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犯罪

企业犯罪（共12篇）

企业犯罪 篇1

高管职务犯罪的“罪”与“罚”

云南玉溪红塔集团原董事长兼总经理褚时健, 因犯贪污罪, 从叱咤风云的政治明星沦为阶下囚。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学葵, 因在招股说明书中编造虚假内容, 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 这个昔日“女强人”从辉煌的顶端跌落至社会的谷底。光明集团家具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冯永明, 因贪污巨额股权被判死缓, 一代“家具大王”就此陨落……每年我国有数以百计的企业高管被新闻媒体曝光其犯罪行为, 企业家犯罪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高管的特殊身份和所涉及的罪行总是令人们唏嘘不已。

高管职务犯罪, 是指企业家违反忠实义务, 滥用权利、疏忽职责或利用手中职权, 违反公司法、刑法等法律法规, 致使国家利益或企业利益蒙受损失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追本溯源, 企业文化是症结

身为业界精英的高管们头顶光环, 却未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我们不禁要问:高管职务犯罪的根源在哪?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决定外因”, 所以将高管走上职务犯罪道路归咎于外部法律制度建设不健全、监管环境过于宽松并不完全准确。追本溯源, 企业文化是症结所在。企业文化是一种根本的精神和向心力, 它是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与经营实践中逐渐塑造出的, 代表着上至管理层下至全体员工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企业高管职务犯罪行为与制度文化中的“一把手”权利文化和法律制度文化缺失、精神文化层面的高管诚信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 高度集权的“一把手”权利文化使得高管不受监督, 权威服从式的管理文化埋下高管职务犯罪隐患。例如, 中石油原总经理蒋洁敏、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购买“天价保险”的新华人寿47 名高管都是涉及贪腐案的“一把手”。当企业的总经理身兼董事长之职, 同时集审批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 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所形成的公司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将无法发挥作用, 从而形成高度集权的“一把手”企业文化。一方面, 由于我国经济体系仍处于转轨时期, 无论是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都不完善, 资本市场完成金融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仍处在弱势有效的水平, 权力寻租空间的扩大进一步推动高管这一理性经济人采取自利行为;另一方面, 由于契约不完备, 企业高管在将经营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获取报酬的过程中拥有较大的剩余控制权和与剩余控制权不相匹配的剩余索取权, 驱使高管滥用控制权, 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职务犯罪行为。

第二, 高管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扭曲, 经营和管理行为紊乱, 企业家利用职务之便利走上犯罪道路。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谆谆劝导企业家们“血管里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道德是心理认知、行为准绳和行为活动的加总, 属于企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高管的道德品质决定了其经营管理企业的行为方向。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其经济行为最直接、根本的目标是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这直接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致使企业高管的曲直善恶边界模糊化、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矛盾与冲突。不公平竞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 越发使得意识形态混乱和心理失衡。在市场化进程中, 企业高管们更加渴望积聚财富, 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不断吞噬着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高管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被扭曲, 反映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 就是经营和管理行为紊乱, 利用职务之便利贪污受贿、侵占公司资产。

第三, 高管法律意识淡薄和企业法律制度文化缺失, 加大了高管的职务犯罪行为。企业高管走上职务犯罪道路, 一是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高管们法律意识淡薄, 犯罪界限意识不清, 缺乏事前预防法律风险意识, 在企业内部并没有形成对公平、公正、平等、诚实信用等法律文化的普遍认识、态度和信仰, 这些法律文化并未成为企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信念。例如, 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原清华阳光总经理薛祖庆被誉为“中国太阳能之父”, 他就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 认为“将两笔金钱互换不等于挪用公款”, 最终因挪用公款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在法律意识这一法律文化根基缺失的背景下, 企业系统性的风险预警及风险评估制度缺失, 轻视法律工作, 未能及时制定或采用能够确保企业各项工作合法有序运行和确保经营安全性的多项管理制度, 如财务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人力资本开发制度等。

重塑企业文化, 防范高管职务犯罪

对症下药, 方能药到病除。可从三方面来防范。

第一, 摒弃“一把手”权利文化。摒弃“一把手”权利文化, 需要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彼此制衡。达到相互制衡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公司的管理职能与监督职能互不干扰、独立运行, 这就意味着力求确保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经济上的独立性和监督权的独立性。需要做到三点:一是改变监事和独立董事的选举机制, 监事和独立董事不能由董事会直接或间接确定。二是改变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薪酬制度, 保持其经济独立性的同时务必对其是否勤勉尽职予以详细评估。三是在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之间合理分配监督权, 避免两者权责不清, 遇到重大问题出现双方相互推诿或争执不下的情形, 从而提升监事和独立董事监督高管的效率和效果。摒弃“一把手”权利文化, 减少其职务犯罪发生的机会, 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控制活动层面, 明确岗位权限范围及规定审批程序的相应责任, 建立和严格执行授权审批制度和不相容职务分离制度, 目的是对高管权力形成制衡。在信息与沟通层面, 提高信息沟通过程的效率和效果, 削弱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在监督和控制活动中, 内部审计机构按照监督程序, 在审查经济交易、业务流程时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弱点和漏洞, 抑制高管通过关联交易、越权或其他不法方式采取侵占、挪用公司资产等犯罪行为。

第二, 加强企业管理人员的道德教育,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建立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利曼指出:“高管与生俱来的唯一责任, 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 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活动, 不允许有蒙骗和欺诈。”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所在。而企业内在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支柱不是一蹴而就的, 企业文化的培养和塑造不应只注重表层的物质文化, 而更应注重内涵, 特别是被称为企业文化塑造原动力的企业高管素质。此外, 道德资信水平资料库有助于形成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是企业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最基本的道德准入要求。政府监管部门需要建立道德资信水平资料库, 该资料库专门记录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信息、再教育情况及各项不良记录, 定期对包括控股股东、董事长、董事、独立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在内的高管人员进行道德培训, 培训结果进入道德资信水平资料库, 道德资信水平被评价为不合格者应剔除出高管团队。

第三, 加强企业法律文化建设。企业法律文化建设包含培养高管法律素养、建立和完善符合法律要求的企业管理制度、注重企业法务人员的权重。一是培养法律素养。法律素养涵盖了法律精神、法律智慧等内容。法律素养的首要素养是法律精神或者说是法治意识, 企业高管们要认同并遵守公平、公正、诚信等市场准入、交易、竞争规则, 尊重法律和司法权威。法律智慧, 是指运用法律规范来指导和管理所在企业, 依法争取经济效益和社会利益, 保护所在企业以及高管自身的合法权益。二是高管需要增强建立法人治理制度的认识, 积极完善企业决策机制和约束机制, 避免决策风险的高度集中, 并制定和完善符合法律要求且操作性较强的包括财务管理制度、法人财产保护制度在内的企业管理制度。三是聘请法律顾问, 注重与法律顾问的沟通, 加大法务人员的权重。在企业内部设立法律合规管理部门, 建立企业法务人才队伍, 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充分研究企业管理流程所牵涉的法律风险和高管可能涉及的刑事责任风险, 联系实际业务摸索创建企业各个部门分工负责、耦合联动的法律合规管理机制, 制定规章制度法律审核、经济合同法律审核、授权委托书法律审核、重大决策法律审核这四项审核程序。四是企业核心决策层成员中, 应有一位业务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首席法律顾问, 增加法务人员在企业重要制度和重要决策方面的话语权。企业高管应充分信任法律顾问, 做到重要制度和重要决策经过法务人员的斟酌, 将法律层面上的可行性和专业性意见作为其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1]张蕊.基于欺诈“三角理论”的国有企业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成因分析[J].当代财经, 2012 (5) :106-111.

[2]张丹.企业文化的外延、内涵及作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管理科学版) , 2003 (3) :53-54.

企业犯罪 篇2

紫陌风云 于 2015/5/13 17:04: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天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4月27日，中纪委网站发布了这则简短的消息。王天普成了4月份国企高管落马榜单上的最新一人。

在他之前，中国移动湖南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王建根，天津物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志忠，广州广日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升伟，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冷荣泉，武钢原副总经理孙文东和宁波港原总裁徐华江等十多人已经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国企落马高管的“四月纵队”。随着对央企专项巡视的陆续展开，可以预料，这支队伍还将继续“壮大”。

十八大以来，持续的反腐高压，使企业家犯罪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西北政法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所近日发布了《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报告撰写人王荣利连续6年收集公开报道的国企和民企企业家犯罪的案例，进行总结分析。据他统计，媒体报道的国企高管犯罪案例，在2012年和2013年都只有民企的一半左右，均为100多例。今年他发现，6年来，国企高管犯罪的案例首次超过了民企，前者共268例，后者为256例。

2014年的企业家犯罪现象还引起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和《法人》杂志等几家媒体的关注，先后发布了《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和《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

将国企领导和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放在一起比较，除了企业家犯罪“国进民退”的新现象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规律，对理解如何治理企业家犯罪提供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启示。

企业家犯罪学

仅从国企和民企经营者常犯的罪名来看，两者虽然都是企业经营者，但却明显不属于同一“物种”。两类群体各有各的“专属罪名”。

王荣利发现，自2008年他初次开始统计，连续6年，国企高管最常犯的3宗罪固定不变，犯罪率从高到低分别是受贿、贪污和挪用公款罪。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在犯罪上显得更具有“创意”。2009年到2012年，连续4年涉黑犯罪都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集资诈骗罪，其他常犯的罪名还包括合同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12年7月到9月间，贵阳“小河案”一审二审相继开庭，民企经营者黎庆洪为首的数十名被告因涉黑罪名同庭受审，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刑辩律师出庭辩护，上演了一场近年来少见的刑事审判大剧，制造了巨大的影响力。最终，虽然二审维持了涉黑罪名，但是多名被告或无罪释放，或从轻处罚。

经过“小河案”，到了2013和2014年，耐人寻味的是，涉黑案件突然急剧减少，淡出民企经营者常犯罪名的前六名，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转而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最大“杀手”。都是企业经营者，犯罪的表现为什么迥异？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向记者分析道，“国企本质上是官场，很大程度上是行政调拨资源，市场化程度不高。相应的，国企遵守的是行政规则，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喜欢就可以做国企高管。因此国企高管的第一目标往往不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赢得上司的赏识，所以国企高管的行为和民营企业家不一样”。

根据王荣利的报告，国企高管的几种高发犯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论是受贿、贪污还是挪用公款，那就是将企业的利益往外拿，企业管理者挖企业的墙角。相比之下，民企经营者近两年的几种主要犯罪都是“胳膊肘子向内拐”，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利益流向都是由外向内。

即使国企高管愿意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按照目前的国企领导任命制度，国企高管也难有自主性。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分析道，如果国企高管的任命和业绩不直接挂钩，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很荒唐的情况。比如联通和移动的总经理互调，完全背离了市场的竞争法则，甚至是出卖了股东利益，“一家企业的经营模式、商业秘密，这些构成了和对手竞争的核心，但如果移动的老总进了联通，那么利益往哪摆？要怎样对待原有的股东和公司？”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奉行不同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将民营企业家的犯罪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官商结合型犯罪，二是“求生型犯罪”。即使是官商结合型犯罪，有时也是出于求生，例如在权力身上寻求庇护。

政商勾结，殊途同归

尽管国、民两类企业家的常犯罪名有明显的分殊，但两者在“政商勾结”方面却殊途同归。王荣利总结的“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十大特征”为首一条就是，“曾经依傍高官权力的企业家不断落马”，例如去年石油系、煤炭系就有诸多国企和私企领导分别因为***案和山西政界地震而纷纷案发。

《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样本）研究报告》将山西煤业大亨邢利斌案当作典型，说明政商关系的盘根错节，“邢利斌纵横官场、商场多年，与当地官员相互支持、利用，形成政商互动关系网，官员想往上爬时找老板借款或由老板资助上位，即由老板资助官员买官；而老板遇到问题，由官员出面摆平”。该报告指出，“邢利斌案”表现出的政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潜在化的常态。

各报告中，私企勾连权力的现象，与王涌的前述观点所表达的逻辑相符。此外，在王涌看来，国企领导也同样存在“政商勾结”的问题，在他看来，国企容易被异化成非正常政治经费的小金库，权贵集团的福利院，或者具有隐蔽的社会控制功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反腐风暴中，2014年落马的众多国企老虎和政界老虎构成了案中案或关联案。

胡星斗也告诉记者，国企不仅要实现经济目标，也具有社会目标，甚至是政治目标，因此国企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还很容易卷入政治活动，“很多人认为某些国企高管，与一些政治背景有关，某些国企成为某些政府官员的提款机。特别是海外的国有企业，有的成为官员的海外提款机，账目非常不明确。今年年初中央宣布，要对海外企业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计，这是过去二三十年都没有过的”。

另外一个有趣比较是，不论是国企民企，两个领域的“一把手”犯罪现象都很严重。北师大报告统计的案例中，涉案的国企和民企高管中，都有半数以上是企业“一把手”。国企一把手犯罪现象严重，这说明对国企的监管出现了严重问题。相对于民企，国企内部的部门一把手也是犯罪的高发对象，北师大报告发现，国有企业中的财务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犯罪的比例，明显高于民营企业。这表明，国企不仅缺少外部的监管，国企内部的监管也比民企更为松散。

国企监管失控的另外一个例证是，《法人》杂志报告中，收集了245例国企高管犯罪的案例，其中有227起案件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招投标、人事管理、加工承揽、投融资等环节，无一不是寻租的热点空间。

政府官员腐败的“59岁现象”在国企高管身上也有体现。王荣利统计，6年来涉案国企高管的平均年龄是53岁。《法人》杂志报告也发现，200 多件案例中，有明确年龄的国企领导中，半数以上都超过了50岁。相比之下，据王荣利统计，私企老板犯罪的平均年龄是44岁，正当最具有开拓精神的年龄。私营企业家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愿意，可以终身工作，但国企领导却和官员一样，到年龄就得退休，因此也具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不同的企业经营心态，也决定了两种企业高管犯罪年龄的不同。

从许多方面看，国企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犯罪特征具有一致性，因此有些人也将国企经营者称为“企业政治家”。

胡星斗认为，从本质上，国企的产权明晰很关键，“产权名义上是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个别官员控制，形成多级代理，带来道德风险—政府委托某些部门，某些部门委托官员，官员委托个别国企高管”。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国企管理体制，减少国企腐败现象，首先要改变国企高管“企业政治家”的身份，国企“应当由国家招聘职业经理人来负责，而不应该是官员，要退出官员序列”。

