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研究的起源

修辞研究的起源（精选7篇）

修辞研究的起源 篇1

1 引言

在日常交际活动中, 人们经常会转述他人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 当和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相见时, 人们会说“眼睛一闭一睁, 几年就过去了”来说明时间的快速流逝;当提出无理要求, 别人不答应时, 人们会幽默的说“我爸是李刚”来要挟对方。这种为了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而转述他人的话语的现象就用到了引语。人类交际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以言论言”, 因此引语是人们交际中的主要手段。按照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标准, 学者们将引语进行不同的分类。但学术界上普遍采用的是Leech&Short的分类, 即将引语分为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 自由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和叙事性言语行为五类。在这五种引语中, 引述者对被引述话语的介入和操控程度按以下顺序递增:

自由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直接引语→叙事性言语行为

引语是构建话语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语言使用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的作用在于生成意义, 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国内外学者对于引语的研究相当丰富, 修辞学, 哲学, 语法学等都对此有所涉猎。早期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外。亚里士多德可谓是研究引语的鼻祖, 早在西方古典时期, 他就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引语进行阐述。接着Tobler (1894) , Kalepky (1899) , Bally (1912) , Norman Page (1973) Leech和Short (1981) 从不同的角度对引语进行分类, 并从句法和形式转换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随着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兴起, 国内外学者将焦点投射在引语的语用和篇章功能上来。Volosinov (1973) 认为语言使用受语境的制约, 一个语篇中交织不同的声音, 且语篇具有“对话性”。他将引语解释为“言语内的言语, 话语内的话语, 同时又是关于言语的言语和关于话语的话语”。Tannen (1989) 探讨了日常对话中引语的会话功能, 并将其称为“建构的对话”。Halliday (1994) 从语义角度解释引述问题, 他运用“投射”对独立引述从句 (即投射从句) 进行了描述, 还提出“嵌入式投射”, 即投射从句通过位移可发挥名词词组的功能。Cappelen和Lepore (2007) 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引语的逻辑问题。

近年来, 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引语这种特殊的语言使用现象, 并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彭建武 (2001) , 冉永平 (2002) , 张建荣 (2007) 等人对引语进行了认知分析, 他们认为转述语言的意义及其意义结构可通过认知机制来加以解释。刘大为 (1991) , 方向红 (1998) , 张荣建 (2000) , 等人对引语进行了语用分析, 他们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出发对引语现象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赵毅衡 (1987) 申丹 (1991) , 徐赳赳 (1996) , 辛斌 (2007) , 陈燕 (2011) 等人对其进行了文体分析, 阐述了引语在小说, 新闻等特殊文体中的应用。

从引语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 引述现象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 本文将从语用-修辞这一全新视觉对其进行研究。

2 语用-修辞研究方法

语用学与修辞学是两门独立的语言分支学科, 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语用学即系统地研究隐藏在句法语义和逻辑之下的其他暗含意义, 即语言在使用中的意义的学科。它最初起源于哲学 (20世纪30年代) , Charles Morris (1938) 将符号学分为句法学, 语义学和语用学三类, 指出语用学强调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 出现了理想语言哲学和常规语言哲学两派。常规语言哲学派的学者们先后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语用学理论, 如Austin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Grice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1983年, Levinson的《语用学》标志着语用学真正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关注特定语境中的话语, 它的出现拓宽了对于话语研究的途径, 同时也引起了修辞学界的广泛关注。

修辞学是指研究语用交际艺术, 即人类如何使用各种符号手段去施加影响, 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学科。对于“修辞”的系统阐述最早始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他指出修辞的主要作用是劝说, 他还区分了辩证法和修辞法, 并提出了基于明理, 基于道德和基于情感的三种劝说形式。20世纪, 修辞学得到长足发展, 古典修辞学开始向现代修辞学演进, 修辞学逐渐从对公众演说的研究转移到更冗长, 复杂的语篇上来, 更注重研究交际中的话语。那么语用和修辞又为和能被联系到一起呢?本文将从以下方面给予解释。

2.1 二者研究的主体内容具有一致性

交际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 语用学和修辞学都是为交际效果服务的。王希杰认为:“语言环境是修辞的生命, 没有语言环境就没有修辞。”同时, 语境问题也是语用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它是所有其他语用学研究内容的基础。因此两个学科有共同关注的话题——语境。此外西方古典修辞学是现代话语和篇章研究的鼻祖。古典修辞学不仅研究言语的语法结构, 同时还关注言语在交际中的功能、言语的认知结构和言语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联系。后来由于修辞学的衰落和语言学的兴起。传统修辞学的许多功能为语言学所取代。随着现代修辞学的发展, 这些功能又得到凸显, 从这点来看, 修辞学和语用学都关注语言的使用和功能。

2.2 二者所遵循的原则一致

语用和修辞遵循的最高原则都是适切或得体。所谓适切或得体就是被使用的言语要顺应其题旨和语境的要求, 达到语境和语义相关的标准。语用学中合作原则和修辞的关系最直接, 最明显。其准则很多和修辞格有关, 特别是某些“反合作原则”, 有时会产生积极的表达效果, 许多修辞手段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 例如:反语违反了质量原则, 排比违反了数量原则。

2.3 二者的起源相同

修辞学和语用学都是从哲学中分离到语言学中来的, 这点在上文已有介绍。同时20世纪的哲学中语义上行和主体性问题指出语用的研究离不开人, 强调了语用中个体的重要性,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用学的发展。而与此同时, 古典修辞向现代修辞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开始注重对于主体性的研究。因此从哲学领域的主体性来说, 修辞学和语用学同样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此外,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对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结合做了大量的研究, 并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在国外, Leech (1983) , Gu (1987, 1989, 1994) , Dascal (2003) , and Ilie (2003)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二者结合的可行性和高效性。在国内, 应天常的《节目主持语用学》, 刘凤玲, 戴仲平的《社会语用艺术》都被视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成功联姻的典型范例。

因此语用学和修辞学因相似之处而结合, 又因为结合而弥补了各自的不足。语用修辞研究方法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它既涉及语用, 同时也关乎修辞, 它不仅发展和完善了新兴学科——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 使之更合理和有效, 而且还为传统学科——修辞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提升了修辞学的理论层面和学术高度。

语用修辞的本质是对话性的修辞, 语用学是描述性的工具, 修辞学是批判性的工具。前者主要用来描述话语的构成元素, 帮助我们理解话语是怎样被使用的, 而后者主要是对话语进行逻辑推理, 帮助人们理解修辞的运行机制, 即话语是如何塑造人的行为和思想方式, 从而对听话人产生影响的。虽然它们起作用的方式或效果可能不同, 但语用和修辞都是是言语这种交际工具的要素或调节机制。

