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谐社区到和谐社会

从和谐社区到和谐社会（精选5篇）

从和谐社区到和谐社会 篇1

《从和谐自我到和谐社会》学习心得

XXX

党的十六届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在全面分析了我们党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发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事业的新境界。在这大好的发展时机，我们在上级部门的统一组织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从和谐自我到和谐社会的学习，深入领会了其中理论精髓，在学习的同时认真记写了10000多字的学习笔记，我认为这本书对我们的启发教育很深，对我们的教育很好，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培育人类后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来太实适了，这对整个社会的和谐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化解调处为重点，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正确对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1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最主要的是做好一切的稳定，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以建设“平安家乡”为切入点，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扎实的社会治安基础：

稳定才能发展，平安才能和谐。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是政法、综治部门学习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措施。当前，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实现家乡平安为总体立足点。广泛深入开展“平安家乡”创建活动，努力创建平安县区、平安乡镇、平安社区、平安单位，积极小安为大安，实现社会的安定、稳定、和谐。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特别关注干群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次升华，我们有密切融洽的干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干群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干群关系的和谐属于人与人和谐的范畴，它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还要重要的多，社会要健康发展，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就是前提和基础。我们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改善和和谐，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在我国，干部与群众中来，扎根于群众之中为民众服务、谋利益。因此，实现干群和谐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2

从和谐社区到和谐社会 篇2

关键词：孔子和谐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人际关系,财富分配,民主政治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们应从他伟大的思想里挖掘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我认为应从人际关系、财富分配、民主政治等方面着手。

1. 人际关系的动态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黏合剂。

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 “和为贵”, 社会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 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人们之间应多一些关爱, 多一些诚信, 做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1]孔子还强调人际关系应该以仁心相感, 仁的感通恰如各社会要素的和谐剂。在社会主义社会, 孔子的以上论述给我们以下启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 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 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人际关系的和谐必须以守德、守法与尊重差异三因素为支撑。

1.1 社会主义道德的恪守和守法精神的弘扬。

从道德的层面来看就是要强调主体恪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和要求, 来时刻衡量和反思自己的言行。在自我修养中做到慎独, 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友善, 在组织与团体生活中做到谦和, 在社会生活中做到守礼。慎独、友善、谦和、守礼既是社会主义道德在公民行为方式上的体现, 又是公民的一种修养境界、个性特点甚至是社会状态。慎独、友善、谦和、守礼的实现不仅需要主体的自觉修养, 而且需要现代社会关系的改善。若每一个公民都按此要求去做, 社会关系就会达到理想状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则形成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从法律的层面来看, 就是强调公民具有法律意识和守法精神。法律意识的获得是公民自愿认可法律的结果, 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普法宣传, 具有法律意识的公民才能真正具有守法精神。一旦守法精神得到弘扬,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法律意识基础便得以确立。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 坚持依法办事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也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公民普遍的守法精神更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主体基础。

1.2 社会的多样性、差异性必须得到尊重。

我国是一个集政党、民族、宗教等为一体的多元化社会, 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但这并不表明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差别已经消失了。和谐社会就是一个阶层、族群间没有冲突, 人人讲信修睦、崇尚辞让的社会。如何化解社会冲突, 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这就要求全体公民认可并尊重主体差异, 正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从宏观上讲, 一个和谐的社会要以人为本, 要为个性的弘扬提供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政治上要有最广泛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 意识形态要不断创新, 更有包容性、吸引力和凝聚力, 经济上大力发展中间阶层, 保障弱势群体, 构建小康社会橄榄型社会结构, 经济社会政策注重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 社会调节机制做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从中观讲, 组织、团体等应讲求包容性、灵活性, 追求各方双赢、多赢、共赢, 实现和谐型稳定、可持续发展。从微观上讲, 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 必须自觉地树立角色意识,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合乎礼义的事就做, 不合乎自己身份、角色的事就不做。

