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犯罪

社区犯罪（精选10篇）

社区犯罪 篇1

一、社区矫正现状分析

2011年以来, 山东省成武县共有社区矫正人员730人。其中, 缓刑犯503人, 占社区矫正人数69%, 暂予监外执行罪犯24人, 假释犯149人, 管制39人。成武县检察院共办理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案件19案25人, 其中审查批捕13案15人, 占近三年所有受理案件总数的2.53%, 在社区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的占5.9%, 其中社区矫正中缓刑比例占到97.2%。

(一) 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的主体特征

1. 男性在再犯罪人员中占绝大比例。

成武县检察院办理的社区矫正重新犯罪案件均为男性。

2.20-36岁的人员重新犯罪突出。

在年龄分布中, 近三年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员在各个年龄段中的比重最高的是22-30岁, 共18人 (占72%) , 其次是30-36岁, 共7人 (占28%) ;从整个社区矫正人数来看, 若以10年为一个年龄跨度区间, 则25岁以后的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员所占比重随其年龄增加而依次减小, 也就是说, 随着犯罪人员的年龄增大, 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递减。

3.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不容忽视。

近三年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所占比重变化不大, 均为2人。其中出现了未成年人连续两次接受社区矫正, 然后再次犯罪的案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以盗窃和故意伤害等多发性犯罪为主。

4. 文化程度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犯罪主体学历多为初中以下, 半途辍学者居多, 法律意识淡薄;在犯罪形式上具有盲目性和冲动性, 作案动机和目的简单、单纯, 多数属于突发性、激情性犯罪。

(二) 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的行为特点

1. 多数重新犯罪前后罪均为同一个罪名。

在19件案件中, 其中16件前后均为同一罪名, 占84.2%, 涉及盗窃、诈骗、寻衅滋事等罪名, 其中故意伤害案件最多, 19起案件中, 故意伤害案件多达7起, 犯罪的暴力程度也不断加剧。

2. 团伙作案现象普遍。

在19起案件中, 团伙作案达到7件, 占36.8%, 均为团伙中的一人或数人在监外执行期间又犯罪, 共同犯罪比例较高的特点, 说明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更易于形成犯罪团体, 反社会的倾向更强。

3. 侵犯财产型和暴力型犯罪居高不下。

在成武县检察院近三年办理的19起案件中, 故意伤害、毁坏财物罪和抢劫等侵财性犯罪12件19人, 占案件63.2%, 故意伤害 (8人) 、抢劫 (2人) 、故意毁坏财物 (4人) 、抢夺 (2人) 、强奸 (2人) 、非法拘禁 (1人) 。说明社区矫正重新犯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较大, 主观恶性较强, 目的性更强。

二、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 主观原因

1. 犯罪心理难以矫正。

个人的生活期望值过高, 又无技术特长, 回归社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 本身已经形成不良嗜好, 比如吸毒、赌博。一旦生活需求达不到满足, 就容易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

2. 缺乏服刑意识, 对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抵触情绪。

社区矫正对象, 如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服刑意识淡薄, 不服从司法人员对其监管和教育, 不能很好地完成社区矫正规定的任务, 更不会认真反思自己的犯罪行为。特别是一些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 父母溺爱孩子, 视社区矫正为有意刁难, 千方百计逃避社区矫正。

3. 文化素质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不少矫正人员自身素质差, 价值观扭曲, 形成了不良的人际关系和好逸恶劳的恶习, 他们对社会好的方面不容易接受, 但对社会不良风气容易接纳, 讲求“江湖义气”, 视法律为无物。

(二) 客观原因

1. 社区矫正实体和程序上存在缺陷。

从实体上看, 社区矫正缺少法律保障的强制措施。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 对于违反社区矫正的人员给予警告、治安处罚和撤销缓刑假释等惩罚措施, 但在实践中对于部分矫正对象不报到, 不服从监管、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仅仅靠矫正工作者耐心说服教育并不能解决问题。虽然有警告、记过的规定, 但均为荣誉罚, 强制力和威慑力不足;虽然也有治安处罚、收监等规定, 但具体操作时仍面临环节过多、效率不高等实际问题。从程序上看, 社区矫正欠缺程序保障。一是接管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作出监外执行判决或裁定后, 要求罪犯自行前往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报到, 相关法律文书一般通过邮寄送达或者让罪犯自己带回, 这在客观上出现了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 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刑事自诉案件的缓刑判决, 人民法院不将判决书副本送达检察机关, 致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掌握的缓刑犯底数不一致, 给监管工作和执行工作带来不便。

2. 落实监管制度主动性不够。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对社区矫正人员实行帮教制度。但在实践中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 造成脱管。以成武县为例, 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机关是成武县公安局, 具体工作一般是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个别执行机关由于精力不足, 或者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管理不愿意接手或者不能严格履行监管职责。一些派出所还没有建立规范的监外执行罪犯考察制度, 档案不齐全, 考察无记录, 形式上备案, 实质上不管理、不考察, 没有依法建立监督考察和帮教组织。由于监管工作不到位, 加之一些监外服刑罪犯长期外出打工经商, 其去向和表现无法掌握, 造成教育和改造工作不落实。

3. 基层司法力量薄弱。

就成武县而言, 社区矫正人员数量逐年增加, 人少事多矛盾凸显, 法院判决宣告缓刑的罪犯越来越多且考验期一般较长, 成武县下辖12乡镇和一个开发区, 仅有15名司法工作人员, 全县的372名社区矫正人员的矫正工作仅靠这15名司法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每天疲于完成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教育、帮扶安置任务, 很难持续跟踪和全面落实对特定对象的监管, 工作很难做细做深。另外, 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力量不足:一是基层自治组织未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社会志愿者严重缺位且发挥作用有限, 社会团体、社会志愿者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法律、心理、教育以及犯罪等专业知识, 社区矫正专业人才欠缺。

三、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对策

(一) 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力度

首先, 扩大基层司法工作人员队伍。在人员编制上作出安排, 通过招录、选拔、培训, 可考虑在政法编制不足的情况下, 适当增加司法行政部门的地方事业编制, 特别是社区矫正工作急需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专业型人才, 增强专业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抓好业务培训, 采取经常性培训与集中脱产培训相结合、内部培训与外部经验交流相结合、理论培训与业务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使工作人员更加熟悉社区矫正的手段和办法。其次, 扩大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 提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深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及时发布社区矫正工作信息, 进一步将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律师等吸收为社区矫正志愿者, 充分发挥工会、团委、妇联等社会团体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 完善志愿者津贴制度, 合理、必要的津贴有助于保护志愿者的公益热情。最后, 实行社区矫正绩效奖金制度, 将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根据年终综合评比结果划分若干等级进行发放, 进一步完善司法局岗位责任制, 强调问责, 严卡流程关, 定期组织上级部门检查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 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

(二) 创新工作模式, 加强监管力度

社区矫正工作中, 监管工作是重中之重。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相关制度, 进一步规范监管工作:一是建立社区矫正担保制度。社区矫正组织在接收社区服刑人员时, 要求其交纳一定的保证金或提供担保人, 明确担保人责任, 一旦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或不按规定接受矫正教育, 保证金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或给予担保人相应的处罚。社区服刑人员如果表现良好, 遵守相关规定, 则于考验期满时退还保证金。二是建立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救助金制度。对生活水平低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 与普通公民一样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确保贫困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三是注重帮教, 帮助无家可归的罪犯开始新的生活。司法机关协调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为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落实责任田, 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帮助他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回归社会。

