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源和《诗经》（精选6篇）
诗的起源和《诗经》 篇1
诗的起源和《诗经》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样式。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可以不依赖文字。像《左传》所记的宋国筑城民夫们讽刺华元的诗，就是口头创作，那些民夫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当然，这还不是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诗歌的起源和劳动有关系。西汉时代的典籍《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许多人一起抬大木头，用喊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号子很有节奏。如果在号子中加进一些有内容和有趣的话，那就是原始诗歌了。鲁迅曾把这种喊着“杭育杭育”声音的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并风趣地说这就是“杭育杭育”派。此外，诗歌的起源还同宗教和娱乐有关系。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推测，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古代有“玄鸟生商”的说法，商民族奉“玄鸟”(燕子)为图腾，这里的“玄鸟”可能也是类似的神话传说。“草木”、“五谷”显然是有关牧业和农业的事。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形从现在世界上某些原始民族中仍可看到。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后来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诗又称“诗歌”，就说明了它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最早的诗歌起源于何时以及是什么样子，由于根据不足，已经说不很清楚了。东汉时代的《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远古时的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宍”即是“肉”字。它大意说：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弹弓，用它把泥制的弹丸发射出去猎获禽兽。传说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但无法证明。它来源很古，是可信的。此外古籍中还有一些古歌谣的零篇碎句，真伪难辨，研究价值不大。幸运的是早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就编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它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诗经》成书的时间约在春秋中叶，它包括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这些诗主要产生于黄河、长江和汉水流域，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及湖北北部地区。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包括160首诗，《雅》包括105首诗，《颂》包括40首诗。这三部分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文学价值也有高低之别。下面分类简介一下。
1.风诗
风诗也叫国风。“风”的意思是民间曲调，“风诗”就是各地的民歌。风诗下面又分：周南、召南、邶〔bèi贝〕、鄘〔yōng拥〕、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bīn宾〕等15国风，即分属这些地域的民歌。国风是下层人民的集体创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文学价值很高，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按其思想内容，又可将它分为三小类。
(1)反映恋爱和婚姻生活的诗
爱情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易发生种种纠葛，引起感情波澜，《国风》中这类诗最多。如《卫风·木瓜》(括号内是今译文字，下同)：
投我以木瓜，(你送我一只木瓜，报之以琼瑶。我赠你一块佩玉。匪报也，不是简单地报答呀，永以为好也。是为了永远相爱呀。)这同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互相表赠私物以表示爱情的情景十分相像。又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jūn钧〕，(在田野猎获一只香獐，白茅包之。用白茅草把它包起来。有女怀春，有个姑娘想出嫁，吉士诱之。小伙向她去求爱。林有朴樕〔sù速〕，林中长满小树，野有死鹿。田野有只死鹿。
白茅纯束，用白茅草把它捆起来，有女如玉。美丽的姑娘招人爱。“舒而脱脱兮，“从容地悄悄地来吧，无感我帨兮，不要扯动我的佩巾，无使尨〔máng忙〕别让你那长毛狗 也吠。”乱叫。”)年青的猎手猎获一只鹿，这是能干的表现，很容易博得女孩子的倾慕。女孩子显然接受了青年的求爱，但警告他要规矩些，别莽撞，别让狗叫，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表现了女孩子初恋时的羞涩和细心。《诗经》中还有的诗写了失恋的感情，如《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那个狡黠的冤家呀，不与我言兮。不再同我说话啦。维子之故，就是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不能餐兮。害得我饭都吃不下啦。彼狡童兮，那个狡黠的冤家呀，不与我食兮。不再同我吃饭啦。维子之故，就是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不能息兮。害得我觉都睡不着啦。)两个人不知为什么闹了别扭，男的赌气不理，姑娘便着了急。诗用姑娘的口气，依恋、疼爱的感情溢于言表。婚姻悲剧，古人亦有之，《卫风·氓》就写了这个内容。诗中写了一个姑娘轻信了一个男人的求爱，婚后被抛弃，诗中第三段写了女子被遗弃后的内心痛苦：
桑之未落，(桑树没有落叶时，其叶沃若。它的叶子多新鲜。于嗟鸠兮，唉呀那些斑鸠呀，无食桑葚；千万不要吃桑葚； 于嗟女兮，唉呀那些女孩呀，无与士耽。千万不要恋男人。士之耽兮，男人要是恋女人，犹可说也；随时都可摆脱她； 女之耽兮，女人要是恋男人，不可说也。想要脱离就难啦。)接下去叙述这个女人嫁到男家，起早睡晚劳苦三年，待到生活好转时，男的把她抛弃了。诗中把这个女人矛盾、怨恨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2)反映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劳苦百姓生活和感情的诗
