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社会组织

经济类社会组织（共12篇）

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1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民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 在广大农村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官办的、民办的、半官半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NGO) , 这一组织的出现为农村精英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原政治精英之外, 大量经济精英破土而出。这些经济精英主要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 如改革后崛起的个体大户、私营企业老板、种养能手、乡镇企业家、商业经济能人等。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对组织自身的研究上, 对于那些创立组织, 并在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农村经济精英的关注却未能纳入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视野。事实上, 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成员, 通常也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者或领导者。他们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来自个人的社会资本, 主要是其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和社会关系网。与普通成员相比, 他们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 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有着突出的影响力,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获取

农村经济精英是客观地存在于农村社会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这些人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 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该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资本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即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信任等内容。

总体上说, 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圈子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圈子系统中, 包括血缘圈子、姻缘圈子、学缘 (战友) 圈子。虽然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但各自地位却有不同, 精英与能人往往出在网络的核心地位, 不仅信誉、人缘好, 而且调动网络的能量大, 而且与外界的网络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联系。这种能量一旦被某个人物吸收或继承下来, 就必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

二是财富支撑的信任和威望。在农村社会, 一个人是否有号召力、影响力, 能否成为圈子的核心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率先富裕起来。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 其能力、信任度、威望等等也随之树立起来。

三是由技能而产生的信任和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农村经济精英, 除了有社会网络关系和财富外, 其本身必然拥有一项或几项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人纷纷走出村庄, 到城市打工,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能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 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 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技能, 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实力。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在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的成功, 都有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 影响着这些精英们的行为。并且, 通过组建农村经济组织, 使自身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为他们走向核心精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村经济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可以为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带来一系列的利益。

首先, 它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精英分子能够发展到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们有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使得他能够获得足以保障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本。换言之, 精英分子的经济资本的获得, 取决于他的社会资本的雄厚。这也恰恰是一般人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 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精英分子的成功, 是其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的充分的、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来的。而这些信息和技术的获得, 又归功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量。

再次, 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保障购销渠道畅通无阻的关键, 就是营销网络。营销网络是由人组成的, 是无数个个体构筑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 是可供人们可持续利用的具有存在和理性的丰富的资源。

在社会资本为农村经济精英提供了诸如资金、信息和技术、营销网络等发展条件, 为今后壮大经济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 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 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 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反过来, 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增值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完全靠个人的才华, 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精英, 多年的打拼使他们深深感到, 在市场和政府权威失灵的背景下, 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必须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 一些精英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 总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抵御市场风险, 谋求更大经济效益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开展专业化合作, 可以使单个农民获得协作的生产力, 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 从而使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 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 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条件。

(二) 谋取政治权益, 寻求政治保护

新崛起的经济精英阶层, 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 因而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为将来走向政治精英积累足够的资本。

(三) 奉献农村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出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关心而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的支持, 支配集中起来的资金, 带领农民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 为造福家乡人民做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通过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部分经济精英分子利用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本、威望以及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核心地位, 为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之所以要在致富后, 承担起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任,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他们在当地不仅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 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又扮演着农民利益的保护神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经济精英大都属于农村社会中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的现代农民, 加之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力, 对诸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涉及民众利益的活动有强烈的要求, 更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于是, 很容易将本人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游说、拉拢等途径来干扰和“引导”群体的认同, 而形成群体意愿和选择, 又能将农民无力表达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使之得以顺利地进入到决策层, 使农村经济精英既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又是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 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

当前, 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 很多农村公益事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很难落实到行动上。但, 正是个别村中存在着精英分子, 才能通过雄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金和各种途径弥补政府在公益事业职能上的缺位, 改变本村的面貌, 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有着较好地群众基础, 又富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 自然也就成了农民心目中的核心。由此就使得这些精英的意见能够左右和影响村民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也才能够顺利地将农民的朴素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农民以影响。

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将农民组织起来, 又通过为村民办公益事业、维护农民利益、做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的核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对于经济精英来说, 最终他们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一种是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 对农村两委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 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那些“意见领袖”选举上来,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和协会的财力优势、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的信任、支持、威望, 开始向体制内的权力机构发起挑战。同时在村内公益事业、执行政策或命令的行为选择、土地的承包租赁和征占等方面, 起到了体制外监督的作用, 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也逐渐地获得了更多村民的拥护和信任, 自然会在民主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新的民选政治精英。

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良势力的代表。一些无法成为政治精英的经济精英, 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经济支配权而逐渐扩大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诱惑来腐蚀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并逐渐拥有实际的管理权, 使村级组织成为其影子政权;还有的利用人多势众, 用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 来胁迫村级干部, 使一些村级干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 放弃了原则和权利, 而成为这些不良势力的幕后帮凶。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不良势力倾向的农村经济精英, 通过收买、贿赂、恐吓威胁等手段, 把自己的心腹或手下安插到乡村政权当中, 通过对他们的控制间接地控制乡村政权, 为自己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非必然。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美) 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 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冷明权, 张智勇.经济社团的理论与案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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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长山.社会资本、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J].环球法律评论, 2004秋季号.

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2

对照检查问题

1、有没有入党动机不纯的问题

2、有没有理想信念不坚定，搞封建迷信活动、信教或参与邪教组织的问题

3、有没有不履行党员义务，不参加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党内政治生活问题

4、有没有不及时主动缴纳党费,组织纪律松弛问题

5、有没有在发展党员中不公正公道、不讲原则送人情、捞好处的问题

6、有没有对不良现象不批评不抵制，发牢骚、乱议论的问题

7、有没有组织纪律观念不强，自律意识淡薄，一切向钱看，只考虑关注自身经济利益，不关心企业发展问题

8、有没有责任心不强，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9、有没有党员意识淡薄，不愿主动亮明党员身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问题

10、有没有为社会奉献精神不强、不愿为员工服务的问题

11、有没有组织、策划或支持、参与集体上访的问题

12、有没有作风漂浮，工作不专心、在位不在岗，不干实事、无所作为的问题

13、有没有不会做员工工作，承诺的事不兑现，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员工诉求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14、有没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严重，对组织安排的工作不重视、不理睬，或者推诿推脱、讨价还价问题。

15、有没有信谣传谣，传播散布不利于团结、损害抹黑党的形象的虚假消息问题

16、有没有对员工反映的问题回应不及时不主动，甚至不管不问，推诿推脱问题

17、有没有老好人主义，对歪风邪气不敢抓、不敢管，听之任之问题。

18、有没有对集体利益不关心，过多的考虑个人利益问题

19、有没有道德品质低下，生活作风不正派，或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问题

组织社会　动员社会　引导社会 篇3

在灾难性事件报道过程中，新闻媒体担负着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导社会的作用。地方新闻媒体要从容应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必须要有敏锐的新闻感觉，敢于创新的勇气和快速的反应机制。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开封日报》面对黄河开封兰考段抢险救灾的报道，就是地方媒体应对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成功尝试。

２００３年秋季，阴雨连绵，黄河中下游连降大到暴雨。由于“华西秋雨”影响，黄河中下游遭遇百年少见的严重秋汛。渭河流域连连告急，洪水泛滥，冲堤决坝。伊洛河、沁河水位暴涨，黄河水位、流量居高不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水量最大的秋汛在黄河中下游形成，再加上黄河小浪底水库泄洪的影响，黄河兰考段蔡集控导工程坝前水位陡涨，接连发生重大险情。９月１８日、２０日，兰考县谷营乡蔡集村护滩堤两次决口达２００米。９月２６日，洪水将与３５号坝相连的１８号护滩堤冲开５００多米宽的决口，最大水深１７米，平均水深１０米左右，决口处洪水流量最高达１０８０立方米／秒，直冲蔡集控导工程３５、３４、３３号坝。蔡集护滩堤决口后，造成二级悬河斜流，使兰考县１６个行政村、１．８万人被洪水围困，还造成山东东明２４７平方公里的黄河滩区全部被淹，１３５个村庄、９．６８万人被水围困。如果３５号坝被冲垮，黄河主河道势必改道南移，河南、山东１５万群众世代居住的村庄、家园将长期淹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谣将再次成为严酷的现实。

险情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分别对抢险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在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驻豫部队和武警官兵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封堵决口成功，截断了流向河南、山东滩区的洪水，解除了对大堤和滩区村庄的威胁，夺取了黄河兰考段抢险救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灾情一发生，《开封日报》就启动了快速反应机制，报社副总编辑亲自带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在抢险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统一指挥下，报道组的７名同志不畏疲劳，连续作战，每个人都经受住了任务繁重和身体极度疲劳、困乏的考验，每天向报社发回２０多篇（幅）文字、图片，集中展示了省、市、县领导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广大干部群众昼夜奋战、顽强拼搏，参战部队指战员全力以赴、奋勇争先，河务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广大公安、交通、卫生系统干部职工不畏艰险、尽职尽责、团结战斗的波澜壮阔的黄河抢险画卷，充分发挥了主流媒体的舆论优势，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信心、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受到了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阅评组的肯定。

据不完全统计，在４０多天的抢险救灾中，报道组记者采写各类新闻稿件８００余篇、图片１５０余幅。抢险救灾取得胜利后，本报刊发了长篇通讯《大河滔滔唱英雄》，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弘扬“以民为本、团结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黄河抢险精神的热潮，坚定了全市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战胜困难和风险、迎接新挑战、夺取新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从黄河抢险的成功报道中，我们感到地方新闻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是大有作为的。

第一，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发挥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引导社会的功用，着力点是争取主动，快速反应，冷静处之，及时有效引导，这是我们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一个关键环节。在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灾难性事件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取决于引导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才能使正确的信息抢先占领各种媒体和传播渠道，使正确的舆论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才能使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当中，使社会舆论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事件的妥善处理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黄河兰考段险情、灾情发生后，开封日报社领导高度关注，立即对新闻报道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制订了科学的报道预案，组织了得力的报道队伍，使各类报道在第一时间内同读者见面，让读者及时了解抢险救灾前线的一举一动。在报道中，我们及时准确、重点客观地报道灾情，同时，唱响抗灾、救灾的主旋律，使人们看到党和政府率领人民团结拼搏、战胜灾难的坚强决心，也使人们了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团结、大协作精神，从而使人们在灾难中看到希望，受到鼓舞，增强信心。在舆论的引导下，全社会都在关注抢险救灾前线的进展情况，全社会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对抢险救灾给予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紧急时，指挥部紧急征用了大量人力、物资、车辆，确保了抢险救灾所需，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

第二，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于灾难性事件，我们过去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灾害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灾害事件中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也往往因为没有人敢“拍板”而得不到及时的报道。某些媒体面对灾难性事件保持沉默的理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灾难性事件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心理上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对各种信息十分敏感，对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相对降低，流言谣言也会相对增多。为了保证社会知情，实施社会指挥，提供社会向导，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及时、大量地发布真实信息，说明事实真相。对灾难性事件的透明公开，目前已成为形势的客观必然和公众的基本要求。