言语交际不只是一味地追求高效率的信息传递, 有效的交际还包含了言语表达的美学内涵。引语是言语交际的主要方式之一, 因此从其本质上来看与语用学和修辞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引语是在使用中产生的, 人们使用引语来完成某一交际活动, 因此它是一种语用现象。同时依据语境, 选取不同的引语形式是为达到某种特殊艺术效果, 因此它是一种修辞行为。因此, 本文将运用语用-修辞法来对引述现象进行研究。此种研究方法被证实是可行且有效的。二者的结合将给予引述现象的研究以更深, 更多维的启示。

3 案例分析

美国历届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大量使用引语来表达与之相同、相反及相通的思想观点, 以唤起公民情感的共鸣, 从而使论证更有力, 说理更透彻, 抒情更充沛。引语的类型不同, 其语用价值也不同。本文选取历届美国就职演说中的一些引语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中各种引语的语用修辞效果。

(1) Virginia statesman John Page wrote to Thomas Jefferson:“We know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Do you not think an angel rides in the whirlwind and directs this storm?” (Bush, 2001)

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约翰·佩齐在给托马斯·杰弗逊的信中写道:“众所周知, 比赛的桂冠不一定戴在身手敏捷者的头上, 同样世界的霸主也不一定就属于强者。难道你们不相信, 明明之中, 自有上帝在安排吗?

(2) …as Abraham Lincoln did:”Those who deny freedom to others deserve it not for themselves;and under the rule of a just God, cannot long retain it.“ (Bush, 2005)

林肯总统曾怀揣着这样的信念:”那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也无权享有自由, 且在上帝公正的规则前, 就算侥幸拥有的自由也是短暂的, 不会长久。

布什总统的两次演讲中都大量出现了直接引语模式, 在 (1) 中, 布什总统第一次竞选, 还没有强大的号召力, 人微言轻, 为了强调信念的重要性, 使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 布什总统直接引用了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约翰·佩齐的话, 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变,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美国人都应秉承本国的信念, 朝着美国梦前进。在一定意义上, 此观点得到了重申。在 (2) 中, 布什总统进行第二次竞选, 引用了最受国民爱戴的林肯总统的话, 表明他与林肯总统对于“自由”的观点一致, 在此次修辞背后隐藏的言语动机是增强成功率, 感染力和号召力。同时这两次直接引用前人的话还可表明布什的知识博雅精深, 对政治历史有独到见解, 使公民为之信服。

(3) Let it be told to the future world…that in the depth of winter, when nothing but hope and virtue could survive…that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alarmed at one common danger, came forth to meet[it]. (Obama, )

让我们向世界宣告……在这寒冷的深冬, 只有希望和美德能够幸存……我们的国家和城市正在遭受着共同的威胁, 让我们燃起希望之火, 协力迎战。

(3) 是奥巴马总统在其演说的最后部分引用的, 这是个典型的自由直接引语的例子, 自由直接引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陈述者的中介角色, 而将话语直接引用到正在将进行的话语行为中。这样可以使话语言简意赅, 增强话语节奏和演说气氛, 同时还可以隐去与主题不相关的语境和被转述者, 而直接让所引述的话语为现时语境和目的服务, 在此, 奥巴马用潘恩的话来反映当前美国仍面临危机的社会背景, 以此来号召公民燃起斗志。此外还拉近了与公民的距离, 加强音响效果。

(4) Sometimes in life we are called to do great things.But as a saint of our times has said, everyday we are called to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Bush, 2001)

偶尔, 生活会号召人们去创造有一些丰功伟绩, 但与我们处于同一时代的圣人曾说过, 时时刻刻, 生活都号召人们充满爱心地去做每一件小事。

(4) 属于叙事性言语行为, 在这种引语形式中, 引用者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他不受原话语形式的制约, 只需选择性使用原话语中有用的部分实现自己讲演的目的。布什采用这种引语模式, 混淆了他和被转述者的界限, 被转述者的身份和声音被淹没, 这样被引述的话语能更好地融入到布什自身所要表达的话语中, 使演说更加流畅自然, 更富有逻辑性。同时这种引语形式也降低了公民的信息处理强度, 公民只需将此话理解理解为演讲者的原话结合当时语境直接理解, 而不必先理解被引用的话的原意然后在结合当时与境具体分析, 这样在抒发演讲者情感的同时, 也节约了公民信息处理的时间, 从而使演讲者与公民的交际更加有效。

4 结语

引语是交际中常用的语言现象, 它是修辞学和语用学共同关注的话题。引语是与语境相顺应的产物, 恰当的引语形式可以催生出高效率的交际。本文采用处于学术前沿的话语分析方法——“语用修辞法”分析了美国就职演说中一些引语的例子, 但为了对各种引语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下所完成的修辞功能和交际功能做一个全面的概括, 笔者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以期能为引语的研究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Leech, G.N.&Short, M.H.Style in Fiction[M].London:Longman, 1981.

[2]Tannen, D.Talking Voices[M].Cambridge:CUP, 1989.

[3]陈燕.转述引语批评性分析视角下的新闻语篇解读[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 (1) .

[4]辛斌.引语研究的语用修辞视觉[J].外语学刊, 2010 (4) .

[5]续延红.语篇分析中的语用修辞功能[J].晋中学院学报, 2009 (2) .

[6]袁欣, 李丽华, 张晶.美国总统就职演讲的引语研究[J].作家杂志, 2010 (10) .

[7]赵英玲.汉语冲突话语语用修辞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08.

中国皮影戏的起源研究综述 篇2

有关影戏的起源目前有这样三种说法:

(一) 汉朝长安说

影戏起源于汉朝, 发源于首都长安。汉代有两个关于影戏的传说:第一个是汉文帝时期, 太子哭闹, 惟对窗外树叶倒影感兴趣, 于是宫女用树叶剪成图案表演来哄太子。这个故事来源于一首诗“汉妃抱娃窗前耍, 巧剪桐叶照窗纱, 文帝治国平天下, 礼乐传于百姓家。”1

另一个是晋代干宝《搜神记》第四十四回中讲到:“汉武帝时, 幸李夫人。夫人卒后, 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 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 明灯烛, 而令帝居他帐, 遥望之。”2用影人在帷帐后面表演最先被方士用来做法事, 慢慢被大众熟悉, 演变成后来的皮影戏。

(二) 唐代长安说

皮影戏起源于唐代, 有康保成的中唐说。光影结合最先被佛教僧人所利用, 逢年过节在人群集中的地方演出传播教义。

有孙楷第的晚唐五代说:“余意影戏殆仁宗时始盛。若溯其源, 则唐、五代时, 似乎已类似影戏之事耳。”3

最后, 还有齐如山的唐代西安说, 他的依据有以下几点:首先, 长安是当时的首都, 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 且拥有数百年的历史, 大环境有利于艺术行业的发展。其次, 统治者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唐玄宗不仅酷爱音乐, 而且在社会中间也极为提倡美术。最后, 长安地处黄河流域, 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得这儿成为多种伎术的发源地, 比如剪纸等。