《豳风·七月》是这类诗的代表，它叙述了农奴们从春耕到采桑、狩猎、秋收、过冬等全年的劳动生活，全诗充满着艰辛和酸楚的情调。诗的第一段说：
七月流火，(七月里大火星向西落，九月授衣。九月里发下过冬衣。
一之日觱〔bì必〕发，冬月里寒风噼叭响，二之日栗烈。腊月冻得人打战栗。无衣无褐，可怜没有衣服穿，何以卒岁!这年末的日子怎过去!三之日于耜，正月里开始备农具，四之日举趾，二月里抬脚去下地，同我妇子，老婆孩子一齐忙，馌〔yè叶〕彼南亩。送饭到南边田地里。田畯〔jùn俊〕至喜。田官看见很欢喜。)诗中季节的称呼用的是古代的豳历：一之日相当夏历十一月，二之日相当夏历十二月，三之日相当夏历正月，四之日相当夏历二月，译文本此。田畯是监督农奴劳动的官吏，可见劳动是被迫的。全诗共八段，描绘出古代劳动人民一年的生活画面。另一些诗，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直接斥骂剥削者是“白吃饱”，是“大老鼠”，发出反抗的呼声。
(3)讥刺统治者腐朽生活的诗 如《鄘风·墙有茨》： 墙有茨，(墙上的蒺藜，不可埽〔sǎo扫〕也。扫不掉呀。中冓〔gòu够〕之言，宫中的传言，不可道也。没法说呀。所可道也，若是说出来呀，言之丑也。那可真是丑死啦。)据说这首诗是讽刺春秋时卫宣公家族乱伦丑事的。卫宣公为他的儿子从齐国娶来一个女人，看到她长得美，便据为己有，这就是宣姜。卫宣公死后，宣姜又与卫宣公的庶子私通，生了五个孩子，这首诗就是讽刺这件事的(事见《左传》闵公二年)。这首诗是否就是为卫宣公家族作的，现在无从断定，但它斥骂统治者的糜烂生活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这类丑事无代无之。《鄘风·相鼠》一诗骂统治者：“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看那老鼠还有张皮，而有人却没有道德，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2.雅诗
雅诗多为反映贵族阶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其中又有《大雅》和《小雅》之分。《大雅》多为西周早期的诗，《小雅》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的诗。《大雅》多为赞美诗，赞颂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小雅》多为怨刺诗，表达下层贵族牢骚不平的情绪。从风格上说，《大雅》雍容典雅，诗味不浓；《小雅》生动活泼，艺术价值较高。如《小雅》中的《采薇》一篇，向来被称道，它写了一个人出征同玁狁〔xiǎnyǔn险允〕(即后世的匈奴)打仗，经历了长期艰苦的生活，最后回到家乡的心情：
昔我往矣，(回想我出征的时候，杨柳依依。杨柳也露出惜别的情意。今我来思，现在我回来了啊，雨雪霏霏。飘落的雪花铺天盖地。行道迟迟，一步步走在路上，载渴载饥。渴干嗓子饿扁了肚皮。我心伤悲，我心里满怀悲伤，莫知我哀。没有人理解我的愁绪。)这是一首很动人的抒情诗。《小雅》里的这类诗，风格上类似国风，其中有的就是民歌。
3颂诗
颂就是歌颂，是国王和诸侯用于祭祀和重大典礼的乐歌。颂诗又分三部分：《周颂》31首，是周天子专用的；《鲁颂》四首，是鲁国诸侯专用的；《商颂》五首，是宋国诸侯歌颂其祖先的，因宋国是武王灭商后，由商民族建立的诸侯国，所以称商颂。颂诗是统治者的庙堂歌辞，所以都呆板平直，绝少诗味，是《诗经》中文学价值最低的部分，但有史料价值。
《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为“诗”，孔子称之为“诗三百”，并无“经”的名目。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被称为《诗经》，成为封建社会的神圣经典之一，在封建社会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隋代以后确立科举制度，《诗经》是考试内容之一，读书人都认真研究它，对它十分熟悉。《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后历代诗人都自觉地学习《诗经》，继承这个传统，用他们的创作去反映社会现实。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积极提倡《诗经》讽谕怨刺的精神，主张用诗歌干预政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使他们的诗歌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诗经》的许多语汇至今仍被运用着，如“琴瑟之好”、“鹊巢鸠占”、“切磋琢磨”、“乔迁之喜”、“小心翼翼”、“投桃报李”等等，可见《诗经》影响之深远。
诗的起源和《诗经》 篇2
一、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
《诗经》中的爱情诗一度被曲解, 要么过分拔高, 要么刻意贬低, 近来逐步恢复原貌。其中的婉转情韵, 历经千载, 今天读来仍有感于心, 它反映出的当时的婚俗与民俗也极具研究价值。
《卫风·氓》中写到:“女也不爽, 士贰其行。士也罔极, 二三其德”以及“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 从中可看出对爱情的专一已是一种通行的道德观念, 这种观念只有在父系社会一夫一妻制确立时才可能产生。至于《邶风·柏舟》中“之死矢靡它”的激烈誓言, 其态度就更加决绝了。
《诗经》中有很多采摘诗, 多涉及婚恋, 如“采采卷耳, 不盈顷筐”、“彼采葛兮”、“终朝采绿”等, 这属于实写, 采摘在氏族公社时期曾是一项主要劳动, 《诗经》时代虽已开始农耕, 但采摘仍在继续。《采绿》中写到:“终朝采绿, 不盈不菊。予发曲局, 薄言归沐。”都是寓情于景, 写劳动中的思念之情。从采摘中可看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这些都是现实主义手法的体现。
二、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
《诗经》的开篇之作《周南·关雎》写“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这首诗的作者热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一位窈窕美丽、贤淑敦厚的采荇女子的热恋和追求, 感情单纯而真挚, 悠悠的欣喜, 淡淡的哀伤, 一个痴情者形象历历在目。《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 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 怎么办呢?几多愁苦, 几多矛盾, 将一个左右为难的少女刻画得如此生动!《卫风·伯兮》写了一位女子自从丈夫离别后, 无心梳洗, 思念之心日日萦绕期间, 苦不堪言, 让人顿生怜惜之情。《郑风·风雨》:“风雨凄凄, 鸡鸣喈喈。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写的则是见到情人时的欣喜心情, 可见思念之深之切!
