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理论

和谐社会理论（通用12篇）

和谐社会理论 篇1

一、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它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柏拉图的思想深深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不可避免地烙上时代的印记。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城邦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他生活的年代正处在雅典城邦甚至整个希腊衰落时期。为争夺希腊霸权,雅典和斯巴达进行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使得整个希腊国家遭受重创,并激化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政局混乱不堪。他亲眼目睹了战争为社会所带来的痛苦。柏拉图从小对政治充满了热情,渴望能有一番政治事业。不过仕途总是不得志。他敬重的老师苏格拉底又受到迫害,被判处死刑。在他被迫流落他乡时,了解了斯巴达的贵族统治下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的情况,并对这种和谐社会制度有一种极度的向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柏拉图基于对希腊政治危机、现实关切和自己无法实现的个人政治愿望,以斯巴达的君主政体和古代埃及的种姓制度为摹本,设计了一个秩序正义的和谐城邦即“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仅是他个人的政治理想,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希腊人对社会和谐与强盛的向往。

二、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1、柏拉图和谐社会中的城邦和谐

柏拉图认为社会分工是城邦产生的原因和动力。人类的生存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活资料,这种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且人天生的才能是单一的,只有居住在同一城邦的人们按自己的性格进行社会分工从事最适合他的工作,才能满足人们生活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样城邦才能健康和谐发展。柏拉图又把城邦的组织人员分成三个阶层:生产阶级、护卫者阶级和统治阶级,只有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城邦才是正义的、和谐的。柏拉图认为建设一个和谐秩序的城邦,仅有社会分工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之间形成“正义”;“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柏拉图这里强调正义在个人与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每一阶层成员都能做到等级分明、分工有序、互不干涉,那么这个城邦一定是正义的城邦、和谐的城邦。

2、柏拉图和谐社会中的个人灵魂和谐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个人的扩大,个人是城邦的缩小。个人灵魂的和谐是城邦和谐的内在要求和保证。他认为个人的灵魂由三部分构成,它们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控制思想活动,激情控制情感合乎理性,欲望控制肉体趋乐避苦的倾向。理智在灵魂中的作用如同统治者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它领导着激情与欲望。激情与灵魂的关系就是护卫者与国家的关系。灵魂中欲望对应的是国家中的第三等级农民和其它技工。柏拉图指出灵魂中的理智代表了智慧,激情代表了勇敢,而欲望和激情接受了理智的正确领导,理智很好的控制着他们,这样的情形就是节制。灵魂中各个部分不互相干涉,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被领导的被领导就是个人正义。个人只作自己分内的事,则由个人组成的阶层和城邦,自然就安于职守,不干涉其它。这样,个人和城邦的和谐就形成了一致和协调,实现了社会的和谐。

3、柏拉图和谐社会的灵魂

柏拉图在构想理想社会时指出一个国家想要欲求安定,不仅需要个人的和谐和城邦和谐更需要个人和城邦之间的和谐。连接它们之间和谐之路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架起了和谐社会的精神桥梁。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实现个人正义或国家正义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社会的具体展现就是无处不在的正义。正义是柏拉图建立他的“理想国”的基石。正义得益于灵魂的统治部分与被统治部分的自然结合,而非正义则是灵魂里统治部分与被统治部分的分离。正义同时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中,只有正义才能使国家完善,才能使国家和谐。正义是缔造和谐社会的价值尺度,是人的心灵的秩序。有了正义的灵魂才有正义的人民,有了正义的人民才有正义的城邦,有了正义的城邦就有了正义的社会,即柏拉图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同样我们当下也正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和谐稳定协调的安定国家。在十七大四中全会中,我们党和国家更是把“和谐社会”这一理念的融入到十七大精神中从而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篇章。

三、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的启示

柏拉图社会和谐思想的历史影响及其价值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贵族奴隶主的阶级统治,是为贵族奴隶主服务的。柏拉图和谐思想体系,以等级制神圣合理为前提,以个人、等级安分尽责为基本原则,以维护少数人对大多数人剥削的统治秩序为根本目的,这正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与意志的体现,至少也正迎合了国家统治集团的需要。另一方面,这种和谐观强调社会各群体、个人各自忠于职守,尤其强调人的内在和谐对外在的道德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正义对群体正义、国家和谐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政体、社会风气对个人性格、道德的影响等,在客观上起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柏拉图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以及他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具有历史启示意义的。柏拉图将“稳定”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考虑因素,又以正义为指导,要求社会各阶级各尽其职,互不干涉,以保持国内的团结。但是,柏拉图似乎将稳定强调得过头,他不但禁止社会成员进行职业选择,而且要求国家中的一切事情,均要听从护卫者的安排,大至国家的大政方针,小至社会成员的婚配生育,这样国家的一切事情均在护卫者理性的控制下,实现整齐划一。这就使得柏拉图的和谐社会由于受到过于严格的控制而丧失生机和活力,柏拉图实际陷入了维持生活稳定和保持社会活力的矛盾中。没有社会稳定,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没有社会活力,不可能有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因此,只要处理好社会稳定和社会活力的辨证关系,才能实现和谐社会。这是柏拉图的和谐社会理论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当今,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是对以往各种相关理论的扬弃、突破和完善。我们对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加强对和谐社会理论上的认识,一方面是要吸取和谐思想的精髓,不断完善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上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

摘要：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的著作《理想国》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和谐城邦。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是一个在哲学的统治下,以正义为原则,实现个人灵魂和谐和城邦和谐的一致协调,达到真正意义的正义与和谐的国家。和谐思想贯穿着构建理想国的始终,这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理想国,柏拉图,和谐社会理论

和谐社会理论 篇2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黄枏森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摘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历史辩证法，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出科学发展观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它的内容包括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同出于人道主义传统，以人为本中的“人”不能等同于“人民”，而是人人、所有的人，而人民是人的主体。以人为本只是价值观，而不是历史观。因此，以人为本不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高的根本原理，根本原理仍然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原理。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提法是要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使社会关系协调起来或更加和谐。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根本利益一致，更容易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是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方法是求同存异，树立全国一盘棋，全局着眼、局部着手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1世纪的继承和发展。发表以来便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已有大量论著对其内容和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解释和阐发，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我在学习中也对其中若干哲学问题形成了一些看法，写下来求教于同志们。

一、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

理论界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只要弄清楚了它们各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清楚了。我们先研究一下科学发展观。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叫发展观，因此，“发展观”这个概念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其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就有发展观，即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列宁也说过，“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即我们常说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毛泽东也说过：“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显然，科学发展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然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然不能用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与演化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是与人无关的，不会以人为本，尽管人能按人的需要（以人为本）改造自然界，但这只涉及自然界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对整个自然界人是无能为力的。除非患了自大狂，人是不会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我认为科学发展观实质就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也就是历史辩证法，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或辩证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曾召开过多次社会发展理论或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讨会，其内容同我们今天谈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但今天谈的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过去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按照这种理解，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以及以人为本思想在其中的位置

科学发展观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我认为理论界研究得还不够。在我看来，根据前面的论述，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至少有三个层次的理解：宇宙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宇宙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该是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理论，也就是我们有时也谈到的历史辩证法，但历史辩证法在过去一直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像唯物主义辩证法那样，因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静态分析）和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动态分析）从来都是一起论述的，虽然二者在思想上是可以分开的，却没有形成两个组成部分。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即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尽管过去讨论很多，出版了大量论著，也没有形成得到理论界多数人认同的思想体系。今天我们谈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究竟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也是一个尚未明确起来的问题，但是，第一，发展要以人为本，第二，全面发展，第三，协调发展，第四，可持续发展，这几点是确凿无疑的。这几点在科学发展观中都具有恒久的价值，然而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极强的针对性。以人为本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人的需要与要求的片面性，全面发展针对忽视政治、文化建设的片面性，协调发展针对忽视贫富差异、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等方面的片面性，可持续发展针对忽视生态平衡的片面性。看来，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理论界讨论较多的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问题，其中也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论。主要的分歧是如何规定“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根本的最高的原则呢？还是只是它的主要原则之一？能说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发展观吗？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首先是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二者只是形似，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人本主义源于西方人道主义传统，是非马克思主义。我持另一种看法，认为二者同出于人道主义传统，是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述方式，从字义来讲，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主义，无法说清楚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正如抽象的人道主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样，人本主义与以人为本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而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提法是中国境内的几个跨国公司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它最初是一个企业管理原则，这些公司提出这个原则是为了纠正企业管理中重视机器设备、轻视员工的偏向。这个原则后来逐渐为各行业所采用。我们总不能说这些跨国公司的管理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是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如何理解，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今天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人就是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我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与人民不能等同，人是所有的人，是人人，而人民是人的主体，人民主要由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构成，其范围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两种观点与上面谈的两种观点是相应的：如果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则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命题；如果以人为本是以所有的人为本，则以人为本是人本主义命题。但正如马克思不是简单对待人道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对以人为本也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即不但不排斥以人民为本，而且是在坚持以人民为本的基础上容纳以人为本。党中央过去一贯强调为人民服务，从不抽象地讲为人服务、为人人服务，从来都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第一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涉及所有的人的事情越来越多，如生态平衡问题、交通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一句话，发展问题都涉及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人民，于是把人民扩大为人人，采纳社会上已颇为通行的以人为本，同时也坚持以人民为本的核心，这是因为人民与人的区别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在我看来，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人人、所有的人，而人民是人的主体。以人来排斥人民、取代人民，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

第三，以人为本思想的性质问题。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观，这是理论界认同的。价值观指的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社会发展以以人为本作为价值观，就是社会发展最后要服务于人的根本利益，其成果归人享用。因此，社会发展的目的是由以人为本思想规定的。意见分歧发生在以人为本是否还是历史观，一种观点认为它既是价值观，又是历史观，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它只是价值观，我赞成这种观点。这个问题涉及1983年那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那次争论的一项成果可以说是世界人道主义史上的一次理论上的突破，即区分人道主义的两个方面：历史观与价值观，否定其历史观而肯定其价值观。空想社会主义以人道主义历史观为其理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是违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人道主义的，所以社会主义应该取代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由于抛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而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但他们并未否定人道主义价值观，而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立场改造了、吸收了人道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些观点，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内我们只看见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鲜明对立，看不见对人道主义的具体分析。这种分析于1983年才在中国理论界出现。如果不作这种分析而完全恢复人道主义，其结论必然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了。

