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性质（共7篇）
保险性质 篇1
一、保证保险概述
保证保险脱胎于民法中的保证制度, 萌芽于18、19世纪的西方, 作为保险险种肇始于信用制度非常发达的美国。保证保险, 与商业信用的兴起密切相关, 保证保险合同的标的一般是银行消费信贷合同中借贷人的违约责任, 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保险人对投保人的“信誉”进行保险。保证保险的出现, 是多方主体需求的结果。对于银行来说, 可以转移降低经营风险, 扩大贷款资产业务。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保证保险是一项新的保险业务, 能增加保费收入。对于借款人来说, 投保保证保险, 花费小额的保险费, 能增强自身的“信誉”, 能顺利从银行借到所需的大额资金。
在我国, 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保证保险业务的批复》后, 保险公司开展保证保险业务。1998年9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 各财险公司都开始针对银行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开发设计车贷险。
二、保证保险合同性质简析
对保证保险合同性质的认识, 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是一种担保合同;二是认为是一种保险合同;三是认为是一种“混合合同”, 既有担保合同的性质, 又有保险合同的性质。
笔者认为, 保证保险合同是一种担保合同更合理, 它不过具有“保险”合同形式外衣, 如有“保险”合同的名称、是由保险公司开展的、还有保险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的特殊称谓等等, 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借款人、保险公司、银行三者间法律关系。
第一, 保证保险合同的标的是银行消费信贷合同中借贷人的违约行为需承担的违约责任, 但真正保险合同所承担的, 是投保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偶然的、意外的风险, 投保方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属于除外责任,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车贷险中, 如何区分投保人, 也就是借款人的违约行为, 是一种故意行为, 还是一种非故意行为?投保人有钱不还是一种故意行为, 投保人从申请贷款时起就没打算还, 也是一种故意行为, 投保人在保险期间转移资产导致没钱可还, 或投保人失去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意经营失败也导致没钱可还, 是不是就是一种非故意行为?违约责任是合同责任, 是一种严格责任, 只要一方有违约行为、违约事实的发生, 而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非故意, 都要承担违约责任。可见在保证保险中, 借款人投保自己发生违约行为、违约责任的这种风险, 不具有真正保险中风险的特征:投保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偶然的、意外的。
与之类似的信用保险, 是一种真正的保险。举买卖合同的例子来说, 卖方向保险公司投保万一买方不支付货款的风险, 这是信用保险。反之, 买方通过银行向卖方提供保函担保自己支付货款, 这是付款担保。信用保险和付款担保是方向相反的一对, 二者的标的都是个卖方应收而买方应付的货款, 风险均为买方的不付款。信用保险的风险, 才是投保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偶然的、意外的风险。若将车贷险中投保人换成银行, 则所谓的保证保险就变成了真正的信用保险。保证保险, 更类似于付款担保。
第二, 若认定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合同, 在适用《保险法》时, 会带来很多不合逻辑的结果。车贷险一般一次性交足保费, 保险期间最长36个月。《保险法》第52条规定,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 保险人可要求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如何判断车贷险中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呢?再者, 保险人解除合同, 投保人并不关心, 因为投保人事实上不存在保险利益, 反倒会严重影响被保险人银行的利益。《保险法》第54条规定了投保人任意解除保险合同的法定权利, 但在车贷险中, 投保人似乎并不存在这种法定权利。《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但车贷险中, 投保人并不在意保险人是否解除合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保证保险中投保人不存在自己无法控制的、偶然的、意外的风险, 但投保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偶然的、意外的风险却是《保险法》的基石。
可见, 《保险法》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制度都无法适应于保证保险, 再将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 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三、结论
虽然在《保险法》第四章“保险经营规则”第95条规定的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中, 在财产保险业务中列举了保证保险, 但通过上文的分析, 对保证保险纠纷问题的法律适用上, 《保险法》的诸多重要制度是不适用的, 要适用《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若再将保证保险界定为保险合同, 已没有现实意义。保险经营是一项特许经营行业, 既然法律已经授权保险公司有经营保证保险的权利, 在尊重既定的法律和事实的前提下, 建议由国务院或保监会参照《担保法》有关制度, 单独颁布一份《保证保险经营细则》。
参考文献
[1]涂湘求、花玉萍,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的理念模型与异化[J], 企业经济, 2006 (2)
[2]李建智, 保证保险辨析——兼评“借款保证保险”在保险学术理论上的认识误区[J], 保险研究, 1994 (2)
[3]李理, 保证保险究竟是保证还是保险[J], 金融与经济, 2005 (8)
[4]王林清, 保险代位求偿权法律适用问题探讨[J], 法律适用, 2010 (5)
保险性质 篇2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概念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存款人利益，对商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所吸纳的存款提供保险，在投保机构发生经营性困难、破产时予以援助或赔偿的制度安排，具有强烈的公共性。
二、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性质
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应当是国务院单独出资设立的独立履行职责的事业单位。
(一)国务院独资设立
国务院是我国最高行政机关，由其单独出资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直属国务院，具有独立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官方模式。官方模式的存款保险机构最大的垢病在于受到较大的政治压力。但也有学者认为，非官方存款保险体系仍然是在政府的监管和控制下运行的。
1.提供充足的信心与资金保障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质量参差不齐，五大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资产占比40%以上，资金的多寡直接反应出银行的风险。我国是从由国家全额买单的隐形存款保险向法律明文规定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过渡的，不管是大银行还是小银行都不愿离开政府这强大且免费的救助者。因此，寄希望于各银行自发建立非官方存款保险制度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国富有浓厚的“官本位”气息，行政权一直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够使存款人信服。此外，政府提供资金保障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资本金的注入为存款保险基金奠定了夯实的基础，有了足够的存款保险基金，才能在成员银行出现问题时，伸以援助之手，为其提供资金、助其继续经营，维护一国金融之稳定。
2.取得监督管理权的资格
倘若存保机构仅按照保险合同收取保险费，消极地等待银行破产进行赔付的话，将不能够实现存款保险制度促进金融稳定、维护存款人的宏大目标。风险防范与控制功能的缺乏，使得其他监管机构一旦对问题银行援助不利，存款机构将付出高额的理赔费用为之买单。监督管理权是存款保险机构救济、清算职能的基础，直接决定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影响范围，也是存款保险制度权力配置的大趋势。从性质上说，监督管理权是行政权，应当由行政机构享有，国务院出资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己经带有行政色彩，赋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力则是水到渠成。
