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原因

社会经济原因（精选12篇）

社会经济原因 篇1

大同镇地处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交接地带, 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 同时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之地。明朝时期, 大同镇在北疆的军事防务地位都比任何一朝重要, 一则防御蒙古, 二则藩屏京师。但是, 到万历时期, 大同镇却出现江河日下的局面,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农业生产条件的不利性

1. 劳动人口数量减少

明朝, 其前、中、后三期的人口消长总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 这其中包括民户和军户, 因为屯田制度的长期施行, 军兵也成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组成部分。据成化《山西通志》记载:永乐十年, 大同府有16367户114629口。再看中期大同府的人口数, 据成化、万历《山西通志》, 正德《大同府志》记载:成化八年, 有15120户121093口;正德七年, 有16445户155381口;嘉靖三十八年, 有16484户132456口;万历年间, 有14830户131140口。由此可知, 永乐到正德年间大同府的人口数处于稳定增长的阶段, 自正德到万历时期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主要与战争、气候寒冷、土地承载力有极大的关系。明代实行军民分籍的户籍制度, 其军队数量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密, 外人无从知晓。以上的人口数也只是民户的统计, 至于军户, 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官军原额135778员, 今实在额85780员。这里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较之前朝, 万历时军官数约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战乱导致军士的阵亡, 但主要还是因为逃兵现象的大面积出现。民户的迟滞增长, 军户的逃亡, 导致劳动力数量不足, 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大同镇的农业发展水平。

2. 土地贫瘠及兼并日益严重

大同镇地处晋北地区, 较之晋南, 在气候、水源、土壤等方面都处于劣势。首先, 在气候上, 东部由于太行山的存在, 阻挡了从东南沿海而来的湿润性季风, 使其夏季降雨量相对不足, 只能通过人工的水利兴修来弥补, 无形中又加大了投入, 加之15~16世纪是历史上的气候寒冷时期, 地理学界把明清时期称之为“明清小冰期”, 其特点是低温多灾, 对于处在中纬度的大同镇来说, 受灾害的影响就更为突出;其次, 在土壤的贫瘠度上, “自昔饶林竹纑旄玉石, 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瞎四郡, 以太原为省会, 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 倚边寒薄。地狭人稠, 俗尚勤俭, 然多玩好事末。”可见晋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 史载“太原以北, 地半碱瘠不毛。逾月不雨, 千里尽赤, 方秋即霜, 凋瘁又旱”, 土壤的盐碱化程度高, 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 农业生产条件甚是艰难。

明代中后期, 随着国运衰退, 朝廷对屯田的管理日渐松弛, 大同的屯田也是时断时续的。大同本有不少肥沃之地, 但多被权势之家所霸占。如万历二年, “十一月辛未朔, 户部言, 大同一镇, 原额屯粮七十余万石, 军粮全赖供给。今实征地粮仅六分十一大同侵占荒芜过于宣府远甚, 宜令设法清查, 渐次修复, 庶不负专设宪臣之意。”万历十年, “该省 (山西) 民屯田, 丈出欺隐地五千一百余顷;万历十四年, 且不才将领将膏腴公然隐占”。对于本来用地就紧张的大同来说, 豪强的大肆侵占, 一方面使得大同镇粮饷收入减少, 另一方面致使人民无地可耕, 流民增加, 社会更加不稳定。

3. 水利年久失修

明初国势强盛, 律法严明, 从上到下都很关注水利, 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 但是, 随着国运渐衰, 法纪松弛, 导致众多河塘堰塞, 抑或被豪强贵族所占, 百姓苦不堪言, 如“国初以来, 一切圩岸、坡塘之属, 尽皆荒圮。年复一年, 水利大坏。一遭旱潦, 坐而待毙。”及至张居正主持朝政, 关心民政, 出台一系列治理水利的措施, 水利设施建设得到片刻的回转, 张公逝世后, 万历皇帝荒淫无度, 不理朝政, 使得太岳先生生前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付诸东流, 水利设施复回荒废之状, 鲜有修整。如“万历十二年十月癸卯朔, 湖广道御史徐待言, 尚宝司司丞徐贞明所条陈沿边水利垦田事, 宜户部复畿辅沿边之兵恒苦食之难给, 而一带空地多称沃壤, 向因北人不谙水利, 以致抛荒淤积, 无虑千万顷。”一方面, 朝廷对水利事业日益忽视, 使得大同镇的农事收成更为有限;另一方面, 大同镇所处地理条件是水利不兴的另一重要因素, 李心纯通过研究认为:到明代中叶以后, 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 已使山西北部、西部山区许多地方丧失了储蓄水源的能力, 雨停河道即干涸, 再加上洪水湍悍迅激, 难资利用, 几乎无水利可谈。一则, 大同镇本处黄土高原, 属大陆性气候, 全年降水较少, 可利用的水源少;二则, 大同镇土壤多为黄土, 受雨水冲刷侵蚀及屯田大肆开展, 导致地表植被急剧减少, 蓄水能力骤减, 这就使得大同镇能用的水源所剩无几。综上两点可知, 大同镇的水利事业必然得到不到长足的发展, 其农业发展也将受限制。

二采矿之风泛滥

万历时期的采矿之盛, 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所无法企及的, 矿监、税使的大量衍生, 也导致人民生活苦受折磨, 呼喊之声遍于中国大地。如万历二十七年十月, “东征西讨, 萧然苦兵, 自矿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 自矿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年来远迩同嗟, 贫富交困。贫者家无宿储, 止凭营运, 但压其数钱之利, 已扼其一日之喉, 至于富民, 需求不遂, 立见倾家荡产, 无地可容, 有天难诉。”万历三十二年七月戊午, 次辅沈鲤言:“自矿税兴而中使遍天下矣。中使出而四方无籍之徒随为爪牙耳目者, 或分布乡村、城市, 或把持官津渡口, 或武断于商贾凑泊;所在树黄棋, 揭圣旨, 都舆从、张气焰, 吮人之血, 吸人之髓, 孤人之子, 寡人之妻, 内监亦不能尽知。”这些都是采矿之风盛行所导致的后果, 朝野大臣都极力上书, 但得到的结果往往是“疏上不报”抑或“疏入留中”。

需要指出的是, 此时大同镇开采的矿产资源, 以煤炭、铁矿为主, 且煤炭的开采多是小规模的、少量的, 因为受生产技术的限制, 加之煤炭还未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燃料的主体, 需求量小。万历一朝采矿的盛行主要还是对铁矿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开采, 一方面是万历皇帝个人“勇于敛财”, 喜好各类宝器;另一方面是万历时期兵事繁多, 导致对铁质武器的需求量大, 而大同本属军事重镇, 固然会加大开采。大同采矿之风的盛行, 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冶矿业的发展, 但在技术条件有限的前提下, 此种滥采, 一则导致森林植被大规模破坏, 致使此地生态环境更加脆弱, 二则矿监横行, 置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其二大弊端矣。

三商税沉重及马市没落

1. 商业繁荣背后商税的沉重

万历时期的大同镇经济可谓是处于巅峰状态, 其中谭其骧教授对大同此时经济的分析可谓是鞭辟入里:“在明代, 山西的边境城市大同的繁华也是很有名的……明朝设有防边九镇, 称为九边, 大同是九边中最繁华的。”这一时期大同镇的兴盛, 带动了长城沿线商业经济的发展, 但是繁华背后却隐藏着潜在的衰败。

史载:“一革偏累以广报中, 查得该镇 (大同) 召中盐粮, 具系每年九月中。查取时估, 定为一岁常规。至于春夏之时, 青黄不接。市价高腾。并不酌量宽减。以致商人坐困, 力不能支。且据各商糴买粮料。每银一两, 该斗行牙行银二分。每米一石, 自市送仓脚夫要脚价米一升。进仓应该耗米二升。又每米一石, 搬运仓台, 并嗮晾工食银六厘, 抬斛上洒工食银五厘。入厫扛脚银七厘, 饭食三厘, 墊廒席价银六厘。大率每米一石, 杂项使用费银八分六厘, 料豆之费与米相等。而草束用, 视官价信之。及積貯年久, 谷仓之渗漏, 粮料之亏损。查盘问罪, 照数追赔。甚有逮繫妻孥, 瘦死狱中者。即土商也不能堪命, 况远商乎。据各商报告上草一万束, 自愿加纳一千束以备亏折。听官攒守支, 则其情可槩见矣。至于给银糴买, 僉报商人。受祸尤酷。如李世臣丁汉臣等, 控愬无门, 饮药自尽。”

此乃大同镇上缴商税的状况, 在收成不好的年份, 政府非但不减免商税, 反而要商人承担各种损耗, 连存储米粮的仓库因年久失修而导致的损失也由商人填补, 更令笔者惊讶的是如若不能按时上缴规定的税额, 还将连累妻女儿子, 更有甚者连自己的性命也会搭进去, 如此惨况真是让人不忍直视。可见政府将“重农抑商”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2. 马市走向没落

把汉那吉投明事件之后, 明蒙之间便在大同镇设立了马市, 同时还在大同镇建立了专门的牧场以备交易, 如“万历二年闰十二月丁酉, 宣大总督方逢时议建立牧场, 大同镇于中路建立六场, 西路四场, 东路阳和一场部复俱依议行。”一直持续了五六十年之久。马市一般是每年开市一到两次, 每次持续3~15日。同时, 为保证互市的顺利进行, 朝廷还会派官员管理, 驻兵维持, 各部头领也到市场监督自己的部属。开市之前, 政府需要筹措银、钞, 囤积货物, 或招纳商人从内地运货到边塞, 以备交易。笔者认为大同马市的开设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 为了维系明蒙间的友好关系以缓解边疆的防务压力, 同时, 附带性地给大同镇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如万历十三年佥都御史张岳为副都御史“其言马市为害, 因仍不改, 边备日弛, 财源日耗。”但是愈至后期其经济效益显得愈发薄弱, 甚至成为负担。

纵观明代的历史, 无论前期还是后期, 大同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只不过随着国势的衰退, 大同镇也渐渐地不同往日了。大同镇作为明代九边之一, 其社会经济状况在北疆极具代表性, 在某种意义上, 万历时期大同镇社会经济的日益衰退, 亦可窥略北疆各镇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在走下坡路。

摘要：大同镇作为明代九边之一,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北部边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军事和经济作用。故, 明代十分重视大同镇的建设, 但是, 随着明代中后期国力的衰退, 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 大同镇的各种建设也逐渐荒废。因此本文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这几个方面对万历时期的大同镇进行简要的分析, 以此来窥探万历时期为何会出现江河日下的局面。

关键词：万历时期,大同镇,社会经济

参考文献

[1]高汝行.太原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63

[2]穆宗实录[G].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 第34卷

[3]〔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4]王毓铨.明代的军屯[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5]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6]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应山西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J].晋阳学刊, 1981 (2)

社会经济原因 篇2

——《楚门的世界》影评

关键字：舞台 虚伪 真实 自由

摘要：平平常常的早晨，与邻居问好，见到熟人愉快地说声早安，买份用来打发时间的杂志，到公司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生活。这是一个普通人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然而有着似乎是正常生活的楚门所生活的世界，却是个巨大的摄影棚，他的母亲、朋友、同学、同事、初恋的情人、失而复得的父亲、缺乏共同语言的妻子„„全部都只是演员。真相暴露了，楚门为了摆脱这种监狱似的生活，踏上了逃亡之路，开始了对新生活的追寻„„

