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性质（精选10篇）
责任性质 篇1
“代驾”的种类有很多, 根据是否有偿可分为有偿代驾和无偿代驾;根据提供主体不同可以分为自然人代驾, 酒店、宾馆提供代驾还有代驾公司提供的代驾。本文所探讨的代驾关系仅从代驾公司提供的有偿代驾服务为视角来进行分析。
一、我国首例涉代驾软件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潘先生 (车主) 在一饭店吃饭后通过亿心宜行公司运行的“e代驾”软件联系了代驾服务, 司机赵先生与其签订了代驾服务协议。但在车驾驶不久后, 撞倒了骑电瓶车的陶老伯, 致其十级伤残, 而机动车一方负全责。陶老伯为此花费很大一笔医药费, 在索赔不顺的情况下, 将车主、司机、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经审理,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法院将亿心宜行追加为被告, 并认为司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 应由亿心宜行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陶老伯医药费等12.66万余元的费用可在交强险限额内足额赔付, 无需亿心宜行公司再支付;对于不属保险责任范围的律师代理费等3716元, 判决由亿心宜行公司全额赔偿。
二、代驾合同的法律特征和法律性质
(一) 代驾合同的法律特征
代驾公司提供的代驾, 是指被代驾人自行联系代驾公司, 委托其提供代驾服务, 由代驾人将被代驾人及其车辆驾驶至指定地点, 并收取一定费用。代驾服务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 代驾服务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
在代驾合同中, 代驾人负有将被代驾人及其车辆安全送至指定地点的义务, 而被代驾人有支付服务费用的义务, 所以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双务、有偿的合同。
2. 代驾服务合同是一种诺诚、无名合同
代驾服务合同自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即成立, 不以一方履行义务为条件, 双方的驾驶行为和付款行为仅为合同履行的内容, 属于诺诚合同。此外, 作为一种新兴事物, 《合同法》分则中并没有将代驾合同类型化也没有针对此种合同的相关规则, 所以属于无名合同。
3. 代驾服务合同是格式合同
一般合同的成立都要经过要约、反要约、承诺的过程, 在双方达成合意时成立, 而代驾服务合同是由代驾公司单方提前制定好的, 被代驾人只许签字确认即可。代驾合同是可以反复适用的, 属于格式合同。
(二) 代驾服务合同的法律性质
对于代驾服务合同的性质, 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 主要有:雇佣合同说、承揽合同说和委托合同说,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即委托合同说。
首先, 我认为其不属于雇佣合同关系。雇佣合同的双方一般为自然人, 雇佣合同的标的为劳动行为, 只要受雇人按照雇主要求完成工作内容即可, 一般无需承担风险。但是在代驾关系中, 代驾公司除提供驾驶服务外还要保证代驾人具有驾驶资格, 保障驾驶安全, 代驾人独立操作不受被代驾人约束;另外代驾公司还要承担因交通事故等原因存在可能的法律责任。
其次, 代驾合同亦非承揽合同关系。在承揽合同中, 定作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是取得一定工作成果, 而非工作过程, 代驾行为属于只有“服务过程”而没有成果需要交付的行为, 所以不属于承揽合同关系。
最后, 笔者认为代驾合同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 委托人支付约定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委托合同是以处理委托事务为标的的合同, 而在代驾合同关系中, 就是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将其车辆驾驶至指定地点, 代驾人安全将车辆驾驶至目的地时, 委托事项即终止。
三、代驾发生交通责任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 代驾人与被代驾人之间
《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 在代驾法律关系中发生交通事故应由代驾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代驾人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责任即可。
(二) 代驾人与代驾公司之间
《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代驾人与代驾公司之间属于用工关系, 所以代驾公司应就代驾人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 在代驾关系中保险公司的责任
代驾中的交通事故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车主购买的商业险如第三者责任险是得不到赔付的。因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保险责任中规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 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 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 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负责赔偿。”, 而代驾关系中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者是代驾公司而不是被保险人 (一般为车主) , 所以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陈新义.酒后代驾服务研究[J].中国商界, 2011 (10) .
责任性质 篇2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传时间:2002-12-
3原告：某市储运公司
被告：某市商行
（一）案情
被告（商行）与原告（储运公司）曾于1998年4月3日订立一份仓储保管合同，由原告为被告保管布料、旧行车等物，该合同应于1999年5月30日终止。在该合同终止以前（1999年4月30日），被告提出其50辆自行车因无处堆放，在合同到期后继续在原告处放存半年，为此被告向原告多支付保管费1000元。原告表示同意。1999年7月15日，被告与原告又订立了一份仓储保管合同，合同规定，由原告为被告保管衣服、布料等物品，时间为一年，从1999年9月1日至2000年9月1日，保管费为3.5万元。合同并规定：“任何一方违约，应按保管费的3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并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合同订立后，原告即开始清理其两个仓库，并拒绝了有关单位要求为其保管货物的请求。同年9月4日，原告突然接到被告的通知，称其原定需保管的部分衣服、布料，因为他人没有供货，因此不能交给原告保管。另有部分货物因其租到了仓位，不再需要原告保管。原告提出如解除合同，则应支付全部保管费并应支付违约金；否则原告将扣留被告先前寄存的50辆自行车。被告认为，原告的要求极不合理。双方因不能达成协议，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全部保管费，并支付违约金。
（二）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本案在审理中，法院内部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双方在订立第二份保管合同以后，原告严格履行了保管合同的义务，而被告单方面违约，当然应向原告支付保管费和违约金。如果被告不承担这些责任，原告有权留置被告先前存放的自行车。
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是有合法依据的，但不能留置被告先前寄存的自行车。
第三种观点认为：原告的要求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仓储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而非诺成合同。被告没有交付需保管的物品，则合同并没有成立，因此被告的行为也没有构成违约，自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也不能交付保管费。
（三）作者的观点
1．仓储保管合同的性质
本案实际上涉及到两个仓储保管合同关系。第一份合同是原告为被告保管布料、自行车等的合同，该合同本应于1999年5月30日终止，但在1999年4月30日，双方达成协议，由原告在合同到期以后，继续为被告保管50辆自行车，这样双方已变更了合同的期限条款。该合同也并未履行完毕，也没有终止。1999年7月15日，双方又订立了另一份仓储保管合同。合同订立后，原告确实为履行该合同作了认真的准备，并拒绝了有关单位要求其保管货物的请求，但被告因为多种原因而提出不能将其物品交给原告保管，为此发生争议，显然被 1
告是有过错的。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支付保管费和违约金，其请求的前提是：合同已成立并生效，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而被告则提出，因合同并未成立，所以其行为就谈不上违约。这样我们首先需讨论，第二份仓储保管合同是否成立并已生效。而要明确这一问题，则又要讨论仓储保管合同究竟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
所谓保管合同，是指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所谓仓储保管合同，也称为仓储合同，是指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它是保管合同的一种类型。在仓储保管合同中，保管方通常都是专门从事仓储保管业务的法人，其提供仓储保管服务将收取一定的费用，因而此类合同通常是有偿合同，这是仓储保管合同与一般保管合同的不同之处。
仓储保管合同究竟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对此，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仓储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所谓实践合同，也称为“要物合同”，是指除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需要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也就是说，此类合同仅凭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还不能成立，还需要实际交付标的物，才能使合同实际成立并生效。按照这一观点，在本案中，尽管原告、被告双方达成书面仓储保管合同，但因为被告并未实际交付寄存的货物，因而合同并未成立，被告亦不承担违约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仓储保管合同为诺成性合同。所谓诺成合同，又称“不要物合同”，是指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就能成立的合同。根据这一观点，既然原告、被告双方已订立了书面的仓储保管合同，因此，合同从双方达成协议之日起就已经成立。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的规定，均应承担违约责任。而被告未交付寄存的货物，显然应负违约责任。在以上两种观点中，我赞成第二种观点。
从表面上看，由于当事人订立保管合同的目的，在于一方将货物交给另一方保管。如果寄托人不实际交付寄存的货物，保管人的保管义务难以确定。但实际上对于仓储保管合同来说，其与一般保管合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旦合同订立，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就已确定。对寄存人来说，应当负有及时交付规定的寄存物品的义务。如提前交付或因毁约而不交付物品，均会给保管人造成损害。对于保管人来说，其在合同订立以后，就应当从事各有种履约准备以保证按时为他人堆藏和保管货物，如果等到寄托人交付物品时，保管人仍不能为寄托人提供必要的场所，或者提供的场所不符合合同的规定，因此造成寄存人的损失，甚至使寄存人的货物因无处堆放而造成毁损灭失，保管人当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认为仓储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则只有在保管人实际接受了货物以后，合同才能成立，保管人才应对寄存人负责，而对于因其不提供规定的场所，致使货物不能入库而造成货物的毁损灭失，保管人也不负责任，这显然对寄存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正是由于对仓储保管合同来说，只有使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成立以后就受到合同的拘束，才能保障当事人双方正确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从而实现合同的目的。所以，仓储保管合同必须是诺成合同，而不应是实践合同。对于一般保管合同，如小件寄存合同，则必须要等到标的物实际交付以后，保管人的保管义务才能确立。在此之前，寄存人不交付保管的物品，保管人一般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害。特别是由于保管的物品大都是零星的小件物品，所以在实践中一般不会事先约定，即使有约定，一般不会发生保管人因场所挤占而拒绝提供保管场所的情况，即使发生此种情况，一般也不会给寄存人造成较大的损害，所以这类合同无须规定为诺成合同，而应定为实践合同。所以我国《合同法》第367条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
同时第382条规定：“仓储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2．关于履行不能的问题
如果将仓储保管合同作为诺成合同而不是实践合同对待，那么原告、被告双方在1999年7月15日订立的仓储保管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被告不按合同规定交付寄存的标的物，显然已构成违约，并应负违约责任。不过被告在发给原告的通知中，就其不交付保管物品的问题，提供了两点原因：一是原定需保管的部分衣服、布料因为他人没有供货，因此不能交给原告保管；二是其余部分因其觅到了其他仓位，因而也不需租用原告仓库。第二点理由显然是毫无道理的。那么，第一点理由是否成立并可以使被告减轻甚至免除责任呢？这就涉及到对履行不能的认识问题。
按照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学说，履行不能分为两类：一是自始不能，二是嗣后不能。自始不能决定着合同是否成立和有效的问题，而嗣后不能则关涉债务履行及违约问题，即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若发生嗣后不能，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情形以外，就涉及到违约及承担责任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与民法理论一般认为：如果确因不可抗力而造成履行不能，合同将被解除，当事人应被完全免除责任；如果是因为债务人的过错而造成履行不能，债务人若不能继续履行义务，则发生债不履行的责任，债务人虽被免除继续履行的义务，但要承担债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在此情况下，债务人的行为已构成不履行。如果是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造成暂时不能时，则在不能的原因除去以后，债务人仍能履行债务的，构成履行迟延问题，债务人应负迟延履行的责任。除非债务履行因对债权人已无利益而为债权人所拒绝，则债务人仍不能免除其履行义务。所以，此种情况属于债务迟延履行的范围。如果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部分不能履行，可按照部分履行处理。如果一部分发生履行不能，另一部分能继续履行的，债权人可要求就能够履行的部分继续履行，而就不能履行的部分要求损害赔偿或承担其他责任。在本案中，原告称其原定需保管的衣料因他人未供货而无需保管，确实构成了部分履行不能，在被告没有接收到这些物品的情况下，仍要被告交付它们给原告保管，显然不合理，因此，因部分履行不能可以使其能被免除部分合同义务，但是否可以使被告免除部分责任呢？这就要看对部分履行不能的发生，被告是否具有过错。如果确无过错，被告可以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免责，也可以根据情事变更而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如果具有过错，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我认为，被告的过错是存在的。因为第三人不向被告供货，可能是因为被告的原因造成的（如被告不付款），即使是因为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履行不能，那么被告也应首先向原告承担责任，然后再向第三人追偿，而不能由原告承担全部损失。
3．关于被告能否行使留置权的问题
原告针对被告的违约，提出如被告要解除合同，则应支付全部保管费和违约金，否则将扣留其先前寄存的50辆自行车。按照原告的理解，如被告不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它完全有理由行使留置权。我认为原告行使留置权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所谓留置权，依据《民法通则》第87条的规定，是指按照合同约定一方占有对方的财产，对方不按照合同给付应付款项超过约定期限的，占有人有权留置该财产，依照法律的规定以留置财产折价或者以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据此可见，留置权行使的一个重要要件是，留置的标的物应与债权有关联关系。所谓关联关系，就是指债权人是按某一合同占有债务人的财产，而债务人没
有履行该合同，债权债务及债权人对标的物占有的取得，都是根据同一合同而发生和取得的。如果不是同一合同关系，则不能行使留置权。从本案来看，原告、被告双方先订立了一份合同，原告是基于第一份合同而占有被告存放的50辆自行车，在第一份合同中双方均不存在着违约现象。第二份合同中，因被告的过错致使合同未能履行，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在被告不承担违反第二份合同的责任的情况下，留置根据第一份合同而占有的财产。由于原告占有的财产与第二份合同产生的债权不存在关联关系，所以原告不能对50辆自行车行使留置权。
4．关于被告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如解除合同，应支付3.5万元保管费。这一要求是否合理也值得探讨。诚然，在被告不交付其应寄存的货物，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原告遭受的最大损失就是不能获得根据合同所能取得的保管费，但这些损失不应都要由被告赔偿。一方面，从本案来看，合同规定的保管期限是一年，时间从1999年9月1日至2000年9月1日，而被告提出解约时间是1999年9月4日，如果加上诉讼时间，也不足半年，因此原告至少在半年时间内，其仓库是空闲的，可以为他人寄存货物，从损益相抵的规则考虑，在要求被告赔偿保管费时，应当适当扣除原告在半年时间内为他人保管货物所获得的收益。对本应可以获得的保管费，因原告的过错而怠于取得，则此种利益应当从损失中扣除。另一方面，在考虑保管费的损失时，还应当注意到，由于被告不将货物存放在原告处，使原告不再因此支付有关保管人员的工资费用，入库出库等运输搬迁费用，这些费用也应适当扣除。所以，原告只能获得部分而不是全部保管费。
