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精选8篇）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篇1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联系和区别

在多次高校交流中，不少老师和学生咨询过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工实验室建设方向的问题。如何区别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性质，分辨二者在人才培养方向上的不同，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特点出发加以分析。

一、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相近之处

社会学、社会工作都经历了一个聚焦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在事件分析中都会涉及到一些社会学研究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可以作为社会工作案例研讨、服务评估等工作的工具性辅助工具。同时，社会学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其研究范式，系统建设方法等都值得社会工作学科去学习。

二、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不同点

1．学科性质、介入方式不同

社会学是针对某一系统结构和运行方式进行分析的理论性学科，按照其研究方法的不同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不要求研究者与受访者需要建立深入的关系，研究者仅需要指导受访者完成受访资料填写即可，这一工作既可以通过实地样本收集，也可以是远程资料收集；定性研究是研究者针对每一个特定群体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通过与受访者群体建立深入关系，分析受访群体系统结构及其特点。

社会工作作为“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服务性实践学科，则要求社会工作人员全面介入服务对象及其生活环境，通过同理心去理解服务对象面对的困境。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在服务过程中与服务对象建立真诚、分享、包容、接纳的信任关系，达到用心沟通的专业要求，而不是仅仅通过社会学调查研究分析就能完成的。社会学可以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获取资料，但是社会工作必须要求工作人员与服务对象直接深入的接触。

2．学科目的不同

社会学以解构分析某一系统或群体的运行方式、表现及其成因，以将事件外在表现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为目的的理论性学科，其着重研究社会系统的运行及发展规律，分析系统发展的成因和运行规律，着眼于系统整体。

社会工作作为以服务为导向的实践性学科，不仅要求工作人员要对其服务对象及其所在社会环境进行综合分析，找出服务对象所处困境的成因，还需要针对服务对象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负责实施和评估，它是一个过程性的服务工作。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事件加以分析，还需要作为活动参与者介入到针对服务对象的服务计划中，以解决服务对象问题作为最终工作目标。

3．学科覆盖内容不同

社会学作为研究分析为主要工作内容的理论科学，需要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社会学调查，应用问卷、访谈、田野、口述等方式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社会学相关的社会学、统计学等内容。

社会工作以服务为导向，则需要对服务对象及其系统全面加以分析并最终找到解决服务对象问题的办法。涉及到包括自然、历史、社会环境、组织行为、心理分析、社会保障等多学科多角度内容，既包括方法性的技术，也包括理论性的指导，实践经验的总结等。

由此可见，社会学、社会工作在学科性质、学科目的、介入方式、工作方法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不同学科，也不存在相同或者包容的关系。

三、社会工作实验室建设方向

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具有较大的不同，“研究型”、“实践性”的不同人才培养方式，因此二者的实验室建设应当加以区别，简单的社会学调查只是社会工作实验室基本的一个小的环节，混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应用性的区别是社会工作实验室建设方向性的错误。

社会学实验室人才培养，主要以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和研究方法的操作为主。但是社会工作实验室人才培养更具有实践性和综合性。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工作实践性学科特质，社工实验室设计应该注重两个方面的发展：实践能力培养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学科实践能力训练是社会工作对专业从业者的基本要求，社会工作实验室必须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出发点，没有了专业服务技巧的基本训练，社会工作实验室的建设将成为无本之基，失去方向。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则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质量，增强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将人本理念应用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社会工作实验室建设特点请见下期<基于专业服务细节的社会工作实验室设计思路>）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篇2

首先, 我们是一个和患者打交道的团体, 它有一定的社会性, 这个团体是为全社会服务的, 有其特定的社会地位, 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行业。所以无论是我们自身还是社会都应该明白, 患者来看病, 就和医生发生医患关系, 医患之间要和谐, 就要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这就需要做好我们内部和谐。医院的服务理念是——为一切人们解除病痛, 促进健康, 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指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预防疾病, 保证健康。这一理念, 不仅要渗透医院内部的每一个人, 还包括患者及家属, 甚至全社会的每一个人。

其次, 作为医院, 要做到为患者解除病痛, 提高生活质量, 就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制度。医院要持续发展, 就要有序培养可用之材, 配备建立合理的医疗人员梯队。需从以下方面引起重视: (1) 制定相关政策, 以达到逐步提高医疗水平、开拓医疗思路的目的。如多派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到上级医院进行学习、开会、学术交流。据了解, 我院对于短期外出学习、论文交流从来就由科主任与所谓的高级技术职称者出席, 而特别急需开阔眼界的主治医师却从政策上被剥夺了其权利。 (2) 在教学查房时, 要将对于初入临床的学生所讲的课程, 与给主治医师查房所讲的内容加以区别。前者多给予基础知识、基本操作规程讲解, 使初学者很快进入临床工作;而后者则偏重于学术信息、心得体会、医疗思路的拓宽。 (3) 给予医疗工作者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自信, 以平和的心态与患者沟通, 为患者解除病痛。由于媒体和社会方面对于某些极个别的医疗病例进行负面宣传过度, 已经严重增加了医务人员精神与心理负担, 使大家无法全力以赴投入到医疗救护工作中。这样只能激化矛盾, 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4) 整个卫生系统要团结一致, 爱护医生护士, 使大家有归属感, 这样在社会中才会有地位, 才会得到应有的尊敬。

其三, 医者自身修养要不断加强。医者, 依仁心, 施仁术, 行仁道。作为一个好医生, 不但能治病, 还必须能准确、如实告知病情的治疗和预后。在疾病治疗过程中, 只有医生和患者及家属密切配合, 建立了信息透明、彼此信任的关系, 才能增强患者坚持治疗的信心, 让无需治疗和没有治疗希望的患者得以解脱。

其四, 在对患者的治疗处理上, 医务人员应把患者当作社会的一份子去认识。因为人是有社会性的, 所以他也受各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 给他们讲解介绍生命质量评价、健康危险因素的分析, 同时给予公共卫生与预防、健康的教育。比如对于老年患者的治疗, 要充分兼顾全身情况, 给予悉心照顾, 精心调理, 多给予鼓励, 并且给患者家属及陪护人员多讲解注意事项、护理方法, 使患者家属及陪护人员学会护理,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避免疾病再次发生, 防止引起严重后果;对于从事精细技术工作者, 多费心思, 尽量保持其工作能力, 减少损失;对于从事体力劳动者的治疗, 要尽量减少病愈后工作能力的丧失、体力的下降。

