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犯罪

社会犯罪（精选12篇）

社会犯罪 篇1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在犯罪现象发生时,除了分析犯罪人的个人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剖析犯罪深层次的社会因素,如不良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的缺失、社会矛盾的凸显、社会舆论的消极引导等。正视犯罪中的社会责任,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无疑有利刑法正义、符合刑罚人道。犯罪中单一的个人责任观逐步转向社会责任观,强调国家在刑事责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分配正义的内在要求,刑法谦抑、刑罚轻缓化的题中之义。

为了深刻剖析犯罪的社会根源,本文将犯罪的社会责任按照时间顺序,分为犯罪现象发生前的社会责任(罪前责任)和犯罪现象发生后的社会责任(罪后责任)。

一、罪前责任

(一)国家的立法活动可能制造犯罪

法律可以惩治犯罪,同时也通过立法条文制造犯罪。立法机关,甚至执法机关可以将普通的违法行为评价为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可以臆造犯罪。问题的关键只在于立法者这种自由的限度。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阐述了恶法对犯罪的影响,“赏罚上的分配不当就会引起一种越普遍反而越被人忽略的矛盾,即:刑罚的对象正是它自己造成的犯罪。”“扩大犯罪的范围就等于提高犯罪的可能性。”国家有时将本不应该纳入犯罪范畴的行为以法律的形式评价为犯罪行为,法律自身创造出其本该遏制的行为。过重或过轻的不当立法,引导人们的犯罪倾向变为现实。国家的此种不当行为,可能出于统治需要的考虑,也可能是认识错误所致。

(二)不良社会环境乃诱因

对人的理性选择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格,人格的形成受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所以恶,是因为社会制度自身还不够完善,社会环境还不够良好,给人以释放恶的可乘之机。

在社会化进程中,良好的家庭环境、优质的学校教育、和谐的社会氛围,是每个公民都应享受到的权利。然而,我国的家庭教育仍未摆脱读书至上的传统窠臼,学校在过分重视成绩时忽视了思想品格培养,社会中权钱至上、追求享乐、冲动报复等不良文化氛围诱使人们丧失人格、迷失自我。不良社会环境最终致使公民人格异常,社会环境又诱使人格异常的人走上犯罪不归路。近些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严重,从穷凶极恶的马加爵,到视法律如敝履的“药八刀”,再到复旦大学宿舍投毒杀人的林某,都是当代大学生人格异化的血泪教训。

人格异常的犯罪人也是不良社会环境的受害者,马加爵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药家鑫面对压迫窒息的家庭教育。国家有责任为公民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创造积极的社会氛围,保障人们拥有健康积极的品格,避免公民沦为犯罪人。

(三)社会矛盾的无形转嫁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认为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对人民最大的福祉,而对人民个体的权益却无暇他顾,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中的“快”字,公平与效率失衡,社会公平失落,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趋势明显。而社会矛盾深层次的根源便在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长此以往,民众负面情绪堆积,便只好通过犯罪的途径来纾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其他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一样,在此期间社会矛盾突出,犯罪率持续高涨,社会分配不均的弊病日益显现,迪尔凯姆曾指出:“犯罪有时是社会紧张和压力的‘活塞’,社会有时会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转嫁’于犯罪人,使之成为‘替罪羊’,以发泄、缓和社会内部的压力。”

在犯罪问题上国家对经济原因决定论的认同,认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伴随犯罪率的增长。科技的进步必定会促使新的犯罪类型出现、丰富犯罪的手段,经济发展对犯罪有刺激增长的一面,国家看到了这一点,也往往以此为推脱国家责任的理由,却对经济发展也可抑制犯罪的一面有意回避。国家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应充分掌握经济发展规律,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手段,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对犯罪的抑制作用,克服社会发展对犯罪的消极影响。

二、罪后责任

(一)国家的司法活动可能制造犯罪

司法活动本身存在变形走样、腐化的危险,司法过程中法官对罪行的擅断也是产生犯罪的原因,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罪行擅断往往使案件结果难以捉摸,同案不同判,同等的情形往往得不到同样的处遇。司法的不确定性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司法的权威,更重要的是公民守法的自觉性因此大打折扣。

任何人都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公正的处遇和充分赔偿的权利,如被害人在遭遇犯罪的侵害后,司法机关未能恰当的追究犯罪人责任、被害人没有获得应有的经济赔偿,受害人就会加深对犯罪人的仇恨,失去对司法权威的信赖,进而产生对司法机关的怨恨及对国家的不满情绪。此种情绪往往促使被害人采取私力救济方式,以报复行为来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再一次“平等”。刑事被害人有可能与加害人互换角色,产生新的犯罪。

(二)社会舆论的消极影响

社会舆论可以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是维护司法正义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舆论也可能引发舆论审判,即舆论、媒体通过预测性报道,代替法院进行审判。舆论审判往往有违无罪推定原则,给犯罪嫌疑人法外定罪,对法院审判施加了巨大压力,影响司法独立。

药家鑫案发生后,媒体给予了广泛关注,舆论几乎一面倒地谴责声讨肇事者,判决前发起的关于药家鑫案量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的网友认为法院应当判处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舆论除了在量刑方面给予了巨大的压力外,对于“激情杀人”、“自首”、“民事赔偿”等具体的法律问题也予以高度关注。对于药家鑫等此种舆情案件而言,大众媒体应保持理性客观,合理引导舆论、疏导民意,切莫为博人眼球、吸引关注,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使情绪化的舆论弥漫,对事件本身造成不利影响。

(三)监狱制度的缺陷

监狱具有惩罚、改造罪犯,预防、减少犯罪的法定职责,而监狱的功效是有限的,犯罪人的重新犯罪率高达50%,各国皆是。经过监狱改造过的犯罪人被贴上“恶人”的标签,不被社会接受,成为社会的遗弃者。面对公众的谴责和恶人的标签,犯罪人很难保持一种积极的自我形象,他们会对社会的抛弃和坏人的标签产生消极的认同,自暴自弃,为谋生只好再次作恶。

犯罪标签理论让我们看到了监狱制度对犯罪人的副作用,对于越轨者,特别是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呼吁社会应更加包容,不能因为犯罪人的一次失足就从此被社会抛弃,贴上永久不良的标签,对犯罪人的改造、教育,帮助其重新回归社会,成为守法的良好公民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现象的发生具有多重原因。长时间以来,国家面对犯罪现象时大多只关注犯罪人的个人因素,于其他因素无暇顾及或有意回避。“犯罪中的社会责任”是一个严肃的命题,也是一个相对崭新的命题,笔者试图在犯罪的个人责任以外,层层论证、深刻剖析了:国家的不当履责、突出的社会矛盾、不良的社会环境、不完备的社会制度等社会因素乃是犯罪更深层次的原因,笔墨至此,写作的目的基本实现了。

随着刑法人道与人文关怀的倡导、刑法谦抑和刑罚轻缓化理念的深入、司法宽缓化趋势的发展,犯罪时单一的个人责任观开始逐步转向社会责任,强调社会在刑事责任中应承担部分责任。国家也逐渐认识到犯罪现象发生时除分析犯罪人的个人责任,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然而,国家认识社会责任到承担起社会责任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何况这种认识还只是初步阶段,理念上的进步更需要在实践中落实,国家应真正承担起预防和控制犯罪、缓解社会矛盾、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社会制度的法定职责,使理念到实践不再是理想到现实般难以逾越的距离。

参考文献

[1]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王牧,主编.新犯罪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吴宗宪.西方犯罪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周东平.犯罪学新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5]卢建平,主编.刑事政策评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郭道辉.社会公平与国家责任[J].法治研究,2007(l).

[8]周红锵.国家契约与国家责任[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9]斯超.从刑事政策角度看犯罪产生的社会责任[C].中国犯罪学学会第十八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2009.

社会犯罪 篇2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礼教国家，人人都要遵守礼仪。这对整个国民性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从小被灌输礼仪的人，有一定的教养，长大去做罪犯的概率自然低。而且社会大环境，对异端，或者是罪犯非常不宽容，犯罪的人会被全社会孤立和抛弃，其中滋味太过苦涩。所以这也是日本社会低犯罪率的原因之一。

敏感负责的日本警察作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部门，日本警察的作用是不能不提的。

到日本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巡警派出所，巡警派出所平时肩负着一些给行人指路的职责，当然社会治安也在治下。警察一般是过一段时间骑着单车出去巡逻一次。巡警派出所张贴了一些大案要案犯罪嫌疑人的大幅照片，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这些巡警派出所由于在东京成网络分布，警力延伸到社区，因而出警非常迅速，同时也容易形成联防体制。

科技治安无处不在日本的治安好坏与日本先进的科技系统也有关系。几乎每个街道都有监控的摄像头，一些车库、僻静小巷也有摄像头，不过有些地方的摄像头是假的，可是“摄像头”的小红灯也是一闪一闪的，真真假假让人无法分辨。有些地方看不到摄像头，但是有个醒目的地方立个看板，上面写着：这里装有防止犯罪的摄像头。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心想说不定还是一出“空城计”呢。

但是，摄像头的作用还是有的。日本有一些街道、站台是禁烟的，但是人吸烟很难取证，这时摄像头就管了很大的用。我有一次就发现日本一则电视新闻还真播出一条新闻，根据摄像头的监控录像，这个行人违禁吸烟，在监控录像面前不得不认罚。很多刑事案也是根据摄像头监控录像的现场记录而侦破的。日本的社会治安良好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说日本的教育水平较高，对于给别人添麻烦之类的事情是很忌讳的，更不用说犯罪了。而且日本因为犯罪率低，一出事媒体就要报道。在十分重视信用的日本社会，人犯罪后他的生存和生活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公共安全的宏观理念日本社会治安较好，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差别不大，地区差别不大，国民基本上能安居乐业。

由于二战后迅速从废墟中实现经济起飞，日本社会有产阶级层面不断扩大，这成为日本社会稳定安全的基础。同时，即便是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社会也有完善的生活保障制度，对于无房户，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廉租房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这些都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对于降低犯罪率具有切实的功效。

其次，日本社会独特的管理模式也不能不说。社会的管理理念是倾向于创建安全、安心的环境。公务员自不必说，日本很多企业都有年功序列制度，只要员工踏踏实实做事，企业一般是不能随便炒鱿鱼的。由于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都比较到位，整个社会相对成熟，人心浮躁的因素相对少了很多。

再者，日本社会是比较讲规则的，同时由于规则成为共识，社会踏踏实实做事的氛围较强，杀人越货、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理论在这里难有立身之处。

黑社会犯罪的特征与对策 篇3

摘 要 黑社会犯罪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对黑社会组织进行研究，理清黑社会犯罪的特征，对于各国的实践都有重要意义。中国的黑社会犯罪由于自身国情的不同呈现出新的特点，认清这些特征，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对目前中国现实来说很有必要。

关键词 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犯罪 预防对策

随着重庆首发的又一波“打黑运动”的开始，全国也又一次掀起了打击黑社会犯罪的热潮。此次全国性的打黑行动成果显著，然而，成果显著的背后给了我们又一个巨大的重担。中国的黑社会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止黑社会组织犯罪在我国猖獗。然而，从打黑成果来看，我国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防控和打击还需要更加有效和科学，以控制其产生的发展壮大。

一、黑社会组织的概念及犯罪特点

“黑社会”一词是舶来品，英语中为under-world society。我国学界并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给予定义，而只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给予了定义。通说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危害性十分严重的特殊的犯罪集团，它除了具备犯罪集团的一般特征，即犯罪主体为三人以上的较稳定的组织，为了实施共同犯罪等以外还具有以下特点：（1）实施犯罪活动的形式具有较严密的组织性。（2）目的在于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不特定多数的犯罪。（3）行为手段具有强暴特征，一般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实施共同犯罪，并主要以暴力实现其黑社会秩序和独霸一方。（4）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势力，称霸一方。（5）组织规模大，分布面广，犯罪数量多，后果严重①。此种观点同时又是根据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4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而得来的。在我国刑法中，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是存在交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包括未发展成黑社会组织但又相对成熟的犯罪组织，又包括黑社会犯罪组织。因为我国并没有规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举轻以明重，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被解释为包括黑社会组织。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并非此等包容关系，二者为不同的两种组织，所以必须给予黑社会组织一个科学的认识。“黑社会组织是由以共同的物质利益为基础而紧密联系的，以牟取暴利为目的，长期进行共同故意犯罪和非法活动的群体组成的反社会体系的秘密的非法社会组织，它具有一般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运行形式②。”此种观点基本揭示出了黑社会组织的根本特征，对黑社会组织的定义较为合理。然而该定义并没有突出黑社会组织的本质恶性，更多的是突出组织性。笔者认为，黑社会组织是指多数人为谋取暴利，以共同故意犯罪或其他违法行为为手段，以一定的组织规范为纲领和生活规范，以维系组织长期存在，获取区域性非法垄断利益为目的，在一定区域内形成非法控制或勾结部分政府官员形成非法控制，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反社会组织。其特征较为显著：