原告因被告单方面违约，使其遭受其他财产损失，如清理两个仓库的费用、仓库闲置的损失等，原告在要求被告支付保管费的同时，能否要求被告赔偿这些损失。我认为，如果原告要求支付保管费，就不应再要被告赔偿上述损失，因为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受害人就可依照合同本来应该获得的可得利益要求赔偿，但这些可得利益必须是纯利润，而不应包括为取得这些利益所支付的费用，在本案中，原告之所以在1999年9月1日之前要清理两个仓库并拒绝其他单位为其保管货物的请求，目的在于为履行作准备，换言之，原告支付上述费用和遭受损失，是其取得保管费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这些支出的费用或损失，完全可以通过保管费的取得而获得补偿，这样，原告要获得保管费，就不能主张上述费用的损失，而要主张费用的损失，就不能主张保管费，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
关于原告请求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合同规定，任何一方违约，应按保管费的3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具体为35000×30％＝10500（元），原告能否请求该笔违约金，直接涉及到对违约金性质的认定问题。如果认为违约金在性质上是补偿性的，则在原告已获得部分保管费的情况下，就不应再主张违约金；如果认为违约金在性质上是惩罚性的，那么，原告在获得保管费以后，还可以获得上述违约金。我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只有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就一般而言，违约金只是补偿性违约金，但并未禁止当事人特别约定惩罚性违约金。本案中，当事人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按保管费的3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并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其目的并非补偿损失，而在于惩罚违约行为，其性质是一种惩罚性违约金。被告在合同订立以后，又租用他人仓位存货，并向原告提出毁约，其过错是较为重大的，应可以适用惩罚性违约金条款。
责任性质 篇3
关键词：职责；无过错责任；连带责任；
一、监护的性质
民法上，监护是指为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设立监督保护人的一项制度，其中所设立的监督保护人叫监护人，被保护的人叫被监护人。我国的立法中，仅设立了监护制度和监护人的民事侵权责任。一方面，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地进行民事活动，从而也就无法主动地以自己的行为去为自己取得权利、设定义务。民法通过设立监护制度，由监护人代其进行民事活动，有利于满足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监护人实际上就是被监护人各项活动的管理人。通过监护人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约束，从而达到避免被监护人实施不法行为，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
对于监护的性质问题，学界观点并不统一。持“监护权利说”的学者认为，监护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只有从性质上把监护视为权利，才能使监护人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利，实现监护的目的。其中有部分的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8条第2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也就意味着民法中的监护即为监护人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持“监护职责说”的学者们监护不是一种权利，而是监护人的一种职责，监护的内容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各种权益，而不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支配的权利。同样在《民法通则》的第18条中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说明我国民法设立监护制度，纯粹是为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排除了监护人借监护来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行为。王利明老师认为，监护在性质上并不是权利，虽然在监护关系中监护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监护在性质上就是权利。从实践来看，监护制度往往更强调监护人的责任，而常常忽略监护人的某些权利，例如监护人请求适当报酬的权利等。这也就出现了对于一些精神病人无人愿意承担其监护职责的现象。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监护关系的设立不应该附带任何条件，监护人不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決定是否履行其监护职责，只要监护不履行监护职责，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监护在本质上是一种职责，而非纯粹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18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正是认为监护在性质上是职责的观点。
二、监护人的民事侵权民事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2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以强调民法对权利的救济和补偿功能。致人损害的行为人，无论其是否具有行为能力，不影响受害人的赔偿请求的成立。鉴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监护人的侵权民事责任主要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被监护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侵权的，监护人对此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对其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含义是：无论监护人有无过错，只要被监护人构成侵权，监护人就要承担责任。依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完全行为能力人就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无其他免责事由。
第二，监护人的责任并不是绝对不可减轻的。对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但是如何才能够证明监护人确实已经尽到监护职责了呢？一般来说，认定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应该采用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即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必须做到谨慎、合理，积极履行其监护人义务，尽可能地防止损害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确已尽到监护职责，从而应当减轻民事责任。
第三，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的前提是致人损害的被监护人没有自己的财产。因为行为人没有自己的财产，所以对其所造成的侵害及损失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只有让监护人承担责任才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合理的补偿。如果行为人具有自己的独立财产，那么监护人将不负或者仅负适当的责任。对于此观点，《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均作了“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的规定。但《民法通则》又规定了单位担任责任人的除外。对此这一点，《侵权责任法》重新作了规定，废除该但书部分。
三、代管人的监护责任
对监护人将被监护人委托他人代管，在代管期间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应该由谁来负赔偿责任，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被监护人已经被委托给代管人，监护职责也随之而转给代管人，被监护人在此期间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理应归代管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因为代管人不等于监护人，在代管期间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不能因为监护人的委托行为而免除其责任。相反，如果因此而免除监护人的责任，那么容易造成监护人的职责意识丧失，有意推辞自身责任，通过委托行为将自身职责推卸给第三人，不利于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权益的保护。
浅析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性质 篇4
一、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性质
登记行为可分为权利人向登记机关提出登记申请的行为和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事项审查登记的行为, 前者是民事主体的私法行为没有争议, 关于后者行为的性质问题, 理论界提出了三种学说:
一是公法说“它体现了国家对不动产物权关系的干预, 干预旨在明晰各种不动产物权, 依法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私法说, 认为登记机关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登记也是私法行为。此种学说认为登记行为是私法上的民事行为, 是完成不动产物权变更的必经程序, 登记的作用与动产交付的作用相当。
三是证明说, 认为房屋产权管理机关的职责也只是审查买卖双方是否具备办证 (交付) 条件, 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本身也只是对买卖双方履行买卖合同的结果确认行为, 而不是批准行为。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国家登记机关对物权变动的登记正是属于行政确认登记的一种形态。
还有持混合观点的学者, 如王利明提出:“通说认为, 登记应当是一种民事行为, 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一方面, 登记具有民事行为的属性, 另一方面, 登记又具有行政行为或行政活动的性质。”
笔者赞成第二种学说即私法行为说, 认为不动产登记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 理由如下:
第一, 不动产登记行为源于登记申请人的请求行为, 该申请权及所为的意思表示当为民事领域范围, 是否申请登记以及具体的登记内容都是由当事人自主决定的, 体现了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
第二, 登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物权的变动。登记行为帮助民事主体落实了法律预定的不动产变动规则, 从而使当事人能够顺利地实现其私法上的目的。民事主体的不当登记行为, 所导致也主要应该是民法上的不利后果, 只要其不损害公共利益, 就不应该招致公法上的制裁。
第三, 就登记的效果而言, 登记主要产生私法上的效果。登记作为一种物权行为, 其所产生的直接目的便是引起不动产物权的变动。
第四, 登记的法律依据是《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 而《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的性质就是民法和私法, 是为了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的法律。
二、不动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的性质
(一) 不动产登记赔偿的性质认定
我国《物权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关于登记机构的这种赔偿责任的性质, 是一种完全的民事赔偿还是国家赔偿, 理论和实务界对此亦有争议。有人主张, 不动产属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为, 此种公权力的赋予和行使是为了对不动产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消灭进行干预, 旨在明晰不动产物权的权利状况, 避免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 故而登记应符合这一目标。假使登记因工作人员的错误而未真正明晰不动产的权利状况, 使权利人遭受损失的, 权利有权提出行政诉讼, 获得国家赔偿。另有人认为, 我国目前不动产登记机构虽为行政机构, 但不动产登记行为本质上是民事行为, 而非行政行为。因不动产登记错误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是民事侵权责任, 而非国家赔偿责任。因不动产登记错误要求赔偿而启动的诉讼程序应是民事诉讼, 而非行政诉讼。
赔偿责任的性质关系到诉讼模式的选择和赔偿范围的大小, 因此界定这种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还是民事赔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 登记机构的这种赔偿责任应当属于民事侵权责任, 理由如下:
第一, 如前文所述, 不动产登记是一种民事行为, 那么其产生的法律责任理应属于民事责任。
第二, 依据《物权法》第21条第二款的表述, 法条中并未提到过错和是否违法, 也就是说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并非源于其行为违法性和过错, 因此可以认定《物权法》对此采取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恰恰是民事责任的一种, 因此应将其认定为民事责任。
第三, 就制度衔接上而言, 《物权法》第21条的规定中有如下表述:“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由于其中涉及“追偿”的问题, 此时若将其定性为“国家赔偿”, 则无“追偿”的依据, 与法条明文不符。这里的“追偿”制度衔接, 只有在“无过错责任”“民事责任”的解释体系下才是可行之举。
第四, 《物权法》作为我国民法基本法, 该法规定的赔偿责任从逻辑上自然属于民事责任性质。
第五, 国家赔偿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即法无明文规定不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关于不动产登记错误的损害赔偿责任, 对受害人依照国家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不动产登记机关这种赔偿责任显然不是国家赔偿责任。
(二) 不动产登记赔偿的诉讼模式
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诉讼模式, 不外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赔偿程序是赔偿责任实现的过程, 也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和救济的途径, 因此赔偿程序的设置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受害人的权利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笔者综合各方面分析, 认为民事诉讼模式更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原因如下:
第一, 不动产错误登记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显然不是国家公法行为, 而是典型的职务侵权, 因此登记机关的赔偿本质上应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152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 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承担民事责任, 则理应使用民事诉讼来进行救济。
第二, 不动产登记是为私法服务并附着于私法的行为, 且发生的后果也是私法上的效果的民事行为, 前文己有分析, 在此不作赘述。既然它是一个服务行为而非行政管理行为, 那么登记错误后的赔偿责任性质也应为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其请求权基础是债权请求权。
第三, 从各国立法的经验来看, 即便将赔偿定义为国家赔偿也是将国家赔偿作为特殊的民事侵权赔偿来看待的。比如, 日本的司法判例多认为, 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性质为私法性质的请求权。奥地利的国家赔偿诉讼与一般的民事赔偿诉讼一样, 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再将适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进行比较:
其一, 在不动产登记领域, 采用行政诉讼的方式,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纠纷, 在此与民事诉讼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第一种情形是, 登记机关的确有违法行为的存在, 或者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共同违法行为, 此时行政诉讼就会撤销房地产权证或者确认房地产权证违法或无效。但行政诉讼无权审查决定财产归属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合法有效, 要解决房屋的归属争议还得回到民事诉讼中去;第二种情形就是, 若登记错误是因为申请人自身的关系, 而登记机关并无违法行为, 那么结果就是, 如果法院经审理查明登记机构依法履行了各项审查职责, 即使原告能证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不是真正的权利人, 法院也不能认定登记行为违法。此时行政判决就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这就使登记的瑕疵无法实现救济, 真正的权利人还是只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来确权, 然后再进行异议登记或更正登记。如此两种情形下都必须采取“先行后民”的方式来进行权利救济, 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其二, 从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的角度来看, 为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适用侵权责任相关制度优于适用国家赔偿相关制度, 因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违法原则, 即国家赔偿以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行为违法为前提, 如果不违法, 即使给他人权益造成损害, 也不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其次, 国家赔偿的范围有限, 一般比民事赔偿窄。一般的情况下, 对任何受损的民事合法权益要求赔偿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而在《国家赔偿法》中, 不仅规定了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情形, 还列举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9种情形。并且根据《国家赔偿法》之规定仅赔偿受害人的直接损失, 不赔偿间接损失。但对于哪些损失属于间接损失, 却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 间接损失的范围完全由法官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习惯认定。尤其是不动产登记错误领域, 往往价值巨大且是一般民众最重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若是受到了侵害却远远不足以弥补其损失的话, 其伤害可想而知, 如果采用国家赔偿的低赔偿标准, 受害人所受损失将十分巨大。这有悖于法律追求的公平理念, 违背了不动产登记制度设立是为了保障人民私权的初衷。只有民事赔偿称得上是完全的赔偿责任, 比国家赔偿更合适物权法领域, 能更好地保护私权利。
