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有机体理论

社会有机体理论（精选6篇）

社会有机体理论 篇1

酸碱理论是阐明何为酸碱,以及什么是酸碱反应的理论。 从有酸味的物质叫做酸,有涩味的物质叫做碱。到能使石蕊试液变红的物质 叫酸,能使石蕊 试液变蓝 的物质叫 碱。再到20世纪初现代酸碱理论的建立。酸碱理论逐渐完善并成为无机化学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同时在有机反应中有着许多的反应也可以在广义上将其视为酸碱反应。因此酸碱理论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有机反应中。

1酸碱的概念

随着现代酸碱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断完善。酸碱理论除对无机化合物及其配合物的反应进行考察,同样也可以用来考察和判断许多有机化合物的反应。

1.1酸碱电离理论

1887年瑞典科学家Arrhenius在总结了大量事实后提出了酸碱电离理论。在酸碱电离理论中,酸碱的定义是: 凡在水溶液中电离出的阳离子全部都是H+的物质叫酸; 电离出的阴离子全部都是OH-的物质叫碱,酸碱反应的本质是H+与OH-结合生成水的反应[1]。

1.2酸碱质子理论

1923年J. N. Bronsted和Lowry分别独立的提出了酸碱质子理论。对应的酸碱定义是: ”凡是能够给出质子( H+) 的物质都是酸; 凡是能够接受质子的物质都是碱。”[1]

即酸和碱存在如下关系:

式中HA通常称为质子酸A-通常称为质子碱。酸碱和称为共轭酸碱对。

同时如果某物质既能给出质子,也能接受质子,那么它既是酸,又是碱,通常被称为”酸碱两性物质”。

1.3酸碱电子理论

1923年美国化学家Gilbert Newton Lewis提出了酸碱电子理论: 酸是电子的接受体,碱是电子的给予体。酸碱反应是酸从碱接受一对电子,形成配位键,得到一个酸碱加合物的过程, 该理论体系下的酸碱反应被称为酸碱加合反应[2]。

其通式为:

式中A通常称为Lewis酸,B通常称为Lewis碱。

因该理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路易斯酸碱反应成为了化学反应中重要的反应类型之一。

而在有机反应中Lewis酸是亲电试剂,Lewis碱是亲核试剂[2]。

1.4软硬酸碱理论

1963年Ralph G. Pearson提出了软硬酸碱理论: 体积小, 正电荷数高,可极化性低的中心原子称作硬酸,体积大,正电荷数低,可极化性高的中心原子称作软酸。将电负性高,极化性低难被氧化的配位原子称为硬碱,反之为软碱; 除此之外的酸碱为交界酸碱[2]。

根据该理论Pearson提出了: 硬酸优先跟硬碱结合,软酸优先跟软碱结合。

2现代酸碱理论在有机反应中的应用

2.1酸碱质子理论在有机反应中的应用

C - H键普遍存在与有机物中,而在有机反应中有着许多涉及C - H反应都存在着质子的得失。因此酸碱质子理论对于我们研究许多有机化学反应有着重要的作用。

通常在有机反应中,反应往往经过几个中间步骤才能得到最终的反应产物,而其中反应速率最慢的步骤便控制了整个反应的反应速度,因此找出加快该步骤的催化剂便能有效的加快该反应的反应速率。而酸碱催化剂便是一种常见的催化剂。

按照布伦斯特的观点,把酸碱催化反应分为一般酸或碱催化反应和特殊酸或碱催化反应。

2.1.1一般酸或碱催化反应

乙酸乙酯是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在生产中主要使用乙醇和乙酸在浓硫酸的催化下制得。其反应机理为:

该反应是SN2反应机理,即加成 - 消除过程。质子酸作为催化剂先结合在羰基的氧上,乙醇是亲核试剂,对乙酸的羰基进攻,羰基碳更为缺电子而有利于乙醇与它发生亲核加成。然后可逆重排,水成为一个离去基团发生消除过程。

2.1.2特殊催酸或碱催化反应

所谓特殊酸或碱催化反应是指只有溶剂合氢离子 ( 如H3O+、C2H5O+、H2、NH∶等) 或溶剂的共轭碱 ( 如OH-、 C2H5O-、NH等) 所催化的反应。特殊酸或碱催化反应和一般酸或碱催化反应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催化速度的影响上主要决定于这些特殊的催化剂的浓度 ( 当然包括反应物的浓度)[3]。

二丙酮醇是一种常用于静电喷漆; 赛璐珞; 硝化纤维; 脂肪; 油脂; 蜡和树脂等的溶剂的有机物。其主要由两分子丙酮在碱性条件下发生羟醛加成制备而成。而在强碱条件下二丙酮醇又会分解成丙酮。该反应是一种特殊的酸碱催化反应。其反应机理如下:

2.2酸碱电子理论在有机反应中的应用

比较酸碱质子理论和酸碱电子理论,可以发现质子酸是Lewis酸的一种特例,质子碱和Lewis碱的意义基本相同,且在范围上也基本一样。因此酸碱电子理论的范围较之酸碱电子理论更加广泛。

在有机反应中,取代反应、加成反应、消去反应是几种基本反应类型,用酸碱电 子理论对 其进行考 查判断,可发现Lewis酸或碱在其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在有机反应中Lewis酸是亲电试剂,Lewis碱是亲核试剂。为与质子酸碱作为区分,下文将以亲电试剂,亲核试剂代替Lewis酸或碱。

2.2.1取代反应

取代反应是化合物分子中的原子或基被其它原子或基所取代的反应[4]。

根据反应键的断裂及生成方式不同取代反应又分成三种类型: 亲核取代反应,亲电取代反应,自由基取代反应。

( 1) 亲核取代反应

饱和碳原子上的亲核取代反应的通式如下:

其中取代基Nu-和离去基都是Lewis碱。

亲核取代反应历程分为两种,即SN1 - 单分子亲核取代反应和SN2 - 双分子亲核取代反应。

在单分子亲核反应中,R - L键先断裂继而形成R - Nu键。 反应分成两步进行,反应速率取决于第一步教慢的反应,因而该反应只与反应物的浓度有关。

在双分子亲核反应中,R - L键的断裂与R - Nu键的生成同时发生,即存在一个过渡态Nu - R - L。

( 2) 亲电取代反应

芳香族化合物芳环上的碳原子所在平面集中着负电荷,阻碍了亲核试剂的进攻,却有利于亲电试剂进攻芳环上的氢。常见的反应有硝化,卤代、磺化、烷基化、酰基化等反应。例如硝酰正离子与苯环的反应:

而当试剂或芳烃不够活泼时,通过加入Lewis酸增加试剂的亲电性,能够加速反应的进行。如苯与氯的反应:

又如磺化反应,因发烟硫酸中三氧化硫本身就是极强的亲电试剂,因此在常温中发烟硫酸的磺化速率比浓硫酸的磺化速率要更快,但随着反应进行,硫酸稀释到一定程度,则磺化反应停止。

( 3) 自由基取代反应

某些键在热或光的影响下均裂生成自由基。无机离子在氧化还原过程中,价发生变化,得到或失去奇数电子生成自由基[5]。

自由基含有奇数电子,因此不稳定,极易夺取其他键的电子。例如甲烷和氯发生的取代反应:

2.2.2加成反应

加成反应一般发生在不饱和碳键上,使得碳原子的不饱和性减少的一种反应。

( 1) 亲电加成

烯烃和炔烃中均含有较弱的 π 键,π 电子受原子核的束缚力较小,流动性大而易极化,容易给出电子[6]。因此烯烃与炔烃均能与亲电试剂发生亲电加成反应。又碳碳三键对于亲电试剂的活性比碳碳双键小,因此烯烃更容易发生亲电加成。但是由于芳香族化合物中存在着共轭效应,使得破坏芳香环的共轭体系所需能量加大,因此芳环上通常发生取代反应。而单烯烃中 π 键更容易断裂,因此更易发生加成反应。

如在实验室中我们常用来检测烯烃等含有碳碳不饱和键的方法:

例如乙烯与溴的四氯化碳溶液反应使溴水褪色

( 2) 亲核加成

烯烃较炔烃更容易发生亲电加成,但是炔烃较之烯烃更容易发生亲核加成。如:

其中( I) 是乙烯型碳负离子中间体,它由甲氧负离子进攻三键碳原子生成。后者与甲醇分子提供的质子结合生成产物。

尽管烯烃不易发生亲核反应,但是如果在存在强酸( 如硫酸) 做催化剂,烯烃特别是CR2= CH2烯烃型则更容易与醇或羧酸反应生成醚和羧酸酯。

2.2.3消去反应

从分子中消去基和原子的反应叫做消去反应,在形式上它是与加成反应相反的反应。亲核取代反应往往伴有消去反应[7]。

消去反应的反应机理也分为两种,双分子消去反应即E2消去反应,单分子消去反应即E1消去反应。

( 1) 双分子消去反应

双分子消去反应与双分子亲核反应类似,但是不同的是亲核试剂进攻碳原子时会受到立体位阻的影响,而E2反应不需要进攻碳原子,只需从旁拉走一个质子即可,因此E2反应不会生成碳正离子也不会发生重排效应。

例如异丙基溴在氢氧化钠的醇溶液中加热时会生成丙烯:

( 2) 单分子消去反应

E1反应和SNl反应有相似的机理,反应也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卤代烷在碱性的水溶液中离解为碳正离子,随后OH进攻碳正离子,生成取代产物; 若OH进攻 β - 氢原子则发生消除反应生成烯烃[8]。例如:

3结语

随着现代酸碱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其已不仅仅局限于无机化学的范畴了,它对于有机化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到目前为止,酸碱理论仍然不够完善,在某些方面任然缺乏较强的说服力,但我相信随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它一定能够对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

摘要：酸碱理论是一个重要无机化学理论,在无机化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有机化学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简单介绍了现代酸碱理论的发展,简单概述了几个在有机化学中常用的酸碱理论:酸碱质子理论、酸碱电子子理论、软硬酸碱理论。同时简要讲述酸碱质子理论、酸碱电子子理论在有机反应中的应用,以及在某些有机合成方面的应用实例。

关键词：现代酸碱理论,有机反应,有机合成

社会有机体理论 篇2

1. 城市建设的人群分布

城市建设的发展需要考虑到人群，根据人群的分布确定小区建筑的占地面积、划定小区的住宅级别以及小区构建的规模和范围。对城市周边的人群进行合理的疏散，构建人群分支结构，进行合理地安置和帮助其疏通居住和生活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极大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缓解城市的交通问题等。为此，对于城市居民的合理疏散至关重要。

2. 城市建设的疏散成本控制

社会有机体理论 篇3

摘 要: 通过分析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若干重要范例,认为经济史研究若欲取得更大进展,必须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用适宜的分析工具,将史实与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是提高经济史研究水平,并与国际接轨的可行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5058605

Oragnic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ical Reseach and Economic Theories

LIU Pingsheng(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Key words: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paradigm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of recent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focus on the learning and use of the modern economic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opics, select corresponding instruments and try to integrate historical facts and economic theories into a harmonious unity. That's the feasible way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make greater progres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一

经济史研究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是学术界由来已久的话题,而将现代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已成为不少学者尝试变革研究范式的一种努力。经验表明,一项研究成果,能否在学术界和学术史上站得住脚,主要看两条:一是要有足够的材料支撑,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条件;二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判断,此谓之“创新”。而一项研究若欲提供新的认识,研究者首先必须熟悉学界现有成果,同时拥有自己的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