3.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地位平等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实施，二者均是国务院领导下行使不同职权的独立机构。前者是国家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国务院组成部门，在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上担任最后贷款人角色，属于事中干预措施:后者则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承担审慎监管职责，是事前防范措施。存款保险制度的设立标志着我国金融业三大“安全网”混合管理格局的形成，填补了事后减震措施的缺口，隶属于国务院的存款保险机构意味着“安全网”成员之间的地位同等。三大监管机构的职能互为补充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因此，相互协作又彼此独立才能使三大银行业监管机构发挥出各自的功效，地位平等是三监管机构协作与独立履职的前提。
(二)事业单位
从立法上来说，存款保险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是有法律可依的。我国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存款保险机构的目标具有强烈的公共性，符合“社会公益目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出资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在设置机关与资产来源上跟事业单位是一致的:存款保险机构从事的是保险业务，属于金融服务行业，具有服务性特点，在营业范围上满足事业单位的要求。从实践来看，将存款保险机构作为事业单位也是有例可循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形成了我国金融业“三足鼎立”的监管体系，分别对银行业、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依法统一进行管理与监督，三者均属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是我国特有的社会组织，己经引起过较多的争议，在中国的法律概念里，没有公法人、独立规制机构，但是却存在“事业单位”这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因此，事业单位的定位在现行体制下是最为合适的。
(三)独立履行职责
存款保险工作专业性强、影响大，为保障其任何时刻都能够做出准确、有效的决断，要求存款保险机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为保障存款机公平、公正、透明地履行职责，应当从履职目标、职权范围与法律责任三方面做出明文的规定，弱化政治力量的影响、利益集团的控制与权力寻租。
1.目标法定
法定的存款保险制度目标是存款保险机构履行职责的分界线，也是其拒绝一切与政府、利益集团不当干预的权利。但我们也要分清，促进金融稳定与维护小额存款人利益并非简单保护单个银行免于破产，而应将眼光放置一国金融环境，针对问题银行的不同情况，予以救济或者关闭。
2.职权法定
作为事业单位，存款保险机构的权力只能依法而定，法律授权而为之，法律未规定，存款保险机构为之则越权。职权范围的明确界定是使存款保险机构独立性具有操作性的措施，仅规定存款保险制度目标，却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模糊的权力范围，存款保险制度难以真正、有效运行。因此，本文建议，应当采取罗列加兜底的方式在法律中规定存款保险机构的权力，在保障存款保险制度有效实施的同时注重对存款保险机构权力的控制，以防出现权力的滥用。
3.责任法定
没有配以法律责任的法律授权都是滋生违法行为的沃上，建立权责统一的问责机制，使存款保险机构更加慎重地履行其职责。我国法律是否给予存款保险机构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即存款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在监管责任上是否享有豁免权?法律免责权之不足将会影响执法者之敬业，特别是存保机构及其他金融安全网成员需负责进行检查、干预及清理问题金融机构，更是如此，因此，合理程度的监管责任豁免是必要的。善意地履行法定职责，是监管责任豁免的要件。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责任针对的是小额存款人，对于超过规定的存款不负有理赔义务。此外，存款保险机构负有监管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向存款人保证银行不会倒闭。如果，存款保险机构在履行职责中存在过错或者故意，则应当承担超出赔偿范围的侵权责任。
三、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抉择
在存款保险制度诞生初期，存款保险机构只具单一的理赔职能，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衍生了其他职能。复合职能存款保险制度将风险管理扩展到整个银行运营过程中，事前对成员机构进行审慎监管，防范危机的出现:事后的整顿、清算为破产银行无害地从市场退出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首选。
(一)理赔职能
理赔是存款保险机构最原始、最本质的职能。当投保机构破产时，存款保险机构按照法定程序，提供赔付。
1.限额赔付
理赔分为限额赔付与全额赔付，所谓限额赔付是指针对银行存款，设定一个赔付限额，限额之内的存款充分赔付，限额之外的金额由存款人利用其它方式追偿。限额赔付是存款保险制度部分保护的体现，虽然完全保护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银行挤兑可能性，但也会诱使投保机构从事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引发道德风险。同时，限额赔付使大额存款人也承担了部分风险，促使大额存款人积极参与对银行经营活动的监督等作用，加强了对银行的外在约束力。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应当设置一个宜高不宜低的存款保险限额。赔付金额过低，将使存款人在银行倒闭时承担更多的责任:赔付金额过高，增加存款保险基金负担也容易诱发道德风险。我国是新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存款人尚未树立风险防范意识，过低的赔付金额可能引发存款人的恐慌，因此，我国在初期可以考虑实施较高的保险限额，提供更大的保护。
2.直接向存款人理赔
鉴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感染性，为有效避免银行挤兑的出现，理赔应当遵循及时有效原则。因此，在存款保险制度中，理赔对象为存款人，体现出了理赔的有效性与及时性:其一，投保银行进入理赔程序意味着该银行己经实际破产，因此，投保银行不一定能以法定主体的身份接受理赔。其二，若将理赔款交付投保银行，或将滋生投保银行利用理赔款项填补其他亏损或负债的可能性。其三，将理赔款直接交到存款人手中，削减了理赔的参与主体，缩短了理赔的整个程序，是最有效率的理赔方式，极大地维护了存款人的利益。
3.融资保障理赔
存款保险制度的融资职能分为向市场的一般融资与向财政部或央行的特别融资，但事业单位型存款保险机构在我国融资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根据我国《银行法》的规定，人民银行只能向金融机构发放再贷款，目前也只有公司企业债券、地方和国家债券《事业单位财政规制》规定事业单位也不能向市场借款。存款保险机构从事的是金融活动，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融资能力是存款保险制度获得存款人支持与信任的保障。对于我国来说，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新兴的制度，有其独特性，为使其发挥出应有的功效，我们应当创新性地赋予存款保险机构特别融资的.权利，以保障其在基金短缺时，能及时向人民银行进行再贷款、发放债券或者向市场借款以保障其融资实效、完成理赔的基本职责。
(二)风险管理职能
1.对投保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能
监督管理职能应当以实现存款保险机构维护存款人利益，促进金融稳定目标来配置。(1)对投保机构进行风险监测与评估。存款保险机构有权要求投保银行定期提交经营报告、财务报表等材料，一来便于对投保机构进行不同的风险评级，予以不同的监管措施或者拟定不同的保险费率，二来能使存款保险机构及时了解投保机构的经营情况。(2)必要时对问题投保机构的状况进行特别检查。投保银行存在风险状况，存款保险机构则具有比风险评估更进一步的检查权，以核查风险的具体范围与程度。(3)处罚与建议。在存款保险机构监督与检查过程中，发现投保机构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则直接予以处罚，属于银监会职责范围内则拥有建议银监会处罚的权利。
2.问题投保机构救助与处置职能
对投保机构的救助始于风险发生，终于投保机构的终结，针对不同的风险程度，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投保机构出现经营困难，存款保险机构应当按其所需提供必要资金、债务担保等财务与技术救助手段，助其渡过难关:当投保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严重信用危机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应当对该银行实行接管(特别资金援助、兼并、购买等措施)或者促成机构重组，以解救投保银行于危难之中:在投保机构有不能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之虞，存款保险机构有权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以维护存款人的利益，稳定金融秩序。
