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制度理论（共12篇）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1
作为当代中国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选择, 它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为理论基础, 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在其他政党制度兴衰的过程中不断汲取经验完善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抵御全球经济危机的国际比较中, 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 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党制,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在世界政党政治历史发展中,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840年以后,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和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衰败,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救亡图存, 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奋起抗争, 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有人曾把资本主义多党制看成是救国良方, 并试图在中国推行。辛亥革命后一度效仿西方的多党制, 一时间政党林立, 最多时达到300多个, 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以前, 一些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仍然想实行西方的多党制, 但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国民党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 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 是决不排斥的, 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 坚持统一战线, 实行长期合作。”①他还明确宣布:“在政权问题上, 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 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 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 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②”1948年, 中国共产党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 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他们公开表示, 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949年,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多党合作的方针,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确定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在这个制度中, 各民主党派都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政权, 以政权合作的形式体现政党的合作, 体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创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针对有的民主党派宣布解散、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没有必要存在的问题, 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 及时做工作保留了8个民主党派。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 “究竟是一个党好, 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 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 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③他郑重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 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 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 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新时期,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行多党派的合作, 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④中共十二大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提出加以完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 进一步提出必须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制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以此为标志,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长足发展。党的十四大首次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党章。1993年, 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 为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二十一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先后制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并科学规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2007年11月, 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⑤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国家政治、经济工作等重大问题,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更有力地推动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
实践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智慧结晶, 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 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 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功能
在当代中国, 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
1.政治整合功能
所谓政治整合就是将分散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政党制度的政治整合, 主要指政党通过法定程序, 运用国家力量将社会的不同力量纳入到一定的政治体系中。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在思想观念上, 中国政党制度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准则作为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和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写入宪法, 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思想基础。在此,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维护者和执行者, 各个民主党派也通过自己的章程、纲领将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准则规定下来, 成为各自所联系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在政治资源上, 中国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汇集了各方面的先进分子, 各个民主党派以自身的特点汇集了不同职业领域中的精英, 从而最大限度地从整体到局部将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和精英汇集起来, 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 同时又汇集了各领域中专业精英人才的政治力量。
2.政党合作功能
中国政党制度把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各个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形成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合作共事关系。这种格局一方面上升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内容, 同时也指导和协调着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格局中, 中国共产党把各个民主党派当做自己的朋友, 并与民主党派形成了广泛的同盟。同时, 各个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仅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 而且在自己的实践中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相互合作, 有效地避免了西方或发展中国家两党或多党制度下的竞争带来的内耗。
3.民主政治职能
政党政治的出现是和近代民主政治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 近代民主政治离开了政党的作用是难以想象的。前苏联实行一党政治, 因其内部缺乏民主和严重的官僚化与腐败, 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但这并不是说, 唯有两党或多党政治才有民主。中国政党制度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之路。在这种民主政治中,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各个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共产党和参政党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政治格局。在这种格局中,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 但不是像前苏联那样的脱离了监督与制约的领导者, 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之下。毛泽东指出:“所谓民主监督, 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 但是有了民主党派, 对我们共产党更为有益”⑦。在决策上, 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决策前, 还是在决策执行中, 都努力倾听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 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大政方针决策上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各个民主党派通过自己所联系的群体, 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积极参政议政, 辅助中国共产党执政, 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建言献策。中国政党制度确立了政治协商机制、民主党派监督员机制和各种参政议政机制, 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
4.政治稳定职能
中国政党制度是维系政治稳定、巩固现有制度优势的政治基础。强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 是防止政党制度出现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前提。前苏联政党制度试图以苏联一党的力量来整合社会一切力量, 后来发展为以一党的力量压制其他不同的利益要求, 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冲突。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党模式, 在社会各种现代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导致了频繁的政治动荡。中国政党制度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也充分考虑到了各个民主党派参政的愿望要求。在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 也努力营造一种各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局面, 使各个民主党派通过所联系的群体, 将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反映上来, 为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从而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党制度还通过给予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权力, 进一步提升、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⑧
5.国家统一职能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它不仅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同盟, 而且通过这种同盟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构成了中国国家统一的基础。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庞大的政党队伍, 将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另一方面, 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通过所联系的人群, 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 反映社群民意, 将不同群体的要求, 包括少数民族的意愿要求反映上来, 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依据, 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主张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不仅如此中国的政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得益彰,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而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在新世纪新阶段, 中国的政党制度在国际局势和国内情形的变化中, 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 但其发展历史及其功能的发挥, 表明了中国特色的合作型政党制度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潜力。这种政党关系能够坚持, 归根结底依赖于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一是目标认同, 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二是对现行宪法认同;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党政治领导地位的认同;四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的认同;五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六是对党和国家重要战略策略 (包括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实现步骤, 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 的认同等等。⑨这充分说明, 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保障, 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83, 760.
[2]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4.
[3]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05.
[4]中国的政党制度[N].人民日报, 2007-11-16 (1) .
[5]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86.
[6]毛泽东选集 (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234-235.
[7]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76-77.
[8]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325.
[9]刘先传.统一战线文献汇编[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80.
[10]李金河.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226.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2
一、弱势群体的含义、构成及特征
（一）弱势群体的含义
弱势群体，也通常被称作社会弱者群体，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来界定。弱势群体是对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
（二）弱势群体的构成弱势群体从主体的性质出发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前两者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在形成中得弱势群体也日益成为焦点。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指困难企业的贫困职工、犯罪的青少年、贫困单亲家庭、居无定所和固定职业的城市流动人口等。生理性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处境困难的儿童。
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部分人：（1）下岗职工。这部分人群再就业能力较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体制外”的人。通过打零工或者做些小生意谋生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3）进城的农民工。他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往往受到城里人的歧视。（4）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下来的。
（三）弱势群体的特征
第一，弱势群体大都面临贫困性。尽管“弱势群体”的概念和“贫困人口”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高度重叠，很多弱势群体的成因都是因为贫困。第二，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弱势群体都处于弱势的地位。虽然弱势群体可能在人口数量上比较多，但是他们在掌握资源的数量上却很少，还缺乏沟通渠道。他们的诉求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帮助。第三，弱势群体的成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客观的表现为社会规章制度，也可能是生理特征上的健康状况较差等。主观的体现为对女性和城市农民工的歧视等。
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内涵及意义
（一）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内涵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等手段，积极调动和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为他们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制度。具体表现：维持和保障低收入、无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在此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努力提高公共福利总体水平和国民生活质量。
社会保障的表现形式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它需要一定的制度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法律规定、按照某种确定规则经常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体系。
（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意义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保障都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使由于收入差距而导致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有利于企业在市场上有序公平的竞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意外事故的发生也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对于保障我国公民生活质量和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是国家负责任行为的体现，人类对自身的人身和社会的发展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义深远。
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弱势群体受到的剥削也越来越严重，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再分配调节社会总需求，平稳经济波动；社会保障能够确保劳动者在丧失经济收入或劳动能力的情况下，维持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就在实现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实行社会保障，通过对国民收入再分配这一手段，对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社会整体福利发挥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项重要手段，从而有利于在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弱势群体的生活比较困难，同时缺少经济来源，社会保障制度使公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才有机会和前提投入到对自身和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中去，才能全心全意的去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对社会的全面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3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制度
一、弱势群体的含义、构成及特征
（一）弱势群体的含义
弱势群体，也通常被称作社会弱者群体，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来界定。弱势群体是对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
（二）弱势群体的构成
