来自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成就感的渴望、对自我能力的证明。热映的《中国合伙人》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 年轻人从无到有的打拼, 片中反复出现“梦想”“尊严”“改变世界”“被世界改变”这样的词, 片中人物说:“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死缠烂打。”
社会舆论对于“财富”的态度, 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有着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的转变。从这以后, 公开表达对财富的渴望, 不仅不再是什么耻辱, 甚至是可以和“梦想”相互替换的词语。
如今, “创业”已经不再是累积财富的主要来源。巴克莱 (Barclays) 集团旗下的咨询公司最近发表了一篇财富报告, 报告显示, 房产、遗产、工作薪水、商业经营四类财富来源中, 房产和遗产成为亚洲富人独特的“致富秘诀”。
被调查者中, 有61%亚洲富人都将房产获利作为自己的财富来源, 而这一数字在全球平均为34%。
英文字的rich的印欧语系字根, 与克尔特语的rix、拉丁文的rex、梵文的rajah同源, 后三者的意思都是“君王”。这在中国亦可做如下解释:欲富或已富者, 一定要与权力结合。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 很大一部分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近中年的富翁们, 仍用“关系”来敛取无道的财富, 而他们的孩子, 则享受着消费主义的狂欢。财富, 忽然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
炫富或许来源于一种动物本能, 富人这个物种用炫富表达无助
富人热爱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有很多种方式。最低端的, 当然是以名包、名车、名表的方式来进行炫耀。而最高端的, 则是以“慈善”的方式来“炫富”。
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选择以“转发多少我就捐多少”的方式来开展慈善工作。其中做得最极致的, 就是史玉柱, 他号称有多少粉丝就花多少钱来做慈善。粉丝100万时, 他捐了100万元给慈善基金会;粉丝200万时, 他捐了200万给少数民族孤残儿童……粉丝500万时, 他分别向成都市老龄基金会 (敬老) 等5个项目捐款100万元。
如此的慈善方式, 当然引发了社会争议。“高调”“作秀”的争议不绝于耳, 在大多数人选择当“闷声发大财”的沉默富翁时, 做慈善很容易被形容为道德作秀。除了舆论中混杂的“仇富”心理, 不能否认的是, 确实中国富翁有着某种把慈善或视为施舍, 或视为广告的心理。
富人为什么明知道会给自己惹来麻烦还要炫富?郭美美为什么成了众矢之的, 仍要发微博炫耀自己的名牌包和奢华生日派对?黄怒波为什么要一掷千金购买冰岛?富豪蒂托为什么要花2000万美元把自己送进太空?
美国作家理查德·康尼夫在《大狗》一书中, 引用鸟类学家扎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不利条件原理”这个理论, 来解释羚羊在逃命时的跃跳——尽管这是浪费体力的危险举动, 但它们仍然愿意冒这个险, 因为它等于是在告诉猎豹:“你休想杀我这么强健的羚羊。”有钱人冒着丧命之虞炫富, 同样是为了告诉世人:“你们休想比得上我。”
富人明星化正是赢家通吃的社会准则在发生效用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 观众看到了富人们在死亡面前“让妇孺先活下来”的井然秩序。而在实际的情况中, 头等舱的成年男性有33%生还, 统舱的成年男性生还者仅为16%。头等舱的成年男性的百分比几乎与统舱儿童生还的百分比相等。总体而言, 头等舱生还63%, 统舱乘客生还仅25%。
理想的社会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不平等的收入刺激着穷人向上打拼, 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累积, 蛋糕越来越大, 每个人分到的越来越多。
真实的情况则是:赢家通吃, 富人垄断着财富以及获得它们的机会。
从这种层面上来说, “仇富”也是可理解的心态:穷人不仅很难从富人的财富中获益, 而且被抢夺了获得财富的机会。
现如今, 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人们在仇富的同时, 也前所未有地尊重富人。
王石说:“真正有话语权的不是电影明星, 不是体育明星, 不是政府官员, 是企业家和媒体和经济学家、学者的结合。”
人们愿意听富人讲话, 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才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富人则通过各种企业家论坛、财富论坛、商业领袖论坛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形成自己的阶层。
环境的起源 篇11
当“人之初”在草木禽兽山川大地日月星辰的环绕之中，站起身来，分开手脚，猎鹿的猎鹿、捉鱼的捉鱼、采集的采集、种地的种地，生活渐渐不错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这世界原来如此美妙，竟早已为自己备下了充足的衣食之源、行住之资。Glacken指出，人类环境概念的起点就是：环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特意布置的。秩序和目的，曾是人类赋予一切被认知事物的特性。环境中万物的生息运行，目的都在养育人类的身体，昭示人类的魂灵。而秩序，从大地枯荣、星移斗转，到“人类吃大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无不环环相序。
