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

社会学（共12篇）

社会学 篇1

《音乐社会学教程》由曾遂今先生编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全书一共291页, 包括前言和正文的八个章节。从《音乐社会学教程》的框架来看分为八章, 它们分别是:第一章音乐社会学理论概述, 在这一章中论述了中西方在历史维度上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概况、研究对象、本质, 并对21世纪音乐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几个新的论题。第二章社会音乐生产以不同社会属性、不同商品属性、不同组织形式作为分类的标准对社会音乐生产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并且从音乐创作、表演、传播、伺服生产四个部分分析社会音乐生产的内部结构与动力分析。第三章音乐受众论述了国内外音乐听众分类方法的研究概况、音乐受众的普遍性的基本特征、类型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音乐受众的宏观观察、把握方式。第四章音乐流行, 其中有包含音乐流行的概念与特征、类型。在音乐的社会流行机制和音乐流行强度的测定上笔墨颇多。这一章作者大量的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试图系统的解释音乐流行的一般机制;在音乐流行强度的测定方面, 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做了定量或是定性的研究。第五章音乐传播是基于传播学的理论构架中抽离出的对音乐传播特有的理论基础性探究。作者利用传播学的方式在接近音乐信息流通的本质, 把音乐理解为一种传播的交互作用形式。第六章曾遂今先生对于音乐作为商品所具有的特性具有独到的思考。第七章相较于曾遂今先生的《音乐学概论》, 增添了作者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部分的内容。他将中国音乐文化体系用联系与发展的眼光看待。这种音乐文化体系的交互运动从传播学的系统论来看, 不同时间、空间上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该子系统或者母系统特性的改变。从而引起系统内部各部分相互关系和特征、功能变化。最后一章中, 作者通过对四种社会音乐的现象将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分类并且深入的透析它们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职能、价值等。

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踏实的治学态度

《音乐社会学教程》不同于目前市面上流通的音乐社会学类书籍, 它不满足于对社会音乐现象浮于表面的浅描写, 也不是毫无章法的学科研究初探, 而是将音乐置身于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中, 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曾遂今先生作为最早致力于对国外资料的阅读和整理的一批学者, 他敏锐的认识到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 对于音乐社会学研究大多为引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到了20世纪80年代, 虽然国内学者们在对社会现象、音乐行为的关注方面给予了更多的注意, 但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且对于音乐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还是模糊不清的。而曾遂今先生的这本教程是其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的集成, 它不是枯燥的纯粹性说理, 而是通过大量具有鲜明社会性的音乐现象案例和丰富的史料, 从音乐社会学视野, 对社会中的音乐现象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把握。

曾遂今先生扎实的治学态度赋予了《音乐社会学教程》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鲜内容, 填补了我国音乐社会学相关研究的空白。作者在译著了一批国外音乐社会学的文章后进入自己的知识内化阶段, 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相关论文、论著, 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体系, 完成了学科独立以及音乐社会的“本土化”问题。通过对曾先生对音乐社会学的思考历程, 我们能够发现:从1985年作者翻译了索霍尔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 接着总结了国内外音乐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之后, 其运用学科内的知识进行个案的研究, 在1987年和1988年发表了:《音乐社会学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对象初探》、《音乐听众分类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音乐流行考析——音乐社会学时间思考笔记》《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音乐社会学时间思考笔记》。从这些论文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察觉到作者收到索霍尔的影响, 即尽可能的从社会的横切面和历史的纵切面的每一个可能角度对“音乐文化”进入深入地剖析和强调创作者与听众的循环性构成的音乐社会的网状结构模式。其在九十年代的多篇论文也意义非凡, 特别是《社会音乐生产结构引论》和《大众音乐价值思考》这两篇, 奠定了《音乐社会学教程》的重要部分。进入新世纪, 作者的音乐社会学研究视野更加广阔, 从中国古代大众音乐的音乐社会学思考到当代中国音乐文化体系相交互动初探, 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更加值得敬佩的是其引进了传播学的理论去解释音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 从而带领读者观察、分析新世纪音乐网络技术传播的热点现象。最终, 在2010年作者将其对于音乐社会学的思考有机串联成一本著作。

二、学科理论构成的合理性和实践性

全书的构架自成体系, 新颖别致, 清晰流畅, 论述深入全面, 富有独立见解, 并且力求体现中国特色。这本书学术价值重大, 它填补了中国本土音乐社会学的空白, 使得只有译著, 或是论文研究不深入的音乐社会学学科窘况一扫而空。

曾先生在继承了音乐社会成因、音乐社会功能作用的两大板块的研究对象之余, 又开辟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可以划分为音乐的社会成因的选题:社会音乐生产、音乐流行、音乐传播、音乐商品与生产。这一类的选题着重关注在特定社会条件和功能需求下的音乐类型、形式、生产与繁荣, 还有音乐的传播、音乐组织、机构等等。还有一类应该属于音乐的社会功能研究, 比如说音乐受众研究、音乐社会教育的研究。另外还有一类, 它游离于两种研究之间。这一类是从音乐的纵向运动来研究的, 它们不需要强调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音乐运动的研究, 只需要做纵向上的逻辑整理, 其中不乏相关功能与形成原因的揭示。比如社会音乐生产运行机制中的中国音乐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几种重要音乐类型这几章正是这种类型。

作者在社会音乐受众、音乐传播、音乐了流行、音乐商品等章节中, 依据传播学的要素作为线索, 侃侃而谈, 提出了很多耐人寻味的见解, 以供广大非专业读者和专业学者思考、借鉴。曾先生认为音乐是一种特殊的音乐信息, 研究音乐的社会流动就是关注其作为音乐信息的传播与流动。围绕着这一论点, 作者基于拉斯维尔的传播五要素:传播者、媒介、信息、受者和传播效果 (信息反馈) 。从音乐信息在社会中的流动这一角度, 研究社会中音乐信息传播系统及其运行规律。本书在吸收一般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推进音乐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时, 并不是一个简单概念移植、套用, 而是依托传播学视角, 在大量实践性资料中抽离出音乐信息的生产者、传播方式 (媒介) 、受众、传播效果 (音乐流行) 这几个方面构筑起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即使是对于一个章节的理论构成, 作者的安排也是系统全面而又清晰的。例如曾先生将中国音乐摆放到流动的、前后联系的历史长河之中, 并从纵、横和历史三维视角观察中国音乐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技术层面, 或是它所面对的社会群体、社会方向、社会目的等方面。从而审视和考证 (通过大量历史文献) 中国音乐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交互动, 产生相关的音乐功能, 并将这三大音乐文化体系的脉络延续至当代中国音乐。对于中国古代音乐三类不同本质的社会群体, 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追求、社会目的、价值。基于此为分类原则, 将音乐文化分为:宫廷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和文人音乐文化。中国的音乐文化在交替运动中不断发展、演变和积累, 然而三大文化体系的本质和内涵并没有发生断裂, 只是悄然的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所以, 将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音乐文化体系延续古代音乐文化体系的分类也是恰当的, 充分体现了作者延续性、发展性的思维模式。

这本操作实践性非常强的教科书实现了音乐社会学学科的研究的完整, 从宏观上抽象出来的严密的概念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音乐社会学相关概念) 和学科理论体系再到“具体”的过程。在现象调查实践活动规律分析基础上获得的理论。通过实证性的内容来探索和思考各种音乐社会现象, 并且与思辨性的论述相呼应, 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此外, 每一章节的本章理论思考与社会观察, 在一定程度上启发读者以音乐社会现象做总方向, 引导学生吸取众书中有用的信息, 认真严肃的开展相关课题调查研究、触发学生提出新见解, 预测音乐社会现象, 积极引导音乐传播方向。学生们可以在调查报告和观察资料中整理、获得理论, 从而进一步再与音乐社会现象实践相联系, 以指导、影响社会中音乐的实践活动。例如, 课后理论思考题都有一些历史中的, 或者是正在发生的音乐现象, 如“音乐粉丝现象”“音乐的网络传播”等等, 这些特别提出的与时俱进的音乐现象可以引发我们关于音乐社会学的相关思考。这种开放的、不断融入新内容、新课题的视角, 可以强化读者对音乐社会学思考的音乐史学观、牵引出现象中隐含的新的线索、新的学术端倪, 引导音乐社会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另外, 本教程的脚注非常的详实, 它们一方面方便读者复核原文, 判断资料的可靠程度;另一方面提供给读者一定的资料线索, 为他们的继续研究奠基。

三、丰富的资料与恰当研究方法

马克思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作者遵循这一原则, 在对音乐社会学学科进行研究之前, 先做了一次历史维度上的中国古代和西方早期音乐思想的音乐社会观的史料梳理工作。除了庞杂的历史资料, 曾遂今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再进行研究, 得到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在这些详尽资料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具有相当的突破。本书中吸取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很多, 体现出作者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面。这些研究方法中既有民族音乐学“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方法, 也有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观察方法和科学抽象法) 。读者们可以体察到书中拥有丰富的图例、图表和数学量化的阐明。从这些简明扼要、思维清晰的图表中, 由点到面的综合阐释读起来妙趣横生。我们可以无时不刻的感受到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学科, 作者对于借鉴的经验社会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综合的模型化技术和系统程序的娴熟。如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资料分析、问卷等, 详尽且具体的分析去音乐受众 (作者通过三层梳理得出的27种20世纪中国音乐听众分类) 、音乐市场。又进一步的对音乐的生产机制、流行机制、传播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并整合出一系列富有理论的模式图, 使得读者能够清晰、明确的掌握作者的新观念和新思路。

四、对于音乐社会学研究的文化意义和对于其他尚待完善的学科的借鉴

本书除了对于专业的读者和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 也对音乐的传播者、音乐创作者、生产者、音乐把关人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音乐创作者对于音乐受众的了解程度的深度和广度, 对于社会审美信息的把握以及对音乐市场机制、音乐流行的社会心理、音乐传播活动的规则研究的程度,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风格、创作趋向。而对于当代音乐的传播者的作用效果更是不言而喻, 本书正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启发相关从业者预测前沿音乐流行的动向, 合理引导音乐文化市场朝着规范化、多元化、健康化、可持续发展化和音乐消费的理性化方向发展。利用好这本书, 音乐把关人活跃在多种形式的传播链条中, 不仅是对音乐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 而且还必须利用这些音乐讯息, 促使音乐得以传播并获得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

本书对于其他相关学科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音乐社会学提供给我们一个特定的视点, 从这一视点审视我们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 将人类文化学、传播学、市场学、管理学、音乐历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有机融合在一起, 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本学科发展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贡献的同时, 弥补和丰富相关学科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美]苏皮契奇.《社会学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2]杨燕迪主编.《音乐学新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3]金经言译.《音乐教育学与音乐社会学》,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年版.