从我们关于以上三个问题的观点已经可以逻辑地推出这个结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理之一，但不是它的最高的根本原理。那么，它的根本原理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科学的社会发展观的根本原理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理，这就是人们熟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具体一点说，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简称历史观，它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1983年的讨论把人道主义价值观同历史观区别开来，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继承人道主义价值观，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那时并未提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决定价值观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我认为价值观从属于历史观，但不是历史观的根本原理。简单说，当我们制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时代的发展形势，掌握它的发展趋势、规律，其中就包括所有的人，特别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人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此外没有别的目的，但这个目的的实现不是无正确思想指导的盲目的实践所能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社会主义而不称为人道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之所以称为科学发展观，而不称为以人为本发展观，道理就在这里。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性质

和谐社会理论是什么理论，属于哪一学科部门，这是理论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它的性质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还是一种社会形态？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按照一般的用语习惯，社会形态是社会类型，不同形态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比较深刻，比较稳定，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状态是社会内部关系、结构的外部呈现，变动性较大，如治世与乱世、战争与和平、贫穷与富裕等等。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谈的是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所应呈现出来的六种状态，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状态之一。胡锦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呈现的状态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第二，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位一体？胡锦涛同志在上述讲话中还指出，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大家知道，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据是人类社会现象不外乎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三大类，此外并没有第四类社会现象，现提和谐社会建设是不是说三分不周延呢？理论界只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理论上，用经济、政治、文化三分法来规定‘社会’的外延，具有不周延性”。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不是因为三分法不周延，又新发现了另一类社会现象，而是由于形势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三类现象共同具有的一种因素日益突出，有必要把它概括出来加以专门建设，因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位一体。那么，这个共同因素是什么呢？它就是社会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也就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使不和谐或不够和谐的社会关系协调起来或更加协调。

和谐本来就是关系的定语，只有关系才有和谐不和谐的问题。上面所引胡锦涛同志对和谐社会的描写“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讲的都是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人与制度、制度与制度的关系；“充满活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关系，即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实质上说也是社会关系，即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这部分人与全人类、今天的人与子孙后代的关系，因为生态和谐或曰生态平衡的坐标系都是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界本身。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存在社会关系，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中也普遍存在社会关系，反过来社会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之中。社会关系不是第四种现象，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因素。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通过调整、协调使社会关系和谐。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指由非政府组织、社区、社会群众举办和从事的活动，如社会救助、慈善活动、公益活动、民间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与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是交叉的，也可以与它们区别开来而自成一类。这种观点当然不能说错，但似乎有点过窄，因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也是非常需要和谐的。

第三，如何理解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前面谈到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社会形态，那么，它同社会形态的关系如何呢？《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一句话“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看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谓本质属性就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一些属性，这些属性应该是很多的，如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共同富裕、道德高尚、关系和谐、秩序良好、公平正义、人人平等，这些属性都具有很高程度的抽象性、普遍性，不仅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具有这些属性，其他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些属性。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社会和谐是否只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于非社会主义社会中呢？这个问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关系是非常多样的、非常复杂的，而且是多变的，要做到一切关系和谐显然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和谐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阶级对立，消灭了两极分化，由于人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更容易构建和谐社会，因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差异更容易协调，矛盾更容易解决，因而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和谐。但是，搞不好，矛盾也会激化，社会也会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那样不和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由于贫富差别的扩大，由于人们根本利益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更难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开明的统治者只要善于找到恰当的协调差异、缓解矛盾的办法，也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谐。可见，和谐与否，能否形成和谐关系，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并无固定的关系，尽管不同社会经济制度能够提供不同的构建和谐关系的前提，这些前提会对和谐的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特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和发展，它的社会关系比单纯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都复杂。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的社会关系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都要复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关系，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其他社会形态比较起来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但总起来看是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更有赖于科学的指导和理念的创新。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说尽管一般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关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一致的，也要加以有意的构建，否则也不会出现作为整体的和谐社会。

这里涉及一个根本利益上有分歧的两个阶级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否构建和谐关系的问题。这两个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对立的，即不和谐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为了正常社会生活的延续，这两个阶级需要、也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关系。在我国虽然不能说存在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在民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在根本利益上互相对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对立可以通过调整、协调、协商、互相让步来缓解，进而达到两利。如果这种阶级关系根本不可能达到和谐，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不可能的。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途径作了非常具体详细的规定，我想就方法论问题谈些想法。我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简单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此理论界是没有分歧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应该是没有分歧的，但事实上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几年前就有同志提出过中国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和合哲学。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后，有同志认为其哲学基础就是和谐哲学或称和谐思维，还有同志认为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和谐马克思主义。我感觉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确，和谐哲学究竟是什么？是关于和谐的一套哲学理论还是异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和谐作为核心的哲学？大家知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对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的具体化，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哲学。但是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理论体系中虽说不排斥和谐（和谐是对立面的统一原理中的内容之一），毕竟没有具体论述过这个问题，更没有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目标，因此，今天我们应具体研究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构建一个和谐理论，并称之为和谐哲学，我想这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这正是哲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任务。然而，如果把和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并以和谐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就错了。不敢说有人明确这样立论，但这种倾向是存在的。

有一种观点似乎有此倾向。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是革命时期的哲学，而现在是建设时期，应该以和谐哲学取代斗争哲学。在我看来，我国历史发展确实是从革命时期转变到了改革与建设时期，革命时期确实强调斗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管在什么时期都有指导意义，都是全面的哲学或辩证的哲学，不是片面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哲学；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哲学，不是斗争哲学或统一哲学。毛泽东曾说过：“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这决不能被看成是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哲学的正式的称呼。他一生无疑是强调斗争的，但绝没有忽视统一。他对斗争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在他所有的哲学论文中是一贯的。他曾批评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当他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多次使用的称呼是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也完整地称呼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这样叫过。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斗争哲学有一个理论根据，就是因为它主张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大家知道，这个原理是列宁根据恩格斯提出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提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坚持的。许多人认为这个观点难以成立，因为斗争也是相对的，毛泽东也谈到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相对性。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能否成立？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在辩证范畴中，一方绝对一方相对的范畴是很多的，除运动与静止、斗争与统一而外，还有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本质与现象等等。当我们把矛盾双方对比，说一方是绝对的，另一方是相对的时，并没有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绝对的一方可以是相对的，相对的一方也可以是绝对的，列宁也说过绝对与相对的区别也是相对的，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其二，承认斗争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否就是承认斗争哲学？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个原理没有否定统一，相对绝对只标明地位或特点的不同，并不是说绝对高于相对，绝对是重要的，相对是无关紧要的。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就是而且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中国当代形态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它只能被新的科学的哲学原理或从其他哲学引进的哲学原理所丰富和发展，而决不能被推翻或被其他哲学所取代。哲学基础或思想路线也就是总的思想方法或者说最根本的改造世界的方法，此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讲，我认为有两个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构建和谐关系的方法，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下面分别谈一谈。

第二，求同调异是构建和谐关系的有效方法。大家知道，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就主张通过求同存异的方式来达到同亚非国家和平共处的关系，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由周恩来向印度提出的，得到印度政府的赞赏。1954年五项原则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之中，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后来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和谐共处与和平共处有明显的差别，和平只是不打仗，而和谐则是互相协调、互相合作、互利双赢，因而从和平共处发展为和谐共处便使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二者的联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和平共处可以说是和谐共处的初级阶段，而和谐共处是和平共处的高级阶段。首先必须和平共处，才谈得上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符合和平共处的前进趋势。实际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也有和谐共处的因素。五项原则最初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其中“平等互惠”就是和谐共处的因素。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就把“合作”，也就是“和谐”，在宣言的标题中明确提出来。今天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建议，正是中国建国以来一贯的和平共处方针向和谐共处方针的顺理成章的必然的发展。

我认为以求同存异来达到和平共处和以求同调异来达到和谐共处的区别和联系，不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但道理是相通的。

我们一般谈到求同存异时指的都是国际关系，不把求同存异看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原则对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有意义的。一定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分歧当然可以通过争论来解决，但在不同情况下求同存异也许更为合适，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宽容。但宽容毕竟还不是和谐，为了达到和谐，有必要协调差异，即求同调异。

和谐社会应当指这样一种社会，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的关系都是和谐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和谐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生就和谐的，即不是自发地和谐，毋宁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自发地不和谐的。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有许多差异，差异并不就是矛盾，并不就是对立或冲突，但差异往往会导致矛盾、对立，乃至冲突，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之间的差异天生是不和谐的、矛盾的，更易导致对立和冲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中，虽然不存在完整的资产阶级，但剥削关系是存在的，这种关系往往导致不和谐。其他不和谐因素也不少。因此，和谐关系必须构建。但怎样构建？第一步是求同，第二步是调异。同不等于和谐，但也不等于不和谐；异不等于不和谐，但也不等于和谐。但是，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则易于导致和谐；找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相异之处，则易于理解两个人不和谐的根源，再加以协调，就可以达到和谐。

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把差异保留起来，还达不到和谐，必须加以调整，使差异成为互补而不是互伤，相生而不相克，两利而不两害，才谈得上和谐。如何才能做到呢？以中国社会内部人际关系而言，首先是求同，要求得共同基础，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半世纪以前鸦片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现代化渐渐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愿望。中国人最初希望通过封建主义的形式实现现代化，失败了；后来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现代化，也失败了；最后尝试通过社会主义的形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走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这就是中国人能够构建和谐关系的共同基础。但是，中国人之间也有许多差异，这些差异不会由于有了共同基础而消失，仅仅加以保留，差异发展了就可以导致对立和冲突，因此，达到和谐的第二步就是调异，要协调中国人之间的千差万别的差异。