黄河兰考段的险情、灾情发生后，《开封日报》主动应对，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自觉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通过认真研究，我们在一版开辟了《抢险救灾先锋谱》、《来自抢险救灾一线的报道》等栏目，集中刊发抢险救灾前线的事态进展情况和党政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拼搏的英雄事迹，文字和图片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抢险救灾处于紧要关头时，《开封日报》每天拿出一到两个版面进行报道，形成宣传强势和视觉冲击力，把这场波澜壮阔的画卷展现给广大读者，产生了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新闻观念，体察民情、关注民生。黄河兰考段的险情、灾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提出“群众利益高于天，干部责任重于山”，把群众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并要求全体参战人员以民为本，团结拼搏，不畏艰险，敢于胜利。以人为本，应体现在对受灾群众的倾情关注上。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党和政府及全社会对受灾群众的温暖关怀，这是媒体的责任。在灾难性事件中，受灾群众虽然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大量的救助和关怀，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毕竟是困难的。媒体必须真实而真诚地反映这种状态，以唤起社会各界更多的关爱和救助。《开封日报》不但及时反映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灾民进行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大力救助的情况。同时派出记者深入到灾民安置点，如实反映灾民衣、食、住、医、学等方面的状况。报社副总编辑刘会敏深入到灾民帐篷中，实地采访灾民的吃住及孩子们学习的情况，写出了《这道坎我们一定能够过去》的现场报道。《汴梁晚报》及时发出“秋风呼啸，气温骤降，灾民急需御寒衣物”的呼吁，这些报道凸显了以人为本，体现了人文关怀，突出了灾难性报道的贴近性，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第四，地方媒体在应对灾难性事件时，要准确把握舆论引导的度，完善报社的采编协调机制、新闻策划机制和送审把关机制，正确处理好新闻、旧闻和不闻的关系。哪些要报，哪些不能公开报道，哪些要及时报，哪些不能抢报而要稳妥处理，都要按照规定精心把握。

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度就是要把握好新闻信息的密度、政府公开声音的强度、对难点关注的热度。新闻调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报道热度和密度的宏观调节；二是新闻媒体根据党和政府的新闻管理部门发出的价值信号，凭借平时积累的经验进行自我调节。新闻单位的自我调节是第一位的，它对报道的效果起着最直接的作用。这些调节包括随着灾难性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动态调节、根据灾难性事件的阶段性规律适时调节，把握和调节舆论引导的正面度和反向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分析 篇4

现如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危害已不限于影响社会治安, 更严重的是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动摇市场公平交易的根基, 伴随政治层面腐败, 阻碍社会发展, 并带来消极的引导作用, 影响社会安定。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性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 数十年的讨论仍未有一个准确定义, 笔者认为如何定义黑社会并不是问题关键, 因为定义这样一个复杂的词汇稍有偏颇那么所带来的后果不是让大众人心惶惶便是让有关部门麻痹大意, 只有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才有利于当前的预防打击工作。

因为绝大多数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在其行动中攫取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 让人不免将其与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公司企业这些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 本文就先从其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经济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运作过程当中, 无论是维持自身组织还是为最终获取大量财富考虑, 始终将谋取经济利益作为基本目的, 从这一点来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其实正是一种经济组织。首先, 黑社会性质组织日常的经营管理需要资金支持;其次,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犯罪活动需要工具、交通以及其他方面的投入, 除此之外, 内部成员的日常享乐挥霍和维持自身稳定都需要支出。

从2011年颁布的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将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立法解释“搬进”刑法条款中来看, 这一规定也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而其中第二个特征的表述“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也充分表明了全国人大也在侧面认可了黑社会性质组织正是经济组织中的一种类型。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经济组织的不同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人心目中的经济组织差别甚为明显, 这源于其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的两个重要特征:

1. 非法获取利益。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满足于合法经营来的经济利益, 而是一心追求超额利润, 快速暴富, 这往往带有明显的越界性, 不能为法律和社会大众所容忍。

2. 以暴力为支撑。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获利手段往往会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成立初期, 他们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可能会采取传统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而在后期, 为了抢夺其经营行业的绝对优势地位来获取经济利益, 从而欺压合法的普通竞争者和驱逐别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都有暴力的体现, 暴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攫取巨额利益的最为重要的支撑手段, 也是最简单的捷径。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谋利方式及其目的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运作类型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运作类型通常都较为容易辨别, 笔者总结在实际中较为多见的模式有两种:

1. 企业型。

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谋取利益, 较为常见的手法便是自行组建公司或者是蚕食鲸吞别的企业, 在企业的外壳下从事非法产业和违法犯罪的勾当, 这种模式非常多见, 例如四川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 从开始的广汉平原实业有限公司, 再到后来赫赫有名的汉龙集团, 刘氏兄弟借着企业的名义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方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与此同时也在黑道走得越来越远, 被捕时刘汉身价更是达到了400亿人民币。

2. 家族型。

以家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样也有不少, 例如江西祝氏家族黑社会性质组织, 兄弟五人分工各异, 老二祝海全更是以自己乡党委书记的身份为家族成员充当“保护伞”, 在其保护和纵容下, 祝氏家族欺行霸市, 强迫交易, 设赌抽红, 放取高利贷, 还设立了“金矿保安部”, 购置大量猎枪和弹药, 表面上是保护矿山, 实质上成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工具。1最终甚至敢公然持枪抗衡公安机关。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运作手段

综观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例, 大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运作手段都有共同之处, 都是由原始的财产积累再到垄断市场, 而后掩人耳目, 逐渐漂白的过程, 发展程度可能相异, 但其最后大都殊途同归。

1. 以暴力为手段从事经济活动:

(1) 采取最为传统的暴力刑事取财犯罪如抢劫、敲诈勒索, 绑架等犯罪手段, 摧残受害者的肉体精神, 制造社会恐怖, 震慑普通民众, 使其不敢发声反抗。 (2) 以暴力手段欺行霸市。在欠发达地区经常可见一些强行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他们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 对普通商户进行勒索敲诈, 欺凌百姓。

2. 经营非法行业, 获取超额利润积累大量资本。

唯利是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是抓住社会上涌现的大量畸形需求, 大肆经营卖淫、赌博、毒品、发放高利贷等等地下非法产业, 甚至包括“帮助”他人摆平事情比如代为追索债务等方式, 从中谋取到了从事合法经营不可能获得的大量利益, 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强有力的补充。

3. 从事垄断经营, 攫取大量财富。

黑社会性质组织自行经营的产业不论是否合法, 必定会存在竞争者, 而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 便会利用暴力或者威胁恐吓的方法手段或强行兼并, 或驱逐其他竞争者。刘涌当年为获得垄断利润, 自封为“黄山”和“云雾山”香烟沈阳总代理, 对所谓“擅自”经营者一律暴力清除, 2打死打伤业主还砸烂档口。

4. 形成庞大的经济实力。

虽然黑社会性质组织从表面看上去偃旗息鼓下来, 但其实他们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未减少, 反而更加丰厚固定, 这源于此前他们凭借暴力和垄断所完成的资本积累, 强势的市场支配地位也成为他们稳定的收入来源, 黑社会性质组织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这也标志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的形成。

(三)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谋利目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对利润金钱的争夺这一特征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表现的更为明显, 为了获取暴利,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常胡作非为, 无恶不作, 同时其作为一种经济组织, 必然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来维持和发展自身实力。

1. 维持组织基本运转。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日常活动和运转, 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 因此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很难一直维持下去, 谋取利益既是他们的根本目标, 也是他们的生存前提。

2. 加速组织规模发展壮大。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来说, 无论是自身规模壮大还是处理外部关系方面, 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是好事。首先, 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帮助黑社会性质组织招兵买马, 形成较大规模, 为今后的行动与发展提供保证;其次, 不管是进行对外投资, 还是极端情况下与其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产生的火并, 强大的经济实力都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权。

3. 实施政治渗透, 以黑涉政, 以政护黑。

在政府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击力度的时期, 黑社会性质组织总会想方设法为当权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送上“蝇头小利”, 以保自己“一生平安”, 这样积少成多, 最终花费大量的金钱。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拥有自己的“保护伞”。

(1) 贿赂官员公安, 减少行动阻力。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向官员以及公安干警献上重金, 让他们对自己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是大开方便之门。在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中, 有数十名干部卷入, 这其中包括政府市长、公安局长甚至银行行长, 在接受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巨额贿赂后, 他们或纵容包庇该组织, 妨碍公安机关的依法查处, 或为该组织办理非法手续, 帮助其诈骗银行的巨额贷款。

(2) 拉拢混入相关司法部门, 为其活动提供便利。便利。贿赂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仅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保命”的手段, 而有些经济实力强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可以将国家公务人员拉入组织当中, 使其成为其中一员, 比如辽宁盘锦刘晓军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有警察参与其中, 凭职务之便为他们提供枪支弹药。还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甚至通过贿赂当上警察, 在公安系统中混迹, 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应”。

4. 刺激实施新的违法犯罪活动。

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取得, 代表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前期的“良苦经营”收到成效, 因为他们顺利地逃避了政府的打击, 也代表着组织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这在心理上给予了组织内部成员鼓舞, 也激发了他们实施更多更严重的违法犯罪的意愿, 并且在客观上也为他们实施进一步的违法犯罪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四川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例, 刚开始刘汉刘维仅仅是垄断了当地赌博游戏机、高利贷市场, 然后逐渐控制了广汉及周边地区的砂石建材行业, 而后暴力解决房地产拆迁问题, 违规并购, 将触角伸向矿产、电力行业, 最终甚至还能够操纵股市。总体来看, 纵使在2000年以后, 刘汉团伙暴力犯罪案件大幅减少, 但其社会危害广度却越来越大。正是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步步经营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资本, 他的气焰才越来越嚣张。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漂白”时的经济特征

树大招风, 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以及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开始掩饰自己, 他们深知, 太过明目张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 于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慎用帮助他们“发家”的暴力违法犯罪手段, 而进入到这个“漂白阶段”, 这也标志着组织发展达到成熟。

(一) “黑老大”大肆政治投资, 谋求政治生命

政治投资显然是黑老大包装自己、迷惑大众的主要途径和绝佳方法, 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 逃避打击, 另一方面还可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编织更广泛复杂的关系网, 便于自己更好地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 谋取更多的利益。刘涌当年正是通过精心运作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刘汉本人更是连续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3他也从之前的“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进化到了“以黑涉政, 以政护黑”的程度。

(二) 黑钱洗白, 披上合法外衣

“厚而无形, 黑而无色”是人们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形态的形象描述。4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成熟以后, 其手里的资本也需要得到妥善处理, 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 以逃避政府打击, 而且还可以为其继续为非作恶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向合法经济领域的渗透主要有下列三种途径:

1. 投资白道生意, 合法参股公司。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会采取投资或者参股的方式, 合法进入各个经济部门或者工商企业, 方法是用大量的非法积累起来的资本廉价购入濒临破产倒闭的公司企业, 成为股东, 进入管理层, 按照自己的私欲经营企业, 从中赚取利润, 并且掩护暗中的非法经营活动;或者从中作梗, 使公司经营陷入困境, 迫使企业满足其所要求的利益, 形成一种敲诈;而对于经营良好的优质企业, 则会想方设法抽取利润, 而后再不断追加投资, 一步步控制领导层, 进而其便可以对其施加影响以获取更多利益。5

