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原因（精选12篇）
经济原因 篇1
“双11”的创造已然成为网购的成功营销案例, 而350多亿的15%, 是经由移动智能终端。
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智能终端已经无处不在, 借助全新的移动通信技术, 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消费方式。以淘宝、天猫为代表的电商在今年“双11”网购狂欢节的集体发力, 创造了仅仅一天就消费350多亿令人惊叹的数字。来自于阿里巴巴集团手机淘宝的数据显示, 通过手机淘宝购买的商品支付宝交易额高达53.5亿元。这些数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 现在, 我们才刚开始解答。
1. 智能终端创新并且趋于普及
2007年, 革命性终端苹果i Phone的推出, 引爆了众多终端厂商逐鹿移动终端市场。2007年4月, 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宣布将转型为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2007年11月, Amazon宣布推出首款电子书阅读器Kindle, Google则宣布推出基于Linux的Android系统, 并于次年9月推出首款Google手机。Pad等大屏智能终端不断推陈出新。众多山寨手机亦纷纷摇身一变, 成为智能机正规军, 加入这场移动终端战争。众多厂商的加入迅速扩大了市场和用户规模, 提升了智能终端的产业价值。
百花争艳的移动终端市场, 为移动新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光是大屏幕还不够, 丰富多彩的软件必不可缺。
2008年, 苹果公司宣布开放基于i Phone的软件应用商店App Store, 向i Phone的用户提供第三方的应用软件服务, 这个将网络与手机相融合的经营模式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划时代的创新商业模式, 取得了巨大成功。基于移动应用的逐渐丰富, 应用下载平台被行业纷纷看好, 运营商、终端和服务提供商等陆续推出在线应用商店。应用服务不断细分并创新, 尤其在移动特性的SNS、微博、微信等应用在移动终端的发展尤为迅速。
2. 国家战略有力支撑产业发展
然而, 光有好的硬件设施, 配套的网速跟不上, 依旧不能使移动新经济有现今出类拔萃的表现。
从早些时候的GSM、移动梦网的出现, 到如今的4G蓄势待发, 我国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然成为移动新经济不可缺少的基石。
今年, 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部委多次发声, 将支持信息消费、支持移动互联网发展。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移动互联网及第四代移动通信 (TD-LTE) 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和TD-LTE产业发展。
中搜产品运营兼市场负责人王振东表示, “移动互联网之所以发展神速, 与今年网速的发展和资费的调整有很大关系, 而塞班之所以会死,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同时, 他还表示, “未来, PC和移动终端的融合是必然趋势, 作为广告投放来说, 跨平台投放才是关键。未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APP将会因为其便捷性取代传统网站。”
随着电信重组, 运营商的全业务运营奠定了移动互联网的开放之路。继2007年产业盘整后, 移动互联网内容及应用开始规模化丰富, 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厂商、移动互联网厂商以及其他传统内容提供商之间的频繁合作。无线音乐、手机游戏、手机浏览器和移动搜索等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渗透率及活跃度得到巨大提升。
3. 移动互联网企业竞争, 提升用户体验度
今年上半年, 中国信息消费规模达2.07万亿元, 同比增长20.7%, 电子交易总额达4.98万亿元。如此快速增长的数字, 吸引着创业者、投资者争相想要分得信息化的一杯羹。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尚冰表示, 信息消费已经成为引领消费、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新动力。信息消费的拓展离不开网络的进步。近年来, 互联网从单一的信息传播渠道跃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设施, 在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经济社会服务水平, 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然而, 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移动新经济上取得制高点。
而基于被市场一直看好的发展前景,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新军不断壮大, 市场主要竞争对手已不仅仅限于电信运营商、应用开发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厂商以及终端厂商, 众多IT制造商、系统服务提供商等也不断将自有资源投放到移动互联网产业中来,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链条日益交错, 各环节的竞争亦愈发激烈。
4. 移动互联网自身具有优势
互联网不仅覆盖面广, 而且价格相比传统媒体也更便宜。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移动互联网战略已成为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
鉴于移动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移动互联网也成了最有附加值的营销推广方式。APP、二维码等全新的营销方式不仅具有灵活性、互动性、目标受众准确的特点。同时, 移动互联网营销还拥有成本低、服务个性化、受众范围广、传播效率高等特点。
跟传统营销相比, 移动互联网营销具有促销手段丰富、目标客户精准、跟用户的距离近、帮助企业低成本的进行舆论监控和市场调查等优势。
本刊记者在采访微信海CEO、资深微信营销专家、微信营销布道者、微信营销理论奠基人程小永时, 他指出, 当今的主要移动互联网营销模式有在APP上挂广告模式, 还有公众平台模式, 目前微信海主要后一种。他表示, “中国有5000多万家小微企业, 而面对传统营销方式, 小微企业主可能不会花很多资金与精力去进行宣传。而假设微信公众平台对这5000多万家小微企业开放, 并且为其提供移动互联网全方位的服务, 其间只收取300多元的费用, 那这个数字也不容忽视。”程小永举例到, “唯品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100多万粉丝, 交易额每月已超过3000万人民币。”
微信海介绍
微信海, 微信解决方案提供商, 是国内最早被认可的微信专业解决方案服务公司, 并于2013年3月被评为“优质微信解决方案提供商”、联合国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唯一指定微信服务商。目前已为中国银行、完美世界、海尔、华为、太原公安局小店分局等众多企业、单位提供解决方案。11月末, 微信海也与台湾物联网联盟正式签约合作。
经济原因 篇2
日本在九十年代的全球产业链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随着八十年代的高速成长，日本企业的经营成本急剧上升，要保持产品的价格优势，惟有把成熟的、附加值急剧下降的产业转移到低成本区去。事实上，曾经是日本最有竞争力的家电制造业，现在基本上都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日本消费者在本国买的索尼、东芝、三菱牌彩电、冰箱，都是外国制造返销日本的。传统、成熟的产业转出去了，但又没有实现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升级，没有解决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于是日本经济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直接的结果是，日本的失业率持续高企，社会民生问题成了经济复苏的障碍。在国民对未来没有良好预期的前提下，内需是启动不了的。这就是日本政府在持续十年的衰退中，尽管采取“零利率”、政府公共投资达万亿美元等“积极财政政策”，仍然不能激活经济的战略原因。日本政府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或者说正在做的，根本就是无用功，在战略上不是正解。
日本技术实力确实很强大，但是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难做到顶尖，几乎都处于第二集团之中。与掌握大部分利润的第一集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被越拉越大。日本的产品虽说是自己定位在高端，实际上却处在中端位置，高不成低不就，绝大部分利润被顶端的第一集团带走了。而落后的第三集团渐渐崛起，挤压日本本来就不多的利润空间，比如最典型的比如韩国的三星，台湾的台积电，大陆的华为等等一众企业的崛起让日本各大企业举步维艰，利润下滑肯定在所难免。
经济原因 篇3
摘 要：“泡沫经济”和“失去的十年”已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了经济学界探讨的话题，其主要的核心就是 泡沫经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从泡沫经济的定义出发，讨论了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原因，从而分析了泡沫经济带来的后果，其目的是在新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提出如何减少其出现的几率和减轻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关键词：新经济；泡沫经济；金融；产业结构
一、前言
1980年代之前的日本经济堪称完美，它取得了令全世界羡慕的经济增长率，并且发展速度之快更是令人顺舌。但是自从1988年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越演越烈，最后不得控制只能崩溃，从此日本经济就进入了冬季，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没有恢复过来（杜艺中，2010）。我国目前经济的状况与当时的日本有些相似，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与此相对应，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如出口顺差过大、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以及金融改革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日本所发生过的。因此，研究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泡沫经济的定义
经济学中泡沫这个概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四种含义：一是生成泡沫必然有载体，泡沫的载体通常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可能是流通性强、易于交易的虚拟资本，也可能性是具有稀缺性的某种资源如土地、房地产和可收藏，可保值的东西。但这些资产都具有交易成本低和供求关系不易达到平衡的特点；二是形成泡沫时，必然伴随着资产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的现象发生；三是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产生于投机性，也可能产生于对基础价值的偏离；四是泡沫经常表现了形成、膨胀或者逐渐收缩的运行状态。