两个主体构建和谐关系有多种手段或多种途径，最主要的手段当然是协调两个主体之间的差异，而协调差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是思想的协调，这就需要对话、交流、理解、解释；另一方面是利益的协调，这就需要改革、创新、调整、新的安排，总之，想方设法使双方互补、互利。有时还需要调和、妥协，调和、妥协在过去曾被完全否定，调和、妥协都是贬义词，但事实上调和、妥协广泛使用于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之中。看来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调和、妥协，而应具体分析，如果不违背原则而又有必要，调和、妥协是应该允许的；如果违背原则，或并无必要，则应采取其他途径来协调关系。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专门用一节来讨论妥协问题，他把妥协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的妥协”，“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谈的是革命运动中的问题，我认为这对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也有借鉴意义。有时也需要斗争。有分歧，有对立，就有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有心平气和的论辩；解决对抗性矛盾要斗争，解决非对抗性矛盾也要斗争；判刑是斗争，批评也是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辩、与人为善的批评是大量存在的，也是十分需要的，甚至对抗性的斗争也不是完全不需要的。总之，不能把和谐与斗争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和谐就排斥斗争，事实上，斗争是实现和谐的必要手段之一。当然，从总体上说，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协调差异的途径来实现和谐。我想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这种方法：分析同异，从同出发，协调差异，构建和谐。

说到这里，我想对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谈点与众不同的看法。

中国有崇尚和谐的传统。孔子被看做倡导和谐的代表。他的一些尚和的话脍炙人口，例如“和为贵”。但是应该指出他的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话“君子和而不同”在表达方式上却是不确切的。根据上面我们的论述，不要同是达不到和谐的。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君子不仅要同，还要和”，而不是“君子要和不要同”。因此，历代注疏家都不按照字面来解释“君子和而不同”，而是加以纠正，把它解释成“君子要和而不仅要同”。因此，我认为对于孔圣人的话也有个正确理解的问题，不能简单引用。

第三，全局着眼，局部着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无数局部构成的有机的全局，它的局部就是各式各样的因素，有空间（地域）各个部分，也有高高低低的层次，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还有每一个人及其家庭。要由这些因素形成一个中国和谐社会，不但要各个因素构建起它们各自的和谐关系，而且要构建起各个局部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可想而知，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有效地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点，全局着眼，局部着手，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一个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总目标分为若干局部来加以说明的文件，它把从现在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区分为八个方面，它们是政治法律方面、经济生活方面、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公共服务与管理方面、思想文化方面、创新能力方面、社会公共秩序方面和生态环境方面。这个《决定》的整个结构就是论述不同方面或不同层次的构建工作，全文分为八章，除第一、二章带有总结性质而外，其余六章就是构建工作的六大部门，每一部门又区分为低一层次的若干部分，例如第三章“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又区分为七个部分即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劳动关系协调、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满足人民文化需要和促进生态和谐。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待于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的部分内部的和谐关系的构建。可见，这种构建决不仅是一个个部分工作的完成，而且是各个部分形成有机整体的实现。例如，我们不仅要构建一个个和谐城市，而且要构建各个城市间的和谐关系；不仅要构建城市的和谐关系和农村的和谐关系，而且要构建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关系。具体说，就是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业不断增收，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等等。

协调工作是非常复杂和艰巨的，两个庞大事物之间的协调，比两个人、两个单位之间的协调要难得多。例如东部与西部，无疑都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因此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它们都大大发展了，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这种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异将成为导致不和谐的根源。这就需要统筹，也就是分析差异和协调差异，使有些差异互相适应、互相补充，使有些差异逐渐缩小，达到东部与西部的和谐关系，即双利双赢的关系。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仅有发达程度上的差异，而且有自然环境、资源、人口、民族、科技水平、资金、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其中许多差异如协调适当，是可以互补双赢的。东部在科技、资金、文教卫生上优于西部，而西部在自然资源、国土资源、劳动力数量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而且由于西部发达程度低，具有比东部更大的发展可能性，如能优势互补，东西部在发达程度上的差异便可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可以构建起来了。

《决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这正是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的充分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篇3

关键词：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01-0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宏观意义的社会概念基础上展开的。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分析，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进行猛烈批判后，对未来社会做了科学预测。他们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思想结合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具体实际，总结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毛泽东领导全党结合国情实际，从经济模式、政治体制、社会建设、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在深入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思想。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形成了新时期的社会建设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使中共十八次代表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推到一个历史新高点。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以科学发展的理念认识社会建设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建设的新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社会建设和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各方面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社会管理逐步完善。在党的十八大上，根据新的形势，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更高的要求，对社会建设给予更大的重视，并对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为下一步的社会建设工作提供全面的指导。

一、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题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如果不能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在社会结构中的“各得其所”，也就不是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曾经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达到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共享成果也要坚持身体力行，从实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做起。从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到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把科学发展观贯穿社会建设全过程

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正在经历着从阶级的政治职能和经济的社会职能的转变，阶级矛盾弱化而社会矛盾凸显，政治革命让位于社会发展。执政党必须代表阶级的利益，同时又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作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权力的工具的政府，必然要顺应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政府管理以公共行政的方式表现，更多地体现出“善治”而非“统治”，政府的服务色彩和本质必须得到明晰和确立。与此相适应，政府的职能必须做相应的调整。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实际上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着力改善民生，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社会建设健康和谐的发展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建设各项具体工作的整体推进。社会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领域，既包括组织建设，也包括制度建设；既要有原则指导，又要有具体规划；既要突出重点，也要整体推进；既要坚持利益原则，也要坚持价值向导；既要体现时代要求，又要符合基本国情。总之就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原有的利益主体开始分化，新的利益主体逐渐产生，二元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原有的两大阶级和一大阶层已经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社会和谐，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

三、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此，报告指出从以下六点出发，改善民生。

1.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教育为整个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优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十年以上。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七千多万人，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正在加速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但是，目前我国教育领域依然存在一些教育不公平的突出问题。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师资力量薄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农村财政性教育经费不规范现象较为严重，贫困家庭子女失学辍学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的不公平既是过程的不公，更是起点的不公。起点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公平的发展环境。因此，应当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努力保障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的教育机会。

2.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党的十八大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事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

3.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党的十八大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社会建设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需要公正的收入分配。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和要求，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了整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4.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民生之福，民生之盾。党和政府历来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把这作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方面。

5.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的就是健康。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在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又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重申的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要求。我党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规划落实，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步伐，走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6.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

必须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融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1]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谭元敏.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思想的发展[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7）.

[3]张雷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系统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篇4

“和谐”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 是东方文明的一部分。“和”不是懦弱, 缺乏勇气, 不思进取, 而是积极地缓和矛盾, 形成有效的协调适应机制, 将矛盾各方纳入一个统一体中, 使其共生共长, 相辅相成, 不致相互冲突, 争斗内耗, 从而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境界。从辩证法角度来看, 和谐并不排斥矛盾, 和谐是矛盾调和的一种状态, 具体说来, 在整体中, 一定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因素, 和谐应当是一种存在矛盾的和谐, 尽管这样, 之所以我们称为和谐就在于, 矛盾的对立各方相互接触却并未激化, 它们协调存在于统一的整体内。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可以使矛盾冲突得到合理、有效解决的社会。不存在所谓绝对的和谐, 永远只有相对的和谐。为和谐本身又孕育着新的不和谐, 事物的发展就是由不和谐到和谐再到新的不和谐的变化的过程。

二、社会系统的特性

系统科学对社会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从孤立地研究对象转向相互联系地研究对象;从静态观察事物转向动态观察事物;从强调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处理问题转向强调整体地处理问题。

混沌学作为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虽然还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 但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混沌是一种貌似无规则的运动, 指在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中, 不需附加任何随机因素亦可出现类似随机的行为, 是一种始终限于有限区域且轨道永不重复的性态复杂的运动。混沌运动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种普遍的运动形式。

混沌科学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和普遍应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在现代的科学中普遍存在着混沌现象, 它打破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 它是涉及系统总体本质的一门新兴科学。混沌运动的规律往往与自然界以及复杂的社会运动规律相契合。

社会系统可以被看作是混沌系统, 应该具有以下特性:

1、开放性。社会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的交换、能量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换。

2、复杂性。复杂性意味着系统具有其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性质和功能, 社会系统不是其组成部分简单的加和。

3、初始依赖性。

20世纪60年代初,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在研究中发现, 当系统产生随机行为时, 系统的初始条件取值稍微变化, 所求得的结果随时间的推移, 前后两者相差越来越大, 即随机行为的确定性系统具有对系统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这意味着对混沌系统的微小干扰, 可能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结果, 因此对系统的干预应当慎重, 把握好“度”, 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 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 应当坚持实事求是。

4、分形性。

由非平衡、非线性过程所产生的混沌是一种奇怪吸引子, 它具有不规则的、非周期的、错综复杂的、自相似结构的特性。社会系统也具有分形的特性, 社会系统是由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国家、国际组织等组成, 不同层次的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原理。所以有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说法。

5、演进性。

混沌理论表明, 系统是在不断演化的, 无论系统的环境还是系统自身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系统的过去决定了系统目前所处的位置和状况, 系统现在的状态和现在的动向共同决定了系统将来的情况。对系统主体来说, 能够把握的不是过去, 也不是将来, 而是现在的行为。

6、不平衡性。

系统科学表明:系统发展具有平衡性只是相对的, 具有不平衡性才是绝对的。不平衡是系统发展前进的动力, 但是过度的不平衡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面临崩溃的危险。建设和谐社会就要防止社会因为形成两极分化而造成不稳定的情况。

三、系统科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以系统科学的角度考察社会和谐问题, 得到如下启示:

1、整体观念的重要性。

混沌运动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混沌吸引子具有全局稳定性。混沌理论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认识到整体的重要性, 要把所有的要素都考虑进去, 把矛盾对立的各方都考虑进去, 不能只考虑局部, 不能有所遗漏。