2. 利益合理分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

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2]这指的是在财富分配方面, 力求做到“均等”, 即在各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做到均等, 各利益集团之间和谐相处, 达到上下相安, 而不是互相倾轧。孔子的这些思想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 制度的调整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 在利益关系变动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构成了体制转型中的社会和谐问题。我们应该尽快完善利益合理分配制度, 当然这种利益分配必须是人们心理可接受的分配。

2.1 完善利益合理分配制度。

我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合适的制度可以直接套用, 这就需要制度创新, 创设和建立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利益制度与机制, 成为调整利益结构, 进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绝不是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相反, 它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利益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 并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和谐的社会。所以现代政府创建并完善社会利益合理分配制度的过程, 实际上是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的利益博弈, 即通过相互交换或讨价还价而实现各方可接受利益的过程。

这种利益合理分配制度的设计, 一方面要符合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论断, 要创造出有利于社会强势集团追求财富欲望的合理空间。另一方面要关注弱势群体, 因为弱势群体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目前, 我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在1.4—1.8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弱势群体一般由以下几部分人构成:一是下岗失业人员, 即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二是“体制外”的人, 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 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 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三是进城农民工。四是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五是收入较低的贫困农民。在2009年3月5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新的扶贫标准, 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 新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 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六是久病、重病而无钱医治的人及其家属。若没有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利益或最基本生存权利的合理安排, 要实现社会和谐是不可能的。只有转型期的制度设计使困难群体的起码生存得以维护, 才有可能使在全社会的财富增进的同时, 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境况亦随之改善, 从而实现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认同, 并形成社会协调发展的向心力量。

2.2 利益分配必须是人们心理可接受的分配。

绝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各阶层之间利益分配绝对合理是不存在的, 人们心理可接受的合理是可以实现的。利益的适当差别必须限定在社会可接受的公平、正义范围内, 这是人们所承受的心理底线。超越此底线就会出现利益冲突。同时应严厉打击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 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 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要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构建信用经济体系。

3. 加快民主政治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

孔子认为:“君, 君;臣, 臣;父, 父;子, 子。”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秩序中, 社会成员应该做到“和而不同”。儒家讲人伦的和谐是依靠礼乐制度来保障的。孔子还认为, 社会的不和谐, 往往起因于权势、力量对比的悬殊, 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以势挟贵对他人的生存境遇漠然视之的时候, 更容易引起社会冲突。孔子理论给我们以下启示: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制度, 强势群体若实施超越制度许可的行为, 必将引起社会的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做到执政为民、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营造政治生态环境。

3.1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属性和核心内容。宪法规定,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一切国家机关都是由人民产生的, 向人民负责,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 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 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邓小平曾经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不要民主, 没有人民当家作主, 就不是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 也不可能有人民民主, 更不可能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

3.2 民主化执政是民主政治的动力。

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的宗旨。保证人民群众有效地、自主地治理国家与社会, 必须健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主制度, 丰富公民自主管理的民主形式, 畅通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表达的民主渠道。保证在执政活动与领导活动中, 倾听群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呼声, 反映群众对于社会建设的意愿, 汇聚群众对于社会事务管理的智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还要求我党做到民主执政,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积极支持和参与执政党的社会治理活动, 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密切党群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干群关系。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包括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与途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扩大社会基层民主, 健全完善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运作的体制机制, 积极促进并实现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保证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依法管理自己的社会事务, 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

3.3 依法执政是民主政治的保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依法执政的内涵概括为要坚持“依法治国, 领导立法, 带头守法, 保证执法”十六个字。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使党的这一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从制度上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保证, 从法律法规体系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党要依法领导各级机关带头守法, 并运用法律手段妥善调节和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身要求, 保持社会稳定;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执政行为规范与行政行为规范, 建立起一套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有效地服务公众、凝聚人心、协调利益和排忧解难。应真正做到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 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 有利于消除各种不和谐的因素和现象, 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论语.公冶长.