(三) 宋朝汴京说

影戏起源于宋朝的汴京, 有以下几个依据:

1.地理交通环境

北宋的都城汴京 (今河南开封) 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经济繁荣。在瓦舍等一些活动场所, 大量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以歌曲、说书、鼓词、弹词、戏曲等形式亮相, 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生活。

2.文化环境

宋朝经济发达, 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沉溺于享受, 下面的官员上行下效, 而这些条件直接为影戏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温床。其次, 宋朝民间艺术的繁荣, 使音乐重心从宫廷转向民间, 皮影戏正好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而成为时代的宠儿。

3.有正式的最早文献记载

持宋代起源说的人最多, 因为关于影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朝的史料中。“京师有富家子, 少孤, 专财, 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4这条记载虽然描述的是一个富家子弟对影戏的痴迷情况, 但是由此可见皮影戏在那个年代已经成为人们追捧的娱乐项目之一。

此外, 最早的艺人、剧本以及最早的行业组织记载都是在宋朝, 5宋周密《武林旧事》称影戏社为绘革社。

持这种观点的魏力群认为, 史学研究应该从重实物的角度出发, 既然有关影戏的最早记载是在宋代, 那么就我们谈论影戏就应该以宋代为始。

二、综合说

影戏, 顾名思义是“影”和“戏”的结合, “影”是影戏的前提, “戏”是影戏的本质属性。影属于美术范畴, 其对应的艺术形式有绘画、雕刻等。戏属于音乐、文学范畴, 对应的艺术形式有说唱、器乐、舞蹈、文学等。

从这几项艺术形式的起源时间来看, 器乐、舞蹈在汉朝之前便有, 而且到汉朝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成熟的艺术形式。绘画、雕刻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剪纸是影戏的一门姊妹艺术,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影戏的“影”的雏形。剪纸属于镂空艺术的一种, 远在新石器时期, 人们在兽皮、树叶、石片上镂空图案。东汉105年, 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由于其实用性, 纸张迅速在社会上普及推广。而对于镂空艺术而言, 纸张作为材料变得更加易于制作和保存。剪纸艺术从而便诞生了。从与影戏相关艺术的角度来看, 影戏在汉朝就有了雏形是合理的。

沈珉在《中国传统皮影》中把隋朝灯具的发展也归结为影戏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隋代在灯具制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 纸灯又称影灯, 纸灯和活动的影灯同样是寻求皮影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6隋炀帝将元夕灯节官方化, 把观灯节的规模和娱乐活动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观灯习俗在唐代不仅被保存且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并在此时又出现了马灯。马灯的出现在皮影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文学是人类创作的一个永恒话题, 剧本题材主要以神话故事、巫术活动 (汉武帝思念李夫人, 以影消愁等) 和历史故事为主。说唱是一种集文学、音乐和表演于一体的音乐门类。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周朝, 到了唐代演变成变文, 至宋代才趋于成熟。此前也有一部分学者称影戏初成于晚唐五代, 以李跃忠7为代表。他认为按照艺术发展的规律, 影戏如果在中唐时期就已经成熟了, 而到二百五十多年以后才进入繁荣期不太符合实际。因此, 中唐时期的影戏其实并没有成熟, 它还处于僧人以影扮戏讲故事传经文的阶段, 它是影戏即将诞生的一个阵痛时期。而说唱的正式形成以唐代变文为标志。由此看来, 晚唐五代说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因为这个时候影戏的所有条件差不多都具备了。

影戏有一定的教化功能, 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来说, 不仅仅能获得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 也能通过其了解一些神话、历史故事来获得一些知识。从更大层面上来说, 它属于一种平民艺术。站在音乐史的角度来看, 隋唐以前的中国音乐是以“歌舞音乐为中心的时代”, 而从宋代到明清近1000年间为“以戏曲音乐为中心的时代”8。很难想象, 没有人声来演说剧情的平面默影如何能够在那个时代 (隋唐以前) 博得那么多市民如此的钟爱。也只有到宋朝之后, 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 在各种宽松的环境下才能完全成熟起来。

综上所述, 影戏在汉朝只是有了一个雏形, 或者说那个时候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 可能是通过某种特殊形式 (如方术) 为某个群体 (宫廷) 而存在。由于自身内部条件的不成熟, 观众群体未形成等条件的限制, 作为一种集体艺术的皮影戏诞生在晚唐, 在宋朝的时候进入了成熟期。

注释:

1.刘季霖著《影戏说——北京皮影之历史、民俗与美术》, [M],

杨派唱腔伴奏技巧

韩健生 (河北省职业艺术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00)

提及京剧中的伴奏, 包括音乐伴奏和打击乐伴奏两大部分。这里重点说京胡伴奏。伴奏不仅仅是随着演员走, 其中很大程度上是演员与琴师双方的配合。众所周知, 在建国以前京剧乐队都施行的是“傍角”制。这样的制度不仅可以让琴师更好的了解演员的心里以及演员在舞台表演时所需要的是什么, 同时也让演员更好的了解他的伴奏琴师, 使得演员在舞台表演时更加自然、洒脱, 没有任何的负担。

广为流传的杨宝森 (杨派) 以及他的琴师杨宝忠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杨宝森自幼喜爱京剧老生行当, 而未能依从其祖父让他继学旦角之愿。杨宝森初学谭派, 幼年师从裘桂仙, 开蒙学戏, 练习毯子功, 后拜鲍吉祥学习老生, 宗余派。他所演的《捉放曹》《击鼓骂曹》《洪羊洞》《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桑园寄子》《卖马》《碰碑》《汾河湾》等剧目, 均获得很好声誉, 其本身也被誉为“小余叔岩”。从他非常擅长的《文昭关》一剧中可以体现, 30岁以后逐渐脱离余派范围, 吸取谭 (鑫培) 、汪 (桂芬) 诸家之长, 对余腔有所变革。后因嗓音再度发生变化, 在琴师杨宝忠、鼓师杭子和的辅助下, 尽量舍短用长, 创立了既出于余派、又有别于余腔的杨派唱腔。在继承余派艺术的基础上, 他根据本人倒仓后的嗓音条件, 并结合他多年的艺术实践经验, 创出一种崭新的唱法, 自成一家, 形成杨派, 成为杨派艺术的创始人。

与杨宝森先生在演唱领域中的地位一样, 杨宝忠在伴奏领域中也起到绝对核心的作用。有了他的伴奏, 才使得杨派艺术得以完善。杨宝忠生于1899年, 字信忱。他出身于北京的一个梨园世家。杨宝忠先生开始学戏先是跟樊顺福、吴连奎两位先生, 在演唱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拜余叔岩先生并成为其入室弟子, 深得余派的真传。擅长演《定军山》《打棍出箱》《打侄上坟》《南天门》等唱做繁重的功夫戏, 尤以《击鼓骂曹》中的鼓套子堪称一绝。后因音变嗓倒而弃演操琴。他自幼习拉京胡, 得益于他父亲拉得一手好琴, 后来又跟几位名琴师学习, 于是琴艺大进。杨宝忠先生爱好音乐和乐器, 不管是中西乐器他都喜欢。青年时他考进艺术学校, 学习西洋乐器, 最初想学钢琴, 但因钢琴太贵, 年龄也不合适, 于是转而向一位名为欧罗普的俄国人学习小提琴。他的小提琴水平很高, 得到很多行家的好评。后来他把小提琴的技巧运用到京胡演奏中, 由于小提琴和京胡都属弓弦乐器, 他又凭借极高的悟性融会贯通, 使得其京胡演奏艺术达到

好文出版2004第7页

2.干宝著黄涤明译注《搜神记全译》, [M], 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88第47页.