正文：起初看到这部电影觉得跟以往看过的电影很不一样，描述的故事让人十分新颖，同时又发人深省。影片讲述的是，主人公楚门从出生起便生活在一个虚伪虚假的世界，可他并不知道。天才导演为他创造了他成长所需的一切，爱他的父母，貌合神离的妻子，突然失踪了的初恋女友，知心的朋友，友好的邻居，安稳的工作，总在监视着他的同事，犹豫不决的客户„„他让楚门从刚出生起就在他的镜头前长大，竟让他蒙在鼓里近30年，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电视直播节目全天２４小时滚动播出，从不间断，这个天才导演成功的制造了一个完整的 “楚门的世界”，他让楚门每天生活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一切都是制造出来的，包括空气、大海、城市、打雷和下雨„„直到在他小时候已“死”的“父亲”再次出现，渐渐地楚门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来往，更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是医生并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不是医生，广播竟然会变成自己所发生的事的现场直播„„楚门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妻子、朋友、父亲等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痛定思痛，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逃出海景这个令他噤若寒蝉的小城，去寻找属于自己真正的生活和真正爱他的人。

楚门是个普通人，普通得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他有许多的欲望，又很容易满足。因此，他有时欣喜若狂，有时如丧考妣，大多的时候则彷徨郁闷，不知所措。这时，天才的导演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不断地制造新的刺激，使他的长剧变得波澜起伏，吊人胃口。他在楚门快乐的时候便给他制造些麻烦，在其沮丧的时候，则不失时机地给其开启一线生机。他让金发女郎如言情小说般突然出现在楚门的视线中，开启他爱欲的阀门，又让她突然离去，使其心灵坠入无底的深渊；他让楚门从未谋面的“已故父亲”突然现身，夸张滑稽的相认场面令其热泪盈眶，同时也赚取了电视观众的热泪；他又让楚门的知心朋友在其情绪恶劣的时候去关怀他、开导他，令其感受到这“荒漠中的甘泉”而重生信心，虽然那位朋友只是一个演员，而且正背着大段台词„„总之，每个人都在表演，只是为了在这场24小时的真人秀中露一个脸。楚门像一个小丑，暴露在世人眼中，没有尊严没有人权。这便是我们眼中楚门所有的悲哀，于是，我们在楚门逃离之后选择了鼓掌。

可离开摄影棚的楚门会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他回到了真实世界，然后呢？ 克里斯多夫在影片结尾对楚门说：“我给你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与现实生活一样，一样的欺骗一样的伤害，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真实的世界是疯狂的，而在我给你的世界，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担心。”还记得那个人造城的名字么？“桃源”，世外桃源，理想之城。在那个摄影棚里，即使有人伤害了楚门，即使有人欺骗了楚门，可所有的欺骗与伤害也都是假的，没有人会真正让楚门受伤，没有人会真的让楚门难过，每个人都在保护着楚门，不论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可至少楚门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从这个角度讲，楚门又何尝不是幸运的呢？

不妨假设，离开了摄影棚之后得楚门会面对怎样的生活。先不去考虑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失去了更多的自由这一点，他将面对怎样的社会？每个人接近他都是带有自己的目的的，他并不能得到比摄影棚中更多的真情。甚至，在真实的世界，友情不一定是真的，而伤害却绝对是不会留情的。楚门会后悔么？逃离了那个为他打造的世界，他面临的是更多虚伪的面孔，微笑的背后会是什么他分辨出清。

这个世界太过现实，欺骗，阿谀，陷害，毁谤，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

活着，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可楚门并不明白这一点，他生活过的那个虚拟世界，宁静安详，在他眼里每个人都在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没有过多的欲望，安于现状，并不贪求过多„„那么当他真正面对一个被利益左右着的世界，他会后悔么？我们不得而知。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只不过这部戏，没有彩排。所以我们不禁会去想，身边的人是否是真实的，像看过《盗梦空间》后，开玩笑的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该不会都在梦里吧。”它的主题概念十分有创意，令人能够感同身受，它会让人不禁扪心自问，‘也许我周围生活的每个人都是在演戏？’”然而，你又怎能说，我们不是一个个不同程度上的楚门，面对生活，伪善的笑着。藏起心中所装起的真实想法，说着我们自己编写的台词。可谁又愿意，褪去所有的伪装，真实的面对世人？因为最真实，也就最容易受伤。正如影片结尾导演发自肺腑的那段话。

但不管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谁都会去撞开那扇门的吧，谁都会想到要冲出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吧。那是楚门拼死都要逃离的地方。当楚门为被风雨袭击的木船再次扬起帆时，那坚韧的目光中写满的是执著，是永不放弃。木船“当”的一声敲到似是海与天的蓝色背景上，敲醒了楚门，也重重敲动我们的心。那一刻的恍然大悟，不是释然，不是残忍，而是生命中最深刻的悲哀。

楚门用手摸着那湛蓝的背景，也许想不明白，自己这几十年是在为谁而活，曾经扬在嘴角的笑容活出了谁的快乐？自己是活成了一个真正的明星，还是塑造了一个十足的傀儡。就像一个木偶戏中的木头人，被高高在上的天才导演用十根无形的线左右着喜怒哀乐。但谁有权利决定他人的人生呢？

楚门打开了楼梯上的那扇门，面对着门外那黑漆漆的一片，心中应充斥着期待与紧张混合的复杂情绪吧。门外等待着他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是自由，是自我。纵使那里有伤害，有虚假，有欺骗，但这种虚伪却也是真实的。会让人从心底由衷地笑出声。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楚门才可以收获真正的爱与恨，乐与忧，喜与悲，情与仇。在那个门外的世界，楚门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依照剧本行走交谈的木偶，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那个门外的世界，楚门的身边不再是会突然被暴风雨夺去生命的亲人和会在特定时间“邂逅”的恋

人，而是会教给他亲情、友情、爱情真正含义的人。那门外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拥有的。走出那扇门，只不过意味着一部持续了二十年的电视节目的大结局，但这却可使楚门找回那被人夺走的“生活”的权利。

当楚门距离那个崭新的世界一步之遥，导演让他说句话，希望他能够不离开这个为他所创造的世界时，楚门犹豫许久，说出了影片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In case I don’t see you,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是时候该退下舞台，坐在观众席上，流流泪，鼓鼓掌，站在别的角度看看这个世界，审视人生。就让我们目送楚门的背影，看着他义无反顾地走向门外那黑漆漆的未知世界。

结束语：这个电影实际指出自己选择的重要。一个缺乏自己选择的人很难真实的生活，而一个希望真实生活的必须有所付出和勇气。楚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勇气和启示。他仿佛在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念：这个世界如果是虚假的，那么好吧，我宁愿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因为它真实，虽然似乎同样受制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然而它不是来自于人为的技术手段，不是人工制造，而是来自不可名状、不可预知的命运安排，正因为不可预知，人生才如此充满魅力。虽然生活像是一出戏，但每个人都要尽心去演，否则你就会显得格格不入，让自己和别人都感到痛苦。

安阳工学院《西方人生哲理电影鉴赏》课程论文

门外的世界

——《楚门的世界》影评

社会经济原因 篇3

【关键词】司法职务犯罪;经济原因;经济控制

[ 中图分类号 ]D 922.294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673-5838-(2009)12-0061-03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经济原因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最直接、 最现实的原因。[2]犯罪无论是作为群体犯罪还是作为个人犯罪现象,其根源都是生产方式的自身矛盾,与生产力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生产力相联系。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必然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经济保障不足就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首要根源。

一、经济保障不足的主要表现

(一)司法人员的基本待遇偏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分配体制上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现象,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由于从事国家公务,司法人员被剥夺了进行营利性经济行为的权利,但国家给予的补偿仅是低水平的薪金。基本待遇偏低使司法人员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特别是地区间的差距的急剧拉大,部分地区的司法人员中甚至出现了“赤贫”阶层。从调查情况看,国家司法人员的整体收入并不算低,但与社会其他一些行业相比还是远远落后于别人的,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一些市、县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出现了司法人员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的情况,有的一年里拖欠4个月工资,情况严重的地方,甚至一年里拖欠8个月的工资。据统计,我省法官中月工资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占16%,而梅州地区全市法官平均月工资收入也仅为835.3元。

(二)司法机关的办公经费不足、物质装备偏差

要保证司法机关吃“皇粮”,这是多年来都在强调的一个问题。我国现有的体制决定了司法机关的经费均由本地财政解决,在经济欠发达的市、县财政分配给司法机关的经费只够维持整个机关的水、电费和一部分的办案经费。维持司法机关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车辆费用及大部分办案经费都得不到解决。如2003年我省检察机关财政总拨入104270.99万元,其中财政预算拨入83712.33万元,赃款返还拨入14850.46万元,上级补助拨入5708.2万元。总支出为106213.57万元。人均财政拨入在5万元以上的检察院占23%,年人均财政拨入在3-5万元的检察院占22%,年人均财政拨入在3万元以下的检察院占了55%,年人均财政拨入1万元以下的单位有12个,其中陆河县人民检察院的年人均财政拨入低至0.26万元,全年的办公业务费只有7.28万元,根本无法保证机关正常运作。如汕头市潮南区检察院公诉科十几个人只有一台省院支持的旧电脑。每天干警要排队轮流打印起诉书。

二、经济保障不足的直接危害

(一)技侦设备落后,诱发刑讯逼供等侵权职务犯罪

技侦设备水平低,落后的侦查手段使侦查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保持紧张的生活节奏,而侦查机关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获得成功升迁的途径又进一步加重了侦查人员的挫折感。以公安为例,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进出的渠道不顺畅,吐故纳新的机制不健全。这些年来,公安系统各部门陆续补充了数十万新干警,但进来的大部分是转业军人、干部子弟等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而对屡犯错误、违法乱纪等不适于继续在司法部门工作人又很难调出去。加上入警后业务素质保障不力,这都为警察队伍的纯洁埋下了隐患。警察队伍的业务水平、办案能力又得不到保障,技侦设备跟不上,缺乏侦查破案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技能和经验,不善于使用多种手段进行讯问,加之特权思想严重,或因破案心切、急功近利、方法简单粗暴:或法律意识淡薄,不重证据,轻信口供,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行为较为突出,以引供、诱供、指供,甚至刑讯逼供获取证据,侵犯公民或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案件屡有出现,酿出了不少致伤致死的恶性后果。

(二)以公权力为个人攫取非法利益

在当前司法人员的薪俸不高,权力的滥用与物质的交换所能获得的利益是如此的丰厚和诱人的情况下,利益追逐成为一些职能部门或者有权人员权力行使的价值目标。绝大多数的司法职务犯罪分子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铤而走险,导致司法权力的异化,把司法权力作为一种资源,投放于市场,以“权力出租”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从而产生经济权力化或者权力经济化。如公安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中,检察人员在案件审查批捕或者起诉中,法院的审判人员在案件的审理中,就有可能利用各自的侦查权、检察权或审判权,向他人索要、收受金钱、财物或者其他非法利益,从而产生了各种以司法权换取物质利益的司法职务犯罪,如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受贿等等。如我省佛山市中级法院经济庭副庭长朱某,在担任顺德某建设工程公司经理李某诉顺德某镇拖欠工程款一案的主审法官过程中,视其工程款项较大,便与朱元某(朱某的老乡)共谋,向上诉人索要12万元,以称用以疏通中院领导的关系,并向李某许诺,若事情未办妥,将如数归还。经双方讨价还价后,确定由李先付10万元,待判决后再付2万元。后因合议庭认定合同无效,朱意识到该案不能按李的请求进行判决,无奈将钱退还李某。