《诗经》中的婚恋诗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或喜或悲、敢爱敢恨的形象, 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三、深刻隽永的描写和形象活泼的语言
《诗经》中大量的婚恋诗意蕴深含、耐人寻味。爱情的美在于它的纯洁, 不带任何功利色彩, 不受任何世俗羁绊, 纯粹的爱情是最先开放在山野中的百合, 纯美甘甜, 清香四溢。
《秦风·蒹葭》中这样写到:“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诗中写的是相思之苦, 可望而不可即, 写得很凄美。《郑风·溱洧》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篇, 诗中写的是阳春三月, 大地回暖, 艳阳高照, 鲜花遍地, 众多男女齐聚溱水、洧水岸边, 祈求美满婚姻。一对情侣手持香草, 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感受着春天的气息, 享受着爱情的甜蜜。“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芍药”。他们边走边相互戏谑, 并互赠芍药以定情。这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 它标志着和谐、自由、平等, 散发着愉快与天真的气息。
《诗经》中的婚恋诗, 不但语言优美, 而且意境隽永, 读来令人齿颊留香。《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夫人:“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这一段已经成为了千古传诵的描写美女的名句, 颇为传神。清人姚际恒极为推赏此诗, 称言“千古颂美人者, 无出其右, 是为绝唱” (《诗经通论》) 。孙联奎《诗品臆说》也拈出此二语, 并揭示出其之所以写得好的窍门:“《卫风》之咏硕人也, 曰‘手如柔荑’云云, 犹是以物比物, 未见其神。至曰‘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则传神写照, 真把个绝世美人活活地刻画了出来, 走进了读者的心灵。
诗的起源和《诗经》 篇3
关键词：《诗经》 征役诗 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
《诗经》中征役诗产生的历史背景：《诗经》中的作品基本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这段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我国奴隶制社会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发展过程。西周建国后，经过成、康、昭、穆几代的努力把我国奴隶制社会推上了发展的顶峰。到了夷王、厉王的时候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了，西周王朝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继之的“宣王中兴”，不过是西周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西周和春秋交替之际，社会更加黑暗，政局急剧动荡，人民痛苦不堪。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是战争十分频繁。据史料记载，周宣王即位以后，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接连对外用兵，宣王三年至五年，仅二三年间就先后讨伐了西戎、猃狁、荆蛮、淮夷、徐夷等几个少数民族。王权衰落以后，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迭起，据《左传》[1]记载：鲁恒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战争必然伴随着繁重的劳役，各国统治者都役使大批民夫。又，鲁庄公二十八年“冬，饥。筑郿”。“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廪。”“秋，有蜚，为灾也。”“冬十二月，城诸及防。”鲁国在连续两年严重受灾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农时，不恤民情，先后三次大规模地征调民夫修筑城防，其他国家役使人民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是兵役还是徭役都要由劳动人民来承担。统治者为了确保对劳动人民的役使权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制度，《周礼·地官》中规定：“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2]在残酷的政治压迫下，兵役徭役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使数以万计的行役者在苦难中呻吟。当时的社会状况正如《大雅·桑柔》中所描写的，“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在触目皆血泪、充耳惟哀音的社会环境中，劳动人民从个人的不幸遭遇中深深感受到时代的黑暗，一种伤时忧乱的思绪冲击着心扉。
与此同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掠夺人口和财富，相互争战。争霸战争也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人民怨恨战争，渴望统一的心声在《诗经》征役诗中多有表现。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以下将对《诗经》中征役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简要论述。
一、思想内容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在《诗经》中大概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诗经》中一般被称为“王事”。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居多。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诗经》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作品是以行役者的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具体从四个角度加以表现：一是直接描写征夫、役夫的怨与恨；二是从思妇的角度间接描写行役之悲；三是从下层官吏的角度反映行役之苦；四是反映将士爱国抗敌之豪迈。《诗经》行役诗所体现的情感特征是哀怨的，它的形成受到了时代和社会、部落情感以及作者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诗经》中反映的战争，有抵抗玁狁、蛮族、徐方、淮夷等部族侵扰的战争，也有春秋时期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因此在《诗经》这类诗歌中我们既可以听到将士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高歌，也可以听到士兵们厌战思乡对穷兵黩武的怨恨。《诗经》反映战争徭役的诗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繁重的徭役
繁重不堪的徭役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田园荒芜、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在怨声哀歌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战不休。平王东迁之后，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战争更是连年不断，征役繁重，民不聊生，苛酷的兵役，徭役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豳风·东山》是一位随周公东征三年幸获生还的老兵在归途中的歌唱。虽然周公率军平息管叔、蔡叔及殷人武庚的叛乱，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但带给士兵的依然是妻离子散和田园荒芜的悲哀。在“零雨其濛”的归途中，诗人想到九死一生，告别了那枕戈待旦、含枚疾行的军族生活，心中不禁漾起阵阵喜悦。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沿途所见十室九空，荒芜残破的情景，不禁使他担心家中境况：
果赢之实，亦施于宇。
伊威在室，蟏蛸在户。