社会学 篇2

一、名词解释（8×5＝40 分）名词解释（8×5＝ 1.《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初级社会群体 3.差序格局 4.精英循环理论（帕雷托）5.制度化 6.社会控制 7.贫困文化（刘易斯）8.“AGIL”模式（帕森斯）

二、简答（5 题×10 分＝50 分）简答（1 试比较韦伯与迪尔凯姆在社会学研究对象方面的观点。2 简述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假设和观点。3 简述角色扮演中可能发生的问题。4 什么是霍桑实验？它对组织管理有什么启示？ 5 什么是越轨？如何界定越轨行为？

鞋子社会学 篇3

有真正的鞋跟，穿着上街，绝对是2012年最有胆量的造型，就看是否能hold住。可以试试，但一定要关注反馈。

为何不可或缺？

可以享受光脚穿鞋的乐趣，放大自己的造型理念。

短绒材质，Brooks Brothers，参考价格RMB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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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t

它出身于巴黎西部的平民街区，后来渐渐向上攀升、成为主流。它更加随性、更加cool，但舒适度也同样出色。

为何不可或缺？

舒适，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而且在各种场合穿都不是很突兀。

皮质高帮船鞋，Salsa，参考价格RMB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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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eaker

最近几年一直大行其道，让各种比较软化的穿衣方式都更有风格一些。

为何不可或缺？

因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范特西，绝不会出丑。

皮质，Vincent Schoepfer，参考价格RMB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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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tage

迎合了生态环保鞋子的风潮，造型简单，可以调出各种各样的味道，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只是不能搭配正装。

为何不可或缺？

因为少就是多，Less is more，不是么？

鹿皮质，Faguo，参考价格RMB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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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古墓丽影》中鼓吹的就是此种风格，军鞋在最近几年越来越流行。军鞋的设计越来越多变，看上去也很舒服。如果想装扮出叛逆风格，军鞋是最适合的。

为何不可或缺？

拥有一双军鞋，不是很棒的事情么？

像麂皮的牛皮材质，Blackstone，参考价格RMB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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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by

此为最经典的鞋款，也有一些变体，可以大胆地应用：条纹的、双材质的、彩色的……

为何不可或缺？

因为有时得穿戴认真，一丝不苟。

牛皮和鹿皮Derby鞋，Florian Wernet，参考价格RMB2200

社会学 篇4

会议分为开幕式、大会发言、分论坛和闭幕式等几个环节。开幕式由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张培富教授主持,他首先隆重介绍了特邀参会的三位学界前辈,分别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董光璧研究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前副理事长张碧晖先生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李伯聪教授。接着,邀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穆荣平教授致辞,他代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衷心祝贺,并谈到科学社会学研究对中国科技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着,山西大学副校长、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杰教授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介绍了山西省省情、山西大学历史与现状及科学社会学在山西大学的发展成就。《科学与社会》常务副主编李真真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胡志强教授也分别作了致辞。

会议以“科学社会学与科技创新”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我国科学社会学领域颇具代表性的最新成果。与会学者主要围绕“科学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与学科建设”、“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沿”、“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问题研究”和“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问题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一科学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与学科建设

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每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都会邀请学界老前辈讲述科学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作为我国科学社会学建制化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前副理事长张碧晖先生讲述了1979年到1990年间我国科学社会学的早期发展。他指出,在当时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都非常重视科学,同时也非常重视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国外科学社会学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引进,国内学者不仅积极组织和参与国内科学社会学会议,还参与国际科学社会学会议并去国外进行交流访问。在此基础上,国内4位学者编写了3本科学社会学的教材,其中就包括张先生参与编写的《科学社会学》。时代背景和张先生等前辈的努力,为我国科学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科学社会学在我国兴起以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学科建设仍然比较薄弱。为此,本次会议首次设置了“STS研究的中国化”圆桌论坛,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段伟文研究员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张碧晖、吴彤、李真真、胡志强、张增一、张培富、肖显静、王克迪、赵延东、张成岗、赵超、鲁晓、高璐等国内科学社会学界老中青三代人围绕“STS研究的中国化”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赵万里教授就科学社会学的本土化议题,从“本土化”的本意和内涵谈起,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在实证主义观念里是伪命题,只有在建构主义的前提下,社会学本土化的提出才有意义;他认为我们应该加强科学社会学的中国本土化努力与研究,具体从问题性质、何以可能、本土化进程和未来发展策略等作了进一步阐述。段伟文研究员就STS研究的在地化和全球化,从作为外来的STS理论特点、方法论特点和介入主流的科技评价等方面作了论述。此外,大家就对象本土化和理论本土化、本土化与中国化、本土化的历史性与规范性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从历史案例出发,有人从现实经历出发,有人从哲学思辨出发,有人从跨学科出发,各抒己见,充分交锋与交流。

就我国科学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层面,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有益的探索。山西大学张培富教授,回顾了科学社会史在西方科学社会学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中国科学社会学本土化需要重视和依赖中国科学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他进一步通过对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建制化的考察,展示了如何从科学社会史梳理走向科学社会学研究,为中国科学社会学本土化提供了现实参考。清华大学张成岗教授,从现代性问题史的视角梳理了我国技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困境及其原因,最后提出了推进学科建设的一些启发性建议。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李宁博士,基于对美国科技政策学研究计划(Sci SIP)进展的解读,探讨了这一计划对我国发展科技政策研究的启示,并提出了推进“科技政策学”这一新兴学科建设的建议。

二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沿

默顿、布鲁尔、柯林斯和拉图尔是科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理论都成为了科学社会学的经典。对经典理论的解读,有助于推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民选,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中如何维护科学的自主性进行了考察。山西大学樊岳红副教授,对布鲁尔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进行了语境论解读。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帆博士,对柯林斯专长规范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该理论在引领“科学研究第三次浪潮”中的作用。太原科技大学常照强博士和贵州大学邵丽霞博士,从不同角度对拉图尔的科学社会学理论进行了解读。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图景发生了剧烈变化,同时引发了很多社会思考。清华大学吴彤教授认为,当下的科学是混杂和乱象的科学,我们除了对理想的科学有所认识外,还应该对现实的科学有所知晓、有所警惕。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科学,止住科学的乱象,让多样性的科学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李真真研究员认为,当下的科学是多元价值博弈下的科学。她从当下的科学争论谈起,发现我们面对一个难以驾驭的大科学,就如何驾驭大科学,她给出两条建议:其一,使某种治理理念或原则成为利益相关方的共识,并且使其愿意和能够遵守这一群体共识;其二,考虑大科学的尺度,分割为若干自治单元,推进科学的治理。针对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在系统梳理英美国家的科学管理模式和深入分析我国科学管理现状基础上,提出了可供我国借鉴和参考的冲突治理模式。

科学给人类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肖显静教授认为,近现代科学即第二种科学的“建构”和“规训”是近代科学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古代科学即第一种科学虽然可能暂时有利于环境保护,但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最终也不能保护环境;要解决科学应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就必须变革近现代科学的“建构”和“规训”性质,让科学“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大力发展直接“面向”自然、对自然自身展开研究的“地方性科学”即第三种科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胡志强教授,通过鲜活的案例反映出社会中存在着知识分布影响社会公正的现象,指出资助制度和激励制度是决定知识分布的关键因素,并对知识分布如何求得社会公平公正、如何进行社会治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董光璧研究员,通过科学史上五个科学与资本结盟的经典案例分析,探讨了道德评价的动机论与效果论、科学共享与技术专利、科学奖的功与过、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限制四个问题,最后得出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科学的走向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进行简单的是非和善恶判断。山西大学尤洋副教授,对维基百科集体合作的认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指出了维基百科与科学的四种认识文化差异,认为维基百科知识可以被视为一种认识论研究中的集体陈词,这种集体陈词具有较强的可辩护性,维基百科并不能取代专家作用,但是却能够生成一种认识平均主义模型从而打破知识特权实现知识权利的转移和流动。厦门大学博士生王一雪,对科学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进行了探讨。

三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研究

科学共同体不仅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华侨大学王阳教授,对科学共同体的问题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东北财经大学徐祥运教授,对有行政任职的杰出科学家群体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高璐副研究员,系统考察了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的历史发展。山西大学博士生孙磊,以中华自然科学社为中心,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科学界社会责任意识的变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石长慧副研究员,对我国科研人员的收入差距现状及其来源进行了研究。山西大学博士生牛杰,对科学文化群落进行了探讨。山西大学博士生刘洋和郑言,分别对近代中医科学化共同体和近代中医学共同体进行了考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硕士生胡亚南,对中美化学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硕士生李凤,用社会网络理论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科研合作网络进行了研究。

在科技创新的同时,科技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风险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对其进行探讨和反思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延东研究员,对“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理念在中国推广面对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可能困境以及应对策略作了系统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认为,当下大多数科技创新是粗放式创新,这种创新以牺牲安全和环境为代价,以牺牲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代价,只考虑或只主要考虑经济收益,不考虑或不优先考虑创新风险、创新负面效应和负外部性,他进而提出可持续创新观点,并给出了从粗放式创新走向可持续创新转变的路线图。太原理工大学吴金生教授,提供了摆脱科技伦理困境的一种路径,即建构一种基于共同体伦理思维的整体性科技伦理范式。湖州师范学院陆群峰博士,基于海德格尔技术思想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进行了追问和反思。