(三)以公权力为单位攫取非法利益

与司法机关物质装备偏差对应的是,相应地区的犯罪却没有因经济贫困而减少,相反却增加了。这就必然产生犯罪案件增加,所需办案经费增长同社会提供给司法机关的经费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地方便公开或变相下达创收指标或采取让司法机关“断奶自养”的方法,将干警工资、补贴、奖金与涉案资金返还挂钩,导致有些部门和干警受利益驱动,不严格执法,乱收滥罚,以罚代刑,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为钱办案。如我省乳源瑶族自治县法院执行局局长李某于2003年依据申请执行人邹某提供的被执行人卢某在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有14万元人民币的债权,即带其所在庭的工作人员及申请人邹某前往韶关市建设开发公司,查封了被执行人卢某在该公司的款项14万元,之后,被告人李某在没有任何相关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擅自将邹某申请执行查封被执行人卢某在韶关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款项14万元中的10万元给了与本案无关的文某,致使申请执行人邹某申请执行的101885.52元至今未能执行完毕。

(四)高素质人才不易引进,执法效果难以保障

司法机关担负着依法惩治犯罪,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繁重任务。但是,司法人才队伍的现状不容乐观,司法队伍的素质与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在人才引进、储备、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大中城市等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警力非常紧张,远远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2)高素質人才短缺。整个司法系统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只占干警总数的16.5%左右。专业带头人、办案能手短缺,相当一部分人不能适应岗位需求,部分人达不到任职条件,以致有的地方出现了“三分之一的人能干,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干,三分之一的人站着看”的说法。(3)人才结构布局不尽合理。从知识结构看,非政法专业的人多,法律专业的人少;从分布情况看,人才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些“热点”岗位,基层特别是办案一线岗位人才缺乏,西部地区个别县级司法部门甚至连一个政法院校本科毕业生都没有。[3]形成上述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保障不足,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不够,人才引进难,人才流失严重。如2004年,我省检察机关本科以上学历的干部3308人,占全省现有干部总数9964人的33.2%,低于全国10个百分点。特别是粤东、粤西、粤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更面临人才断层的危险。如陆河县检察院在机构改革后,现只有5个检察员和3个助理检察员。汕尾市检察院2000年到2003年计划招录本科生10名,全部落空。

三、司法职务犯罪的经济控制

经济控制,是指即从经济上堵塞导致司法工作人员犯罪的渠道,通过改善司法人员工资收入、司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推行高薪养廉等方面入手从经济上消除职务犯罪的后顾之忧,减少经济原因对公正执法的压力,把“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确保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无犯罪必要”,从而尽最大程度削减犯罪意愿。

(一)改革工资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

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加大其犯罪成本的做法已被普遍认为是一项有益于遏制腐败的措施。社会分配不公往往会导致司法人员严重的心理失衡,萌生以权谋私的不良动机。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模式也不利于调动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往往会产生办事效率低,相互推诿,消极怠工的不良习气。所以,必须改革工资制度,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消除社会分配不公和平均主义。一方面政府要尽力改善国家司法人员的物质待遇,逐步推行“高薪养廉”,并加强对一线有特殊贡献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殊奖励;二是对非法暴富予以严厉打击,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对社会财富予以合理调节,防止贫富悬殊过大,正确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通过从政策上调整个体劳动者和从事商业活动者以及进行行业垄断经营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所得,以使这部分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比目前的水平有所下降,不致因他们的高收入而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三是逐步缩小地区分配差别,加强地区之间的收入调节。目前,东南沿海省份和一些开放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高,而大多数内陆省份与某些尚未开放的地区,司法工作人员在经济上形成了巨大落差。因此,应大大缓解该分配失调的矛盾。必须切实增强贫困地區行使司法职权的能力,加快内地改革步伐,缩小各个地区之间司法工作人员的分配差别,从而为防治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

(二)建立司法机关经费保障机制

经费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权”的无力,而职务犯罪则体现了“公权”的滥用。当前有些地方财政不能保证办案和司法工作必须的经费,只好出台一些土政策,让政法部门自己想办法解决基本工资之外的费用,所以利益驱动、出钱办案、办案为钱的现象屡禁不止。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财政由于不能保证司法经费足额到位,便给司法机关下达创收任务。因此,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让司法机关彻底吃“皇粮”, 既建立起由国家财政为保障的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司法机关经费应由国家财政统一拨出,由公、检、法、司实行条块管理,保证经济相对贫困地区的司法机关经费不因地方财政无力支付而得不到保障, 如此,相信许多单位就不会再一门心思违法办案搞钱了,也将起到这也客观上使其相对地不想为,从而减少司法人员贪利型职务犯罪。另外,对侦查部门来说,相应地也有了加大侦查工作科技投入的资本,增加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也将有利于遏止渎职侵权职务犯罪。

(三)实行利益规避制度

为了保证执法超脱于执法者的具体利益,让执法行为与执法所带来的具体利益分流是十分必要的。利益规避即可以控制利益动因萌发,又可避免执法者以权谋私,同时还可以对其执法行为带来的利益流向予以监督,以保证执法的各阶段、环节相互制约,而不留空档。当前司法机关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今后还应实行决定处罚的机关与办案追缴机关分开,执行机关与收取机关分离,使任何执法活动不包含具体执法主体的自身利益,并通过程序独有的内在理性价值和外在工具价值契合,实现执法公正。通过利益规避制度可有效地防止司法人员受利益驱动办案而犯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C] .(2) .

[2]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M] .法律出版社,1998.

乔迁背后的社会原因 篇4

住宅区位需求产生于两方面:因工作地点太远而产生的住宅区位要求;因环境关系而产生的对住宅区位的需求。

住户在有了迁居的愿望后,迁居过程能否实现还要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外界因素能否起作用,还取决于内在因素——居民社会文化心理。在市民眼中,城市与农村、老城与新城在各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人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城区生活环境的吸引,除非迫不得已,往往不会迁到城市的外围。

迁居者的需求能否实现取决于住房的提供和分配制度,以及居民的经济负担能力。应该指出,目前绝大多数居民选择住房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小的。

改革开放前,在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下,城市规划过分强调工业的发展,工业点的生活服务设施严重滞后,新增的人口主要位于市区,郊区对定居人口的吸引力不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城市的认识也发生转变,由强调城市的“生产性”,改为强调城市的“中心型”,并把“方便市民生活、治理城市环境”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城市政府十分重视生活区的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边缘区吸引了大量新增人口及部分旧城区人口在此定居。

如果说城市规划对人口迁居起着宏观控制作用的话,那么经济发展为住宅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住宅建设则为人口迁居提供了物质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如广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3.09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976.18亿元,短短的16年增长了近2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地由892元增至15324元,增长了16倍。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人口迁居起着促进作用:第一,有利于人口迁居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有了可靠和稳定的资金来源;第二,住宅建设的数量和速度比以前大幅度提高;第三,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在衣食得到满足、温饱解决后,对住的要求就会提高。

住宅建设对迁居的影响表现在:第一,住宅建设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为人口迁居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住宅的空间分布决定了人口迁居的方向。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住宅多是“见缝插针”在城市中心兴建,另有部分居住小区或住宅组群跟随工厂远离城区布置,新增人口主要位于市区。80年代以来,在城市边缘兴建了大量大型居住区,其配套的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全,住宅的外缘分布使中心区的人口总体上表现为向外迁居。

生育政策经历了50年代实际鼓励多生育、60和70年代主张节育、80年代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过程。生育政策对人口迁居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50、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城市人口自然增加迅速,引起了中心区住房紧张,潜在的外迁倾向逐渐积累。当人口密度到达一定数值时,居住环境不断恶化,居民就会产生强烈的外迁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的长大、结婚、生育孩子对居住空间需求是外迁的基本动力。第二,80年代全国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市区的家庭规模变小,利于人口的迁居。

改开前,“铁饭碗”保证了职工在一个单位长期工作下去的可能,在住房分配制度下,工作单位不会改变,居住地点也难以改变。改开后,就业政策逐渐推行合同制和聘用制。这种改革给单位和职工提供了双向选择,职工工作地点变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工作地点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居住地点的变化。

户籍政策:虽然户籍制度对城市内的迁居没有限制,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因为许多实际问题如孩子入托、上学和就业都与户口所在何处有密切关系。近10多年来虽在城市周围兴建了不少住宅,住户也搬迁到这里很久,但由于这里的学校教学质量较差,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就读而户口仍在老城区。

土地制度:改革开放前土地的无偿使用制度限制着人口迁居,表现在:第一,在无偿土地使用制度下,制约各种用地分布的是交通费用,愈近市中心交通费用愈小,而且各种服务设施较齐全,住宅与其他行业一样具有靠中心分布的趋势。第二,无偿土地使用方式下,经济规律不起作用,土地利用性质难以转变和更新,居住人口分布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促使人口迁居逐渐活跃起来,表现在:第一,地价成为制约各种用地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地价机制的作用下,各种功能的用地,根据其付租能力,重新调整在城市里的位置,住宅被从中心区挤到外围。第二,土地有偿使用为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条件,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十分有利于人口的郊迁。第三,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作为基础,土地有偿使用,为房地产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1956年私有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毕,从此城市住宅全部实行低租金制的福利分配政策。这种政策完全否定住宅的商品属性,其结果是一方面建房投入资金难以收回、建房能力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分配不均、住房需求无限膨胀,从而加剧住房的紧张状况。住房是人口迁居的重要物质条件,住房紧张将使人口难以迁居,同时,无偿分配的对象往往是国家干部、工人,因此,迁居者主要是干部、工人。1986年以提租补贴、优惠价格出售旧公房,新房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开。这种改革使建房有了广泛的资金来源,逐步实现了资金的良性特环,并使住房得以合理利用。从而使住户的住房条件能得到较快的改善,迁居也就相对容易发生。迁居者中个体业主逐渐增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我国大城市人口迁居呈短距离、蔓延式向外扩散,有别于西方国家以汽车为交通工具人口向郊区远距离扩散的郊区化。

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绝大多数居民无经济实力在住房市场中自由选择住房,因而,中国的人口迁居以被动的迁居为主,其中以单位分房占重要地位。

第三,单位分房中以户主的工作年限、职务、职称为主要依据,因而住户社会地位的变化引起的迁居在中国较普遍。中国不存在西方城市因外来移民入侵和种族原因引起的迁居。

第四,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在改革前后发生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影响人口迁居的内部压力表现突出,但计划经济下的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就业政策严重制约着人口迁居,居住人口在城市的分布具有静止性。改革开放后,迁出地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都比改革开放前大大增强,而限制因素有的消失、有的减弱,人口迁居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家庭成员的成长、大量新家庭的形成和户主职位变动,是引起迁居的内在原因;新区建设、旧城改造是引起迁居的直接外在原因,而这种外在原因源于包括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制度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在内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建国后,由于我国城市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建设,忽视郊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因经济发展新增的人口多居住在城区;同时,城区人口密度大,人口自然增加也较快,造成了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速度大于边缘区增长速度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城市人口增长的这种格局已发生了变化。据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研究表明,这些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速度在放慢甚至在下降,而边缘区在增多。

新设的街道人口在增加,老城区的街道和远郊区的镇人口在减少,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市内的人口迁移,迁居。

我国城市的许多问题都与城市内的人口不合理分布有关。近年来居住人口活动性逐渐增强,迁居在改变城市系统和城市空间结合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家庭的迁居,往往以家庭中某一成员的迁居为先导,其他成员都可以看作是随迁人员,因此在分析迁居者的职业时,必须分析能得到房子的家庭成员的职业构成。在我国最有机会得到房子的往往是家庭中年纪较长的在业男性,即家庭户主。

希腊经济危机的原因 篇5

欧洲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高于百分之三，负债率不得高于百分之六十，当初希腊加入欧元区时不满足标准，为了加入欧元区他求助于高盛公司。高盛当时搞出了一个“掉期交易”，虽然是债务的性质却不会出现在当时的债务表上，又以出售未来彩票和航空税收的形式筹集现金，最终在账面上大都达到欧元区的标准。当时高盛也看到希腊的这个风险，就为这些债务在德国等欧洲国家购买了cds保险。与此同时，高盛和一些对冲基金大量购买这些保险。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对cds进行炒作。高盛和对冲基金唱衰希腊债务，问题曝光后三大信用公司先后把希腊的主权基金调到垃圾级，cds的收益率则上升到了四百多点，高盛等在国际市场倒卖cds。