国家的主体是政府, 如果政府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 就有利于国家的和谐, 如果在政府之外某些组织或个人能够代表国家的利益, 那么这些组织或个人就成为国家主体的延伸部分, 对整个国家的和谐也会起到推动作用。政府可以作为国家的主体是因为政府是为国家服务的机构, 政府要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主体, 就要廉洁而且高效使其足以真正地代表整个国家, 这样的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关键作用。

2、为沟通去掉障碍。

著名的洛伦兹吸引子是最早的混沌实例, 它总体上由两个环套组成了一个“∞”形, 看上去像一只蝴蝶, 其实每一环套都有靠得很紧的无穷多层, 每层上部都细密地排列着无穷多条回线, 系统的相线在这边转上几圈后又到那边转上几圈, 完全无法预料它会在什么时候从一边流到那一边。这种在原来不同的区域之间来回跳动并且由于涨落而带有随机性的运动, 便是混沌。洛伦兹吸引子是混沌系统运动最简单的形态, 其中基本的规律在复杂系统中仍然适用, 因为复杂系统是由简单系统演变而来的。

四、结论

社会系统具有开放性、复杂性、初始依赖性、分形性、演进性和不平衡性。系统和谐的本质在于系统具有统一性, 系统和谐的表现为系统内对立各方相辅相成, 达到动态的平衡。家庭的主体是夫妻, 国家的主体是政府, 要使系统和谐, 系统的主体必须认识到整体的重要性, 必须能够代表系统整体的利益;对于系统的组成部分, 对立面的一方, 必须承认和尊重对立面的存在, 以诚相待, 在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如此, 系统的和谐便可以期待。

参考文献

[1].陈金明, 郑洁.社会和谐的辩证法思考[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8 (4)

[2].黄润生, 黄浩.混沌及其应用.第二版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3].侯光明.组织系统科学概论　[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和谐社会理论 篇5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之我见 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党通过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指导的重要纲领。党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民主政治、等六个原则。建立和谐社会体现了我国以人为本重心指导思想，逐渐完成全族人民共同的理想。十八大以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成为时代主题。所以，探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1.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

全面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既是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的内涵就是事物发展都是矛盾的，矛盾的同一性不但推动事物发展，还阻碍事物的发展。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矛盾的辩证法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在社会里任意一个人都和周围的人或事物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对立和统一，对立统一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所以任意事物都处在一个矛盾的社会中。

社会主义的社会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社会，其中也有许多的对立和矛盾。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都是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矛盾推动发展的。和其他社会矛盾相比较，社会主义的矛盾都是非抵抗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进行调整。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矛盾。人民内部产生的矛盾都是经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不断进行，将消极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积极向上能促进社会变革的因素，进而使人民内部的矛盾逐渐得到改善。所以，马克思理论中“和諧对立”的相关理论是相当重要的。

社会主义和谐是对立统一的高层境界。尽管和谐社会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差异，但是其中的矛盾差异都是不能以单一的形式出现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调适性的社会。其可以用科学发展观来统一矛盾差异，用党的成功经验制定一个正确的指导路线。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制度，实现对矛盾差异的解决，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2.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意义

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人类思想进步的深度剖析，也是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高度发展。矛盾出现必然也会不断推进社会的变动进步，究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逐渐减少人民民族的矛盾。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中指出“社会各要素之间普遍存在联系，各事物之间形成对立统一的规律，这充分的表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一个自由发展的和谐社会，是经过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结合共同努力得来的。所以，现阶段应建立和谐社会要以社会主义发展为出发点，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基本国情，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发展。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都逐步的为后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铺垫，从十三大的“三步走”计划，到十五大提出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制定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纲领中，甚至到“十八大”的深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都明确的以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经过改革开放后，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令。所以，做出相应的多种政策调整，坚持社会主义的纲领，进一步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另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共产党的执政方针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主要是依靠党的抉择，共产党结合了在执政经验和社会主义理念，不断地对执政策略进行完善。执政策略只有在不断的完善改革中才能有效的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的发展。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了一个“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口号，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的为人民服务，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可以为全国上下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实践策略

3.1改善民生状况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而当前的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中的重点问题。党在十八大提出：要加强社会的建设，就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改革开放至今，党都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为目的，作出一系列的改善措施。要做到改善民生就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3.1.1关注国民教育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今社会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越来越影响着国家在国际中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受教育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农村及贫穷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发展较落后，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国家和党要为人民的受教育机会提供保障，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3.1.2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就业得不到保障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就得不到保障。党在十八大中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党和政府应当积极进行策略转变，鼓励公民创业，为就业提供保证；调节市场就业机制，转变公民就业意识；实施积极的鼓励政策，为难就业的公民提供基础自保资金；大力培养公民的知识技能，为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竞争具有一技之长；完善就业体系，重点为民生做实在有意义的事。

3.1.3增加公民收入

增加居民的收入也是“十八大”重点解决的一大民生问题。只有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逐渐减少贫富不均的现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顺利进行。所以，社会应当不断提高普通公民在劳动报酬中取得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可以为公民收入提供一点保障。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应当深切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为公民生活增加收入。

3.1.4建立健全医疗制度

注意公民身体健康，建立健全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是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康是公民的幸福。一个健全的医疗卫生制度就是对公民的健康情况负责，是落实履行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党和国家应当重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断的满足人们群众的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小康社会提供基础保障。

3.2关注自然生态环境

自然规律是生活在生态环境中的一切生物都必须遵循的规律，它是主观意识不为转移的对象，不是人为力量可以控制的。故而，构建和谐的社会就必须提倡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地球近年来已经出现多种生态告急，诸如臭氧层的淡化、海水上涨、冰川融化等一些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只有用人民的的力量，一起保护环境，才能给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4.结束语

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党在不断摸索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不仅为人民的生活建设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更是党不断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科]

【参考文献】

[1]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和谐社会理论 篇7

一、理论寻根——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学说

任何一个新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都有其产生的根源。和谐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和谐社会理论的理论渊源, “和谐社会”的内涵是随着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断探求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和谐社会”的概念是1516 年由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乌托邦》中最早提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 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病态社会”, 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有益的理论并在对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想的非科学方面进行清算基础上, 提出了对未来和谐社会模式的构想。

和谐社会的构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不但提出了和谐社会理论构想, 并且从历史、科学和发展的角度指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路径。

首先, 和谐社会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以往哲学的片面性, 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 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 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确立, 对建立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 是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了社会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过程, 而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形态, 也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运用唯物史观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 全面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 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即剩余价值学说, 运用剩余价值学说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资本主义文明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 但是,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异化现象;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 种种不和谐现象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只有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 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社会和谐。[2]

再次, 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 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它不仅使人开始真正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 而且还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 “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 [4]因此, 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不是和谐的。不和谐现象随后出现于人类社会, 这种不和谐现象是伴随着私有财产、阶级等出现在人类社会中的,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常常表现为剥削、对抗、摩擦、冲突等等。和谐社会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因此, 消除不和谐的方法也必然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由实践所引发的不和谐又必将由实践来消除, 实践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

最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向我们指明了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对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基本规律是,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 生产方式就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原有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 就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 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未被建立起来之前, 生产方式处于一种不稳定、不和谐的状态。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时, 社会形态就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但是, 当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旧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此时, 社会形态就呈现出一种不稳定、不和谐的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和谐的动态发展过程。[5]

因此,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内在和本质上的一致性, 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的发展特征和中国发展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二、现实中的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挑战

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矛盾。“和谐社会”的建立, 也必然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获得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在现实中由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 “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面临着理论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自由主义思潮”是指私有产权自由化、民主自由化、发展自由化和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五常认为, 公有产权导致人权不平等, 所以共产主义没有出路。不健全的私有产权会产生寻租和腐败, 因此要彻底实行完全的私有产权制度, 这是人类社会最优的产权制度。推行私有化的国家都是欣欣向荣的, 这是“独步单方”。他还鼓吹:“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 这是科斯定律”, “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 “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 “私产的界定是市场成交的先决条件”, “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 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 “中国改革的要点当然是要把资产转为明确的私产……就是政府要尽量让资金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手上”。[6]新自由主义对于和谐社会理论发展的巨大挑战,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大挑战。

在现实中, “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样受到巨大的挑战。比如, 和谐社会应该是城乡和谐发展, 地区之间共同发展, 共同提高的社会。但是近年来,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逐年扩大, 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有资料显示, 城市人均GDP已达到较高水平。京、津、沪等人均GDP已达到4 000美元以上, 其中, 这些地区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还要高。但有些省份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元人民币, 相差十多倍。在贫富差距方面,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升高, 到2008年已经超过0.4, 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第三, 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长期协调发展的社会, 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 这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相悖的。[7]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新时期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 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础上,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才能取得成功。我国当前处于黄金发展时期, 又正是矛盾凸现的时期,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矛盾和问题是正常。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是也存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六个主要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 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8]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居安思危, 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三、实践与超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 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做出的重要理论创新, 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勇气。应该指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是一个现实的过程的看, 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理想与现实、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历史过程, 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径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结合实践中遇的到问题逐步推进。

在马克思看来, 理想的和谐社会最终必然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关系的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要以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和谐为重要背景。当然, 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主要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 而我们则是在生产力还不发达,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因此, 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尽管如此, 马克思的社会和谐思想, 仍然为我们当前正在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启示。

第一,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国家的和谐, 是建立在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基础之上的。因此,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紧抓经济建设, 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 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统筹城乡发展, 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第二, 和谐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和谐社会建设目标时指出, 公平正义, 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 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 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 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 创造活动得到支持, 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9]因此, 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社会的载体, 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们将失去生存的空间, 其他一切和谐将无从谈起。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现实中就要用民主法制建设等手段正确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在现实中就必须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 以循环经济模式替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使我们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使我们在文明发展的现阶段与自然和谐相处。

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高的理想目标,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出现完全的、真正的和谐。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而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目标需要经过长期的奋斗和努力。但正如马克思所说, 和谐社会的建立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它就在我们的实践和生活中, 就在我们实际地改变现存状况的运动中生成。因此, 必须从实际出发,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着力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坚持用这个理想目标来审视和评价现实, 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和问题, 就一定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丰富思想内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遇到的重大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探寻科学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渊源,挑战,超越

参考文献

[1]杨奎.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7, (3)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6]周肇.如何看待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国际影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3) .

