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起源（精选3篇）
汉字起源 篇1
摘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是人类重要的辅助性的交际工具。可以说文字的产生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文字产生以前, 人类曾用结绳、契刻、绘画帮助记忆。文字产生以后, 大致经历了古文字阶段、近古文字阶段、今文字阶段三个阶段。关于文字起源的问题学界争论较多, 甲骨文作为目前学界公认的最早文字, 其产生时间应早于八卦, 文字源于八卦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考证。
关键词：八卦,古文字,甲骨文,起源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是人类重要的辅助性的交际工具。可以说文字的产生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文字产生以前, 人类曾用结绳、契刻、绘画帮助记忆。文字产生以后, 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古文字阶段、近古文字阶段、今文字阶段。而唐兰先生又将古文字按照时代的先后和形体上的特点分为四个时期, 即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 大约起自公元前14世纪, 终于公元前3世纪末, 历时约一千一百多年。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字的来源, 学界研究和争论的问题很多仍有许多的争论, 那么文字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
现代人的科学看法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创造了我们的物质生产数据并且创造了文字, 马克思、恩格斯也对劳动从动物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可是这些都是一些笼统的说法, 他们都没有真正提及文字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不久之前看了萧甫春先生的《八卦源流与汉字起源》 (以下简称《源流》) 一文, 对于他的有关古文字起源于八卦的观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该文章把文字和八卦联系在一起, 都算作是伏羲氏的杰作。许是受了古人的影响, 因为《说文解字叙》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与天, 俯则观法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易>八卦, 以垂宪象。神农氏结绳为治, 而统其事, 庶业其繁, 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 见鸟兽蹄迒之迹, 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而《黄帝·仓颉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些大概代表了古人及学界一些学者的一般看法, 他们将八卦、文字、书契这几种本质、用途完全不同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而《源流》沿用此种观点, 把象具体物形的象形文字与八组抽象的附号看作本质相同的东西, 单不说它们的出现年代和用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就是从外形上看也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
唐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字学》一书中对此就提出了许多的质疑, 认为文献中的记载有许多错误和改动, 大致都逃不过穿凿附会之嫌, 而将八卦附会成文字那真是极尽穿凿之能事。殷康先生在他的《古文字学新编》中也明确指出:“今天所见的最早文字, 虽然也是纪贞卜迷信活动的文字辞——甲骨文中完全不见‘八卦’的踪迹, 也不见乾、坤、坎等八卦的名称和常用诸字, 而且也根本看不到商代有此种卜法的痕迹。”
现在学界普遍公认, 甲骨文是古人贞卜之类的文字, 往往比较简单, 而八卦是原始先民的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产生的概念化的、富有许多哲理的东西。先不要说前人的著述有许多后人的伪作, 就是从概念化、哲理性方面来看, 产生于夏商之际的甲骨文也远不及八卦的抽象符号。如果这个结论成立, 那么八卦产生的年代应该晚于甲骨文, 由此推论下去, 甲骨文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成型文字, 八卦产生于这之后, 从时间先后上来说, 文字源于八卦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 的说法就是不成立的。如果非说文字与八卦有什么关系, 那也只能勉强说八卦是从原始文字中吸取养份经过先民一代代思维的不断地缜密化而创造出来的东西, 是人类更高智慧的结晶和表现。
参考文献
[1]萧甫春.《汉字源流与八卦起源》.大庆社会科学, 1994年第2期.
[2]李荣.《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 1987年11月第1版.
[3]裘锡圭.《文子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1988年8月第1版.
[4]张涌泉.《汉语俗字新考》.浙江大学学报, 2005年5月.
[5]张涌泉.《史书俗字便考五题》.语言研究, 2004年12月.
[6]康殷.《古文字学新论》.荣宝斋出版, 1983年5月第1版.
[7]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4月第1版.