3.担任破产机构的清算人
根据《商业银行法》，在银行依法被宣布破产后，由法院组织银监会等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清算。笔者认为，存款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了破产投保银行各个经营阶段，对其进行了各种救助，应当是对该破产银行的整体信息最为知悉的机构之一，加之其也是破产银行的债权人(通过代位权)，由其担任清算人，能够加快清算程序。破产银行债权人角色与普通债权人存在利益冲突，为其担任清算人招来非议。然而，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维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还肩负着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使命，因此，存款保险机构担任清算人角色是有必要的，其他的利益冲突则可由另外的立法规制。笔者建议以制定法的形式肯定破产机构的清算职能，使其与银监会以及其他主体共同合作与相互监督、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将破产银行对金融系统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结论
浅论海上保险法中代位权的性质 篇3
关键词：海上保险法 代位权 委付
一、引言
在海上保险中，当存在第三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时，被保险人将一方面拥有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向保险人请求赔付。根据法律的规定，当被保险人选择向保险人请求赔付时，被保险人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就转移给了保险人。这就是保险法中的保险人代位求偿制度，也即保险人的代位权。那么保险人的代位权的性质是什么呢？关于代位权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债权拟制转移说、赔偿请求权说和法定债权转移代位权说等诸多观点[1]，而通过对保险法的代位权与两个相似制度--债法中的代位权以及保险法中的委付制度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保险法中的代位权具有债权的委付的性质。
二、保险法的代位权与债法中的代位权的比较
谈及保险法的代位权，最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名称相同的制度，就是债法中的代位权。有学者认为保险法的代位权制度并不是保险法所特有的制度，而是民法中的代位权的一个特别种类[1]；也有学者认为代位权是保险法中一项"古老而独具特色特色的制度"[2]。而笔者认为这两项制度出了名称和形式上有相同点以外，根本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
名称的相似之处自不必多说，在我国这两种制度都叫做代位权制度，只有前缀"保险法"或者"债法"才能加以区分。而形式上相同表现在，这两种制度都是债权的法定转移。除此之外这两种"代位权"在诸多方面都存在不同。
（一）权力产生的基础不同
债法的代位权是主债权的一种从权利，权利归属于债权人，其法律目的是为了保全债权。我国法律有关债法的代位权的规定见诸《合同法》第73条，从体系上看，应当归属于债的保全制度。而保险法的代位权则是基于保险合同的补偿原则而产生的，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重复赔偿"[3]。
（二）权利行使的要件不同
债权人的代位权的行使要件主要包括三点[4]：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存在。因为债权人的代位权是主债权的从权利，因此没有主债权也就无从谈及代位权。第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而损害债权人的债权。简而言之就是主债权已届清偿期，债务人拥有对第三人的债权也已届清偿期，债务人不主动行使对第三人的债权因而不能履行对债权人的债务。第三，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即"不得是非财产权性质的身份权或人格权"[3]。
保险人的代位权成立的要件则是保险人必须根据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做出赔付。至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债权是否到期，则不会影响到保险人代位权的取得。
（三）权利取得的方式不同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债权人必须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也就是说债权人需向法院申请方可实际取得代位权。而我国《海商法》第252条则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的转移给保险人"。从理论上看，保险人只要履行了赔付义务，则自动获得代位权。
总而言之，债权人的代位权与保险人的代位权的差别根源于这两种制度所要实现的价值的不同。前者的主要价值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而后者则是为了限制被保险人滥用权利而不当获利。如果说保险人的代位权同债权人的代位权是形式相似而价值不同，那么保险人的代位权同保险法中的委付制度则应当是形式不同而目的相同。
三、代位权与委付制度的比较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委付基于保险标的的推定全损，委付的行为将转移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以及给予所有权而产生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从委付的概念上来看，推定全损应当是被保险人委付保险标的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而代位权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则是存在一个第三人，对保险标的的灭失损坏负有赔偿责任。看起来两个制度的先决条件并不相同，然而笔者认为这正是两个制度的相似之处。因为无论是被推定全损的保险标的，还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享有的索赔权利，都是一种可以移转给保险人的财产权利。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代位权与委付制度在核心价值上的相似性。
（一）代位权和委付制度产生的基础相同
"委付原则是基于保险合同中的补偿原则而产生，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在取得足额赔偿的同时，又保留保险标的。"[4]如前文所述，代位权也是基于保险合同的补偿性原则而产生的。由此看来两项制度的功能和价值是趋同的。
（二）两项制度都需要权利让与人做出意思表示
债权人的代位权的行使，需要债权人主动向法院申请，可以说是基于权利（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的受让人的意思表示而得以行使。而委付和代位权则不同。当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是被保险人选择放弃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获得保险人的赔付。对于拥有向第三人索赔权利的被保险人来说，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也只是在两个赔付对象中做一个选择而已，只是一旦请求保险人赔付，则自动放弃了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论是委付还是代位权，都是基于权利（对保险标的的物权或者对第三人的债权）让与人的意思表示而产生的，都是赋予被保险人的一种选择权利。其区别只不过是前者是通过明示的方式，即递交委付通知书来做出意思表示；而后者是一种默示的方式，即选择向保险人请求赔付。
（三）两项制度的实质都是被保险人移转财产权而获得保险赔付
正如前文所述，被保险人对被推定全损的保险标的的物权和被保险人对其三人享有的索赔请求权都是一种财产权利。而将这种财产权利移转给保险人，是被保险人获得保险赔付的必要条件。这两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是相似的，都是被保险人通过放弃权利、移转权利，进而获得赔付的一个过程。
四、结论
通过前面的比较，笔者认为从制度的性质上来讲，保险人的代位求偿制度更接近委付制度，而同名称相近的债权人的代位权却有着天壤之别。既然保险人代位权的取得和接受委付一样都是基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而形成，那么从动作的发出者的角度去理解代位权的性质，就不难得出其具有债权委付性质的结论了。
参考文献：
[1] 郑田卫.海上保险代位权论[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2（00）：213.
[2] 孙积禄.保险代位权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3）：81.
[3] 杨召南，徐国平，李文湘等著.海上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8.
[4] 杨立新.债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1.