宋代经济史研究界注重理论工具与历史材料的结合,收到很好的效果,像葛金芳著《南宋手工业史》[1]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就目前而言,在宋史和古代手工业研究领域中,海内外学术界运用的理论资源大约有五六种,传统一点的,日本有唐宋变革期即“近世”说(对欧美亦有影响),国内有资本主义萌芽说。近年来新兴的,国外有原始工业化(即早期工业化)说、江南区域经济研究和贡德•弗兰克(A. Gundre Frank)等人的“世界体系”说;国内亦有“早期工业化”说和江南区域经济研究(如李伯重等)。葛著主要采取的是原始(或早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和江南区域经济研究这两种理论资源。1973年,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anklin F. Mendels)发表《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主张将人类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两个阶段,而所谓原始工业进程指的是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发展”。[2] 1977年,德国学者P.克里特(Peter Kriedte)等人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将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3]葛著有意识地寻找与基本史实相适应的分析工具,将“原始工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市场化”等核心概念运用于南宋史的研究,首先提出对南宋手工业发展的整体认识框架,然后再不断回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认识。全书结合南宋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南宋矿冶业、造船业、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与印刷业、桥梁与建筑业、漆器业和文具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制盐与酿酒业的分章考察,认为南宋手工业获致三大历史成就:日用品行业生产规模扩大;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有重大进步。不仅如此,葛著还提出南宋手工业发展进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多数行业的制造重心移至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二是轻工业部门发展速率超过重工业部门,形成一种“超轻结构”;三是南宋手工业受到海外贸易的强力拉动,呈现出鲜明的“外向型”特征。这些成就和特色表明,南宋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不断加深,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空前拓展,为市场而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大量存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论述的经济发展动力——即以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大为特征的“斯密型动力”,也反复出现,其增长方式已然由广泛型成长(the Extensive Growth)向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转变。因此,南宋手工业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处于北宋以来的原始工业化进程之中。而传统看法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体系没有分工和专业化,少有技术革新,不存在市场需求推动的经济增长,有的只是自然经济气息浓烈的农耕文明。葛著显然不满足于此种“刻板式”、“脸谱式”的定论。虽然,专业化可能在没有市场需求(即没有交换)的推动下发展,如为家庭生活或者封建主(或者地主)的需要而进行的手工生产,但是在南宋时期数量庞大的民营手工业生产却明显是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实现的,特别是在海外需求的刺激下获得发展的。葛著通过引入新的理论方法成功地转换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从而得出了南宋手工业存在分工和专业化、存在由市场导致的斯密型动力等迥异于传统的结论。

国外经济史家早已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及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经济史家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就是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4]350因此,从历史渊源看,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数百年中,工业化进程早已启动,其主要特征就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在机器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之前,工业化进程在历史上还可能存在多种多样的不太成熟、不太发达的其他形式;而这些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具体形态。就南宋时期手工业而言,其具体形态就是处在现代工业化之前的“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只是与西方现代工业化发展水平相比,南宋的原始工业化显得“不太成熟、不太发达”而已。但是,南宋原始工业化的成就与意义却不能低估,“它为工厂(机器)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1]13由此可见,葛著试图探寻的不仅仅是发现经济现象之间显而易见的时间序列,而是更关注于隐藏在材料背后的因果联系和经济规律。

葛著将南宋手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定位为处于“原始工业化”历史进程之中,这是一个独特的长时段的宏观视角。换言之,葛著是将南宋手工业放在从汉唐到明清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之中并经前后比较,才得出上述看法的。葛著认为,南宋的立国态势与经济格局已与汉唐时期全然不同。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河内、河东、河南),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政治中心亦在长安和洛阳这两点间摆动;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西部的中亚和西亚延伸,故取“头枕三河、面向草原”的姿态运行在大陆帝国的轨道上。然自晚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其基础性动因是经济重心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加速移动。至迟到北宋晚期,江南经济区已成为新的经济重心。特别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此与汉唐农业社会(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己任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鲜明对照。其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所谓“头枕东南”,是指南宋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已从原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南两浙、福建、江南东西等路。所谓“面向海洋”,是指南宋经济迈向开放型市场的发展趋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而面向海洋、走向开放型市场,正是向工商业文明迈进的关键一步,其意义非同小可。[56]原始工业化进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得以启动的。由此可见,作者试图探寻的不仅仅是经济现象之间显而易见的时间序列,而是更关注于隐藏在材料背后的历史场景和经济趋势。在这里,葛著又遵循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主义原则:任何经济系统都必然是不同的具体元素的结合体,这些因素因其是历史的产物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

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统一起来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是近年来许多学术名著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它的一个好处是在理论的启示下,可以开掘新的史料,或者发现原有史料的新价值。我国著名学者秦晖(与苏文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7]试图重新“科学地认识农民”,吸纳的理论资源就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农民学”(Peasantology)。从农民学视角出发,作者选择前近代关中农村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在以当地原始地籍档案、以及多种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提出了“经验性”研究的结论:此即“关中模式”——“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的模式。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或者“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以剥削佃农的关系”等传统看法。由“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出发,秦晖将其推广应用于前近代中国、甚至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分析与反思,不仅重新定义了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等三个封建关系要素,而且在此过程中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宗法农民文化、农民的伦理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农民的二重价值体系等举足轻重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如果没有现代农民学这个新视角的启发,秦晖等人的新看法也许难以产生,关中原始地籍档案等史料原有的价值也可能难以被发掘。

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8]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9]又是一个将经济理论运用于近代农村经济研究的著名范例。黄宗智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原理,借助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s)研究印尼稻作农业所使用的“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作“过密化”)概念,[10]将之用于我国华北及长三角小农经济的考察。他用了10年时间分析、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的资料,特别是日本“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门对华北平原33个自然村和长江三角洲8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同时又补充了他本人于1979—1980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清代刑部档案和宝坻县户房档案,以及费孝通、林慧海等人的调查材料,经研究后指出,我国农业经济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到近代,在既有技术条件下,由于人口压力、制度约束和生态环境等原因,小农收入不是随着劳动投入增加同步增长,而是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现象;这就使得中国小农经济长期以来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发展。正如杨师群所言,黄宗智“这一社会经济史的思路虽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但却一直是讨论中国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其学术规范性能力之强是显而易见的。”[11]在现代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之下,黄宗智使20世纪30年代原本“沉默无言”的资料和档案,“说”出了中国小农经济运行的规则和逻辑。这再次说明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有利于开拓新的史料,有利于发掘史料中原来被忽略的价值——史料中沉睡的生命力被重新激活。