因为希腊是欧元区国家，使用欧元，再加上他的贷款很多有欧洲银行尤其是欧洲央行的担保，引起欧元的全面危机。

社会经济原因 篇6

摘 要：“泡沫经济”和“失去的十年”已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了经济学界探讨的话题，其主要的核心就是 泡沫经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从泡沫经济的定义出发，讨论了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原因，从而分析了泡沫经济带来的后果，其目的是在新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提出如何减少其出现的几率和减轻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关键词：新经济；泡沫经济；金融；产业结构

一、前言

1980年代之前的日本经济堪称完美，它取得了令全世界羡慕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发展速度之快更是令人顺舌。但是自从1988年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越演越烈，最后不得控制只能崩溃，从此日本经济就进入了冬季，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没有恢复过来（杜艺中，2010）。我国目前经济的状况与当时的日本有些相似，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与此相对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如出口顺差过大、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以及金融改革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日本所发生过的。因此，研究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泡沫经济的定义

经济学中泡沫这个概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种含义：一是生成泡沫必然有载体，泡沫的载体通常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可能是流通性强、易于交易的虚拟资本，也可能性是具有稀缺性的某种资源如土地、房地产和可收藏，可保值的东西。但这些资产都具有交易成本低和供求关系不易达到平衡的特点；二是形成泡沫时，必然伴随着资产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的现象发生；三是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产生于投机性，也可能产生于对基础价值的偏离；四是泡沫经常表现了形成、膨胀或者逐渐收缩的运行状态。

和“泡沫”（bubble）有关的经济学概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则是泡沫经济。本文认为二者是两个具有紧密联系的不同的概念。经济泡沫指的是由于局部的投机需求使资产的市场价格脱离资产内在价值的部分。经济泡沫的产生主要与投机需求的存在有关，泡沫经济指的是由虚假需求形成的局部经济泡沫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使社会有效需求得到过度刺激而形成的虚假繁荣形象，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孙少波，2011）。

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既有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经济泡沫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只要有市场经济，经济泡沫总会时不时的产生，只要把它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活跃市场经济是有利的。可是当政府对经济泡沫的控制不利，泡沫过多的时候，才会演变成为泡沫经济。所以，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之间又是有联系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比如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于进行资本集中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市场竞争繁荣经济。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的认识到，经济泡沫中存在着消极因素存在着投机的成分。既要承认经济泡沫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要防止经济泡沫过度膨胀演变成泡沫经济。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之所以会长期存在，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主要是由其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一方面所决定的。经济泡沫的存在对于加快资本集中，促进市场竞争，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它的出现也是常态。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就能够做出对于经济泡沫的理性判断的指标体系，以判定经济泡沫是否有可能会演变为泡沫经济，以尽早对其进行防范。

三、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成因

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不同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以汇率变革为主线，系统研究日元贬值对泡沫经济形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影响以投机泡沫为主线，系统地研究了投机泡沫产生、发展和破灭的过程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并从投资者心理和行为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寻找在日本前期的经济辉煌中是否隐藏着产生泡沫经济的因素。

（一）扩张的财政政策。日本政府在“广场协定”后，放松了对财政的控制，以期通过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以此来阻止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衰退。为了缓和对美贸易关系，减少日美贸易摩擦，中曾根首相于1985年设立了一个由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座长，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次郎等为委员的研究会，作为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这个研究会的全称“以实现国际协调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其提供的报告被称为“前川报告”。“前川报告”于1986年和1987年相继公开发展。

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通过扩大内需，实现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包括：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兴建公共工程；调整产业结构，扩大企业设备投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转变居民消费结构，扩大内需战略的基本思路；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济项目顺差，改善国际经贸关系。长期超低和过快增长的货币供应推动了银行贷款快速扩张，使得本来资金已经十分富裕的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推动资产价格膨胀，形成泡沫经济。

（二）日本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金融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大大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和信用体系风险，这就为资本市场上产生泡沫提供了资金的来源和宽松的环境。在日本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前，日本的金融体系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政府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主导作用。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金融方面，政府的作用同样存在。首先，它表现在政府对金融活动进行各种管制。像在利率方面，政府严格实行对利率的调整，并且利率也一直是日本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有力工具。再次，日本政府的“金融保护行政”。在日本金融业方面，不管是银行还是其分支机构，都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金融机构的成立、破产都必须得到政府同意。如果有些银行经营不善，政府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对其进行保护。这一方面有利于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但另一方面又会使得人们觉得银行永远不会破产，在泡沫形成过程中会加大人们的投机心理。

第二、实行专业化分工体制。日本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等不同机构。在日本金融行政保护思想的指导下，各个不同机构都有明确分工。政府不允许某一业态的金融机构来从事其他方面的金融业务。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银行业务与信托业务、证券业务与信托业务都相互分离。这种业务之间的分离可以防止金融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但到了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之后，这种分工便逐步取消了。

这些特征对于处于资金短缺时期的日本来说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它对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并且日本金融制度的这些特征对于金融风险的发生也能起到很好抵制作用，是很好的制度选择。但是日本经过长期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资金充裕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郑秀君，2011），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依赖大企业对银行的贷款是很难实现银行发展的，这使得银行不得不扩大贷款企业的范围，向中小企业放贷，再加上国内外其他一些因素，使得日本不得不对其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也加大了日本金融风险的产生，使得经济泡沫的膨胀成为可能

（三）忽视金融创新。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界压缩成本的需求更加强烈，而一直由银行业掌控的财务费用则成为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但日本银行业不愿放弃自身利益，双方在各种讨价还价上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日本银行业更没有以此为契机，通过客户的诉求，探究业务增长的新方面及培养相应的业务能力，最终导致业务能力落后于欧美银行以及本国客户的大量流失，不得不开始把握中小企业，并在融资方面追求“高风险，高回报”，对风险较高的“泡沫产业”的融资大量增加（邢天添， 2015）。

此外，因为日本是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据统计，1975至1984年期间，间接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高达89.7%。而为了确保间接金融体系的顺利进行了，日本金融当局实行的是“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体制，使银行业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但同时也使得银行业缺乏竞争，导致缺乏效率，而在资金投向方面考核与监督力度也不够，这也使得泡沫膨胀时期，资金大量从银行流入“泡沫产业”。

（四）产业结构调整不力。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主导产业的支撑，主导产业是一些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依靠它出口创汇。但当时日本主导产业的发展都已接近成熟，但新的主导产业却尚在形成中。这就使得企业难以融资，产品也缺乏竞争力，外来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减少，经济项目出现逆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向银行的贷款难以偿还，银行的呆帐和坏帐增加，资本就会向非生产性领域集中，以求得赚取风险和利润，从而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火爆，引发泡沫经济。同时，国内科研水平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使得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十分缓慢、艰难和被动。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就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无法从旧有的框架中解脱出来。

四、结论

泡沫经济会引起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攀升。同时对于本土的金融业具有巨大的打击。不良贷款的增加， 企业资产缩水，金融信用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无论是从银行的角度还是企业或投资者的角度看，泡沫经济都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计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杜艺中.日本泡沫经济的再回顾与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0，04：66-70.

[2] 孙少波.日本泡沫经济的成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河北师范大学，2011.

[3] 邢天添.反思日本泡沫经济——从国际金融协调视角看中国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11：88-95.

社会经济原因 篇7

一、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一) 社会政治体制角度引发的犯罪原因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自身的经济基础决定, 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富人尊贵奢华、穷人举步维艰的现象, 这正是社会收入分配机制不公造成的。特别是针对女性, 在社会上处于较弱的地位, 在收入上的大部分没有比男性高, 再加上生活家庭的压力来源, 使生活上也出现两极分化, 这就很容易使低收入人群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尽管国家在养老保险、合作医疗、住房保障、教育公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是, 现实生活中, 贫富两极分化的态势并未有效遏制, 社会低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并未有效弥补, 贫富两端的观念冲突和行为差异无法有效去除, 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富人的仇视和对社会的不满就很可能通过犯罪的方式得到宣泄和释放, 从而获得情绪解放和心理满足。当然,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穷人对富人之间, 男性和女性中间也时常发生, 作为社会较弱群体的女性, 其犯罪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从而造成两极分化的现象, 以此引发其对整个社会的情绪不满和心理压抑, 他们将反过来把这种不满和压抑报复性投向社会。[1]

( 二) 社会经济角度引发的犯罪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 社会发展的速度日益增强, 因而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调整, 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慢慢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女性逐步从传统家庭主妇的社会角色中脱离出来, 积极参于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褪去传统女性家庭观念和铸就现代女性的同时, 也带给她们新的不适应。在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中, 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或失调成为了女性犯罪的社会根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刺激, 物欲的引诱, 导致人们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在过去的中国社会, 女性一直都处于从属地位, 进入了21 世纪, 由于男性、女性的自身本性差异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 分工不同, 而社会却以对男性的要求来对待女性, 要她们能发挥理想的作用。但是, 往往在现在社会中, 往往提供给女性的机会远远不如男性, 例如, 企业单位在招聘的过程中, 大多时候都表明不招收女性, 而且很少有女性在工作单位的高层群体中工作, 待遇也远远不如男性,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 为了生存, 为了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 女性不得不付出比男性超过一倍的努力, 提高自己的水平。但是一些女性在努力未果的情况下, 产生焦灼的情绪, 就会出现一些行动上、思维上的偏激, 情绪失控, 踏上了犯罪的道路。或者在贪图享乐等心理的支配下, 插入别人的家庭, 破坏别人的家庭, 诈骗钱财、卖淫、贩毒, 最终走上一条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二、从社会家庭个人因素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一) 形成女性引起犯罪的性格特点

长时间的社会的大背景下, 从性格特征分析角度,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情感、注重情绪, 多处愿从情感中表达, 因此往往也会发生脆弱、不稳定等现象。情感对女性在行为的选择、动力、控制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不仅如此, 还表现出“易感性”特点, 即容易外界或别人情绪的渲染而对自己的情感产生作用。女性多数情况下犯罪, 多数处于从犯、共犯行列, 多数是由于感情上的问题加入到诈骗, 贩毒等违法犯罪团伙中。由于比较注重情感, 往往在事情败露以后, 容易犯包庇、窝藏罪。女性在情绪上很容易受到刺激, 加上女性生理方面的一些因素, 使其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国外学者研究表明, 女性犯罪的发生与女性独特的心理特征之间具有密切联系, 如日本学者松本良枝指出, 女性的所具有的欺骗性和虚荣心同时女性具有很强依附心理, 缺乏足够独立的判断能力, 很多女性就是因为轻信他人, 受他人蒙骗,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3]

( 二) 形成女性引起犯罪的家庭特点

以往的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社会婚姻信念慢慢只能作为遥不可及的神话, 社会在变化, 经济在发展, 矛盾也随之剧增, 离婚率在近几年的数据显示中, 呈递增状态。女性特别看重家庭对自己的归属感, 如果家庭不温暖, 极易对女性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据统计, 全国范围内每100 对夫妻结婚的同时, 就另外有10 对左右的夫妻办理离婚手续。[4]特别是在特大城市中, 离婚率始终处于日益递增的状态, 离婚, 女性必然是受到伤害较大的一方, 并且对于离异家庭的子女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分析表明, 大多数卖淫妇女从小生活在没有父母亲, 或父母酗酒, 或经常吵架的家庭中, 家庭温暖感严重缺失。长期生活在争吵的氛围下, 她们学会抽烟、酗酒、打架。而酗酒、吸毒又是妇女卖淫的助长剂。有些女性从小离家出走, 流浪和乞讨的现象有增无减。这些都是导致女性走向犯罪的不可缺少因素。