其三, 从时效上来看, 《国家赔偿法》第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构提出”。依照此规定中的“应当”意思来理解, 即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构提出赔偿, 如果赔偿义务机构逾期不做出赔偿决定或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 请求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也即是所谓的先行处理原则。再者, 《国家赔偿法》第23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 自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根据此规定, 赔偿请求权消灭时效自“确认”之日起计算, 而确认的途径之一就是赔偿义务机构自行确认, 如果行政机关一直不确认, 那么受害人就更难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赔偿, 或者使索赔之路变得更为漫长而没有效率。反观《民法通则》, 一般的诉讼时效为2年, 特别诉讼时效的期限为1年。诉讼时效期间从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这样的规定也使受害人行使自己的索赔权利变得更加简易, 直接提起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被“确认”和对相关机构先申请。由此可见, 无论是从性质来讲, 还是从救济途径来讲, 不动产登记赔偿性质定义为民事侵权赔偿是优于国家赔偿的。
综上所述, 不动产登记行为因为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 与之相对应的, 基于对《物权法》第21条以及相关理论的分析也应当将登记机构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定性为民事责任而非国家赔偿, 进而通过在权利救济方面的剖析亦可知, 采取直接民事诉讼的模式来进行救济无论从公平还是效益来考量都更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物权法》规定因不动产错误登记造成的损失, 登记机关应当承当赔偿责任, 但对于该责任的性质却没有给出具体的界定。学界亦存在国家赔偿责任说和民事责任说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将之认定为民事责任, 采用民事诉讼模式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更为合理, 文章将对此作出分析, 旨在对明确不动产登记赔偿性质、完善不动产错误登记救济制度有所裨益。
关键词：不动产登记,错误登记,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 2004:203.
[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 1998:119.
[3]于海涌, 丁南.民法物权[M].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32.
责任性质 篇5
◇ 侯春雷
银行卡交易中识别伪卡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一直是理论与实务中讨论的热点与难点。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往往忽略了对银行卡的性质进行分析。银行卡的性质恰恰是对银行卡纠纷进行研究的门槛，是分配当事人识别伪卡的民事责任的关键所在。
银行卡的法律性质与作用
１.银行卡的概念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银行卡指由商业银行等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它将银行卡归属于“信用支付工具”，还有人将银行卡定义为“信用凭证”。但是，银行卡的功能十分繁多，而且在不断发展中，任何从功能角度对其进行限定的，均有所偏颇。因此，将其直接归属于“卡片”或“工具”较为妥当。根据以下对银行卡法律性质的分析，本文认为：银行卡是指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发卡人向持卡人发行的，接入发卡人为持卡人开立的资金账户，实现发卡人与持卡人约定功能的卡片。
２.银行卡的法律性质 从民法的角度看，银行卡有以下几个特征：（1）持卡人部分信息的物理载体。无论是磁条卡还是芯片卡，银行卡的重要的物理功能在于保存持卡人以及持卡人账户信息的载体。（2）实现银行卡合同功能的工具或凭证。使用银行卡的意义在于实现双方约定的功能，而银行卡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实物的银行卡。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银行储蓄卡是否属于银行结算凭证问题的复函》也认为，银行储蓄卡可以视同银行存单将其界定为银行结算凭证。（3）银行卡合同的证明。发卡人与持卡人订立的银行卡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虽然银行卡本身并未显示多少银行卡合同的内容，但银行卡足以证明发卡人与持卡人之间存在一份银行卡合同。（4）银行卡账户内债权债务余额的初步证明。银行卡必须接入发卡人为持卡人开立的银行账户，银行账户是实行银行卡功能的重要媒介。尽管持卡人凭借其持有的银行卡本身无法证明其存款或负债余额的具体数额，但银行卡可以成为其银行账户余额的初步证明。（5）银行卡是发卡人向持卡人发行的。在银行卡是在发卡人与持卡人订立合同之后，由发卡人制卡后再向持卡人发行的。（6）银行卡的所有权人为发卡人。目前各发卡银行在银行卡面均印有“本卡所有权属于某某行所有”或类似的字样，持卡人并非银行卡的所有权人。
银行卡在身份认定中的作用
在银行卡交易中，存在多种不同的交易方式，每种交易方式中银行卡在交易中的作用不同。从民法的角度来讲，主要体现在其在身份认定中的作用不同。在柜台交易中，要对交易者身份进行确认，银行卡真实是前提条件，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挂失、大额取现等交易中，发卡人对交易者是否为持卡人本人进行实质判断，这时，发卡人通过身份证等其他方式进行身份认定，银行卡在身份认定中的作用降低直至没有作用。在POS交易中，人工识别银行卡的真实性是必经程序，银行卡的真实性是交易的前提。除银行卡的真实性外，在POS交易中还需核实签名或者核实签名与密码。在ATM交易中，没有人工识别银行卡的真伪这一程序，而是通过ATM与银行主机相连进行银行卡的信息识别，并不对银行卡本身进行识别。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远程交易中，银行卡并非交易中确认身份的手段，而是通过卡号、密码等其他手段确认身份，因此，银行卡在这类交易中没有作用。POS与ATM伪卡交易中持卡人
与发卡人的民事责任
由于POS交易与ATM交易有着非面对面交易以及交易金额较大的特点，大量银行卡伪卡交易案件中，绝大部分为通过POS交易或ATM交易。如何将伪卡交易的民事责任在持卡人与发卡人之间分配成为实务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１.未能识别伪卡的民事责任 由前述银行卡在交易中的作用可知，在POS交易、ATM交易中银行卡是交易工具，必须出具银行卡才能完成交易。尽管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收单机构的读卡器对一些伪卡无法通过读卡器进行识别，但通过对银行卡性质的深刻认识，发卡人仍应承担识别伪卡的法律责任：（1）持卡人与发卡人存在着银行卡合同，合同的性质为存款合同（借记卡）或者借款合同（信用卡），其具体体现为账户余额的正负，持卡人持银行卡与特约商户或收单行交易时，特约商户就审核持卡人身份环节为发卡人的代理人，发卡人是履行合同的行为，无论是存在余额的减少还是借款余额的增加，均由发卡人具体操作，操作中的身份识别当然应当由发卡人承担；（2）银行卡是发卡人向持卡人发行的，持卡人并未参与银行卡的制作过程，持卡人无法参与银行卡真伪的识别；（3）银行卡是实现合同功能的工具或凭证，其目的即为凭以实现合同约定的交易，由发卡人发行的交易工具或凭证的真伪应当由发行该交易工具或凭证的发卡人负责；（4）发卡人对银行卡拥有所有权，发卡人未能识别其所有的银行卡的真伪，责任当然应由发卡人承担，正如商家发行的购物卡，商家应当保证其识别购物卡，否则购卡者享有的债权的实现无法得到保证。
有人认为，银行卡为包括银行账号、持卡人姓名等信息的信息包，卡片本身没有任何法律意义。这一观点认为银行卡交易中的关键是信息的交流，银行卡在信息交流中没有任何作用，否认银行卡在交易中的法律意义。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尽管在某些交易中例如网上交易卡片本身不需要，但在大多数交易中卡片本身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没有银行卡该交易就完全无法进行。还有人认为，银行卡符合国家技术标准，不应当承担责任。但是银行卡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并不能否定发卡人识别伪卡的责任。首先，产品责任理论中的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来销售的产品，而银行卡的所有权在于发卡人，并不适用产品责任；其次，即使在产品责任中，产品责任是以产品缺陷为前提，国家标准只是产品质量的管理标准，而不是对民事责任的规定，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也并不能否定产品责任。当然，银行卡真伪的识别责任由发卡人承担并不代表银行卡未经授权使用的责任全部由发卡人承担，还要看持卡人是否泄露银行卡信息等违约的存在，根据合同约定分担责任。
２.伪卡交易举证责任的分配 根据实体法与证据规则，银行卡真实的举证责任将应当由发卡人承担，即伪卡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发卡人承担。但是，银行卡交易不仅有着商事交易的典型特征，而且还有其作为银行交易的特殊性，因此，具体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具体分析。银行作为举证一方，其保存的证据材料有以下特点：保存材料的数量巨大；保存材料时间跨度长，有的甚至使用几十年；保存材料的地点分散，散布于全国甚至全球的范围；POS交易的原始单据并未保存于发卡人银行，而是分散于各类交易终端；部分材料是电子形式，没有原始的纸质交易资料。由以上可见，如果银行卡交易的所有举证责任均由发卡人承担，发卡人的举证成本将十分巨大，与银行卡交易的效率原则背道而驰。这就要求在案件的具体审理时，法官根据证明程度的把握，及时恰当地转移举证责任。笔者认为，持卡人对某笔交易提出异议后，银行应当提供交易清单、签购单交易细节等证据，之后举证责任由发卡人转移到持卡人，由持卡人承担伪卡交易的举证责任，持卡人如果有相反证据，可根据其提供的证据证明为伪卡交易。例如：持卡人持卡在甲地消费，同时在乙地也有消费，同时为真卡的可能性不存在；或者提供公安机关已经破案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对持卡人的证明标准应当适当降低，即只要持卡人证明在理论上其不可能为真卡交易即可。而发卡人银行针对持卡人的举证，可进一步提供交易录像等进行举证。
责任性质 篇6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 surance,D&O保险)即“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是指投保公司董事及高管因不当履职行为被追究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负责相关赔偿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 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购买D&O保险是极其普遍的。尽管如此,理论界关于D&O保险治理效应的探讨却始终未得出一致结论。一些学者基于“外部监督者假说”、“股东利益保护假说”和“风险厌恶假说”,认为D&O保险对股东有利;而另一些则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和“道德风险理论”得出D&O保险对股东不利的结论。
并购作为一种直接、高效的企业成长方式,不仅是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更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并购决策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及并购绩效的不确定性,使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Core(2000),Thompson & Thomas (2004),Weiss & White(2004)的研究指出,与并购相关的诉讼风险是公司高管在履行受托义务中所面临的主要诉讼风险;国内学者林莎(2010)关于并购法律风险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企业并购实施和并购整合的过程中均涉及较高的法律风险。D&O保险作为一种针对不当履职行为的职业责任保险,可以转移企业并购活动引起的诉讼风险,进而影响并购绩效。因此,基于D&O保险视角研究并购绩效乃至公司价值,对于企业并购事件的价值评估有着重要意义。
产权性质是研究我国企业公司治理问题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超过半数是国有企业,作为国企代理股东的政府会对企业各项决策进行干预。虽然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其代理成本和市场垄断力都在不断下降,但国企“所有者缺位”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使得国企与非国企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其购买D&O保险的动机和效果可能会显著不同(Zou & Adams,2008)。赵杨、John Hu(2014)以2002 ~ 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D&O保险可以带来公司价值的显著提升,但提升效果会随着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公司面临被诉讼风险较大时,D&O保险的价值提升效果更显著。可见,在我国特殊的制度和法律环境下,D&O保险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将产权性质变量纳入D&O保险与并购绩效的研究框架中,考查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D&O保险与并购绩效
对保险价值的探讨可追溯到M-M理论,学者们在放宽假设的M-M理论基础上证明了企业可通过购买保险降低税负、破产成本和外部资本成本提高公司价值。由于D&O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使其不仅具有一般保险产品的财务效应,同时具有特殊的公司治理效应。首先,D&O保险为公司引入了新的外部监督者,保险公司作为理性的经营主体,其具有正确衡量和控制投保公司治理风险的直接利益动机,也具备准确进行风险评估和定价的专业能力,理论上会在承保全过程对投保公司进行全面调查和相应监督(Holderness,1990; Core,2000)。
D&O保险的承保审议程序使得保险公司能以较低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企业投资决策包括并购决策的外部监督作用,且保单条款会视投保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一年一定,使得这种外部监督作用具有可持续性,进而在并购后持续促进并购整合绩效的提升。国内的大量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如郑志刚等(2011)的研究发现,D&O保险条款的设定可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许荣和王杰(2012)进一步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将增加公司对D&O保险的需求,同时D&O保险的购买又将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从股东利益角度来说,虽然我国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错配、资本市场投资者普遍“惜诉”的现状削弱了股东诉讼的惩戒效应,但购买D&O保险后,当股东由于董事高管的错误决策而蒙受巨额损失时,保险公司能保证股东获得足额赔偿, 使其诉讼收益大于诉讼成本,增强投资者的诉讼动力。Ro- mano早在1991年就提出了D&O保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管理者,而是股东,因为D&O保险能显著提高股东诉讼的有效性。Gutierrez(2003)和Boyer(2005)也认为,D&O保险的更大意义在于向股东提供保障,在股东因利益受到侵犯提起诉讼而责任人私有财产又不足以补偿其损失时,保险公司可以充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胡国柳和胡珺(2014)基于2007 ~ 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引入D&O保险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值与盈利水平,但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认购年份增长而逐渐降低。因此,D&O保险可以保护股东利益,提高企业并购绩效。
对投保公司而言,D&O保险可以降低高管的薪酬补偿差,激励或吸引更多的优秀且厌恶风险的管理者,进一步提高并购决策和并购整合的质量和稳健性。Mayers & Smith (1982),Core(2000),Chen & Li(2008)的研究表明,购买了D&O保险的公司更易招到优秀且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理者通过购买D&O保险,将可能发生的损失转化为年度保险成本,可以在平滑盈利波动性的同时保障自身利益(Griffith,2006)。在许多发达国家,经理人会把公司是否购买D&O保险作为入职条件之一(Kim,2006;Bou- bakri et al.,2008)。
此外,D&O保险还能降低潜在破产成本和税务成本,提高企业的会计绩效。财务效应假说认为,D&O保险带来的潜在破产成本的降低、保费支出带来的节税效应及保险公司所提供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服务可以降低财务成本,为公司带来财务效应(Core,1997;Zou & Adams,2008)。
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D&O保险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
(二)产权性质、D&O保险与并购绩效