总之, 在着眼于医学的社会化发展趋势, 立足于新的健康观和卫生观, 依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从医学的双重性质、健康与社会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医学的道德与法律规范三个层面上, 全面理解医学与社会的关系, 使患者与医生的关系得到充分理解、信任、和谐, 从而十分融洽。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工作 篇3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用“社会转型”来描述当前社会的特征获得学界的普遍共识。专家和学者关于“社会转型”含义的论述，对于正确把握社会转型期的形势和任务，无疑有着有益的启示。农村社会工作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也被列入了重要议事及工作日程，成为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直接的原因是社会转型，具体来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单位体制”解体引发了新的功能性需求；其次是体制转轨和结构分化使大量社会矛盾积聚，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加重。这两个方面实质上统一在现代化变革的同一进程之中。第一、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开始对下级单位“断奶”，不同级别与种类的单位都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将原来承担的保障功能推向社会。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成千上万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如何对这些人群进行有效的服务与管理，是新时期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农村小城镇小康型生活方式的来临，使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社会服务有了更高的需求与期待。第四，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改造、新区建设和城市文明观念的传播，都会带来动员、安置失地农民、处理有关纠纷等种种难题。社会转型带来的这些问题，导致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剧增。由于政府对这些方面的宏观管理机制尚不完善，而且政府职能也正在面临转换，这些新增事务尚无相应的机制来承担。因此，一方面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向农村的基层社会沉淀，另一方面沿着政府层级的“漏斗”，最终落到了最为基层的村委会身上。因此要求必须利用和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社会的转型过程。

二、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社会转型的要求

中国早期探索农村社会工作的农村社会调查源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1926年，李景汉组织燕京大学学生25人对黑山扈村21个家庭进行了调查。1927年李景汉又指导研究生1人复查了黑山扈村21个家庭并对附近的马连洼30家和15家进行调查。此后，李景汉将调查成果写成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1936年李景汗又发表农村社会调查著作《定县土地调查》等等。

1929年，陈翰笙主持对中国封建土地制度问题的农村社会调查，写出《亩的差异》一书；1930年，为了弄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外敌入侵对经济的影响，调查127个村庄、6个典型村和429个家庭，写成英文版《帝国主义与中国》。之后，乔启明、朱汉章等等先后或同年出版《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调查报告》和《泗阳县社会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了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现状对湖南长沙附近的农村开展大量的社会调查，于1926年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8年—1933年他通过农村社会调查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代的乡村建设派。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主张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其基本理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存在阶级对立和斗争,主张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避免武力。

晏阳初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而是农民的“愚、贫、弱、私”造成的,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的提出使农村社会工作的议事又提上日程。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相关产业的连锁效应，农村社会工作也有了新的增长点。建立包括海岛特色、水乡特色、山区特色的社会工作，为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农村社会工作逻辑发展线索来看，农村社会工作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学应用学科。但是，1952年的社会人文学科的中断与我国1979年短暂的恢复与重建，加之“大政府、小社会”的主导使这门学科仍然举步维艰。同时，新时期农村社会工作也获得重新发展的契机,对社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转型呼唤农村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首先，农村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整合。社会工作伦理与基督教教义、人文思想和民主理念有紧密联系，但是中国则是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多类价值体系组成的复合体。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与社会工作的伦理存在冲突，中国文化重集体主义轻个体主义，因此中国社会工作者要建构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统。其次，社会工作的技术要适合本土化。就社会视角而言，中国社会更注重宏观的导向，社区项目开发、社会资源整合、社会政策出台等面向大众的社会工作手段。另外，社会工作的模式和对象的界定、介入方法和手段、案主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等要面对本土场景。再次，社会工作的主体应回应社会。社会实务机构和政府是社会工作的组织载体，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的重心所在。政府在推动社会工作的职业定位、工资定岗、人员配备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为农村社会工作者提供一个温暖的社会条件；要加大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积极培养专才与通才的社会工作者，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环境。

三、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方法

农村社会工作也是农村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理论和实物方法服务于案主的过程和步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工作主要运用三大基本方法——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

（一）个案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1、申请、接案与转介。由案主提出申请或其亲属成员转介，农村社会工作者通过查看受助者、或其亲属提供的资料、或通过会谈对受助者进行了解，掌握受助者的主要问题、困扰及相关信息。通过了解，社会工作者判断自己能否为受助者提供相应的帮助。对于能够提供相应帮助的就接纳案主并制订介入方案；不能提供帮助的就转入其他服务者或服务机构。

2、研究与资料的收集。为了给案主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社会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收集案主有关详实的资料。而收集资料的原则是有利于解决案主的问题。资料的收集途径有：采用访谈法询问案主、案主亲属邻居、案主所在机构等。

3、诊断。诊断就是在对受助者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做出对造成受助者所面临问题的原因的判断并理解其原因作用于受助者的途径，以确定解决受助者问题的专业方法与途径。此过程由案主、案主相关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实施。

4、制定干预目标与干预计划。干预目标与干预计划是工作的前提，有利于顺利完成工作。

5、社会工作专业与治疗。社会工作者以服务者的态度，着眼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逐步采取专业实务方法介入案主的治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承担起使能者、调解者、辩护人等专业角色。应用自身所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协调受助者的周围环境；协同与受助者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为实施对受助者干预的有效方式而努力，帮助受助者解决问题。

6、结案评估。

7、整理资料，备案存档。

（二）小组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小组社会工作是将面临同样问题的案主组成团队，由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制定小组的计划来引导小组成员间的互助和支持。小组工作的过程可以有案主亲属的参与，目的在于促进案主社会生活关系的融洽和最终达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案主的适应能力得到加强。

1、小组工作的前期准备。准备工作之一是工作计划。小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理据阐释、小组成员、小组特征、明确的目标、初拟计划和日程、招募计划、预料中的问题和应变计、预评估方法。然后，根据小组计划中的招募计划采用发电函、宣传材料、或其他的个人或机构介绍等方式招募成员，并筛选成员，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2、首次小组活动。第一次小组活动内容包括：（1）社工介绍小组的基本属性并通报小组计划书，让成员初步了解小组；（2）小组成员之间的自我介绍和经过专门的活动认识彼此；（3）小组成员在社工指导下制定小组规范。所谓“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小组活动决定后续活动能否顺利、高效地开展，应高度重视。

3、后续的小组活动。后续的小组活动重点在于小组成员问题的解决。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技术及时处理小组成员之间的冲突，及时根据小组的发展变化完善小组工作的计划，引导成员在和谐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最终达到小组的目标。

4、小组结束。小组目标达成，或者小组活动因故不能继续，就预示着小组工作的结束。小组工作结束时，工作者运用互赠礼物或留言等专业技巧引导小组成员分离并控制成员的情绪。社会工作者在小组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整理工作记录等资料，做好追踪以及转介服务等。

5、小组评估。小组工作者对每一次聚会和小组活动都及时进行评估。这是为了以后的工作打下经验基础。

（三）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1、举办多项层面的社区活动，通过不同人群的参与，在一个整体层次上解决案主问题。这类活动提供了彼此切磋的机会，有效地推动社区工作，并能向案主输送公民意识，增加他们对社会及社区的认识和关心程度。

2、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问题。如缀学问题、黑社会问题、救济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要寻求多方资源和各种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必要时可以采取法律程序或督导执法人士密切关注和贯彻执行任务。

3、发掘和利用社区支持。由于案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配合不同的社区资源才能向求助者提供足够的支持以使其适应社会生活。义工资源、活动经费及设施、对受助者的接纳和援助等等在农村社区工作中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农村社会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的一环。农村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社会工作也在逐步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量随之增加。本文希望从农村社会工作的源头出发浅显探讨一下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要求及其服务方法，以此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1]李守经.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6.