我国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法律性质 篇4
关键词：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统筹层次
一、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概念
养老保险, 是指一个国家统一实施的旨在使特定社会成员在达到一定年龄、丧失劳动能力、退出社会劳动过程时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一定收入来源的社会保险方案。
由于社会保险都与社会利益有直接关系, 因此养老保险具有强制性特征, 参保人与社保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由国家法律规定, 而不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协商。当养老保险关系发生变更或者终止, 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有关转移手续。养老保险还具有唯一性的特征。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关系只有一个。因此, 当劳动者社会保险缴费中断或者劳动者职业发生变化的时候, 原来的养老保险关系予以续接, 不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关系。
养老保险的原理决定了养老保险的时间跨度很长, 而参保人职业生涯中的工作单位、工作地区、职业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都会涉及到养老保险权益的转移接续问题。需要面对这一问题的群体主要集中在:破产企业的职工;由于企业改制而发生劳动关系变更的劳动者;机关事业单位转入企业或自主创业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等。
因此, 一般而言,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泛指已参加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基于种种原因发生职业或者工作地区的变动, 为了达到累计计算其缴纳养老保险年限而将其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新就业地社保机构的法律行为。
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涉及到转移收入和转移支出两个方面。转移收入是指划入参保人转入地的养老基金账户。转移支出则是转出地划出的养老基金账户。养老保险统筹是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统一征集、管理、调剂养保险费用的制度。“实行社会统筹, 根据全社会的平均‘负担率’, 计算出一个供全社会、各个企业普遍适用的‘统筹率’, 集中至专门机构进行再分配, 可以有效解决企业之间负担畸轻畸重的问题。”
在我国, “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 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个人账户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每一个参保人建立, 记录单位按规定划转的养老保险费和个人缴纳的全部养老保险费, 作为参保人退休时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依据, 个人账户在职工或者退休人员死亡时是可以继承的。个人账户基金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管理。
二、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特点
从理论上而言, 养老保险的特点直接决定了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是广覆盖、低费率的法律行为。 (1) 广覆盖。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社会方案, 应当包括全体劳动者, 即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利获得他们年老时所需要的生活补偿。因此, 我国劳动部于1995年5月特别制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计划》, 确立到20世纪末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 这可以概括为“广覆盖”。因此在具体制定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的时候, 不得不考虑不同职业身份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 (2) 低费率。养老保险的公益性决定了个人在养老保险费用负担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个人缴费有利于减轻社会压力和国家财政负担, 完整体现社会保险权利与义务结合原则, 增强个人的责任心和自我保障意识。当养老保险需要转移接续时, 个人缴费账户全部转移, 是对劳动者个人财产的保护。
从实践层面上而言,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作为实施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原因在于参保人基于某种理由, 需要到另一省、市、自治区, 包括省内的省、市、县、区之间 (空间变动) 或者从机关事业单位转入其他职业工作 (身份变动) ;第二,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对象包括养老保险关系和养老保险资金, 两者同时转移, 而不能单一进行转移;第三,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目的在于申请人在各地、缴纳的养老保险记录累计计算, 确定其缴纳养老保险年限。
三、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性质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是由政府主导的法律行为。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由国家强制实施、劳动者申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手续的三方行为。
从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来看, 养老保险制度大都是国家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养老保险的设立旨在为劳动者在年老时提供必需的物质帮助, 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特点, 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待遇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 它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 因此, 建立有效的养老保险体系是国家和政府的天然职责。
在各项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同时, 如果在转移接续时出现诸多障碍, 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养老权益, 从而违背设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催生了劳动力的大量流动, 跨统筹区域就业时养老保险关系能否顺利实现转移接续牵涉到每一个流动就业的切身利益, 国家和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畅通渠道, 真正实现劳动者养老权益的保护和各个统筹区域之间利益的平衡。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前提是当劳动者跨地区就业时提出转移接续的申请, 根据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个人账户的全部储蓄金额和统筹账户的部分金额可以跟随劳动者进行跨地区转移。不同统筹区域之间有义务根据劳动者的申请, 做好账户资金的累计和登记。由于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统筹账户的转移接续还会影响各统筹区之间的利益平衡。此时, 国家、政府需要对不同统筹地区之间加大财政上的扶持, 从而缩小地区差异, 这样才能保证劳动者养老权益的无障碍转移接续。因此,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从法律角度而言, 是一个公法强制行为, 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目的的行政法律行为。
参考文献
[1]种明钊, 许明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83页[1]种明钊, 许明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83页
[2]王明海..新形势需要强化对社会保险关系的认识.经济纵横, 2002年第6期[2]王明海..新形势需要强化对社会保险关系的认识.经济纵横, 2002年第6期
[3]李顺民, 杨清源.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研究.社会保障研究, 2008年第1期[3]李顺民, 杨清源.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研究.社会保障研究, 2008年第1期
[4]种明钊, 许明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06页[4]种明钊, 许明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06页
保险性质 篇5
关键词：产权性质,D&,O保险,投资不足
一、引言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 surance,简称“D&O保险”),是指由公司与董事、高管人员共同出资或者公司独自出资购买,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因工作疏忽或行为不当(其中恶意、非执业、违反法律及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误导性或虚假陈述等行为除外)而被追究责任时的有关法律费用和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
D&O保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股市大崩溃的美国, 6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得到快速发展。当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超过90%的公司购买了D&O保险。
2002年1月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首次提及“上市公司可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关注并购买D&O保险。
但是D&O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截至2013年底,深沪上市公司中只有约7%的公司购买了D&O保险。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通过反向收购实现在美上市的海外公司被大规模调查,并面临越来越多的诉讼。
据调查,在2010年以支付原告和解金为条件的庭外和解类诉讼案的和解金平均约为4200万美元,给公司高管带来了很大的职业风险。诉讼案件的增加加大了董事和高管的职业风险,使得D&O保险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需求逐渐凸显,日益受到国内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参与各方的关注。然而,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还十分有限,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法理层面及D&O保险的需求动因方面,有关D&O保险对董事高管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还相当少。
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企业价值的源泉,投资行为异化必然会对其价值最大化财务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投资行为异化问题已成为财务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投资行为异化会导致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然而,学术界关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投资方面,对于投资不足的研究比较少且结论不一致。
D&O保险作为化解董事高管职业风险的重要治理机制,必然会对董事高管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对于D&O保险与投资不足关系的研究就很有意义。
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再加上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具有国有股“一股独大”、“软预算约束”等特点,其投资行为带有明显的行政特色。因此,分别研究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然后进行对比分析,对于国家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及假设的提出
D&O保险作为一种影响股东、董事和高管以及其他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治理机制。D&O保险的外部监督理论认为,公司在购买D&O保险后,保险公司为避免承担保险赔偿,将有动力强化监督以避免被保险公司决策失误。因此,对被保险企业来说,其购买D&O保险就相当于为自己找了一个外部监督者(Mayers和Smith,1982;Hold- erness,1990;Core,2000)。
投资作为企业的一项重大决策,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决策风险:好的投资决策会大幅度增加企业的价值,坏的投资决策将会给企业带来较大损失。而对保险公司来说,其不能享受被保险公司正确投资决策带来的好处,却极有可能要承担其错误投资决策产生的保险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作为外部监督者有动力尽可能少地通过被保险公司的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被保险公司投资低于其最优投资,同时也会加剧被保险公司的投资不足。
当公司董事高管因决策失误造成公司的巨大损失后,由于董事高管个人赔偿能力有限,即使股东诉讼成功,其也无法得到足够的赔偿,因此造成股东诉讼动力减小,反过来又会使董事高管更加懈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企业购买D&O保险后,作为管理层决策失误责任最终承担者的保险公司经济实力雄厚,能使股东诉讼成功后得到足额赔偿,从而提升股东的诉讼意愿,保护股东利益(Remano,1990;Gu- tiérrez,2003)。