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环节,国有企业有着特殊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从所有权结构看,国企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雄厚的实力和特殊的使命使其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度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产权性质上市公司出于政治需要、响应中央号召以及扶持保险公司的目的比其他上市公司更易购买D&O保险,且其发挥的分散风险和外部治理作用都极为有限(李伟和王玲, 2013)。
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党政不分家的治理模式和实际所有者的缺位可能使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仅考虑个人升迁而不顾经营管理效率,更易做出对公司发展不利的并购决策。国企预算软约束同样为这种决策模式提供了温床,即使采取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并购决策,致使公司价值降低甚至亏损,国企一样可以获得贷款继续经营。陈海声和冯素晶(2015)对产权性质、企业税负和并购绩效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并购绩效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国企的税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并购效益。
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国企与非国企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存在显著差异(Zou & Adams,2008)。赵杨、John Hu (2014)以2002 ~ 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D&O保险可以带来公司价值的显著提升,但提升效果会随着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 公司面临被诉讼风险较大时,D&O保险的价值提升效果更显著。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其实质是企业生产资料归人民共同所有,实际所有者的缺位导致投资者对国企的监督较弱,所面临的诉讼风险自然就低。同时,国有保险公司与国企的控制同源性和国企的低诉讼风险,使保险公司更加怠于监督国企的经营管理行为。因此,D&O保险在国企可能无法发挥应有的外部监督作用。
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国有产权性质会削弱D&O保险对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并购绩效变量(Performance)
本文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收购方的并购绩效,使用并购首次公告日后1年总资产收益率与并购前1年总资产收益率的差值(△ROAt-1,t+1)度量(吴超鹏等,2008;Cai&Sevilir,2012;陈仕华等,2013)。同时考虑了并购首次公告日前后2年(△ROAt-2,t+2)及前后3年(△ROAt-3,t+3)总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变化量,以保证企业并购绩效度量的稳健性。
2.D&O保险变量
由于D&O保险信息不属于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的范围,在为数不多的D&O保险投保公司中, 大部分仅在上市公司年报或董事会公告中披露购买决策信息,而提及保险条款具体情况,如保险费用、保险额度等信息的公司寥寥无几。
因此,借鉴Zou & Adams(2008)、许荣和王杰(2012)的研究,本文使用是否购买D&O保险(Doins)这一虚拟变量衡量D&O保险。具体地,如果样本公司在并购当年购买了D&O保险,解释变量Doins取值为1,否则取0。
3.产权性质变量(Nature)
借鉴以往有关产权性质的文献(Zou & Adams,2008;赵杨、John Hu,2014),根据CSMAR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中实际控制人性质划分企业产权性质,并查阅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股东股本变动情况逐年予以确认。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家时,产权性质变量取1,否则取0。
4.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影响并购绩效的并购交易特征变量、主并方特征变量和公司治理变量进行了控制。
具体包括:1相对交易规模(Relasize),相对交易规模越大,并购的协同效应可能越低,整合绩效越差(Lin et al., 2011);2主并企业规模(Ln_assets),Moeller et al.(2004)对美国1980 ~ 2001年12023起并购事件进行研究,发现收购方规模越大,并购绩效越差;3市值与账面价值比(Mto B),有更多投资机会的企业可能会实现更高的业绩增长(Rau & Ver- maelen,1998);4资产负债率(Lev),Jensen(1986)提出,债务融资可发挥正向治理作用,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5企业成长性(Grow),公司价值依赖于企业的成长机会(Smith & Watts,1992);6经营性现金流量(CF);7上市年限(Ln_age),自由现金流通常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而上市时间与并购绩效负相关(Jensen,1986);8前十大股东控股比例(Top10),股权相对集中有利于减少小股东“搭便车”行为,降低代理成本(Shleifer & Vishny,1986);9交叉上市虚拟变量(Cross_h),来自不同资本市场的监管可能优化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赵杨、John Hu(2014)做了相同的控制;10管理层持股比例(Manahold),持股比例的增加可使管理层的财富受公司业绩的影响加大,从而促进并购绩效的提升(Core,1997);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ihold),李维安和李滨(2008)的实证研究表明,引入机构投资者可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价值。此外,对行业和年度变量也进行了控制(Fama & French,1992),其中,行业按照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进行控制。详情见表1。
(二)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假设和变量定义,借鉴Lin et al.(2011)、王艳和阚铄(2014)的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在2006 ~ 2013年间且交易成功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考虑到金融类公司的特殊性,按照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剔除主并企业属于金融业的样本;2剔除样本公司上市一年内发生的并购事件,以消除新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波动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3同一公司在同一天公告两起以上并购事件的,若目标公司与交易性质均相同,则予以合并,否则将所有相关事件剔除;4剔除关键变量取值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617家上市公司的1212起并购交易样本观测值。董事责任保险相关数据来自中国资讯行上市公司公告手工整理,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双向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并采用Excel2007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使用Stata11.0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本文的数据样本具有如下特征:1并购具体包括资产收购、吸收合并和要约收购;2所有并购事件均以主并方为样本公司;3所有并购交易均为非关联交易。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所示,并购绩效指标均值均小于0,表明因企业文化、公司地点和所属行业等方面的差异,并购协同效应往往较低,长期整合绩效较差。Doins均值为0.071,表示约7.1%的样本公司购买了D&O保险,与英美法系国家接近100%的投保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说明我国D&O保险事业的发展潜力巨大。Nature均值为0.5396,说明样本公司中超过半数是国有企业。控制变量各项指标的标准差均在1左右,表明样本公司特征和并购交易特征各异,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Doins在10% 的水平上与ROA11正相关,表明D&O保险可以提高并购绩效。Relasize与ROA11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交易规模越大,并购绩效可能越差。Mto B、Lev、Grow、CF、Manahold与ROA11显著正相关,说明市值与账面价值比、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经营性现金流量和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并购绩效有积极影响。
(三)单变量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为初步检验样本数据是否支持本文的假设,首先进行单变量分析。具体地,先将样本按有无购买D&O保险进行分组,再将购买D&O保险的样本按产权性质分组,比较相应的总资产收益率变化量的均值和中位数是否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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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检验样本为1212个并购事件样本与86个购买董责险样本,T值是样本均值检验结果,Z值是中位数的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并购前后一年总资产收益率变化量(ROA11)的均值检验与假设1一致,中位数差异检验与假设2一致。具体来讲,购买D&O保险组ROA11的均值和中值均高于未购买组,且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在购买D&O保险组中,国企ROA11的中值显著低于非国企,即产权性质可能会削弱D&O保险对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由于单变量分析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为增强结论的说服力,下文将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四)回归分析
本部分利用OLS回归方法考察D&O保险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具体地,使用并购事件首次公告日前后一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变化量及前后两年、前后三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平均变化量度量并购绩效,研究D&O保险与并购绩效的关系。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5可知,D&O保险购买决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并购绩效,且结果对于并购前后1 ~ 3年总资产收益率变化量均保持稳健,表明承保公司可以有效地发挥外部监督作用,优化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持续促进企业并购绩效的提升,与假设1相符。D&O保险与产权性质的交叉项Do_na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在购买D&O保险的样本公司中,国企的并购绩效相对低于非国企,即国有产权性质会削弱D&O保险对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验证了假设2。控制变量方面,Relasize和Ln_as- sets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交易规模和公司规模越大, 企业并购绩效越差。市值账面价值比、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治理有积极影响,与前文相关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用D&O保险认购年限作为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重新对主要的实证结果进行回归检验,如表6所示。
具体地,D&O保险认购年限(Doiage)定义为截止到并购事件发生年份,样本公司累计购买D&O保险的年数。回归分析方法及其他变量的定义均与前文一致,仅D&O保险与产权性质的交叉项Do_Na发生相应变化。从表6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回归分析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对于核心变量的不同度量方式保持稳健。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手工收集沪深A股上市公司D&O保险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D&O保险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D&O保险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符合D&O保险的外部监督者假说;与国有企业相比,D&O保险对非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即国有产权性质削弱了D&O保险对并购绩效的积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下,D&O保险承保公司作为外部监督者能够发挥一定的外部治理作用,尤其能显著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国有产权性质对并购绩效的削弱现象表明我国国企改革仍任重而道远。
责任性质 篇7
关键词：产权性质,D&,O保险,投资不足
一、引言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 surance,简称“D&O保险”),是指由公司与董事、高管人员共同出资或者公司独自出资购买,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因工作疏忽或行为不当(其中恶意、非执业、违反法律及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误导性或虚假陈述等行为除外)而被追究责任时的有关法律费用和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
D&O保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股市大崩溃的美国, 6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得到快速发展。当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超过90%的公司购买了D&O保险。
2002年1月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并首次提及“上市公司可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关注并购买D&O保险。
但是D&O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截至2013年底,深沪上市公司中只有约7%的公司购买了D&O保险。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通过反向收购实现在美上市的海外公司被大规模调查,并面临越来越多的诉讼。
据调查,在2010年以支付原告和解金为条件的庭外和解类诉讼案的和解金平均约为4200万美元,给公司高管带来了很大的职业风险。诉讼案件的增加加大了董事和高管的职业风险,使得D&O保险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的需求逐渐凸显,日益受到国内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参与各方的关注。然而,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还十分有限,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法理层面及D&O保险的需求动因方面,有关D&O保险对董事高管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还相当少。
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企业价值的源泉,投资行为异化必然会对其价值最大化财务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投资行为异化问题已成为财务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投资行为异化会导致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然而,学术界关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度投资方面,对于投资不足的研究比较少且结论不一致。
D&O保险作为化解董事高管职业风险的重要治理机制,必然会对董事高管的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对于D&O保险与投资不足关系的研究就很有意义。
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再加上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具有国有股“一股独大”、“软预算约束”等特点,其投资行为带有明显的行政特色。因此,分别研究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然后进行对比分析,对于国家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政策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及假设的提出
D&O保险作为一种影响股东、董事和高管以及其他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治理机制。D&O保险的外部监督理论认为,公司在购买D&O保险后,保险公司为避免承担保险赔偿,将有动力强化监督以避免被保险公司决策失误。因此,对被保险企业来说,其购买D&O保险就相当于为自己找了一个外部监督者(Mayers和Smith,1982;Hold- erness,1990;Core,2000)。
投资作为企业的一项重大决策,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决策风险:好的投资决策会大幅度增加企业的价值,坏的投资决策将会给企业带来较大损失。而对保险公司来说,其不能享受被保险公司正确投资决策带来的好处,却极有可能要承担其错误投资决策产生的保险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作为外部监督者有动力尽可能少地通过被保险公司的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被保险公司投资低于其最优投资,同时也会加剧被保险公司的投资不足。