环境的目的与秩序虽然是人类的想象和归纳，功劳却算在了上帝天神的头上。在人类早期地理思想中，环境的起源乃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我们看到，在埃及、苏美尔、古希腊、古代中国的传说中，在人与环境之上，耸立着衮衮诸神，是他们创造、安排、调整着人与环境的关系。因为几乎所有最古老的上帝天神都曾参与为人类开天辟地的大业，所以，当我们反过来理解那班上帝天神的属性的时候，也总离不开天地人一类的事情。在古代，地理思想与神学宗教思想往往相连紧密，交融一处。人们要说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说出来的却是神与环境的关系。
在古埃及，人们歌颂万能的神灵为动物创造了原野，为人类创造了果树，让鱼鸟虫蝇各得其所，令卵壳内的小东西能够呼吸。在苏美尔，神学家看到人类对自己修造的宫殿庙宇总要妥善管理，对开垦的田园也要细心维护，否则宫殿要坍塌，田园会荒芜。于是他们想到整个宇宙世界，世界的万物也必定有它们更伟大的修造者和管理者，从高山原野，到河沟水汊，从城市村庄，到砖头泥坯，后面，都有大小神灵，既作它们的代表，又是它们的守卫。Glacken指出，这一类群神观念，毫无疑问是从人类社会比拟出来的(theanalogyofhuman society)。
在古希腊社会，能工巧匠的地位很高，在希腊人的传说中，诸神也往往是铸铜打铁的高手。例如《伊利亚特》中格菲斯特的住房，“四壁星光灿烂，仙宇中最是富丽堂皇，这是跛足神自己建造，尽用铜装。”这位有着“两条软弱短腿”的“跛足神”甚至用风箱、火炉、铁砧，随手就在一面盾牌上锻造出一个“有土地，有天空，也有太阳”，有河流、田野、草地、城市、畜群、葡萄园、舞场，并由“大洋河”所环绕的应有尽有的世界。(我们商代也有能工巧匠，铸造过无数青铜饕餮，但他们距离神的地位太遥远了，另外也没有足够现实主义的艺术，让他们去再现人间。)
在古代环境意识中，由于世界的秩序是神的创造，那么平衡、和谐的自然观也就顺理成章地为人们所接受，并日益神圣化。人们相信，在黄金时代的社会，没有坏人，在黄金时代的环境，则没有坏的天气，没有坏风，没有坏雨，毋须辛劳，大地便自发地生出无尽的食物。那时的人类从未怨恨过环境，对“大地—母亲”(earth-mother)，绝不会做“穷山恶水”的辱骂。环境的巨大再生力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人类长期赞美的主题之一。“大地—母亲”这一概念，不仅在古代东方和印地安世界存在，也广泛流行于古代地中海国家，而且老早在希腊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古代世界，无论人类对环境的想象多么辽远，它总离不开与人类以及和人类最接近的生物的关联性。因此，难免包涵用人(或生物)的机体去对应环境(biologicalana1ogy)的成分。把周围万物与人的身体相对应，甚至所谓的“天人感应”，并不是我们祖先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独步奇想。巴比伦人曾认为月亮的圆缺预示着地上的事变，包括女人的健康。古希腊人认为，世界万物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它们是土、气、水、火，这四种元素又与人体内的四种体液相对。(我们的金木水火土与人的五脏相对。)他们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并声称，外部的四素协调了，会有好的环境(尤其是气候)，内部的四素协调了，就有好的身体(并包括心情)。
当人类形成大范围环境观念的时候，世界的人文分布已然相当广泛。地理与文化的界线将那时的全人类分割得零零碎碎。对每一个人类群体来说，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在遥远的地方既有莫名其妙的山海，也有莫名其妙的人群，这也是古代世界环境的“事实与想象”。柏拉图纵谈天下的时候说过，地中海世界就像蛤蟆围着一块沼泽，周围的世界还很大，天外有天、地外有地。在我们中国，渤海曾被中原的人们想作神仙出没的别一圣境，引秦皇汉武尽折腰。在尼罗河哺育的埃及，人们看到周围有不见大河却富于雨水的地方，以为上帝在那里把尼罗河挂在了天上。而中国汉代西域的人则以为，罗布泊(当时叫蒲昌海，也称盐泽)之水向东，“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不须读《山海经》我们就已经看到，古代人们对世界环境竟有如此任意的想象。几乎每个古老文明都曾有过“海外经”、“大荒经”一类的东西，古人对世界环境的万千想象是人类十分重要的思想遗产。“All Possible Worlds”(“万千世界”)，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曾用这个词作为他的关于世界地理思想史的书名(李旭先生翻译此书时，为简明，删去此名，仅取原副标题，作《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出版)。虽然“万千世界”之间的差别并非如古人想的那么大，但研究古代地理学思想史或历史地理时处理好这类问题是很重要的。它们既是想象，又是事实。就想象来说，它们不是故意的捏造，而是的的确确影响古人行为的观念意识。比如汉武帝，为找到海上仙人，声称“去妻子如脱履尔”，硬要入海。就事实来说，则点到了人们在不同环境中互不相干、各自行事的主题。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大禹随山刊木，更制九州，也听说古代地中海的航海家们依星辰确定航程，但还不甚知道亚洲东部大漠之北的人们是如何划分、确认、记忆草原上的人文区域。
