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会化理论（共12篇）
组织社会化理论 篇1
一、社会组织、社会网络与战略联盟的概念范畴
社会组织是人类组织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社会组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所有群体形式,包括氏族、家庭、秘密团体、政府、军队和学校等。狭义的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如政府、学校、医院、企业、 社会团体和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个人媒体群等。本文研究的社会组织主要指狭义的组织。社会组织结构就是组织内部构成部分或各个部分间所确立的关系形式,组织结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结构,即组织的层关系,由于权力分层而产生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横向结构,即由于职能分工而产生的分工协作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组织结构不断更新改变,出现了很多形式如跨国企业、中外合作机构等。在这些新型的组织结构下,组织的层关系以及职能分工产生的协作关系变得复杂,产生出很多问题,例如管理的效率低下等,其中,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作为重要的组织群体在国际化运营中产生的问题尤为值得研究。本文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为支撑,对新型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剖析结构特点,形成最优化的联盟结构。
社会网络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范式,第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第二是对研究方法的探讨,第三是对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研究。本文对社会网络研究的综述将从以上三方面总结。
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英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与社会人类学研究存在密切的关系。“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个概念最先由英国人类学家Brown提出并修正。
社会网络理论涉及诸多内容,如弱关系、嵌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洞等,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理论,这与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交易成本理论形成了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很多社会网络研究派系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管理学派、社会学派、经济学派与新经济社会学派等。Borgatti(1998)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这个分析方法是以Moreno的社会测量法为基础的。Scott (1991)和Kazdan(2000)分别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内容和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设计的内容包括数学、统计、图论等学科,分析的主体也比较多,比如在网络拓扑结构上对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对行为者本身固有的一些东西进行深入的探讨,一般为信息和资源等。研究对象并非集中在行为者身上对其特征进行分析,而是对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比如依赖关系还是排斥关系等,从而将整体关系呈现出来。
由于社会网络理论在不断发展并将其它相关学科都融入进来,从最近一些年的研究来看,我国社会网络理论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也越来越深。对创业企业的研究;竞争情报系统中的应用;个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应用;在隐性知识整合的影响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兰德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提出了战略联盟思想,主要指的是企业的组织联盟。1988年Jarillo将网络的概念与企业战略联盟结合,提出了 “战略网络”的概念,他认为战略网络不仅仅是一种组织模式,而且还是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知识的关键渠道与企业竞争优势之源。战略联盟中的成员与外界社会形成了特定“关系”与“联结”构成的社会网络,对发现联盟的伙伴与选择伙伴有影响作用,同样对联盟的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有影响。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用于分析联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结构特征,如联盟中知识的产生、转移和整合,学习网络的创建和实施。Johanson&Mattson(1998)提出全球化的网络模型,把市场视为企业间的关系网络,企业通过相互间获取广泛知识来开展经营活动。
基于前人的理论,本研究对战略联盟做如下定义:战略联盟是组织间竞争的产物,是指一个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与其他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网络化联盟。社会组织即为两所高校的利益共享和战略共建,以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形成了网络化的合作关系。
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分为:(1)战略联盟按目标取向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即价格联盟,产品联盟和知识联盟。例如国际化教育组织则属于典型的知识联盟,即两个组织为了共同创新知识和知识转移而建立的联盟。(2)从合作范围分为:外部联盟,即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联盟;内部联盟,即与国内组织形成的联盟。
二、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结构分析
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思想分为外部联盟与内部联盟两大部分,亦即跨国战略联盟与本土战略联盟。跨国战略联盟是指本国组织与国外组织形成的资源共享、利益共沾、战略共建的网络化组织。现行的社会组织形成的是初级的战略联盟模式,在很多联盟的运行过程中没有严格的机制来约束,导致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效率的低下,目的不纯等现象。而参与跨国联盟的国内组织之间还没有形成联盟形式,都是独立运行,本研究提出的观点是形成国内的地域联盟与专业组织联盟。这些联盟需要在严格的机制约束下运行,才能真正的发挥效率。建立的社会组织战略联盟概念模型如图1(见下页)所示。
三、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机制构建
为了要达到组织联盟高效合作的目的,则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合作竞争机制、约束机制、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
(一)合作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组织既体现为合作也体现为竞争。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双方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竞争则是合作中的竞争,这里体现为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关系两种。(1)外部竞争。体现为与国内其它合作组织的竞争,以及与其他在本国建立的外国组织的竞争。(2)内部竞争。在现有的社会组织关系中, 内部竞争体现在参与相同合作项目的组织间的争胜行为。
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外部竞争是指与同类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的竞争,以及与在国外独立研究组织的竞争;内部竞争则是同研究领域或与相同外国组织合作的研究项目之间的竞争。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在我国主要合作研究的项目形式运营,多数外方研究机构认为自己是核心竞争力(知识)的输出国,有强大竞争优势,因此在合作中也体现为强势地位,对研究领域的设置和安排态度都很强硬,而中方组织作为知识引进方把自己不自觉地放在次要位置,这样在合作中就导致了不公平现象,例如国际研究项目中中外方研究者薪酬差距大;管理上对外方研究者监管放松,而对中方研究者过多监管;中方研究者只做外方研究者的助手等。这样长久下来就会造成合作关系失衡。
因此,社会组织联盟要想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平等、互惠的竞合关系,使合作双方都能充分理解合作意图和最终目标;正确处理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以联盟间稳定关系为长期发展目标。
(二)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联盟成员在联盟建立后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破坏联盟约定或违背约定的行为。例如,社会组织跨国合作是基于契约形式完成,当合作中一方获得过高收益时另一方则可能选择改变契约内容。这样,合作的稳定和平衡状态就被打破,形成了新的博弈关系。这样的情况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有两种选择即遵守约定和违背约定,其形成的“囚徒困境”模型如图2。其中,A表示合作办学双方在都遵守约定的前提下的收益,V表示博弈中违背约定所带来的收益,P表示博弈中一方遵守约定另外一方违约时的收益,Q表示博弈双方同时违约时的收益。
现实中,对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双方来讲,削弱对方的实力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会出现:双方违背约定比单方面违背约定更有利,即(Q>P),一方违背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更有利,即(V>A)。但是双方同时违约会造成损失而非收益,因此双方遵守约定比双方同时违约造成的损失更有利,即(A>Q),最终可以表现为不等关系V>A>Q>P。社会组织形成的“囚徒困境”不能通过轮流违约来解决,因此“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违约带来的收益”与“一方违约一方合作带来的收益”的平均值,即A>(V+P)/V。此外,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合作双方会在市场中不断相遇,所以此博弈为重复博弈。当博弈次数有限,博弈均衡的结果不会因重复而改变;在博弈次数无限多时,双方都会遵守联盟的约定。
(三)信任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信任是联盟中合作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所表现出的相互信赖,这也意味着联盟间的脆弱性和放弃对他方的控制。相互信任意味着“对对方的信心”与“承担脆弱性的意愿”。在巴内和哈森(Barney and Harson)的研究中指出信任可划分为三种程度:低度信任、中度信任和高度信任,信任程度的高低则影响联盟的发展与稳定性。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信任度可以通过信任度指标(记作T)来衡量。影响到社会组织战略联盟的因素分为内部影响因素与外部影响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合作产生的经营绩效,即通过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E),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A),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F),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I),联盟中组织的声誉(R)。外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的约束力(C),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S)。
建立信任度T模型:
T=TI&TE=TI(E,A,F,I,R)&TE(C,S)
式中:TI———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内部影响因素;
TE———社会组织联盟的信任度的外部影响因素;
E———联盟给各组织带来的经营绩效;
A———组织联盟间利润分配的公平程度;
F———组织联盟间的学术交流的频次;
R———联盟中组织的声誉;
I———组织联盟的各成员特定关系型资产投入;
C———法律法规的约束力;
S———知识信息的传递速度。
(四)学习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为使社会组织的战略联盟高校稳定发展,联盟间的成员需要不断学习。跨国联盟的组织彼此建立交流通道,定期派遣中方人员去外方学习先进科学的知识与管理方法。本土联盟需要参与联盟组织的国内成员之间进行定期交流,互换思想与经验。建立良好的学习机制可以使联盟间的成员关系更加紧密,信息共享,从而可以创新出更多的交叉知识。对联盟的效率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组织学习分为组织内学习与组织间学习,社会组织的学习形式可以分为:(1)组织内学习:中方组织中的个人学习,参与社会组织联盟的国内学习;(2)组织外学习:向国外组织学习,向其他国际合作组织联盟学习,向国外企业学习。
跨国联盟内部的学习,是形成合作关系的中方组织与外方组织间各自的内部交流,包括知识交流与文化交流。知识交流是社会组织的根本目的,文化交流则会使中外观念和思想观念更好地融合。
四、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战略
(一)文化协同
现行的社会组织已经形成了跨国联盟基本形式,在未来发展中组织联盟要进行深层合作。目前组织联盟存在一定的问题, 导致组织间合作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1)没有形成完善的运行机制;(2)没有形成深层的的文化协同。上一部分提出了运行机制设立的建议,这部分讨论如何完善社会组织的深层文化协同。
社会组织的跨国联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还包括文化传播,这也是合作项目吸引生源和师资之所在。在中外合作的项目中一方面可以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另外的原因就是能经历一种新的文化体验。中外合作项目的成败关键就在于能否给项目中的教师与学生带来这种体验。
社会组织需要进行文化整合。文化整合分为四种方式:(1) 吸收型。将外来文化同化为本国文化,以本国文化为主流。(2)协同型。充分了解文化差异后,对不同文化进行合成再造,取长补短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组织文化。(3)融合型。不同文化都做出调整和改变,相互适应形成适应性更强的文化。(4)反吸收型。 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变成主流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采取协同型或融合型,将中西方文化融合培养出适合中国和国际需求的人才。
现有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间只注重知识的传递却忽略了文化的传播,在今后的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建议开设文化交流,可以多组织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交流,以出国参观的模式了解合作方组织。这样做一方面让中国研究人员了解了外国,另外一方面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开设了这些活动会使研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幅提升。此外,文化交流可以开拓研究人员的视野,转变研究的惯性思维习惯,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学习。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联盟文化,以联盟的形式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能合作的国家不同,因此在同一个联盟中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主题,使合作研究组织中的人员即便不出国也能领略世界的风采。
(二)合作模式拓宽
现在的国际合作研究形式多数是“研究组织间”的合作,主要是以理论知识学习为主的合作。理论知识重要实践更加重要,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这个平台应该更高更广,因此,应该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广阔的实践领域。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模式可以适当向“研究组织与企业合作”的转变,或“国际合作研究组织再结合企业”的合作模式转变。形成了中外合作的跨国联盟更容易与企业协调,合作优势更加突出,可以建立与一些海外企业的研究关系。
五、社会组织的内部联盟战略———以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为例
社会组织的国际化运营已经与国外形成了跨国联盟,只是联盟的状态相对初级和松散。通过上一部分的讨论,可以更好地提高社会组织跨国联盟的效率。然而,在社会组织过程中国内的组织还未形成联盟的形式,都是单一组织与国外组织的合作,因此本部分主要讨论参与社会组织的国内部分的本土联盟战略。
本文以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为例,建立国内研究组织的本土联盟。本土联盟可以分为三类,即地域联盟、区域联盟和专业联盟,从纵深来看,这三类联盟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如图3。
(一)地域联盟
根据对国际合作研究组织之前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许多省份都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开展国际化合作研究项目,与同一国家进行合作,从合作模式、合作专业与合作关系的处理上都存在很大共性,因此这些省份可以形成战略联盟, 建立同一战略目标,实施统一的战略部署,以一个总体进行合作项目海外市场的开发与谈判,这样可以降低社会组织的总体成本。同时,这些省份间可以进行经验交流,对于同一国家相同的合作项目做深度合作,形成横向合作,如考虑资源共享等。
(二)区域联盟
区域联盟与地域联盟相比范围缩小,指在同一省份内的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间联盟。这是地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在地域联盟间同一省份内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不同组织间形成的战略联盟。国际化合作研究组织中,可以实行科研资源共享。 如区域联盟中可以使科研人员调转使用,科研设备仪器等共享,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地域联盟的范围小,因此交流方便,形式更加灵活。
(三)专业联盟
专业联盟可以作为区域联盟的纵深发展,区域联盟中的研究组织可以与同一国家合作的相关研究组织做进一步的联盟。
在现有国际中外合作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经管类和理工类方向的研究,这些参与国际合作研究的组织可以通过形成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使合作效率提高,形成联盟后的相同研究方向的人员都可以共享。相同科研方向的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进行科研目标的制定、科研成果的转化等目的。
六、结论