(三) 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破解工作难题

首先, 在规范交付执行方面, 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交付执行的运行机制:一是进一步明确交付执行的细则规定, 如详细规定需要送交的法律文书内容、送达具体时间等。二是完善社区矫正惩罚措施, 提高社区矫正的威慑力。补充和修订现有的刑事法律, 增加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中接受处罚的方法和措施, 以对违反社区矫正规定、有重新犯罪可能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预防性措施, 防止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通过在执行、立法和司法的改进, 完善社区矫正的惩罚机制, 增强社区矫正刑事执罚的威慑力, 保障社区的安全。三是建立异地社区矫正《审前调查报告》。人民法院、监狱等要切实做好异地监外执行庭前审查工作, 对不在本地执行的监外执行罪犯, 原则上送回原籍进行社区矫正, 对不回原籍进行社区矫正的, 要确定有固定的工作或居所, 且能提供担保和填写《愿意进行社区矫正承诺书》, 确保能遵守相关规定和按时报到, 才能送交暂居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区矫正。其次, 社区矫正工作涉及的职能部门、协作单位众多, 相关部门和单位必须在依法履职尽责的同时, 紧密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深入、有效开展。

摘要：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 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 其根本价值具有双重性, 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社区矫正的直接目的在于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教育, 使其在不与社会相脱离的情况下矫正其行为恶习, 以达到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但在司法实践中, 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时有发生, 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前期刑罚改造功能和后期社会预防的不成功, 严重影响社区矫正价值的实现, 笔者对山东省成武县近三年社区矫正重新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对其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社区矫正,重新犯罪,刑罚

参考文献

[1]崔会如.我国社区矫正组织体系的反思与重构[J].法律适用, 2011, 08.

[2]任华哲.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的风险与控制刍议[J].理论月刊, 2011, 08.

社区犯罪 篇2

xx社区开展“预防表少年犯罪”活动

金秋九月，为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队伍建设，减少、杜绝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xx社区联合中学开展了进校园“普法月”活动，由 同志开展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题讲座，用实际案例警示教育学生远离违法犯罪，保护自己。同时，在我国的第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为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xxxx社区精心策划，走进 中学，开展“感念师恩 情满校园”主题活动，向辛勤教育的老师们送上一份节日的问候。

活动中，xx社区工作人员到鞍山市第四十八中学进行走访慰问，对各位教师长期以来为社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以及支持社区工作、丰富社区文化活动表示感，并祝他们教师节快乐。社区工作人员精心制作了“感念师恩”留言板，“感谢老师栽培之恩，教师节快乐”，同学们在一张张卡片上抒写出自己对老师的感恩和祝福。活动设立了“互动合影区”，同学们纷纷与老师亲切合影留念，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双山街道工会主席杨莹同志根据青少年的心理和成长环境等，就扫黑除恶的意义，方式方法，进行了现场说法和答疑解惑，并鼓励学生们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犯罪线索。最后，大家合唱歌曲《感恩的心》，社区工作人员将鲜花和纪念品献给“最美教师”和“优秀教师”，表达了社区对教师们深深的敬意和真挚的祝福，整个活动现场充满了温馨的气息。此次活动旨在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新风尚，充分展现了街道、社区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同时也给教师和学生们创造了一次特别的交流的机会，让老师感受到职业的光荣与幸福，进一步激发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热情。社区将在“普法月”活动通过图片、影视、讲座等一系列正能量展示和负能量警示，提高了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极大的强化了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让学校更文明、更安全。

社区安全设施建设及犯罪预防探析 篇3

关键词：社区安全设施；犯罪预防

一、社区安全对犯罪预防之作用

1.社区安全与犯罪预防之关系

犯罪预防是现代公安管理的重要内容。犯罪行为不仅归结于犯罪人自身好逸恶劳的本性或其凶残的本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犯罪人之教育背景、家庭情况及社会风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情况等都影响着犯罪行为之发生。当然，作案环境的相对宽松亦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原则。而社区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特点，政府对社区的日常管理事务很少介入，公安人员一般亦不进入社区巡逻。而对大多数社区特别是大型社区而言，基于为社区成员提供方便的原因，社区管理者往往不对进入该社区的人员予以严格盘查，从而使得外來人员可以较为轻易地进入社区。两方面的原因结合，社区自然就成为了犯罪行为高发的地带。基于此，强化社区管理，提高社区安全维护水平，当然就成为了预防犯罪行为发生的良好途径。

2.社区安全设施建设之必要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采用，大大地减少了人之劳动力的支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把人从体力劳动和重复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物质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更新生产领域的技术流程，技术力量还渗透到了生活领域，为人们提供更为舒适和更为安全的生活环境。社区安全设施即是在此种背景下出现的，社区安全设施之建设，即是将安全技术领域的最新产品用于社区安全管理中，用以提高人们生活之安全度及其安全感。换言之，社区安全设施建设之必要性在于，一方面，这种建设适应了物质技术的最新发展，其能够将大部分投入到社区安全防护的人力资源从该项工作中解决出来以进行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活动，因而代表了物质文明发展和人之解放的潮流；另一方面，社区安全设施建设还能够从根本上提高社区安全防护工作的效率，改善犯罪预防的效果，进而维护社区成员之人身财产安全。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近年来犯罪份子之犯罪手段也向高技术的方向发展。基于此，从技术设施上提高社区安全防护的水平亦是应对犯罪行为向高技术方面发展的需要。

三、社区安全设施建设提升犯罪预防绩效

基于社区安全防护实践及其理念的新发展，现代社会安全防护效果的实现和犯罪预防绩效之提高，当然需要从技术设施和物防设施方面对社区安全防护体系加以完善，建构严密的社区安全防护网络。

1.技防设施

（1）周界报警系统的建设。周界报警系统是安全防范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将社区与外界隔离的主要手段，俗称“电子围墙”，周界报警系统的建设将在社区地域范围内为社区成员建构一个相对封闭的安全空间。为提高社区范围内犯罪预防之绩效，有条件的公安机关或者社区管理者应当在在社区围墙上安置周界报警系统。常用的周界报警系统一般由红外线发射器、接收器和报警器组成。红外线发射器不间断对围墙周边发出红外线，当有异常情况发生时，红外线发射器所发生的红外线经反射后为接收器所接收，进而触发报警主机，报警主机并迅速将相关信息传送到安全管理人员手中，使安全管理人员能够快速做出反应，从而及时制止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实施。

（2）电视监控系统的建设。周界报警系统只能针对翻越围墙等异常情况产生作用，如犯罪份子不采取翻越围墙的方式而是采取乔装打扮的方式混入社区内，那么这道防线就相当于“马其诺防线”，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之下，即需要其他防范系统对社区内部情况实行实时监控，这种系统即是电视监控系统。电视监控系统亦是安全防护领域中的重要设施，其通过摄像机及其辅助设备直接对重点区域加以监控，能够将该地区之情况实时传送到安防人员所在的控制室。一套电视监控系统可以同时设置多个摄像机，对多个重点区域特别是社区内交叉道口等部位进行重点监控。而一套系统的操作仅需一人即可完成，即是说通过这套系统，一人即可对整个社区的重点部位实施监控。因而，这种系统的应用亦能提高犯罪预防的绩效，公安机关或相关社区安全管理者亦应当积极建设这种系统。