3.孙楷第《傀儡戏原考》.[M].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第62页.

4.王国维撰, 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 [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54页

5.孟元老 (宋) 著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 [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85页

6.沈珉.《中国传统皮影》.[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第12页.7.李跃忠编著《影戏》.[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第7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898-899页.

极高的境界。用“和声”的原理创造了不少精采的过门和垫头, 为大众所认可和喜爱。

杨宝忠非常喜爱并专功过老生行当, 这为他后来给杨宝森伴奏打下了很好的唱腔基础。下面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杨宝忠在《文昭关》这一折戏中的伴奏技巧的运用。

伴奏的技巧, 简单的说就是托腔保调。但在杨宝忠的伴奏中又运用了很多的“裹腔”。“裹腔”就是在简单的唱腔中, 胡琴需要另外进行一个既跟演员唱腔和谐, 又与唱腔不完全一至的“套子”。这一技巧在《文昭关》一折戏中运用的非常之多。例如在“心中有事难合眼”一段中的“若是真心来就我”一句就是一个很好的裹腔的例子

除套子外, 此剧的伴奏易学难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音色要求。胡琴所出的音色要求如敲钟一样的撞击声, 这是弦乐追求的最高的境界。在《文昭关》一折中有很好的体现, 如二黄慢板“一轮明月照窗前”的第一个过门,

在“一轮明月”一句的伴奏中, 杨宝忠先生将伍子胥在月下沉思其遭遇的情景及意境表现出来, 此段的伴奏委婉、细腻, 非常地好听。伍子胥是一员武将, 在整个伴奏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少悲多壮”的特点, 非常完美地刻画出了伍子胥的性格特点和人物在此时的心情。在后边的“照窗前”之后的一个过门中, 杨宝忠先生连续的运用连弓伴奏, 更加烘托了唱腔的情绪, 使得整个唱腔的情绪得以很好的贯穿。

杨宝忠先生喜欢拉快弓, 在后边的几段快原版中更是将快弓体现的淋漓尽致。快弓与慢弓的交替运用, 如行云流水般。这样的手法不仅仅体现出杨宝忠先生的高超技艺和手法, 也更加的体现出剧中人物心中的悲和壮。

杨宝忠先生的伴奏已经不能说是单纯的伴奏了, 确切的说是一种与演员情绪的附合, 配合演员共同塑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这便是伴奏艺术的最理想境界。作为伴奏领域的一员, 尤其是琴师, 在打好基本功的基础上, 要力求多与演员磨合, 体会剧中人物, 才能打造出艺术精品, 才能将伴奏艺术发展到更高的高度。

摘要：影戏的起源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没有一个定论, 有汉朝长安、唐朝长安、宋朝汴京等几种说法。汉朝 (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 和宋朝 (960年—1276年) 两个朝代前后相差了一千多年, 然而皮影戏的形成在这一千多年里都没有达成一个共识。而且连皮影戏形成的朝代都有三个以上的推测, 归根到底在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戏曲一直被上层阶级维护的正统文学排斥, 正史里的记载很少。本文拟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 梳理中国皮影戏的起源。

关键词：皮影戏起源,汉朝,唐朝,宋朝

参考文献

[1]李跃忠《影戏》, [M],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2]沈珉《中国传统皮影》, [M],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孙楷第《傀儡戏原考》, [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52

[4]王国维撰, 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孟元老 (宋) 著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 [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6]刘季霖著《影戏说——北京皮影之历史、民俗与美术》, [M], 好文出版社2004

[7]干宝著黄涤明译注《搜神记全译》, [M].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8]齐如山著.《北平怀旧》.[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9]魏力群.《皮影之旅》.[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修辞研究的几点体会 篇3

虚实有拟

胡仔的《苕溪渔隐》提到有人执鸿雁的生活习性是“鸿雁未尝栖宿树枝, 唯田野苇丛间”。而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时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事实中鸿是不栖于寒枝的, 这是苏轼错了吗?

我们知道这词很美, 鲁直称其为:“非吃烟火食人语”。诗人以孤鸿自喻, 点出被贬黄洲原因, 表现诗人不肯轻意随声附和的孤傲品格。若鸿雁息树, 又如何写起。诗非科学, 若以科学求之, 则激昂喻拟之辞永无宁日了。

喻比有缘

陈榕甫《诗词漫话》:“黑云压城城欲催, 甲光向日金鳞开”实际上是概括了全诗的内容:一句形容敌情严重, 一句形容士气旺盛。最早对这两句提出意见的是宋代作家王安石, 他认为“黑云压城”和“甲光向日”这两种自然景象不能同时出现———“方黑云压城时, 岂有向日之甲光”。因而作出“此儿 (李贺) 误矣”的论断。以后到了明代, 又有作家杨慎根据他所看到的“日晕两重, 黑云如姣在其侧”的景象, 认为作者并没有错———在特定的环境下“黑云”和“日光”是可以同时出现的, 他并且由此得出李贺“善状物也”的赞赏。

李贺的这首《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之势, 似有千钧之力, 万乘之威, 无坚不摧至极, 尤见敌人来势凶猛。而甲光向日则犹如长矛刺朽盾, 利锋削腐皮, 皓气冲霄, 长虹贯日, 气集于中, 铜浇铁铸似有所不及也。把塞外凶悍、豪壮、残酷写尽。黑云, 敌势也。没有必要追究其是否为乌云滚滚, 也没有必要追究其是否日昏两重。比喻耳, 为托气势之用。比拟是修辞, 不是哲学思辨。不必计较“异类不吡 (比) ”, 而要讲“凡喻必以非类”, “是雨亦无奇, 如雨乃可乐”, 所以“木与夜孰长, 智与栗孰多”在文学上是可通的。陈騤《文则》卷上丙:“《易》之有象, 以尽其意;《诗》之有比, 以达其情。”《诗》若是, 诗亦然。如钱钟书《管锥编》所言:“顾斤斤辩此, 尤是舍本逐末。夫诗文刻划风貌, 假喻设譬, 约略仿佛, 无大刺谬即中。侔色揣称, 初非毫发无差, 亦不容辎铢必较。使作实当真, 则铢铢而称, 致石必忒, 寸寸而度, 致丈爽矣。”