社会组织运营及管理的效率要得到优化,战略联盟是重要路径之一。在完善的战略联盟机制的引导下,社会组织战略联盟可以形成本土联盟,使资源在联盟中共享,最终达到在形成的社会网络中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组织的整体运营及管理效率提高,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组织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本研究为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联盟思想,对推动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Culpan.Multi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M].The Howorth Press Inc,1993
[2]Mohr J.,Spekman R..Characteristics of Partnership Success:Partnership Attributes,Communication Behavior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echniqu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4(2)
[3]Spekman,R.E.Forbes,T.M.Isabella,LA.Macavor,T.C.Alliance Management:A View from the Past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8(6)
[4]曾忠禄,陈清泰.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5]Inkpen.A.Learning,Knowledge Aquisition,and Strategic Alliance[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8(2)
[6]D.Durning.Reappraising The Electric Paradigm in the Age of Alliance Capitalis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5(3)
[7]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组织社会化理论 篇2
从自组织理论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自组织理论,社会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应在与自然之间相互开放的共生关系中求得其可持续发展;在平衡--非平衡--平衡的动态过程中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在竞争与协同的对立统一中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在涨与落的.宏观效应中加速其可持续发展;在社会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中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作 者：张艳玲 张爱丽 ZHANG Yan-ling ZHANG Ai-li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刊 名：河北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HEBEI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26(5)分类号：C91关键词：自组织 非平衡 涨落 非线性 可持续发展
本尼斯的组织理论 篇3
在《组织发展与官僚体系的命运》（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s and the Fate of Bureaucracy）中，本尼斯承认官僚制在工业革命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官僚制“可以完美地适应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要求”。但是，官僚制的存在和发展也有自身的时代局限性，不可避免会带来相应的弊端。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官僚体系存在着“内适应”和“外适应”的明显缺陷。现代工业社会和现代民主制度有着内在矛盾，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的自由，同工业组织的理性和秩序往往不兼容。官僚体制在刚刚兴起时，否定了专制主义、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以组织等级取代了社会等级，以制度依附解除了人身依附。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官僚制暴露出了十大缺点：妨碍个人成长和个性成熟；鼓励盲目服从；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僵化的权力和控制系统；缺乏充分的裁决程序；无法有效解决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的矛盾；内部沟通会被压制和阻隔，湮没创新思想；无法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无法吸收新的科学成果；扭曲人的个性。总之，官僚体制下最大的问题是人的异化，人变成了组织的附属物，抑郁、灰暗，屈从于规章制度。本尼斯用小说语言，形象地批评了“该死的官僚制度”在现实中造成的两种怪异类型。
（1）墨迹式组织（organization as inkblot）。个人在组织中没有意义感，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没有确定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此时的个人，感受到的是无形的压力，越来越焦虑、多疑、虚无。似乎是在等待命令，但是所等待的命令却迟迟不来。此类形象在卡夫卡的《城堡》中有具体的描述。在强大、蛮横的官僚制金字塔结构面前，个人确实显得渺小，如同巨大机器里某个偏僻角落的小螺丝钉，被固定在那里，却不知道自己的用处是什么。
（2）老大式组织（organization as Big Daddy）。个人在组织中被严密控制，一举一动甚至一个表情、瞬间反应都暴露在父亲般的“老大哥”监视下。私人空间完全被侵蚀，个人生活完全控制在“老大哥”的手中。此类形象集中反映在奥威尔的《1984》中。本尼斯的学生查尔斯·汉迪有句名言：组织就是社会。个人在社会中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组织打交道，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和陶渊明式的“桃花源”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面对个人空间和参与组织之间的纠结。说得可怕一点，个人笼罩在组织的阴影里，在官僚制结构面前暴露无遗，显得无助和无自主性，还不得不依赖于它。
旧的官僚制如影子般跟随着我们，乃至形成一种思维模式。本尼斯把它的特征概括为：控制、命令、可预测性。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道，官僚制结构难以适应现在的环境。科技的高速发展，社会的多元分化，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都将对现有组织产生巨大影响。在我们的环境中，相互依赖性增强，变数和不确定性增多，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发展中越来越活跃。在人口方面，大众教育开始发达，使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上升，组织中的知识型员工越来越多。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使进修和培训变得稀松平常。同时，职业的频繁更换、交通的日益便捷，使劳动力的流动更快。这都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人们要求更多的自主权和参与度，也不再束缚于传统的价值观，但更易受他人的影响。组织的任务和目标更加复杂，更具有突发性，因此需要团队合作。在此环境中，组织将具有相互依赖、处于动荡环境、大规模等特征，不再是官僚制所能适应的竞争、稳定、小规模和可预测的状态。所以，本尼斯在20世纪60年代就预言：官僚制气数已尽。
在本尼斯的概括中，官僚制面临四种威胁。
（1）迅速而难以预测的变化。就知识的爆炸、人口的激增来说，官僚制所遇到的情况都是前所未有的。
（2）组织规模的增长，使得官僚制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化的局面，如管理费用的剧增、规则和结构的陈旧。尤其是在组织中存在的控制与冷漠问题，官僚制的尾大不掉与个人的漠不关心、缺乏积极性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且积重难返。
（3）研发活动的重要性以及现代技术的复杂性，要求组织重视知识型员工和他们之间的协作，而且劳动人口越来越年轻，流动性强，文化程度高。官僚制在这些因素面前日益显得僵化、呆板。
（4）管理理念的变化。这跟二战之后行为科学的兴起有关，更与麦格雷戈、阿吉里斯、德鲁克等人的理论贡献有关。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为：①关于人性的认识。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再到“复杂人”假设，个人不再是无知的、简单化的、按钮式的，而是复杂的、活生生的，其需求是多样的。②关于权力的思考。权力不再是建立在强迫和威胁之上，而是建立在协作和理性之上，强调个人的意愿以及相互间的合作。③关于价值观的变化。组织价值观不再是官僚制所具有的忽视个性、机械地看待人的价值观，而是基于人道、民主的理念，重视个人需求及其创造性。
综上而言，在相对平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官僚制，难以适应多变的环境，不能对外界保持敏锐、快捷的反应，不能有效处理突发问题；它难以灵活面对新问题、迅速接受新创意，良好愿景很可能经多层传达后遭到扭曲、变味；它难以保持员工的高昂士气、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发挥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和潜能，他们在组织中感到疏离与无意义，对工作投入度不足，很可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会在工作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本尼斯认为，在管理理论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由官僚体系与个人发展的冲突造成的二元对立：个人与组织，民主与法制，理性与自然，社会平等与金字塔结构，参与管理与等级层次，人际关系与科学管理，正式与非正式，外向与内向，软件与硬件，机械论与有机论，关心人与关心生产，X理论与Y理论。新的组织理论应当从这种二元对立中走出来。为此，他评析了许多相关的管理理论。他认为，巴纳德和西蒙的“诱因－贡献交换理论”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是一种“新韦伯主义”；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强调了社会合作，利克特的工作集体理论强调了自主，阿吉里斯的个性发展理论强调了人性化，这些都为新的组织理论提供了前提；麦格雷戈的Y理论发展最为充分，新的组织理论已经呼之欲出。然而，此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组织内部，而事实上官僚体系真正崩溃原因在于环境变化。所以，组织理论变化的着眼点要放在“外适应”上。
本尼斯认为，现代组织面对的核心问题可分为五类。
（1）整合。即如何将个人需求与组织目标统一起来。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现代个人主义与现代工业主义的矛盾。个人的主体性在近现代得到弘扬，但现实中的个人不时遭到工业组织的摧残、践踏，甚至在现代工业体系中被泯灭个性。在重视个人的前提下实现组织的发展，是个体和组织难以回避的问题。
（2）社会影响。即群体关系问题，核心是权力及其分配。在本尼斯眼里，集权式管理变得不切实际，授权与发扬自主性日益显得重要。
（3）协作。主要是应对和解决组织内部冲突问题。在官僚制结构下，组织过于庞大和复杂，离心力越来越明显，难以笼络组织成员的人心，不易维持和增加他们的工作投入度。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合作，是组织面对的一大难题。
（4）适应。组织如何面对动荡的、不可预测的环境，硕大、臃肿的官僚制显然不够敏捷。
（5）复兴。指组织重获力量、完成自新的过程，事关组织的发展或衰落。它的要素包括：整理和利用已有知识；改善学习方法和过程；进行自我分析；把握自己命运。这五类问题决定着组织的成败。官僚制显得拙于应对这五类问题，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呼之欲出。
在对官僚制弊端进行透彻研究之后，本尼斯提出，一种科学模式正在兴起。新的管理结构与科学探索有很多相似之处，故称之为科学模式。它是基于变化、适应变化的制度，鼓励个人创意，强调兼容并包，能够容纳异议，而反对盲信教条与权威。科学模式需要民主的氛围。在本尼斯看来，民主是一套价值观体系。它包括以下要素：充分、自由的沟通，不管等级高低、权力大小；依靠多数意见而不是胁迫或妥协来解决冲突；相信影响力是基于技术能力和知识，不是基于个人一时的异想天开或特权；允许甚至鼓励任务导向的行为以及情感表达的氛围；承认组织与个体之间必然会有冲突，但也愿意理性地处理和调停这些冲突。在科学模式中，个人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而不是被排斥、压制。个人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是被视为机械式的工具。个人拥有自主权，发掘自身潜力，充分表现自己。
就未来组织形态而言，本尼斯认为绝对不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组织，而可能是网络、集群、跨职能团队、临时系统、专门工作组、模块、矩阵等等。未来组织将更加简炼，它的层级将会更少，基于共同目标而建立，能够参与跨国的合作和联盟。未来组织很可能体现坎特（Rosabeth M. Kanter）的5F：快速（fast）、专注（focused）、灵活（flexible）、友好（friendly）、有趣（fun）。本尼斯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未来组织：临时的。它意指反应迅速、适应力强的临时系统。本尼斯把这类组织称为“有机适应型组织”。它具有如下特征：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易于适应变化的环境；一般围绕待解决的问题而成立，以任务为中心；由具有不同专业技能的人组成，重视团体协作，共同解决问题；按有机模式而非机械模式管理，避免官僚病；领导力属于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而非论资排辈。未来组织不再是威严的、冷冰冰的金字塔，而是一个随环境变化可重新组合的有机体。
组织社会化理论 篇4
Tichy,et al.(1979)认为社会网络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等
社会学。Park(1924),Cooley(1956)和Simmel(1950)认为互动和交流的形式是理解社会生活的关键。
人类学。Strauss(1969)的交换理论,Malinowski(1922),Frazer(1919)强调个体之间关系的内容,它们存在的条件,以及进化的过程。
在实证方面,Whyte(1955)和Chapple&Sales(1961)是最早使用网络概念的组织研究者。大样本的投票行为研究和创新的网络传播属于网络的概念(Katz,Lazersfeld,1955;Coleman,Katz,&Menzel,1957;Rogers&Shoemaker,1971)。
二、社会网络研究的内容
社会网络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Tichy,et al.,1979)。
交易的内容。当两个人在网络中相遇时,什么被用来交换?有四种交易类型:(1)交流感情;(2)交换影响或权力;(3)交换信息;(4)交换商品或服务。
联系的本质。(1)强度,一定时间内联系的次数。(2)互惠度,个体之间在交易内容上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强度。(3)期望的清晰程度,网络中个体期望其他人的行为。(4)多元程度,个体拥有多种角色,工人,丈夫,社区成员,小组成员。
结构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水平。(1)外部网络。(2)内部网络。(3)网络中的集聚。(4)个体作为特殊的节点。具体包括:大小,密度,聚类,开放程度,稳定程度,达到性,中心性,明星,联络点,桥,守门员,孤岛等内容。
三、社会网络的测量方法
在现有的社会网络研究中,有四种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
位置分析法。数据容易收集,但是不准确,需要和其他方法放在一起使用。
声誉收集法。容易设计和收集,可以在多个网络中使用,需要限制样本大小。
决策分析法。重建网络。忽略间接的、轻微的影响。
互动分析法。可以采集到有信度的数据。定义边界,需要高的回报,成本管理。要求联系人有高的承诺度。
四、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数据与通常的社会学数据不同。传统统计方法针对的变量要满足“相互独立性”。而社会网络分析恰恰研究的是“相互关系”数据,其中使用的是结构变量,正是这一点开创了数据分析和模型建构的新领域(Wasserman&Faust,1994:16)。
目前社会网络模型主要有三种分析的思路:图论,统计概率,代数理论。
Scoot(1991)认为,三种因素导致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出现和发展。(1)社群图分析,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对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促进了社群图和群体动力学的发展;(2)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学者强调非正式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们通过研究人际关系的模式发展出“派系”概念;(3)在50-60年代的英国,在布朗的影响下,曼彻斯特大学的人类学家考察了部落和乡村的“社区”关系结构,他们把数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
五、社会网络与组织研究
目前和社会网络研究密切相关的概念有社会资本和组织嵌入性。
社会资本最早由法国社会学者Bourdieu(1977)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注重社会系统的整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乃是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连带加总,而社会资本的取得则需要靠连带(tie)的建立与维持。Bourdieu(1986)提出两项核心概念来诠释社会资本的内涵:(1)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社会连带的总和;(2)社会资本源自于连带的建立、维持与资源交换。
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在组织研究中最常被引用。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群体中的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出的信任、合作进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结构:网络连带、网络构型和可使用的组织。(2)认知:共有编码、共同语言和共有叙事。(3)关系:包括信任、规范、认同和义务。
关于嵌入的研究是组织研究中一个令人振奋的领域,因为它发展了我们对于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生活的理解。Polanyi(1975)使用嵌入这个概念来描述现代市场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Schumpeter(1950)和Granovetter(1985)揭示了它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在公司间网络的情境下的经济活动的有力影响,从而激励了产业区域(Leung,1993;Laerson,1995)、市场渠道(Moorman,Zaltman,and Deshpode,1992)、企业家(Larson,1992)、借贷关系(Podolny,1994;Sterns and Mizruchi,1993;Abolatia,1996)、选址决策(Romo and Schwartz,1995)、收购(Palmer et al.,1995)和组织适应性方面的研究(Baum and Oliver,1992;Uzzi,1996)。
Uzzi(1997)认为组织网络的运行部分地取决于历史和制度因素,以及他们满足基于效率选择机制的能力。同Schumpeter(1950)的观点一样,他发现组织业绩可能会取决于服务特殊领域市场的能力,这需要公司迅速将产品推向市场并快速适应,而不是最优化成本。
参考文献
[1]、罗家德.组织社会资本的分类与测量.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刘军.社会网络模型研究论析.社会学研究,2004(1):185-196.
