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小

2024-05-28

社会学小（精选12篇）

社会学小篇1

摘要：文章从“大政府、小社会”的种种现实表现着手, 引出了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公共管理领域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行政依赖, 然后论述了“小政府、大社会”即用尽可能少的成本来维持公平的观点, 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充分认识在节省行政开支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公平秩序的重要性, 并指出两种体制的转换实质是政府行政作用从“全能”趋向“有限”在规模上的体现。

关键词：大政府、小社会,小政府、大社会,行政依赖

中国在1950-1970年的30年中, 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 与此相对应的, 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则体现为极度发达的政府和相对弱化的社会, 即“大政府, 小社会”模式, 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里讲的“大政府、小社会”中的“大与小”指的是力量、规模、深度、强度等概念, 大与小也是相对的概念。这里, “大与小”也可以当作动词来理解。

一、“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现在, 在公共管理中有这样一种倾向:不论行政体系内还是行政体系外, 很多人对上级行政都有较大的依赖性, 常常寻找大权威, “抱粗腿”, 要求特殊政策, 借用领导权威推进工作。还有一些行政机构或非行政组织, 热衷于设立下级行政性机构, 繁衍自身的科层体系, 不断给行政组织创造出“腿和脚”来, 似乎不如此, 机构就不够气派堂皇;没有下级来承接业务, 工作就难以展开。“抱粗腿”现象体现的是一种“行政依赖症”, “行政依赖症”的存在, 给公共行政自身和社会的各项事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造成行政机构的臃肿, 加大社会财政负担, 产生大量的官员, 增加了内耗的频度和协调的难度。

上下级组织的依赖还常表现为官员之间的人身依赖。一些下级官员视上级官员为长辈、恩人、导师, 每天围着领导转来转去, 寻找替领导办事、向领导献媚的机会, 努力表达自己的忠诚;上级常把下级当作心腹、子弟、跟班, 遇事就伸手求助, 遭难就紧急调援, 自身的职责、问题, 下级必须责无旁贷地出点子、出文章、出力气, 更要出钱。这实际是“行政依赖症”的一种表现。

(一) 产生“行政依赖症”的根源

在中国之所以会产生“行政依赖症”, 主要是因为长期存在以下情况:

首先, 行政权力过大, 各权力结构不平衡。从新中国的历史看,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大政府” (党和政府等权力机构的总和) 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国家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操办, 人们吃饭穿衣找政府, 就业住房找政府, 夫妻闹矛盾也找政府。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 自然导致人们对于行政的依赖心理。

其次, 官本位下, 权力占有一切, 衡量一切, 官员给人最鲜明的印象就是“有权”。上级官员或机构对于下级、对于社会, 就是权威、根本, 决定他们的生存与发展, 他们势必事事服从上级、请示上级, 唯上级的意志为转移。而官僚体系自成一统, 与社会分离, 也使得他们只能从内部寻求解决问题、落实决策的途径和人选, 必然严重依赖下级, 要给自己创造更多的耳目和腿脚。而且, 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 它会不断地自我繁衍, 不断侵吞社会私域的范围, 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自然要扩大已有的权力。

再次,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 中国人历来就被笼罩在宗法的网中, 隶属于“圣君”、“慈父”和“父母官”, 唯上唯书唯大人;历来都缺乏个性、自我和独立意识, 在婚姻、职业、兴趣爱好上听命于家长的决断。现代行政集权加重了这个倾向, 人们从私人生活中的依赖进而扩展到公共生活中对行政的依赖。人治的特点是具体的官员靠具体的言行进行领导, 没有一般的规则和统一的程序, 决策武断, 暗箱操作, 人情大于法或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行政活动随意性极大。人治下事情如何发展要看长官的意志, 是非曲直如何要等长官评说, 同一件事遇到不同的官员就有不同的结果。长期的人治教会了人们去依赖行政、依附官员。

(二) 危害及其对策

“行政依赖症”的存在, 给公共行政自身和社会的各项事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如造成行政机构的臃肿, 加大社会财政负担;产生大量的官员, 增加内耗的频度和协调的难度;扩大行政权力, 强化集权倾向;降低人们的独立性、创造性, 稀释社会的活力和动力;组织过细过密, 管理过于繁杂且效率低下。

因此, 对于“行政依赖症”, 应想方设法尽力克服。可行的思路有:推进行政分权放权, 促进社会资源占有主体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转变政府职能, 把政府从管制型改造为服务型;完善政府结构设计, 取缔一些无用的机构与职位;健全官员责任的考核、奖惩制度, 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权。

二、政府行政规模的变更:从“大政府、小社会”到“小政府、大社会”

政府行政的作用正在从“全能”趋向“有限”, 相应地, 也必然反映在规模上。“全能主义”的政府行政显然是“大政府”的规模, 而“有限政府”是否就一定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指归呢?有学者在观察“近百年来世界各国政府扩张的缘由”和考量“中国政府现有规模”后认为, “关于中国政府规模的政策考量标准既不在于天然不合理的‘大政府’, 也不在于明显不现实的‘小政府’, 而在于‘适度’的政府”。于是, 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指向, “并不在于继续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 而在于继续调整政府的功能结构, 提高政府的能力, 同时有效地阻断机构与人员恶性循环的通道, 控制法定编制外政府人员的数量的增加, 控制消费性政府开支的增加。”笔者也赞同该学者的分析和应对理路, 但是否“适度”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第一, 要看它的作用的定位, 而核心作用指归的是“小政府”。第二, 要看政府行政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如何, 社会的发展是行政权发展的外在要求, 需求总量在提升, 但政府行政的事务占社会总体事务的比例则应该“适度”, 否则将成为“行政国家”。第三, 要看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这是衡量政府大小的一个较为客观的尺度。这其中还要区分支出的用项, 如果是机构和人员的费用占了很大比例, 则不是“适度”, 若是财政支出 (主要是投资) 占了很大比例, 也不叫“适度”。因此, “‘适度’的政府”不好把握。

作用的限定致使规模有了边界。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 更是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互动后的边界, 也指引了使政府由“大”趋“小”的思路。笔者曾把这一思路概括为“行政社会化”, 尤其是在行为层面的组织活动的社会化, 亦即行政权运作本身的社会化, 包括有两方面:行政职能的社会化;行政机制的社会化。职能的社会化是指从政府的行政管理转到社会的自我管理, 这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非行政性管理, 承担政府行政转移的不该管的、管不好的原政府职能;二是社会个体的自我管理, 强调从“行政本位”转为“社会本位”。这是从社会主体对政府行政的角色替换的角度讲的, 即政府行政应做什么。机制的社会化着眼于政府行政如何运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引进市场机制首当其冲。因此, 所谓机制社会化是指以社会需求为内在依据, 以社会发展为外在指标, 实行服务承诺和公共选择, 引进企业家精神。这样, 一方面影响和冲击传统的、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 科学地整合政府内部资源, 让政府“小”但不“弱”;另一方面节制和打破行政管制与行政性垄断, 从而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 让社会“大”而且“强”。当然, 从“大政府、小社会”到“小政府、大社会”这一行政改革目标模式的转变和实现, 需要一个过程, 还要取决于人们观念转变的程度、经济改革 (尤其是政企分开) 进展的程度, 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的程度等一些因素。

参考文献

[1]、 (德) 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 1997.

[2]、张尚仁.当代行政改革趋势析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5) .