1．黑社会是一种通过犯罪亚文化形成的组织。“所谓犯罪亚文化是指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义化相对应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③。”黑社会组织成员因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而对自己的组织产生认同感，进而产生自己的组织规范。黑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独有的一套含有自身价值观念的“帮规会规”。领导黑社会组织运转和存续的人员严格遵循和执行“帮规会规”，通过此种形式维持组织的存续，保证“帮规会规”的有效性。所以黑社会组织并非一般的犯罪团伙，其严密的组织性是其他集团犯罪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的。

2．黑社会组织是一种以垄断区域暴利为目的的组织。黑社会组织是一种为牟取不正当暴利而形成的组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牟取不正当暴利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便是进行垄断。对于没有经济实力或不愿意通过合法手段获利的群体，利用群体优势形成区域性垄断便成为必要。黑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群体优势对一定区域通过实施一系列的违法犯罪行为使社会民众对其屈服，从而形成非法控制。在形成非法控制之后，它就会对该区域的暴利行业进行垄断，进而获得维系组织的物质基础。

3．黑社会组织是一种以违法犯罪为手段和主要活动的组织。如前所述黑社会组织的形成有赖于犯罪亚文化的存在。黑社会组织成员对犯罪有一种偏好和认同感。黑社会成员在实现组织利益的过程中，多选择使用犯罪的手段来完成。对于与其实现利益不利的主体，他们会以威胁伤害有时甚至通过杀害来排除竞争对手。这一特征实际上也体现了黑社会犯罪的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特征。

4．黑社会组织是一种对公权力有极大腐蚀性的组织。黑社会组织是一种反社会的非法组织，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黑社会组织要想存续，在国家机器强大的社会背景下，腐蚀公权力便成了一种必然。黑社会组织与国家相比，在综合实力上处于弱势地位，不顾一切的与国家对抗只能自取灭亡，只有腐蚀部分国家公务人员，得到一定庇护，才能在一定区域内生存。所以，黑社会组织无时无刻都在全力向国家公权力的实施者进行利诱“攻击”。同时，黑社会组织不仅仅满足于乞求他人的庇护，他们时刻都在准备着向政府渗透。一旦其成员在政府中有相当的影响，他们有可能会组建自己的政党，对一个国家进行统治。

二、黑社会犯罪在中国也有了新的特点

1．中国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具有隐蔽性。首先，黑社会组织的隐蔽性表现在组织内部规范的隐蔽性。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黑社会组织及其犯罪的发展日益成熟。黑社会在我国也日益发展成型，如果说十几年前还是雏形，现在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日益发展成熟。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内部规范并不像其他国家或地区那样明确成文，中国的黑社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发展，因国际上对其打击力度较大而只能更秘密的在组织内部形成不成文的隐性规范。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另一特点便是没有自己的名称，为了避免法律和政府的打击，它并不以名称示人，而是寄生于一些合法单位或非法的行业当中，组织成员均以组织规范约束自己，领导分子统一领导所有成员行动。我国黑社会组织的隐蔽性还表现为很少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只是在国家法律规制的薄弱环节进行违法犯罪行为，或在一些社会的“灰色区域”活动，所以很多情况下难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从而更有效的将自身发展壮大。此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对外是保密的，政府更无法查实，只有组织内部人员才会知晓，故而我国不仅存在黑社会组织，而且更具有隐蔽性。

2．中国的黑社会犯罪多有政府官员的直接参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相当一部分经济实力雄厚，运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侵蚀政府官员，让政府官员为其犯罪敞开“方便之门”，很多政府官员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的骨干。重庆市“打黑”行动中，“文强案”的要犯文强便是该组织的领导者。该案当中，文强利用自身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之便，为以其为首的黑社会组织提供庇护，保证了该组织的长期存在，并在存续期间获取了巨大的非法财富。

3．中国的黑社会犯罪具有区域性。从目前破获得黑社会犯罪来看，黑社会组织成员的活动范围在国内具有区域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类似意大利“黑手党”等全国性的黑社会组织。

三、我国黑社会的成因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在我国的出现最早是在民国时期，战乱的环境，使政府专注于国家的兴亡而无暇顾及打击黑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其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新中国成立以后，，黑社会组织在我国大陆一度消亡，直至改革开放中国敞开大门，黑社会组织才渐渐开始成长起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失业人口开始出现，相当一部分公民成为无业游民，难以维持生计。改革开放一方面为我国争取了优良的国际发展环境，但同时外国的不良文化也随之渗入国内，黑社会文化在我国四散开来。加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字的内涵为黑社会的生存提供了有益的条件。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无先前的经验参考，法制建设不健全，各种法律的制定并不完善，对黑社会犯罪的防控并不是十分到位，导致黑社会犯罪在我国的发展十分顺利。

四、防控黑社会犯罪的对策

黑社会犯罪在我国存在与发展已是既成事实，它对国家的正常秩序产生极大的破坏力。国家要保证长治久安，必须加大力度打击和预防黑社会犯罪，对已经存在的黑社会组织逐个取缔，对正在形成中的，将其消灭在萌芽阶段，同时注意采取措施预防黑社会犯罪。

1．黑社会犯罪方面的立法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专门针对黑社会犯罪的刑事立法只有第294条一个条文，对于各罪名的法定刑规定也普遍较低，不利于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缺少专门的法律规范对和社会组织犯罪进行规制，中央各部委虽然出台过严打的通知，然而，这些通知也只能进行暂时性的打击，短时间内效果明显，我国大陆地区有必要借鉴香港的经验，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建立专门的机构，对黑社会组织进行全面的，长期的，有针对性的打击。香港地区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法律法规，全面性、针对性的长期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

2．在执法方面，我国应不间断的进行“打黑”行动和加强对“两劳”人员的教育改造。我国公安民警应时刻重视“打黑”问题，对于餐饮业、娱乐业、建筑业等易滋生黑社会犯罪组织的行业，应加强监控，根据工作经验，在必要时刻出警予以打击。在日常“打黑”工作中，注意搜集各方面的情报，时刻把握本地有关黑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

3．良好的社会政策是打击黑社会犯罪的必然要求。李斯特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④这句名言用在打击黑社会犯罪上极为合适。无业人员是黑社会组织的重要成分，他们因为无正常职业保证日常生活来源而参加黑社会组织。国家通过社会政策，扩大就业率，提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是这部分无业人员充分就业。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得稳定收入以维持日常生活，他们当中便会有更多的人员放弃犯罪，从而有效防止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

4．“反腐”工作是打击黑社会犯罪中的重要环节。黑社会犯罪的猖獗莫不与政府的腐败关系密切。黑社会组织要秘密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的庇护。公权力对私人组织的庇护为其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通过有效的“反腐”工作，把一些腐败分子从我们的国家机构中清除，使黑社会组织失去公权力的庇护，让他们暴露在政府的视野中从而进行有效打击，清除这些黑社会组织。

5．开展国际合作，联合打击黑社会犯罪是一重要途径。我国打击黑社会犯罪的经验并不丰富。相反，西方国家已经在黑社会犯罪打击的时间上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黑社会犯罪相对于外国正处于发展阶段，跨国黑社会犯罪日益增多，西方特征是的黑社会犯罪也在不断出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有利于我国“反黑”事业的成功。

注释：

①陈正云等.中国刑法通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436-437.

②万长松,陈人刚.黑社会犯罪现状及对策.新东方.2000.1.

③储槐植,许章润等.犯罪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34.

④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第1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3.

[2]储槐植,许章润等.犯罪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陈正云等.中国刑法通论.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社会转型时期涉农犯罪问题初探 篇4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农村环境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建设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但从近年的犯罪率来看, 虽然乡村低于城市, 但其上升的势头比城市要快。调查显示目前在押的罪犯80%左右是农民, [2]所以说涉农犯罪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刑事问题。

一、当前涉农犯罪基本类型综述

(一) 农村职务犯罪

近些年来,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下, 农村经济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好转, 一些村集体掌握着雄厚的集体资金。同时, 国家陆续出台惠农支农的政策措施, 将扶持资金向农村倾斜。并且为实现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 农村土地流转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以上所述现象都为农村基层干部的职务犯罪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村干部、乡镇干部利用职务职务之便侵占、受贿、挪用资金、非法买卖土地、等职务犯罪已经屡见不鲜。

(二) 农村青少年和老年人犯罪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三大公害之一, 20世纪以来, 犯罪低龄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在我国广大的农村, 因为父母外出工作导致儿童留守, 逐渐在缺失监管的环境中长大已经是全社会持续关注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年推进, 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日益成为显著问题, 并对农村稳定乃至社会和谐造成严重危害。[3]

同样, 老年人也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在我国, 涉及老年人的犯罪大多在农村发生, 农村老年人犯罪正呈不断上升趋势。[4]目前, 我国的农村老年人犯罪形式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封建迷信犯罪和性犯罪。

(三) 流动人口犯罪

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从而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走进城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管理难度的增大不仅使流动人口自身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农村流动人口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名称。当第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老去逐渐返回农村后,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但由于其中的一部分人群既适应不了城市, 又不能返回农村, 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在这一类犯罪中值得注意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暴力化倾向日趋严重, 这也许跟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 被大量暴力色彩的影视剧和电脑游戏影响有关。

二、涉农犯罪的特点及问题

(一) 犯罪主体多为男性

尽管近几年来农村女性犯罪比例也在增长, 逐渐的引起很多研究犯罪和刑法的人的注意。但男性犯罪还是占到犯罪主体的较大比例。不管处于何种年龄段, 男性本身所具有的身体优势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了先天的可能条件。

(二) 犯罪主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

犯罪人无论长期居住在农村, 还是跻身在茫茫打工人群中, 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意识淡薄是普遍性的特点。他们的文化水平绝大部分停留在初中甚至初中以下, 这不仅不利于遏制一些犯罪意识的萌发, 甚至对一部分人犯罪活动的实施起到推助作用, 文化素质的浅薄使得很多犯罪分子没有足够理性深入思考问题, 只会不计后果的图一时心理上或钱财上的满足。

(三) 犯罪类型相对集中, 财产性犯罪为多发犯罪

农村犯罪类型相对集中, 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权利和日常纠纷引发的侵犯人身权利最为易发、多发、惯发。社会在转型, 人们的价值观也有所转变。对金钱、物质的追求是每个人都难以控制的。由于过剩的劳动力与有限的农村土地资源发生冲突, 而且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一部分农民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走上犯罪的道路。[5]

(四) 农村犯罪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 初次犯罪年龄进一步降低

2001、2010年两次全国未成年犯调查显示, 10年间未成年人犯罪特征有以下方面变化:在犯罪人主体方面, 不满16岁、农村人数、闲散人口法人比例明显上升, 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七成以上。[6]农村人数的增多, 以及犯罪年龄的低龄化是对农村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反馈。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结构形式, 导致了城乡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也使得一部分家庭更加看重经济收入, 而忽视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培养, 在缺乏关爱和监管的环境中, 未成年人极易走上犯罪道路。我国目前的农村家庭教育几乎是空白, 这是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发展和未成年人教育的“瓶颈”。[7]

(五) 团伙犯罪、有组织犯罪趋势明显

团伙犯罪不仅犯罪能量较大, 而且难以取证侦查。造成的危害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目前, 在农村犯罪人群中, 逐渐形成了团伙作案的风气。农村犯罪团伙主要有盗窃团伙、抢劫团伙、流氓团伙等三种类型。盗窃团伙一般表现为人口众多、成员固定、分工细致、流窜盗窃等特点;抢劫团伙则表现为成员分散、成员低龄化、犯罪动机低级、抢劫区域固定;流氓团伙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表现为犯罪成员有一定的特殊性、犯罪动机不特定、犯罪动机比较随意等。[8]

三、涉农犯罪的预防及对策

(一) 增强法制宣传的力度, 提升农村人口法律意识

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群众进行普法教育, 一方面是要他们掌握法律武器, 适时保障、争取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环境, 不要违反法律这一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首先, 在乡村干部的具体工作中要引导农民了解、掌握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其次, 要让农民群众牢记犯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尤其是要打消部分人对犯罪行为以及刑罚追究持有的侥幸心理。