町疃鹿场，熠耀宵行。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由家园破败，进而担心起三年前新婚燕尔的爱妻，“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时她正在怀念自己，还是已有变故，“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将现实之景与想象、回忆之景有机融合于一体，时空交错，将老兵亦喜亦忧，可畏可怀的心理演绎得淋漓尽致，真切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邶风·击鼓》的作者是被卫国统治者州吁派到宋国戍边的兵士。郑笺《左传·鲁隐公四年》载：“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连年征战，《击鼓》作者“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他回忆起临别与妻的誓言：“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想到长年征战在外，无法与妻见面，对战争产生了怨恨。“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他那撕心裂肺的呼告，是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的控诉。
《唐风·鸨羽》中，没完没了的徭役使农民终年在外疲于奔命，根本无法赡养父母妻子，因而发出呼天怨地的声音，强烈抗议统治者的深重压迫：
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王室的差事没完没了，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大量的田地荒芜失种，老弱妇孺饿死沟壑，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战乱频繁的现实反映，所以诗人以极其怨愤的口吻对统治者提出强烈的抗议与控诉，甚至呼天抢地，表现出人民心中燃烧着熊熊的怒火，随时随地都会像炽热的岩浆冲破地壳的裂缝喷涌而出，掀翻统治阶级的宝座[3]。
《小雅·北山》中写道，“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糜盬，忧我父母”。诗句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极为沉重的徭役劳动所表示出来的不满情绪。
（二）官吏行役之苦
《小雅·四牡》中“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写出了一个公务缠身的小官吏驾驶四马快车奔走在漫长征途而思念故乡、思念父母的情境。《小雅·小明》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心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心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
《召南·小星》描写一个身卑职小的下层官吏在王命的驱使下披星戴月地奔波。虽然他已经心力交瘁，但仍然不敢停息，他没有勇气同奴役他的统治者抗争，只好自怨“寔命不犹”。用自我欺骗的方式去寻找心理上的平衡。《小雅·小明》中写一个被贬谪的小官吏，他置身于荒远之地，政务纷繁，虽然几经寒暑，但仍不知归期。他急切地盼望结束这痛苦生活，早日还乡与思念的亲友团聚。
这些诗句写出劳动者对劳役负担不公的现象极为不满。在奴隶社会里，沉重的劳役负担完全落到广大的劳动者身上，奴隶主贵族根本不负担劳役。对这种极不公正的情况广大劳役负担者十分愤慨，他们感到征夫过得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甚至感到自己不该来到人世，“哀我征夫，独为匪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三）征夫、思妇相思之忧伤
两地相思牵挂，征夫思念妻子父母，征役者的家中父母妻儿也同样想念服役的亲人。《王风·君子于役》中妻子看见鸡进窝，牛羊归栏，融景生情，更加关心自己的丈夫，唱出了夫妻离别的心酸：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熟悉农村生活的人常看到这样的晚景：农作的日子是辛劳的，但到了黄昏来临之际，一切归于和平、安谧和甜美。牛羊家禽回到圈栏，炊烟袅袅地升起，灯光温暖地跳动起来，农人和他的妻儿们聊着闲散的话题……黄昏，在大地上出现白天未有的温顺，农人以生命珍爱着的东西向他们归聚，这便是古老的农耕社会中最平常也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时刻。可是，在诗里，那位妻子的丈夫却在远方，我们能看到那凝视着鸡儿、牛儿、羊儿，凝视着村落外蜿蜒延伸、通向远方的妇人，她生活的缺损在这一刻也就显得最为强烈了——她如此惆怅地期待着。[4]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掷在孤独与恐惧中了。他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而是永远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归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如《卫风·伯兮》就生动地描写女主人公这种情怀：
某雨其雨，杲杲日出。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 。
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难以排遣的痛苦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魏风·陟岵》是一首征人思亲之作，抒写行役之子对父母和兄长的思念之情。曾被推为“千古羁旅行役诗之祖”。[5]
（四）爱国抗敌之情怀
《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有的表现当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人民奋起反抗，保家卫国的强烈的自豪感，写出了他们的爱国情感和英雄气概，充满乐观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每当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人民总是奋起反抗，保家卫国。《诗经》中的爱国诗，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大雅·江汉》是写宣王之时，首先消除猃狁之患，然后宣王亲征，平定淮夷之乱。宣王驻于汉江之滨，命召伯虎率军征之。召伯虎取胜归来，宣王大加赏赐，召伯虎因而作铜簋以纪其功事，并作此诗，以颂其祖召康公之德与天子之英明[6]。《大雅·常武》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再如《秦风·无衣》，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高度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还有《小雅·瞻彼洛矣》《小雅·出车》《小雅·六月》《鄘风·载驰》等，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二、艺术特色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这些诗除具有《诗经》的共同特色外，还有其独自的特色，其艺术特色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没有具体军事场面的描写
《诗经》中的战争诗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的军事场面，最多就是对行军阵容的宏大和军队的气势给与描写，没有更具体的关于军事斗争的内容。《诗经》中的这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
《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瓒、 秬鬯等，召虎乃作召公簋，铭记其事。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殷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诗中以一句“经营四方”，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比，饱蘸笔墨，将王师的声威、气概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小雅·六月》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但这首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这次战争的胜利描写，赞美宣王时的中兴功臣，即这次战争的主帅尹吉甫文韬武略、指挥若定的出众才能和堪为万邦之宪的风范。另外，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也是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诗经》中这类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所写的战争诗，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集中表现军威声势，如《小雅·采芑》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
