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共10篇）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篇1

一、“保护伞”的概念及其类型

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壮大的过程中都会寻求一定的庇护, 这些“保护伞”成为他们得以在某一区域内横行无阻的强大“后盾”。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曾经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行贿、威胁等手段, 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 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足以见得寻求“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保护伞是指涉黑团伙拉拢多个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利用他们工作上的便利谋取集团经济利益, 并为其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以逃避法律追究而形成的犯罪团伙与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是黑恶势力与官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从刘涌案中可以看出, 涉黑团伙所要拉拢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种:第一,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在刘涌案中, 正是通过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局长凌德秀的帮助, 他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中华商场。第二,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刘涌曾多次因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但由于刘家在当地庞大的关系网, 每次都逃脱了法律追究。第三, 黑社会组织成员直接混入国家机关, 或者通过合法、非法手段取得某种政治身份, 向国家机关进行渗透, 以寻求非法保护, 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求“保护伞”的重要方式。[1]通过高明贤和凌德秀的推荐, 刘涌还当选了当地人大代表。“保护伞”不仅仅是官员一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庇护, 其类型还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参与到政府部门中, 通过谋求政治地位达到保护和发展犯罪集团的目的。

二、“保护伞”的形成的原因及方式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与官员狼狈为奸、相互利用, 黑社会组织在官员的庇护下发展壮大, 称霸一方, 而官员们又在提供保护的同时收受贿赂走向腐败的深渊, 两者“联姻”显然使打击黑恶势力的难度加大。“保护伞”利益关系之所以能形成, 要从这一关系的双方进行分析。

首先, 对于犯罪分子而言,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必然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其提供资金。作为等级分工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其领导者只有拥有相对较多的财产才能在组织中保持指挥地位, 纠集起一批相对稳定的成员。因此, 当这一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必然会想通过经济部门官员对其经营的项目进行特别“照顾”, 或在招标投标过程中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承包权等。除了经济上的庇护, 黑社会性质组织想要持续作案而不被查处, 司法部门要员的保护也必不可少。在公检法系统中, 每一环节的主要负责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公安部门可以对其故意伤害行为不予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不予起诉, 法院违背法律规定做无罪或罪轻的判决。此外,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 (如市长、市委书记) 因为拥有稀缺资源调配权以及能够提供最大政治保护, 也成为他们拉拢的主要对象。

其次, 在官员这一方面来看, 经受不住犯罪分子提供的各种诱惑是其沦为“保护伞”的重要原因。经济学中有“权力寻租”这一概念, 其含义是指政府各级官员或企业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 避开各种监控、法规、审核, 寻求并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寻租是一种社会型政治性寻租。权力寻租者将公权化为私权, 以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都属于权力寻租的范畴。[2]根据这一理论, 手中握有重大事务决定权的官员可以利用其权力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而其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就很难避免腐败行为的产生。此外,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制度的不健全是社会秩序混乱, 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并与权力部门官员勾结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转型时期, 新旧观念、体制、制度相互碰撞, 而相应的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法律法规漏洞的存在也为官员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个别政府官员的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也存在很大问题。黑社会组织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强权法则、暴力法则和利益法则, 暴力、权力和资本的三位一体, 对人权和法治构成了极大挑战, 实际上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叛。作为政府官员, 其道德水准应高于社会的普遍水平, 然而竟愿意与黑社会组织同流合污, 实际上突破了作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道德底线。[3]对于那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 他们有时也需要得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支持, 除了要从犯罪集团那里源源不断地获取钱财之外, 可能还需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帮助, 来“摆平”一些自己不能或不方便出面解决的事情。这样, 双方之间“互惠互利”, 形成了一种犯罪利益同盟。[4]

通过分析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可以发现, 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找“保护伞”的途径 (即是上文提到的三种“保护伞”类型) 为:第一, 在政府、司法等权力部门物色贪图享乐的腐坏官员为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通行证”第二, 发展、吸收政府、司法部门官员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 利用手中权力直接提供庇护。刘涌案中的刘军、朱赤、孟祥龙等就属于此种。第三, 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强大的经济实力向政府部门渗透, 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以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刘涌曾担任沈阳市人大代表便是一例。

综合其他相似案例的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拉拢各部门官员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第一, 金钱贿赂。想尽一切办法靠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 以某种名义、借口给其本人或其近亲属赠送金钱以及贵重物品;例如, 广西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开设多家赌场, 通过从赌场中“抽水”、放高利贷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为寻求保护, 避免受到打击, 他们对该地公安局的一些领导大肆行贿。这些领导每个月都要从犯罪集团获得名为“派排费”的赃款, 少则每人每月3000元, 多则每人每月4万元。[5]

第二, 跑官要官。封官许愿或许诺提供资金和关系为其跑官要官, 建立关系寻求保护。具体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供资金和已建立的上层关系, 充分利用在部分官场中实际存在的“潜规则”, 创造各种条件, 打通上下“关节”, 将其推上官位, 再反过来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保护。比如, 陕西省潼关县在调整县直部门领导班子时, 原县委书记李纪计按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文军等人的要求, 将赵某任命为县矿管局局长;另一种情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利用已建立的上层“保护伞”,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封官许愿, 拉拢其为该组织提供更为直接和“到位”的保护。例如, 湖南省郴州资兴市原政法委书记郭某某因其上级原郴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谢某某向其打了招呼, 既怕丢掉了乌纱帽, 又想以后能够官运亨通, 便极力为陈桂云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了大量的保护, 成为该组织的主要“保护伞”。

第三, 威逼就范。想方设法掌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事实或一些不光彩的隐私, 然后对其进行威胁、逼迫。或者使用暴力手段迫使对方屈服。湖北省高院判决的容乃胜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中, 被告人容乃胜采取一系列违法手段破坏选举, 对另一候选人进行殴打逼迫其推出人大代表的选举从而使得自己当选人大代表的目的得逞。

三、“保护伞”的危害及解决对策

当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的关系形成后, 其危害后果是巨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存在不仅便利了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的财富积累和势力膨胀, 同时, 正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与黑恶势力结成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不但不去抓捕犯罪分子, 反而为他们“保驾护航”, 利用自己的职权使黑恶势力犯罪分子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指控、起诉、审判。[6]由于权力部门的一些领导参与了黑恶势力的活动, 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些群众因此失望, 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未能积极配合, 而且群众担心政府和公安内部有人出卖他们, 受到报复, 前几年对海南琼山的一黑恶势力团伙的侦破工作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这些黑恶势力背后有各种“保护伞”存在, 群众无法申诉、控告其犯罪行为, 也缺乏信心。如果没有政府官员和警察的庇护, 刘涌早在1989年故意伤害宁勇时就应该被判刑处罚, 但他作案30起却从未被处罚一方面是受其强大关系网的保护, 另一方面也与群众敢怒不敢言、害怕被打击报复有关。一位曾被刘涌集团成员残害的个体户在刘涌集团被捕后仍然对这一案件持观望态度, 甚至表示对最后的结果很担心。群众不敢与黑社会分子斗争, 增加了反黑斗争的难度, 也削弱了打黑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存在, 一方面导致党和政府的形象遭到严重损害, 大大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另一方面, 也致使黑恶势力的生存能力更强, 更难以清除。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实力逐渐强大, 组织体系的完善和向政治的渗透与介入, 推动腐败从生活腐败、经济腐败向司法腐败、政治腐败全面扩展, 导致了腐败的危害性日益加深。同时, 权利部门内的一些腐败分子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也出现了“傍黑”现象。当官员不断膨胀的私欲在黑恶势力那里得到满足, 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在官员的庇护下发展壮大, 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只能是整个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升级;法律监督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形同虚设;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不稳定。

在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这一大背景下, 各种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了生存土壤。由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清除黑社会性质组织, 也为这些黑恶势力的成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但若不对其加以特别关注而任其发展为黑社会组织, 我们面临的打黑任务将会更加艰巨。因此, 我们现阶段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 必须深挖其背后的“保护伞”, 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这样才能断绝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根基,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我们必须在认识到“保护伞”的特征后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打击。经过分析刘涌案已经其他涉黑案件, 我们发现“保护伞”具有隐蔽性、群体性与区域性三大特征。为了掩盖罪行,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倾向于寻找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利用私下接触的手段拉拢他们为其提供各种便利, 这就使发掘“保护伞”的侦查工作难以深入下去;为了形成行业垄断和司法保护, 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求的“保护伞”常常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关, 形成一群人的关系网;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 也早就了“保护伞”集中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工作人员上, 具有区域性的特征。针对上述特征我们就能从源头上切断“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联系。

首先, 针对隐蔽性, 我们应当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加强对官员财产来源的监督, 建立财产来源说明制度, 使他们的收入来源透明化。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应当接受必要的监督, 并对部分财产情况作出说明。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于1998年8、9月和1999年5月, 2次收受刘涌贿赂共计美元4万元。假设我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 对于明显超出国家公务员工资的收入部分责令其定期作出说明, 则可以对官员收受贿赂作出有效防止, 从而切断黑社会成员与官员之间的经济往来, 使官员们不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控制。

其次, 对官员进行适当的流动任职能够有效避免长期在某一区域任职的官员之间相互庇护, 同时避免他们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建立稳固的联系, 形成区域性的群体关系网。我们应当建立相对完善的官员流动任职机制, 规定相应的任职年限, 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官员的流动能保持地方活力, 有利于不同地方的交流, 对于防范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区域性保护网具有有效作用。