[3]、Uzzi,B.公司间网络的社会结构与竞争:嵌入关系的悖论.管理科学季刊最佳论文。
[4]、边燕杰.公司的社会资本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社会网络分析.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组织理论 篇5
首先要遵循目标任务原则。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有特定的任务和目标，组织机构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与特定的任务和目标相关联，组织机构的调整、增减、合并都应以是否对实现目标有利为衡量标准。因此，进行组织机构设计时首先应该明确该组织机构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经营战略是什么，社会对组织机构的需要是什么等等。设计组织机构首先要认真分析，为了保证组织机构目标的实现，必须办的“事”是什么，有多少，设什么机构，赋予什么职能，然后以事为中心，因事建机构，因事设职务，因事配人员。比如为加强管理，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省政府决定将2014年作为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年”，公安交警和交通路政、运政部门要共同依托超载超限检测站，建立联合值勤、一站式查处超限车辆，联合执法在宏观上确定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在微观上明确立法体系、执法体系、监督体系的职能目标，进行实现治理超限的目标。
其次要遵循分工协作原则。组织机构设计中坚持分工和协作的原则，就是要做到分工合理，协作明确，对于各个部门、各位员工的工作内容、工作范围、相互关系、协作措施等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一原则，要明确分工，解决干什么的问题。同时，既要保证体系内各机构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又要防止分工过细、机构膨胀、效率低下。比如项目监理机构，分工就是将监理目标，特别是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三大目标分成各部门以及各监理工作人员的目标、任务，明确干什么、怎么干，在分工中特别要注意尽可能按照专业化的要求来设置组织机构，工作上要有严密分工，每个人所承担的工作，应力求达到较熟悉的程度，注意分工的经济效益。当然，在组织机构中还必须强调协作，所谓协作，就是明确组织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的协调关系与配合方法，在协作中应该特别注意，主动协调，要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找出易出矛盾之点，加以协调；有具体可行的协调配合办法，对协调中的各项关系，应逐步规范化、程序化。
再次要遵循命令统一原则。命令统一原则的实质，就是在管理工作中统一领导，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消除多头领导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保证全部活动的有效领导和正常进行。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在组织机构建构中贯彻命令统一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首长负责制，健全规章制度，明确个人权责，形成上下通达行政组织。比如在公路管理部门，只有一把手在工作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事项商议决策，不搞个人说了算，避免决策失误，才能切实做到一个单位财务民主管理，部门工作民主决策，人事管理公开、公平、公正，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招投标等制度。
四是遵循管理幅度原则。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设置当前组织机构的管理幅度。有效管理幅度是指一个管理者能够直接有效管理下属的人数。影响管理幅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管理幅度会因组织或个人的差异而不同。由于管理幅度的大小影响和决定着组织的管理层次，以及主管人员的数量等一些重要的组织问题。所以，每一个管理者应根据不同情况并结合工作的性质以及被管理者的素质等特征来确定适合本组织的管理幅度，从而既能保证统一指挥，又有利于组织内信息的沟通。
五是遵循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原则。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要用法律形式限制领导权力，克服不同方式的缺点，充分发挥其优点。集权与分权相平衡原则就是根据组织的实际需要来决定集权和分权的程度。集权是指组织的大部分决策权都集中在上层。分权是指将组织的决定权根据各个层次职务上的需要进行分配。集权和分权的程度完全是根据组织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为了完成组织目标的需要而决定的，例如，当组织的外部环境比较稳定时宜采用集权，当外部环境变化激烈时宜采用适当程度的分权；当组织规模较小时宜采用集权，当组织规模较大时宜采用适当程度的分权； 集权和分权的程度没有固定的尺度，关键是组织的决策者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根据需要把握好这个程度。
六职是遵循职责权利对应原则。在赋予每一个职务责任的同时，必须赋予这个职务自主完成任务所需的权力，权力的大小需要和责任相适应。有责无权，无法保证完成所赋予的责任和任务，有权无责将会导致权力滥用，组织赋予每一个职务的权力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一定要与所赋予的职责相适应，这是组织设计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在组织机构设计中职务要实在、责任要明确、权力要恰当、利益要合理，要避免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有职无权、有权无职、责利不对应的现象。
七是遵循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原则。组织机构的部门和人员的设置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为组织机构的经常变动涉及人员、分工、职责、协调等各方面的调整，对人员情绪、工作方法、工作习惯的影响，要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才能消除。但是，组织机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有一个适应的问题，一个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机构是难以有效运转的。因此，在组织机构设计中把稳定性和适应性结合起来，是一个必要前提。
八是遵循执行和监督分设的原则。组织机构中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只有分开设置，才能使监督机构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当然，监督机构分开设置后，又必须强调在监督的同时加强对被监督部门的服务，做到既监督又服务。单纯强调监督和制约，不利于监督职能的履行，也不利于搞好双边的关系。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是通过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流程，促使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得到不断提高。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积极推进部门内的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对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设法治型、服务型、责任型、效能型政府，意义重大，也是在当前大部制探索过程中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的可行模式。
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制度效率指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投入产出比率、组织运作绩效和系统发展速率，表现了组织系统整合资源、适应环境、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制度效率是21世纪的核心竞争力，向后看，制度效率是历史进程成败之剑。反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历朝都搞“政府再造运动”（皇权时代，地方很少有自主权，在此不述），然而正如钱穆先生总结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大趋势，讲到的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也就是说，自秦以降至清，历朝政府机构改革的主线，不是简政放权，而是皇帝集权，以百官分权，每个机关互相钳制，避免造成地方、部门割据和威胁皇权。在一次次不断加强皇权的机构改革中，往往是用一些机构来监督另一些机构，叠床架屋，难免机构臃肿，冗员众多，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又要进行一次机构改革，基本是这样一个膨而改，改而膨的不断循环，很多症结自身无法克服。到了中国近现代，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不断丧失，外国侵略者接踵而来，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以攫取越来越多的侵略权益，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纵观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在封建制度后经历了很长一段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使得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使其没能力领导我们的民主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经过长期历史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道路适合中国，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是最好的佐证。
向外看，全球竞争核心是制度效率之争。比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实力。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模式的正常运行都有其必要的技术前提和 社会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和技术的落后，计划经济对生 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始不断显现，并开始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形下，经济体制的转变显得愈加迫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运而生。1992 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 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是中性，在外国它就姓资在我国就 姓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使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增强了国际竞争实力，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向内看，发展挑战源于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例：政府机构的效率影响投资软环境、低效率导致环保问题久拖不决、低效率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
向内看－发展难题源于低效率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缺陷的政绩考核制度是地方政府对投资建设乐此不疲的重要动力源泉。各级政府为了好的政绩就要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代价谋求GDP和税收增长的高指标，其必然结果或者说是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投资、快上建设项目、追求数量型扩张，依靠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实现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其次，政府主导发展的管理体制，使政府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特别是财政支配能力，为粗放型经济扩张提供了保障。就财税体制而言，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容易产生尽可能扩大投资的内在冲动，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攀比，不计后果、资源环境代价，大干快上高产值、高税收项目的恶性竞争局面。要发展，必须要有效率，建立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助于解决我国发展难得问题。
向前看，提升制度效率是推进发展关键。中国的市场竞争已经经历过了胆量、技术、规模、宣传等几个阶段，但现在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很多方面差距已经不大了，但是为什么在运作效率方面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就是“中国人做事不到位”，既包括组织系统的正式约束不到位，也包括非正式约束不到位的问题，经过组织的放大作用，造成了企业间运作效率的巨大落差，造成企业组织效率底下的原因是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为组织设计和创造适宜的制度安排，以此从宏观层面上激发人的价值追求。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被看做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因素被排除在外，提升制度效率是推进发展关键，通过制度创新或者制度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发展。
公共组织理论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建立、运行和发展的学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研究公共组织理论要结合国情和当前实际，重点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上把握好正确方向。
组织理论的研究原则：
组织理论作为综合性理论，它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是由其研究对象、实践特点和理论内容综合决定的。
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组织理论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必须与人类的组织活动相结合。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首先应有正确的理论导向，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组织活动的实践和需要出发，从时代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现实出发。
二是检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的原则。一方面，应及时对人类的组织活动进行总结，获得经验事实，另一方面是对现有的组织理论进行概括，使之具有系统水平的理论透视。随着组织活动的发展，与组织理论相关的管理学理论也日新月异，管理学理论中的人性论、系统论、需求层次论、过程论、价值论、控制论、组织论、发展论等百花齐艳，只有及时总结和概括这些理论成果，才能为组织理论的发展提供认识框架和建构原则，才能使组织理论有相应的理论价值和学术高度。做好理论概括，要善于将科学推理和哲学思辨相结合，从个别和一般、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来加以解释，同时还应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和宏观综合相结合。
三是要注重分析当代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据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单位制度的研究是特色课题，单位现象是中国特有的组织现象，它从组织系统的层次上体现着政治结构、历史传统、经济体制和人文素质的许多特征。单位制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既是深化改革的阻力因素，因为它涉及到了人们的生活利益，也是改革成功的突破点。因此，单位现象是现代组织论的研究课题。研究单位现象，能够为解决当前国企转制过程中的棘手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能够为新的社会组织的设计提供历史性的经验教训，也能够为新的组织制度安排提供先导性的历史基础。
四是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的原则。西欧和美国的管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组织理论做过许多有益的探讨，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组织理论问题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在借鉴的同时，需要关注组织的新动向、新趋势、新经验，并进行科学的概括抽象，从现代组织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提炼出一般规律。从组织活动和组织理论的发展史中进行概括抽象，从现代各种组织理论中进行概括抽象，从而使组织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
五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的原则。还原论强调从组织系统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中寻求对宏观组织现象的说明，而整体论则强调组织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决定着组织的宏观性质，但如果没有对局部机制和宏观结构的深刻了解，对组织系统整体的把握也难以具体化。必须在深入了解系统个性的性质和行为的基础上，从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发现组织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行为。
组织理论的研究方法：
一是调查研究方法。研究者针对某一选题，通过问卷或调查等形式，收集有关资料，然后加以整理、归纳和统计分析，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组织学的一些著名理论观点、方法都是通过调查研究方法获得的，比如霍桑实验等。调查研究方法是组织学研究方法中卓有成效的方法之一，值得重视和推广。
二是文献归纳方法。组织学中的许多规律、原则和方法是源于政治家、管理专家和工商企业家的报告、论文、随笔以及传记之中。这些文献记录了他们的组织经验、过程和做法，可以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性的或发人深省的结论，充实到组织理论中。
三是比较分析方法。这是理论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既包括历史性比较，也包括共时性比较。通过比较，可以为组织现象的分析提供相对较优的分析结论，这为组织理论的借鉴提供了可能。
四是规范研究方法。着眼于建立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以这些理论和原则来解释所面对的组织现象。偏重价值考虑，论及的是“应当如何”和“应当是什么”，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天的组织理论研究。
五是经验分析方法。专注于寻找事实，关注“是什么”而非“应当是什么”，即认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了解问题，这种方法在研究中还主张价值中立，因为价值观的渗透会妨碍对事物的客观理解。
六是案例研究方法。把组织活动更多地看做是艺术而非科学。案例的积累有助于区分某些类型的不同事件，以便采取相应的方法加以解决。有了案例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可以在今后碰到类似问题时有一个参考。
组织社会 动员社会 引导社会 篇6
在灾难性事件报道过程中，新闻媒体担负着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导社会的作用。地方新闻媒体要从容应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必须要有敏锐的新闻感觉，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快速的反应机制。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开封日报》面对黄河开封兰考段抢险救灾的报道，就是地方媒体应对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成功尝试。
２００３年秋季，阴雨连绵，黄河中下游连降大到暴雨。由于“华西秋雨”影响，黄河中下游遭遇百年少见的严重秋汛。渭河流域连连告急，洪水泛滥，冲堤决坝。伊洛河、沁河水位暴涨，黄河水位、流量居高不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水量最大的秋汛在黄河中下游形成，再加上黄河小浪底水库泄洪的影响，黄河兰考段蔡集控导工程坝前水位陡涨，接连发生重大险情。９月１８日、２０日，兰考县谷营乡蔡集村护滩堤两次决口达２００米。９月２６日，洪水将与３５号坝相连的１８号护滩堤冲开５００多米宽的决口，最大水深１７米，平均水深１０米左右，决口处洪水流量最高达１０８０立方米／秒，直冲蔡集控导工程３５、３４、３３号坝。蔡集护滩堤决口后，造成二级悬河斜流，使兰考县１６个行政村、１．８万人被洪水围困，还造成山东东明２４７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区全部被淹，１３５个村庄、９．６８万人被水围困。如果３５号坝被冲垮，黄河主河道势必改道南移，河南、山东１５万群众世代居住的村庄、家园将长期淹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谣将再次成为严酷的现实。