将经济理论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又一好处是,经济理论的运用有利于完成方法论的转换,形成新的研究切入点或者新的讨论前提,从而扩大理论应用的范围。美国新经济史名家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托马斯(Robert P. Thow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2]在探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原因时,克服以往仅从偶然的技术革新角度把工业革命作为起点和原因的传统偏见,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和所有权等理论重新加以解释,指出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与私人财产制度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制度保证和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革命就无法产生,“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2]5从而得出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个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再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的《经济史理论》,[13]其研究模式同样体现了理论与史料的完美结合。希克斯从“市场化”这一独特视角入手,把“世界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13]9他指出,如果视市场的出现或交易经济的兴起为起点,那么沿着市场经济进化的主线,人类经济的进程就是由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前进的过程。这是希克斯理解经济史的一个特殊视角。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视角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的兴起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极有助益。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人所周知的经典力证。对马克思来说,“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指引他去挑选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能够抓住特定系统的实质。”[14]55马克思运用诸如商品、价格、价值、资本、劳动、分工、人口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体系运作和演化的规律和规则。马克思的这种做法在今天西方学术界得到公正的评价:“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13]5社会科学中没有其他的理论体系能像《资本论》那样“能如此紧密和直接地把自身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构成的一般特征联系在一起。”[14]58马克思所运用的这些概念原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已经具备的古老的经济范畴,而马克思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又赋予了它们新的活力与意义。

上述学术大家的研究经验说明,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对于历史资料具有非凡的阐释力,从而表现出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三

然而,我国历史研究的基本现状是:长期以来多半局限于材料的罗列与堆砌,过分沉迷于“描述”式和“考证”式的研究。一些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几乎完全沿袭着传统。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学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15]8一些研究者对于是否放弃原来的工作积习、变革旧有的研究方法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一看到新框架的引进就容易先天性地抱有鄙夷反感的态度,或简单地以卖弄新名词斥之”。[11]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将历史著作内容当作历史行为本身,认为历史著作只是实际历史进程的“复制”或“摹写”。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历史行为的实际进程与历史著作的实际内容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与自然科学的鲜明对照确实就在于下述事实:即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是对事件和人物的说明,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则是通过与我们的理性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构造直接类比而得到‘解释与‘理解的。”[16]273像上述“原始工业化”对于我们理解南宋手工业体系、“关中模式”对于我们理解前近代和近代农民问题、“过密化”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前景等重大问题,都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理论阐释。

如此看来,经济史研究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一样,其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在表现形态上恰呈一种“本末倒置”的镜像:“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7] 2324拿葛著来说,由于引进了门德尔斯和P.克里特的理论,这就使得它看上去仿佛是“事先”将南宋手工业的发展进程想象成“原始工业化”,然后以此作为裁减史料的尺度。但是实际上,研究此课题“第一个难题便是材料搜集问题。”[1]18遗存至今的南宋传世文献相对较少,且极为零散。基于“一本具有科学性的著作,首先必须建立在详实而又可靠的史料基础上”[1]18的理念和原则,作者不仅遍搜诸如《宋史》、《文献通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宋会要辑稿》等基本史籍外,而且挖掘了“隐藏”在数量庞大的各种文集和方志中的资料。同时,作者还广泛运用如“南海一号”等考古材料和他人研究成果。经作者“勤扒苦做”而归总的手工业各门类材料多达数百万字。可以说,“南宋手工业处于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这个论断是作者在阅读史料时“发现”的,在整理史料时运用“原始工业化”来“证明”的结论,是一次试图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有机结合的巨大努力。如前所述,秦晖对于关中模式的研究、黄宗智对于近代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材料基础上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讨论理论与史料孰轻孰重,而在于强调经济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力求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至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和谐关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柏克(W. E. Parker)有过形象的描述:“(经济)史需要(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学,俾可运用所有数据,而可协助其想法正确。而历史经验则可为理论家的思维,提供新的活动线索。……从相互需要看,经济学像是经济史学家的双眼,凭此,可以发掘与组织史料,甚或还可以用来匡正史料的谬误;……经济史,则似经济学家的双脚,据此立论,其内容才有其现实基础”。[18]只有“眼”、“脚”并用,才能达致经济理论与经济史完美结合的意境。对于这种完美意境的不懈追求,正是提高我国经济史学术水平,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必由路径。

参考文献:

[1] 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Franklin 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73,32(1)

[3] Peter Kriedte.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 卡洛•M•奇拉波.欧洲经济史:第2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 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N].光明日报•理论版, 2004-12-28.

[6] 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J]. 新华文摘,2005,(5).

[7]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8]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9]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 Clifford Geerts.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M].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63.

[11]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J].清史研究, 2000,(4)

[12]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3]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5] 高德步.世界经济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6]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7]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8] W. E. Parker(ed.).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有机生长理论下城市生长规则探究 篇4

从古到今, 世界上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对其研究进程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虽然人们试图逐步获得一些城市演化的普适规则, 但城市系统是个典型的复杂的巨大系统, 受气候、发展空间、风俗习惯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 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生长模式。在诸多生长模式中, 提倡城市自然生长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歇。英国的大伦敦规划提出绿色空间主导性空间生长模式, 试图以绿色空间为导向, 通过绿地构筑城市发展的生态安全格局, 但实践证明, 在城市极度扩张的情形下, 在土地开发巨大利益诱惑下, 城市建成区不断蚕食绿化带, 被动地以绿化隔离带阻止城市空间生长作用不大,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无序蔓延不断外拓问题。我国目前正在做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尤其注重在城市发展边界划定基本农田, 可以认为是间接对这一理论的一个实践。有机生长理论虽然提出上百年, 对终极蓝图式规划提出了批判, 但是一直没能全面推广,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虽然有了理论, 但生长规则还有缺失, 可操作性不强。城市应是遵守一定规则的自由生长, 我们要修改的是生长规则, 而不应该是规划。现阶段我国的各种类型规划层出不穷, 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 加上规划条件的各种限制, 大有以规划代替方案设计的趋势, 规划师与城市建设的管理者干了建筑师的活, 管的过多, 结果形成一个个僵化的城市, 千城一面, 了无生气。城市的发展, 应该是城市各种功能在一定规则下的不断絮凝, 随着极核的生长, 使城市功能动态更新, 不断满足经济发展与社会需要。