汉字起源 篇2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胠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 ,伏羲氏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 ,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刻划系统 ,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 ,“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 ,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 ,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 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 ,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实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结论
汉字起源说之一 篇3
汉字的起源是上古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是伴随着先民自身的器官、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健全而逐步产生的，目前对汉字的起源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结绳记事说、仓颉造字说、图腾族徽说、八卦说、陶符说、起一成文说和众人造字说等多种学说。无论哪种观点，都与中华先民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由自然群体发展到母系氏族社会，继而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发明文字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标志着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
人类在群体生活中，由于信息、情感和思维的交流，产生了语言，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有声语言是依据声音传递信息，它受到时空的局限。这些局限，迫使我们的先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开发视觉的功能和长处，使视觉中的某一对象能与语言建立起对应的关系，这一视觉的对象或媒介能准确表达和体现语言的意义，又能加以复制和保存，并能传送到空间的其他位置，文字的产生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今天汉语的语音相对要比已知的上古时代，来得丰富多样，即使今天要分辨汉语语义中有如此众多的同音和近音现象，需要用别的词语或书写来加以说明，更不用说上古时期，先民所用相对较少的语音来表达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错综复杂的概念，更需要用视觉能得以体现和加以定格的载体来。需要就是发明的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动力，汉字的产生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
汉字起源之一：结绳记事说
绳子，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是极其不起眼的，但它却是人类自身在进步过程中所发明的工具和器物中的一件划时代的产品。试想一下，要是人们没有绳子，何以把捕获的野兽带回洞穴，何以把野性十足的动物加以栓养和驯服，何以把战俘捆绑凯旋，何以去抢亲成婚，更何以让自身得以遮体避羞。绳子取材的广泛性，加工的简易性和绳子本身具有的延伸性、柔弱可曲性和易于成形性，使人们从视觉对象上找到一样日常的固态物体来表达和体现瞬间消失的语言。
在我国古籍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相当丰富： 《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冶，万民以察，盖取诸夬。”[1]
《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2]
《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根据以上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应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具体方法，目前的文献已无从考证，只能参考其他民族在结绳记事时的一些方法。根据记载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哈尼族以及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的瑶族、独龙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记事方法。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人们需要记忆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人的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共识的标志来提示它。虽然，结绳的方法所能承载记事的功能并不丰富，但不同颜色、不同粗细、不同位置、更是不同绳结，使作结治事和“各执以相考”的誓约功用，在逐渐的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使语言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得以保存、记忆和流传（见图2－
1、2－2）。
图1
图2－1
图2
图2－2（图2－
1、2－2 采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北史·魏本纪一》说：“魏之先岀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3]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当古代中原早已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时，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部落中还在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事件用刻木结绳的方法记录下来。而且明白地告诉我们北魏鲜卑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他的后人所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应该就是由黄帝时期的祖先昌意传给他们的，这是黄帝时期中华先民曾经使用过结绳记事方法的很有价值的史料。由于他们以畜牧游猎为生，过着淳朴而封闭的生活，使这种刻木结绳的记事方法还一直保留到北朝时期。
近来，有不少学者认为，从汉字的本身也可找到结绳记事的踪迹。“己”字，在甲骨和金文的字形中，像绳弯曲形，为了和古文乙、乃区别开来，“己”之弯曲作横三折竖二折之形，不仅与盘曲的绳索有共性，而且，现存古代早期的字书中，已经对“己”有明确的解释。《释名·释天》：“己，纪也，皆有定形，可纪识也。”[4]此后的《广雅·释言》也解为：“己，纪也。”清代的朱骏声似乎看到了“己”解为“纪”的缘由，《说文通训定声·颐部》：“己即纪之本字，古文象别丝之形，三横二纵，丝相别也。”丝，当然也包括丝绳之类。“纪”即“记”也。《释名·释言语》：“纪，记也。” 绳结的多样性，不仅为纪录事情提供了方便，而且绳带的线条性，也许为用线条来描绘和勾勒象形符号，获得某种启迪。[5] 汉字起源于结绳之说，不仅有文献的记载，当代中外民俗资料的佐证，更可以从汉字内在的形体结构中，得到较合理的解说。
以上见于：王继洪《汉字文化学概论》学林出版社 2006年28—31页（未及校对，引用须注明出处）。
[1]清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87页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93年4月版262页 [3]《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1页
[4]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6月版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