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体育组织（共12篇）
社会体育组织 篇1
当前, 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转型期我国社会矛盾凸显, 我国的社会治理结构也从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体系转化。这就要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广泛发挥作用, 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契合
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在国家价值目标和终极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终极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而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调动社会各个层面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共同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从而使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好, 以求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而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协调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风气,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承担一些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参与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城乡发展、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和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力行保护自然环境, 倡导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这都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治理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治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的觉悟, 社会治理的动力在于人民的参与, 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人民共同受益。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企事业之外的正式组织, 具有自愿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等特征。
二、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保障和发展空间。
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 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合力。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价值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政府没有必要包揽一切社会事务, 也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诉求, 许多事情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大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群众自治组织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 使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 政府管理力量与群众自治力量互动。这就迫切要求, 在新形势下大力扶持、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成长, 给其以更充分的信任和更广阔的空间, 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功能,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三、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体现出它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降低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发展。当前, 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不足, 公共服务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旧体制不断受到市场需求多元化、群众需求个性化的挑战, 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而社会组织的存在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治理的缺损。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参与目前市场解决不了、政府解决不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来解决一些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的公共事务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省政府财政支出,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扩大政治参与, 完善民主自治。社会组织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 这使得社会治理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更贴近基层。社会组织针对在日常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协商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制定或修改社会公共政策的建议。它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鼓励公民发现并解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引领社会风气, 弘扬核心价值。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以及宽容、互助、互惠、利他和公益志愿精神, 使得社会组织成为公益服务的担当者。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等精神, 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 传递社会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缓解社会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扮演着公共参与的组织者、公众诉求代言者、群众权益维护者的角色, 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 并及时作出直接有效的反应。它能够减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和谐。五是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发展。
摘要：社会组织是和谐社会的“减震器”和“润滑剂”, 具有舒缓政府压力、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在国家目标和终极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3][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4]“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16日, 第01版.
社会体育组织 篇2
陈光金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对于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方式和组织机制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单位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模式日益失去存在的条件，新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起来。按照有关规范界定，我国社会组织主要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组成。2007年，全国有各类社会组织共计38.7万多个，到2012年增至49.9万多个。这些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激发社会活力、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作用，为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客观地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得还不充分，水平不够高。在一些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每十万人口拥有的社会组织成百上千，而我国2012年每十万人口拥有的注册登记社会组织不到38个。对照起来，差距显著，但也表明我国社会组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资源困境。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社会组织都严重缺乏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撑，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人才困境。从制度上看，社会组织的人才管理和待遇管理都缺乏规范，许多社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待遇较低。
解决好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改革社会管理体制，从而加快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首先，在政府职能转变上有新突破。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凡是社会组织能够办理和提供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尽可能以适当方式由各种社会组织承担，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的格局，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其次，在社会组织规范上有新突破。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要尽快从注重入口管理转移到注重过程监管，坚持分类指导、有序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第三，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上有新突破。探索建立以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不同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第四，打破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某些垄断现象。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转移公共资源时应引进竞争机制，减少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干预，在完善政府监管的同时强化社会监督，从而保证各种资源在社会组织之间合理有效配置。第五，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按照新的理念加快社会组织立法，在社会组织准入、社会组织行为、社会组织治理、社会组织人才待遇、社会组织资源获取以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社会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等方面提供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保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组织社会 动员社会 引导社会 篇3
在灾难性事件报道过程中，新闻媒体担负着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导社会的作用。地方新闻媒体要从容应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必须要有敏锐的新闻感觉，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快速的反应机制。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开封日报》面对黄河开封兰考段抢险救灾的报道，就是地方媒体应对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成功尝试。
２００３年秋季，阴雨连绵，黄河中下游连降大到暴雨。由于“华西秋雨”影响，黄河中下游遭遇百年少见的严重秋汛。渭河流域连连告急，洪水泛滥，冲堤决坝。伊洛河、沁河水位暴涨，黄河水位、流量居高不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水量最大的秋汛在黄河中下游形成，再加上黄河小浪底水库泄洪的影响，黄河兰考段蔡集控导工程坝前水位陡涨，接连发生重大险情。９月１８日、２０日，兰考县谷营乡蔡集村护滩堤两次决口达２００米。９月２６日，洪水将与３５号坝相连的１８号护滩堤冲开５００多米宽的决口，最大水深１７米，平均水深１０米左右，决口处洪水流量最高达１０８０立方米／秒，直冲蔡集控导工程３５、３４、３３号坝。蔡集护滩堤决口后，造成二级悬河斜流，使兰考县１６个行政村、１．８万人被洪水围困，还造成山东东明２４７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区全部被淹，１３５个村庄、９．６８万人被水围困。如果３５号坝被冲垮，黄河主河道势必改道南移，河南、山东１５万群众世代居住的村庄、家园将长期淹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谣将再次成为严酷的现实。
险情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分别对抢险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驻豫部队和武警官兵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封堵决口成功，截断了流向河南、山东滩区的洪水，解除了对大堤和滩区村庄的威胁，夺取了黄河兰考段抢险救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灾情一发生，《开封日报》就启动了快速反应机制，报社副总编辑亲自带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在抢险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统一指挥下，报道组的７名同志不畏疲劳，连续作战，每个人都经受住了任务繁重和身体极度疲劳、困乏的考验，每天向报社发回２０多篇（幅）文字、图片，集中展示了省、市、县领导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广大干部群众昼夜奋战、顽强拼搏，参战部队指战员全力以赴、奋勇争先，河务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广大公安、交通、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不畏艰险、尽职尽责、团结战斗的波澜壮阔的黄河抢险画卷，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的舆论优势，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心、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受到了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阅评组的肯定。