政商关系是关键

企业家犯罪案例的统计分析，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几年将出现的企业犯罪趋势。现在看来，对民企来说，企业融资依然是犯罪的高发领域，并且可能更加严重。随着经济下行，银行收紧银根，很多民企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转而求助直接融资，但是中国法律上企业直接融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行为界限不够明晰，企业正常的融资行为，极易被认定为相关犯罪。因此，“对此若不予规范、调整，企业家在融资环节将会出现大量的犯罪案件”。

民营企业融资类犯罪在近年的爆发式增长，说明企业家犯罪受到经济环境和政策外因的影响较为严重。在目前相对严峻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提高对民间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只是抓人重判，属于简单化处理市场失序问题的方法。

北师大报告也根据2014年企业家犯罪的新特点，总结称“治理企业家犯罪应重视非刑法方法的运用”，并直言刑法调整市场经济秩序应更具理性与宽容，刑法应主动适应市场化改革进程,避免成为经济发展阻力。

除了法律与政策环境，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是企业家犯罪的重要诱因。实际上，市场竞争环境与企业家犯罪存在相互加强的关系。

北师大的报告指出了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报告发现“政府官员、国企高管腐败犯罪往往与民营企业家的腐蚀有关，而这些民营企业家犯罪则又潜藏着官员滥用权力给予支撑与庇护”。报告解释道，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中，通过行政命令攫取额外利润更易于实现企业经营利益的扩大化，于是民营企业家纷纷选择依附掌握了大量权力和市场资源的行政官员与国企高管。

中央高层今年以来多次强调过防止干部“被围猎”的问题。司法机关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最近主持召开最高检党组会议，提出对行贿案件要防止和纠正“处罚偏轻、失之于宽”，对不择手段、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行贿犯罪，坚决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唐大杰提醒道，民营企业官商“勾结”的模式实际上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向官员输送利益，目标是打破原有的制度框架来做事，但近10年来，官商“勾结”不仅是简单地输送钱，涉及面更深，“比如不直接给钱了，而是承诺5年后退休了到我这工作”。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对策 篇3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监管约束机制。一是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禁止政府组成部门直接经营企业。二是限制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图，应通过国有股东的权利表达机制向国企传导。三是探索党管干部与现代企业制度激励、约束机制之间的有效融合。推进国企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国企高级管理人员完全市场化选聘，通过试行第三方人力资源评价和薪酬标准制订方式，避免暗箱操作，科学选人用人。

发挥检察机关作用，为国企营造良好法治氛围。首先，以业务为依托，为企业做好服务。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促进国企廉洁文化建设。开展预防对策研究，加强对重点领域和环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调研，提出有效防控措施，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惩防体系建设。帮助企业堵漏建制，深入分析职务犯罪原因，向发案企业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预防检察建议，帮助企业查找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完善内部防范机制。积极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特别是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建设管理、物资采购和设备供应等工作中做好查询行贿犯罪档案服务。其次，以沟通为纽带，为企业献计献策。坚持企业自主自愿的原则，充分尊重国有企业在预防自身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预防联系工作机制，共同分析企业遇到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健全预防职务犯罪网络。

（作者单位：王成，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吕晓蓓，历下区院预防科检察员；咸会涛，历下区院反贪局检察员。）

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浅析 篇4

一、企业职务犯罪成因分析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 它的本质特征是权利商品化, 犯罪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进行权钱交易, 在国企里, 主要表现形式为贪污、挪用和受贿, 一旦权利、动机、机会等条件形成便完成犯罪。企业职务犯罪形成有主观因素, 也有客观因素。人生观的畸形和价值观的扭曲, 贪婪无厌是造成职务犯罪的主观根源。制度缺失、监管不严、处罚不重是造成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由于国企工作人员属于工薪阶层, 收入水平受到限制, 随着对财富追求的极端和偏激的社会心态影响, 极易产生超能心理, 逐步偏离正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面对有机可乘的特殊工作环境和条件, 为了自身偏狭利益的需要, 往往不可自主地铤而走险, 伸出犯罪之手。另外, 社会宽容度纵容了企业职务犯罪行为, 之所以目前的企业违法犯罪问题难以控制, 社会对违法犯罪者的宽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我们国家还没有养成一种不宽容腐败的政治文化。 在社会层面上, 对违法犯罪者, 积极举报, “落井下石”的少, 但是说情、同情的多;在立法层面上对贪污犯罪的刑罚规定过轻, 起不到震慑效用;在司法层面上对贪污犯罪的量刑过轻则更为普遍。

位高权重, 品行坠落, 贪色徇情以及政治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等均是此类犯罪的主要特点, 从涉嫌犯罪的主体看, 重要岗位直接责任人, 其违法违纪行为缺乏监管或与监管人同流合污, 同一岗位的犯罪前仆后继, 这类人为高危人群, 轻则吃拿卡要, 重则行贿受贿。从易发职务犯罪的岗位分类来看, 基本发生在国企的采购、销售、建筑工程、物流等环节, 比如大宗产品物资的采购和销售、建筑维修项目的招投标、商品购销货款和工程款的结算等环节, 都可能是职务犯罪的案件的多发区, 这些权利掌握人的一笔一划, 一句话一个字, 可能都是“钱”。再比如, 掌握商品买卖、运输、结算等重要环节的人员, 这些人很容易成为交易对方糖衣炮弹或美女的腐蚀对象, 而我们的一部分公职人员从吃喝开始一步步的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最后走向犯罪的深渊。

二、职务犯罪的预防

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 利用风险防控、将犯罪形态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治本之策。对待职务犯罪, 也应该像对待其他犯罪行为一样, 把打击作为手段, 把预防和避免犯罪作为目的。这样, 既可以减少和避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损失, 也可以保护和挽救一批思想一时出现迷惑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重视思想教育, 完善监督机制

国企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固然重要, 但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更为重要, 腐败的成因都是思想先腐败, 在金钱、权利、美色面前禁不住考验, 背叛了自己的誓言, 堕落为社会罪人。因此, 端正思想是避免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清廉的意思就是清正廉洁、奉公守法。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几千年来, “廉”一直被封建士大夫奉为立身处事的根本。党章和宪法规定党员和公民“克己奉公”,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但是,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 思想领域出现了比较混乱和复杂的局面, 不少党员干部逐步放松了思想学习和改造, 一门心思谋钱财, 思想自然出现滑坡。只有重视思想改造, 重拾道德, 让人不想腐、不敢腐,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预防和揭露腐败的作用至关重要, 企业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 各项流程的完善, 各部门和岗位之间监督约机制的明确, 是预防企业职务犯罪的必备条件。

2.强化内控, 把反腐倡廉寓于完善经营管理的各项管理制度中

强化内控的关键是要健全制度。企业制度应包括基本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 基本制度是维持企业运行的基础性程序和要求, 内控制度是专门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的岗位和节点, 为避免违规操作而制定的公开操作程序和要求。根据各个企业生产经营业务的不同, 明确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内控职责, 制定公开的内控操作指南。 各部门各岗位要切实把内控体系的执行落到实处。企业内部监管部门, 对于内控执行、测试过程及时跟踪, 及时反馈, 严格履行督促、检查的职责, 严把执行关,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及时解决, 保证所有内控流程都有令必行, 有据必依。对财务、供销、基建等重点部门和岗位, 更要从严内控制度, 从严监督管理。同时, 要不断根据生产经营运行变化的的情况, 及时完善、调整内控制度, 防止因业务更新或变化产生控制真空, 保证内控制度不断与时俱进。

职务犯罪总是基本于一定的资源和权利而发生, 只有对企业的资源和权利进行全面摸底, 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强管理和监督, 才能明确预防工作的对象。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经营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 规范重要业务链的工作流程, 将为企业的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使权力的行使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同时, 强化监督管理职能, 为实现专业化、职能化的有效监督提供保证。规章制度的完善及监督措施的有力, 必将有效的防范和化解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风险, 很好的预防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2015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对完善、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保障权力有效运行, 预防职务犯罪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经营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 规范重要业务链的工作流程, 将为企业的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使权力的行使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 利用风险防控、将犯罪形态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治本之策。

关键词：职务犯罪,原因,监督,内控

参考文献

[1]何秉松.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治[M].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

【2】十大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 篇5

1、原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宋海新

宋海新：“问题”明胶生产者

宋新海一案引起社会的反思，不仅是对整个制药产业链，还有地方政府面对效益与民生时应如何权衡

2013年3月29日，备受瞩目的河北阜城“明胶”一案，经阜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进行了一审宣判，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宋海新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其他1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六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或处罚金。

河北阜城明胶一案，不同于以往的个别企业、山寨厂生产问题食品、药品，毒胶囊案件反映出了整个制药产业链所存在的问题，此案件既暴露出企业基本责任的缺失，更反映出地方政府在效益与民生之间孰轻孰重应做好抉择。

毒胶囊事件

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中，对河北省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并熬制成工业明胶向企业出售，买家再将其制成药用胶囊，从而流入药品企业，出售给患者的现象进行详细报道。

位于衡水市阜城县的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就在此次调查之列，据悉此厂具备年产上千吨明胶的生产规模，并且是已经获得食品添加剂产品生产许可证。

《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厂的库房里存放着大量的白袋子包装的明胶价格低廉，厂里工作人员表示，此种明胶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使用价格低廉被业内称为“蓝皮胶”的原料制作而成的，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所谓的蓝皮胶是由一些散发着刺鼻臭味的皮革厂的下脚料经过生石灰的祛味处理、酸碱中和多次脱色漂白处理等多个过程，最后熬制而成的。

对于此种明胶制作的胶囊，工厂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种明胶实际上是国家命令禁止用作食品药品原料的工业明胶。”该负责人还表示，此种加工方式生产出的明胶重金属铬含量超标15~16倍。但对于使用是否安全，该经理却称“百分之百没问题。”

经过之前的一系列工序，最后在包装车间内，把制好的“黑心明胶”一部分装入印有“工业明胶”的包装袋，一部分装入空白的包装袋，印有“工业明胶”的卖给工厂用做工业粘合剂，无任何产品表示的空白袋子卖到浙江等地作为药用胶囊生产的原料。

获刑17年

经《每周质量报告》记者此次深入的调查，宋海新的问题明胶也被曝光了。

在生产、销售“问题明胶”遭到曝光后，学洋明胶厂法人代表宋海新之弟宋江新，电话指使该企业员工刘爱国等人去往厂区并纵火销毁电脑、账本以及相关文件，从而达到其逃避法律责任，销毁证据的目的。

另据调查显示，2010年7月~2012年1月，在没有实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宋海新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张，税价合计1928300元，涉及税款280180.32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经阜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4月，阜城县明胶总厂更名为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该厂为家庭式经营，宋海新负责该厂全面工作。后因投资大，销路不佳，该厂基本没生产食用明胶，而使用工业皮革废料，经过熬煮、干燥、粉碎等工序加工制成工业明胶。该厂生产、销售“问题明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阜城县公安机关查扣该厂库存涉案工业明胶（经抽样检验为不合格工业明胶）47.84吨。

作为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的宋海新，销售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本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在其生产和销售的伪劣产品遭到曝光后使用销毁会计凭证等手段来达到逃避法律责任，又构成了隐匿会计凭证罪。除宋海新外13名涉案人员，转移和藏匿销毁证据的违法行为已被查明。

法院审理查明，除此外，被告人宋海新于2010年7月至2012年1月间，还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张，合计税价1928300元，涉及税款280180.32元。

有评论认为，该案的宣判，希望能够引起相关政府和相关企业担起各自的职责，为人民的食品安全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2、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曾成杰

曾成杰：从诚信企业家到集资诈骗犯

曾经的“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曾成杰的商业生涯，最终以被执行死刑的方式终结

2011年12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并判处死刑。2013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成杰死刑，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

曾成杰是2012年湘西集资被公诉案件中唯一直接被判死刑的负责人，该案件曾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其罪行极其严重。经法院认定，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不顾自身偿付能力，使用诈骗方法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且其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非法集资总金额34.52亿余元，集资涉及24238人，累计57759人次，案发后仍有17.71亿余元的集资本金未归还，集资总金额减去还本付息的金额后，曾成杰集资诈骗金额为8.29亿余元，造成集资户经济损失共计6.2亿余元。

数额巨大的集资诈骗金额，使得这位曾经的“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曾成杰的“第一桶金”

曾成杰的创业之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资料显示，1985年时，曾成杰曾在贵州施秉县和黄平县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不久即因被他人举报贪污公款而被收容审查3个月，案件最终以取保候审的方式结束，这也是曾成杰的第一次创业，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之后，离开了贵州的曾成杰，又去往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吉首寻求发展。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年底，他再次被人举报，这次是因为行贿。吉首方面同样给予其收容审查的处理，此案最后虽免予起诉，但还是导致曾成杰被关押了半年的时间。

1999年，曾成杰因故意伤害罪获刑4年，2001年获得假释，此案的判决结果于2006年12月被湖南省高院撤销并发回吉首市人民法院重审。2007年10月吉首市人民法院重审判决曾成杰无罪。

曾成杰淘到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正是在吉首，这里也是他首次完成与政府有关联的第一个项目的地方。1987年上半年，曾成杰为吉首人民武装部的民兵训练基地建楼房，无论从质量、造价以及工期上，都让武装部领导很满意。即便后来武装部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把工程款按期交给他，曾成杰对于这种违约行为仍没有任何抱怨，自己从邵阳老家贷款来解决资金运转问题。

也正是有了这个项目的好口碑，曾成杰的工程从此一帆风顺，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曾成杰承包了包括州消防支队在内的30多个单位60多栋楼房的工程。

除了在工程上的“急人之所急”外，曾成杰对于慈善事业也很在意，他曾投资60万元为吉首市太平乡中心完小修建科技楼并附加投资10万用于修建围墙等附属工程。还曾经为红旗门派出所捐赠过新型电瓶警车、为管区医务室等免费提供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为篮球赛赞助等等。

在这些铺垫下，曾成杰的事业顺风顺水，更是于2005年1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了“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奖。

成也“三馆” 败也“三馆”

曾成杰集资诈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当时湘西自治州的社会环境，那时的湘西当地银行对于贷款严格限制，甚至包括当地政府在内，都鼓励民间融资。在2000年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为当年全州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项措施，此后的多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民间投资都是工作方针之一。

据资料统计，在2008年高峰时期，湘西的非法集资本金总额高达168亿元，参与集资的企业达上百家，涉及34万人次，总计6.2万户，而与之相比，湘西州府吉首市总人口仅仅20余万。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成杰的“三馆”项目也上马了。“三馆”项目，即湖南湘西自治州体育馆、群艺馆、图书馆等整体开发项目。