[2]论语.季氏.

从和谐社区到和谐社会 篇3

【关键词】阶级斗争；和谐社会

From “take the class struggle as the outline” to the harmonious society's construction

LIU Hui-shu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d Marx to concern take pursues the social harmony to become as the connotation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y by the disassimilation the class struggle theor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continued the revolution with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under” discusses, pointed out: The new generation central leadership proposed “construction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the thought that was restored the classics Marxism theory from the primitive original meaning.

【Key word】class struggle; Harmonious society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3-0033-03

自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1] 方针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重要的讲话中，都谈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本文仅本中央决议和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探讨中共中央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1 我党以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的说法，源自于列宁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误导

笔者认为：追求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持论的依据是：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长期以来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本归源。话这样说，是由于我党以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的说法，是源自于列宁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误导。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当年列宁的一些说法，就能明确中国“文革”时期一些流行说法的出处。

列宁在1918年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2]“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2]

列宁有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暴力镇压的阶级斗争理论，无疑本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说法：“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3]“共产党人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3]

应该指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强调以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政治复辟活动是有着充分必要的，因为舍此，无产阶级不足以维护新生的政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列宁有关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主义“一整个历史时代”的说法，却是对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误导，也即列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论来代替马克思有关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实施民主、以达到全人类社会和谐的目的论。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说得很清楚：“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已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都“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济，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 ^[3]

从马克恩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张是：相对于共产党人最终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而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上升为统冶阶级）只是手段，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行一切人都能“自由发展”的全人类社会的和谐。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也即没有阶级的专政。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也即意味着“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3]如果一个国家号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却在“无产阶级专政”旗号下无止境地开展“阶级斗争”，并声称要开展几百年之久（“一整个历史时代”），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那么，其所建立起的社会制度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了，而是阶级的社会。因此，马克思在致友人魏德迈的信中强调：“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并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属于他的发明，因为最先提出这一理论的属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马克思的实质性贡献仅在于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致于马克思极力主张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恩格斯1891年在为马克思名著《法兰西内战》所作《导言》中曾做了具体说明。恩格斯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

这段话是恩格斯在他晚年对于他和马克思心目中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最为透彻的阐述。从恩格斯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恩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实行真正民主的普选制度和平等的工资，国家只能是“社会的公仆”，并以这一手段最终实现消灭阶级的全人类社会的和谐（马、恩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非民主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强调更高层次的社会民主）。这便是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目的论。至于马、恩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所多次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只能看作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不能替代目的本身。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他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而恩格斯在他早年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也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这一解放也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由于掌握了统治工具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并不需要这一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很大程度的不同。马、恩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民主的、和谐的，是人个性开始自由发展的无阶级的专政（当然这一时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存在着事实上的社会不平等，但它已开始趋于消亡 [6]）。而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质却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阶级斗争”，而且它存在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整个历史时代”，亦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二者理论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根据马、恩的理论，阶级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经济的定义，“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 ^[3]鉴于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存在这样的“条件”，阶级的消亡是必然的。而根据列宁的理论，阶级的概念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的定义，在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尽管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亡，但只要有人从思想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异议，就有可能被指认为敌对的阶级，依据“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永恒存在的理论，对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了“大清洗”的政治悲剧。因为斯大林开展这一场党内政治运动的理论依据就是：“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 ^[7]

探讨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学说的差异问题，所涉及到的派生问题是：何以列宁本于马、恩理论所阐述的有关学说却与马、恩的原始学说产生了质的差异？对此，我们只能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一问题，也即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未久不强调以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政治复辟活动，则不足以维护无产阶级新生的政权。因此，列宁在当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有着充分策略上的必要的。但是，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已经巩固了国家政权之后，不能及时调整说法，恢复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本面貌，就有可能压制新生苏联（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首先是党内民主建设），进而造成全社会的不和谐。因为，苏联历史的发展已证明：斯大林正是以列宁的这一理论为依据，开展对党内具有不同政治意见的派别的斗争，才导致国际共运史上“大清洗”的政治悲剧。而到1936年，当斯大林战胜了党内所有对手后，就开始宣布苏联社会消灭了阶级斗争。