大地表面人文现象的繁荣，终于被某些人看做上帝创造的神圣环境的破坏者。有人把黄金时代环境的丧失，归咎于人类发明的嘈杂社会和奇技淫巧。在当时最激进的批评者看来，人造的城市拉大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并滋生罪恶。只有乡村的人仍享受神的礼物——自然。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人文现象在大地上的扩展，人类创立景观、改变自然的能力亦开始被察觉。在古希腊，早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已然有这方面的言论，譬如森林的砍伐改变了景观并加剧了土壤向大海的搬运。希腊化时代(大约323—30 B.C.)，是地中海世界文化地理大发展的时期，留下大量关于人造景观的生动描述。不过，正如Glacken指出的，“在整个古代世界，并不是没有环境变化的证据，但关于它们的解释则太少了。”解释，在权威的思想家那里，依然出自上帝创世的理念(Logos)。人的伟大意义不被理睬，而神又被请了出来。他们说，人在大地上做出的一切，是神的事先安排，是神赏给他们机会和本事，神创造了第一个自然，留给人去创造“第二个自然”，第二个自然是指城市、沟渠、农田、家畜，它们还是“自然”。在那样的“旧社会”、老时代，无论是对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仍然是哲(神)学控制着它们的解释权。Glacken感慨地说，柏拉图关于森林砍伐的话直到十七、八世纪才有影响，如果这位思想巨人当时能强调改变环境是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历史上对人与环境的认识过程将是另一个样子。
不难看出，环境概念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有实际观察，更有哲学构想。因为古典地理学一般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哲(神)学想象，另一个是实际观察。前者说的是看不到或看不过来的宇宙世界天地(World)，后者说的则是周围可见可去的山川实物(surrounding)。谈古代地理学史，应当两个方面都顾及，如果只谈实际观察史，是不够的，不能揭示古代的全部地理概念。(法国人保罗·佩迪什写的《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只注重了实际考察、探险发现，不能代表整个希腊古典地理学。)在古典时代，“环境”的概念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世界观甚至宇宙观混为一谈，Glacken称之为cosmicenviromentalism(宇宙环境观)。不少人都发现，最早的地理学家往往是哲学家，或者反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议论过环境世界起源、结构一类的问题。柏拉图的神匠造世的思想结合后来基督教的创世说，一直影响着《物种起源》以前的欧洲。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在地理思想中，逐渐把哲学压了下去，而把观察一派上升到科学。在此之前，观察一派在人们对环境世界的认识理解中，很难形成思想流派。在我国也是同样，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实际经验无法升到思想理论层面，例如终生野外考察的徐霞客，本来影响不大，只是个“奇人”，直到本世纪初得到“最科学的”丁文江的推举，才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
我们今天科学的地理学，由实地观察的传统发扬光大，并建立了一套与古典哲学概念极不相同的地理学概念体系，虽然沿用了一些古代的词汇，比如说“自然”，其内在涵义已经大不相同。这个问题在中西都是一样。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欲研究议论自己古代地理思想的时候，不要忽略哲学想象与实际观察的区别以及古今的变化。以研究儒家地理思想为例，我们不反对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儒家的形而上学的环境(世界)观，但不赞成“从生态学层面来看儒家的环境意识”、认为儒家对“保护环境”、对“生物离不开环境、生物的群居性、生物之间的关系等生态学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儒家所大讲特讲的那个不能触动的自然界，并非是我们今天说的环境。那是一个由哲(神)学杜撰的形而上的世界，在那个形而上的世界里，他们要“保护”的生物，在本质上说，只是麒麟凤凰灵芝仙草，他们所要“保护”的山川则是昆仑北海瀛洲方丈，而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却是望祭封禅。应该意识到，就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平衡的意义来讲，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并不十分懂事，谈不上“都有深刻的认识”。如果问他们深山老林里有什么关于“自然”的学问，他们会说那里面隐着“天下之大道”，而决说不出里面有植被、土壤、腐殖质、生物链。在他们的言论里，虽然有过“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斧斤不入山林”一类的话，但俗话说“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要看他们骨子里要表达的是什么。曹操曾青梅煮酒论英雄，还说过“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话，我们焉能抓住这些话，把他无限上纲为品酒专家？
论音乐的起源 篇12