弱势群体从主体的性质出发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包括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贫困群体、农村贫困群体以及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前两者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在形成中得弱势群体也日益成为焦点。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指困难企业的贫困职工 、犯罪的青少年、贫困单亲家庭、居无定所和固定职业的城市流动人口等。生理性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处境困难的儿童[1]。
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四部分人：（1）下岗职工。这部分人群再就业能力较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2）“体制外”的人。通过打零工或者做些小生意谋生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3）进城的农民工。他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护，往往受到城里人的歧视。（4）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从集体企业退下来的。
（三）弱势群体的特征
第一，弱势群体大都面临贫困性。尽管“弱势群体”的概念和“贫困人口”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高度重叠，很多弱势群体的成因都是因为贫困。第二，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弱势群体都处于弱势的地位。虽然弱势群体可能在人口数量上比较多，但是他们在掌握资源的数量上却很少，还缺乏沟通渠道。他们的诉求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帮助。第三，弱势群体的成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客观的表现为社会规章制度，也可能是生理特征上的健康状况较差等。主观的体现为对女性和城市农民工的歧视等。
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内涵及意义
（一）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内涵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等手段，积极调动和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为他们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制度。具体表现：维持和保障低收入、无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在此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努力提高公共福利总体水平和国民生活质量。
社会保障的表现形式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它需要一定的制度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法律规定、按照某种确定规则经常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体系。
（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意义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保障都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使由于收入差距而导致的社会及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有利于企业在市场上有序公平的竞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意外事故的发生也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对于保障我国公民生活质量和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是国家负责任行为的体现，人类对自身的人身和社会的发展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义深远。
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弱势群体受到的剥削也越来越严重，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再分配调节社会总需求，平稳经济波动；社会保障能够确保劳动者在丧失经济收入或劳动能力的情况下，维持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就在实现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实行社会保障，通过对国民收入再分配这一手段，对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社会整体福利发挥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项重要手段，从而有利于在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
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弱势群体的生活比较困难，同时缺少经济来源，社会保障制度使公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才有机会和前提投入到对自身和社會有意义的事情中去，才能全心全意的去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对社会的全面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保障人权，保持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了保持社会公平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妥善处理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更好的保障社会成员的人权，尊重社会成员的人权，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是通过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风险，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尽量减少社会分配结果的不公平现象。另外，在当今这样一个竞争社会中，会分流化出强和弱这两大群体，弱势一方无疑将处在不利的地位，而人生而不平等，加上后天的因素影响，使得弱势地位更加明显。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表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在实行竞争原则的同时，还要强调公正原则，效率和公正应当兼顾实行。
参考文献
[1]薛晓明.社会分层理论与弱势群体问题研究[N].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报.20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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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4
(一) 社会主义由空想幻境到科学蓝图的转变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 从来都不缺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其中不乏各种奇思妙想和虚幻认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的不满, 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但他们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他们要求埋葬资本主义, 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 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虽然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但是它本身却是极为宝贵的材料, 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二) 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到现实制度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它以其科学的理论向世人讲述了一个道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遗憾的是, 直到马克思、恩格斯相继离世, 他们也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列宁身上。20世纪初, 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列宁敏锐地指出, 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中, 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三) 社会主义由一元模式到中国特色的转变
列宁的过早离世使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没有机会得到实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 苏联政治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形成, 并在社会主义各国推行, 苏联模式遂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发展必须遵守的一元化模式。在我国建设之初, 党的领导人使用了这种模式, 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革创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终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支撑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现在, 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 这期间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兴衰荣辱,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无疑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充满信心, 他们相信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是能够夺取政权的。
(二) 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
十月革命胜利后,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列宁在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上改变了直接民主制的设想, 转向间接民主制, 并逐步形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执政的领导体制;在经济制度方面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斯大林执政之后, 这些制度逐步形成了以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为特点的斯大林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存在弊端, 但它在苏联建设的相当长时间内发挥了强大的动员优势, 使苏联由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
(三)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初级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执政体制也基本形成。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对社会主义充满制度自信。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等, 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基础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民主政治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民主政治实践源于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 集中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 它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其制度实践的优越性体现在其有效地保障了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 实现了最广泛、最直接的民主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了各项基本政治制度的科学性及正确性, 因此,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全党以及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经济发展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经济发展实践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高效性和优越性。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它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又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 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下,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瞩目成就。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 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同时更使我们坚定不移地树立起基本经济制度自信。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群众认同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本和力量源泉在于人民群众对该制度的认同和支持。党的十八大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把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走群众路线是党执政为民的基本价值观和根本宗旨的有力表现。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不仅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而且民主政治的建设也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丰硕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切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5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9-09-27 09:21:00 ]作者：李娜编辑：studa090420-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锐意进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实现十七大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而奋斗。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核心内容；是新形势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对司法活动规律的新认知和新总结，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努力把广大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探索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方法和途径，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根本性措施，是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方式和解决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正确选择，是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特别是审判制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现行司法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这些问题和弊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功能的发挥。
一、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内涵
公正，是指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人们进行诉讼所追求的直接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司法公正，则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公正；一个国家所设立的司法机关的活动体现不出公正，则会丧失设立的目的。
高效，是指司法机关追求司法资源的节约和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最大化。司法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没有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任何一项诉讼争议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解决才有意义，如果诉讼无止境地拖延，最终的裁判结果实体上即便是公正的，它对当事人和社会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公正的，即“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权威，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威是人们对司法的信赖，也是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司法的权威代表了法律的权威，代表了国家的权威、代表了执政党的权威。只有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限制、约束权力而保护权利的时候，司法权威才会确立起来。没有权威的司法制度不是完善的司法制度。
公正、高效、权威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统一。公正是目的，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高效是要求，是我们党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权威是保障，是司法活动得以良性运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司法权力的地方化。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与管理体制一直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关隶属并受制于地方。这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抵制地方的不正当干预，造成有些司法机关不是以国家法律为裁判依据，而是以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及领导人的意志为标准。由于党政职能与司法职能混同，司法机关及人员没有法定的职业保障，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受利益驱动在司法活动中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引发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
（二）司法管理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我国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设定、人员配备及内部工作程序等基本上是按照行政管理体系设计的。司法机关的院长、检察长、审判员、检察员等也对应行政级别，处理案件层层把关，实行首长负责制的请示汇报制度，任何责任都由“集体”承担，司法程序不规范，司法行为随意性大，司法责任制难以落实，给司法腐败形成空间。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我国对司法活动是多头监督，但没有形成一个严密健全的法制监督网络体系，没有用切实可行的法制措施将其变成有力的全程监督，断层、脱节、失控现象突出。一是国家权力机关还没有行使监督权力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规则，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表现为“工作监督”，即限于各级人大根据同级党委的意见选举或罢免同级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二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监督不到位，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法院上下级监督是“自己监督自己”；三是纪检监察的监督权利和责任不明确，程序操作不规范，监督效果不显著；四是社会监督缺乏规范合法的渠道。这势必出现没有针对性的监督、盲目监督或者自由监督，势必出现不必要的干预或者侵权，导致司法不公。
（四）司法运作程序缺乏规范。司法公正必须通过司法程序即诉讼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来实现，而诉讼程序公正则是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要使当事人在借助司法的力量定纷止争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法律的公正，那么即使司法的结果与当事人的主观预期有差距，当事人也会自觉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果。这样的裁判才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实践中，司法程序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诉讼制度设计不科学不合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普遍存在；许多最基本的程序没有贯彻落实，存在诸如侦查活动、证据确认不公开，暗箱操作等突出问题。司法机关内部以大量的文件形式规定“隐形程序”，而当事人不知晓。程序不公正是影响司法机关和从业人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的最主要原因。
（五）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的司法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滥用司法权，执法犯法；有的司法人员地位不中立，与当事人单方面接触，职业道德差，行为失范；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权钱交易，枉法裁判，甚至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等等。
三、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了一般司法理念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反映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反映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要求；反映和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因此，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二）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机关越是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序，其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反之，势必损害党的领导和威信，动摇党的执政地位。为保证司法公正，党和国家就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法律制度选择。