2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从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始本义上，对建国以来长期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拨乱反正、正本归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本质是民主，是主张通过消灭阶级，实现人个性的自由发展，进而达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这一点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精髓，决非是强调无止境地开展阶级斗争，对敌对阶级实施残酷“专政”，直至共产主义的来临。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1]这也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始本义上，对建国以来长期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拨乱反正、正本归源。

话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党所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实质上是秉承了列宁的有关说法，而并非是马克思的原始学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文革”中的一些流行话语，不难明确这点：

“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贯穿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8]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9]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10]

鉴于这种以强调“阶级斗争”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不把搞社会主义建设、消灭阶级对立经济基础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来追求）、甚至把它极端化为要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理论，①被错误地运用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先后导致了“反右”、“反右倾”、“文革”的失误（甚至党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在打倒之例），而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安定，并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中共中央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才果敢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11]的战略构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追求社会和谐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则是本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始涵义，对长期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正本归源。在这里，也就涉及到了如何在当代中国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

3 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意义

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说具有着稳定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基础的极为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如果借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来说，则是：“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11]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结合当代中国国情来讨论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社会政治资源共享、社会文化资源共享和社会生活资源共享这三大社会实践问题的成功解决。

所谓“社会政治资源共享”，也就是如何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政体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建立起使全中国人民认同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一谈起这一问题，常有人从完善直选制的角度来加以论证。但若从中国国情出发来看这一问题，“直选”却并非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迄今中国的选举方式无法摆脱政府权力（干部级别）与贿选（金钱）两大因素的干扰。此外，从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欧美国家选举制度来看，也仍无法克服金钱因素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而这两大因素不克服，选举便会成为有权人的权利或有钱人的权利，而不利于在中国建立起全社会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因为科举考试不问出身与民族，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政府官吏来源的上下对流、横向交流问题。根据有的学者统计，自宋代以降，通过科举为官的士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出身于非官员家庭。^[12]此外，历史上多有朝鲜、越南、日本、阿拉人通过科举成功，在中国为官的事例。因此，如何提取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当可作为现今中国政体改革、培育民族共同政治价值观念的借鉴成份。

所谓“社会文化资源共享”，首先是指现今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坚决克服“教育市场化”邪说的影响，使城市平民（弱势群体）及农民子女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如果中国有一部分人口因为贫困而无法受到教育，自然无法建立起民族认同的统一政治价值观念或道德观。这如同胡锦涛同志所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1]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防止教育成为社会上少数人牟利的手段，此外，还应该在国家统一教材中注入培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成份，并坚决摒弃西方腐朽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腐蚀。其次是指我国的宣传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应该积极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取向，提倡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不应该出自牟利动机（受经济利益支配），误导青年。2007年3月发生了兰州“追星族”杨丽娟为能够到香港见到心仪歌星刘德华，而变卖房产、导致68岁老父投海自杀的悲惨事件。^[13]报界舆论现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归之于扬家的“疯狂”。但平心而论，导致当代许多青少年“追星”心态产生的真正责任承担者，应该是我国的宣传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因为近年来崇拜情爱与自我的港台歌曲何以能横扫大陆，都离不开宣传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所组织的一场场“港台明星”歌会或“超女”、“好男儿”晚会。这一“造星”运动的后果是导致以歌颂社会价值为取向的中国古典乐曲及民歌在舞台上销声匿迹或举步唯艰，并由此导致当代青年人心中无英雄形象，长期沉醉于个人情爱之中，而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中国老一辈人心目中的英雄可能是诸葛亮、岳飞，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可能是雷锋、焦裕禄，而当代青年人心目中只有他们心仪的明星形象刘德华、蔡依林等）。而这一现象又与当今中国社会治安秩序的恶化、刑事犯罪案件的多发，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从理论上来分析目前娱乐界“造星”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则是颠覆了古先贤所倡导的“乐以卫道”、使“上下和其声”的原则， 导致了“郑声淫”（参天见《礼记·乐记》）。 看来今后要真正杜绝杨家悲剧事件的重演，重要的是广播、电视、网络等娱乐媒介，应坚决杜绝利用社会舆论手段从事组织“港台明星”歌会或“超女”、“好男儿”晚会等“造星”运动，以突出其社会娱乐媒体的社会性质（可组织不以牟利为目的的中国古典乐曲或经典民歌的演唱会）。当然讲这些话，决非是说今后不可以在内地举办“港台明星”歌会、流行歌曲歌会或外国歌曲歌会，而只是说这些活动只能在剧场中举办，以体现出其票房价值，并依法纳税，宣传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决不可为之造势或予以转播，以从中牟利。