为了取得“三馆”项目，曾成杰曾先后找到了杜崇旺和范吉湘寻求帮助，前者是时任州长杜崇烟的弟弟，后者是时任副市长的妻子，正是在这样的靠山下，曾成杰获得项目如探囊取物。2003年6月，曾成杰使用具有开发资质的吉首市国土房屋综合开发公司参与竞标，并一举拿下，自此曾成杰开始依托“三馆”项目面向社会公众集资，也正式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

打着政府项目的幌子，曾成杰的集资变得更加容易。2005年6月，“三馆”将集资月息涨至5%，此后跟风者追高，从6%至10%，以此来达到扩大融资规模的目的。为了保持资金链的正常运转，曾成杰又采取与集资户签订认购协议书、承诺书、投资协议书、投资合同书等形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集资。

除此之外，为了鼓励三馆公司员工对外揽资，曾成杰决定对员工揽资视金额不同给予不同的奖励，在外部宣传和内部促进的共同作用下，曾成杰的集资进行得如火如荼。

随着2008年湘西房地产业融资环境恶化、湘西领导的变更，政府对于融资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

当年7月，三馆公司集资款退本付息出现困难，同年8月中旬，三馆公司停止向集资户还本付息，由此引发了当地多起群发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曾成杰和他的公司成为了湘西州金融风险防范的重点。

终审获死刑

2008年10月2日，包括曾成杰在内的湘西22家集资企业的老板和财务老总等五十余人，在吉首市政府会议室内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抓获。

2008年11月11日，湖南省“10·2”专案组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曾成杰。后来，检方指控曾成杰犯有集资诈骗罪，并依据一份由当地政府出具的鉴定，认定三馆公司已资不抵债。

而曾成杰的辩护律师认为，三馆公司资产应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按此评估后，三馆公司即使偿还高息集资的本金和利息，仍然有相当大的盈利空间。

但最终，长沙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决曾成杰死刑，该案在上诉后被湖南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

曾成杰案发后，此案涉及的相关官员均已被追究责任。湘西州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滕万翠、前湘西州政协主席向邦礼、原副州长黄秀兰3人，因涉及非法集资等违纪问题，被湖南省纪委查处，后移送司法机关。湘西州委副书记、州长徐克勤被认为对湘西非法集资负有领导责任，遭免职。

不过曾成杰的死刑判决引发了不少争议，质疑者认为，与吴英案等非法集资案相比，曾成杰案量刑过重。与此同时，曾成杰执行死刑后，其家人表示并未在行刑前与其见最后一面，执行死刑之前也未收到通知，从而对执行程序表示不满，一度引发舆论讨论。

无论如何，曾成杰案件都为民间融资敲响了警钟。

3、原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建成

应建成：网络传销之王

应建成的敛财术并不高明，却屡屡得手，凸显在预防网络传销类经济犯罪方面，仍缺乏有效措施

2013年8月7日，“万家购物”传销案在浙江金华市婺城区法院进行一审宣判，法院判处传销的组织者兼领导者应建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200万元罚金，又以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其余被告的涉案人员，根据涉案情况不同，法庭均作出了相应的判决，并处相应数额罚金。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网络传销大案，暂时告一段落。

网络传销大佬

17岁时，应建成已经放弃了学业，在这段日子里，应建成认识到互联网是一种廉价、快速且信息量大的载体，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网络购物平台上。

2010年5月，应建成、杨江峰、邵康、胡伟四人组建了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同年12月又有8名新股东加入。当年，亿家公司旗下的“万家购物”网站，年营业额只有165万元。

然而仿佛是一夜之间，亿家电子商务公司营业额和税收突然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也使得应建成和他的公司都被人知晓。

2010年7月，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超高额返利为诱饵，以“万家购物”等网络平台为推广及实施传销运作的工具，向入会者收取费用或要求入会者购买其商品，最终以入会者的层级以及入会者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依据，进行返利。

至2012年5月底，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其平台累计营业额达290亿元，净收入36亿元，返利33亿元，其营业额“膨胀”了一万多倍。

但好景不长，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加之相关人员的举报，万家购物涉嫌传销一案最终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线。2012年6月11日，金华警方对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与其传销相关联的网站进行统一清理行动，应建成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返利销售陷阱

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爆炸式增长，得益于其“购物返利”的噱头。

在万家购物运营初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于加盟商的要求是每销售500元金额产品，就需上缴给其旗下的万家购物16%的佣金，万家购物会每天拿出消费额的10%给累计消费满500元的会员均分。

也就是理论上，如果消费者消费了500元，得到了1个分红权后，每天可以收到最高1元钱返利，而返利的来源就是加盟商每销售500元金额的产品所上缴的16%佣金，账户每满100元后就可以取现，这也就是所谓的“零消费”。在万家定下的返点规则下，消费者疯狂在所难免，投机商进去虚假交易也就很自然了。

当然这种返利方式是存在漏洞的，这种返利模式能够顺利运作的前提是公司销售业绩不断提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后人的消费所带来的利润才能弥补公司对前人的返利。

而根据数据显示，2012年2月15日，万家购物坚持每天分红1元的返利模式，导致其每天亏损600万元，到5月25日时，万家购物累计亏损6亿多元，其公司账面资金仅为3亿元。

2011年7月，随着“一元返利”的进一步推广，万家购物的加盟商和会员激增，各种风险也随之而来。万家购物从线上交易开始向线下交易转移，并开始发展会员、寻求合作商并设置不同级别的区域代理商、金牌代理商等等，从“返利销售”变相为“抢会员”，使得加盟变为了一种“拉人头”的行为，从而用后来加盟者的佣金去填补之前返利的欠缺资金。

这样也使得返利销售变为了幌子，自此万家购物向非法传销又更近了一步。

主犯涉案

2013年8月7日，这场涉及全国31个省市区、2300多个县市，近200万人参与其中，涉案金额达240.45亿元的全国最大网络传销案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因应建成领导和组织传销活动，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又因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最后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此案中的其他组织领导成员也分别获刑。

庭审时，应建成否认传销，称“万家购物”网站的运营，万家购物是有实物的，而传统的传销是没有实物参与到运营过程中的。

而法院审理则认为，万家购物以超高额返利诱导他人消费，并要求参加者购买其公司产品、发展会员、发展加盟商并按照入会资格和条件分为普通会员、VIP会员等，再按照注册时间顺序对其成员进行上下层分级，这些行为均已构成传销。

应建成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律师李岑岩表示：“网络涉嫌新型经济犯罪的行为屡见不鲜且有一定隐蔽性。”李岑岩认为，由于网络传销没有地域限制，往往影响面甚广。因此解决的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案发后的法律层面解决，应该在该类经济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国家应该提前介入，对此类事件进行疏导、管理、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去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

4、原云南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

何学葵：昔日云南女首富沦为阶下囚

绿大地造假案，引起了资本市场巨大轰动，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如何优化的深入思考

2013年4月3日，云南省高院就原绿大地公司欺诈发行股票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昆明市中院2月7日作出的判处云南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成立，处罚金1040万元，并判处原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认定，2004年至2007年6月，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等人，利用赵海丽、赵海艳等人登记注册的实际由绿大地公司控制着银行账户的公司，进行资金流转，又通过伪造合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少付多列，将款项支付给以上公司，从而形成虚构交易业务，最终达到虚增资产的目的，共虚增资产7000余万元，虚增收入2.9亿元。

这部分虚假内容被写进了绿大地招股说明书中，之后的2007年12月21日，绿大地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利用以上的虚假信息非法募集资金达3.4629亿元。

小老板到董事长

何学葵生于1969年，其公司员工曾评价其“雷厉风行，非常爽快干脆”。何学葵进入花卉行业是从1992年开始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卉市场规模化发展刚刚起步，何学葵通过在云南省科协等单位任职的经历，灵敏的察觉到了创业的机会来了。1996年，何学葵组建了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在此期间，何学葵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开始涉足鲜花种植、销售等领域。她结合对云南各地特有珍稀观赏植物的调查研究，成功的开发出多种云南特有野生珍稀植物花卉品种，并申请大量专利权，其公司培育和种植的鲜切花大量供应全国多个省市，并且向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

2001年时，何学葵已经把原来今有20万流动资金、5名员工的小花店，发展成了一个注册资本4400多万元、总资产上亿元且拥有250多名员工的大型股份企业。同年3月，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后，绿大地在何学葵的领导下，绿大地参与了以昆明园博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活动，并由于其优秀的服务，获得了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也使得其成为云南省园林园艺方面唯一一家具备一级资质的企业，并且成为云南省首家被批准进入上市辅导期的民营科技花卉生产企业。

2007年12月21日，何学葵迎来了事业上的一次高峰，绿大地成功登陆深圳创业板，并且成为A股唯一一家绿化行业的上市公司，这也是云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身为董事长的何学葵当时持有绿大地28.63%的股本，身价超过11亿元。

2009年，何学葵更是登上了胡润百富榜，跃身为“云南女首富”，成为业界榜样，被冠以著名企业家、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等称号，事业达到顶峰。

东窗事发

何学葵的光环并未维持多久，2011年3月17日晚，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云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

3月18日，绿大地公司发布公告，承认其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确已于17日被捕，其公告一出，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绿大地股价因之暴跌。自此，绿大地造假案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内。

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7年间，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共同谋策，让赵海丽、赵海艳登记注册大批由绿大地实际控制或者掌握银行账户的关联公司，而后再利用相关银行账户操控资金流转，采用伪造合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将款项支付给其控制的公司组成员，构成虚假交易、虚增资产等，以此使得绿大地成功迈入上市门槛。

据悉，2007年12月21日，绿大地以16.49元/股的价格发行1680万股，正式登陆中小板，此时的绿大地的招股说明书中，同样包含了大量虚假内容，其中包括虚增马龙县旧县村委会960亩荒山使用权、马龙县马鸣乡3500亩荒山使用权以及马鸣基地围墙、灌溉系统、土地改良工程等项目的资产共计7011.4万元；除此之外，绿大地还存在虚假苗木交易，以此虚增营业收入2.96亿元。

2007年至2009年间，绿大地多次虚增收入，其中包括虚增马龙县月望乡猫猫洞村9000亩荒山土地使用权、月望基地土壤改良及灌溉系统工程、文山州广南县12830亩林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资产2.88亿元。除此之外，绿大地又一次使用虚假苗木交易销售，虚增收入2.5亿元。

2011年9月，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对绿大地公司、何学葵等人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其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并判处绿大地公司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判处何学葵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其他涉案人员也均判处缓刑。

再起波澜

一审判决后，所有被告并未提出上诉，事情本应至此，但昆明市官渡区法院的判决在资本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法院对何学葵量刑过轻。

一方面是舆论的声讨，另一方面昆明市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之后，继续收集信息，补充调取大量证据，及时审查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并邀请多名法学专家进行咨询论证，走访多个相关部门，最后形成抗诉意见。2012年1月21日，昆明市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认为之前的判决存在对欺诈发行股票罪部分量刑偏轻、对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定罪不准确、原审审级违法等问题。

2012年3月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判决，该案启动重审。2013年2月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罚金1040万元；何学葵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与之前相比，此次开庭，新增了两项指控罪名即伪造金融票证罪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法院指出，除一审判决时的几项指控外，2005年至2009年期间，为达到虚增销售收入的目的，何学葵等安排赵海丽利用银行空白进账单，填写虚假资金支付信息后，私刻银行印章加盖在单据上。2010年3月，何学葵又指使赵海丽将未向行政机关提供的66份会计凭证替换并销毁，以此来达到掩盖绿大地财务造假的事实。

对于此次判决，何学葵等五名被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3年4月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

该案的宣判对A股上市公司经营质量敲响了警钟，也给了欺诈上市、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更高的威慑力。

5、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控制人丁羽心

丁羽心：成败铁路

丁羽心与刘志军等官员的权钱交易，生动地阐释了官商勾结各取其利，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监管体系和制度的缺失

2013年9月，北京市二分检对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人丁羽心提起公诉。丁羽心于2011年初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警方抓获归案，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中继张曙光之后又一关键人物。

起诉书中的指控主要针对两部分，其一是丁羽心贿赂官员，以此来达到逃避有关部门查处、干预招投标等目的，进而为自己敛财做铺垫；其二是丁羽心从其所干预的招投标项目中，收取“中介费”，大肆敛财。

丁氏发家史

丁羽心，原名丁书苗，1955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古堆村，自幼家境贫寒，早年丧母，由父亲一手带大，同村村民对其印象是“会做人、憨厚、豪爽、与常人不一样”。

丁羽心在2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做起了小买卖——收购鸡蛋，那时还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彼时的丁羽心，去各家收鸡蛋，再送到县城去卖，她带着干粮，提着鸡蛋，一走就是一整天。

改革开放后，丁羽心不甘于农村日子，又去了晋城，并开了一家在当地很常见的饭店。因为来吃饭的煤车司机很多，而丁羽心又做生意实在，慢慢地与司机打成一片。也是在与司机日常交流中，丁羽心得知卖煤的利润很可观，于是她自己买了一辆车，在卡车司机带领下，开始跑起煤炭运输。

当时晋城卖煤成本极低，造成这种低价的原因是运力不足，很多煤被堆在晋城路边或填满了水沟，曾在晋城从事过煤炭生意的人认为，当时谁能把煤运出去，谁就能挣钱。于是大量贩煤者将目光转向铁路，而丁羽心也在其中。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丁羽心先是找关系和一些乡镇及市属煤炭公司合作，后生意越做越大，并投资买下了40多节自备车车皮，逐渐开始自己找煤商合作发煤，丁羽心的资金开始积累得越来越丰厚。

那时的丁羽心，已经意识到了关系很重要，她善于钻营，丁羽心曾经靠借款和贷款凑了10万多元，在郑州住了一两年，这期间，她陪领导家属说话、购物等，目的就是为了和铁路局领导建立好关系，从而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车皮计划。最终，车皮计划的转让也顺利地成为了丁羽心的生意，她把获得的车皮计划收取劳务费后转让给其他客户。

在2000年的时候，丁羽心又离开了晋城，选择北上。在北京，她结识了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在刘志军的帮助下，丁羽心积累到几十亿身家。

权钱交易

2004年至2011年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为丁羽心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运作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标、解决企业经营资金困难等事项提供帮助，获取了巨额不正当经济利益。

作为回报，丁羽心于2008年至2010年间，依照刘志军的授意，为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开脱或减轻罪责、为刘志军职务调整创造条件、疏通关系，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共计4900万元，其中的4400万是丁羽心用来帮刘志军“捞人”，另外500万元是为刘志军本人“跑官”。据悉，刘志军为获提拔省委书记，并让一名下属接他的位子，曾指使丁羽心向有关领导行贿500万元，但丁羽心找错了中间人，未获成功。