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从路线、方针、政策上加强领导，指导司法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使之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监督司法机关严肃、文明、公正执法，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领导和监督政府提供开展司法工作所必需的物质保障；加强对政法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监督，提高司法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搞好廉政建设。
（三）遵循司法工作的内在规律。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成果和经验总结证明，分权制衡是不可回避和必须遵循的一条普遍的法治规律。我国的根本制度和国情决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别国的具体模式，但科学配置、规范权力，实现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以及司法系统内部权责的相互分立、合理配置和相互制衡，确保国家机器协调、顺畅、高效运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司法活动具有六种特性：一是中立性。要求司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纠纷。二是独立性。即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其他权力的影响和不当干扰，只服从法律，对司法权只能实行监督而不是发令指挥。三是民主性。主要是指司法活动要公开接受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公民、党的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四是被动性。司法权功能是有限的，只可被动行使，在诉讼活动中是被动的，即不告不理。五是程序性。司法权只能在程序提起之后在程序中运用，未提起程序及程序之外用权，则是司法权的滥用。六是终局性。司法权是国家最后的权力，是解决矛盾争议的最后一道防线。如诉讼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不具有终局性，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当事人就不会尊重法律裁决，并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裁决，就会严重削弱司法的公正和权威性，则社会无正义可言，国家也无秩序可言。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无论从制度设计和技术性规则制定上，应该借鉴和利用现代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和理论成果，尊重一切客观规律，以期充分体现和发挥司法应有的功能作用。
（四）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权威从本质上说应是一种通过制度获得的公信力。在当前公众对法律信仰尚未建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不强，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的条件下，必须从司法过程和行为本身营造和树立司法权威，即国家通过立法授予司法机关最终裁判权，终局性的司法裁判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结局，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和强制力，除法定的情形外，任何力量（包括案件当事人、其他国家机关）都不得动摇、推翻司法裁判，以获取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遵从，从而保证司法公正，达到定纷止争，稳定秩序，促进和谐的目的。
四、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几点建议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司法建设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前行。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司法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机关的地区设置
我国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使司法机关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行政区划，即可以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以下划分若干个与行政区划相交叉的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置一个中级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基层法院；保留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高级法院，全国设置最高法院；检察机关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这样，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层、中级两级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势，更好地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为保证人大监
督制度的落实，地方上可以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监督基层、中级和高级司法机关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司法机关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司法官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司法官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司法机关，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具体言之，就是由上一级（司法区或现行的地市级）司法机关考察后，提请省级司法机关向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基层院法官、检察官人选，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予以选举或者任命；司法区或现行的地市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官员，由省级司法机关考察后向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选举或任命。即便在当前一时不可能改变司法机关地区设置的情况下，也应将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权限交给上级司法机关，即由上级司法机关为主进行考察、推荐，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司法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司法机关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司法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司法机关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机关。
3.改革司法财政管理体制
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表明，保证司法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这种财政体制必然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济利益与所在地方的经济利益挂钩，地方经济状况较好的，该地司法机关业务经费就足，司法干部工资福利待遇就好，反之亦然。这势必使得一些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及经济利益尤其是本地与外地经济纠纷的案件时，受利益驱动，而偏袒本地一方，或者以罚代刑，导致司法不公。另外，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司法机关“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机关。所以，要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参照国外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司法经费，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分别作出全国法院、检察院下一的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中央财政拨付“两高”，用于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这样，就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行政机关的影响，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四）健全符合国情和法治要求的司法管理体系。
1．探索司法机关分级管理，相对独立于地方权力机关的组织体系。对司法机关及人员的行政管理职能，应分解到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和司法行政部门来履行，即对司法机关及人员的纪律检查职能、人事调配职能、经费保障职能和人员的教育培训职能交由政法委负责履行（司法人员任命除外，应依法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其他涉及行政执法的司法机关职能，如执行权等，应划归司法行政部门来履行。这样既能把司法机关从纷繁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又力求达到司法机关独立履行职责拥有足够的资源。
2．建立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经费保障体系。司法机关经费不足是困扰司法机关多年的难题。经费不足，并受制约于各级地方行政机关，司法公正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从制度创设上寻找治本之策。首先，司法经费由中央、省级财政统筹是可行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司法投入不断加大，从完善司法制度的角度讲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其次，司法经费统筹的程序法治化。借鉴现代法治国家做法，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司法经费并不受制于行政机关，建议由党委政法委制定司法机关的经费预算，人大通过预算决议，地方行政机关执行预算拨付，司法机关管理使用。
3．建立司法人员任职保障制度。我国对司法人员的执法义务强调得多，而对司法人员的任职保障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乏权威等诸多问题无不与我国司法人员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有着重大关系。必须为司法人员独立行使权力提供必备的条件，包括任职、晋升、调转、回避、薪俸、退休、惩戒等保护和惩治措施。改革法官、检察官的遴选机制。修订《法官法》、《检察官法》，增加“法官、检察官实行自下而上的逐级遴选”规定，上级司法机关的审判人员与检察人员一般应从下级司法机关遴选。增加“法官、检察官可以向社会遴选”的规定，如从律师队伍中遴选高学历、高素质的律师为法官和检察官；允许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互交换遴选法官和检察官。建立司法人员职务保护制。法官、检察官一经任用，除因行为不端或违法犯罪符合弹劾、撤免、调离或提前退休外，不得随意更换，免除因抵御干扰、公正司法而可能带来的后顾之忧。
4．加强对司法机关负责人的异地交流。应明确规定，法院院长和副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在同一司法机关的同一职务上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一届，满一届的，必须实行异地、省级间的交流。
5．建立司法人员的职业薪俸制度。根据司法职业的特殊性，保证司法人员具有与其职业要求相称的素质要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待遇，如果没有司法人员的生活待遇的大幅度提高，没有相应财力予以支持，实现司法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难免流于空泛。司法人员的生活有关问题受制于地方权力机关和社会环境，也就难以做到依法独立办案。取消现有司法人员的行政级别，实行专业职称管理。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6
关键词：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社会公平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很多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变革。但总的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1社保基金中个人空帐运转
自中国养老保险开始由
“现收现付”向“统账结合”转轨，为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造成了个人账户的基金被用来弥补社会统筹基金的不足，这样就导致了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转，并且还要支付“空账户”的利息，进而导致统筹账户基金透支个人账户基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当城市居民中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成为养老保险的主要交纳者时，人口结构将会朝着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养老金账户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清偿危机。
对此，我们目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试图通过个人账户的设立和“做实”，并将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基金投入资本市场保值、增值来解决将来的问题。
2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社会保障也不平衡。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尽管有经济发展水平、土地面积、人口、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讲，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要缩小各地区间的差距，只有加大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
3财政支出结构、支出制度不合理
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合理与不平等性，一方面城镇社会保障支出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农村几乎与社会保障无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只有社会救济一项，其余的项目几乎就是空白。
4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总量水平较低
我国对社会保障的支出远不及行政管理费支出，二者之间的绝对差额量呈上升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带来的必将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失衡，社会保障支出必会受到更大损失，这与一个责任型政府、廉洁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不相适应的。
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及建议
1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基于政府责任的承担方面，社会保障基金应提高到全国统筹，原因是在目前达到省级统筹之后，并不能完全解决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所带来的保险转移问题，并且省级统筹必然会导致各地方权力的分割和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
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实质上是通过财力调节的方式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促进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的对等，增加财政困难地区的财政收入，从而增强其支出能力，使各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大致均等。
2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开展多渠道筹集方式
坚持以人为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民生支出比重，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坚持财政基金向社会事业倾斜。根据各地区政府间经济、财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程度，设置横向均等化转移支付项目和指标，采取补助与激励相一致的方式，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使全国不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等，逐步实现不同区域间财政经济的均衡发展。
3加强相关法律监督机制
加强立法工作，制定国家财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相关内容，如支出多少、如何发放支出、支出让谁受益、支出如何增长等等重要内容都要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用法律形式把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预算和监督等确定下来。因为法律具有强制性，有了立法，支出就会有保障确保财政投入的规范性和规模。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7
关键词：社会质量,医疗保障,共同体社会
一、研究现状
1.社会质量研究的定义发展
1997年为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失调状态, 欧盟相关学者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签署并通过了《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宣言》认为:“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 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 即社会关系的质量的提升与参与和个人发展的程度。”
2.社会质量理论的哲学阐释
社会质量理论以“可持续性的福利社会”作为追求目标, 具有明显的民生导向。体现了当代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关注, 要将民众的生活从单纯的物质追求提高到对于生活幸福感的追求上来。在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
社会质量理论是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补充和完善, 是为了平衡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而形成的合乎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福利理论。它体现了人类在现代福利体系下的人文关怀。
3.社会质量的结构研究
关于社会质量的影响性因素方面, 欧洲学者着重考虑了三组因素即条件性因素、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其中, 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要素是条件性因素。被认为是社会质量理论的开创者沃尔夫冈·贝克 (Wolfgang Beck) 将社会质量理论的条件性因素解构为四个维度, 分别是“社会—经济安全”——即人们的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个人安全所依据的收入状况。“社会凝聚”——即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社会融入”——即关乎一个社会的平等,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 要求公民能够免于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社会赋权”——关注个人的社会行动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 促进个人获取信息、知识、经验的能力。
1999年至今, 基金会在欧盟和荷兰政府的支持下, 根据社会质量的4个维度, 进一步构建了详细的指标体系, 其中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发展到24个指标。社会凝聚发展到20个指标。社会包容维度发展到27个指标。社会赋权维度发展到24个指标。
二、中国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
1.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现状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是“3+1”模式。“3”指的是中国从1998年开始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从2003年开始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2007年开始启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群, 城镇非就业人群和农村人群。“1”指的是医疗救助制度, 就是为低保特困人群提供的免交医疗保费的医疗保障类别。三大医保制度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各级民众医疗过程中的资金补贴。这样一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
2.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原因与方式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 “社会-经济安全” (社会—经济保障) ——即人们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个人安全所依据的收入状况。然而如何通过符合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为民众提供不具备制度阻碍的医疗服务, 这是当前社会医疗体系需要思考的。不可否认, 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民众的看病就医会有很大帮助作用, 但是由于三种保障制度由于从设计之初就存在住院、门诊、和大病保险方面的差异, 并且报销费用和报销药品名目会随着医院类型的不同而变化。导致群众对于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诟病。
为了达到扭转体制差别对待的阻碍, 国务院近期发布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核心在于整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吴光女士说:“把城乡医保进行整合, 是为了适应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需要。”
整合方式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使得老百姓之前享受到的待遇不减少、不削减、不降低。在统筹方式上, 新农合将之前的县级统筹上升到市地级统筹, 有条件的地区实现省级统筹。使得异地就医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 降低医保制度的社会性排斥。另外, 两种医疗保险的报销名录也会本着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窄的原则, 扩大新农合医疗保险药品报销范围。使民众进一步感受到医疗卫生救助的普适性。
三、总结
社会质量理论强调民众公平的、自主的参与社会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降低来自政府、社会的排斥性作用。政府要作为民众融入社会生活的促进者。本次城乡医疗保险的整合对于民众享受无障碍医疗救助服务起到了关键作用。体现了社会质量理论在实际政策层面的对于民众切身体会社会团结力和向心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二元制城乡差距的消失不仅仅应该停留在户籍身份的确认问题上, 更应该强调民众所享受的公平的社会服务上。城乡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是我国社会质量不断提高的缩影, 相信社会各方会为促进一个和谐、公正、健康、文明的社会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黄新锋.社会质量理论研究述评[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13, (2) :48.