而股东诉讼会使董事高管的声誉受到影响,董事高管为了较少受到股东诉讼的不利影响必然会谨慎决策,尽可能少地通过投资项目,从而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D&O保险与“投资不足”正相关。
从保险的信号传递说视角来看,Griffith(2006)和Boyer (2014)认为是否购买D&O保险可以向保险公司传递其治理水平信息,因为在拟订条款过程中,被保险公司有义务提供其他外部监督者无法获取的内部信息。因此,购买D&O保险可以传递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信息,从而增加公司的信息透明度。
从银行融资角度,银行的谨慎特质决定了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状况,改善其投资不足问题;从股权融资角度,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内部治理及其价值信息,减少市场预测的风险,使公司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如投资者投资),从而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改善公司的投资不足状况(程仲鸣,2015)。
管理者风险厌恶说认为,D&O保险的引入可以将董事及高管因决策失误或过失而遭受诉讼的风险及经济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以消除董事高管进行决策时的后顾之忧,从而激励董事及高管果断决策(Mayers和Smith,1982; Bhagat et al.,1987;Core,2000;Chen和Li,2008)。一般来说, 董事高管的薪酬和公司规模正相关,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董事高管会通过增加投资(如并购)来扩大公司规模,从而提高其薪酬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公司投资不足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D&O保险与“投资不足”负相关。
周春梅(2011)研究发现,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上市公司包括其董事高管以控制权私有受益而非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决策目标,使其出现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投资异化行为,而且投资不足问题更加普遍、更为极端。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代理问题,国有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所有者缺位”、代理问题严重,股东诉讼几乎不存在,对董事高管的监督很弱,董事高管就会为了获取私有收益而采取非效率投资行为。
从外部监督角度,购买D&O保险后,保险公司意识到国有企业的上述问题使其对国有企业董事高管的监督力度要比对非国有企业董事高管的监督力度大,从而尽量弥补股东诉讼缺失导致的监督较弱的问题。从股东诉讼角度,购买D&O保险后,即使是小股东也有动力对董事高管的决策失误提起诉讼。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未引入D&O保险前其几乎无股东诉讼,而购买D&O保险后,由于股东诉讼而增加的对董事高管的监督约束力度要比非国有企业的大很多。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购买D&O保险前后对国有企业董事高管监督力度要更大,董事高管为自己的信誉考虑会更谨慎,尽可能少地通过投资决策,使得投资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从信号传递说和管理者风险厌恶说角度来看,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购买D&O保险后都有保险公司为其董事高管的决策失误兜底,使其董事高管果断决策,增加投资。但是近几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数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更好,即信息透明度更高,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投资,更好地缓解了其融资约束问题,从而更好地改善其投资不足的状况。因此,在购买D&O保险前提下,国有企业由于更容易获得投资所需资金,从而对投资不足产生更好的缓解效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B: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非效率投资。
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关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方法,构建估计投资效率水平的模型如下:
模型(1)预期投资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注:因变量为New I;***、**、*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下同。
其中,被解释变量New Ii,t指企业i第t年的新增投资量; 解释变量依次是企业i第t-1年的负债比率(Leveragei,t-1)、 增长机会(Growthi,t-1)、上市年限(Agei,t-1)、现金持有量(Cashi,t-1)、总资产收益率(Roai,t-1)、企业规模(Sizei,t-1)、滞后一期的新增投资量(New Ii,t-1),以及行业哑变量Industry与年度哑变量Year。详细的定义见表2。
本文直接运用模型(1)的残差值来衡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参照辛清泉(2007)、王彦超(2009)等的研究,将残差值大于0的观测组定义为过度投资(Over I1),将残差值小于0的观测组定义为投资不足(Under I1)。为了便于理解,小于0的观测组取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投资不足水平。这样,Un- der I1值越大,表明投资不足状况越严重,投资效率越差。
2. 解释变量。
(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由于证监会没有强制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披露D&O保险的信息,主流数据库中也没有收集、完善相关信息,故无法全面获得上市公司D&O保险的保费、保额及其对公司董事高管保护程度的数据。因此,本文无法像西方学者用D&O保险的覆盖率来衡量D&O保险的购买情况,只能借鉴Zou(2010)、许荣和王杰(2012)等学者的研究方法,构建虚拟变量DOI进行衡量。若样本区间内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了D&O保险的保费、保额等具体信息,或者在年报中提及D&O保险的引入并且该事项被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投票通过,则虚拟变量DOI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产权性质。若公司实质控制人是中央、地方国资委、 国家机关、部委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即实质控制人性质是国有,则赋值1,否则赋值0。
3.控制变量。
除表2中列示的控制变量外,还引入了行业哑变量Industry和年度哑变量Year以减少行业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结合变量的定义,由模型(2)来验证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
首先,将所有观测样本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组, 将投资不足组代入模型(2)来验证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然后,将投资不足观测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代入模型(2)来验证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关系。此时,模型(2)中不包括产权性质(SOE)这一项。
(三)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9 ~ 2013年我国深沪A股(包括A、B交叉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对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ST、 PT类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能既是D&O保险的提供者,又是D&O保险的使用者,故其购买D&O保险的意图可能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3以购买D&O保险市值规模最小的上市公司为基准,剔除市值规模小于该基准的上市公司,因为规模过小的公司一般没有能力购买D&O保险;4为避免上市初期对财务报表的粉饰及投资行为波动性的影响,剔除2008年以后(包括2008年)新上市的公司;5剔除相关数据段缺失的上市公司。
按上述条件筛选并引入控制变量后,有1437家上市公司的6769个观测值用于估计正常投资水平,用于研究D&O保险、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的观测值有6346个,其中有2237个过度投资样本、4109个投资不足样本,且购买D&O保险的观测样本有413个。
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样本变量数据进行了分位数1% ~ 99%的缩尾处理。本文D&O保险的相关信息来自对中国资讯网上市公司公告的手工整理,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并运用Exce L和Stata 11.0进行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3中总样本与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在6346个总样本中有2237个过度投资样本、4109个投资不足样本,投资不足的比例达到64.75%,而且总样本投资效率e的均值为-0.000099,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 且相比过度投资,投资不足问题更加严重。这一结果与前期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可能的原因是前期研究用的样本数据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而本文用的数据是2008年之后的,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上市公司资金短缺及趋向谨慎的投资政策使大部分公司投资不足。在总样本中,约有6.5%的公司购买了D&O保险,但是该比例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购买比例(超过90%),说明D&O保险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产权性质的均值是60.7%,说明国有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仍然占有较高的经济地位。
根据表4投资不足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总样本投资不足的均值大于购买D&O保险的投资不足样本的均值, 小于未购买D&O保险的投资不足样本的均值,初步说明引入D&O保险可以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
(二)相关性检验
表5列示了投资不足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从表5可以发现,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Under I1)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说明企业引入D&O保险可以有效缓解其投资不足。但是两者的spearman相关系数表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不显著,这可能是没有控制其他变量而导致的。上市年限(Age)、大股东占款比率(Otac)与投资不足(Under I1)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本文有必要控制上述变量。
注:e是模型(1)的残差,表示投资效率;代表投资不足的e取的是残差的原值,而非其绝对值。
注:上三角为spearman相关系数,下三角为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回归分析
在上述基础上,表6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
表6第一列的结果显示,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水平(Under I1)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企业引入D&O保险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从而验证了假设1B。
表6后两列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中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Under I1)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中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Under I1)虽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在D&O保险兜底的情况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由于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面临“软预算约束”,使其更容易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不足的缓解效用更好,从而验证了假设2B。
五、稳健性检验
(一)公司成长性指标的敏感性
注: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
由于公司成长性指标对于估计投资水平很重要,故本文借鉴辛清泉等(2007)和姜付秀等(2009)的方法,用公司销售增长率代替托宾Q来衡量企业成长性,并将其代入模型(1)、 模型(2)。仍然用模型(1)的残差(仍以0为界限分组)来衡量投资效率,回归结果见表7。
从表7中可知,除了变量间关系的显著性水平有些许变化,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二)投资效率指标的敏感性