[7]高尚全.和谐社会三大挑战与四大问题探论[J].经济前沿, 2005, (08) .

[8]孙楠, 董继华.萧灼基谈: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十大挑战[J].中外企业家, 2006, (01) .

和谐社会理论 篇8

关键词：公共治理理论,政府,和谐社会,启示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和谐社会及其如何构建的问题成了我国各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可以为我们批判地借鉴,例如代表西方行政学发展趋势的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是伴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的管理危机和市场与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的危机而产生的,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权力重新调整与划分的基础上力图寻求能克服“政府失败”和“市场失败”的第三种理论。公共治理的基础在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备、公民社会的成熟以及公民精神的培育。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系己经逐步完善,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地成熟,政府也正处于向以人为本为服务理念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的转型期,党和政府也正举全国之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因此,研究公共治理理论无疑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试图从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去探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公共治理理论的内涵与治理概念的基本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治理”是对英文governance一词的汉译,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一直与governmen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20世纪90年代后,公共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巨变,社会关系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范围日益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1]。“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2]。而公共治理理论就是描述当前公共管理环境变迁及其最新发展的理论,这里的“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它指的是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对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划桨到掌舵的变化;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的变化。由上可以看出:公共治理理论是公民社会不断发育和众多社会组织迅速成长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内容包括:

(一)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

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非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私人部门等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他)们在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活动积极,并且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3]政府则将大量职权下放、转移给志愿团体、社区互助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等公共行动者。同时,现实中的地方、中央和国际层面的政府具有复杂的结构,其不同部门构成了多层级、多中心的决策体制,众多权威交叠共存。分层治理表明了纵向分权的观念,多元主体治理则体现了横向分权的观念。在多元主体为特征的公共治理范式中,有限政府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政府的作用范围大为缩小,政府不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

(二)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

传统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管理的权力和责任都在于政府。而公共治理理论认为,现在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即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各个组织,很难独立拥有解决一切问题所需要的资源:它们必须相互合作,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由于这种权力依赖关系的存在,公共管理过程便成了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政府与其他社会公共机构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有三种:一是主导者与职能单位之间的关系;二是组织之间的谈判协商关系;三是系统的协作关系,这也是伙伴关系的最高层次。

(三)公共管理语境下的公共治理是是多元化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合作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与传统管理等级制的协调方式和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节的市场机制不同,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协商、谈判和交易机制,必然会推动公共管理朝着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化方向发展。在这种网络化公共管理系统中,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对于非政府组织或个人来说,它(他)们放弃的可能是自己的部分经济自主权,而对政府而言,它放弃的则是自己的部分行政强制权。这些管理主体依靠各自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协商、对话等形式以增进理解与信任,树立共同公共管理目标,进行合作,共担风险,最终建立一种公共治理联合体。

(四)公共治理语境下的政府在社会公共网络管理中扮演着“元治理”角色

公共治理理论在关注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演变的同时,十分重视对政府的“元治理”角色的定位。所谓的政府的“元治理”,它是西方学者为解决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失灵所寻求的一个词汇,为突出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重要功能的一种表述。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在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中,虽然政府不具有最高的绝对权威,但是它却承担着指导社会组织行为为主体的作用方向和建立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的重任,它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特别是在那些“基础性工作”中,政府仍然是公共管理领域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二、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可借鉴性分析

从公共治理理论基本内容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治理理论不仅更新了公共管理的基本内涵,拓宽了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而且也延展了公共管理的职能范围,充实了公共管理的方式手段。虽然是一种非本土理论,我们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剪贴不同制度下的治理形态,但是,作为当代西方行政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理论范式,公共治理理论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并必将对人类社会的集体决策和公共管理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值得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政策参考的价值。同时,我国也具备了该理论可实践的土壤。

第一,公共治理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点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这种公共治理理论的根本精神是契约观念,这种精神蕴藏在以平等、自由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文化之中。在个体层面,它要求自由精神、平等观念、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互利互惠的精神。在公民尚缺乏这种精神时,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式的治理模式将会遇到挫折。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市场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法治与民主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逐渐为人们广泛的接受,平等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因此,我们可以结合我国改革的实际情况,对公共治理理论有选择、有鉴别地吸取其合理之处。

第二,公共治理作为国家失效与市场失灵的一种补充机制,是在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合作达成共识的一种状态,它要求各个主体性力量的成长与自主,特别是要求公民社会的出现。公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产生。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体性的社会层级结构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打破,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引起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活动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等的分化或者出现,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国家逐渐从一些社会生活领域退出,人们的社会自主空间迅速扩大。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中,我国处在了社会结构转型的轨道上,一方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明确的独立的企业法人成为市场的主体,市场领域逐步成熟,2002年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世界各国正式承认我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出现了相对于国家、市场而言具有自我独立性的非盈利、公益性、组织性、民间性的第三领域,这表明我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展。2008年初的雨雪冰灾以及5·12汶川大地震,让我们共同见证了我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成果: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责任、政府的迅速成长、责任企业的成长以及责任民众和民间组织的成长。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这次对汶川救灾的积极参与,真正实践了公民的责任精神。而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民间力量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正是公民社会崛起的重要标志。尽管一个自主的、健全的,与国家形成适度平衡的互动合作的公民社会的完全确立,还尚须时日,但是,至少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借鉴公共管理理论所推崇的治理模式的土壤——公民社会。

三、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结合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共治理理论给予我们以下的启示:

(一)转变单中心治理服务模式,打造多元化的管理主体

依据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即政府在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化方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政府应该从大量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引进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参与提供的公共服务。引发公共治理范式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公共部门有效性的质疑,因而公共治理变革的首要目的就是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入私营部门管理的模式,打造多元化的管理主体,改善公共管理机制和手段,以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和效率。其中,核心性的问题是哪些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哪些可以转移给社会和市场去承担,这点可以应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根据经济学理论,公共物品领域并不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公共服务这种公共物品谁来提供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经济学将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种,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可由市场来提供。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可能出现搭公车现象,造成无人提供的局面,所以,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来供给。但是现实中,很大一部分物品很难准确地界定为公共物品,如:高等教育、铁路运输等公共物品,就需要使用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因此,经济学进一步把公共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国防、外交、警察等)和准公共物品(铁路运输、高等教育、通讯等)。在公共治理理论视角下,准公共物品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结合我国实际,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采取与生产组织订立标准、服务数量与服务质量的契约的方法,还可以通过补贴、税收政策等调控手段,然后通过市场手段和市场方式进行运作,如合同承包或出租、公开竞标、公私合作或竞争等方式,来生产公共物品,激发民营企业或社会公益组织生产公共物品的积极性,促进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其次,通过公共服务社会化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将一些社会性的公共服务(如垃圾处理、文体活动、医疗卫生等)交给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去提供。同时,还权于民,将本来由社会自身能够管理好或通过政策扶持能够管理好的社会事务,让渡给社会自行管理;最后,有效划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治理主体之间及其相关机构的公共责任和权责关系,并加强相关法律建设,对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促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法律化,保障非政府组织可以独立地行使职权,不受政府的干涉,同时又要保障政府和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进行合法的监督,形成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基础,以及公共治理基本的激励机制和策略空间的构成基础。

(二)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挥市场机M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是国家、社会二元分化的催化剂以及公民社会产生的基础,能为公民社会的萌发提供原动力,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机构中变以往的政府与市场的两极关系向社会与政府、市场的“三足鼎立”的关系的转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形成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基础。市场经济确立了社会的契约精神和自律精神,培养了具有独立人格、平等竞争观念以及自负责任的个人主体:公民社会的建立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动力循环。因此,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的基础上,需要重点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政府可以从哪些领域淡出,由私人和市场介入;二是政府职能如何采用市场化的手段推行;三是政府如何对市场进行调节、监管和服务。通过上述第一点多元化主体的打造,我们解决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接下来的两个问题,结合我国改革实践,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构建规范、公平、公正、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并实实在在地加以落实执行,为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创建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和健全的法治基础,这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建立产权清晰、独立决策、自主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市场经济的理性运行提供自由独立的主体。最后,理顺政企间的关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能力,把市场能够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把生产经营的权力交给企业,稳定经济局势和社会环境,建立高绩效与强能力的有限政府,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

(三)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社会自治能力

作为社会行政中坚力量的民间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近年来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倡导互助友爱、疏缓就业压力、反映公众诉求、推进公益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贸易纠纷、促进科教兴国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民间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重视民间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发挥其作用,提高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根据公共治理理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并不取决于政府自身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自身所拥有的自主管理的条件和能力。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力量,社会就不能承担起政府交还的权力,政府就不能很好地“卸载”大量的公共服务。对社会自治力量的培育而言,不仅要社会自身努力地去发展,而且我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所以更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应从以下几个着力点上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一是要以“三个代表”和科学的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间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布局合理、结构优化、作用明显的发展体系。二是从法律法规上加以规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民间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分类、登记、职能范围、责任义务等加以规范,提高规范民间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的层次,并辅之以配套措施,确保它们在政府权力下放后获得真正独立的主体资格与能力,成为社会职能的巨大承载主体。三是从管理服务上加以引导。目前民间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管理,外部又缺乏理想的发展环境,政府应在管理上、技术上、资金和人才上对它们的成长发育加以适当扶持和帮助。

(四)扮好“元治理”角色,促进各管理主体的和谐运转

政府在公共网络管理中扮演着“元治理”的重要角色,掌舵而非划桨,既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全面考虑我国社会的改革发展方向,又要在多元化的管理中,以“长者”身份协调好各个管理主体间的关系,使之能够和谐地运转。公共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和谐合作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和谐社会的最终达成的智慧和力量之源。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虽然政府会在诸多传统领域退出,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建设的重任更需政府强有力地去应对和负责。政府在公共治理中不仅肩负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任,还要协调好公共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各个管理主体能够和谐地、有机地运作下去。首先,政府应从完善自身的治理机制入手,以全心全意服务为宗旨,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勇于负责为支撑,最终达成建设责任政府、高效政府的目标。纵向权力配置上,改革传统的科层式机构,实行分散式、扁平化的管理,并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横向上,对政府各个部门进行重组,加强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的能力,推进“大部制”改革,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与冲突,降低协调成本,强化政府的整体功能。另外,积极促进各个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使政府成为公共治理中的楷模,政府以自身造就的显著绩效和良好的公共精神风貌促成全社会持续健康和谐的公共治理氛围。其次,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创新有利于各治理主体和谐运作的体制机制和规则制度,更好地扮演公共治理各主体理性运作的监督者和公共治理秩序的维护者,确保公共治理各主体和谐关系的达成和和谐运作的井然有序。再次,政府公务员应该从根本思想上扭转官本主义思想,重视、尊重和利用社会资本来配合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的运作。最后,通过在公共治理网络中凝聚社会资本,实现自组织内部的协调。通过确立行政参与,民营化或商业化,通过政府生产性和服务性功能的转移,通过社会责任的共负,通过契约化和委外体制等多种方式,整合民间不同领域的力量,将民间资源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形成国家建设的协作网络,以达到国家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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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平平.公共治理:背景、理念及其理论边界[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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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占平.也谈“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J].北华大学学报,2005. (5).