[3]翟进，张曙.个案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张洪英.小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5]社区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社会角色与社会期待作文 篇4

人的本质终究是社会性，我们在服务他人中成全了自我。在自我社会角色的设定中，我们是驱(趋)光的蛾，找到自己的定位，在不断接近光芒的同时，发掘出自己生命的意义。特蕾莎修女身为志愿者，捧出希望的热土，救赈接济贫民，传递真、善、美的种子，亦活出志愿者精神的内涵。**之际，以圣茹斯特为代表的热月党人，他们明确自己肩负开创法兰西时代的期待，传递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呼声，开创了法兰西共和国……无数的人物，无尽的人们，处于不同岗位，因为角色期待追逐完美，臻于至善，不仅活出了自己生命的完满和丰腴，更化身为里程碑为后世景仰，更为自己的角色增添亮色，诠释“完美”“追求”的意义。

从社会环境上说，不断增长的人才评判标准与素质考量让我们发挥主动，践行美好之事，让我们不再囿于自己的井，不限于一亩三分田，以宏大的视角和长远的视角谋划考量，同时在社会期待中学习更好的，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

的确，“物尽其用”的道理是对的，但我们万不可止于外界的角色期待。叔本华在《凡夫俗子批判》中如是说：“我们每个人看似在自我追求，却在为他人希望而追求。”诚然，“为他人而活”成为桎梏，便无法彻底彰显价值，而真正的勇者不困于自己的社会角色。苏轼一再被贬，当整个社会都放弃了对他有期待时，他买来“贱如泥”的猪肉甘之如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将被排挤被贬谪时谱写出生命的诗章，在最艰难时书写“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辞章……从社会期待上升到自我期待，依自我内心的动力活出生命的期待，不甘于外界，执着于风花雪月的梦想，活出无与伦比的洒脱。

清醒于世，依自己又可以重新定义自我的角色。赛曼先生身为物理学家，一反人们普遍设定的“古板”形象，创造出诙谐风趣的科学家形象;巴斯德不甘于理论研究，以实验揭开新的实验生物学的面纱，因为自己改变设定，影响其他角色，便又活出了一层生命境界;超级女声舞台上的李宇春突破人们对女性形象的框定，用有个性有辨识度的形象为自己代言。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 篇5

季媛媛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的福利慈善事业，是一门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为“力求帮助人们达到有效程度的心理及社会功能，并借着实现社会改革以加强全体人民福祉的应用科学”。社会工作是“舶来品”，在我国一直都面临着职业化和本土化等问题。如何造就一支完善的职业社会工作者队伍，满足社会需求，是非常有意义的。2007年2月15日，民政部出台了《民政部有关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民政函2007 50号）。该通知明确了社会工作人才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了“造就一支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该通知的出台对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的发展，都具有莫大的鼓舞作用。社会工作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任何外部力量的驱动都比不上政府政策法规驱动来的直接和有效。

一、社会工作相关政策

2000年以来，民政部相继出台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救助管理机构基本规范》、《流浪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等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制度，聘用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规范优质社会服务的要求。可以说，这些政策文件有关社会工作者方面的要求，为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提供了较好的政策支持。在2003年初向各省市民政厅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的通知》，积极倡导有条件的省市大胆开展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试点工作。2003年，上海市率先由民政局和人事局联合建立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同年，江苏省建立了社会工作者水平等级考试制度，浙江省建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岗位资格证书考试制度。北京、天津、福建、重庆等省市也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2006年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人事部、民政部于7月份联合出台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对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从党建高度对社会工作做出战略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2006年12月12日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曾庆红同志特别强调要像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那样，高度重视选拔、培养社会工作人才。2007年民政部又出台了《民政部有关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界定了社工人才队伍主要分布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障康复、优抚保障、社区建设、司法矫正、教育卫生等领域，专门从事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工作。

二、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工作职业认知度低，职业领域界定不清

社会工作真正在我国开展是上世纪90年代，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这阶段，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来为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正名”，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程度是很低的，或者并不完全理解社会工作的职业内涵。大部分人一听到社会工作基本上都是与一些福利服务部分，或者是社会救助，社区等工作联系起来的。社会工作与政府机构的关系定位仍未确定，造成了社会工作者“非官非民”、“想做事没权力”、既没有“专管”的事又没有“管不到”的事等一系列的尴尬。这种职业领域的混乱表现为：职业领界定不清会造成社会工作者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能与其他部门重叠或工作覆盖面不

到位，产生工作盲点的情况，既影响工作效率，浪费人力资源又损害职业的权威性。对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而一言，职业领域定位不清不仅会造成社会工作者自我认知混乱，阻碍其专业素质的提高、降低对本职工作的信心，还会影响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认同感。笔者在社区调查时候发现社区的社工们都存在这种心理，一方面他们是国家认可的“名正言顺”的社工，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大多对自己的职业认可程度低，认为自己夹在政府和居民中间，处理事情的时候会很“无奈”。而高校的社工毕业生更是尴尬，据《浙江日报》日前报道，2005年，杭州师范学院首批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共有40人，专业对口的只有3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专业2006年的就业形势和2005年大致相似。在杭州市2006年的一次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上千家用人单位竟没有一家招收“社工”专业毕业生。

2．社会工作者素质有待提高

从业者的素质会大大影响到其所提供服务的质量。由于我国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长期得不到承认，高等院校相关专业被取消，使社会工作从业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一线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不高，适应不了专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从业者素质不合格会从根本上损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进程，反过来又影响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陷入恶性循环。笔者在一些社会工作相关机构调查时发现，很多工作人员完全不知道运用社会工作的相关伦理道德来工作。比如社会工作伦理价值体系中有一条尊重案主的原则，但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运用尊重原则，经常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助人模式来工作，不但不能给案主带来帮助，反而还给工作者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有的机构没有专业的督导，只有机构领导，这样社工在工作的时候有问题都没有人可以咨询，只能靠自己摸索。