[3]、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与流派[M].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社会学小篇2

泰州市幼儿园莲花分园黄月

活动目标

1.了解招待客人的一些简单礼仪。2.能运用礼貌用语进行交往。

3.乐于争当小主人。

活动重点:掌握基本的礼貌用语。

活动难点：能大方的招待客人，乐于正当小主人。活动准备

1.排练好情境表演。

2.事先与大班教师商量好，到时邀请部分大班幼儿参加活动。活动过程

1.组织幼儿观看情境表演。

(1)教师：明明家来了客人，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招待客人的。(2)幼儿观看情境表演。

(3)教师：小客人到了明明家，明明是怎样招待客人的？说了哪些话？（引导幼儿说出明明讲的话，并学习常用礼貌用语）2.引导幼儿讨论招待客人的方法。

(1)教师：如果有客人到你家做客，你会怎么说，怎么做呢？（请教师当客人，幼儿当主人，练习用礼貌用语招待客人）(2)引导幼儿看幼儿用书，自由讨论。

(3)教师小结：有客人到你家来时，主人要主动向客人问好，并热情地请客人吃糖果、喝水、玩玩具等，客人离开时主动和客人再见。2.实践活动“我做小主人”。

(1)教师：大班小朋友来做客啦!我们应该怎么接待他们呢？(2)引导幼儿用礼貌用语向“客人”问好：“大班的哥哥姐姐，你们好！欢迎到我们班来做客!”

幼儿给“客人”搬椅子，请客人坐下：“哥哥姐姐，请坐！”

幼儿与“客人”交往：“哥哥姐姐，请喝水！”（或拿玩具给客人玩：“哥哥姐姐，请玩玩具！”）

幼儿与“客人”告别：“哥哥姐姐，在家！”

农村社会保险小知识篇3

什么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城市企业的养老保险共同组成了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它采取储备积累型的模式，资金筹集坚持以个人缴纳与集体补助相结合，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实行把集体与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都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的保险方法。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包括哪些对象?有什么规定?

凡在本市工作的农村户口职工均应在所在单位参加投保。镇办企事业、镇机关及其他编制外职工由单位统一组织投保。村干部、村办企业职工和务农、务副人员由村统一组织投保，外出务农、经商、服兵役和户口新迁入本市的农民都应参加本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单位集体补助不得低于投保额的50％，目前缴费积累必须满5年。

单位和个人如何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

职工个人负担的农保费，由所在单位在其每月工资中代扣，然后连同集体补助部分一并交到镇劳动保障所。纯农户的保费由村代办员按户收缴后，连同有条件的村的集体补助部分一起交到镇劳动保障所。单位和个人的农保费可以按月、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缴纳，但当年保费原则上最迟应在12月20日前全部交清。

农保中断缴费后可否续保?

可以。中断缴费前后的个人账户储存额可以累计计算。投保人因灾难、病残或其他特殊原因无法缴纳保费时，经农保经办机构批准可予暂停，待条件具备时再续保和补保。投保人在监禁、劳改或教养期间停交保费，解除回原籍后可恢复保险关系继续投保。

农保在办理退保方面有哪些规定?

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有关文件规定，退保可分为正常退保和非正常退保两类。有下列两种情况之一的，为正常退保：第一、投保人户口迁移而迁入地尚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第二、投保人在缴费期内死亡。凡在以上二种情况之外(包括镇村企业职工“跳槽”，无故擅离单位，被单位开除等)的退保，均为非正常退保。对正常退保者，可将个人缴纳和集体补助的保费在扣除3％的管理服务费后，按国家规定的利率计算一并退给个人。对非正常退保者，只退还个人缴纳的保费(不计息)，且还应扣除3％的管理服务费；至于集体补助部分，原则上不予退还而记入基金，个别特殊情况按批示处理。

农保的投保人从本市迁往外地或由外地迁入本市，如何办理转退手续?

投保人从本市迁往外地或由外地迁入本市，可将其保险关系和已交保费转入迁入地的农保经办机构。若迁往的外地尚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原市可保留原保险关系，或将已交本息退还本人。

农保投保人领取养老金的期限有什么规定?

飞在天上的丑陋小社会篇4

她肯定听到了广播的通告, 飞机已经满载, 请求所有人都不要带太多行李上飞机, 因为这段话每隔45秒就会大声播放一次。但是选择性失聪这种问题, 没有谁比飞机上的乘客更严重。她挪到了自己的那一排, 不出意外地发现, 前面座位下方的空间不够, 于是她占据了你前面座位下方的空间。你走到自己的座位, 发现这块空间已经被人占了, 可你本来指望用这一小块地方伸伸脚的。你生气地盯着她看, 可是她却假装看不见。

第18排爆发了一场口角。坐在C位置的那个男人, 用自己的外套占据了头顶的行李舱, 衣服在里面叠得整整齐齐。任何人、不管谁想挪那件衣服, 他都会抗议。他有里程, 也有地位, 所以乘务员才要请他先登机, 几乎比其他所有人都早。他打定主意, 要好好享受这点微不足道的特权。

我不是在描写自己刚刚乘坐的一架航班。我过感恩节时的一件乐事, 就是可以避开不友好的飞行经历。我描述的是过去一年中乘坐的所有航班。我描述的这段飞行旅程, 这个周末肯定有许多美国人都忍受过。

我写这些不只是为了悲叹现在乘飞机出行的恐怖, 已经有够多的人这样做过了。我之所以写, 是因为很少有哪个场景, 能像从纽约飞往洛杉矶, 或者从萨克拉门托飞往圣路易斯的757飞机一样, 绝好地展示美国人在2014年前后最糟糕的冲动行为。它在几英里的高空中, 反映出了我们在偏狭小气方面的才华、自私的倾向、与他人的疏离, 以及日益明显的等级划分。它是飞行在3万英尺到4.5万英尺高空的社会缩影。

在飞机上就像在经济中一样, 多数人都会有压迫感。在金钱方面, 每次乘坐飞机都像是重复被宰, 一刀接一刀。要交行李费、餐饮费、无线通讯费, 如果只付基准价, 就只能得到一个落脚之地。而这块地方是前所未有地窄, 而且越变越窄。感恩节的两天前, 克莱夫·厄文在“每日野兽”上描述了航空公司处心积虑的计谋, 通过“工程手段”一寸寸地缩小你的空间, 听起来像是在试验矫正畸形的器械。39B座位之于今人, 犹若老虎凳之于古人。

可是2A座位呢?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头等舱与所有其他乘客之间的鸿沟, 在飞机上展示得清清楚楚, 而从一边走到另一边, 却显得越来越困难。针对经常乘飞机的乘客的激励计划也做出了调整, 按乘客购票花的钱回馈, 而不是按飞行的里程, 也就是向那些已经地位很高的客户赠送更多里程, 而不是那些努力想提高地位的人。

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陆地上, 富人都越来越富, 社会流动性降低, 人们被越来越无情地推到了特权高低有别的层次中:有人坐在所谓的“优越经济舱”里;有人可以坐在逃生出口那一排;有人可以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登机;有人则要晚些登机, 被塞到中间的座位。

社会现象小论文篇5

近年来，一些典型的“高考移民”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对于“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同学者做出了不同解释。但分析后发现，绝大部分文献把“高考移民”现象产生原因直接归结为目前高考录取制度，具体来讲是各省域存在的高考分数和录取率的差异。然而笔者看来，固然高考录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考移民”现象，但仅仅着眼于高考录取制度改革不免过于狭隘。因此，从社会学角度审视“高考移民”现象，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一、冲突——“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根源

“高考移民”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它本来是指教育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部分考生利用各地高考分数及录取率的差别，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转学、户口迁移等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以此来增加高考录取或者到名牌大学就读机会的现象。但随着高考政策的更加严格，很多不和谐的“移民现象”也浮出水面，“高考移民”的界定扩展开来，比如民族造假，就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篡改民族身份来改变考生户籍信息，获得高考加分或降低分数线的目的。笔者认为，从“高考移民”运转过程与最终目的而言，“民族造假”同属于新形式的“高考移民”现象。因此，现在“高考移民”现象不应再单纯指户口迁移(地域转移)，而篡改户籍信息(信息造假)也应包括之内。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目前各省高考原有的平衡状态，破坏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但对“高考移民”现象不应该也不可以简单地做出是非判断，而应理性对待。