据不完全统计，在４０多天的抢险救灾中，报道组记者采写各类新闻稿件８００余篇、图片１５０余幅。抢险救灾取得胜利后，本报刊发了长篇通讯《大河滔滔唱英雄》，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弘扬“以民为本、团结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黄河抢险精神的热潮，坚定了全市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战胜困难和风险、迎接新挑战、夺取新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从黄河抢险的成功报道中，我们感到地方新闻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是大有作为的。
第一，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发挥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导社会的功用，着力点是争取主动，快速反应，冷静处之，及时有效引导，这是我们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一个关键环节。在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灾难性事件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取决于引导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才能使正确的信息抢先占领各种媒体和传播渠道，使正确的舆论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才能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当中，使社会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事件的妥善处理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黄河兰考段险情、灾情发生后，开封日报社领导高度关注，立即对新闻报道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制订了科学的报道预案，组织了得力的报道队伍，使各类报道在第一时间内同读者见面，让读者及时了解抢险救灾前线的一举一动。在报道中，我们及时准确、重点客观地报道灾情，同时，唱响抗灾、救灾的主旋律，使人们看到党和政府率领人民团结拼搏、战胜灾难的坚强决心，也使人们了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团结、大协作精神，从而使人们在灾难中看到希望，受到鼓舞，增强信心。在舆论的引导下，全社会都在关注抢险救灾前线的进展情况，全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对抢险救灾给予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紧急时，指挥部紧急征用了大量人力、物资、车辆，确保了抢险救灾所需，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
第二，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于灾难性事件，我们过去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灾害事件中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也往往因为没有人敢“拍板”而得不到及时的报道。某些媒体面对灾难性事件保持沉默的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灾难性事件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心理上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对各种信息十分敏感，对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相对降低，流言谣言也会相对增多。为了保证社会知情，实施社会指挥，提供社会向导，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及时、大量地发布真实信息，说明事实真相。对灾难性事件的透明公开，目前已成为形势的客观必然和公众的基本要求。
黄河兰考段的险情、灾情发生后，《开封日报》主动应对，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自觉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通过认真研究，我们在一版开辟了《抢险救灾先锋谱》、《来自抢险救灾一线的报道》等栏目，集中刊发抢险救灾前线的事态进展情况和党政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拼搏的英雄事迹，文字和图片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抢险救灾处于紧要关头时，《开封日报》每天拿出一到两个版面进行报道，形成宣传强势和视觉冲击力，把这场波澜壮阔的画卷展现给广大读者，产生了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新闻观念，体察民情、关注民生。黄河兰考段的险情、灾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提出“群众利益高于天，干部责任重于山”，把群众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并要求全体参战人员以民为本，团结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以人为本，应体现在对受灾群众的倾情关注上。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党和政府及全社会对受灾群众的温暖关怀，这是媒体的责任。在灾难性事件中，受灾群众虽然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大量的救助和关怀，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毕竟是困难的。媒体必须真实而真诚地反映这种状态，以唤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爱和救助。《开封日报》不但及时反映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灾民进行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大力救助的情况。同时派出记者深入到灾民安置点，如实反映灾民衣、食、住、医、学等方面的状况。报社副总编辑刘会敏深入到灾民帐篷中，实地采访灾民的吃住及孩子们学习的情况，写出了《这道坎我们一定能够过去》的现场报道。《汴梁晚报》及时发出“秋风呼啸，气温骤降，灾民急需御寒衣物”的呼吁，这些报道凸显了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文关怀，突出了灾难性报道的贴近性，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第四，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准确把握舆论引导的度，完善报社的采编协调机制、新闻策划机制和送审把关机制，正确处理好新闻、旧闻和不闻的关系。哪些要报，哪些不能公开报道，哪些要及时报，哪些不能抢报而要稳妥处理，都要按照规定精心把握。
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度就是要把握好新闻信息的密度、政府公开声音的强度、对难点关注的热度。新闻调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报道热度和密度的宏观调节；二是新闻媒体根据党和政府的新闻管理部门发出的价值信号，凭借平时积累的经验进行自我调节。新闻单位的自我调节是第一位的，它对报道的效果起着最直接的作用。这些调节包括随着灾难性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调节、根据灾难性事件的阶段性规律适时调节，把握和调节舆论引导的正面度和反向度。
体育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研究 篇4
关键词：体育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研究
随着体育多样化的发展, 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一个人的体育活动方式, 多元化、深层次的体育需求, 促进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据统计, 全国共有体育类社会组织2490个, 占社会组织总量的6%, 尤其是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贯彻落实, 各类体育社会组织能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法律支持。体育社会组织不仅丰富了人们的体育活动内容, 而且也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然而, 近年来, 在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实际建设中管理部门多元, 政出多门等突出问题, 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由此, 深入研究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对于上推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体育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现实意义
1. 促进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的必然之举
目前, 我国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 大力推进体育公共服务覆盖范围, 并且已将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体育工作的重点。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能够极大的满足人们对于体育的多层次需求, 缓解了体育供需矛盾。然而, 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并不完善, 还存在很多不足, 供给主体过于单一, 仍然以政府为主导, 而且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不能有效的发挥其公共服务职能, 致使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而足球协会、篮球协会、各类健身俱乐部等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了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提供了丰富的体育产品和服务, 从根本上提升了公共体育服务能力。
2. 实现全民健身的有力保障
目前, 各类体育协会、体育社团、健身俱乐部等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全民健身战略发展目标的贯彻落实, 标志着全民健身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体育社会组织在全民健身事业中的作用巨大, 其能够将健康、科学、合理、时尚的健身理念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 并给予群众科学的健身指导, 提升人们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从而使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同时, 各体育社会组织通过组织群众体育活动, 开展贴近群众、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 极大了满足了人们对于体育健身的多样化需求。
3. 实现体育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
体育文化交流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我国的体育文化, 从而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进步、发展的。体育文化的交流发展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 而各类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为体育文化交流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支撑。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作为体育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载体, 通过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体育社会组织与组织成员之间, 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 能够有效的将我国的体育文化深入扎根于群众内心, 使我国体育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从而实现我国体育文化的深化交流。
二、体育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具体措施
1. 深化认识, 加快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建设
在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的认识体育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转变传统观念, 推动体育服务主体向多元化发展。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把培育社会组织纳入工作重点, 全力规划, 统筹安排, 综合协调, 大力宣传, 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和法规环境, 以有力的政策措施推进社会组织建设, 实现省、市、县、向各级体育社会组织的全覆盖发展目标。同时, 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地区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制订分类培育发展计划, 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 构建适宜的体育社会组织体系。
2. 加强政府有效指导和监督, 促进体育社会组织自身能体的提升
近年来,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 但是, 由于政府没能够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和管理, 直接导致了各类体育社会组织的自我生存能力的不足。而当前, 体育社会组织弱项更好的承接职能转移和参与公共体育管理和服务, 前提基础必需加强自身业务能力建设, 由此, 政府必需增强指导, 加大力度培养体育社会组织的生存能力, 通过“过程监管”和“事后评估”的方式, 采取“以评代管”的监管方法, 促进体育社会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3. 改变现有体制, 促进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
目前, 我国关于体育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中设定了太多的门槛, 注册、登记困难, 严重限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而且有些体育组织, 只是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附属品或是替代品, 政社不分开、管办不分离, 体育组织公共服务能力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在政府的严格把控下, 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被限制, 无法实现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竞争与优化劣汰, 阻碍了整个体育社会组织体系的进步和完善。
4. 加强政策、法律支持力度, 保障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
目前, 体育社会组织日渐壮大、十分活跃, 已经担负起相当一部分重要的体育活动、赛事的组织功能, 与现实相比, 相关政策、法规确已滞后, 严重限制了体育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目前, 政府现行财政政策没有向体育社会组织拨款的制度安排, 而且政府现有相关法规监督管理多, 培育扶持内容少, 法规政策滞后是制约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结语
近年来, 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群众对于体育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体育社会组织的出现正好迎合了群众的不同层次体育需求;同时, 体育社会组织能够极大的推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优化体育资源配置, 实现全民健身的战略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许静.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研究[D].宁波大学, 2013.
[2]李秀云, 冯晓丽.社会转型期民间体育组织培育和发展研究进展[J].湖北体育科技, 2014, 07:593-596.