夸张有理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载:“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 黛色参天二千尺’, 四十围乃是径七尺, 无乃大 (太) 细长乎” (沈括《梦溪笔谈·讥谑》) 。“其尤酸迁不通者, 即于诗求出处, 抑以诗为出处, 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 恰有三百青铜钱’, 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 恰有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 向崔国辅卖, 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 其可笑类如此。”

杜甫有《古柏行》第二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 黛色参天二千尺”。沈括《梦溪笔谈·讥谑》当中认为这是文章之病, 细长不成比例。还有一些人争论是沈括计算上的错误, 四十围应是四丈或一丈三尺三寸, 不能说太细长。但不管是沈括计算错误还是真的太细长, 这是诗的虚指与实指的事情。只要不是苏轼笑王祈的“十条竹竿一个叶儿”。太明显的笑谈, 都可以看作是激昂之语。实则这里是为托后文“万牛回首丘山重”, “志士幽人莫怨嗟, 古来材大难为用”的。而后人抓住诗文中的一点不放, 锱铢必较, 毫寸必度。以至弄得诗失去了酒美之神, 反而成了饭用之实。结果是抛开醇酒不品, 反拾起酒糟充饥。李白的《将进酒》:“斗酒十千恣欢”、《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及杜甫的《逼侧行赠毕四》:“我欲相就沽斗酒, 恰有三百青铜钱” (速宜相就饮一斗, 恰有三百青铜钱) 却被人以求资酒价。其实这里的市价有的示富有的示贫, 不可作考证依据的。钱钟书云:“唐诗中示毫而撒漫浑金则曰‘斗酒十千’, 示贫而悉索倾囊则曰:‘斗酒三百’说者聚辩, 一若从而能考价之涨落, 酒之美恶, 吟风弄月之语, 尽供捕风捞月之用” (《管锥编》) 。酒之醇美有别, 价之差异可有, 却不可直考“三百”“十千”。象王维, 白居易, 陆龟蒙, 权德舆等均有“斗酒十千”的诗句, 盖多缘于曹子建的《名都篇》:“归来宴平乐, 美酒斗十千”。“高文何绮, 好句如珠, 现梦里之悲欢, 幻空中之楼阁, 镜内映花, 灯边生影, 言之虚者也, 非言之伪者也, 非本之心不诚者也。”这只是一种文学的夸张, 又何必去追“二千尺”、“十千钱”。

移情有因

钱钟书《七缀集·通感》引《渔隐诗话》曰:“退之诗云:‘香随翠笼警偏重, 色照银盘泻未停’, 樱桃初无香, 退之以香言, 亦是一语病”。吴旦生曰;“竹初无香, 杜甫有‘雨洗涓涓细, 风吹细细香’之句;雪初无香, 李白有‘瑶台雪花数千点, 片片吹落春风香’之句;雨初无香, 李贺有‘依微香雨青氛氲’之句;云初无香, 卢象有‘云气香流水’之句。妙在不香说香, 使本色之外, 笔补造化。” (《历代诗话卷四十九·香》) 。宋祁《玉楼春》有句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笠翁余集》卷八《窥词管见》第七则别抒己见, 加以嘲笑:“此语殊难著解。斗争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 余实未见也。‘闹’字可用, 则‘炒’ (同‘吵’) 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

这便是一种移情:樱之红艳如花, “秀色可餐”而以“香”觉;竹之筛风弄月, 绝佳可人, 而自生香;雪之“逊胜梨梅”, 自有香出;雨之净空洗尘, 清香扑面;云之草木氤氲, 泥土之馨。物非香, 人感之有香则香。吴景旭称其笔补造化, 弥之不足以尽象, 诗文中是可以的。没有必要因初无香, 而以香言, 遂追其语病。无理之理:因情怨月, 衬花恼人, 无理之情更有情, 这是文学上常见的手法。闹字有声, 正因有声才把繁花蔟艳写活, 才写出春的气息, 才有了瞬息变化的生机, 才足见其高高在上、红艳之极。而“吵”“斗”“打”单薄素淡瘦冷, 毫无浓烈的意境, 李渔这种辩法近乎诡辩之谈。

借代有据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李太白诗误”》云:“李太白诗:‘汉家秦地月, 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 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 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 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清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遗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 (河套内) [原注], 后单于竟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 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 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 但云:‘情往上郡, 心留雁门。’而玉关与西域相通, 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 太白误矣。”

修辞研究的起源 篇4

一、清水道教音乐的起源

道教音乐是中国传统宗教音乐的重要分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清水道教音乐作为其中一种,有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史料记载,清水道教音乐是起源于公元12世纪的全真派的道教科仪音乐,在其产生、发展与流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1]地被打上清水县这一地域性标签,即特殊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造就了清水道教音乐在风格、特征上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清水道教音乐从初创伊始便注重“一写二念三吹打”,因而这种融合经词、声腔、器乐等于一身的综合表演形式,彰显了独特的风格。而其中经词部分的呈现主要表达对于五谷丰登、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等美好景象的祝愿。

二、清水道教音乐的发展历程

(一)清水道教音乐的发展回顾

清水道教音乐最初起源于公元12世纪金代创立的全真道派,当时这种音乐形式的典型特征在于以全真正韵作为各派的统一范本;到了清乾隆年间,其因受陕西华阴等地道教音乐的影响,逐渐分化成两大流派,即流传至今的“华山派”和“龙门派”,并且两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民国初年,清水道教音乐迎来其发展历程中空前繁荣的鼎盛阶段——弟子门派众多,各年龄段无所不包,吹打弹唱各有所长,大小道场演出不断,清水道教音乐至此达到其影响力的一个巅峰;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音乐形式开始走向冷门,昔日的繁荣景象不复存在,从艺人员的自豪感也日益衰落,其逐渐从大众艺术的神坛跌落成为“小众化”表演;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清水道教音乐的发展出现了喜人的转机。党和国家对宗教政策[2]的扶持,极大促进了从艺人员的积极性,优化了社会文化氛围,使这种民间艺术逐渐复苏并获得相应的发展,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14日,清水道教音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其发展的重要肯定。

(二)清水道教音乐的发展现状

尽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清水道教音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当下这种音乐形式仍面临着发展困境。首先,由于清水道教音乐浓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在清水县,老一辈的从艺人员都要求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基本功夯实、专业程度高,地域性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这种民族艺术的生机与活力。而自新中国成立之后,众多昔日的道乐高手纷纷“跳槽”,进入文艺团体,于是有手艺有情怀的“匠人”们逐渐消失,道教活动也宣告终止。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文化艺术事业遭到致命地冲击,清水道教音乐濒临衰亡,在这个恶性怪圈的作用下,真正的道乐技艺逐渐迷失;