我国目前存在着两支社会工作队伍，一种是实际社会工作者队伍，另一种是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前者主要包括国家福利服务部门，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社区组织等等，后者是接受过专业的社会工作训练或教育，懂得社会工作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的工作者。这两支社工队伍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兼容的关系，在本质上并没有优劣之分。前者队伍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未接受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教育培训，且工作能力也不是来自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这部分人数众多，年龄跨度大，专业分布广，学历层次差距大，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工作者队伍的完全专业化，这部分人是关键；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仅10余年。由正规院校的社会工作毕业生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数非常少，而且每年还在不断的流失，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

2、社会工作职业缺乏相应的保障激励机智

我国已开办社会工作专业10多年，期间培养了不少社会工作方面的人才，但真正愿意在一线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少之甚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工的待遇偏低。社会工作是一个“舶来品”，在西方从事社会工作的大部分都来自中上阶级，他们从事社会工作这个职业是出于人道和自我价值的体现，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一个职业想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就必须要具有健全的人才“激励体制”，激励在社会工作管理中是一个主要因素，直接关系到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选择、士气和工作绩效。目前，由于社会工作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社会认同度和职业化程度还较低，对从业者来说缺乏激励性。很多大学社工专业的新生都不是第一志愿报考该专业的。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以南京为例，社区社工的薪资不超过1000，机构社工的薪资1000元左右，街道社工待遇相对较好，但也才1500左右，这样的待遇让很多大学毕业生望而却步。此外社会工作者的地位还很低。在西方国家，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与经济、行政、教育等职业一样，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我国情况则不然。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很大提高，相反，社会认知度还很低，社会上有许多人并不知道社会工作者是何许人也，社会工作专业被认为是“做好事的专业”，社会工作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工作者的热情自然也会被磨灭，产生消极情绪。

三、社会政策在社会工作职业化中的角色

中国的社会工作至今在职业化发展的道路上仍然举步维艰，要真正发挥专业社会工作的独特作用并最终形成一门不可替代的专门职业，还存在着众多困难。因此，政策的支持对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社会政策对社会工作的建设发展具有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工作必须在政府政策的框架内运行。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它在提供服务时必须要用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此时就应该注意其所使用的资源和提供的服务，是否是符合社会要求的，资源是否合法，有无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等；第二，社会工作在我国是处于“半专业化”的状态。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传入到中国后一直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王思斌教授曾指出中国的社会工作是行政化、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这种社会工作与国际上发达的由专业社会工作作为支撑的体制不同，它基本上是由政府系统实施的，带有较强行政性或政治性的助人人活动。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行政的形式来实现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而另外一方面，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也能促进社会政策的不断改良。社会工作是一个与人接触的职业，工作者在向案主提供服务的时候，会深刻体会到社会政策是否有效，在反过来向上推行，不断改良社会政策，使之更好的为社会大众所用。总之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社会工作要更好的发挥作用就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支持，必须注重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的联系，社会政策在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我们要促使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在政策层面上可以从这两方面着手。

第一是采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鼓励NGO的成立发展，促进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在西方国家，NGO广泛存在，而在中国NGO也是刚刚起步，并且强弱分化严重。NGO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NGO应直译为“非政府组织”，但一般指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部门。随着社会的发展，NGO一般都与社会志愿的公益性组织联系起来。NGO的社会工作一般是按照项目的形式展开的，其工作方法和原则是灵活多样的，而且NGO都有严格的项目认定和评估程序，对实施的服务有重要的保障功能。现在的福利大多数都是由国家提供和包办的，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了。我国最终会走向社会福利社会办的道路，而政府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所做的问题是提供适合的政策环境，给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空间，同时为了避免侵害服务对象的利益，政府的监管将必不可少。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标准和法令来评估社会服务机构（如NGO），并据业绩来决定资源的资助。

第二是在政策的推动下，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这几年来，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猛增，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社工人才，但到一线工作的没有几个，这其中除了社会就业岗位设置的问题外，人才培养质量差也是个关键因素。有的大学，一个社工系招收上百号人，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但是质的方面却相对滞后，这种现象与非均衡的制度背景有直接关系。然而，作为一种实务型的专业，社会工作要面对现实，并为增进人民的福利而努力。正如当前我国社会福利的传输与社会政策实施有直接关系，并仍带有明显的行政性特点，社会工作的发展应该客观地看到这一点，并以自己的专业素养去与行政性的社会工作互动。除了参与社会服务的实际活动之外，加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工作教育者会通过社会政策实施和社会福利提供的研究加强对国情的认识和了解，丰富自己，并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新的行业正逐渐被社会大众所熟悉，但它缺乏本土理论、充足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资源。这就使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缓慢。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由于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同，以及它们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职业化的程度和途径上的差异。我国应该在政策层面上多加扶持，鼓励社会工作的发展和社会队伍的建设。这样不仅能解决转型时期带来的社会问题，还能有效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曾家达等.社会工作在中国急剧转变时期的定位——以科学方法处理社会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1.(2)

3．顾晓卿.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与管理.（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案例 篇6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我的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和实际缴费年限累计达37年。可为什么我就领不到养老金呢？现在法院也判我败诉了。我在哪里才能领到养老金？难道我工作了一辈子，到头来却是‘老无所养’？”

两年来，60多岁的蒋乃群一直在为自己的养老金苦苦奔波于深圳、南京和北京三地。而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一、两地“踢皮球”

2002年4月7日，年满60周岁的蒋乃群收到了深圳市社保局的退休通知：他已到退休年龄，该局停止收取其社保费。

蒋乃群本以为，自己从此可以过上“老有所养”的悠闲生活，没想到，麻烦才刚刚开始。

很快，深圳市社保局又通知蒋乃群：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23条规定，非深圳户籍员工必须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才能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而他在深圳的实际缴费年限只有7年。因此，他不具备在深圳市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

蒋乃群的户籍在江苏南京，他1962年起在南京汽车制造厂任职全民固定工，连续工龄30年。在此期间，他于1987年随企业参加南京市的社会统筹。1992年，50岁的蒋乃群从南汽办理离职手续，南下深圳，应聘于一家外企。同时，他的档案也从南汽调入南京市人事局人才服务中心。

按照深圳有关地方法规的规定，蒋乃群从1995年6月开始在深圳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保费，直至2002年4月正式退休。

“我在南汽工作的30年，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是‘视同缴费’，再加上在深圳缴费7年，累计37年，现在却领不到养老金！这晚年生活怎么过呢？”为争取自己的晚年生活保障，蒋乃群开始一次次到深圳市社保局上访、求情，希望该局能“网开一面”，让他“老有所养”。