社会体育组织 篇5
作者：佚名信息来源：青岛民政子站点击数：184更新时间：2010-4-9
4月8日上午，青岛市委社会组织工委成立揭牌仪式在黄海饭店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市委社会组织工委的成立，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成果，在我市社会组织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我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近年来，伴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初步形成了遍布城乡、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截至2009年底，我市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五千多家（其中社会团体1949家，民办非企业单位3850家），还有近三千家备案制社区社会组织，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社会组织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力量。
我市自去年9月在全市社会组织中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各级党组织围绕“加强党的建设、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作用”的目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积极创新党建工作方式，规范党建工作制度，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在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中建立了党组织，党建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市民政局党委获得了全国“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先进单位”称号。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涌现出一批具有社会公益责任、积极服务社会、坚持诚信自律、作用发挥突出的先进社会组织，先后有118个社会组织受到了国家、省、市民政部门的表彰。
社会组织救灾观察 篇6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无数人的幸福和生命毁于瞬间，让整个中国陷入哀痛。在灾害而前，全中国人民连成了紧密团结的一体。在政府的迅捷反应之后，许许多多的民间组织也动员起来，投入救灾和重建工作。我们将在此记录他们的努力和奉献，汗水和希望。
2008，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徐永光先生说，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这句话包含了巨大的希望。但更多的却是挑战。公民社会，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社会的公平。让社会中各个利益者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让社会的发展浪潮惠及每一个人，但是地震面前，我们显然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三联的土摩托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这次地震相当多的遇难者不是死于地震，而是死于贫穷。这样的死亡，在经济高度发展，GDP一升再升的今天，是多么令人遗憾。
什么时候，城市才能真正的反哺农村呢?
《南方周末》发表了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放弃火炬手的访谈，读来令人感慨万千。
学校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公共设施的利益方，是你，是我，是所有孩子的家长。在一个公民社会里，这些公共设施的工程监理应该是所有利益方共同参与的。但是那些家长们没有参与。这悲剧还会重演吗?我们周同，又是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与人人相关，却无人问询的公共设施?我们自己又参与了吗?
《海峡都市报》报道，晋江一个商人用挨家发钱的方法救助灾区。这样的辛苦慈善，体现了公民社会建设的艰难。从经济的角度看，挨家发钱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如果按人头均发救助款，可能成本要低得多，效率要高得多。但公民社会难道不正是填补效率导向的市场不能完成的工作吗?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让各个利益方来参与、协商?这需要多少耐心和努力啊。
社会的问题，只有一个保障人们饱暖的政府是不够的。千千万万的人，需要我们社会的组织来关注，来代言，来解决。村里小杂货铺的老板损失惨重，但由于价格管制不能提价，如何补偿他们?一直分开居住的村民住到一个屋檐下，为一个锅而争吵，如何调解?重建过程中的公共设施如何监理?重建时的财政补贴如何分配?重建时如何保持民族的文化?这是小而言之，更大而言之，我们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公平，让人们更具有公众参与的愿望和经验，让下一次的灾难来临时，不要因为人为的因素留下创伤呢?
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我们实在任重而道远。
为了荣誉，请监督我!
6月9日，民政部发布2008年第108号公告，对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公募行为进行规范。公告还指出，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在进行2008年年度检查时，将重点检查社会组织开展救灾募捐情况。其实，早在这份公告出来之前，各个NGO或NGO联合行动就早已经对自己募集和转送的财物进行统计和公示。上海新驼峰行动，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小母牛中国办，深圳民间救灾行动等等，所有我们知道的NGO或NGO联合行动，都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经手的财物信息公开，欢迎公众监督。他们中的许多财物，并非公募，而是私募的。但没有人对私募的财务透明掉以轻心。所有的善款善物一视同仁，在第一时间公布给公众，也便于捐助人追踪。
在5月2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联合郑重承诺，保证建立四川5·12特大地震灾害捐赠款项的追踪与监测系统，确保所有捐赠资金和物资有效落实到灾区、灾民手中。这个承诺发出后不久，6月3日，河南九家NGO也共同发出了《关于倡议组织了赈灾捐款的单位和组织公示捐款账目及捐款去向的倡议书》。虽然对于其中的期待，“人们捐出的每一分钱，都能真正汇入国家用于抗震救灾所指定的地方和账户”，不同的人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倡议的主旨，“人们的每一份爱心和善举，都能不被辜负!”，却清晰地道出了众多NGO的共同心声。人们的善心能否被正确的使用，社会组织的信息是否足够透明，足够被人信任，不仅是某一个社会组织的生存基础，更是整个NGO界的荣誉所在。
这样的廉洁和服务意识让人温暖。看到这些填得满满的报表，作为一个NGO的一员，我第一时间感受的就是：我没有入错行。这确实是一个干净的地方，大家都把公众的信任和每个组织自身的生存结合起来，用实际行动维护了这整个行业的荣誉。其实，对于公众而言，常常并不在乎善款用在哪里，也不会过分在意管理费用的高低，而是在乎善款的使用是不是透明、有没有浪费。只要透明、没有浪费，那怎么用都是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没有人会觉得不值的。
在最初救援的几天里，一瓶矿泉水到北川、汶川灾民的手中，要50元的成本。没有人觉得不应当。那是因为政府所做的一切，耗费的资源，大家都看在眼里。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应对某一次危机时，也需要公众资助我们50元一瓶的矿泉水，而公众在了解情况后，也能继续支持，那就说明我们的信息公开和管理能力，已经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永远保持怵惕之心，时时接受大家的监督。
为了荣誉，请监督我吧。因为，我们为信任而来!
从激情到专业
悲伤的眼泪慢慢拭去，不屈的勇气重新凝聚。当乡村医生代替穿着防化服的士兵喷洒药剂，当堰塞湖警报解除，受威胁的民众返回故同时，我们都知道，从现在开始，我们工作的重心，已经转向重建。
在最初的混乱过去之后，行政系统逐渐恢复到正常的轨道。所有我们想得到的方方面面，政府的力量都开始全面接管。23日，在列车上召开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13次会议，决定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将在三个月内完成规划。6月4日，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规定了政府在重建中的种种细节。审计署介入救灾行动的各个方面，以高度的透明和快捷通报发现的每个违规事件。共青团中央将与公安部等13个部委联合启动“中国消防志愿者行动”，把志愿服务与国家救援体系相结合，初步建立志愿者服务应急救援体系。
政府高效、快捷而全而的行动，赢得了公众的一致好评。然而，也给我们的社会组织带来了难题：在资源充分、规范完善而行动能力强大的政府面前，我们能做什么?
在这一个星期里，北京、成都、西安、昆明……我们看到了各地的组织和组织联合在开讨论会，大家都在讨论着同一个问题。从各个会议的会
议记录中，我们看到大家的答案，不约而同选择了两个字：专业。
什么是专业?聚爱联合义工小组总结了如何搭建大棚屋，细致得像一本木工手册。陕西妇研会强调灾民自救，研究让灾民自己参与，共同建立集体居住场所。多背一公斤在灾区已经建立了两所帐篷图书馆，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已经学会自己管理图书馆。梁漱溟乡建中心和友诚基金会利用当地的志愿者和劳动力资源，正在把原来只靠政府件下推的项目，变成当地民众自己参与的工作……
专业，是NGO威力的来源。在救灾开始阶段的激情，虽然NGO的工作非常感人，但是我们的力量，毕竟十分的渺小。然而，在灾后重建阶段。NGO却可以显示出他们专业的威力来。没有人做大棚的搭建手册?那我写。没有人做图书馆的志愿者制度?那我做。没有人深入群众来协调补助款发放中的矛盾?那我来。政府总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工作都完成的。他们负责大的框架，大的资源的调配。而细节，需要我们来完成。
去找到适合我们的专业方向吧，不管是安慰一个孩子还是建立一个医疗点。越专越好，越细越好，让每一个志愿者都能找到他的方向。告诉那些满腹怀疑的人，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有别人没有的耐心和细致。我们能做好那些看似琐细的事，而这些工作，可能和某一特定人群的生活息息相关。
灾后重建建什么?