当公司董事高管因决策失误造成公司的巨大损失后,由于董事高管个人赔偿能力有限,即使股东诉讼成功,其也无法得到足够的赔偿,因此造成股东诉讼动力减小,反过来又会使董事高管更加懈怠,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但是企业购买D&O保险后,作为管理层决策失误责任最终承担者的保险公司经济实力雄厚,能使股东诉讼成功后得到足额赔偿,从而提升股东的诉讼意愿,保护股东利益(Remano,1990;Gu- tiérrez,2003)。
而股东诉讼会使董事高管的声誉受到影响,董事高管为了较少受到股东诉讼的不利影响必然会谨慎决策,尽可能少地通过投资项目,从而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D&O保险与“投资不足”正相关。
从保险的信号传递说视角来看,Griffith(2006)和Boyer (2014)认为是否购买D&O保险可以向保险公司传递其治理水平信息,因为在拟订条款过程中,被保险公司有义务提供其他外部监督者无法获取的内部信息。因此,购买D&O保险可以传递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信息,从而增加公司的信息透明度。
从银行融资角度,银行的谨慎特质决定了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状况,改善其投资不足问题;从股权融资角度,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可以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内部治理及其价值信息,减少市场预测的风险,使公司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如投资者投资),从而缓解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改善公司的投资不足状况(程仲鸣,2015)。
管理者风险厌恶说认为,D&O保险的引入可以将董事及高管因决策失误或过失而遭受诉讼的风险及经济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以消除董事高管进行决策时的后顾之忧,从而激励董事及高管果断决策(Mayers和Smith,1982; Bhagat et al.,1987;Core,2000;Chen和Li,2008)。一般来说, 董事高管的薪酬和公司规模正相关,没有了后顾之忧的董事高管会通过增加投资(如并购)来扩大公司规模,从而提高其薪酬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公司投资不足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D&O保险与“投资不足”负相关。
周春梅(2011)研究发现,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上市公司包括其董事高管以控制权私有受益而非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决策目标,使其出现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投资异化行为,而且投资不足问题更加普遍、更为极端。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代理问题,国有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所有者缺位”、代理问题严重,股东诉讼几乎不存在,对董事高管的监督很弱,董事高管就会为了获取私有收益而采取非效率投资行为。
从外部监督角度,购买D&O保险后,保险公司意识到国有企业的上述问题使其对国有企业董事高管的监督力度要比对非国有企业董事高管的监督力度大,从而尽量弥补股东诉讼缺失导致的监督较弱的问题。从股东诉讼角度,购买D&O保险后,即使是小股东也有动力对董事高管的决策失误提起诉讼。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未引入D&O保险前其几乎无股东诉讼,而购买D&O保险后,由于股东诉讼而增加的对董事高管的监督约束力度要比非国有企业的大很多。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购买D&O保险前后对国有企业董事高管监督力度要更大,董事高管为自己的信誉考虑会更谨慎,尽可能少地通过投资决策,使得投资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
从信号传递说和管理者风险厌恶说角度来看,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购买D&O保险后都有保险公司为其董事高管的决策失误兜底,使其董事高管果断决策,增加投资。但是近几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数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更好,即信息透明度更高,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投资,更好地缓解了其融资约束问题,从而更好地改善其投资不足的状况。因此,在购买D&O保险前提下,国有企业由于更容易获得投资所需资金,从而对投资不足产生更好的缓解效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B: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非效率投资。
本文借鉴Richardson (2006)关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方法,构建估计投资效率水平的模型如下:
模型(1)预期投资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注:因变量为New I;***、**、*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下同。
其中,被解释变量New Ii,t指企业i第t年的新增投资量; 解释变量依次是企业i第t-1年的负债比率(Leveragei,t-1)、 增长机会(Growthi,t-1)、上市年限(Agei,t-1)、现金持有量(Cashi,t-1)、总资产收益率(Roai,t-1)、企业规模(Sizei,t-1)、滞后一期的新增投资量(New Ii,t-1),以及行业哑变量Industry与年度哑变量Year。详细的定义见表2。
本文直接运用模型(1)的残差值来衡量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参照辛清泉(2007)、王彦超(2009)等的研究,将残差值大于0的观测组定义为过度投资(Over I1),将残差值小于0的观测组定义为投资不足(Under I1)。为了便于理解,小于0的观测组取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投资不足水平。这样,Un- der I1值越大,表明投资不足状况越严重,投资效率越差。
2. 解释变量。
(1)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由于证监会没有强制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披露D&O保险的信息,主流数据库中也没有收集、完善相关信息,故无法全面获得上市公司D&O保险的保费、保额及其对公司董事高管保护程度的数据。因此,本文无法像西方学者用D&O保险的覆盖率来衡量D&O保险的购买情况,只能借鉴Zou(2010)、许荣和王杰(2012)等学者的研究方法,构建虚拟变量DOI进行衡量。若样本区间内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了D&O保险的保费、保额等具体信息,或者在年报中提及D&O保险的引入并且该事项被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投票通过,则虚拟变量DOI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2)产权性质。若公司实质控制人是中央、地方国资委、 国家机关、部委地方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即实质控制人性质是国有,则赋值1,否则赋值0。
3.控制变量。
除表2中列示的控制变量外,还引入了行业哑变量Industry和年度哑变量Year以减少行业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
结合变量的定义,由模型(2)来验证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
首先,将所有观测样本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组, 将投资不足组代入模型(2)来验证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然后,将投资不足观测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代入模型(2)来验证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D&O保险与投资不足关系。此时,模型(2)中不包括产权性质(SOE)这一项。
(三)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9 ~ 2013年我国深沪A股(包括A、B交叉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对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ST、 PT类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能既是D&O保险的提供者,又是D&O保险的使用者,故其购买D&O保险的意图可能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3以购买D&O保险市值规模最小的上市公司为基准,剔除市值规模小于该基准的上市公司,因为规模过小的公司一般没有能力购买D&O保险;4为避免上市初期对财务报表的粉饰及投资行为波动性的影响,剔除2008年以后(包括2008年)新上市的公司;5剔除相关数据段缺失的上市公司。
按上述条件筛选并引入控制变量后,有1437家上市公司的6769个观测值用于估计正常投资水平,用于研究D&O保险、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的观测值有6346个,其中有2237个过度投资样本、4109个投资不足样本,且购买D&O保险的观测样本有413个。
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样本变量数据进行了分位数1% ~ 99%的缩尾处理。本文D&O保险的相关信息来自对中国资讯网上市公司公告的手工整理,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并运用Exce L和Stata 11.0进行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3中总样本与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在6346个总样本中有2237个过度投资样本、4109个投资不足样本,投资不足的比例达到64.75%,而且总样本投资效率e的均值为-0.000099,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 且相比过度投资,投资不足问题更加严重。这一结果与前期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可能的原因是前期研究用的样本数据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而本文用的数据是2008年之后的,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上市公司资金短缺及趋向谨慎的投资政策使大部分公司投资不足。在总样本中,约有6.5%的公司购买了D&O保险,但是该比例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购买比例(超过90%),说明D&O保险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产权性质的均值是60.7%,说明国有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仍然占有较高的经济地位。
根据表4投资不足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总样本投资不足的均值大于购买D&O保险的投资不足样本的均值, 小于未购买D&O保险的投资不足样本的均值,初步说明引入D&O保险可以改善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
(二)相关性检验
表5列示了投资不足组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从表5可以发现,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Under I1)的pearson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说明企业引入D&O保险可以有效缓解其投资不足。但是两者的spearman相关系数表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不显著,这可能是没有控制其他变量而导致的。上市年限(Age)、大股东占款比率(Otac)与投资不足(Under I1)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本文有必要控制上述变量。
注:e是模型(1)的残差,表示投资效率;代表投资不足的e取的是残差的原值,而非其绝对值。
注:上三角为spearman相关系数,下三角为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回归分析
在上述基础上,表6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
表6第一列的结果显示,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水平(Under I1)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企业引入D&O保险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从而验证了假设1B。
表6后两列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中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Under I1)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中D&O保险(DOI)与投资不足(Under I1)虽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在D&O保险兜底的情况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由于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面临“软预算约束”,使其更容易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不足的缓解效用更好,从而验证了假设2B。
五、稳健性检验
(一)公司成长性指标的敏感性
注: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
由于公司成长性指标对于估计投资水平很重要,故本文借鉴辛清泉等(2007)和姜付秀等(2009)的方法,用公司销售增长率代替托宾Q来衡量企业成长性,并将其代入模型(1)、 模型(2)。仍然用模型(1)的残差(仍以0为界限分组)来衡量投资效率,回归结果见表7。
从表7中可知,除了变量间关系的显著性水平有些许变化,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二)投资效率指标的敏感性
运用Richardson(2006)模型的残差并将大于0的残差定义为过度投资、将小于0的残差定义为投资不足,这里暗含着一个假定条件:上市公司不存在系统性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否则,运用这一方法来衡量非效率投资水平会出现系统性偏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借鉴辛清泉等(2007)的研究,将模型(1)残差按大小排列后均分成三组,剔除中间组,并将最大值组设定为过度投资组(Over I3),将最小值组设定为投资不足组(Under I3),并取其绝对值作为投资不足水平,然后代入模型(2)。
回归结果见表8:
注:括号中的值是双尾处理的t检验值。
由表8的回归结果可知,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研究表明,购买D&O保险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是如果本文选择的样本有一定偏差导致内生性问题存在,也会产生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并不是购买的D&O保险直接改善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可能是投资效率高的企业更愿意购买D&O保险。
故本文借鉴王会娟等(2012)的研究方法,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参考以往的文献并考虑D&O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第一阶段构建Probit模型估计上市公司购买D&O保险的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 简称IMR),模型如下:
其中,TAT表示总资产周转率,NOD表示董事会人数, NOS表示监事会人数,MSR表示管理层持股比例,其他变量定义见表2。Heckman第一阶段Probit回归结果见表9。
注:括号中的值是异方差调整后的t检验值。
第二阶段将模型(3)估计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代入模型(2)以修正样本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10。从表10可以看出,除变量关系的显著性水平稍有变化外,假设1B和假设2B均得到了验证,即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
投资是企业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D&O保险的引入能否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以外部监督说、股东利益保护说、信号传递说和管理者风险厌恶说为基础,研究了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国有企业“一股独大”、“软预算约束”的特点,从产权性质的视角研究了这一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D&O保险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且在国有企业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引入D&O保险可以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企业购买D&O保险后,保险公司为董事高管的决策失误兜底,消除了董事高管决策的后顾之忧,从而使他们果敢决策。又由于他们的薪酬往往与企业规模正相关, 故其有很大动机通过增加投资来扩大公司规模,从而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另一方面,购买D&O保险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和股权投资,缓解其融资约束,从而改善投资不足的状况,这与D&O保险的信号传递说和管理者风险厌恶说相符。
注:括号中的值是异方差调整后的t检验值。