（3）加强宣传力度，切实做好宣传工作。做好宣传工作，必须要加强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宣传条幅、电教宣传、楼道橱窗、黑板报、宣传栏、安全知识挂图等，大力营造关注安全，利用社区文化活动，平安家庭建设活动、特别要多组织一些“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为主题的社区活动。使人人参与安全建设、营造“安全生产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的良好氛围，有效地推动社区安全宣传工作的顺利进行。要及时查找隐患，堵塞漏洞，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2.物防设施

（1）社区空间布局与犯罪预防。社区空间布局与犯罪预防亦有重大关系。建筑物作为物防设施的重要组成，其空间布局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安全的维护。具体而言，社区在其空间布局上如果死角较多，则安全隐患就较大，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必亦较大。如楼与楼之间的夹角、小巷和电梯间即可能成为社区安全死角，开发商在进行社区规划时，就应当避免将这些死角设计为个别住户出入必经之路，从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2）社区道路与犯罪预防。严格地说，社区道路并非安全防护设施，然而社区道路的合理规划亦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特别在一般情况下，犯罪份子实施犯罪前往往会到拟实施犯罪的地点进行“踩点”。如果社区道路设置得合理，能够有效限制犯罪人于事发后逃跑，其当然能够起到抑制了犯罪的发生的作用。因而，开发商在进行规划时亦应当注意社区内道路的合理搭配，即要保障交通通畅，又能够防止犯罪份子易于下手实施犯罪。特别是在规划中要注意街灯的平面排列方式、转弯处的标识、交叉口照明设施、停车场照明度以及照明设施的悬挂高度及间距等，进而使道路设施在预防犯罪方面之效能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黄融.完善配套设施努力建设宜居的保障房社区[J].住宅产业，2012（4）.

健全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 篇4

现代社区矫正制度源于二战后出现的新社会防卫论, 刑罚个别化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撑。刑罚个别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当属社区矫正制度, 而且由于未成年人其犯罪原因及特征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 再加之其生理、心理仍处于成长发育中, 尚不成熟, 社区矫正制度理应将他们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同时,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的相关规定, 少年司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少年犯, 而且也适用于年纪较轻的成年人犯罪。这就意味着社区矫正不仅非常适用未成年人, 更适用于刚成年的青年人。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角度看, 社区矫正不仅适用于青少年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 而且还应当适用于青少年轻微偏差行为, 惟有如此, 才能对存在行为偏差的青少年严加管教, 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实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 社区矫正制度的有关内容首次出现在《刑法修正案 (八) 》之中, 从此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了社区矫正的身影, 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社区矫正措施的实施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这无疑是我国现代法治体系的一大进步。但是, 在制度构建方面, 刑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仍有很大欠缺, 亦没有根据未成年犯的特殊性, 将这类特殊人群的社区矫正与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区分开来, 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所以, 在我国当前青少年偏差行为日益严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需求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对于防控未成年人犯罪, 防治青少年偏差行为, 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虽然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有了初步的法律依据, 做到了基本的有法可依, 但是, 未将针对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制度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制度作出明确区分, 没有制定统一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法, 这使得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仍然需要从零散的法律法规中寻找依据, 而欠缺统一的法律依据。

其次, 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缺乏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实践中, 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大多是由公、检、法等职能部门直接从事, 尽管这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违法犯罪情况有详细了解, 跟相应的犯罪人接触频繁, 熟悉这些人的特点、犯罪的背景、原因, 但是, 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比较特殊, 反而容易引起未成年犯的抵触心理, 不利于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 由于这些机关各自的业务工作已经非常繁重, 再把精力分到社区矫正方面, 就会更加力不从心。至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 一些地方吸纳心理医生, 甚至大学生从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但是, 这些人员欠缺专业的理论知识, 并未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系统的把握, 其本身的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 从实际上看来不能较好地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

再次, 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措施方面, 种类比较单一并且流于形式化、表面化。比如一些普法宣传教育、社区服务活动、工读学校参观等, 并未真正使未成年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 社会各界的配合性不强。参与单位多为团委和妇联, 很多社区基于各方面利益的考虑,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配合度不高;作为未成年犯学习、成长的最重要场所, 学校应当承担更多的任务, 却也没有积极参与;一些未成年犯的家庭不积极配合, 甚至有些家长排斥矫正措施的实施, 这些问题都极大地阻碍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

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来看, 有必要借鉴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先进经验, 构建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并逐步使之完善, 使之适应与青少年犯罪作斗争的需求。论者认为, 大体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 加强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立法。有法可依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放眼世界, 关于少年犯罪和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都存在专门立法。而我国在社区矫正立法方面仍存在欠缺, 没有区别对待成年罪犯和未成年犯。故此, 我们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予以专门立法, 使我们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而且要使这项法律是完整的、统一的法律体系。

其次, 健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机构体系, 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未成年犯矫正工作中, 不应当由公安机关承担过多的职责, 因为在实践中, 公安机关承担着繁重的社会治安任务, 而且作为国家行政机关, 公安机关不适合从事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 否则, 将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从事具体的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相关家庭应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去, 家庭要扮演社区矫正的重要角色, 家长要积极配合矫正工作, 主动学习对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的科学方法, 为未成年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学校教育方面, 积极与相关学校沟通协调, 使未成年犯不至于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避免出现没有学校接纳失足少年的情形发生, 以至于心理更加扭曲。与此同时, 还要培养专业的工作人员, 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非专业人员的失误很容易令矫正措施的努力前功尽弃。因此, 对基层法律服工作者要开展周期性的相关学科知识技能的培训, 使他们能够及时充电, 补充社区矫正工作所亟需的相关知识, 以适应工作需求。此外, 还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 使志愿者能够积极参与到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来, 充分利用志愿者们自身已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 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注入新生力量。

再次, 丰富社区矫正措施, 关注矫正效果。结合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 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设置多样化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 例如社会服务令、职业技能训练令、家庭监禁令、训诫、保护观察等等。与此同时, 还要注重对未成年犯的心理治疗, 由专门的心理矫治机构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健康的干预和矫治, 在这项工作中尤其要注重对未成年犯的隐私的保护,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总之, 应当使社区矫正的服务工作更细致, 真正为青少年回归社会考虑, 细化服务内容, 不仅要对其进行法制的宣讲教育, 更要加强生活知识、职业知识技能的培训, 使失足青少年能够尽快地适应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要提供切实的帮助, 避免他们因为生活困难而重新犯罪。

社区犯罪 篇5

XXXXXXX位于县城中心地段，区域内有行政、企事业单位26个，常住居民2701户，6975人。18岁以下青少年1445人，重点青少年3人，有“五老”工作人员82人，关工工作志愿者70人。今年以来，社区按照组织机构健全、规章制度完善、队伍阵地加强、跟进帮教及时、教育效果明显的要求，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充分发挥“五老”优势，强化未成年人关爱帮教力度，促进了“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工作。具体做法如下：