第三, 除了针对上述特征外, 我们更应该从立法上加强有组织犯罪的规定, 明确各个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 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在立法上, 本文认为, 应当重新把“保护伞”条款确立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之一。2002年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相比,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保护伞”特征由司法解释中的必备要件, 转变成了立法解释中的选择要件。[7]这样规定的法律后果将是在实务中忽视背后“保护伞”的存在, 减轻了对保护伞的查处力度。将“保护伞”条款重新列入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要件能彻底根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基础, 并且能够有效的减少官员腐败犯罪。只有有效打击腐败官员才能有效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此外, 增设财产刑也是必要措施之一。刘涌资产多达7亿, 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中只判决赔偿被害人家属1万元, 未免显得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没收组织所有财产也能够消灭其存在的经济基础, 避免黑社会性质组织死灰复燃。因此, 提高财产刑和赔偿金额度也有必要。

第四, 打黑必须依靠群众。我们应当鼓励群众举报, 对提供真实信息的举报人进行有效的人身保护。由于黑恶势力各种“保护伞”的存在, 使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人们不但畏惧凶狠的黑恶势力, 更加畏惧这些势力背后的保护官员, 因此不敢艰巨揭发。这就需要检察院反贪污渎职局对于检举群众进行特别的人身保护, 只有在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人民群众才能敢于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斗争, 才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既打击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也为深挖背后“保护伞”提供了有效帮助。

第五,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 要从制度上和思想上培养他们的廉洁意识。制度上: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廉政法律制度, 通过法律法规来约束和防止腐败行为, 加大对“保护伞”的查处力度。在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其幕后有“保护伞”, 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和其他部门的配合, 严格办案工作纪律, 收集证据, 注意深挖, 严格依法严惩, 除恶务尽, 决不姑息。严惩腐败, 捅破“关系网”和“保护伞”。[8]此外, 建立相应的高薪养廉制度, 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中上水平, 然后严格杜绝其贪污受贿行为.在思想上:要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他们的廉洁意识,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从思想道德上树立起坚固防线, 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增强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

四、结语

权力腐败为涉黑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 涉黑组织不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贿赂、拉拢权力拥有者, 甚至直接参与政治, 导致了腐败程度的加剧和腐败性质的升级。涉黑犯罪的发展始终与权力腐败的发展交织在一起, 在特定环境下甚至互为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打黑必须与反腐相结合, 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坚决地打掉黑势力的“保护伞”, 才能动摇涉黑犯罪发展的根基打黑也有助于反腐, 对涉黑犯罪采取行之有效的打击措施, 可以切断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也是对治理腐败的有力支持。[9]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有三条,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规定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导致了很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的官员逃避了处罚。只有在立法上制定相对严格的刑罚, 才能对这些官员进行有力的制裁, 才能有效除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二、三、四、五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31.

[2]陈双、王虹艳、张显倩.中国当前反“权力寻租活动”战略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8 (34) .174.

[3]熊文钊、张步峰.个别官员为何敢于涉黑[J].人民论坛, 2007 (24) :37.

[4]黄立.保护伞研究[J].河北法学, 2005 (8) :23.

[5]左吴、潮龙起.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及其防治[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5) :75.

[6]左吴、潮龙起.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及其防治[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5) :87.

[7]徐健.关于涉黑“保护伞”问题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 2009 (1) :103.

[8]赵秉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二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76.

[9]林倩.涉黑犯罪与权力腐败关系之探源[J].犯罪研究, 2003 (1) :61.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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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字号】法释〔2000〕42号【颁布时间】2000-12-5【失效时间】【法规来源】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0〕4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00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12月10日起施行。

二○○○年十二月五日

为依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

下特征：

（一）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二）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三）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第二条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发展组织成员”，是指将境内、外人员吸收为该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行为。对黑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内部调整等行为，可视为“发展组织成员”。

港、澳、台黑社会组织到内地发展组织成员的，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条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按照其所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

对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没有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或者受蒙蔽、胁迫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

第五条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包庇”，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逃避查禁，而通风报信，隐匿、毁灭、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检举揭发，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逃匿，或者阻挠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查禁等行为。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纵容”，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

第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跨境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二）包庇、纵容境外黑社会组织在境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三）多次实施包庇、纵容行为的；

（四）致使某一区域或者行业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遭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别严重破坏的；

（五）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逃匿，或者致使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查禁工作严重受阻的；

（六）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篇3

一、关于行为的方式，

即暴力、威胁手段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上的地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实践中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依靠经济势力、当地被腐蚀的政治力量作后盾，以温文尔雅的面貌出现，暴力、威胁已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另一种观点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基本的犯罪手段都是暴力性的，即实施暴力、威胁或者以暴力、威胁为后盾。笔者认为，从刑法条文的表述看，显然强调了暴力、胁迫手段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的意义，但由于刑法条文以“其他手段”兜底，所以，实际上究竟采取何种手段，并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从我国司法实践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反黑”经验看，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程度与其行为的暴力性程度往往呈反向关系。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组建、发展初期，“打打杀杀”特征一般较为明显，行为的暴力程度往往比较高。当发展至一定程度后，基于自我保护和进一步发展壮大考虑，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会尽可能隐藏其暴力血腥面目，转而更多采取“软暴力”手段，甚至会以形式上合法的手段谋求组织进一步生存发展（如通过开办公司企业“以商养黑”、“以商护黑”）。因此，实践中在判断某一犯罪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时，要正确对待暴力、胁迫手段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的意义，决不能因为组织没有明显使用暴力性等手段，没有造成被害人人身伤亡后果，就简单否定某一组织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可能性。

二、关于行为程度

即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否必须要求多次实施的是“犯罪行为”？对此，理论和实务界也一直存在否定和肯定两种意见的对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实施的其他行为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仅是多次违法行为的，则直接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又实施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该论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以多次实施犯罪为前提，但从其论述看，该结论应当是明确的。肯定意见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首先应当是犯罪集团，具备犯罪集团的全部特征。《刑法》第294条第1款之所以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因为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暴力性活动的多样性，其成员的活动可能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对于该问题，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主要采取的是后者观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指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违法活动，对此均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事实予以认定。但如果仅实施了违法活动，而没有实施犯罪活动的，则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笔者赞同肯定意见，正如持该意见的学者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犯罪集团的一种特殊形态，首先必须满足一般犯罪集团的全部要件。依据《刑法》第26条规定，一般的犯罪集团尚且要以共同犯罪为基本要件，黑社会性质组织更要有以共同犯罪为要件。”否定论意见显然只是拘泥于对条文的文意理解，忽视了刑法条文之间的衔接协调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所以，本项刑法规定所称的“违法活动”虽不能理解为仅限于“犯罪活动”，但要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要求组织多次实施犯罪行为。另外，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由其名称、计划决定的，而是由其所实施的行为决定的。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载体，没有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欠缺行为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将难以成立，自然也就无法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

三、关于行为的样态和次数

对于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样态和次数，刑法条文的规定也很原则，只是写道：“多次进行违法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那么，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需要违法犯罪活动多样性呢？我国不少学者持肯定意见，强调违法犯罪的多样性应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中的重要标志。笔者认为，论者的观点是应当支持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家减弱了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但政府对社会控制程度仍然是比较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不可能不需要一个相对较长过程，而要达到“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程度，更是离不开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单纯的依照某一类犯罪行为，试图实现对一定区域或行业的非法控制，是很难的。另外，从产生时间看，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我国的出现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加之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严打”和“打早打小”，十分典型、发展完善成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我国现阶段还是很少量的。即便国家或社会都普遍认为我国当前存在一定数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类组织也大都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而在初期形成发展阶段，黑社会性质组织暴力性特点明显，多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通过开设赌场、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方式聚敛财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行为样态多样化特征，对于严格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击范围是十分必要的，司法实践中也有助于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专门从事某类或几类特定犯罪的犯罪集团区分开来，避免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范围的不适当扩大。

同样，黑社会性质组织要达到刑法规定的对一定区域或行业“非法控制”程度，没有相当数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对于刑法规定的“多次”也要限制解释。一般意义上，虽然三次以上的即可认定为属于“多次”，但这里对“多次”的把握，数量不宜过低。至于究竟以多少为限，因案件类型多样，情况复杂，难以统一设定一个具体数量标准，需要与“非法控制特征”相结合，综合判断。

四、关于行为的主体性

犯罪集团的核心特点在于各行为人并不是松散的集合，而是基于特定犯罪目的形成的稳定有机体，正因为如此，犯罪集团所呈现的犯罪能量和对社会的危害性都很大，各国刑法对犯罪集团都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我国现阶段犯罪集团的最高形态，在组织程度、形式等方面无疑要更高、更严密，所体现的组织性特征也要更明显。所以，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从违法活动体现主体性看，必须强调其整体性、组织性特征。我国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虽然都没有明确强调黑社会性质组织需要具备这些特点，但这同样是《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的当然要求，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刑法立法的应有之意。司法机关在认定某一组织是否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在行为方面，必须考察组织成员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否在整体上属于一个有机体，是否在整体上反映、体现和维护组织意志和组织非法利益。对于不以组织名义实施的犯罪活动，或者犯罪活动在本质上不体现组织意志和非法利益的，不能认定为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进而认定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1]即便该行为是由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实施的，其也只能认定为属于成员的个人行为。