2. 进军金融业, 加快资本流通。

黑社会性质组织将犯罪收益投入到广泛的流通领域当中, 包括腐败的社会经济过程, 目的即为增加非法资本积累, 加大流通量, 将黑钱洗白。插手金融、证券业, 从事金融活动和证券买卖, 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黑钱洗白的主要途径和渠道。涉足到金融证券领域, 使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彻底转型, 不但把从事不法犯罪活动所获取的“黑色收入”转移、洗白、合法化, 而且可以不断将其投入流通, 通过发放贷款和交易金融证券赚取丰厚的利润收益, 再一次壮大自己的整个犯罪资本实力, 最终形成完整而自成严密体系的庞大金融财团。6

3. 承揽重大项目, 谋取深厚利益。

大型、重要工程项目, 因所涉收益合法稳定并且丰厚, 历来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极力想要抢夺到手的优质买卖。而凭借着其之前积攒起来的雄厚资本, 加上其苦心编制经营多年的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在招标中暗箱操作, 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 轻易就能拿到项目工程, 如愿以偿的谋取到大量的丰厚利益。刘汉黑社会性质组织曾经就通过各种手段拿下绵阳迎宾大道、绵阳机场、汉龙大桥等大型项目的建设合同, 而后还能够与政府合作开发四姑娘山、九鼎山、王朗白马等旅游风景区, 从其中赚取了不菲的收益。

四、结语

从性质上面来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其以赚取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 也靠强大的经济基础来维持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当组织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 其一方面大肆用金钱拉拢官员公安来当自己的“保护伞”, 继续经营不法产业获利,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向合法经济领域靠拢, 掩人耳目的同时继续赚取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 最终完成自己的彻底转型。当前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趋向于用从事合法经营来掩人耳目, 同样谋得巨额利益, 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必经阶段, 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觑, 预防打击仍应立足国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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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孔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J].法制与社会, 2008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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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趋势[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0 (4) .

[9]吴永和.诚论黑社会经济[J].公安研究, 2001 (1) .

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5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工作职责

1、宣传政策法规，保证合法经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业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确保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2、加强教育管理，提高党员素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政策法律、科学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正常开展组织生活，全面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3、凝聚人心，共谋发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职工群众团结凝聚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发展上来，关心和帮助业主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重大问题，以适当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4、创新活动载体，积极发挥作用。围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生产经营，努力创新党组织活动载体，开展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领导群团组织，建设团队文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培养优良的职工队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精神文明建设。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书记岗位职责

1、负责召集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党员大会，传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议、指示，研究安排部署工作。

2、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了解党员群众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3、检查支部工作计划和决议的执行情况，按时向支委会、党员大会和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抓好支部委员会的学习，按时召开支部委员会和民主生活会，充分发挥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

4、协调好党组织与业主的关系，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创造必要条件。

5、带领支部成员积极完成上级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

6、支持支部委员和业主工作，协调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与群团或有关部门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员行为规范

1、要带头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践行者；不要信谣传谣，做有损党和国家利益、形象的事情。

2、要遵守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法规，积极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不要信教或参与任何宗教活动。

3、要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不要摸牌赌博和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4、要出色完成生产经营任务，争做生产经营标兵；不要不思进取，把自己等同于甚至落后于普通职工。

5、要积极为业主出谋划策，分忧解难；不要参与集体上访、闹事活动。

6、要经常与党组织保持联系，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生活、思想情况；不要自由散漫游离于组织之外。

7、要及时、足额缴纳党费；不要拒交、迟交、少交党费。

8、要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呼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要事不关己，漠不关心。

9、要配合党组织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有困难的职工解决实际问题；不说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

10、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要做有损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形象的事。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工作制度

1、为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制度。

2、党组织是本单位的战斗堡垒和政治核心，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生产经营管理开展党的工作，发挥党员的帮助、促进、监督和协调作用，努力成为“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发展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的党组织。

3、党组织对党员大会和全体党员负责，接受党员的批评监督，每年至少向全体党员报告一次工作。

4、党组织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大问题由党员大会讨论决定，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请示。

5、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

（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本单位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依法纳税。

（2）支持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对本单位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3）围绕本单位生产经营和管理开展活动，团结带领职工群众完成各项任务，支持和促进又好又快发展。

（4）加强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和管理，接纳流动党员过组织生活。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

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积极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5）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自主地开展工作；团结和依靠职工，形成党的工作合力。

（6）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了解职工思想动态，及时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关心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7）正确处理好与业主的关系，善于协调单位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坚持原则，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8）积极发挥在本单位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提升文化品位，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

6、实行民主生活会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根据需要也可以吸纳全体党员或部分党员参加。

7、实行“三会一课”制度。党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可与党日活动结合进行。支部委员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也要经常性召开。党课一般半年举行一次。

8、党组织应把促进本单位快速健康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单位生产经营目标制订党组织的工作计划和措施，充分体现开展党建工作与促进单位发展的一致性。

9、党组织开展工作和安排活动时，坚持“业余、小型、灵活、实效”的原则，把党组织的活动与生产经营活动结合起来。在活动时间上，坚持班上与班下相结合，除了必须集中的重要活动外，尽可能少占或不占生产经营时间，多利用空隙时间、节假日开展活动；在活动内容上，要把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与单位文化活动、管理活动和党员牵头组织的活动结合起来。

10、组织党员立足本职岗位，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设岗定责等多种方式，为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搭建平台，进一步树立党员的先进性形象。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制度

党组织书记：负责召集委员会、党员大会研究安排本级党的工作、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做好对党员的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检查工作计划、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按时向委员会、党员大会和上级党组织报告工作。经常与单位行政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他们的工作。抓好委员的学习，按时召开民主生活会，加强自身建设。

组织委员：根据需要提出党支部、党小组的划分和调整的意见。检查和督促其过好组织生活。协助做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工作。承办表扬、奖励党员的事宜。全程做好发展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工作。接转党员的组织关系、收缴党费。

宣传委员：提出宣传教育工作意见。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时事政策。围绕每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开展文体活动。

纪检委员：协同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和党纪教育。检查、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它党内法规案件。对受党纪处分的党员进行考察教育。

群团委员：指导本单位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开展活动，协助组织委员搞好在青年、妇女中发展党员工作。做好培养青年人才工作。

注：此制度作为党组织领导班子分工的参考件。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委（党总支、党支部）集体领导制度

1、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凡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中层干部的考察推荐，事关职工利益方面的重要事项，都要提交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会或党员大会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个人专断。

2、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要认真对待少数不同意见。

3、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决议通过后，班子成员和每个党员必须根据各自的职责及分工，尽职尽责地组织实施，遇有困难和问题，及时向党组织书记报告。

4、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党支部委员碰头会，通报、讨论有关事项，安排下月主要工作。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议事规则

1、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按照分工，认真负责地做好工作。

2、党组织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如有特殊情况可随时召开。会议由书记召集、主持或委托支部副书记召集、主持。

3、支部委员会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委员到会方能举行，根据议题需要，可以邀请有关人员列席。

4、党组织会议的议题，由书记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其他委员拟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应事先与支部书记沟通。

5、党组织会议召开的日期、议题及有关事项要提前通知与会人员。与会人员要按会议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发言准备。

6、党组织会议议事范围：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研究制定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的具体措施、意见；讨论决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讨论、检查本支部党的思想、作风、制度建设情况；讨论决定向上级党组织的请示、报告、总结等事宜。

7、党组织会议决定重大问题，要经过充分讨论，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的决议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委员赞同；如果对处理重大问题和决定重要事项出现分歧，需进一步调查研究，统一认识后再作决定，也可将有争议的事项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8、会议要做好记录，决议形成后按照分工认真组织实施。会议研究具有保密性的内容，与会同志要严守机密。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三会一课”制度

党组织“三会一课”制度包括：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和党课。

1、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最高领导机关，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主要是传达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报告支部工作情况，研究入党积极分子工作，发展党员、通过预备党员转正等。

2、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由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是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每届任期三年，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主要是分析党员思想情况、讨论发展党员和研究解决其他重大问题。会议由党支部书记主持，也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

3、党小组会。党小组是党支部的组成部分，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对党员进行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主要是组织学习有关文件，研究发展党员，听取党员思想汇报等。

4、党课。一般半年上一次党课，也可根据情况适当增加。要求由党支部书记或支委授课，也可请上级有关人员授课。党课教育内容要以《党章》为基本教材，既包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知识教育，也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和党员思想状况有针对性的确定内容。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民主生活会制度

1、民主生活会主要以增强党的观念、党员意识和法制意识，提高促进和谐健康发展的能力为目标，合理确定主题。

2、党组织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每年不少于一次。召开民主生活会以前，支部书记应事先通知与会的每一个成员，让大家围绕会议主题做好准备。

3、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注重整改。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真正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4、召开民主生活会时，要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会后将会议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发展党员工作制度

1、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抓好党员发展工作，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2、加强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工作。凡以书面形式申请入党的，党组织要建立档案，在本单位工作1年以上，经过教育培训成熟后，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1年以上，经支委会或党员大会研究同意，列为发展对象；被列为发展对象的入党积极分子，在发展前要按有关要求参加集中培训。

3、严把发展质量关。党支部对拟发展对象，要组织两名正式党员，实地进行政治审查。对政审合格的发展对象，提交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形成意见。

4、坚持发展党员公示制度。利用公开栏等形式，在一定时间内对发展对象、吸收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5、做好预备党员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对上级党组织批准的预备党员的思想、工作情况进行跟踪考察。预备期满后，按照程序办理转正手续。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党员教育培训制度

1、党支部每年制定党员教育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的对象、内容及考核措施，实行分类培训，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教育培训可采取上党课、听辅导报告、阅读材料、座谈讨论、知识竞赛、收看电视、召开学习心得交流会等方式进行，不断增强学习效果。

3、每年对党小组长进行一次培训，主要内容有：党小组长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党小组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党小组长的主要工作职责等。

4、每年对支部委员进行一次培训，主要内容有：学习党建工作理论，创建党建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党建工作能力等，使支部工作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5、每年对全体党员进行1-2次培训，时间不少于两天。内容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及岗位特点，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党风党纪、政策法规等方面培训，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开展党员经常性教育活动，每名党员每年参加集中学习不少于6天。

6、每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一次培训，主要内容有：学习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提高对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党的最终目标和现阶段的总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和党员条件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认识，使他们进一步端正入党动机，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1、以支部为单位每年组织党员开展一次民主评议活动，时间可放在每年年底或次年年初。

2、民主评议党员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否切实地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纪国法和单位规章制度；是否密切联系群众以及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等。

3、民主评议党员采取党内外结合的形式，分为学习教育、自我评价、党员和群众代表测评、民主评议、组织考察、表彰和处理等6个步骤。民主评议时，首先由每个党员进行自评，然后党员之间进行互评。