同时,申遗成功之后,清水道教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也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反观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非遗保护工作的实践不难发现,一种“病态”发展的共性呈现出来——各地政府机关、公共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往往打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开发利用这些品牌和资源,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促进“文明城市”等一系列光鲜名牌的建设,却对切实完成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这一核心工作给予极少关注甚至完全视而不见。这种做法无异于本末倒置,而倒置的代价则是清水道乐在人们心智中的日益模糊化和边缘化。

(三)清水道教音乐的发展展望

针对目前清水道乐面临的困境,对其未来的发展举措,提出如下展望:

1. 注重对外宣传

从前文的发展回顾可以看出,清水道乐在我国传统民族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反观现实,其在社会群体中的认知度和好感度不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宣传方式与力度的失当,因而外宣部门的工作有待加强。要知道,“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注重对外宣传才是王道。通过积极地宣传教育,向人们展示清水道乐的精神内涵,进而提升人们对于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具体来说,政府和各级机关单位应率先开展此类外宣活动,为人们提供一个获取信息的窗口;同时社会大众也要主动积极地配合教育,以求最好的宣传效果。

2. 注重人才培养

在各行各业,人才都是最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资本。因而清水道乐的保护和传承[3]也离不开优质音乐人才的支持。具体来说,可以加强优秀教职工团队的建设,进行针对性地教育培训,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选派爱好音乐的年轻教员深入学习,加强与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等,总之,注重专业化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

3. 注重创新发展

随着外界宗教环境的改变,对清水道乐的保护和传承也在发生着适应性的变化。因而那些陈旧古板的条条框框已经不再适用,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要选用创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比如:政府部门首先要对清水道乐有宏观清晰的认识,注重发掘音乐这种外显形式与文化内核之间的联系,利用科学的、审慎的方式,充分利用现在科学技术等,注重创新的发展,能让清水道乐迸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结语

入选非遗名录为清水道教音乐带来了发展契机,但这是机会也是挑战,如何能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成果?面对发展的困境,扩大外宣,注重人才培养及创新性发展至关重要。

摘要：2008年,清水道教音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宏观上看,这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契机。而就目前来看,清水道乐虽然经过漫长的流变,其仍然面临着发展困境。本文首先介绍清水道教音乐的起源,进而探讨其发展过程:发展回顾、发展现状即发展展望。

关键词：清水道教音乐,起源,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杜新平.浅论清水道教音乐的保护和利用[J].音乐大观,2014,06:131.

[2]王玉国,吴凯飞.清水道教音乐秦安小曲榜上有名[N].天水日报,2008-06-18001.

英汉移就修辞的对比研究 篇5

移就修辞在英语中被称作Transferred epithet或Hypallage (转移修饰)。A Handbook to Literature中对移就修辞的定义为,“an adjective used to modify a noun grammatically but does not modify it logically,though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close so that people can get the meaning clearly”。 例如,indefatigable bell和busy life,在这里indefatigable和busy本来是描写人的,但却移来描写具体事物bell和抽象事物life。

转移修饰语包括形容词、分词和名词等,其中最为常用的转移修饰语是形容词。

1、英汉中移就修辞的主要结构

最常见的移就修辞结构有形容词+ 名词,副词+ 动词(英语中为动词+ 副词),名词+ 名词,短语+ 名词四种。

1.1形容词+ 名词

在形容词作为转移修饰语时,形容词可分为一般形容词和颜色类形容词。

She tossed on her sleepless bed all last night.

The white silence seemed to sneer,and a great roar came upon him.

在例1中,sleepless本应修饰人的, 这里移来修饰bed。例2中,white是颜色类形容词,这里用来描写silence,译成“空旷的寂静”。

在汉语相同结构中,也有用颜色类形容词表达某种意境的。

我们度过了那痛苦的岁月。

……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就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

例4中,作者用颜色类形容词“灰色的”将作者当时消沉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1.2副词+ 动词(在英语中顺序是动词+ 副词)

无论英语中还是汉语中,副词作为转移修饰语的情况时有发生。

Water flowed languidly into the thirsty field.

在例5中,languidly本应描写人的,这里移来描写water,译为“水无精打采地流进了干涸的土地”。

光怪陆离的霓虹灯还疲惫地闪耀着。

在这里,“疲惫地”和“闪耀着”就是汉语中副词+ 动词的结构。

1.3名词+ 名词

英语中也会有名词作为转移修饰语的情况发生。

……sucked the honey of his music vows.

在例7中,music这个名词理解为“仙乐般的”,译为“…… 尝过了他那仙乐般的海誓山盟的甜蜜”。

在汉语中也有很多名词作为转移修饰语的例子。如:“芝麻官”、“橡皮话”等。

1.4短语+ 名词

英语短语的移用主要是指介词短语的移用。比如, castles in the air(空中楼阁),to sit on thorns(如坐针毡)等。

汉语中也有短语+ 名词结构。例如: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2、英汉移就修辞的功能

移就修辞通过丰富的想象,使转移修饰语与中心语联系起来,从而构成移就修辞格。

He occasionally even engages in electronic conversations with Apple users around the country.

在例8中,“electronic conversations”引申为“通过电脑连线交谈”,此处看似不合理,却又简洁新颖,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使译文语言更加生动与简练。

同理,在前面的例4中提到的,“灰色的拒绝”,“灰色” 这一颜色词本不应用于描写心情,但作者在这里用来描写消沉的情绪,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表达了作者无可奈何的心情。

3、英汉移就修辞的翻译原则

3.1直译法

在翻译时,有时直译原文,既可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 又使译文浅显易懂。

例如 :The indefatigable bell now sounded for the fourth time.

直译成那不知疲倦的钟如今敲第四遍了。

3.2意译法

有时,译者需透过原文领会作者的言语及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通过意译,更加贴切地翻译。

例如:“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译成“Parted from homeless for half the spring,all that strikes my eyes bring only woe” (徐忠杰译)。此处采用意译,译文中虽没有“愁断肠”,却更能表达“愁”。

上述二种翻译原则虽不是英汉移就翻译的全部翻译方法,但能避免译文的失真。总之,译者在翻译时要重点领悟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透过表面看其深层次的逻辑关系,从而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

4、结束语

鄂伦春族姓氏起源的文学性研究 篇6

一、鄂伦春族姓氏

1、鄂伦春族姓氏的分布

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鄂伦春族总人口为8695人, 大部分人口聚居在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及扎兰屯市。纵观鄂伦春族的历史, 从过去游猎的生活到现在定居的状态, 时猎人们不断顺应时代发展而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

鄂伦春族历史上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 黑龙江以北直至海边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从17世纪40年代, 由于沙俄的侵略作为索伦部的一员, 鄂伦春人被迫迁移到黑龙江南岸的大小兴安岭地区。之后, 清政府将鄂伦春族编入八旗体制内, 以路佐制为核心统一将各游猎部落划分为“路”, 分别是库玛尔路、毕拉尔路、托河路和阿里多布库尔路。②“17世纪中叶以后, 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 拥有十余个姓, 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动” (见表1) ③。