险情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分别对抢险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驻豫部队和武警官兵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封堵决口成功，截断了流向河南、山东滩区的洪水，解除了对大堤和滩区村庄的威胁，夺取了黄河兰考段抢险救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灾情一发生，《开封日报》就启动了快速反应机制，报社副总编辑亲自带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在抢险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统一指挥下，报道组的７名同志不畏疲劳，连续作战，每个人都经受住了任务繁重和身体极度疲劳、困乏的考验，每天向报社发回２０多篇（幅）文字、图片，集中展示了省、市、县领导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广大干部群众昼夜奋战、顽强拼搏，参战部队指战员全力以赴、奋勇争先，河务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广大公安、交通、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不畏艰险、尽职尽责、团结战斗的波澜壮阔的黄河抢险画卷，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的舆论优势，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心、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受到了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阅评组的肯定。
据不完全统计，在４０多天的抢险救灾中，报道组记者采写各类新闻稿件８００余篇、图片１５０余幅。抢险救灾取得胜利后，本报刊发了长篇通讯《大河滔滔唱英雄》，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弘扬“以民为本、团结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黄河抢险精神的热潮，坚定了全市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战胜困难和风险、迎接新挑战、夺取新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从黄河抢险的成功报道中，我们感到地方新闻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是大有作为的。
第一，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发挥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导社会的功用，着力点是争取主动，快速反应，冷静处之，及时有效引导，这是我们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一个关键环节。在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灾难性事件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取决于引导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才能使正确的信息抢先占领各种媒体和传播渠道，使正确的舆论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才能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当中，使社会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事件的妥善处理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黄河兰考段险情、灾情发生后，开封日报社领导高度关注，立即对新闻报道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制订了科学的报道预案，组织了得力的报道队伍，使各类报道在第一时间内同读者见面，让读者及时了解抢险救灾前线的一举一动。在报道中，我们及时准确、重点客观地报道灾情，同时，唱响抗灾、救灾的主旋律，使人们看到党和政府率领人民团结拼搏、战胜灾难的坚强决心，也使人们了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团结、大协作精神，从而使人们在灾难中看到希望，受到鼓舞，增强信心。在舆论的引导下，全社会都在关注抢险救灾前线的进展情况，全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对抢险救灾给予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紧急时，指挥部紧急征用了大量人力、物资、车辆，确保了抢险救灾所需，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
第二，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于灾难性事件，我们过去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灾害事件中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也往往因为没有人敢“拍板”而得不到及时的报道。某些媒体面对灾难性事件保持沉默的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灾难性事件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心理上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对各种信息十分敏感，对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相对降低，流言谣言也会相对增多。为了保证社会知情，实施社会指挥，提供社会向导，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及时、大量地发布真实信息，说明事实真相。对灾难性事件的透明公开，目前已成为形势的客观必然和公众的基本要求。
黄河兰考段的险情、灾情发生后，《开封日报》主动应对，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自觉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通过认真研究，我们在一版开辟了《抢险救灾先锋谱》、《来自抢险救灾一线的报道》等栏目，集中刊发抢险救灾前线的事态进展情况和党政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拼搏的英雄事迹，文字和图片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抢险救灾处于紧要关头时，《开封日报》每天拿出一到两个版面进行报道，形成宣传强势和视觉冲击力，把这场波澜壮阔的画卷展现给广大读者，产生了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新闻观念，体察民情、关注民生。黄河兰考段的险情、灾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提出“群众利益高于天，干部责任重于山”，把群众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并要求全体参战人员以民为本，团结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以人为本，应体现在对受灾群众的倾情关注上。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党和政府及全社会对受灾群众的温暖关怀，这是媒体的责任。在灾难性事件中，受灾群众虽然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大量的救助和关怀，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毕竟是困难的。媒体必须真实而真诚地反映这种状态，以唤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爱和救助。《开封日报》不但及时反映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灾民进行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大力救助的情况。同时派出记者深入到灾民安置点，如实反映灾民衣、食、住、医、学等方面的状况。报社副总编辑刘会敏深入到灾民帐篷中，实地采访灾民的吃住及孩子们学习的情况，写出了《这道坎我们一定能够过去》的现场报道。《汴梁晚报》及时发出“秋风呼啸，气温骤降，灾民急需御寒衣物”的呼吁，这些报道凸显了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文关怀，突出了灾难性报道的贴近性，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第四，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准确把握舆论引导的度，完善报社的采编协调机制、新闻策划机制和送审把关机制，正确处理好新闻、旧闻和不闻的关系。哪些要报，哪些不能公开报道，哪些要及时报，哪些不能抢报而要稳妥处理，都要按照规定精心把握。
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度就是要把握好新闻信息的密度、政府公开声音的强度、对难点关注的热度。新闻调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报道热度和密度的宏观调节；二是新闻媒体根据党和政府的新闻管理部门发出的价值信号，凭借平时积累的经验进行自我调节。新闻单位的自我调节是第一位的，它对报道的效果起着最直接的作用。这些调节包括随着灾难性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调节、根据灾难性事件的阶段性规律适时调节，把握和调节舆论引导的正面度和反向度。
组织社会化理论 篇7
一、城市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定义及其困境
城市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从主体讲,既涉及各级城市社会组织,又涉及城市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会员;从内容讲,既指推动城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管理能力,又指城市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完成任务的能力。尽管我国城市社会组织能力不断提升,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1. 城市社会组织发展的价值迷思
“作为新公共性最重要的承载者,NPO、NGO等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新公共性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是,由于城市社会组织承载着多元的价值理念,表达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价值需求,因此很难形成公约的共识。与此同时,每一种价值诉求在价值的多元诉求的决定下往往难以同社会的公共性完全达到一致,城市社会组织发展运行如果仅仅以价值诉求至上,那么就会导致所涉及的社会群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发生矛盾。
2. 城市社会组织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当前,城市政府对城市社会组织的管理主要采取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机关双重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城市政府通过设置过高的“准入门槛”将城市社会组织和城市政府置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上,一些城市社会组织为了绕开过高的“准入门槛”,选择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或者干脆放弃登记;另一方面,很多城市社会组织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采取了挂靠党政机关的方式,从而成为党政机关的附属组织,这就导致城市社会组织过度依附政府体制内部,严重影响了其独立性。
3. 城市政府和社会对城市社会组织的不信任
城市社会组织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个重要实体,它需要城市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尤其是来自城市政府的信任。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政府和社会都会对来自民间的城市社会组织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一方面,既希望它能对城市政府的职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担心城市社会组织发展会给党和政府的权威带来挑战。这种不信任,会加大城市社会组织为公共事业服务的成本,限制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这将是我国城市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阻力。
二、“三圈理论”的分析框架与其对城市社会组织的考察
1.“三圈理论”的分析框架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马克·莫尔在1995年出版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出,公共管理的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决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价值、能力、支持三个因素的相互统一。首先,政策方案目标是否能体现公共价值,称之为“价值”(V);第二,要考虑约束条件,称之为“能力”(C);第三,方案能否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同和配合,称之为“支持”(S)。如图1所示,上边的圈是指公共价值,左边的圈指的是能力,右边的圈指的是支持。某政策如果要得到有效执行,那么要力图这三圈相交,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这一理论可以用三个圆圈形象的来表示,所以称其为“三圈理论”。
根据三圈相交所形成的区域,可以将进行决策时出现的情况分为以下几种:耐克区(V+C+S):三个圈相互重叠部分,表示能力、支持和价值都具备的最佳决策或实施区,最有可能获得成功;梦想区(V):价值圈不与另外两个圆相交的部分,表示具有公共价值,但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支持。只停留在梦想阶段;梦想实现区(V+C):价值与能力两个圆圈相交的部分,表示有价值、同时又有足够的资源能力,但因缺乏支持难以实施;风险项目区(V+S):价值和支持两个圆圈相交的部分,表示有价值,同时会获得支持,但能力不足,实施有一定风险;别人的梦想区(S):支持圈不与其余两个圈相交的部分,表示仅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而缺乏价值,也无能力实施;噩梦区(C+S):能力和支持两个圈相交的部分,既有广泛的支持,又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但却毫无价值,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
上述三圈是动态的存在,因为可以通过三个圈的移动来改变各个区域的大小,努力扩大中间的耐克区。“三圈理论”认为,成功的决策可以基于“价值圈、能力圈和支持圈”三个要素进行考量,同时追求其结构性的平衡,所以制定一项决策,要全面考虑V、C、S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从而使这三者成为有机的统一体。
2.“三圈理论”框架下的城市社会组织考察
⑴城市社会组织的“价值圈”。城市社会组织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面对社会管理民主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城市社会组织具有优势,具备在很多领域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城市社会组织能够在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方面,作为公共服务承载者,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能代替政府对其成员组织进行有效管理,因而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⑵城市社会组织的“能力圈”。城市社会组织的“能力圈”,就是要考虑我国城市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约束因素,即人、财、物条件是否具备。当前政府职能的精简正在成为当前体制内外的共识,需要转移出不符合政府应用的职能,承接政府职能的重要载体无疑是城市社会组织。从国外城市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来看,城市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治理能力的提升,使其是有能力来承接政府部分职能。
⑶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圈”。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圈”,主要从政府、市场、社会民众对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方面来研究。
首先,政府对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加快政府职能向城市社会组织转移,将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交由有关的城市社会组织来承担,可以使政府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集中力量更好地履行其核心职能。因此,大力支持城市社会组织发展是推进政府职能转移的一项重要工作。
其次,市场对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市场性组织是城市社会组织中一类重要的组织,例如商协会、贸易促进会以及各种金融、资信评估机构和审计、会计等专业部门,正是这些机构让政府与市场联系起来,在国家经济秩序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重要作用。这类城市社会组织成为市场与政府的桥梁,给市场带来了诸多便利,这也是市场支持城市社会组织发展的原因。
第三,社会公众对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很多拥有社会功能的组织在现实中或多或少地能够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与社会公众有着密切的特殊关系,因而对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提高,城市社会组织成为公众表达利益需求的重要渠道,从而得到公众的支持。
三、基于“三圈理论”提升城市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三圈理论”是一个良好的分析框架与战略分析工具。可以通过分析某种战略决策或机制处在“三圈理论”中的某个区域,来决定解决相应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只有当V、C和S这三个圆圈向中心移动并出现重合部分之时,决策效果才是最好的。最优决策是在这三个要素的博弈中寻求耐克区,即V+C+S。
1. 针对城市社会组织“价值圈”,明确组织价值边界提升治理能力
城市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确立其价值边界。第一,城市社会组织在实现自身价值诉求的过程中,要和国家、市场以及其他城市社会组织在协商与妥协中共存。第二,要尊重不同价值需求的合理性,并认清价值理念背后的利益诉求。第三,根据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具体社会情境对组织价值诉求的内涵进行调整。相比国家,灵活的行为模式是城市社会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优势。
2. 针对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圈”,加强城市社会组织独立性提升治理能力
城市社会组织的行政性要逐步淡化,积极探索一条去行政化道路。行政级别逐步淡化可以完善城市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这有利于让城市社会组织在项目中发展道路,在现实中培养一支有能力、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激发城市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潜能,尽快而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逐步实现社会自治,加快社会与市场的转型。
3. 针对城市社会组织“支持圈”,加强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对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以提升治理能力
⑴加强政府对城市社会组织的支持。在财政政策上政府要加大对城市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由于我国城市社会组织在经济方面和资金方面的能力非常不足,使得其在很多层面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要努力承担公共服务的购买,主动把一些事务外包给城市社会组织,同时给予其足够的支持经费,适当的政策辅助,尽力让城市社会组织为社会作出足够的贡献。
⑵确立城市社会组织的市场取向。我国的城市社会组织要转变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观念,适应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新角色。通过舆论、教育和实践由小农经济观念向市场主体转变,要逐步认识到城市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运行效益化、效率化的重要前提,积极主动地利用城市社会组织为自己服务,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分享由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以此作为经济主体自身转变经营机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内容和契机。
⑶激发民众主体意识。要靠变革社会制度发展我国的城市社会组织,更要着力于每个社会个体的内在品质的提升。只有让每个社会个体内心都认同参与社会管理理念,城市社会组织日常工作的开展才能有的放矢。对原本仅仅是消极被动的小个体行为的转变,转变为自主自觉社会主人公的意识,这能够让民众在处理小个体与大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加深认同感,同时使其备能够肩负起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能力,从而为社会提供福利。
参考文献
[1]田毅鹏.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65-72.