2009年至2010年间，为了获得企业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树立正面形象，从而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丁羽心先后38次给予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钱物。包括人民币2632万元、欧元120万元、美元24万元，以及银行卡、加油卡、购物卡等物品，本外币及物品合人民币共计4013万元。

除以上违法行为外，检方认定，2007年至2010年间，丁羽心指使中盟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郑朋、江西南昌赣鹏集团原董事长胡斌、道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甘新云以及北京世纪坛医院经济管理办公室原职员郭英等人，与投标铁路工程项目的公司商定，以有偿方式帮助其中标。

通过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干预招标，丁羽心先后帮助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铁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公司中标了“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3标段” “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站前工程8标段”等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

丁羽心在掌握确定有把握中标的项目后，委托郑朋、胡斌等人寻找投标企业，并按工程标的额度的1.5%~3.8%收取“中介费”，丁羽心从这50多个铁路项目中非法营利共计30亿元的“中介费”。

认罪伏法

丁羽心被捕之前是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法人，该公司经营产品涉及高铁设备、影视广告、酒店等多个领域。1997年，丁羽心通过时任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分局长罗金保认识了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志军，自此刘志军开始帮助丁羽心获取车皮计划，并最后以更大规模的合作获取巨额利益。直至2011年初，丁羽心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警方抓获归案。

2013年9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丁羽心案，检方指控其涉嫌行贿、非法经营。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丁羽心于2008年至2010年间，按照刘志军的授意，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共计4900万元；为达到树立正面形象以逃避有关部门查处的目的，先后38次给予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被告人丁羽心对于指控其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的事实表示认可，承认为刘志军办事是为了感谢其对自己生意的照顾。而关于其先后38次给予范增玉财物的事实，丁羽心称每次都是范增玉主动找她要的。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指控，丁羽心对事实也表示认可。

丁羽心案发后，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影响，有分析指出，要解决此类商人行贿、官员受贿事件，应该压缩官员手中权力，让官员不再成为商人为获取经济利益必须倚重的对象，以此来降低腐败案件的高发态势。

6、原重庆永煌集团董事长肖烨

肖烨：敲诈官员的大盗

肖烨等人虽也与官员相勾结，谋取私利，但其利用官员贪色的弱点，先给“甜头”再要挟

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对原永煌集团、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创始人肖烨等人敲诈勒索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肖烨有期徒刑10年，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获有期徒刑1~4年不等，并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此后的2013年9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2012年11月，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的雷政富因与赵红霞的性爱视频在网络上曝光，而被双规。随着调查的深入，重庆永煌集团、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创始人肖烨被确定为这段视频的拍摄策划者，随着调查的深入，肖烨案的涉及范围，远超人们想象。通过操纵赵红霞等女员工，以色诱重庆本地官员发生关系并偷拍下性爱视频的方式，肖烨一伙人要挟了大批重庆官商要员，以达到牟利目的。

色诱的圈套

雷政富性爱视频曝光后，有关部门进行的调查显示，肖烨指使赵红霞运用“晓雪”的化名，以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员工的名义，多次向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的雷政富发送短信，约其见面，但多次未果。

直到2008年1月中旬，赵红霞再次约见雷政富时，雷政富答应在渝中区大世界酒店七楼的茶楼见面，也是此次见面，使得赵红霞和雷政富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008年1月下旬，雷政富与赵红霞第二次见面，两个人在江北大石坝的博客歌厅唱歌，唱完歌后各自回家，在这次见面中，赵红霞表示和他一起很开心。而雷政富并未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圈套，一旦其上钩，等待他的是无尽的敲诈。

之后一周，双方第三次见面，赵红霞以欣赏雷政富歌声为名，邀请雷政富到博客歌厅唱歌，并在唱歌中途向雷政富提出歌厅太吵，以此约雷政富到蓝剑宾馆开房。雷政富同意后，赵红霞先行离去，到房间后便将装有密拍设备的包放在床头柜上，并启动了拍摄功能，随后雷政富进入房间，与其发生性关系。

沉溺于性爱的雷政富没想到，激情过后，“周小雪”巧妙地让雷政富把头靠在自己的右肩上，随后雷政富拿来几张纸巾擦拭着自己的身体。这一幕，被隐藏在床右边的摄像机拍摄得清清楚楚。

此后，双方再次约见，并于酒店开房发生关系。

2008年2月14日情人节当晚，赵红霞再次和雷政富入住金源了大酒店，这也是双方第五次见面，不过也是在这次幽会中，暗中的“主角儿”肖烨派人出场了。就在雷政富和赵红霞行鱼水之欢时，早已等候在外的肖烨同伙王建军悄然而至。

以“周小雪男朋友”的身份，王建军将二人抓奸在床。王建军以曝光相要挟，雷政富惊慌失措。此时，肖烨及时现身，以“和事老”的身份进行调停。在肖烨的疏通下，危机化解，雷政富顺利脱身。

但对方有视频在手，雷政富百般无奈，找到辖区内一企业负责人，“借款”300万元交给了肖烨。

重庆官场地震

在肖烨的公司中，多名有着设计师等响亮头衔的漂亮姑娘都与赵红霞一样是诱饵。肖烨等人训练她们，只为让她们拍下与官员上床的视频。据媒体报道，除化名周小雪的赵红霞外，肖烨公司中至少还有1名谭姓女员工和1名郑姓女员工曾在2009年被警方带走调查。

而肖烨的战绩也可谓“辉煌”。除雷政富外，还有原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原璧山县委书记范明文，原长寿区委副书记，区长韩树明，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艾东，原重庆市交通局纪委书记、监察专员罗登友，原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华骏，原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天云，原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何玉柏等一大批重庆当地官员及国企一把手，被牵扯在内。上述人等后来均被免职，其中多人移送司法机关。

据雷政富陈述，2008年2月14日晚，两名男子冲进了他和赵红霞所住的房间，对赵红霞开口便骂，并指其乱搞男女关系，雷政富则解释二人只是朋友，此时的赵红霞开始哭泣，另外一名男子称自己是私家侦探，并向雷政富播放其与赵红霞前一次开房时发生性关系场面，雷政富看完视频后一言不发，非常害怕。后经肖烨“调停”，雷政富得以离开。

但手握把柄的肖烨很快便找雷“借钱”300万。肖指使赵红霞不断给雷政富打电话称她已经怀孕，要把孩子生下来，要和其结婚。雷政富再次致电肖烨，希望他帮忙处理此事，2008年2月16日，肖烨致电雷政富，表示事情已处理妥当，二人当晚见面，肖烨将存有性爱视频的录像交给雷政富，其当场砸碎。肖烨提出有个项目要启动，需要500万，希望雷政富能给予帮助，雷政富当时并未予以答应，但后来肖烨表示很着急，可以自筹200万，剩余300万希望雷政富想办法凑齐，雷政富答应会去想办法。

回家后的雷政富，给北碚区勇智集团的老总明勇智打电话，以朋友融资为名借款300万元，明勇智随即答应雷政富的要求。

敲诈窝案

若不是后来性爱视频被上传至网络，恐怕肖烨还没那么容易案发。但在雷政富以此种特殊方式迅速窜红之后，该案已是纸里包不住火。雷政富被免职调查后，肖烨很快案发。

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对肖烨等人敲诈勒索案一审宣判，判处主犯肖烨有期徒刑十年，许社卿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严鹏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另3名被告人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分别被判处缓刑。

肖烨、许社卿、严鹏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另3名被告人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未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下半年，肖烨邀约许社卿，采取以女员工色诱官员，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为要挟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之后，肖烨邀约严鹏、王建军参与。肖烨、许社卿、严鹏还先后劝说赵红霞、谭琳玲参与。

2008年初，赵红霞通过群发短信方式联系上时任重庆市北碚区区长雷政富，偷拍了与雷的不雅视频并交给肖烨。同年2月14日，赵红霞与雷政富在宾馆发生性行为时，被肖烨、严鹏等人设局“捉奸”，并向雷播放不雅视频，后由肖烨出面假意调解。

2009年上半年，许社卿、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因不满肖烨未兑现承诺的利益，相继离开公司，并将谭琳玲保管的肖烨银行卡内8万元予以分配。

法院认为，被告人肖烨、许社卿、严鹏、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为要挟，向他人索取财物，数额巨大；其中肖烨、许社卿、严鹏参与索取500万元，赵红霞参与索取300万元，谭琳玲、王建军参与索取200万元，其行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2013年9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二审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肖烨以“威逼”手段，把官员作为其牟利的工具，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现代官场中的潜规则的深入程度。

7、原深圳航空实际控制人李泽源

李泽源：深航“幕后掌门”落幕

李泽源是个资本运营的“高手”，完全是以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腾挪手法成为深航“掌门人”

1月17日下午，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0多亿元资金被挪用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宣判。深航原高级顾问、原深航实际控制人李泽源，被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因其在假释考验期内犯罪，法院将其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深圳航空成立于1992年11月，最初是一家国有企业。在2005年5月23日深圳航空65%股权拍卖会上，深圳汇润携哈尔滨亿阳集团以27.2亿元击败同场竞标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夺得股权。

深航由此变为私营控股企业，并由李泽源实际控制。也正是这场争议颇多的收购，使得李泽源背上了巨大债务，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控股深航

李泽源，曾用名李宜时，辽宁兴城人。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38军汽车应急干部。曾三次入狱，1979年，23岁的李泽源因销赃罪被处有期徒刑2年。1988年因诈骗罪被处有期徒刑3年。1994年又因伪造证件等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队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月李泽源被准假释。

假释后，拥有深厚人脉资源，善于拉关系的李泽源得知广东发展银行欲转让65%的深航股权，为此他在2005年3月匆匆成立了深圳市汇润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是李泽源、赵丽、秦畹江、宋祖玉四人，其中李泽源个人持股89%，选择这些人，不外乎是这些人的名声可以为李泽源的收购计划打点人际关系，提供方便。

做好了准备工作，由于李泽源深知自己是假释期未满的犯人，不方便出面，于是找到了自己的东北老乡赵祥代理主持，而赵祥曾任辽宁省锦州市市长，1989年出任过辽宁省葫芦岛市市长，以其的影响力及人脉关系，李泽源收购计划的成功似乎又近了一些。

之后，李泽源从上海、北京找人向广东省政府领导拉关系，通过合作、联合竞拍等方式从重庆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处融资人民币20亿余元，并借用其资质，最终击败国航，成功收购深航65%股权。

由于面临着偿还股权转让款、收购深航股权所欠债务以及汇润公司债务等，李泽源、赵祥、徐海伟3人于2005年12月，挪用深航收购大成饭店项目资金6亿元；2006年4月，3人又挪用深航投资重庆“骏逸第一江岸”房地产项目资金3亿元；2006年6月至7月，李泽源等人挪用深航预付租赁飞机的资金10.2亿元。2006年9月到2007年7月，李泽源还挪用深航收购广州空港酒店项目的资金共计1.1亿元。

2008年，李泽源假释期满后，向赵祥要求其归还代持的股份，并让其卸任深航董事长一职，并由其子李默担任，而由此也引发了赵祥的不满，深感自己被深航所抛弃，并与李泽源结怨，遂开始举报李泽源及其他深航高管的犯罪事实，李泽源等人陆续被侦查并羁押。

挪用资金案发

法院查明，为支付深航股权转让款及归还因收购深航股权产生的巨额债务等，李泽源伙同赵祥、李昆、徐海伟、刘文彪、深航原财务总监谢云双，实施了挪用资金的犯罪事实。

检方指控，李泽源等人涉嫌挪用资金罪共有7笔事实，前3笔是共同犯罪，即2005年12月，李泽源、赵祥、徐海伟经预谋，挪用深航收购大成饭店项目的资金6亿元；2006年4月，三人又挪用3亿元；2006年6月至7月，李泽源、赵祥、李昆、刘文彪、谢云双经预谋，挪用深航预付租赁飞机的资金 10.2亿元。

上述三笔款项被用于李泽源个人控制的深圳市汇润投资有限公司及刘文彪个人控制的西北租赁有限公司等偿还债务。事后，汇润公司归还深航11.7亿元。

另外4笔均是李泽源个人挪用。指控称，2006年9月到2007年7月，李泽源挪用深航收购广州空港酒店项目的资金等，共计1.1亿元，也用于其个人的汇润公司偿还债务和支付咨询费。

受审时，李泽源否认指控，认为自己无罪。他否认自己是深圳市汇润公司、深航的实际控制人，称自己只是听赵祥的话而已。

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汇润公司系由李泽源借款1000万元成立，其余股东均未实际出资，李泽源、赵祥等人签订的多份代持股协议证明了李泽源在汇润公司的实际控股地位。法院认为，李泽源因犯伪造证件罪、诈骗罪、走私罪，于1994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月获假释，而李泽源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新罪。法院对李泽源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8、原博时精选基金经理马乐

马乐：国内最大“老鼠仓”

成交金额累计约10.5亿余元，获利1883万元，马乐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给内控不严的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敲响了警钟

2013年9月6日，中国证监会对此前市场传闻博时基金“老鼠仓”事件进行了正式通报。该事件“主角儿”之

一、原博时基金经理马乐，已于9月2日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批准逮捕。

侦查机关初步查明，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人民币10亿余元，获利近2000万元。

2013年7月11日、12日，证监会冻结涉案三个股票账户，共计3700万元。2013年7月17日，马乐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深圳市公安局于同日对其立案侦查并对其刑事拘留。

“老鼠仓”被查 马乐自首

马乐于在2011年4月到2013年6月期间，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历任研究部研究员、公用事业与金融地产研究组主管兼研究员、股票投资部投资经理，2011年3月9日起任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2013年6月20日正式离职。

2013年6月份开始，中国证监会已对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立案调查，7月份已经完成案件调查工作。

但早先证监会并未通报马乐案的具体细节，据后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消则显示，马乐案可能是基金行业有史以来揭露的规模最大的“老鼠仓”案件。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信息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人民币10亿余元，获利人民币近两千万元。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马乐是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业内人士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此前几例“老鼠仓”案的威慑，使得马乐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

马乐使用的证券账户开户人为马乐妻子的亲戚或同学，但账户均由马乐操作，密码也由其掌控。

2013年4月，根据交易所核查发现的线索，证监会对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存有“老鼠仓”交易嫌疑的账户启动初步核查。6月，根据初步核查结果，证监会对原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进行正式立案调查。冻结了其掌管的三个股票账户中3700万资金。

迫于压力，7月17日，马乐前往深圳市公安局自首。

经核实，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马乐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博时精选基金交易情况的未公开信息，操作3个关联股票账户，并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期于该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76只，获利1883万元，成交金额累计约10.5亿余元。

马乐的行为是典型的“老鼠仓”。由于“老鼠仓”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增设了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以“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对“老鼠仓”进行打击。