(二) 形成良好的德育环境, 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世界瞩目的良好成绩的同时, 我们需要经常反省新时期“道德滑坡”的问题。中国正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转向一个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因此熟人社会曾经有效的非正式约束机制, 并不再像以往那般奏效。关系的萍水相逢化, 不仅容易产生不道德的、败德的行为, 而且更容易逃避各种社会制裁, 包括社会舆论的和正式的制裁。面对价值和道德的多元化现状, 急功近利的道德建设并不提倡。[9]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 形成良好的德育环境,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的。只有这样, 才能逐渐培养个人建立起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三) 发展农村经济, 缩小城乡差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状况也决定、影响着家庭生活以及个人心理状况。乡镇工作的主要方面就是发展当地经济。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特色产品带动相应产业的形成、繁荣, 从而更好地将土地与农民结合起来, 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情形, 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村社会, 解决了因为缺少监管而形成的犯罪因素。

(四) 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全心全意服务农村社会

农村基层组织对于预防农村犯罪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 农村基层组织社会不安分子以及轻微违法的犯罪人进行制约。另一方面, 随着农村经济好转的新形势下, 基层农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问题也在引起社会关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 主要在于在干部中间形成全心全意服务农村的工作理念。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证和宣传教育, 也需要充分发挥村民对村务的决策、监督力度, 使村民称为监督村民委员会的核心力量, 从而建立全心全意为农村社会服务的基层干部队伍, 并且杜绝职务犯罪的发生。

(五)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保障流动人口权利

笔者曾前去西北省份青海格尔木市调研, 在所调研的村庄里, 有很多来自其他省市、州县的打工人员, 据这些人介绍, 他们大半个村子的农户为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 都走进这座移民城市做小生意等另寻出路。但是他们的户口长期无法解决, 自身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村委会的成员对于这么多的外地人口也束手无策, 不仅难以辨认住户更加不知从何管理。这种现象是流动人口犯罪的潜在因素。所以必须改革新形势下的户籍管理制度, 撤销城乡二元制的管理办法, 从行政管理上首先达到平衡, 才能有序地管理农村流动人口, 积极引导流动人口融入新地区。

四、结语

涉农犯罪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大问题, 虽然说是农村犯罪人员自身存在的不足导致他们走向犯罪道路,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这也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所导致的。涉农犯罪, 涉及一个社会的制度、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 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防治农村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 因此我们一定要分析犯罪发生的背景原因, 才能更好地预防犯罪、打击犯罪, 为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安定的环境。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一直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这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力度远远超过城市。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熟人社会”正逐渐向“冷漠化”、“半熟人社会”过渡。2004年至2013年, 中共中央已经连续十年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将“三农”问题推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 文章从涉农犯罪类型综述、特点及问题、预防及对策三个方面对涉农犯罪问题进行初探。

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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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道庆.新形势下的农村刑事犯罪[J].知识经济, 2009, 14:37.

社会犯罪 篇5

一、社会化与法律社会化

(一)个体社会化

新生儿离开母体，尽管已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但此时他还只是一个自然人，一个仅具有生物学意义的人，只是具备人的自然属性与身心发展潜能的生物个体。个体出生以后如何逐渐获得与不断丰富人的社会属性，如何适应人类社会生活?如何成为具有独特个性与行为方式的社会成员，这就是个体的社会化问题。

个体社会化，就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中，通过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个体通过社会化，习得人类生活的基本知识和劳动技能，确立生活目标和价值观，认识自己的角色和地位，掌握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个体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终生的过程。国内有学者根据人的发展周期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把社会化分为四种：(注：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45.)

1.基本社会化。即个体在童年期的社会化，主要是学习语言、生活知识和培养认识能力，掌握行为规范，建立感情联系，发展道德及价值判断标准等。

2.预期社会化。指个体在学校等社会机构中逐步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为进入社会做准备。

3.发展社会化。即个体在成年期以后的社会化，个体随着环境和自身状况的变化，接受新的期待和要求，承担新的责任、义务和角色。

4.再社会化(或重新社会化)。指个体生活环境或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发生急剧变化时，或者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失败而受到严重处罚时，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或者重新适应社会，需要对自身的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做出重大调整，进行重新学习。再社会化有主动再社会化和强制性再社会化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个体自觉主动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后者是指诸如罪犯、劳教人员等社会化失败者，被强制接受教育和改造，以便重新回归社会。

(二)法律社会化

个体社会化的内容相当广泛，如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法律社会化、性别角色社会化等。其中，与个体违法犯罪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法律社会化问题。所谓法律社会化，就是个体把国家法律这一体现统治阶级和国家意志的、具有强制性的特殊社会规范，变成自己所理解和接受并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进而内化为个人心理品质的过程。简而言之，法律社会化就是个体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意识的过程。

就个体而言，要实现法律社会化，其具体要求就是形成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脑对法律现象的反映，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观点、态度的总称。国内有学者按个体法律意识的功能结构，将其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亚结构：(注：罗大华，何为民，解玉  敏.司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37，59，51，55，54.)

1.作为认识功能的法律知识，它是个体形成法律意识的前提和基础。

2.作为评价功能的对法律的态度，它是影响个体实施合法行为或违法行为的关键性因素。

3.作为调节功能的守法行为素养，这实质上是个体的一种抗诱惑能力、对行为的自控能力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其完善与否，表明个体社会化的成熟程度，也是防止违法犯罪的重要关口。

二、社会化的缺陷与违法犯罪

(一)个体社会化的缺陷

如果说，社会化意味着人格的成熟，那么，事实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十分完善的社会化。虽然大多数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基本顺利的，但也有少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即出现了不完全社会化甚至错误的社会化，形成了不健全人格，造成适应社会困难，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在不完全社会化或错误社会化进程中，法律社会化的缺陷至关重要。如果说其他方面社会化的缺陷导致了生活能力与适应环境的困难，那么，法律社会化的缺陷就直接与违法犯罪相联系。有学者认为，个体法律社会化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罗大华，何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

1.没有接受法律知识方面的教育，处于“法盲”或“半法盲”状态。

2.认知水平偏低，是非不分，难以理解和接受法律规范。

3.对法律持轻蔑态度，视法律程序为儿戏，不愿尊重与遵守法律。

4.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轻率地作出决定，不进行法律咨询，以致有意无意地违反法律。

5.缺乏守法行为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贪图利益，随意行事。

6.不愿履行法律义务，如拒绝赡养老人，拒交个人所得税等。

7.由于法律意识不健全，划不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理解与执行法律规范时发生困难，造成违法行为的产生，如防卫过当，刑事案件私了，因债务纠纷扣留人质等。

(二)不健全人格是违法犯罪的心理基础

社会化尤其是法律社会化的缺陷，必然对个体人格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即形成不健全人格。

在社会心理学中，一般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健全人格与不健全人格两大类。健全人格就是社会化程度较高或基本上达到社会化要求的人格，它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行为方式与社会规范相一致。健全人格者在社会成员中占大多数。不健全人格是经历了不完全社会化或错误社会化而形成的不成熟人格、矛盾冲突人格和反社会人格。其主要表现是：

1.价值取向偏离，甚至与社会整体利益相悖。

2.认知水平低，思维偏激，是非、善恶判断力差。

3.需求层次低，欲望强烈，且不善于通过合乎规范的途径予以满足。

4.道德和法律意识淡漠，由于受反社会不良文化影响，不尊重社会道德与法律，行为既不受良心谴责，对刑罚惩罚也没有恐惧反应。

5.品德不良，由自私、缺乏同情心、行为不端发展到冷酷无情、粗野肆虐，恶习难改。

6.缺乏高级情感体验，道德感、理智感、美感水平低；常常被消极不良的情绪体验占据心头，且缺乏必要的情绪调节控制能力，甚至任其宣泄而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伤害。

7.缺乏必要的建设能力，只有不利于社会的消极能力、破坏能力。

8.自我意识

的缺陷，不能客观地评价与调节自我。要么过于贬低自己，产生自卑感，进而自暴自弃；要么过高评价自己，自高自大，不可一世。

反社会人格是不健全人格的极端表现，是指一部分人在犯罪集团或其他腐朽思想、不良文化的影响下，完全接受了与社会规范背道而驰的反社会观念，养成了恶劣的生活习惯，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

不健全人格是产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基础，虽然不健全人格尚不能称之为犯罪心理，但它存在着向犯罪方向蜕变的可能性。在形成不健全人格的基础上，经过道德上的“下滑”和违法行为的尝试，产生犯罪意向，最后在特定的情境诱因的刺激下，产生犯罪行为。

三、罪犯的重新社会化

既然个体违法犯罪是社会化过程的缺陷或障碍导致的，那么，监狱对违法犯罪者的矫治与改造，就要以促进其重新社会化为核心。

对罪犯重新社会化的强调，始于西方资产阶级刑罚的近代学派。以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为代表的刑法近代学派以主观主义反对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他们从刑罚的目的主义出发，强调行刑对犯罪人的教育改善作用。在行刑上，主要考虑的不是行为产生了多大的危害结果，而是从行为人的人格上寻找犯罪的根源。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如同对病人的治疗，必须消除其病根，使低下的人格改善为良好的人格。为了改善犯罪人的人格，必须因材施教，根据受刑人的恶性深浅及个人的具体情况，如气质、性格、性别、年龄、职业等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才能取得成效。德国学者李普曼认为，刑罚本身是一种教育，而不是报应手段，其作用在于使犯罪人改过迁善，复归社会。要使受刑人在道德改善的同时，求得在知识、技艺、身体健康等方面的长进。所以，监狱不再是单纯的监禁犯人的场所，而是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学校，是治疗各种疾病，增进身心健康的医疗设施。

近代资产阶级的刑罚思想和矫正制度，对后来世界范围内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以人道、仁爱精神对待犯了罪的人，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犯罪人进行改过迁善教育，促进其重新社会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监狱制度的主流。

新中国50余年的监狱工作中，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在促进犯罪人重新社会化方面创造了人间奇迹。我国监狱始终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创立了以狱政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为基本手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工作制度，不仅创造了世界上最低的重新犯罪率，而且使无数违法犯罪者改过迁善，重新社会化，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一)罪犯重新社会化的概念

如前所述，罪犯的重新社会化属于个体再社会化的一种形式，即属于强制性的再社会化，是指犯罪者被判刑入狱后，在监狱机关的各种惩罚改造措施的影响下，对自身的生活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进行重大调整，重新学习，重塑健全人格，以利于重新回归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

应该说，监狱对罪犯实施的全部监管改造活动，都在于促进罪犯的重新社会化，包括对罪犯思想观念及心理结构的调整，对不良个性的重塑，对不良行为习惯与行为方式的矫正等。罪犯的重新社会化是在监狱这一特定环境中强制进行的，至少在开始阶段带有强制性，这是区别于一般社会公民为适应新环境而再社会化的根本点。

从罪犯重新社会化的结果上看，有成功、不成功、失败三种可能。重新社会化成功，是指个性得到重塑，犯罪心理结构被瓦解，弃恶向善，不再犯罪，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有的甚至成为优秀公民、先进人物；不成功，是指某些罪犯经过服刑过程后，犯罪心理没有得到矫治，释放后在一定情境刺激下还可能重新犯罪；重新社会化失败，是指一些罪犯经过服刑，犯罪心理非但没被消除，反而更加牢固，或者由于交叉感染，从“一面手”变成“多面手”，反社会意识更加强烈，犯罪手段更加成熟，危害更加严重。

(二)罪犯重新社会化的过程

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曾经从犯罪心理学角度专门研究过服刑罪犯的重新社会化问题，他在《矫治心理学》一书中，将罪犯重新社会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注：蔡墩铭.矫治心理学[M].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88.637，648.)