一、高度重视，健全机制，创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良好环境 创建工作一开始，社区及时召开动员会，安排部署创建工作任务。一是充分利用社区3处宣传栏、张贴2条横幅、制作4块展板，大力宣传“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工作。二是成立由党总支书记任组长，重点抓；党总支副书记任副组长，具体抓；妇代会，团支部和“五老”人员为成员，深入抓的10人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创建方案》、《工作计划》，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开展创建工作。三是克服阵地有限的实际，在社区建起40㎡的未成年人假日学校、家长学校、市民学校、老少同乐之家、留守儿童之家“五位一体”的青少年活动室，免费向未成年人开放。今年，我们把未成年人教育阵地与楼院党支部建设相结合，在公路段小区建成70㎡的老少同乐之家、青少年之家等阵地。下月泰安小区党建活动室的建成，将为辖区未成年人开辟更广阔的活动阵地。

二、摸清底数，建立台账，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帮教关爱活动

社区经过调查摸底，建立起服刑在教未成年人子女白凡、留守儿童孟妙双、吕鹏3人的台账，把社区“五老”人员和“志愿者服务队”人员实行实名登记，着力开展未成年人“帮教、帮困、帮学”服务。一是社区15名“五老”人员、3名志愿者与2名“留守儿童”、1名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结成“多对一”、“一对一”帮教队伍。社区青年志愿者蔺世奇主动到社区了解掌握留守儿童基本情况，自愿与留守儿童白凡结成帮扶对子，经常与留守儿童交谈，解除心理障碍；退休老干部张玉生退职不退休，充分发挥自己的教育优势，主动担任社区关工委副主任、党总支委员，配合社区在建新路小学做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报告2次，参加人数400多人。二是社区通过走访摸底，为魏雯等8名残疾儿童办理、换发残疾证，为60户低收入残疾青少年家庭办理了低保申请，从经济、生活上给予青少年最大的关爱。三是社区设立“爱心专柜”，动员社区干部捐献衣物100余件，送给辖区赵苗苗等13名贫困儿童；退休老党员李太年，身患疾病，还坚持为辖区青少年免费发放作业本、文具盒等学习用具。四是社区采取多方联防的机制，积极配合公安、禁毒、综治、司法等部门，开展辖区网吧，游戏厅、歌舞厅督查活动3次，社区“五老”成员张宏元还经常到网吧去检查，是否有未成年人上网现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五是在重大节庆日、综治宣传月、禁毒宣传月、法制宣传日，社区积极组织辖区中小学生800余名人积极参加县上举办的各类活动，带领学生参观社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法制知识竞赛2次。在节假日，社区民警何根社、综治专干卢学文深入小区集中开展未成年人法律常识讲座活动，有效提高了辖区未成年人的法制意识。六是实行学校放假、社区开校，要求辖区内在校学生到社区报到，寒暑假期邀请建新路小学老师黄文泉、魏国帅在社区老少同乐之家开办家长课堂，引导家长正确教育管理孩子，形成了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为主导、社区教育为配合的“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教育格局。

三、取得的成效

一是通过寒暑假社区“双报到”制，形成了家庭、学校、社区齐抓共管、齐抓共育的未成年人教育格局。

二是通过舆论宣传、普法教育、义务监督、特困帮扶等丰富多彩创建活动的开展，壮大了社区关工队伍，增强青少年和家长的法律意识，为辖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

三是多方学习，积极探索，从制度建设、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加大力度，初步建立起“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长效工作机制。

四、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打算

社区犯罪 篇6

一、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撑

当前，关于社区矫正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限定范围，相关部门只是根据国家下发的通知开展工作，社区矫正没有被归为法律制度管理的范围，造成社区矫正的法律效力没有得到及时解决。虽然在试点工作中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是真正解决社区矫正法律效力问题的少之又少，特别是关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强制性措施没有明确的法律根据。

（二）学校缺少教育监管

近些年来，校园暴力事件与未成年犯罪事件不断增加，引起了人们对学校管理制度的关注。调查发现，包头市某社区青少年共有23人，经常三五成群集合起来欺负在校女生，但却没有受害者报案。而且发案学校有1088名学生，夏季在校住宿有230多人，冬季在校住宿的达到550人，但是学校只是安排2名生活指导教师进行检查。校园管理秩序混乱，来往人员过多，没有进行详细登记。同时，学校周围有许多游戏厅和录像厅等娱乐场所，学校对住校生的安全管理缺乏。

二、优化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体系的途径

（一）加大网络宣传力度

目前，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网络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络的瞬息万变，导致一些不良思想层出不穷，网络犯罪不断增加，涉及范围较大，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青少年缺少这方面的认知，极易被网络影响，走上犯罪道路。因此，为了有效阻止青少年沉迷于网络，应加强社区网络管理的力度。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网络知识宣传力度，提升青少年对网络犯罪认识；二是健全完善与网络有关的法律法规，以法院为中心，建立一个法制宣传和教育的平台，让学校、家庭和社区共同参与到宣传当中，为青少年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让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例如，政府应专门建立为青少年开放的网吧，只对青少年开放，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以提升和教育青少年为主，以此分流一部分网络痴迷者。要求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进来，家长适时与其进行沟通分析网吧的利与弊，以帮助他们健康上网。

（二）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

在现代法制社会中，预防与控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是依靠法律。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已经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关键。例如，包头市政府结合青少年犯罪的具体情况，在已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上进行完善，同时配合各个地方司法部门协调青少年法庭工作，在提倡“教育、感化、挽救”原则的同时，适当加大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处罚力度。另外，地方执法部门应加快完善《保护法》《预防法》有关规章制度，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并将其落实到位。修订《监狱法》，增加与青少年犯罪使用社区矫正的条例；补充《刑法》《刑事诉讼法》中保护青少年的条款，明确处罚原则，对使用的刑法种类进行详细规定，对缓刑、减刑与假释条件酌情放宽。同时，制定《社区矫正法》和《未成年人刑法》；最后，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根据情况制定《青少年社区矫正法》与《青少年刑法》，以此对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界定。

（三）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主体

针对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缺少专业矫正人才的情况，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来处理。因此，要想促进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趋于职业化和专业化，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矫正工作人员职业制度的建设。建立一系列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职业有关的制度，以此促进矫正工作队伍向职业化方向发展。二是职业统一评价标准的建设。设计与职业工作有关的评价标准，以此统一衡量矫正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职业资历，不仅可以确保人员流动的有序性，还可以为工作者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保证，进而保持队伍的稳定性。三是制定适宜的薪酬激励制度。在设计行业薪酬方面，应根据学历、岗位、业绩、资历和资格等进行制定。对于业绩突出和能力卓著的工作者，可以适当地表扬、奖励，甚至给予晋升的资格，以此留住高素质人才。四是加强专业化培训的力度。定期对工作者进行培训，提升其工作水平。