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出现在现代社会中, 社会男女地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难以改变, 这也是出现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 女性走上犯罪之路, 特别是暴力等犯罪, 家庭暴力是诱发的根源。传统的固化思想, 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让很多女性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缺失父母所带来的亲情, 扭曲的人格因此得以产生, 还有一些不能自立的女性, 他们往往依靠男性生活, 在家中地位低下, 常常受到家庭成员的虐待, 但由于受到封建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 忍气吞声是她们的经常做法, 当忍耐达到一定程度, 超出身体和心理上的一定范围时, 这些女性就会走上疯狂报复的犯罪道路, 异常的家庭结构: 其一表现在非婚家庭中, 非婚家庭包括未婚同居外遇同居等畸形家庭结构, 包二奶等婚外情所组成的异常家庭结构则具有更大的不稳定和危害性这种家庭即对合法家庭一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其本身家庭结构也极其松散, 合法妻子和情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突出极易产生犯罪行为, 其次, 主要产生在离异家庭中, 未成年子女和女性的受伤害程度多于男性, 部分女性在家庭破裂后, 身心受到沉重打击, 容易对男性产生偏激的心理, 因此产生打击报复的心理, 走上不可回头的犯罪之路。

三、结论

社会往往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而法律的制定往往要考虑多方面的社会因素, 以社会为基础的, 犯罪原因亦是如此, 我们在分析某一犯罪的构成原因时, 要紧密的与社会因素相联系, 将社会学因素与犯罪学因素有机统一, 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才能更好的寻求根本原因, 找到解决与预防的途径。女性的犯罪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 在一定程度上说, 女性犯罪多是社会环境因素的产物, 与人与人之间社会化与社会结构都是紧密联系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 女性的犯罪概率也是不同的, 只有社会给与女性更多的重视与关注, 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去分析女性犯罪的原因, 才能真正的找到女性犯罪的规律, 特点, 走向与趋势, 这样才能找到真正预防的途径。

摘要：女性犯罪的问题近些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女性犯罪率的逐年递增, 其上升速度甚至超过了男性犯罪, 这一重大的比例变化, 不禁发人深思。由于女性在生养和教育后代方面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 女性的状况如何与国家的建设及其发展有着直接必然的联系, 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探究女性犯罪的原因势在必行。本文把社会结构大致分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个人家庭等社会方面探讨女性犯罪的根本原因, 只有对女性犯罪原因有了明确的社会认识, 才能从根本上找到有效遏制和减少女性犯罪的办法, 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女性犯罪,社会原因,社会结构

参考文献

[1]张潘仕.女性犯罪初探[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2]赖修桂.浅析女性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7 (3) .

[3]孙晶.我国女性犯罪原因的社会学研究综述[J].南都学坛, 2007 (4) .

中国经济减速原因与出路 篇8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但仍在预料之中。有一些观点认为已经超出了预料,希望政府出台一些适应的措施。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从近期公布的数字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平稳的,虽然下行的压力短时期还难以改变,但不会出现硬着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内需、外需增长乏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动力是内需和外需。所谓“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不是原动力,应该由内需和外需的规模来决定投资的规模。内需与外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困难的根本问题。二是财政货币政策。认为这几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失误的,导致金融风险在不断加剧。近段时间所谓的“钱荒”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预警。三是长期依赖投资保增长(即保GDP的增长),导致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 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产生的问题

长期实行凯恩斯政策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导致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二是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

1. 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

4万亿元的投资应该说有很多的后遗症,短时期之内消化这些后遗症的可能性不大。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实际上就是我们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因为现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连续了15年。该政策会导致两个较大的问题。一是破坏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使最终消费率越来越低,劳动者报酬比例越来越低,引起内需不足。国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一年比一年弱。由于政策没有改变,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质上无法扩大。最终消费率15年前是62.5%,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5%)。15年来又降低了17个百分点。到2010年,最终消费率降低到45.5%。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完全是靠投资来保增长的。2013年上半年的数字也说明,最终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只有45.2%,拉动GDP增长3.4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是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7.6个百分点主要是投资在拉动。而外贸的增长对于GDP的拉动只有0.1个百分点,尽管新一届政府2013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试图改变这种格局,但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长期实行凯恩斯政策的第一个结果是使国民经济GDP的初次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的扭曲。

初次分配的结构需要逐步恢复到合理的范围内。15年中我们破坏了初次分配结构,要恢复合理不是一两年可以做到的。所以,目前经济出现的这种所谓困难,短期内无法改变。收入分配应当适度高于经济增长水平,才能把结构调整好,才能把筹资分配的结构直接调整过来。之前中央的文件里提到要两个“同步”:即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笔者认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必须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2013年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在下降,但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个现象是值得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就业不充分、中小微企业困难太多。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就业充分、企业经济效益好、工资水平提高。而政府过去增加的那一部分(提高离退休干部的待遇、提高最低保障水平)虽然有力度,但收入分配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还要低。个人所得税并不能调节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率,税收70%是间接税,纳税的对象90%是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的5%,靠工资收入者经2012年的调整后交税不到10%。个人所得税对于调整收入分配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2. 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第二个结果是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特别大的情况下,能源、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势必上升。这些上游产品的价格上升之后,必然影响下游产品的价格、成本,即消费品价格不可能不上涨。例如,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曾经因价格问题对联合利华进行了处罚。其实,由于中石化、中石油的副产品不断涨价,而联合利华就是利用这些产品生产洗涤剂的,所以无法不涨价。由此可见,下游产品在上游产品涨价的情况下,依然是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两年物价高位振荡的根本原因于此,并非需求量增加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这种情况需要尽快改变与转换,但实际情况是可能性不太大。但从2012下半年与2013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这种状况不会太恶化,也不会太好,需要用两三年时间很快地消化。

(二) 长期过度投资形成的问题

笔者认为,长期过度投资形成的问题,不可以再用过度扩张的方法来应对。这一观点是针对当前部分学者认为投资空间仍很大,有许多地方可以投资,仍可采取类似4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方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的情况与美国接近,幅员辽阔且人口众多,高速铁路也还可以建设;而人均高速铁路拥有量也比日本要低得多,许多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先进。这些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的经济水平应该和这些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通过借贷的方式建筑这些公共设施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国最终消费率已经降低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不能再让扭曲了的结构继续恶化。我们不断地发展经济,而最终消费率很低,不断地进行资本形成,这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不相符合。投资虽然获得了GDP的高增长,但是增长的质量越来越差,效率越来越低;扩张投资大约占2/3左右,这些年来虽然是用于“铁公机”(即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但至今明显可以看到,这些基础设施普遍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短期内无法回收成本的问题。有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的高速公路利用率只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利用率不到1/2。笔者4月初到浙江考察,浙江的高速公路一年要亏损20多亿元(浙江高速公路的利用率相对其他省来说还是较高的)。因此,不能进行经济建设就一味地与其他国家比硬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根据经济底子、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规划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顾及人们生活的改善问题,这样发展下去,很多工程虽然赢得业绩,但却脱离了群众。

二、经济发展的出路

中国经济的发展出路是转变发展思路、打造升级版、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此,笔者谈谈一些看法与建议。世界经验证明,纠正凯恩斯主义的错误、治理经济滞胀,应当着重运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加强供给面的管理,即要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如减税、帮助降低融资成本等。中国劳动力报酬总的比例仍是偏低,降低劳动力成本可能性不大。所以,减税、融资的成本应该是有攻坚的,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促进企业发展,这样才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李克强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把主要的力量用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这是完全正确的。要实现供给创造需求这样一个目的,尽量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笔者建议进行以下七个方面的改革:

(一) 摒弃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切实关注民生

各级父母官应该关心辖区内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收入是否增加,孩子上学是否更方便,有病的人就医是否更方便了,这才是各级父母官的根本任务,而不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GDP的增长问题上。不要把GDP当作一个评价干部和工作的主要指标,应该容忍GDP的速度较低。2013年下半年三中全会应该主动进行调整,降低GDP增长速度,这样可以给那些一大批把GDP作为主要标准的地方政府、地方官员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应该在民生方面多做工作,在稳增长方面有所作为,在增长的质量、增长的效益方面多做文章,而不是一味地追求GDP的高增长率。

(二) 改革半管制、半市场的政府公司化管理模式

现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书记就像是总裁,行政一把手就像总经理,把经济管得细之又细,干涉的面广而又广,这是使经济不能正常和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政府应该相信企业家们会很好地捕捉市场的信息,做好自己的决策,使经济得到好的发展。因此,政府干涉微观经济的管理方式必须改变。

(三) 适时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量入为出,努力实现财政平衡

发展经济要尊重经济规律,讲究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财政应该量入为出,不能总是实施积极财政。贷款也要考虑到偿还能力。目前,我们的网银货币已达105万亿元,与GDP规模相近的国家相比,恐怕没有这样的数据。有学者估计,地方债、部门债不会少于40万亿元。例如,铁道部负债2.6万亿元,成立公司后,因偿还不了贷款利息而与财政部交涉该问题的解决方式。预计影子银行规模约为27万亿元。“钱荒”问题也与此有关。因此,不能再继续扩张财政、扩大投资,应该适时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2013年下半年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2014年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退出,只可能会比2012年的积极程度略低一些。

(四) 既要扩大内需,又要扩大外需以提升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扩大外需。目前,管理层与理论界确实有一部分人把所谓的外需型经济看成是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之一。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属于依靠外需、依靠外贸发展的类型,如日本、英国、美国、荷兰等。最早的法国、德国也是依靠外贸发展起来的。因此,既要扩大内需、又要扩大外需,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外需。

(五) 放弃土地财政,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严格防止资产泡沫化

目前,资产的泡沫化比较明显,特别是房地产行业。首先,土地财政是资产泡沫化问题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各级政府把土地价格抬高是形成房地产泡沫不可忽视的原因。其次,社会资金炒房是资产泡沫化产生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政府把土地收购过来,它给农民的钱少,而政府收购了以后又不断地招牌挂炒价,越炒越高,造成了地王现象,这样的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

(六) 切实做到城乡统筹,着重发展县域经济

要放弃过去一味发展大城市的思路,重心向下,发展西部的小城镇,发展农村经济。实现经济转型,打造升级版,中央领导反复强调了多年,但问题一直没有转变,因为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升级版的第一标志是增长要有质量,要有效率;升级版的第二标志是劳动生产率要有明显提高;升级版的第三标志是耗能、能耗要降低,污染要减少;升级版的第四标志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要明显提高,不能是有害的产品,特别是食品。要达到这些标志或实现这些标准,关键是要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呼吁、宣传与思想转变的层面,需要依靠财政、税收的制度改革引导企业积极进行科技创新。要有创新就得有利润空间,不创新就没有利润空间,甚至会破产,要有这样一种制度来约束,形成倒逼。