所谓“社会生活资源共享”，系指社会卫生设施应为社会共享，民众应该享有基本住房条件，社会分配（工资收入）差距不应过于悬殊。目前中国所存在的有关问题是：社会公共卫生资源基本上只被占国家人口总比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占有（以公务人员为主）， 许多城市平民（弱势群体）和农民无钱看病。而房价飞涨，导致社会上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此外，社会分配收入悬殊。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就会导致社会上少数富人对穷人的歧视及许多穷人的“仇富”心态。2007年3月底江阴市发生某老板醉后驾车，碰到路边垃圾车车身搓痕却强迫扫了26年大街的老劳模吴萍娣下跪的事件。 这一类事件的发生，不只是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统一道德情感的裂变，同时也是国家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潜在因素，事件的最终矛头往往又是指向政府。事实上近年来重庆市、安徽池州市数万人群体事件发生的起端，大多与江阴吴萍娣被迫下跪事件起因相似。这些事实说明：如不能解决“社会生活资源共享”的问题，就会给国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造成潜在因素。而要使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看来需要由中央政府出面，改变医药卫生企业与房产资源为少数人控制的现状。此外，政府应更多地介入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调节税收，制止两级分化趋势的加重，以体现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应为“社会公仆”的原始涵义。

注释

① 这一说法，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这句话后来被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

[2]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版，640、642页

[3]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第35、37、58、46、55~56、46、35页。

[4] 马克思.致约o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3页。

[5]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26─427页。

[6]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第22─23、13页。

[7]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8]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

[9] 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

[10]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人民日报.1967年5月17日。

[11]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载新华网2005年6月27日。

[12] 古代选举所带来的社会变动.6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hehh/xszz/xjsh/xjsh14.htm。

[13] 新民晚报.2007年3月29日报道.如果你是刘德华，你能怎样

梦到和前男友接吻 篇4

待考者梦见与前男友亲热，预示考试碰到难题，成绩不佳。

女人梦见与前男友亲热，则近期运程：运气亨通，洋洋得意，但防得意忘形，太松懈傲慢会有烦恼，留意受骗，提防火灾。

未婚者梦见与前男友亲热，主近期感情运势：一时的成功，但结果失败。

单身人士梦见和前男友亲热，预兆您的感情：可成功，但不可只顾自己。

从和谐社区到和谐社会 篇5

所谓“4.4”案, 指武汉市2008年4月4日发生的由于乘客殴打驾驶员, 抢夺方向盘, 致使702路公交车冲上人行道, 造成1死3伤悲剧的恶性案件。关于这个案件, 2008年4月6日的《长江日报》报道如下:

4 月4日晚8时50分许, 高斯雄驾

驶的702路公交车从武昌长山开往青山方向, 至大黄村车站时, 一名身高约1.78米, 30岁左右的男子, 与两名约30岁的女子, 带着一个小女孩, 4人一起上车。