三、结语

关于社区犯罪预防实践的几点建议 篇7

一、目前社区犯罪预防现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大大加快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步伐, 社区犯罪预防成为我们关注的课题。目前, 社区犯罪预防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社区犯罪预防尚未深入人心。政府对社区安全防范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社区安全防范措施相对不足, 安全防范力量相对较弱。人们对社区与犯罪的相关性的认识存在误区, 往往把犯罪行为的发生归咎于社会风气或道德败坏, 忽视了社区安全防范建设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作用。第二, 社区警务室初步建立, 尚未发挥其社区犯罪预防的中坚作用。社区警务室作为公安机关在社区的派出机构, 能够掌握近期社会犯罪动态, 并能根据犯罪预测提出犯罪预防措施。但社区警务室还处于试点建设阶段, 社区警务室与社区居民之间互动关系较少, 对警务室建设来说今后要推进社区犯罪预防工作还有许多路要走[2]。第三, 居民对社区犯罪预防工作接触不多, 参与意识不强。相关组织部门未有效开展动员工作, 在推进犯罪预防工作中宣传力度不够大, 发动群众参与社区工作的投入较少, 导致一般居民对社区犯罪预防了解不多, 居民参与社区犯罪预防活动的兴趣不大。第四, 社区相关组织是社区犯罪预防工作通向社会的纽带。社区犯罪预防工作应与社会活动相结合, 加强与社会活动的融合才能推动社区犯罪预防进一步发展, 而社区相关组织的社会活动 (如:职业中介组织、文体活动组织等) 正在逐步成为社区群体活动的重要部分, 在社区犯罪预防担当重要角色。

二、社区犯罪预防存在的问题

(一) 社区人口基础信息不全面, 与犯罪预防相关信息未能有效利用。

目前社区内居住人口结构相对复杂, 部分流动人口入住登记较为频繁, 有时无法准确收集实际居住人员情况, 导致社区人口基础信息残缺或不实。部分居民在社区内利用居民房屋出租给单位作为集体宿舍或从事棋牌室、理发店等服务行业用房, 更增加了社区人员的流动性和复杂性, 给社区人口基础信息的收集带来较大困难。

(二) 社区犯罪预防措施未能有效开展, 带来犯罪隐患和预防资源缺失。

由于社区犯罪预防措施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落实, 导致社区存在的犯罪隐患不能得到及时发现, 相应干预措施不能落实;社区犯罪预防工作针对近期突出犯罪特点的相关排查和比对措施未能有效开展, 实践中仅仅流于形式, 导致社区犯罪预防信息资源白白丧失。

(三) 社区犯罪预防力量薄弱, 居民参与社区犯罪预防的潜力有待发掘。

根据社区安全防范要求, 社区警务室试点已在逐步推开, 负责日常社区安全防范工作, 加强社区警务巡逻工作。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安全防范工作较少, 社区与警务室的互动活动不多, 一般居民很少了解警务室工作机制, 也难于参与到社区安全防范工作中来。

(四) 社区相关组织未能纳入社区犯罪预防体系, 不利于社区犯罪预防工作的整体推进。

物业、业主委员会、社区文体组织、职业中介等社区相关组织对社区犯罪预防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使得社区犯罪预防力量相对薄弱, 发动群众参与的渠道较为单一, 仅仅依靠社区警务室和居委会开展工作不能满足犯罪预防工作整体推进的需要。

三、关于社区犯罪预防构建的几点建议

(一) 社区警务室应建立社区人口动态信息收集机制, 实现社区犯罪预防信息化管理。

目前, 社区居委会、警务室、物业为一体的社区安全防范和管理组织体系加强了对社区综合服务管理。通过深入推进社区功能服务, 为社区提供各类便民服务, 如提供租房信息、上门维修服务等, 推动社区人口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通过建立动态人口信息基础平台, 加强社区人口信息分析, 了解社区人口的年龄结构状况、流动人口比例状况、居民间和睦状况等数据, 并将上述数据与犯罪人预防及被害人预防特征比较分析, 实现社区人口信息化管理, 形成社区犯罪预防动态预警。

(二) 加强社区警情通报, 细化社区犯罪预防工作措施。

社区警务室应发挥本职优势, 及时发布社区及周边犯罪动态通报。结合地区近期犯罪发案特点, 对社区违法犯罪倾向性人群进行辅助管理, 根据其职业状态、活动内容、家庭状况等特点, 采取必要干预措施;针对流动人员犯罪开展出租房屋清查行动, 针对无业人员加大就业辅助支持力度, 针对社区犯罪受害人员进行上门回访等。通过对社区相关人群的针对性预防措施, 收集犯罪相关信息, 辅导受害人进行心理恢复, 缓解社区人群因突发犯罪引起的心理浮动[3]。

(三) 合理组织社区犯罪预防力量, 积极发挥居民预防犯罪的能动作用。

发动群众历来是我们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法宝, 预防犯罪同样应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犯罪预防实践中, 虽然强调群众在预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但未能合理组织群众有效参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犯罪预防社会资源也相对丰富, 如部分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退休老党员和老同志对社区工作表现出相当的热心, 以及将踏上社会的青年志愿者均成为犯罪预防的积极参与者。建议由社区警务室和居委会组织, 合理发动老年居民、物业人员、青年志愿者构建一个常态的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化解、日常安全防范和安全隐患干预的社区组织体系, 积极号召社区力量广泛参与[4]。

(四) 充分发掘社区相关团体组织资源, 共建和谐社区, 共同预防犯罪。

犯罪人和普通人在一般行为表现上往往没有明显区别,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实施犯罪行为。因此, 预防犯罪应从实施犯罪的条件入手, 一方面从社区居住环境和人际关系上影响行为人心理, 化解犯罪人主动实施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从加强社区安全防范措施和增强易受侵害群体自我防范意识出发, 减少激发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因素。社区相关团体组织 (文体活动组织、职业中介、社区服务机构等) 在创建安全社区环境, 改善社区人际关系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如物业加强社区管理, 增强安全防范措施;社区文体组织创造丰富的生活娱乐活动,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加体育活动, 老年人参加社区文化创建;职业中介组织与社区居委会互通信息, 辅导和协助失业人员重新就业等。通过社区相关组织的积极参与, 能够达到共建和谐社区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1993.

[2]廖斌, 何显兵.社区建设与犯罪防控[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3]张昭瑞.论社区警务的地位和作用[J].武汉: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4-4.

社区犯罪 篇8

近年来, 青少年犯罪呈现出居高不下的局面———其中, 初次犯罪的青少年中, 有60%处于闲散状态;再次犯罪的青少年中, 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所占比例达到69%[2]。究其原因, 被过早的贴上“坏孩子”、“不良青少年”等标签, 融入不到社区生活中, 感受不到社会对他的接纳与认可等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 探讨标签行为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的影响, 从去除标签角度预防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从标签理论看贴标签行为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标签理论 (Labeling theory) 是一种社会工作理论, 从这个理论分析社区闲散青少年的犯罪, 可以认为:被贴“标签”的社区闲散青少年最初的行为不一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由于被贴上有问题或不良的“标签”使他的行为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 最终使其可能发生犯罪行为。因此, 预防犯罪的有力途径就是要对其通过一种重新定义或标定的过程来使那些原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社区闲散青少年恢复为“正常人”[3]。

从标签理论看, 贴标签行为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 会引起社区闲散青少年心理失衡。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据埃里克森的理论, 他 (她) 会面临同一性VS角色混乱的挑战, 急需得到周围人群对他的认同。当不被认同时, 会“以令人吃惊的力量抵抗社会环境……他宁做一个坏人, 或干脆死人般的活着, 也不愿做不伦不类的人, 他自由地选择这一切”。因此, 当社区闲散青少年被贴上他不能接受的标签时, 他 (她) 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认知和情感障碍, 出现心理健康失衡, 给未来的犯罪行为埋下伏笔。