(七) 重点做好收入分配的改革

笔者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是所有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差距太大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问题。收入分配能够实现社会公平,还能够更大地解放生产力,使劳动者积极性增加,对生产和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有利于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从经济学原理说,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平均,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高收入者少增加收入,中等收入者增加2000~3000元收入,也不可能再增加更多的消费;而大量一般和低收入者需要用钱而没有足够的钱可供消费。所以,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低收入者处着眼。中国有将近一半是农村人口,农村主要靠农产品,保持农产品价格、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增加农村收入的根本办法。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提高工资要在制度上多想办法。2012年4月已有方案提交到中央,目前正在讨论中。最后,对于国有企业应该“限高提低”,而对于一般企业应该严格地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只有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企业的盈利才能更多地向职工倾斜。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加强社会保障,包括低保、医保以及其他一些保险,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促进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现在的收入分配曲线是一个金字塔,高收入者在塔尖,人数很少,低收入者在下面,底盘很大,如果这个曲线能够改变,就能够早日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当前要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有所作为,但由于防止风险方面的问题更突出,笔者认为,从2012年以来,防止风险比稳增长更重要。中国的经济只要不发生金融危机,就不会有大的问题。2013年的GDP增长还有可能实现7.5%,党的三中全会如果有魄力的话,应该主动将GDP增长率调降为7%。这样就能从实质上降低各级政府的预期,不再在GDP上反复做文章,不再总将主要精力放在出台与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上,应该在民生方面、供给方面、提高居民的收入方面等多做文章,使经济慢慢地进入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同时,房地产要很好地调控,地方债、部门债要很好地管理,影子银行一定要注意监管,如果不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实行监管,就会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这些方面加强了,经济才会一年比一年好。渡过这一关后,相信中国经济保持9%的增长速度还会有相当长的时间。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是长期实行凯恩斯政策产生的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和长期过度投资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是摒弃投资、保GDP增长发展模式,切实关注民生,改革半管制、半市场的政府公司化管理模式,适时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扩大外需,切实做到城乡统筹,着重发展县域经济以及做好收入分配的改革等。强调政府应该主动将GDP增长率再降低一些,给各级政府、地方官员一个导向,不要盲目追求GDP增长率,而应该关注民生与注重质量。

关键词：凯恩斯政策,初次分配格局,扩大外需,城乡统筹,收入分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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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篇9

如果一个人类共同体可以被称之为社会的话, 信任就不可或缺。初看起来, 它很日常化, 很普通。以至于“我们都把信任作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 (1) 也正因为如此, 其重要性和所隐含的问题常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就像空气一样, 每个人都离不开, 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考虑它是多么重要。

在社会学发展初期, 信任问题并没有被太关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社会学大师也没有就信任问题专门有过论述。这一状况直到齐美尔时发生改变, 其在《货币哲学》、《陌生人》等著作中都有一定篇幅论述信任问题。随后, 卢曼、科尔曼、福山等人就该问题也有着精彩论述, 一时间, 信任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相应的, 近年来研究我国社会信任问题的论著也有很多。

一、政治领域内信任危机的表象和原因

查尔斯·蒂利曾经列出了一些标准, 以之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中的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体系中, 当存在下列大量行为时, 即意味着信任网络已为公共政治所整合。

1.创建公众认可的协会、互助社、政党、联盟、宗教团体和社群, 或是为已秘密存在的类似组织寻求公众的认可。

2.在这类组织中寻求友谊、亲密的关系、共同的信念、安全以及高风险的事业。

3.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4.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机关) 中获得职业发展。

5.请求 (或至少容忍) 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 并采用官方登记方法使得法定交易生效。

6.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

7.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

8.求助政府机构预防或惩戒家族、宗教团体或经济网络成员的不负责任行为。

9.采用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和储蓄。

10.花钱 (如婚姻登记费) 向政府购买安全, 使之承担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责任。

11.在人生重大事项和长期安全方面信赖政治角色和 (或) 政府机构。

其中,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开始的那两项, 它们对我国社会中信任危机现象的解释能力比较强, 而且还关涉到信任危机解决途径的讨论。

其实, 我国社会中缺乏信任并非现在才有, 而是一个自传统社会以来就早已形成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 之所以社会信任缺乏没有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原因在于就其社会结构和本质来讲, 始终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内向封闭的前现代社会, 这种性质的社会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 当然, 这个过程很少变化并且是一种低水平重复。1949年以后, 由于实行了相对来说比较强有力的社会改造运动, 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的模式通常被学者们称之为“全能主义”, (2) 传统的家庭———国家社会结构模式终于得到改观。但是, 这一运动在实践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和有效的思想改造、全民动员的方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革新。这一切社会革新的最直接效果是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执政能力延伸至社会的最基层。从而切断了所有其他可能的社会信任建立渠道, 垄断了民众的全部的信任可能。

接下来的如: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机关) 中获得职业发展这两项。与当下中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意愿相符合。初看起来似乎从正面表明信任网络被公共政治有力地整合, 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只是说明民众对于投身于工商业的疑虑和不安全感, 这可以从这些年来国家公务员招考时异常火爆的报名场面来理解。当有的职位的招录比达到几百比一的比例而报考人员仍然趋之若鹜时, 你能够将之理解为这是对政府的信任吗?或许有这个因素, 但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接下来的几项:请求 (或至少容忍) 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 并采用官方登记方法使得法定交易生效;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求助政府机构预防或惩戒家族、宗教团体或经济网络成员的不负责任行为, 则明显与现实相左。每次人口普查或国情调查时, 各级政府总是伴之以不厌其烦的说明、解释。民众则是消极的、无所谓的态度。而当私人间的合同遭到违背时, 大多数的老百姓往往更愿意采取私力救济。在人生重大事项方面, 我们从父母、师长、朋友那里听取意见。在人生长期安全和福利方面, 我们依赖的是自己的辛勤工作、子女赡养、社会保险等。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内。这是因为政府没能够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安全与福祉。或许, 这其中还有我们一直在信赖的, 那就是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如有学者所言“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 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 (3) 正因为如此, 这将会造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因为这样一来“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 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 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 而是政治任务”。 (4)

二、经济领域内信任危机的表象和原因

长期以来, 我国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一直是围绕着政治活动来进行的。社会行动的导向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指示, 经济发展不在权力机构的考虑之中。由于权力机构不仅垄断了公共权力的行使, 事实上还垄断了公共的话语权, 所以, 民间不可能发展出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不仅缺乏物质和环境基础, 道义上也难以说服自己。这种状态不久得到改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制度改革中, 党和政府展示出对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新的认知水平, 以及建立在这种认知之上的决心和态度。由于党和政府所具有的对社会深入而有力的影响, 整个社会氛围迅速得以改观, 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中, 甚至主导人们行为的道德意识也悄然转变, 一个总的趋势就是社会服从了市场的逻辑。但是, 近些年来, 经济领域中不规范的事件频有发生。每年的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中央电视台会举办一台晚会来揭露一些市场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和无良商家。节目中所揭示的一切无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从地沟油、苏丹红咸蛋、蒙牛奶、瘦肉精猪肉、农药韭菜、石蜡翻新陈米、福尔马林浸泡水产品到豆腐渣大桥、烂尾楼、明星代言假广告、经济学家为资本摇旗呐喊等等, 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而且继续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社会中不同阶层都陷入一种对利益不顾一切的追求和经济迷狂中。一直被认为是耻于言利的国人如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一切发生和转变的是如此迅速, 我们不禁要问:国民心理普遍性地发生这样截然不同的变化其原因何在?

就可能性而言, 无非有以下两点: (一) 原本就有逐利取巧的习惯和意识, 压抑已久的潜在欲望和传统社会结构性诱因被释放, 于是, 众神狂欢。传统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与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原点“理性人”学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契。儒家学说所认可的实现完满人生的逻辑进路其原点在于个人和家庭, 无论是对于社会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服从均是从家庭关系中类比和推演出来。不过, 必须注意的是, 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使得农民只看到眼前的、暂时的利益, 基本上没有组织性可言。在我们看来, 关键因素在于“私”。“私”不仅为“愚、贫、弱”之根源。更为重要的是, 由“私”出发, 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普遍的、全面的不信任。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中引入市场机制, 就是要以公平的、规范的契约模式, 替换广泛存在于原来社会中各个领域中的以人情、面子、潜规则、权力为主导的行为模式。以此革除社会积弊, 最大化地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那么, 这种转变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对此,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即:虽然我们的政府努力在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倡消费以拉动内需, 但是现在的民众一直不太敢于消费。是否国人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节俭的习惯?当然有这个因素, 但是未必见得是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性思想认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理性人的利益需求, 满足利益需求的渠道是自发自愿的契约和交换行为, 该类行为的日益普遍和固定的结果就是各级各类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壮大, 当各个不同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地调节供给与需求形成的时候, 自由市场经济就展现出其应有的全部特征。在这些特征中, 较为重要的是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律性, 能够自发地维持和再生。这种自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相对于国家干预而言的独立性。即:市场能够自发地调整自身, 国家无需干预过多, 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可。这是斯密的主张, 虽然中间经过凯恩斯的反对, 但是至今仍然为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恪守。二, 相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言, 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所依赖的是理性的、功利的计算和筹划, 在根本的、原初的意义上, 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可以忽略不计。经济行为以及经济制度的形成原因必须到社会因素以外的人的个人理性中去找。

对于第一种经济自律性的解说, 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反驳, 对此, 我们不予多说。本文关注的是对经济自律性的第二种辩解是否成立。

在对以上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分析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该学说的成立建立在三个前提上。 (1) 信息完全供给。 (2) 市场充分竞争。 (3) 行为的完全经济理性化。然而, 当把经济行为放入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后, 发现这三个前提都不可能成立。首先, 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尤其是像社会分工和合作已经将世界范围内的物资资源和人事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现代社会中, 个人通过其亲知亲历所掌握的信息能够拓展的社会空间极其有限。每个人在进行哪怕是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行为时, 自愿或不自愿的都会被镶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编织成的网络中。只有这样, 才能够解决人们不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和个人的信息与知识欠缺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行为的发生和持续进行都是由制度安排和关系设置在个人知识止步的地方做无限延伸形成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信息完全供给不可能, 那么, 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能否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说能否有一个处于社会生活中心的政府将整个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安排, 从而以远远超出个人的知识能力和信息获得渠道来规整经济生活。对此, 有两个方面的反对理由, 一是这已经背离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信条。其二, 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 这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其三, 市场的充分竞争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从可能性来说, 市场充分竞争与否关联到信息能否完全供给。而信息能否完全供给的问题, 正如我们刚刚已经分析的那样, 也是一种理想。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市场充分竞争难以做到。现实中的市场竞争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最后, 我们来看看行为是否可以完全经济理性化。行为的经济理性化意味着人们在作出某项行动时不是以价值追求作为动机, 而是纯粹以成本和效率为考量。问题是脱离价值取向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行为之所以发生, 在于指向某个物质或行为, 达到某个目的, 实现某个愿望。如果在行为中抽离出行为的目的和愿望的话, 且不说如何辨别这是个行为的问题, 行为的效率衡量标准是什么就已经没办法解决。可以这么说, 如果从所有的行为中抽离出价值目的, 那么, 行为的效率标准也会随之消失。

在写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时, 波兰尼使用了一个概念———嵌入, 以此来表达其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如哈耶克) 们的不同看法。在他看来, 自19世纪以前, 人类的经济行为一直都是嵌入更广泛关联着的社会关系之中, 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 经济独立于政治和社会。在该书的一开篇, 波兰尼写到“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 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物质, 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 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5) 因此, 市场只是全部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表现形式的一种, 而同时要注意的是, 全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又是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其中一环。

1985年, 美国人马克·格拉诺维特发表了《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行为者所做的“低度社会化”解释和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对行为者所做的“过度社会化”解释时, 亦提出了被认为是新经济社会学纲领性陈述的“嵌入”理论。对于“嵌入”这个概念, 格拉诺维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 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 他明确表示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不能够离开社会关系而独自存在的。经济行为发生时, 社会关系一定在场。只有在诸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之类的思想实验中, 我们才可以想象出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们的行为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实际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处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编织成的网络中, 这就是“嵌入”概念的内涵。 (6) 该概念已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础思想概括为两个: (1) 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 (2) 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因此, 当我们在分析经济行为的时候, 必须将之还原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去, 像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分析研究在利益驱动下人们的理性博弈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来说远远是不够的。 (7) 对此, 我们必须有宽广的视域。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当下我国社会中信任问题远非一时一事所造成, 这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交织糅合在一起形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社会现象。其间不乏历史性因素之间的陈陈相因, 有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的形塑, 更有权力行使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复杂耦合与冲突, 社会转型时期众多因素的不确定不可忽视, 当然, 社会个体的理性计算和利益博弈也会掺杂其中。当这一切集中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并同时发生作用时, 简单的因果关联就变得复杂而隐晦。因此, 对于当下我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原因分析, 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