注释：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篇4

有组织犯罪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毒瘤, 在各个国家之中都普遍存在, 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其存在的一种形式, 近几年其在我国的发展趋势直线上升, 有向黑社会组织犯罪转变的趋势, 因其对社会的安定有巨大的危害, 所以必须对其重视, 深入研究它, 防止其向黑社会组织的转变, 对其深入分析才能达到目的。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方面来分析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重庆市为我们国家直辖市之一, 经济繁荣, 市场经济追求自主, 个体经济发展旺盛、活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原因。在重庆,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对帮派、恶势力等有组织犯罪经行了铲除, 在经过严打后在新中国大陆上基本销声匿迹, 到了八十年代末其开始活跃, 原因就在于重庆经历了改革开放, 个体经济逐渐复苏, 黑社会性质组织活下去的根基就是金钱。由于我国一段时期内实行了计划经济, 没有其生存的必要条件, 所以就一直封存着自己, 卖鱼的有鱼霸, 卖肉的有肉霸, 卖水果有果霸, 在众多行业称霸现象严重。为个个行业实施这垄断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的最大化, 经行市场垄断后, 可以自由定价, 无须投入成本, 直接收取自己的定价与商户的正常价, 对商户强买强卖, 坐收余利。这样, 能够最大化的吸收资本。在西方意大利的黑手党控制着欧洲近一半的企业, 黑社会组织程度极高, 重庆黑社性质组织只是黑社会组织的低级形式, 这种低级形式就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那么可以推断出处于高级的黑社会组织的危害性更大。因此, 在重庆进行的“打黑”行动是必要的。笔者通过分析, 我国经济化程度越高的地方, 犯罪率越高, 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就越发达。马克斯·韦伯说过, 对财富的贪欲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般性观念。获利的欲望、对金钱的追求, 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人身上, 尘世中的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 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 全都具有这种欲望。所以, 金钱和财富是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驱动力。在其内部结构的组成方面是重要的原因。

二、文化方面的原因

文化有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组成, 所谓犯罪亚文化, 是以暴力和色情为主。重庆在对外方面, 开放较早, 与西方文化较早的碰撞, 西方文化中一些暴力和色情文化也渗透于其中, 重庆的袍哥文化也是重要的原因, 所谓袍哥文化, 就是指人人皆以兄弟相称, 讲义气。有这样的文化, 就为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下了基础, 国家工作人员和黑社会组织头目也可以讲义气、做兄弟, 一起危害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良好发展, 更增加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性。文强是司法系统的领导, 知法、懂法并且执法, 但是自己却甘心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保护伞, 国家机关的腐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温床。向国家机关渗透充分反映了其主要特征, 其主要特征为组织特征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行为特征, 即暴力性和地域性;目的特征, 即追求经济利益。西方的犯罪亚文化通过电视、杂志、报刊传播到各家各户, 暴力和色情根植在一部分心中, 这就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精神上找到了一定的支柱, 会为以后组建该组织形成社会认同感。凭借暴力文化, 在拥有暴力的力量后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 能够很快提升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 最大化的攫取社会财富。正是这种意识, 促使他们组成该犯罪组织。西方亚文化的腐蚀, 使境外黑社会组织在我国进行渗透埋下了伏笔。境外组织犯罪化程度高, 是高级的有组织犯罪, 能够快速召集社会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

三、政治方面的原因

政治方面的好坏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不完善不能够良好的调节和管理社会, 我国在改革时期政治经济处于过渡期, 重庆犯罪团伙开始活跃, 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罪为刑法294条第一款, 组织和领导该罪, 有模仿政党的嫌疑, 政党是在当前政治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党是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 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政党性的体现, 在其发展中模仿和参照政党进行反社会的活动。政治组织在对领导权有效的分配带来的例子就说明以上政党。重庆经历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转型, 难免出现部分政府机构运转不灵, 部分行政控制力减弱, 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力下降等国家管理和控制社会作用减弱的情况, 造成在国家管理权力和社会民众之间形成一块巨大的灰色地带或者权力真空。这无疑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政治腐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996年到1998年, 全国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17810人, 地厅级干部1463人, 省部级干部32人。这一切都证明, 政治腐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政治腐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滋生和发展壮大的温床。政治腐败越严重, 该组织犯罪就越猖狂。因此, 在重庆打黑中, 文强等一大批腐败分子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

对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对策是:

(一) 严厉打击腐败分子

重庆的该组织犯罪如此的猖狂在于“保护伞”,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常常会受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金钱、美色的诱惑, 在刑事立法上严厉打击, 刑法294条规定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在立法上来说, 法定刑过轻, 一般为五年以下, 情节严重的为五年以上, 包庇、纵容者和黑社会性质组织联系在一起动辄就是十几年, 严重危害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这种长期性的危害就不足以五年为基线, 应以十年为基线, 定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黎强、陈坤志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 前者抢占几十条公交线路, 后者以房地产行业为对象发放贷款近五亿, 非法收益1.2亿, 他们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联系在一起后, 所得非法收益只是一部分分给国家的蛀虫, 大部分非法收益能够得到保护, 腐败的网是巨大的, 检察院如果不立案, 这种不作为的方式使得这些蛀虫得不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的运行归根结底靠的是人的操作, 在某一运行过程中中断, 刑事法律运行就会收到阻碍,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行为的侦查有很大难度。首先, 隐蔽性很强, 这些行贿与受贿往往在阴暗处进行, 弱国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侦破, 恐怕难以查处;其次, 腐败分子常常结盟, 检察院办理的案子保密性不能够起到保密的程度, 一部分害群之马起到了通风报信作用, 一大部分官员在收受贿赂后出现风吹草动, 立马携带巨款逃窜到国外,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分子使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加强大, 必须严厉打击他们这些蛀虫。

(二) 健全打黑的专业队伍

重庆市从2009年6月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截至2010年2月共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3348人, 立案查办涉黑团伙63个, 涉恶团伙235个。这些数据客观的反映了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目前仍处于活跃期。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狠狠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有力促进了重庆当地治安的持续稳定。在重庆近期查处的案子中,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硬暴力转向为软暴力和硬暴力并行, 龚刚模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买卖枪支多达15支, 实施多起暴力犯罪, 除有组织实施杀死1人外, 其组织成员还单独实施过多起杀人、伤害案件。犯罪主体从社会败类为主向以“社会名流”为主, 重庆查处的多件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多名组织者为民营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官员和律师。犯罪领域由社会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逐步渗透政治领域, 文强就作为“保护伞”保护着黑恶势力。该组织需要专业队伍去打击去整治。目前, 我国公安部刑侦局已专门设立“反有组织犯罪处”, 多数省级公安厅已成立了打黑支队, 这些机构为打黑斗争做出了有益尝试。因此, 重庆市也可在公安局设立反黑、打黑支队, 并在公、检、法各部门建立打黑体系, 明确各机构打黑的职能, 优化人力和设备资源配置, 增强打黑的效能。鉴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型和隐蔽行, 可以组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警察局。在重庆, 在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内部成立打黑支队, 专门负责全市打黑工作, 开展及业务指导, 建议建立专门的打黑警察局。在该局设立情报信息系统, 并且负责打黑警察的专门培训, 该局警察能够熟练运用高科技对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三) 重视文化事业

重视文化事业, 使当地群众精神文明能够得到提高。想要真正意义上对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得到消除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文化上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可阻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 重视青少年的教育, 青少年性格有可塑性, 模仿性强, 在受到不良文化后, 容易堕落被该组织利用, 重庆市2009年至认定的507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中, 1980年以后出生的有197人, 占38.9%, 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些青少年加入该组织是个严峻的问题, 送法到学校, 减少辍学率, 学校周围严禁网吧、歌厅、录像厅、台球厅, 这种娱乐场所经发现立马取缔, 开展职业教育先入学后缴费制度, 当地政府应给以补贴, 增加其收入, 不至于铤而走险加入该组织, 只有这样做, 才能有效地减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员。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 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7-8.

[2]于天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 2010.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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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概念及其构成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是指组织、领导和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客体为社会公共秩序。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社会危害性极为严重的主体要件，它的产生和存在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为了达到罪恶目的而干的非法勾当带来了贩卖武器、增长暴力、城乡失去安全，甚至干预政治事务，构成对国家当局的正面攻击，引起社会情况恶化、社会秩序的扰乱。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价值取向是企图在以刑罚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秩序中建立以暴力等犯罪手段为后盾的反社会秩序，因此黑社会组织的存在是对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秩序的极大威胁，它对社会的破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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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全方位的。不同于具体犯罪对社会关系某一部分或具体某一成员的权利的侵害。它动摇的是社会的根基，是社会群体的信念，给人民心理上造成一种邪恶当道、正义不存，善良的人们只能向邪恶低头的错觉。因此，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客体要件是社会秩序。

“黑社会”为外来语，即英语Under一worldSociety，直译为“地下社会”，主要指秘密从事卖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在国际社会中，包括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机构的官方文件中，均视有组织犯罪为黑社会犯罪。所谓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三人以上不特定多数人，以获取非法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用犯罪手段，按照企业化或帮会等方式组成的犯罪组织。依本条之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既不同于黑社会的有组织犯罪，也不同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集团”。它的主要特点为：一是由三人以上组成，其中有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二是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核心、中心、外圈三个层次；三是纪律森严，违者格杀勿论；四是通过各种违法犯罪手段，疯狂地聚敛社会财富，经济实力雄厚，五是建立势力范围，以获取非法的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六是向政府和政法机关进行腐蚀和渗透，贿赂党、政、司法官员，寻找政治靠山，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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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保护伞。