上述结果也说明了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购买D&O保险后由于信息透明度较高且面临“软预算约束”,使其更容易获得投资所需资金,从而能更有效地改善其投资不足状况。通过企业成长性指标敏感性和投资效率指标敏感性的检验,D&O保险与投资不足依旧负相关,且在国有企业中两者的关系更显著。同时,本文还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样本选择性偏差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论依旧稳健。
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丰富了D&O保险的相关理论,创新地从产权性质的视角研究了D&O保险与投资不足的关系,为现实中企业了解D&O保险的积极作用并购买D&O保险、改善其投资效率提供了借鉴。针对我国D&O保险发展缓慢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完善D&O保险的相关法律,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不同的资本政策,并呼吁企业积极引入D&O保险、完善相关法规和配套设施,使D&O保险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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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性质 篇8
1.1传统公司理论缺陷
自公司出现之初, 有关公司责任的争论就未曾停止。传统的公司理论一直将利益最大化视为公司的本质, 该理论认为公司仅对股东负有营利责任。典型的如哈耶克指出“公司的管理人员如果在其经营决策中考虑社会公众利益或支持社会福利, 就会改变他们只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并为其利益而运用资源, 同时受其监督而避免滥用公司权力的状况, 从而发生公司权力无法控制的局面”。然而, 进入20世纪后, 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 其影响也从经济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 尤其在当今, 社会的各方面如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等, 都与之密切相关。如果仅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的唯一目标和公司责任, 那么公司很容易为了该目标而忽略其他相关者的权益,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产品质量问题的事件层出不穷便是一例。
进入21世纪后, 公司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各国经济合作的加深, 公司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本国, 跨国公司的出现, 影响更是扩大至全球。若将公司责任仅仅规定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股东以外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 既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社会伦理, 也不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为了避免公司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发生, 公司对其股东之外的其他个人、组织也应当承担责任, 这便是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1.2公司社会责任理论
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是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不断争论中诞生的。1924年, 美国学者谢尔顿首先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自此以后, 有关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研究、理论日渐增多并完善。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是对公司的绝对盈利性的修正, 随着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公司已经影响到与公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社会资源, 因此, 其在获得盈利后, 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弥补经营过程中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 使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协调平衡。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其他公司利益相关者, 包括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公司的逐利目标与公司的社会责任应当协调均衡, 实现公司和社会的双赢。为了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 明晰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需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予以研究, 再通过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的社会责任, 以期公司能切实保障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做出贡献。
2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
2.1公司社会责任性质
由于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理解存在不同, 关于其范围、内涵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也正因如此, 法律上对其的规定也一直较为模糊。“责任”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为符合一定的社会价值要求、伦理道德应做的事, 侧重于主动承担责任做某事;二是指没有做好分内的事, 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 侧重于违背法律法规、政策性规定的后果。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因此而具有了双层含义, 即道德意义上的责任和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前者指公司的社会行为为合乎道德伦理的价值要求而自愿、主动地予以采纳, 其一般不能由法律予以强制;后者则是一种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 可以由法律强制予以执行。因此, 在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研究时, 应当注重对其性质的研究, 在分清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后, 配合以适当的义务承担和救济手段, 法律条文中的有关规定才能明确、清晰。
2.2公司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较为完善的国家, 公司社会责任初时更多体现的是公司的道德责任, 而非法律责任或法律义务。如在盛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国家, 社会公众只是依据善恶标准来对公司提出要求, 而很少论证公司行为的违法性;公众要求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 许多并没有法律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社会责任由道德约束, 社会只能通过倡导、呼吁的方式期盼公司承担某些社会责任, 当公司侵害社会利益时, 公众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公司履行其应有责任。在缺乏法律规范的领域, 仅凭道德层面的谴责, 难以起到实际的作用。另外, 道德责任多以社会价值取向为判断标准, 在时代发展进程中, 社会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 而且, 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并不相同, 很多时候, 社会价值取向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以这种缺乏稳定性和同一性的社会价值作为判断标准, 原则性过强而客观性较弱, 在现实生活中给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带来较大困难。若能从法律层面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定义, 使之成为法律责任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 将为判断公司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客观稳定的标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经常使用“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 并试图将之作为法律概念规范公司的经营活动, 但由于公司社会责任在应用的过程中的多变性和灵活性, 导致在法律界定时出现了困难。我国著名法学家刘俊海教授为了使“公司社会责任”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而创设了“社会权”, 并对之进行了阐释:“作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概念, 社会权指属于人权和基本自由范畴的各类体现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按照作者解释, 这里提到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十分广泛, 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10项权利, 也包括其他具有经济与社会权利特点的权力, 如吃饭权、消费者权利、环境权和发展权等。公司是一种盈利性组织, 不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 作为社会主体之一, 既享有权利即社会权, 也应当承担义务即社会责任。通过这种定义, 社会权与社会责任成为一组对应的法律概念。于是, 公司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商事领域的范畴, 而应当扩大至社会的其他领域内, 丰富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 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 这种定义仍然存在缺陷,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公司社会责任”内容包括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两个方面, 与之相对应, 社会权除了包括法律已经规定的实然权利, 还应当包括法律没有规定的应然权利。然而, 从作者的解释看来, 社会权的定义只强调了实然权利部分, 却忽视了应然权利部分。
通过上文的分析, 不难看出, 公司社会责任应当作为一个复合概念, 同时具有双层含义, 即道德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相互影响、互相补充, 共同构成了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整体。
2.3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关系
伴随公司的发展、壮大, 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 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出现, 涉及的利益相关人范围愈加广泛, 公司社会责任若仅停留于道德层面上, 不利于实践中各方主体的利益, 各方的冲突也难以协调解决, 这就产生了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必要。当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层面责任通过法律形式得到确认后, 这种道德责任便成为法律责任, 成为公司必须履行的责任, 如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公司雇员权益、保护环境资源等方面。
同时, 如果法律在规定公司责任出现遗漏, 道德责任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用来完善公司社会责任内容。另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当所有人对公司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产生共识时, 且公司本身对之也有了清晰地认知, 并能有意识地自主承担, 那么原本需要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的责任内容可以由共同的道德标准规范、调整, 即作为道德责任出现。由此看来, 公司社会责任中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互为补充, 两者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可以相互转化。
3我国《公司法》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定
在社会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通过聚集闲散的资金, 以特定的营运形式, 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被提出后, 基于公司对社会的影响, 各国都通过法律形式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积极规定。公司法规定公司社会责任, 最早见于1937年的德国《股份公司法》, 其中规定公司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
我国的第一部《公司法》制定于1993年, 该部法律并未将公司社会责任纳入规范范围, 但在2005年时对《公司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首次将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引入法条。新《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 诚实守信, 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该条款的规定实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法条化, 使得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并对公司的相关社会活动起到引导作用。新《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确认, 是公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 也使我国的《公司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尽管如此, 该《公司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仍显单薄, 第五条的规定存在某些不足。
首先, 《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原则性强, 内容过于狭窄。其规定虽然强调了公司社会责任, 并对职工利益的保护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但公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护、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等都缺乏规定。
其次, 《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性质不明确, 难以区分是道德责任抑或法律责任。第五条就其内容而言, 只是原则性规定, 实践性不强。当公司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时, 该条规定难以成为处理依据, 即从条文本身不能明确看到公司所应承担的后果。笔者认为, 应当在法条中严格区分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中法律责任部分, 即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最低标准, 在此基础上, 配合特别法予以详细的规范。而道德责任, 则以其他方式予以引导和鼓励。
最后, 《公司法》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可诉性不明确。就我国诉讼法规定来看, 在起诉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不能以公司违反社会责任为由, 直接起诉公司, 而必须以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可诉理由起诉。在现实生活中, 法院只能受理民商事权利义务争议, 而道德争议则无法以法律途径予以申诉。在法治社会中, 缺乏可诉性的法律往往是一纸空文。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项可能涉及道德争议的事项, 需要法律规范、行政法规等的整体配合, 而不是单单依靠《公司法》第五条就能解决。
4结语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公司盈利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强调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利益的目标应当并重。公司作为一个盈利性的社会组织,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权利, 当它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时, 则应当承担责任。在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界定时, 应当明确其性质;在用法律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规定时, 应当考虑社会实践性, 使相应的各部门法律能协调适用。在未来的立法中, 通过法律及道德层面的互相配合, 使社会各个主体的利益能得到有效保护, 并对公司产生一定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使之成为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驱动力, 平衡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 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的社会责任[J].法学研究, 1998, (5) .