4、支委会根据评议结果，对每个党员确定档次，形成组织意见，并向支部大会报告。评议结果分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对评议为不合格的党员，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谈话教育、限期改正、劝退、除名等组织处理意见。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流动党员管理制度

1、党员外出前必须向支部报告，说明外出理由、时间和地址；返回后，要及时向党组织报到并汇报外出期间活动情况。

2、凡3名以上集体外出又在同一地点工作的党员，须建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凡分散外出6个月以上的，应将组织关系转往所去单位党组织；从业时间在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要办理《流动党员活动证》，持证在从业单位参加党组织生活。对外出时间较长，地点不固定的党员，由支委分工负责，定期通信联系，随时了解外出党员的学习、思想、工作情况。

3、对外来党员按规定转来的组织关系，必须接纳；对持《流动党员活动证》的党员，认真组织他们过好组织生活。

4、党支部对外出外来党员过组织生活缴纳党费等情况，要详细记录。外出外来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职工权益保障制度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职工权益保障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制定本单位职工权益保障工作的措施。

2、支持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同时对职工权益保障工作进行监督。帮助职工与业主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3、参与制定有关维护职工特殊利益的政策、规定等。

4、根据需要组织有特色、有实效、有影响的维权保障活动。

5、加强干部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切实增强职工权益保障意识。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制度

1、开展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每名党员联系1—2名职工。

2、联系服务群众的主要内容：

（1）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职工的各项权利，敢于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作斗争。

（2）听取和反映职工意见。经常深入职工之中，倾听职工呼声，负责向党组织反映职工的意愿和要求。

（3）为职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关心职工疾苦，围绕职工需求，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4）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向职工宣传和解释单位的重要决策，教育和引导职工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团结职工与单位共同发展。

3、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主要方式：

（1）联系职工家庭。党员应在其生产、工作和生活居住区域内，至少与一户职工家庭建立起长期、固定的联系，与他们交朋友。

（2）结对帮扶困难职工。有帮扶能力的党员，应与困难职工结成帮扶对子，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3）参加设岗定责活动。按照所在党支部设立的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岗位及确定的责任要求，自愿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岗位，做好服务职工工作。

4、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由单位党组织负责牵头组织，各党支部负责党员联系帮带职工的具体组织工作。

5、把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作为民主评议和考核评优的重要依据。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关心服务党员制度

1、在政治上关心服务党员。坚持做到“三个优先”，即：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重大事项优先向党员传达；企业经营、管理等重大政策出台，重要活动安排优先组织党员讨论；学习、培训优先让党员参加。

2、在工作上关心服务党员。一是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二是维护合法权益；三是表扬奖励；四是做好思想工作。当党员在思想上有问题时，要及时找他们谈心，理顺情绪。

3、在生活上关心服务党员，要坚持做到“五必访谈”。即：党组织在党员出现严重思想问题时必访谈；党员出现家庭纠纷时必访谈；党员生病住院时必访谈；党员发生事故或事故因素后必访谈；党员出现特殊困难时必访谈。

4、建立特困家庭党员档案。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困标准，建立特困党员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5、落实领导责任制。把关心服务党员的工作作为加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摆上党组织的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各党支部要抓好关心服务党员的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

6、坚持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要求，坚持党员权利和义务相统一，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建议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增加党员的归属感、光荣感和使命感。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

维稳工作制度

1、党组织维稳工作实行专班负责的方式进行。建立党员维稳工作专班，对维稳对象实行包保负责。

2、专班成员必须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有关维稳工作的政策和规定，突出重点，讲究实效。

3、维稳工作的一般程序：

（1）接到有关维稳工作的任务后，应及时组织有关成员进行现场处置。

（2）根据反映的情况，条件允许时应现场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并与有关部门沟通，及时作出处理。

（3）不稳定情况难以有效处理时，应将情况调查清楚及时向上级组织进行汇报。

（4）维稳工作处理完毕后，要及时总结经验，并将有关记录、领导指示、工作材料等收集归档，妥善保管。

4、根据维稳工作实际需要，定期进行本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和分析汇总，主动掌握影响稳定的有关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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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考核评价制度

1、为使党员在新形势下，按照党员标准，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新时期合格共产党员，根据《党章》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2、党员队伍在贯彻执行本单位的各项制度中起着带头作用，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起着先锋模范作用，在密切党群关系中起着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实施党员考核制度，旨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达到思想道德领先，言行规范领先，工作能力领先，督促党员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3、党员考核制度是将党员的义务、权利以及应做的工作，以定量和定性的形式转化为党员工作目标考核细则，建立党员考核考评登记表。

4、党员的考核工作由党支部具体负责，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负责指导、督促、检查。

5、按照考核内容，党员每半年做一次自评，支部在党员自评的基础上进行检查考核；上半年自评考核一般结合党员半年工作总结进行，下半年自评考核一般结合民主评议进行，党员每次自评要有文字材料，要求实事求是，各支部将每次自评、检查考核结果如实地填写在《党员考核考评登记表》上。

6、在党员自评的基础上，党支部每半年根据党员的工作表现，在认真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从理论学习、本职工作、组织纪律、联系群众、责任区任务等五个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7、党员每次考核（一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情况，作为年度民主评议党员和评选优秀党员的主要依据。

8、对于没有完成工作目标和考核问题较多的党员，党支部或党小组应找本人谈话，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反馈给党员本人，提出意见，限期改正。

9、党员考核评价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10、党员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学习、本职工作、组织纪律、联系群众等。

（1）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党章》和政策、法规，每季度要联系实际，完成一篇读书笔记或撰写一篇学习体会文章。

（2）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带头钻研技术，熟练掌握专业技能，提高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能力，在单位、部门的各项考试中，成绩达到良好以上。

（3）积极参加安全生产、管理科学、党风廉政建设、职业道德、公民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各项专题学习教育和宣传活动。在工作中严格执行安全规程，不违章作业，及时纠正身边的违章现象，无责任违章事故。

（4）胜任本职岗位工作，工作中积极认真负责，不推卸责任，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积极完成党组织和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5）以身作则，从小事做起，不计名利得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产、工作、学习、团结、生活作风等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严格执行政策、法律条规，廉洁自律，不索贿受贿，不损公肥私，维护集体荣誉。

（6）加强法制观念，遵守党纪国法和各项规章制度，不违法乱纪，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7）积极参加党组织组织的各项活动，过好每次组织生活，加强组织观念，认真执行支部决议，每月按比例及时交纳党费，党员领导干部过好双重组织生活。

（8）树立讲政治、讲大局的观念，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敏锐性，和党中央、局党委保持一致，积极贯彻上级决定，不传播或制造不利于团结的小道消息和政治流言，坚持党员定期汇报制度。

（9）关心群众，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提高思想觉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力所能及的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以实际行动树立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体现党员的表率作用，积极参加党员群众帮扶活动，做群众的贴心人、党群关系的桥梁。

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6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多元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把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决定当中，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把社会参与与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联系在了一起，明确地把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共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它们社会协同治理作用的发挥。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进行一个基本的描述：

（一）数量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放缓

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最近这十年，就是2003年到2012年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是逐年增加的，从2003年的26.6万家增长到2012年49.9万家。什么概念？现有社会组织几乎一半都是这十年内成立的，发展还是很快的，最近十年是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十年。虽然社会组织的数量是不断增长的，但是从增长率来看，2006年开始增长速度连年放缓，2010更是创下了2%的历史最低谷。远远落后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但是2011年出现了一个拐点，2012年增速更是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在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强力推动下，社会组织终于开始扭转低迷的状态，正式迎来发展的春天。

（二）能力不断增强的，但是相对稚嫩

尽管是社会组织在不断的发展的，但是就目前来看，无论从数量以及发育程度来讲都是比较初级的。就数量来说，如果以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来考量，发展中国家基本在10个以上，发达国家就更多了，美国是52个、日本是97个、法国是110个，但是我们国家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差距也还很大。另一方面，世界上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员占就业人群的比例它也是有一个数字的，它可以占到4.8%～10%，我们只能占到1.1%，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定位困惑

在我国由于一些体制、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社会组织自身的行政化和商业化倾向十分明显。从我国社会组织的起源来看，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它们初始自主性的不足。很多的社会组织原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它们逐渐被剥离、与政府行政部门脱钩。虽然他们在自主性、民主性方面不断做出努力，不断增强对公众和社会的服务意识，但是依然不可避免地严重依赖国家。这种先天的“依赖关系”而非“平等关系”，使得社会组织习惯性地顺从政府的指示，否则便无法生存。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尴尬”的关系，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有着非常严重的困惑。

（二）资金短缺

我国社会组织大部分是自筹经费，经费供给渠道有限，保障力度不够，资金短缺是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大瓶颈，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反映最突出的问题都是资金不足。政府资助力度有限，获得政府拨款的社会组织仅是凤毛麟角；而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形式，间接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的这种方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制度的建设也较为滞后。政府和社会组织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政府还没有从大量公共服务中“抽身”出来，实现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也无法通过“接手”公共服务来获得自身发展的资金支持。

（三）人力资源匮乏

社会组织缺乏固定的人力资源补充途径。社会组织与企业和政府相比不仅就业的稳定性差，而且报酬和福利水平明显偏低，所以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专业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数据显示，从19个行业分类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类的年平均工资最低，仅为11738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8%。社会组织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影响社会组织整体的素质和能力。

（四）信任危机

社会组织当前的信任危机源于两个方面：政府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而言，因为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使得它在发展过程中很可能会“挤占”政府的传统空间，而且社会组织集聚的社会力量，很有可能会影响政府的社会基础。所以，政府对于社会组织一直以来的态度是，不过度限制、也不大力支持。对社会公众而言，目前社会组织较多地存在公益领域，公众参与程度不高，难以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同。而且，近几年随着“天价餐”“万元帐篷”“郭美美事件”等负面信息接二连三的曝光，使社会组织公信力大打折扣。

三、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思路

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依靠政府、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公众等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政府要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把《慈善法》的出台作为最大的期盼，认为此法一出，横亘在社会组织面前的问题就会被一扫而空，社会组织从此就会走上康庄大道。但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仅仅寄希望于一部法的出台是不现实的，《食品安全法》就是前车之鉴，曾被寄予厚望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了几年了，现在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所以，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这就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要把制度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不断进行完善。

第二，政府要加大扶持的力度。一方面积极推广社会组织的公益孵化器项目，针对初创期的社会公益类组织，为他们提供在开始阶段最需要的资源和平台，包括场地、办公设备、小额补贴、专业咨询等服务，帮助他们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的直接扶持。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间接的扶持和培育。购买公共服务的寓意其实很深刻，政府把一部分资金提供给社会组织，你可以跟我签合同，我给你钱让你做一些事情。此外通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进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中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开始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市场交易，市场交易就是平等交易。

第三，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制度的完善、政府的扶持，都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第一步，就是要规范、强化内部管理。现在大部分社会组织在成立的时候，并不重视章程的制定。有的非常简单，为了应付登记草草了事，在实际工作当中，人事任免方面、财务制度方面，一旦有了争议、出现了问题，没有章程的约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非常麻烦。所以，规范化很重要。第二步，注重公信力建设。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决定了公信力是它们生存和发展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来自公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生命线。

第四，公民公共精神的树立。社会组织离不开社会这个土壤，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共精神的树立才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13.