（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王风·君子于役》《豳风·东山》《小雅·杕杜》等反映出长期的戌役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痛苦，写出了妻子思念、期盼长年在外服役的丈夫和征夫对妻子及父母的思念。《小雅·采薇》这首诗歌，先写了久戍难归的原因，接着写了作战的紧张生活。从全诗表现的矛盾情感看，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似乎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因此，在漫长的归途上追忆起昨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是极其自然的。《卫风·伯兮》既写了妻子因丈夫征战的骄傲，更写了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诗歌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我们从诗中读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强烈情感经过责任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和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因为本诗所涉及的社会背景是长期存在的。[7]这些诗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
（三）发问增强抒情效果
《诗经》的征役诗中，运用了很多的问句，这些问句的巧用增添了诗歌的表达效果和艺术魅力，使诗歌的句式更加灵活多变，使叙事井然有序，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有时也是心理描写的一种方式。
《邶风·式微》中，“式微，式微，胡不归”两次出现，但并不是有疑而问，而是胸中早有定见的故意设问。诗人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夜以继日地在野外干活，有家不能回，苦不堪言，自然要倾吐心中的的牢骚不平。但如果是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采用这种虽无疑而故作有疑的设问形式，使诗篇显得宛转而有情致，同时也引人注意，启人以思，所谓不言怨而怨自深矣。又如《召南·殷其靁》，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化响雷的地点，“殷其靁，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 “殷其靁，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这样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
如《小雅·四牡》中，“四马騑騑，周道倭迟。”马儿跑得快，跑得累，而道路又是那么曲折悠远，漫无尽头。风尘仆仆小官吏知道马车跑得越快，离故乡越远。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想那圣神的“王事”差事么？不，他只在想一件事：“归”。却又用“岂不怀归？”那样吞吐含蓄的反问句式来表达，表现了丰富细腻一言难尽的思想感情，非常耐人寻味。除了陶渊明式人物能毅然“归去来兮”外，天下有多少人不怀归？
另外，《召南·旄丘》《王风·黍离》《王风·君子与役》《秦风·小戎》《秦风·无衣》《小雅·四牡》《小雅·采薇》等诗中都有不少这样的诗句，它们多是明知故问。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喊更能表达作者强烈的感情，达到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效果，同时也让句式更加灵活。
（四）幻想的创造，虚实结合
在《诗经》征役诗中，以征夫角度来写妻子或以思妇的角度写丈夫，是常见的手法。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手法，把征夫（丈夫，儿子）对亲人（妻子、父母）的牵挂、思念以及家人对征夫的担忧、盼望写得淋漓尽致。
如《魏风·陟岵》，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思乡诗一种独特的抒情模式：从对面设想亲人念己之心。抒情主人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幻境：在他登高思亲的时候，家乡的亲人此时此刻也正登高念己，并在他的耳畔响起了亲人们一声声体贴艰辛、提醒慎重、祝愿平安的嘱咐和叮咛[8]。如《秦风·小戎》中，征人的妻子回忆起丈夫出征时的壮观场面，进而联想到丈夫离家后的情景，回味丈夫给她留下的美好形象，希望他建功立业，博得好名声，凯旋归来。如《秦风·无衣》后两章写主人公在途中对妻的怀念：有推想妻在家中的忧思（“妇叹于室”），有回忆新婚的情景，也有对久别重逢的想象，还有对家园残破的想象，这也许是国风中想象力最为丰富的一首诗了。
（五）口语式直白的语言
作为最早诗歌集大成者的《诗经》，是口语写作的典范之作，诗歌中很多口语的运用，使得诗歌通俗易懂，表达形象生动，征役诗中，特别是表达征人和亲人之间的思念、担忧之情的诗中，都有很多呼之欲出的口语。
如《魏风·陟岵》中，亲人的念己之语，体现出鲜明的个性。从诗篇看，父亲的“犹来无止”，嘱咐他不要永远滞留他乡，这语气从儿子出发而不失父亲的旷达；母亲的“犹来无弃”，叮咛这位小儿子不要抛弃亲娘，这更多地从母亲这边出发，表现出难以割舍的母子之情，以及“娘怜少子”的深情；兄长的“犹来无死”，直言祈愿他不要尸骨埋他乡，这脱口而出的“犹来无死”，强烈地表现了手足深情，表现对青春生命的爱惜和珍视[9]。如《王风·君子与役》，就如一个妇人在向你淡淡描述一幅乡村晚景图、缓缓诉说对远出服役丈夫的思念，而这种口语式的真实表达却更能打动人的心扉。《王风·杨之水》《小雅·采薇》《小雅·四牡》等诗歌都用口语式的语言来表达，当然，这种口语是对生活语言的提炼，它虽然来自生活，却高于生活。
（六）怨愤的悲剧色彩
《诗经》“行役诗”中不少作品反映了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直接描写了出征将士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凄苦心境。“击鼓其镗，踊跃用兵”[10]，在《邶风·击鼓》中诗人起笔就极为概括地勾勒出一幅动乱的社会图景：统治者穷兵黩武，将士们奔走效命，隆隆鼓声、滚滚烟尘、腾腾杀气交织成一片灰暗混乱的艺术画面。在这个背景下诗中主人公登场了。这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士卒，他久别亲人，效命疆场，思念家乡，忧心如焚。想到往昔与妻子的誓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今全部化成泡影，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美好的憧憬。他的心境是绝望悲凉的，感情是无限沉痛的，在“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询兮，不我信兮”的悲叹中，充满了难以生还的忧伤。诗中凄苦哀怨的情调催人泪下。《王风·扬之水》描写一个远戍他乡的士卒，思念亲人，望眼欲穿，对无休止的战争极度怨恨：“扬之水，不流束薪”，“扬之水，不流束楚”，“扬之水，不流束蒲”，全诗用复沓的章法、回环往复的韵律构成了凄凉的情调，传达了东周王朝衰败的哀音。伴随着这个凄凉的调子，诗人以抑制不住的忧愁怨愤之情唱着：“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强烈的盼归之情，无尽的忧愁怨愤与隐约的绝望心绪，都从这哀怨的诗句中表现出来。战争使无数将士葬身沙场，成了异乡之鬼，那些从死亡中逃出来的幸存者又如何呢？《豳风·东山》中写一个新婚不久被强征入伍的士卒，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斗岁月终于踏上了归途。然而侥幸生还不仅没有使他快乐，反而更增添了几分忧虑：“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主人公久役东山思归心切，然而一旦踏上归途却又忧虑重重。他想象着现在家里可能已经残破不堪了：“伊戚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尤其当他想到新婚久别的妻子“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时内心更是忧心如焚。盼归而又怕归，想见亲人而又怕见亲人的矛盾心理煎熬着他，使他内心十分痛苦。诗人把这个士兵放在“零雨其濛”的天气环境中描写，阴冷的气氛烘托着他悲凉的心境，使诗中哀怨之情显得更加浓郁深沉。
《诗经》“行役诗”都是饱含着作者感情的抒情诗，这些作品在悲凉的氛围中表达了人们哀伤怨愤的情怀。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产生在于人们遭遇了不该遭遇的厄运，它的审美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11]。《诗经》行役诗正是这样具有悲剧性的作品。它们抒发了行役者被抛离正常生活轨道，遭受了正常人所不该遭受的厄运时的哀伤怨愤情绪，并以怨愤而强烈的呐喊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因而这些诗歌具有十分丰富的悲剧性审美价值。