1 有机生长理论概述

城市的发展结果不是固定的, 有机生长理论与目前的终极蓝图式规划的区别就是强调城市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 只有在每个发展阶段符合其布局的形态, 才能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 降低城市的基础设施及运营成本。城市发展每个阶段的布局结构, 既有其相对完整性, 又与下阶段的生长能够很好的衔接, 才能体现出使城市有生命力的一面, 使城市不断更新、生长。经过近百年的发展, 有机生长理论不断以各种提法, 各有侧重的提出, 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

CIAM ( 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提出的阳光城市: 该协会由柯布西耶倡导成立, 成立于1928 年, 1956 年解散, 提出阳光城市是一种垂直式的花园城市, 认为应该按照需要对城市进行深层次的大面积改造。

里亚·伊·马塔提出的带形城市:1882年西班牙理论家里亚·伊·马塔提出城市应该是线性不断生长, 两旁是绿地, 城市的建设用地随需要不断向前延伸。

丹下健三、黑川纪章的新陈代谢理论: 城市应该是不断新陈代谢, 主张城市的发展应当是有组织的进行不断更新, 生活设施不断加以改进, 不断的与现有的技术水平相适应。

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 主张在城市的周边规划大片的农田, 使每个城市规模都不太大, 都能做到城乡互动。

莱特提出的广亩城市: 主张以农村为背景, 将城市作为其中的点缀, 达到居民同自然环境有机融合, 每个家庭周围有一英亩地, 居住区之间以高速公路相连。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 认为城市就像细胞一样, 城市的肌理就像细胞的肌理, 城市个体之间应该相互协调, 认为并不是现代交通工具使城市陷于瘫痪, 而是城市的机能组织不善, 迫使在城市工作的人每天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作往返旅行, 且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堵塞。

2 有机生长理论未能大面积实践原因

有机生长理论提出百余年来, 以该理论及其相近理论进行实践的有影响案例屈指可数, 分别为以新陈代谢理论为指导的日本名古屋高藏寺新城建设、以有机更新理论为指导的中国菊儿胡同建设。以新城理论为指导的日本筑波中心卫星城建设,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为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 只是概念性的提出, 仅做定性的研究, 没有对生长规则进行设定, 没有具体的操作规程,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生长或者是无规则粗放式的生长或者由政府部门机械性的划定范围, 以致形成僵硬呆板的城市。

3 生长规则及实现步骤探究

有机生长不是漫无目的的野蛮生长, 应该是有限度介入下的自由生长。通过对现有设计规范的梳理, 提出以下生长规则:

1) 研究城市扩展方向, 在环境及自然资源承载力许可的情况下计算城市最大可能扩展边界。

2) 区域性设施用地: 依据核算出的城市扩展边界, 依现实需要情况, 统筹考虑, 将区域性能源设施、殡葬设施、环卫设施、炸药库等按相关设计规范要求, 在边界外单独选址。

3) 城市建设用地生长规则模拟: 城市发展边界内先预设几个极核 ( 居住用地极核及工业用地极核等) , 极核之间以主干路网相接, 为保证各项用地规模适度, 拟定以下规则:

a. 占地5 km2的居住极核外才可以吸引到工业项目, 否则只能吸引同类项目或公共服务设施类项目, 占地达5 km2的工业极核才可以吸引到居住项目, 否则, 只能临近摆放工业项目。项目用地间距符合相关建筑设计规范及环保等要求即可, 以保证同类型项目的磁吸作用。

b. 为保证极核在满足现行设计规范下按一定规则自由生长, 政府相关部门应担负起规则裁判作用, 建立相应机制, 首先是城市的路网骨架控制机制, 在基础路网的基础上, 项目沿街长度大于150 m, 马上触发次支路生长机制, 支路数量达到2 条或拟建项目沿街长度大于300 m, 触发次干路生长机制, 次干路数量达到2 条或拟建项目沿街长度超过800 m, 则触发主干道生长机制, 考虑地形因素, 道路也不一定横平竖直。其次是公建配套机制, 按现行规划规范, 小学、幼儿园等各类配套设施, 都有其服务半径, 随着建成区的不断扩充, 达到适合建设相应级别公建的规模后, 则需着手建设或预留位置。最后是容量评估机制, 按密度级别生长的路网, 路网面积或其包络面积接近预测的城市边界的, 启动环境容量评估机制, 经评估认为自然资源承载力已用尽, 不可以继续建设的, 路网停止径向生长, 寻求闭合, 建设边界形成, 城市也由成长转入成熟阶段, 从大面积高速度的新建到以老旧小区改造, 老旧项目改造的城市内有机更新为主。

c. 为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道路的先行建设在很多时候是必须的, 预测某地被选址的概率, 可以采用遗传算法进行, 不同类别的规划用地之间具有相互联系性、选址多解性以及人为可干预性, 遗传算法的随机多起点寻优的特点, 适用于用地性质的优化配置。一个健康的城市生长, 其实质是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在遗传算法的使用中,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设置边界条件: 一是规划用地性质配置格局, 即明确不同产业部门的用地比例关系; 二是时间配置, 按现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城市建设用地共分为八大类, 分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使这八大类用地达到最佳的优化配置, 才能产生最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 结语

城市的有机生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 不但可以激发建筑设计师活力, 而且化终极蓝图式的规划控制为自然生长的规则控制, 一是可以减少行政干预, 优化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时序, 避免官本位因素导致的资源浪费。二是通过有机拓展, 城市达到各功能间相互协调、职住平衡与工服平衡, 减少市民生活成本, 提高生存质量。三是保持城市生长年轮, 人文历史得到传承, 提高居民的归属感。

城市的有机生长规则有其局限性, 对电厂、垃圾填埋点、公墓等区域性的用地, 不能进行很好的预测, 这就要求区域性设施需要提前谋划, 预留建设用地。

摘要：阐述了关于有机生长理论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分析了有机生长理论未能大面积实践及推广的原因, 并对城市生长规则进行了梳理, 总结了城市的有机生长规律, 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城市,有机生长理论,生长规则

参考文献

[1]王佐.有机生长理论及思考——从有机生长理论到可持续发展理论[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 (2) :11-13.