但深圳市社保局始终没有“松口”。不过，该局给蒋乃群指出了一条“生路”：按照有关规定，蒋乃群可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退休，而其在深圳缴纳的社保金积累额可全部转往户籍所在地社保机构。

2002年5月份，蒋乃群找到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求解决其退休养老的问题。但得到的答复竟是“无法办理”。该局养老处负责人告诉蒋乃群，按照劳动保障部的说法，在哪里缴纳社保金就应该在哪里领取养老金。所以他应该在深圳领取养老金，因为南京没有他的社保号。

二、“皮球”又被“踢”回了深圳

无奈之下，蒋乃群所能做的就是把南京市劳保局的答复意见反馈给深圳市社保局。同时，他还向深圳市社保局表明，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第5条的规定，他此前在南汽工作的30年应视为“视同缴费30年”，这已大大超过了深圳方面缴费15年的规定。

但深圳市社保局答复蒋乃群，按照《〈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非深圳户籍员工未在深圳缴费的工作时间不视为缴费年

限。因此，他不符合在深圳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如果其户籍所在地社保机构不接受其所缴保费的积累额(即个人账户)，就一次性全部退还给本人，就此结束社会保险关系。蒋乃群7年的个人账户积累额大约有1万多元。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蒋乃群当然无法接受。

他告诉记者：“我参加社会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退休后能老有所养，现在如果一次性退还社保金，不但违背了劳动者参加养老保险的初衷，而且也令养老保险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何况，1万多元怎么解决我在深圳的养老问题？”“深圳社保局不承认我在南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南京市劳保局总该承认了吧？”2002年6月，蒋乃群又找到南京市劳保局。

这一次，南京市劳保局告诉蒋乃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2002年5月30日给上海社保部门的一份《关于对户籍不在参保地的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有关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2】190号文)中有关于他这种情况的明确答复：

一、参保人员因工作流动在不同地区参保的，不论户籍在何处，其最后参保地的个人实际缴费年限，与在其他地区工作的实际缴费年限及符合国家规定的视同缴费年限，应合并计算，作为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条件；

二、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其退休手续由其最后参保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办理，并由最后参保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养老保险待遇。

拿到这份“红头文件”，困扰已久的蒋乃群如获至宝。时隔两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喜悦的心情，“我以为有了劳保部的文件，我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了。”

然而，残酷的现实再一次击碎了蒋乃群短暂的喜悦。

当蒋乃群拿着上述文件再次来到深圳市社保局讨要自己的养老金时，该局工作人员却说，该文件发出日期是2002年5月30日，而他的退休日期是2002年4月7日，文件内容对其不发生效力。

当年11月，深圳市社保局在《关于蒋乃群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答复》中更进一步表示，劳社厅函【2002】190号文和《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直接相冲突”，“按照《立法法》第65条规定，特区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适用”，而该文件“仅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对上海社保部门发出的一个复函，并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规，在法律效力上远远低于作为特区法规的《条例》”。因此，对于蒋乃群的养老保险待遇问题，“只能适用《条例》，而不能适用劳社厅函【2002】190号文件”。

绕了一大圈，蒋乃群的养老金问题又回到了原地。

两地社保机构都引法据规，而个人的无奈和愤懑，在政策法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蒋乃群还是要问：“那我该去哪里领养老金呢？”

三、被逼上法院

多次碰壁之后，蒋乃群想到了仿效上海市社保部门的做法，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反映自己的问题，并咨询处理意见。

2002年7月18日，蒋乃群将反映自己情况的材料发往国务院法制办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同时，在南京市社保局养老处单副处长的要求下，蒋乃群咨询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田春润。这位专家告诉蒋乃群：深圳特区有法规规定，他的户籍在南京，个人缴费不足15年，不符合在深圳退休的条件。

看来在深圳退休已是“此路不通”，蒋乃群只得又把希望寄托到了南京方面。

当年9月12日，一直关注此事的《深圳特区报》刊载《南京市社保局解决蒋乃群老人养老金问题》一文，称“南京的社保机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可以解决蒋乃群的养老金问题”，由于“蒋乃群来深前已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30年，来深后其档案一直托管在南京人事局人才服务中心。因此，蒋乃群只要将档案从劳动人事部门转到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并补齐从南京汽车厂工作30年后至退休前这段时间的社保费，就可以在南京取得社保号并享受养老待遇”。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蒋乃群以为这一次自己的问题总算可以解决了。

2004年1月20日，蒋乃群将上述报道先后传真给南京市劳保局和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并于2月8日再次来到南京，与市人才服务中心的郑科长一起会见了市社保局的单处长。

没想到，单处长只是重申了根据劳社厅函【2002】190号文件的精神，强调蒋乃群在深圳参加社会保险，就应该在深圳办理退休养老。

单处长还告诉蒋乃群：“你在南京没有社保号，现在已超过了退休年龄，我们不好给你办退休养老。你应该向国家劳动保障部写信反映。你要到书面回复后，我们才能按批示办理你的退休手续。”

2月10日，蒋乃群上访到南京市劳保局监察室。该室的金主任要他去南汽“把参加统筹的证明开出来”。

2月16日，南汽向南京市社保局开出证明称，“蒋乃群自1962年10月至1989年4月期间任南京汽车制造厂全民固定工，1992年9月调入南京市人事局人才服务中心”，并强调，南京市1987年起实施企业养老统筹时，南汽“同步加入，并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

拿到这个证明，蒋乃群才知道，他早在1987年就已参加了社保，应该属于“在南京确有社保关系”，而且作为全民固定工有视同缴费30年，符合国务院的规定，完全可以在南京办理退休。因此，他再次要求南京市劳保局为他解决养老金问题。

面对蒋乃群的质问，南京市劳保局这回祭出的法宝是《江苏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规定》(省政府139号令)第20条的规定：“参加我省养老保险规定的职工在达到国家、省规定退休年龄的，企业和个人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缴费年限满10年以上的，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该局认为蒋乃群于1995年在深圳参加社会保险，一直缴费到退休年龄(2002年4月)，不符合在南京市办理退休的条件。

这个回复，让蒋乃群刚刚燃起的希望又一次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难道我真的领不到养老金了吗？”蒋乃群愤懑地对记者说，“看来只有通过法院来讨回我的权益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问题的解决。”

四、意料中的败诉

今年3月29日，蒋乃群向南京市白下区法院递交了诉状，起诉南京市劳保局不履行办理退休手续的法定职责。同时，他还将市人才服务中心作为第三人起

诉到法庭，认为“当年人才中心和其签订的托管合同中有‘代办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但10年来，该中心只管每年收取管理费，没有尽到通知义务，致使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只在深圳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因此，该中心对他领不到养老金的问题应负主要责任。