和“泡沫”（bubble）有关的经济学概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泡沫，另一个则是泡沫经济。本文认为二者是两个具有紧密联系的不同的概念。经济泡沫指的是由于局部的投机需求使资产的市场价格脱离资产内在价值的部分。经济泡沫的产生主要与投机需求的存在有关，泡沫经济指的是由虚假需求形成的局部经济泡沫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使社会有效需求得到过度刺激而形成的虚假繁荣形象，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孙少波，2011）。
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既有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经济泡沫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只要有市场经济，经济泡沫总会时不时的产生，只要把它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活跃市场经济是有利的。可是当政府对经济泡沫的控制不利，泡沫过多的时候，才会演变成为泡沫经济。所以，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之间又是有联系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其积极作用的，比如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于进行资本集中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市场竞争繁荣经济。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的认识到，经济泡沫中存在着消极因素存在着投机的成分。既要承认经济泡沫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又要防止经济泡沫过度膨胀演变成泡沫经济。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之所以会长期存在，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主要是由其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一方面所决定的。经济泡沫的存在对于加快资本集中，促进市场竞争，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是有很大好处的，所以它的出现也是常态。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就能够做出对于经济泡沫的理性判断的指标体系，以判定经济泡沫是否有可能会演变为泡沫经济，以尽早对其进行防范。
三、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成因
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不同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以汇率变革为主线，系统研究日元贬值对泡沫经济形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影响以投机泡沫为主线，系统地研究了投机泡沫产生、发展和破灭的过程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并从投资者心理和行为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寻找在日本前期的经济辉煌中是否隐藏着产生泡沫经济的因素。
（一）扩张的财政政策。日本政府在“广场协定”后，放松了对财政的控制，以期通过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以此来阻止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衰退。为了缓和对美贸易关系，减少日美贸易摩擦，中曾根首相于1985年设立了一个由前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座长，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次郎等为委员的研究会，作为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这个研究会的全称“以实现国际协调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其提供的报告被称为“前川报告”。“前川报告”于1986年和1987年相继公开发展。
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通过扩大内需，实现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包括：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兴建公共工程；调整产业结构，扩大企业设备投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转变居民消费结构，扩大内需战略的基本思路；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减少储蓄，缩小经济项目顺差，改善国际经贸关系。长期超低和过快增长的货币供应推动了银行贷款快速扩张，使得本来资金已经十分富裕的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推动资产价格膨胀，形成泡沫经济。
（二）日本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金融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大大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和信用体系风险，这就为资本市场上产生泡沫提供了资金的来源和宽松的环境。在日本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前，日本的金融体系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政府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主导作用。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金融方面，政府的作用同样存在。首先，它表现在政府对金融活动进行各种管制。像在利率方面，政府严格实行对利率的调整，并且利率也一直是日本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有力工具。再次，日本政府的“金融保护行政”。在日本金融业方面，不管是银行还是其分支机构，都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金融机构的成立、破产都必须得到政府同意。如果有些银行经营不善，政府会采取相应的手段对其进行保护。这一方面有利于对金融系统的监管，但另一方面又会使得人们觉得银行永远不会破产，在泡沫形成过程中会加大人们的投机心理。
第二、实行专业化分工体制。日本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等不同机构。在日本金融行政保护思想的指导下，各个不同机构都有明确分工。政府不允许某一业态的金融机构来从事其他方面的金融业务。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银行业务与信托业务、证券业务与信托业务都相互分离。这种业务之间的分离可以防止金融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是金融业健康发展，但到了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之后，这种分工便逐步取消了。
这些特征对于处于资金短缺时期的日本来说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它对于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经济的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并且日本金融制度的这些特征对于金融风险的发生也能起到很好抵制作用，是很好的制度选择。但是日本经过长期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资金充裕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郑秀君，2011），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依赖大企业对银行的贷款是很难实现银行发展的，这使得银行不得不扩大贷款企业的范围，向中小企业放贷，再加上国内外其他一些因素，使得日本不得不对其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也加大了日本金融风险的产生，使得经济泡沫的膨胀成为可能
（三）忽视金融创新。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界压缩成本的需求更加强烈，而一直由银行业掌控的财务费用则成为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但日本银行业不愿放弃自身利益，双方在各种讨价还价上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日本银行业更没有以此为契机，通过客户的诉求，探究业务增长的新方面及培养相应的业务能力，最终导致业务能力落后于欧美银行以及本国客户的大量流失，不得不开始把握中小企业，并在融资方面追求“高风险，高回报”，对风险较高的“泡沫产业”的融资大量增加（邢天添， 2015）。
此外，因为日本是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据统计，1975至1984年期间，间接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高达89.7%。而为了确保间接金融体系的顺利进行了，日本金融当局实行的是“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体制，使银行业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但同时也使得银行业缺乏竞争，导致缺乏效率，而在资金投向方面考核与监督力度也不够，这也使得泡沫膨胀时期，资金大量从银行流入“泡沫产业”。
（四）产业结构调整不力。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主导产业的支撑，主导产业是一些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依靠它出口创汇。但当时日本主导产业的发展都已接近成熟，但新的主导产业却尚在形成中。这就使得企业难以融资，产品也缺乏竞争力，外来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减少，经济项目出现逆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向银行的贷款难以偿还，银行的呆帐和坏帐增加，资本就会向非生产性领域集中，以求得赚取风险和利润，从而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火爆，引发泡沫经济。同时，国内科研水平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使得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十分缓慢、艰难和被动。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就使得日本的产业结构无法从旧有的框架中解脱出来。
四、结论
泡沫经济会引起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攀升。同时对于本土的金融业具有巨大的打击。不良贷款的增加， 企业资产缩水，金融信用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无论是从银行的角度还是企业或投资者的角度看，泡沫经济都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计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杜艺中.日本泡沫经济的再回顾与启示[J].金融与经济，2010，04：66-70.