[2]刘艳芳, 李兴林, 龚红波.基于遗传算法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 2005 (4) :101-103.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篇5

所谓法律的社会效果，是指社会大众依据社会发展的现状对司法活动的一种主流评价，是公众从传统道德、文化、审美情趣、观念等社会生活的各个范畴对司法活动所作的主导性评判，通过法律的实施，使法的本质特征得以体现，实现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法的基本价值的效果，从而使法律作用于整个社会关系的过程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法律效果就不可能有社会效果，损害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社会效果是建立在法律效果基础之上的，但是有了法律效果并不必然就有社会效果，不讲社会效果的法律效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难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两个效果”统一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作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目标。如何正确理解并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应当把握好以下六点：

一、调解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

法院是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屏障，法官直接接触各种社会矛盾，直接面对各个利益主体，社会矛盾各个方面，不能仅仅站在纠纷裁判者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经常作一些换位思考，不断检视审判行为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只有通过对案件裁决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充分衡量，才能充分考虑并解决其中存在的民生、民权、民意问题，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司法的需求。调解作为定纷止争的一种方式，对于维护邻里和睦、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诉讼成本与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实践证明，诉讼调解有利 1

于有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就要求法官强化诉讼调解理念，全面提高调解能力，保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节都注重调解，把调解工作贯穿始终，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同时还必须正确处理好依法判决和诉讼调解的关系，严格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积极推进民事调解、刑事和解和行政协调，对能够调解的案件，多做调解工作，把握调解时机，讲求调解艺术，力争以调解方式结案。

二、统筹兼顾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根本方法

***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必须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王胜俊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要在工作思路上做到‘四个更加注重’、‘五个统筹兼顾’，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要求，联系审判工作实际，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审判工作规律性的认识，注重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解决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践中，对一些案件事件的处理，从法律上看是可行的，但社会效果不太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对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处理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必须全面、辩证地分析各类矛盾的性质、成因及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工作中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预防与打击、教育与惩罚、效率与公平等各种重大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同时兼顾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坚持依法独立办案，同时自觉接受监督，力争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司法为民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社会基础

我们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人民性是我们法院的根本属性，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像***同志要求的那样：进一步增进对人民的感情，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的着力点，对于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必须依法妥善调解，照顾人民的关切；对于刑事疑难案件的处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必须充分考虑社情民意和人民的感受，切不可主观臆断，引起人民的不满，对于人民的意见，必须多从自身找原因，尽一切努力改进不足。真正做到“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的信号，把人民群

2众的需要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的重点，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的标准”。

四、队伍建设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根本保障

法官队伍素质状况决定了办案水平以及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具备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对知识及时更新，全面提高审判业务素质，增强司法能力。法官在面对案件时，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而要把它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纠纷；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当事人，还要看到每一个当事人的背后还站着无数个潜在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冰冷的卷宗看到其后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从而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能仅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以一个理智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判断问题，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判决结论，被当事人所接受，才能更好地为审判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服务。

五、增强公众法律意识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环境基础

司法活动及其结果本身具有的价值仅仅是构成社会效果的一方面因素，更多的因素在于人们普遍的法治理念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水平。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除注重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建设外，还必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创造良好的法律实施环境。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遵守和运用法律。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尤其是在广大农村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普法教育，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信法、用法的观念，营造良好的法律适用环境。同时还要注重对典型案件的审理，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案例教育，经常对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案件公开审理，邀请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以案释法，加深人民群众对法律

六、良法之治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最佳途径 我们追求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就要求法律本身应该是良法。法律的生命在于质量。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百业待兴，为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状况，推动了立法走上快车道的话，那么经过20多年的努力，新时期的立法所面临的是从实现有法可依到实现“良法之治”的转型。以 3 的认识，有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结合，扩大案件审判的社会效果。

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法为民则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灵魂。关怀民生、维护民权、民主立法等人本理念，已渐渐融入立法的灵魂和血脉。我们执法者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良法之治的时代已经或即将来到了。良法本身就是在立法时充分考虑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因此，良法之治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最佳途径。

总之，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司法的永恒主题，是和谐司法的需要。如果说审判是一种艺术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艺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必须达到和实现的目的，这是法律的本质和内涵对我们广大司法工作者提出的历史课题和时代要求。

物权法与社会有机团结 篇6

涂尔干要处理的是劳动分工后现代社会如何维系的问题，而其分工促进社会有机团结的立论是放到同马克思、韦伯对劳动社会分工的阴郁看法相抗衡的位置上的。即使物权法同分工呈正相关，但在涂尔干所处理的大问题面前，物权法似阑尾附体。他将劳资冲突限定在失范的体系内而将劳动分工所达致的团结提升为社会有机团结——区别于此前历史时期全球各地以压制法所促成的社会机械团结。作为社会有机团结的外在反映，以民法为主体的恢复性法律取代以刑法为主体的压制法成为折冲樽俎的主要手段。而物权法对社会团结只有消极作用，因为对物权利的伸张将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物权法在民法体系里的地位甚至不如家庭所发挥的功能，自然不能同由经济契约、行政规范和政府职能等各个方面所发展起来的积极协作关系相比了。