[2]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1～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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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7

一、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视野中的公民社会是怎样的?

公民社会是指那些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 它们以道德、文化、科学、宗教或慈善等为基础而建立并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表达其成员或他人利益和价值的诉求。它是家庭、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另一领域。首先, 公民社会是非政府性的组织。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在社会内而在国家控制范围以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领域。其次, 公民社会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公民社会的活动和诉求是为公的和代表公众的。公民社会是这样一个地方, 为了追求共同利益, 人们聚集在一起, 不是为了赢利, 也不是为了行使政治权力, 而是因为他们对某事特别关注以至于采取集体的行动。最后, 公民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它不只是作为分散的个体的公民在数量上的相加和混合, 而是组成一定社会组织或者参与社会运动的个体公民、不同利益群体志愿的组合或联合。这种组织可以是很严密的政党和社团, 也可以是较松散的组织 (如学会、同乡会) , 或为某个共同目标 (如奥运会服务) 而一时聚合起来行动, 目标达到就各归原位, 还可以是长期的社会运动 (如环保) [1]。

前些年, 非政府组织是国际经济组织更为经常提到的名词。与公民社会相比较, 非政府组织的范围更窄, 它是指那些专业性强、处于中间人位置的非营利性组织。长久以来, 鉴于非政府组织的突出作用, 国际经济组织只注重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然而, 随着实践的发展, 国际经济组织已经认识到:它必须更广泛地接触公民社会, 而不仅仅限于非政府组织, 还包括工会、社区组织、慈善机构、研究中心、基金会、专业协会等等。

公民社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而这给国际经济组织发展与其的关系带来了挑战。对公民社会进行分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按照联合国的产业分类标准 (ISIC) , 非营利组织分成3个大类15个小类;按照美国霍布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的分类, 中国的公民社会分成12个大类27个小类;按照中国学者俞可平的分类, 中国的公民社会可分为9大类[2]。

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何要发展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首先, 善治原则为公民社会打开了其与国际经济组织交往的大门。全球治理委员会 (commission ofglobal governance) 认为, 所谓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而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善治, 它既可以适用于国家层面, 又可以适用于国际层面。就其适用于国际层面而言, 善治可对国际组织的组织活动与业务活动提供必要的指导, 该原则包括下列六个要素:决策程序透明与组织决定和业务决定的实施过程透明;引入参与的决策程序;使用信息;运转良好的国际公务员队伍;健全的财政管理;报告和评估[4]。可以这样说, 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 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善治的理论和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 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

其次, 公民社会强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经济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从全球来看, “民主赤字”问题日趋严重。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不遗余力地渗透到全球国际组织之中, 导致弱势国家的利益受损, 富国更富、穷国更穷。人们缺乏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信任, 而公民社会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们代表和联系着世界各种群体的利益, 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而由多样化的团体组成的公民社会参与到全球决策之中, 表达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 参与资源和价值的分配, 介入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 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公平和公正[5]。国际调查显示:公众对公民社会的信任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政府和营利性组织的信任。最近的全球调查表明, 在提高和保护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方面, 与政府、私人公司或国际组织相比, 公民社会更多地获得了公众的信任。

最后, 公民社会为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政策注入有益的养分。公民社会是有别于国家的另一团体, 它能够向国际经济组织提供有益的信息以补充政府的官方数据, 并提出与官方观点相区别的真知灼见。这些将有助于国际经济组织完善认识并改善其政策。比如, 某些公民社会经常代表和反映弱势群体的诉求, 它们集中于扶贫、人权保障、环境保护和其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从事一系列活动向穷人提供服务, 呼吁制定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 促使社会正确认识和公正对待弱势群体[6]。

三、公民社会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里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 公民社会将其关注的问题写进国际经济组织的议程之中

以WTO为例。公民社会通过种种方式与WTO进行联系、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对WTO议程产生了影响。比如,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即TRIPS领域和获取药物方面, 主要归功于公民社会对问题的揭露, 2003年8月WTO达成了一个协议, 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在没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采用强制性许可, 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维持生命的药物。在2005年12月香港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夕, 这个协议被纳入到TRIPS协议的修正案之中。毋庸讳言, 获得足够药物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极其关心的问题, 因为它们的保健系统经常陷入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泥潭。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TRIPS协议阻碍了它们战胜公共健康紧急事件的努力, 它们认为TRIPS协议限制了其获取药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医药工业认为, 通过保证向医药部门投入的研究、发展和创新给予充足的国际补偿, TRIPS协议对于鼓励创新很重要;一旦缺少该种补偿, 它们将不能获得开发新型延长生命药物的高额成本的补偿。WTO各成员最终采取的修改TRIPS的决定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妥协, 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紧急事件中更为容易地获取重要的药物, 但不会损害知识产权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关于WTO是否能够满足它们发展的需要, 强制性许可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试金石。由于公民社会尤其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懈的努力, WTO已经顺利通过了这个检验。

(二) 公民社会作为智囊给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决策注入了积极的元素

以世界银行为例。2005年1月, 世界银行董事会讨论并且通过了名为《通过改变机构而授权于人民:世界银行操作中的社会发展》的文件。这是一份世界银行就社会发展问题而部署战略和执行计划的文件。文件强调通过提升世界银行对社会包容度、社会凝聚力和负责任的机构的支持等来授权于贫困的男性和女性。文件从长期和近期两个方面设定了各自的目标和行动等。该计划历时三年, 经过了广泛的评估、研究和磋商等才得以出炉。

从2004年2月到10月间, 世界银行社会发展部 (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就起草中的战略和计划组织了26次全球范围的协商会议和2次电子讨论会。这些会议分别在美国、西欧、中亚、中东、拉美等地举行, 与会者包括政府代表、公民社会代表和捐赠机构代表等。参会人士对该战略提出了有用的评论和建议, 文件的起草小组对它们都认真考虑并经常采纳其建议。

(三) 公民社会是国际经济组织项目执行过程中强有力的合作者

长期以来, 世界银行在其资助的项目中保持着比较高的公民社会的参与比例。自1990年以来, 公民社会的参与是逐步向上迈进的。1990年, 世界银行的项目中有50个项目涉及公民社会的参加, 占项目总数的32%;2006年, 已经有217个项目涉及公民社会的参与, 占项目总数的72%。在过去十几年间, 公民社会参与的比例已经翻了一番多。目前, 公民社会的参与比例已经达到了比较稳定的状态 (在70%左右徘徊) 。一方面, 这反映了公民社会投身于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努力和世界银行的承诺, 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各成员政府加强公民社会参与的努力。

世界银行在中国的部分贷款项目中, 吸收了公民社会参与项目设计、准备、评估和实施。例如, 重庆城市环境项目邀请当地的公民社会代表作为顾问组成员监督安全保障政策的执行情况;世界银行贷款的灌溉项目帮助当地农民成立了数百个农民用水者协会, 自己管理灌溉用水, 既降低了成本, 又提高了水的使用效益;世界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合作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社区主导型发展项目有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实施, 其中“行动援助”、“国际计划”、“世界宣明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协助项目培训和项目区的辅导工作, 香港乐施会协助进行项目设计和后续的监测与评价;世界银行还利用日本政府赠款, 协助甘肃省和陕西省妇联采取培训、小企业启动资金、项目管理、监督和评估能力建设等方式, 为西部贫困地区的下岗女工和打工妹提供帮助。

摘要：公民社会是国际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力量。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即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于善治原则、民主化进程和制定有效政策等因素而积极发展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公民社会也不负众望, 以议程的推进者、制度的建言者和具体业务的合作者等方式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公民社会,国际经济组织,作用

参考文献

[1]郭道晖.公民权和公民社会.法学研究, 2006 (1) :85.

[2]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114-115.

[3]肖文涛, 黄剑宇.善治视域下的社会中介组织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 (6) :105.

[4]余敏友.中国和平崛起与全球治理.法学家, 2004, (6) :19.

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8

目前,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及信息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 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 软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渐突出。软环境主要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政策、法规、文化、制度等外部诸多要素的总和。在经济发展中, 政府的产业政策、思想文化、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及行政能力水平等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完善对经济发展硬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优劣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日趋加大。

近年来, 辽宁省高度招商引资及相关的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定》《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加强软环境建设的文件, 辽宁的软环境建设水平逐年提高。但辽宁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工作仍有诸多亟需改进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思想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辽宁一些部门领导干部的执政观念还较为保守陈旧, 缺乏为民执政的服务理念, 没有把审批权限与为民服务很好地融合起来, 甚至有个别人员和部门利用权力为个人或本部门谋取私利, 把权力当做吃拿卡要的工具。二是管理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还没有到位, 一些行政管理的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很大, 导致行政管理中越位和缺位现象都非常突出;许多项目的行政审批程序复杂, 完成一个项目在通过政府审批上需要消耗的时间精力很多;一些为了加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制度措施因缺少相应的实施细则或相关部门协调机制, 使相关政策措施没有起到应有作用。三是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中, 由于基层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缺乏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为本部门或个人利益弄权执法、简单粗暴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经营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消极影响, 严重损坏了政府形象。

我国正处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期。软环境建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暴露出的许多问题, 仅由政府部门单独完成相关治理的难度较大。应由政府部门牵头, 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多种资源, 进行多层面的软环境建设, 才能使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日渐完善。

二、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渐突出

20世纪80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提高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效率, 开始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改革创新, 试图通过在政府、市场、非赢利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 来完善公共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强调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协作关系, 使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互利合作创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以使双方的优势得以更好发挥和社会管理效率得到提升。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 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政府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已经成为国内外的一种共识。

近年来, 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十分迅猛, 根据国家民政部统计, 截至2014年底, 全国共有各类社会团体30.7万个, 比上年增长7.3%;民办非企业单位28.9万个, 比上年增长15.1%;有各类基金会4044个, 比上年增长15.7%。2014年, 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吸纳就业人数达700余万人, 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供各类咨询建议达数万条。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民政部联合财政部制定了《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目前, 辽宁有各类社会组织约2.7万个, 有近20万的从业人员。2014年, 辽宁省开展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活动, 共有42家社会组织获得3A (含3A) 以上评估等级, 他们可以具备接受政府职能转移和政府购买服务资格, 并可以优先获得政府奖励。辽宁社会组织业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目前, 随着政府转变职能进程的不断加快, 原由政府部门单独承担的诸多社会管理事项逐步改由其他相关社会组织分担, 各级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 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力不断加强, 应在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中加以有效利用。