[2][美]马克·莫尔.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曹俊德.“三圈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决策方法论意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37-41.
[4]段宇波,赵怡.“三圈理论”视野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86-96.
组织社会化理论 篇8
关键词：社区,社会冲突,业主委员会,非营利组织
0 引言
随着现代城市社区的发展，社区管理无论是从政府改革还是经济发展来看都显得更加重要。本文从社会冲突的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非营利组织成为社区主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非营利组织如何更好的发挥其主体作用提出了建议。社区治理的根本在于如何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尽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直接涉及到了公民自身利益和其权利的实现。
1 冲突理论
冲突，亦称为抵触、矛盾、争议，是在存在着对立条件的情况下，系统各个部分的对立目标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冲突首先是互动的，巴克指出冲突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环境中，最有可能发生在人们相互沟通联系较多的地方，而且冲突在被组织化的环境中发生几率大大提升。[1]其次冲突是对立的。马克思、韦伯等冲突理论家认为，稀缺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物质资源、符号资源、权力或权威等稀缺资源占有上的差异构成了冲突各方对立性“潜在利益”的存在；[2]再次，冲突是由事件促发的。加里·科瑞普斯指出，对立的冲突通常是因为一件事情，特质偶然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这一事件关系到社会组织中两个或更多互动单元之间的“潜在利益”。这三点为冲突的基本内涵，也是开展社区研究的基础理论。[3]
2 产生社区冲突的原因
首先，政府角色越位，干预过多。政府对社区的行政干预，影响社区自治功能的运作，有些理应大有作为的地方却显得有限。社区基层组织成为社区建设的总设计者与总导航者。政府干预导致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整日陷入下派的事务工作中而无暇顾及居民的生活水平，引起了业主的强烈不满。
其次，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各级人民政府信访部门作为联系政府、社会、公民之间的一个桥梁，为群众的利益提供了表达渠道。但是信访部门本身并没有实质的执行权，只能交办各职能部门解决，当业主的利益被侵害以后，没有一个部门负责出面对社区居民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冲突做出调整和协调。[4]
再次，公民财产权利意识的觉醒。当公民最重要的个人资产收到侵害，住宅环境收到威胁，公民就产生了强烈的动机捍卫自身财产。虽然这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对私利的诉求，也起到了对公共利益捍卫的作用。
3 解决社区冲突的关键———非营利组织介入社区管理
首先，整合社区资源更好的服务社区现在的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组织的一个角色，通过沟通政府、市场、社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社区的非营利组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整合。政府拥有资金和权力，借助非营利组织的优势来弥补政府与企业这两种体制的不足。[5]
其次，非营利组织在社区管理的专业性。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完全不同，它的目的是最大化的获取利润，无法像非营利组织那样提供低偿或无偿的社区福利服务，一方面，“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要求政府回缩权力，这就需要在政府之外建立一种非营利的、基层群众性的组织来协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行使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6]
再次，非营利组织为居民参与自治提供的平台。当前，我国社区自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区参与不足，社区居民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有了问题自然有人会出来处理，害怕出了事情连累到自身，非营利组织就为其参与社区管理提供了平台。
4 小结
中国社区治理主体正处于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型期，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特征决定了它区别于一般的社区管理，多种主体并驾齐驱必然会在权力上产生冲突摩擦。进一步完善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和谐社区的关键。本文通过社区内各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来分析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对互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总结经验。最后提出构建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体制的建议，以此来提高我国社区建设能力。
参考文献
[1]Barker, Larry.L, Kathy J.Whalers, Kittle W.Waston, Robert J.Kibler.Groups in Process:An Introduction to Small GroupCommunication[J].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87:75-81.
[2]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164-181.
[3]刘志昌.草根组织的生长与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J].社会主义研究, 2007 (4) :94.
[4]刘伟.当前中国社会的自组织问题之思考[J].绿叶, 2007 (8) .
[5]卜长莉.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矛盾冲突的新特点[J].新华文摘, 2009 (8) :28-30.
组织社会化理论 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校,共青团
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与确立的时期, 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 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当今,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在多元价值导向的不断转换中发生着变化。那么如何才能通过高校基层团组织工作让大学生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高校共青团工作的理论思考
十八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 凝练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这一创新发展必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加强对广大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培育责无旁贷。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团的工作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 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国家、社会、高校各个层面一直致力于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我们在肯定各方面成绩的同时, 应当更加注意到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探索途径, 完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和方法。第一, 高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还不够完善, 主要集中于课程设置, 实践方面却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途径。第二, 培育方法和大学生的接受心理还存在一定的背离。在调查访问中, 有很多大学生感觉自己从小接受的理想信念教育离自己很远, 大都是学校、社会的灌输, 没能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第三, 现今高校的育人模式依然没能很好地解决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与行所存在的矛盾。调研发现, 影响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因素中, 居首位当属社会普遍浮躁、急功急利, 其后依次是:攀比、享乐之风盛行、拜金主义盛行、奢侈浪费严重, 这对基层共青团建设甚至是高校道德素质教育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挑战。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途径探索
1. 积极完善培养基层团干部的系统化工程。
各级领导部门应切实加大对团干部的指导和培训, 尤其加强业务培训, 坚决不可间断、不可搞形式主义, 使团干部做到在工作中能够吸引凝聚青年, 使其准确把握青年群体的需求, 掌握符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式, 使团干的工作更有针对性。
2. 拓展实践路径, 注重实践领悟。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只停留在政治理论课或者传统意义的主题团活上, 基层团组织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让大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 以此来不断地感知、理解、消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内化为自己的情感和意志, 后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和习惯。团组织可以组织青年参加各种实践, 着力体现“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的教育内容。同样还需注意支部成员内的交流与总结, 应该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沟通感受, 做到每次活动都能有所收获。
3. 举办团活要注重团支部内同学的意见。
受调查同学认为班级内部小型的团活不易展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活动流程反复、一成不变, 说明相当数量的同学对现有形式的团活是抗拒的。所以, 活动的组织者不应总是用常规的班会形式吸引参与者。经调查整理, 普通同学们更倾向于趣味游戏、知识竞答、辩论赛、演讲比赛、素质拓展训练、经验交流会、情景剧表演、文艺汇演、会议交流等等, 这些形式寓教于乐, 且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相吻合。
4. 运用网络载体, 拓宽基层团组织建设平台。
现如今社会是信息化的, 广大青年团员, 与新媒体、时尚元素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团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共青团的各项工作和建设中, 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 ……, 善于运用微博、微信、微视频、即时通信、社交网站等青年喜闻乐见的网络载体开展工作。”早已经对网络驾轻就熟的大学生青年, 网络覆盖了他们的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基层团支部的建设, 应积极推进网络化, 开辟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加强正面思想引导的互动版块和话题专栏, 推动形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的网络环境和浓厚的舆论氛围, 帮助团员青年成长成才。
结语
高校共青团组织在全团工作中处于基础性战略地位, 本文讨论了高校共青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思考, 简要剖析了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现状和自身价值观取向。并结合高校共青团建设工作现状与不足, 对共青团工作在实践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几点思考及相关建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 从理论思考到途径探索, 引领青年团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觉追求, 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标准, 大力开展学习践行活动, 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4-05-04) [2014-05-0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110528066_2.htm.
[2]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共青团十七大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6:4-40.
[3]李纪岩.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44-60.
组织社会化理论 篇10
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西方社会在回应当时盛行于美国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功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兴起了一股制度主义复兴的理论思潮, 学术界称之为“新制度主义的莅临”。总的来说, 新制度主义将注意力从“个体的社会行动者”身上转移到了这些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情境和环境”。[1]但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 基于对制度环境以及行动者与环境的关系的不同认识, 出现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组织分析制度主义、世界社会、斯堪的纳维亚制度主义等诸多流派, 具体关系如图1。
与现实主义和功能主义视角将世界看做一个政治或经济主导的体系不同, 世界社会理论认为现代世界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社会”, 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y) 。[2]现代社会是在西方社会的基础上被高度制度化和理性化的世界社会, 这些制度化规则以文化理论、意识形态和惯例的形式来指导社会如何或应该如何运转以达到共同的目标。[3]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建构了现代社会的主要“行动者”:国家、组织和个人。[4]它们成为被社会认可的合法代理 (agent) , 除了代理自身利益, 同时还为其他社会行动者 (女性、儿童、残疾人、未出生的婴儿等) 和非社会行动实体 (如动物、植物、环境等) 的利益而斗争。当这些代理者纯粹为自身以外的利益工作时, 它们就成为约翰·迈耶 (John W Meyer) 教授所谓的“他人” (others) , 扮演着“他人角色” (otherhood) , 成为这个世界的编剧或脚本撰写者, 建构着指导各类社会行为的世界文化脚本。
二、国际组织在全球层面对世界教育蓝图的建构
在古代社会, 教育是一种私人事务和特权, 以家庭教育和教会学校为主。到了17和18世纪, 个人逐渐从家庭、宗教、部落等集体性团体中解放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行动者;民族国家的权威和权力也逐渐得到彰显。[5]教育作为培养公民的一种手段将国家和个人联结起来, 到了20世纪下半叶, 国家资助和掌控的大众教育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被新兴民族国家竞相采纳。
在这个日益融合的全球化社会中, 代表伟大集体利益和普遍原则的各种协会和组织, 众多超国家的专业人员, 以及卸下利益导向代表集体真相和美德的国家, 它们通过扮演“社会他人”的角色, 为世界教育的发展提供各自的理念 (ideas) 、方案 (recipe) 和最佳实践 (best practices) , 共同建构着一幅指导人类教育行为的世界教育蓝图。
组织和协会, 特别是国际组织越来越成为现代世界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使得现代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国家角色相对弱化的世界 (stateless society) 。据国际协会联盟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的最新统计, 从1909年到2013年, 国际组织的总数已经从203个增加到了66, 298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从27个增加到7, 608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从176个增加到58, 588个;其中教育类的国际组织达到4, 019个。国际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代理者, 通过科学研究和专家咨询为世界教育蓝图的形成提供了诸多有益要素。