四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问题研究

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是当下我国科技政策关注的焦点。河北师范大学韩来平教授,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出发,通过科学社会契约关系的考察,找出科研活动监管的依据并揭示了其实践困境,提出明晰契约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培育多元参与的有机监管中介,进而发挥监管中介的作用,建立常态化科研治理体系。海军工程大学陈仕平教授,在考察国内外军民协同创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背景下区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发展路径。广州行政学院李三虎教授,对数据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才政策是科技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认为,人才流动的实质在于个体拥有的知识资本存量在市场上获得最大收益,要想留住人才,需要真切理解人才流动的内、外驱动机制,即当下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是人才流动的最基本驱动力。基于此,他给出了人才流动的边界条件公式:流动净收益=流动预期收益-当下收益-流动成本≥0。因此,如果收益小于零,人才通常是不会流动的。就如何使得收益小于零即留住人才,他给出了四条建设性意见。

五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科学传播在我国近些年来成为热点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段伟文研究员,通过对新客观主义的内涵分析,从社会认识论和社会性知识的维度剖析了客观性内涵与生成机制,进而在新客观主义的视野中展开了科学传播的中层模型、反观性和元策略研究,为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何光喜副研究员,综述了国内外关于社会公众对科学信任态度的研究文献。

公众参与科学是当今科学传播研究的前沿话题。云南师范大学李际博士,以生态学野外研究为案例,探讨了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即公民科学。清华大学博士生张正清,从新实验主义治理出发,强调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尊重不确定性,以提高公众在参与决策中的地位,并通过分析社区环境自治圆桌对话机制,反思了新实验主义治理的精英管理困境与风险沟通在实践中的专家知识民主化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琦来副教授,以“PX项目”事件为例,对我国社会性科学议题的科学传播模型进行了探讨,发现我国的科学传播实践已经开始启用缺失模型,而公众参与模型还未真正开启。

在第六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闭幕式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李真真对大会进行了总结。此次会议非常成功,学界“四世同堂”就科学社会学的广泛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对话。她特别强调,这次会议开启了圆桌论坛的先河,以后相关会议将设置具体议程和议题,使圆桌论坛模式制度化。最后指出,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社会学研究的领域,科学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科学社会学可以在很多领域介入,科学社会学界应该将各地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更多有价值的议题,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当代社会 篇5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当代社会“门当户对”的择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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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作为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习惯存在于我国婚姻土壤上几千年，一直是传统社会人们选择配偶、缔结姻缘的规则。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迅速转变，“门当户对”的择偶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弱化了原本的封建落后意识,赋予了现代的进步思想，强调人们在择偶时应该讲求文化上的“门当户对”,对此本文运用初级群体的形成条件、社会交换论、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并指出择偶中讲求“门当户对”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指出了过于追求“门当户对”会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关键词门当户对，初级群体，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心理学，择偶观

Mate concept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match”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Summary of the “perfect match” mate concept as a lo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and customar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f our marriage soil has been a traditional society, people choose a spouse, the conclusion of the marriage rules.At present, China is the rapid advance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mate of the “perfect match” concept has also undergone a great change, weakening of the original feudal backward consciousness , giving a modern progressive thinking, emphasizing the “perfect match” should emphasize the cultural choice of a wife, In this paper,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of the primary group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y theory of reasonable carried out to explai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erfect match” in the mate, also pointed out too far in pursuing the “perfect match” will bring some negative effects.KeywordsPerfect match, primary group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Mate Choice

择偶是人生中一次至关重要的抉择，它关系着青年缔结婚姻、建立家庭的后续过程，决定着青年未来生活的稳定与幸福与否。选择什么样的人与自己相伴终生，对方应该具备

哪些必要的基本条件？每个想要走进婚姻殿堂的人都会在社会环境与主观意志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择偶标准”。门当户对一直是传统社会人们选择配偶、缔结婚姻的度量规则，基于建立美满婚姻的目的，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同样在遵从这种择偶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今天的“门当户对”有了全新的意义，即摒弃了旧时代落后封建的成分，融入了新时代进步理性的成分。究竟当代择偶观念的“门当户对”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标准又如何影响人们的择偶行为的呢？我们又如何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待当代社会“门当户对”的择偶行为呢？

一、当代社会“门当户对”择偶观的内涵

（一）门当户对的历史含义

有学者认为，“门当户对”一词的出处最早是在元朝的王石甫所写的《西厢记》

注释

[1]《中国婚姻史》，第112页.[2]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3]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第1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4]陈一筠.情感与婚姻[M].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5]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美〕戴维?波普若.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霍曼斯.《作为交换来看人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章第29页.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韩琳琳.社会学视角下对当代社会“门当户对”择偶观的再认识[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4）

3、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 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M].三联书店, 20064、霍曼斯在《作为交换来看人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5、王琼.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谈现代社会的门当户对观.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河北保定，2003年

6、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研究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7、邓伟志，徐荣.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杨兴亮.社会转型期门当户对择偶观的选择偏好--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剩女”现象浅析，201110、王丹丹.社会工作视野下我国婚姻家庭问题的处遇探析，《社会工作》学术版，2006年第10期下半月

11、沈洲.婚姻的30个忠告，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0月

《社会学是什么？》 篇6

作者所采用的是比较社会学方法。他认为，社会学分析研究的中心就是人们社会行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及其所构成的社会体系。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试图解释社会秩序和社会动乱的本质。不难看出，作者是试图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放在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范围内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在把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作了比较研究之后，认为要把社会学与这些学科严格区分是困难的。社会学作为一些学科的集合，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它随时准备接纳新的课题，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社会学理论体系由于研究的范围不同，有许多不同的模式。作者在对社会进化模式、结构功能模式、均衡模式与冲突模式等等进行比较时认为，每一种理论模式都只是部分的正确，都掌握了一点真理，都曾有过自己的“胜利时期”。在进行社会学研究时，不应该完全抛弃这些理论模式，而应当把它当作探索知识的线索，由这些模式中引出新的命题。如果理论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僵固刻板的观点而不合乎当前实际，即使它过去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也会限制和妨碍人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因此，作者认为社会学家不应该死抱住一种模式不放。

社会学家在研究中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经过精心推敲的社会学概念，规定了许多经常使用的比较稳定的社会学术语，而且为了使社会学理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总结了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有控制的试验、抽样调查、问卷调查、个案调查、“投入理解”和“参与观察”法，以及随着电子计算机应用于数理统计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的技术等等，凡此都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法则。作者认为，法则是抽象的，而具体的社会现象则是复杂的，因此，社会学研究不能简单地发挥法则。社会学研究面临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家对待分析社会问题的法则也进行着激烈的争论：究竟是树立理论高贵呢，还是深入事實而弄脏双手更高贵呢？是从政治上进行研究呢，还是与政治无涉？这是每一个社会学家在进行社会问题探讨时所遇到的挑战。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理论与实际的相互影响是迅速的和密切的。经验主义者应该重视理论，因为理论概括了经验主义的新发现，提供研究的取向，指出研究的途径，发展社会学的概念。但作者也指出，许多理论家只是从提出互动的命题开始，旨在检验命题，这种得不到经验主义支持的理论建设是失去了立场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作者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不是仅仅为解决社会问题，主要是为了知识的发展。评价一个社会学者应该根据他研究的质量，判断的标准是根据他在发展人和社会的知识时所达到的程度。不难看出，作者试图，建立一个与政治无涉的研究方向，追求一个超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

很明显，作者在介绍各派社会学学说时是怀有偏见的。尽管如此，在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时，出版一些这方面的这种概论性著作是必要的。

玩具社会学初探 篇7

针对儿童的心智能力和玩耍需求而设计的, 供其占有、把弄和收藏的小玩物古来皆有。在古代, 玩具的构造和质料都很简单;工业起飞后则发展出庞大的生产与消费体系, 不断制造吸引孩子目光的奇妙商品。玩具对一个人灵魂的成长与塑造, 起着微妙作用, 也具有美学收藏和身分认同的功能。本文试整理笔者对玩具的经验与看法, 提出一套概念架构, 供参考与交流。

就像人类以语言所建立的所有概念一样, “玩具”的定义和边界相当模糊。根据各国玩具现状和一般习惯笔者将对象设定在“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要面向的娱乐性产品”。首先介绍一般市面上常见玩具的种类和作用, 之后逐步探讨玩具在使用者身上所牵涉的主观经验、社会心理和家庭关系。

一、玩具的种类简介

笔者以玩具的设计和使用原理, 举四个类别谈谈。当然这些只是本人比较有想法的部分, 无法涵盖全部的玩具。读者可自行延伸。

1. 古典玩具

传统童玩的造型较简单或抽象, 例如竹蜻蜓、博浪鼓、万花筒等。另也包括“益智玩具”, 以物理形状或排列组合的原理, 设计难题让玩者破解, 例如九连环、七巧板、魔术方块等。古典玩具在现代社会中较难进入文化工业的促销系统而占有大量市场。相对的, 以下的类型则可看到现代化进程在玩具设计、制造与销售上所能展现的强大力量。

2. 积木玩具

积木玩具的原理是“单元的组合”——这同时也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 制造机具与建造房舍所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技术。丹麦的乐高 (Lego) 是此中翘楚, 致力于以简单但种类繁多的砖块和部件单元拼组出几乎任何事物的样貌。玩者可按说明书组装, 或凭空想象, 尝试新奇的可能性。除了产品本身的特性外, 乐高公司同时也是大量生产、不断创新、全球布局的跨国企业典型。

3. 拟仿玩具

这是最大宗的实体玩具范畴, 通过公仔、玩偶、模型等形式试图“拟真”地模仿现实或想象中的事物样貌。模仿对象可谓上天下海、毫无限制, 从卡通动漫人物、变型机械人到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军事武器等应有尽有, 并分别发展为自成一格的体系。此类玩具提供的不仅是其物质存在, 更包含了它背后的意象、叙事、历史记忆……等脉络。例如, 卡漫玩具乃衍生自整套卡漫文本, 直接与当中的角色和故事相连结;交通玩具 (跑车、工程车等) 则引发对某种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的遐想或认同;军事武器模型则关联于对战争史和科技史的知性兴趣。藉由有限的消费, 使用者在玩具中可获得超越其自身之现实生活与社会位置的想象的快感。