1.引导阶段。这是罪犯初进监狱的学习适应阶段。为排除罪犯的焦虑不安心理，要设法激发罪犯接受矫治处遇的欲念及对监狱管理人员的信赖，产生信心。

2.矫治阶段。在这一阶段对罪犯实施的矫正，有两类范畴：一是偏重于对罪犯社会道德或公德心的培养，属监狱教化的范畴；二是对罪犯所实施的治疗，注重人格障碍或精神疾病的医治，属心理疗法的范畴。那些反社会性相当严重的罪犯，不仅社会公德心和道德心低落，而且还有心理或性格上的原因，对他们既要教化，又要进行心理治疗。

3.训练阶段。一方面要训练罪犯谋生的技能，另一方面又要训练罪犯学习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此外，还要培养他们解决在自由社会遭遇问题的能力，使他们不再以犯罪方式解决问题，这属于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训练。

4.释放前阶段。为使罪犯能较好地适应将来的社会生活，在释放前，要对其在监狱中所过的严守规律的生活逐渐加以放松和缓和，以作为由监狱生活转移到完全自由生活的过渡，以免罪犯一旦进入自由社会后无所适从。

蔡墩铭认为，对罪犯在监狱中促成的重新社会化过程有无效果，还需要他们在自由社会中生活才能获得证实。惟有社会关心出狱人员，设法为其解决困难，才能使其真正适应社会而不再犯罪。由此而言，罪犯的重新社会化，事实上并非完成于监狱，而是完成于自由社会。

(三)罪犯重新社会化的征状

罪犯重新社会化的具体征状，无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性之重建

罪犯之所以犯罪，在于其社会化缺陷导致社会性丧失。那么，通过重新社会化，就要重建其社会性。蔡墩铭认为：“社会性可谓人生活于社会上应有之人格属性……监狱只有一方面设法除去人犯之反社会性，另一方面重视人犯之社会教育与训练，方可使出狱之人犯获得社会性，真正适应社会，不再为非作歹。”(注：蔡墩铭.矫治心理学[M].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88.637，648.)

要重建罪犯的社会性，必须以去除其反社会性为前提。反社会性是一种社会心理缺陷，是人格偏离的表现。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反社会性是指个人的行为、思想所显现的蔑视、否定或反抗现行社会所普遍承认的法律、道德、习惯等行为规范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的人格倾向。(注：张绍彦.监狱法基础理论[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164.)罪犯的反社会性不仅是他们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也是阻碍其重新社会化进程的不良心理因素。反社会性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顽劣性，很难通过罪犯自身的觉悟或一般的教育改造措施得以矫正，必须综合运用包括心理矫治在内的多种手段和方法。蔡墩铭认为，反社会性的形成，与犯人的人格失调有关，只有运用各种检查、测验、咨询、治疗等心理学技术对他们进行心理矫治，才可消除其反社会性，重建社会性。

2.健全人格之重塑

如前所述，不健全人格是形成违法犯罪的心理基础。那么，罪犯要重新社会化，要适应社会生活，不再违法犯罪，必须矫正不健全人格，重塑健全人格。

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心理特点的组合，体现了一个人完整的精神面貌。那么，

什么样的人格才算是健全人格呢?由于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人格理论，关于健全人格的内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罗伊德(S.Freud)认为，健全人格应当是“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均衡协调发展，相互制约，不至于发生困难的人。人格健全的人，“本我”需求适度，“超我”与“自我”稍占优势，三者均衡发展，在内部心理矛盾中，最终能取得平衡，达到和谐统一，不至于产生焦虑乃至神经症。

――心理机能人格理论的代表人物培因(A.Bain)和瑞波(T.Ribot)认为，健全人格者应当是理智占优势，或者是理智――意志型的，而不是情绪型。他们在处理个人与外界的关系时，虽然免不了受到某些情绪的影响和干扰，但情绪的强度不至于使人丧失理智，经过内部心理冲突，最终应是理智占上风，意志起决定作用，而不致听任消极情感的发展和宣泄，采取非理性的方式，做出错误的行为。

――人格认知理论的代表人物凯利(G.Kelley)认为，健全人格的主要表征是对事物有良好而正确的认知，并有力量用这一认知去构建人格，支配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班杜拉(A.Bandura)认为，健全人格者应当受到较好的环境与教育的陶冶，养成良好的对事物的反应与行为习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社会与他人有同情心、责任感，具有良好的社会态度。

――人本主义人格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斯洛(A.Maslow)坚持一种精英思路，认为真正的健全人格要从那些在全人口中只占少数，但达到了“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去寻找，健全人格者应该是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与自尊需要占优势的人。

――从精神医学角度看，健全人格应当表现出稳定的心理健康状态，他们经常具有良好的心境，身心协调一致，精神愉快，不至于因环境变迁和人际冲突发生任何人格障碍，出现反常的变态心理。

――在我国社会心理学界，有学者把健全人格概括为“三良”，即良好的性格；良好的处世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注：罗大华，何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

综合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我们会发现，关于健全人格，有一些被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特征，这是一些最基本的、核心的特征，我们不妨根据这些特征来确定健全人格的标准。

(1)客观的自我认识和积极的自我态度。人格健全者应该有现实、准确的自我知觉，并有这种知觉的敏感性。尽管认识到自己有长有短，有好有坏，但仍然从总体上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对自己抱有希望。

(2)客观的社会知觉和建立适宜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人格健全者能准确地从别人的言语、行为中体察别人的思想、愿望和感受，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而且，他对别人的了解是建立在事实依据上，而不是主观臆测。他对人的态度特征和人际交往技能应有助于建立适宜的人际关系。

(3)生活的热情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格健全者应该热爱生活，有投身于工作、事业和家庭的热情。要具有与自己的年龄相适应的生活能力，主要是处理、解决自己遇到的工作、学习、生活、人际问题的能力，否则，就不能有效适应环境，满足自己成长、发展的需求。

(4)人格结构具有协调性。人格健全者应该有统一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格结构的各部分之间应能保持一种动态的协调、平衡。

3.道德行为、守法行为之养成

罪犯重新社会化的征状，最终要体现在行为上，具体而言，就是消除各种不良行为习惯与行为方式，养成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要求的行为模式。道德行为是在良好道德品质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对道德行为的评价要注重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真正的道德行为是出于个人道德心或良心而实施的有利于他们和社会的行为，那些出于获得回报或补偿而从事的行为，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如某罪犯认罪后，为赎罪而向被害人所作的补偿行为，虽然是好的行为，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行”。再如，有的罪犯为获得监狱的奖赏，有的为取得被助者的感激或获得荣誉等，出于这些动机而实施的行为都不能认为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当然也不能作为实现重新社会化的征状。但对这些行为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进行正面的引导，并加强道德品质的培养，逐渐使之转化为真正的道德行为。

守法行为是罪犯重新社会化的基本表征或最起码的标准，“是指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和虽不完全符合法律精神，但还没有达到违法程度的行为。”(注：罗大华，何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守法行为是守法心理的外在表现，要使罪犯养成守法行为，就需要消除其违法心理，建立守法心理结构。

所谓守法心理结构，是指能够调节和支配行为人约束违法行为、实施守法行为的一系列相关心理因素的有机而相对稳定的组合。它是个体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条件下，守法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有：(注：罗大华，何为民，解玉敏.司法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7，59，51，55，54.)

(1)指向守法行为的人生哲学与价值取向，正确的权利观、义务观与利益观；

(2)利他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

(3)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和一定的法律知识，了解守法与违法的界限；

(4)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能力；

(5)守法的行为习惯与素养；

(6)对刑罚的畏惧和对利弊得失的正确权衡；

(7)通过合法途径满足基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信心。

守法心理与守法行为之间也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有些人的守法行为并不是受守法心理支配的，而是因为畏惧刑罚惩罚而被迫作出守法行为，或者虽有犯罪动机但因未得到犯罪机遇而暂时作出的守法行为，或者有意钻法律与政策的空子，作出尚未达到违法程度的基本守法行为等。当然，要使罪犯真正实现重新社会化，不再违法犯罪，还需要培养他们在守法心理结构支配下的真正的守法行为。

消费时代的后犯罪观与社会博弈 篇6

在目前中国式的消费时代急剧发展中，社会层面上的变化充满大规模的裂变和聚合，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犯罪性和犯罪行为的诉求、特征、手法等都与过去有质的差异。“后犯罪观”是我的杜撰，无非是想凸显莫里森教授在《理论犯罪学》一书中所分析的后现代社会境况与犯罪之间的关系。用“后犯罪”的概念可以更大范围地俯览罪与非罪之间的广阔地带，也有利于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视角做另类透视。与此相关的是关于犯罪“现场”的观念的相应变化，它不再仅仅是指具体的案发地点，更是指大的时空环境——某种具体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其实，即便是在前犯罪时代，在众多犯罪学者和人文学者的笔下，社会就从来都是一个更大的现场。

谁是潜在的犯罪者和受害人？这样的问题恐怕大家都会很关心，但是这种提问是典型的“前犯罪”题型，因为它的基本假定是从茫茫人海中发现特定的犯罪者与受害人，于是古人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自信，而我们过去也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说法。然而，今天的时代的确不同了，正如《理论犯罪学》的译者在推介该书时所说的，“犯罪离我们并不遥远，犯罪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不单是潜在的犯罪受害者，甚至也是潜在的犯罪人”—— 这才是“后犯罪”的题型。

谁都是潜在的犯罪者和受害人？！答案当然就在我们的生活语境当中。凡是认真思考当前社会状况的人都会认识到，在当今的消费时代中，除了欲望、机遇、差异、风险、压力、冲突等等左右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要素之外，还增加了以前——比如说在九十年代初——所没有的状况：后工业时代的信息科技极大地延伸了个体的行为能力；以寻求最新刺激和极端体验为动力的商业狂欢使越轨成为个体经验的巅峰；符号的泛滥和虚拟技术的发达使存在的真实感漂移无定……另一方面更严酷的是，在中国的社会改革语境中，在急剧裂变的社会分层之间迅速失去共同的生存意识，相互仇视多于相互认同，骄奢之势与暴戾之气恶性循环。以上两个方面的状况，一个是生产力与大众商业的急速发展所引，一个是社会的普遍裂变所致，不能用什么个人的法律道德观念予以解释，也无法单纯地以严刑峻法的法制利器予以解决。

这样一来，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充满了受害的风险，所谓的后犯罪现场，首先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其中的犯罪行为的突发性、普遍性、多样性和互动性成为常态。单纯的法治只能尽可能地打击犯罪而无法取消犯罪，后犯罪时代首先需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救治，首先需要的是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法学。只有在以正义与公平为原则的基础上的社会疗治才能打破困局，在这种疗治中社会各阶级重新学会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学会宽容、认同，鄙视堕落。后犯罪学要学会洞察社会的内心和人的灵魂，学会区分，学会为受害者和犯罪人辩护。

但是，在一切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文化的建构如何才能在后犯罪问题上有所作为呢？需要什么样的观念和行为才能使消费时代的后犯罪性得以遏制？

莫里森先是在短短的“前言”中谈到了许多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然后在正文中对这些问题展开丰富和深入的分析。我试图循着莫里森的思路谈一点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第一，关于自我控制是解释犯罪的核心问题。有学者以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控制力来解释犯罪，这无疑有一定说服力，但莫里森认为事情要复杂得多。最为吊诡的是，“许多犯罪就是个人企图制造控制的神圣时刻，寻找途径以使自我在明显地不具备权力和控制的时候行使权力和控制”。这是什么意思呢？莫里森解释说，现代性（一种自启蒙运动以来成為历史进程和人类生活主宰的模糊概念与真实力量）的时代和生活要求个人是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可以应对越来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结构对于人的各种期待的，但这种理想恰好需要有对于个人而言的生产资本才能实现；于是那些“拥有大额资本的人会取得成功”，而下层阶级则越来越屈从于监视和压迫。这样，在我的理解中，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清晰地引申为：社会犯罪问题与社会是否能够公平地以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程度为每个成员提供实质性的自由以获取基本的“可行能力”——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说法，就是免受生活困苦和实现政治权益的能力（参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紧密相关。只有在满足了这种“可行能力”的基础上，自我控制才会成为普法教育中有意义的命题。莫里森在正文中问道：“如果众多的群体得不到生活的权利；如果他们不能行使自己的权力意志，为什么他们还要抑制自己，不去诉诸暴力呢？不去欺骗呢？不去剥夺呢？”接着是这样一个问题：权利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对权利侵犯的平等，从而导致人人陷入一场普遍的战争。莫里森在这里引用了尼采的论述，我的直白理解是，正是社会上管理者和富人对穷人权利的联手侵犯或忽视使穷人获得了侵犯权利的平等。