灾后重建问题，站在政府的视角，重点会放在解决灾民居住条件、产业恢复与新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方面。这些方面当然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显然政府的重建规划还没有完全脱出传统的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思路。所以在6月21日友成基金会在成都召开的灾后重建论坛的讨论中，有一些独特的亮点应该得到灾区政府在灾后重建规划时充分考虑：
一是编制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规划，尤其发挥政府的支持、协调、规划作用，编制NGOSE作路线图，发挥各类NGO与志愿机构的社区工作、社会服务与社会机制创新作用(包括在一段时间内在灾民安置点上的社会关系扩展活动)，发展出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与品牌，从经济上来说这些工作也能为灾区发展出有相当就业与财务价值的社会服务事业。
二是重视对于灾区居民创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在政策上采取优惠与税收减免政策，发展小额贷款等措施支持群众尽快能启动自助计划，把社区层面的多类小创造、小生意作为灾区居民非正规经济项目形成清单，重点建立外部社会的援助与合作渠道，成为灾区重大产业机会与转移对口援助地区的换代产业之外的耐人寻味的亮点。
三是重视残疾人大量出现的情况，在城乡规划的时候重视建设对于残疾人高度友好的公共设施，并且重视发展残疾人的教育与就业设施。
四是除了行政确定的对口援助地区之外，应重视发展与外地企业家组织与各类有动员能力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寻找多类型的合作伙伴，也寻求整合更多的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五是在争取外来帮助的同时，充分规划好社区参与与本地主导的设计，避免出现严重的外来能力替代与本地依赖现象，将建设自立与自主社区作为明确的规划目标，同时也要注意在灾区社区重建中适度扬弃以往过度的行政主导型的社区管理模式，而更多地学习与采用外部资源与内部生长相结合的礼区动员模式，并将灾区社区动员的成果适度与未来社区自治机制间建立完善的联系。
发展社会组织,构建和谐社会 篇7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所谓社会组织,一般是指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发挥服务、沟通、协调、公证、监督等作用的非政府、非盈利的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志愿者团体等。社会组织这个名称,是2007年民政部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正式启用的,是传统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民间组织等称谓的改造,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认识这类组织的基本属性、主要特征而形成的科学概括,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精神的实际步骤。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加速,政府职能转变,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我国涌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发展数量上看,在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到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社团组织达到181318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21404个,全国性社团组织1848个,县级以下社团估计有300万个。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38.7万个,比上年增长9.3%。其中,社会团体21.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40个,目前社会组织仍然以每年10%-15%的速递在递增;从组织作用和范围来看,涉及到了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商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遍布全国各个省份,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组织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数量还比较少,力量也比较薄弱,相关法规还不完善,管理上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必须把握好尺度,适度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我党的执政要求和国家的发展目标。那么,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除了有政府的推动之外,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究竟社会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样的具体作用呢?
首先,社会组织是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社会组织是构建在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一座沟通的桥梁和联系的纽带,是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是支柱。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认为,社会公共事务只有政府才能解决好。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这样不仅难以实现政府的良好愿望,而且削弱了社会自主自治能力,压抑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活力。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政府还权力于社会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提法。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也曾经说过:“要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可以及时地把所属群体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外一方面,社会组织也可以把政府的政策意愿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办法转达给相关的人群,帮助政府了解人民群众,也可以帮助群众理解政府出台的相关的政策理论,做到上情下达。总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互动的载体,是人民群众和政府两个传递信息的桥梁,是政府的帮手,它沟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使社会结构运行更加顺畅,社会经济发展更加有序。
其次,社会组织是社会的“安全阀”,可以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
我们所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前提和基础就是社会稳定。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时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如果处理得好,那么就可以借此登上一个新台阶,反之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当前我国正处于这样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一定程度的凸显,而这种社会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化解或者不能使冲突在合法的渠道解决,那么这些冲突就会积累爆发为社会的大动荡。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吸纳就业,保护人们的合法收入,扶助困难人群,从而促进社会稳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再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公益服务,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当社会问题发生时,公共利益自然首当其冲地会受到损害。而政府只能够按照一定的制度框架开展公益事业,根本没有办法通过更人性的方式来提供公益服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一部分的群众性、社会性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正逐渐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接了从政府手中转移过来的职能,所以也就具有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为公益而服务。社会组织凭借着它自身的私有性、自我治理性、志愿性,按照组织的公益宗旨和理念并遵循对社会所作出的承诺,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公益性的社会服务。
事实证明,社会组织在从事公益性事业的活动中可以起到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在社会公益领域,社会组织可以积极从事扶贫开发、救灾防灾、艾滋病防治、扶弱助孤、环境保护等公益活动。同时,社会组织通过提供这样的公益服务,维护了弱势群体(广大农村人口、农民工)的利益。民间的社会组织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有助于开展社会互助、发展公益事业,对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群、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在缓解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和社会贫富差距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结束语
当然,社会组织如果管理不好也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将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其政治意图的工具,引发了一些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在我国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成分认识到社会组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力量,而它们的兴盛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必须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坤:《民政部正酝酿出台民间组织评估办法》http://www.mca.gov.cn/news/content/media/20059194236. html.2005-09-01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04-09-20
[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02-20
[3]见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4]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社会组织部分)
社会体育组织 篇8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政社分开,社会组织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 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 也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 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有五个方面要点, 第一,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第二,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第三,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第四, 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第五, 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这五个方面全面概括了中央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对策, 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以此为指导思想。