4. 电视/计算机游戏

前面所提的都是实体玩具, 然而在娱乐界真正站在时代前端的是以电视、计算机、掌上机为使用媒介的音像化游戏软件, 通称“电玩”。日新月异的硬件机能、华丽震撼的声光效果、丰富多样的游戏内容, 俨然已建立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虚拟王国。电玩的形式有益智、动作、模拟、策略、角色扮演等类。作为一种文化媒介, 它借用、呈现了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次文化内容, 例如神话、历史、军事、科幻、格斗、卡漫、异国风情、各行各业等。不同于实体玩具, 电玩的游戏进程就和音乐表演或运动竞赛一样, 它要求使用者在长短不等的时间流中, 将身心全然投注其中, 化身为角色, 完成某种任务或以内感进行某种冒险。

玩具不只是儿童与青少年的玩物或娱乐工具而已, 它的消费和使用牵涉到深而广的心理与社会机制。笔者认为, 在物质发达、玩具供应充足的社会里, 人类个体“和环境互动并建构自我”的逻辑和历程, 可以从童年时与玩具的关系中初步萌芽并逐渐发展;这个历程一直延续到成年, 镶嵌在各种宏观的社会制度或文化系统中, 只是牵涉的对象客体有所转移罢了。下面就分几点来谈玩具所牵涉的心理和社会机制。这些机制所作用的对象不限于玩具, 而广布于各种次文化 (例如艺术、消费、运动等) , 玩具可以对个体的早期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二、拥有事物的自我

在以私有财产权为运作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自我 (self) 的建构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对物质的拥有上, 比如金钱、房屋、车子、珠宝等。要了解或评价一个人, 就看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东西。其次, 大家讲究的还不只是纯粹的拥有, 而要关注到“品味”的层次, 比如衣着搭配、家具装潢、艺品收藏等。如此, 我们通过物品或财宝的搜猎、积累和炫耀, 来向社会展示与证明自我。

然而这个“拥有”本身是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何谓“拥有”?人类为甚么又可以“拥有”一件东西呢?事实上, 人的身体和他的“所有物”在物质层次上是分离的存在, 除非吞到肚子里。人无法将其它物品融入自己当中。人只能在“意识”上占有物品, 也就是“意欲去独占某物品的使用权”:我想要这东西, 只有我可以使用这东西, 他人未经许可则不能使用。这样的意志, 通过和平或暴力的行动, 或是社会公认的交易或分配制度, 而得以满足。“所有权”必须靠这些行动或制度的、费尽心力的强大能量去支持, 否则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虚无。当你的东西被抢而拿不回来时, 它就不再属于你了。

人类自小就非常执迷于物品的拥有, 甚至超过食欲。对孩童来说, 玩具的意义不只是用来玩的东西, 而更是他与这个世界接触的仅次于家长的最重要媒介。大人的世界对他来说太“大”了, 他无法理解无法参与;玩具才为他开启了一个可掌握的、缩小而简化的世界, 或根本是一个完全的虚拟世界。玩具是孩童可以任意支配、操作、赋予意义、依附情感的对象或“虚拟同伴”。在玩耍当中, 他不仅透过玩具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物理法则并亲身同它互动, 而且对玩具的凝视、想象、操作和对话, 在他的意识中构成富足、充满的心态。在此经验里, 他的精神“占有” (appropriate) 了这个物品, 他的自我离开了黑暗的空无和渴望, 而得以扩充和成长。

玩具使幼儿第一次懂得在拥有和使用物品中得到快乐, 而随着玩具的量和赏玩经验的累积, 他的自我也逐渐被喂养长大;只是望着成堆的漂亮玩具, 就能感到一种富裕。但另一方面, 成长也会改变他的品味, 旧的玩具渐渐不合乎他日趋复杂精细的心智需求, 因而必须遭到淘汰。于是, 孩子的玩具收藏的品项随着时间而不断更新重组, 反映着他的精神自我的演进。从此, 他开始经历“欲望→拥有→赏玩→厌倦→新的欲望”的叔本华循环, 终其一生。

三、社会连带与区分

人和人之间要能凝聚起来, 一个方式是通过共通的嗜好或话题。影剧、卡漫和玩具都是儿童和青少年所喜爱的文本体系, 他们可藉由这些次文化来缔结同侪小圈圈。在团体的交谈中, 参与者们相互分享、交流关于特定事物的心得, 无形中认同彼此作为“同一国的人”, 产生了社群的情感连带;这同时也丰富、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认同、自我意象和归属感, 他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获得了团体的精神加持, 他的自我彷佛变大变强了。

嗜好可以把人们聚起来, 当然也会把人们区分开来。在小聚会的交谈中, 插不上话或是意见不合的人, 自然就感到被排挤或不属于该团体。而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 不同嗜好的人也可各自组成不同的社群或社团。个体的阶级、教育、职业等客观背景会影响他的嗜好或品味, 而这些品味自身也构成一套区分的凭借, 例如“贵妇”、“宅男”、“雅癖”等词便是用来指称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品味倾向。这种种的区分并不都是中性的, 社会上存在着众多互不兼容的“层级化”意见, 褒扬某种品味而贬抑另一种。

在儿童与青少年的团体中, 玩具的作用非常多样, 它表达或具象化了各种复杂而矛盾的社会机制。首先, 谈论和分享当然可以促进集体连带而形成次文化, 但是对每一个个体来说, 交流的对象都是有限的, 他必须是具有类似嗜好、相互友好或至少没有嫌隙的人。和谁可以一起玩什么, 和谁则不行, 这就体现了远近亲疏的差序格局。反过来说, 同侪们也会互相比较、妒羡、竞争和抢夺。各成员的玩具藏量和收藏内容的差异都可以用来比较, 并引发区分和层级化的效应。在阶级不平等的基础上, 有钱的孩子就会有较多、较昂贵的玩具, 使他人萌生“相对剥夺感”、自卑感或酸葡萄心理。而妒羡强烈又缺乏自制的个体, 甚至会以抢夺的暴力方式企图改变所有权的归属。由于自我的完足感与安全感有部份是建立在物品所有权之上的, 那么, 心爱的玩具被夺走, 肯定会对被害人的自我造成侵犯与打击, 他势必要设法夺回来才能抚平伤痛。

四、诱惑与规训

玩具可以增进儿童与青少年的多面向智能, 包括认识世界的物理和文化性质、锻炼感官与肢体的敏锐度和反应力等, 功德无量;较复杂的玩具如组装模型和电玩游戏, 其知性与感性内涵甚至不下于精品和艺术品。但是, 我们玩玩具都不是为了这些, 而是由强烈的占有欲或支配欲所推动, 在观赏、想象与操作中获得纯粹的快感。

人类的生命有两种, 一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产”活动, 以及为了培养生产力而进行的“学习”活动。这些活动由于现实上或理论上的必要性与急切性, 经常物化为理所当然的义务、规范或强迫性的社会制度, 成为非做不可的事。如此, 人即使不想也必须去工作和上学, 尽管它并不有趣;而此类活动的管理者——经理和老师——也不会设法使之有趣。第二种生命则截然相反, 它是基于无利害的欲望或兴趣所驱使的非生产或消费活动;最典型的就是“玩耍”和“观赏”行为, 展现在娱乐、服饰、艺术、运动、旅游等次文化当中, 发展出特定的生活风格、审美观和价值观。吊诡的是, 这种生命必须由第一种生命来提供存在条件:首先, 你必须填饱肚子才有力气玩;其次, 在现代分工社会中, 提供上述活动所需用品的生产者, 仍是由生存压力所驱使去创造玩具或艺术品。玩具原本就是用来引起孩童注意和乐趣的东西, 而玩具制造者为了利润, 更须设法创造最诱惑人的玩具, 使之成为孩童们在第二种生命中所渴望的对象。上学是一种强制义务, 不需要促销;相反的, 玩具则被塑造成极致的诱惑和快感中心。

在此吊诡中, 形成了工作vs休闲、生产vs消费的二元生命。当然, 这种区分应该要得意忘言, 实际上两种生命多少有所重迭。例如, 还是有少数人对工作和念书保持长时间高强度的兴致、热情和耐心;其次, 娱乐活动的生产者在构思产品 (可以是对象或表演) 时, 本身也同时是第一线的实践者或消费者。

玩具的诱惑力非同小可。由于上面所说的商业逻辑, 玩具的设计日新月异, 在色彩、造型、玩法上不断推陈出新, 并通过大量生产与销售管道入侵人们的生活世界, 引发注目、渴望和迷恋。并且, 在“系列化”的设计下, 每种品项都只是特定体系 (例如高达、圣斗士、芭比等) 中的一个小单元, 它怂恿消费者长期多次购买以使之完足。如此构成一个无尽的生产消费链, 玩家在“被创造的需求”驱使下不断购买、累积玩具以充实自我。

而观赏或操持玩具的行为, 本身更具有强大的制约性, 它使玩者的身心全副投入, 依附或沉溺在 (以玩具的物质特性所中介的) 想象世界中, 忘却俗世。此行为容易上瘾或失控, 威胁到第一种生命——工作与学习——的正常运作, 而沦为管理者 (家长或老师) 必须加以限制或规训的危险事物。将玩者从玩具的小天地里拉回现实世界, 是一种充满痛苦的挣扎。实体玩具的把玩仰赖玩者的想象力, 还算容易切断;但电玩就麻烦了, 其游戏的进程先天就预约了长短不等的未来时间, 一旦开始就不能停, 直到达成某目标或阶段 (或失败) 才告一段落;打断它就像打断一首交响曲一样突兀和无礼, 会对玩家原本连绵不绝的、陷身于时间之河的“意识流自我”构成极大伤害。

工作生命和享乐生命的冲突与妥协, 是个体在强大社会要求下必须面对的课题。个体的社会化、文明化过程, 也就是“修养”或“教化”, 牵涉到对享乐生命——被欲望摆布、受外物诱惑的危险瘾头——的节制调理。于是, 孩子们从小就被训练, 规定某时段写功课某时段玩耍、某时日周期内只能买多少玩具、达成某学习目标才买玩具、违反某规范就不准玩玩具……;有朝一日这种训练终会 (或有时不会) 内化为该个体的自我控制、压抑或扬弃 (surrender) 。通过这种自我扬弃, 他的精神得以升华到不役于物、自在自足的新境界。