缘起基金业稽查风暴

去年4月份起，一轮券商、基金机构稽查风暴骤起。

4月15日，万家利B遭受大额卖单砸盘，而随后便有传闻万家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邹昱被带走调查，原因是其交易对手“代持养券”爆仓，进而向央行汇报此事，引发央行汇同公安部调查。17日，万家基金发表声明，确认邹昱正在接受公安部门调查，而这也是国内首次出现债券基金经理直接被公安机关调查的案例。

紧接着，被曝光的是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杨辉，其在一个月前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齐鲁银行金融部徐大祝被公安机关调查拘留。

4月19日，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马喜德因涉嫌职务侵占，被湖南地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件被曝光。

同期，西南证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薛晨，因涉嫌债券违规利益输送被带走。

5月底，嘉实基金现金管理部总监吴洪坚落马，嘉实基金当时发布声明表示：“吴洪坚因个人原因被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已被公司停职，公司已对债券交易业务开展了自查工作，未发现异常投资交易问题。”

据中新网报道，此次参与案件调查的除了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外，还包括审计署、公安部等部委。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华南地区多家银行、券商、基金公司均被列入稽查范围.。

9月13日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通告招商基金前副总经理杨奕涉嫌“老鼠仓”案。

根据调查，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或者伙同他人，买卖相关股票，涉及股票40余支，违法所得1千多万，目前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

11月27日，有市场传闻称上海基金公司5人被监管部门带走协助调查，这些被调查的基金和账户均是权益类产品，均是交易所在一线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11月29日中国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近期新疆证监局主办了一起上海某基金经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案件，该案目前有一名基金经理涉案，证监会初步查明其在任职期间借用多个证券账户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的情况，非法获利较大。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基金业面临大洗牌

公开资料显示，自2008年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唐建首度因基金“老鼠仓”遭到处罚以来，已先后有南方基金原基金经理王黎敏、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景顺长城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刘海、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国海富兰克林原基金经理黄林、光大保德信原基金经理投资总监许春茂、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投委会主席李旭利、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以及近期博时基金原基金经理马乐、招商基金原副总经理杨奕的“老鼠仓”事件被监管部门披露。其中韩刚、许春茂、郑拓和李旭利则因此而获刑(其中李旭利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1800万元，目前其二审延期)。

而从涉案金额来看，马乐“老鼠仓”一案，刷新了历史纪录，堪称国内最大“老鼠仓”案。

马乐案案发，也将博时基金管理制度问题摊上了台面。证监会调查发现，博时基金对投资管理人员的相关管理制度存在缺失与执行不严的情况。具体包括：投资管理人员出国（境）管理制度缺失，通信管理制度未严格执行，缺乏对员工本人和直系亲属证券账户及证券交易申报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核的机制，考勤出差管理存在漏洞等。

此外，公司对旗下基金异常交易行为监控存在漏洞，虽建立异常交易反应分析制度，但未对已发现异常情况采取后续核查、质询等适当处理措施。

证监会发言人称，鉴于博时基金公司上述内控制度不完善，相关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原基金经理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给博时精选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了较大损失，对行业形象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按照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博时基金公司采取责令整改6个月等监管措施，在整改期间暂停受理和审核该公司所有新产品和新业务申请。深圳证监局将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证监会强调，全体基金公司应引以为戒，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合规培训，时刻牢记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切实做到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受托责任。

马乐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给内控不严的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敲响了警钟。

9、原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

蔡达标：家族内讧牺牲者

真功夫两大股东之间的恩怨，或许会给其他家族企业带来启示

2013年12月12日下午，经历了长达16个月的一审程序后，真功夫原董事长蔡达标等五人被控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抽逃注册资本罪一案宣判。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认定蔡达标职务侵占1515万，挪用资金1800万，数罪并罚，判其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除蔡达标，另外4名被告人分别为蔡达标弟弟蔡亮标、蔡达标大妹夫李跃义、真功夫总裁助理丁伟琴、真功夫原主管财务和IT业务的副总裁洪人刚。

家族恩怨引官司

1994年，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和小舅子潘宇海共同创立了168蒸品店，真功夫就从这家小店起步，而今门店数有300多家，年销售额10多亿元。然而在扩大连锁、引入现代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努力之际，其内部危机却愈演愈烈。

2006年9月，蔡达标和妻子潘敏峰15年的感情宣告破裂，两人协议离婚。有媒体报道，是为了争取到子女的抚养权，潘敏峰才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25％的股权。

而这场离婚，也让蔡达标找到了企业去家族化的契机。2007年10月，蔡达标为实现真功夫上市，引入今日资本和联动投资两家风投，联合向真功夫注资3亿元。至此，蔡达标和潘宇海分别持有真功夫47%的股权。

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潘敏峰有了机会反击，其中有蔡标达的“二奶**”。

一位贵州女子在广州街头召开新闻发布会，自称与蔡达标相处11年并产下一子。潘敏峰据此状告蔡达标重婚，欲索协议离婚时给予蔡达标的25%股权。

潘宇海妻子、真功夫监事窦效嫘在2010年12月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蔡达标伙同洪人刚、丁伟琴等人职务侵占真功夫公司款项。

审判一波三折

蔡达标案发后，检察机关指控蔡等人共7宗犯罪事实。其中三宗为蔡达标利用职务之便，指使洪人刚、丁伟琴等人，通过虚构与蔡亮标的思远公司及其他公司的交易合同，套取公司现金，涉嫌职务侵占；三宗为蔡达标等人通过虚构李跃义的逸晋公司及其他公司的虚假合同，虚构费用核销或支出套用公司资金，涉挪用资金罪；最后一宗则涉及蔡达标个人独资的赢天公司抽逃出资后再次注资。

2011年4月22日，广州市公安机关证实蔡达标等人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并对蔡达标等嫌疑人执行逮捕。该案在2012年8月31日首次开庭。2012年9月20日，在案子的第三次庭审中，蔡达标承认挪用800万元，但对其余5项指控均一一否认。

该案从立案侦查到一审，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证据。16个月后总算有了一审结果。

宣判后，蔡达标家属当庭喊冤。被告人蔡达标、洪人刚表示与律师商量后，再决定是否上诉；其弟蔡亮标和妹夫李跃义则当庭表示上诉；丁伟琴表示不上诉。

据网易财经报道，一位熟知该案的法律人士称，目前蔡达标已提出上诉，按正常法律程序，3个月内需对二审进行开庭及判决，案情特别复杂的，可以申请延期3个月，正常的话，二审应该会在6个月内会有结果。

产权不清，不仅是蔡达标和潘宇海反目的导火索，也是导致蔡达标恣意转移财产、关联交易、混同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必然结果。

真功夫从家族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化大型快餐连锁企业的转型，距离资本市场仅仅一步之遥。

10、葛兰素史克涉“贿赂门”高管

葛兰素史克：跨国“贿赂门”

无论是入乡随俗还是同流合污，乃至于半推半就或主动适应，跨国企业在华对潜规则“玩”得越来越转了

2013年6月28日午间，长沙警方官方微博“长沙警事”发布消息称，“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长沙市公安机关调查”。

随后的7月11日，公安部网站发布的一起侦办案件消息再次引起媒体关注，该消息称，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线索，日前，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湖南长沙、上海和河南郑州等地公安机关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

由此，跨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迎来了其入华以来的最大信誉危机。

GSK高管涉商业贿赂被抓

时至年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官网消息，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黄峰平因涉嫌犯罪，已于2013年12月18日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逮捕。

据媒体此前报道，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黄峰平因涉嫌经济问题，去年9月被有关部门带至沪外接受调查，近期又被带回上海继续审查，并已被停职。上海市卫计委官方网站的“机构领导”一栏中，已经删除了黄峰平的名字。

黄峰平落马主要涉及其之前在华山医院及其下属医院任职期间涉嫌在医院招标采购中受贿等问题，同时可能牵涉葛兰素史克(GSK)商业贿赂一案。

自2013年7月起，葛兰素史克中国涉及经济犯罪一案，便广受关注。有关部门就此发布的消息称，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公安部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发现GSK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2006年成立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年营业额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而其业务往来只和一些药企打交道，从而成为此次反商业贿赂门的敲门砖。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公安部明确指示长沙、上海、郑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6月28日、7月10日两次开展集中抓捕，对GSK中国的部分高管和多家旅行社的部分从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27日，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和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均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隐晦的行贿

公安部通报显示，近年来，GSK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临江旅行社的法人代表翁剑雍交代，从2010年开始，在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的“关照”下，他拿到了梁宏所负责部门的大部分会议项目。截至2013年，报账金额共计约有3000万元。

按照“行规”，梁宏的“好处”有200余万元。梁宏对他明确讲过，这些“无法走账的开销”，就是给某个主管部门领导或专家送钱或者买礼物。“很多时候是梁宏打电话来，说有这方面的用途，我就把钱准备好送过去，随时用钱随时打电话。”

据GSK中国的医药销售代表称，GSK中国培训员工如何向医生行贿，并且用销售额的近一成作为行贿医生的“备用金”，帮助医药代表做假账。

按照GSK中国的规定，销售人员可根据自己的销售业绩，以讲课费、餐费等形式报销销售额的7%－10%用来行贿医生，以达到让医生多开药的目的。

跨国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因在华行贿被调查尚未水落石出，另一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又涉嫌在华行贿丑闻。赛诺菲被曝光，源于它向503名医生兜售“安博维”、“安博诺”两种抗高血压的药品，并以研究经费为由返还给医生。

一时间，包括美国辉瑞、瑞士诺华等多家全球最知名跨国制药公司纷纷被传出开始接受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检查的消息。

棒打“潜规则”

资料显示，在全国药品行业，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行贿成为医药行业“潜规则”，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直接助推了药品价格的虚高，加重了公众医疗负担。以得标价格为基准，药品生产研发成本仅占10%，而商业贿赂成本高达60%。

由于缺乏阳光透明和有效监督，医生的话语权过大，医药招标制度实际上已经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回扣比拼，最终入围的不是药价最便宜的而是公关最到位的。药品的采购和销售都成了药企给予高额回扣的重点对象。

我国对于受贿行为的监管法律对药企的处罚力度过轻，对医院和执业医师的这方面管理出现了漏洞。目前的惩处力度还远远不够。医药卫生也成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案例。

在此背景下，改革现行医疗体系是必行之路，比如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对医院实行管办分离，提高医生收入等等，做到医、药分家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医疗商业腐败。

日前，国家卫计委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下称《规定》），明确我国将正式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对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生产或销售的产品，不得被公立医疗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疗卫生机构购入，并将影响其在招标、采购过程中的评分。

此外，《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对入榜企业的“禁入”规定——对5年内2次及以上登上“黑榜”的企业，全国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将在2年内不得购入其药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该项规定将于3月1日起施行。

据悉，2014年起,葛兰素史克将推行一套新的薪酬体系,这一体系适用于其直接与处方医生联系的所有销售团队员工。他们将就停止向受邀出席医学会议和进行演讲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直接支付费用的做法启动协商流程。

在新体系中，葛兰素史克的薪酬方案不再出现个人销售指标。取而代之的是,从多方面对直接与处方医生联系的所有销售团队员工进行评估和奖励,这些评估和奖励包括专业知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客户服务质量和公司整体业务表现等方面。该公司将在2015年年初全面执行这一新的薪酬体系。

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篇6

国企企业家涉腐犯罪增多

这份报告选取了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25日期间的426起企业家犯罪案件作为分析样本。在这426例案件中，国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45件，占样本总数的58%，民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81件，占总数的42%。

在245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227起案件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招投标、人事管理、加工承揽、投融资等环节。这些环节容易引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犯罪；在181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投融资、交易环节、财务管理以及招投标环节最容易引发企业家犯罪。

《报告》将分析结论与2013年相关内容对比发现，国企企业家所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名，在排列顺序上与2013年较为一致，但占总案件数的比例有大幅提高，这与国家加大对国企贪腐的打击力度、媒体对此关注较多有关。

《報告》还对涉罪企业家的年龄及身份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国企企业家年龄分布相对集中，50岁至59岁仍然是犯罪的高发期。涉案民企企业家年龄分布较为均匀，多在40岁至49岁之间。

《报告》认为，国企企业家犯罪大多与其身份、职务有关，而获得一定的身份、职务需要一定的工作履历，因而，相较民营企业家犯罪年龄，国企企业家犯罪年龄整体偏大。50岁至59岁的国企企业家正是国企中的掌舵者，权力过分集中，易于引发国企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民营企业家年龄受此影响较小。

企业家犯罪呈现五大特点

2014年12月10日，被称为“广州史上最大贪腐案”的“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农工商系列腐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广州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因犯受贿罪、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涉案金额高达近4亿元之巨，被法院判处死刑。

《报告》认为，2014年，以“广州史上最大贪腐案”为代表的国企贪腐案件，不管是在案件总数量还是在占企业家犯罪的比例上，都出现了再创新高的局面。这也是2014年企业家犯罪的一大特点。

对于国企腐败案再创新高的原因，《报告》总结为：随着国家将打击腐败的战场扩大到国企、央企，大量企业家犯罪案件浮出水面。

金融领域企业家犯罪高发、频发，成为2014年企业家犯罪的第二大特点。

《报告》认为，当前，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但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增长速度。这种错位的金融发展模式会产生一系列的不适，一旦有外在因素影响，将会产生更大的波动。传统高利润行业行将结束暴利时代，前期粗放式、大幅度的扩张造成投资短时期内难以收回，再加上银行抽逃资金，资金链断裂，民营企业家们将面临融资难题。在这种情形下，非法吸收存款、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高发、频发。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宏观体制保障，金融无序现象时有发生，并越来越突出，金融领域中的腐败、渎职现象并不鲜见。

企业家犯罪的第三大特点在于，企业家犯罪手段愈加复杂化、隐秘化、高科技化，呈现出非典型化特征。企业家的非典型性犯罪，往往是违法经济活动与合法经济活动交织，或者披上合法经营的外衣，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

在2014年，企业家犯罪案件还呈现出受社会政策、刑事政策影响较大的特点。2014年度最热的一个词汇是“贪腐”，媒体围绕“反贪腐”发布了大量案例、消息。在2014年度的媒体案例中，涉及腐败犯罪的案件量大，从245起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来看，有121例涉嫌受贿，51例贪污、30例挪用公款、12例滥用职权以及3例私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完善贪污腐败犯罪的惩罚体系，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受此影响，2014年对企业家涉腐案件的惩处较往年更为严厉。

2014年度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官商勾结、群体腐败现象严重，企业家因卷入官员腐败案而接受调查。最能说明上述特点的是“山西反腐系列案”中的邢利斌案件。在山西官、商两界人脉极广的煤业大亨邢利斌，与当地官员相互支持、利用，形成官商互动关系网。邢利斌案表现出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潜在化的常态。