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为争夺稀缺的社会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从表面上看，“高考移民”现象只反映了“分数线不公平”这个表面的事实。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不同教育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换句话说是不同的群体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对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正如上文所述，“高考移民”现象就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改变考生户籍和学籍以获得利益，此利益就是选择更优的入学机会，尽管有些是违反了国家招生政策，却反映的是以非正常手段表现的正当诉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是要趋利避害。为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很自然的也会趋易避难。能够通过较小的代价上个较好的大学，是自然的一种选择”。不难看出的是，“高考移民”本质表现的正是这种“自然选择”所造成的“高考移民”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而一个现象持续发展的源头，正是价值冲突和利益资源相互争夺的过程。由此，“高考移民”问题更应以一个社会问题对待。

二、冲突的背后——“高考移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高考移民”现象背后关键的力量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演化，当我们寻求对产生这些冲突的解释时，会含蓄地借助于马克思描绘的这样一幅图景：当社会中充斥着在稀缺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充斥着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就会使目标与利益在冲突中极端化。因此，在笔者看来，“高考移民”现象是一个集合了社会观念、利益及价值冲突于一身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观念冲突：理想与现实

高考制度的初衷是要为全国各地区考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总体看来，高考也确实成为我国现阶段一项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成为一项对一个学生十二年学习所做的最权威的评价。但教育具有促使社会分层的功能，这项功能不断引导着家长给予高考更多的关注与投入。因此，相对于中国考生及家长而言，高考有着连锁性的社会回报：优质高等教育——重点大学文凭——较好的就业机会，并且这种连锁反应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反复得到强化。

其强化结果是促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在围着高考这根指挥棒转，使我们的教育活动误入围绕高考进行的怪圈。而对于公平而言，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实现教育实质公平即宪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不现实的，国家只能提供一些补偿性的教育政策，例如实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弱势地区降低分数线等，通过相对公平向实质公平转化，最终实现宪法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但照顾弱势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群体是有时效性与地域性的，正如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的，“社会结构的个体差异使得个体达成目标的合法性机会存在着一定的分化，同时社会并没有在结构上为每个人提供合法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就会使人产生挫折和紧张，在没有合法的手段时就会用非社会赞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非社会赞同的手段”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激化。于是，在理想的公平与现实的利益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考生们在家长和亲友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加入了“高考移民”的行列。

(二)利益冲突：受益者与受害者

“高考移民”总是趋利的，利益的落差越大，行动的势能越大。由于地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各地教育资源与教育水平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国高考不但实行地域指标制度即分省区定额录取的模式，而且录取分数线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马克思认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利益冲突。当社会群体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减少不平等性时，他们将对系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然，“高考移民”群体质疑的不是合法性，而是对公平性的质问。他们认为就读名牌大学的机会不是某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付出努力去争取的，但相同的付出获得不同的回报，这就是难以接受的。从“移民地”角度看，“高考移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反过来讲，当地考生所谓的利益，其实就是“我们的指标会被‘移民’占去”。

那么，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衍生出利益感的地域“指标”分配是否公平?不难看出，高考制度衍生出了两方面的利益纷争。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认为录取线差异造成了教育不公平，他们的权益因户口所在地较高的录取线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高考移民”群体移入地区，大多是经济较为落后、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地区，当地考生认为，他们教育资源匮乏而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就理应在高考录取时享受“照顾”，而“高考移民”群体的涌入损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这样来讲，就不能认定谁是纯粹的受益者，谁是纯粹的受害者了。

(三)价值冲突：权力与责任

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受到了限制，户籍制度本质上是公民拥有的一种市民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但是现在的户籍与一个人的入学、求职、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根源来看，这就为户籍附着了高考的利益，地方考生正是通过“购买”这一权利，取得了附着于其上的本地考生才能享受的招生指标权利。所以，“高考移民”群体不管法律是否允许，就产生了权利的交易行为。因此，户籍制度可以说是导致“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间接原因。从这一角度看，“高考移民”现象应该被视为违法行为，它违反了政府的户籍管理制度，破坏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平衡。

但是，也应看到现实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有相当一部分“高考移民”是按照合法渠道办理迁户手续，而且也得到了一些政府人员的认可;另外，因为出于接收外地较好生源可以提升当地学校的升学率与知名度、收取借读费、出售房产等考虑，一些外地“移民考生”的请求也得到了接收地学校和有关部门的默许，这样显然的政策漏洞和学校的意愿所产生的责任不应该由“高考移民”来承担。由此可见，“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凸现了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对“高考移民”现象背后进行深层次的追问，则在于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力与公民正确选择教育的责任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教育权是最大的公平权，在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上，政府责无旁贷。

三、化解冲突——防治“高考移民”现象的对策

对冲突的分析过后，已经清晰可见“高考移民”问题不仅是教育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有化解“自然选择”与招生制度的剧烈冲突，才可有效防治。

(一)转变观念：淡化高考

在观念上很多考生与家长陷入“高考定终身”、“高考指挥棒”的怪圈，要真正化解观念上的冲突，必须要从淡化高考入手。现在我国高考改革已是必然趋势，但如何改革，能否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都是高考改革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建立一种以国家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和选拔录取相结合的招考制度，比如在高考前后增加申请及面试环节，大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爱好特长等申请材料，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再分专业进行面试，既保证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同时也保障学校录取学生的质量。

但无论如何改革，总的方向是不变的，那就是招生制度公平且透明化，评价和测量方法值得信赖且有效。同时，要强化终身教育思想，使得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在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期明显缩短，产业结构调整频繁，转岗、再就业的机率增大，接受再教育已成为必然，虽然各层各类教育逐渐分化清晰，但教育的作用却统一在终身教育思想中。传统教育的终点成为终身教育的起点，高考也不再是教育的唯一起点。因此，过去那种单一的“高考定终生”的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的需求，它必将被日益多元化的选拔方式所取代。而且育人、育才也不仅是在普通高校里进行，在高职院校、中职院校中同样可以。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远程教育、电大、夜大等，来达到获取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目的。所以，在强化终身教育观的同时，也要使各层各类教育均衡发展，使考生与家长认识到成才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均衡利益：教育公平

只有使每个受教育者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获取相等公共教育资源份额的权利，才能体现科学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一方面省域招生要统一标准，达到形式上的公平;另一方面基于“起点平等”才能“公平竞争”的考虑，继续实行补偿原则，缩小教育资源差距。只有在保证受教育者可以享受到基本教育权利的情况下，人才选拔才能体现公平。

其次，继续扩招也会对缓解“高考移民”现象做出贡献。当学历不再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不只是通过高考体现，高考这根指挥棒也就不灵的时候，“高考移民”也就失去了意义。

再次，在高校扩招的同时，大学要实行宽进严出，这样就会使大学生普遍质量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会相对地给予其他省区那些勤奋好学的贫困学生以入学机会。最后要大力提倡高校自主招生，笔者也同意在自主招生上加大力度，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在招生方式上多元化，过程上透明化，尤其是要统一起点，也就是起点平等下自主招生，否则自主招生也容易成为新的教育腐败的滋生地。

同时，政府也应提高高校录取自主权，实行“按比例投档”和“高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办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选拔真正优秀的学生进入高校深造，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

(三)明确价值：有法可依

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高考移民”现象中篡改户口信息、迁移户口等从某一侧面也反映出了弱势省区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有关法律的漏洞，为“高考移民”群体提供了“合法”的权利交易。因此，治理“高考移民”首先必须构建一套完善的高考法规条例。中央可以在《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的基础上制定有关高考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条例作为高考基本法;由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人大或政府还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有关高考的具体法规。招生考试的管理部门要担负起考试法规的宣传、执行、监督工作，以法治考。