第二， 关于在消费时代中由于欲望的诱捕而产生的憎恨和犯罪。通过一些少年司法小组的调查，晚期现代性生活的丰富的物质商品想象和欲望实际上是一种“永久的诱捕”，这不仅是指在媒体中传播的消费形象，而且——作者非常精彩和准确地提到了这一点——指那些阶级的符号（如显露权力的建筑物等）。莫里森认为，因被排除在这种消费之外而产生的憎恨是犯罪的一种激发因素。这种结论看起来没什么高妙，问题是，当代生活的传媒和城市形象的唯利是图、权力崇拜以及精神生活的平庸化倾向很容易使自觉的抵抗成为一种过高的要求，这样的话，“被排除在这种消费之外”就同时兼有了被剥夺了反抗之可能的意味。在正文的第十三章，作者更深入地论述了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化与犯罪的关系，是对这个论域的多方面展开。时代与社会为每一个人编织了一重重的欲望之网、行动之网，在这一张张网络中，被消费逻辑及其表达方式培养和刺激起来的寻求个体的定位不仅仅是个体经验的象征，而且成为公共危害性的来源。问题已经不在于如何使欲望得以满足（当然在现实上这是无法实现的），而在于消费欲望的原创力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排除了得到满足的可能；消费欲望的词典中并没有“停止”这一词汇，而只有“继续”。欲望所指向的不仅是实现物质需求，更是为了实现心理需求，如个性、身份、权力欲等等。因此，在后现代情境中，犯罪的危害性更大的是白领犯罪，如欺诈、腐败、权力侵犯等。

第三，关于当代生活的异质性和多元化与犯罪性的关系，以及对于犯罪学本身的反思。在少年犯罪人的“你不属于我们的世界”这句话中，可以折射出当代生活中的异质性和多元化；而异质和多元的后现代解读则是充满活力的混乱和原则以及意义的崩塌。有一种观点指出：非常清楚的是，社会多元性并不以均衡为目的，而仅仅是促进了对抗性；但这也正是成长的原则、恶的原则。因此，犯罪学家必须抛弃唯一的元叙事，学习从单一的视角转向多重视角，学习从互动状态中去掉类似“必然结论”这样的思维，而代之以对或然性的思考。

本书以大量篇幅回顾和反思古典犯罪学以来的理论发展脉络，在异常繁复的理论话语海洋（包含哲学、社会学、犯罪学等领域）中分疏、辨析各种观念的来由、功能和性质，很有一种犯罪学思想史的思辨色彩。更重要的是，作者时时透露出对于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犯罪学观的警惕，尤其是这样的危险——“由于其知识和权力密切相连，犯罪学曾经主要是社会当权人物的话语”。莫里森揭示了类似“公正”这样的社会理论话语的形成因素，认为“公正的实际现实一直都是胜利者的公正。犯罪学忽略了那些胜利者没有给之贴上标签的许多犯罪行为”——这也是对于辉格党人历史观的犯罪学批判，是对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重读、重写工程的有益启发。莫里森还提醒我们要警惕犯罪学与司法制度的游戏化，因为在这个符号与信息过剩的时代中，政府可能会通过使某种程序变得在信息上无比复杂，从而使公众无法有效获取信息，因此可以推卸责任。如埃克森公司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而提交的长达一万二千页的犯罪评估报告，使阅读与分析变得极为缓慢。

在分析犯罪学的“标签论”的时候，莫里森以禁毒为例做出的十四项具体分析表现出对于现实的深刻洞察力。这种简洁的然而却是极端尖锐的现实分析甚至会被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视为思考和讨论的禁区。

消费时代的犯罪性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危险，以单纯的法治只能尽可能地打击犯罪现象而无法取消时代的普遍犯罪性，因而首先需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救治，首先需要的是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法学。只有在以正义与公平为原则的基础上的社会疗治才能打破这种普遍的犯罪性困局，而关于社会疗治的问题则不再可能是计划经济与全能政治时代的那种威权号令可以解决的，中国社会的运行已经明显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

去年十月十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二○○五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奥曼，以表彰“他们通过对博弈论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与博弈论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已经是第五次获诺贝尔奖。这反映出世界经济决策方式的演变——注重实验和互动。这是对目前中国社会的改革最好的思维启示。

博弈论（The Game Theory）就是一种在相互依存的状况中进行选择的策略及其决策。你的选择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取决于另一个或者另一群有目的的行动者的选择。社会的经济、政治等问题由于涉及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因此又称作社会博弈论。

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早已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利益博弈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行为模式。因此，人们很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

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说法：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版）。话说得很客气，其实对于改革的共识根本就不是什么过分乐观的问题，而是以表面的改革共识掩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获利驱动。在从短缺经济走向过剩经济的发展中，获利驱动可以较好地解决私人品匮乏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公共品的匮乏、短缺。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以税收为财政资源，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也就是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公共利益的产品。许多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是有形的公共产品，法律、政策和秩序等则是无形的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今天，许多人都认识到，目前社会各阶层都在不同的利益关怀中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并因此而引发出对于社会公共资源管理者的不满。有专家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消费时代中的公共品匮乏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根本性问题。

既然发生了公共品的短缺，首先就应该从供给主体上找原因。一般来说，公共品共有三种供给方式：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自愿供给。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公共品的成本分摊与收益分享会普遍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因此公共品的市场供给的成功率必然不高；自愿供给则因为资源、制度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担当公共品供给的主角；只有政府供给才是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佳的和最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制度安排。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这个供给主体切实地、公平地和有效率地解决公共品匮乏的问题，这也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基本的保障。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博弈论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有益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可以有很多方面的途径。正如不少经济学家都谈过，如果具备充分的公共品供给（主要是指公共服務设施和社会经济保障体系），那么人们将会更倾向于积极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一种供给与消费的博弈。又比如，如果积极地、彻底地推进官员问责制，公共品供给的效率问题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是权力与责任的博弈。但是，这些都只是基于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的观念、行为内部的博弈。更大范围、也更重要的社会博弈发生在供给主体和与公共品的消费息息相关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只有经过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公共品匮乏的短缺局面。

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种社会博弈呢？

在任何社会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社会博弈中的地位、能力并不相同，社会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显然难以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样的博弈是力量不均衡的，很难导致结果的公平。只有参加博弈的各种力量大体上处于均衡水平，真正的社会博弈才会形成。那么，如何使博弈的力量达到某种合理的均衡？也就是说，如何使弱势群体在表达意愿和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有力量？这本身又是一场社会力量的博弈——社会博弈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会存在。在这里就需要政府、媒体等力量的介入，从而能够使弱者得到公共力量的支持，而能够与强者抗衡，并对整个博弈格局进行修正，以使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达到均衡。

然而，从现实生活中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弱势群体在使自己的社会博弈力量得到增强的过程中，能够自然地领受到政府和媒体力量的扶持的情况较少，更多的是要以越轨行为引起关注和解决。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消费时代的后犯罪与社会博弈这个论题上来了。所有的跳楼讨薪、堵路维权都是弱势群体以极端方式增加自身力量的砝码，是整个群体的博弈能力低弱、并处于事实上的博弈缺席地位的最好说明。实际上，后犯罪时代中“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人和犯罪者”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社会博弈力量的极不均衡乃至某种群体的博弈缺席。

如何改变弱势群体面临的这种博弈力量缺失的状况？政府和媒体的道德正义底线当然应该对于促使他们介入和扶助起到应有的作用，除此以外，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民间力量的崛起。也就是说，在消费时代的后犯罪性与社会博弈中，民间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和应该不断壮大的。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与民间组织的制度性沟通和全面合作尚未展开，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建立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研究和实施工作尚未列入工作日程之中。在消费时代中起着关键推动作用的传播媒介普遍缺少对于民间组织活动的深度报道及研讨。

我认为，政府尽快选择某一社会公益项目作为试点，探索建设符合国情民意的民间组织登记监管体制，明确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权限、职责、关系，实现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依法管理，在加强民间组织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强化民间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新的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共同治理社会的合作互补关系。

从后犯罪观到社会博弈论，对于社会的批判性思考的源动力之一还是与马克思的学说有密切关联。莫里森教授的书中以不少篇幅讨论了马克思的原则及其遗产，他认为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产生很大影响，被吸收进了激励社会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批评性对话中，改变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疑问。实际上，我认为在后犯罪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更勇敢地保有马克思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气质，并且把它们融会在法制与民主建构的过程中。如莫里森说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对剥削的批评将继续存在……但是方法论却在变化着”。在后犯罪观中，“对剥削的批评”虽然是一道难题，却是不容回避的考验——也是对“和谐”的考验。

社会犯罪 篇7

一、认定原则

一种行为必须具备社会危害性并达到一定程度方能被认定为犯罪, 这也是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之一。因此认定某渎职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时, 应首先考虑其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在《解释》中除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作为认定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进而作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客观表现外, 还有“造成死亡1人以上, 或者重伤3人以上, 或者轻伤9人以上, 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 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及“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两项危害后果。由于此三项同属“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根据罪刑罚相适应原则及立法者原意, 此三项的社会危害程度也应相当。由此得出“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原则:与《解释》中认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所规定的人身伤亡情况、经济损失情况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二、认定标准

(一) 社会影响系渎职行为所致

“恶劣社会影响”作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表现之一, 理应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所致。即渎职行为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必要条件, 没有渎职行为就不会有恶劣社会影响的产生。

(二) 具备公众可感知性

“恶劣社会影响”属于感知范畴, 即一定范围内的公众能够感知到渎职行为发生前后的社会变化。同时由于社会影响是非物质的, 具有不可测量型, 对此需要根据个案, 以一般社会公众的常识性认知加以判断。

(三) 渎职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实践中, 恶劣社会影响分为已显现和未显现两种。已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已经被社会所感知, 根据影响范围和波及层面, 比较容易认定。而未显现的是指本应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 由于公权力的及时介入、控制 (如及时控制舆论导向、纠正渎职行为、减轻损失后果等) , 使得恶劣社会影响并未显现。公权力是为服务社会所设置, 如果将公权力控制的结果作为渎职者抵责免罪的条件, 明显违背和侵害了社会公众利益。因此, 对于未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 不影响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

三、“恶劣社会影响”的表现形式

由于“恶劣社会影响”具有抽象性、无形性, 难以具体量化, 导致表现形式复杂多样, 难以穷举。在实践中, “恶劣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 潜在的物质损害风险

一些渎职行为, 虽未实际造成物质损害后果, 但通常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巨额经济损失。如食品安全领域监管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致使大量不符合标准的食品、药品流入市场, 虽短时间内无法显现物质损害后果, 但可能造成巨额物质损害后果。

(二) 政府形象严重损害

一些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肆意妄为、玩忽职守, 严重破坏党群关系, 严重影响国家、政府形象, 极大破坏政府威信, 政府公信力严重下滑, 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三) 司法公正严重破坏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公安、检察、法院及监狱等司法机关严重破坏司法权威、挑战司法公正、践踏法律尊严的渎职行为, 理应纳入“恶劣社会影响”之中。

(四) 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如在社会公共安全、城管执法、城市建设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出警、违法审批、违法拆迁, 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造成大规模群众上访、游行, 甚至冲击国家机关, 造成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五) 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

由于相关监管部门审批不紧、监管不严、管理不力, 造成大量虚假注册公司进入市场, 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 甚至因不当管理致使大量企业停业、停产、破产, 影响整个行业的稳定, 严重危害社会市场经济秩序, 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六) 滋生其他犯罪

不认真履职, 导致辖区成为传销、黑社会组织等特定犯罪温床, 放纵或诱发刑事犯罪, 危害社会。

四、结语

法律因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不能详尽列举社会的万般变化。在认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时, 应在不违背立法者原意的基础上, 根据个案具体情况, 衡量渎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准确把握和认定“恶劣社会影响”, 既不能收之过紧, 放纵渎职犯罪, 又不能施之过宽, 将其作为兜底条款, 扩大打击面。避免案件侦办过程中的随意性, 做到司法公正、令人信服, 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 (第三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闫晓华.浅议渎职犯罪认定中的“恶劣社会影响”[J].反渎职侵权工作指导与参考, 2011 (6) .