[2] 孙少波.日本泡沫经济的成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河北师范大学，2011.
[3] 邢天添.反思日本泡沫经济——从国际金融协调视角看中国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11：88-95.
中国经济减速原因与出路 篇4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但仍在预料之中。有一些观点认为已经超出了预料,希望政府出台一些适应的措施。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从近期公布的数字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平稳的,虽然下行的压力短时期还难以改变,但不会出现硬着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内需、外需增长乏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动力是内需和外需。所谓“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不是原动力,应该由内需和外需的规模来决定投资的规模。内需与外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困难的根本问题。二是财政货币政策。认为这几年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失误的,导致金融风险在不断加剧。近段时间所谓的“钱荒”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预警。三是长期依赖投资保增长(即保GDP的增长),导致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 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产生的问题
长期实行凯恩斯政策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导致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二是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
1. 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
4万亿元的投资应该说有很多的后遗症,短时期之内消化这些后遗症的可能性不大。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实际上就是我们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因为现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连续了15年。该政策会导致两个较大的问题。一是破坏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使最终消费率越来越低,劳动者报酬比例越来越低,引起内需不足。国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一年比一年弱。由于政策没有改变,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实质上无法扩大。最终消费率15年前是62.5%,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5%)。15年来又降低了17个百分点。到2010年,最终消费率降低到45.5%。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完全是靠投资来保增长的。2013年上半年的数字也说明,最终消费对于GDP的贡献率只有45.2%,拉动GDP增长3.4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是53.9%,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7.6个百分点主要是投资在拉动。而外贸的增长对于GDP的拉动只有0.1个百分点,尽管新一届政府2013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和办法试图改变这种格局,但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长期实行凯恩斯政策的第一个结果是使国民经济GDP的初次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的扭曲。
初次分配的结构需要逐步恢复到合理的范围内。15年中我们破坏了初次分配结构,要恢复合理不是一两年可以做到的。所以,目前经济出现的这种所谓困难,短期内无法改变。收入分配应当适度高于经济增长水平,才能把结构调整好,才能把筹资分配的结构直接调整过来。之前中央的文件里提到要两个“同步”:即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笔者认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必须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但2013年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在下降,但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个现象是值得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就业不充分、中小微企业困难太多。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就业充分、企业经济效益好、工资水平提高。而政府过去增加的那一部分(提高离退休干部的待遇、提高最低保障水平)虽然有力度,但收入分配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还要低。个人所得税并不能调节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率,税收70%是间接税,纳税的对象90%是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的5%,靠工资收入者经2012年的调整后交税不到10%。个人所得税对于调整收入分配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2. 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第二个结果是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特别大的情况下,能源、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生产资料产品的价格势必上升。这些上游产品的价格上升之后,必然影响下游产品的价格、成本,即消费品价格不可能不上涨。例如,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曾经因价格问题对联合利华进行了处罚。其实,由于中石化、中石油的副产品不断涨价,而联合利华就是利用这些产品生产洗涤剂的,所以无法不涨价。由此可见,下游产品在上游产品涨价的情况下,依然是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这两年物价高位振荡的根本原因于此,并非需求量增加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这种情况需要尽快改变与转换,但实际情况是可能性不太大。但从2012下半年与2013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来看,这种状况不会太恶化,也不会太好,需要用两三年时间很快地消化。
(二) 长期过度投资形成的问题
笔者认为,长期过度投资形成的问题,不可以再用过度扩张的方法来应对。这一观点是针对当前部分学者认为投资空间仍很大,有许多地方可以投资,仍可采取类似4万亿的刺激经济增长方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的情况与美国接近,幅员辽阔且人口众多,高速铁路也还可以建设;而人均高速铁路拥有量也比日本要低得多,许多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先进。这些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的经济水平应该和这些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通过借贷的方式建筑这些公共设施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国最终消费率已经降低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不能再让扭曲了的结构继续恶化。我们不断地发展经济,而最终消费率很低,不断地进行资本形成,这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不相符合。投资虽然获得了GDP的高增长,但是增长的质量越来越差,效率越来越低;扩张投资大约占2/3左右,这些年来虽然是用于“铁公机”(即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但至今明显可以看到,这些基础设施普遍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短期内无法回收成本的问题。有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的高速公路利用率只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利用率不到1/2。笔者4月初到浙江考察,浙江的高速公路一年要亏损20多亿元(浙江高速公路的利用率相对其他省来说还是较高的)。因此,不能进行经济建设就一味地与其他国家比硬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根据经济底子、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规划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顾及人们生活的改善问题,这样发展下去,很多工程虽然赢得业绩,但却脱离了群众。
二、经济发展的出路