总而言之，征役诗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扬战功，叙写军威，还是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在后代诗歌史上都不乏回响。
注释：
[1]许嘉璐主编，陈克炯注译：《春秋左传》，《文白对照十三经》，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许嘉璐主编，许嘉璐著译：《周礼》，《文白对照十三经》，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汪贤度：《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03页。
[4][7]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骆玉明，顾伊：《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第110页。
[5]见[清]乔亿著：《剑溪说诗又编》。
[6]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赵逵夫：《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3页。
[8][9]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陈文忠：《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第186页。
[10][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11]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9页。
诗的起源和《诗经》 篇4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三百”中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
一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人伦理常的国度。所谓人伦，是指存在於人类社会中以维系道德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称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P125]《礼记·中庸》又称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为“天下之达道”[3](P28)，《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为“五教”[4](P523)，足见其重要性①。在古代人看来，人伦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所谓“无所逃於天地间”者是也。在这五伦之中，夫妇、父子(包括母子)、兄弟(包括姊妹)这三种关系，发之於“人之大欲”，归之於社会伦理，中国人常称之为“天伦”②，是因婚配、血缘和长幼等而产生的亲情。夫妇之道、孝道和悌道伦理，即是分别协调夫妇、父子和兄弟这三种基本家庭关系的规范和准则。“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亲，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整套人伦规范。“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 [5](P292)，由对故土的眷恋而产生的对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说，以家族为本位的人伦亲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它一切的社会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点而衍发的。
中国古代诗歌以情之抒发为本质特征，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毛诗序》)。由于中国古代有这种重视人伦亲情的传统，亲情诗在中国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领域。《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自然也是中国亲情诗的源头。翻开《诗经》，有关人伦亲情的篇目和诗句随处可见。“诗三百”中，表达亲情者不下20首，带有亲情的成分者更多。家族人伦亲情对“诗人”们来说，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文化背景，更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礼义规范中，亲情一直处於“礼义”的严密框架之内，由情发礼止情感抒发机制而融铸的“温柔敦厚”诗教原则，於亲情之表达得到鲜明体现。
二
夫妇人伦是周人的首重之情①。“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2](P143)。新婚是男女生活中幸福的起点，是人生的终身大事;男女两性的结合组成家庭，由此衍生出父子兄弟之家庭伦理亲情关系。《诗经》以《关雎》为首，即含有敦厚夫妇之意，正如《诗大序》所云：“风天下而正夫妇。”有夫妇始有人伦，《韩诗外传》卷一载孔子与子夏论《关雎》，借子夏之口云：“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6]夫妇乃是人伦礼义中极重要之一环，如《礼记·内则》云：“礼始於谨夫妇。”[7](P759)《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3](P23)《周易·序卦》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8](P294)只有夫妇关系和谐了，才谈得上其它。故《礼记·昏义》云：“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 [7](P1418)人伦造端乎夫妇，而后有五伦次序，从而构成君臣之国家关系。东汉荀爽延熹九年对策云：“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恒》。”[9](P2052)所以，可以认为《诗经》以《关雎》始，即象征它对人伦的关切。夫妇间的道德，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方能维系夫妇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首结婚典礼上的乐歌②，《关雎》“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拟□□之好”[10](《孔子诗论》10、14、12)，既有在雎鸠关关和鸣的河边与淑女邂逅的一见钟情，又有“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急切相求;既有 “求之不得”遭拒后对“淑女”情真意切的相思爱恋，又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中夫妇和睦的挚情美满。
《诗经》写夫妇之义的诗篇尚未被后世儒家导向君臣国家的政治伦理轨道，而是充盈着浓浓的天然温情，从中可以领略到上古婚姻家庭生活的多彩图景。如《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翿 ，左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此诗题旨，朱熹《诗集传》认为是妇人乐其夫不再行役之辞：“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於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11](P43)诗人捕捉了一对情真意挚的夫妇奏乐舞蹈，相招相乐的行为片断：夫妇贫贱相守，心乐情爽，双双同歌共舞，自娱自乐，其形阳阳(洋洋)，其情陶陶，於流美欢快的格调中，不难想象这是一对相敬如宾、鱼水情得的恩爱夫妻，和睦爱敬，其乐融融。如果说这里体现的是对“礼义”所倡导的夫妇之道的礼赞的话，那么《郑风·女曰鸡鸣》则恰似一幕夫妻家庭生活小剧，在率性朴质中表现出夫妇间温磬的爱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闻一多认为此诗是“乐新婚也”[12]。全诗通过这对勤劳的青年夫妇维妙难肖的对话，以几个依次展现的特写镜头表现出二人世界的无限温情，夫妇间互敬互爱、互助互勉，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春秋时期征战频繁，夫妇分离是家常便饭，《诗经》表现情深意笃的夫妇再次被宙斯之剑劈为两半时对当事人所造成的触及生存本质的深深挫伤，今天读来仍使人有心灵震撼之感。