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为高考而设立的法规，对高考违规现象的处罚主要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临时性行政文件，这种以政策代替法律的传统造成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限缺乏法律界定与依据，致使高考的公正与权威不能得到具体法律的保障。其次，各省域政府也应对“高考移民”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并努力形成省、市、区三级审查机制，其重点对象是外来移民高考子女，对其户籍严格审查。同时，由地方制定符合本区域“高考移民”具体可行的防治法规，从根源上缓解“高考移民”现象的存在。

四、结束语

社会学小篇6

“人必自轻而后人轻之”。我作为一个当代文学评论者虽然感到愤懑，却不能不承认：一切诟病都缘于文学评论者的“自轻自贱”。——是时候进行自我把脉了。

一、文学创作中的轻文学化与后殖民化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体两面。文学评论界的乱相，与“小时代”的“轻文学”创作转型密切相关。

中国内地1990年以后的文学创作进入新写实、元叙事、意识流、后现代等手法的实验期；玄幻、穿越、新历史和网络生活，则成为新千年“小时代”文学主流题材。这种变化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文学想象力，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之轻；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淡出”、朱文和韩东的“断裂宣言”、郭敬明以及网络文学的财富神话，也使文学走向了眼球经济、话题经济、物质主义和下半身写作。这种“纯文学”或“轻文学”趋向固然对一元话语有某种消解作用，但更大的伤害则是对文学意义的消解，文学不仅失去了“新启蒙”时代的轰动效应，而且越来越趋近于消费读物和小资身份装饰。文学批评也相应出现了轻薄化、媚俗化倾向。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文学创作的后殖民化倾向日益凸显。“唯新唯西”，追求“国际化”，已成为一种严重的身份焦虑；作家多以拿到布克奖、国际书展奖、诺贝尔奖等国际奖项为荣耀。事实上，比起这种“后殖民化”倾向，更可怕的是“自我殖民”心理。很多作家有意识地猜想西方人的中国趣味，然后刻意迎合西方人的“中国想象”，甚至高行健、哈金、严歌苓和莫言的创作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自我殖民”意识。电影人似乎走得更远些，像《霸王别姬》《金陵十三钗》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相应的，文学批评也大面积套用西方话语而匮乏原创精神，整体上出现“失语”状态而浑然不觉、缺少反省。

二、文学批评中的学院派与洋八股

当前文学批评最显著的怪现状，就是令人气闷、让人“看不懂”的“学院化”倾向。“学院化”是“祛政治化”的一种策略，有利于学术独立。但是，现在的“学院派”批评论文一般发表在学报、C刊上，主要用于评职、晋级和考核。这些论文与文学创作者和读者基本不发生关系，读者要么看不到，要么看不懂。这样的文学评论根本“不接地气”，于是就成了体制内的文字游戏。学院派评论者忙于完成各种课题，却很少进行调查研究，因而与社会文学生活实际是脱节的，不知道读者想读什么。于是学院派评论就成了“自说自话”，对读者起不到引导作用。在此情形下，大众传媒和传媒知识分子反而起了更多的包装、促销与引领作用。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学术堕落的一种表征。

中国文学批评界越来越像西方文论的实验场，评论者越来越像理论贩子，论著中袭用西方理论而少有“中国创造”；这样的著述“看上去很美”，很“高大上”，实际上根本不契合中国文学实际。它们形成了这样的洋八股模式：挪用一段西方文学理论，拼贴几个中国作品案例，再凑上几句“胶水浆糊”式的说明；行文一定要充满术语和符号，注释最好是外文的；句子一定要长，要使用巨型的复合结构，最好让人一口气读不下来……这样的文章似乎祛政治化而学术化了，但也异化了。其结果要么是削足适履，要么是强制诠释。而读者也只能集中精力对付那些理论术语，很难关注文学艺术和评论本身，这就很难使文学发生“熏浸刺提”的作用。

对于读者“看不懂”文学批评的现象，有三件事促我反思：一是2012年11月10日参加山东大学“莫言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时，莫言长兄管谟贤说，现在很多文学评论他“看不懂”。要知道管谟贤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是“文学圈”里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也看不懂当下的文学评论，那么这里一定出问题了。二是2013年我与正在读高二的孩子一起读《少年Pi的奇幻漂流》，有个“父子对话”发表在《博览群书》2013年第6期上；我的孩子对我说：“你们评论儿童文学、少年文学时，应该化繁为简、深入浅出，要让少年读者读懂，这样才能起到‘导读’作用。”他让我明白，真正的学者，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把复杂问题简洁化；文学评论应当明白晓畅，“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怎样说”，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思想。三是胡适1931年3月5日与徐志摩谈艾略特、乔伊斯和卡明斯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志摩说，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我想，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 胡适看不懂现代派作品，绝不装懂，并以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勉。——我想，评论者援引西方新理论却不知其产生的背景，盲目套用，很容易造成“错位”和“误读”，实在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糊涂做法，远不如说一点实实在在的、读者“看得懂”的话。

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评论者忘记了“批评”职责。批评，就是实事求是地“好便说好，坏便说坏”。但当下的文学批评者已经“失职”，评论者变成了广告员和吹鼓手。作品研讨会简直变成了吹捧大会，拿了人家一点“车马费”，就得说好话，于是天花乱坠，一口好活，拿着肉麻当有趣，边拍马屁边看人家脸色，看给人家挠痒痒的力度合适否，一副下九流的嘴脸直比文娼、文丐。胡适1930年给梁漱溟的信中感慨说：“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据。” 那么，当今文学批评界之所以失其作用，全在于精神侏儒化。长此以往，作家们根本瞧不起你，也不可能尊重你的批评。人们称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那么知识分子得时时扪心自问还有没有良心！批评家，至少要说真话、说实话，要对得起良心。——忘记了“批评”职责，失去了“问题”意识，甚至自轻自贱，那么文学批评这个圈子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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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仍须提倡“社会—历史”批评

我个人认为，在“小时代”更须提倡“社会—历史”批评。

从“启蒙”立场出发，无论从哪个角度、层面来谈启蒙，文学批评者的著述首先都应让人读懂听懂。如果读者读不懂听不懂，那主要是因为评论者自己没有看明白、想明白、说明白。而“社会—历史”批评，特别强调知人论世：对于评论对象要听其言、读其书、观其行、知其义，更要把作家作品放到历史当中，站在“百年”的单位时间中去评价他。比如，对于莫言、阎连科这类作家，寻找他们的语病、论述他们的技法、评价他们的“狂欢化”，实在是舍本逐末、偏离大义、见木而不见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应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整体性的史诗意图，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对某些细节、某段历史的“重复”，这样才能明白他们的“重复”绝不是黔驴技穷而是有意反复，是一种刻意的强调……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充满机遇和挑战，也充满社会矛盾与精神危机。按照世界文学史经验，这应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社会—历史”文学批评的用武之时。但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中国文学界正在自我边缘化、自我矮化，文学批评界也在精巧化、犬儒化，评论家变得油头滑脑、油嘴滑舌，正在蜕变为消费市场的掮客。这即使不算可耻，也足以说可悲。——我们应当饮流怀源，回到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重新从胡适、鲁迅、胡风那里寻找思想资源，让文学评论真正对社会发声，与作者互动，与读者对话，与现实发生关系。

文学和文学批评，在所有时代都不可能存在于真空状态，不可能与政治、社会、历史分离。“小时代”固然是“个人”的时代，但不应沦为“小人”的时代、无特操的时代。文学，固然是“抒情言志”的，但所抒之情，所言之志，总离不开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否则就不可能“以诗证史”。批评，源于不满足，源于知识分子的天性；知识分子应当与时代“逆向而动”，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在这样的“小时代”，我们正应思考书写“大历史”，更加重视提倡“社会—历史”批评。