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 卡内基、福特等基金会、牛津饥馑救济委员会等非教育类国际组织也逐渐把教育作为实现自身组织使命的一种重要途径, 从资金支持、权益保障、倡议等维度介入全球教育事务之中。此外, 还有大量专业性的国际教育组织, 其成员主要来自教育内部, 其宗旨在于促进教育的发展, 包括增进教育工作者的联系, 探索教育问题, 积累教育学相关的知识, 促进某些国家、地区或某个领域的教育发展。[6]
在过去的50多年中, 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IEA) 已经开展了30多项大型的国际教育测评项目, 涉及阅读、数学、科学、公民素养、计算机与信息素养、教师素养和早期儿童教育等众多领域。其中参与国家较多、影响较为广泛的有:“国际数学与科学动态研究” (简称TIMSS) 、“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 (简称PIRLS) 、“国际公民教育研究” (简称ICCS) 。
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 除了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这类一开始就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业务的组织之外, 很多一开始并不关注教育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国际劳工组织 (ILO) 等也逐渐将教育作为实现自身组织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从1950年到2014年间, UN-ESCO、World Bank和欧盟 (EU) 出版的有关教育的政策文件也在不断地增加:欧盟出版了1, 293本有关教育的文件;[7]World Bank出版了11, 609份;[8]UNESCO出版了38, 872份[9]。
作为教育领域的元老, UNESCO通过扮演“思想实验室、信息交流中心、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国际合作促进者”的角色, 为世界教育蓝图贡献了诸多有益的理念。它所倡导和推动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概念已经成为各国教育政策文本中不可或缺的话语, 并正在以各种方式推动着教育目标、教育体制、课程、教材、教学方式的变革。
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已经成为制约和引领全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奠基性理念;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宣言》业已成为其他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新千年制定教育规划、开展教育实践的重要指南。
World Bank作为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领头羊, 以其雄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通过赠款和贷款项目间接决定着受援国教育政策的优先领域, 特别是财政政策。自1945年成立至今, World Bank共发布了20多份重要的教育政策文件, 包括教育备忘录、教育部门工作报告、教育战略、各领域的教育政策等。
OECD于1968年首次涉足教育领域, 每年发布的《教育概览:经合组织指标》已经成为各国教育系统相互比较和学习的重要依据;2000年首次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现已吸引了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 成为国际教育评估领域的佼佼者。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将“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教育类型作为贸易服务的一部分纳入《服务与贸易总协定》之中, 后来又以“跨境教育”的概念取代了“教育服务贸易”, 确定了“人员跨境流动、项目跨境流动和教育机构跨境流动”[10]三种形式, 并于2004年发布了《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措施指南》, 引导全球教育交流与合作。
UNICEF作为专注于儿童保护和发展的机构, 是《儿童权利公约》《全民教育宣言》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ILO与UNESCO一起颁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和《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的建议》, 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国教育人员的地位。
此外, 各国的比较教育学会作为专门研究各国教育发展模式和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专业性组织, 也是世界教育蓝图的重要建构者。根据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的统计, 从1960年到2013年, 它的成员也在不断增加, 如图2。
三、国际组织在国家层面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影响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我国跟众多与教育相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渐建立了联系。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主要有UNESCO、UNICEF、UNDP、World Bank、ADB、WTO、ILO等。根据“中国发展简报”的最新统计, 目前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共有300家, 国内非政府组织有728家, 其中开展教育活动的有296家。
国际组织通过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引入先进理念、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影响着中国教育政策的走向。
(一) 关系搭建
国际组织通过将中国纳入会员国体系、入驻中国建立办事处、与中国领导开展高层会话和接纳中国职员等途径, 与中国社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网络。1971年,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 其他国际组织也逐渐重新接纳中国为自己的会员国 (1) , 开启了与中国开展教育合作的新篇章。
为了更好地与中国开展业务合作, 很多国际组织都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目前已有23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 其中涉及教育业务的有7个 (UNDP, 1979;UNICEFUNESCOWorld Bank, 1981;ILO, 1985) , 它们或在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教育部门, 或设立专门的项目官员负责开展教育援助项目。1979年至2004年期间来华的212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有14.89%涉及教育业务。[12]
国际组织驻华办事处通过教育援助项目使国内外的相关机构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将中国与国际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政府机构合作:国际组织办事处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窗口单位, 负责协调其在中国的业务。UNESCO的窗口单位是1979年成立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UNICEF和UNDP的业务由商务部协调;ADB和World Bank的贷款项目由财政部和发改委担保。教育部各业务司、省级教育厅和市县教育局负责为教育项目规划和执行提供行政上的支持和建议。
与研究机构合作: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通过咨询服务为国际组织的教育援助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中央和省市的教科院/所或教育评估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教馆、教育器材技术研究中心等也会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行政支持。
与社会团体或协会合作:社会团体和协会也是教育项目的技术和资源的支持机构, 如全国妇联 (1) 、中国科学协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等。
捐赠机构:发达国家的国际发展部、企业协会、各类信托基金和慈善基金、个人等的捐赠是教育援助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
联合国系统:近年来联合国一直在推动“作为一个整体行动” (deliver as one) 的改革, 因此在国际组织驻华办事处之间保持着尽可能的合作关系。2000年, UNESCO、UNICEF、ILO、World Bank、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等驻华办事处联合设立了一个“基础教育” (UN Theme Group on Basic Education) 主题工作组, 共同商讨相关教育的问题。
国际非政府组织:这类组织常常以资金援助或技术支持的方式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教育援助项目, 如英国海外志愿服务 (VOS) 、拯救儿童 (Save the Children) 、国际规划 (Plan International) 、行动援助 (Action Aid) 等。
受援机构:项目的受益者主要是基层的学校和社区。
国际组织还非常重视与中国政府高层的往来, 这种高层交往和对话有助于将国际组织的意愿和政策直接传达到主管教育的高层领导。自改革开放以来, 新中国的各届政府领导人都接见过历届UNESCO的总干事、World Bank的行长、U-NICEF的执行主任、ILO的局长等。
此外, 国际组织还邀请中国派遣人员到国际组织总部、区域或国家办事处任职, 这也有利于它们的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UNESCO总部、执行局和委员会都有中国派驻的代表;区域和国家办事处也有中国职员。2010年4月, 唐虔被任命为UNESCO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2013年11月,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第37届UNESCO大会上当选为新一届主席, 这都标志着中国与UN-ESCO交往层级的不断提升。随着中国与World Bank合作的进一步加深, 到World Bank总部和国家办事处任职的中国职员也越来越多, 并进入到World Bank高层管理人员名单之中。
(二) 理念引领
说服中国签署与教育相关的国际公约、宣言、建议, 邀请中国参加、主办或承办国际教育会议, 发行、翻译、出版中文的国际教育文件和研究报告等是国际组织向中国传播普世性教育理念的主要途径。
为了应对国际社会在教育领域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 国际组织, 特别是UNESCO单独或与其他组织共同颁布了大量与教育相关的公约、宣言和建议。在各国共识基础上颁发的这些条约凝聚着国际社会就教育问题的一致看法。在国际组织的邀请和协调下, 中国已经签署了大部分的公约、宣言和建议 (2) , 这些条约通过硬性的法律约束力和软性的权威引导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国际会议是探讨全球教育议题, 传播国际教育理念, 交流各国教育经验的平台。作为UNESCO的会员国, 中国自1972年以来已经派代表团参加了该组织的22届大会和第三届、第四届特别大会。除此之外, 中国政府还积极出席了由UNESCO与其他国际组织共同主办的国际教育会议。
此外, 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也深受OECD的影响。早在2000年, OECD就曾派代表团来华考察, 在北京召开了“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国际研讨会”, 就高校扩招、私人融资与民办教育、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准入和平等、终身教育、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指导等主题进行了探讨。[13]2004年7月, OECD与中国政府又在北京召开了“高等教育发展与财政政策国际研讨会”, 来自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委官员,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 大学校长、专家学者、OECD高级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研究人员, 英、美、法等国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并就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优先选择、大学经费来源多样化趋势、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多样化、就业市场与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专题研讨。
除了受邀参加国际组织主办的各类教育会议, 中国政府还主办或承办了很多大型的国际教育会议。以“全民教育”为例, 中国已经举办了“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部长级会议”、“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中国全民教育国家论坛暨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发布会”等国际会议, 历次会议都邀请了国际组织、中国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中央部委、高校和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等代表参会, 这些会议从各个渠道推动了中国社会各界对“全民教育”理念的认可和接纳。2012年5月, 中国政府还与UNESCO一起在上海举办了主题为“改革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培养工作和生活技能”的“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 有10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千名官员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除了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会议合作, 中国还通过各专业教育协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2000年11月, 中国与国际科学理事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小学科学与数学教育国际会议”, 来自国内外的科学家、科学和数学教育工作者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不仅单独举办了五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 并于2013年重返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并积极参与它们举办的国际会议。
官方网站和出版物是国际组织宣传教育理念的两条重要渠道。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代社会, 网站成了获取资源和信息的一种重要渠道。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 其中很多都有中文版面。此外, UNESCO、UNDP、UNICEF和World Bank驻华办事处还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 介绍它们在中国的各项业务。这些网站是国内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通过他们的研究和新闻报道, 这些理念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
网媒虽然是现代社会的主流媒体, 但纸媒依然在传播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对于一些重要的国际教育文件、研究和监测报告、统计工具等, 国际组织都有相关的纸质出版物。就“终身教育”来说, 自1965年该理念提出以来, UNESCO已经出版了5部专著:《终身教育导论》 (1970, 中译本1988)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1972, 中译本1979) 、《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 (1977, 中译本1983)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1996, 中译本1996) 、《汉堡成人学习宣言》和《未来议程》 (1997) , 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一经出版就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并陆续翻译出版。为了宣传“全民教育”理念, UNESCO自2002年开始, 每年发布一份《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和一份《摘要》, 每份报告和摘要都有中文版。除了正式出版的著作和研究报告之外, 国际组织还会印发各种宣传教育理念的小册子在相关群体中免费发放。
(三) 政策建议
国际组织还通过发布研究报告为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一种是全球层面的战略报告;一种是针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咨询报告。