这方面以《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为代表。两首诗均为“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11](P40)。《伯兮》共四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首章夸夫，次章思夫，三章写思之切，末章写思之苦，聪明英武的“伯”(夫君)使她自豪，分离又使她陷入生活紊乱的无尽痛苦之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愿言思伯，甘心疾首”，“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对“伯”的刻骨相思丢不了、治不好，一层深似一层，委婉曲折，真切感人，活画出一个鲜明而生动的思妇怀人形象，堪称千古“闺怨诗之祖”。《君子于役》共两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见景怀人，情思悲切，日落黄昏，这位思妇独自依门而望，鸡栖于窠，牛羊归栏，行役夫君，还未还家，“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声深情的叹息，感人至深;“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默默的祝愿中更见思之切、忧之深，在带有某种朴野色彩的情性表达中，显示出对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呼唤着生命性灵的完整;同时也以对“最难消遣是昏黄”的国人共通心理的敏锐捕捉，唱出了千载以下人们的共同心声。《邶风·绿衣》抒发对亡妻的深切怀念，他穿上妻子生前亲手缝制为自己的绿衣黄裳，睹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启后世“悼亡”诗之先河。《邶风·击鼓》写一位“从役者念其家室，因言始为家室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3](P19)感真情惋，动人心魄;《豳风·东山》写一位九死一生的戍卒在细雨濛濛的归乡途中思念家室的内心活动：“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心心相印，心灵感应，将征夫、思妇相互怀恋的真切感受和盘托出。此外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虽写弃妇之怨，不能算是亲情诗，但其中有很多对过去夫妇家庭生活的回忆，把那种爱恨交织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或哀怨或决绝，均表现出在合法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破裂时对周礼所规定的夫妇正道的渴望。
“父母者，人之本也。”[13](P2482)父母子女间有着直接的血缘的关系,存在着最为浓烈、深挚的亲情。中国古代，父母子女之间天然的至性至情，既关联着人伦理常也关联着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成了中国古代诗歌重要题材之一。《诗经》中出现一些关於父母子女亲情的篇章。如《邶风·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诗序》云：“《凯风》，美孝子也。”父母作为子女的直接养育者，“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豳风·鸱鸮》)，是子女终生难以报答的。全诗表现母亲抚育子女的辛劳和子女的感激之情，而为不能回报母亲养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责。无私的母爱像长养万物的“凯风”(夏日的南风)一样，温润哺育着年幼的儿女，儿女长大成人母亲负出了多少辛劳，耗费了母亲多少心血!而自己却未能报效母爱以慰母心①，“其自责亦深矣” [11](P19)!全诗用的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手法，以凯风、棘树、寒泉、黄鸟起兴，兴中有比，在有声有色的夏日图景中蕴含无限温暖的母爱亲情，“寄意远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14](卷一)，在重章叠句的复沓中，贴切地表达了对母爱的深情赞美和反躬自责的愧疚，“悱恻哀鸣，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与《蓼莪》皆千秋绝调。”[15]相比起来，《小雅·蓼莪》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父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语：“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全诗抒情跌宕起伏，回旋往复，艺术感染力强烈。“咏《蓼莪》则孝子悲”[16](卷五五)“蓼莪”成了后世表达悼念父母之情惯用的意象。西晋初王裒父母逝去后(裒父王仪任司马时为司马昭所杀)，“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17](P2278)曹植《灵芝篇》：“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唐人牟融《邵公母》：“劬劳常想三春恨，思养其如寸草何……伤心独有黄堂客，几度临风咏蓼莪。”《翁母些》：“独有贤人崇孝义，伤心共咏蓼莪诗”。清人杨贞《闻鸦喧忆亲抒怀》：“三复蓼莪诗，叹息欲废书。”张梦莲《忆亲》：“幼累爷娘长适他，伤心生女负恩多。风诗不少闺人泪，只有男儿赋蓼莪。”《凯风》、《蓼莪》是《诗经》中表达对父母深情的最感人的篇章，此外，《豳风·鸱枭》以禽言形式表现母亲不畏艰险保护子息，《周南·葛覃》描写已出嫁的女儿将回娘家前的喜悦，《唐风·鸨羽》写儿子因服役不能亲自侍奉父母的痛苦，《小雅·四牡》写外出为官的儿子思念父母而不能相见的苦闷，均真切感人。
一母同胞，情同手足;同宗共祖，血缘情深。《尚书·君陈第二十三》：“惟孝友于兄弟。”孔疏：“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18](P270)父子、兄弟同属天伦，兄弟之间友恭相处，也是对父母的孝行，因此兄友弟恭，就成了协调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横向关系的伦理规范，推而广之，则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从而形成“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杕杜》、《王风·葛藟》，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邶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聚族宴飨是周人“亲亲”的重要方式，《周礼·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大雅·行苇》是一首周王宴飨族人的诗歌，以丛生聚居茂盛的芦苇起兴，引入此次宴飨的对象“戚戚兄弟”，以宴飨礼仪之隆重来歌咏兄弟之情。《小雅·頍弁》展现了一幅宴请兄弟亲戚们的和乐场面，十分热闹，最后又有一些伤感和及时行乐的思想透露出来：“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小雅·六月》亦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兄弟共享美食，孝友亦体现于其中。而《小雅·常棣》更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诗补传》：“言兄弟之相亲出於自然也。”表达的是兄弟在一致对外、平定丧乱之后相聚宴会的情形。以常棣华则覆萼，萼则承华喻兄弟间之自然亲情，以常棣花盛开之明艳起兴，赞美族人兄弟之亲近美好，极写兄弟欢宴，敦睦和好，张扬兄弟之情以巩固宗族。全诗共八章，从多个角度和层次来表现兄弟之情，朱熹《诗集传》对此诗的解说较为透彻：
此诗首章略言至亲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测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难，则浅於死丧矣。至於四章，则又以其情义之甚薄，而犹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丧，然后相收，但有急难，便当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犹必共御外侮。其所以言之者，虽若益轻以约，而所以着夫兄弟之义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宁之后，乃谓兄弟不如友生，则是至亲反为路人，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故下两章，乃复极言兄弟之恩，异形同气，死生苦乐，无适而不相须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穷极而验其信然。可谓委曲渐次，说尽人情矣。读者宜深味之。[11](P103)