音乐的起源问题一直是音乐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是研究中国音乐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河南舞阳贾湖骨笛、浙江余姚河姆渡陶埙、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等等展示了我国灿烂悠久的音乐文化。但是,音乐究竟何时起源尚无定论。李纯一先生认为音乐在旧石器时代已产生。冯文慈先生则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以前,生产力低下,人们的生存尚成问题,审美便无从谈起。新石器时代，审美观点才开始萌芽,这一时期才应是几千年来人类艺术创造的起点。郑祖襄先生则把音乐起源的时间精确到新石器时代早期(11000—7500年前)。
关于音乐是怎样起源的,更是众说纷纭,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都做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异性求爱说便是其中之一,持这一观点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他认为音乐起源于鸟鸣声,“史前动物往往以鸣声追求异性，声音越优美则越能吸引异性,于是争相发出更美丽的声音。动物,特别是鸟类的鸣声已具有乐音或节奏的因素。”⑤在研究了音乐起源和鸟的鸣叫后,达尔文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遗传关系的基本原则上讲,音调必然有可能引起一种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深层的、模糊而又强烈的情绪。”⑥我想他这里所指的“情绪”便是从动物进化成人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异性间互相吸引的性冲动。这一学说轰动一时。但是,反对达尔文学说的理由也很多。一些人认为,既然生物界遵循进化原则，那么比鸟类高等的动物发出的叫声应该更动听,更富有音乐性。因此,类人猿的求爱喊叫声应当更具有音乐的特征。但事实上,类人猿的叫喊声听上去似乎不具任何美感，更谈不上音乐性。无论是鸟类还是类人猿,他们的叫声是否富有音乐性,只是人类自己的看法,是用人类的审美标准去衡量而得出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否科学,我认为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语言抑扬说是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出的,他认为初期的语言是表情的语言,而后期的文化的语言是退化了的语言。人类在感情兴奋、激动时所产生的昂扬语调即是歌曲。因为此时,他们的语言已经具有了音乐的特征,有了固定的音调,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保持了相对不变的振动频率。《乐记》中关于远古歌唱起源的论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也是这个意思:感情在内心激动起来,就表现为声音;用歌唱代替语言,实际是说话声音的延伸扩展。但有人认为如果音乐是从慷慨激昂的语言中发展而来的,那么人们平时的语言也应当具有一定的音乐特征。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后来,学者们对音乐和语言联系很有兴趣,又提出音乐是由有声调的语言发展而来的。但是这一观点也遭到了反对,因为在大部分地区,把声调作为一种手段来区别不同的词义并不是在远古时就有的,而是随着人类的进步才出现的。
持模仿说的人则认为人类是从自然的音响中得到了灵感,创造了音乐。英国的音乐出版家克罗威斯特是此说的代表人。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⑨《吕氏春秋?古乐》中也有“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的记载。
德国的音乐心理学家修顿普佛在著作《音乐的起源》中提到,原始时代人们为了与远方联络,相互喊叫所发出的声音若保持一定的时间,则变成音乐。这种音乐化的语言比普通的语言形式传出的距离要远。为了证实普佛的理论,人们曾到一些原始部落中调查,但是在这些部落中并没找到这种保持一定时间的音调,因此这一理论同样缺乏有力的实证。
法国的音乐学家孔百流主张音乐是从原始民族巫术中产生出来的。从《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记载的资料来看,很多的原始乐舞的内容都反映了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原始人祈求草木、谷物丰茂、人畜兴旺发达、以及对祖先、灵物和自然的祭祀和崇拜。这一理论把音乐和宗教联系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者之间有着共同之处,都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有人认为现存的原始宗教音乐已经高度发达,若把它作为音乐的源头不合乎逻辑。我认为这种看法有些“形而上学”,宗教音乐并不是标本.一成不变,它也在发展,也在变化。现在的宗教音乐同古代的巫术音乐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因为现存的原始宗教音乐高度发达而否认音乐起源于它同样不合乎逻辑。
美国的音乐学家内特尔认为音乐和语言同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交流方式。这些声音听起来像婴儿发出的声音,既无元音和辅音的区别,也没有音乐性。经过一个很长的、逐渐变化的过程,语言和音乐产生了。