[3]蒋洵.浅议渎职犯罪中的“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J].法制与社会, 2013 (2) .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司法防控 篇8

关键词：防控,黑社会

司法防治在治理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综合防控体系中是最直接也是效果最显著的方式。利用司法手段, 能够最直接地打击犯罪, 最权威地震慑犯罪, 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对犯罪的打击力度。

一、进一步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由于其组织性、暴力性, 对社会危害极大。对于这种严重的犯罪形态, 必须施以重典严厉打击。目前我国对于该类犯罪的规定主要是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刑法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于这样一个构成复杂且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犯罪来说, 仅仅通过上述几个法律规范加以约束, 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规定已经明显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主要表现在罪名设定不合理、处罚较轻、没有规定财产刑几个方面。“我国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罪名主要包括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境外黑社会组织人员入境发展成员罪,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涉黑犯罪的表现形式也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单单是上述三个罪名远远不能涵盖当前涉黑犯罪的全部犯罪形态。

而根据罪行法定原则, 一些具有黑社会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不能被类推定罪, 只能按照一般犯罪处理, 导致了对涉黑犯罪的打击不力。例如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 介绍、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资助, 单位为牟取暴利进行涉黑活动等等, 这些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性还是行为特征上都具有涉黑犯罪的性质, 但由于刑法并无明文规定, 只能按普通犯罪处理。要使防控涉黑犯罪有法可依, 就必须对现行刑法中关于涉黑犯罪的罪名体系进行完善。

首先, 结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特点, “增设‘参加境外黑社会组织罪’、‘介绍、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 以适应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其次, 增加对单位犯罪的规定, 将单位纳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体范围。对单位处以罚金, 对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相应的刑罚。再次, 增加兜底性条款, 堵住法律漏洞, 增强刑法的操作性和实用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犯罪, 这种犯罪除了犯罪手段暴力、残忍, 严重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以外, 还向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渗透, 形成对整个社会的“黑色威胁”。对于该类犯罪, 应当处以相应较重的刑罚, 才能更好地整治和威慑犯罪。然而, 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相对较低,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人员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他参加的, 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该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符合。为了严厉打击涉黑犯罪, 更好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应当适当提高对该类犯罪的量刑幅度, 特别对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从严从重惩处。如前所述,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根本目的是牟取巨额经济利益。因此在打击该类犯罪的时候, 应当增设财产附加刑, 让犯罪分子无利可图。将罚金、没收财产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附加刑已经被广泛使用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之中。“美国《有组织犯罪控制法》规定, 对黑社会犯罪处以高额罚金, 并处没收全部犯罪所得。意大利1992年公布的特别法令第306条规定, 黑手党在判刑时若无法说明所得金钱、物品、资产的来源, 或其对财产的支配显然与收入不成正比时应予没收”。德国、瑞士、法国等国的相关立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法尚未对涉黑犯罪所取得的财产科以刑罚, 这对于打击该类犯罪是相当不利的。黑社会性质犯罪违法所得应当没收全部财产, 使其永无翻身之时, 加大其违法成本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活动。

二、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有着严密的组织性, 通过严格的帮会门规将成员联接起来

组织领导人员基本上都是极具经验的犯罪分子, 有的甚至在国家司法机关担任过公职, 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有些涉黑组织甚至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 大大增强了组织的隐蔽性。同时, 涉黑案件非常复杂, 犯罪所涉及的领域、人员广泛, 取证难度很大。如果仅依靠一般的侦查力量, 很难将涉黑案件彻底侦破。因此, 必须组建专业的“反黑”队伍, 与涉黑犯罪进行长期的斗争。建立专业“反黑”队伍首先要从人才入手, 积极引进和培养思想过硬、业务过硬的高端人才;其次是配备专业、先进的反黑设备, 利用高科技与犯罪分子周旋;再次, 必须保障充足的资金, 一是实现高薪养廉, 二是从经济上保证反黑队伍的高效运作。

三、坚持高压态势

涉黑犯罪具有极大的反复性, 如果打击不彻底, 非常容易死灰复燃。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工作中, 如果一时严厉, 一时宽松, 很容易给涉黑犯罪的复辟留下可乘之机。改革开放后, 我国政府一直对涉黑犯罪加以严厉的打击, 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尤其是近年来重庆的“打黑”斗争, 展示了党和政府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涉黑犯罪, 必须将“打黑除恶”的工作坚持下去, 并且将其常态化, 形成日常工作的机制, 狠抓不懈, 在预防新犯罪的同时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何秉松.有组织犯罪研究.第一卷:中国大陆黑社会 (性质) 犯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2]阮方民, 王晓.有组织犯罪新论——中国和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治研究[M].浙大学出版社, 2005.

[3]卢建平.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4.

社会犯罪 篇9

关键词：恶劣社会影响,滥用职权,非经济性损失

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含义

广义的解释,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 发生群体性事件, 引起社会公众的愤慨, 造成一定地区社会不稳定等严重后果。“恶劣社会影响”通常是以非经济损失的形态表现出来, 无法计算损害结果, 损害后果具有相对的区域范围以及损害后果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且复杂性的特点。

刑法意义上滥用职权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指犯罪时的直接或间接行为导致对客体造成的危害。从危害后果来看, 危害结果包括经济性损害结果和非经济性损害结果。对于经济性结果是指现象形态表现为以物质变化, 可以直接计算的结果, 通过数字可以表现的损失结果;所谓非经济性结果是表现为不可量化的危害结果。如“恶劣的社会影响”就属于不可量化的危害结果。

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表现形式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不适宜确定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但是这并不影响通过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滥用职权案件规律的探索, 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出一些可以具体的、显露在外的表现形式, 这些表现形式可以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一种现象, 也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地认定。当然, 在滥用职权的其他一些情形下, 完全缺乏外在表现形式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

(一) 滥用职权行为引起群众上访事件

2012年6月份, 凤阳县反渎职侵权局办理的凤阳县公安交警大队民警陈某滥用职权、受贿一案。在该案件中, 被告人陈某私自改变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导致被害一方多次到县、市、省上访, 并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最后法院认定陈某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以滥用职权罪、受贿定罪判罚。在确定类似案件时, 要弄清楚被害人上访事由的性质, 是合理上访还是违法无理上访, 无理越级上访不包括在滥用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表现形式中。如果上访者没有经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或上访, 而是多人多次直接越级上访, 该行为就不属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因此多次不合理上访造成的负面影响, 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表现形式。

(二) 滥用职权经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这是在司法实践中,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认定为标准之一。随着信息通信的发展, 新闻媒体发展较快, 深深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观念和行为, 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对滥用职权的行为广泛宣传报道, 必然会产生较强烈的社会影响, 滥用职权的犯罪分子的不良形象得以广泛传播, 造成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公务行为的信赖产生怀疑。但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一个不确定的立案标准, 如果媒体的介入, 会使一部分滥用职权的行为的立案与否、定罪与否的决定权落在新闻媒体手里, 这种情况是对法律权威及稳定性、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权威, 造成极大的损失和伤害。

(三) 影响政府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的情形

当事者采取极端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如聚众闹事、乱贴乱发传单等误导公众的情形。通过以上手段, 势必扩大滥用职权行为的影响。有的影响属于潜在的社会危害, 当时没有引起群众的不满, 没有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但是在本质上却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

三、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标准

恶劣社会影响的表现具有不可计量性, 认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关键在于把握“恶劣“二字, 即什么程度才属于恶劣。这就要结合滥用职权的行为和群众心里、社会秩序以及社会舆论等因素综合考量。

首先, 滥用职权的案件的性质是否属于恶劣的情形。滥用职权的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有效、公正执行以及民众对此的信赖。如滥用职权的行为方式上有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情节, 那就比一般的犯罪行为情节恶劣。

其次, 要认真分析滥用职权行为的本身是否能够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司法实践中, 滥用职权行为的后果本应会显现的恶劣社会影响确因各种原因未能显现或者未能及时显现时, 关键要看该案件的本身是否能够引发社会危害性, 只要能够引发恶劣社会影响, 即使未能引发, 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也是客观的存在。有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被本单位或其他国家机关及时纠正或者公权力控制的结果, 这中公共权力的介入, 是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得到有效控制或脱离了公众的视野。因公权力的介入未能引发的各种危害社会的情形, 并不影响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 因为公权力本该为公众服务的, 公权力的介入不等于用公权力来减免滥用职权行为人的罪责。

最后, 滥用职权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 要结合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非经济损害相结合来认定。在司法实践中, 滥用职权行为既会导致一定的经济损失, 也会造成非经济类损失, 当经济损失的结果达不到滥用职权认定标准, 而非经济的损害结果也达不到一定的立案标准, 那就可以结合两者统一来判定。

总之,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 司法解释再详实也囊括不了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 检察机关侦查人员要根据滥用职权的具体情况以及现行的法律法规, 在不偏离法意去认识和判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程度, 既不能施之过严, 放纵犯罪, 也不能施之过宽, 扩大打击面,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准确把握和认定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 避免定罪量刑上的的随意性, 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参考文献

[1]左杰.渎职罪客观要件中损失的认定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学位论文, 2012.

[2]戴水法.论危害结果在定罪中的意义[J].知识经济, 2013 (23) .

[3]朱恺.对渎职犯罪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理解[J].法制与社会, 2012.

除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保护伞 篇10

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壮大的过程中都会寻求一定的庇护, 这些“保护伞”成为他们得以在某一区域内横行无阻的强大“后盾”。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曾经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之一就是通过行贿、威胁等手段, 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 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足以见得寻求“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保护伞是指涉黑团伙拉拢多个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利用他们工作上的便利谋取集团经济利益, 并为其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以逃避法律追究而形成的犯罪团伙与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是黑恶势力与官员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从刘涌案中可以看出, 涉黑团伙所要拉拢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有两种:第一,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在刘涌案中, 正是通过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局长凌德秀的帮助, 他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中华商场。第二,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刘涌曾多次因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但由于刘家在当地庞大的关系网, 每次都逃脱了法律追究。第三, 黑社会组织成员直接混入国家机关, 或者通过合法、非法手段取得某种政治身份, 向国家机关进行渗透, 以寻求非法保护, 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求“保护伞”的重要方式。[1]通过高明贤和凌德秀的推荐, 刘涌还当选了当地人大代表。“保护伞”不仅仅是官员一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庇护, 其类型还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参与到政府部门中, 通过谋求政治地位达到保护和发展犯罪集团的目的。

二、“保护伞”的形成的原因及方式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与官员狼狈为奸、相互利用, 黑社会组织在官员的庇护下发展壮大, 称霸一方, 而官员们又在提供保护的同时收受贿赂走向腐败的深渊, 两者“联姻”显然使打击黑恶势力的难度加大。“保护伞”利益关系之所以能形成, 要从这一关系的双方进行分析。

首先, 对于犯罪分子而言,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必然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其提供资金。作为等级分工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其领导者只有拥有相对较多的财产才能在组织中保持指挥地位, 纠集起一批相对稳定的成员。因此, 当这一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后, 必然会想通过经济部门官员对其经营的项目进行特别“照顾”, 或在招标投标过程中通过不正当手段或者承包权等。除了经济上的庇护, 黑社会性质组织想要持续作案而不被查处, 司法部门要员的保护也必不可少。在公检法系统中, 每一环节的主要负责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公安部门可以对其故意伤害行为不予立案侦查, 检察机关不予起诉, 法院违背法律规定做无罪或罪轻的判决。此外, 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 (如市长、市委书记) 因为拥有稀缺资源调配权以及能够提供最大政治保护, 也成为他们拉拢的主要对象。

其次, 在官员这一方面来看, 经受不住犯罪分子提供的各种诱惑是其沦为“保护伞”的重要原因。经济学中有“权力寻租”这一概念, 其含义是指政府各级官员或企业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 避开各种监控、法规、审核, 寻求并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权力寻租是一种社会型政治性寻租。权力寻租者将公权化为私权, 以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都属于权力寻租的范畴。[2]根据这一理论, 手中握有重大事务决定权的官员可以利用其权力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而其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就很难避免腐败行为的产生。此外,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制度的不健全是社会秩序混乱, 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并与权力部门官员勾结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转型时期, 新旧观念、体制、制度相互碰撞, 而相应的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法律法规漏洞的存在也为官员权力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个别政府官员的道德良知和职业操守也存在很大问题。黑社会组织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强权法则、暴力法则和利益法则, 暴力、权力和资本的三位一体, 对人权和法治构成了极大挑战, 实际上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叛。作为政府官员, 其道德水准应高于社会的普遍水平, 然而竟愿意与黑社会组织同流合污, 实际上突破了作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道德底线。[3]对于那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 他们有时也需要得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支持, 除了要从犯罪集团那里源源不断地获取钱财之外, 可能还需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暴力帮助, 来“摆平”一些自己不能或不方便出面解决的事情。这样, 双方之间“互惠互利”, 形成了一种犯罪利益同盟。[4]