中国经济的发展出路是转变发展思路、打造升级版、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对此,笔者谈谈一些看法与建议。世界经验证明,纠正凯恩斯主义的错误、治理经济滞胀,应当着重运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加强供给面的管理,即要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如减税、帮助降低融资成本等。中国劳动力报酬总的比例仍是偏低,降低劳动力成本可能性不大。所以,减税、融资的成本应该是有攻坚的,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促进企业发展,这样才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李克强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把主要的力量用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这是完全正确的。要实现供给创造需求这样一个目的,尽量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笔者建议进行以下七个方面的改革:
(一) 摒弃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切实关注民生
各级父母官应该关心辖区内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收入是否增加,孩子上学是否更方便,有病的人就医是否更方便了,这才是各级父母官的根本任务,而不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GDP的增长问题上。不要把GDP当作一个评价干部和工作的主要指标,应该容忍GDP的速度较低。2013年下半年三中全会应该主动进行调整,降低GDP增长速度,这样可以给那些一大批把GDP作为主要标准的地方政府、地方官员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应该在民生方面多做工作,在稳增长方面有所作为,在增长的质量、增长的效益方面多做文章,而不是一味地追求GDP的高增长率。
(二) 改革半管制、半市场的政府公司化管理模式
现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书记就像是总裁,行政一把手就像总经理,把经济管得细之又细,干涉的面广而又广,这是使经济不能正常和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政府应该相信企业家们会很好地捕捉市场的信息,做好自己的决策,使经济得到好的发展。因此,政府干涉微观经济的管理方式必须改变。
(三) 适时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量入为出,努力实现财政平衡
发展经济要尊重经济规律,讲究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财政应该量入为出,不能总是实施积极财政。贷款也要考虑到偿还能力。目前,我们的网银货币已达105万亿元,与GDP规模相近的国家相比,恐怕没有这样的数据。有学者估计,地方债、部门债不会少于40万亿元。例如,铁道部负债2.6万亿元,成立公司后,因偿还不了贷款利息而与财政部交涉该问题的解决方式。预计影子银行规模约为27万亿元。“钱荒”问题也与此有关。因此,不能再继续扩张财政、扩大投资,应该适时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2013年下半年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2014年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退出,只可能会比2012年的积极程度略低一些。
(四) 既要扩大内需,又要扩大外需以提升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扩大外需。目前,管理层与理论界确实有一部分人把所谓的外需型经济看成是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之一。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属于依靠外需、依靠外贸发展的类型,如日本、英国、美国、荷兰等。最早的法国、德国也是依靠外贸发展起来的。因此,既要扩大内需、又要扩大外需,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外需。
(五) 放弃土地财政,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严格防止资产泡沫化
目前,资产的泡沫化比较明显,特别是房地产行业。首先,土地财政是资产泡沫化问题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各级政府把土地价格抬高是形成房地产泡沫不可忽视的原因。其次,社会资金炒房是资产泡沫化产生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政府把土地收购过来,它给农民的钱少,而政府收购了以后又不断地招牌挂炒价,越炒越高,造成了地王现象,这样的现象不能再持续下去。
(六) 切实做到城乡统筹,着重发展县域经济
要放弃过去一味发展大城市的思路,重心向下,发展西部的小城镇,发展农村经济。实现经济转型,打造升级版,中央领导反复强调了多年,但问题一直没有转变,因为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升级版的第一标志是增长要有质量,要有效率;升级版的第二标志是劳动生产率要有明显提高;升级版的第三标志是耗能、能耗要降低,污染要减少;升级版的第四标志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要明显提高,不能是有害的产品,特别是食品。要达到这些标志或实现这些标准,关键是要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呼吁、宣传与思想转变的层面,需要依靠财政、税收的制度改革引导企业积极进行科技创新。要有创新就得有利润空间,不创新就没有利润空间,甚至会破产,要有这样一种制度来约束,形成倒逼。
(七) 重点做好收入分配的改革
笔者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是所有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差距太大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问题。收入分配能够实现社会公平,还能够更大地解放生产力,使劳动者积极性增加,对生产和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有利于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从经济学原理说,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平均,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高收入者少增加收入,中等收入者增加2000~3000元收入,也不可能再增加更多的消费;而大量一般和低收入者需要用钱而没有足够的钱可供消费。所以,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低收入者处着眼。中国有将近一半是农村人口,农村主要靠农产品,保持农产品价格、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增加农村收入的根本办法。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提高工资要在制度上多想办法。2012年4月已有方案提交到中央,目前正在讨论中。最后,对于国有企业应该“限高提低”,而对于一般企业应该严格地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只有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企业的盈利才能更多地向职工倾斜。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加强社会保障,包括低保、医保以及其他一些保险,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促进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现在的收入分配曲线是一个金字塔,高收入者在塔尖,人数很少,低收入者在下面,底盘很大,如果这个曲线能够改变,就能够早日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当前要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有所作为,但由于防止风险方面的问题更突出,笔者认为,从2012年以来,防止风险比稳增长更重要。中国的经济只要不发生金融危机,就不会有大的问题。2013年的GDP增长还有可能实现7.5%,党的三中全会如果有魄力的话,应该主动将GDP增长率调降为7%。这样就能从实质上降低各级政府的预期,不再在GDP上反复做文章,不再总将主要精力放在出台与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上,应该在民生方面、供给方面、提高居民的收入方面等多做文章,使经济慢慢地进入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同时,房地产要很好地调控,地方债、部门债要很好地管理,影子银行一定要注意监管,如果不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实行监管,就会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这些方面加强了,经济才会一年比一年好。渡过这一关后,相信中国经济保持9%的增长速度还会有相当长的时间。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是长期实行凯恩斯政策产生的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和长期过度投资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是摒弃投资、保GDP增长发展模式,切实关注民生,改革半管制、半市场的政府公司化管理模式,适时放弃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扩大外需,切实做到城乡统筹,着重发展县域经济以及做好收入分配的改革等。强调政府应该主动将GDP增长率再降低一些,给各级政府、地方官员一个导向,不要盲目追求GDP增长率,而应该关注民生与注重质量。
关键词：凯恩斯政策,初次分配格局,扩大外需,城乡统筹,收入分配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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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一鸣.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盘点及调整策略[J].中国市场,2012,(50).