蒋乃群要求法院判决南京市劳保局立即为他办理在南京的退休手续并按月计发养老金，同时补发拖欠的养老金本金和利息及精神损失费10000元。

4月，白下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6月9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蒋乃群的诉讼请求，因为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及相关企业按规定为其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用。“我预料到自己会败诉。但是，我就是要这个判决，要这个书面的证据。”蒋乃群告诉记者，“两年来，南京劳保局话说了一大堆，但始终不给我任何书面回复。有了判决，即使输了，我还可以上诉，还可以上访。总会有地方讨回公道啊！”

目前，蒋乃群已提出了上诉。他在上诉书中写道：“按照国务院决定，我有视同缴费年限30年，个人缴费年限7年，累计满37年，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员工退休养老的条件。我的退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我的生存，南京政府主管部门必须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为我解决退休养老问题。”5月底，记者在深圳再次见到蒋乃群。距今年1月初次见面仅过了几个月，他又憔悴了很多。

蒋乃群的代理人徐小芬告诉记者：“蒋乃群是高级工程师，上个世纪80年代是南京汽车制造厂常驻意大利业务代表，负责南汽依维柯有关技术引进项目；2000年作为中方首席设计师，负责上海APEC会议主会场的照明工程。现在，由于退休养老没有解决，他不得不继续工作，参加西部开发建设，2003年全年长期出差。就这样还要到北京去上访，身体受损很大。谁不想有个安闲的晚年，但他工作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老无所养啊！”

问题：

1、分析出现蒋乃群现象的原因

2、蒋乃群现象反映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哪些问题？

3、你认为杜绝蒋乃群现象的前提是什么？

4、说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其他问题

5、如果你是将乃群，在同样背景下你将怎样回避“将乃群”式风险？

社会法治与社会法制的通性 篇7

关键词：法治思想,社会法治,指导作用

一、法制与法治的概念

(一) 法制思想的概念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法制观念淡薄, 法制建设比较薄弱, 在这种背景下, 邓小平提出了加强社会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法制思想将制度改革作为起点, 将各项法律条款的完善作为主要内容, 将严格执法作为核心,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法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发挥社会主义民主, 坚持法制社会建设是基本方针。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维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秩序; (2)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 只要触犯了法律条款, 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追责; (3) 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民主政治的建设步伐, 以此来带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健全。

(二) 法治思想的概念

现代的法治建设不仅包括了法制, 也包括了文化层面的意蕴, 是我国治国的核心思想。法治是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实现法治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公权力都应当受到约束, 其本质内涵是约束政府和国家的权力, 避免权力的滥用。社会法治建设的目的是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公权力, 保障私权利的行使。具体来说, 一方面法治思想意味着公权力受到了约束。法治的最终目的不是治理人民, 而是治理官员。法治是重要的控权手段, 而不是管理工具;另一方面, 法治要求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权利, 最终目的是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二、法制思想与社会法治实践的内在统一

(一) 法制思想是对法治实践的规律总结

任何思想的形成与完善都经历了特定的历史, 都尤其现实根源, 法制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 而在法制化进程中也充满了法治实践活动。

首先,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法治思想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建国之后毛泽东设想将中国建设成为法制化的国家, 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努力。在1954年的时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出台了宪法, 同时规定了宪法作为根本大法, 人民的每项权利、义务都记载在宪法条文中。

其次, 建国以来我国在法制化建设的道路中既有教训, 同时也收获了经验, 这为社会法制思想的形成提供历史依据。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左倾”思想导致法律形同虚设,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法律重新成为治国之重器。

最后, 国家法制化进程加快为法制思想提供了时代背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 各国也在法制建设上寻求统一, 这也要求我国在进行法制建设的同时, 也要争取与其它国家的法律相接轨。

(二) 法制思想核心与法治实践目标统一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法制社会建设的理论精髓, 同时也对我国法制化建设提出了许多要求, 同时该思想对我国法治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要求在法制化进程中需要认清自身发展实际, 理清法制化的本质核心, 用于吸纳各种优秀的元素, 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制化社会。从本质上来说, 法制是国家众多制度的某个方面, 其与国家形态并不是对立的,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法制建设中优秀的经验, 我国也可以吸纳, 用于中国法制化建设中。

其次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同样贯穿于社会法治建设的历程中, 在认清法治本质含义的基础之上, 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性,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保障社会的民主法治。全国人民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争取自己的权利, 让法治理念能够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法制思想对社会法治实践的指导作用

(一) 对法治实践目标的指导

法制思想明确指出了法制化建设的方法和步骤, 同时为依法治国的开展指明方向。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法制化建设所依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还不够完善, 要想彻底实现法制化还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因此推动依法治国, 加强法制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法制建设的内在规律, 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寻找法制建设的途径, 才可以解决法制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邓小平所提倡的法制建设核心是建立法治化社会, 因此他提出了十六字方针, 同时推崇法律的权威性,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则。在该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法治化进程迈入了轨道。十一届三中去全会至今, 各级领导机关在法制化思想的指导下, 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经基本达到有法可依。

(二) 对社会立法的指导

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法制建设的前提。邓小平在提出加快法制化建设的同时, 也指出了目前立法不完备的问题。只有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 才可以真正地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法制化思想对立法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首先立法进程要加快。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是政治体制的完善, 都需要健全的法律体系予以支撑。邓小平曾经指出立法工作量很大, 但是人手有限, 我们可以将法律条文写的粗略一点, 后续在逐渐完善;有的法律可以在地方先试行, 而后再逐步推广。

其次保证立法的质量。法律关系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必须严抓立法的质量。每部法律小文必须要具体化, 内容清晰明了。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律也应当有所改进和完善。

(三) 对执法的指导作用

法制化思想的十六字方针中提出了执法必严的思想, 而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中, 同样也要秉持该种思想。执法必严要求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文的规定, 依法行使公权力, 不滥用权利, 不放过每个违法的行为, 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 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的规范性效果能否充分发挥, 严格执法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如果没有严格执法, 那么法律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没有任何价值。

(四) 对司法的指导作用

一切违反犯罪的行为, 都应当受到司法机关的严惩, 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直是法制化的重要思想, 任何人、机关、团体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依法治国首先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即使是党组织也不能干预到司法活动中。执政党要带头守法, 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同时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与犯罪分子斗争, 只有这样我国才可以真正建立成为法治化的国家。

(五) 对守法的指导作用

法治社会的建立与完善, 不仅意味着法律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更是意味着法律是人们生存的必备技能, 是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虽然国家在大刀阔斧地开展法制化建设活动, 但是人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那么法制化建设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在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当中, 强调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该思想也是对全民守法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表明当下公民有必要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人民法制理念的加强重在教育。在该种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开展了全国性的普法教育活动, 将校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竭力提高全国人民的法律意识, 让更多的群众指导如何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近几年来该项举措取得了显著性成效, 每年行政案件大幅度上升体现了人们从自觉守法, 逐渐转为了积极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敢于同违法行为做斗争。

四、结语

由此可以看出, 尽管法治和法制的概念存在些许差异, 但是其本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双方既有区别, 同时也有联系。在法制思想的指导之下, 我国的法治实践工作才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法治化进程才有了质的飞跃;也正是在法制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可以稳步进行, 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长青.论法制与法治的关系[J].宁夏党校学报, 2011 (3) .