理解涂尔干的立场并不难。《社会分工论》初版把劳资冲突和经济危机放到了劳动分工的失范体系中。但是到了第二版，涂尔干认为当时的劳资冲突和经济危机再发展下去，后果严重，只有战争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了，也许是他已经嗅到了火药味，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涂尔干刻意轻松地将劳动分工所产生的问题打包到失范不同，在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家的谱系里，却是总体性社会危机。最激烈的是马克思，因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是因为其经济发展到极端所推动的，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化解，阶级冲突在劳动分工过程中如鬼魅附身。我们所熟悉的形式理性战胜实质理性的悲观看法来自韦伯：分工最终无法避免市场社会化的困境。只有对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团结仍然保持信心的涂尔干赋予了分工正面的意义。涂尔干的本意只能从分工所产生的个体为了组成一个必需共存的社会而形成起码的团结，否则社会就有解体之虞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团结确实是有机团结，因为个体的生存基于广泛的分工，任何人离开他人的劳动将没法生存下去。但现代社会确实也有马克思所说的来自其自身经济发展痼疾所产生的阻碍分工的因素存在，如垄断、劳资冲突等。因此如何保证社会的有机团结使劳动分工持续稳定地进行下去，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经典理论阐述得已经够具体了。即使是让社会保持最低限度的团结、反对任何强制性社会革命的涂尔干对个体“扎紧篱笆”的行为也颇为不屑。这个行为就是十九世纪的物权法对个体的独立性的加强。涂尔干始终坚持相对于社会劳动大分工而言，物权法只能点到为止。也许是为了阻止战争这种最高级别的社会争端解决方式在欧洲出现，涂尔干认为社会劳动分工道德水平的提升不如职业法人团体的构建更能有效促进社会有机团结。可惜这个倡议到“二战”后才有社会重建的现实意义。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社会重组的力度，福利社会、公民社会的建设奠定了西方社会凝聚的基础。这些不断完善的社会公共性的建设使分工过程中逐步将人化约为劳动力、自然化约为资本的趋势得以扭转，至少是为那些只能出卖劳动力的个体兜了一下底，使他们复归于人形，填补了人的社会性生存的诸多内容。这些社会发展模式已经超越了十九世纪古典社会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它们是西方民众通过自我努力逐步建立起来的。

从西方现代性的经验来看，为防止“中国化”误读，这里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物权法提供了一个社会内各部分相互不冲突的要件，仅此而已。对于社会有机团结来说，物权法所呈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消极的，结成不了一条积极的社会纽带。从法律类型来说其保持社会团结的功能不如各种契约法、商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乃至家庭、职业法人团体等社会组织的作用。二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有机团结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命题。

回到物权法上。物权法本质上是个体利益的体现，从社会角度来说自然是各种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分化的表征。那么对于社会整合来说就有不知从何谈起的尴尬了。

从内容上看，本来应以国家、农民对国土、农地的所有权和集体对非农地的所有权为主体来建构权利体系的，但现在弄了一个本末倒置的不动产所有权和使用权体系，隐含了日后巨大的政治、社会风险。从基本要件来看，物权法是土地占有权利演化的法律（不是“土地管理法”）。而不动产从土地转到“公寓”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叫做“塔楼或者板楼内诸套房所有权法”。套房所有权成为物权法最具实质性内容的部分，多少类似“播下龙种、收获跳虱”。从调节社会生活最有实效的部分来说，物权法仅仅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上关照到了商品住宅小区这种空间形态和里面人群如何共存的社会现实。中国人住这种楼房的日子不长。一九九八年搞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及随后的“公房”上市，才有了这么一批要确定权利的不动产了。中国有十三亿人口，真正住在分来的和买来的公寓房里的家户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北京的公寓房之外还有漫无边际的自有住房，不管是叫土坯房还是叫吊脚楼，那是中国老百姓真正的不动产。而且只有这些房子人是活不了的，在北京之外还有那漫无边际的土地和辛勤劳作的人，没有这些土地和人，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物权法首先得安邦定国。一个国家那么大的领土，没有人照看的话，恐怕土地的价值也不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作或者不耕作而构成国土的那部分土地其实都将退隐于人们贪婪的视线之外。物权法是一个几千年就有的基调：照顾好的土地就定在那里，权利由看护它的人享有。不是今天要发展这个、明天要发展那个，需要物权法为这种变动不居的现实服务。物权法以及接踵而至的民法典的制订是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大国的要件。但这个追求对国人来说，很难理直气壮。是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以其矛制其盾还是为追求自己的特殊性而对市场社会化的困境视而不见？对于政府来说，物权法和后续的民法典是个人基本权利的坐实，这意味着它的权力会受到绝对的制约，而目前的权力架构决定了政府对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的矛盾态度，而无数个体的诉求则要现实得多。每个人都打自己的小算盘，利益分化使各个阶层对物权法的诉求更为对立。

这样看来，物权法保护的恐怕是一个不到十几年时间发展起来的短期既得利益，其他自发形成的、历史传承的权益很都被抛弃了，将来很可能造成根本就不认可那些自强不息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既定财产和生存权利的后果。在世界历史上，土地的集体或者公社占有制度的瓦解都是所谓现代宗主国为实现对“先进的占有权利保护”而在殖民地采取的法律理性行动。殖民地的财产权利仅仅在形式上不合西方现代性的财产所有原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它们是得到习惯法和本国法律保护的私人占有权利。中国广袤土地上的乡土产权是否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值得国人警惕。

从对农村、城市内或者市郊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描述中可清楚地了解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财产权和人权状况。他们的财产权和人权其实从物质形态上看是最为先进的，也是最为民主和自由化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它们是多少更为独立的建筑空间形态，更像是城堡，但却是物权法根本没有体认的。这些人和他们的物处于无语状态，变成真正沉默的大多数。

韦伯曾经提及法的强制性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局限，认为法律出台不应着眼于经济的调整。物权法仅仅在财产的定分止争上有积极作用，但同经济调整并无直接关系。物权法作为民法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在定分止争方面应有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权利平等和普世性。但这个原则也仅仅是静态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动不居，如果从调节经济活动的需要来看，还不如发展韦伯所论及的商法、公司法或者内外贸易法规更为有效。所以物权法的制订不能着眼于现世物质利益的获取这种小格局，而应放到社会有机团结的大局中。