在强调工作伦理与克制欲望的社会规范下, 任何娱乐性事物多少都带点“浪费”或“无用”的意味, 是道德上的负面象征。孩童若能成功克制对玩具的欲望或至少压住不表达, 他就渐少了对家庭钱物的浪费, 也证明了人格的成熟, 而能获得赞许和认可。反过来说, 表现得体或学业优异的孩童, 家长也较乐意为他购买玩具, 但此时的玩具就转化为某种品德的正面报偿。

由于玩具多有设定年龄取向, 再加之上述的规训机制, 个体随着成长的历程渐渐就不玩玩具了。但还在很多情况下, 大人仍继续收藏或赏玩玩具。这些人尚保有童心, 在玩具中延续“精神上的童年”——一个与纷扰俗务相区隔的小圣地。尤其是电玩, 因为数字和网络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使生产者能设计出超越年龄限制的复杂内容和虚拟情境, 供大人或技艺超群的资深玩家们享受。在多元化的后工业社会里, 成人收藏玩具的行为已逐渐被认识和认可为一种次文化, 它就和收藏艺术品一样正当, 且有足够市场使其能保值。

五、玩具的家庭社会学

由于玩具的目标客群多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儿童青少年, 所以实际的购买行为必须由家长承担。家长如何决定“是否买/买什么/买多少玩具”, 这便成为家长、子女与玩具三方面的拉锯角力。这三个元素各自承载了极为不同的立场和意识形态, 彼此之间蕴含着无穷的紧张关系和权力冲突。家长负责的是经济命脉的维持与社会规范的传承, 基于亲情和义务而一手掌握子女的状态和行为。未社会化的子女则是从太初混沌的朦胧意识开始, 接受来自各方的刺激, 以及内心无穷欲望的操纵。玩具则是现代工业所创造的以诱惑和乐趣为职能的对象与文本体系, 它掳获孩子们的心而迫使大人为他们消费。下面本人试着将玩具放在家庭内的情境互动、权力关系等网络中, 思考它可能造成的效应。

子女和家长在许多不同的“以玩具为导火线的问题情境”中, 进行某些特殊形式的沟通或互动。对子女来说, 这或许是他们初次尝试这些互动形式的启蒙经验。首先在购买决策上, 子女有了中意的玩具, 须以某种方式表达愿望, 设法令家长掏钱, 若要求未遂则得 (出于情绪变化和理性计谋) 更换表达方式;这就出现了诸如请求、哀求、撒娇、威胁、闹别扭等不同姿态。而家长基于经济、秩序考虑, 以及他对该玩具的意见, 得衡量是否允许该请求;除了简单的答应和拒绝之外, 还存在许多复杂的可能, 例如说之以情理、提出交换条件、期约来日再买等。这牵涉到许多在社会上各种情境都普遍会用到的沟通、说服与谈判技巧, 考验双方的智慧和耐性。其次, 若家长拒绝, 便得面对子女的失望或愤怒, 并设法安抚或弥补, 例如找寻其它替代品以转移其关注焦点。因拒绝而导致的失望若不能适当解消, 又会在长期间中屡次发生而逐步累积, 加上前文提到的同侪妒羡效应, 势必造成亲子关系的慢性裂痕, 除非子女因思想成熟而扬弃了这方面的欲望。

一个方便的督促子女学习又顺便控制玩具预算的花招是通过“制约”, 利用玩具做为诱因, 与子女期约, 只要达到某学习目标 (写完功课、考前几名等) 便给予玩具奖赏。此方式也许偶而能使子女对学习产生兴趣, 但逻辑上子女的关怀重心是在玩具而不是学习, 难以真正培养终生好学的秉性。

玩具买回来以后怎么使用呢?当孩子还小还不懂事时, 家长可能会陪或教孩子玩, 在孩子面前进行“正确”或该当的玩法, 也就是将设计者所安排或意指的“效果”实现出来 (例如迭组积木、机械人变形等) , 供孩子照样模仿。此时或许会出现“到底是谁在玩”的疑义, 尤其是组合玩具, 当家长替孩子组合好了之后, 那孩子也被剥夺了对玩具的完全控制权, 以及此控制权所蕴涵的个体自主性和成就感。随着孩子的心智成长, 渐渐可以理解或能主动摸索各种不同玩具的 (由设计原理所指向的) 玩法, 而可以自己玩了。此时他不再需要或希望家长介入他和玩具之间, 同时家长也因此而更有时间做自己的事。当没空闲陪小孩时, 给他玩具 (或电视) 就可以使其打发时间。最后, 家长甚至以发放零用钱的方式任由孩子自行购买玩具。如此, 在某种经济条件 (零用钱) 和时间管理 (上文提到的诱惑规训) 的限度内, 孩子取得更为独立自主的生活空间。其次, 随着学校生活的展开, 个体投入愈来愈多的时间与精神与同侪团体在一起;通过这个信息集散网认识到他在家庭内所不能触及的世界, 其中便包括了多样化、复杂化的以各种商品和配套玩法所构成的娱乐文化, 当前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新兴的网络游戏风潮。曾几何时, 个体走向了离家庭愈来愈远的次文化体系, 并建立了崭新的自我认同、世界观、价值观。家长若不能虚心理解和倾听, 对子女平时都在和谁玩什么只是一味放任或打压, 长期下去便成为家庭冲突甚至分裂的潜在因子。在此冲突中双方都是无辜的, 他们只是在家庭的微观结构中碰巧体现或遭遇了在社会的宏观结构中本来就存在的巨大分歧性和矛盾性。

家长身为子女的经济与教育管理者, 其身心年龄与社会位置都与子女差距颇大, 他对玩具的观感也与子女十分不同。由于时间的历练, 大人已不再对曾经令他着迷的玩具感兴趣, 而对玩具市场的生疏也使他难以了解最新玩具 (尤其电玩) 的潮流。而这些他不感兴趣或不了解的事物, 正是他的子女的最爱, 是他的情敌。

在漫长的亲子相处关系中如何处理玩具问题确是一个考验。在上段中提到的诱惑规训, 也就是将玩具的购买与使用加以规律化、条件化, 责成亲子双方可互相同意并遵守的协议或默契是比较理性的方式。但这项任务在无尽的时间战线中会遇到很多挑战, 需要在双方互动中去不断确认、强化或修正。

当然, 以上讨论只是一种“理念型”层次的推演, 在实际经验上究竟占多少份量尚待评估。对许多家庭而言, 也许这些现象和问题都不存在或只是微不足道。亲子关系可以建立在很多渠道上, 玩具只是一小部分。并且, 家长的阶级、职业、教育、所处城乡环境等因素想必也会对此现象造成影响。

六、玩具的社会建构

“玩具”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建构成现在这个用法的呢?我们必须了解, 任何以语言建立的“概念”——尤其是有关人文事务的概念——都不代表固定本然的实存, 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在每天每个地方的生活实践中, 经集体搓揉而成的表达习惯。它的定义与外延纷歧多样、与时俱变;一旦约定俗成, 便成为一种武断的规则, 反过来引导人类的思想与行动。与其说概念描述了某种现实, 毋宁说它承载了社会上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区分和画界体系。

在现代社会, 玩具的内涵牵涉到两个重要的区分点。一个是族群范畴, 指向儿童或青少年的年龄层;一个是生活范畴, 也就是前述所谓的休闲或消费生活。这两个面向从世界中被画分出来并充分发展是很晚近的事。在农业社会, 孩子很小就开始下田工作;在早期工业社会, 童工是便宜的劳力来源, 供资本家剥削。一直到19世纪以降, “童年”才逐渐在社会中普遍被想象为一种需要呵护疼爱、区隔于复杂危险的大人世界之外的生命阶段。童话故事和玩具——由日益庞大完备的出版业和制造业所担纲——便是塑造幸福梦幻童年的主要材料。而第二项的休闲范畴, 前文已提过, 是与支薪工作对立相生的生命领域;大人白天工作, 孩子白天上课, 各自获得起码的生存资本 (金钱和分数) 之后, 便可进行自己真正想做想玩的事。当社会日渐富裕, 孩子有大量零用钱可挥霍, 玩具的购买首当其冲地会促成稳定活络的玩具市场。

玩具商、家长和儿童青少年大致是在这个划分的指引下, 去生产和使用玩具。但事实上, 这些范畴还是有模糊地带, 甚至我们可试着至少在概念上、精神上解构它们;方法是将玩具与其它具有类似功能但归属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事物相比较, 以突显这些范畴的武断。例如, 以赏玩或操作为主旨的娱乐用品, 包括艺术品、精品、服饰、乐器等等, 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大人的玩具”;或是直接把大人理解为“大孩子”, 与小孩子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更甚者, 坊间也有“玩股票”、“玩女人”等指涉经济与两性事务的说法, 传神地表达了大人世界轻浮的一面。反过来说, 一项玩具和它的玩法所蕴涵的知性与感性深度, 视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投入的技术和心态而定, 不一而足。在生产的部门, 玩具 (尤其模型和电玩) 的设计和制作可以在精致性、创意和美感上追求极致, 而逼近到艺术的层次。在消费的部门, 玩者不分年龄, 只要有认真不服输的精神, 并累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都可以成为技艺与品味超群的精英“玩家”, 也就是“玩的专家”, 其和正式职业的差别只在支薪与否罢了。以电玩为例, 玩家们能够细数某种类或系列游戏的历来变化, 并游刃有余地操作各种主机, 施展密技轻松破关。总而言之, 我们应该放下关于玩具的刻板印像, 大人也可以玩玩具, 也可以很认真地玩。