德国的经济学者布赫将音乐起源归纳为人类的集体劳动。而目前大部分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都认为音乐起源于劳动。诚然,劳动在人类的成长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把音乐起源也归结为劳动,似乎有些牵强。高明恺在《语言论》中提到:“事物总有它的来源,但这来源总有其历史继承性。”事物所具有的基本特征都是从其源头的诸多特征中变化、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有着亲缘关系。而音乐和劳动之间根本不具备这种“历史继承性。”
除了这些,还有精力过剩说,社会创造说等。
对于音乐的“近亲”一一语言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提示。长期以来,语言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语言的产生和语言的获得问题。与音乐不同的是,研究语言的学者们不仅注意到外界的影响和人类的行为,还注意到人类的心理。他们已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遗传的作用,并且也已倾向于放弃极端的观点,而采用综合的观点来研究语言的获得问题。如认知派认为人类的认知条件是遗传的,这些遗传潜能是在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展开的,正是由于遗传了这种认知的条件,人类在儿童时代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语言。
音乐从主观方面讲是人心理活动的外化,从客观讲,是一种物理振动或是波动。地球上的生物无论是高等生物还是低等生物都能对声波产生感应,反应形式从“感应性反应”、“本能反应”进化到“信号刺激反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的音乐感知是在多种水平上实现的,是物种进化的不同阶段的遗传积淀。人体的皮肤肌肉都可以感受音乐的振动,音乐的听觉能刺激情绪的产生,大脑可以感知音乐。这说明人可以在躯体、情绪、意识等多种生理、心理水平上接受音乐,从而创作音乐,参与音乐活动。因此音乐与语言不同.它有物种进化的沉淀,是人类原始本能的体现。关于遗传积淀与音乐的关系,还有人从遗传基因的构成中有了奇异的发现,认为DNA与音符的排列极为相似。在遗传基因和DN A的其它部分之间,常可发现许多完全相同的或非常相似的排列顺序,这与作曲原理是相同的。有的科学家作出大胆的设想,认为音乐是人对自身遗传密码的不自觉破译的释放。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内因、外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音乐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是人类为表达思想感情、交流信息而创造和选择的,以乐音和噪音为表现媒介和载体的超越语词功能之外的一种成系统的行为方式。可见,音乐活动的主体是人。因此,我认为,寻找音乐起源的内因是否也可以从人自身入手。由此看来,科学家们的“幽默”也并非不是认真的,这也许对音乐的生物学起源的破解给予某些重要的提示。这个人类基因库里的音乐因子就像一颗种子一样,经过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以及物种进化的不同阶段的遗传积淀才形成,只要有适宜的条件就开始萌发。而相对于此来说,劳动、对自然界的模仿、感情的抒发、交流、异性间的吸引等都可能是外因,它们就像土壤、空气、阳光和水一样是种子萌发不可缺少的条件。
总之,音乐的起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各家之说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似乎又都有不足之处。不过,既然这是一个复复杂的问题,那么也许正是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音乐才产生的。我看到现在有些古代史著作中对音乐起源问题只作描述,而不下定论,也许也是这个原因吧。
摘要：音乐的起源问题一直是音乐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是研究中国音乐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关于音乐何时起源尚无定论,各家之说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似乎又都有不足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内因、外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也许正是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音乐才产生的。
关键词：音乐,起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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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朱丽叶特·阿尔文著,高天、黄欣编译《音乐治疗》,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9页。
(12)(14)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6月,2页
(1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
张鸿懿著《音乐治疗学基础》,中国电子音像出版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