男子刷了卡, 高斯雄只听到刷卡器发出两声鸣叫, 便询问男子:“你刷了三次还是两次?”男子口里喷着酒气, 边骂边威胁, 在同伴劝解下他才坐下。

开车后, 该男子不断骚扰司机。乘客徐杉证明, 当车在一处红灯前停下时, 该男子从后排冲上去与司机纠缠, 还出手打了司机, 在乘客及同伴劝阻下, 男子才回到座位, 沿途不断地谩骂司机。

至“大洋百货”时, 高斯雄担心出事, 将车停到路边, 请乘客转乘其他车辆。司机与乘客下车, 男子的女伴连忙向乘客道歉, 并称能管住男子, 保证再不闹事。

高斯雄与乘客才又上车前行。行至鲁巷加油站附近, 男子突然提出要下车, 高斯雄解释说还未到站, 不能停车。

男子冲上前, 一手夺高斯雄的方向盘, 一手击打高右脸部, 致使公交车失控向右冲上花坛、越过人行道, 撞上街景花园的两棵大树停下。正在街边散步的湖北省气象局高工谭女士被撞倒, 头部胸部严重受伤, 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目前, 犯罪嫌疑人贺荣胜已被公安部门拘留,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这个案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将着重从礼仪的角度对此案件予以分析。

从上文引述的报道中不难看出, 贺荣胜对司机先是“边骂边威胁”, 导致其纠缠动手和谩骂的直接原因是司机对他的询问———“你刷了三次还是两次?”正如长江日报记者冯劲松在报道的导语中所写的那样:“只为一句例行的询问, 一野蛮乘客竟殴打公交车驾驶员, 抢夺方向盘, 致使702路公交车冲上人行道, 造成1死3伤悲剧。”

众所周知, 目前武汉市的绝大部分公交车实行的都是无人售票制度。其实这种无人售票制度只是取消了专职售票员, 而将原来由售票员所承担的查验票据的工作转移到了司机的身上。因此这些公交车的司机有责任也有权利对乘客进行相关的询问。司机如果不进行这些“例行的询问”, 倒是一种失职和不负责任的表现。702路公交车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 职责所在是一回事, 而注意文明礼仪则又是一回事。要构建和谐社会, 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就应该既是岗位职责的忠实执行者, 同时又是文明礼仪的模范践行者。“4.4”案中司机的“例行的询问”之所以导致贺荣胜大骂出口、大打出手, 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司机在进行这种“例行的询问”时, 只注意了执行自己的职责, 却忽略了相关的礼仪规范。

礼仪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对方, 而这句话恰恰在这个基本原则上出现了失误。的确, 这句话并没有直接明显地断定贺荣胜究竟刷了几次卡, 但怀疑之意却溢于言表。贺荣胜显然是觉得这个询问伤害了其自尊, 尤其是他的女朋友也在场的情况下。贺荣胜随后一系列的野蛮行径, 都是因此而来。

从礼仪的角度加以审视, 司机进行这种“例行的询问”时, 如果能够多一点对对方的尊重, 那么这句话应该而且可以说得更好一些。比如“请”字当头———“请问你刷了三次还是两次?”再进一步, 加上一个尊称“师傅”, 尊重的成分就更明显了———“请问这位师傅, 刚才你刷了三次还是两次?”另外, 还可以采用一些模糊表达———“请问这位师傅, 刚才你刷了几次卡?”如果进行这种询问时再配合恰当的姿态语言, 比如起立致意、面带微笑等等, 那么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可以想象, 如果司机的询问采用了类似的方式, 那么贺荣胜也许就不会有后续的冲动和不理智。

类似这样“例行的询问”的情形, 在生活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查询证件、票据, 调查情况、真相等等, 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注重礼仪, 做到文明询问。事实上, 不少单位或人员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方面, 最典型的莫过于交警执法时首先向司机敬礼的做法, 以至于有些司机不无调侃地说:“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警察敬礼再说话。”