虽然玩具的使用者多是儿、青族群, 但是它的设计和制造者却是大人。那么, 大人以何种理念、想象或意图为孩子生产玩具也是件饶富趣味的事。首先, 玩具多少有“社会化”的意味, 将大人的生活世界和价值观传授给孩子。即使不考虑社会化的意图, 玩具的设计本身就可以解读为社会上某种意识形态或象征符码的再现。不过要注意, 这种传授或再现并非直接由玩具本身来执行, 而是透过家长的选购和教导方能完成。就算制造商已有成见, 总是没人规定车子飞机一定只能给男生玩, 芭比娃娃一定只能给女生玩, 是家长在约定俗成的习惯下复制了玩具的区分和使用方法。反过来说, 玩具的销售网虽然很广, 但比起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来, 它的各种纷歧多样的次体系, 在传播上仍属于小众文化 (类似动漫) , 并且较有机会表达与主流价值不同甚至对立的意向, 挑战社会的容忍边缘。在这个网络里, 玩具 (给较大年龄层的, 尤其电玩领域) 是各种新奇、古怪、夸张、暴力、煽惑性想法的尖端。这刚好与芭比娃娃形成讽刺对比, 在某些电玩产品中, 具强烈诱惑性的女体似乎是被设计为男性的意淫对象。

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研究 篇8

20世纪50年代,世界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并波及了轴心国和同盟国,破坏波及的程度对于轴心国更为深刻和严重。美国因战争所得的财富和战后重建政策而很快成为与苏联抗衡的霸权主义国家,而德国由于战争失败社会受损严重而走上了战后重建之路。

提及社会冲突论,就不得不提及早期对此理论取向贡献最大的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其中,马克思奠定了社会冲突论的基调, 而韦伯和齐美尔对社会冲突论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1、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

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此种现象的情况,社会冲突就会产生。

从马克思关于冲突进程的抽象命题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资源不平衡——合法性质疑——集体利益的形成——暴力性冲突” 的冲突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两阶级间利益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导致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致使被统治群体内部形成了对集体利益的认识和认同,随着矛盾发展的尖锐化,加之一系列促成冲突发生的条件的成熟,必将形成极端化的暴力性冲突。 暴力冲突是使得社会结构变迁和资源再分配达成的最彻底的方式, 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唯一方法。

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社会冲突的发生与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冲突的发生是由于资源分布的现实不平衡,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并采取方法解决这种不均,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马克思对冲突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正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根源、对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的正确分析以及对暴力性冲突的深刻认识。之所以有如上贡献,也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密不可分。

2、韦伯的社会冲突思想

由于韦伯冲突思想的理论立场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以至于其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韦伯不认同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认为不那么激烈的非革命性冲突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韦伯归纳的社会冲突进程可以概括为“撤销合法性——魅力型领袖的作用——新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冲突的产生源自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质疑,并进一步产生了撤销其合法性的诉求。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冲突发生的关键因素是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如果被统治者赢得了魅力型领袖的支持,则可能发生冲突,反之,则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如果社会冲突发生,新的规则与制度必然建立,在这种规则与制度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由此循环往复。

韦伯批判、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对社会冲突理论取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1、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源分布不平衡产生社会冲突的观点,并由此发展出三个更为具体的变量:权利、 财富和声望,认为阶级不是影响资源分布的唯一因素。2、对于被统治者撤销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分析中,除了资源与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因素之外,还存在社会差距程度和关于权利、财富、声望在社会等级间的社会流动程度两大因素,这一点对于后人的社会冲突思想都有重要启发。3、基于社会控制的法理型社会和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构想。

3、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

齐美尔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形式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他区分了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对于冲突暴力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冲突对于群体内部和整个社会的功能。

齐美尔肯定了冲突激烈程度与情感投入程度的相关性,阐述了团结紧密程度与对冲突的理解程度两大因素对冲突激烈程度的影响,并认为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非物质性冲突更有可能提升冲突的暴力性。如果冲突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发挥作用,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能降低,反之,如果冲突仅仅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提高。齐美尔对于冲突的功能分析,在于研究冲突如何作为一种常规的现象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与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的比较

1、理论渊源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主要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辩证” 二字在辩证冲突论中的含义有二:(1)社会的两面性;(2)社会冲突的普遍性。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此外,马克思社会变迁论也对达伦多夫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而韦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在关于社会冲突进程的命题上。达伦多夫以“强制性协作组合”(ICAs)作为理论假设,ICAs中的冲突过程可以概括为 “权利与权威结构——对立群体的产生——冲突产生后资源再分配的要求——社会系统变迁的制度化”。由此可看出,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权利权威结构,这无疑来自于韦伯的观点。 而对于ICAs的理论分析方式,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又是相同的—— 都是以社会组织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为出发点,进而分析由利益对抗到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和条件,然后阐述冲突导致的结果为社会的再组织。

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主要来源于齐美尔的思想。科塞接受了齐美尔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低烈度和低暴力度的社会冲突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功能。科塞的理论基于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他却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提出了冲突的正功能。受齐美尔的影响,科塞以形式社会学作为分析冲突的角度,分析的重点在于社会中低烈度和低暴力性的冲突对于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整合功能。科塞发展、完善了齐美尔的冲突理论, 如,在低烈度与低暴力性的冲突对社会整体的功能整合性的分析上,齐美尔认为冲突的整合性效果主要为以下三点:可以释放敌意、 产生不同群体间的联系、相互依赖性高的体系中规范协议可以降低冲突的发生。科塞却由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发展出五方面的功能: 提高系统单位创新与创造力水平、释放敌意、提高意识、促进协作联合和提高联盟弹性。这是对冲突正功能更为细致的探讨,丰富了齐美尔思想的内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关于社会冲突许多方面的论述中,科塞和齐美尔是非常相似的。以至于柯林斯称这一理论为“齐美尔——科塞冲突论思想”。

2、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

(1)社会冲突的原因

达伦多夫和科塞均认为社会冲突源于社会稀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不均匀,但具体的分析角度不同。

受马克思的影响,达伦多夫从被统治者的认识水平角度出发研究冲突。而科塞受韦伯影响较多,认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的撤销是冲突实现的起点和前提。达伦多夫从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分析了冲突可能发生的因素, 即准群体中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理论体系和章程的形成、统治者的许可、准群体成员的沟通程度、征募成员的机会。科塞则是侧重于分析了影响合法性撤销的因素:疏导不满的渠道和社会流动程度。同时科塞也受齐美尔影响,分析了冲突群体对资源分布不平衡的认识程度和情感卷入对冲突发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达伦多夫强调权利与权威结构在组织和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对稀有资源的追逐将打破原有的权利与权威结构,产生新的权利与权威结构,因此,达伦多夫把冲突看做为社会系统变迁的根源,并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框架下看待社会冲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稀有资源分布不均,是制度性制约的结果。由于科塞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范畴,认为冲突的直接起因在于主体方面,即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所以科塞直接采用了前人对于利益不平等的说法,对于利益不平等的原因并没有深究。

(2)社会冲突的暴力性问题

达伦多夫和科塞都肯定了情感卷入程度与冲突暴力性的相关。不同的是,达伦多夫从冲突群体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了影响冲突暴力性的因素,其一是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得不到满足;其二,冲突群体间相互调节达成的能力不足;第三, 对被统治者的剥夺由绝对转入相对。而科塞则是区分了物质性冲突和非物质性冲突,并认为二者对冲突的暴力性影响不同。他指出, 越是涉及现实问题的冲突,涉入者越倾向于解决问题,而冲突只是一种作为目的的手段,涉入者趋于找到一种协商利益的方式。 因此越是在此种情况下,冲突越可能是低暴力性的。如果是非物质性的冲突,涉入者被卷入核心价值观,投入大量情感,则冲突可能是高暴力性的。

科塞强调了社会分化程度对冲突暴力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越低,即组织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低, 则冲突越可能是高暴力性的。反之,社会组织分化程度高,各个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一个单位的发展需要依靠其他单位的发展与配合,则群体之间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更趋于寻找协调和妥协,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暴力性。这种观点是功能主义立场的。

(3)冲突的结果

达伦多夫的冲突论思想起源于其对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分析。他倾向于研究那种极端化暴力化的社会冲突,并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动态而非稳定的过程。

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是社会变迁。从其对强协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冲突引起权威的再分配,而再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将形成新的资源分布不均,而新的资源分布不均引起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再引起权威的再分配,由此循环往复。 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变化,社会变迁是权威结构的变迁。

科塞则将社会冲突区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如上文所述,现实性冲突往往是低暴力性和低烈度的,而非现实性冲突多为激烈的暴力的革命性冲突。科塞同样认为,现实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促进因素。不同的是,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一种社会系统的进步和整合。科塞指出,现实性冲突导致的社会变迁促使社会系统的变化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增加其团结, 使社会系统更好的适应环境。

(4)冲突的调控

科塞的理论重点在于分析冲突的正功能,他侧重研究的是低暴力性和不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并承认这样的冲突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认为它们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关于社会冲突的调控, 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主张建立一种使得敌对情绪得以释放的社会安全机制。同时科塞指出了这种制度没有使敌对现实得到改变,并非一种理想的制度。

达伦多夫认为革命性的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变迁,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冲突进行制度化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达伦多夫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冲突的压制并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冲突, 而如果统治阶级如果能够意识到引起冲突的利益问题,提供被统治阶级意志向上流通的机会和途径,双方对冲突问题进行协商, 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发生。达伦多夫认为调节暴力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冲突双方对于冲突利益有明确的共识、存在处理矛盾的公共机构、冲突双方约定了处理冲突中涉及的各类规则。

(5)冲突的功能

达伦多夫看到了冲突的破坏性,而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整合功能,冲突群体内部冲突可以使群体边界更加明确、加强群体内部团结、促进决策集中化、对群体成员行为产生强制性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冲突可以提高冲突关系的调节程度和提高社会单位之间的协作联合数量,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与进步的作用。

三、柯林斯关于社会冲突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

柯林斯认为,冲突理论的基础在于“人类是既具有合作性质又具有冲突性质的动物。”在外界的强制下,人很有可能产生对抗性倾向,因为“强制本来就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与马克思相同, 柯林斯也认为不平等导致冲突,从日常生活中权力仪式的角度划分了发布命令的阶层和接受命令的阶层,同样肯定了情感卷入对于冲突的作用,并由此引申出“情感能量”一词。

