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定性（精选5篇）
犯罪定性 篇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城镇化建设政策的落实, 以及国家重点工程、城镇规划建设, 需要征用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但是, 国家征地产生的各类补偿以及补助的各类办公经费, 被不法分子视为一块肥肉。各类侵占、挪用征地补偿款的案件屦有发生, 但是司法实务中, 对该领域的犯罪定性, 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为了严厉打击该领域犯罪, 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 有必要对征地领域涉及的犯罪类型及定性进行探讨。
一、农村集体土地及征地补偿款界定
农村集体土地, 从承包的角度分, 可分为已承包给农民个人部分和村、组自留部分 (简称村公共土地) 。其中村公共部分除了可耕种土地外, 还包括沟、塘、路、坝等未承包给农民个人的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这些补偿费的权属亦作出规定, 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新《土地管理法》取消了关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不得分配的规定后, 村集体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产生决议, 决定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尽管征地补偿款最终会发到集体或个人手中, 但是征地款的来源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支付。为了保证国家的款项不流失, 安全发到被征地集体组织或个人, 对征地款的性质应从征地款办理环节上给予正确的定性, 便于对该领域的职务犯罪进行准确定性。
二、农村征地领域常见犯罪类型
征地领域的各类犯罪, 常常围绕征地款这一“关键词”进行, 犯罪对象就是“征地款”。征地领域常见的犯罪类型, 根据犯罪主体、犯罪的客观行为、犯罪客体等方面进行分类, 主要包括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行贿罪, 甚至还有诈骗罪。
据调查显示, 2010年山东省共查办各类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近400起, 涉及犯案仅村官就达到近600人, 其中“村官”贪腐最高贪占额达600多万元。此非个案, 2010年初至2011年5月, 江西省累计侦查涉农职务犯罪369起;江苏省仅扬州市从2009年至2010年就查办村干部违法涉农案件500多起。
整体来说, 农村征地领域犯罪行为有如下特点:一、主体广泛。大到省市高层领导, 小到村官、村主任, 甚至村民本身都涉及其中。二、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江苏、江西多省调查中, 因农村征地问题导致的犯罪案件、涉案人员数量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部分地区甚至翻倍递增。三、犯罪种类多。涉及农村征地问题引发的犯罪种类有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10余种。
三、征地领域常见犯罪定性
(一) 从实施犯罪的主体上认定
农村征地领域犯罪主体主要有政府公务人员、农村集体组织或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甚至还包括村民自然人主体。政府公务人员在代表政府执行征地过程中, 利用职务之便, 贪污或挪用征地款, 根据法律规定, 应认定为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哪些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 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的公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构成犯罪的, 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集体组织人员, 如村民委员会成员, 在代表集体组织从政府部门领取征地款后, 利用经管征地款的职务之便, 侵占或挪用集体征地款, 按照法律规定, 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机关工作人员代表政府, 履行征地职责中, 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有关人员的钱物, 达到受贿立案罪标准的, 按照法律规定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如果行贿人在征地过程中, 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可对行贿人以行贿罪定罪处罚。对于自然人主体, 如果其采用隐瞒或欺骗的方法, 骗取征地款, 应认定为诈骗罪, 此类犯罪在司法实务中, 较少发生。
(二) 从侵犯的客体进行认定
征地领域常见犯罪, 犯罪对象主要是“征地补偿款”, 但是侵犯的客体往往是不同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如贪污、挪用公款, 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公款, 受贿犯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或基层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侵犯的客体是集体组织的公共财产。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
(三)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主要区别
特别是对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认定上, 常常出现混淆。认定以上犯罪性质, 关键是要看行为人是协助政府部门进行征地还是帮助集体组织进行征地。协助政府部门征地的主要工作包括做群众的工作、丈量并造册上报被征土地、领取并发放征地补偿款。而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 主要看行为人领取的征地款是否为农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托其领取征地款, 如果有集体组织证明或村民证明, 行为人代表他们领取征地款, 行为人挪用征地款或侵占征地款, 则可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
参考文献
[1]丁银州.刑事办案指导一书通[M].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 2013.