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篇5
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因。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通讯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等为主体的现代高技术群的出现，大大加快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信息流、物资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人流，使相隔数千里、甚至上万里的世界瞬间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人际、组织、民族、国家间交往的时空，为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交通工具和手段。
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二、发达国家的商品、资本的过剩和技术的超前与其资源、能源、市场、廉价劳动力缺乏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因。事实上 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国际化趋势一直是在逐渐发展着的，大体经历了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三个阶段。而经济全球化只是这种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变和飞跃。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由于它们拥有雄厚的技术资源(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有90%被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和资金资源，贮存有大量的过剩商品，加之受到本国、本地区生产资源、消费市场和有限廉价劳动力的限制，这就迫使他们要进行商品、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尽管这种输出客观上促进了输入国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但其主观动机则是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为目的的。因此，在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提倡者和推动者。
中美股市与经济背离的原因 篇6
不出所料，周三美联储宣布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3。货币政策对股市和经济的影响是直的：2008年11月美联储宣布首轮资产购买计划开始到2010年3月结束，标普500指数上涨31%；在2010年11月底至2011年6月QE2实施期间，标普500指数累计涨幅为11.5%。股市回升带动居民财富增加，刺激一般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需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在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环比8.9%的负增长后，美国经济在2009年中期触底反弹，到2010年一季度环比增速达2.3%。QE2实施期间，美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四季度一度突破3%。本次QE3推出后，美股周四大幅收高，道指大涨超200点，三大股指涨幅均超过1.3%。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0.25%不变，宣布从周五起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正式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提振了投资者信心。苹果股价攀升至创纪录的682.98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206.51点，收于13539.86点，涨幅为1.5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1.52点，收于3155.83点，涨幅为1.33%。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3.43点，收于1459.99点，离再创历史新高只有一步之遥。
美国股市即将再创新高给我们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美国股市也是不折不扣的政策市
过去我们总以为美国股市是最市场化的，政策不会直接针对股市。其实不然，这次QE3的推出，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为大选鸣锣开道，可能导致道琼斯指数创出新高，甚至突破14198点。这不是美国经济强健的体现，而是为了使执政的民主党嬴得更多的选票，让奥巴马连任总统使然。为了这一目标，美股可以IPO长时间“空窗期”；为了这一目标，监管部门可以下令禁止“裸卖空”。
启示之二：经济不好，股指也能上扬
道琼斯工业指数，从九十年代初的3000点，攀上了2007年的14198点高峰，涨幅达到了4倍，且规模成倍扩大。这期间尽管有波动，但最终还是站在了“一览众山小”的巅峰。现在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又到了13539；标准普尔500指数又来到标准普尔1459.99点，离新高只差一步。而不同的背景是：美国经济是负增长，失业人口增加。相反，中国经济平均增长8%左右，股市却每况愈下。不难看出，中国股市未能充当中国经济增长的“晴雨表”。究其因：中国股市扩容太快太猛，资金面却跟不上扩容步伐。加之中国人均收入也很低。美国投资者占人口40%左右，中国投资者只占人口7%左右。因而，扩容就成了股市下跌的重要原因，广大投资者必然成为亏损者。经济学家在认证的微博中坦言：“A股存在重大问题。今天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美国是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道琼斯指数已快要回到危机前水平，A股却还在熊市挣扎？A股确实存在重大问题，最大不正常是，市场极度低迷时，上市企业排队还越来越长，发号已到750开外，若非明里暗里地控制继续发号估计早已过千。”
高管变更原因和经济后果研究综述 篇7
1 高管变更的原因
哪些原因导致企业变更高管?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企业绩效与高管变更的关系, 并考察了董事会、股权结构、产品市场竞争、外部接管压力和投资者保护等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高管变更的影响。
1.1 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低下是导致高管变更的重要原因, 也是解决代理冲突的极端手段。Coughlan&Schimidt (1985) 最早检验了CEO变更与公司股价表现的关系, 发现在过滤掉行业和市场整体等系统因素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以外, 公司的非系统因素所影响股价的部分与CEO变更的概率负相关。Weisbach (1988) 同时采用会计指标和股价衡量企业绩效, 也发现绩效低下的企业高管更容易离职。Warner et al. (1988) 的研究表明高管被解职与最近年度股票市场回报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
1.2 董事会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高管变更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Weisbach (1988) 发现外部董事比例越高的公司, 高管变更对经营绩效更为敏感, 表明外部董事的监督作用更容易导致高管变更。Bhagat&Bolton (2008) 发现董事持股比例越高, 董事会越独立, 绩效低下的高管越容易离职。但是Kang&Shivdasani (1995) 的研究却表明日本非金融公司有无外部董事对于高管变更的绩效敏感性没有影响, 也即外部董事与高管变更无关。Lausten (2002) 研究了董事会主席与控股股东的关系对高管离职的影响, 发现当董事会主席来自控股股东内部时, CEO更易因绩效低下而离职, 来自外部的董事会主席则没有发挥监督职能。
1.3 股权结构
学者们研究了股权结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Kang&Shivdasani (1995) 对日本非金融公司的研究发现, 当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3%时, 高管变更的绩效敏感性提高, 说明股权结构会影响高管的变更。而Kaplan (1994) 对42家德国大公司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反, 作者发现大股东控制与银行控制不影响企业绩效与高管离职的关系。Volpin (2002) 发现, 在意大利, 来自控股股东家族的高管变更的绩效敏感性显著低于其他高管, 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比例越高, 高管变更的绩效敏感性越高。Gibson (2003) 对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巴西、智利、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台湾和泰国) 的研究发现, 在大股东 (占20%以上股份) 控制的公司里, CEO变更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原因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变更与绩效敏感度更低 (Firth et al., 2006;Kato&Long., 2006) 。沈艺峰等 (2007) 的研究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管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且不同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同, 其他大股东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起到制衡作用。同样是国有企业, 不同的控股股东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力不同, 相对于控股股东为国资委、财政部等政府代理机构的情形, 控制股东为国有企业时CEO更易因绩效低下而离职 (Wang, 2010) 。
1.4 产品市场竞争
外部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在高管变更方面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DeFond&Park (1999) 较早研究了产品竞争市场对CEO更换的影响, 他们发现市场竞争越激烈, 高管越容易变更。赵山 (2001) 发现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导致较高的高管更换率, 而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兼任则降低了高管更换率。蒋荣等 (2007) 的研究发现中国产品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CEO的监督, 表明低竞争行业还有很大的市场化空间。
1.5 外部接管压力
Volpin (2002) 对意大利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 当公司股东存在投票联盟且有可能影响控制权时, 高管变更的绩效敏感性显著提高。但是Huson et al. (2001) 对美国CEO变更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 作者发现外部接管市场强度的变化与高管变更的绩效敏感性无关。