有人主张，我国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解放初期我们就摧毁了黑社会犯罪组织，现在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黑社会犯罪组织，没有制定有关法律的必要。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黑社会犯罪组织的认定标准过高，他们往往以西方的黑手党、南美的麦德林贩毒集团和我国解放前杜月笙、黄金荣的青红帮组织为蓝本，象这样有雄厚实力、严密组织、祸国殃民的庞大犯罪集团才称得上黑社会组织，而我国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犯罪组织；二是对我国目前犯罪发展态势和犯罪对象的内在发展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现阶段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是触目惊心的，就团伙犯罪而言，在整个犯罪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有的犯罪团伙已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如辽宁的段氏四兄弟集团、黑龙江的乔四集团、江苏的吴家珍集团等集团都是初具规模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没有高级形态的黑社会犯罪组织，根据犯罪发展的规律，有组织犯罪必将向规模化的黑社会组织发展。因此，制定惩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等到黑社会犯罪组织破茧成长、终成大患时再进行打击，为时已晚，我们应吸取意大利惩治黑手党失败的教训。

（二）客观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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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所谓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行为人为了实施其违法犯罪的目的，为首发起、纠集和组织有共同目的人，建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所谓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中处于领导地位，对该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指挥、协调的行为。所谓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自愿而积极加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本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即构成犯罪。同时本罪属选择性罪名，只要实施组织、领导、积极参加的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本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定组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定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定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

犯本罪，同时又有其他犯罪行为，分别定罪，依本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包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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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有明确的故意，即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积极参加；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组织、领导；如果不了解情况，参加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事后退出的，可能构成别的罪，而不按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参加时不明知，加入后明知了仍不退出，则应按本罪追究刑事责任。本罪的追求目标是金钱和权力。

二、认定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犯罪集团的界限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与犯罪集团之间的相同点在于：一是两者都由三人以上所组成；二是都具有组织性质稳定性；三是都具有犯罪的目的；四是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罪名，而犯罪集团不是一个罪名，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二是犯罪的目的不尽相同。前者的犯罪目的，是以获取非法的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后者的犯罪目的，除为了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外，还有的通过犯罪寻找刺激，满足私欲；三是组织严密程度、纪律约束有所不同。前者的组织更加严密，纪律更加森严，违者格杀勿论，而后者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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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纪律约束，就没有前者严密和森严；四是保护网不同。前者通过向党、政、司法官员行贿，寻找政治靠山，建立强大的保护网，而后者一般的都没有保护网，就是有也没有前者强大；五是犯罪的形式有所不同。前者的犯罪形式多种多样，如走私武器、弹药、毒品、暴力杀人、绑架勒索、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等，而后者的犯罪形式单一，如走私犯罪集团、盗窃犯罪集团、诈骗犯罪集团。只有正确地区分它们的界限，才能准确地打击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犯罪集团。

三、处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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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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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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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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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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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篇6

关键词：黑社会,团伙犯罪,司法对策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一个罪名, 是对具有黑社会性质又不完全符合典型黑社会犯罪特征的一类集团犯罪的概括[1]。这一规定填补了法律空白, 但因其过于原则与笼统, 造成司法实践中执法尺度难以统一[2]。如何稳、准、狠地有效打击涉黑犯罪仍是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沉重话题。有必要深入探讨, 以定纷止争, 规范执法, 遏制犯罪。

一、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

(一) 社会因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产生的深刻根源就在社会之中[3]。首先, 社会人口膨胀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充足的主体资源。人口膨胀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 我国人口膨胀导致人口增长速度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不相协调、不相适应。人口膨胀与经济增长缓慢的矛盾必然导致粮食短缺、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从而造成人们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人身安全、接受教育、劳动就业、恋爱婚姻、生儿育女、疾病医疗和文娱休闲等方面得不到满足, 使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日趋紧张, 容易引起社会关系的失调和犯罪的生成。其次, 大量的人口流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动态温床。改革开放以来, 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引发大量“民工潮”的出现, 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 也给拥挤的城市带来了很多问题:城市居民抱怨失去了以往的生活安全感;劳动部门抱怨外来人口的涌入抢去了他们原本就不怎么富裕的饭碗;公安部门抱怨流动人口使城市治安形式变得相当严峻。由于社会流动猛然间出现, 持续时间又是经久不息, 因而给各种犯罪, 包括黑社会组织犯罪带来了犯罪机遇和机会。再次, 由于城乡之间差别巨大、失业率的不断增加、收入差距的巨大悬殊以及竞争的不断加剧, 一大批不幸的人们被沉淀下来, 形成一个最低下的社会阶层。他们离财富、权力最远。他们收入低、素质低、社会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缺乏谋生技能、生活长期得不到保障。因此, 这个阶层的成员一般悲观消沉, 愤世嫉俗, 对现实强烈不满, 甚至敌视社会和反社会。在这样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这些大批外来流动人口就会自发的组织起来, 用非法的手段或路径来改变自己的恶劣处境, 于是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 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 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 以抢劫为主的“东北帮”, 盗卖车船的“温州帮”应运而生。这一阶层就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萌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这种复杂性更表现为它与经济原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同经济原因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 经济因素。

从经济上看, 大量财富外露, 导致经济犯罪诱因增多。随着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社会财富大量增加, 尤其是由于商品经济流转属性的作用, 致使大量财富暴露于外, 引起一些人物欲恶性扩大, 滋生了高消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一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群体犯罪现象, 经济原因是其产生的最基础的原因[4]。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不仅仅是以暴力犯罪为主要活动形式来获取经济利益, 而且他们已经将黑手伸进了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服务业, 以及建筑、运输、商业批发等各类市场, 有的甚至还渗透到金融、能源领域。纵观近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的案件, 其中拥有合法经济实体的占大多数, 这就说明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已经有了企业化的趋势。“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这个恶性循环必将给我国法治社会的政治、经济、治安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由此可见, 经济利益的驱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 政治因素。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并没有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远离我们的生活。究其政治根源, 腐败、“权利寻租”难辞其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渗透进了一定的政治势力。这种犯罪组织制度健全严密, 犯罪能量大, 犯罪手段职业性强, 技巧化和智能化程度较高, 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逃避法律打击。这样, 寻找保护伞和庇护所就成为当务之急, 关系网和保护伞对黑社会稳步发展, 扩大势力, 避免受到社会制裁至关重要, 也是形成“气候”的必要前提。于是, 他们便用经济手段换取政治权力, 利用巨额黑钱贿赂并伴以色相等手段勾引、拉拢、腐蚀司法干部、政府官员, 使政府中少数公职人员成为黑社会的政府保护伞和安全网。一些地方的黑社会一方面打入权力机关、要害部门, 拉拢腐蚀核心人物, 通过这些机关、部门和人员, 或通过商贸活动, 接触不同层次人员进行渗透, 另一方面与腐蚀的司法部门和政府机关的有关人员勾结起来, 非法实施偷税漏税、暴力抗法、故意杀人、私藏枪支、强迫交易、洗钱等犯罪。据2002年2月《法制日报》报道:湖南省永州市检察院就该市东安县蒋齐心、蒋齐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一案对25人提起公诉, 充当该团伙“保护伞”的东安县原县委副书记胡纯栋等16名国家工作人员因涉嫌受贿等罪也被提起公诉。辽宁省“1·05”专案打掉的李庆友、董宝军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涉及党政干部60余人, 其中公安民警37人。有人指出:“有组织犯罪能够从小到大, 发展成为典型的黑社会犯罪, 并能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和发展下去, 主要是靠收买政府和司法官员, 使权力腐败。”一个社会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程度与政治中的腐败程度是呈正相关的[5]。在我国, 腐败现象的根源来自于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权本位”。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顺应官、权至上的时代要求, 通过掌权者手中权力的特殊威力, 采取政治渗透的方法, 在“敌官”、“对手”中寻找靠山、保护伞和同路人, 扩大犯罪活动的“自由空间”, 以便肆无忌惮疯狂作案。在实际生活中, 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和执法官员, 忽视思想改造, 经济上贪得无厌, 生活上腐化堕落, 走上了一条贪污受贿、暴敛钱财、追求女色的腐败之路, 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存提供了可乘之机。反黑斗争的实践证明, 凡是黑社会猖獗一时的地方, 必定有政法和其他政府机关的败类在为其张目。我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成为了滋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肥沃的土地, 也成为中国社会对犯罪控制效能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 深挖“保护伞”、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铲除黑恶势力存在的基础, 是“打黑除恶”斗争成败的关键。

二、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点

(一) 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以公司企业为依托。

从公安机关打掉的几百个涉黑组织看, 开办公司、企业的占60%, 主要涉及建筑工程业、物流托运业、餐饮娱乐业等利润高、管理相对薄弱的行业, 这些黑老大、骨干和一般成员往往以公司老总、部门经理、企业员工的身份出现, 他们合法身份掩盖非法本质, 迷惑性和隐蔽性强。

(二) 主要在农村和城镇以宗族、家族关系形成。

他们依仗宗族或家族势力, 通过聚众斗殴、闹事等方式解决局部利益和纠纷, 甚至觊觎基层政权。如2005年打掉的陕西省商洛市“陈家四虎”黑社会性质组织.陈氏家族凭借“拳势”横征暴敛上千万元, 涉案28起, 打伤14人, 在当地称霸一方。