第二, 会引起社区闲散青少年自我放弃。在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中, 当社区青少年被直接贴上“犯罪者”的标签时, 他们的自尊就会受到伤害, 甚至会造成性格上的扭曲变态而变得缺乏自律性, 无法修正自己的行为。北京工业大学法学博士、团中央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张荆曾说过, 社会对确实存在有一定问题的青少年贴上不良标签, 往往会刺激或促成了其恶性转化。因为被贴标签者这时出现了“逆反”心理, 认为自己修正行为的机会由于被定性而消逝。所以“破罐子破摔”成为他们证明自己无辜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标签强化了他心中的“恶”, 使他的行为不能被修正, 而越来越接近别人给定义的“标签”。

二、基于标签理论的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原因分析

(一) 家庭给社区闲散青少年贴上隐形标签

从标签理论看, 家庭给社区闲散青少年贴上隐形标签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之一。一个人从未成年期走向成年期, 对自我的认识常常是通过“镜子里的我”———他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的。而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对孩子的诸多评价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认知。尤其家长的“望女成凤”、“望儿成龙”心理, 会使个人的优缺点被无限放大。家长有意识的重复及言语中、行动上带出来的对社区闲散青少年某些正常行为的过激反应, 会使社区闲散青少年感到自己不被理解和接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养成教育又使他们对自身认识不足, 眼高手低, 久而久之, 这种隐形的标签会促使社区闲散青少年无所事事状态一直存在。

(二) 学校、社区对闲散青少年的不正常看待

从实际情况看, 造成社区的闲散青少年“不在学、无职业”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可能:学习不好或家庭困难, 无法升学, 就业存在一定困难;有一定学历和技能, 但或者沉迷于网络, 或者沉迷于“啃老”, 不愿找工作;有犯罪前科, 以前有过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但不管是基于何种原因造成的“闲散”状态, 他们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易显露害怕孤独而集群这一显著特征。他们的任何行为, 包括正常和不正常行为都可能会被质疑而不被认同。这将使青少年在情感上愈加空虚和缺乏安全感, 从而成为越轨行为的基础。

(三) 集群群体对闲散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闲散青少年集群群体的组成成员大多拥有同样的处境、价值观、爱好、社会地位等等。集群群体对闲散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个别不良行为习惯易形成“示范作用”。据社会学习理论, 社区闲散青少年会在其所在的集群环境中进行观察学习和模仿学习。特别是当闲散青少年被贴上标签, 感到被社会隔离, 成为社会适应困难者时, 一旦他们当中有人通过恶劣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不平———他就会被观察和模仿, 从而对其他社区闲散青少年有了明显的示范作用, 影响整个群体所有成员的社会认知和行为习惯。而且, 青少年的亚文化特征, 使他们具有明显的“反叛性”, 过分注重“江湖义气”。这给走上犯罪道路埋下伏笔。

(四) 社区闲散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淡漠

闲散青少年法律意识的淡漠受两方面因素影响:第一, 特殊的发展时期。青少年期是树立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阶段, 思维和认知都处于不断完善状态。他人的思维和话语常常影响并决定了青少年的思维定向。当他们偶然出现了偏差行为, 继而被贴上标签, 容易认定自己就是他人界定的越轨者。第二, 社会评价的因素。当前社会、学校、家庭等社会组织对青少年评价体系过分注重学习, 不注重品德和思想。这使他们只能接受少量法制教育, 法律知识匮乏, 法制观念和意识淡薄。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妨碍他人、伤害他人没有正确的认识。当被轻易的挑唆和误导, 出现激化行为, 最终产生反社会的越轨行为。

三、基于标签理论的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预防路径探索

(一) 家长通过正念训练来改善与社区闲散青少年的关系

正念训练, 是指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觉察现在和自己, 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及不做判断。对家长的正念训练目的是舒缓家长的压力、调节家长的情绪。当家长过分关注闲散青少年时, 青少年行为被概念化, 尤其通过与他人的对比、评价, 家长往往失去了对孩子行为改变的觉察, 失去了鼓励孩子、改变孩子的最佳时机。通过正念训练, 家长能够对孩子的各个敏感期予以觉察, 不以外界的评论、自己的恼怒来判断孩子的成长, 不去否定孩子, 使其在各方面出现积极学习、准备的人生态度。即青少年偶然出现初级行为偏差时, 给予其重视和关怀及正确的教育和指导, 引导其健康的成长发展。

(二) 学校和社区有条件地接纳社区闲散青少年

心理咨询师认为:对他人的厌恶常常是一种“投射”效应, 是由于自己曾经有过或者经历过这个缺点才对拥有这个缺点的人进行批评。学校和社区正因为熟知具备某种缺点的青少年在未来会很高比例的出现各种不良的可能性结果, 所以才自动自发地在闲散青少年出现种种问题行为之后所做出自动防御。从青少年角度分析, 这种防御会严重损害社区闲散青少年的情感, 给他们的一生都造成严重影响, 也给学校环境和社区环境带来不安定的隐患。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 学校和社区要有条件地接纳社区闲散青少年。有条件是指根据学校和社区实际人力、物力、财力等实际情况, 确定帮扶、辅导青少年的范围。学校和社区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尽可能多地在学习、思想道德、品格、就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方式给他们以辅导, 尽全力让他们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和高尚的思想品质, 成为拥有满满正能量的个体。

(三) 尊重青少年文化, 给予社区闲散青少年更多鼓励关爱

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使其兼具积极的和让社会烦恼、不安的特征。对于这种文化现象, 社会应予以尊重。首先, 对待他们的各种行为, 不能以成年人的标准和规则去定义, 而是要从多个角度聆听他们的声音。其次, 我们要认识到青少年期既是人生的“风暴期”, 也是“再生期”, 许多被贴各种标签的社区闲散青少年, 身上也有充满正向发展的力量———前提是要帮助他们度过自身的认同危机, 建立自我发展的信心。

另外, 社会应给予社区闲散青少年更多鼓励和关爱。基于标签理论, 当社区闲散青少年出现初级越轨行为并被贴标签时, 他们有两种反应:修正标签反应和顺应标签反应。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出现修正行为, 去证明社会对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不正确的, 或者产生逆反心理, 成为标签所定义的人物。所以, 社会应给予闲散青少年更多鼓励和关爱———他们会意识到社会是关心他们的, 没有抛弃他们, 他们将有极大可能性向修正标签行为的方向发展。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缺少情感关爱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恶劣影响。所以, 社会建立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的关爱机制, 提供各类社区闲散青少年需要的闲暇场所, 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以各种方式展现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的关爱和重视, 使他们充分融入和谐发展的社区环境当中。

(四) 对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全面的辅导, 加强法制观念建设

青少年时期, 需要加强全方面的辅导, 尤其是思想道德品格的辅导、心理及认知辅导、生涯发展辅导和生活及人际交往辅导等。通过对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全面辅导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

同样的, 也需要加强法制观念建设。首先, 家庭教育中应对其进行正确的是非观教育, 明白哪些事情是正确的, 哪些事情是错误的、必须禁止的。其次, 学校教育中, 面对他们在日常学习、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应对其灌输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培养其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 通过案例让他们明白如何保卫、捍卫自己的权利, 懂得保护自己。再次, 社会生活中, 社会团体或组织应加大对法律知识的宣传, 以各种幽默风趣的漫画作品或其他的适宜年轻人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如何遵守法律法规, 当发生被误导或者被诱导犯罪时, 应该进行怎样的自卫措施和正确解决方式。通过这些措施, 使社区闲散青少年懂得一些最基本的法律知识, 做任何事情时, 不盲从、不冲动, 做之前已经深思熟虑, 并已咨询老师、家长等的意见, 避免被轻易教唆和误导。

摘要：从标签理论来看, 贴标签行为对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研究通过标签理论分析造成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家庭给社区闲散青少年贴上隐形标签;学校和社会中的不正常看待;集群群体对闲散青少年的负面影响;社区闲散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淡薄等。针对这些原因, 对预防社区闲散青少年犯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标签理论,标签,闲散青少年,青少年犯罪,去标签

参考文献

[1]杨晓菡.论闲散青少年的现状、成因及社会工作介入——以辽宁省鞍山市为例[J].法制与社会, 2015, 2 (04) :171-172.