犯罪定性 篇2
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4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获悉犯罪嫌疑人周某有毒品犯罪嫌疑，遂安排特情人员装扮成购买毒品的人，与犯罪嫌疑人周某联系购买冰毒（甲基苯丙胺）3克。犯罪嫌疑人周某前往交易地点打算进行交易时，被守候的警察抓获，当场从其驾驶的车辆内查获甲基苯丙胺63.32克。周某称毒品是买来自己吸食的，周某的尿检结果呈甲基苯丙胺类阳性。未查实周某有贩卖毒品给其他人的事实。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意引诱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这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的观点。因此，对周某应定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的数额，按照查获的数量认定，即63.32克。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周某具有贩卖毒品的犯罪意图，属于犯意引诱，不能认定为贩卖毒品，而应当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关于犯意引诱型毒品犯罪司法解释的解读
关于毒品案件，最高法先后发布过两个座谈会纪要，一个是2000年4月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南宁会议纪要》）；另一个是2008年12月8日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大连会议纪要》）。先后两个会议纪要对于犯意引诱型诱惑侦查对毒品犯罪案件定罪量刑影响的规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对具有这种情况（指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前后两个纪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多了个“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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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微妙变化很容易被忽略，如果说《南宁会议纪要》强调的是犯意引诱只影响量刑“从轻处罚”，而不影响定罪的话；那么《大连会议纪要》“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则涵盖了根据案件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罪名以符合罪刑相适用的原则。因此，对于犯意引诱的毒品犯罪，针对不同的案件，既可能影响量刑，也可能直接影响定罪。
■关于犯意引诱型毒品犯罪类型的法理解读
诱惑侦查一般分为机会型诱惑侦查和犯意型诱惑侦查。对于机会型诱惑侦查（包括数量引诱）不影响案件的定性和量刑，基本上没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在于犯意引诱，对此美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有过长期的争议，并已经形成“陷阱之法理”的理论和判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肯定了基于“陷阱”的被告人的无罪抗辩。在日本司法实践中，既有对犯意诱惑侦查中的被诱惑者不以犯罪论处的判例，也有不影响被诱惑者罪责成立的判例，理论界则更是众说纷纭。
结合我国毒品犯罪的现状和司法实践，对于犯意引诱型毒品犯罪的定性，应区别不同情况对待。
一是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被查获前一段时间有贩毒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贩卖毒品，而由特情人员向其诱惑购买毒品。此种情况下，行为人是否会继续实施贩卖毒品行为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在特情引诱之下实施贩卖毒品，主观上不确定的意图转化为贩卖毒品的故意，此类案件可以定贩卖毒品罪，量刑时可从轻处罚。
二是行为人持有毒品，但缺乏证据证明其此前贩卖过毒品，也无证据证明其具有出卖意图，特情人员主动约购毒品，由于缺乏证据证明行为人事先即存在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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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但行为人持有毒品这一客观事实是现实存在的，并非是侦查活动引起的，即使排除诱惑因素，其持有毒品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此类案件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三是行为人原本没有实施贩卖毒品的犯罪目的和犯罪行为，亦无涉毒犯罪的前科，但是由于受到特情人员等开出的高额买入价诱惑，出于简单贪利动机而临时性从他人处购进毒品贩卖给特情人员，此后在事先安排好的交易状态下交易时被查获。此种情况属于司法机关人为地“制造”犯罪，完全属于受侦查行为引发犯意，则不宜认定为犯罪。因此，对于犯意诱惑型毒品案件，应当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区分情况处理。
犯罪定性 篇3
2007年10月20日9时许,刘某枢伙同王某基等人带着16张面值1000元(共16000元)的秘鲁币在五华县县府广场,准备用秘鲁币实施诈骗犯罪活动。此时,以摩托车载客为业的被告人李某红、周某富等5人发现刘某枢等人有诈骗犯罪嫌疑,即向他们包围过去,企图控制他们。刘某枢等人见势头不对,立即分别驾摩托车逃跑。李某红、周某富等人驾驶摩托车紧紧追赶,将刘某枢抓获,并从其摩托车上搜获16000元秘鲁币,并对刘某枢讲:“是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指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私了”指拿钱给嫌疑人),刘某枢就同意“私了”。王某基则逃脱。
随后被告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将刘某枢转移到工业园,后来周某群等4人闻讯后也来到现场参与勒索行动。接着李某红、周某富等八人将刘某枢转移到鱼苗场等地。期间,李某红、周某富等人要求刘某枢出35000元“私了”,后经双方讨价还价,同意刘某枢交15000元“私了”,并要刘某枢打电话给其同伙王某基和家人来五华交钱,于是,刘某枢打电话给同伙和家人,要其带钱来五华赎人,并约定在某大桥处交钱。当晚22时许,被告人李某红用摩托车载刘某枢的亲人去交钱途中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随后抓获正在转移刘某枢的被告人周某富,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则伺机逃走。