现在，有些人对“社会—历史”批评存有误解甚至认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这一来是由于他们的趋新心理，二是因为“社会—历史”批评曾在很长时期内被曲解利用、被庸俗化了。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恢复“社会—历史”批评的本义，为之正名，正如我们现在应明白“现实主义”只有一个“批判”的本义，而不能被“革命化”“浪漫化”“无边化”一样！

中国小产权房社会冲突问题刍议篇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的住房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然而, 由于受土地供应等限制, 城市的商品房供应相对有限, 致使房价逐年攀升, 而政府又未能及时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充足的住房保障, 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望房兴叹。在庞大的住房市场需求与严重的住房供应短缺情况下, 城市周边地区的村民, 开始利用农村集体用地, 大量兴建住宅物业, 出租出售给中低收入人群。这些由城市村民们供应的住房, 俗称“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量城市人口居住问题的同时, 也隐藏着不少令人忧虑的问题。首先, 多数小产权房没有合法的身份。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国有和集体双重土地制度, 法律规定利用村集体土地所建的小产权房不能自由转让。虽然一些城市的土地使用制度逐步在由二元向一元转型, 但除了原村民所有的一户一栋以外, 在集体土地建设的其他住宅, 成了事实存在但又不能确权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 不能取得合法产权。当政府在拆除这些“违法建筑”时, 往往会发生激烈冲突。其次是小产权房在建设中, 由于配套设施、周边环境等均存在不足, 建设过程中偷工减料等现象也导致房屋质量难以保障, 后期管理又相对粗放, 由此导致大量的矛盾、纠纷甚至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此外, 小产权房的存在, 对正常的房地产市场秩序, 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事实上, 小产权房已经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灰色地带以及矛盾集中爆发区域, 由小产权房引发的社会问题与冲突更是令各地政府头疼。如何妥善有效解决“小产权房”这一既成事实的历史遗留问题, 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深入分析小产权房引发社会冲突的深层原因, 以期为政府相关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小产权房利益冲突分析

“小产权房”与大产权房即商品房相比, 两者有明显的区别:首先, 土地所有权不同。小产权房使用的是农村集体土地, 商品房使用的是国有土地。其次, 产权证颁发单位不同。小产权房没有房产证, 或者只有村、镇集体颁发的产权证, 商品房的产权证是由政府房管部门颁发的。第三, 价格不同。由于小产权房是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 不用缴纳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 其开发成本要低很多, 从而导致同区域小产权房与商品房相比, 价格便宜很多。第四, 市场流转要求不同。小产权房因使用的是宅基地, 未建立使用权的市场体系, 不能在市场上有效流转。商品房则可以在市场上有效流转。由于小产权房相对于商品房而言, 其产权证不具备国家认可的产权法律效力 (张占录, 2011) , 产生了大量小产权房的合法性问题, 近年成了社会冲突频频发生的灰色地带。尽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三令五申, 但小产权房的建造依然我行我素, 冲突也是越累积越难消解。在多地都曾发生过因为政府拆除小产权房而产生不同规模的暴力冲突与游行示威活动。

1.小产权房利益相关者与社会冲突的分类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分类方法, 结合小产权房的定义以及实际, 本文界定小产权房社会冲突的利益相关者有四类, 即政府组织、集体组织、企业组织和个人。其中政府组织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级管理部门、乡镇政府等;集体组织包括村集体、农村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包括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等;个人指农民与城市购房者。

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 从多个层面与角度对冲突进行了分类, 包括群体内外的冲突、现实与非现实的冲突、价值与表面性的冲突、联系紧密程度的冲突、“安全阀”制度与结构性变迁之间的冲突等。在对冲突进行分类时, 要对冲突的主体、起因、表现形式与目标等有所了解 (田国秀, 2003) 。依据冲突的主体不同, 可以分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冲突, 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冲突,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依据起因的不同, 可以分为资源利用的冲突、合法与违法的冲突、利益不均衡的冲突、价值观不一致的冲突、结构性变迁的冲突等。依据表现形式的不同, 可以分为暴力冲突与一般性冲突等。基于以上维度, 本文将小产权房的冲突分类如下:政府组织内部的冲突, 集体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冲突, 购房者与集体土地开发者之间的冲突。

(1) 政府组织内部的冲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土地使用功能以及法规的有效性上。中央政府希望保留耕地, 而地方政府希望利用土地增加财政收入。1994年中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央财政在国家财税收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相对而言则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财权事权的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不足, 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解一时之需 (张长宏、冯长春, 2013) 。

地方政府与乡镇政府的冲突。土地出让金是当前中国不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 而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农民却仅能分得土地出让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地方政府与乡镇政府的冲突主要表现在, 地方政府想要以最低的价格征收集体土地, 占为城市开发用地;而乡镇政府则希望以最高的价格转让集体土地, 或在集体用地上自己开发自己经营收益。在双方利益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 冲突就产生了。

(2) 集体组织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冲突

村集体、股份公司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体现在:农民希望村集体能够代表自己在土地开发收益分配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但事实上村集体作为农民利益集体的概念是模糊的, 真正能够跟开发商跟政府进行有效博弈的能力不够。而政府与开发商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 往往会以各种手段对村集体中的代表人物施加压力。最终村集体中的代表人物可能不惜损害集体利益而谋取个人私利, 从而大大削弱了农民利益集体的代表作用, 形成冲突。

(3) 购房者与集体土地开发者之间的冲突

小产权房的购房者, 希望以低价购买到性价比高的小产权房, 但小产权房开发者 (集体组织、农民或开发商) 往往利用了购房者的预期, 对购房者进行误导。双方在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 结果是既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 也无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购房者与小产权房开发者之间的博弈一般是对抗性的, 而在博弈当中, 购房者往往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小产权房购房者与开发商及物业管理单位之间都是合同关系。但因为开发时的先天不足, 或开发商自身故意所为, 房屋质量、配套设施设备、小区环境等可能都不如人意, 而小产权房开发者又可能在售房时盲目承诺, 实际又货不对版, 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2.小产权房利益相关者社会冲突的原因分析

(1) 历史原因——农村城市化转型

中国的小产权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类以深圳为代表, 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 在已经划归城市的集体所有土地上, 原村民们或者农村股份制公司组织抢建的农民房;一类是城市郊区的农民, 在自己的非宅基地的自留地甚至集体所有的农耕土地上建的房子;还有一类是利用原本农民的宅基地或者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 而建成的房子。

第一类小产权房的大量存在, 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以深圳为例, 深圳早在1982年便在《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条例》中, 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政府征收土地使用费的标准。这一改革, 使原本无偿使用土地转变为有偿使用土地, 也使深圳的农民们看到了土地的价值, 纷纷趁机占用土地, 建设小产权房。到2004年, 深圳所有的农民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 而这些小产权房便成了历史遗留的“违法”建筑。

(2) 制度原因——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小产权房社会冲突的产生, 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原因。根据中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 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 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这就导致了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一系列的两重标准, 造成了“同地不同权”的现象 (白雪, 2010) 。集体土地要进入房地产市场, 必须通过政府征收, 但农民所得到的征地补偿和土地进入市场后一路飙高的地价相比, 显得微不足道;而村集体和农民如果将自己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进行出让或者自行进行房地产开发, 所获得的利益要更多, 在利益驱使下, 村集体、村民纷纷兴建小产权房, 由此推动了小产权房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问题也因此而生。