三、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1. 建立开放式的协作关系。

在以往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中, 政府有关部门几乎主导了所有的方面, 从近年来取得的效果看并不十分理想, 应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式的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模式, 通过搭建平台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中来。在一些涉及经济软环境建设的重大变革时, 应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相关社会组织的意见, 以便使有关变革更加科学合理, 有利于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与有关社会组织更好开展合作。特别是在一些行业管理中, 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建设及协调不同主体利益关系时的优势, 通过相关协作提高行业管理效率, 完善相关的软环境建设。

2. 完善经济发展软环境评估机制。

在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中, 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对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完善起到巨大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应在绩效评价、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岗位目标责任制等一些软环境日常管理活动中加强与相关社会组织的合作, 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相关工作体制机制框架建设, 使政府与社会组织间逐步建立起长期协作机制。

3. 强化社会组织参与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制度建设。

为了使社会组织能够更加便利地参与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 各级政府部门应注重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措施, 在体制和机制上为社会组织参与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提供保障。特别应注重建立和完善整合社会多种资源参与软环境建设、扩展与社会组织协作领域及创新与社会组织协作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使政府部门与相关社会组织之间逐步形成有机、和谐的合作关系, 进而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效率与质量。

4. 完善社会组织相关法制建设。

西方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规范和保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各种行为。法国有专门的非营利社团管理法以及法国商会法, 美国联邦税法中详细规定了有关社会组织税收制度, 英国早在1601年就已通过法律规范社会组织活动。完备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能为社会组织参与软环境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便利的实践途径。目前, 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一些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条例、办法, 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 立法层次有待提高。辽宁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的具体实施细则, 为社会组织自身良性发展及参与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 软环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渐突出。随着政府转变职能进程的不断加快, 原由政府部门单独承担的诸多社会管理事项逐步改由其他相关社会组织分担, 各级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 应在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中加以有效利用。通过建立开放式的协作关系、完善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评估机制、强化社会组织参与软环境建设的制度完善、完善相关法制建设等多种手段来实现。

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9

一、重庆黎强案简介

以黎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有成员20余人, 拥有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 强劲运输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 (集团) 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重庆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20余家子公司、分公司、控股公司, 资产数亿元。自2000年以来, 黎强为扩充实力, 确立其在重庆客运市场的强势地位, 通过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逐步形成以黎强为组织、领导者, 以其家族成员和公司管理人员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公司化的管理模式,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组织构架和比较稳定的组织关系, 采取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 多次有组织地进行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数十起, 参与非法经营数额1亿余元, 违法所得数千万元, 逃避缴纳税款6000余万元, 并通过操纵上访集访、制造群体性事件给政府施压, 以及拉拢国家机关人员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逐步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 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特殊的经济组织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294条第1款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立法解释中, 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 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因而, 经济特征成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之一, 甚至可以说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最根本的目标。只有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维持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 才能扩大势力范围, 才能重金寻求政治保护伞, 才能稳定整个组织结构, 因而黑社会性质组织逐步发展成为特殊的经济组织。之所以说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特殊的经济组织是因为其具备一般经济组织的特征, 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等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而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的合法经营模式;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以暴力为后盾击败竞争对手, 垄断某些行业, 以期获得超额利润, 而不同于一般经济组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自由竞争。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经济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比如低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会大量使用暴力, 甚至完全依靠暴力求得生存和发展, 而进入高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用暴力的次数大为减少, 暴力只是一种威慑手段。通过对黎强案的调查分析发现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进入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 具有以下经济特征:

(一) 组织形式更加隐蔽

单纯通过暴力手段杀人越货、强抢硬要的生存模式风险巨大, 而回报却不一定丰厚, 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步伐。新时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壮大后纷纷开公司、办企业, 管理企业化, 经营企业化, 以合法经济组织的面目示人。在公开的合法的外衣掩盖下,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犯罪活动更加具有隐蔽性, 被司法机关打击的风险也大大降低。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办的公司企业的机构设置、管理经营方法、运行模式与一般的经济组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有的甚至有其他人员参股、合伙, 合法非法难以界定。以黎强案为例,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公司化的管理模式, 名下20余家公司拥有合法注册登记的营业执照、有固定的场所和从业人员、有明确的公司章程、有公开的职业和经营领域、有正常的经营管理模式等, 从表面上看俨然就是拥有相当经济实力并具有较大地区影响力的经济集团。

(二) 黑商融合日益突出

为了获取超额经济利益,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甚至达到操控一方经济命脉的程度,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采取非正常的经济手段, 笼络豢养一批打手, 通过暴力、威胁等方式打压、驱逐对手, 并最终占领市场。黎强以渝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依托, 通过亲情关系、人事安排、经济利益笼络控制其家族成员和公司管理人员在犯罪活动中担当骨干成员, 并以支付“工资”、“出场费”等名义豢养一批打手为其提供暴力支撑。通过采取拦车、砸车、堵路、打架斗殴等手段, 排挤、打压竞争对手, 呈现出以商养黑、以黑护商、亦商亦黑、黑商难分的特点。

(三) 行业垄断日益普遍

犯罪分子能够集合起来形成组织的动力来源于巨额的利益诱惑, 而行业垄断无疑会带来高额的回报。黑社会性质组织旨在以组织的力量避免个体犯罪之间的纷乱与斗争, 他们需要扩大势力范围, 控制犯罪秩序, 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 即使进入合法的商业领域也希望自己能够控制价格和市场, 而不希望有人来与之竞争。所以,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利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在某些行业寻求垄断。在这些行业中, 他们的暴力垄断往往被其他的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所掩盖, 因而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合法经济领域的非法垄断活动更加具有隐蔽性。以黎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确立其在重庆市客运市场强势地位的惯用手法便是:先投入车辆进行非法营运, 然后采取拦车、砸车、堵路、打架斗殴等违法犯罪手段, 排挤、打压其他客运公司, 并通过操纵上访集访、制造群体性事件向政府施压, 借机获取营运指标等利益, 最终达到垄断部分营运线路的目的。

(四) 暴力特征趋于“两极化”

暴力敛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最有效的手段和方法, 主要体现在抢劫、绑架、敲诈勒索、强买强卖等传统暴力犯罪活动之中, 对于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的赌博、走私、发放高利贷等犯罪活动也需要以暴力为后盾和支撑。因而, 暴力成为体现犯罪能力和分配犯罪收益的重要标准, 也是对抗司法机关、打击竞争对手的有力武器。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进入高级阶段后, 其暴力特征趋于弱化, 暴力行为不再是以前那样频繁和公开, 不再是事事使用暴力, 处处使用暴力。暴力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威慑手段, 仅仅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谋求经济利益的后盾而不再是重要手段。所以, 暴力的使用趋于“两极化”:使用次数减少, 暴力特征弱化;目标更加明确, 针对特定对象使用。当黑社会性质组织拥有自己的公司企业, 拥有较为固定的收入, 可以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时, 就不再需要频繁地使用暴力, 只是为了铲除、打压妨碍其获取高额利润的特定的竞争对手时才会有针对性地使用暴力。以黎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 因而并没有发生抢劫、绑架等传统的暴力犯罪, 只有在排挤、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时才采取了相对轻微的暴力手段聚众, 如:扰乱交通秩序、公共场所秩序和社会秩序等, 其暴力特征已经趋于弱化。

(五) 贿赂腐蚀日益严重

我国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这样说:“行走江湖, 不外乎人情, 一切都是生意。”公开张扬的暴力行为不但容易引起公愤, 更会招来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 因而进行贿赂腐蚀, 寻求政治保护伞不但有利于自我保护, 而且对组织的发展壮大也十分有益。贿赂手段不但隐蔽和安全, 而且其回报也相当客观。以黎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获取更加丰厚的经济利益, 也是不遗余力地寻求保护伞。在糖衣炮弹的强大攻势下,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管理所所长肖庆隆、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蒋洪等国家工作人员纷纷缴械投降, 为黎强团伙获取客车营运指标, 抢占重庆客运市场份额大开方便之门。

(六) 政治投资日益明显

仅仅拥有政治保护伞只能提供方便和保护, 并不能掩饰自己“黑”的身份, 因而黑社会性质组织深知黑钱需要洗白, 自己“黑”色的身份也需要漂白。一旦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仅能够保护组织成员不会轻易受到司法机关的打击, 而且大大有利于犯罪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此次“扫黑除恶”行动中侦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 其首要分子往往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不但拥有光鲜的头衔, 而且笼罩着美丽的光环, 俨然就是“成功的商人”、“杰出的政治人物”。以黎强案为例, 黎强不但是重庆市人大代表, 而且是政协巴南区的常务委员, 其得力干将何永红也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些耀眼的政治光环不仅成为其逃避司法机关打击的盾牌, 更是成为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利剑。

总而言之, 黑社会性质组织已经由早期的公开的暴力犯罪, 逐步演变为以企业、公司等合法身份掩盖下的隐蔽的犯罪活动。因而, 全面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分析其发展趋势, 从经济角度着手研究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将成为有效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宋浩波.犯罪经济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2]武和平.黑社会犯罪新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经济类社会组织 篇10

一、政府对民生事业的关注, 文化主管部门的政策引导, 推动着文化馆事业的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 标志着广东省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目标, 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数字化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惠民工程正式起航。意见提出到2020年, 基本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状况、人民群众需求相匹配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主要指标居全国前列的目标任务。为确保我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顺利推进, 广东将主要从加大财政投入、加快公共文化立法进程、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保障《实施意见》的落实。我们应以此为契机, 抓住机遇, 接受挑战,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

二、合理利用群众文化阵地、创新活动组织形式, 满足群众个性化文化需求

推动过去单纯“被服务”向“主动式”需求文化服务的转变, 以更好地满足群众个性化文化需求。开展“菜单式”文化服务活动, 让百姓“被动式”接受文化服务, 改为“主动式”需求文化服务, 打造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和品牌。以笔者所在地广州市为例, 2015年组织的“公益文化春风行”“文化志愿者慰问演出”系列群众文化公益活动, 充分依托各区文化馆 (站) 文化阵地, 结合各区群文活动开展, 提供“菜单点单式服务”, 将语言艺术、礼仪文化讲座, 粤剧、广东音乐辅导, “梅花奖”进社区、专业院团基层演出等合计14个类别的公益文化活动合计130余场次送到有相应需求的基层社区且广受欢迎。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 现有的文化主阵地活动越来越难以适应众多群众多样的文化需求, 需要我们跳出原有的思维, 以创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构建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做到馆内馆外、专业业余、社会各方一起上, 广泛动员, 资源共享, 创新活动组织形式, 广泛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 为全面提升群众文化需要开辟新的途径。

三、整合社会资源,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

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是推动群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效途径, 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

1. 针对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通过主办、承办、协办、冠名等方式参与公益群众性文化活动, 以及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文艺活动等, 为百姓提供低价或免费的文化服务。

2. 扶持民间文艺团队的建设, 建立完善的扶持机制, 对民间文艺团队实行统一管理, 进行业务指导。引导其积极参与群文活动。

四、积极利用新技术, 通过建设线上服务与线下体验相结合的数字文化馆的实践与探索,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字化技术已经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到社会各领域中, 特别是数字文化馆的建设开展的如火如荼。通过建设线上服务与线下体验相结合的数字文化馆的实践与探索, 将文化馆在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群众公益文化培训、组织群众文化艺术作品创作、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展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功能搬到网上, 把优质的文化资源通过互联网输送到基层群众,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五、加强群众文化理论研究

群众文化的学科建设是制约群众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学术专著、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在一个学科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是长期以来, 许多地方在群文工作中存在着“重活动、轻理论”的现象, 学科建设任重道远。群众文化事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当前, 国家正在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群众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 群众文化学科体系建设以及职业标准化、专业化建设正在加紧进行, 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对群众文化事业科学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面对新的发展形势, 作为文化馆人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加强群文理论研究, 推动群众文化学科建设。

写这篇文章, 是要在群众文化理论研究和助推文化馆事业发展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难免有纰漏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请各位同行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蒋君卉.大数据时代下数字化文化馆建设漫谈[J].大众文艺, 2014 (23) .