补充说明: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近期县城发生多宗利用秘鲁币实施诈骗的事件,其中李某红的亲戚近期被人用秘鲁币骗走了3万多元,周某富的妻子被诈骗后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刘某枢以前在北京因利用秘鲁币实施诈骗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后在公安机关送其到医院检查时逃走。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理由是:被告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因妻子、亲戚等被犯罪分子用秘鲁币诈骗,骗走一些钱财,他们非法扣押刘某枢的目的是为了追债,属于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人质的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李某红、周某富等人主观上有勒索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以要挟的方法勒索财物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其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只是暂时性的,而且李某红、周某富等人不以伤害刘某枢为要挟,限制刘某的人身自由时没有采用捆绑等恶性的手段,而且地点比较公开,只是多人看管不让其逃跑,与绑架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相去甚远,所以李某、周某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绑架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的行为构成绑架罪。理由是: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人以受害人刘某枢行骗为由,以送其到公安机关相要挟,将受害人扣押、控制,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向其亲友发出交钱才放人的信号,要求其亲友交钱赎人,以达到挟持他人勒索财物的目的,符合绑架罪的特征。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一)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1.《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但是,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嫌疑人向受害人索取钱物是非法的,从其“是公了,还是私了?”一语便可看出貌似伸张正义的嫌疑人具有敲诈勒索不法分子的主观犯意。即抓住受害人持秘鲁币准备实施诈骗的把柄,惧怕被送公安机关追究刑责,迫使受害人接受其提出勒索钱财的要求。嫌疑人以非法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不符合非法拘禁罪第3款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人质的构成要件,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2.绑架罪主观上必须是以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利益为目的,而非法拘禁罪无此目的,这是两者关键区别。本案中,李某红等人提出,要刘某枢交出35000元以“私了”,充分证明了李某红等人主观方面具有控制被绑架人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所以,本案不构成非法拘禁罪。
另外,是否实际控制、绑架了他人,将受害人置于自己的实力控制之下,是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的另一个区别点。若控制、限制了他人人身自由的,属绑架罪;敲诈勒索仅限于威胁,不当场实施暴力。本案中,嫌疑人李某红、周某富等对刘某枢采取八九个人在场看管的方式进行控制刘某枢的人身自由,并不断转移地点,但在整个过程中偶有对受害人进行手脚推拿及言语威胁行为,具有强大的威胁力,看管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之久,虽没有对受害人采取捆绑、关押等恶劣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但这并不影响其构成绑架罪。
(二)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和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与绑架罪的区别之一在于:敲诈勒索罪是向受害人发出勒索财物的威胁,而绑架罪则是向关心爱护被绑架人的相关人员甚至单位发出威胁,侵犯了另一法益,即受害人之外的相关人员的身心健康,使其对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处境产生担忧,产生心理恐怖不安。本案中,当受害人刘某枢打电话向其同伴及家人打电话,要他们筹15000元钱送过来,即意味着嫌疑人向关心、爱护受害人的亲友发出了威胁,使其对受害人的处境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出于对受害人的关心不得不按照嫌疑人的指令去做。此时,索取财物的对象从受害人本人转移到受害人的亲友身上,对象发生了变化。
(三)本案应定为绑架罪
犯罪定性 篇4
一、非纯国有单位的概念与性质认定
笔者认为, 涉及国家资本的单位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纯国有单位, 包括机关法人、全民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等, 这些单位开办和运行的权力、资金全部为国家赋予。二是国家资本居于控制地位的单位, 包括国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的公司、企业、民办事业单位。这类单位中国家资本或因持股比例, 或根据协议规定, 由国家拥有实际控制权。三是国家部分参与单位, 是指具有部分国家资本金或国家部分参与, 但国家不具备控制权的单位。在此基础上, 目前对非纯国有单位的概念认定存在两方面问题。
首先, 是对非纯国有单位性质区分过于简单, 集中体现在对国家控制单位和国家参与单位简单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一刀切。我国现今社会的现状是, 绝大多数国有控股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性股份制企业, 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国家对这些企业的监督控制的力度并不亚于纯国有资本企业, 国家绝对控股的地位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国家对其控制力远强于一般的竞争性纯国有资本企业。
其次, 是对非纯国有单位控制权复杂性认识不够。非纯国有单位因其设立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经营管理形式的不一样。如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通过发起方式设立, 也可以通过募集方式设立, 以募集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 其主体还是原国有企业、向社会募集的只是少数流通股, 持股人甚至没有表决权, 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实际上仍掌握在原国有企业手中。如此说来, 非纯国有单位的控制权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由此必然导致此类单位人员身份的复杂性。