运用Richardson(2006)模型的残差并将大于0的残差定义为过度投资、将小于0的残差定义为投资不足,这里暗含着一个假定条件:上市公司不存在系统性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否则,运用这一方法来衡量非效率投资水平会出现系统性偏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借鉴辛清泉等(2007)的研究,将模型(1)残差按大小排列后均分成三组,剔除中间组,并将最大值组设定为过度投资组(Over I3),将最小值组设定为投资不足组(Under I3),并取其绝对值作为投资不足水平,然后代入模型(2)。
回归结果见表8:
注: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
由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研究表明,购买D&O保险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是如果本文选择的样本有一定偏差导致内生性问题存在,也会产生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并不是购买的D&O保险直接改善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可能是投资效率高的企业更愿意购买D&O保险。
故本文借鉴王会娟等(2012)的研究方法,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参考以往的文献并考虑D&O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第一阶段构建Probit模型估计上市公司购买D&O保险的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 简称IMR),模型如下:
其中,TAT表示总资产周转率,NOD表示董事会人数, NOS表示监事会人数,MSR表示管理层持股比例,其他变量定义见表2。Heckman第一阶段Probit回归结果见表9。
注:括号中的值是异方差调整后的t检验值。
第二阶段将模型(3)估计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代入模型(2)以修正样本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10。从表10可以看出,除变量关系的显著性水平稍有变化外,假设1B和假设2B均得到了验证,即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
投资是企业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D&O保险的引入能否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以外部监督说、股东利益保护说、信号传递说和管理者风险厌恶说为基础,研究了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一股独大”、“软预算约束”的特点,从产权性质的视角研究了这一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D&O保险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且在国有企业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引入D&O保险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企业购买D&O保险后,保险公司为董事高管的决策失误兜底,消除了董事高管决策的后顾之忧,从而使他们果敢决策。又由于他们的薪酬往往与企业规模正相关, 故其有很大动机通过增加投资来扩大公司规模,从而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购买D&O保险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和股权投资,缓解其融资约束,从而改善投资不足的状况,这与D&O保险的信号传递说和管理者风险厌恶说相符。
注:括号中的值是异方差调整后的t检验值。
上述结果也说明了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购买D&O保险后由于信息透明度较高且面临“软预算约束”,使其更容易获得投资所需资金,从而能更有效地改善其投资不足状况。通过企业成长性指标敏感性和投资效率指标敏感性的检验,D&O保险与投资不足依旧负相关,且在国有企业中两者的关系更显著。同时,本文还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样本选择性偏差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论依旧稳健。
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丰富了D&O保险的相关理论,创新地从产权性质的视角研究了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为现实中企业了解D&O保险的积极作用并购买D&O保险、改善其投资效率提供了借鉴。针对我国D&O保险发展缓慢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完善D&O保险的相关法律,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不同的资本政策,并呼吁企业积极引入D&O保险、完善相关法规和配套设施,使D&O保险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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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性质 篇6
一、保证保险合同性质在机构中认定并不统一
1999年8月,中国保监会《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的复函》(下称保险会复函)中提出:“保证保险是财产保险的一种,是指由作为保证人的保险人为作为被保证人的被保险人向权利人提供担保的一种形式,如果由于被保险人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权利人遭受到了一定的经济损害,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7]48号”《关于'保证保险'业务的批复》中指出:“由于保证保险业务是信用保险业务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一条关于财产保险业务包括信用保险的规定,同意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所属中保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开办'保证保险'业务。由此可见,人民银行对于保证保险的性质,认为应归于财产保险一类。
2000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监字第266号”《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市苏仙区支行与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支公司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复函》中提出:保证保险是由保险人为投保人向被保险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当投保人不能履行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所规定的义务,给被保险人造成一定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承担代为补偿的责任。
由此可见,保监会、人民银行以及最高院对于保证保险法律性质的认定并不统一。并未形成统一观点的局面即在客观上造成了保证保险合同性质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无法确定主流的操作指南,以供今后实践中保证保险合同规范明确指引。
二、当下主要存在的学说
目前在学术界的争鸣焦点无论是对保证保险的保险性还是担保性的论证,对保证保险性质的研究仍有失偏颇,故笔者认为尚有深入探索研究的空间与需要。
国内学术界与实务界关于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问题主要学说有:保证保险“保证说”、保证保险“保险说”、保证保险“二元说”。上述的争论非单纯的学术争鸣,而是引发一系列保险实务问题的根源。
(一)“保证说”认为:
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以保险方式开办的保证业务。其主要依据在于:一般保险仅为双方当事人,但是保证保险合同有三方的当事人,包括金融机构、债务人及其公司。保证保险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具有从属性,此属于保证合同的性质。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是适用担保法解决法律问题。
此观点在法律依据上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指出了保证保险合同具有担保属性。
(二)“保险说”认为:
保证保险应当归于财产保险的范畴,因此保证保险应当适用财产保险的相关规定,即适用保险法来解决,保险人只需要承担在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补偿责任。
(三)保证保险“二元说”认为:保证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具有交叉性,保证保险同时具备保险性和担保性。
笔者认为,“二元说”的理论依据在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在保证保险合同中都是不可分割的重要主题,各自均扮演着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角色,且角色均具有双重性,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的缺失,都会导致理论上研究的不全面。从合同主体入手,依保险性角度观之,保证保险合同的主体是保险人(保险公司),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银行);依担保性角度观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双方主题的关系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保险人(保险公司)是保证人,保险合同中同时包含了债权人与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用非此薄彼的单一“保险说”或者“保证说”没有办法全面的理解保证保险合同中的复杂法律关系。
此理论的法律依据在于:于2003年12月9日,最高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保证保险为保障合同债务人的完全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其具有担保性;当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向投保人追偿,人民法院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时,适用保险法,保险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担保法”。此《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追偿,这实质上保证其中的追偿权问题,折射出保证保险合同中的保证性质。而且,在保险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担保法,这同样体现了保证保险合同的二元化的双重性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属于一种特殊的具有双重性质的财产保险,是以保险形式外观提供的具有内在担保属性的财产保险。
三、司法实践中的处理
那么若承认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保险性和担保性,司法实践中又应当具体操作呢?是应当适用《保险法》还是《担保法》,甚至是《合同法》呢?在实务中的案例当中,探究保证保险的合同性质往往是由于争议中追偿权是否可以行使的问题。倘若合同性质主要定性为保证合同,那么保险公司依法取得向投保人行使追偿权的权利而无须其他的合同约定,若合同性质主要定性为保险合同,未另行约定,则保险公司在赔付后不可行使追偿权。
以《人保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为例,条款规定:被保险人获得保险人给予的保险赔偿的同时,应将其有关追偿权益转让给保险人。该条款即在法律上明确赋予了保险人的追偿权,无需合同另行约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条款是特别条款还是一般条款呢?其是否预示着一般保证合同,在法律上都赋予了保险人的追偿权,而无需合同另行规定呢?其他的一般保证保险合同参照此条款规定,赋予保险人承保后追偿的权利呢?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二元说”更能精准全面的阐述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其能够将保险的二元次性质展露的更为全面、具体。保证保险应当是兼具保险性与担保性的保险,任何非此即彼得单一论都无从全面阐述该保险中的合同主体以及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但是追偿权的行使,应当就具体保证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来进行权衡明确,《人保机动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条款》中有关追偿权的规定,应当视为是保证保险中的特别条款,不能适用所有一般的保证保险合同,不可以比照上述条款规定类推适用一般保证保险合同。
因此,对保证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的分析判断,必须结合具体合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个案中保证保险合同性质的判断,应当以个案中具体合同的约定为切入口。全方位观之,保证保险合同具有二元性的特征是不可否定的,那么最终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由当事人协商所签署的协议加以认定。好比秤砣上一边一个保险性的砝码,一边一个担保性砝码,两者趋于平衡。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中若添加了追偿权的内容,则合同的性质偏向于担保性一侧倾斜,应认为此合同更趋向于保证合同,则保险人有权行使追偿权;同理,若保单中对保险人追偿权未作约定,即减弱了合同中的保证性质,保险人不可享有追偿权。
据此,我国一般保证保险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是今后值得法律人深究的。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各机构规定的不统一,势必会使得保证保险合同性质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保险业和银行业实践操作,也不利于司法实务操作中的统一。因此,保证保险合同性质法律上的明确,是立法机关在今后《保险法》修订中必须着眼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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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韦宜萍.《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法律问题探析》.中国法院网,2012.8.