1.6 投资者保护
Defond&Hung (2004) 针对33个国家的跨国研究发现, 投资者保护越好的国家CEO变更与企业绩效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丁烈云和刘荣英 (2008) 利用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研究了制度环境对高管变更的影响, 发现制度环境好的地区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对于非国有企业, 制度环境越好, 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2 高管变更的经济后果
既然企业绩效低下是导致高管变更的重要原因, 那么, 变更高管能够改善企业绩效吗?绩效的改善是源于经营效率的提高还是另外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代理理论 (Agency Theory) 和高阶理论 (Upper Echelons Theory) 两个视角展开研究。
2.1 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
代理理论注重分析公司治理结构, 关注怎样协调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Denis&Denis (1995) 发现强制性更换的公司在更换高管后经营业绩显著提高, 而正常更换的公司在更换高管后仅表现出小幅上升。Kang&Shivdasani (1995) 对日本非金融公司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Harrison&Fiet (1999) 的研究表明CEO变更后资产收益率显著上升, 但是同时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与养老金金额显著下降, 作者认为并非是高管变更导致绩效改善, 而是继任CEO采取了机会主义行为。Huson et al., (2004) 在控制均值回复和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之后, 发现相对于自愿性变更样本组, 强制性变更样本组在高管变更后企业绩效显著上升。而且, 绩效的提高并非源于企业重组活动, 而是由于经营效率的提高。Huang&Chan (2009) 研究了台湾证券交易所1996年至2002年间发生的252起CEO变更的经济后果, 结果发现相对于公司治理不好的企业, 公司治理好的企业高管变更后有更好的绩效表现与企业价值, 绩效改善幅度也更大。
2.2 基于高阶理论的研究
高阶理论强调基于人口特征的偏好与性格, 认为高管的人口特征, 如年龄、受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认知基础会决定他们的战略偏好与性格, 进而决定企业绩效。Tushman&Rosenkopf (1996) 考察了不同环境条件下CEO继任、高管团队变更和企业战略调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发现CEO继任与绩效改进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依存于具体的环境条件。Shen&Cannella (2002) 把继任分成追随者继任、竞争者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类, 发现竞争者继任和追随者继任对绩效改进没有差异, 外部继任则降低了绩效, 离任CEO任期与继任后的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Ang et al. (2003) 发现更优秀CEO的任命往往伴随着股价的积极反应, 因此对股东而言, 支付给优秀的CEO更高的薪酬是值得的。
2.3 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
诸多学者借鉴国外的理论与方法, 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朱红军 (2004) 的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在短期内未能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作者认为高管变更带来的只是更多的盈余管理。陈璇等 (2006) 和Firth et al., (2006) 的研究都表明高管变更并未带来上市公司业绩的显著提高。方轶强等 (2007) 的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后业绩有显著提高, 但提高的业绩不完全是由于经营效率改善所致, 部分来源于控制股东的支持。Shen&Lin (2009) 发现企业绩效低于行业中位数时且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时, 高管变更后企业绩效提高, 当控股股东是国有股时, 绩效却没有提高。当企业绩效高于行业中位数时, 高管变更没有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
朱红军和林俞 (2003) 分析了更换董事长或总经理公告的市场反应, 发现整体上市场认为高管人员的更换是坏消息, 减少了股东财富。张龙和刘洪 (2006) 发现无论是董事长继任还是总经理继任, 总体上对公司股价均具有负效应。徐万里等 (2009) 引入CEO人口特征变量分析CEO继任的财富效应, 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CEO继任财富效应, 且与继任CEO年龄呈倒U型关系, 与继任CEO的受教育程度、拥有MBA背景和国际经历正相关, 与CEO的继任来源无显著关系。
3 评论与展望
对高管变更原因的研究表明, 除了企业绩效之外, 公司董事会、股权结构、外部接管压力、产品市场竞争和投资者保护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高管变更。而对于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企业绩效的研究尚未有一致结论, 主要原因在于研究的样本选择标准和事件窗口长短不同。有的研究没有区分高管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变更, 有的研究尽管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变更, 但是区分的标准过于主观。至于事件窗口长度, 有的研究仅仅考察了高管继任后一年与继任前一年的绩效差异, 而高管继任后调整战略与改善内部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 事件窗口长度过短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事实上, 企业绩效低下时更换高管只是解决代理问题的第一步, 并非意味着企业绩效因此会“自动”改善。因此, 高管变更经济后果的研究非常重要。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研究视角过于单一, 有的研究只是基于代理理论研究各种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 另外一些研究则单单从高阶理论的视角考察继任高管及团队对绩效改进的影响。代理理论强调高管基于职位的偏好, 忽略了高管并非同质这一事实, 而高阶理论过于强调高管及团队的作用, 不够重视治理环境的影响 (Carpenter et al., 2004) 。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把两种理论整合到一个框架内, 科学区分不同的高管变更类型, 着重研究高管变更的经济后果及其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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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经济衰退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篇8
关键词：经济衰退,开封,对策
一、开封经济发展现状
开封曾是个辉煌一时都市，建国之初开封作为河南省会经济实力亦居全省前列，1954年河南省会西迁至郑州，开封经济日渐衰退。选取1978年～2005年河南和开封人均GDP进行对比:1978年～1991年间开封人均GDP高于河南人均GDP，从1992年起开封人均GDP (1303元)低于河南的值(1452.3元)，且差距逐年扩大。分析1978年～2005年间开封GDP对河南GDP的贡献率(见表)：近20多年来开封GDP对河南GDP的贡献率由1980年的6.02%下降到2005年的3.85%，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02年中原城市群中仅郑州和济源进入工业化社会;洛阳、平顶山、焦作、新乡、漯河进入到半工业化社会，而开封还处于农业社会。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 (2006) ;开封统计年鉴 (2006)
二、开封经济衰退的成因
1. 经济发展基础
历史上的开封战争、水患频发，受此影响，大量人口及财富、科技纷纷外迁，开封经常于废墟之上进行建设。建国至1954年，作为河南省会开封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基础不断加强，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一五”、“二五”时期国家投资建设开封化肥厂、空分设备厂和仪表厂等一批现代重点企业，加上地方投资建立的企业，开封的经济工业经济体系基本形成。1954年河南省会西迁郑州，开封经济发展滞缓。开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为：首先，它承接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其次，作为行政区经济，其经济腹地由1954年前的河南全省变为豫东平原上的5个县;第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众多国有企业通过企业改制、兼并重组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时，开封的国有企业却没有迎头赶上。大部分国有企业积重难返，经济效益日趋衰落，一些企业衰败甚至倒闭。
2. 自然条件
建国前黄河数十次决堤给开封带来了灭顶之灾。建国后，尽管没有出现大的洪涝灾害，但作为潜在威胁黄河恶化了开封的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
开封地处黄淮海平原，适于农作物种植，但受黄河影响地下水位较高，土壤盐碱化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此外，由于黄河水量时空分配不均，导致开封灌溉水源时空分配不均，不利于农业生产。
开封动植物资源丰富，而矿产资源则相对不足，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形势严峻。
3. 社会文化条件
(1) 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开封文化底蕴丰厚，但“因循守旧、安逸享乐、不思进取、宗派主义”的观念却占有相当的市场。思想观念陈旧是开封下岗职工贫困的一个重要个人因素，“等、靠、要”思想约束了其自谋职业的积极性，有不少下岗职工仍抱着计划体制下城镇或国企身份的优越感，对另谋职业挑肥捡瘦，不愿从事苦、脏、累、险和社会声望低的职业，不少人宁肯在家领失业救济，寄希望于政府和企业来安排工作，也不愿去干条件相对较差的工作，丧失许多再就业机会;缺乏创业意识是城镇贫困居民的致命弱点，在对贫困户的调查中，有不少人四处求人找工作而不愿自己创业，这样往往耗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创业的机会和时间。“等、靠、要”的思想也使开封市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良机。
(2) 社会因素
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社会的发展。长期以来开封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错综复杂的、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它阻碍了新因素的介入，不利于人际关系网络的有序、合理发展。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网络阻碍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阻碍了开封经济的发展。2001年漯河双汇无奈从开封撤资就是对这一人际关系网络的诠释。