《报告》认为，官商勾结给权力寻租创造客观便利，败坏政风。因而，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常常遭到全社会的集体批判；官商勾结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再次，官商勾结使财富固化，市场调节、分配资源的功能减弱，造成市场自生机能的萎缩，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讲，具有致命的破坏性。

内外因交织诱发企业家犯罪

在不少人看来，企业家犯罪的诱因必然难脱利益之争。然而，《报告》发现，利益之争只是企业家犯罪诱因的表象，在其背后，还存在复杂的环境、政策等因素。

《报告》分析发现，企业家犯罪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即不公平竞争环境下的寻租现象。

《报告》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中，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改善经营，往往会消耗大量成本，而通过行政命令攫取额外利润更易于实现企业经营利益的扩大化，于是企业家纷纷选择依附权力，希冀通过权力风暴眼迅速扩张其经营帝国。此外，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明显，再加上企业经营者也多具有行政级别并担任相应职务，这种身份特征为权力“出租”提供了主客观便利。民营企业为获得市场份额，在面对行政官员与国企高管时会选择支付“租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官员、国企高管腐败犯罪往往与民营企业家的腐蚀有关，而这些民营企业家犯罪则又潜藏着官员滥用权力给予支撑与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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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犯罪的诱因还包括政策因素影响，即经济政策导向不明、企业盲目扩张。

《报告》分析发现，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追逐经济利益，需要及时获得政策信息并对其准确解读，以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自发调节资源配置。如在互联网产业中，互联网的移动化、融合化、平台化等趋势将开辟更深交融、更广交互、更高智能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互联网发展形成的跨界融合的不断深入，将催生新业态和新市场，如互联网金融、网络购物等运营方式。然而，互联网经济的繁荣，不能说明互联网经济的可复制性。如果不能对这些新兴经济模式进行审慎的积极的引导，而是一味盲目助推或者任由其发展，依靠复制而短暂发展的企业将面临创新的瓶颈，短暂繁荣的背后潜藏的是巨大的经营风险。

凡事由内外因决定，企业家犯罪也是如此。除去竞争环境、政策导向等外部因素，诱发企业家犯罪的因素，更多集中在企业内部和企业家自身。

《报告》认为，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或者失灵是造成企业经营策略失效或者个别违法经营、犯罪诸现象的重要原因。一些企业内控机制看似无懈可击，然而实際情况是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仍然不完备、企业家权责不对等，从2014年度企业家犯罪案例来看，用不堪一击来形容并不为过。

而从企业家个人来看，一些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对自身角色定位不明晰，受错位价值观的影响，往往持侥幸心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企业家犯罪的重要个体原因。

个别企业管理人员价值观扭曲错位，奉行个人利益至上的准则，在金钱等诱惑面前，往往无力抵御。这种错位的价值观，致使部分企业家将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异化为单纯的个人利益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企业家不惜假公济私，甚至不择手段地侵吞企业公款，最后沦为金钱的牺牲品，走上犯罪道路。另外，部分企业家把经济效益作为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并且为了达到该目标无所不用其极，一些企业家会选择通过行贿等手段拉拢腐蚀政府官员以获得资源配置上的优势。

一些企业家因个人原因走上犯罪道路，还与商业伦理的缺失有关。

《报告》认为，缺少健康的商业伦理造成企业家抵御违法犯罪的伦理自觉性缺失、缺位。商业伦理包含规则、契约、诚信、自由、竞争等方面，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没有诚信的商业社会，将充满极大的道德风险，显著抬高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报告》统计发现，行贿罪、单位行贿罪等贿赂犯罪成为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体的标签之一。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希望通过对官员的利益输送获取竞争资源。因此，官商勾结成为2014年企业家犯罪绕不开的话题。

（摘自《法制日报》 ）

企业犯罪 篇7

当前金融犯罪的特点

当前的金融犯罪具有与传统意义上金融犯罪不同的因素。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 犯罪主体不同

传统金融犯罪的犯罪主体大多为自然人, 而且犯罪主体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条件。而新型金融犯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单位, 也可以是个人, 而且犯罪主体大多具有特殊的身份条件, 属于智能型犯罪、职业上的犯罪。

(二) 社会危害程度不同

传统金融犯罪行为往往不直接涉及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秩序, 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低;而新型金融犯罪的社会危害后果具有延伸性和扩散性, 社会危害程度也更加严重。

(三) 犯罪行为人身份具有明显的职业特点

当前金融犯罪案件的犯罪行为人往往有三类:一类是金融机构 (储蓄所、信用社等) 的负责人, 一类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财会人员, 另一类是基层金融部门的信贷员。这些人员之所以能够犯罪, 就是因为他们有职务或身份上的便利条件。

金融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 利用计算机和网络从事金融犯罪

此类犯罪具有智能性、隐蔽性、瞬时性、连续性等特征, 使得这类金融犯罪活动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超越传统上以国家领土主权为基础的司法管辖。主要表现为:一是非法进入银行计算机网络系统盗取银行资金或对计算机系统造成损害。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固有的缺陷和管理疏漏侵入其内部, 通过篡改数据等方式将银行的资金占为己有。二是截获银行和客户之间交流的有关信息, 直接在账户间非法划拨钱款。三是伪造或变造金融凭证实施经济犯罪。利用计算机伪造或修改的存折、对账单等金融凭证可以达到很高的仿真度, 进而利用这些高仿真凭证实施金融诈骗, 已经成为新的犯罪热点。

(二) 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

我们通常认为信用卡作为支付工具, 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安全性。其实恰恰相反。业内人士指出, 信用卡的使用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的缺陷, 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犯罪分子经常采用的诈骗手段主要是:冒用他人同时遗失的信用卡、身份证进行诈骗, 冒用骗取或代人保管的信用卡进行诈骗, 使用假身份证、假工作证办理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 使用伪造信用卡进行诈骗。

(三) 利用贷款渠道的诈骗犯罪

国内的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追求舒适、时尚、高品质的生活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扩大内需, 刺激消费, 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已成为新的消费理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和金融机构的改革又为这一理念的实现提供了便捷。车辆、房屋等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的应运而生在繁荣市场、活跃经济的同时, 也为违法犯罪分子所觊觎, 出现了贷款诈骗数量剧增、手法更新、隐患陡增的态势。有的犯罪分子伪造二手车价格评估结论书, 高估高贷;有的犯罪分子虚报个人收入, 编造还贷能力, 达到恶意骗取贷款的目的;有的犯罪分子以“投资咨询服务公司”之类的中介身份作掩护招摇撞骗, 通常为甲地注册, 乙地作案, 一旦得逞, 或藏匿或逃遁, 以逃避打击, 或者重新注册, 继续蒙骗作恶, 危害社会;有的犯罪分子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贷款;有的犯罪分子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超出抵押物价值担保诈骗贷款。

中小企业如何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犯罪

广大中小企业应根据金融犯罪产生的原因、规律、特点, 对症下药, 多角度、多渠道、多层面地防治金融犯罪的发生。

(一) 加强对有关专业人员的培训教育, 开展岗位练兵

原建设银行的董事长张某因“个人原因”辞职。中国银行的普通员工翟某利用工作之便, 挪用银行资金600万美元用于赌球和挥霍, 潜逃后被及时抓获。农业银行某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人员相互串通、勾结作案, 通过挪用、虚开大额定期存单、办理假质押贷款、违规办理贴现、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等方式牟取高息, 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 涉案资金累计98笔, 金额高达1.15亿元。一时间, 商业银行成为金融犯罪的“重灾区”。

这些现象提示我们, 从全社会看, 当前的重点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形成覆盖全国的信用信息网络;积极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 建立失信惩戒制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金融犯罪, 打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

从中小企业看, 除了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外, 特别要经常加强业务专业知识的培训与教育, 不断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和专业技能水平, 增强其工作责任心和警惕性, 使防范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 强化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加强管理工作, 堵塞工作上的漏洞

制度管理混乱必将给金融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一些中小企业有章不循、无章可循, 管理粗疏, 公章、私章随处乱放, 票据票证无人专管, 定期结算走过场, 为金融犯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 中小企业要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 及时建章立制, 改变各项工作制度不健全、管理较混乱的状况。

在打击、防范金融犯罪的工作中, 中小企业做了许多工作和努力, 但是一些单位在管理和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疏漏和缺失。有些单位片面考虑局部利益, 发现金融犯罪往往息事宁人、急于遮丑, 导致打击不力。加强预防、及时报案, 是减少或追回资金损失的最有效途径。为了从整体上预防金融犯罪, 中小企业要积极配合公安、检察、法院、金融机构的工作, 研究各类金融犯罪发生的规律, 提出预防对策。

广大中小企业还要与金融机构构筑信息交流平台, 实行资源共享, 建立和完善预警、防控、协作等工作机制, 架设沟通渠道, 及时反馈信息情报, 互补互助, 有力促进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三)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 捍卫自身权益、预防减少犯罪

从已经暴露出的金融风险来看, 一些中小企业的法律意识不强, 防范金融犯罪的法律手段不完善, 直接威胁到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已成为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当务之急。

1.掌握和运用基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

中小企业要学会通过《合同法》的自由缔约权来实现对财产权的保护;通过《公司法》来保护公司法人财产权和股权, 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来保护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通过《物权法》清晰界定、充分保护财产权和担保权;通过《企业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2.中小企业发现企业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广大中小企业一旦发现有关企业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要与司法机关、金融机构携手预防和打击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 捍卫自身的权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审查办理。对依法不构成犯罪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回复有关单位, 并说明法律依据。其中, 对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 应当提出检察意见。检察机关和金融机构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加强预警措施,

为预防和打击各种金融犯罪, 有效保护自己, 中小企业当前要重点学习、理解“挪用资金罪”、“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等的适用范围, 以及“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等的认定标准。

特殊类型金融犯罪的特点和预防

(一) 金融诈骗犯罪

金融犯罪案件中以金融诈骗最为突出, 一般数额巨大, 波及面广, 严重扰乱我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秩序。

1.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

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是:

(1) 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新《刑法》规定, 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保险诈骗等既可以是个人犯罪, 也可以是单位犯罪。如, 王某某和王某原为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所属的两个支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勾结社会人员伪造并使用伪造的银行票据实施诈骗, 造成国有银行损失4000余万元。

(2) 客体是复杂客体, 具有双重性。金融诈骗在侵害财产权利的同时也侵害了金融秩序。

(3) 标的为有形标的和无形标的, 即金融资金和金融信用。多数金融诈骗犯罪分子的直接目的是骗取资金, 也有骗取银行开具保函、托收凭证等文件、票据, 向第三者招摇撞骗的。

(4) 金融诈骗多依赖一定的职业关系。一般表现为银行与政府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 银行与银行之间的业务关系, 银行与客户 (包括中小企业在内) 之间的信用关系。

(5) 行为呈专业化、智能化、隐蔽性强等特点。

从人民法院审理的情况分析, 金融诈骗案件呈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诈骗金额越来越大, 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造成的损失惊人, 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 而且涉及面广, 受骗人多, 善后处理难, 容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犯罪手段专业化、职业化, 狡诈隐蔽, 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犯罪分子通过破译密码、修改计算机程序等实施金融诈骗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三是单位犯罪比较多。

四是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 特别是信用证诈骗案件, 往往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 一旦得手, 便把巨额资金转往境外, 或者携款潜逃。

2.金融诈骗罪的种类

金融诈骗罪是一类犯罪的总称。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区分金融诈骗罪中各个具体罪名之间的界线, 正确地定罪量刑, 修订后的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分为以下七个罪:

(1) 集资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行为。

(2) 贷款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数额较大的行为。

(3) 金融票据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

(4) 信用证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

(5) 信用卡诈骗罪, 是指利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 或者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 数额较大的行为。

(6) 证券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它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

(7) 保险诈骗罪, 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

3.金融诈骗犯罪的行业防范和技术防范

许多金融诈骗之所以得逞, 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和防伪技术落后。因而金融系统应加强自身建设, 尽可能防止金融诈骗得手。

(1) 金融监管机关应严格监管金融活动, 建立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 参与投资、贷款、贸易等活动的资信评估, 对资信极差或有前科的企业, 及时登记并公布。金融机构要加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岗位培训, 强化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在业务上实行日常稽核和定期专项稽核, 保证会计操作规范性、严密性和审计独立性。金融系统经营放贷业务、投资业务等, 如无相应管理规章或制定了管理规章而没有确实执行, 都易使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乘虚而入。所以, 金融系统应健全并实施主要经营业务的审批管理制度。如放贷业务, 应实行三查 (调查管理、审查认定、检查监测) 与审贷职能分离, 建立信贷风险评估制度, 即对企业属AAA、AA等级的, 可给予信用贷款, 而对AB、BB、BBB等级的, 则给予抵押贷款。

(2) 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金融诈骗是全球性趋势, 因而, 应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最新研究成果来预防金融诈骗。首先, 提高防伪技术。传统的磁卡性信用卡易伪造。我们要研制带有集成电路的信用卡。它储存了特殊密码和更多的保密资料, 使用科学、方便、更安全。其次, 采用先进鉴别技术。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印章可采用紫外线灯、蓝光灯等仪器通过透光或碘熏等方法进行鉴别。

(3) 加强国际协作, 引渡罪犯, 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引渡罪犯, 是国际法上对逃往缔约国的罪犯引渡回本国进行审理处罚的原则。如果国内犯罪分子为逃避中国刑罚而外逃, 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协作及国际法的引渡原则, 对金融诈骗犯罪分子进行打击。

(二) 洗钱犯罪

洗钱是在各国经贸交往不断扩大、国际金融体系渐趋融合的新形势下日益凸现的一种新型犯罪。

1.洗钱犯罪的特点

洗钱犯罪通过掩饰和隐瞒非法所得的性质和来源, 使犯罪分子实现了对非法所得的“合法”占有。这不仅冲击了国家的经济管理和金融监管体制, 而且助长了走私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贪污贿赂等严重犯罪活动, 危害十分严重。

(1) 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跨境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提供了便利。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国内外金融市场逐渐融合, 导致全球资产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不断加快, 从而为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分子的非法资金转移活动提供了便利, 为中国境外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分子提供了对中国进行渗透的机会和途径, 使得我国保障经济安全、打击跨境经济犯罪的难度加大。

(2) 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使洗钱和恐怖融资的手段更加隐蔽。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使得新支付手段和工具层出不穷,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电子商务不断发展, 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逐渐成为犯罪分子从事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重要工具。利用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和结算方式进行的洗钱活动隐蔽而迅捷, 这就使得公安机关认定犯罪、调查取证的工作遇到了挑战。