和谐社会理论 篇9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与阐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论述一般是含在对其他问题的论述之中的。之所以说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与阐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是居于时间的维度和理论的不断发展来说的。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早在1843年,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1]从中就可以看出, 马克思对此的阐述已经包含着人要受制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又提出了个体是社会的存在,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2]在这篇《手稿》中, 马克思初步形成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文中,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造成人的片面畸形发展, 揭示了抛弃异化与人的解放的途径是劳动者的解放, 指出了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在1845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更明确地指出来, “人的本质,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 马克思认为, 人是社会的人, 人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因此, “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4]对此,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他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正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 人得以丰富自己, 充实自己, 发展和完善自己。

1845-1846年,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全面发展其才能”, [5]“就是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其中也包括思维能力”。在文章中, 马克思着重对社会与个人发展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揭示了制约人的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 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景:“个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 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 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

1867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人的全面发展”作了更为完善、科学的论述。他指出, 旧分工“压抑工人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 人为培植工人的片面技巧”, 致使“智力和身体上的畸形化”, “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7]居于人的片面发展, 马克思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相互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人”。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看来, 在私有制条件下, 由于旧式分工的束缚和阶级关系的限制, 个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 而人类总体的发展又总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发展为代价的。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 消灭了私有制和旧式分工, 从而消灭了阶级, 才有可能使人的才能和个性获得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其依据何在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贯穿在社会形态发展中的历史过程。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角度作历史回顾与分析。

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 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历史阶段, 也就是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马克思阐述:“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8]

马克思认为, 第一大形态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 人类自身制约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 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没有发达的分工和私有制, 人的活动具有与对象浑然一体的自然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 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 科学技术在工业上的运用等, 人对自然和自身的制约和控制能力逐步得到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第二大形态。在这一过程中, 分工和私有制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 使人的全面发展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中异化成为每个人的畸形发展。因此, 人的片面发展, 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这是由于人们是在现有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态中取得相对的“自由”的, 人们不能超出这一范围。这是第二大形态, 在文中引述的正是马克思对这一形态的分析。

第二大形态与第一大形态相比, 就是人自身的发展, 即人全面发展的能力得到了不断地发展,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孕育出了消灭异化的物质条件。

第三大形态, 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这一形态的特点是: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 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

从马克思论述的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是站在人类自身整个历史发展的高度来阐述人的全面发展的, 人的全面发展是与人类自身的进步和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同步的。因此,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其理论依据就是他关于人的发展的三大理论形态, 是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本真意义上的历史考察, 我们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也有赖于此。

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的第三大形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9]

众所周知, 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以人为本”;社会和谐是指人的自身, 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 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和谐。因此, 十七大报告的这一提法表明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实质就是人的和谐, 两者的内在旨归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 其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 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片面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 它离开了人的发展来谈发展, 这样的发展既没有意义也是难以实现的, 是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背道而驰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强调“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也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核心, 而社会和谐的实质就是人的和谐, 即社会和谐的内在旨归是“人”的和谐。人的和谐关键在于人的内外全面发展, 即内在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外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全面发展,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价值, 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力, 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个人。

因此, 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 关键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人的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目的和努力的方向, 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 从本质上来讲也就是以“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促进人的自身, 人与人,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和谐, 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真谛, 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一次完成的, 而是与社会生产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生态等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人的不断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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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0.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5、8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7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99-40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 ,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04.

和谐社会理论 篇10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 我国各民族的分布互相交错, 形成了小聚居、大杂居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一个民族完全集中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很少, 多数情况是几个不同的民族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 但分布的地区很广,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 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 发生了历史性飞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 发展基础薄弱, 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弱等原因,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至今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这些差距,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因此, 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自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历史传统、区域特点、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 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 着眼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共同发展的整体和谐发展理念, 必须坚持社会公正发展的理念, 开放包容、应变性的理性发展理念, 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发展。

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对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启示。

卢卡奇、阿尔都塞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们对社会历史与社会结构作总体性把握,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特征。卢卡奇强调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进步过程, 阿尔都塞则把社会理解为一种结构性总体, 从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性思想。历史的总体和结构的总体这两个范畴, 都试图从整体上来把握对象, 并把整体的所有部分看作是有机统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关于社会总体性的认识, 对于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而重新认识和反思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对于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2.1卢卡奇“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对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启示。卢卡奇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 他认为:为了把世界 (社会) 当作一个总体来把握, 必须把它看作是个过程, 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变化的过程, 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都是历史性的联系, 或在历史中形成的联系。因此, 历史性是这些现象的本质特征, 承认社会生活现象的历史性特征, 才不致把它们当作既定的、孤立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存在物, 才会把它们放到总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其历史起源和根据、内在联系和结构、发展趋势和结局。所以, 总体性原则内在地包含着历史性原则。虽然卢卡奇对社会历史总体性的强调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针对性, 这与今天我们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历史语境存在着差别。但他通过社会历史总体性对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意识的发掘和强调, 对于我们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来说, 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 同样离不开对西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主体性意识的发掘和强化, 离不开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主动性与自觉参与。这充分表明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在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中主体意识的重要作用。而要真正做到充分发挥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除了要通过满足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以外, 增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历史总体性认识也是必要的。2.2阿尔都塞“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对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启示。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他不仅对经济决定论给予了批判, 并对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作出了自己的解读。阿尔都塞则把社会理解为一种结构性总体, 从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虽然他与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发存在着分歧, 也都存在着思想局限, 但他们都反对经济决定论, 他们有关社会总体的表述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总体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尔都塞对社会结构总体性的强调同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但“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性的关系整体的观点, 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既要做到人与人的和谐, 又要做到人自身的和谐;既要做要人与社会的和谐, 又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做到城乡之间的和谐, 又要做到区域之间的和谐;既要做到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和谐, 又要做到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和谐;既要做到多种所有制的和谐发展, 又要做到各种经济比例、经济结构、经济区域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协调发展;既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自身的和谐发展, 又要促进各要索之间的和谐发展。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全面繁荣、协调发展的社会, 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实际工作中, 人们出于急于摆脱贫困急于发展的心情, 常常对中央的理论、路线、政策作片面的理解。如, 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而地理解为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中心, 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是硬道理, 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 其他要素包括生态环境、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公正等社会发展问题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因而存在着重经济发展, 轻社会发展;重经济总量扩大, 轻经济结构优化;重物质财富获取, 轻生态环境保护等偏向。“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思想表明, 当社会各因素彼此和谐时, 就能收到互相促进的效果, 社会的发展就会平稳、顺畅、和谐。没有教育、文化、政治、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做坚实基础, 根本不会有真正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牺牲诸方面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 社会将陷入无序和危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总体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目标, 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这要求我们必须走出追求单一经济增长的认识误区, 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多重关系, 确立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平等、文化繁荣、生态平衡等多元的、综合的指标系统, 达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2.3从新认识和反思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对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启示。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其代表作《狱中札记》中, 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独创性地提出了“绝对历史主义”,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 他的“对历史主义”分强调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 忽视了自然的基础性地位, 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没有看到人与自然二者的辩证统关系, 过分强调了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 忽视了自然的基础性地位, 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活动的对象, 没有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是极为不利的, 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构建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因此, 我们在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今天, 必须摈弃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忽视自然能动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做到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与自然双向的和谐发展。因此, 重新认识和反思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对于我们今天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在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当中, 会遇到如何正确处理价值理性和科学技术理性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价值观、、幸福观, 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何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建构和谐社会的和谐伦理等等, 这些都是当前我们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中应当注重解决的重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上述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是我们应该加以认真消化吸收的宝贵理论财富和思想资源, 以便能更好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发展。

摘要：卢卡奇、阿尔都塞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们对社会历史与社会结构作总体性把握, 而这种关于社会总体性的认识, 对于我们今天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而对于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重新认识和反思, 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做到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西部民族地区,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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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理论 篇11

关键词:理想社会;先秦时期;古希腊;和谐社会;比较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034—04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反映了我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全面小康建设时对所面临社会问题敏锐的洞察力,无论从社会发展的更高要求方面理解,还是从解决社会现实矛盾的需要方面考虑,把社会和谐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国家政策体系中的重点政策加以确立和推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化解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有选择性地继承了中西哲学家们构建的古典理想社会中的精华部分。由古典理想社会的比较角度切入,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古典理想社会

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派别的理想社会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着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他们互相冲突、互相弥补、在各个层面上将中华的理想社会构建得丰富多样、生动立体。其中以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巨大。