二、非纯国有单位人员职务犯罪查处现状
我国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按单位性质的不同分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两种形式。在对职务犯罪的查处过程中, 最主要的也是最难的就是确定犯罪主体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 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 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也就是说, 对于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等非纯国有单位, 其工作人员除受到国有单位委派, 均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实际查办非纯国有单位的职务犯罪中, 由于从理论上说, 国有单位经过改制, 掺杂进其他所有制之后, 因其犯罪主体主要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对其职务犯罪侦查应当以公安机关为主, 检察机关的侦查管辖只是例外, 但实践中, 公安机关所办理的该类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多年来维持在较低水平, 大量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依然由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主体办理, 导致检察机关办案的“名不正言不顺”, 容易引起管辖权争议。这样的情况也跟当前国有控股单位管理运营的现状并不适合, 随着近年来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大量原国有单位都在通过公司制改造而成为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制单位, 纯粹意义上的国有单位基本已消亡,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滋生。现行刑法把犯罪的主体限于纯国有单位的人员, 而在当前的国有控股、参股的非纯国有单位中, 这类犯罪也已大量地存在着并且严重侵蚀着国有资产及其安全运作, “非纯国有”已经成为一些犯罪分子减轻乃至逃避法律惩罚的护身符。
三、对非纯国有单位性质及工作人员身份的思考
涉及国有单位人员的职务犯罪, 从刑法理论上分析, 侵犯的是国家公职人员廉洁性和公共财产权的双重客体, 从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 将众多国有资本具有绝对话语权的非纯国有单位中绝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范畴之外, 导致对该类犯罪的查处不力, 违背了现阶段的中国国情, 加深了人民群众对腐败程度的观感, 对社会公平正义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基于此, 我们确有必要对非纯国有单位性质及工作人员主体身份进行重新认定。
一是摈弃纯国有和非纯国有单位的简单划分。随着纯粹意义上的国有单位的逐渐减少, 取而代之各种形式的国有控股、参股单位出现。我们应当摒弃纯国有和非纯国有单位的简单划分, 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出资企业, 在涉及主体身份判断前, 不再对单位性质进行先行界定。
二是认定主体身份不再拘泥于委派,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 关于委派的定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目前市场主体的运作实践看, 众多国有控股单位、企业中的委派通常只发生在总公司的管理层, 而国有控股公司的绝大部分其他管理人员, 均由本单位重新任命或聘任, 不属于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 但这些人控制着绝大部分国有财产, 其职务犯罪行为同样侵犯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和国有资产。
三是坚持“公务说”的最终界定原则。若干年前,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曾经存在身份论与公务论的争议, 然而通过一系列立法、司法解释的颁布, 是否从事公务已经成为了司法实践中判断主体性质的本质和最终标准, 然而, 由于长期以来的争论的影响, 在以往的司法解释中, 对于非纯国有单位中人员主体性质的界定, 实务界仍然存在问题和疑虑。对此, 最新解释再次强调了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认定的必要条件。
四、结语
犯罪定性 篇5
我国在《草案》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的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中共规定了4个条文。根据这些条文。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可以划分为(1)启动、(2)受理、(3)公告、(4)审理、(5)裁定、(6)上诉、抗诉、(7)回转七个具体程序，以下笔者将详细分析各程序段，然后挖掘该程序的价值功用，最终根据这些总结该程序的司法性成分与非司法性成分：
一、启动
《草案》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意味着没收程序的启动遵循便宜主义原则，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选择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或继续通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草案》第280条第3款阐明了人民检察院承担举证的义务：“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提供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并列明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因此，该特别程序的实施遵循了证据裁判主义原则。没有证据不能认定犯罪事实和违法所得。证据材料不仅包括与犯罪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也包括与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
二、受理
《草案》第281条第1款规定中明确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由犯罪地或居住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在管辖该类案件時，犯罪地法院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居住地法院是平行关系，不存在主辅的问题，这考虑到犯罪地便于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往往在居住地。因此后者同等重要。在审判方式上，不可以采取独任法官，必须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就意味着程序具有相当的正式性，需要裁判主体进行慎重讨论后加以定夺。
三、公告