[2]李春梅.群众文化理论的重要作用[J].时代报告:学术版, 2012年5月 (上) .

社会组织的震后嬗变 篇11

2010年初春，四川灾区某板房区安置点，由常驻社工站在此开展的“压力释放小组”活动，仅仅进行了三次，便被紧急“叫停”。不仅如此，板房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还找到社工，要求其提供所有参加小组活动的组员名单。

气氛骤然紧张的原因在于，管委会听说，最近有居民计划在当地一个工程竣工的剪彩仪式上，趁着中央领导出席的机会，到现场静坐以表达不满。而这些人，很可能参与了“压力释放小组”。

不管传言是否属实，居民为何要去静坐？这其中有怎样的来龙去脉？

一切，要从房子说起。

住房分配的三次风波

2010年春节，是这一安置点内居民在板房区内过的第二个新年。同时，他们也得到管委会通知，即将进行永久性安置房第一次摇号分房，并且该消息先后在报纸电视上进行了通告，预告了摇号的日期和方式。

到了预告的那一天，居民们却没有等来分房的现场直播——因为摇号分房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

居民们满心迷茫不知问谁，多日后他们在该市公众信息网上看到了这样的公告：为确保安居住房摇号分配工作稳妥有序开展……我市将于近期集中时间对签订置换安居住房协议书的毁损住户房信息进行再次核对，并对已锁定的安居住房房源进行检查验收。为此，决定将原定于2010年1月中旬开展的第一批次安居住房摇号分配时间适当延后，具体时间将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短信平台等方式另行通知。”

2010年3月，板房区的公告栏内贴出了新的摇号分房现场直播预告，然而和上一次结果一样，居民们在电视前白等一场。4月，关于分房的第三次通告再次贴到板房区公告栏，结果一如之前。

第一次分房“流产”，就已让居民心存疑惑，而一再推迟分房让板房区内传言四起。居民不仅讨论房子，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重建阶段的工作作风以及救灾物品和资金的分配去向也产生了质疑。

“压力释放小组”就是在这个时候，由社工站推动促成的。社工们在家访中捕捉到了居民们的情绪波动，认为应当开展一些活动让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相互澄清和交流信息。另外，社工还希望通过小组活动收集一些居民对于摇号分房相关事宜的意见，经分析汇总向管委会反馈。

通过和管委会沟通，“压力释放小组”最终获准。而社工也借此听到了居民们最真实的想法，整理后形成“十条意见”，经管委会向上级部门提交。

若没有静坐的传言，“压力释放小组”或许会一直进行下去。然而，在被“叫停”后，社工婉言拒绝了管委会要求，并没有提供小组名单，他们开始深入走访各户居民了解事情原委，并与管委会彻谈多次。

在社工的努力推动下，几日后，该板房区的内部报纸上出现了关于政府对居民“十条意见”的回应，政府还解释了其他一些政策及实施情况，澄清了某些传言。居民们的情绪稍被安抚，还有人说，要将当日的报纸“留作纪念”。

集会风波似已解决，但仅有书面回应，居民心里并不笃定。

或是看到之前社工所发挥的作用，管委会再次找到社工站，希望其能帮助政府召开一次板房区全体居民交流会。社工站欣然同意，但提出自己只是协办者，鼓励管委会与居民积极交流，建议由管委会邀请居民。而社工主要负责后勤准备，以及必要时候的补充沟通。

于是，会议当天管委会用板房区的广播就这次交流会向居民进行了播报和宣传，这让居民有些惊异，他们并未想到管委会愿意与他们直面住房问题。整个交流非常圆满。这让居民踏下心，觉得管委会和自己站在一起。而管委会主任也在会后感慨：和居民沟通并不是那么难。

最终，板房区居民在2010年5月等来了两次分房摇号，2943户受灾居民根据摇号结果分到了首批住房。

关于住房分配所引发的这个故事，社会组织以及社工在其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王曦影看来，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协调干部群众冲突时，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帮助居民宣泄情感，而是当他们有政治诉求，和政府不一致甚至有矛盾冲突的时候，社工可以充当润滑剂的作用。“一方面对民众进行心理抚慰，弱化干群矛盾；另一方面对政府进行政策倡导，力求推进有助于群众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由住房引发风波，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并非个例，而社会组织在其间的润滑作用亦不可小觑。

汉旺镇某社区，因异址重建宅基地选址，曾引发了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干部之间的冲突。汉旺镇社工站深入走访，了解到问题的缘由在于，居民都希望把自家的房屋建到好的地段。基于此，在社工站的推动下召开了“住房重建选址协调会”，居委会与居民、居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交流平台。大家共同探讨选址的方式、如何保证地段较差的居民也能得到较好的福利等，并最终达成一致性意见。

农房重建与生计发展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公益元年”。

当年6月8日，国务院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提出了“自力更生、国家支持、社会帮扶”的方针和“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指出：“国家鼓励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地震灾后重建工作”。

另外，《防震减灾法》（修订）中也将“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相结合”作为恢复重建原则写入了国家法律，进一步从政策制度层面明确了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灾后重建中的角色定位，为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提供了基础的法律依据。

现实中，汶川地震后，社会组织在救灾及灾后重建中，的确爆发出惊人力量。

住房重建，是社会组织在灾区重要的工作领域，除作为多方沟通的润滑剂外，很多社会组织也为农房重建提供技术支持与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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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幼基金会便是其中之一。在绵阳市江油旧县村，该基金会为了帮助农民降低建房成本，找到了一项由兰州大学和湖南大学共同研究的建房建材专利技术。传统房子是一层砖、一层水泥，而此专利采用一种新砖，只需一个个往上摆而不用砌，任何一个妇女一天都可以完成30平米左右的工作量。推算下来，盖一栋房原来需要两个月，使用这种新技术则只需要半个月。节省了水泥砂浆，节省了工事与人力，原本造价800多元一平方米的房屋，使用新技术，每平米可减少100多元。

另外，在给予农户住房重建资金时，香港福幼基金会采取的是将资金折合为等价的建筑材料发放农户，以防止农户将重建资金挪作他用。

与香港福幼基金会不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协助居民住房重建时，却选择不直接给居民提供材料。

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开展项目的绵竹民乐村，面临的居民较多，500多户，在基金会看来每户需要都不相同，直接提供建材很可能众口难调。另外，鉴于基金会并没有给居民在建房上提供太大额度的资助，他们希望能够和政府的资金配套。当然，为了防止建房资金被有些居民挪作他用，基金会没有选择直接给大量的现金，而是根据进度给与补贴资金，这样也可以对房屋质量进行控制。

除了资金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也给民乐村的住房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项目开始之初，基金会就完成了村落的整体规划，希望把原来的散居变成相对集中的居住方式。同时基金会邀请了一些专业人士对原来的建筑结构、建筑风格、居住习惯进行了调查，做了关于重建房屋外观与结构上的新设计，并给居民提供几种可供选择的户型方案。

真正建设开始，基金会推动成立了“农户建房互助合作委员会”，请来很多施工单位，由各个施工单位介绍自己的资质、实力、价格、服务范围等，让居民自己来选定。在这一过程中，基金会会提供给居民一些建议，如招标的流程怎么操作等。

之后，基金会会给居民提供签订合同的培训，如混凝土标号、钢筋型号、红砖尺度都不能在合同字面上标注马虎。另外，基金会还会邀请政府建委及有关专业部门经常在施工过程中检查，并找来美国一个名为“震后造家”的机构给农户培训。

鉴于民乐村没有任何企业、厂矿，只有最传统的农业种植养殖，为了帮助当地民众在安居后也恢复家庭生计，基金会协助民乐村成立了种养专业合作社。基金会的思路是：农村灾后重建不是原有村庄的简单恢复，而是新农村建设的机遇。新农村不仅是指老房子变成新房子，更应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进步。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张强看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民乐村的项目探索，涵盖了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时的两大领域：住房重建、生计发展。另外几个领域为：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心灵重建、教育发展、文化保全等。

社会组织自身“生计发展”

2013年5月，距离汶川地震已有五年。五年时间，有的社会组织在灾区慢慢生根，有的却渐渐退出。不可否认，资金短缺是造成其发展困境的一个原因。

根据国外经验，面对财务窘境时，很多社会组织会调整发展策略，越来越多地采取制度框架内允许的营利行为赚取收入，最终实现组织目标。基于此，张强博士强调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他看来，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社会企业开展商业经营活动，一定程度采用营利企业的管理模式，通过赚取利润完成其社会使命，强调平衡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可持续性发展；而与追求单一经济可持续性的营利企业不同，社会企业又不以营利为最终目的。

“如果严格按照社会企业的定义来考察，我国目前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规模上存在社会企业还有待研究。”但张强表示，天津鹤童，这个由民间发起、投资、运作，以老年服务为主的组织，一直作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个案，受到许多研究者关注。

在“5·12”地震发生后，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发布的数据，灾区约有三千名各类伤残老年人急需照顾，这也是推动“红十字鹤童绵竹市紫岩护理中心”成立的原因。与依靠社会捐助或政府资助获取运营经费的社会组织不同，鹤童开展持续的市场化经营活动，通过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获取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保障组织的资源自主性。

就像张强在“红十字鹤童绵竹市紫岩护理中心”走访时，中心员工所介绍的：现在住在中心的14个人里有11位是完全没有经济支付能力的，他们大多是政府送来，孤老占多数……孤老由政府提供低保费，但中心还是要采取可持续的社会企业模式。所以中心主动到社区走访，发宣传单，到社会上给老人介绍鹤童这种新的养老院模式，争取更多有支付能力的老人入住。

或许，鹤童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不仅为灾后重建过程中当地孤老孤残提供了可持续的专业服务，同时也为其他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提供了某种借鉴。

汶川实践的行动启示

在张强的调查中，他发现，不同于国外，在中国的NGO最重视的并非是顾客或资助方，而是政府。“这可能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灾后重建的特殊背景有关。”

汶川地震后，绵竹遵道镇曾活跃着一支名为“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的社会组织，由来自各处的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志愿者共同组建。从性质而言，“志愿者协调办公室”是政府、企业和志愿者组织的结合体，办公室隶属于政府系列，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