中国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理所当然会受到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性战略报告的影响。World Bank于2011年发布的《全民学习:投资于人们的知识和技能以促进发展》, 就是基于“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首的中等收入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加强了很多国家希望通过培养更多高技能的劳动力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愿望”[14]而提出来的, 因此对中国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投资重点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和“教育概览指标”报告, 以及UNESCO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等, 都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为成员国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建议, 中国可以据此发掘本国的优势与不足, 作为科学教育决策的参考。
相比而言, 国际组织驻华办事处提供的中国教育实情调研报告则更有针对性, 为中国教育政策的修订提供了更重要的依据和更具体的建议。
2008年, UNESCO北京办事处在“千年发展目标基金”支持下, 开展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研究”项目, 通过对云南、贵州和青海的4个县和1个县级市12所学校的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政策执行情况的实地调研, 为教育部和省级教育厅修订和调整教育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数据。
2013年, World Bank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 其中“专题四: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基本保障”提出了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及教育必须平等, 让所有的孩子拥有公平的起点;关注农村和贫困儿童的早期营养和教育;让更多人获得可负担的中等教育。[15]办事处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国别伙伴战略》也是立足中国国情, 契合中国五年发展规划而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的重要建议。办事处的教育贷款项目中也有一些就某个教育领域而开展的研究咨询项目, 如“广东职业教育贷款项目”就是针对国家层面未来职业教育改革进行了政策研究。
UNICEF北京办事处利用总部拨付的常规资金就当前中国教育领域的问题开展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研究、调研、标准开发, 如“农村寄宿制校长、教师专业标准开发”、“少数民族寄宿制学校学生的意愿和学习情况调研”、“爱生学校标准研究”等。UNICEF提倡的“爱生理念”和开发的“爱生标准”已经被纳入到中国的教育政策文件之中, 现正以教育部的名义向全国推广。
此外, 2009年,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处“基础教育主题工作组”也向正在征集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委员会提交了国际组织就规划纲要的政策建议书。
四、国际组织在地方层面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引导
国际组织作为“行动者”常常依托驻在国办事处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开展援助项目来传播全球性的教育观念和模式, 引导成员国的教育实践。
(一) 资金援助
资金援助分为两种形式:无偿捐赠和有偿贷款。World Bank的援助项目是以贷款为主, 赠款为辅;其他国际组织基本上都是无偿捐赠。国际组织通过少量的“种子捐赠”资金或大量的“贷款”资金在中国, 特别是在广大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地援助项目。
UNESCO对中国的教育援助属于无偿捐赠型, 项目经费主要来自总部的预算内拨款, 从2002年到2013年, 总部拨款达到3, 709, 397美元。此外, 北京办事处还从海外政府、企业协会、联合国系统、基金组织和个人团体募集预算外资金用于中国的教育援助项目。据能够统计到的资料, UNESCO北京办事处募集到的预算外教育经费有4, 333, 955美元。另外, 办事处从2003年到2013年专门用于开展艾滋病教育的项目有19个, 募集资金达2, 271, 469美元。 (1) UNESCO的项目关注领域众多, 涉及农村扫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教师、少数民族、妇女儿童、残疾儿童、信息和通讯技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艾滋病预防等各个方面的教育。
UNICEF对中国的教育援助也是无偿捐赠型, 且资金较为充沛。UNICEF驻华办事处是唯一一家在中国民政部注册并可以在中国境内筹集资金用于援助中国的国际机构, 设有新闻宣传处专门负责筹款。从UNICEF北京办事处教育处每个周期 (5年) 的资金总额中可见其对中国教育的援助力度:2006~2010年周期, 教育处的常规资金是800万美元, 代筹限额是400万美元, 总共1, 200万美元;2011~2015年周期, 常规资金保持800万美元不变, 代筹资金的额度提高到了2, 000万美元, 总共达到2, 800万美元 (2) 。UNICEF的教育项目主要关注0~18岁学生, 项目涉及教育规划、管理和监测、远程教育、非正规教育、早期儿童发展、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爱生学校、社会情感学习等诸多领域。
World Bank北京办事处对中国的教育援助以贷款为主, 赠款为辅。1999年之前, 中国的贷款主要来自IDA的无息贷款;1999年7月中国从IDA“毕业”了, 开始向IBRD寻求低息贷款;此外, 中国的教育项目还能获得一些赠款和信托基金的资助。截至2012年6月, World Bank对中国的教育援助项目共有23个, 总额达18.874亿美元, 其中IBRD的硬贷款为4.453亿美元;IDA的软贷款为14.421亿美元。[16]World Bank在中国的教育援助项目主要关注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师教育等领域。
ILO也利用有限的资金对中国的未成年工人、妇女、农民工等群体进行培训, 包括劳动权利的宣传, 预防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 以及安全、劳动、生活与就业技能的培训。
(二) 技术支持
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教育援助项目主要以调研、培训、教材开发的形式进行。在项目规划、执行、评估的各个环节, 国际组织都会有专项资金聘请国内外专家为项目做技术支持。他们拥有专业的知识、技能和一定的实践经验, 知晓国际教育趋势, 聘请他们作为项目的咨询顾问, 也是对国际教育理念的一种传播。
培训涉及的人群相当广泛, 包括教育行政官员、专家学者、学校校长、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和其他参与项目的人员, 其中校长、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是项目的主要培训对象。
ILO的项目注重对本土专家的培训, 负责教育业务的项目官员在访谈中说“我们的目标是立足本土培养自己的骨干专家, 让项目能够持续进行下去”。UNICEF针对“爱生学校”和“社会情感学习”项目聘请了中外专家团队共同开发了适合中国具体教育情况的培训教材, 包括校长培训手册、教师培训手册等, 并组织专家对项目学校的校长、行政人员和教师进行了多次培训。World Bank的“广东省职业教育项目”也聘请了国内外本领域的专家参与项目评估活动, 根据评估结果及时发现问题、难题和挑战, 然后请专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效果很好。UNESCO注重对教育行政人员进行教育规划方面的培训。
除了对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之外, 国际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也会对项目管理人员进行一定的指导和培训, 经过长期的合作, 它们所推行的科学和量化的项目管理监测模式也在项目单位得到了推广。
培训活动常常伴以大量的培训材料, 这些材料以及培训活动本身都是对国际组织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的一种宣传和推广, 比如爱生理念、终身教育、全民学习、科学测评、参与式学习方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等。
五、结语
国际组织作为现代世界社会的一个重要“代理者”和“行动者”, 在引导世界教育发展方向和推动成员国的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层面, 国际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代理者”, 在已有的脚本下建构了一系列教育领域的话语体系和制度规则, 为世界教育蓝图的发展贡献了诸多要素。国际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 在国家层面通过关系搭建和理念引领影响着中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在地方层面通过一系列实地援助项目, 以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的方式引导着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创新。
自媒体资产与社会化组织 篇11
即使配备了网络舆情监测网络，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依然有些棘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使没有传统媒体的力量，大企业的品牌也可以在瞬间奄奄一息。
5月底，一位河北网友在微博上爆料蒙牛的牛奶被添加了牛尿。按照爆料者的说法，由于利益的驱使，很多农民都通过向牛奶添加大量的牛尿来赚钱。因为如果这些牛奶里面掺杂了水之后很容易被检测出来，而加了牛尿的牛奶就能通过检测。
这条微博或其内容被多位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转发，其中一家杂志的官方微博于5月24日中午12点发布该消息，不到50分钟后，蒙牛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其集中机械化的工厂图片，称按此封闭式操作，掺尿原奶不可能蒙混过关。
这家企业的官方微博似乎已经成为疲于应付各类负面消息的“辟谣”微博。就在此事发生几天前，该微博刚刚公布了一些草根账号的微博截图，称一批微博账号将一条旧闻故意隐去年份月份，作为新闻发布，恶意炒作“蒙牛致癌”，致使广大消费者误认为蒙牛再次发生“黄曲霉素超标”事件。
危机公关正在进入以分钟计算的处理周期，“辟谣”经验丰富的蒙牛赶上了这一速度，然而他们猜到了过程，却猜不到结局。
一条没有传统媒体的战线正在形成。包括意见领袖、各类城市传媒广告公司、围观者、维权明星在内的自媒体集群，开始“向有毒食品宣战”。
5月25日，拥有62万粉丝的著名出版人王小山在微博上发布了名为《健康生活，远离蒙牛》的视频。这是王小山自5月初就发起的“蒙牛悲视频广告创意比赛”作品，由王小山自费设置奖金，拟通过自媒体等非传统媒体渠道播放，发起一场“全民抵制毒食品”活动。
不到一天的时间，这条微博即被转发近2万次，曾令西门子低头道歉的维权明星罗永浩也参与了转发。云南新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逸鉴、红绿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彩红等人拿出手头的媒体资源，包括街道、商场、会所等地微博大屏幕和LED屏幕，参与到这场自媒体向有毒食品宣战的行动之中。
当天开始，该视频在深圳、郑州、昆明等地的LED屏幕同步滚动播出。截至记者发稿日，土豆网上该视频也被播放了8万次。
一方是气势如虹的自媒体集群，另一方是有着丰富负面消息斗争经验的企业，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在深圳东门广场LED屏幕播出的反蒙牛视频不到12小时即被迫撤下，按照王小山的说法，播此视频的深圳朋友被审查，面临3万元以下罚款；土豆网上的视频也曾被删除，王小山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一些支持者开始在微博上提议抵制土豆网，旋即该视频被恢复播放。
截至发稿日，双方火力依然呈胶着状态，然而这场战争的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自媒体，正在以崭新的组织形式、绝对主角的气势登场。
自媒体资产：整合与离散
是时候扔掉旧的新闻稿了！实时公关时代，以小时为单位的响应已不足够，企业必须发了解，人们不再相信谁，他们更依赖谁，并据此制定响应策略。
从4月25日起，“立顿茶”的官方微博就没有再更新过。另一家同属于联合利华的立顿南区官方微博，从去年9月开始就一片寂静。
“立顿茶”的官方微博是在一场“恶战”之后偃旗息鼓的。4月24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其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立顿”的绿茶、茉莉花茶和铁观音袋泡茶，均含有被国家禁止在茶叶上使用的高毒农药灭多威，该条微博迄今为止被转发5万多次。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及立顿茶的官方微博在一小时内迅速作出回应，称其“生产的立顿茶系列饮品完全符合我国国家标准中关于农药残留的规定，是安全和合格的产品。”不到两小时，联合利华联系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并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了该协会对立顿的调查报告和调查标准。
这些看起来措辞严谨的声明没有赢得消费者的谅解，一些消费者质疑该协会与立顿之间的利益联系，于是“他证”变成了“自证”。联合利华的响应速度不可谓不快，不过，假如他们愿意试试竞争对手宝洁公司的看法，也许等待他们的是另一种结局。
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们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日渐减少。” 宝洁全球市场营销及品牌建设执行官毕瑞哲（Marc Pritchard）认为。这意味着，今天的英雄是那些能用行动感染和吸引他人效仿的“普通人”。这些平民英雄的主张“我们才最信任。”毕瑞哲说。
按照佳洁士品牌方面对记者的说法，佳洁士具有完整和系统的危机事件应对机制，包括日常的媒体和网络监测和分析、危机应对小组、处理预案、策略制定与实施等。然而更重要的是构建这一流程的底层认知。
基于对平民英雄及自媒体力量的了解，几乎在同一时间也躺着中枪的宝洁，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网友evayicat在微博上爆料，称某工业企业CEO把佳洁士牙膏拿去自己的试验室化验，结果发现不仅不含氟，而且都是各种工业废料。该条微博被广为转发。第二天，该条微博上方被加上了如下内容，以供警示：“此条微博未经证实，请勿轻信。”佳洁士方面首先争取到了新浪微博平台方的支持。
随后佳洁士分别发布了几条微博，除了针对该事件的声明外，还包括是否含氟的技术分析和检测报告截图，后者由国家轻工业牙膏蜡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出具。
随后，针对“平民英雄”的公关开始了。
针对消息源头，佳洁士官方微博@ 了evayicat，表明与其进一步沟通的意愿，请对方与之联系，安排专门人员与之沟通；借用果壳网上一篇“牙膏成分大揭秘”的文章自证，同时舍弃了之前的新闻稿体裁，采用了微博流行的“甄嬛体”；企业内部员工的意见领袖功能也开始发挥作用：宝洁大中华区公关总监陈默同时用“甄嬛体”转发回应，后者也是职场综艺节目《职来职往》嘉宾，并担任北京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拥有20多万粉丝。因其外形帅气，形象亲和，一些颇有好感的粉丝表示，那些不经调查就发布企业负面信息的网友应该道歉。
佳洁士还意欲整合科普达人、意见领袖、部分传统媒体的自媒体资产。在其声明中，果壳网的谣言粉碎机等知名官微、科学松鼠会、牙医等被@了一圈。“鼓励媒体和第三方意见领袖关注话题并提供各自公正客观的意见和看法。”佳洁士品牌方对记者表示。
“谣言粉碎机”及果壳网旗下相关官微正在成为企业危机处理中重要的新生力量。果壳网发言人朱溯源透露，的确有不少企业希望他们承接一些澄清负面信息相关的传播业务，“这块市场空间很大。”朱溯源发现，“但我们对待这类业务也十分谨慎。”
尽管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业务需求很大，果壳网却更多倾向于服务于科技类公司，其客户多数是跨国公司。在日常公关活动中，一些科技类公司常常需要向其消费者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与其沟通产品信息，果壳网就会为其提供包括测试、活动等在内解决方案，“让科技有趣起来。”
为了保证其内容编辑的独立性，果壳网的这类公关活动业务是和编辑团队分开的，然而他们也发现自己的编辑内容，常常被一些深受负面消息困扰的企业拿去使用，在内容使用、传播等方面造成曲解，并且雇用草根大号转发，形成舆论攻势。“所以我们也十分谨慎，”朱溯源说，“对于来自企业的一些需求，我们不了解真相，不负责调查，一般不予回应。”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草根大号已经开始受雇于部分企业，承接抹黑竞争对手的“脏活”。还有一些草根大号，会通过断章取义、旧闻发新闻等方式，制造企业危机，然后坐等对方缴纳保护费。
这些大号有充足的潜在“客源”。由新浪微博与CIC联合发布的2012企业微博白皮书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共有130565家企业开通新浪微博，其中，餐饮美食类企业，以近5万个企业微博账号排名第1。而这恰恰是企业负面消息频发的行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跨国公关公司公关人员说，曾有草根大号恶意抹黑，背后就有其竞争对手的身影，事后对方还放鞭炮来庆祝。“相对而言，我们作为跨国公司，和国内某些企业相比，打法还是不大一样。”他说。
除了意见领袖与传统媒体，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竞技场上，既有果壳网为代表的死理性派，也有各路“山大王”厮混其中，这让中国的社会化媒体多了几分江湖气。面对高度离散的社会化媒体，企业需要尽可能地整合内外自媒体资源，但相对于野蛮生长的小企业而言，跨国公司如何懂得中国化的社会化媒体？如何应对更为灵活多变、复杂诡谲的自媒体资源？