开封一些窗口地段卫生、治安、服务状况较差，整体的卫生、治安和服务状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严重损坏了开封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外部资金和人才的引进。
(3) 人口因素
人口素质。用文盲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反映区域人口素质，河南的这一数值为8.86%，开封为8.77%;开封的状况令人堪忧。企业职工素质是职工进行技术学习和创新的基础;企业领导阶层的素质决定了企业发展方向与目标、发展规划、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开封企业较差的运行状况与企业的领导阶层、职工素质相对较低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
人才问题。开封2005年大学毕业生10911人，但选择留在开封的并不多。地方和高校联合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成功模式，但在汴高校偏理论研究而实践较少，高校的很多科研项目并没有对开封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在汴高校的专业结构决定了大多数人不能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对开封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推动，在校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开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开封和我国中部其他省区一样也存在人才流失问题，每年有相当数量的人才流向郑州或者沿海省份，几乎成为人才凹地。
(4) 城市发展定位
开封城市定位几经周折。20世纪50年代为“玻璃城”，20世纪60年代为“化工城”，20世纪70年代为“轻纺城”，20世纪80年代定位为“旅游城”。在中原城市群总体规划中，开封被定位为郑州都市圈的重要功能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文化旅游城市。长期以来，开封城市定位摇摆导致了城市发展目标的不确定和发展基础的薄弱。较长时期的旅游业定位，使得开封的产业政策为旅游业让道，旅游业也正在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支柱产业”，作为开封城市化基本动力的工业却被放置于次要位置。
4. 经济活动区位变迁的影响
从战国直至北宋，开封的经济活动区位日渐优越。自战国时期开通鸿沟水系之后开封就成为中原河网中心，唐朝时期发展成为仅次于扬州的国际贸易中心;唐末，开封成为五代的国都和历史上全国的第二个政治、经济中心。北宋时期，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北宋末年开始，开封经济活动的区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金灭北宋之后定都大都(今北京)，而开封则在战乱中煎熬。近代以来，由于大运河堵塞、水量减少、黄河泛滥等水运条件的逐渐恶化，开封因水而兴的经济活动区位优势日渐丧失。
清朝时期开封为河南省署，民国、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开封一直是河南省省会，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特别是铁路运输的发展，陇海铁路的开通为开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京广铁路在郑州和陇海铁路的相汇，大大提升了郑州的经济活动区位优势，1954年河南省省会西迁郑州，很多重要的企事业单位随省直行政机关一同西迁，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相应迁移至郑州，开封经济活动的区位优势又逐渐丧失。京九铁路从开封东缘城市商丘的通过，京九、陇海铁路在商丘的交汇使得商丘的经济活动区位大为改观，而开封经济活动区位的优势则在进一步丧失。
三、开封经济振兴的基本对策
1. 改善区域环境
改善区域自然环境。首先进行整个城市的绿化建设，彻底改变开封市春秋天沙尘多的现状，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其次进行黄河堤防建设，科学管理、科学规划，提高大堤的防洪抗灾能力，同时进行沿黄大堤的生态建设，建设沿黄绿色走廊，尽力提升它的生态旅游价值。
改善区域人文环境。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外地企业入住开封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型区域，增强区域的创新能力;促进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观念和合理有序的区域人际关系网;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营造充满安全感的生活空间;加强开封市对外窗口建设，加强开封市消费市场的管理，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改变沿袭已久的重建设轻管理的理念。既重视城市的建设和美化，更要注重城市的管理。通过加强对开封的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交通等方面的管理，采用先进的城市管理模式，构建平安、和谐、优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
2. 实施人才战略
培养人才。发展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为开封培养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对在岗职工进行技术再培训，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结构，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快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制定利于优秀人才迅速成长和脱颖而出的政策。
引进人才。制定相应的措施，营造宽松、有利的人才引进机制;引进对开封经济发展有用的专业技术人才;加强引进人才的使用和管理，做到人尽其才。
规范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使人才进得来、出得去，为引进人才解除后顾之忧;同时，通过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加强区际之间的人才交流，加快人才的成长，营造人才高地。
3. 促进先进文化的形成
形成积极向上、锐意进取、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具有团体精神和乐于学习精神的区域主流文化，促使健康向上、有利于区域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的形成。
4. 准确的城市功能定位
新老城区密切合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互为支撑，共谋发展。首先，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封老城区应在旅游开发上做文章，和郑州的历史文化旅游和城市旅游、洛阳的历史文化旅游整合，充分利用便捷的交通条件，设计合理的旅游线路，发展旅游经济;其次，开封新城区要依托开发区和郑汴产业带，布局食品工业、生物制药、机械制造和金属结构加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工业行业。
5. 提升区域产业结构、改善经济结构
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各方投资，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大量资本;加快区域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优化产权结构，调动各方积极性;采取措施，鼓励多种经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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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原因 篇9
19世纪五、六十年代,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尚很不明显, 直到1929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爆发, 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最终暴露出致命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它的发生有其可能性与现实性。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 交换仅局限于物物偶然交换, 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交换公式由原来的W—W分裂为卖 (W—G) 和买 (G—W) 两个阶段。二者的对立商品本身内在矛盾不断运动、发展甚至激化, 最终必然导致商品流通过程中社会供求出现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断层, 预示着商品流通中可能出现供求失衡, 为经济过剩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可能性。
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经济危机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盲目性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分散化, 导致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的冲突与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以广大雇佣工人为主体的社会有效需求的相对萎缩, 一旦生产普遍超过了工人的有效需求, 经济危机就有了爆发的可能。因此,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存在上述三个矛盾, 也存在投资过度和信用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因此, 经济危机在我国仍然有可能性与现实性。2008年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 在当前经济危机中, 更要慎重把握调控宏观经济运行, 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损伤程度。
2 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更加频繁, 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合作逐渐增强, 贸易摩擦也逐渐升级。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跨越美国本土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以极快的速度对全球各个经济体都产生着日趋严重的影响和破坏。