成立之后，“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开展了有序、有效的灾后志愿服务，得到政府和民间的双重褒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谭深、罗琳、沈红，曾在《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在汶川的进退持守》一文中，专门记述了“志愿者协调办公室”之后的“转制”。

2008年9月，由镇政府发文，成立遵道镇社会资源协调小组，由镇委书记担任组长。“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向“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的转换，强化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目标，办公室的主要功能也发生了转化，变为侧重于政府的代理机构。

而这种转变，在2009年1月明确地显现出来：当时，新成立的“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对镇政府、本地居民和志愿者的调查，以制订新一年的计划。调查反映出政府对志愿者介入当地社会事务的谨慎，再次提出“志愿者不要给政府添乱”；对志愿者的希望则是“给政府提供一些产业扶持思路及资源”，做一些 “招商引资”的工作——这显然已超出社会组织的工作范围。

各种催化之下，2009年5月，多家网站上出现了一份《各方志愿者退出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工作前的报告及相关工作总结》，昭示了“遵道模式”的最终结束。

“遵道模式”的悄然退场，自然有其内部种种原因，但同时它也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互动中兴衰成败的典型。对社会组织而言，与政府、企业可否形成良好互动，某种程度决定着其发展的空间。

今年3月，国务院宣布将放开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今后成立这些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有人评价，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新突破，而放开登记的同时，社会组织本身也当自强。

而灾后社会工作在汶川的实践、社会组织在汶川的嬗变，或已提供了某种启示：社会组织要建立政府、企业及社会等多元参与的治理视角；要增强自主筹款能力；要完善财务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要健全团队激励机制，增强员工培训及稳定性……这些，都将给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NGO参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汶川地震社会工作案例集》。本组报道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张秀兰、李海燕、张强、张欢、王曦影、陆奇斌等老师给予的帮助）

（抽文）

49万个

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有超过1000名的社工先后服务于汶川地震区。2008年后，社会组织的活动和发育陡然升温，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4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6.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2万个，基金会2963个。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 篇12

社会治理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内涵与角色

要做好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首先需厘清社会治理的概念和青年社会组织的定位。

1. 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构建多元化平等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 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偏的过程。社会治理往往是多元的、双向的、立体的, 与之相比, 社会管理往往是一元的、单向的、平面的, 主要是指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

虽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仅一字之差, 但是却包含了重要的理念转变和丰富的信息内涵, 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和客体的参与性。《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 加强党委领导,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种提法与过去强调政府在国家管理中的一元地位有很大的不同。多元参与改变了政府对社会事务调控管理的理念, 将调控转变为协调与服务, 也促使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 从而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体制, 即构建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 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更多的可能。

2.青年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本文更多地在狭义上探讨社会组织, 即由目的性、组织性而组成的社会群体, 其有特定的目标、固定的成员、稳定的构架、普遍的规范和开放的系统。团中央2008年首次提出“青年自组织”这一概念, 并在团的“十六大”报告中多次出现这一词汇, 其主要是指由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 团组织普遍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界定为以40周岁以下青年为主体, 自发成立、自主运作、自我管理, 以促进社会公益、引领主流文化、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为目的, 存在于党政和市场体系之外的具有非政府、非营利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 包括依法正式登记注册的青年社会组织和暂未具备登记注册条件但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青年社会组织。事实上, 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界定主要依据两大要素: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青年, 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青年, 两者取其一皆可。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内容、成效和问题

1.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

(1) 组织机构单一。青年社会组织构架往往是直线型, 由于资源的局限性, 其下设部门较单一, 职责多有交叉。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没有核心的业务部门, 更多地是设置常见的行政管理部门, 其业务尚未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2) 人员流动频繁。青年社会组织人员往往比较年轻, 其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整、就业岗位的变动、家庭角色的转化, 往往导致其流动频繁, 致使青年社会组织人员变化快、积累少。

(3) 管理效率低下。青年社会组织的人员构成多元化情况明显, 不少核心成员以兼职身份参与组织建设和运作, 时间、精力上都受制于本职工作, 无法全身心投入。此外, 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组织运作常处于停顿阶段, 这些“短板”极大地影响了组织效率和运营水平。

2.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容

(1) 社会公益活动。很多青年社会组织以公益为运营方向, 充分发挥其在某一领域的特长和优势, 做好社会公益服务。

(2) 行业协会发展。许多青年社会组织以行业为纽带, 自发开展基于本行业的各类活动, 促进行业协会发展, 带动企业成长。如某市真皮服饰商盟集聚了300余家从事皮革制造、销售的企业, 该商盟经常开展沙龙、讲座, 提升成员在本行业的运营能力, 突出抱团发展, 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营销模式, 提升商盟成员的市场竞争力。

(3) 促进就业创业。青年社会组织有着相当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其成员年龄、知识、爱好使其能更好地贴近和把握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发展需求, 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好平台。如某市青年联合会、青年企业家协会定期参与高校就业见习招聘会、大型校园招聘会和地方青年就业招聘会, 为青年提供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其成员还积极与创业青年结对, 实施一对一指导帮扶, 切实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4) 文体艺术活动。青年群体是最具有活力和动力的组织, 文体艺术活动是广大青年喜闻乐见的交友、聚会方式, 也是凝聚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重要载体和手段。青年社会组织通过开展题材新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艺术活动, 能更好地为青年创造舒适、健康、快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如海宁市某镇大学生联谊会, 经常性组织在该镇就业创业大学生开展各类文体艺术活动, 增强了青年对该组织的凝聚力, 还为一些青年交友、婚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深受当地政府、用人单位和青年的喜爱。

3.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成效

(1) 促进社会和谐, 维护社会稳定。青年社会组织在广大地区, 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等传统薄弱地区的社会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组织、实施的各类活动, 能较好地反映当前青年所需所求, 从而团结好各个层级的青年, 维护好青年的合法切身利益, 促进青年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不仅为党和政府分忧, 更促进了社会和谐, 维护了社会稳定。

(2) 服务青年成长, 助力青年发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 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因为文化和技能不高, 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亟需引导、培训和帮助。青年社会组织能较好地承担这份责任, 通过贴近青年实际的举措, 切实帮助青年提高业务能力, 适应生存环境。尤其是用青年听得懂、看得清、想得透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引导, 更易于为青年接受, 实效明显。

4.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 覆盖面不广。虽然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对整体而言, 还存在覆盖面不广的情况。如西部地区整体覆盖比东部地区弱, 经济欠发达地区比经济较发达地区弱, 农村青年的参与度和受益面比城市青年低等。

(2) 影响力不够。目前, 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数量较少, 对青年的吸引力较弱。

(3) 创新性不足。青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积极性不高、创新性不足, 在理念、制度、政策、措施方面的改革未深化, 不符合当代青年发展的要求, 不能使组织运作更加规范、科学, 因此无法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

青年社会组织应坚持“发展是前提, 建设是核心, 服务管理是基本手段”的要旨, 不断提升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 提供有生命力的服务项目, 切实服务好广大青年, 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平台。

1.转变观念, 优化资源

政府、青年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潮中均需要转变理念, 优化资源。作为政府, 应立足简政放权, 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是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青年社会组织应主动走上前台, 充发挥自身的年龄优势、行业优势、技术优势, 做好公共管理和服务, 切实履行好社会职责。作为个人尤其是青年, 应在改革大潮中奋勇前进。具体而言, 应对资源进行有效合理分配, 优化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资源配置。如政府将以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向社会组织进行采购, 或政府将一部分资源下放给青年社会组织, 委托其进行社会公共服务, 或从资金上予以扶持。如此, 可发挥政府和青年社会组织各自优势, 使治理效果最大化。

如某区采用“四化”方式孵化青年社会组织, 有着很强的参考意义。

(1) “一站式”平台支持。该区共青团联合所在街道创办“启梦空间”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采取无偿或者低偿的服务形式, 向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通过网络媒体平台和基层组织广发“英雄帖”, 最终与34家社会服务能力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达成入驻意向。同时成立运营管理委员会、监督与顾问委员会等机构, 负责日常运作。

(2) “管家式”培育帮扶。该区形成集“零门槛”接收、“专业化”辅导、“融入式”对接、“自治式”培育、“定制式”孵化等环节为一体的孵化流程, 重点向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公益理念、运行模式、项目设计、制度完善、团队建设等多元化的“栽培”服务。此外, 该区共青团还发起“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论坛”, 形成青年社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联盟”, 让公益社会组织“组团发展”。

(3) “联动式”互助对接。该区建立社会组织物质资源支持系统和青年社会组织管理、联络员机制。对优秀项目的小额资助, “量身”打造孵化方案, 并实施特定的毕业制度, 有效控制风险, 做到“成熟一个, 推荐一个, 合法注册一个”。

(4) “参与式”社会治理。该区注重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先后在“三改一拆”、台风灾后重建、文明城市创建、历史街区提升、铁路站开通等重点工作中投入大量精力。逐渐探索承接青少年社会事务的模式, 由青年社会组织认领承办中小学心理体验课程、周末国学课堂等项目,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多元参与, 良性互动

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政府和社会组织均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决策者, 其将部分适合社会组织参与的领域让出来, 使社会组织有更广阔的空间。政府不直接参与并不意味着不作为, 应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 让社会组织参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确定负面清单, 从而确保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违规必查。这也将促使青年社会组织明确自身定位, 与党和政府保持目标一致, 更好地承担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责, 更好地表达青年切身利益和诉求, 努力获得政府支持、社会认可和青年“点赞”。目前, 互联网已经深刻影响着广大青少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 青少年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互联网密切相关, 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形势, 青年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优势, 积极引导, 承担社会责任, 努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使网络干净起来、晴朗起来, 真正让网络成为青少年的精神家园,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中扎根。如某市第九区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真实、随时更新的城市互动媒体, 并承担起爱心公益的社会责任。目前该网站已成功组织了50多场公益活动, 并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网络舆情工作, 积极引导青年理性上网。

(1) 围绕社会热点, 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展开讨论和引导:针对文明城市创建, 发起“公交车十五怪”真人模拟暴走漫画活动;针对“五水共治”, 发起微信调研活动;针对空气质量问题, 组织“圣诞老人送口罩”公益活动等。

(2) 在重要时间节点, 组织开展爱心公益活动。用好看、好听、好玩的方式做好活动的氛围营造工作, 母亲节举办“辣妈”厨艺秀活动, “六一”开展新居民子女“城市探索”活动, 6月7、8日提供高考爱心车队志愿服务等。

(3) 通过切合热点又符合导向的新闻、帖子等形式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如对马航客机失联、余姚水灾、余杭垃圾场建设、嘉兴水质问题等社会热点问题, 组织开展网上正面评论引导工作, 引导网友理性、全面看待事件。

(4) 对内积极发动青年员工, 特别是青年党团员带头做网络环境的净化者, 积极发动青年员工从自身做起, 不信谣、不传谣、不煽动、不跟风, 力所能及地为整个网络空间的净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3.提升能力, 开辟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