摘要：对于维系一个健康而有效率的社会而言, 信任不可或缺。但当下我国社会中一些领域和主体间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对此, 首要的任务是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信任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但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其特定的原因。现今我国社会中的不信任状况的形成是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和运作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社会信任,传统文化,政治权力运作,社会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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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代社会道教衰落的原因 篇10

一、统治者态度与道教的衰落

古代的中国, 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天子独大。皇权受命于天, 天子代天帝掌管人间万事万物。因此, 天子拥有决定一切的权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天子的扶植。道教, 这个本土宗教, 更不例外。如五斗米道的领袖张鲁, 归顺朝廷受到天子厚待则“今乃宠以万户, 五子皆封侯”[1]北魏鲜卑拓拔部则将寇谦之视为“国师”, 这一推崇举动促成了寇谦之创立了正式道教;唐代将道教定为“国教”,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 这一支持态度, 则促成了道教发展高峰的来临;明世宗对道教的笃信, 俨然使明代这一时期成了“道教王国”。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 道教发展历程中的几段辉煌期, 无一不与统治者支持有关, 正是强大皇权的推动, 才使得道教得以发展。反过来讲, 统治者对道教的厌恶则会导致道教发展的停滞甚至衰落。明世宗崇道带来的不良影响使穆宗对道教产生了厌恶之情, 他一反其父的做法, 对道教进行打击, “不仅削夺了邵元节、陶仲文的官爵和诰命, 而且对正一天师大加贬降。”[2]道教发展在此之后步入了衰落期。

满人入关, 建立清朝, 多数信仰萨蛮教和藏传佛教, 对道教则不太热心, 多以约束限制态度对待之。顺治帝时曾下谕:“凡僧道巫瞽之流, 止宜礼神推命, 不许妄行法术, 蛊惑愚众。如有违犯, 治以重罪。著礼部严行稽察。”[3]康熙帝时, 对道教的批判态度也十分明显, 他曾多次在敕谕中表明他的态度, 如他讲:“道法自然, 为天地根, 老氏之学, 能养其真。……慨秦汉之往事, 求方药而何愚!用清静而获效, 宁化美于皇初, 养身寿人, 儒者有道, 保合太和, 何取黄老?”[4]又如在康熙二十六年诏谕中说到:“至于僧道邪道, 素悖礼法, 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 闻其虚诞之言, 辄以为有道, 敬之如神, 殊堪嗤笑, 俱宜严行禁止。”[5]到乾隆帝时, 道教的发展由清初的勉强过得去变为处境困难, 文献记载:“乾隆四年 (1739年) , 议奏: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 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选道士、受箓传徒者, 一经发觉, 将法员治罪, 该真人一并议处。”[6]此外, 乾隆年间, 还下令废除多年来由道士充任太常寺乐官的制度, “乾隆间, 高宗特谕廷臣:‘二氏异乐, 不宜用之。’朝廷乃别选儒士为乐官, 而令道士改业。”[7]

在前后相继的打击之下, 道教在清朝的发展不容乐观, 以至影响了其在近代的发展。清初统治者对道教的抑制态度, 就成了清初道教“沉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会, 没有强大皇权的庇护, 任何事物想要发展可谓难上加难, 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某一事物发展的态势, “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 千数百年, 而起盛衰, 每系乎时君之好恶。”[8]

二、道教世俗化趋势与道教的衰落

“明清时代, 道教演变的最大特点是日益走向世俗化、民间化。道教衰落了, 但是道教的流行——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民间教派却大倡于世, 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两千年的道教史是一部由民间走向正统, 再由正统走向民间的历史。”[9]明清时代道教的日益世俗化和民间化已不容置疑, 这也成为道教由正统再次走向民间的突出表现。道教由民间走向正统, 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促成了道教发展高峰的到来;而由正统再次走向民间, 则是形势所迫。再次走向民间的道教, 并没有改变道教衰落的现状, 日益的世俗化反而加速了道教的衰落。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它最为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表现形式, 而是其文化内涵、精神魅力。道教作为一种宗教, 也理应如此。但道教的日益世俗化, 甚至功利化, 使它更加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 炼丹修仙、斋醮、戒律等, 成为我们对道教最深的印象, 与其他宗教相比, 道教的功利性也最强, 追求现世成仙、急于求成的心态, 导致道教过快的丢掉了自身精神层面的价值, 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的历史是很奇怪的。从老子智慧的高峰降到民间道教的神秘学、法术、驱邪逐鬼, 从来没有一个宗教退化的这样厉害。”[10]

道教世俗化的另一影响便是道教神灵体系的日益扩大, 许多与民间传说有关的神灵都被纳入到了道教神仙体系, 使得它庞杂多端。与西方的一神教不同, 道教成了多神教, 并且道教不再高不可攀, 而是只要凡人潜心修行便可成仙, 这则与道教最初宣扬的玄而又玄的“道”相悖, 而作为“道”的化身的“老子”则不能发展为唯一的、绝对的至上神, “一种宗教如果放弃了具有绝对价值的最高价值, 转而寻求世俗需要时, 它的衰落与退化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11]给教派披上神秘色彩的外衣, 才能从精神上统摄民众, 达到天下服的理想状态, 道教的日益世俗化使它失去了这一层神秘外衣, 又何来统摄民众之精神, 达到统治者的目的呢?过分追求外在的形式, 如炼丹、服食丹药、导致许多统治者不理政务, 更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与其他宗教相比, 这就是道教的缺陷之一, 开明君主则不会喜欢这样的宗教, 因此, 这对于道教的传播也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道教由正统再次走向民间和日益世俗化的趋势, 使道教在民间迅速传播, 但民众此时信仰道教, 已不再求“得到成仙”, 而是寻求现世的庇护。道教吸收了众多民间传说的神灵, 恰恰让民众有了精神的寄托, 同时, 这些神灵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众利用的对象。最初, 神权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他们宣扬“君权神授”, 民众只能听从天帝的安排, 顺从天子的统治;而随着道教对神灵体系的扩展, 神灵在此时更代表了民众的意愿, 成为发表他们心声的代言人。因此, 回顾历史, 许多农民起义是打着某一神灵的旗帜来鼓动民众与统治者作斗争的, 如黄巾大起义。在统治者看来, 这种神秘力量肯定不能被民众所掌握, 这会危及他们的统治, 道教的发展趋势, 则与统治者的这种意愿背道而驰, 从维护统治的角度来看, 统治者当然也不会希望这样的宗教能繁盛下去。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 道教的世俗化或许是它求得生存的一种必要转变, 但这却也不可否认的加速了其蜕变的进程, 让道教失去了其核心的精神追求, 只剩令人惋惜的外壳。

三、从道教与儒家、西方宗教的不同看道教的衰落

1. 道教与儒家的不同

儒家不论是不是一种宗教, 我们暂且放置一边, 将它与道教都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 来探讨一下为何儒家在历代都受到重视, 并且绵延千年而不绝, 道教这个从本土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宗教, 为何却蜕变衰落的如此迅速?

儒家学说大部分掌握在社会上层之中, 即使不在上层中, 统治者们也会通过科举考试让他们步入仕途, 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他们的利益与帝王捆绑在了一起;同时, 儒家学说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 将个人的行为完全定格在了它设计好的规则中, 让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众, 完全成为了帝王手中的玩偶, 不会反抗, 只会顺从;而道教则不同, 道教缺乏儒家思想的知识性, 它不对个人自身修养提出要求及方法, 它更偏重实用性, “长生成仙、解除厄运”, 是其吸引民众的说教, 这更适合于下层民众, 成为他们在封建压迫下寻求解脱的寄托。因此, 民众可以利用道教来发动起义, 却不能利用儒家。由此, 可以得出, 道教相比儒家而言, 是具有两面性的, 即可被统治者利用, 也可被民众利用;而儒家则只有一面性, 即被统治者利用。

归根结底, 我认为他们最主要的不同为:儒家是一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行为规范, 而道教则更多的是一种有神秘色彩的方术。一个为精神层面, 一个为技术层面, 精神可永不消失, 技术则易受现实影响。

2. 道教与西方宗教的不同

西方宗教产生于中东地区的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古老民族中, 他们尊崇单一的神, 这个神即创世神与造物主。在西方, 神的地位十分崇高, 凡人只能无限接近神而不能成为神, 他们只能向神忏悔, 求得神的原谅以此获得拯救, 这与西方的“原罪”观念有关。他们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为自己赎罪, 因此人必须忏悔, 只有神才能帮助他们摆脱自身的罪恶, 重获新生, 神的神圣性便不言而喻了。

道教则不然, 它有众多的神灵, 并且凡人可以通过修炼成仙, 这些神灵并不会像西方神那样不容亵渎, 他们早已融入到了民众的生活之中, 他们的功用便是满足民众的各种需求, 而一旦满足不了, 民众便对它们产生怀疑, 他们可以造神, 也可以毁神。与西方宗教神相比, 道教诸多神灵的地位是低下的, 多神教的道教影响力就远不及一神教的西方宗教了。因此, 西方宗教可以长盛不衰并发展成世界性宗教, 而中国道教则只有衰落的命运。

其次, 在西方, 宗教与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 很多国家的宗教首领就是其国家首领, 尤其是伊斯兰国家, 国家的法律也会吸收宗教教义, 如基督教宣扬“人人平等”, 许多西方国家便将这一信条作为他们国家法律的基石, 宗教的影响便以这种国家强制力的形式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宗教事务与活动也成为西方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上种种, 都显示了西方宗教在西方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教虽是中国本土宗教, 但它却未能取得类似西方宗教似的崇高地位, 虽然在某几个时段道教也曾辉煌过, 但相对于漫长的历史, 那也只能算是昙花一现了。同为宗教, 为何命运会如此不同呢?中国自西周实行“分封制”以后, 就确立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国家体制, “敬天法祖”成为民众的基本信条, 中国民众更渴求自己祖宗的保佑, 而对鬼神敬而远之, 道教即使多么卖力的宣扬“神仙拯救”, 也不会打破民众心目中“祖宗保佑”的观念, 这不得不说是对道教发展的阻碍。西方社会则不存在这种现象, 他们只能通过虔诚的态度来打动造物主, 才能获得解脱, 死后进入天堂。

再次, 道教宣扬“得道成仙”, 即注重对民众现实需求的满足, 而西方宗教则宣扬“死后进入天堂”。一个追求此岸世界, 一个追求彼岸世界, 却为何追求“现世”的道教衰落的比追求“来世”的西方宗教要快呢?我认为, 道教为达到对民众“现世”需求的满足, 过快的抛弃了宗教本身的特质, 后期的道教更多的侧重于技术层面的东西, 如炼丹、驱魔术等, 而作为宗教本应对内在精神探求的终极目的早已置之不理, 道教本身所带有的宗教神秘色彩也不复存在, 对民众精神的控制就大大削弱了。而西方宗教的造物主高高在上, 永远散发着神圣的光芒, 民众因其保持着那份神秘性而对其向往。

四、总结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的生命历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渗入民众生活的过程, 道教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并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其衰落之势, 也不得不令人惋惜。探究其衰落之原因, 寻其复兴之法, 是当代道教爱好者和研究者应重视的问题。