[2]黄稻.法治与法制辨析[J].江海学刊, 2013.

社会变迁与社会衡平的失落 篇8

严景耀先生(一九○五——一九七六)，浙江省余姚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和法学专家。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严先生二十年代步入学术界之初就立志从事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一九二八年即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一九三0年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助理。这些初始的学术经历，令严先生善于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当时这个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学者，并不急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而是设法到狱中作志愿犯人，品尝铁窗风味。虽然这对他的亲友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笑话”，但严先生却趁机搜集了许多极有意义的个案，得益匪浅。以这些材料为基础，严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成书半个世纪之后，在纪念严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才能读到这部著作。

犯罪是个人与社会的剧烈冲突，是社会必须对这些不协调行为的排斥和消除。由此，无论是从社会本身或是从犯罪者个人来看，犯罪着实浸透了浓郁的社会含义。本书以社会观点研究形成犯罪的过程，它的特色在于始终将犯罪搁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赋犯罪以广泛的社会性质。犯罪社会性的最初起点基于个人的出生无一不是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行为规则的社会。个人无力改变这些已经建立了的“情况”，往往只是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规则。一旦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与这些社会“情况”发生碰撞，法律便挺身而出。个人的犯罪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犯罪现象有不同的理解。考察这一点，便生发出犯罪社会性的另一种含义。各种不同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据此对个人行为作出自身的解释。这便招致同样的犯罪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或是在“相同的”社会文化中，而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对任何犯罪行为的评判都受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个人毫无选择自由。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中许多貌似相同的犯罪现象，必须透过它们存在的特定环境把握其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作者拓宽了研究犯罪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既然对犯罪的理解和评判不可能超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据此，如果不懂得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第3页)同时，作者认为，犯罪是对传统社会风俗习惯的背离，是这些风俗习惯的反常表现形态。要认识和理解所谓“正常”的传统、习惯和道德观念，不对这些“反常”的表现形态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对犯罪及与其有关的社会现象的单方面考察，必然招致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轻忽和淡漠。而这是不能说明犯罪的原因及其社会和法律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现象自身也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有机体。研究犯罪现象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及其问题”。据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了个人、犯罪、社会、文化这几者关系的极为值得关注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只要考虑到发生行动的社会文化传统就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原则，那么，再进一步探索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同样可以寻找到我们文化的来源和意义的原则。假使以上概念是正确的，中国的犯罪只能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另一方面，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很大帮助。”(第5页)对犯罪现象的这种广博理解是颇有意义的。

在过去国家政权交替不止、社会制度变化无常、新旧观念处处碰撞、社会危机四处潜伏的混乱时代中，不言而喻，社会、文化、法律和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难于寻到一个能达到协调状态的衡平点。由社会危机而招致的社会变迁，常常是把危机传递给个人。此时，个人的惶惑不适往往演化为反社会的行为。于是，犯罪现象的出现就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严先生从犯罪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探讨了中国社会这一剧烈变迁时期的犯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是透过许多内容翔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来考察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他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北平、天津、东北和上海等地区为主要对象，据个案的不同性质归纳分类，说明不同犯罪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它使我们能在个案中洞悉社会变迁，又能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理解个案反映的社会衡平失落的种种缘由。这种极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运用。

作者研究了最能说明当时的社会变迁与犯罪现象关系的五类犯罪，即破坏家庭罪、侵犯财产罪、政治犯罪、杀人犯、吸鸦片犯。据严先生分析，这些犯罪现象成为显突的社会问题，是在社会危机、文化冲突这一总背景下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与新的道德伦理观和法律观的矛盾。

婚姻家庭是社会变迁、观念革新波及的首要对象，作者首先考察破坏家庭罪其理由恐在此。依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伦理最重于维护男女关系的授受不亲、妇女贞操的不可侵犯。这一传统得以延续是以妇女作为丈夫、家庭及至整个社会的附属品为前提条件的。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要求个人自由社交和恋爱已不可避免。“人们从农村迁入城市，旧家庭制度被破坏了，所有家庭的一切准则也无效了。”(第59页)有关男女间关系的新的道德伦理观显然正在游离于法律的首肯之外。法律对这些不祥之兆的反响必然是依仗其背后的强制力来压制之、否定之。于是，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等有增无减。从作者列举的个案可以看出，这类被告多是因不依父母之命，与传统抗争，追求婚姻自由而最终被判处刑罚的。

这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伦理观与封建法律的必然矛盾。在这两者抗争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插曲：清末修律时，对于和奸无夫妇女是否治罪，成为法理派和礼教派相峙不下的一个焦点。法理派力主现代伦理观，认为法律原则应该追逐西方社会的潮流，主张尊重女子之个人自由，反对混道德、教育与法律、刑罚为一谈而追究无夫奸之法律责任。礼教派则极力主张未嫁之女与寡妇的社会地位从属于父母姑翁，她们与人和奸实质上是父母姑翁们的奇耻大辱。如果官府放任不究，则不堪蒙受奇耻大辱的父母姑翁们“强者将刃，弱者将自裁，合境之民亦将哗然而不服矣”。又说，一旦“男女都可以和奸，和奸以后生下子女，又可以和奸，要是以此为家庭教育，无论什么事，杀人放火都可以教育了”。长此以往，必定是“女德之堕落如水就下。”面对这些凌厉的攻势，法理派居然以败阵告终。

由此可以窥见，传统法律和观念对封建婚姻伦理的维护极为坚决，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的判断婚姻伦理的社会价值标准在于是否利于维护封建家族内的长幼秩序和男尊女卑。因之，如果封建的家族关系不改变，法律的使命亦不可能改变。新的婚姻伦理与封建法律的碰撞在此成为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作者笔下找到那么多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犯罪是封建的婚姻伦理与新法律矛盾的结果。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废除了许多封建陋习，规定重婚纳妾为罪。然而，正如勒内·达维德所说，立法者的工作虽为国家的发展所必需，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和看法。历来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并没有因这一新法律的产生而自行消散。于是，某些人便仿效那些有妻有妾的前辈，自己也要娶数妻数妾。殊不知，“革命后的法庭不同了”，许多人便因此犯重婚罪，锒铛入狱。