[2]金桥.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政治参与——兼论西方概念的本土化问题[J].社会科学, 2012, (8) :69-77.
[3]艾伦·沃克, 张海东.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J].江海学刊, 2010, (4) :21-29.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8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 资本积累的过程是贫困积累的过程。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 摆脱贫困的境地, 必须联合起来,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贫困理论, 提出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科学论断。他认为, 贫困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消除贫困具有优越性, 但这种优越性的发挥, 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 制度不健全和制度缺失等依然可能是贫困的根源。邓小平把贫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 认为贫困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 揭示了贫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即“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因此, 反贫困任务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江泽民从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建设等方面一再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反贫困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 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虽然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特别是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不协调发展的地方, 而这些不协调的制度性因素是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这样, 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的制度分析视野。
2反贫困制度创新的动力分析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等依然是我国贫困问题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虽为我国反贫困提供了制度保证, 但彻底消除贫困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才能为消除贫困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国家, 必须解决怎样消除贫困,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及与此配套的方针政策。为此, 邓小平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就我们国家来讲, 首先要摆脱贫穷。”这为我们正确理解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为我们制定科学可行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江泽民根据世纪之交的实际情况以及形势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贫困与反贫困制度分析理论。江泽民指出, 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就是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国富民强都无从谈起。”江泽民还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 强调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 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的经济、社会和人相互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
在科学发展观下, 我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生产力发展来消除贫困的思想, 提出了发展是第一要义的思想。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展, 而且还包括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相统一, 才能真正实现消除贫困, 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2005年, 胡锦涛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无论对发达地区还是对欠发达地区,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要注重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着力增强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走出一条依靠自己力量脱贫致富的路子”。
3关于反贫困制度创新主体的分析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 也是马克思主义制度贫困理论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取向, 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邓小平认为,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教育搞上去了, 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 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由此可见, 只有依靠教育和科技进步才能加快提升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 确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观念, 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 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 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在此基础上, 他进一步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 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 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社会主义贫困与反贫困实践之中,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是对邓小平生产力标准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要求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的一切都是为实现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要, 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与反贫困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科学发展观下, 坚持以人为本的扶贫开发, 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关于反贫困的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邓小平认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 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 中国十亿人口, 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万分之一, 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 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困的问题。”在反贫困的步骤上, 邓小平指出, 反贫困和消灭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提出了消灭贫困的“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步骤。1984年, 邓小平说, “我们原定的目标, 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 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 再翻一番, 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 第三步, 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 大体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 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 但做起来又不容易。”在反贫困的具体策略上, 邓小平还提出了“先富带后富”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 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此, 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贫困制度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靠制度创新, 推动扶贫开发工作。1994年, 国务院制定并开始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 作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 不断完善扶贫开发的制度建设。通过反贫困制度创新, 江泽民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反贫困制度分析理论, 在扶贫开发制度建设上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存在着小康社会发展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等问题和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科学发展观是在清楚认识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的前提下提出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依然是我国贫困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 反贫困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必须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千方百计求得快速发展, 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为此, 科学发展观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 从而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江泽民.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9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高校后勤资源配置制度强制性变迁, 实现这一制度变迁需要分阶段、渐进式地推进。根据高校后勤资源获取、整合、利用方式和途径的不同, 以及后勤资源投入、管理主体的不同和阶段的不同, 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后勤管理的成功做法与经验, 将“基于自有资源的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基于集约资源的政府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以及“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作为高校后勤社会化发展进程中三种不同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下具有代表性的后勤社会化改革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以期为高校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理论将组织置于一个开放系统中进行研究, 认为组织变革路径和价值取向受到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制度环境的本质属性要求组织的行为、结构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得到相关利益者的认可, 即具有合法性, 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组织变革的失败。合法性是针对某个由信念、信仰、准则和概念等要素建构而成的系统提出的关于某一群体的行为是合理的、正当的或适当的总的观念和假设 (Such man, 1995) 。组织合法性体现了制度环境与组织的各个层面包括组织间、组织内部各个层面以及组织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合法性机制诱使组织或迫使组织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 将社会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文化认知及价值观内化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 从而影响组织行动 (周雪光, 2003) , 并强调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产生激励, 鼓励人们去采纳那些社会上认可的做法 (湛正群等, 2006) 。因此, 研究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必须考察组织内外部制度环境的作用, 并且建立针对不同层面活动者认可的协调组合机制。
制度变迁理论运用合法性机制研究组织变革的动因和机制。组织变革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的变化, 组织合法性即组织被制度环境所接受是组织趋同的动因。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 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组织之间的趋同现象。即为了得到制度环境认同, 各个组织都采用了类似的结构和做法。二是组织之间的相互模仿学习, 这些模仿行为减轻了组织的动荡, 因为它扎根在制度环境里, 得到了合法性, 不容易受环境的冲击 (Scott, 2001) 。
微观层面的研究进一步证明, 国家制度和专业组织是驱使组织趋同的动力, 有三个机制导致了组织形式趋同:一是强迫性机制 (coercive) , 即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 不然就会受到惩罚。二是模仿机制 (mimetic) , 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组织面临不确定性的环境, 通过模仿那些成功组织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诱导了模仿行为, 包括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模仿。三是规范机制 (normative) , 专业化程度高的组织通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DiMaggio& Powell, 1983) 。
制度变迁理论重视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在解释组织趋同问题上的融合。认为, 在组织变革过程中, 在不同的阶段出现了机制的转化, 多数情况下, 采纳某种制度安排的前期受理性选择机制影响 (有效率即边际收益为正) , 后期由合法性机制所支配 (Tolbert&Zucker, 1983) 。同时, 作为制度环境的参与者, 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变化也能动的产生着影响, 组织领域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变革存在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选择过程。
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组织变革过程的作用机理, 为我们研究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变革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二、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改革模式比较分析
制度环境的改变使单一供给主体与单一供给渠道造成的高校后勤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如政府财力有限难以统包统揽,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意引致的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愿景, 等等, 迫使政府主导并推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以提高高校后勤制度供给的效用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外部动因;高校后勤制度需求的改变, 如, 经费投入不足、行政化运行机制的低效率造成的后勤瓶颈, 以及高校管理者对办学效益不断增长的预期, 等等, 诱致高校管理者创新后勤制度的强烈愿望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内部动因。内外部动因的共同作用, 使经济市场化、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高校后勤资源配置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