柯林斯还致力于探讨如何减少和降低冲突,在对组织化过程的研究中,柯林斯将资源划分为强制资源、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 并以此研究了组织控制。他指出,通过强制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容易出现消极反应;通过物质资源控制组织,受物资刺激者容易出产生获得资源的意图并采取谋求私利的策略;通过符号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更易于内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组织规范。

柯林斯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帕森斯、戈夫曼、布鲁默,他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倾向于微观层次。传统的社会冲突分析仅是关于冲突的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全面的理论;传统理论家关注宏观层次,忽视了微观的社会现象。柯林斯提出了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微观策略,由微观角度出发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继而分析组织化的过程,最后像韦伯一样,分析了地缘和国家。柯林斯由微观角度出发,落脚于宏观层次,如同其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家一样,柯林斯的理论力图整合连接宏观与微观并且认为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他对冲突的探讨是一种综合性质的分析。

对于社会冲突思想的研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思想启示,达伦多夫和科塞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冲突理论, 而柯林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这些大家的思想进行研究, 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冲突理论的认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 就像艾尔·芭比所强调的那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扇窗,打开更多的窗,我们将更加完整的看到世界。

摘要：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以及70年代以后至今。其最初的理论立场是反对当时独占美国社会的功能主义思想,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社会学。研究西方冲突论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对这一理论取向的学术把握,为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通过比较达伦多夫和科塞的社会冲突思想、分析柯林斯由微观到宏观的社会冲突研究方法,力求对西方社会冲突论的主要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社会学 篇9

一、米尔斯对当前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批判与反思

美国历史上曾有多种社会学的研究偏向, 米尔斯对其进行深度地反思, 在书中列举了五种偏向: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科层气质、科学哲学。作者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 逐一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 犀利地揭露了美国抽象与僵化的社会学科传统。作者以有限的篇幅记述社会学在美国的处境, 认为今日的美国, 所谓的“社会学”的那些东西已成为对社会科学反思的中心。社会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在历史主义、形式主义、方法论之间徘徊, 这已成为社会科学久而成习的趋势, 而无论哪种趋势都存在着危险, 其危险在于虚假的社会学繁荣会丢掉真正的宝贵遗产。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等研究风格, 很容易把社会科学搅得一团糟, 出现病态征兆。宏大理论偏于概念的组合与分解, 对概念盲目崇拜, 表现出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抽象经验主义死抓研究程序中一个接合点, 局限于程序式的研究步骤, 对“方法”进行过度渲染, 表现出形式的、空洞的精巧。而形形色色的实用性渗入到社会研究中, 使得社会科学开始承担和包含着道德与政治上的决策, 成为“科层常规”和“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根本没有触及社会的实质性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社会科学的政治含义与行政运用有了决定性的转变, 抽象经验主义已为科层组织所应用,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将在科层组织的规章已支配一切的社会中实现, 整个社会科学开始努力转向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威服务。米尔斯敏锐地洞察到, “假如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 高高在上, 并肩站立, 那我们的情况则真的是糟透了”“如果这两种风格的研究工作共享一种学术上的‘双方垄断’甚或成为支配性的研究风格, 它们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构成巨大威胁”。另外, 作者认识到如果将社会科学中存在的多种风格统一起来成为某种宏观的探究模式, 那么对于社会研究, 对于执行它的主要任务, 这一模式将有何应用?社会科学家别指望通过“科学哲学”的方法装腔作势地宣告社会科学的问题。作者认为上述种种的研究风格都触及一个痛处, 即可理解性, 我们很难从这些研究中认识社会, 这些研究对现实缺少足够的关注, 使得社会学成为沉闷乏味的生硬堆积。

二、社会学研究者应有的研究品质

作者考察了社会学的几种研究偏向及社会科学界的腐败现象后, 认为社会学研究者要能跳出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看清世事, 看清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 而这需要一种心智品质, 即一种做学术的“灵气”, 这种品质正是作者在全书中贯穿始终并论述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它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的能力, 换言之, 即一种以“无立场”的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难以一窥社会学全貌, 容易被概念和技巧架空。作者认为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 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加庞杂, 彼此间的联系也变得相当复杂, 因此,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问题, 武断地下结论, 应敏锐地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信息。要想做到这样, 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想象力可以帮助研究者利用信息增进理性, 领会庞杂的社会关系。作者提醒社会学研究者, 必须时时警惕一种可能性, 即作为社会事实、人类心智的品质和文化品位正在衰退, 我们沉溺于新巧技术的堆积中。作者指出研究者不能“得指望月”, 应避免对方法和技巧的依赖, 每个研究者都应成为自己的方法论者、自己的理论家, 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如果没有对社会事件的敏感性, 社会学家就不可能对社会问题进行完整的表述。因此, 为具体说明“社会学想象力”的重大意义, 作者从阐明人类多样性的角度出发, 探讨社会学研究的复杂性, 社会科学与个人生活历程、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等交织在一起。作者指出, 任何社会问题都必须基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人类的多样性进行讨论和检验, 如果脱离一定的背景, 社会学研究将是苍白无力无益于社会的。

三、寻求治学之道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想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 这是对社会学前景的热切希望。作者寻求一条可行的治学之道, 希望培养具有心智品质的社会学研究者, 以担当此重任。因此, 作者在最后以附录———“论治学之道”的方式, 试图为研究者指明治学方向, 这是全书的旨归。作者认为不要把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割裂, 治学者应能有效地从生活中获取经验, 并不断对个人的生活体验进行审视与解释, 以此保持内在的清醒。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学术档案 (即记日记) , 养成动笔的习惯, 对读到的每一本有价值的书做大量笔记, 并对学术档案进行分类, 在各类主题下, 应包含个人观点、评论、摘录、书目和课题概要。研究者还应经常对学术档案进行整理。研究者只有通过设立内容丰富的学术档案, 对其进行不断地维护和更新, 才能把握住自己的体验, 养成自省的习惯, 社会学想象力才会不断地被激发出来。除了重组学术档案是激发想象力的有效途径外, 作者又集中提到了一些有效方式:全方位地解读论题的短语和句子;养成交叉分类的习惯;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在交叉分类中, 多使用是与否的形式;以比较的方式理解资料等等。总之, 研究者要充分发挥想象力, 打破学科壁垒, 转换研究视角, 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 多视角、多学科分析问题。

米尔斯还对研究者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拷问, 在各种制度安排与利益驱动下, 我们该如何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又该如何走上研究之路?这种拷问不只针对社会学, 我们所有从事研究的人, 如果没有做研究应有的心智品质, 没有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没有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真诚, 我们的研究将走向何方?

参考文献

[1]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出版社, 2005.

医院工作与社会学 篇10

首先, 我们是一个和患者打交道的团体, 它有一定的社会性, 这个团体是为全社会服务的, 有其特定的社会地位, 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行业。所以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社会都应该明白, 患者来看病, 就和医生发生医患关系, 医患之间要和谐, 就要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这就需要做好我们内部和谐。医院的服务理念是——为一切人们解除病痛, 促进健康,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指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预防疾病, 保证健康。这一理念, 不仅要渗透医院内部的每一个人, 还包括患者及家属, 甚至全社会的每一个人。

其次, 作为医院, 要做到为患者解除病痛, 提高生活质量, 就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制度。医院要持续发展, 就要有序培养可用之材, 配备建立合理的医疗人员梯队。需从以下方面引起重视: (1) 制定相关政策, 以达到逐步提高医疗水平、开拓医疗思路的目的。如多派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到上级医院进行学习、开会、学术交流。据了解, 我院对于短期外出学习、论文交流从来就由科主任与所谓的高级技术职称者出席, 而特别急需开阔眼界的主治医师却从政策上被剥夺了其权利。 (2) 在教学查房时, 要将对于初入临床的学生所讲的课程, 与给主治医师查房所讲的内容加以区别。前者多给予基础知识、基本操作规程讲解, 使初学者很快进入临床工作;而后者则偏重于学术信息、心得体会、医疗思路的拓宽。 (3) 给予医疗工作者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自信, 以平和的心态与患者沟通, 为患者解除病痛。由于媒体和社会方面对于某些极个别的医疗病例进行负面宣传过度, 已经严重增加了医务人员精神与心理负担, 使大家无法全力以赴投入到医疗救护工作中。这样只能激化矛盾, 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4) 整个卫生系统要团结一致, 爱护医生护士, 使大家有归属感, 这样在社会中才会有地位, 才会得到应有的尊敬。

其三, 医者自身修养要不断加强。医者, 依仁心, 施仁术, 行仁道。作为一个好医生, 不但能治病, 还必须能准确、如实告知病情的治疗和预后。在疾病治疗过程中, 只有医生和患者及家属密切配合, 建立了信息透明、彼此信任的关系, 才能增强患者坚持治疗的信心, 让无需治疗和没有治疗希望的患者得以解脱。

其四, 在对患者的治疗处理上, 医务人员应把患者当作社会的一份子去认识。因为人是有社会性的, 所以他也受各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 给他们讲解介绍生命质量评价、健康危险因素的分析, 同时给予公共卫生与预防、健康的教育。比如对于老年患者的治疗, 要充分兼顾全身情况, 给予悉心照顾, 精心调理, 多给予鼓励, 并且给患者家属及陪护人员多讲解注意事项、护理方法, 使患者家属及陪护人员学会护理,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避免疾病再次发生, 防止引起严重后果;对于从事精细技术工作者, 多费心思, 尽量保持其工作能力, 减少损失;对于从事体力劳动者的治疗, 要尽量减少病愈后工作能力的丧失、体力的下降。

总之, 在着眼于医学的社会化发展趋势, 立足于新的健康观和卫生观, 依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从医学的双重性质、健康与社会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医学的道德与法律规范三个层面上, 全面理解医学与社会的关系, 使患者与医生的关系得到充分理解、信任、和谐, 从而十分融洽。