[2]周士伟.公司社会责任、性质、内涵及其激励机制[J].研究生法学, 2009, (1) .
责任性质 篇9
当下商业竞争愈演愈烈,企业单纯的商业利益驱使已经不能满足投资者们的需求,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日益成为中大众关注的焦点。为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了相关文件,要求上市公司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披露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这种披露制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上市公司也积极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09年起,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监督和反映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不断地改善,企业开始从战略的高度审视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均值低于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还达不到起步水平,而且高水平的社会责任型公司数量明显少于国有企业。
研发投入(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作为企业活力的源泉和企业价值的驱动器,是企业关注的另一重要领域。我国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站在企业的角度上看,企业自身有研发创新的需求,可以通过研发投入产生技术或产品创新来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财务绩效和社会责任表现。例如,公司研发出的新技术提高了材料利用率和产品质量,不但使公司产品价格低于竞争对手,而且提升了消费者的产品体验,获得社会的一致肯定,因此企业可以利用研发投入产生的创新来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
本文研究焦点如下:对中国的企业来说,研发投入是否对其社会责任有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将对不同类型企业在社会责任表现上存在的差异给出解释,以期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指导和指明方向。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社会责任与研发投入
早期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聚集在CSR对财务表现的作用关系讨论,学术界形成了积极、消极和中立这3种不同的观点。例如:Posnikoff[1]采用事件研究法报告了两者间的正相关关系;类似的,Waddock等[2]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的指数与下一年的财务表现指标(例如企业资产收益率,即Return onnAssets,ROA)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Mc Guire等[3]指出与后来的财务表现相比,CSP更与先前的财务表现相关。相反的,Wright等[4]指出CSR与财务表现负相关,甚至Aupperle[5]、Teoh等[6]指出两者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对于莫衷一是的研究结果,Mc Williams等[7]则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有缺陷的经验分析造成的,特别是当模型中遗漏了相关变量时,会导致某些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会向上偏出。他们以Waddock等[2]的模型为例,论证了R&D对于公司财务表现的重要影响,并且R&D与CSR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了原来的模型遗漏了相关变量R&D,而当模型被正确设定时,CSR对于公司财务表现并不产生影响。
随后Mc Williams等[8,9]又站在一个公司理论视角将CSR看成一种公司的投资行为,而实现这种投资的机制是通过CSR使公司的产品具有CSR属性,通过这种产品帮助企业获得良好声誉、企业形象和消费者信任,从而使产品具有差异化;而企业的R&D投入会使得CSR相关产品和工艺产生创新,进而提升CSR属性的产品的质量、差异化程度,帮助公司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形象和消费者信任,因此,他们假设R&D投入多的企业也会有多的CSR行为。
Hull等[10]在Mc Williams等[8]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在创新程度以及所处行业差异化水平不同的企业的CSR对于公司财务表现的影响作用,认为创新是企业除了CSR以外实现自身差异化的另外一种途径,创新程度较高的企业一般会拥有较高的CSR;并通过逐步回归模型,发现CSR与创新、行业差异化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创新和行业差异化程度会降低CSR对于财务表现的影响。但相反的,国内学者朱乃平等[11]通过一个2阶段的投资决策模型则发现,技术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于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
2010年,Robert等[1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资源基础观理论(Resource-based View)为基础,认为公司通过生产具有CSR属性的产品来使得企业获得良好声誉、形象和消费者信任,从而达到一种差异化战略,进而使得CSR成为企业的一种竞争性优势资源。R&D会使得CSR相关产品、工艺流程产生创新,进而说明R&D有助于企业生产更好的CSR属性的产品、形成产品差异化,从而为公司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形象和消费者信任。他们通过面板数据证实了R&D对于CSR有积极的影响,并且在制造业行业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2012年,Robert等[13]将R&D产生的创新划分为高社会效益创新和非(低)社会效益创新,认为高社会效益创新能够给社会带来高社会效益,从而公司可以通过自身产品、外界媒体、股票市场信息等信号提升公司自身的社会责任表现,从而被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所感知,进而对公司的声誉有正向影响,为公司带来一种竞争性优势;而非(低)社会效益创新没有产生社会效益(或者较低),外界对公司所传出的信号反应微弱,这对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影响较小,因此这种创新无法被公司利益相关者所感知,因此对公司声誉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设想中国上市公司的R&D投入对CSR也会有相同的结论,因此提出假设:
H1: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正向影响其社会责任表现。
2.2 所有制与研发创新
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运行模式、经营管理与监督管理不尽相同,企业在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效率上面有显著的差别。池仁勇等[14]认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倾向性不同,国有企业的运行模式最不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倾向性最低。戴西超等[15]认为国有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两难之处在于国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和不确定的技术创新选择始终对应不起来,而私有制企业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私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于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并以江苏省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发现私营和三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均大于国有企业。金祥荣等[16]的研究认为,国有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资金和人员实力强大,比较容易进行大型的科研开发和从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也比较容易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国有企业理应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固有的所有者缺位、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清、激励监督机制缺失也造成其创新动力的缺乏。
刘小玄[17]从我国第3次全国工业普查数据中选择了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为样本,对不同所有制结构下的企业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定和比较,结果显示:私营个体企业的创新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李博等[18]发现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其技术创新效率水平越低。吴延兵[19]通过构建一个创新投入模型、创新函数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组成的循环结构联立方程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创新表现,发现民营企业在创新投入和专利创新效率上面处于领先地位,外资企业在新产品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上面拥有显著优势,而国有企业在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上缺乏竞争力。孙晓华等[20]从所有制差异角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发现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综合效率高于内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投入冗余。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提出假设:
H2:中国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创新效率高于国有企业。
2.3 所有制与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由于所有制的不同,导致其目标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黄速建等[21]认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社会对国有企业的客观期望,由国有企业性质决定,具体体现为国有企业的非经济目标和经济目标;而且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是要着眼于非经济目标的实现,经济目标的实现是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服务的。ShannXu等[22]指出国有企业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是十分明显的,这两种性质导致国有企业变成特殊的组织,具有经济和非经济目标。沈志渔等[23]提到国有企业的国有本质决定了国有企业本身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经济目标的实现,更需要关注其非经济目标的实现,而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来体现。沈洪涛等[24]基于2003—2006年沪深两市石化塑胶业的A股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有控股股东在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方面较为积极,尤其以国家股东最为明显,认为从合规性管理的角度来看,国有股东更为关注公司中长期的经营发展,会在利润目标之外更多考虑社会的利益。
另一方面,国企与民企所受到的社会压力、政府干预程度也有所差异。杨熠等[25]通过调查问卷发现,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原因是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更高的期望。崔秀梅等[26]通过沪市上市公司2003—200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产权类型最终控制人的公司对社会责任影响的差异,认为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政府有能力向国有企业施压,其受政府干预的程度比非国有企业大,并认为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可能影响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程度和方式。Bai等[27]认为作为国有企业最大的股东,政府要求达到非经济目标来获得社会稳定性,例如实现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稳定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护环境和提升就业率,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CSR。
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具有更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郭洪涛[28]认为民营企业由其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权性质决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并不积极。徐尚昆[29]对我国12个省份1 268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实地调研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在公益慈善、顾客价值和权益维护、经济责任、环境保护方面均有较好表现。
基于以上研究回顾,本文提出假设:
H3: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高于民营企业。
2.4 不同所有制的R&D对CSR作用差异
从研发投入的创新效率上看,如果民营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创新效率高于国有企业,那么,在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的R&D投入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将会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其R&D投入可能会对其CSR影响更大。
另一方面,综上研究观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总体优于民营企业。穆霖[30]认为国有企业主要的CSR表现体现在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投资、重视员工和消费者的权益方面。例如: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尽力缓解就业压力;整合各方资源,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参与慈善捐赠和社会服务建设;改善公共关系,提高企业的诚信度等。但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中,与研发相关性较小的社会责任行为较多,这是因为国企出于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期望以及国家与政府的压力,其CSR行为较多的是出于政策性的需要、社会需要去做社会资源整合、公益建设和福利事业,而这些行为通常和企业的R&D较少有直接关联。这就使得国企的社会责任表现更多的是受到非R&D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国企的R&D对其CSR影响较小。
相反,民营企业较少受到政府干预,社会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没有像国有企业那么高,民营企业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支出相对较少,而从产品服务的R&D方面加强自身竞争力的意识比国有企业要强。例如,民营企业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企业自身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来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而较少通过社会福利事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来提升公司的声誉或者知名度,因为通过R&D来提升其财务表现,会比CSR要有效得多。
基于以上的讨论,本文提出假设:
H4:相对国有企业来讲,中国上市民营企业的R&D投入对CSR的影响更为显著。
通过比较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研发投入、研发创新效率以及企业本身社会责任的构成情况(如图1)来分析不同所有制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
3 实证研究模型与变量
3.1 模型设计
在实证模型上,我们参考了Robert等[12]的研究范式,设计模型如下:
其中CSRit为第i个公司第t年的社会责任表现数据,考虑到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于各项因素可能会有时间上的滞后效应,将各自变量数据提前1年,也就是t-1年。
由于Robert等[12]的研究表明,公司所处的行业类型(Industry,IND)可能会影响R&D对于CSR的作用,我们将公司所处行业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如果企业是制造业行业,则IND=1,否则为0,因此本文将利用模型(2)进行研究:
3.2 变量的代理变量
对于CSR的代理变量,国外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较为一致。许多学者[7,10,12,13]利用KLD数据库构建了一个CSR衡量指标,其范式较为一致。
鉴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设计差异悬殊,国内学者在CSR的衡量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指标计量法在我国学者的运用很普遍,主要通过单指标或者多指标来衡量社会责任,包括会计和非会计指标、公认的和自行建立的指标,但该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指标设计是否合理,而且构建的多个指标是否能代表社会责任整体也让人质疑。另一替代方法是声誉指数法,它是权威机构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而计算出来的的社会责任指数,例如上证社会责任指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润灵环球CSR报告的MTC综合指数(MTC综合指数从Macrocosm-整体性、Content-内容性、Technique-技术性3个零级指标出发,分别设立一级、二级指标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等。声誉指数法是权威机构集中专家力量发展出来的,相对而言比其他计量方法更科学客观。
本文所选用的CSR代理变量是润灵环球CSR报告MTC综合指数。选取该指标的理由是:该指数是由具有多年CSR报告评级经验的机构以中立的态度去评价企业的CSR报告,通过各方数据,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模型所评价出的结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李姝等[31]、冯照桢等[32]的研究也基于该指数。我们参考了前人的研究[7,33],利用R&D支出除以总销售额来作为模型中R&D的代理变量。