摘要：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 相比于其他宗教, 较早地迎来了它的衰落, 原因值得人深思。政治、经济原因不容否认, 但统治者的态度、道教世俗化的趋势以及道教与儒家和西方宗教的差异等方面也在道教衰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浅论宋朝经济繁荣的原因 篇11

摘 要：看似柔弱的宋朝审时度势，采取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政策，进而造就了繁荣的宋朝。

关键词：繁荣；原因；策略；措施；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4-280-01

“柔弱”、“积贫积弱”、“孱弱”在很多人看来几乎就是宋朝的代名词。当然，我们从传统的正史视角看的确如此。

北宋中期以来，这个王朝就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一是政治危机；二是边疆危机；三是财政危机。这三大危机严重的威胁着北宋的安危。以至于宋神宗不得不启用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最终在反动派的打击之下新法被废止。危机依然没有完全解除。

换个角度看呢，积贫积弱的宋朝前后却延续了300多年。与其他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差无几。其他王朝的灭亡大多和农民起义直接相关，宋朝的灭亡主要在与少数民族的进攻，而非农民起义。究其根源，在于宋朝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应开始于宋朝。为何宋朝的商品经济如此繁荣呢？

我们先用数据看看宋朝的财政收入。北宋中期前后年均财政收入一般在8000-9000万贯，最高财政收入达到1600万贯。即便是后来偏安东南的南宋，财政收入也可达到1000万贯。如此巨额的财政收入足以证明宋朝经济的繁荣。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如下方面分析原因。

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先进的生产工具得到普及改进和发明。曲辕犁更加广泛的使用，同时还出现了踏犁、铁搭、秧马等工具。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宋朝大量兴修水利，特别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成果卓著，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进一步完善，许多荒地被开垦出来，增加了粮食产量。在手工业方面，纺织、造船、制瓷等技术、工艺和规模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条件。

二是灵活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政策。

在农业方面推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一方面自唐朝以来，实行“不以人丁为本，唯以财产为宗”的赋税政策，至少从法律上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负担。虽然土地兼并严重，但与之相适应的是租佃制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租佃关系。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土地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不至于因为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而导致土地荒芜，也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在商业工业方面，一是政府放松了对商业的控制。商业的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市场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遵循着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服务性的商业机构如柜坊，氐店发展起来，还出现了便于流通的纸币“交子”。

另一方面宋朝对外推行积极的贸易政策。与辽西夏签订看似屈辱的盟约之后，宋辽，宋夏之间的榷场贸易发展起来。从而为宋朝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这种频繁的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贸易不仅维护的边疆的稳定，也推动了宋朝商业的发展。而这只是宋朝贸易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贸易则是来自于远洋贸易。宋朝海上贸易十分发达。一方面政府鼓励中外商人贸易的往来，另一方面政府强化规范对外贸易，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这样中国大宗的丝织品、瓷器、茶叶、药材等深受海外市场的欢迎。这种海外贸易不仅给宋朝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更是有力的推动着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与繁荣。

在政治制度方面，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列政策强化了中央集权经济上设转运使，将地方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收归中央，军事上实行更戍法，并推行将兵分离，重文轻武，饥荒之年推行养兵政策。行政上中央分割相权，地方上知州通判相互牵制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分裂割据的物质基础。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下面我们要重点探讨下宋朝的民族政策对宋朝经济的影响。《澶渊之盟》的确是一种耻辱，称臣，输送岁币。我们真丢掉那“绢20万，银10万”了么？别忘了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边境开始设立“榷场”，互通有无了。宋朝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统统输往辽国。每年通过这种途径宋朝得到的“出超”有多少？政府从生产和流通领域征收的税赋又有多少？能顶得上多少个“岁币”了？这笔帐有没有人算？现代的国际贸易中，对那些“入超”过多的国家国际上还给“贸易补偿”呢？将“岁币”看成是宋人给辽国的“贸易0补偿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军事上真的打不过辽人，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却做到了这一点。宋人通过贸易的手段，利用顺差的方式，将辽人创造的财富慢慢地归结到自己的手中。这种做法可比简单粗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直接掠夺聪明多了吧？一方面，辽人拿到了“岁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同时促进了契丹民族的进化，增加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过交换也实现了财富的增长。比起双方拚个你死我活的“双败”结局，宋人的做法使“双败”变成了“双赢”，又何乐而不为呢？别忘了，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双方的财富都在增长，可是宋人的财富却永远比辽人增长的快！换句话说，辽人创造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这也算得上是宋人对辽人的“剥削”吧！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悄无声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实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叹宋朝皇帝们的战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军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对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战争成本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胜利“果实”的诱惑却是巨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人主和，蛮人主战的根本原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是亚当-斯密笔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们靠自己的生产活动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蛮人也是，所以他们靠对外掠夺来实现相同的目的，也算是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了吧。

农村社会交换原因和目的伦理思考 篇12

什么是交换?首先需要确立对交换的理解视角和内涵限定。从较为广泛的意义而言, 交换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遵循人类既定的规则条件下, 相互换取彼此所有物的活动及其过程, 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经济交换是交换的一种特定形式, 是经济生活中的交换行为, 它是在极为明确的规则前提下自愿让渡彼此的资源 (主要是商品和劳务) 的活动及其过程。而“社会交换”是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这里我们探讨社会交换问题。

社会交换理论最早诞生于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 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G.C.霍曼斯、P.M.布劳和R.埃默森。他们试图通过研究互动与交换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它的基本构想是:人是理性的, 理性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他人 (个人、集团、社会) 进行互惠的、交换性的互动。社会交换的内容为满足当事人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品、行为, 还有赞同、尊重、依从、爱、情感, 以及其它紧缺物质产品。社会交换往往有着广阔的交易范围, 成为对象的不一定具有经济效用, “它们所交换的, 并不仅限于物资和财富、动产和不动产等等在经济上有用的东西。”交换的资源还有地位、感情、服务、信息、金钱以及关系资源等, 应该说从社会交换的内容、资源、表现形式中可以看出社会交换存在一定的伦理道德问题, 潜伏着“道德风险”。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农村社会交换是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 这里我们从农村社会交换的原因、目的方面探讨农村交换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2农村社会交换原因的道德询问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 中国的广大农村人情味更浓, 因为中国农村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 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 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 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 (即人情) , 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应该说农村社会交换是一个伦理体系, 它包括三个结构性原因:道德义务原因、发展需要原因和理性计算原因。

(1) 农村社会交换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原因。

早期农村社会尚未受到市场因素的深入影响, 道德义务主导着社会交换, 农民的社会关联依靠的是一种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这种关系中的人之间有情分、有情义, “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是以义务相调节。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 不只是家庭和家族, 一切以义务相调节的情谊关系都属于伦理关系。他指出:“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一概家庭化之, 务使其情益亲, 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 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底伦理关系, 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 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 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交换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社会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建构了一个道德经济体系, 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的陷入一个交换循环。农民是被动的, 是承受道德压力的。社会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 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 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农村的人情来往更多的是以金钱的形式来进行的, 表现在婚丧嫁娶、婴儿的生日、百岁之类的仪式性活动的“随礼”上, 本身是一种交换行为, 布劳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互惠行为, 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利益, 人们需要对给予自己以利益的对方作出回报, 社会交换使社会各方承担了某些未具体规定的义务。这种源于道德义务的社会交换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符合伦理要求的, 是农村人情、血缘维系的关键点。

(2) 农村社会交换是农民自身发展的社会手段。

随着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所以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产业, 寻找更合适的自身发展道路, 例如共同参与合办工厂、从事经商活动等, 这加强了农民与他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个体农民在与他人更多的合作中, 逐渐将更多的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纳入到私人关系网络之中, 从而扩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范围。此外,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 越来越趋向开放化, 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极大地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 村落社会的开放化有力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促进了农民的自身发展, 推动了农民村外网络的扩张。农民为了自身的发展进行社会交换, 这是无可厚非的, 符合农民的伦理道德要求, 只是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腐败现象, 而且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个体失去了自我, “我”“随礼”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但方式却是突然的与损人利己的。

(3) 农民社会交换有农民理性计算的原因。

布劳曾指出:“由于交换是一种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行动, 因此参与交换的行动者与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模型有很大类似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日益卷入市场化进程, 中国农民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 他们的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导向, 工具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民社会交换的扩张。在社会交换中, 农民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工具目的, 凡事以人情开道, 把人情作为一种利益投资, 送出一定的礼物, 换回更多的利益、感情、服务、信息、金钱, 通过举办家庭典礼等仪式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花费换取大笔的礼金, 因而, 工具主义在家庭典礼仪式性功能的基础上得以推行, 农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的增加是农民由非理性到理性转化的一个表现, 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一味的理性会使得人际关系异化, “算盘挂在胸前”, 凡事斤斤计较, 成了农民的个性的表现。而且社会交换是一个互惠的均衡链, 人们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是希望通过自家典礼再收回来, 这使得农民的人情消费频率加快, 负担加重。因而工具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交换之风, 同时也助长了铺张浪费之风。

3农村社会交换目的的利益查审

农村社会交换的交换主体是农民, 农民进行社会交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交换可以获得一点的利益。农民进行社会交换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 通过交换, 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交换, 将个人的忠诚、制度性角色以及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

3.1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正面查审

农民的整个生活可以分为“礼”和“利”这两个部分, 商业经营活动和其它生活经营活动在“利”的范围内;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则属于“礼”的范围。但是在当今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农村, 社会已发生深刻的变迁, 亲属关系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当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出现后, 它却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于生产经营范围之内, 而是极有可能出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的趋势, 从而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正如李守经所指出的, 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 “其深层结构是人们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关于利益、利益诉求的研究出现在西方社会理论中,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 (Claude Adrien Helvetius) 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 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斯密认为, “毫无疑问, 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 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 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斯密的这一价值显示, 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文化对社会世俗生活以及生活中“欲望着”的经济主体的激励, 强调了商业社会中市场主体的物质需要和新的精神需求。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 人类被认为是寻求酬偿 (利益) 的有机体, 他总是寻求选择获得最多酬偿和最少惩罚的目标。—这个结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它恰恰证明了在农村社会交换中农民追求利益的正确性。

3.2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的反面查审

农村社会交换利益性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一方面, 农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与功利性的增加, 使部分农民变得惟利是图。农村中的人情交往本来是维系村落中特殊群体人际关系与文化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市场化, 以利益为导向的现代社会, 人们之间的来往功利性逐渐增强, 当然这是符合休谟的“功利主义”观点的, 适当的功利交换是符合人性的本质的, 但是一味的功利会使得人际关系异化, 人与人之间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A到B家随礼完全是为了请B为自己办事方便, 农村那种本来的文化模式遭到了破坏, 梁漱溟认为:自古以来, 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 也不是社会本位, 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在当代社会“关系”好似就意味着“利益”与“权力”, 市场功利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个体失去了自我, “我”“随礼”就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但方式却是突然的与损人利己的。

另一方面, 农村社会交换目的的利益性使农民做出巨大支出与浪费。农村社会交换支出已经成为许多农村人家日常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 有的人家甚至会举债去“随礼”据青海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调查显示, 2003年第一季度, 该省城镇居民人均赠送现金83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1%。如果再把各种形式的请客吃饭和馈赠礼品折合成人民币, 平均每个人人情消费支出达163元, 达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而来自上海的一项调查则表明, 上海市2002年居民的人情消费人均为503元, 如果以每户3-5人计算, 每个家庭支出在1779-2965元之间, 2003年1至3月份, 人均赠送支出为277.85元, 其中仅春节走亲访友户均消费支出就达1196元, 比上年增长36.4%。有学者指出:我国居民一年中用于办私事送礼的费用可以建造两座“三峡大坝”。人们不顾及自己支出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人情消费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贫穷的越贫穷, 不贫穷的几陷贫穷, 这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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