当然, 这决不是要为肇事者贺荣胜开脱罪责。对于贺荣胜来说, 他的行为造成了1死3伤的悲剧, 已经触犯了刑律, 是难辞其咎的。对于司机来说, 没有注意礼貌询问, 只是礼仪问题, 与贺荣胜的犯罪行为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不应该混为一谈。但是, 如果司机能够多注意一些文明礼仪, 那么就有可能减少、避免某些恶性事件的发生, 从而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肇事人贺荣胜身上, 除了刑事犯罪外, 同样存在礼仪方面的问题, 而最突出的就是根本不懂得或违背了饮酒礼仪。

在长江日报在关于这个案件的后续报道中, 我们注意到如下的两篇。一篇见诸2008年4月10日长江日报:

“真想不到是他!”昨日, 国兴出租车公司副总经理林敏春既愤慨又遗憾。

据介绍, 2007年7月, 贺荣胜 (后来查明, 该肇事男子叫贺荣胜———引者注) 来到国兴公司, 当上副班司机。一同事说, 贺荣胜来公司时间不长, 平时投诉不多, 也未受过表扬。他与主班司机还比较合得来。

4 月4日傍晚, 贺荣胜没有接班, 此后几天音讯全无。

同事和公司领导以为他有事临时休假。8日下午5时30分, 警方找到国兴公司, 询问贺荣胜的情况, 公司才知道这件事。

“他在单位不是一个喜欢滋事的人, 怎么能一时冲动做出那样的事呢!”林敏春不解。

公司当即表示, 全力配合警方工作, 并做嫌疑人家属的工作。

同一天长江日报的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

“如果可能, 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换取遇难者的生命。”野蛮乘客贺荣胜悔恨交加。

报道中说, 贺荣胜自首后不断重复着的两句话是:“如果那天我没有喝酒……”, “如果那天我听一听朋友的劝阻……”。不难看出, 贺荣胜之所以肇事, 并非因为他是一个野蛮成性之徒, 更不是由于他生性如此, 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情绪失控的结果。所谓特殊情况, 除了前面分析过的司机询问中所存在的问题外, 就是上车之前他严重酗酒, 正处于酒劲发作的危险时期。

在生活中, 因为酗酒而导致不愉快结果甚至严重后果的事件可以说比比皆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共性问题就是不注重饮酒礼仪。

所谓饮酒礼仪, 就是饮酒者必须遵循的礼仪规范, 比如饮酒要适度, 切忌贪杯、好酒;敬酒要文明, 切忌赌酒、强酒、灌酒;酒后要讲酒德, 切忌言行失控, 装疯撒野等。中国作为礼仪之邦, 向来注重饮酒礼仪。《诗经·小雅》中有一首题为《宾之初筵》的诗, 据说是卫武公讽谏幽王饮酒无度的。即使在今天看来, 这首诗都不失为饮酒礼仪的佳作, 是用诗的语言所写出的饮酒礼仪的规范。这里节录该诗的后一部分并翻译如下:

宾既醉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载号载呶又是呼喊又是嗥叫

乱我笾豆篷豆撒得满桌狼藉

屡舞僛僛东倒西歪还要把舞跳

是曰既醉明明已经喝得烂醉

不知其邮胡言乱语自己还不如道

侧弁之俄瓜皮帽歪戴在脑袋上

屡舞人差站都站不稳还要跳个没完没了

既醉而出喝醉了赶快出门回家

并受其福不要给旁人增添烦恼

醉而不出喝醉了还赖着不走

是谓伐德有酒无德实在糟糕

饮酒孔嘉喝酒本来是件好事

维其令仪不讲礼仪可就不太美妙

凡此饮酒凡是饮酒的场合

或醉或否总是有人不醉有人趴倒

既立之监于是设立了掌酒的酒监

或佐之史或是安排酒史一旁照料

彼醉不臧从来喝醉了都自吹自擂

不醉反耻倒是没有喝醉要觉得害臊

式勿从谓这时候千万不要火上浇油

无俾大怠否则他会将礼仪完全丢掉

匪言勿言不该说的千万不要开口

匪由勿语不该做的也不必苦苦劝告

由醉之言醉后的言语是信马由缰

俾出童羖张口可能向你要一头小羊羔

三爵不识才饮三杯就装孙子

矧敢多又这样的人还是不敬酒好

这首2000多年以前的诗歌, 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挂在今天的许多餐厅、酒家、饭店或招待所, 让那些酒肉君子们诵读, 从中接受饮酒礼仪的启蒙教育。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 现实生活中, 对于违背饮酒礼仪的种种恶习, 许多饮酒者不但不以为非, 不以为耻, 反而习以为常, 甚至引以为荣。近些年酒君子们津津乐道的一些顺口溜, 比如“感情深一口扪 (喝干) , 感情浅舔一舔”、“只要感情有, 喝啥都是酒”等,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以肯定的是, “4.4”案发生的那一天, 贺荣胜如果没有饮酒或虽然饮酒但却恪守了饮酒礼仪, 即便司机的询问不礼貌, 也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的程度、产生那样严重的后果。贺荣胜自首后不断重复的那两句话, 实际上就是对于自己违反饮酒礼仪的深刻反省和反思, 尽管他自己未必懂得这就是饮酒礼仪的问题。不过, 这更说明包括饮酒礼仪在内的礼仪教育对于提高全民的文明礼仪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迫切!

关于“4.4”案的诸多报道和评论, 几乎都是从道德和法律层面上进行探讨和总结的, 而从礼仪角度进行考虑的则比较少。如2008年4月10日的长江日报对于“4.4”案进行了集中报道, 其中有一组各阶层人士对于这一案例的评说:社会学家有之, 心理咨询师有之, 律师有之, 科技工作者亦有之, 而只有一位702路汽车的普通乘客提到了这个案例中所存在的礼仪问题。这位名叫赵永实的乘客说:“如果司机询问乘客时, 多说几句礼貌用语;乘客为自己辩解时, 不用‘拳头’说话, 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应该说, 能够注意到司机询问中所存在的礼仪上的问题, 实属难能可贵;但是将乘客 (即肇事者贺荣胜) 的问题仅仅归咎于“用‘拳头’说话”, 而看不到他身上同样存在的礼仪上的问题, 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事实上, 生活中类似贺荣胜这样“用‘拳头’说话”的人, 其所作所为, 往往既存在违犯法律的问题, 也存在违反礼仪的问题;而且通常是违反礼仪在先, 违犯法律在后。如果没有在先的违反礼仪, 随后违法犯罪的行为很可能就不会发生。换言之, 礼仪上的错误往往会引发或诱发违法犯罪的行为, 成为妨碍社会和谐的负面因素。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似乎只注意到这些事例中或这些人身上违法犯罪的行为, 而忽略了违反礼仪的问题的存在和危害, 至于很多由于礼仪问题而产生的违法犯罪的行为, 人们更是缺乏应有的警觉。

“4.4”案的后果是严重的、悲惨的, 但愿这个悲剧能够引起人们对礼仪问题的进一步关注。礼仪规范不同于法律规范, 其推行不可能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 但完全应该、也完全可以制定非法律手段予以保障, 如对于那些可能导致破坏社会和谐严重后果的礼仪失范行为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在饮酒礼仪方面, 古人尚且能够做到“既立之监, 或佐之史” (于是设立了掌酒的酒监, 或是安排酒史一旁照料) , 那么今天, 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处的时代是我们古人所处的时代完全无法比拟的,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构建一个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摘要：文章通过对武汉市“4.4”案的分析, 指出文明礼仪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加强文明礼仪教育, 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