保险性质 篇7
随着保险行业发展, 保险市场规模日益发展壮大,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中中资保险公司占据90%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到我国保险市场, 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必须拥有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保险行业属于知识资源密集的第三产业, 人力资本成为保险公司经营成败的关键, 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重视人力资本, 注重员工的教育与培养。保险行业与银行、证券等并举成为目前最重要的金融行业, 近几年银行与证券行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均出现了明显上涨, 但保险行业人员工资收入却在金融领域垫底,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员工自身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工作能力等内部因素的原因, 也有我国保险行业目前所处的整体宏观环境的影响, 下面我们通过构建保险行业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模型研究如何影响我国保险行业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因素。人力资本理论奠基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体能、知识和技能, 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医疗保健投资、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和迁移投资等。在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中, 众多学者利用教育年限衡量教育收益率。研究表明, 教育收益率受时间效应的影响。Parish (1984) 算得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收益率为负, 因为改革开放前我国工资主要受工龄影响。赵人伟 (1999) 算得1988年教育收益率为3.8%, 1995年教育收益率为5.9%。李春玲 (2013) 算得2011年教育收益率为11.8%。丁小浩 (2012) 研究发现近10年的教育收益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综合众多学者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众多欧美学者研究表明, 员工收入与员工工作经验呈现倒U型曲线。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 收入会伴随作为人力资本重要因素之一的工作经验而稳步上升, 但到达一定顶峰后收入便开始下降。李春玲 (2003) 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收入随年龄增长呈现右偏的倒U型曲线。魏下海、余玲铮 (2012) 研究发现正规就业与经验年限呈现递增趋势, 非正规就业与经验年限呈现倒U型曲线。田茂茜、虞克明 (2013) 分析发现女性工资收入与经验收益率均低于男性。刘丁蓉 (2013) 利用2003-2007年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近些年众多学者开始关注性别差异对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赵人伟、基斯格里芬 (1994) 研究发现男性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Zhang J、Zhao Y (2004) 研究得出1988年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2.3个百分点, 2001年则高于男性4.8个百分点。陈良焜和鞠高升 (2004) 研究发现1996年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1.8个百分点, 2000年则高于男性3.5个百分点。田茂茜、虞克明 (2013) 研究发现在不同分位数点上男性居民教育收益率均低于女性居民教育收益率2个百分点左右。本文研究出发点为保险公司企业性质对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 忽略性别因素对其影响。目前国内关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收益率与地区、行业和性别的差异方面, 而少有对于中观层面不同行业内部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实证研究。本文选取国内保险市场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性质对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另外对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估算多采用经典分位数回归, 由于普通分位数固有的缺陷导致拟合程度都不高, 这里采用基于MCMC算法的贝叶斯分位数回归, 其优点一是标准差远小于经典分位数回归, 二是贝叶斯估计给出了系数的后验分布密度函数, 便于我们验证假设。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06年年底, 国内保险业“入世”过渡期结束, 国内保险市场基本成型, 本文数据选取2007-2013中国保险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估算人力资本收益率。2007年国内中资保险公司共有59家, 外资保险公司共有43家。其中, 中资产险公司27家, 中资寿险公司30家, 中资再保险公司2家;外资产险公司15家, 外资寿险公司24家, 外资再保险公司4家, 截止到2013年末, 中资保险公司共有82家, 外资保险公司共有51家。其中, 中资产险公司42家, 中资寿险公司37家, 中资再保险公司3家, 外资产险公司21家, 外资寿险公司25家, 外资再保险公司5家。剔除期间新成立公司和数据不全公司, 共选取79家保险公司数据为样本, 其中中资保险公司39家, 中资财险公司23家, 中资寿险公司16家;外资保险公司40家, 外资财险公司15家, 外资寿险公司25家。表1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在明瑟模型中, 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三个变量已得到多个实证研究的验证,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保险行业人力资本收益率, 加入相应变量。国内外关于企业性质的研究表明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员工管理、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工资收入的不同。Smith (1986) 指出不同的所有权结构所选择的激励方式也不相同, 对企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Mayers和Smith (1988) 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各有其自身优势, 这种优势体现在其产品结构上。郑诗韵等 (2013) 对2003-2011企业性质变更的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民营化提高了企业绩效但降低了雇员数量, 而国有化在提高企业绩效的同时也增加了雇员数量;田茂茜、虞克明 (2013) 在对中国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收益率性别差异分析过程中按企业性质划分为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证实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雇员工资收入平均高出7.024%;简必希、宁光杰 (2013) 扩展了mincer方程模型, 按企业性质区分划分个体私营三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两种类型, 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性质对教育异质性影响不显著。孙蓉、王超 (2013) 研究发现外资保险企业在“将风险管理的思维贯穿经营式管理全程并提升战略式管理高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外资保险公司综合经营绩效要优于中资保险公司, 寿险公司经营绩效要优于财险公司。基于此提出改进的明瑟方程:
式 (1) 中, ln (y) 为被解释变量, edu、exp、exp2、pro、eff、manage为解释变量, ε为随机误差项。y表示职工年工资收入;edu代表受教育年限;exp表示经验年限, 工作经验=年龄-受教育年限-7;pro代表企业性质, 目前中国保险企业均为股份制企业,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划分标准按照其所有权性质可将其划分为中资和外资两种, 其中中资为0, 外资为1;eff代表员工工作能力, 用保费收入计量;manage表示企业经营差异, 人寿公司为0, 财险公司为1。在方程 (1) 中求edu的偏导数即为教育收益率:
可以看出教育收益率就是edu的系数, 同理β4、β5、β6为企业性质差异收益率、工作能力收益率和经营差异收益率。教育收益率的公式为
从中可以看出经验收益率不是一个简单的系数而变为经验年限的线性函数, 这是因为经验收益率不像教育收益率那样是固定, 而是随经验年限的增加而变化。
三、实证分析