儒家在其“仁”与“仁政”的内在核心要求下,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关于理想社会,儒家将其具体地表述为“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认为人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人。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大同”思想表达了儒家对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充满公正、平等、太平的社会的向往。“大同”社会的依据是儒家“家国同构”的政治理论,在这种理想的政治理论中,“君”与“国”一体、“国”与“家”不分;“国”是“家”的联合与扩展,同“家”一样是一种伦理生活的共同体。儒家将其理想社会建立在“家国同构”思想上,其根据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法三者的关系,其中宗法制度的影响是最大的。

墨子旗帜鲜明的主张君子治理国家应该效法“天志”来制定法令和政策,我们不难看出墨子推崇“天志”的目的在于强调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墨子还倡导人人“兼爱”,推崇平等无差别的相互友爱。因为他认为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统一的国家,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没有统一的法律。所以在“兼爱”之后,他进一步提出“尚同”的政治法律思想。“尚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天志”,为了一同天下之“义”。于是就要以“尚贤”为原则建立国家政体,来体现“天志”,并实现理想社会。墨子建立了一个以“义”为目的,以立贤为国本的等级制社会模式。这个模式完全倾向于人治,天虽是至上的,但贤者的良知却始终是社会的标尺。墨子甚至不顾及宗法世袭制度,主张“天子”也应该选举贤能者而任之。

道家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在《道德经》第80章有具体的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理想社会是一种小国寡民、生活古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模式保留了许多上古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老子对周初社会生活的追慕和憧憬。在理想社会的治理上,老子提倡“无为之治”。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正是道家无为价值观念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

战国时代变幻无常的现实使韩非认识到:“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他一再攻击儒家道德礼教的无用和迂腐,主张避免“道德”空谈,建立一个“以法为本”的社会。韩非还明确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一个“唯治为法”、“法与时转”的变动社会模式。但君主的至高权力是不变的,它只是这个应变社会模式的轴心。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治平,就是依靠从这个恒定的轴心中不断地发出应变的指令来。可见这还是一个君主集权的国家制度,法也只能由君主制定实施,是治驭臣民的工具,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同时期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面对着希腊城邦这一特点鲜明的政治制度,纷纷从制度的来源和如何完善使之趋于完美的角度来构建他们的理想社会。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国家。既然作为个人本性的灵魂包括理性、意志、欲望三个部分,那么国家也就有三个等级的人,即管理国家的哲学家、卫国的战士和手工业者。在理想国里,各个阶层的人应该如同人的灵魂的各部分的器官,各司其职,协调和谐。柏拉图是从一个绝对完美的“善”的理念来思辨理想国家的,这样他也就要求城邦中的每个人都具有绝对完美的“善”的品质。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可能完成,也就区分出三个等级的人的不同品质,也因此决定了他们在城邦中的地位作用。其中哲学家因为直接面对理念世界,拥有理念知识,所以拥有统治者的社会地位,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理论。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看做是一种体现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他把最正确的政体称为共和制。在共和制中,是多数人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统治。共和制集寡头制与民主制的优点于一身,却没有它们的不足和极端。共和制是实践中很难实现的政体,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的中间成分往往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如果建立了由国家的中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共和制,就是建立了為多数人利益考虑的国家政体,这样才能中庸地权衡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确立中产阶级为执政者之后,亚里士多德认为执政之道应是执行法治,因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如果让一个人统治国家,欲望的无限性会使统治者滥用权力,即使他们具有最优秀的美德也无法保证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而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具有人治无法做到的“公正性”。以法治国实质上是摆脱个人欲望,转而求助理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统治才是稳固的。

二、中西方古典理想社会比较

中西方古典的理想社会建构都属于传统的道德政治哲学范畴,二者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观念和理想政体方面

在儒家传统中,国家观念是将国与家等同起来的,如何治家便如何治国。这种传统是由当时的宗法制度决定的,在一个宗法等级严格的环境中,邦国就如同放大了的家族,国君就像是族长,天下与天子也是由此推论而来。于是伦理等级关系就是国家政体的原型,“家国同构”的理想社会就是等级森严的政治结构组织。

老子崇尚自然,希望社会可以恢复到“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在他的理想社会中,国家是原始的群落的概念,是古代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老子倡导以“无为”来统治这个理想社会,统治者若是圣贤必然反对“德治”和“智治”,以自然人性为引导,顺应就是最好的治理。

先秦时期乃至中国后世的历史发展中,儒家的国家观念是为主流,不仅其它学术流派的观点与其相附和,更为统治阶级接纳采取并大力鼓吹。道家复古的“小国寡民”只能寄托人民对战乱社会的不满,无为而治倒是成为休养生息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中,城邦就是国家,各城邦之间的联盟大都是松散的,无约束力的,他们从未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完整的“大一统”国家。在城邦即国家的观念中,国家的政治性因素成为更重要的部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以城邦为基础构建理想社会,亚里士多德在国家观问题上依然追随柏拉图,认为“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给自足,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这是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的根本来源。”[2]

从国家观念比较看来,中国强大的宗法制使得“家”的比重更大,“国”不过是放大的“家”。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则使“国家”这个概念远离了伦理学。虽然柏拉图是在追寻和推演正义的城邦、亚里士多德追求政治最大的善,但他们显然比中国的哲学家们更加注重多数人乃至整体的利益。

等级分明的政体是双方的共同点,但在等级划分与各等级成员组成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先秦诸子大都将等级分得很细,自上而下,分毫不乱。同时等级结构的最顶端都是君主,权力十分集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明确地认为城邦中有三个等级的人,而统治者理所应当是哲学王。亚里士多德拥护共和制政体,认为这是多数人为了公共利益进行的统治。在这里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理论,也说明他希望政权是掌握在群体手中,而不是个人手中。因为他认为由具有最佳道德的人,或者说是圣贤来领导的君主制或贵族制都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无疑比其他人都前进了一步,更为高明。

第二,法治和人治的方面

讲到国家的治理方式,先秦诸子各显手段。儒家、墨家和道家各自提倡“仁治”、“德治”、“礼治”、“尚贤”、“尚同”、“无为而治”等等。这些都可归纳为“人治”,即都只强调了统治者个人的自身道德、能力的最优,认为只要统治者的道德水平与个人能力达到了與其地位相应的高度就可以实现理想社会的最佳统治。与此相对的是法家提出的“法治”,韩非攻击道德礼教的迂腐与无约束力,主张利用法作为国家理想主宰,用法治保证国家的稳定和政策的推行。

柏拉图崇尚的哲学王和贵族制的理想国,也是建立在统治者的德行为善的最大化基础上。在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就是人治的最好人选,他代表人的灵魂中最善的部分——理性,他的品质是最美好最纯粹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指望君主或统治者的超群品质的人治始终不及拥有最好法制的政权。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优点是明显的,它不仅承担着团体权威的重任,而且又是非私人性的,这样就不容易受到个人怨恨的影响。这样法律就成为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趋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这样看来,在中西古典政治哲学中都有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对立,但性质与结果却大不相同。在中国对立的双方是各执法治与人治的一端,互不相让。结果从长期的历史来看,法家政治抱负实施的范围较小,影响也不如对方深远。以儒家“德治”、“礼治”、“仁政”的思想则深入统治阶级内心,并作为政治策略广泛宣传,主导了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柏拉图追求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是主张人治的,但他晚年对这方面的理论作出了修正,认为确有必要用良好的法律制约。这就使得他与亚里士多德在法治观念上的对立并不那么尖锐。法治的思想也在西方政治文明中深入人心。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形态、思想意识和文化基础,二者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在中国形成了以人治占据主导地位,以法治为辅助的政治格局。在西方法治成为最为重要的政治手段,并围绕分权、法律制衡等限制人治的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的系统理论,在实施过程中也是行之有效,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第三,正义和平等观念方面

古典的理想社会理论属于道德政治哲学,所以伦理学不可避免地混合进来。在政治哲学中阐述了大量善与恶、公正与非公正、正义与非正义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故而需要对正义和平等观念进行比较。

墨家“立贤为本”、“选贤与能”的主张是它同其它学派的最主要的区分。正是这种区分,使墨家在平等观念上从其它各家中脱颖而出,也使古代中国不至于缺失在此方面的声音。墨子的“兼爱”主张提倡爱无差等,这不但是他构建理想社会的基础,还体现了公众的平等要求。墨家的理想社会虽然仍是等级制社会,但各等级官吏乃至天子的选任却是以平等的“尚贤”原则作为指导的。墨子提出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等代表底层民众呼声的口号,表达了庶民阶级参加政权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强烈要求。墨家的平等要求体现了底层人民的情感和愿望,是实质上的平等,这无疑是其最突出的贡献。

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的目的是找到最为正义的国家,进一步的根源是探讨何为正义。但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平等与我们今天认为的平等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他提倡的平等是我们认为的不平等。比如他提倡消灭家庭、共产共妻等斯巴达式的城邦形式,这不但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是非常不平等的。由于他身处普遍使用奴隶制度的古希腊,柏拉图其实深信人是生来不平等的,所以他建立等级制度,却把正义作为支持等级制的一般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柏拉图把正义同国家的等级制度联系起来,公正就是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阶级地位。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科学的对象是善和正义,在他看来政治学就是研究人和国家的至善的科学。所以他也将正义理念作为城邦政治的道德基础,公正原则是最高原则。亚里士多德还将公正等同于守法,认为政治的公正与法律的范围相同。他解释说在法制社会中,法律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制约而确保城邦的共同利益,所以法律制约所有的德行。在各人的种种德性中,唯有公正为他人好处着想,与他人相关,这样公正不是德性之一种,而是德性整体,不公正则是邪恶整体,可见其对正义与平等观念的重视。

相比之下,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在正义和平等观念上的论述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家们就要详细、深刻得多了。在秦汉之后中国漫长的封建政治历史中,正义与平等从未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话题。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利用和篡改,在它的伪装修饰与麻痹下,人们接受了现实中的所谓的正义与平等。只有在农民起义时,才会将平等作为口号,但实际上建立的依旧是专制的政权。随着墨家思想的消逝,哲学家们也甚少关注这个问题。西方则传承了正义与平等的传统,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后,政治哲学家们对社会契约的重视取代了对道德的重视,但是公正平等的精神显然在社会契约中传承下来,直至今日。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古典理想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中西古典理想社会理论是有传承关系的。但是,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更高社会层次上的发展和创新。古典理想社会理论产生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所以传统的理想社会理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成答案,当今时代的和谐必然体现着现代文明。