(三) 以职业市场化形式发展形成。

目前, 在很多大城市都有所谓的“光头帮”、“黑衣帮”专门受雇替人打架消灾, 从而形成了有一定需求的打手市场。其成员多是刑解释放人员、辍学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无业闲散人员, 他们文化低, 就业难, 于是聚集结伙, 受雇作案。如2006年打掉的太原市李志顺、郭晋昌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是以东北籍外来人员为主, 大肆从事受雇“摆场子”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 在经济较发达、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以地缘、业缘形式组成。

在外来务工和无业人员的群体中, 以地域或是行业为纽带“同乡会”、“老乡会”、“出租车行会”等民间组织, 其中有的随着势力增强和不法分子的操纵, 极易形成黑恶势力。

(五) 以辍学青少年或在校学生为主组成的少年帮会。

在城市一些校园周边, 以及在网络虚拟世界, 一些在校学生或辍学青少年, 受港台“蛊惑仔”等帮会影视文化影响, 模仿黑社会成立少年帮会, 以强迫、威胁手段在中小学发展成员, 有的则在互联网上招募成员, 主要进行敲诈勒索、打架斗殴、强奸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 侵害对象也以学生和同龄人为主[6]。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危害

(一) 此类犯罪充斥暴力血腥, 严重危害一方平安。

我国黑恶势力集多种犯罪于一身, 暴力特征突出, 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个人犯罪和一般犯罪。近年来, 公安机关打掉的涉黑组织平均涉案十起以上, 涉及多项罪名。群众因慑于黑恶势力的淫威, 只能忍气吞声, 甚至亲人被杀, 都不敢报案, 有的被迫离乡背井, 群众对此既恨又怕。实践证明, 凡是黑恶势力猖獗的地方, 必定是刑事犯罪高发, 群众安全感差的地方;凡是黑恶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的地方, 社会秩序就会好转, 人民群众安全感就会增强。

(二) 此类犯罪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

疯狂攫取经济利益时我国现阶段黑恶势力最主要的目的, 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往往靠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起家, 或者靠黄、赌、毒活动聚敛财产。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后, 则办公司、企业, 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 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 并凭借暴力强揽工程, 用“黑道”规则代替市场秩序, 垄断行业、市场。如辽宁“1.05”专案打掉的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为争夺辽西某矿的开采, 疯狂持枪作案, 涉及杀人、绑架等刑事案件几十起, 非法敛财几千万元。河南宋留根黑社会性质组织介入郑州市一家纺制品批发市场5年间, 致使该市场商户从2500家减少到800家, 总交易额也从50亿元锐减到8亿元。还有的黑恶势力已把黑手伸向金融领域, 在近年打掉的一些重大涉黑组织中, 骗取银行贷款以及偷税、抗税等现象非常突出。如吉林长春黑社会性质组织头子桑粤春, 虚假注册几十个公司, 先后骗取银行贷款2亿多元, 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 此类犯罪头目极力渗透政权领域, 侵蚀队伍。

主要表现为:第一, 有目标、有计划地拉拢、腐蚀党政干部。近年来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 已经有不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甚至是一定级别的领导, 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第二, 极力插手争夺基层政权。2000年至2003年打掉的涉黑组织中, 组织头目或成员担任乡、镇、村长和书记的不乏其人。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通过把持基层政权, 控制各种民间协会, 垄断农副产品收购, 侵害农民利益, 危害极大。第三, 想方设法捞取政府资本。一些“黑老大”非常注意“漂白”黑背景, 想方设法捞取政府资本, 甚至混进国家机关。如吉林省公安机关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桑月春, 当时已经当上了人大代表。此外, 有很多迹象表明, 一些黑恶势力已与宗教势力、家族势力、民间组织、中介组织勾联聚合, 互相利用, 对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9]。

四、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司法对策

(一) 完备法律体系, 填补法律空白。

现行法律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规定尚不尽完善, 涉黑罪名不多, 缺乏财产刑规定, 犯罪构成要件过于模糊与笼统, 配套法律体系不健全, 严重影响打击效果。因此, 总结前期经验, 完善现有条款, 制定相关法律, 有效填补空白乃当务之急。目前, 可以考虑一是从立法上细化该罪处罚标准, 增加涉黑人员犯罪成本, 提高首要分子及涉黑累犯量刑幅度, 增加罚金和没收财产刑;二是增设相关罪名, 鉴于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频繁、涉黑犯罪危害加剧及一些单位或个人积极主动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刑法空白、打击无据等现象, 有针对性地增加相关罪名;三是尽快出台与反黑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经济、证人保护、反腐败等领域立法, 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

(二) 利用程序规则, 完善证据体系。

司法实践中, 识别和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相对较难, 摧毁整个组织更属不易, 原因在于现有的证据规则要求较高, 而执法部门获取证据的能力与条件却不尽人意, 造成对涉黑组织的打击处理往往难以到位。为了更加准确有效地惩治涉黑犯罪, 有必要对该罪确立特别的法律推定规则, 预先规定某些环节, 公诉方只需证明基础事实存在就可做出合理推定, 除非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实行特殊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将一些与定案有关而局外人确实难以证明的关键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追诉方, 等等, 利用程序规则完善证据体系。

(三) 宽严措施相济, 分化瓦解组织。

打击涉黑犯罪一般存在取证难、定性难、完善证据链不易等现象, 为有效获取高质量证据及证据线索, 可以考虑一是推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对那些情节轻微愿意配合办案的犯罪嫌疑人规定考验期暂缓起诉, 只要其真心悔过并真诚合作, 期间届满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不再就本案提起公诉;二是效法国外“洗底”方法, 在刑事法律中增加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并能主动检举揭发人员的从轻条款, 降低量刑幅度, 敦促涉黑人员投案自首并迫使其合作;三是严格该罪构成要件, 对客观方面的行为特征增加限制性规定, 必须实际参与违法犯罪或造成危害后果才适用本法条, 以警戒涉黑人员悬崖勒马, 鼓励其主动退出, 分化、瓦解组织。

(四) 扩大侦查权限, 增强打击能力。

为有效应对涉黑犯罪, 许多国家相继修订现行法律或制定专门法律法规, 赋予司法部门更多特权。此举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借鉴, 从法律上赋予侦查部门及其人员一些相对特殊的权力, 如卧底、监听、诱惑侦查等, 甚至可以借鉴意大利打击黑手党的做法, 允许对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采取“绝对隔离”措施, 以增强打击涉黑犯罪的能力, 提高与此类犯罪作斗争的水平[10]。

综上所述, 我们必须客观、清醒地认识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其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 并且也有其自身形成、演变的规律和特点。但是,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可以控制的, 这就为我们打击和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信心和理论武器。把握与黑社会性质犯罪斗争的上述原则, 才能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参考文献

[1].赵微, 刘彦辉.质疑以“黑社会性质”框定刑法293条的集团犯罪[J].北方论丛, 2003, 1:84

[2].何秉松.黑社会犯罪解读[M].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

[3].林竹静.黑社会犯罪相关问题刍议

[4].贾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J].现代法学, 2005, 1

[5].黄京平.黑社会性质组织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若干问题研究[R].刑事法治研究报告

[6].谭光定.论内地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特征[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2, 1

[7].刘宪权, 吴允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上)

[8].黄京平.黑社会性质组织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若干问题研究·刑事法治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9].李颖.浅析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成因[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4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篇7

下面, 笔者将通过对3起案件进行分析, 力求在实证的基础上探求市场监管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对策。

(1) 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犯罪团伙通过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打压、排挤竞争对手, 以法外制度取代法定制度, 形成以垄断为主要形式的非法控制。市场监管者处于相关信息接收的第一顺位, 直接影响相关的防控工作。

案例:自1997年以来, 辽宁大连人衣立纠集一帮无业人员, 成立具有严密组织结构和纪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托运行业为依托, 在江苏省海门市与通州市相接的三星镇叠石桥市场以及通州市川港镇志浩市场一带称王称霸, 为非作歹, 大肆进行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造成1人重伤、6人轻伤、2人轻微伤, 严重破坏了当地托运行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致使多家与其竞争的托运站倒闭。而衣立则吞并和垄断了海门至武汉、襄樊、重庆等多条托运线路, 牟取了大量钱财。

犯罪升级需要相应的犯罪能力。对普通犯罪团伙而言, 要升格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经济实力的壮大是一个必要条件。一般来说, 我国现阶段的普通犯罪团伙成员大多为有前科劣迹者、低学历低技能、社会资源占有少的社会闲散人员, 由于缺乏先进技术、经验等手段而难以在与商业对手的正当竞争中取胜。在这一竞争过程中较普遍的会出现一个由一般性治安违法案件 (如殴打他人) 发展到出现故意杀人、绑架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区域性社会治安局势恶化的过程。若无司法、行政力量公正和及时的介入, 这一过程就会快速而坚决的进行, 直至法外制度成为新的“正常”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必将会出现诸多反常信息。这些信息的官方第一接收人和处置者往往是相关市场的直接监管者如工商行政人员, 这就决定了这些监管人员是相关信息的重要搜集者和提供者, 若无他们的配合, 公安机关打击此类犯罪以及相应的预防工作都将会被严重滞肘。因此, 市场监管工作是决定上述恶变过程能否被阻断的重要因素。

(2) 以暴力为主要内容的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重要的敛财手段, 其侵害范围不仅包括合法市场和行业还包括非法市场、行业, 其侵害对象不仅包括一般性经营者, 亦包括非法经营者。