根据《草案》第281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公告期间为6个月。在这6个月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该公告期间的规定可以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足够的時间了解案情，对于没收程序提出异议，从而使审判者有机会更加全面客观地审查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以及是否应当查封、扣押、冻结这些财产。不仅如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还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维护利益。
四、审理
根据《草案》第281条第3款的规定，相关的审理规则不够详细，与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的庄重性不相匹配。这尤其体现在作为刑事诉讼规则核心的证明标准没有规定，即这种证明标准是否与证明被告有罪的标准相同，是否需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排除了合理的怀疑。我们认为，尽管人民法院在该特别程序中需要审查犯罪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它也明显有别于普通的审判程序。对于诉讼效率的追求也使得审理过程相对简略，证明标准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
五、裁定
根据《草案》第28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于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的财产，有两种处理方式：(1)对于被害人的财产，应当依法返还被害人；(2)除此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人民法院经审理，不能认定是违法所得的，应当裁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由于人民法院并没有对被告是否犯罪、所犯何罪作出认定，所以审理的结果不可以是判决。由于处理的结果是可以上诉、抗诉的，因此即使有行政性处理的特征，也不能认为是决定，而只能是裁定。具体而言，依法返还被害人财产和予以没收的裁定属于实体性裁定，而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是程序性裁定。
六、上诉、抗诉
根据《草案》第282条规定，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这表明，该类案件的裁定与定罪量刑的判决一样，具有可救济性，救济的渠道也与普通程序一致。即可以通过利益关系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形式寻求对裁定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再次审查。
七、回转
《草案》第283条规定了回转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审理。对于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赔偿。”“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参与庭审的情况下进行的，缺乏本人的直接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没收的裁定有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后。该特别程序所实施的条件不再成立，人民法院应当终止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一并依据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审理，从而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的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妥善地处理违法所得问题，周全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诉讼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和动态多变性，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可能发生变化，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可能存在错误。由于没收的客体是财产，而不是人身权利，没收的财产本身可以量化为货币，因此更具有可回溯性，返还或者赔偿的救济方式具有可操作性。
作为新增的一项特别程序，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解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无法通过正常的刑事司法渠道追缴其违法所得的问题。司法机关即使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事追责，也可以先期部分地对这些违法者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惩罚，亦即“未定罪的没收”(Confiscation without Conviction)。国家可以根据该程序请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或财产所在地国家或地区加以司法协助，维护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逃匿或自杀而逃脱追缴，将财产留给包括近亲属在内的利害关系人的愿望落空，部分地实现惩罚功能，从而部分地实现正义。这还使得潜在的犯罪分子认识到，无论犯罪所得处于何处，均存在被没收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有贪利动机的犯罪。尤其是腐败犯罪起到威慑和遏制的一般预防的作用。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不是一种纯粹行政性的处理程序，而是具有一定的司法性质的特别程序。这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该特别程序是由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的，符合控审分离原则，体现了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第二，审理的方式是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遵循着证据裁判主义原则，没有足够的证据不可以裁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第四，对于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人民法院以裁定的形式予以没收或者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第五，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法院作出的裁定提出上诉、抗诉。因此，一些司法的基本要素是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