一、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政社分开顾名思义就是让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管理当中, 政府不再包揽一切, 能够转移给社会组织来承担的职能, 都由社会组织来负责。从直观的感受来看, 如果将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比喻为赛场上的运动员, 那么政府在其中就应该扮演一个严格执法的裁判身份。政府不能参与比赛, 不能成为利益相关者, 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 从而使社会在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秩序下, 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首先, 从职能范围划分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合理配置。从个人或家庭的层面来看, 大部分的日常事务都能够由个人或家庭解决, 在这个层面解决不了的事务再交由社区或社会组织来承担。最后, 社区或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交由政府解决。个人或家庭、社区或社会组织、政府是三个不同层面, 每个层面有各自负责的领域。因此, 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社会领域的事务, 防止职能越位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
其次, 从多元主体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形成多元合作机制。从历史层面来看, 一元的单一机制不利于竞争与合作, 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 将使得单一主体停滞不前, 缺乏前进的动力, 也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 单一主体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 不利于学习与进步, 最终将导致整体社会效率的降低。因此政社分开符合多元合作机制, 主张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事务, 形成多元合作机制。
最后,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政府负责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 对于少数人群的特殊需求, 应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包揽过多, 将导致政府职能扩张, 行政成本增加, 有损社会效率, 政府并不能触及到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因此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 转移一部分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事务。
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政府购买服务的提出源于西方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普遍的治理危机, 由此兴起了以公共服务改革为核心的政府改革运动, 并提出了“购买公共服务”, 即POSC (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 。中国在21世纪才逐渐展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学术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都比较趋于统一, 即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包括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非盈利部门和社会服务组织等) , 同时根据社会组织的等级、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对其进行评估的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首先, 从政府层面, 应选择适当的领域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 同时逐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也要极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标准是, 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 都逐步过渡给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方面, 应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条例, 不仅涉及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制度、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 而且涉及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投标规则、项目的评估和监控制度。只有从制度上严格约束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方面面才能使政府购买服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其次, 从社会组织方面, 要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范围。不仅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 也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地方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政策, 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定期为辖区内的社会组织进行评级, 2011年顺德区开展第一批社会组织登记评估, 30家社会组织获得3A及以上等级。2012年进行的第二次评估有29家社会组织获得3A级以上登记。获得3A以上 (包括3A) 级别的社会组织, 才有资格承接政府放权, 获得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在评级过程中能够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 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最后, 从监管层面, 要健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 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在监督机构设置上, 可在各级人大下设立专门的“政府购买服务监督委员会”, 防止政府职能部门既负责审批政府购买服务计划, 又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进程、资金使用、预决算等情况的监督。
三、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为社会做贡献为目标, 以知识、劳动、技术、时间等形式实现该目标, 不以获利为目的, 通过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的方式服务社会、贡献社会。从这个定义来看, 志愿服务组织指的是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目前在中国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不仅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而且包括大量未正式以志愿组织身份进行登记的组织, 如, 社区组织、企业组织、公益组织等, 他们提供志愿服务的规模非常巨大。因此, 我们在定义志愿服务组织的时候, 应将范围适度地扩大。为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政府必须实现职能转变, 通过制度、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的支持,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朝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 增加志愿服务相关制度供给。目前志愿服务制度法律效力低、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制约了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必须制定一部针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统一的全国性法律。统一的法律不仅可以很好地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 而且为志愿服务组织跨区域合作提供制度基础。从法律内容层面来看, 应尽可能详尽地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准入制度、保护制度、激励制度、监管制度等。在准入制度方面, 应尽可能降低志愿组织准入条件, 取消场地、人员、资金等方面不合适的限制。放开准入限制将促进志愿组织发展, 同时将原本非法的志愿组织纳入合法范围, 从而方便管理与监督。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可解除他们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在激励制度方面,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将志愿服务时间作为社会公认的成果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补偿。在完善监管方面的法律过程中, 应明确监管机构义务与责任、设定清晰的监管标准和程序, 从而使监管落到实效。
其次,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政府机构建设。一方面, 目前缺乏专业的志愿服务统一协调机构,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整合、项目的协调。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志愿服务协调机构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 应尽快取消志愿服务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 使得志愿服务组织去行政化, 解除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束缚。
最后, 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监管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监管不仅包括外部监督, 如:政府、媒体、第三方独立机构, 而且包括内部监督, 如:组织内部和行业内部。其中尤其要重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监督力量, 鼓励发展更多的民间专业化监督评估机构, 并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公开、公正的排名, 从而使民众获得相应的信息, 监督志愿服务组织的财务状况、内部运作、项目开展等情况。
四、实现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中国目前采取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是双重许可制, 涉及登记制度的法律主要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归口登记, 分级管理, 双重学科, 限制竞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除法律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外, 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 简化登记程序, 促使更多的社会组织进行合法登记并合法地开展各项活动。严格的双重许可登记制度对社会组织成立与发展不利。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经过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实际数量的8%~13%。