[2]青少年犯罪时多处闲散状态专家吁完善社会保障[N].法制日报, 2013-10-02.

社区犯罪 篇9

一、社区矫正工作各环节职务犯罪的表现

(一) 社会调查评估环节

从调查评估结果对案件裁判的影响来看, 假释和保外就医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对案件结果有着直接影响, 是循私舞弊与贿赂犯罪发生的高危区域。通常表现为可能被裁定假释或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家属、亲友, 向具有调查评估权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行贿, 或通过亲友关系向执法人员施加影响, 使其循私做出有利于裁定假释和决定保外就医的评估结论。

(二) 日常执法环节

社区矫正日常执法环节繁多, 职务犯罪表现形式以玩忽职守罪为主, 多见漏管、脱管。此外, 日常执法环节的玩忽职守行为还包括:社区矫正工作记录造假, 导致教育、社区服务等监管措施形同虚设, 影响教育监管质量等。

(三) 司法奖惩环节

许多经济犯罪类的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刑罚过程中仍从事商业活动, 但其罪犯身份令其限制较多, 故而他们急于通过减刑尽早结束考验期。

二、相对于一般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 易发性

社区矫正执法活动绝大部分发生于社区乡里, 执法人员也大多出自本乡本土, 与当地生活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与社区矫正人员之间存在亲友关系。执法人员利用职权适当“照顾”亲友、同乡、同窗等关系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二) 隐蔽性

与监禁刑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警察职务犯罪不同, 非监禁刑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更具隐蔽性, 非监禁刑罪犯刑期或考验期一般较短 (五年以下至一个月) , 职务犯罪过程周期也相应较短, 查处较为困难。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犯罪还经常用亲友邻里关系进行掩护, 令纪检监察措施难以查实。

(三) 社会危害性易被忽视

鉴于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生活, 表面上与普通公民并无二致, 相当部分的社区矫正人员在刑意识淡薄, 而矫正工作者的刑罚执行意识也普遍缺失, 有些人甚至触犯刑律而不自知。

(四) 犯罪主体的复杂性。

三、产生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制度成因

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产生, 不应简单归结为执法人员个人的道德因素, 许多个人意志以外的制度原因对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产生施加了重要影响。

(一)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机构职能设置不明

司法所作为接受条块双重领导下的司法行政机关派出机构, 一方面, 需要承担人民调解等多项职能, 而社区矫正仅是诸多职能之一;另一方面, 司法所还必须执行镇、街道一级政府交办的各类事务, 如维稳等, 成为尴尬的“两面人”。

(二) 执法人员身份意识模糊

社区矫正职能的赋予, 使得司法行政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 从原先的“保障服务者”转变为到“刑罚执行者”。很难想象, 一名基层司法行政干部上午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调处民事纠纷, 下午便要转为严肃的社区矫正执法官员, 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硬币两面, 更多的带来身份意识的错乱。

(三) 法律监督机制尚不成熟

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业务职能庞杂, 许多业务内容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并且各业务条线之间分属完全不同的法律门类, 实践中从事纪检监督的人员很难面面俱知, 其监督行为往往显得“不内行”。

四、预防社区矫正职务犯罪的路径

对社区矫正职务犯罪加以预防, 除了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者职业素养和操守外, 主要应从解决制度缺陷这一困局入手。

(一) 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明确其职能定位。

设立社区矫正管理局, 领导本区域内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提升矫正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专业优势, 解决长期以来机构职能设置不明的弊端。有助于社区矫正机构和执法人员集中精力, 尽职尽责地完成法律赋予的工作。同时建立“社区矫正官”职业体系, 应当参照国外社区矫正官制度,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官职业体系, 对现有的队伍进行重新洗牌和大换血, 防止出现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代行职权。

(二) 改变社区矫正以行政区域管理的格局, 采用跨行政区划的“司法管辖区”模式。

将毗邻的多个镇、街道合并为“司法管辖区”, 在管辖区内设立社区矫正管理所 (站) , 将原有的司法所矫正工作职能剥离, 由社区矫正管理所 (站) 行使。

(三) 建立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行刑回避与异地委任。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应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实行“行刑回避”制度, 同时还需要异地委任制度加以辅助完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不得在自己经常居住的市、县担任社区矫正执法工作, 应安排其到相邻的市、县任职。异地委任将大大提升行刑回避的可操作性, 促进社区矫正执法的公正性。

(四) 建立重大事项集体评议制。

社区犯罪 篇10

关键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会化,社区治理

近年来,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我国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对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同时, 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品德等方面尚未发育成熟, 对违法犯罪行为缺乏免疫力, 主观上也缺乏对于各种价值观、世界观的辨别能力, 如果在不良环境中成长, 很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 低龄化势头最为明显

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是15-17岁的青少年, 但目前已不乏11岁、12岁的低龄未成年犯。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 儿童的心理早熟现象广泛存在, 其不好的一面反映在青少年刻意模仿成年人的不良习性, 做出一些损害公共利益、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

(二) 社会危害性极大

犯罪类型多样化, 所犯罪行严重, 暴力性犯罪占很大比例。未成年人犯罪经常表现为抢劫、盗窃、聚众斗殴甚至是故意杀人。因为他们年龄偏轻, 模仿性较强, 犯罪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往往不顾一切, 不计后果。

(三) 再犯比例高

我国在控制、改造未成年犯罪者上面还有着很大的漏洞, 没能从根本上教育改造未成年犯, 培养其重返正常生活的生存技能和心理素质, 导致他们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四) 接受能力强

未成年罪犯的学习接受能力很强, 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工具进行犯罪, 例如通讯工具方面使用手机、对讲机, 交通工具方面使用摩托车、小轿车等, 并且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利用网络技术犯罪, 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屡有发生。

(五) 易形成团伙规模

未成年罪犯经常模仿武侠小说、武打影片中拉帮结派的形式, 纠集数人共同作案, 而团伙成员大多具备相似的社区背景、学校背景。未成年犯罪团伙中往往混杂着一些成年犯罪者, 他们年龄较大, 社会经验丰富, 在团伙中起到了教唆带头的作用, 加大了未成年犯罪团伙的危害性。