(3) 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住房供需矛盾与农村改造

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浪潮, 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城市, 供需矛盾使商品房价一路上扬。同时, 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又明显不足, 使得大量中低收入人口买不起房。由于小产权房市场价格要比商品房低很多, 诱使大量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开始流向小产权房市场, 使得小产权房交易不断升温。

另一方面, 中国不少地方的小产权房是以“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兴建的。乡政府或村委会在按国家要求以旧村改造的名义立项, 获得规划审批后, 往往以超过村民实际家庭数多得多的数量申请宅基地的用地指标, 然后再把多余的村民住宅拿到市场上公开出售, 获取利润。

(4) 利益链原因——多方利益交织

小产权房之所以能大行其道, 是因为已经形成了利益链。首先, 小产权房让一部分中低收入者买到了廉价的住房, 解决了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这是政府乐于看到并接受的。其次, 从村集体层面看, 由于小产权房多为村集体主导开发, 且开发建设中不用交纳出让金、税费, 销售的价格偏低, 但仍可获得超额的利益。再次, 从合作开发商层面看, 开发商开发小产权房的成本要远远低过商品房。再次, 从农民角度来看, 同样的土地, 如果政府征用, 农民能获得的征地补偿有限, 而开发小产权房, 可以从开发中受益更多。最后从购房者层面看, 他们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钱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安身之所, 而且, 如果小产权房能合法化, 转手后还可以获得投资收益。以上小产权房开发的相关主体都能从中获益, 形成了“多赢”的利益格局, 这也是小产权房一直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5) 角色定位原因——越位与错位, 不作为与乱作为

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角色混乱、功能模糊, 是导致小产权房社会冲突比较重要的原因。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宏观调控者, 未能及时修正与调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未能及时修订法律法规使之适应现实的需要, 并且在制定国家土地利用规划时往往简单化、一刀切, 未能考虑到不同区域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在地方规划时, 也未能充分考虑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利益平衡, 在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使用中, 往往努力追求政府的利益最大化, 直接参与到利益争夺中, 既错位又乱作为。各级职能部门条块分割, 缺乏合作联动意识, 要不越权指挥, 要不干脆不作为。镇政府与乡村集体同样存在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形。该为农民农村争取利益时却保持沉默, 或者对于应该制止的违法建设不制止甚至默认支持, 甚至自己直接介入到违法建设中去。而农民与购房者法律意识淡薄, 经常不懂法律盲目决策, 或者知法犯法。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单位则往往为了一己之利, 不遵守合同约束和契约精神。小产权房各利益相关者的错位、越位、乱作为、不作为, 造成了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冲突。

三、小产权房社会冲突管理对策建议

1.中央政府应强化法律权威,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小产权房社会冲突的最深层原因, 是因为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与二元土地制度造成的, 因此中央政府在小产权房社会冲突管理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实际上, 小产权房的社会冲突层出不穷, 更多的是立法问题。目前, 涉及小产权房问题的法律主要有《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房地产法》等, 《宪法》中规定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所有权上是平等的, 并未限制集体土地的流转, 这说明小产权房并不违法;《民法通则》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但没有提及具体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不得私自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因此可以说, 目前建设在宅基地上的小产权房的法律性质并没有明确规定, 不能简单理解为合法或是违法 (汪火良, 2014) 。

小产权房冲突的问题, 最根本的还是二元土地制度的问题。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的冲突, 必须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明确农村集体产权的主体, 使农民真正获得完整的土地产权。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 享受土地增值收益的合法权利 (谢志强, 2012) 。

总之, 政府组织在小产权房社会冲突中, 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与责任, 只有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制小产权房, 才能起到长治久安的作用。

2.地方政府调整住房供给结构, 重建房地产市场秩序

小产权房的冲突, 从市场角度分析, 很大程度上与住房供给结构相关。政府兴建的保障性住房均不能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 所以才有了小产权房的生存之机。要想根本解决小产权房的冲突问题, 政府必须要加强自身社会责任感, 调整当前的住房供给结构, 制定科学合理的住房规划, 打破目前房地产市场商品房独大的局面, 建立合理的社会住房保障体系, 惠及广大中低收入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务工人员。

3.地方政府应采取分类治理方式, 平稳化解冲突

具体到小产权房社会冲突问题的现实治理上, 具体操作时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应由当地政府在对小产权房的现状进行全面调查了解的基础上,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用分类治理策略。

(1) 对于那些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规划、已经建成的、建筑质量符合要求尚没有出售的小产权房, 可以由政府收购后作为保障性住房, 纳入当地住房保障体系。比如, 作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农民安置房等。 (2) 对于符合规划并已经出售的小产权房, 可以在补缴土地出让金等费用之后, 补办手续, 纳入房地产市场统一进行管理。 (3) 对于符合规划但已建成的高档公寓、别墅等小产权房项目, 除了要补缴地价税费, 还要给予一定的罚款。 (4) 对于严重违法规划的, 则坚决予以拆除。 (5) 对于目前不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的小产权房, 先暂时保留, 待以后城乡一体化的规划调整之后, 再做处理。但对于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顶风而建的开发商或是村集体的负责人, 则要进行处罚。 (6) 对于在建的小产权房, 地方政府要抓紧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之中, 经过审批程序再予以确认。如果是占用耕地而建, 则要求直接停建。对于拟要新建的小产权房, 坚持予以禁止, 防止一边治理一边又有新的冲突出现。

4.建立冲突管理规范体系

小班社会活动:我是安全小宝贝篇8

1.初步辨别日常生活中一些行为安全与否,争做安全小宝贝。

2.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安全的行为,了解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常识和相应的策略。

3.积极参与活动,养成良好的活动常规,感受自我保护过程中心情的愉悦。

活动准备

红袋鼠头饰,安全小宝贝娃娃,红袋鼠安全教育视频,示范用图片,彩色操作单(开门、吃饭、洗手),笑脸贴纸若干,人手一份彩色操作单,“我是安全小宝贝”表格(附后)。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引出安全话题。

师:前几天,我们班的贝贝小朋友没坐稳小椅子,小脑袋碰在地上,撞了好大一个青块。你们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幼儿根据生活经验回答)

师:所以,我们坐小椅子的时候要记住“小脚不要向上蹬,椅子翘起有危险,身体不要向后仰,安全坐好最重要”。在幼儿园里还有哪些危险的事情啊?

师:(出示红袋鼠头饰)今天老师请来了一个小客人,快跟红袋鼠打个招呼吧!红袋鼠今天来干什么呢?

请一幼儿问红袋鼠,教师扮红袋鼠回答:我要让小朋友远离危险,找找我们班谁是安全小宝贝。

教师出示安全小宝贝娃娃,提问:怎样才能做安全小宝贝?

2.观看视频,了解怎样做才安全。

师:今天红袋鼠带来了他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安全小宝贝。

播放红袋鼠安全教育视频。

视频1:滑滑梯(小朋友排着队轮流滑滑梯)

师:小朋友们是怎么滑滑梯的?你觉得他们是安全小宝贝吗?为什么?

视频2:上楼梯(一群小朋友在上楼梯,有的靠右走,有的靠左走,一边走一边和前后的小朋友打闹、说笑)

师: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这样走楼梯好吗?有什么不好?应该怎么走楼梯呢?

幼儿自由回答后,教师提议用一首好听的儿歌来告诉他们:小小楼梯像山坡,上下楼梯注意多,排队慢行靠右走,不拥挤,不打闹,安全第一最重要!