较早对社会组织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广东省。2012年广东省政府出台相应规定, 将双重管理体制改为许可与备案双轨制, 改革效果显著。广东省社会组织数量年增长率翻了三倍, 进入了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阶段。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 主要目的是降低登记门槛, 简化登记程序, 实现“宽进”。规定明确提到, 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 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转变过去行政管制的思想, 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同时, 此次改革率先采用了登记备案制度, 即根据相关条件, 城乡基层群众类社会组织可采取法人登记、备案登记两种方式进行登记。备案登记是指针对那些会员数和活动资金达不到法人登记条件的城乡基层类社会组织, 采取备案方法, 即先进行备案, 待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符合法定条件再进行法人登记。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为部分暂时缺乏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一个过渡平台, 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实践, 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唐钧政社分开:解放和充分发挥社会活力中国社会报, 201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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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婷.志愿失灵及其矫正中的政府责任[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11:163.
社会体育组织 篇9
一、充分认识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行业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 在管理过程中都强调“管理不留空白”, 以至让人感到, “管理不留空白”已被有关公权力机构视为一项运用职权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其实按照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作为社会管理对象的全部空间都是属于国民的, 国民通过制宪、进而立法, 把一部分空间交给有充足时间和技能国家机构管理, 留给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直接支配的空间;另一部分是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自主支配的空间。纵观国外公共管理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 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 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有效的桥梁。我国缺乏成熟自主社会组织, 即使有少数这类介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组织, 它们也没有应该有的法律地位, 仅仅是政府的派生机构, 以至于在作用的发挥上并不能让政府和公民都满意。
其次, 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可以更充分有效的实现社会监督。在任何国家中, 权力的运行都是需要监督的, 否则肯定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从十八大我们清楚看到党对严惩腐败问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报告告诫我们全体党员“反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 甚至亡党亡国。”长期以来我国的权力监督一直依托内部监督机制来实现, 可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组织体制和行政体制下, 内部监督常常受制于官员对上级的服从, 以及官僚体系中的利益关联。因此, 要优化对权力的监督机制, 就必须要同时加强对权力者的外部监督即社会监督。但是, 缺乏组织的民众常常缺乏主动监督的动机, 并且常常很难获得准确信息, 因此其监督的能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加强社会组织在对权力者社会监督中的作用。一方面, 社会组织可以集中民意和民众的力量, 形成在法制框架下对基层权力者制衡的力量;另一方面, 社会组织所具有的专业化特点可以使其在获得和分析信息方面的能力更强;再一方面, 社会组织在社会监督方面可以更加理性, 更加遵守法律, 从而避免和减弱松散民众非理性群体行为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都越来越复杂, 要推动各个方面建设和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相当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而社会参与和社会动员都需要依托一定的组织体系。应该看到, 政府的行政体系只能完成法律所赋予它的公共管理职能, 而难以包办所有的公民社会参与渠道和基层社会动员的职能。因此,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能否成功, 关键取决于政府能否主动放权, 将大量公共服务事项, 通过公开、公平竞争的渠道, 让渡给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担。如何让社会组织变得有能力, 为公众提供更加贴心、便捷的服务, 这是加强社会建设,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依据十八大精神尽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在加强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组织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行为的规范, 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国目前缺乏增强社会组织能力、完善其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依照现行法规, 我国社会组织仍需双重管理, 在民政登记注册前, 必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这种登记和管理的“双轨制”, 让社会组织无法摆脱对政府部门的依赖, 更难以“依法自治”。因此, 要实现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目标, 应该首先修订、完善扶持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的法律法规, 尽快废除“双轨制”, 尽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组织建设的提法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新意, 也是极大的亮点。以前, 政府一说起社会组织, 总是强调“监督、培育”, 或者“既要培育, 又要加强监督”。但此次, 是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 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这对于今后废除社会组织管理的“双轨制”, 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 “政社分开”是对社会组织的重新定位, 是废除“双轨制”的政策依据。长期以来, 政府和社会组织行政关系错位, 合作有余, 分工不足, 从属有余, 自立不足。政府对社会组织领导而非指导。从理论上讲二者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但现实中, 社会组织的人事任免、目标方案的确立乃至工作的安排都是受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 政府的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 集资源提供者、直接运行操作者、宏观管理者多个角色于一身。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大多类似于国家机构, 享受财政拨款, 并被纳入行政组织系统, 挂靠于主管部门, 定行政级别, 按行政级别确定福利待遇和隶属关系, 这一方面削弱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导致脱离社会, 更加依赖政府。
其次, “权责分明”是科学界定了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废除“双轨制”的现实依据。我们必要充分认识发展社会组织对加强社会建设的作用,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有有效的组织载体。在当代社会中, 政府应在社会建设中担当着主导的作用, 但大量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以其民间性和非营利性两个方面的特点而与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有着不同的功能。它们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两大方面。
第一, 社会组织可以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生力军。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主要是制订法规和政策, 监督法规和政策的实施, 以及提供必要的资源。但政府难以直接从事基层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 基层的具体社会管理事务基本上应以民众自治的方式进行, 因而一方面需要在社区中建立各种具体的管理组织去实施社区社会管理;另一方面, 大量超越社区之上的、更大范围的基层公共事务需要跨越社区之上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再一方面, 当代社会管理越来越需要具有行业性、专业化和跨地域的社会组织体系来承担社会管理事务。
第二, 社会组织在各项社会服务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方式之一是在社会服务所需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中担当中介作用的组织。当代社会中许多民间的基金会、慈善会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担当了此类中介角色。他们积极参与筹集和分配社会服务资源的活动, 从民间捐赠者那里筹集资金, 或从政府获得资金, 然后将其分配给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另一种介入方式是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各种非营利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私人养老院以及在老年服务、残疾人服务、儿童服务和其他各种福利性服务方面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都属于这一类。前一类服务方式具有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功能, 后一类服务方式具有直接服务供给功能, 二者也都能促进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
最后, “依法自治”是其中的关键, 这是废除“双轨制”的法律依据。“依法”是说社会组织和其他机构一样要遵守宪法和法律。“自治”则是中央政府下决心改革社会组织“双重管理”现状的一个重要“信号”释放, 让我们瞩目有期待。符合十八大报告要求的“现代社会组织”, 是一个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组织体系, 这意味着今后社会组织要像现代企业一样, 拥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 高效运作、公开透明、充满活力,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 是依附关系, 权责不明, 更难“自治”。
社会体育组织 篇10
关键词：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相应成为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