经验研究表明, 对高校而言, 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驱动力源于自身的后勤保障能力, 改革的意愿和力度与其后勤保障能力负相关 (见图1, RBTˉ表示资源基础差, 保障能力弱;RBT﹢表示资源基础好, 保障能力强) , 若自身资源基础较好, 后勤保障能力较强, 一般选择自办后勤取向。反之, 一般选择后勤社会化取向。
事实上, 无论自身资源条件如何, 高校管理者都面临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后勤社会化改革模式问题。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外部制度环境、内部组织结构、改革模式的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 对“基于自有资源主体的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基于集约资源的政府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和“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见表1) 。
基于自有资源主体的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是高校基于自身良好的资源基础面对制度环境的变化构建的一种后勤管理模式。导致这一变化的动力是中央政府的后勤管理模式社会化改革政策和高校自身对日益快速增长的后勤保障需求。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与传统的行政化自办后勤管理模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区别的标志主要是后勤服务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学校不再统包统揽后勤事务, 而是理性选择有效率的市场化的机制统筹规划资源协调组合机制, 朝着社会认可的方向发展。同时, 后勤组织结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 企业化的制度安排成为最有效率的选择。
基于集约资源的政府主导型后勤管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变化的制度环境中的一种过渡模式。学校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在后勤资源的协调组合上主要限于学校内部, 对后勤资源基础薄弱的高校来讲, 并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制约学校发展的“后勤瓶颈”, 但是, 多数高校不具备一步到位实现社会资源市场主导型后勤管理模式的制度环境, 而且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于是, 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政府的相关立法和政策, 将后勤管理模式变革置于开放的系统中, 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内外部制度环境匹配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政府主导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高校后勤服务协会, 以协会形式集约资源, 组织后勤服务产品的生产、管理和供给, 在提高后勤实体的竞争优势和生存发展能力的同时, 逐步实现后勤管理模式社会化改革的最终目标。
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是高校后勤管理模式社会化改革的目标模式, 与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导向一致, 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趋势一致, 既能受到社会包括组织内成员的广泛认同, 又能最大限度的协调组合有效资源转化为后勤保障能力, 适应高校后勤保障的需要, 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因此, 将后勤存量资产货币化, 以股权为纽带, 使后勤服务实体逐步融入社会第三产业, 最终实现社会资源市场主导型后勤管理模式是不同类型高校的共同趋向。但正如本文前面分析过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或约束, 基于社会资源的市场主导型后勤改革模式的实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和过程, 不会是在短期内可以一僦而就的。
三、结论
上述改革模式都是社会化意义的改革模式, 即市场机制、企业化手段运行的新的后勤资源配置制度模式, 只不过社会化程度不一。同时, 三种模式都明显的体现出在社会化的同一大趋势下的阶段性特征, 表现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断演进的过程, 因此, 可以将这三种模式分别作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模式来看待, 以其为标志可以使各高校比较清晰地辨别自身社会化改革的进程和下一步的改革目标。
每种改革模式的实施都会受到高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本校校情等方面的制约和限制, 只有那些具备了相应条件的部分地区及其高校才宜于将相应的改革模式作为一种可行的改革选择, 高校管理者应根据自身的制度环境和资源条件, 权变地选择符合校情的改革模式。
摘要：本文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发展过程角度提出了社会化起始阶段、过渡阶段、成熟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三种改革模式,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 对每种模式实施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 论述了权变地渐进地选择后勤社会化改革模式决策的一般原则。
关键词：高校后勤,改革模式,比较研究,制度变迁理论
参考文献
[1]Dimaggio&Powell.1983.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pr83, Vol.48Issue2, p147-160.
[2]Scott W R.2001.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Thou-sands Oak, CA:Sage.
[3]Suchman, Managing Legitimacy: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J], Jul95, Vol.20Issue3, p571-610.
[4]Tolbert&zucker.1983.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The diffus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J], 1880-1935.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Mar, Vol.28Issue1, p22-39.
[5]湛正群, 李非.组织制度理论:研究的问题、观点与进展[J].现代管理科学, 2006, (4) :14-16.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10
关键词：社会排斥,农民工,养老保险,户籍,工会
一、社会排斥———游戏规则本身的缺憾
社会排斥的概念是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首次提出的。最初使用这个词是指当时法国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口没有被国家的福利体系所覆盖,这些人包括穷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精神病患者、滥用有药物者等,主要指生活在边缘被隔离的群体,特别是指那些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的群体。斯尔维概括出了社会排斥的三个范式:团结范式、专业化范式和垄断范式。以上范式各自同时表现于理论取向、政治意识及民族思想中,强调排斥过程的不同原因、发展公民身份和社会整合的独特观念,每一种范式表示不同的原因引起不同的社会排斥,他们产生于不同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多种关于社会劣势形式的解释。斯尔维归纳出了社会排斥的基本类型,提出了社会排斥范式的理论,使人们对于社会排斥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被公认为是对社会排斥理论化的重要贡献;克莱尔认为,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伊莎贝拉指出,假如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那么社会将会分崩离析,而我们从进步中获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Middens从对社会排斥机制的研究入手,论述社会成员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参与中断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成员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因此无论是社会地位高的人还是社会地位低的人,都有可能产生社会排斥现象;阿玛蒂亚非常重视社会关系在社会排斥理论中的作用,基于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他将社会排斥形式的能力剥夺分为建构性剥夺和工具性剥夺。根据能力剥夺的分类,他将社会排斥分为积极排斥和消极排斥,某些积极排斥还可能导致消极排斥的产生。社会排斥是由多维度的因素造成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缺失是由于制度对他们的排斥,由于国家政策、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原因,被排斥到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福利体系之外。
二、城乡二元保障制度———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户籍排斥
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农民工实行户籍歧视性的政策,城市对农民工设置了一系列专门的管理制度,使其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遭遇到了重重障碍,而这种制度障碍本质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断强化,从而构筑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网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获得和户口制度紧密联系,是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制度性排斥。我国农民工被社会保障制度排斥属于积极排斥的一种变形,即我国在一开始选择走二元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因此,政策制定者制定了一系列二元政策以确保计划经济的成功,这些政策故意将农民排斥在工业体系之外,而经济体制的改革打破了城乡壁垒,带动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他们现在被排斥在保障体制之外不是政策制定者故意所为,而是原有的社会制度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的需求。
三、养老保险关系对接性不强———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排斥
我国针对农民工而设计的养老保险模式主要有四种,存在不统一,对经常在不同地区之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行性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虽然“办法”考虑了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规定对于工作地转换频繁的农民工来说,有利于减轻他们转出地和转入地相关机构为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的负担,为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全国自由转移接续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但转移接续办法指导性强,具体实施和落实则比较困难:新制度中没有规定统筹基金可以随人员的转移而转移;规定对于确定养老金待遇计发和领取地的规定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仍然存在矛盾;基金统筹层次低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举步维艰;相关规定不够详细,有些对接问题并未提出具体的方案,必定会出现一些连带问题;在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保险管理信息服务的缺失、软硬件平台的不到位,使得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根本没有可以实现的土壤,其迁转的难度是可想而知。农民工制度本身的排斥,符合斯尔维社会排斥的三个范式钟的专业化范式,强调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化、劳动分工以及领域的分割等专门化的结果,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对农民工形成制度设计排斥,是养老保险领域的分割等专门化的结果。
四、政府责任缺失———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排斥
从国家财政支出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投入力度极其有限,只有城市的10%左右。政府是外在效应的消除者,外部性的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加以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存在消极的外在效应,到目前政府还没有对农民工给予适当的补贴政策。只有政府有权力通过强制力来保证企业、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以消除这种负的外在效应。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转移制度已经实施,但在养老保险中的账户跨区转移、财政分账及激励机制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当地利益冲突、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投入比例的问题。在设计农民工养老保险时,要协调好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关系,协调好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利益关系,否则,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得不到基本保证,这是我国政府责任缺失造成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排斥。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排斥符合唐钧认为的社会排斥是游戏规则造成的,我国政府研究的目标就是要修订游戏规则,使之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趋于更合理、更公平,消除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因游戏规则不合理造成的政策排斥。
五、二元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的障碍———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市场排斥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下,农民工在市场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城市社会处于被边缘化的无权群体,这也决定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中,各筹资主体的偏好和行为产生了一系列扭曲。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针对于农民工的歧视现象依然存在,农民工进城打工,经常遭遇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的不平等,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被人为地进行职业分隔,对农民工进城就业进行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强制性收取管理费和用工调节费等,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这种制度上的障碍或者是歧视,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化,就业制度的不平等,使得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而且大多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收入水平低,这就使得农民工的缴费能力受到了限制,这对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是十分不利的,是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市场排斥,符合学者李斌的社会排斥观点,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
参考文献
[1]位青青,王姣姣.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研究综述[J].企业导报,2011,(8).