“常棣”①、“脊令”已成为兄弟的代称，被后世诗文广泛运用。如王勃《自乡[还]虢》：“无使《棠棣》废，取譬人无良。”张九龄《和苏侍郎小园夕霁寄诸弟》：“兴逐蒹葭变，文因棠棣飞。”杜甫《至后》：“梅花欲开不自觉 ，棣蕚一别永相望。”白居易《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华。名作棣华来早晚，自题诗后属杨家。”高骈《塞上寄家兄》：“棣萼分张信使希，几多乡泪湿征衣。”薛稷《饯许州宋司马赴任》：“令弟与名兄，高才振两京。别序闻鸿雁，离章动脊令。”孟浩然《入峡寄弟》：“泪沾明月峡，心断脊令飞。”《洗然弟竹亭》：“俱怀鸿鹄志，共有脊令心。”杜甫《得弟消息二首》其一：“浪传乌鹊喜，深负鶺鴒诗。”《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其二：“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鶺鴒。”《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鸿雁影来连峡内，鶺鴒飞急到沙头。”戴叔伦《舟中见雨》：“功名何卤莽，兄弟总凋零。梦远愁蝴蝶，情深愧鶺鴒。”宋范成大《山会同馆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把酒新年一笑非，脊令原上巧相违。”明冯惟讷《秋日寄懐家兄》：“明月双悬江海泪，秋风一寄脊令诗。”
以上所述的是《诗经》中有关夫妇、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亲情诗，另外一些篇章涉及到祖孙、姑侄、甥舅等亲情，兹不一一述及。《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虽不全然是亲情诗，但也有涉及到人伦亲情的地方。如《邶风·击鼓》写戍卒思归，其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数句，抒发对家中妻子的深深思念，非常感人。还有一些诗里面涉及不止一种人伦关系，如《常棣》中既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也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还有“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更涉及到朋友一伦。《魏风·陟岵》中既有“瞻望父兮”、“瞻望母兮”，也有“瞻望兄兮”，这首诗中父子、母子、兄弟间的三次对话虽然简单，但“犹来无止”、“犹来无弃”、“犹来无死”深切叮嘱，其“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14](卷一)，足令全诗生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它篇章中如《邶风·泉水》写外嫁别国的女子思归，回忆起当年出嫁的时候：“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大家族间的浓浓亲情。
三
家庭伦理是道德生活的核心，个人道德之养成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是家庭道德的伦理规范，以此来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亲爱和睦的家庭氛围，从而缔造全社会的和谐。家庭亲情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作为一个特定的生存空间，是个体身体与灵魂的栖居地。在中国文化中，家与国具有同构性，“‘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它的一切。”[19](P51)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起点，“国”是“家”的扩大，从家庭、亲戚到乡党、同窗，从社团、族群到社会、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亲情为主轴联结起来的，“家”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结构和价值指向;从个体来说，“事亲”又关联着自身的社会声誉与社会地位，所谓“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13](P3295)因此，人伦亲情不但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而且是保持社会和谐安定减少纷扰的重要精神力量。作为一部最具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诗经》以形象而质朴的语言写出上古时代的浓浓亲情，体现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爱的人伦理想，并由此而形成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对培育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构建鲜明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融合统一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网球运动起源和发展 篇5
网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2－13世纪的法国，当时在法国传教士和宫廷内流传着一种“掌球”游戏，方法是在空地上两人隔着一条绳子，用手掌将布包着头发等物质制成的球互相击打，布以埃及坦尼斯镇所产最为名贵，网球英文“tennis”由此而来。到了14世纪中叶，这种供贵族消遣的室内运动从法国传入英国，16－17世纪是英法宫廷从事网球运动的兴盛时期，平民无缘涉及，网球被视为“贵族运动”。
网球运动发展到16世纪，出现了用羊皮制作的球拍，17世纪将绳子改为网，球拍由羊皮改为由弹性的弦。1873年，英国人M.温菲尔德把早期的网球打法改进，1874年又进一步确定了场地和网的规格，1875年英国板球俱乐部推出了第一部网球比赛规则，1877年7月英国板球俱乐部更名为全英板球和草地网球俱乐部，同年在温布尔顿举行了第一届草地网球锦标赛。1912年3月1日，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网协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网球联合会（ITF），总部设在伦敦；1980年，中国网球协会被接纳为该会正式成员。20世纪70年代以来，网球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允许了职业选手参加温布尔顿等赛事，开创了职业网球巡回赛的先河。同时，科技在网球器材上的运用，促进了先进器材的生产和选手技术水平的提高。从70年代开始，世界上平均每个星期均有国际比赛，地点分布世界各地。到了90年代，网球运动更加普及，在国际网联注册国家就有160多个。作为世界第二运动的网球运动将以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不断发展的技术赢得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观众。
四大网球公开赛
《诗经》和《楚辞》 篇6
《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
在浩瀚广袤的中国文学璀璨星空中，闪烁着两颗明亮耀眼的星斗，它们分别是《诗经》和《楚辞》，可以说，这两部著作是国学的精髓。虽然时光流逝已然数千年，但其伟大思想艺术光辉却丝毫不减，伴随着历史车轮的轰然前行，不断放射出更加亮眼的光芒。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期，共收集诗歌305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风俗、文艺等诸多方面，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生活，被誉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现实的广阔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一。《诗经》中的诗来自广大的地区和阶层，作者有奴隶、自由民、士兵、流亡者、乞丐、思妇、弃妇，也有从统治者内部分化出来的受打击、排斥的贵族。他们从不同的地位、遭遇和生活感受，从各个不同社会侧面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展示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生活，时间跨度之长，背景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是后来许多诗集都难以比拟的。《诗经》反映现实的深刻性，是其思想特点之二。作者大多能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揭露统治者贪得无厌的本质和压迫人民的罪行，也反映了奴隶们的悲惨命运及奴隶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反抗过程。《诗经》通过这些描写，真实地勾勒出周代怎样由全盛走向崩溃没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