社会组织是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等。截止2015年底,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共有42万多个,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社会组织数量将达到88万个以上,其全职雇员年均增长人数需达到226.82万人。由于党组织分布在各个地方和各行各业,党正是依靠广泛的组织网络,才能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顺利实现其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要按照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要求,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服务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
二、社会组织基层党建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组织对基层党建的作用认识不够
由于社会组织生长时间不长,而且大多数社会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约束力不强,所以人们往往忽视基层党建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即使有的社会组织表面看起来有组织设置,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缺乏真正重视。
(二)基层党建顶层不够完善
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有很多是由于顶层设计的原因造成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普遍缺少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党支部书记大多由主管单位的机关干部兼任,致使社会组织党的管理缺乏活力。社会组织党建经费、办公场所和设备等方面缺乏有力保障。
(三)党员人数少,基层组织覆盖率偏低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差,党员人数比例很小。从近三年发展看,有5万多个组织没有发展党员,占总数的73.3%。这是由社会组织人员组成及特点所决定的,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中没有设置党组织。
(四)基层组织开展活动单一
由于受本身性质和特点的影响,社会组织党组织对党员教育、管理和监督严重缺失,因而导致社会组织党支部活动开展不力,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党的建设流于形式。
(五)基层组织工作方式太陈旧
由于重视不够,社会组织党建基本还是停留在管理型的工作方式上,没有能够改进工作方式。
三、创新社会组织基层党建
(一)大力宣传教育,提高对社会组织基层党建重要地位的认识
通过对党的性质、党的宗旨的宣传,让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了解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历史选择了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保证全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必须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社会组织虽有它的特点,但也要方向正确,社会组织也不能没有党组织,不能没有党的影响。
(二)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党建功能
明确职责,理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拓展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
比如:(1)党工委管理模式。在登记管理机关设立同级党委派出的党工委,负责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指导其搞好所管理的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2)业务主管单位管理模式。有明确的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其党建工作由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负责。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台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条例或章程,要明确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三)加强党员管理,健全组织设置
摸底调研,了解现状。对社会组织已建立党组织数量,逐个建立党建工作台账,实现社会组织党组织全覆盖。因地制宜,灵活组建。在社会组织中采取一建二联三挂方式,扩大党组织覆盖面。
(四)以活动为载体,丰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是联结政府与公民的桥梁和纽带,发挥它们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让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社会的有力助手。社会组织以其发展特点,更易了解掌握不同群体利益要求,使民众利益与表达能够顺利通向党的决策层。要扩大畅通社会组织利益表达渠道,为它们参与政治生活创造条件。选拔党性强的干部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党建水平不断提高。
(五)创新活动方式
社会组织的震后嬗变 篇11
2010年初春，四川灾区某板房区安置点，由常驻社工站在此开展的“压力释放小组”活动，仅仅进行了三次，便被紧急“叫停”。不仅如此，板房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还找到社工，要求其提供所有参加小组活动的组员名单。
气氛骤然紧张的原因在于，管委会听说，最近有居民计划在当地一个工程竣工的剪彩仪式上，趁着中央领导出席的机会，到现场静坐以表达不满。而这些人，很可能参与了“压力释放小组”。
不管传言是否属实，居民为何要去静坐？这其中有怎样的来龙去脉？
一切，要从房子说起。
住房分配的三次风波
2010年春节，是这一安置点内居民在板房区内过的第二个新年。同时，他们也得到管委会通知，即将进行永久性安置房第一次摇号分房，并且该消息先后在报纸电视上进行了通告，预告了摇号的日期和方式。
到了预告的那一天，居民们却没有等来分房的现场直播——因为摇号分房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
居民们满心迷茫不知问谁，多日后他们在该市公众信息网上看到了这样的公告：为确保安居住房摇号分配工作稳妥有序开展……我市将于近期集中时间对签订置换安居住房协议书的毁损住户房信息进行再次核对，并对已锁定的安居住房房源进行检查验收。为此，决定将原定于2010年1月中旬开展的第一批次安居住房摇号分配时间适当延后，具体时间将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短信平台等方式另行通知。”
2010年3月，板房区的公告栏内贴出了新的摇号分房现场直播预告，然而和上一次结果一样，居民们在电视前白等一场。4月，关于分房的第三次通告再次贴到板房区公告栏，结果一如之前。
第一次分房“流产”，就已让居民心存疑惑，而一再推迟分房让板房区内传言四起。居民不仅讨论房子，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重建阶段的工作作风以及救灾物品和资金的分配去向也产生了质疑。
“压力释放小组”就是在这个时候，由社工站推动促成的。社工们在家访中捕捉到了居民们的情绪波动，认为应当开展一些活动让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相互澄清和交流信息。另外，社工还希望通过小组活动收集一些居民对于摇号分房相关事宜的意见，经分析汇总向管委会反馈。
通过和管委会沟通，“压力释放小组”最终获准。而社工也借此听到了居民们最真实的想法，整理后形成“十条意见”，经管委会向上级部门提交。
若没有静坐的传言，“压力释放小组”或许会一直进行下去。然而，在被“叫停”后，社工婉言拒绝了管委会要求，并没有提供小组名单，他们开始深入走访各户居民了解事情原委，并与管委会彻谈多次。
在社工的努力推动下，几日后，该板房区的内部报纸上出现了关于政府对居民“十条意见”的回应，政府还解释了其他一些政策及实施情况，澄清了某些传言。居民们的情绪稍被安抚，还有人说，要将当日的报纸“留作纪念”。
集会风波似已解决，但仅有书面回应，居民心里并不笃定。
或是看到之前社工所发挥的作用，管委会再次找到社工站，希望其能帮助政府召开一次板房区全体居民交流会。社工站欣然同意，但提出自己只是协办者，鼓励管委会与居民积极交流，建议由管委会邀请居民。而社工主要负责后勤准备，以及必要时候的补充沟通。
于是，会议当天管委会用板房区的广播就这次交流会向居民进行了播报和宣传，这让居民有些惊异，他们并未想到管委会愿意与他们直面住房问题。整个交流非常圆满。这让居民踏下心，觉得管委会和自己站在一起。而管委会主任也在会后感慨：和居民沟通并不是那么难。
最终，板房区居民在2010年5月等来了两次分房摇号，2943户受灾居民根据摇号结果分到了首批住房。
关于住房分配所引发的这个故事，社会组织以及社工在其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王曦影看来，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协调干部群众冲突时，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帮助居民宣泄情感，而是当他们有政治诉求，和政府不一致甚至有矛盾冲突的时候，社工可以充当润滑剂的作用。“一方面对民众进行心理抚慰，弱化干群矛盾；另一方面对政府进行政策倡导，力求推进有助于群众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由住房引发风波，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并非个例，而社会组织在其间的润滑作用亦不可小觑。
汉旺镇某社区，因异址重建宅基地选址，曾引发了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的冲突。汉旺镇社工站深入走访，了解到问题的缘由在于，居民都希望把自家的房屋建到好的地段。基于此，在社工站的推动下召开了“住房重建选址协调会”，居委会与居民、居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平台。大家共同探讨选址的方式、如何保证地段较差的居民也能得到较好的福利等，并最终达成一致性意见。
农房重建与生计发展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公益元年”。
当年6月8日，国务院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提出了“自力更生、国家支持、社会帮扶”的方针和“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指出：“国家鼓励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地震灾后重建工作”。
另外，《防震减灾法》（修订）中也将“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作为恢复重建原则写入了国家法律，进一步从政策制度层面明确了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灾后重建中的角色定位，为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提供了基础的法律依据。
现实中，汶川地震后，社会组织在救灾及灾后重建中，的确爆发出惊人力量。
住房重建，是社会组织在灾区重要的工作领域，除作为多方沟通的润滑剂外，很多社会组织也为农房重建提供技术支持与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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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幼基金会便是其中之一。在绵阳市江油旧县村，该基金会为了帮助农民降低建房成本，找到了一项由兰州大学和湖南大学共同研究的建房建材专利技术。传统房子是一层砖、一层水泥，而此专利采用一种新砖，只需一个个往上摆而不用砌，任何一个妇女一天都可以完成30平米左右的工作量。推算下来，盖一栋房原来需要两个月，使用这种新技术则只需要半个月。节省了水泥砂浆，节省了工事与人力，原本造价800多元一平方米的房屋，使用新技术，每平米可减少100多元。
另外，在给予农户住房重建资金时，香港福幼基金会采取的是将资金折合为等价的建筑材料发放农户，以防止农户将重建资金挪作他用。
与香港福幼基金会不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协助居民住房重建时，却选择不直接给居民提供材料。
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开展项目的绵竹民乐村，面临的居民较多，500多户，在基金会看来每户需要都不相同，直接提供建材很可能众口难调。另外，鉴于基金会并没有给居民在建房上提供太大额度的资助，他们希望能够和政府的资金配套。当然，为了防止建房资金被有些居民挪作他用，基金会没有选择直接给大量的现金，而是根据进度给与补贴资金，这样也可以对房屋质量进行控制。