通过分析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可以发现, 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找“保护伞”的途径 (即是上文提到的三种“保护伞”类型) 为:第一, 在政府、司法等权力部门物色贪图享乐的腐坏官员为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通行证”第二, 发展、吸收政府、司法部门官员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 利用手中权力直接提供庇护。刘涌案中的刘军、朱赤、孟祥龙等就属于此种。第三, 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强大的经济实力向政府部门渗透, 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以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刘涌曾担任沈阳市人大代表便是一例。

综合其他相似案例的分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拉拢各部门官员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第一, 金钱贿赂。想尽一切办法靠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 以某种名义、借口给其本人或其近亲属赠送金钱以及贵重物品;例如, 广西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开设多家赌场, 通过从赌场中“抽水”、放高利贷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为寻求保护, 避免受到打击, 他们对该地公安局的一些领导大肆行贿。这些领导每个月都要从犯罪集团获得名为“派排费”的赃款, 少则每人每月3000元, 多则每人每月4万元。[5]

第二, 跑官要官。封官许愿或许诺提供资金和关系为其跑官要官, 建立关系寻求保护。具体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供资金和已建立的上层关系, 充分利用在部分官场中实际存在的“潜规则”, 创造各种条件, 打通上下“关节”, 将其推上官位, 再反过来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保护。比如, 陕西省潼关县在调整县直部门领导班子时, 原县委书记李纪计按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文军等人的要求, 将赵某任命为县矿管局局长;另一种情况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分子利用已建立的上层“保护伞”,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封官许愿, 拉拢其为该组织提供更为直接和“到位”的保护。例如, 湖南省郴州资兴市原政法委书记郭某某因其上级原郴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谢某某向其打了招呼, 既怕丢掉了乌纱帽, 又想以后能够官运亨通, 便极力为陈桂云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了大量的保护, 成为该组织的主要“保护伞”。

第三, 威逼就范。想方设法掌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事实或一些不光彩的隐私, 然后对其进行威胁、逼迫。或者使用暴力手段迫使对方屈服。湖北省高院判决的容乃胜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中, 被告人容乃胜采取一系列违法手段破坏选举, 对另一候选人进行殴打逼迫其推出人大代表的选举从而使得自己当选人大代表的目的得逞。

三、“保护伞”的危害及解决对策

当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的关系形成后, 其危害后果是巨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存在不仅便利了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的财富积累和势力膨胀, 同时, 正是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与黑恶势力结成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不但不去抓捕犯罪分子, 反而为他们“保驾护航”, 利用自己的职权使黑恶势力犯罪分子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指控、起诉、审判。[6]由于权力部门的一些领导参与了黑恶势力的活动, 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些群众因此失望, 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未能积极配合, 而且群众担心政府和公安内部有人出卖他们, 受到报复, 前几年对海南琼山的一黑恶势力团伙的侦破工作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这些黑恶势力背后有各种“保护伞”存在, 群众无法申诉、控告其犯罪行为, 也缺乏信心。如果没有政府官员和警察的庇护, 刘涌早在1989年故意伤害宁勇时就应该被判刑处罚, 但他作案30起却从未被处罚一方面是受其强大关系网的保护, 另一方面也与群众敢怒不敢言、害怕被打击报复有关。一位曾被刘涌集团成员残害的个体户在刘涌集团被捕后仍然对这一案件持观望态度, 甚至表示对最后的结果很担心。群众不敢与黑社会分子斗争, 增加了反黑斗争的难度, 也削弱了打黑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存在, 一方面导致党和政府的形象遭到严重损害, 大大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另一方面, 也致使黑恶势力的生存能力更强, 更难以清除。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实力逐渐强大, 组织体系的完善和向政治的渗透与介入, 推动腐败从生活腐败、经济腐败向司法腐败、政治腐败全面扩展, 导致了腐败的危害性日益加深。同时, 权利部门内的一些腐败分子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也出现了“傍黑”现象。当官员不断膨胀的私欲在黑恶势力那里得到满足, 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在官员的庇护下发展壮大, 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只能是整个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升级;法律监督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形同虚设;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不稳定。

在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这一大背景下, 各种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了生存土壤。由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清除黑社会性质组织, 也为这些黑恶势力的成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但若不对其加以特别关注而任其发展为黑社会组织, 我们面临的打黑任务将会更加艰巨。因此, 我们现阶段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 必须深挖其背后的“保护伞”, 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这样才能断绝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根基, 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我们必须在认识到“保护伞”的特征后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打击。经过分析刘涌案已经其他涉黑案件, 我们发现“保护伞”具有隐蔽性、群体性与区域性三大特征。为了掩盖罪行,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倾向于寻找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利用私下接触的手段拉拢他们为其提供各种便利, 这就使发掘“保护伞”的侦查工作难以深入下去;为了形成行业垄断和司法保护, 黑社会性质组织寻求的“保护伞”常常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关, 形成一群人的关系网;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 也早就了“保护伞”集中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工作人员上, 具有区域性的特征。针对上述特征我们就能从源头上切断“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联系。

首先, 针对隐蔽性, 我们应当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加强对官员财产来源的监督, 建立财产来源说明制度, 使他们的收入来源透明化。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应当接受必要的监督, 并对部分财产情况作出说明。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于1998年8、9月和1999年5月, 2次收受刘涌贿赂共计美元4万元。假设我们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 对于明显超出国家公务员工资的收入部分责令其定期作出说明, 则可以对官员收受贿赂作出有效防止, 从而切断黑社会成员与官员之间的经济往来, 使官员们不受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控制。

其次, 对官员进行适当的流动任职能够有效避免长期在某一区域任职的官员之间相互庇护, 同时避免他们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建立稳固的联系, 形成区域性的群体关系网。我们应当建立相对完善的官员流动任职机制, 规定相应的任职年限, 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官员的流动能保持地方活力, 有利于不同地方的交流, 对于防范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区域性保护网具有有效作用。

第三, 除了针对上述特征外, 我们更应该从立法上加强有组织犯罪的规定, 明确各个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 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在立法上, 本文认为, 应当重新把“保护伞”条款确立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之一。2002年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相比,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保护伞”特征由司法解释中的必备要件, 转变成了立法解释中的选择要件。[7]这样规定的法律后果将是在实务中忽视背后“保护伞”的存在, 减轻了对保护伞的查处力度。将“保护伞”条款重新列入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要件能彻底根除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的基础, 并且能够有效的减少官员腐败犯罪。只有有效打击腐败官员才能有效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此外, 增设财产刑也是必要措施之一。刘涌资产多达7亿, 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中只判决赔偿被害人家属1万元, 未免显得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没收组织所有财产也能够消灭其存在的经济基础, 避免黑社会性质组织死灰复燃。因此, 提高财产刑和赔偿金额度也有必要。

第四, 打黑必须依靠群众。我们应当鼓励群众举报, 对提供真实信息的举报人进行有效的人身保护。由于黑恶势力各种“保护伞”的存在, 使公安机关的侦破工作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人们不但畏惧凶狠的黑恶势力, 更加畏惧这些势力背后的保护官员, 因此不敢艰巨揭发。这就需要检察院反贪污渎职局对于检举群众进行特别的人身保护, 只有在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人民群众才能敢于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斗争, 才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既打击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也为深挖背后“保护伞”提供了有效帮助。

第五,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言, 要从制度上和思想上培养他们的廉洁意识。制度上:我们要建立完善的廉政法律制度, 通过法律法规来约束和防止腐败行为, 加大对“保护伞”的查处力度。在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其幕后有“保护伞”, 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和其他部门的配合, 严格办案工作纪律, 收集证据, 注意深挖, 严格依法严惩, 除恶务尽, 决不姑息。严惩腐败, 捅破“关系网”和“保护伞”。[8]此外, 建立相应的高薪养廉制度, 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中上水平, 然后严格杜绝其贪污受贿行为.在思想上:要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培养他们的廉洁意识,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从思想道德上树立起坚固防线, 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增强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

四、结语

权力腐败为涉黑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 涉黑组织不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贿赂、拉拢权力拥有者, 甚至直接参与政治, 导致了腐败程度的加剧和腐败性质的升级。涉黑犯罪的发展始终与权力腐败的发展交织在一起, 在特定环境下甚至互为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 打黑必须与反腐相结合, 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坚决地打掉黑势力的“保护伞”, 才能动摇涉黑犯罪发展的根基打黑也有助于反腐, 对涉黑犯罪采取行之有效的打击措施, 可以切断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也是对治理腐败的有力支持。[9]刑法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有三条,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规定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导致了很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的官员逃避了处罚。只有在立法上制定相对严格的刑罚, 才能对这些官员进行有力的制裁, 才能有效除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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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双、王虹艳、张显倩.中国当前反“权力寻租活动”战略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08 (34) .174.

[3]熊文钊、张步峰.个别官员为何敢于涉黑[J].人民论坛, 2007 (24) :37.

[4]黄立.保护伞研究[J].河北法学, 2005 (8) :23.

[5]左吴、潮龙起.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及其防治[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5) :75.

[6]左吴、潮龙起.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危害及其防治[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5) :87.

[7]徐健.关于涉黑“保护伞”问题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 2009 (1) :103.

[8]赵秉志.中国疑难刑事名案法理研究 (第二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76.

社会犯罪 篇11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设计

（一）相关概念界定

“醉驾入刑”作为现在约定俗成的称呼是指醉驾的行为已经被刑法纳入进去从而作为犯罪予以打击，但是醉驾入刑只是行为表现，其归属的罪名是危险驾驶罪。这个罪名经过了《刑法修正案（八）》的入刑以后，《刑法修正案（九）》对该罪名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共包含四种行为。目前从某市A区法院的判例来看，涉及本罪名的主要是第二种行为即醉驾行为，其他三种还没有一起判例，本文不再赘述。

（二）实证研究的效度与信度问题

所谓实证分析，是指按照一定程序性的规范进行经验研究、量化分析的方法。由于醉驾导致的犯罪主要表现在具体个案犯罪中，所以遵循实证分析的基本要求，必须对醉驾犯罪从多个方面进行量化。任何实证研究都和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有关。本文以A区法院收集的2011—2015年醉酒驾驶犯罪资料为实证研究样本，选取了年度发案数、犯罪动机、犯罪人职业、犯罪人年龄、犯罪人性别、犯罪人城乡情况、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等多个变量对醉酒驾驶的犯罪现象进行分析。

二、A区法院5年查处醉驾案件基本概况及特点分析

（一）案件的犯罪率分析

犯罪率，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犯罪者与人口总数对比计算的比率，是犯罪密度相对指标之一。本文选择A区法院从2011—2015年5年因为醉酒驾驶而被判决危险驾驶罪的案件为分析样本。A区常驻人口为53万，分别根据四个季度和年度进行统计，从而计算出季度的犯罪率和年度的犯罪率。由下表我们可以发现，2011—2015年这5年中，A区法院判决处分的犯罪人数分别为101、175、113、100和79，年度的犯罪率分别为0.19‰、0.33‰、0.21‰、0.18‰、0.14‰。2011—2015年这5年中，犯罪率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而从季度犯罪率来看，四个季度的犯罪率分别是0.21‰、0.33‰、0.30‰、0.22‰，四个季度明显第二季度的犯罪率要高于其他季度。其中2011年第1季度没有犯罪统计，缘于《刑法修正案（八）》在第一季度还没有生效。2011年第2季度共16起案件，是5年里面犯罪率最低的季度，这是因为从2011年5月份开始，“酒驾行为”刚刚被认定为犯罪，侦检机关对于案件的入罪标准还比较审慎，检法机关尚在摸索探讨审理经验。2012年度是醉驾行为判案率最高的一年，这是因为：一方面，公安交警部门持续开展了“运动式”的整治行动，法检机关也已经形成了司法审判的实务经验；另一方面，民众普遍对醉驾行为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和认知偏差，对于醉驾的法律后果还没有形成内心认知。

（二）案件的发案来源分析

危险驾驶罪中醉驾行为的发案来源能够说明本案是如何被发现的，从而开启了刑事诉讼程序。在总共568起案件中，453起案件是通过公安交警部门主动设卡查获的，占总数的79%；108起案件是在醉驾导致交通事故被查处，占总数的19%；其余案件是随机性发现，如违停或者寻衅滋事等。这说明醉驾行为主要是通过公安交警部门主动的执法查处被发现的。醉驾行为高低取决于交警部门的执法主动性、执法能力和执法效力。