2、鄂伦春族姓氏与传统社会结构

鄂伦春语“乌力楞”、“穆昆”、“哈拉”、“千”、“依尔”是代表鄂伦春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标志性词语, 这些语言符号不仅能解释从家庭到氏族的社会关系, 而且能涵盖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地域关系。从表一中可以看出, 例如目前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区境内诺敏河流域的鄂伦春族有何姓和白姓, 何用鄂伦春语叫柯尔特依尔, 白是白依尔, 从柯尔特依尔又分化出那旦千、车车尔依尔千、红改达千。“…依尔”是鄂伦春语“…姓”的意思, 与“千”又有何区别和联系, 这就需要了解鄂伦春族狩猎时期具有氏族性质的社会关系。

在狩猎时代, “柱”相当于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家庭, 多个“柱”组成了一个“乌力楞”, “乌力楞”相当于一个氏族, 最初的含义是子孙、后代,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 “乌力楞”涵盖了两层含义, “乌力楞”的成员之间可能有血缘关系, 另一种可能是成员们住在一起而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乌力楞”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公社, 随时代变迁演变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地域公社。⑤

同一祖先的各个“乌力楞”的成员是同一个“穆昆”, 也就是同姓人的意思。同样, “哈拉”为姓的意思, “…依尔”有“姓…..的人”之意。由于人口增加等原因, “….千”又是从一个“穆昆”和“依尔”分化出来的新单位, 例如“柯尔特依尔”分化出来的“那旦千”等。⑥

二、鄂伦春族姓氏起源的文学性研究

鄂伦春族有语言没文字, 在挖掘民族历史记载时, 极其缺乏史料。这种情况下, 寻找鄂伦春族姓氏的起源时, 民间文学则是研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宝库, 而口口相传的语言特性, 凸显出民间文学的地位不可或缺性。

在搜集和已整理的关于鄂伦春族氏族的民间文学中, 有一则神话是《九姓人的来历》, 主要内容是“山火山洪接连爆发, 只剩下一男一女, 两人结成夫妇, 生兄弟姐妹十八人九对双, 兄弟或姐弟结成夫妻, 父母根据他们住的地方立了姓氏”, 这就是鄂伦春族孟、葛、魏、关、何、白、莫、杜、吴九姓氏起源的神话⑦。另有一则关于葛、魏、关、莫、吴五姓起源的传说讲的是“一位父亲让他的5个儿子在3天内每人办一件好事, 然后根据他们做的事情为他们命名。老大用红木做了5副精致的弓箭, 父亲就给他起名’魏拉依尔’, 意思是红木头;老二猎得一只又大又肥的公狍子, 父亲就给他起名’古兰’, 意思是公狍子;老三用狍头皮做了一顶逼真的狍头皮帽, 父亲就叫他’戈钦’, 意思是非常好、真聪明;老四把自己猎获的狍子分成六份, 把头献给父亲, 四条腿分给了4个兄弟, 自己留下的是没有多少肉的前腔, 父亲就给他起名叫’吴恰尔堪’, 意思是分份儿没私心, 办事公平;老五不声不响地把3天来自己所猎获的狍子、野猪、飞龙、灰鼠等摆放在父亲面前, 不等父亲开口, 4个哥哥称赞:’莫日根’、’莫日根!’父亲随声附和说:‘好, 就叫莫日根吧。’意思是打猎能手。他们的后代就用他们的名字的首字当‘哈拉’, 分别姓了魏、关、葛、吴、莫。”⑧

[1]从上述的传说中, 我们不难看出, 鄂伦春族的氏族分化, 具有典型的神话色彩, 同时也是狩猎文化的集中反映, 故事以鄂伦春族社会中狩猎文化为核心, 分别以动物的名字来命名, 同时也可以考虑是图腾崇拜的影子, 如其中的吴恰尔坎, 原意是公平, 说明鄂伦春人希望透过文学来推崇自身的道德评价标注, 而最后的莫日根的姓氏的故事, 也反映了传统狩猎社会对于莫日根猎人职业的推崇, 莫日根这一称呼的荣誉性, 并通过传说来鼓励后代能够成为真正的猎人的美好期望。

鄂伦春族十几个姓氏中, 部分姓氏的起源有民间文学的资料可寻, 而且从人口较多的大姓“依尔”中分化出的小姓“千”的起源素材也存在, 见表2。

通过上图不难看出, 鄂伦春族氏族的产生于分化, 否有一段故事, 或多或少的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 给予传统氏族与新产生氏族的合理存在性推波助澜。

三、结语

姓氏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内容是非常丰富且复杂的, 本文通过对鄂伦春族姓氏及其相关民间文学的描述来展现鄂伦春族。研究鄂伦春族姓氏可以看到过去具有氏族性质的社会结构, 而且能观察到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民间文学中的鄂伦春族姓氏起源, 对相关神话、传说、故事进行概述, 可以看到鄂伦春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生存智慧。梳理鄂伦春族姓氏的形成及相关民间文学, 对于追溯族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研究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肖锐:《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意义》,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5年, 第63页

[2]韩有峰、孟淑贤:《鄂伦春语培训教材》, 于2014年11月17日阿里河镇教授, 第7页

[3]白兰:《“鄂伦春社会”中几个基本概念分析》,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年第5期, 第38页

[4]根据白兰:《“鄂伦春社会”中几个基本概念分析》,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年第5期, 第39页整理

[5]白兰:《“鄂伦春社会”中几个基本概念分析》,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7年第5期, 第38页

[6]吴亚芝:《鄂伦春族口述家族史》, 民族出版社, 2016年版, 第24-25页

[7]隋书今:《鄂伦春族民间故事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6-7页

[8]吴亚芝:《鄂伦春族口述家族史》, 民族出版社, 2016年版, 第23页

基于对比修辞的大学英语写作研究 篇7

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研究表明, 目前写作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教师在写作教学中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要求学生写出正确的英语句子上, 因而过多注重句子层面上的语法规则和英语惯用法, 却较少从语篇的层面与跨文化写作的角度给予指导。结果, 即使学生掌握了英语的句法结构, 仍然很难写出清晰、连贯的英语作文。因此, 如何解决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是广大英语教师所面临的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本文认为, 对比修辞学能为我们提供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

对比修辞是用以描述英语作为外语的作文与英语作为母语的作文之间的差异或者“跨语言、跨文化之对比”的一个术语, 这种双跨对比“不但可以使学生掌握不同的语法和词汇……而且可以掌握句子以上层面的意义和结构” (Kaplan1966;1988quotedin林大津, 1994a) 。英汉对比修辞是对英汉两种语言在言的选择以及篇章结构方面存在的文化共性与差异的对比研究 (虞秋玲, 2001) 。英汉对比修辞研究对于英语写作教学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而且有极强的实用价值:英汉对比修辞融入写作教学不仅能提高学生篇章衔接与连贯的意识, 学生能按照英语作文的特点和要求遣词造句、布局谋篇, 而且有于教师获得一定的理论依据更好地进行写作教学。