除了资金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也给民乐村的住房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项目开始之初，基金会就完成了村落的整体规划，希望把原来的散居变成相对集中的居住方式。同时基金会邀请了一些专业人士对原来的建筑结构、建筑风格、居住习惯进行了调查，做了关于重建房屋外观与结构上的新设计，并给居民提供几种可供选择的户型方案。
真正建设开始，基金会推动成立了“农户建房互助合作委员会”，请来很多施工单位，由各个施工单位介绍自己的资质、实力、价格、服务范围等，让居民自己来选定。在这一过程中，基金会会提供给居民一些建议，如招标的流程怎么操作等。
之后，基金会会给居民提供签订合同的培训，如混凝土标号、钢筋型号、红砖尺度都不能在合同字面上标注马虎。另外，基金会还会邀请政府建委及有关专业部门经常在施工过程中检查，并找来美国一个名为“震后造家”的机构给农户培训。
鉴于民乐村没有任何企业、厂矿，只有最传统的农业种植养殖，为了帮助当地民众在安居后也恢复家庭生计，基金会协助民乐村成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基金会的思路是：农村灾后重建不是原有村庄的简单恢复，而是新农村建设的机遇。新农村不仅是指老房子变成新房子，更应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进步。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看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民乐村的项目探索，涵盖了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时的两大领域：住房重建、生计发展。另外几个领域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心灵重建、教育发展、文化保全等。
社会组织自身“生计发展”
2013年5月，距离汶川地震已有五年。五年时间，有的社会组织在灾区慢慢生根，有的却渐渐退出。不可否认，资金短缺是造成其发展困境的一个原因。
根据国外经验，面对财务窘境时，很多社会组织会调整发展策略，越来越多地采取制度框架内允许的营利行为赚取收入，最终实现组织目标。基于此，张强博士强调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他看来，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社会企业开展商业经营活动，一定程度采用营利企业的管理模式，通过赚取利润完成其社会使命，强调平衡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可持续性发展；而与追求单一经济可持续性的营利企业不同，社会企业又不以营利为最终目的。
“如果严格按照社会企业的定义来考察，我国目前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规模上存在社会企业还有待研究。”但张强表示，天津鹤童，这个由民间发起、投资、运作，以老年服务为主的组织，一直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个案，受到许多研究者关注。
在“5·12”地震发生后，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发布的数据，灾区约有三千名各类伤残老年人急需照顾，这也是推动“红十字鹤童绵竹市紫岩护理中心”成立的原因。与依靠社会捐助或政府资助获取运营经费的社会组织不同，鹤童开展持续的市场化经营活动，通过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获取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保障组织的资源自主性。
就像张强在“红十字鹤童绵竹市紫岩护理中心”走访时，中心员工所介绍的：现在住在中心的14个人里有11位是完全没有经济支付能力的，他们大多是政府送来，孤老占多数……孤老由政府提供低保费，但中心还是要采取可持续的社会企业模式。所以中心主动到社区走访，发宣传单，到社会上给老人介绍鹤童这种新的养老院模式，争取更多有支付能力的老人入住。
或许，鹤童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不仅为灾后重建过程中当地孤老孤残提供了可持续的专业服务，同时也为其他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提供了某种借鉴。
汶川实践的行动启示
在张强的调查中，他发现，不同于国外，在中国的NGO最重视的并非是顾客或资助方，而是政府。“这可能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灾后重建的特殊背景有关。”
汶川地震后，绵竹遵道镇曾活跃着一支名为“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的社会组织，由来自各处的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志愿者共同组建。从性质而言，“志愿者协调办公室”是政府、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的结合体，办公室隶属于政府系列，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
成立之后，“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开展了有序、有效的灾后志愿服务，得到政府和民间的双重褒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谭深、罗琳、沈红，曾在《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在汶川的进退持守》一文中，专门记述了“志愿者协调办公室”之后的“转制”。
2008年9月，由镇政府发文，成立遵道镇社会资源协调小组，由镇委书记担任组长。“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向“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的转换，强化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目标，办公室的主要功能也发生了转化，变为侧重于政府的代理机构。
而这种转变，在2009年1月明确地显现出来：当时，新成立的“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对镇政府、本地居民和志愿者的调查，以制订新一年的计划。调查反映出政府对志愿者介入当地社会事务的谨慎，再次提出“志愿者不要给政府添乱”；对志愿者的希望则是“给政府提供一些产业扶持思路及资源”，做一些 “招商引资”的工作——这显然已超出社会组织的工作范围。
各种催化之下，2009年5月，多家网站上出现了一份《各方志愿者退出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工作前的报告及相关工作总结》，昭示了“遵道模式”的最终结束。
“遵道模式”的悄然退场，自然有其内部种种原因，但同时它也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互动中兴衰成败的典型。对社会组织而言，与政府、企业可否形成良好互动，某种程度决定着其发展的空间。
今年3月，国务院宣布将放开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今后成立这些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有人评价，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新突破，而放开登记的同时，社会组织本身也当自强。
而灾后社会工作在汶川的实践、社会组织在汶川的嬗变，或已提供了某种启示：社会组织要建立政府、企业及社会等多元参与的治理视角；要增强自主筹款能力；要完善财务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要健全团队激励机制，增强员工培训及稳定性……这些，都将给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NGO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汶川地震社会工作案例集》。本组报道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张秀兰、李海燕、张强、张欢、王曦影、陆奇斌等老师给予的帮助）
（抽文）
49万个
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有超过1000名的社工先后服务于汶川地震区。2008年后，社会组织的活动和发育陡然升温，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4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6.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2万个，基金会2963个。
体育义工组织规划初探 篇12
一、体育义工的组织机构———体育义工管理委员会
根据国外义工组织的发展情况, 结合深圳市体育义工发展的实情, 对体育义工组织做如下规划是比较可行的:依据纵向组织关系, 它可以包括体育局、体育义工管理常务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组织、体育义工居民管理组织、社团组织、其他代表组织等机构。具体框架如图1。
1.体育局作为政府政策的指引者和督促者, 负责将宏观政策引导给义工组织, 同时, 也应该为体育义工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与服务, 帮助体育义工组织联系政府其他机构, 比如税务、工商、公安、消防等。
2.体育义工管理常务委员会是体育义工管理的常设机构, 是行使体育义工管理权利的常设自治机构与决策机构。体育义工活动的重大事务应当由此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这个机构是整个管理机构的头脑与中枢机构, 设有固定的办公场地与办公人员, 有固定的经费支持。
3.体育义工群众管理组织是体育义工内的自治组织, 其功能具有双重性, 对内负责本体育义工内的活动组织, 对外负责与其他体育义工、单位联络, 同时保持与上一级常务委员会组织关系。
4.企事业单位组织, 具有双重身份。在工作中, 义工要参与单位组织的体育赛事活动, 在体育义工活动中, 又要参与体育义工的组织活动。又由于这个机构的本身组织架构比较容易搭建, 因而该组织在整个体育义工组织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5.社会团体组织是社会上各种团体、协会、自发机构等具有公益性、服务性的体育义工组织, 比如各种体育协会、体育志愿者服务队等。
6.其他代表组织是不包括以上几种划分的体育义工组织。比如未就业的人员、流浪人员、部分外地务工人员等。这个组织人员流动性强, 机构黏合性不强, 但人员分布广发, 参与潜力很大。
二、体育义工组织内部结构关系
在实施体育义工组织管理的过程中, 体育局作为政府代表, 一般不直接参与体育义工活动, 体育义工管理常务委员会虽然是决策管理机构, 但其在很大程度上负责体育义工的日常管理以及配合赛事的组织协调, 而体育义工的组织与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育义工群众管理组织、社会团体组织、企事业组织等。这些组织在平时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中担负着各项体育义工目标实现的任务。依据目标维度, 体育义工管理组织具有三个层次的组织系统: (1) 体育义工支撑系统; (2) 体育义工管理系统; (3) 体育义工执行系统。这三个系统分别对应于政策导向、制定决策、执行决策, 形成体育义工管理的完整生态链。
1. 体育义工支撑系统负责根据法律和政策的指引, 为体育赛事的开展、体育义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宏观指导和制度支撑。这种支撑可以帮助体育义工很好的对接各种所需的政府职能部门, 比如工商、税务、公安、消防、交通。同时, 通过这个系统, 可以将体育义工的实施范围较好的对接到具有公共性质的事业单位, 比如教育、医疗等。
2.体育义工管理系统主要通过各职能部门相互协作, 共同完成对体育义工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服务、建设, 主要职能是对体育义工管理进行议事、协调、指导、监督和咨询, 进而对体育义工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 并促进体育义工执行系统管理的社会化、自治化。结合简政放权、权力下放的背景原则, 体育义工管理系统的组织体系如图3。
3.在体育义工管理常务委员会内部, 为便于日常的行政事务处理, 应对突发情况, 需要设立一些常务组织:办公室、组织部、财务组、宣传组。另外, 为了更好的发动体育义工活动, 可以临时设立一些保障型部门, 比如后勤组、卫生组、教育组等。各组之间应该明确自己的权责, 处理事务的原则是分工不分家, 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智慧办好事。
4. 体育义工管理执行系统是图1中的体育义工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组织、社区群众代表组织等, 是体育义工管理目标的具体执行机构。这个系统各组属于同一个科层, 没有隶属关系。它在日常体育义工事务中根据常务委员会的安排, 执行体育义工目标, 并通过各组的组长向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反馈小组内部的任务执行情况等。其目的是致力于把各种社会性服务、社会化管理的具体事务分解到体育义工内各组织单位中去, 通过他们的分工合作, 发挥各自优势, 形成一个广泛的社会化的支持网络系统, 从而把群众组织起来, 参与到体育义工活动中, 使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行使群众体育的权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