“微博平台各种信息繁杂，理性分析与情绪表达交叠，作为负责任的品牌应该始终把控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做好优先级划分，”佳洁士发言人表示，“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还原事实、提供信息、引导和传播科学观点上。”
有一个观点可以间接佐证他们看似保守的做法：自媒体的高度离散化也导致了信息传播的速生速灭。企业负面信息从开始到发酵的时间很短，但信息高速传播的生命周期也很短暂，一般来说14天后人们就开始关注新的话题了。因此，快速响应是一种策略，适时避让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法。
是企业，也是社会化组织
企业适应社会化媒体，进行有效公关的最终方式，是使自己成为一家真正的社会化组织。
戴尔是较早在微博上进行官微矩阵式运营的公司。戴尔的企业微博矩阵，包括企业官方微博、高管微博、员工微博、合作伙伴微博等。除了按照不同产品线划分之外，戴尔还有面向不同客户群体的微博，比如个人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设立不同的微博账号，建立多个信息节点。
在后端，戴尔有个专门的团队，负责线上运营，汇报线在市场部。戴尔的一个CIO也是全球市场官，负责管理全球新媒体运营。矩阵式管理意味着公司员工、高管都将对公司品牌形象发生效力，因此需要制定新媒体运营规则，对新员工进行新媒体培训。每一个员工应该接受新媒体的培训，然后才能在线上发言。员工一旦被认证，就要对其发布的与戴尔相关的内容负责。
在对外沟通、发布相关内容时，戴尔企业传播部可以担任顾问的角色。比如哪些话该不该说，是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是以戴尔员工的身份来说，都可以向其确认。对此戴尔也制定了专门的一套体系，这个体系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制订和协调，可以协调各个新媒体平台。
最能体现社会化组织特征的，是其官方微博上的多个接口。比如戴尔中国由市场部运营，但是戴尔中国企业传播部也会合作，对一些顾客的反馈回复进行建议，比如沟通方式、沟通策略等。此外很多部门都可以通过接口介入，上传内容、管理或更新。因此戴尔的模式是多平台多渠道，不过某一个平台会有一个主负责人。
社会化媒体时代，第三方网络舆情监测平台开始成为公司标配。在美国奥斯汀，戴尔设立了监测中心，而警报分级也是很多跨国公司已经采纳的预警和监测方式。比如政府部门是否介入、是否有消费者直接到公司投诉、是否有媒体曝光负面消息、第三方行业组织的问题、直接发给公司高层的邮件等，监测中心会相应地定义危机的重要程度和优先级。
这其中也包括意见领袖的言论。比如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罗永浩、薛蛮子等人就成为重点舆情监测对象。对于企业而言，监测中心的评价纬度有很多，比如评价的性质和局势（正面、中立还是负面）、讨论的话题（是关于服务质量、相关技术还是区域）等等。
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一些跨国公司也通常会有一个专门的危机处理小组，至少包括来自PR部门、市场部、产品部、法务部、售后服务部门的成员，针对不同的部门职责，给出相应的建议。
成为一家社会化组织还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组织是智能化的、有学习能力的——这可不仅仅是对它们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提出的要求。尽管监测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定制或者筛选，生成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依然需要与本地监测服务机构合作。
CIC就是这样一个网络口碑研究机构，一些公司已经在中国与其开展合作，以弥补其全球监测系统的不足。一些全球监测系统在中文识别上还不十分完善，此外，一些搜索引擎只能抓取结果，不能抓取分析，条目可以提供，但生成报告就不行。这都需要本土专业网络口碑监测机构来完成。
不过，第三方监测系统生成报告是有一定周期的，在面对紧急危机事件时间，应急小组就开始发挥效力。
不止一家跨国公司的的应急小组是虚拟工作组状态，即各个部门出具代表，负责协调各个部门的人员于工作，聚集相关人员，确定工作流程手册，并且根据流程图，跟踪事件处理状态和走向。比如什么情况下，需要激活哪几个步骤、什么情况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响应、定义重大危机、讨论索赔金额等。这些步骤往往还会进一步细化，比如在这类处理方式下可能出现什么情况，需要知会哪些部门。
对于大公司来说，充分授权不容易，但是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他们又必须做到这一点。危机小组的总牵头人也许职位不是很高，但是需要对接的人中可能包括副总裁等高层管理人员，大家都需要重视总牵头人的意见。也有一些公司会直接由高层负责牵头，避免授权不充分的问题。
在社会化媒体危机处理面前，公司与部门的边界正在趋向模糊。不过，比建立社会化媒体监测系统更重要的是，以社会化组织的思维方式构建这一系统。
去年，宝洁旗下的明星产品帮宝适在美国就曾遇到了一些麻烦。有8位妈妈指出有一款使用了某项新技术的纸尿布会导致纸尿布皮疹，她们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项抵制活动。“我们最初的回应态度不是很好，” 毕瑞哲说，“我们说他们弄错了。”可是“现在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告诉你们的妈妈她们不对？很难说出口，对吗？尤其是告诉一个母亲她在照顾孩子方面弄错了。”
被激怒的妈妈们不好对付，于是宝洁不得不马上改变策略，及时修复与妈妈们的关系。“他们在危急中走到一起，再次发现了一个新的想法。” 毕瑞哲发现，“每个宝宝都被视为独一无二的，他们从每个宝宝都是一个奇迹的角度来庆祝这一发现。”
帮宝适推出了一个新的广告片，广告词与其说是向宝宝示好，毋宁说是讨好妈妈们。“无论他是计划之中，还是无意到来，无论她是早产三个月，亦或晚到了十年……无论他有个年轻母亲，还是代孕妈妈…无论怎样诞生，每个宝宝都是一个奇迹，值得我们去庆祝去支持。”
最初帮宝适团队不确定这个广告是否有效，于是在线发布了这个视频，看看人们的反应。妈妈们爱上了它，发表了许多赞扬的评论并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帮宝适则在Facebook上一对一地交流，这让其成为数一数二的Facebook社区。一年后，帮宝适美国区业务开始回升。
帮宝适通过针对性的邮件联系，开始试验一种名为“你好，宝宝”的产前手机应用程序，为妈妈提供怀孕信息，指导她们度过宝宝生命中最初的两个月，也和帮宝适的潜在客户建立了联系，并重新发布了纤薄型纸尿裤。“没有对与错，每个宝宝都由自己的方式……尽情地玩吧。”
组织客户价值理论述评 篇12
组织客户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 组织间单项交易额的不断增加, 使得企业不得不重视一些重点客户的维持与发展。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维持企业与组织客户之间的战略合作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然而, 在面对众多组织客户时, 企业不知道该如何分配有效地人、财、物等资源, 归根结底是对组织客户价值认识不清。虽然客户价值的概念提出已有近20 余年, 国外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成果颇丰。从20 世纪90 年代起, 国内陆续出现了一些针对顾客价值理论的研究。但整体来说, 国内外研究的专题都主要集中在具有典型客户特征的家庭和消费者客户, 而对组织客户价值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基于此, 本文从组织客户概念、组织客户价值研究等方面对国内外关于组织客户研究的前沿文献进行梳理。最后, 指出现有组织客户价值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并为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二、组织客户概念辨析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把客户定义为:“接受产品的组织或个人”。按照这个定义, 可以将客户分为个人客户 (消费者) 和组织客户两类。个人客户或者消费者是指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而发生的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组织客户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生产经营或集体使用而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组织。虽然研究者对组织客户的定义不尽相同, 但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了界定。一部分研究者主要突出组织客户的核心是对企业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客户, 还有一部分则强调组织客户与个人客户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是一个集体或组织。 (表1)
三、组织客户价值的研究
随着竞争的加剧, “以产品为中心”的市场营销战略逐渐被“以客户为导向”的战略所取代。20 世纪80 年代随着Jackson客户价值概念的提出, 市场营销理念被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学术界和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对客户价值的研究, 将其视为下一阶段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新来源。从根本上讲, 组织客户价值依然是客户给企业带来的价值贡献。个人客户对企业的价值侧重现金流的概念, 而对于组织客户价值, 其对企业的贡献, 除了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贡献外, 更多的是超越了这一点。不少学者将组织客户价值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主要指产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另一种主要指买方—卖方关系的价值。
(一) 产品和服务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收入与相应成本之差来进行衡量。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看, 企业是价值的创造者, 客户是价值的享用者。企业通过交换产品和服务而获得收益, 客户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 (支付价格) 来获得这种由企业创造出来的价值享用。很多学者都是从交换价值角度对组织客户价值进行研究, 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二) 买方—卖方关系价值。关系价值是组织客户与企业之间合作而产生共赢的价值, 即组织客户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源或支持。企业既是关系价值的创造者, 也是关系价值的受用者。Wilson & Jantrania (1995) 最先对关系价值进行了定性研究, 把关系价值定义为提高关系双方竞争能力的合作关系的结果, 而价值创造则是关系双方发展信任关系和发现互利结果的过程。Hogan (2001) 把关系价值定义为顾客感知的从整个关系生命周期中获得的切实利益的净价值。他对这一定义进行了具体的解释:首先, 关系价值既涉及利益, 也涉及为获得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如投入的资金、管理时间、交易成本等;其次, 关系价值聚焦于未来的净利益, 它是由资金增加、产品质量提升、技术转移等切实利益的净现值所决定的。
从以上组织客户价值的研究文献中, 可以总结出组织客户价值这一重要概念的几个特征:首先, 组织客户价值的核心是交换, 包括产品以及企业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其次, 组织客户价值是利益和牺牲之间的权衡, 企业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为此付出成本;最后, 组织客户价值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包括基于交换产生的当前价值和通过关系实现的潜在价值。
四、组织客户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不能评价, 就无法管理。”客户价值管理的核心就是客户价值评价。在近20 余年的发展中, 学者们主要从建立客户价值评价体系方面对组织客户价值进行评价。目前, 很多学者均从时间维度出发, 用客户的当前价值与潜在价值这两个角度出发构建评价体系对客户价值做出相应的考察。CV-PV体系既考虑了客户的当前价值也考虑了潜在价值, 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
(一) 关于组织客户当前价值评价的研究。温巧夫 (2006) 、王瑞萍 (2006) 、端木文娟 (2009) 等学者在对组织客户当前价值进行评价时, 采用了齐佳音、舒华英 (2005) 在研究个人客户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时提出的用毛利润、购买量和服务成本三个指标作为当前价值的二级指标。其中毛利润指标主要反映客户实际支付价格的高低, 购买量指标反映客户在分摊生产成本上的差异, 服务成本直观显示企业对客户服务的投入。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对组织客户是不合适的, 组织客户有其固有的交易特征。刘荣 (2010) 、谭静 (2010) 、张凡 (2010) 、赵宛婧、齐佳音 (2012) 等通过对组织客户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领域资深的专家进行访谈, 提出通过收入和成本两个指标来衡量组织客户的当前价值。其中, 收入指标主要反映组织客户购买企业产品和服务支付的现金总和, 成本反映企业为获取该组织客户和提供给组织客户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费用总和。对组织客户而言, 收入和成本这两个指标实际操作性较强, 比较容易核算和获取, 而且全面地反映了组织客户的当前价值。除了收入和成本两个指标外, 一些学者也尝试从其他角度对组织客户的当前价值进行评价。例如, 刘维庆 (2011) 在对第三方物流企业客户当前价值进行评价时, 还提出经营状况、客户信用、形象等指标。江书剑 (2014) 采用客户吸引、客户盈利能力、客户关系、客户诚信作为组织客户当前价值的二级指标。
从已有文献可以得出, 对组织客户当前价值的评价更偏向采用比较容易核算和获取的收入和成本两个指标。同时, 我们注意到, 一些学者也提出客户信用、客户关系、形象等指标, 这些研究显得过于零散, 给当前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如何进一步评价组织客户当前价值, 还有待更加深入的探索。
(二) 关于组织客户潜在价值评价的研究。马辉民等 (2003) 认为客户潜在价值是假定客户改变购买模式行为, 在将来可望为公司创造的利润增量现值。Hyunseok Hwang、Taesoo Jung、Euiho Suh (2004) 将客户潜在价值定义为当某一客户要购买额外产品或服务时为企业带来的期望利润。对于个人 (消费者) 客户而言, 陈明亮 (2001) 认为产生客户潜在价值的因素主要是客户增量购买、交叉购买和推荐新客户。而对组织客户而言, 其购买行为具有理性化、专业化特征, 组织客户的推荐行为并不能成为影响其他组织客户购买的因素。理论上, 可以通过客户的增量购买、交叉购买、推荐购买等客户增值行为来分析与评价客户的潜在价值, 但实际上, 上述行为又是很难分析与衡量的。齐佳音、舒华英 (2004) 提出可以用信用度、忠诚度/信任度作为评价客户潜在价值的二级指标。虽然这些指标对所有客户而言都是适用的, 但由于组织客户所具有的特征, 其潜在价值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基于此, 国内一些学者对于组织客户的潜在价值评价进行了深入研究, 试图提出更加全面的评价体系。例如, 温巧夫 (2006) 进一步将潜在价值细分为内生潜在价值和外生潜在价值。内生潜在价值是由于用客户关系及客户能力等可控的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客户未来价值;外生潜在价值是由于产品市场需求、供应商竞争度、转移成本等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影响而带来的客户未来价值。其创新之处在于不仅考虑了客户能力、客户关系等内部因素, 同时还考虑到了对客户购买行为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 使评价更加具有科学性与全面性。除了温巧夫提出的客户关系、客户能力外, 还有学者提出用战略价值、网络价值作为评价组织客户的潜在价值指标。比如, 刘荣 (2010) 就研究了组织客户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契合性、依赖性、创新性、示范性和成长性等五个方面的战略价值对潜在价值的影响。赵宛婧、齐佳音 (2012) 提出用寻找价值、进入价值、推荐价值来间接评价组织客户的潜在价值。
五、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学者们对于客户价值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然而现有组织客户价值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完善, 存在较多的问题。因此, 组织客户价值研究仍将继续深化, 而且在以下两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 权威的组织客户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当前, 虽然有关组织客户价值评价研究的广度在不断地拓展, 组织客户价值评价所涉及的方面在不同的文献中出于不同研究目的被从不同的角度所提及和讨论, 但是学者们对评价指标构建体系的认识并没有达成一致。同时, 从研究深度来看, 现有关于组织客户价值的评价指标研究的文献多集中在硕博学位论文, 而在一些权威的专著和期刊中, 很少有关于这一方向的研究。因此, 未来的研究有必要从构建完整、权威的评价指标体系来探究组织客户价值, 并需要学者们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 组织客户价值评价体系与数学建模的整合研究。与个人客户价值相比, 由于组织客户价值更难于量化, 目前专门针对组织客户的客户价值数学建模的研究比较少见。但通过建立评价体系的方法来计算客户价值的方法对企业相关客户数据的关注度较少, 主观因素占的比例过大, 往往只能对企业制定客户管理策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如果能将构建评价体系与数学建模这两种定性、定量的测算方法结合起来, 无疑能更好地指引客户管理的方向, 并避免企业客户管理工作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