二、大学英语写作现状

学生在写作中只注意语法和词汇, 而对作文中的信息安排、句子结构、段落展开和衔接、主题思想的明示表达却很少注意。究其原因, 一方面在于跨文化写作过程中两种文化的差异。因为在英语写作过程中, 中国学生始终处于汉语的修辞传统与英语的修辞风格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写作困境中, 这种困境所涉及的远远不仅是语言上的差异, 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另一方面, 汉语对英语习得的影响, 也就是汉语对英语产生的正迁移和负迁移, 其中负迁移导致学生写作过程中各种错误的出现。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导致了语言误区的产生, 这是影响写作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三、正面迁移

1、中英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学生在写作中倾向于含蓄的表达观点。他们会使用反问句、类比和故事来表达观点。经过比较中美两国的学术论文后认为, 美国人的学术论文是直接和固定化的, 写作者首先应该很明确地表明主题或论文的写作目的, 接着用具体实例支持论点, 段落和文章的结构应该使人清晰地勾勒出实例和观点之间的关系。最后的结论应该起到再次强调主题观点的作用, 评价论文好坏的标准是清晰、准确、实例和结构等四个方面。

Kaplan (1966) 认为:英语族人的思维模式呈直线型 (linearity) , 其特点是先把要表达的思想概括成段落的主题句或全文的立论句, 然后举例说明或交代细节;而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语言的修辞模式呈“螺旋型” (spiraling structure) 。他说东方人写作是用迂回法 (approach by indirection) , “总是绕着主题的外围转, 而不从主题入手展开讨论。 (王墨希等, 1993:60) 对于Kaplan提出的这一理论假设, 国内外学者都有过一些论证, 有的持赞同意见, 有的持不同意见。在这一理论假设仍有待进一步论证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任何思维模式都不为任何民族所独有, 因此汉语说明文应不乏直线型的篇章结构, 但另一方面, 各民族由于受传统和现代修辞环境的影响, 会体现出某种修辞偏好, 因此, Kaplan的理论假设对英语作文教学具有启示意义。王墨希等 (1993) 发现:中国学生最缺乏的语篇思维模式是Kaplan提出的直线型, 即一般特殊型。学生在写说明文时, 往往不从主题入手, 而是从各方面予以间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胡曙中 (1993:169) 认为“螺旋型”是典型的汉语修辞模式, “汉语中的这种螺旋型发展从修辞角度被得到了肯定, 这一点恐怕要追溯到八股文。虽说八股文对现代汉语作文的直接影响是不很可能的 (是不大可能的) , 但是它却反映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 中国学生英语习作中体现出的思维模式是否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 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觉得含蓄委婉的布局编排不容易为英语族人所接受,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英语族人的评价是:“笨拙别扭, 废话太多。”

2、中英不同的语篇模式

在中国学生的英语书信习作中能看出其汉语语篇的组织结构, 这是因为因文化、历史和社会等原因, 不同的民族在语篇组织上有其各自的本族性。如果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他们很容易在英语写作中把汉语的语篇结构迁移过来。

3、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修辞策略差异

从语言风格看, 现代英语文章较简洁明了, 而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中, 由于受汉语母语负迁移的影响, 喜欢使用大量的文学典故及比喻性语言, 包括许多由汉语译成英语的习语套话。一个简单的意思可能用华丽的词藻, 以迂回曲折的方式, 不无夸张地提出, 形成“拐弯抹角”、“华而不实”的文风 (林大津, 1996:216) 。我们在英语作文教学中与众多国内同行都有共同的体会。请看付永钢 (1999:149-151) 给我们提供的几个例子:

1) The bag was as heavy as a mountain. (包沉重无比。)

2) I beg hundreds and millions of pardons from you. (我请您千万原谅。)

3) The builders worked with enthusiasm rushing up to the sky. (建筑工人们工作时干劲冲天。)

下面是其他同行提供的例子:

4) I can say with sincere veracity that my desire to scale the height s of success is genuine. (我很想成功。) (杨俊峰, 1997:239)

5) The divine land of China has its rivers flowing across;the brilliant culture of China has its roots tracing back long…The light some dragonboat s appear on the river as though the stars twinkle in the milk way. (中华大地, 江河纵横;华夏文化, 源远流长……轻快的龙舟如银河流星……) (李文中, 1993:23)

6) He slept like a log and woke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fresh as a daisy. (他酣睡一夜, 破晓醒来, 感到精神焕发。) (邵志洪1997:219)

上述各例均不符合现代英语简洁明了的文风, 如例1) 和例2) 可分别改写成简简单单的The bag was very heavy和I beg you pardon。美国教师Matalene (1995) 在许多中国学生的作文和书信中发现:中国学生总爱用Time flies like an arrow (光阴似箭) , No pains, no gains (不劳则无获) , By reviewing old knowledge one can acquire new (温故而知新) 等习语, 其目的是想让自己写的文章生动有趣, 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大量堆砌习语套语在英语族人看来不仅缺乏新意, 而且还有抄袭之嫌。英语族人的修辞观是强调创新 (originality) 和个性化 (individuality) (同上:795) 。比如同样表达“不劳则无获”的意思, 就可以有好几种说法:I am buying Tomorrow’s success with today‘s anxiety, This hurt at the time, but it made today’s wisdom possible, The strength I have today would not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out the previous agony。 (毛荣贵, 1998:23)

对于那些带有典故的古旧习语, 英语族人要么少用, 要么习语活用。在英语写作教学中, 我们应该要求学生平时留心收集地道、简洁、生动的英语表达法, 然后在具体习作中, 灵活运用这些表达法, 而不是生搬硬套, 更不能先想到汉语习语, 然后再译成英语。

4、英汉衔接结构对比

中国学生倾向于使用简单句而美国学生则喜欢使用复合句。中国学生使用的连接词比美国学生多。中国学生在写作中倾向使用动词、名词和介词, 而英美人多喜欢使用静态词。另外, 不同民族的人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看法。比如“龙”在中国意味着幸福快乐, 长生不老而在西方“龙”却是恶的代表。从跨文化角度分析认为, 中国学生使用“我们”多于“我”, 因为“我们”在中国文化中包含了“大我”和“小我”, 比“我”包含了更多的意义。而且, 他们总是委婉间接地表达观点, 这点是不同于英美学生的。

四、负面迁移

对比修辞有助于英语写作教学, 这点已得到大众的一致认同。但是吴慧坚 (2006) 质疑了这种片面强调修辞模式的差异的做法, 认为这种做法无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导致机械套用固定模式的洋八股, 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导致学生对英语的篇章模式产生错误认识, 写作能力僵化。她进一步提出, 这种写作训练会阻碍学生欣赏不到英语语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现象应该受到关注并及时得到解决。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