（三）醉驾案件发案的时间、地点分析

案发的时间和地点反映了犯罪规律。从实证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醉驾案件作案时间主要集中在18：00-00：00时段，总计312件，占总数的46.9%；其次为14：00-18：00时段，总计209件，占总数的26.55%。而发生在7：00-12：00时段的没有。就查获的醉驾犯罪案件作案地点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城乡结合道路，5年总计有287件，占案件总数的50.5%；其次是城市主干道路和闹市区，分别为124件与115件，分别占比21.8%与20.2%，而乡村道路则发生的相对较少。这也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特点，城市人群有夜生活的便利和习惯，晚间聚餐喝酒的生活习惯导致醉驾行为的常发性。

（四）醉驾行为主体的身份情况分析

醉驾犯罪主体的信息从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即性别、年龄与身份。从性别来看，醉驾犯罪的主体首先是男性，5年间男性醉驾发案数为561件，占总数的98%。其中在男性中主要年龄阶段是青年，总计297件，占总数的52%。其次为中年，总计269件，占据总数的47%；最少的是老年。从犯罪主体的身份情况来看，以企业工作人员和个体户为主，5年间该身份总计为321件，占总数的57%；其次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总计149件，占总数的26%；最后是农民与进城务工人员，总共97件，占总数的17%。犯罪主体的身份情况比较符合饮酒应酬的社会现实情况，企业工作人员和个体户由于经济交往多，相应的醉驾行为比较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社会应酬比较多，自然醉驾行为也较多；而最少的是农民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是因为这类群体消费能力有限，同时，其主要交通工具是助力车或者摩托车，对这类交通工具查处的较少。

三、醉驾犯罪的预防与对策分析

（一）刑罚预防：醉驾犯罪预防要注重刑罚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功能

从近5年的醉驾犯罪的统计可以看出，在犯罪率方面总体还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彰显了刑法对醉驾犯罪行为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功能。就犯罪的预防来讲，通过刑罚的执行能够很好地实现对于犯罪本身的打击，预防其再犯的可能性，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同时，对于社会公众而言，通过刑罚的执行起到很好的警示性作用，避免他们“重蹈犯罪覆辙”。在刑罚预防方面，由于刑法对醉驾行为的处罚较轻，没有产生实质危害的基本不会判处实刑，所以，多数醉驾犯罪人归结为自己运气不好；再加上酒驾行为是对社会公众安全的抽象保护，属于抽象危险犯，一般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尽管酒驾查处的多，但基本都会处于拘役和罚金，导致公众对于酒驾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够。为此，对酒驾行为应该更多地注重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与一般预防功能。

（二）情景预防：加强针对特定时空和特定人群的查处、管制与教育

犯罪的情景预防是指通过确认、管理、设计、调整等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以此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减少犯罪机会情景因素和促成因素，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目的。一般来说，醉驾犯罪行为发生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下并与日常工作或生活环境中的人、事、物联系紧密。由前面的特点可以看出，醉驾行为的犯罪时间、地点相对集中，具有明显的时空和主体的规律性。所以，应把握醉驾行为的时空规律，对常发性的时间与地点加强查处力度，对其时空内的人、事、物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安排，阻碍醉驾发生的情景刺激，增加特定情景下醉驾的风险与成本，从而使行为人自觉避免醉酒或者饮酒后从事驾驶的行为。

（三）执法预防：加强公安执法机关对于醉驾行为查处力度和效能建设

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酒文化”，饮酒是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的最常见的方式，醉驾行为表现为完全的生活化；同时，醉驾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实害结果，刑法入罪化处理只是更好地实现刑法的预防危险变成实害的可能，属于对社会法益的提前性保护，因此，醉驾行为是一个抽象危险。这就决定了除了醉驾行为导致交通事故从而产生实害结果的强行外，很难通过一般社会公众的主动举报行为发现，其主要依赖于交警部门的主动执法查获。要加强公安交警部门对醉驾行为的查处力度和查处效能的建设，提高醉驾行为被查处风险。

（四）社会预防：加强社会系统性预防醉驾行为机制建设

社会预防更多的是针对醉驾行为的特点采取系统的社会性措施：第一，由于醉驾行为主体集中在中青年的男性，所以，应该对特定主体进行针对性的普法宣传，使饮酒的常见主体能够形成对醉驾、酒驾行为危害的认识，杜绝以身试法的想法。第二，应进一步规范供酒场所，设置饮酒的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限制，通过年龄限制缩小社会公共场所的饮酒人群。第三，利用先进科技增加醉驾的难度。既然醉驾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汽车产业也越来越关注汽车安全技术的研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检测并预警醉酒驾驶行为，形成预防醉驾驾驶行为的机制，以大幅度降低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课题“醉驾入刑问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地区实证分析——兼论行为入罪化的社会机理研究”（14C0494）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犯罪 篇12

青少年犯罪, 狭义上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 广义上考虑到犯罪预防与矫治, 年龄范围更广。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作为社会转型负效应之一的青少年犯罪现象在大陆地区迎来了高峰。青少年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安全, 同时也影响了青少年自身的健康成长, 给相关家庭带去了痛苦, 阻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 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得认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青少年犯罪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 从1983年到1987年, 青少年犯罪在全国查获的刑事犯罪作案人员中的比例从未低于70%, 之后的几年中比例仍然居高不下。1990年至1992年间, 青少年罪犯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处的刑事犯中所占比重皆超过50%, 其中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罪犯中皆超过55%, 而且这些数据的统计仅为根据已查获的案件进行, 犯罪黑数未算在统计数据内[1]。

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数据来看,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处理的未成年人罪犯的数量从1990年的42033人上升到2004年的70086人。从2000年到2004年, 全国判决的未成年罪犯从41709人上升到58870人[2]。而且年龄结构也发生着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70年代提前了2-3岁, 在青少年罪犯中, 青年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 未成年人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 总体的年龄构成发生了改变, 从1990年到2004年, 14-17岁的罪犯占14-25岁罪犯的比例从12.64上升到了28.17。

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中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在犯罪主体上, 呈现出低龄化、多为独生子女、女性青少年犯罪增多、惯犯和累犯增多等。犯罪类型与形式上, 类型繁复, 出现了团伙化的趋势, 且具有成人化、智能化的趋势。

三、家庭及其在青少年犯罪行为中的影响分析

(一) 家庭的社会学意义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是社会个体社会化的开端。社会化是个体经过向社会学习, 将社会文化不断予以内化和再现的过程。社会个体在1-6岁前主要的活动是在家庭中完成, 由此不断形成人格与思维、行为方式, 对成人之后的行为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精神分析论认为, 最多到5岁, 个体基本的人格结构将得到充分发展, 在此之后, 社会环境的压力将对人格产生微弱影响, 但人格的基本结构在儿童期就已形成和定型并对个体以后的行为产生恒久的影响[4]。社会学的观点认为, 家庭的功能主要有:生理需要满足的功能、社会延续的功能、经济协作的功能、社会化的功能、保障功能。家庭功能的发挥是社会个体成功社会化的基本条件, 家庭是否幸福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培养社会个体的健全人格, 使其得以健康发展;不良的家庭环境则易于培养出有缺陷的人格, 导致个体出现行为偏差, 甚至实施社会越轨行为。

(二)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影响

1.家庭结构

结构不完整的家庭通常是指婚姻关系不完整或血缘关系不完整的家庭[3]。家庭结构是否完整而稳定直接影响家庭生活环境与青少年对于家庭的情感, 对于青少年人格与观念的形成将有巨大影响。特别是个体1-6岁时的家庭结构状况。2010年重庆市沙坪坝区生活在不完整家庭中的涉罪青少年子女共计112人, 占受理总数的58.52%。根据2001年末-2002年初,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来看, 城市中的闲散未成年犯与普通未成年人的长期生活对象是有较大差异的, 尤其体现在是否与亲生父母或继父母生活上, 见表1。

2.家庭氛围

(1) 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影响。

家庭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功能的一个表现方面, 成长在家庭关系和谐的家庭中的孩子往往对家庭有强烈的归属感, 性格温和、稳定、活泼、思想观念积极、明辨是非;成长在家庭关系紧张得家庭中的孩子, 容易产生不安全的情绪, 从而对家庭产生恐惧。当家庭中的情感功能无法发挥时, 青少年有可能逃离家庭, 转而向社会寻求慰藉。在家庭关系中, 家庭暴力的出现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是最严重的。家庭暴力使青少年感受不到家人间的亲密、温暖, 无法产生归属感, 易产生与他人和社会的隔阂, 导致性格冷漠、孤僻, 易形成反社会人格。而且, 家庭暴力具有极强的攻击示范性, 青少年极有可能模仿家庭暴力关系中施暴者的角色, 对暴力行为产生认同, 学会用惩罚与攻击来解决冲突。根据2001年末-2002年初,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未成年犯抽样调查来看, 城市闲散未成年犯和普通未成年人的家庭关系是有较大差异的, 见表2。[5]

(2) 家庭文化氛围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家庭文化氛围主要是由父母的文化知识水平决定的, 对家庭素质有很大影响。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 受父母的影响, 在价值观念, 行为方式上更加文明、理性, 明辨是非的能力更强;文化氛围淡薄的家庭中, 青少年很少接受规范的社会规范教育, 较难形成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也更容易接触到不良行为。

3.家庭教育方式

(1) 简单粗暴型。

奉行简单粗暴型教育方式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较高, 但缺乏科学的教育方法, 在孩子犯错误时, 单纯地采取惩罚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打骂, 缺乏耐心。在这种方式的教养下, 很容易使孩子对父母的亲密感减少, 反而产生恐惧感, 可能导致亲子感情的破裂, 亲子关系僵化, 从而形成孩子冷漠孤僻、暴躁自私的性格。不仅如此, 孩子在受到惩罚的过程中将学会以简单粗暴方式来解决冲突的方式, 从而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

(2) 溺爱型。

奉行溺爱型管教方式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行动上表现为极度地宠爱与迁就, 忽视孩子的人格塑造。父母满足孩子的一切需要, 纵容孩子的任何行为, 在孩子出现错误时极力庇护。这些做法将导致孩子形成某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习性, 特别是以自我为重心、自私自利、好逸恶劳、任性蛮横, 导致其缺乏正确抵御外界不良诱惑的能力, 一旦出现不良诱因, 就有可能违法犯罪。

(3) 放任型。

这主要是指父母缺乏家庭教育观念与责任心, 对孩子的成长、生活与学习等方面不管不顾。这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在于:首先, 它使家庭教育的功能失去了父母的引导, 有可能导致孩子在形成价值观念时出现偏差;其次, 父母因工作等因素不积极参与对孩子的管教会使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动摇, 不利于正常家庭关系与亲子感情的发展;第三, 在孩子出现错误父母没有及时地进行纠正会导致孩子误以为某种越轨行为是被允许的, 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导致孩子缺乏正确的辨别是非的能力, 从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4.家长的不良行为

主要是指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不良习惯与行为。父母的行为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参照模式和认同模式, 对孩子个性品质的形成和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行为与暗示成为孩子的模仿对象。青少年人可塑性强、易受暗示、善于模仿, 但识别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尚未全面发展。因此, 家庭成员的不良行为将直接对孩子的行为模式产生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体现:第一, 父母本身对违法犯罪行为辨别能力低, 纵容甚至教唆、利用子女从事违法活动, 导致孩子对违法犯罪行为产生认同;第二, 父母或家庭成员中有违法犯罪人员, 且悔改程度低, 道德败坏, 对非法行为持肯定态度, 导致孩子受到污染;第三, 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言行不一、生活习惯差、生活方式低俗, 导致孩子对不良的思想和行动产生认同而积极从事不良行为。

5.经济状况

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影响可分为两种情况。

(1) 贫困型家庭。

在贫困型家庭中, 首先, 家庭的经济收入少, 生活困难且无品质, 无法提供物质上的满足, 与其他富足家庭产生巨大的反差, 这样的家庭中的子女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落差, 在与富足家庭的对比中产生自卑、内向的情绪, 导致在物质上与精神上无法接受, 对社会产生排斥感, 甚至为了追求物质享受铤而走险。其次, 贫困型家庭由于经济收入低的原因, 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 所接触群体的文化程度与思想道德素质普遍偏低。且这样的家庭只能供养子女在教学质量较低的学校学习, 所接触的同龄群体素质不高, 耳濡目染之下极有可能误入歧途。

(2) 富裕型家庭。

富裕型家庭中, 由于家庭财富充足, 父母常常愿意满足子女的任何要求, 常用溺爱地方式进行教养, 导致这样家庭中的子女形成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自高自傲, 目中无人, 行为乖张, 甚至认为任何事都能通过家里父母的钱财、权利或者关系解决, 如此一来在行为上极易触及社会底线, 实施社会越轨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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