社会分层理论与创新社会管理 篇11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0年、1981年分别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全国社会学第一期和第二期暑期讲习班。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杂志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结构与分层、社会研究方法、青年研究等。若干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等刊物，或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记者：仇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的专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具体社会管理实践中，都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有了切实的要求。您作为社会分层理论研究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如何评价当前社会阶层的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
仇立平教授：谢谢！创新社会管理对社会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就需要对当下社会现状做一个较清晰的描述。自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进入新阶段，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阶层对立，面临社会“断裂”，开始进入新的不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种利益群体包括经营性政府的牟利行为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相互交叉，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本”的力量再次出现，使得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出现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即私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且国有企业中原来的劳动关系也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与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动者和国家资本之间的关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
从社会阶级阶层的角度看，和谐社会不是世外桃源，也不可能和风细雨，而是要在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建构不同阶级利益的制衡机制。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其代理组织进行谈判、沟通和妥协才能得到解决，“共享、多赢、自治、合作”应该是和谐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通过“谈判”和“对话”达到相对一致的利益和目标，阶级阶层之间才有可能由对抗走向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即由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执政党转型改变了它与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即由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或者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必然会引起执政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种利益群体关系的变化。這里隐藏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像它宣示的那样自然而然地直接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使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记者：仇教授，您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您能否详细谈一下？
仇立平教授：好的，在我国宪法框架下，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它必须要代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唯一的执政党，它所代表的人民利益的形式或者是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确了。在改革开放以前，它只是代表工人、农民这样的工农联盟的利益。作为革命党，它代表的是阶级的利益，讲阶级斗争，讲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执政党的思想和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党就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了，而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在我国，当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写进宪法的时候，意味着为执政党的转型奠定了理论和法律基础。“三个代表”理论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中的重要发展。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意味着，执政党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代表农民的利益，也要代表资本家的利益，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干部的利益等等。但是，每个群体或阶层，都有着利益上的冲突。比如说，资本家或老板和工人之间利益会有冲突；知识分子的权利意识同政府权力之间会有矛盾；底层民众和政府之间也有冲突。这些问题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很明显，并且会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下被打压下去。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首先面临的是执政党如何代表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不同阶层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时候。
记者：是的，就如您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涉及在社会中存在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涉及您所研究的社会阶层理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存在，才能有的放矢的解决问题，去解读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
仇立平教授：很多研究发现，不同阶层之间会有利益冲突。那怎么办？这个问题涉及社会转型期一党执政下的社会重建。所谓的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依赖于社会秩序得到了重建以后，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社会管理是建立在社会有序性管理的基础上。现在的社会是处在相对无序或失范的状态下的。这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社会阶层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各阶层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因此，社会管理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来理顺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们要提供一个平台，要让这些不同阶层的人自己讨论和博弈。这个讨论和博弈不是无序的、无组织的斗争，而是有组织的，有序的。比如，我是工人，我就依靠工会；如果我是农民，我就依靠相应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如果我是知识分子，我也会有一个代表我的利益的组织。当不同的阶层形成自己的利益组织的时候，组织代言人进行讨论、妥协，在博弈过程中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双赢或者多赢。
社会管理和建设是可以在当下的既存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当然这个制度框架要进行改革，赋予它在社会管理和建设中新的功能。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就应该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民代表在这个制度下和平台上进行讨论和博弈，然后达到相对的一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也是如此。这样就能为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民主机制奠定基础。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误解，以为民主就是搞运动，就是要我要打倒你，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个实际上不是民主，如果是的话也是法国大革命或者“文革”时期的那种“大民主”。说到底，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妥协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妥协是你我之间通过谈判和讨论后，达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共识。目前，在已经形成不同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从而使不同利益的代言人进行讨论。虽然，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制，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多数人民代表都是官员、公务员，这就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或地方代表大会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代表的广泛性、程序性和合法性上往往会使民众有一种“被代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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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思考，都要回到一个根本的点上，即我们的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然而，我们还没有很好认识到这个空间对于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重大意义。另外，我刚才讲過，我们很多的社会管理是可以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关键是要重新焕发这些组织“群众性”作用，包括我刚才讲的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工会，还有我们的共青团、青年会、妇联等组织。如果这些组织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的话，我相信至少百分之六十的问题都能解决掉。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组织被看成是执政党的工具。还是我们原先的这一套理论。把工青妇组织看成是执政党的工具，是在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的前提下，工会等组织才是共产党团结广大工人等各阶层群众的组织。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这就意味着工会等组织不仅仅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用来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同时也要代表这些群体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曾经讲过，如果在革命党时期，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表现为，工会组织直接听从于执政党的领导，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应该表现为，它应该自觉地反映和维护工人群体包括工薪阶层的利益，使之成为广大工薪阶层利益的代表。这并不违背执政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将加强和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加强了执政党和它本来就血肉相连的工人阶层的联系。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使得群众组织成为半政府组织，成为“官僚化”的组织，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
记者：仇教授，您前面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为社会管理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并认为应当建立或者在现有的机制下，为不同阶层、群体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利益相对一致的共识。这个在美国法学家昂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也提到了现代社会中，多元集团的出现以及共识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仇立平教授：是的，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基础的。但是，由于我们把工青妇组织仅仅是当做了一个工具性的组织，而不是真正代表阶层利益的组织。我个人认为，即使存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组织，也不会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相反，能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这些组织的自我管理，会更好地为执政党的执政、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对社会建设起到反向建构的作用。
另外，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有相对的社会公正和公平，也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底层老百姓逼到生存线上，要解决他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就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把人逼到生存线上，就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就能避免这部分人成为社会秩序重建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我们这届政府最近五六年来，一直在做一件大的事情，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解决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的问题。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要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或基础。
第一，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时候，执政党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第二，我们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有很多的组织，包括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等，是可以有效地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而非简单的工具。这些制度和组织的改革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第三，解决社会的公正和公平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才能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基础。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社会重建。
记者：是的，仇教授，据我所知，您得到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和您做社会分层研究分不开的。那请您介绍一下社会分层理论？
仇立平教授：回顾20 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主要存在三种取向或范式：即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简单来说，我国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是以市场经济的假定为取向的。这类研究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职业为社会分层标准，或者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等，从多元的角度（这种多元有时还把职业、群体、收入混合在一起）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第二个取向是国家社会主义。由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市场的力量逐步发育并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具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个研究取向是社会利益群体。李强先生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应该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
根据我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下社会分层的另外一种视角。阶级和阶层的分层也可以理解为：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但是，马克斯·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解释，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考，即他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是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
第一，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如何解读我国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状况？第二，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新的社会阶级分化？第三，阶级的产生是否会导致阶级对抗？
马克斯·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阶层在社会学分层研究中一般是指地位群体）的分析方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并且在特殊的条件下， 这种历史过程并不一定是单向的，即它既可能是从阶级分层社会过渡到阶层分层社会，也有可能是从阶层分层社会转变为阶级分层社会。
在我国， 劳动要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提高劳动的技术构成，使得那些只能掌握简单劳动的工人（农民工是对现代中国工人的一种误读和歪曲） 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工人。第二，取决于劳动的组织，一个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阶级可以在市场中通过各种方法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获得与劳动相适应的经济收入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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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仇教授，那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社会阶层理论研究？