案例:江苏人姜德平从1997年开始, 先后纠集部分刑满释放人员、无业人员和采砂船员, 携带双管猎枪、砍刀、铁棍等凶器, 在长江南京段栖霞、龙潭一带江面出没, 袭击江面上的采砂船, 抢劫钱财。仅1997年10月到1997年底, 他们就作案4起, 劫得人民币38500元。后发展到以暴力驱赶未经其许可的采砂船。从1997年到2001年间, 他们以向采砂船收取“保护费”、“号头费”为名, 诈取船主79万元。

获取非法物质财富是当前我国一般性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预备军”的主要目的。基于这一目的, 任何能满足其犯罪需要的市场和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其目标, 而合法市场的非法经营者和非法行业的从业人员往往本身即是市场监管工作的打击对象, 市场监管者在其工作中通常只履行其管理和处罚职能而对管理对象的合理诉求没有给予关注, 因而难以将其受害信息予以反映。同时, 由于缺乏介于官方和不法从业者之间的强有力的中间性调控力量, 受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预备军侵害的不法从业者个体往往只能以忍让或者“以暴制暴”作为受害的反应, 从而出现了“渉黑”势力在控制非法行业或市场时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

(3) 市场监管工作由于其特殊性, 决定了监管者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预备军的重点腐蚀对象, 从而成为阻碍司法、行政力量及时公正介入前述恶化过程的消极因素, 甚至成为“保护伞”。

案例:1997年至1999年7月, 原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工商所所长顾洋, 接受苟韶荣、丁振新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吃请, 将原本由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收取工商管理费的行政执法权交由韶荣公司行使, 致使其在乌市五运司蔬菜市场、奇台路果品市场内欺压商户、垄断经营, 起到了壮大、巩固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作用。

菲利认为:“犯罪行为的发生绝不是人的自由意识命令的产物, 而完全由于行为人处于某种特定的人格状态和某种促使其必然犯罪的环境之下造成的。”作为市场监管者, 其所面对的工作环境无疑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 长期面对各种方式和程度的贿赂行为, 加上存在种种缺陷的工作制度和法律规定, 这种强烈的致罪型“罪前情景”无疑是导致其形成包庇等犯罪心理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 设计一套科学严密的法律制度是促使这些监管人员真正成为“渉黑”信息的重要搜集者和司法、行政力量及时公正介入的必要条件。

基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二个方面来探求问题的对策:

(1) 设立财产刑。“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其最终目的就是在于牟取丰厚的不法财产性利益, 所以即使对其成员科处长期自由刑, 只要有与其相应的收益归属自己或其组织, 那么抑制其犯罪动机是很困难的。因此, 仅对该组织的成员处以自由刑是难以取得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的效果的。正如法学家帕克认为, 适用刑罚的根据不是矫正, 而是剥夺犯罪能力。他形象地比喻为“剥夺犯罪能力便是矫正这枚硬币的另一面”。

(2) 对于根据特定的社会形势和对社会公益的可能危害程度, 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非法行业、市场和一般性违法经营者。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的行业、市场, 市场监管部门应该集中力量迅速实施根本性的铲除, 这不仅可以有效维护正常的市场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可以摧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及其预备军的重要敛财场所。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 处于政策和法律边缘的, 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主要依托民间行业协会来进行市场监管。民间行业协会具有独特的“稳定器”的作用, 能够具备特殊的协调与监管功能, 而且这也是我国入世后的一大趋势。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形成和发展由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构成, 并且与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 可以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社会控制机制弱化和缺陷的产物。因而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下, 很容易发现其存在, 以及时常做好防范措施并取得犯罪证据。这样, 黑社会犯罪便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司法防控 篇8

关键词：防控,黑社会

司法防治在治理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综合防控体系中是最直接也是效果最显著的方式。利用司法手段, 能够最直接地打击犯罪, 最权威地震慑犯罪, 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对犯罪的打击力度。

一、进一步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由于其组织性、暴力性, 对社会危害极大。对于这种严重的犯罪形态, 必须施以重典严厉打击。目前我国对于该类犯罪的规定主要是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刑法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个构成复杂且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犯罪来说, 仅仅通过上述几个法律规范加以约束, 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规定已经明显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主要表现在罪名设定不合理、处罚较轻、没有规定财产刑几个方面。“我国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罪名主要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境外黑社会组织人员入境发展成员罪,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涉黑犯罪的表现形式也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单单是上述三个罪名远远不能涵盖当前涉黑犯罪的全部犯罪形态。

而根据罪行法定原则, 一些具有黑社会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不能被类推定罪, 只能按照一般犯罪处理, 导致了对涉黑犯罪的打击不力。例如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 介绍、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资助, 单位为牟取暴利进行涉黑活动等等, 这些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性还是行为特征上都具有涉黑犯罪的性质, 但由于刑法并无明文规定, 只能按普通犯罪处理。要使防控涉黑犯罪有法可依, 就必须对现行刑法中关于涉黑犯罪的罪名体系进行完善。

首先, 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特点, “增设‘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罪’、‘介绍、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 以适应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其次, 增加对单位犯罪的规定, 将单位纳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体范围。对单位处以罚金, 对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相应的刑罚。再次, 增加兜底性条款, 堵住法律漏洞, 增强刑法的操作性和实用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犯罪, 这种犯罪除了犯罪手段暴力、残忍, 严重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以外, 还向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渗透, 形成对整个社会的“黑色威胁”。对于该类犯罪, 应当处以相应较重的刑罚, 才能更好地整治和威慑犯罪。然而, 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相对较低,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人员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他参加的, 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该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符合。为了严厉打击涉黑犯罪, 更好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应当适当提高对该类犯罪的量刑幅度, 特别对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从严从重惩处。如前所述,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根本目的是牟取巨额经济利益。因此在打击该类犯罪的时候, 应当增设财产附加刑, 让犯罪分子无利可图。将罚金、没收财产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附加刑已经被广泛使用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之中。“美国《有组织犯罪控制法》规定, 对黑社会犯罪处以高额罚金, 并处没收全部犯罪所得。意大利1992年公布的特别法令第306条规定, 黑手党在判刑时若无法说明所得金钱、物品、资产的来源, 或其对财产的支配显然与收入不成正比时应予没收”。德国、瑞士、法国等国的相关立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法尚未对涉黑犯罪所取得的财产科以刑罚, 这对于打击该类犯罪是相当不利的。黑社会性质犯罪违法所得应当没收全部财产, 使其永无翻身之时, 加大其违法成本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活动。

二、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有着严密的组织性, 通过严格的帮会门规将成员联接起来

组织领导人员基本上都是极具经验的犯罪分子, 有的甚至在国家司法机关担任过公职, 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有些涉黑组织甚至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 大大增强了组织的隐蔽性。同时, 涉黑案件非常复杂, 犯罪所涉及的领域、人员广泛, 取证难度很大。如果仅依靠一般的侦查力量, 很难将涉黑案件彻底侦破。因此, 必须组建专业的“反黑”队伍, 与涉黑犯罪进行长期的斗争。建立专业“反黑”队伍首先要从人才入手, 积极引进和培养思想过硬、业务过硬的高端人才;其次是配备专业、先进的反黑设备, 利用高科技与犯罪分子周旋;再次, 必须保障充足的资金, 一是实现高薪养廉, 二是从经济上保证反黑队伍的高效运作。

三、坚持高压态势

涉黑犯罪具有极大的反复性, 如果打击不彻底, 非常容易死灰复燃。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工作中, 如果一时严厉, 一时宽松, 很容易给涉黑犯罪的复辟留下可乘之机。改革开放后, 我国政府一直对涉黑犯罪加以严厉的打击, 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尤其是近年来重庆的“打黑”斗争, 展示了党和政府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涉黑犯罪, 必须将“打黑除恶”的工作坚持下去, 并且将其常态化, 形成日常工作的机制, 狠抓不懈, 在预防新犯罪的同时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第一卷:中国大陆黑社会 (性质) 犯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2]阮方民, 王晓.有组织犯罪新论——中国和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研究[M].浙大学出版社, 2005.