案件社会学初探 篇11

关键词：案件社会学；非法律规范因素；对手效应；第三方效应

一、非法律规范因素在司法裁決中确实存在

法律现实主义有一句名言：司法裁决与法律判例之间的关系还不及这些裁决与法官的早餐更密切。法律现实主义主张法律的原则、规则和原理，本身并不足以预示和解释案件是怎样判决的。法官和陪审团通常是根据他们的个人信念和情感来断案的，只是在实际上已经这样断案之后才到书面的法律中寻找合法理由。[1]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认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2]法律现实主义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大多数的司法裁决活动，对法官做出的司法裁决产生重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是法律法规，毋宁说是非法律规范因素。当然，这种理论可能过分夸大了非法律因素在司法裁决中的影响，但是，这种理论本身的提出，建立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判例之上，从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律师，可见一斑。在中国，司法裁判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例如厦门走私案中的厦门海关副关长受贿17.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中国光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受贿405.9万元，同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依据的是同一个法律规范，涉案金额相差23倍，最终的宣告刑却完全一致。[3]

二、案件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案件社会学是唐·布莱克在《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中提出的一个新理论。布莱克认为，他的案件社会学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最著名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强调的是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不同的心理状态将会导致同种案件不同的判决。案件社会学则强调的是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当事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将会影响法官的裁判决定。法律现实主义跟案件社会学一如布莱克所言是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只不过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但它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都强调非法律规范因素对案件裁判具有影响。

案件社会学主要阐明案件的社会结构是如何预测和解释案件是怎样被处理的。[4]案件社会学认为，在每个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除了基本的法律规范跟基本的法律逻辑之外，案件的社会结构对案件裁判所施加的影响。大多数案件中的社会结构包括：谁与谁发生冲突，第三方是谁，案件参与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大等等。布莱克提出了他的“法律量”的观点。“法律量”是指施加于个人或群体的政府权威的数量。针对被告的每一项法律行动是案件所引起的法律总量的一个增量。例如，逮捕比不逮捕意味着数量更大的法律，对一名被告的有罪裁定或其他判决比驳回意味着数量更大的法律，重刑或高额赔偿比轻刑或较少的赔偿意味着数量更大的法律，原告一次成功的上诉比被告一次成功的上诉意味着数量更大的法律。[5]“法律量”具体包括：对手效应、律师效应、第三方效应与说话方式等。

1.对手效应

谁控告谁，即案件双方当事人自身的社会结构可能是预测案件将被如何处理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双方的社会地位怎么样，比如双方的教育水平、受尊重程度、财富、社会参与程度等差异将会影响法官的判决。布莱克指出：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犯上的犯罪行为最严重；其次是上层之间相互犯罪；然后是下层之间的相互犯罪；最后是犯下的犯罪行为。法律的量根据以上顺序相应减少。并且，法律的样式也随着分层而变化：向下的法律比向上的法律更具有刑事性；向上的法律比向下的法律更具有赔偿性和治疗性；无论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纵向法律与同一等级之间的法律相比，都较少具有和解性。[6]

2.律师效应

正如控辩双方一样，一个律师的社会地位有高有低。一些拥有更多财富，更好名声，更融入社区的律师可能对当事人更有利。律师的社会地位越高，其当事人获得的利益越多。尽管律师不能消除与社会地位优越者对抗的全部不利因素，但通过提升地位低一方的社会地位，律师使得司法机构对案件的处理均质化和平等化。[7]律师还可能显著地改变案件的关系结构。他们的影响取决于对立双方是什么人以及律师之间的纽带关系。当对立双方的地位社会地位接近时，律师的影响作用变小。

3.第三方效应

第三方是独立于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第三者，具体来讲，包括这样一些人：法官、检察官、警官、陪审员等等。他们的年龄、性别、人种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处理方式。拥有权威的法官和陪审员更倾向于选择一个获胜方，而不是寻求折中的方式并给各方一些利益。法官的社会地位越高，越有权威，法律的量就越大，他们就更少适用调解，更加严格遵循法律条文。陪审团倾向于避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决定，而倾向于折中，不拘泥于法律，因此许多律师认为他们是“不可预测的”和“不称职的”。他们也比法官更宽大。权威性并不是绝对的，相较于对立双方和他们的律师，第三方社会地位越高，与他们的相似度越低，权威性就越大。

4.讲话方式

说话是一种方式，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艺术。说话的方式不同，人们欢迎的程度也不同。如果人们以一种富于表达力的方式发言，可以提高他们在法庭上的可信度。

三、结语

人有多种情感，并且这些情感会体现在社会实践中。法律的裁决会受到法律规范因素和非法律规范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正视非法律因素的存在，并且对其积极的研究，并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O.W.Holmes，Jr.ThecommonLaw，M.Howe（ed.），LittleBrown.1963（1981），p.5

[3]王恩海：《刑法差异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6]【美】唐·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33页

[7]【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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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篇12

掌握社会调查技能、社会研究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是应用型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基本素质。建立社会学专业实验室是培养出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社会学专业人才根本途径和主要方法。 本文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要探讨了民族院校中社会学专业在实验室规划与建设过程中, 实验室规划框架, 管理方案等措施, 以及实验室建设对社会学人才培养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一、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现状

国内很多高校都开设有社会学专业本科专业, 在部分科研院所也设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在这些院校和研究机构中部分设立了社会学专业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大致可以分为行为观察实验室、社会工作实验室以及电话访谈实验室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保障实验室、中国舆情调查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对将社会学内容嵌入到国家重点实验室模式识别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近来年, 该实验室在社会计算相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实地调查和网络调查发现, 国内的民族院校社会学专业实验室主要以传统的实验项目为主, 在实验室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资源等方面都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现状在高等民族院校更为严重, 因为民族院校以往大多数都是文科专业, 现在不断加大理工科专业的建设, 这样导致了传统专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导致了文科类实验室发展缓慢。

二、建立社会学专业实验室的必要性

社会学专业学生毕业去向主要集中在政府机关、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研究机构、社区管理与救助、社会工作等部门, 这些工作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学的理论和动手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 在民族类院校, 社会学专业的实验室建设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不能很好适应从理论型向应用型转变的需求。通过建立专业实验室可以使得学生更加系统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技能与社会研究方法, 通过实验项目的训练使得学生能运用社会学知识、技能、方法、手段去发现、挖掘、提取社会现象中隐藏的信息, 通过分析这些隐藏的信息解决社会问题, 提出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和办法。在大数据时代和“互联网+”时代,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学理论, 现代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搭建相应的平台, 通过数据采集、建立模型、模拟仿真、数据分析等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能力。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是国家级特色专业、贵州省重点学科, 同时也是“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支撑专业。社会学专业拥有较强的师资教学团队。为了更进一步提高社会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贯彻落实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精神, 建立和完善专业实验室是社会学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学专业实验室规划与建设方案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规划与建设方案与其他理工的专业实验室有着很大的区别, 不能照搬理工科实验室的规划和建设方案, 同时又必须以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为了背景, 为培养应用型社会学专业人才为目标, 提出切实可行具有前瞻性的方案。

(一)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规划原则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规划首先要以社会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出发点。 社会学专业理论课一般有: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中国社会思想史、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社区概论、社会工作概论、文化人类学、经济社会学;专业实践课有:田野调查、学年社会调查、CAYI和CAPI实践、社会统计软件运用、学年社会调查报告、 社区服务等。社会学专业实验室主要服务于专业课理论, 通过实验室实验项目的设计和开展, 使得学生更加熟悉和掌握理论知识, 把握学科专业体系结构的内在联系, 训练学科专业的思维。其次要以未来人才需求为导向。根据对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就业的进行跟踪和调查, 社会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去向主要是政府机关、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研究机构、社区管理与救助、社会工作等部门, 要求学生需要掌握社会学实践技能, 例如社会调查、个案分析、社会统计研究、社会问题挖掘和社会舆情控制等。在本科学习阶段中, 通过专业实验室开展相应实验项目, 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文献检索、文献分析、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发现、挖掘和提取社会现象隐藏的社会问题信号,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一些创新实验数据预测可能发生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并提前做好预防措施和干预策略。

(二)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方案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中, 除了田野调查实验室、农村调查实验室等特色实验项目必须建立在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外, 行为观察实验室、社会工作实验室以、电话访谈实验室、个案研究实验室等传统要在以往的实验项目基础上进行升级和完善。随着信息技术的进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中要充分融合互联网技术、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民族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技术技能。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和“互联网+”环境下, 社会学专业实验建设更应考虑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数据分析技术和社会研究方法等。在传统理论型培养人才模式向应用型技术人才模式转变过程中, 社会学专业实验建设应该借鉴社会计算、社会媒体、社会舆情分析等较前沿的学科发展理论和技术, 建设大社会学类综合实验室。目前, 社会学专业学生除了掌握专业的电访系统、面访系统、网络调査系统外, 还要求掌握SPSS、STATA、 Eviews, 但是随着信息膨胀和网络技术发达, 这些统计软件不再适应社会大数据处理需求, Spark、Map Rudec等分布式处理软件的使用和技能培养也将成为社会学专业实验建设趋势之一。

除在实验室硬件条件、软件规划外,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在实验人员队伍建设方面也应该进行合理规划。目前, 大多数社会学专业尚未设置专门的实验教师队伍或者只有极为少数的实验人员, 这导致了对学生实验实训的指导得不到保障。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在硬件、软件和人员队伍建设方面都有着合理的规划和安排, 正在筹划建设大社会学综合实验室, 融合相近学科专业实践技术, 培养应用型社会学人才。

(三)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对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意义与价值

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是社会未来需求的主要导向,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的建立将为培养应用型社会学专人才提供基础保障, 为社会学、 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实践教学和实习训练奠定良好基础。合理的社会学专业实验规划与建设方案可以提高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实践实训能力, 为将社会学专业培养模式向应用型符合人才转变提供资源保障。通过实验室建设使得我校社会学专业学生掌握社会学学科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实训实践基本技能、分析社会现象、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加大实验室建设力度也是将我校社会学专业在现有的成绩基础上建设成为特色更加明显、优势更加突出的学科专业主要措施。

摘要：社会学专业是民族院校的重点学科和专业之一。社会学专业根据教学计划, 主要培养学生具有坚实专业基础理论和社会调查研究分析能力。然而,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 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 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本文主要探讨了民族院校中社会学专业实验室规划与建设的必要性, 规划框架, 管理方案以及实验室建设对社会学人才培养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社会学,实验室,规划,建设,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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