仇立平教授：我对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最开始从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做起，即从多元分层，权利，财富，声望这个角度来做的。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我就转变到前面所说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上了。因为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我很担心出现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我慢慢又回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做社会阶层研究，为什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做呢，有几个问题促使我在理论上的转变。最近几年自己也在反思自己所谓的学术研究，我认为要回到中国的实践来看十多年中国的变化。学术界和民间对于最近十多年来的政府工作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执政党和政府在做一件大事情，就把当代中国最容易引起大规模社会动乱、动荡的矛盾给慢慢地化解了。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把容易触发大规模冲突的因素给消除了。从2006年开始，国家明确取消农业税，基本上化解了底层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几千年来，不论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都是用发动农民作为一个最有效的武器，我认为这是执政党和政府做的一件大事。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且越来越大，已经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尽管其中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客观评价。新农村建设意味着开始做到工业向农业反哺，支持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得到较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我曾经问过我的同事，他的老家在农村，我问他，你回家的时候，你对当地农民的感觉怎样，他说现在农民不错，没什么大问题。这样说，不是说我们国家没有贫困地区，在我们国家的边远地区还是有很多的贫困农民，贫困还是有的，但是至少我国农村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農民的生活也在逐步提高。
第二个矛盾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两大阶级的对抗，它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工能够享受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得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得到较大的缓解。我们可以想一下，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当工人阶级处在绝对贫困化状态下，就会成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然马克思所讲的两大阶级矛盾主要依据是生产资料的私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其中直接触发两大阶级对抗是因为当工人阶级处在极端贫困化的条件下，就是个你死我活的。因为当工人阶级的劳动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农民工等底层民众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并且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每年的春运高潮中看出一些端倪。近些年来，农民工回家过年所携带的行李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底层群体的生活已经有了较大改善。虽然我们不能说已经解决了所有的贫困现象，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存，基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化的问题，现在的贫困大部分可能是相对贫困化。另外，从每年的春运高潮也能看出一党执政的优势，在短短的几天里，我们要完成几亿人的地域流动，要为返乡的外来务工者提供服务，一方面说明执政党还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另一方面说明因为是一党执政，执政党和政府是没有选择的，它必须有责任做好这些事情。
以上所说的都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两大基本矛盾的化解，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这些变化也促使我反思自己最近几年来的社会阶层研究，开始从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转变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记者：仇教授，您所指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什么？
仇立平教授：通俗地说，文化资本就是文化素养，就是指不同阶层的文化素养。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实际上说明一个人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较高的学力也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很多缺少经济资本平民来说，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这就为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创造了条件。举例来说，父母喜欢打麻将和父母喜欢看书学习对子女的成长会起到不一样的影响，那些在父母喜欢看书学习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取得成功的机会可能更大。文化资本的提高也能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创造条件。可以这么说，民主政治比较成功的国家，这些国家整体上的文化资本水平相对也较高。民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不能妨碍其他人的民主权利，你要为其他人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义务。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民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活动就有可能成为“街头革命”，社会就有可能处在无政府状态。研究表明，文化资本水平越高，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对比较缓和，就会较少采取极端化的方式表示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表示出极端的情绪和行动。现在阶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从长远来看，我认为，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慢慢走向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平台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于提高各阶层的文化素质，采用比较合理的方法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会有积极意义。
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我认为就是应当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在西方国家，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初步工业化时期，实际上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也面临着社会秩序重建问题。当我们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同样也是社会转型，也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与道德秩序的重建相关的。如果说早年西方道德秩序的重建是建立在宗教和法律的基础上，我们在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基础又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仅仅是社会的组织化，还要重建道德秩序。那么我们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基础又是什么？除了要加强法治以外，我们还要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信仰中即传统文化中找到重建道德秩序的基础，它既包括几千年来的大文化，也包括60多年来的“小文化”。同时，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长，因为10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走了一条很不寻常的道路，既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甚至殖民化，也受到从苏俄引进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一个国家本来可以按照自身的社会发展逻辑，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一个混合型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不能用一种社会发展逻辑进行解释。当下的中国社会既包括资本的逻辑，也有传统社会的逻辑和再分配经济的逻辑。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就对社会管理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社会发展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种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特点很有可能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上海等一些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较高，可以更多地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社会管理需要更认真地对待。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就如毛泽东所说过的，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我个人认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自我管理，而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群众自我管理。政府主导下的群众自我管理意味着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具体的管理事务。凡是群众自己能管的都应该让他们自己来管，建立自治性的社会组织，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自我管理。在法律和法规框架下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实行的自我管理，既是基层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建立社会秩序有效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管理可以放开，让自治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比如，在上海外来务工者，或者大量的外来人口形成了新上海人，甚至是大量没有上海户口的在上海生活的这些人，都可以组织起来，让他们自我管理，参与居委会管理工作。还有，城管问题，能不能让这些摆摊者自己组织起来，依照城市管理条例自我管理，这样或许能避免那些小商小贩和城管之间的直接冲突。
记者：谢谢仇教授的解答。最后，您作为社会学专家，能否对十八大关于社会管理或建设方面，做一个前瞻性的预测？
仇立平教授：这个问题说不好，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的话，贸然启动其他任何改革，都是很危险的。因此，进一步落实惠农政策，巩固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仍然是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关，其中包括我在前面说的群众性组织真正回归到它的群众性，成为利益群体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依法管理，提高干部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以及在此有关的一党执政下的权力制衡和社会重建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记者：感谢仇教授接受我刊的采访，谢谢！
社会学制度理论 篇12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当前会计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战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真实反映,因为虚假的信息迟早会被发现,而一旦被发现,企业的声誉将会受到极大损害(Brammer et al.,2004)。可见,社会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从而向市场传递其是优质企业的信号。但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的企业也可能会增加信息披露,通过选择性地披露有利信息、隐瞒或弱化不利因素的影响、操纵信息的可读性来管理公众印象、改善公司形象(李红、王建琼、屠嘉,2009)。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应综合考虑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因素,只有高质量的社会责任信息才能反映企业真实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才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本文运用制度同构理论,以2012~2014年我国在GRI数据库(来自GRI网站www.global reporting.org)中发布的563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应用水平”、“报告频率”、“应用声明”、“是否鉴证”四个指标构建了“披露水平(数量)”和“可信度(质量)”两个维度,研究了我国企业当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大企业、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均较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前我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报告标准和规范,为了降低风险、获取合法性,往往会出现小企业模仿大企业、大企业模仿国际公司的信息披露模式(即GRI标准);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大企业、上市公司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受到政府部门、舆论媒体、社会公众的更多关注,再加上国资委、上交所、深交所等监管部门对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大企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的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但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仍然较低,对GRI标准的应用水平较低,提供鉴证的数量较少,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信度有待提升。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制度同构理论的视角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为自愿性信息披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第二,以中国大陆地区的企业为样本,并与全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丰富了新兴市场国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国际比较领域的研究;第三,以往研究往往只针对上市公司,较少考虑非上市公司和中小企业,本文同时考察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更全面地反映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同时为监管部门制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制度背景
以往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如合法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声誉风险管理理论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本文主要研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构现象,因此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当企业遇到外部压力时会采取一些规则或结构维持合法性(Deephouse,1996),处在同一环境中的企业往往采取相似的规则或结构。Di Maggio和Powell(1983)将同构力量分为三种类型,即模仿同构、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模仿同构来源于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组织面临不确定性、目标模糊时,往往以其他成功企业为标杆模仿其规则或结构。随后,政府、监管部门、公众等外部利益相关者意识到这种规则、结构的优越,于是给企业施加压力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同构。随着这种规则、结构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以及教育培训的推广、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该领域逐步成熟,规范同构日益重要。但要注意的是,模仿同构、强制同构和规范同构三种同构力量并非完全按照先后顺序发生,也可能同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正是由于三种同构力量的作用。
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起步较晚,2008年之前,监管部门对企业是否披露以及如何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未做强制性规定,企业主要处在模仿探索阶段。本文统计了截至2015年9月21日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由美国非盈利环境经济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暑共同发起成立)登记注册的所有中国大陆地区的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如表1所示:
注:资料来源于GRI数据库。
2006年我国大陆地区仅有三家企业(中国移动、中远集团、福特六和)发布了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其中还有一家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缺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的情况下,中国移动明确指出其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依据是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以及国际石油业环保协会(IPIECA)与美国石油学会(API)发布的《油气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中远集团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则借鉴了G2标准。到目前为止,GRI发布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从2000年的G1标准到2013年的G4标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Brown et al.,2009;KPMG,2011),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作为参照来编制社会责任报告,我国在GRI注册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也越来越多。
2008年12月上交所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A+H股、公司治理、金融三大板块上市公司在发布年报的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年,深交所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两份通知的发布表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初步形成。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给企业管理层施加了压力,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大幅上涨,2009年53家企业发布了GRI报告,与上年相比增加了152%,2013年更是多达235家。