由于很多学者[34,35]已经揭示了公司规模和CSR之间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所以将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是有必要的。公司的规模可以利用营业收入、员工数量来衡量,并将原始数据取对数再进行回归。
资产收益率和企业风险分别用企业的ROA和总资产负债率来作为代理变量。而行业分类则按照证监会的最新制造业标准进行划分。ni和u分别是公司的固定效应和误差项。
4 数据与样本
我们通过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机构发布的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得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评级指数。研发投入指的是各上市公司年报中研发费用金额,其他上市公司数据通过聚源数据库取得。我们参考冯照桢等[32]、沈洪涛等[24]、崔秀梅等[26]的研究,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过数据整理,除去一些控制权较难区分的、回归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和年份数据,最终采集到我国2009—2013年共493家上市公司的1 132个观测数据,其中,国有企业277家,包含174家制造业企业和103家非制造业企业,共651个观测数据;民营企业216家,包含152家制造业企业和64家非制造业企业,共481个观测数据。本文用于研究的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和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矩阵分别如表1、表2所示。
注:***表示系数在p<0.01条件下显著,**表示在p<0.05条件下显著,*表示在p<0.1条件下显著。下同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CSR均值高于民营企业,而其R&D投入水平和ROA却不如民营企业,说明国有企业的创新程度、经营效率可能低于民营企业。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CSR与R&D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CSR对于公司规模(营业收入和员工数量)以及公司风险有正向的相关性。而R&D对于员工数量和风险有负相关关系。
5 实证研究结果
5.1 研发效率与T检验的结果
为了衡量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我们参考李博等[18]、孙晓华等[20]的研究,以研发费用和科研人员数量作为创新投入,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产出,利用数据包络分析中的CCR模型计算各个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值。我们从以上的493家样本公司中剔除数据未披露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了2009—2012年共148家工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其研发效率计算结果情况如表3所示。
利用以上所计算出来的研发效率值,以及我们原始采集到的493家公司的CSR指数和研发投入数据,我们利用T检验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和创新程度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民营企业在R&D投入水平上面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但是在研发效率上,国企与民企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区别,因此H2并不完全成立;而在社会责任表现水平上,国企显著高于民营企业,这证实了H3。
5.2 回归结果
我们将采集到的49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为全样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3个组别进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其中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用于验证H1,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回归结果用于验证H4。
当我们控制了模型的ROA、Sales、Employee和Risk等控制变量之后,用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并观察R&D对于CSR的影响作用。我们利用OLS和稳健性标准差来解决模型受到自相关和异方差干扰的问题,这使得我们得到的回归系数的标准差、系数的置信区间和系数的显著性更为准确,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全样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3个样本组的组内拟合优度分别为0.207 8、0.199 7和0.232 7。对于全样本组,我们可以看到R&D对于CSR是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这就验证了H1,表明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讲,企业进行R&D投资有助于提升其社会责任表现;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讲,R&D对于CSR同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R&D对于CSR的影响显著性比民营企业稍低一些(p<0.05),这与H4是相符的。
为检验我们所选择的固定效应模型是否合理,我们进行了Hausman检验。全样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检验结果分别为:P>chi2=0.00 00,P>chi2=0.000 0,P>chi2=0.000 4,因此表明随机效应模型的基本假定得不到满足,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是合理的。
6 结论分析与讨论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在总结了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实证证明了R&D对CSR有正向的作用关系,并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这种效应上的差异。在我国,尚鲜有学者研究CSR与R&D之间的关系,而本文的研究正是对该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补充。
本文对于企业管理的价值在于: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企业是否可以通过研发投入来提升自身的CSR。对企业的管理借鉴有:当公司发展其CSR战略时,公司需要将他们的R&D行为考虑在内,因为流程和产品创新有可能会包含到CSR行为中,因此,创新型公司应当在他们的R&D投入中识别与CSR有关的机会,这可以使公司更有效地控制成本,并且决定是否采取其他的CSR行为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资源基础观理论告诉我们,当企业能利用本身的社会责任表现为自己赢得良好的社会形象或声誉时,企业将会获得一种稀缺的、不可复制的、有价值的竞争性优势,这种优势能够使企业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将自身与其他企业明显的区分开来,并获得长期的良好的财务表现。因此,本文的结果支持企业在R&D投入中将公司本身的CSR考虑在内,更好地利用R&D产生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表现。
责任性质 篇10
所谓强制缔约法律制度, 是指法律对某些民事主体课以强制缔约义务, 从而对义务人缔约自由予以必要限制, 以保障相对人缔约自由的实现。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势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中民事责任可以给受害人提供最直接有效的救济, 有利地维护相对人的利益, 这也决定了民事责任在整个强制缔约法律责任体系中占据着首要地位。然而, 目前我国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对于此问题, 学者认识不一, 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不同的判例。其中主要涉及缔约过失责任说、违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及独立责任说四种学说。责任性质是认定责任形式的前提, 那么对责任性质认识的模糊势必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 因此, 笔者试图对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作以浅析。
一、理论界的主要学说
(一) 缔约过失责任说
一些学者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应划归为缔约过失责任体系范畴。其理由在于:一方面, 从时间上来看, 强制缔约义务的违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 即缔约阶段;另一方面,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会造成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因为相对人有理由信赖强制缔约义务人会遵守法律规定的缔约义务而与之订立合同, 因此信赖缔约是正当的。那么, 相对人基于信赖义务人能够缔约而支付的各种相关费用以及因未能与义务人订立合同而丧失的缔约机会等损失, 均属于相对人可请求义务人赔偿的范围。
(二) 违约责任说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就是法律强制某些民事主体负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法定义务, 而这些负有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主体往往是关系到人们基本生存和生活的公共事业单位或服务组织。违约责任说认为, 依据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内涵, 被设定在强制缔约法律制度范畴内的所有合同都可以基于法律规定而当然成立。换而言之, 无论义务人是否拒绝与相对人缔约, 该合同都可以依法律规定而成立。因而, 强制义务人实际履行合同是承担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民事责任的重要形式。当然, 在具体认定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形式时, 还应考虑到强制合同成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因素。总之, 违约责任说的支持者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应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
(三) 侵权责任说
我国台湾多数学者都认为, 负有强制缔约义务者, 非有正当理由, 致相对人遭受损害, 当事人之间虽不因之而当然成立合同关系, 但义务人应向相对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此学说认为,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并非保护相对人的具体的合同权利, 而是一种概括的利益。当强制缔约义务人违反缔约义务, 致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或人身权益遭受损害, 此应为一种侵权行为, 应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该说认为,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应为侵权责任体系所包含。
(四) 独立责任说
独立责任说认为, 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设定, 是为使如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和机构能够合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 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和生活, 维持社会的基本供给秩序, 而非以弥补相对人的经济损失为初衷。因此,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等在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当然, 持独立责任说的学者并不否定, 在一定条件下,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与侵权责任会产生竞合, 如强制缔约义务人的拒绝缔约行为可能造成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二、笔者对以上学说的评析
第一, 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体系, 具有自身较为明确的含义。所谓缔约过失责任, 是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 致使对方遭受信赖利益的损失, 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对于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是否属于缔约过失责任, 关键在于该责任是否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内在构成。笔者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系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 且当事人为缔结合同进行了接触和磋商, 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信赖关系, 正是这种紧密的信赖关系使当事人之间互相负有协助、照顾、通知等先合同义务。那么,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能基于这种信赖而为缔约和履约而做出准备, 同时, 任何一方当事人也都可能由于对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未尽此等先合同义务而遭受信赖利益的损失。而强制缔约义务则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产生, 与缔约过失责任必须先行存在磋商才会产生相应的先合同义务明显不同。同时, 由于强制缔约义务人主要是关乎公众生存和生活的公共服务部门, 只要义务人拒绝缔约, 就会对相对人的生存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而无需相对人必须为缔约或履约做出了相关准备。也正因为如此, 在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形式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强制订立合同”。综上, 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能为了急于解决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的归属问题, 而草率地将其归入缔约过失责任体系中, 那将使两种责任都陷入混乱状态。因此, 缔约过失责任说不可取。
第二,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与违约责任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如二者都不要求以损害后果为责任承担的前提, 责任承担方式都主要为实际履行和赔偿损失, 相对人可视具体情况而做出选择。但是, 在强制缔约义务人明确拒绝缔约时, 合同是否已经依法而当然成立, 这是判断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是否为违约责任的致命性问题。笔者认为, 虽然强制缔约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而课以义务人强制订立合同的义务, 但是此合同的成立, 仍然需要当事人之间通过要约和承诺的基本方式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如果一方明确拒绝, 合同不成立就成为当然之果。而根据一般的合同法原理, 违约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己经存在着合同关系, 如果合同关系并不存在, 违约便无从谈起。综上, 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当然也不属于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说无法立足。
第三, 我国大陆学者多数接受了台湾地区学者将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体系中的做法。但是, 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经济上的补偿, 也就是使受害人利益回复到受侵害之前的状态。因此, 侵权责任的一个构成要件就是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实际的损害。在强制缔约法律制度中, 强制缔约义务的设定并非为了对相对人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在义务人违反强制缔约义务而令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场合下, 一般不要求相对人遭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事实上相对人也未必都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因此, “强制订立合同”就成为了违反强制缔约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责任形式, 以实现使相关公共服务部门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要的目的。这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根本的区别。综上, 侵权责任说不宜采纳。
第四, 如前所述, 强制缔约义务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由义务人承担, 因此, 也无所谓在缔约过程中对先合同义务的违反而发生缔约过失责任。当强制缔约义务人拒绝订立合同时, 合同未成立, 便无所谓违约责任的发生;强制缔约义务的承担不以损害后果的发生为前提, 与侵权责任存在实质构成上的差别。因此, 本着便宜生活之需, 笔者认为, 法学理论宜应当尊重生活。故尽管有学者反对把民事责任体系当做一只口袋, 但在笔者看来, 其开放的体系如果有机地进行整合与梳理, 必能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其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而不是如有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走向混乱和灭亡。既然如此, 我们没有必要强行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民事责任划入既有的法律体系当中。
笔者认为, 应把违反强制缔约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独立出来, 形成一种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及侵权责任相并列的一种新型责任, 以更为合理地规范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行为, 进一步完善民事责任体系的架构。当然, 笔者并不否认构成与其他责任类型如缔约过失责任、侵权责任等的竞合。因为在特殊情况下, 强制缔约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会造成相对人人身、财产的损害。比如, 相对人在危难、急病的情况下, 出租车拒载;医师对于急症病人, 无故拒绝救治, 使相对人病情恶化或死亡,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此时相对人当然有权要求强制缔约义务人承担经济损失, 此种情形应以侵权责任的规范为依据进行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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