(3) 国际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能满足打击洗钱犯罪工作的实际需求。洗钱犯罪是一种典型的跨境经济犯罪。切实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是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有效途径。但是,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 当前的国际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能完全适应打击跨境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实际需要。各国在缉捕逃犯、追缴资产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 由于国内反洗钱工作起步较晚, 在法律制度上还存在一些不完备之处。这些都制约了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工作的深入开展。

2.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措施

反洗钱方面的法律规定为反洗钱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广大中小企业要认真学习有关立法, 积极配合国家主管部门做好疏导和教育宣传工作, 以提高全社会的反洗钱意识;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坚持疏堵结合、打防并举的方针, 形成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合力。在我国,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开展反洗钱工作, 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破案, 打击地下钱庄和非法买卖外汇等违法犯罪活动, 依法破获大案要案。中小企业有义务继续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在可疑资金交易线索核查、案件办理等方面的协作配合, 共同为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法制环境。

企业犯罪 篇8

(一)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所涉及的主要罪名及特点

1.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主要罪名。

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现状及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特点, 我国现行《刑法》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主要规定了以下罪名: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徇私舞弊罪等等。

2. 国有企业职务犯罪主要特点。

(1)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比例较高; (2) 作案手法隐蔽, 多因企业内部管理不善造成; (3) 作案人员往往是企业中掌握一定权力或经办专项业务的人员, 企业对其缺乏应有的监管。

(二) 国企职务犯罪的易发环节和成因机理

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我国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国有企业应如何预防职务犯罪?笔者认为, 应针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机理进行探查, 并从规范企业管理制度入手堵塞犯罪漏洞,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以贪污、挪用公款、贿赂为代表的企业职务犯罪行为, 需要借助权力、动机、机会三个必要条件才能完成, 因此预防职务犯罪首先需要摸清企业家底——企业内部有哪些资源?企业如何管理和分配这些资源?只有对企业的资源和权力现状进行全面摸底, 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强管理和监督, 才能明确预防工作的对象。在企业内部, 资金进出的两大环节, 包括物资采购与销售、资金管理等是职务犯罪的主要切入点, 而企业在这些方面往往管理制度不规范、权力监管和制约不严密, 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 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在国有企业中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防患于未然, 可以将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即:事先预防、事中预防、事后预防。事先预防和事中预防, 主要是针对发生犯罪的特点和原因, 采取相应的规章和措施来制约, 消除引发职务犯罪的条件和诱因, 以达到防止、遏制、减少企业职务犯罪的目的。事后预防, 即结合办案抓预防, 加强企业管理, 完善规章制度, 堵塞犯罪漏洞。

1. 良好的法制环境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

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司法行政机关应该在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中, 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出发, 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服务, 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公正执法, 着力健全完善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程序。

2. 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企业各项管理制度

实践证明, 完善的制度是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企业制度建设的目标, 是确保企业每一项资源的分配, 以及每一项权力的运用, 都能够做到有规可循。企业不应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 也不应存在不受监督的资源。因此国有企业应加强制度建设, 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应同时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主要是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 确保决策过程廉洁;中观层面主要是加强对企业的各个业务环节的监管, 确保管理过程廉洁;微观环节主要是加强对企业的各种资金和资产的管理, 确保执行过程廉洁。

完整的制度建设, 应同时包含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两者相辅相成。要做到这一点, 应围绕每项主要制度, 建立起相应的执行评价和监控机制, 防止制度仅仅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 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制度执行方式, 如运用信息系统技术手段等来贯彻落实各项管理制度。

同时, 国有企业要加强监督工作, 努力提高监督的全面性、主动性、日常性、超前性和有效性, 将监督融入日常工作中。监督工作的重点, 首先要在制度上对权力形成制约机制, 要科学设置职权, 对重要岗位的权力要适度分解、合理分配, 实行职能交叉, 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其次要对企业物资采购、工程建设项目等实行招投标机制, 重大决策应由领导班子集体决议, 并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自觉抵制腐败行为。

此外, 企业要积极推行现代管理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进行思考, 抓住企业问题的关键, 强化基础管理工作, 发现制度上的漏洞, 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 包括资金管理、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和招投标管理制度等。同时要严格执行财务制度, 财务检查要经常化, 一旦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现象, 要及时、彻底地查处, 不让犯罪分子有继续作案的机会。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企业内部形成一张疏而不漏、有效预防犯罪的制度网络, 从制度上不给职务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只有这样, 才能使企业既适应市场竞争环境, 又能有效地预防企业内部职务犯罪。

3. 加强法制和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直接面对和参与市场竞争, 容易受到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的影响。国有企业要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通过上法制课、出版版报等多种宣传形式, 提高企业领导以及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

(1) 大力开展普法教育, 增强企业全体员工的学法、守法、护法意识。要运用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 有重点地开展警示教育;要通过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 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进而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自觉运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加强自律, 并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 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有效抵御犯罪现象。

(2) 对财务、供应、销售等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选聘要经过严格考核, 建立财务、供应、销售、法律、纪检监察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有效监督机制, 抓好关键岗位队伍廉政建设;要经常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法制教育, 培养关键岗位人员遵纪守法的意识, 发现问题要及时查处和调整岗位。

(3) 完善相关立法, 加大打击力度, 强化预防监督, 使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分子不敢为、不能为。要坚决查处发生在企业中的各种职务犯罪, 并适时将打击成果通过新闻媒体、召开案件发布会等各种渠道进行宣传, 以达到震慑犯罪分子的目的。

(三) 结语

总之, 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只有立足现实, 面向实战, 深化体制改革, 完善制度建设, 加强权力监管, 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 并牢牢抓住资源、权力、制度和流程这些主要环节, 才能真正切断职务犯罪发生的链条, 有效预防和减少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发生。

摘要：国有企业职务犯罪对企业、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文章从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易发环节和主要原因, 针对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机理, 从规范企业管理入手, 探讨在国有企业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企业犯罪 篇9

关键词：物流,人货分离,毒品运输,漏洞

一、运输毒品犯罪情况

(一) 基本情况与现状

2008至2010年,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毒品犯罪及外国人实施的毒品犯罪案件涉案1000余人, 其中有20余人利用了物流行业漏洞, 以物流快递方式进行毒品犯罪, 涉及的毒品数量高达1000公斤以上。由于该类毒品犯罪分子利用了“人货分离”的作案方式, 因此公安机关尽管缴获了毒品, 经排查也很难确定犯罪嫌疑人, 从而导致公安机关侦破毒品案件的难度增大。

(二) 主要特点

1.从犯罪手法看, 犯罪分子在托运货物时, 一般采用在合法货物中夹藏非法物品的手段, 并且事先精心包装好, 如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一宗特大毒品案件, 嫌疑人把毒品包装成“天山雪莲口服液”, 或用黑色塑料薄膜卷成细小条状, 藏于夹克上衣的内层夹缝, 再交寄或交运, 使物流公司难以当面验货或者难以发现问题。部分熟悉货运公司运作规律的犯罪分子特意选在深夜或者物流公司发货前交运物品, 趁物流公司无暇进行货物检验之机实施犯罪活动。

2.从犯罪分子选择的物流公司看, 该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集中在一两家快递公司进行多次邮递, 与快递公司之间形成较为固定的主顾关系, 且主要是管理比较不规范的私营物流公司。由于私营物流公司一般靠收取运费维持运转, 在经营管理中依法办事的观念较为淡薄、防范犯罪的意识不强烈, 为了保全老客户, 节约时间和成本, 也不愿主动检查货物, 这就给犯罪分子通过物流快递公司渠道流转毒品提供了条件。

3.从运输途径看, 以陆路、航空运输为主。物流的行业特性助长了该类犯罪跨地域性、流动性等特征, 如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宗毒品案, 犯罪嫌疑人利用物流公司将毒品从广州增城贩卖至江西、湖南等地。其中不少案件是在航空安检抽查时被发现货物中藏匿毒品的。

4.从犯罪频率看, 犯罪分子利用物流渠道进行毒品犯罪往往会经历从不熟悉犯罪流程到熟练操作的过程, 因而犯罪频率呈现出逐渐频繁的趋势。如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一宗该类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初期每周仅托运一两次, 其后托运次数越来越频繁, 达到了每隔天托运一次的程度, 被抓获当天甚至托运了两次, 经检察机关予以认定的次数就多达15次, 每次快递毒品几百克甚至上千克, 仅三个月就快递毒品高达上万克。

二、该类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1.犯罪成本低、风险小、回报率高, 是犯罪分子“青睐”物流运输的主要原因。犯罪分子利用物流企业托运毒品一次付费仅为十几元, 而贩卖毒品利润却在上千元甚至上万元以上;且运输时间短、快捷高效, 从增城运到全国范围内一般仅需2-3天, 即使是托运至香港等地区, 也只需要3-4天的时间。由于此类案件货物的交、收两个环节都在物流企业完成, “人货分离”的新模式规避了传统“人带货”运输方式的风险, 同时, 该类犯罪的跨地域性增加了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难度, 客观上降低了毒贩的风险。

2.此外, 物流领域诸多环节存在管理漏洞, 使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托运环节。犯罪分子托运时往往虚报货物名称, 不写发货人和收货人的真实姓名, 不留有效地址, 只留可短期联系的手机号码。物流公司对发货信息的填写没有硬性规定, 也未查验核实发货人的身份并登记备案, 仅要求收货人电话号码属实、能通知到收货便可。往往因物流行业管理不规范、未保存原始托运单证, 造成侦公检法对毒品运输侦查取证上的不便。

二是验货环节。除大型物流企业运作比较规范外, 大部分中小型物流企业为了保全老客户以及节约时间和成本, 一般不会对货物进行详细地安全检查、开封查验, 只要所填写的货物件数、重量及外包装等与货物相符即予以承运。如2010年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我国海峡两岸通航后查获的第一宗特大走私毒品案件, 犯罪分子在饰物中夹藏毒品并将物品交由物流公司托运至台湾, 由于交寄人和物流公司长期合作、相互熟识, 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对其交寄的货物基本不作检查, 转承运的其他物流公司也没有对货物进行检查, 犯罪分子得以利用物流渠道走私毒品长达两年之久, 涉案数量高达100公斤, 其中仅有部分毒品被缴获, 对社会的危害十分严重。

三是运输环节。为避免货源被抢, 承运物流公司在将货物转交其他公司托运时, 往往隐瞒客户的真实资料, 另行编造虚假信息, 增加了事后追查的难度。部分物流企业在其承运的违法货物被查获后, 出于对商业信誉及经济利益的考虑, 往往不积极配合调查取证, 也给犯罪调查取证造成一定的障碍。

四是提货环节。实践中, 除通过邮政和少数企业承运的包裹需要出示身份证件核对身份提货外, 其余大部分物流公司往往只要求收货人签名即可提货, 导致公安机关难以通过提货环节掌握收货人情况及毒品去向。

五是监管环节。物流市场普遍存在争抢货源、管理混乱等情况, 而相关法规制度尚不完善。如对于物流企业未履行查验职能而多次承运违法物品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和处罚的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 交通运输、工商、质监等与物流相关的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 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物流企业管理松散、检查疏忽的工作态度, 让毒贩有机可每乘。

三、堵塞漏洞, 遏制毒品运输建议与对策

针对犯罪分子利用物流企业运输毒品越来越猖獗的情况, 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 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协同配合, 完善各项机制, 堵住贩毒分子可以利用的制度缺口, 规范物流企业中的托运秩序是打击毒品通过物流运输犯罪的当务之急, 具体措施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 健全完善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条及第四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 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 “禁毒工作实行政府统一领导,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禁毒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对物流渠道的安全监管力度, 适当提高物流业市场准入门槛, 健全并细化物流行业管理规范,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督促物流企业建立完善托运信息登记、审查、备案等基础管理制度, 规范运输合同、协议签订程序, 加大对违禁物品鉴别仪器的资金投入, 加强对托运货物的安全检查, 尤其应对货物运输实行托运人及收货人实名制。

二是加强沟通, 形成打击合力。由于毒贩通过物流犯罪跨地域性、流动性等特征, 因此要建立区域联动、部门联动机制, 制定有针对性的缉毒对策, 强化科技手段在缉毒中的应用, 严厉打击在物流领域滋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各级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监管, 提高对物流犯罪危害的认识, 适时组织公安、交通运管、邮政等部门采取联合行动, 严厉打击物流领域的犯罪行为。质监部门应及时将查获的已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检法应加强沟通协调, 统一执法尺度, 加大刑罚惩处力度。检察机关应针对“人货分离”运输毒品犯罪日趋猖狂的突出现象积极主动给予司法建议,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完善机制, 统一规范省内乃至国内的客车运营行业管理秩序, 尤其要规范行李携带、运输和托运的办理手续。公安机关应积极主动与其他司法机关沟通反映, 向政府部门汇报, 达成共识。只有相关职能部门齐心协力, 树立禁毒一盘棋的思想, 才能形成打击运输毒品犯罪的合力, 从而遏制利用物流企业运输毒品上升的势头。

企业犯罪 篇10

为使预防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犯罪取得成效, 应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是教育;二是制约;三是监督;四是惩处。

一、正本清源靠教育

人的行为是靠思想支配的, 一些领导干部走向犯罪的深渊, 都是从思想变质、心理失衡开始的。郑培民同志说:“根本是理想和信念问题, 而总开关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向东在忏悔录中说:我的私欲膨胀, 是由于“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说明, 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应当建立在每一个领导干部的头脑中, 而建立这条防线主要靠教育。美国俄亥俄大学的学者们宣布了一项研究成果: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由1 5种基本的欲望和价值观所控制的。是什么控制人的这些欲望呢?专家学者研究后发现:一是信仰 (道德) , 占80%;二是制度 (法律) , 占20%。因此, 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教育, 首先是信仰、道德教育, 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 权力观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等。其次, 要重视制度、法律教育, 包括党纪政纪教育、法律法规教育等。当前, 尤其应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作为对企业领导人员教育的重点。

要像使驾驶员熟知交通规则一样, 使领导人员熟知纪律和法规, 知道什么事情违纪违法, 哪些是不可触犯的“高压线”, 有助于减少职务犯罪。

为增强教育的有效性, 要不断改进教育的方式方法, 使之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如采用电化教育、网络教育等现代化教育手段, 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 使大家喜闻乐见, 润物无声。

通过教育, 使广大领导人员思想纯洁, 情操高尚, 遵纪守法, 廉洁自律, 就为预防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犯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约权力靠制度