今天我们倡导的和谐社会,不是简单继承前人“家国同构”、“选贤与能”、“小国寡民”、“唯治为法”、“理想国”、“法治与共和”的理论,更不是杂糅各家理论为我所用,而是建立在现代公民身份和平等人格的基础上,切实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构建的理想社会。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需要以和谐理念来协调;体制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需要和谐理念来化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需要以和谐理念来舒缓;各种思想文化激荡,出现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观念不强的现象,需要和谐理念来规范等等。这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不可能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只能借鉴前人经验在探索中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

现代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理论,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以外,还要与当今世界现代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同步发展,否则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种封闭的理想主义。然而在考察中西方古典理想社会理论时,我们必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由于时代的不同,历史的进步,社会形态的改变,其理论必然有很多与当今社会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要因时制宜,多考证理论中的精神实质,我们要借鉴的是那些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观点。其二,由于中西民族文化传统的诸多差异,我们对待西方的理论精华,也要因地制宜,多考虑对比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性质,活学活用,不可拘泥于形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继承、吸纳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产生的各种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同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文化血脉和价值传统,要努力做好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的承接工作。

在考虑中西古典理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贡献的同时,更要明确我们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来确定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今天我们的理想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理想了,和谐社会正在不断发展建设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人联合体”是和谐的最高境界,未来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通往未来和谐社会的必经途径,我们在构建理论的同时也需致力于理论的实施,共同走向和谐的中国,走向和谐的世界。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2]顾准.希腊城邦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61.

The Social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Classical Ideal Society Theory

WanFa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is brought up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affairs at present moment, it is the ideal society in Socialistic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ideal society always is emphasized by the philosophers. The pre-Qin dynasties and the ancient Greece ar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different ideal society theories are established. Clear up and compare these theories, we can find the useful party for the Social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theory, this is meaningful to the job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ideal society; pre-Qin dynasties; ancient Greece; harmonious society; comparison

和谐社会理论 篇12

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面对的挑战也是空前的, 如何“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这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对此,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 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 又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利益。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冲突和化解利益冲突, 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不仅仅意味着一些偏向弱势群体的政策, 而是意味着社会发展模式和思路的转变。以我们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出发点, 罗尔斯《正义论》提出的两个原则, 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一、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原则

资本主义现实不平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 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事实, 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 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种族歧视愈演愈烈, 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正义问题的关注, 罗尔斯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 认为“现在的工业文明社会盛行的经济主义观念, 却忽视了在人类社会整体中只不过是一个部分, 将属于整体一部分的经济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甚至为社会经济的增长而严重侵犯一部分成员的权力, 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是很不公平的。在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基础上, 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危机, 恢复民众对现行制度、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信任, 保证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变革和改良现行分配制度, 罗尔斯在思辨的领域内建构了他的正义原则, 并把这一原则作为改良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系统的合理依据。在理论来源上,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以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学派的政治哲学思想为基础, 他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人的政治哲学倾向, 罗尔斯曾说:“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使这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

罗尔斯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 认为正义原则是我们全体参与者一致选择出来的。在如何能够选择出理想的正义原则上, 罗尔斯假定, 人们通常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正义原则或社会安排。如果参与选择的人都持这种态度, 那么他们所选择的原则必然是功利主义的, 而绝对不会是正义的。因此罗尔斯认为, 为了达到正义的原则, 人们必须处于“无知之幕”的背后, 即不知道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理智能力、心理特征以及每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将所有能够影响人们进行公正选择的事实、知识和信息都过滤出去。在“无知之幕”后面, 人们将都会选择“作为公平之正义”。这种公平之正义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自由权利, 人人都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社会, 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 也是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因而是公平正义的基本点;二是分配的合理性。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想得到较多的利益, 而资源的有限性远远不够分配, 不可能做到“按需分配”, 这就需要指定某种规则, 以便达到公正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 罗尔斯把探讨既保障人们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不受侵犯, 又使社会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分配臻于公平合理作其正义论的目的。并认为, 社会正义的一般观念是使社会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分配趋向于公平合理, 首先是保障每个人的平等的自由权利, 以保证每个人在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 不受侵犯;其次, 要给每个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 以便促进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减少不平等的差别;最后, 如果社会出现不平等, 就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程度上, 即一种不平等的后果必须对每个社会成员, 尤其是对处于社会劣势地位者带来最大的利益。

罗尔斯将上述正义观概括为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的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的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这一原则用以安排、调节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其中, 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 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罗尔斯对这两个正义原则做了如下表述:“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 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 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罗尔斯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可以说是不受现存的需要和利益的支配, 它作为对社会制度的批判, 建立了一个阿基米德支点”。

二、公平正义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当代社会的和谐问题本质上是由经济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引起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最根本的任务是实现人们在利益关系上的和谐, 而社会公正则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的基础。和谐社会的建设路径是什么?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 要结构和谐、制度和谐、分配和谐, 其中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前提, 正义的制度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正义的分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第一, 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当前, 我们的社会阶层结构不甚合理。合理的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和谐的问题, 首先涉及的是结构的和谐。一个建筑物的稳定取决于它的结构稳定, 同样, 一个社会结构的合理对这个社会的稳定及其正常运转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我们必须建立一条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 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据此,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社会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的结构。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主要是指在一个社会里, 极富和极贫的均为少数, 而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的情况下, 才能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和谐, 因为这样的结构能够使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得到一种相对合理的分配。使大多数人对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产生认同感, 使社会成员的“不满意度”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达成和谐和稳定, 要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其赖以生活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等等的认同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一般的社会分层理论均以人的经济地位或者说以其在社会中占有的财富的多寡为基础。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不尽合理与稳定, 这是当前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原因。我们必须调整政策, 制定法规, 缩小两极分化的局面——极富和极贫的人数, 扩大中间阶层的比例。这既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又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稳定与和谐。

第二, 正义的制度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当前, 我们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能力不强。构建和谐社会的正义制度是保障。当社会制度根本不正义时, 它就侵犯了人们的基本权利。正如罗尔斯所言:“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社会主要制度不仅决定着个人的生活前景, 而且是个人权利的制度保障, 因此, 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人类的幸福将以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基本条件。在社会领域内, 正义的观念和原则必须化为现实力量才有意义, 生命和权利必须有切实的基本制度作为保障才不会流为空谈。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 当它不仅被设计的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 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 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意即和谐社会。我们的改革从某种视觉上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利益调整如果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即由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改善引起的群体利益的改善, 而且任何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 此时的社会将是平衡和谐的。然而, 经济快速发展通常带来的并不都是“帕累托”改进, 更多的是非均衡发展。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我们社会中的诸种矛盾, 如矿难频频发生、非法采矿屡禁不止, 原因在于官商勾结, 欠安全保障等, 根源在制度;民工辛辛苦苦付出的劳动, 竟然在索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微薄的报酬时还要付出更多的辛苦, 血汗钱竟要不来, 民工为讨工资铤而走险事件常见报端, 甚至发生国务院总理亲自为民工讨工资之事, 这种奇事的发生原因在于民工是弱势群体, 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索取的渠道, 根源于制度;贫富悬殊日益扩大, 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会权力的失衡, 源于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 根源于制度;可见, 制度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罗尔斯认为:“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 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 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善于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在它能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罗尔斯认为:“社会制度应这样设计, 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 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所以, 我们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工夫, 建立利益群体的表达制度, 理顺官民关系、官商关系、民商关系。既要解决好利益表达制度的形成和制度化的问题———协调好官民关系;又要解决好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克服双方互动的潜规则化问题———协调好官商关系;又要解决好劳资关系中的权利和合作机制的问题———协调好民商关系;还要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利益均衡制度问题———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 正义的分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当前, 我们的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生了变化。构建和谐社会, 正义的分配是基础。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 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 贯彻的是“两个大局思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影响左邻右舍, 先富带后富;让有条件的地方先富起来, 支持其他地方, 走向共同富裕。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如何把这种差距缩小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就需要在起点公正、过程公正、结果公正上下工夫。罗尔斯对于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的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罗尔斯认为:“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体系的选择。”“一个正义体系给予每个人以他应得的一份, 换言之, 它分配给每个人以正义体系本身规定的他有权得到的东西”。罗尔斯强调, “首要的分配问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 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 任何个人和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 否则便无从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显而易见, 罗尔斯对弱势群体有一种偏爱。他的这一思想对如何解决我们社会现存的弱势群体问题有极强的理论借鉴和启发意义。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结构中进行的, 市场经济讲竞争、讲效率, 但公平性却不能很好的兼顾。对此, 罗尔斯认为:“一个竞争的价格体系不考虑任何需求, 因此它不可能是分配的唯一手段。在社会体系的各个部门之间必须有一种劳动分工来满足正义的常识性准则的要求。不同的机构处理不同的问题。”“我们有理由强烈反对由竞争来决定总收入的分配, 因为这样做忽视了需求的权利和一种适当的生活标准。”我们对于贫富拉大的事实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仅要做好第二次分配, 还要在正义的分配制度上下工夫。一种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公正, 不能单从分配方式出发, 一种分配制度的优劣应从这个社会体系来衡量。按需分配的准则就应留给转让部门去执行, 它完全不是一个有关工资的准则, 为了评价分配份额的正义, 我们必须注意背景制度的总体活动和来自各个部门的收入和财富的比率。我们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参与分配者只要提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 就可以按照他们各自的贡献, 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同时, 任何生产要素的提供者都不应当侵占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利益, 否则就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必然导致新矛盾的出现和激化, 和谐社会则无法实现。因此,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构和谐社会必须保证公平正义的分配, 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最终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

总之,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摘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的基础。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关政治理论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种种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罗尔斯,和谐社会,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