总体来看, 未成年人较之成年人的特殊性表现在其生理、心理不成熟, 对社会和自我认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武断性、情绪性等。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易做出非理智的行为。因此, 未成年人犯罪和成人犯罪虽然在客观行为和后果上很相似, 但往往有本质区别:1.未成年人缺乏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或只具有不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2.行为举止大多表现为游戏或者争斗, 没有明确地反社会倾向和主观恶意;3.犯罪原因主要在外部, 其行为的主要成因来源于外部不健康信息的影响和不良思想的诱惑。 (1)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

(一) 个人因素

未成年人缺乏保持持久的心理健康状态的能力。未成年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 是非观念不分, 义气思想严重。同时, 贪婪心理、攀比心理、逆反心理、好奇心理、盲从心理、报复心理等不健康心理导致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继而诱发违法行为, 这些都是产生犯罪的重要原因。

(二) 家庭因素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教育来看, 有的父母对子女过分溺爱, 放任自流;有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过高一旦不顺就恶语相伤, 棍棒相加, 根本不考虑子女的自尊心, 使其产生逆反心理;有的家庭中, 父母一方死亡或父母离异、再婚、重新组成家庭, 家庭的变动对子女的心灵是个极大的打击, 同时在思想上得不到教育, 在生活上得不到照顾, 使未成年人心灵受到创伤, 这样长久下去, 很容易产生极端和自卑的心理;有的未成年人的父母自身素质差、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追求享受, 子女耳濡目染很容易养成对其健康成长不利的各种恶习。上述各种情景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产生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三) 社会因素

1.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 未成年人面对的是一种很具竞争性的成长环境

升学、奖励和各种社会锻炼的机会, 都要求着未成年人去拼搏、去坚持。然而成功的往往都只是小部分人, 很多未成年人因为机会、家庭状况、区域等原因所限只能另取他途。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往往会导致未成年人放弃自我奋斗, 只是一味地相信命运、崇拜暴力、期待偶然等, 并通过违法行为加以发泄。

2. 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基础是基本健全的, 社会也在有意识地保护着未成年人, 但环境仍然是复杂的

社会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例如收入分配不均、流动人口过多且难以管理等问题, 这都给公民日常生活中不健康心理的滋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未成年人免疫力较弱, 更容易成为这种不良状态的牺牲品。同时社会上那个高消费意识盲目膨胀, 追求物质金钱的欲望及腐朽思想之风地蔓延, 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品质和行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些都使得未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可能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三、我国现行的法律控制体系

我国的刑事法律政策, 对未成年人犯罪体现的是特殊保护原则, 采用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审判方式, 轻微犯罪行为不科以刑罚, 对已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从轻、减轻的处罚原则, 主要的法律文件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几年来, 未成年人犯罪率有逐渐攀升之势, 这说明了在经济、社会都有了极大变化的时候, 法律及其实践工作都必须加快更新的步伐, 以适应全新的节奏, 否则就会出现控制体系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现行的控制体系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也是亟待完善的。

(一) 未成年人法律意识薄弱

这是当前最为关键的, 绝大多数的在校未成年人都认为犯罪现象离自己很遥远, 对待身边的违法行为缺乏正确的认识, 做出违法行为或受到侵害时没有意识到法律的约束或保护作用。而部分非在校的未成年人过早的进入社会, 由于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未能拥有一技之长, 同时加上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 不能明辨是非, 游离于社会控制之外, 极易受到成年犯罪分子的怂恿, 是违法犯罪的高危群体。

(二) 司法管辖门槛高

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带来了公民身体成长速度的提升, 未成年人相对过去在生理上愈发“早熟”。在我们国家, 刑法规定犯罪人必须年满16周岁才负刑事责任, 而年满14周岁的也只有触犯法定的八种犯罪行为才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有了很大的空缺:不满14岁的或已满14岁不满16岁少年的不良行为不属于司法管辖范围, 司法管辖门槛过高。这样的后果是, 大量危害社会的行为被排除在犯罪之外, 从而排除在司法管辖领域之外, 造成很多青少年违法后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2)

四、完善社区治理体系

社会化是指个人通过在社会实践中学习获得符合特定社会要求的知识、技能、习惯、价值观、态度、理想和行为模式, 成为具有独特人格的社会成员并履行其社会职责。 (3) 社会化是每个公民与周围环境持续一生的互动过程, 发生于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情景之中。然而, 由于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不成熟, 对不良社会影响缺乏免疫力, 如果生活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 容易产生无组织、无纪律、蔑视法律, 以自我为中心, 我行我素等心理特征。如何能够避免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攀升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完善社会与法律相结合的控制体系, 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 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 防治犯罪行为对同一居住地域中居民的互动有着一定的正向促动作用。无论是对犯罪的预防还是对犯罪的惩罚, 均能消除邻里间的冷漠和隔离现象, 增加邻里的互动次数。 (4) 而邻里互动次数的增加, 又能进一步抑制犯罪。因此, 政府应当重视良好社区环境的构建, 降低犯罪行为发生的空间。

目前我国社区管理的难点在于人员流动性高, 地方差距较大, 原有的单位制的管理体系打破后未能形成有效的生活管理基层。政府应当吸收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积极参与到社区管理中去, 提高基层社区、居委会的管理权限, 为其提供政策、财政支援。通过优秀典型社区的试点管理带动社会范围内社区环境的改良, 毕竟对于良好生活环境的追求是所有公民的基本需求。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最终还是要归结于成年人的社会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土壤, 而良好的社区氛围正是预防各种犯罪行为的基础。

(二) 通过社区矫正完善未成年罪犯控制体系

社区矫正 (Community correction) 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手段, 整合政法部门、社区等各方力量, 着力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 (所) 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的手段和方法。针对未成年罪犯, 社区矫正不失为一种较为缓和并且有效的改造方式 (5) , 便于培养他们形成有利于社会的行为习惯和价值标准。但是这种方式是建立在具备较为完善的社区功能基础之上的, 如果矫正行为的组织缺乏规范性, 易造成社区矫正的惩罚力度偏低, 久而久之, 社会大众会感到法律有失公允。

长远来看, 社区矫正应当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社会主导, 以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工作为工作主体, 通过政府提供财政保障和执法指导, 整个社会多元力量参与, 从法律、心理、生活、技能和就业等方面为未成年犯罪者提供帮助。未成年人可塑性很强, 通过再次社会化的引导, 有利于帮助其回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三) 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规范是任何一种管理模式的基石。社区治理能否为居民所接受、社区矫正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社区治理的规范标准等问题都需要国家正式的法律法规来规定。社区治理起到多大的作用也取决于其在法律上的效力有多重。政府应当充分下放权力, 给予社会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空间, 通过法律的规范、政策与财政的扶持来把握社区发展的导向。

五、小结

本文认为, 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说明了未成年人在其社会化的道路中误入了歧途, 未能正确的看待社会上的各种观点、行为, 再加上犯罪分子的教唆, 成为了危害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未成年人具备着良好的可塑性, 社区是其成长中的主要环境, 应当充分利用社区治理的作用, 潜移默化中改良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 给予他们更多的生存、学习的机会和空间, 才是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1]谭立光.增强防范意识, 远离违法犯罪[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12) , 第89页.

[2]王瑾.试论科学发展观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创设[J].践行科学发展观, 2009, (1) , 第29-30页.

[3]胡俊文.法社会学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治初探[J].法制园地, 第49-52页.

[4]王状.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适用研究及对策[J].辽宁法治研究, 2009, (12) , 第3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