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 对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 是预防职务犯罪一条根本性措施。制约权力主要靠制度。要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 健全制度, 加强对权力科学合理的配置和制约, 减少和消除产生职务犯罪的条件, 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第一,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使以股东大会、董事会为主体的决策层, 以监事会为主体的监督层, 以经理 (厂长) 为首的经营执行层形成相对独立、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权力机构。

第二, 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有企业应该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这是以集体权力对单个权力进行制约的有效制度。有的企业领导人员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 搞一言堂, 独断专行。实践证明, 这样的人更容易犯错误, 违纪违法的比较多。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 他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 下属唯其命令是从, 凭一句话、一个批示, 就能随意调动大笔资金, 制度规定形同虚设。2000年12月, 李培英借机场集团委托北广联理财之机, 将4000万元作为亏空打包转给北广联, 如此一循环, 4000万元就被其个人控制、支配、占有, 而且账面上早已做平。加上其他种种罪行, 李培英被判处死刑。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国有企业的党政主要领导要以身作则, 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三,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加大内部监控力度。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 凡属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等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我们物资贸易部在集体决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部每周召开三次业务工作例会,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研究解决物资采购中的重要和疑难问题, 防止违规现象的发生。我们还通过健全物资采购制度, 减少采购工作中的自由裁量权, 防止以权谋私。我们通过效能监察, 对违反制度的人员进行处罚, 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

三、控制权力靠监督

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指出, “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职务犯罪是腐败的极端而又严重的表现形式, 是权力滥用和异化的产物。监督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权力控制方式, 它不仅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 而且是控制权力有效运行的关键。但是, 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有的掌权者不喜欢监督, 以权谋私者敌视监督。诚然, 监督对被监督者而言, 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 有人甚至会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但如同打预防针一样, 它可以起到防病的作用, 有利于各级干部的健康成长。拒绝监督的人, 当时可能会感到没有约束, 自由自在, 可以为所欲为, 但犹如脱缰之野马, 很可能会跌入万丈深渊。

强化监督首先要增强领导人员接受监督的意识, 使之认识到监督是对领导人员最好的爱护, 从而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接受监督。

为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 一是要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应尽快出台《国有企业监察工作条例》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监察条例》, 明确把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纳入监察工作的业务范围, 对企业监察机构的设置、人员配备及其职责、权限以及与监事会的关系要有明确规定。特别是要保证企业的监察组织有相对独立的监督权力。二是加强民主监督。要深化厂务公开制度, 扩大职工对生产经营、重大决策和与职工利益有关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进一步落实职工对企业领导人员执行廉洁从业规定的监督权。三是要加大党内监督的力度。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 尤其是要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重点监督好“一把手”。“一把手”犯罪在职务犯罪中占的比重相当大, 中煤集团大屯公司近几年发生的案件, 主要涉案人员也多为“一把手”。对“一把手”的监督是监督工作的难点, 也是监督工作的重点。四是实行“大监督”格局。把党纪监督同企业管理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自我监督机制;要协调好法律监督与党政监督的关系, 使法纪、党纪和政纪三位一体, 各司其职, 依法衔接, 形成监督合力。

四、以儆效尤靠惩处

目前, 企业领导人员职务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势, 关键的因素就是被查处的概率太小, 而且在处理上往往失之于宽、失之于轻, 从而使职务犯罪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为此, 首先要提高查处职务犯罪的概率。要长期保持打击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 尤其是专门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 重拳出击, 震慑犯罪分子。其次, 要依法从重从快处理犯罪分子, 罚当其罪, 防止重罪轻判。第三, 要加大追缴赃款和经济处罚力度。决不能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对其非法攫取的钱、财、物, 要全部让其“吐”出来, 并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防止因追缴赃款不力出现“一人坐牢, 全家受惠”的现象。第四, 要使职务犯罪分子身败名裂。对职务犯罪分子的罪行予以公开, 对一些大案要案公开审判、公开披露和公开报道, 从而对犯罪分子及其家庭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使他们为职务犯罪付出沉重的精神代价。第五, 要严格执行职位禁入制度。

企业家犯罪是整个社会的剧痛 篇11

企業家队伍素质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风向标。一个企业家坐牢乃至杀头，人财两空，是其本人的不幸，是其家庭的不幸。然而，当企业家犯罪不仅是个案，而是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就喻示了我们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它不仅伤害了企业家本人和其家庭，也深深地伤害了整个社会。

企业家犯罪，总有种种劣迹令人痛恨。为非作歹的企业家们锒铛入狱，是他们咎由自取，却也是损人不利己的伤痛。作为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四、五十岁的年龄，正是做事业的黄金年龄。一批企业家的入狱，既自毁了大好的前程，也是对他们所从事产业的打击，是对经济建设整体的一种破坏。东窗事发的企业家们非法所得的资金虽然惊人，还只是被揭露出来的一部分，没有揭露出的企业家和其非法所得该有多少?况且，企业家每一笔非法所得背后，都是一桩为非作歹的犯罪，一桩桩犯罪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又该有多少?

如果说国企企业家们的犯罪行为集中在贪污受贿挪用上，显得较为单一，对社会的危害也集中在经济领域的话，民营企业家的犯罪形式和社会影响则是多元化的。《企业家犯罪报告》列举了民营老板犯案的四宗罪，一是30.76％的民营老板涉合同诈骗，二是27.69％的民营老板涉暴力犯罪，三是民营老板“涉黑”犯罪，四是暴利诱惑下从事非法经营。民营企业家不仅富甲一方，而且大多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他们的多样化犯罪，不仅扰乱了当地的经济秩序，也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全面而深刻的。

企业家成为犯罪高发人群，是不良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互动的不良结果。主观上，企业家总是以逐利为本能，为了满足永不知足的逐利欲望，常常会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甚至铤而走险挑战法律。客观上，现有的经济运行环境不够完善，既无法提供足够规范的服务机制，也无法构成严格的监管机制，从而为企业家提供了采取非法行为以获得暴利的空间和机会，不仅造就了为富者可以不仁，甚至造就了不仁者才可以致富，这是需要好好反省的社会现实之一。

企业犯罪 篇12

一、用经济分析方法看刑罚目的

“经济分析法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边缘学科, 主要是立足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上, 运用微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创新及未来发展。”[2]该学科是法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跨学科法学, 是20世纪西方法学界也是经济学界发展最快、非常重要的法学研究方法。

运用经济分析方法, 从非价值观角度能有效分析犯罪中的关键问题。美国法学家波斯纳认为, “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 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其收益是来自行为的各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满足。”[2]按照法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 罪犯在决策时也是具有理性的, 会尽可能计算犯罪成本与收益。由于犯罪产生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 所以才实施犯罪。犯罪收益, 是犯罪行为各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满足;而犯罪成本, 包括各种不同的现金支出、罪犯的机会成本以及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在机会成本方面, 包括显性成本 (如现金支出) 和隐性成本。隐性成本既包括犯罪所花时间内应创造的价值, 更包括犯罪人必须承担可能由逮捕而导致的失去自由的权利以及因犯罪名誉受损、社会地位降低的成本。虽然被逮捕的成本难以估计, 但被逮捕后面临被判处徒刑或死刑的成本却是明显高于金钱成本。因此, 如被逮捕的风险大, 则犯罪隐性成本也会增大, 相反, 如果被逮捕的风险小或不存在, 则隐性成本低。

为了控制犯罪, 也必须依靠经济学原理, 以效率为导向, 以最优刑罚效率为核心, 建立一种新型的刑事控制模式, 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内。波斯纳认为, 刑罚是社会对罪行的要价, 加重刑罚或增加判刑的可能性将提高犯罪价格而减少犯罪。威慑犯罪, 必须使犯罪活动的成本大于犯罪的收益。为了打击和威慑犯罪, 国家和社会必须要投入, 但并不可能为了消灭犯罪而无限投入, 包括不断提高刑罚力度、增加警察和监狱、增加税收, 加之刑罚过重又会增加罪犯对社会的对抗力, 国家刑事司法力量会过度消耗。而如投入不足, 不仅起不到威慑作用, 反而影响人们公正观念, 认为刑罚不公, 不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边沁认为, “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 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该彻底抛弃的恶, 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对公众如此, 因为这样的刑罚似乎意味着他们喜欢罪行;对罪犯如此, 因为刑罚未使其变得更好”[3]。

因此, 国家刑罚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准一个公正与效率的最佳临界点, 实现刑罚投入最低、产出最高、刑罚资源配置最优化、威慑效应最优化。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角度分析, 投入刑罚量的边际成本等于其边际收益时, 该投入量是最恰当的。就刑事诉讼活动而言,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活动、法院审判活动, 都是一个需要支付成本、能够产生收益的活动。司法机关付出的成本, 包括直接成本 (诉讼制度运行成本) 、错误成本 (司法错误的成本) 、伦理成本 (国家机关、当事人精神利益损失) 。而取得的收益, 包括财产方面的收益 (如罚金、没收财产、收缴赃款) , 也包括非经济性的社会秩序、司法正义、公民自由等伦理性价值。

二、企业犯罪是否适用经济分析方法

运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学, 有一个基本假设:人都是“理性人”以及理性最大化者, 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如果应用于刑罚领域, 并非所有的犯罪都会追求成本与收益的平衡, 一些非经济性和突发性、偶然性、过失性犯罪就可能是例外, 但企业犯罪主要还是为了谋取“额外”的不法利益。企业为什么能独立于自然人而形成并发展, 这其中固然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分工与专业化的原因, 但其根本原因却是节省交易成本。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 市场配置资源或市场运行是需要成本的, 通过形成一种组织, 并由某权威即“企业家”来支配资源, 就可以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这种组织就是企业。因此, 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它能够减少交易成本。而科斯发表的著名“科斯定理”:“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 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 只要交易自由, 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 能够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2]因此, 企业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 就是千方百计减少交易成本, 谋取自己的利益。

单位犯罪, 通常称为法人犯罪, 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单位所实施的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葡萄牙经济学家努诺·加罗帕认为商业犯罪不同于个体犯罪, 一是公司更易腐蚀执法者、监管者和法官, 它们较有组织性, 资金更加充裕, 并且能从腐败的规模经济性中得益。二是公司在操纵政客和媒体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向有利于自己从事非法活动的方向推动法律的修改或司法改革。三是公司更易于找到善于寻找法律漏洞的律师和法律顾问, 高明的法律咨询可以帮助公司逃脱惩罚, 因此它降低了犯罪的预期成本。四是在许多案件中, 公司制造和控制着那些执法者和监管者必须借以探察非法活动的信息。执法监管者可能会发现, 信息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对公司的定罪比较困难。五是公司比自然人更能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中得益, 因为它们可以更好地借机掩藏其非法活动[4]。单位犯罪上述特点在我们国家同样非常明显, 必须借助刑法予以打击和预防。1987年, 中国《海关法》首次对单位犯罪做出规定, 1988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明确单位犯罪。1997年, 在修订《刑法》时, 鉴于一些地区单位犯罪猖獗, 将单位犯罪纳入刑法成为共识。根据《刑法》分则规定, 单位犯罪的罪名共计116种。1997年以来, 国家司法机关依照职责, 依法惩治了一批单位犯罪, 为国家和社会挽回了损失, 维护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但近年来一些企业置法律于不顾, 危害食品安全、危害生产安全、商业贿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严重, 影响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由于企业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扩张性, 因此企业犯罪较自然人而言, 涉及被害人更多、更广, 社会影响也大,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三、企业犯罪是否应得到宽待

根据刑罚成本—收益模式、博弈模式和效用模式, 可以分析宽待企业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企业在决策犯罪时, 主要考虑的成本因素有:一是为实施犯罪的经济投入, 包括必要的生产、经营成本、购置犯罪工具费用、实施犯罪后贿赂司法官员、贿赂证人、贿赂媒体、掩盖犯罪事实的费用, 还包括心理上对犯罪责任的恐惧 (心理成本) ;二是机会成本, 即刑事案件破案率的高低;三是案件侦破后, 单位及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员受到经济制裁多少、被逮捕、被投入监狱服刑的时间长短;四是被法院认定有罪后社会地位的降低、名誉受损 (伦理成本) 。而主要考虑的收益因素有:获取的市场垄断效益、获取非法交易机会、获取的其他不法暴利。尽管犯罪成本付出也是高昂的, 但企业在谋划并实施犯罪时, 必然是认为犯罪收益大大高于成本, 才会置刑法于不顾, 铤而走险。

国家在控制单位犯罪时, 也必然会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国家在打击和防范单位犯罪时, 主要考虑的成本包括:一是对司法力量的投入, 包括司法机关的设置、人员的增加、办案经费的增加、监狱等关押场所的增加;二是对行政执法力量的投入, 行政执法机关日常监督管理是发现犯罪的重要途径;三是社会监督力量的投入, 包括法制教育、企业财务规范管理、群众举报奖励、新闻媒介的投入。由于打击和控制犯罪的投入是巨大的, 司法程序也非常复杂, 而司法资源也非常有限, 故国家必然会将成本投入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而考虑的收益包括:一是对单位犯罪的经济制裁收入;二是为被害单位和个人挽回的经济损失;三是追究刑事犯罪的效率;四是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维护了公平与正义, 使法律保持其最大的稳定和威慑。

对企业犯罪予以宽待, 就犯罪企业来言, 有几点会导致犯罪成本下降, 收益上升:一是犯罪案件被侦破的概率下降。二是单位犯罪后, 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被羁押的概率下降。三是单位犯罪经济收益上升。另一方面, 宽待企业犯罪对国家和社会而言, 也存在成本上升、收益和效用下降。一是司法行为处于低效益状态。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加强刑事立法、司法、守法, 其目的就是促使能取得威慑犯罪的最佳效果, 将犯罪控制在国家和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而对企业犯罪将区别对待, 网开一面, 则企业犯罪必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打击。二是企业犯罪受害人的损害将扩大。及时制止企业犯罪, 可最大程度为被害人挽回损失。三是社会民主和法制进程将受损。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 直接涉及剥夺罪犯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 故在法律面前更应坚持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特殊规定, 容易让社会产生“刑不上富人”以及社会不公平、法律不公正的认识, 从而失去对法律和法制的信心。

综上所述, 在经济危机特殊时期出台的刑事办案规范, 不仅违反刑法基本原则, 且容易出现单位犯罪成本下降, 收益上升的后果, 应当予以更正, 以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

摘要：在经济危机恶化的背景下, 各地均有一些对企业犯罪网开一面、给予宽待的规定出台, 但这些做法却引发广泛争议。企业犯罪主要是谋取非法利益, 故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 能更好地揭示企业犯罪的动机, 如何更好地控制和威慑犯罪。根据刑罚成本—收益模式、博弈模式和效用模式, 可以分析宽待企业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以此来分析企业犯罪是否应予以宽待。

关键词：企业犯罪,经济学分析,宽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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