人对物的权利本来是天生的，自然的，不管是在什么时代它是最基本的社会规则。但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有些时候这个权利并不能得到尊重，或者说认识不到。这些权利状态都反映社会有机团结的缺失。前者表明社会缺乏积极的凝聚力，后者表明人本身就不自由，那么这个权利当然生长不出来。只有人自身解放了，社会有这个认识了，有保证尊重这个物权的力量了，物权法才顺理成章。不是说制定物权法了，你就有这个权利并得到尊重了，这个权利早就有的（天然的就有），尊重的事情还要看社会发展的状况。社会发展其实是说人的基本权利状况的整体改善。人对人的权利在社会层面普及，那么人对物的权利的保护和尊重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人对物的权利的改善并不一定导致人对人的权利的改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物的权利是私密的，一般模式就是排他的、绝对的占有，做到这个并不难。但这种私人的、内卷的权利体系根本不可能推及人与人之间，否则就是奴隶制。总之，人对物的权利附属于人的基本权利，从社会层面看具有向个人内部发展的特性。所以人对物的权利只是人对人的权利的附属部分，一个次要的部分。向外发展达成社会有机团结的权利关键还是人对人的权利的声张。西方从来没有单独讲人对物的权利的声张，我们的社会政治革命也从来没有单独讲这个权利，从来都是把它放到人的权利的声张、人的解放这个最为根本的目标上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权利法案》、《人权法案》、“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诉求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和意义的强调来看，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对物权的声张很大部分有市侩主义的倾向。考察与物权相连带的社会状况，可发现其实是人的基本权利出了问题。也就是人对人的权利没有得到普及、落实和尊重。

政府垄断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不仅造成了高房价和房地产的投机，而且也断送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劳动分工的机会，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大量人口的城市化之路被阻碍了。人为地垒高了城乡对立的门槛，社会劳动分工更为艰难。同时由于土地的垄占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可耕地减少、农民失地的社会压力。很多郊区和乡镇企业发达的村、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二、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也比较完善，在物质形态上已经城市化了。因此可以考虑内部城市化，确认基本权利，就地体制转化，土地存量城市化，而不是增量城市化，这样阻力小、成本小、收效大。继续搞拆迁、蚕食郊区的土地、摊大饼式的城市化，将带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态问题。

而对财产权侵害的担心来自公共权力的滥用。这不是对物私权问题，而涉及个人组成的社会如何构建公共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对于土地资本化来说，攫取财富不存在障碍，而且事实上也挑起了土地占有权利社会分化的诸多争议。农村土地承包、城市拆迁、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化有两个问题与社会分化密切相关。从对物权利来说，民众、政府或者土地开发中的商人普遍陷入对土地收益的争执中，社会有机团结倒在其次。从土地收益来看，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公众无从监督。中国在目前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约束“利维坦”。政府代理人员的“治外法权”才是社会缺乏积极凝聚力的真正原因。

中国立法易，修订或者废除陈旧的法律难。现在立法比较机械。尽管法律内容和形式都不完善，甚至存在致命缺陷，但通过的时候由于利益表达机制的缺乏，客观上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如果利益表达机制常规化，也不至于有过了这村没那个店的投机心理，法律或者政策的制订就要从容得多。这就要求人民代表会议常规化来解决立法质量和程序问题。

行政与司法同属于政治解决方案。而政治解决侧重于利益团体的分权与制衡，他们的表达和投票机制至关重要。对涂尔干道德治国理想的批评，有人认为他应该向托克维尔学习。政治性解决方案如果得体，将事半功倍，尤其是在中国政治分权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成本较小。物权法同法律现代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罗马法古已有之。这种民生或者基本人权即使是在封建时代都有强调。把物权法同现代性联系起来是重大失策。封建统治者也保护产权、物权，而且是刑法伺候，这些压制法保护的民权虽然不彻底（同王朝命运紧密相关），但社会机械团结是封建统治者普遍追求的。要反思的是，为什么王朝更替对物权法的影响大，或者封建时代的物权法不够彻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根本的问题还是民权，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声张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基本的人权诉求没有更强有力的政治机构的表达和保护。所以重心应该放到民众利益的常规表达机制的建设上去，而不是制订一个又一个虎头蛇尾的法律。不在于一个成文法的法律形式，而在于基本权利的实质保护。而要想得到实质保护，政治解决方案最合适。把王朝更替、江山易主的威胁打掉只能靠政治机制的完善。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民间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开放的民意表达和落实机制应该从物权法的争论着手。这种争论才是物权法制定最需要的，或者说我们不特别需要物权法，而是要基本权利的表达、反映和落实的政治方案。争论持续下去对问题的澄清和民众民主意识的培养大有帮助。这种争论是积极的、有益的。它们能够使人们认识到自己享有权利的范围和与他人如何有机共处。也能引导人们从权利的责任和义务角度认识中国目前社会状况下物权行使的现实基础，讨论如何从私人权利享有和行使的角度推动社会公共性的建立，讨论私人权利与公共社会之间的有机关系。故民权的声张不是社会的分裂而是社会有机团结实现的根基。

从西方现代性的整个历程来看，国人对物权法的认识更多的是个想象的复合体，不符合西方现代性以来对它的基本定位。形成的反差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反而更关心人的解放问题，而市场经济、物质繁荣带来的却是对人心解放的漠视。为了个人物质利益的获取，宁可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因此人类历史上那些曾经对我们激励有加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经验和精神不再那么有冲击力。而单一追求这种理想的人，很多人却又把它们作为西化的基本内容，与中国普通人的命运对立起来。故对西方民主化历程的描述，更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过去的历史。我们要反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对西方单一的民主化历程的描述仅仅只是一个角落里发出的过时的呓语？而对西方物质繁荣和财产权保护的故事更感兴趣且成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如何理解，一旦有对市场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来自贫富分化日常经验的批判，大多数人都会回护市场经济，也就是维持现状。回到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问题是这也造成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只有人民集体化时代和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舍此别无他途。完全将对现实社会批评基础上产生一个更为合理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给抹杀了。一味地回护市场经济和现在的社会体制，就没有精力思考这个社会体制自身所产生的麻烦，对这些问题，例如城乡不平等、贫富分化、教育不公平、社会劳动大分工、劳资冲突等，只能沉默或者辩解几句，从不敢从当今本身来批判或者自我疗伤（在自己身上动手术）。中国的现实是市场与权力结合太深，民权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的作用来瓦解不平等的体制，只有从基本权利的享有来重建社会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