[3]卢建平.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4.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篇9

一、邪教性质再讨论——区分邪教犯罪与邪教性质的犯罪。

邪教犯罪是指刑法第三百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 邪教性质的犯罪则是有关部门未确定该组织为邪教前, 该组织实施带有类邪教犯罪的, 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分别体现在五个阶段中:

( 一 ) 萌芽期

组织成立初期影响力不大, 危害性不强, 甚至有合法社团资格。制造毒气杀人的日本奥姆真理教, 其教主麻原彰晃在1989年8月在东京取得了“宗教法人”资格, 该教曾为享有免税特权的合法宗教团体。利用合法的机构认可作为保护伞, 进一步发展壮大。另外, 组织在形成之初, 一般尚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目的。

( 二 ) 成长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壮大, 组织内部结构日趋完善, 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各教徒各司其职。例如, 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于1989年初创立的门徒会 ( 在湖北等地又称“旷野窄门”) 内部设有总会、大会、分会、小会、小分会、教会、教会点等7级机构。“主神教”成员分为“主神”、“在上主”、“四活物”、“七天使”、“省权柄”、“县权柄”、“各级同工”7个等级。此期间, 为了扩充人数, 聚敛钱财, 多以牟利性的犯罪行为居多。

( 三 ) 成熟期

犯罪意图进一步得以体现, 组织者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对信奉者加强控制和洗脑, 表现为越来越多种类的犯罪行为, 以至于社会危害性到相当程度时被认定为邪教, 此时则为完全的邪教组织形态。

( 四 ) 后成长期

为利用邪教进行犯罪活动, 表现为更强烈的, 更多种形式的与社会政府对抗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 如:组织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围攻殴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哄闹党政机关等。

( 五 ) 消亡期

邪教组织被国家严厉打击取缔后归于消灭。但是, 往往在消灭后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具体表现形式为组织内骨干成员对邪教组织的演变, 承继或另行建立。例如呼喊派骨干赵维山自封为“能力主”, 要求信奉者聚会时改称呼喊派“常受主”为新教“能力主”。又经国家打击取缔后又演变出“实际神”又名“东方闪电”等派系。

可见, 邪教犯罪即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存在于成熟期以后, 因此, 存在于萌芽期成长期的邪教性质的犯罪只能按其他各罪的标准认定。因为国家对邪教的评价和定性的滞后性, 前两阶段之犯罪, 即使带有邪教性质也不可归咎于刑法第三百条之规定。应该明确的是, 邪教性质的犯罪, 应承认其宗教性。因为在组织成立初期, 或多或少吸收一种或者几种已存在的正统宗教的教义, 有的基本符合宗教大部分特征, 甚至有积极向上的成分, 犯罪意图也未完全显现;有的则是由当代新型宗教蜕变或衍生而成, 可能包含有极端和反传统怀疑传统的特征。在萌芽期和成长期, 国家并不能干涉群众信仰的选择, 也不能因为无法辨认其究竟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异端邪说而干涉其成立发展, 更加不能就宗教性质的组织中成员有个别情节轻微的案件而认定其为邪教组织。对于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 或者打着宗教旗号行非法之事, 则法律必须予以限制。在萌芽期、成长期, 教徒的个别刑事案件可以作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 但是当教徒中发生群体性、有规模、有社会危害的行为, 而行为的犯罪动机是根据该团体的教义做出, 且犯罪目的的最终受益者为该宗教性质团体, 此类刑事案件则转变为邪教性质犯罪。邪教性质犯罪社会危害性小于邪教犯罪, 终不属于邪教犯罪, 所以必须按照刑法中其它罪名来归罪。当一个宗教性质组织脱离“善良”的主旨, 逐步走向反社会、反人性的道路, 作为宗教的权能就已消失殆尽。转而变成借用宗教名义而行使与实际状况并不相符合的犯罪组织。另外, 邪教性质的犯罪数量也是衡量该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标准之一, 控制邪教性质的犯罪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源头遏制邪教犯罪的产生。

二、邪教性质犯罪的防治——宗教法人登记制度的健全

在宗教性质团体成立初期, 以登记为进路, 通过对其邪教性质犯罪规整, 降低犯罪率, 防止向邪教发展。西方国家通过行政法或者社团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对宗教性团体的调整, 对宗教性质团体实行登记管理已经为许多国家普遍认可和广泛运用。我国目前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8家, 省级宗教团体有164家, 县级宗教团体有2000多家。如果登记管理制度能在宗教性质团体成立初期对在某些领域其有限度引导和规范,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运用行政, 司法的手段对宗教法人犯罪率, 资金流向及用途等涉及滋生邪教犯罪的双轨制监督, 则可以成为预防邪教犯罪的重要方法之一。

( 一 ) 增设专门的宗教法人

我国现中国现在有四种法人资格: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这四种法人中宗教法人登记只存在于第四类社会团体法人中, 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具有广泛性适用性, 并不专为宗教设立。另外, 把宗教法人划归于社会团体法人, 难免会有官办宗教之嫌。增设宗教法人旨在解决政府与宗教团体关系不清的问题 , 同时宗教团体在登记时民政部门对其适用性有更加明确的标准。

( 二 ) 登记时位移审查重点

我国的宗教法人登记制度缺少后续的规范措施, 以至于部分宗教性质的团体在获得法人资格后, 凭借合法地位作为掩护实际做违法乱纪的勾当, 久而久之, 从一般违法行为变成邪教性质犯罪行为进一步转变为邪教犯罪, 从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邪教的发展。我国1998年10月25日颁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审批条件和标准中有标准已经偏离了审查的实质和意义, 政府应该明确一点, 任何时候, 对宗教教义的审查都不是政府的任务。那么, 审查的重心归落何处?我们应当借鉴日本《宗教法人法》中根本原则之一:圣俗分离原则, 即宗教活动本身 (圣的一面) 和伴随宗教活动产生的经济活动 (俗的一面) 区分开来, 宗教法人法规范俗的一面, 对于圣的一面国家公权力不可以介入干涉。[2]也就是说, 对于宗教法人应摈除原本审查的“政治性”转而到审查组织成立初期的经济能力和监督发展中资金流向和用途的合法性以及控制成员内部犯罪率上。

( 三 ) 登记后调整手段

我国宗教法人登记后, 应该不定期对其在法人资格成立后对内部成员犯罪率, 群体性的结社游行活动, 进行统计。特别是组织内成员犯罪率, 监督标准更需要量化:对于超出标准的宗教性团体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其法人资格, 待消除不达标事项后恢复其法人地位或者不能消除不达标事项的, 则取消其法人资格。

必须明确的是, 是否登记是宗教性质的团体自主选择的结果, 不登记不能视为“非法”。登记的效果体现在, 认证后宗教性质团体产生较为稳定的法律关系, 享受法律的充分保护, 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力, 但于此同时, 被登记组织也要承担相应义务, 即承受登记时的审查和审查后的调整的义务。控制预防邪教犯罪的发生, 一定程度反应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因果关系上, 因为, 邪教组织形成之初通过非法手段敛财吸纳成员, 为了发展成员传播教义必定要进入公共领域, 而进入公共领域的条件就是需要进行法人登记, 登记的标准正好可以测评宗教性质的团体是否有危害社会的行为, 受民政部门司法部门的监督, 受到相应法律的约束。

三、邪教犯罪的防治——邪教犯罪的刑罚完善

邪教性质犯罪和邪教犯罪与其他组织犯罪一样, 几乎可以实施刑法规定中的所有犯罪, 显然刑法第三百条并不能完全涵盖邪教犯罪的所有罪行, 两高《解释一》《解释二》和一个《解答》相继对邪教组织犯罪发生的范围进行界定, 涉及刑罚种类多, 定罪标准繁复冗杂。近几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高科技手段或直接涉及到洗钱等金融方面和恐怖主义相关的邪教性质犯罪 [3]。针对不同的邪教性质犯罪, 改进用刑行刑标准, 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刑罚机能。

( 一 ) 扩大刑种范围, 增加财产刑

刑法三百条之规定的法定刑过于单一, 无法从根源上制止二次犯罪的发生。例如, 对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邪教性质宣传品的行为, 理论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收其工具, 断其财路, 使之无法有资本再次实施犯罪。但吊诡的是, 当邪教犯罪中更需要斩断犯罪分子的财源和本金时, 因为刑法第三百条的入罪而不能处以财产刑, 看似加重了起刑点, 实则纵容了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 背离了惩罚警示犯罪分子的宗旨。由此, 对于邪教犯罪行为, 增加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能对于遏制再犯有更好的效果。

( 二 ) 对于不能归于刑法第三百条, 可能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罪犯合理运用禁止令

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诈骗财物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两高”《解释二》中,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 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定罪处罚[4]。对于这些情节较轻有可能判处管制或宣告缓刑的罪犯, 根据已然邪教犯罪的特殊性, 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或者缓刑考验期从事特定活动, 进入特定区域、场所, 接触特定的人。防止再次与组织内其他成员勾结, 进入公共场所宣传非法内容, 保护被害人免遭再次侵害。也有利于入教不久犯罪情节轻微的邪教徒改邪归正, 迷途知返。

参考文献

[1]李利安:“中西方邪教的宗教性及其基本特征”, 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宗教法人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一、在文部省内设审议会。”“二、对于宗教团体的信仰、规则和习惯等宗教上的事项, 宗教法人审议会不得以任何形式实行调停或干涉。”

[3]鲁泉:“邪教犯罪的刑罚适用”, 载《刑事法制》2002年第8期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分析 篇10

现如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危害已不限于影响社会治安, 更严重的是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动摇市场公平交易的根基, 伴随政治层面腐败, 阻碍社会发展, 并带来消极的引导作用, 影响社会安定。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性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 数十年的讨论仍未有一个准确定义, 笔者认为如何定义黑社会并不是问题关键, 因为定义这样一个复杂的词汇稍有偏颇那么所带来的后果不是让大众人心惶惶便是让有关部门麻痹大意, 只有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才有利于当前的预防打击工作。

因为绝大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在其行动中攫取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 让人不免将其与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公司企业这些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 本文就先从其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经济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运作过程当中, 无论是维持自身组织还是为最终获取大量财富考虑, 始终将谋取经济利益作为基本目的, 从这一点来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其实正是一种经济组织。首先, 黑社会性质组织日常的经营管理需要资金支持;其次,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犯罪活动需要工具、交通以及其他方面的投入, 除此之外, 内部成员的日常享乐挥霍和维持自身稳定都需要支出。

从2011年颁布的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将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立法解释“搬进”刑法条款中来看, 这一规定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而其中第二个特征的表述“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也充分表明了全国人大也在侧面认可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正是经济组织中的一种类型。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经济组织的不同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人心目中的经济组织差别甚为明显, 这源于其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的两个重要特征:

1. 非法获取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满足于合法经营来的经济利益, 而是一心追求超额利润, 快速暴富, 这往往带有明显的越界性, 不能为法律和社会大众所容忍。

2. 以暴力为支撑。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获利手段往往会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成立初期, 他们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可能会采取传统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而在后期, 为了抢夺其经营行业的绝对优势地位来获取经济利益, 从而欺压合法的普通竞争者和驱逐别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都有暴力的体现, 暴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攫取巨额利益的最为重要的支撑手段, 也是最简单的捷径。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谋利方式及其目的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运作类型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运作类型通常都较为容易辨别, 笔者总结在实际中较为多见的模式有两种:

1. 企业型。

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谋取利益, 较为常见的手法便是自行组建公司或者是蚕食鲸吞别的企业, 在企业的外壳下从事非法产业和违法犯罪的勾当, 这种模式非常多见, 例如四川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 从开始的广汉平原实业有限公司, 再到后来赫赫有名的汉龙集团, 刘氏兄弟借着企业的名义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方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与此同时也在黑道走得越来越远, 被捕时刘汉身价更是达到了400亿人民币。

2. 家族型。

以家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也有不少, 例如江西祝氏家族黑社会性质组织, 兄弟五人分工各异, 老二祝海全更是以自己乡党委书记的身份为家族成员充当“保护伞”, 在其保护和纵容下, 祝氏家族欺行霸市, 强迫交易, 设赌抽红, 放取高利贷, 还设立了“金矿保安部”, 购置大量猎枪和弹药, 表面上是保护矿山, 实质上成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工具。1最终甚至敢公然持枪抗衡公安机关。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运作手段

综观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例, 大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运作手段都有共同之处, 都是由原始的财产积累再到垄断市场, 而后掩人耳目, 逐渐漂白的过程, 发展程度可能相异, 但其最后大都殊途同归。

1. 以暴力为手段从事经济活动:

(1) 采取最为传统的暴力刑事取财犯罪如抢劫、敲诈勒索, 绑架等犯罪手段, 摧残受害者的肉体精神, 制造社会恐怖, 震慑普通民众, 使其不敢发声反抗。 (2) 以暴力手段欺行霸市。在欠发达地区经常可见一些强行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他们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 对普通商户进行勒索敲诈, 欺凌百姓。

2. 经营非法行业, 获取超额利润积累大量资本。

唯利是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是抓住社会上涌现的大量畸形需求, 大肆经营卖淫、赌博、毒品、发放高利贷等等地下非法产业, 甚至包括“帮助”他人摆平事情比如代为追索债务等方式, 从中谋取到了从事合法经营不可能获得的大量利益, 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强有力的补充。

3. 从事垄断经营, 攫取大量财富。

黑社会性质组织自行经营的产业不论是否合法, 必定会存在竞争者, 而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 便会利用暴力或者威胁恐吓的方法手段或强行兼并, 或驱逐其他竞争者。刘涌当年为获得垄断利润, 自封为“黄山”和“云雾山”香烟沈阳总代理, 对所谓“擅自”经营者一律暴力清除, 2打死打伤业主还砸烂档口。

4. 形成庞大的经济实力。

虽然黑社会性质组织从表面看上去偃旗息鼓下来, 但其实他们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未减少, 反而更加丰厚固定, 这源于此前他们凭借暴力和垄断所完成的资本积累, 强势的市场支配地位也成为他们稳定的收入来源, 黑社会性质组织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这也标志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形成。

(三)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谋利目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对利润金钱的争夺这一特征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为了获取暴利,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常胡作非为, 无恶不作, 同时其作为一种经济组织, 必然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来维持和发展自身实力。

1. 维持组织基本运转。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日常活动和运转, 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 因此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很难一直维持下去, 谋取利益既是他们的根本目标, 也是他们的生存前提。

2. 加速组织规模发展壮大。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来说, 无论是自身规模壮大还是处理外部关系方面, 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是好事。首先, 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招兵买马, 形成较大规模, 为今后的行动与发展提供保证;其次, 不管是进行对外投资, 还是极端情况下与其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产生的火并, 强大的经济实力都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权。

3. 实施政治渗透, 以黑涉政, 以政护黑。

在政府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击力度的时期, 黑社会性质组织总会想方设法为当权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送上“蝇头小利”, 以保自己“一生平安”, 这样积少成多, 最终花费大量的金钱。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拥有自己的“保护伞”。

(1) 贿赂官员公安, 减少行动阻力。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向官员以及公安干警献上重金, 让他们对自己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是大开方便之门。在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 有数十名干部卷入, 这其中包括政府市长、公安局长甚至银行行长, 在接受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巨额贿赂后, 他们或纵容包庇该组织, 妨碍公安机关的依法查处, 或为该组织办理非法手续, 帮助其诈骗银行的巨额贷款。

(2) 拉拢混入相关司法部门, 为其活动提供便利。便利。贿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仅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保命”的手段, 而有些经济实力强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可以将国家公务人员拉入组织当中, 使其成为其中一员, 比如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有警察参与其中, 凭职务之便为他们提供枪支弹药。还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甚至通过贿赂当上警察, 在公安系统中混迹, 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应”。

4. 刺激实施新的违法犯罪活动。

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取得, 代表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前期的“良苦经营”收到成效, 因为他们顺利地逃避了政府的打击, 也代表着组织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这在心理上给予了组织内部成员鼓舞, 也激发了他们实施更多更严重的违法犯罪的意愿, 并且在客观上也为他们实施进一步的违法犯罪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四川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 刚开始刘汉刘维仅仅是垄断了当地赌博游戏机、高利贷市场, 然后逐渐控制了广汉及周边地区的砂石建材行业, 而后暴力解决房地产拆迁问题, 违规并购, 将触角伸向矿产、电力行业, 最终甚至还能够操纵股市。总体来看, 纵使在2000年以后, 刘汉团伙暴力犯罪案件大幅减少, 但其社会危害广度却越来越大。正是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步步经营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资本, 他的气焰才越来越嚣张。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漂白”时的经济特征

树大招风, 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以及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开始掩饰自己, 他们深知, 太过明目张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慎用帮助他们“发家”的暴力违法犯罪手段, 而进入到这个“漂白阶段”, 这也标志着组织发展达到成熟。

(一) “黑老大”大肆政治投资, 谋求政治生命

政治投资显然是黑老大包装自己、迷惑大众的主要途径和绝佳方法, 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 逃避打击, 另一方面还可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编织更广泛复杂的关系网, 便于自己更好地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 谋取更多的利益。刘涌当年正是通过精心运作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刘汉本人更是连续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3他也从之前的“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进化到了“以黑涉政, 以政护黑”的程度。

(二) 黑钱洗白, 披上合法外衣

“厚而无形, 黑而无色”是人们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形态的形象描述。4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成熟以后, 其手里的资本也需要得到妥善处理, 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 以逃避政府打击, 而且还可以为其继续为非作恶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向合法经济领域的渗透主要有下列三种途径:

1. 投资白道生意, 合法参股公司。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会采取投资或者参股的方式, 合法进入各个经济部门或者工商企业, 方法是用大量的非法积累起来的资本廉价购入濒临破产倒闭的公司企业, 成为股东, 进入管理层, 按照自己的私欲经营企业, 从中赚取利润, 并且掩护暗中的非法经营活动;或者从中作梗, 使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迫使企业满足其所要求的利益, 形成一种敲诈;而对于经营良好的优质企业, 则会想方设法抽取利润, 而后再不断追加投资, 一步步控制领导层, 进而其便可以对其施加影响以获取更多利益。5

2. 进军金融业, 加快资本流通。

黑社会性质组织将犯罪收益投入到广泛的流通领域当中, 包括腐败的社会经济过程, 目的即为增加非法资本积累, 加大流通量, 将黑钱洗白。插手金融、证券业, 从事金融活动和证券买卖, 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黑钱洗白的主要途径和渠道。涉足到金融证券领域, 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彻底转型, 不但把从事不法犯罪活动所获取的“黑色收入”转移、洗白、合法化, 而且可以不断将其投入流通, 通过发放贷款和交易金融证券赚取丰厚的利润收益, 再一次壮大自己的整个犯罪资本实力, 最终形成完整而自成严密体系的庞大金融财团。6

3. 承揽重大项目, 谋取深厚利益。

大型、重要工程项目, 因所涉收益合法稳定并且丰厚, 历来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极力想要抢夺到手的优质买卖。而凭借着其之前积攒起来的雄厚资本, 加上其苦心编制经营多年的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在招标中暗箱操作, 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 轻易就能拿到项目工程, 如愿以偿的谋取到大量的丰厚利益。刘汉黑社会性质组织曾经就通过各种手段拿下绵阳迎宾大道、绵阳机场、汉龙大桥等大型项目的建设合同, 而后还能够与政府合作开发四姑娘山、九鼎山、王朗白马等旅游风景区, 从其中赚取了不菲的收益。

四、结语

从性质上面来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其以赚取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 也靠强大的经济基础来维持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当组织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 其一方面大肆用金钱拉拢官员公安来当自己的“保护伞”, 继续经营不法产业获利,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向合法经济领域靠拢, 掩人耳目的同时继续赚取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 最终完成自己的彻底转型。当前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趋向于用从事合法经营来掩人耳目, 同样谋得巨额利益, 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必经阶段, 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觑, 预防打击仍应立足国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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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孔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J].法制与社会, 2008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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