视频3:下楼梯(一队小朋友靠右,有秩序地下楼梯)

师:听了小朋友的话,他们也成了会上、下楼梯的安全小宝贝了。

提问:在教室里我们应该怎么走路呢?(请一个孩子到前面走一走)他是怎么走的?(轻轻走、慢慢走)

师:我们一起走走看。要慢慢走不奔跑,眼睛朝着前面瞧,又尖又硬的小桌角,撞到它可不得了。

3.实践操作,辨别安全行为。

师:刚才红袋鼠告诉我们幼儿园里有很多地方要注意安全,老师这里有几张图片,看看图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有没有注意安全。

图片内容:玩玩具(好好玩玩具、抢玩具、扔玩具、把玩具放嘴里)

师:图片上的小朋友在干什么?你觉得谁是安全小宝贝就给他贴上一张笑脸贴纸。(请一个幼儿上来操作)

师:老师这里还有很多图片,一起来找一找谁是安全小宝贝吧!

幼儿每人拿一张彩色操作单,在行为安全的图片下贴上笑脸。

图片1:开门(躲在门后面、把手放在门缝里、好好从门中间走)

图片2:吃饭(抢擦手布、把调羹放在嘴巴里、好好吃饭、把汤洒掉)

图片3:洗手(挤在一起、排队洗手、用毛巾擦手、把水甩在地上)

集中幼儿,教师出示大图(和幼儿的彩色操作单内容一致)。

师:看看图片上哪些宝宝还没得到笑脸贴纸,老师要请你们来告诉他们这样做有什么危险,应该怎么做。说对了老师也要奖励你们笑脸贴纸哦!

4.延伸活动:争做安全小宝贝。

社会学小篇9

最近,筷子兄弟电影歌曲《小苹果》火爆网络,甚至朋友之间聊天时也会有人不自觉的代入“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这样的字眼。每个流行歌曲大火背后都有其走红的依据,笔者就不妨来解剖下《小苹果》为何能够火爆的主客观的原因。

《小苹果》作为筷子兄弟的电影作品《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主题曲,是片方宣传电影的先行军。《小苹果》的走红自然跟片方的大力宣传有关,这也是客观因素。但是除此之外,当我们研究这首歌曲在社会化媒体的走红的“秘密”时,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更加重要的线索,或者是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一:《老男孩》的流行基础

《小苹果》的走红,首先最不能忽视的因素应该是筷子兄弟《老男孩》的流行基础。作为筷子兄弟的代表作,那一首广为流传红遍大江南北的《老男孩》及微电影,使得筷子兄弟有了广泛的粉丝基础,这也是《小苹果》一经推出就能得到广泛传播的客观原因。

事实上,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一个拥有众多粉丝或拥趸的明星名人,其言论或作品更容易被传播,这就是在社会化媒体传播当中意见领袖的作用。

关键因素二:筷子兄弟对网络流行歌曲规律的把握

《小苹果》的走红除了有电影宣传带动和老男孩的粉丝基础等客观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筷子兄弟对网络流行歌曲走红规律的钻研。这其中,我们可以对《老男孩》和《小苹果》来找找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首先是朗朗上口的歌词,其次是简单明快的曲风。事实上笔者甚至怀疑筷子兄弟对凤凰传奇的歌曲研究甚多,这从小苹果的歌曲里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如这首歌的歌词里隐约可以看到凤凰传奇歌曲的影子,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跟“你是那天边最美的云彩”词义类似等。

事实上,这个关键因素解读的更为专业一些,就是附着力因素。一些网络流行歌手的很多歌曲能够长久霸占排行榜,靠的具有强附着力的接地气,亲民的歌词内容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像大张伟、老猫等网络歌手基本上都是熟稔网络流行歌曲走红规律的高手。

关键因素三:90后是传播链中最关键的人群

另一方面,我们参考近来走红的影视节目或流行歌曲,再观察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和筷子兄弟歌曲《小苹果》的走红,这背后都有共同的力量在推动,那就是90后人群。

事实上,80后已经“老去”,都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忙于面对工作和生活都诸多现实难题,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在降低。而90后作为在校学生和刚出校门的年轻一代,伴随着微博、微信、QQ空间、人人网等社会化媒体成长起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热情,这使得他们对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更加频繁,甚至社会化媒体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微博上分享吃喝玩乐,刷朋友圈和朋友们点赞互动,在人人上跟校友联络感情。毫无疑问,无论是郭敬明的《小时代》,还是筷子兄弟的《小苹果》,做社会化媒体传播时,瞄准的都是这一主力人群。

社会学小篇10

一、大数据时代背景对小微企业营销意义

(一)小微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企业得到大量相关数据,并且根据专业的分析软件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取出详细、有效的信息,对市场未来的变化进行准确的把握,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做出快速、准确的调整。同样小微企业在营销方面掌握的有效信息越多,就越能准确把握市场动向,随时调整发展策略,提升自身的市场营销效率,以确保自身健康发展。

(二)更具针对性的开展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随时随地的交易。小微企业能够借助大数据对不同的客户群体进行分析,得出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从而节约宣传成本。并且小微企业也能够利用大数据进行自身企业的产品宣传,打造企业品牌形象,提升其在市场上的知名度。

(三)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客户的满意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销售业绩,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国的企业在营销过程中都形成了“客户就是上帝”的营销理念。大数据就为企业获取客户对产品的评价提供了更多的平台,提高了企业对客户的需求得了解深度和广度,为企业的产品改良提供了重要保障,进而提高小微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大数据背景下的小微企业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大数据的影响的科学认识程度不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对市场进行综合分析,对自己的营销策略进行及时改进。而好多小微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大数据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或者只是进行了浅层次地利用,并没有根据大数据对自己的企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进行及时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营销手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网络营销手段没有随着大数据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使得小微企业的发展缓慢。

(二)网络投资力度不够,网络设备有待完善

在网络营销过程中,网络设备是基础设施,是网络营销正常展开的基础。但是我国好多小微企业受到资金或者场地等原因的限制,基础设备不完善,使得营销效益活动开展不顺利,最终导致企业得不到良好的营销效益。

(三)缺乏完善的营销保障机制和专业人才

网络营销是营销手段的变革,它在营销内容、手段等方面与传统营销有着本质的不同,企业的营销保障机制也应当从传统转变到网络营销方面来。但是目前好多小微企业的营销保障机制不完善,缺乏专业的营销人才,导致企业的网络营销不能进行良性有序的展开。

三、大数据背景下改善小微企业营销的基本策略

(一)合理市场定位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网络营销成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方式,为小微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需要清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适合网络营销,所以小微企业在进行网络营销以前,要对网络营销市场进行详细的调查,通过同行销售产品对比自己产品,为自己在市场上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

(二)建立自己的网站

网站是小微企业推销产品的平台,建设一个精美具有吸引力的平台,能够保证营销活动的顺利展开。小微企业在网站的建设过程中,要及时更新和维护,通过保证网页的新鲜感来吸引更多的新顾客、留住老顾客。在网页上插入能够调动客户多种感官的内容,打动客户的情感。并且设计好良好的客户和企业沟通环节,保证企业及时了解顾客的需求。

(三)树立正确观念,改善小微企业的营销机制

小微企业在进行网络营销活动的时候,要科学合理利用网络这一平台,切忌钻法律空子,损害消费者利益。对网络营销抱有端正的心态,持有积极、正确的网络营销观念,充分利用网络营销的便利条件,打造出企业的品牌,提高营销效益。

(四)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营销

大数据时代的营销模式与传统营销模式相比,发展了巨大的转变,大数据营销的本质就是利用手中群体在消费与生活中产生的人脉价值来开展的营销活动。为此,企业管理者需要意识到这一营销模式的价值,采用合理的手段来分析受众群体的社会行为,以此作为依据来分析消费者的偏好,采用这样的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精准营销,对于企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大数据时代中,诸多行业巨头的发展都变得越来越被动,所以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理应保持主动与创新的意识来适应这种持续变动的复杂环境,这必然是小微企业在大数据时代中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在此过程中,对受众群体社会行为信息的收集与整合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任务之一。

四、结语

总之,大数据背景为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企业应把握机遇对企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确保企业营销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摘要：大数据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的技术革命,对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大数据时代,企业的营销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小微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必须要积极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本文主要针对大数据背景下小微企业的营销管理策略进行分析。

关键词：大数据背景,小微企业,营销策略

参考文献

[1]冯雪飞,董大海,张瑞雪.互联网思维:中国传统企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捷径[J].当代经济管理,2015(04).