其二，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新的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的矛盾。

作者指出：“在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变化较之前一个世纪的变化异常显著。一个国家，长期在生活的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受着传统的统治，突然在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急剧地失去了它的社会控制力，”(第213页)这是许多犯罪出现的直接原因。

确实，在没有受到外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击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乡土社会，村庄间、地区间的交往甚少。数千年延续下来的道德规范就足以处理好人与人间的关系，许多集体的生活原则便能有效地将种种个人越轨行为防于未然。人们不仅在观念上鄙视法律对自身生活的参与，实际上也很少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无法意识的长期熏陶下，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观念自然相当淡薄。随着都市经济的日渐发达，商品经济原则要求排斥乡土社会某些纯朴的集体共同生活观念和道德伦理。农村中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评判个人行为的价值准则在一个逐日开化的新世界面前失灵了。结果，那些浑沌未开的昔日乡民们在介入都市生活时，还依然故我地去判断与他人交往中自身行为的社会意义。于是，在社会的变迁中，许多人对法律维护的新的社会生活原则惶惑不解，直至以身试法，沦为罪犯。

据作者列举的个案分析，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矛盾而招致犯罪的情况有两类。

一类是，对于同一行为，传统的调整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不同，致使这一原来合乎社会生活原则的行为变为犯罪行为。盗窃罪最为明显。作者调查了北平郊外一个四千人的村庄。该村两年中只发现了两个外来小偷，村民们训斥一顿即告了结。父老们告诉作者，他们从未遇到过犯重罪的，两年里有了这两个小偷已经够糟的了。作者认为，乡村中的盗窃罪少“是因为家族的‘共产主义’家族制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一个人从他们家庭或家族中拿走什么东西根本算不上犯罪。他可能因此受到家人或家族传统的教训，但他不是罪犯。”(第25页)都市中的生活则不同。在那里，处处弥漫着财产所有权的观念，法律严格维护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然而，许多刚刚被卷入都市生活的乡民们还是用“家族的‘共产主义’”态度来对待他人的财产，却不知法律是多么自私和冷酷，要把他们对他人财产有所染指的行为定为盗窃罪。个案39中因拿了他人两捆大葱而被控为犯偷盗罪的被告斥责警察(他不知警察为何物)干预他的行为是多管闲事，并以在他老家中可以到别人园子里吃点果子或菜来证明他的行为不为“偷”，更不为罪。法官告诉他：“这就是法律，这就是公道！”

第二类是，原来乡村间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失灵了。都市生活环境中充斥了招致犯罪的诱因，个人一旦不能自制，就将触犯法网。在闭塞的乡村间，长期的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行为规则，人人都理所当然地遵循先辈们设定的生活道路。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这里，没有什么差别阻碍各人间的充分了解，人们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许多人根本就不可能萌生为越轨行为的意识；少数人一旦表现出不稳倾向，必立即受其亲友和邻里的劝阻和斥责。“但这种融洽的社会控制和集体生活的共同负责的精神在城市里是没有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走上邪道。”(第99页)作者认为，都市社会是非个人关系的社会。个人间为求生存的竞争疏远了乡土社会那种人与人间的亲密联系。自己尚且自顾不暇，那里还能对他人的行为持关心和负责的态度呢。原来那些源于多方面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方式荡然无存了。同时，都市洋货充斥，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与乡村社会相去甚远。金钱和享受的诱惑无处不在。这种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不适应都市生活的犯罪的增加。许多侵犯财产的犯罪，甚至杀人罪都是由此而生的。

其三，与社会变迁和社会危机并存的战乱和失业，把许多人抛入了贫穷困苦的深渊，犯罪成为保障生存而必须采取的方式。

“一船洋货运进中国所造成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破坏远较日本一艘军舰侵入中国所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家族主义不能提供适应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能力。”(第69页)在土货与洋货的竞争中，农村的许多手工业经济被击得粉碎。许多人背井离乡另谋出路。乡民们离乡时满怀憧憬和期望，认定城市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去处，但是，那时发育并不健全的中国工业经济对工人的容纳量极为有限。对于这些没有知识和一技之长的农民来说，就业机会确实不多。失业者的行列不断壮大。到城里做生意的农民们运气也不佳。他们固守纯朴的乡村道德伦理观念。在经济交往中，他们用良心信用约束自己，亦想用来约束他人。视签字画押等法律手续为多余。结果往往是屡屡受骗，倾家荡产，生活无着。就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农民们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期望换来的却往往是被社会抛弃的冷酷现实。社会竞争失败后的饥寒交迫促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社会变迁把自身的危机传递给了许多不幸的人。危机与贫困并存。于是，这些被剥夺了面包的人同时也成为被剥夺了道德观念的人。贫困象一把锋利的刀，把他们从道德之树上砍了下来，他们几乎毫无选择地掉进了法律的罗网中。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完全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衡平点消失了。对此，作者的结论是：“个人适应在社会与个人的危机同时出现

的瞬间，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援助就会犯罪。”(第59页)

其四，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严重地危及了现存的社会制度。法律想压制和消除这些矛盾，把那些反现存社会制度的行为宣布为犯罪。于是，政治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政治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它对社会制度的反应是主动的和有主张的，其行为和

目的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而，对什么是政治犯，不同的统治集团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前，倡言民主自由就是叛国；辛亥革命之后，那些顽固复辟帝制的就要被送进监狱；对于当时的南京政府来说，共产党必然受到残酷的惩治。

由此，政治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图复辟清室王朝，另一类是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前一类是反动的，已逐渐失去其追随者；后一类是进步的，是对未来社会秩序的追求，这就是南京政府称之为“共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犯罪。后一种政治犯罪受到特别关注。作者认为，叛逆现行社会的共产党的产生，是要求变革顽固

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制度愈顽固、愈难改革，暴力和流血就愈不可避免。这是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不堪忍受政府苛捐杂税剥削的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但是，这种反对现行政府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威胁力愈强大，则法律的镇压愈残酷。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反动与进步、落后与文明的冲突中，在先进阶层要求抛弃某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有文化观念时，政府的残暴压制招致了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调。法律成为扰乱社会与个人达到新的衡平的罪恶工具。

人们在社会变迁招致的不协调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只是社会衡平的寻求和犯罪的减少与预防必须靠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法律制度的改革、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保障、以不停顿的观点对文化与人的行为的各方面关系作全面考察，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步骤。只是依靠法律医治(惩罚)犯罪是不行的——法律往往受人们思想论断偏见的局限。这种做法肯定“就象女仆用拖把想拖干地板，却没有把往地上漏水的水管关好一样的劳而无功。”(第208页)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