(一) 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表2给出了eviews回归结果,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中国保险行业教育收益率为12.13%, 高于李春玲 (2013) 调查算得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外资保险公司人力资本收益率要高于中资保险公司13.9个百分点 (从后面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这种简单回归结果的缺陷) , 要低于孙蓉、王超 (2013) 的结论。另外财险公司人力资本收益率要高于人寿保险公司49.6个百分点, 与孙蓉、王超 (2013) 所说的寿险公司经营绩效要优于财险公司的结论有悖。最小二乘法估算模型的收益率都是平均收益率, 无法体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差异, 下面我们对结果进行普通分位数回归。
(二) 普通分位数回归
普通分位数回归是现阶段进行人力资本收益率估算普遍采用的回归方法, 表3给出了普通分位数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有多个分位点回归结果未通过t检验。下面我们进行基于MCMC算法的贝叶斯分位数回归, 并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作比较。
(三) 基于MCMC算法的贝叶斯分位数回归
(1) 贝叶斯分位数回归介绍。贝叶斯分位数回归推断模型最早由Yu和Moyeed (2011) 提出解决办法, 贝叶斯分位数回归区别于经典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地方在于模型中引入非对称的Laplace分布, 以Laplace分布估算分位数回归模型中的 (随机误差项) 概率分布, 通过贝叶斯后验分布计算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极大似然函数。服从Laplace分布的ξ的概率密度函数如 (4) , 上述公式简写ξ~ALD (μ, σ, τ) , 在Laplace分布中, 位置参数μ就是随机变量的分位数, 且Laplace分布可以进行线性运算, 这就为进行贝叶斯分位数估计提供了可行性条件。
经典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如 (5) , Koenker (2005) 作出βτ的估计:, 根据贝叶斯推断假设在 (6) 中εi独立且同分布与ALD (0, σ, τ) , 那么yi~ALD (Xiβτ, , σ, τ) , 在给定已知样本数据y= (y1, y2, …, yn) 的情况下, 其似然函数为:, 根据贝叶斯定理可知其联合先验分布为π (βτ, σ) =π (βτ) π (σ) , 联合后验分布为π (βτ, σ|y) αL (y|βτ, σ) π (βτ) π (σ) 。Yu、Kerm和Zhang (2005) 利用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数据利用MCMC算法计算分析了英国男性居民人力资本收益率部门差异, 借鉴其研究方法下面对我国保险行业人力资本收益率区分企业性质进行回归分析。
(2) 贝叶斯分位数回归。利用Win Bu Gs14软件Doodle建模如图1, 将全部样本导入, 模拟20000次, 剔除前10000次, 保留后10000次结果 (向量估计值取后验分布均值) 如表4所示, 图2是历史轨迹图。将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结果表与普通最小二乘法结果表3对比可以发现贝叶斯估计结果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相似度极高, 但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的标准差要远小于经典分位数回归, 贝叶斯分位数回归在多次拟合情况下多数通过检验。贝叶斯分位数估计优于经典分位数回归还在于其提供了解释变量的后验分布函数, 这为我们检验假设提供了便利。图3给出了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系数后验分布核密度估计图, 分析表4和图3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教育收益率。图3中的beta[1]曲线给出了教育收益率的贝叶斯回归结果, 伴随分位点增加教育收益率先下降, 然后出现一段平滑曲线, 最后有所上升。与田茂茜、虞克明 (2013) 的倒U型曲线相反, 与刘生龙 (2008) 的逐渐下降趋势不同。在保险销售行业, 低收入员工的教育收益率最高, 在0.1分位点为17%, 表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 (2) 经验收益率。从图3系数beta[2]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经验年限收益率呈现右偏的U型曲线, 这并未考虑经验年限增加对于经验收益率的影响。对于低收入保险销售人员经验的积累会显著增加其工资收入, 而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这种经验收益率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但对于0.8以上分位点经验收益率会出现反弹, 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员工进入到管理阶层引起的组织结构变化带来的工资收入增加。魏下海、余玲铮 (2012) 区分了正规与非正规就业的年平均工资与其工作经验的关系, 研究发现正规就业工作经验年限与收入呈单调递增关系, 而非正规就业群体工资收入与工作经验年限呈现倒U型曲线, 回归结果显示12年工作经验教育收益率最高。上述研究样本选择为全国城镇居民, 利用本文选取的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工资收入与经验年限的贝叶斯分位数回归结果, 加入经验年限对于经验收益率的影响, 绘制了工作经验年限与经验收益率的关系图, 如图4。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0.1-0.4分位点上经验收益率与工作经验年限呈现单调递增趋势, 这表明在低收入的保险销售人员中,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 工作经验的积累, 相应的工作能力增强, 工作收入会相应提高。但在0.5-0.9分位数的人群中, 却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 表明在保险行业的中高收入群体中, 经验收益率没有随工作经验年限的增加而增加。 (3) 企业性质差异收益率、工作能力收益率与经营差异收益率。从图3系数beta[4]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企业性质对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可以看到在0.5分位数一下为负值, 这表明在中低收入群体中中资保险公司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要大于外资保险公司;在0.5分位数以上为正值, 这表明在高收入人群中外资保险公司人力资本收益率要高于中资保险公司。系数beta给出了工作能力收益率, 呈下降趋势, 在低收入水平每增加一笔保单可以显著提高其工资收入, 对于中层收入水平员工来说这种工作能力收益率并不高, 而对于高收入群体工作能力收益率则稍微上升, 表明保险行业中低收入群体个人绩效是决定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系数beta给出了保险公司经营险种对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 可以看到beta围绕0.5上下波动, 表明财险公司人力资本收益率明显高于寿险公司。
(四) 区分企业性质人力资本收益率贝叶斯分位数回归
将所有样本按照中资外资分别进行贝叶斯分位数回归, 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 教育收益率。通过表5、表6和图5可以看出, 中资企业的教育收益率为平缓的U型曲线, 外资保险公司为缓慢下降趋势, 低收入群体教育收益率最高, 其中中资企业在0.1分位点处为14.3%, 外资企业在0.1分位点处为19.7%, 中资保险公司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外资保险公司, 外资保险公司中等收入群体教育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资保险公司, 对于保险行业的低收入员工提高受教育年限可以有效缩小与高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整体来说, 外资保险公司教育收益率平均高于中资企业4个百分点左右, 说明外资保险公司教育收益率整体高于中资企业。 (2) 经验收益率。通过图5可以看出, 在不考虑经验年限对于经验收益率的影响下, 中资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的回归结果很相似。对于中资保险而言, 随收入分位点的增加经验收益率不断下降, 在0.8分位点以后反弹上升。在中资保险公司中, 0.8分位点以上高收入群体随工作年限的增加经验收益率也递增, 呈现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0.9分位线呈现快速递增趋势, 这一现象导致保险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低收入者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经验收益率会降低, 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经验的增长而有相应幅度增加, 呈现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基本一致, 但经验收益率要低于中资保险公司, 只有0.9分位点的经验收益率高于中资保险公司。 (3) 工作能力收益率。图5中的beta给出了工作能力与工资收入的关系。保险公司衡量员工工作能力的核心指标是保费收入, 所以选用保费收入替代工作能力指标。在0.5分位点以下外资保险公司的工作能力收益率低于中资保险公司, 而在0.5分位点以上中资保险公司要低于外资保险公司。在中资企业中, 0.5以上的分位点工作能力收益率几乎为0, 说明中资企业中的业绩考核对于中高收入者工资收入影响已经不大;外资企业中0.5分位点以上工作能力收益率不断上升, 说明外资企业中的业绩考核对于中高收入者工资收入影响很大。 (4) 图5中的beta给出了经营产品对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 结果与图3中的基本一致, 说明财险公司要高于寿险公司50个百分点左右。
注:括号内为后验标准差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