[2]陆岷峰,史丽霞.互联网思维嵌入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对策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

[3]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

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小论篇11

阿斐

写诗，作文，编剧。著有诗集《青年虚无者之死》，随笔集《善神与恶灵之斗》，长篇小说《跑步进入中年》。

每个人都是一名演员，社会为他们提供舞台，角色由此而生。所谓角色，这里指的是一个人任一个社会或一种人群中处在某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他“止于至善”的点，他的一切言行举止都恰如其分地踩正这个点。角色看起来像“名分”——名正则言顺，看起来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其实与它们大不相同，建立在某种维护特权的秩序基础上的名分、君臣父子论，是一种对个性的压抑和对个人命运的强迫，而角色，却是以个体的自由（至少是思想的自山和选择的自由）为前提的，没有压抑与强迫。

对个体人而言。在角色的世界里。他需要有一个领悟角色、扮演角色、反思角色、角色再扮演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看似这是一个很机械的路途，但人的成长步骤原本就如此简陋，像植物的生长周期。角色的领悟以个体人的理性思维为基础，以超验或先验的领会为辅，领悟的结果则是认识到自己的精神趋向，这一精神趋向决定了他的角色取位。这一过程会在人心中形成系列问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自己可以回答“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以此自我回答为基准出现在人群中时，他便开始从领悟角色进入扮演角色的过程。

做演员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尤其是违背自己的个性去出演一名与自己相距甚远的人物，那不只是辛苦，更是自我压抑或撕裂。所以，人类社会中，作为角色的扮演者，倘若不以角色的领悟为前提，你这名演员一定会感觉到难言的苦楚。而当你以自己的角色领悟为始去扮演某种角色，并始终不远离自己的角色定位，你的生存痛苦将会小很多。尽管活着从来没办法完全消弭苦闷感，尽管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也同样会遭遇痛苦侵袭，然而在角色的世界中，唯有此，才可能让自己趋近一个轻松自在的人。扮演角色时，看似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表演，但始终是以自己的精神趋向为出发点，因而你会发现这样的表演很舒服、很自然，甚至觉察不到自己是在表演。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说到“人格”，我想，所谓人格，即是一个人在各种生活场内的角色之间架起的一道桥梁。当一个人试图在某一生活场内突破自己的角色定位，这道人格的桥梁便容易断裂。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是人格分裂的，一定是他在某些生活场内越过或自低于自己的角色所导致的。每个人的准确的角色定位都是一个不允许高或低于它的点，高于它则为骄矜，低于它则为卑微。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修身”，强调“明明德”，强调“致良知”，我以为，这些都是强调个体人的角色领悟。当角色的领悟实现之后，以此领悟为基准去扮演角色，这或者就是“中庸”，而所谓的“内圣外王”，便可以实现。一个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并扮演好这个角色的人。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是自我之王。所谓“潜龙在渊”乃至“飞龙在天”，也一定是从领悟到自己“龙”的角色，到扮演好“龙”的过程。然而“飞龙在天”之后，即出现“亢龙有悔”，这便意味着角色的定位需要及时反思。时移世易，自己也始终是变动不居的，每个人的精神趋向都可能因时空的变幻而发生变化，自我的角色因而需要修正，需要以从前的角色领悟之法去重新领悟角色。反思之后，便又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角色扮演。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人的角色扮演，倘若并非依据角色领悟而来，而仅仅是依靠强权，依靠暴力机构维持的现实地位，他的角色扮演与他本应处在的角色，都是不相称的，哪怕是“王侯将相”，也是脆弱的，也是易碎的，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从来没有哪个人，或哪群人，可以牢牢固守于某类角色。而对于在角色领悟之后，可望达到某种角色位置的人而言，只要他始终向着他可以实现的角色扮演的方向努力，“大丈夫当如此”，就不是一句空话。

社会学小篇12

1 李渠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

1.1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截至目前, 李渠村退耕还林180 hm2, 荒山造林360 hm2, 房前屋后栽植杏树24 hm2, 山洼林、草、柴长势好, 植被恢复。

1.2 基础设施逐步加强

全村修建基本农田28.67 hm2, 人均达到333.33 m2, 基本农田从无到有;交通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10.4 km的村级铺砂道路已经建设成功, 大路通到庄前, 小路通到门前;建设1所新的村级完全小学已投入使用, 新的村部正在筹建之中;全村通电农户211户, 农电入户率达到100%, 建水窖、土园井98眼, 改造泉水1眼, 极大地缓解了人畜缺水的困难状况。

1.3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011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800元,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800 kg, 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全村拥有电视209台, 占总户数的99%, 农用车130辆。全村绝大多数农户用上了煤和电灯, 并修建了新房。

1.4 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政府和个人都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高中生、大学生数量逐渐增加, 全村扫除文盲, 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每年考上各类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约10名。

1.5 思想观念进一步增强

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农民不再局限于“种粮为吃饭, 养猪养羊为过年”的旧观念, 开始面向市场, 调整产业结构, 从种玉米开始到种葵花、药材、果树, 搞养殖业。2011年, 全村羊只出栏数达到3 380只, 建成养殖暖棚70栋, 养牛210头。同时, 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 外出务工人员达到380人, 经济收入逾200万元。

2 李渠村贫困的原因

一是人多地少。全村人均耕地面积少, 可开发资源匮乏, 大多数农户没有其他经营项目, 仅依靠简单种养, 农民增收空间有限。二是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差, 单位耕地产出低, 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三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农民大多数是小学及初中文化水平, 加上接受农业技术培训机会少, 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村科技信息服务体系薄弱, 农民生产技能较低, 经营效益不高。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完全依靠种植业, 畜牧养殖比例低, 农户收入单一, 种植业易受生产力条件制约, 农民收益难以提高。五是自然灾害严重。春秋干旱以及低温冻害等灾害频繁, 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3 发展建议

(1) 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快坡改梯和井窖建设步伐, 保证人均基本农田达到0.27 hm2, 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群众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2]。

(2) 定期实行村务公开, 村内重大公益事项应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表决, 提高村民参政议政的程度和决策的透明度;各项收费及奖罚应在年内兑现结束并向村民公布, 否则会影响农民参与各项工作的积极性。

(3) 各级干部对群众的承诺要及时兑现, 做到言行一致, 对承诺的事情不要推诿, 以免影响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不利于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

(4) 要对退耕所剩耕地进行高效、合理利用, 大力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特色种植业, 努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要以市场为导向, 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 大力发展药材、葵花等特色农作物的种植。

(5) 抢抓退耕还林、封山禁牧、舍饲养殖等的政策机遇, 大力发展养殖业, 坚持把畜牧业作为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的突破口来抓, 积极推行封山禁牧, 发展舍饲养殖。组织引导群众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 扩大种草面积, 修建圈棚养畜。

(6) 组织农户劳务输出, 使其开阔视野, 转变观念, 学习先进技术和实用本领, 促进农民增收。

(7) 积极扶持创办村级服务实体, 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 积极推行“订单农业”, 使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相接轨, 拓宽农民脱贫增收的路子, 解决剩余劳力从业难的实际情况。

(8) 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力度, 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深入田间地头, 手把手、面对面地向农民传授实用技术, 提高科技普及率[3,4]。

参考文献

[1]刘谊兴, 徐珂, 刘长喜.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陈积磊.抓农业生产适用的工业理念[J].河南农业, 2012 (1)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