图1列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国际比较结果。由该图可见,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我国企业在2007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非常少,但是发展迅速,2015年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澳大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但是对GRI标准的应用水平仍然较低。GRI根据企业对《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遵循程度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G3标准分为A/B/C,G4标准分为In Accordance/Content Index/Preference Only,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将应用水平为A或In Accordance的报告均视为应用水平为A)。表1显示,历年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应用水平为A的比重最高不超过7%,大部分企业仅仅是象征性的参照GRI标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低、规范不足,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升。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有很多,有外部因素如法律制度(陶莹、董大勇,2013)、文化环境(Andrew、Gul、Guthrie和Teoh,1989)、媒体关注度(Islam和Deegan,2010)、利益相关者的权力(Lu et al.,2014)等,也有内部因素如公司规模(Perrini,2005)、治理结构(朱晋伟、李冰欣,2012)、行业特征(Fernandez-Feijoo et al.,2012)等。本文主要考察产权性质、公司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借鉴Fernandez-Feijoo等(2014)的研究,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两个维度将企业分为四种类型:新手(Novice)、吹嘘者(Chattering)、谨慎者(Cautious)、领导者(Leading),如下页图2所示。
其中,新手是指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仅做出了较低的承诺,披露最少量的信息,不提供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较少、质量较差;吹嘘者是指企业管理层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视作营销战略,通过披露大量的社会责任信息管理和提升企业形象,但是很少提供或者不提供鉴证,信息可信度较差;谨慎者披露少量的社会责任信息但是质量较高;领导者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公开承诺履行社会责任,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均较高。Fernandez-Feijoo等(2014)通过对全球11个国家1122家公司2008~2010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高但是可靠性较差,即处于吹嘘者的阶段;非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但可靠性较高,属于谨慎者;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巴西、中国、日本、美国则属于新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均较低;此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还存在着明显的行业差异。
作为一个新兴加转型的经济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大多数国家属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范畴,但在中国只有部分企业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因此,有必要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和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与分析
1. 样本的选取和数据的收集。
本文从GRI数据库中收集了截至2015年9月21日中国大陆地区企业发布的2012~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共563个样本。在此期间,适用G3标准和G4标准。样本公司的主要分布和行业分布见表2。由该表可知,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以国有企业、大企业、上市公司以及金融、能源、设备、技术硬件等行业为主。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GRI数据库,通过手工收集完成。统计分析软件采用Stata 12.0。
2. 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借鉴Fernandez-Feijoo等(2014)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应用水平”和“报告频率”的因子分析构造“披露水平”这一变量,通过对“应用声明”和“是否鉴证”的因子分析构造“可信度”这一变量(两者KMO均为0.7,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0)。主要变量的定义见表3。
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该表可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最小值为0.7274,最大值为2.910,均值为1.636,说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差异较小;可信度均值为0.5146,标准差为1.210,说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波动较大;应用水平的均值为0.0551,说明仅有5.51%的企业GRI报告的应用水平达到A级;报告频率均值为2.188,说明大多数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连续性较强;应用声明均值为0.1492,说明仅有14.92%的样本提供了鉴证报告,比重较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整体较差。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图3列示了产权性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的影响。图3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均较高,属于领导者。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其独特的所有权特性使国有企业除了盈利还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引导社会投资、推行政府政策等职能,政府、公众等对其履行社会责任寄予更高的期望。2008年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国资发[2008]1号),要求中央企业编写社会责任报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众的较高关注给国有企业管理层施加了压力,促使其增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图4列示了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之间的关系。GRI数据库将企业按照规模分为跨国公司、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三种类型。由该图可知,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均最高,远远高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属于领导者。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经营,面临不同的集团压力、不同的信息披露需求,如果针对每个东道国的强势利益集团都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战略必然会加大其信息披露成本,因而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取一致的社会责任报告模式(如GRI标准)。此外,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处于更加不确定的环境中,为了降低风险,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模仿其他成功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模式,以此获取合法性。全球同构的压力促使企业最终采取了相似的社会责任报告模式(De Villiers,2014)。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较小(杨汉明、吴丹红,2015),因此,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均较低,在缺乏社会责任报告规范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往往会模仿大企业的报告模式,但是仅处于低水平的模仿阶段。
图5表明,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更多且质量更高。上市公司受到监管部门、投资者、分析师、媒体、公众的更多关注,因此其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以改善公司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此外,我国深交所和上交所先后发布通知,要求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因此,强制同构是促使上市公司增加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6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行业特点。在样本公司所属的30个行业中,17个行业(56.66%)为新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均较差;8个行业(26.67%)为吹嘘者,披露信息较多但缺乏外部鉴证,可信度较低;2个行业(6.67%)为谨慎者;3个行业(10%)为领导者。总体来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仍然处于低水平模仿阶段,与Fernandez-Feijoo(2014)对中国企业样本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5将本文的研究结论与Fernandez-Feijoo(2014)以全球为背景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对比。Fernandez-Feijoo(2014)研究了企业规模、是否上市、所属行业、所在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的影响,研究结论与本文存在较大差异。Fernandez-Feijoo(2014)认为,跨国公司、大企业、上市公司属于吹嘘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数量较多但质量较差;本文则得出了跨国公司、大企业、上市公司属于领导者的结论,与中小企业、非上市公司相比,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均较高。分歧的原因可能在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企业管理层(尤其是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薄弱,大多数企业处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成本竞争阶段,对社会责任履行不够重视,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仅仅是为了应对某一重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缺乏披露高质量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力。例如,食品饮料行业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促使食品企业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与产品有关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纺织和服装企业很多是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了应对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而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Fernandez-Feijoo(2014)的研究相比,我国更多行业的企业属于新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较少、可信度较差,属于领导者的行业除了金融业和物流行业,还有房地产行业,原因可能在于房地产行业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公众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较高,因而房地产行业面临着较高的同构压力。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产权性质、公司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分别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DSCLOSURE)和可信度(CREDITIBILITY)进行了T检验,由于样本所涉及的行业较多,本文仅选取了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均较高的金融行业(FINANCE)进行了检验,结果如下页表6所示。
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除了是否国有企业这一变量不显著,其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信度的T检验,是否国有企业和是否上市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非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中有一部分是跨国公司或者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其相对较高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影响了T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但总体而言,T检验结果支持图3~图6得出的结论。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局限性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我国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逐年增长,尤其是2008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两份通知强制要求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来,强制性同构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由于我国缺乏对社会责任报告模式的规范,相当一部分企业开始模仿优秀的国际公司采用GRI标准,模仿同构也成为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一股重要力量。
第二,相对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企业,我国大陆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可信度整体较低,大多数企业的信息披露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升。
第三,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大企业、上市公司属于领导者,信息披露数量较多而且可靠性较高;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受到政府、媒体、公众的更多关注,研究样本中的物流企业和银行业多为跨国经营、面临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为了降低风险,其更倾向于采用全球一致的社会责任报告模式即GRI标准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均较高。自2008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协会参照GRI标准、《金融服务业补充指南》以及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连续每年编制并发布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银行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可见,模仿同构、强制同构是当前我国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两股主要力量。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有关监管部门应当参照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依据我国国情和行业特点分行业制定社会责任报告指引,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另外,相关机构也应在高校学历教育、会计类职业培训、后续教育中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报告指引的教育和培训,加大规范同构的力度。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第一,本文仅考察了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是否上市和行业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的影响,对于法律制度、媒体监督、公司治理等其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未做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结合上述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第二,本文仅对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了T检验,未对其他行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其他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和可信度以及不同行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特点。
参考文献
Brammer S.,Pavelin S..Voluntary Social Disclosures by Large UK Companies[J].Business Ethics:A European Review,2004(3).
李红,王建琼,屠嘉.管理层印象管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财会通讯,2009(21).
Brown H.S.,Jong M.D.,Levy D.L..Building institutions based 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lessons from GRIs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9(6).
KPMG International.KPMG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Corporatio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D].Amsterdam:KPMGGlobal Sustainability Service,2011.
陶莹,董大勇.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12).
Islam M.A.,Deegan C..Media pressures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a case study of two global clothing and sports retail companies[J].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2010(2).
Yingjun Lu,Indra Abeysekera.Stakeholders power,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an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