2006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显现, 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一年多来,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恶化, 并进一步蔓延到实体经济, 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不断超出世界银行和IMF的预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 2008年发达国家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全球经济增长率大幅放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2009年全球经济仍是充满变数和动荡的一年, 整体形势甚至可能要比2008年更为严峻。一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还没见底的征兆。美欧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破产还在持续增加, 而且银行资产大幅度缩水。已注资200亿美元的花旗银行, 目前市值缩水到1/10。另一方面, 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迅速扩散。去年下半年以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汽车业的亏损、破产和萧条还在持续蔓延, 随着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传染,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 一种“去全球化”的逆潮在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间浮现出来。欧洲由于原有的经济体制问题, 近年来GDP的低增长, 可能成为全球经济衰退中最危险的一环。2009年欧洲央行预测, 2009年欧元区国家的GDP增长率将为-1%, ;经合组织预测如果算上所有欧洲国家, 实际GDP的负增长可能达2到3个百分点。日本内阁府2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GDP在去年第四季度下滑的幅度 (12.7%) 超过了美国和欧元区, 其出口支柱产业电子、家电和汽车受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打击。新兴经济体国家, 金融危机造成外资撤退, 股市缩水, 本币大幅度贬值 (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韩国货币均大幅贬值, 幅度分别为24.8%、20.1%、8.7%、38.7%和31.3%) ;亚洲地区出现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 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所说的“西衰东乱”。当前世界市场萎缩, 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趋大, 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造成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对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很大影响, GDP“保八”的目标比较艰巨, 就业难度加大。
综上所述, 本次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 各国纷纷出台各项政策以减弱对本国经济的冲击, 甚至不惜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来说, 经济大幅度波动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噩梦。《资本论》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又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对马克思及其著作的狂热追捧, 那么从理论角度来看, 本次经济危机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3 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述的经济危机在当代表现出更深刻的现实性, 对经济的破坏是整个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三大矛盾依旧存在, 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内部的问题也更加复杂, 如果我们在实际经济运行和理论研究中不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情况, 经济危机也必将在我国发生。因此, 有必要对当前经济危机做一个详细深刻的理论分析。
3.1 不同理论体系指导下产生的经济实践不同
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经济运行理论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 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为人与物的关系, 即企业家对劳动这种要素的管理关系, 通过各种制度和措施加强劳动利用率, 不断追求利润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值, 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作为要素的劳动力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 尤其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在产品的分配方面, 过度追求效率, 忽视了公平, 仅靠政府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和提供一些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公平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 供求严重脱节, 物质产品的不断增加即社会供给的增加与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不足并行;而美国对于由于收入低下而无力还贷者赋予较低的信用等级, 导致这些人贷款困难, 无力扩大生产, 盈利困难, 还款困难, 形成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因此, 与其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信用度低下的人们不还银行贷款导致银行破产, 更深刻的原因应该是由于收入低下导致无力还贷, 而政府又为了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等的繁荣发展, 而将无抵押贷款贷给收入低的无力还款者, 最终必将导致银行破产, 整个金融体系的主要链条断裂, 从而波及实体经济, 引起经济危机爆发。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集体的交互行为, 而不是某个孤立个人的行为。经济活动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 前者是人们从对自然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 即生产活动;后者是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活动, 称为交易活动。
我国经济实践在改革开放后, GDP取得了年均9.7%的增长率, 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57∶1增大到3.28∶1, 东西地区收入差距2006年扩大到3.25倍。对于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 传统看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二次分配注重公平。通过二次分配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 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甚至事与愿违。如果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 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 则有可能很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目前出口严重萎缩、投资疲软的情况下, 要实现今年GDP增长“保八”的目标, 必须依赖于扩大国内需求, 而我国由于社会公平问题长期存在且日渐严重, 政府从民生工程入手, 把投资重点放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上, 这给我国实体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拉动内需的刺激政策逐渐发挥出作用。
3.2 虚拟经济所占比重过大, 经济泡沫成分过多
虚拟经济指经济活动中, 以虚拟资产为对象, 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经营, 以谋取利润和报酬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包括对虚拟资产的买卖、中介、咨询等。其中虚拟资产就是市场经济中所有没有价值却有价格、其价格在本质上是某种收入的资本化的资产。虚拟经济可以吸纳大量的货币资金, 从房地产炒作到股票市场, 从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到收藏品市场, 从各种债券的买卖差价到外汇市场, 总之, 在可以反复交易的各类资产市场之间流动, 并随时从虚拟经济中流出或流入。虚拟经济是和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 在实体经济的运行中起到资金配置、对货币资金冲击实体经济的缓冲器的作用。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 个人可以以炒作房地产、股票等虚拟资产增加货币财富, 但一个社会不能仅仅依靠虚拟经济的发展来支撑整个经济体系。
而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问题, 即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则日渐严重。第一, 战后美国GDP占世界GDP的一半左右, 而到2004年以后该比重已经低于30%了。第二, 从战后到现在, 美国GDP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表示美国的实体经济 (依托于实实在在物质生产和服务的产业) , 用金融、保险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表示美国的虚拟经济 (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 , 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1.78%, 下降到2007年的33.99%, 且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 1950年占总GDP的27%, 2007年则只占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 汽车、钢铁和建筑业往日的辉煌已不再, 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第三, 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制造业统计数字仍然过高, 对制造业依赖金融资产创造和炒作产生的GDP还要大打折扣。
美国的“虚拟性”在不断加深。美国债券 (其中就包括次贷) 、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成为美国人创造货币财富的机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 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 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而其他国家最多只有十几倍, 如日本是16倍左右、中国是10倍左右 (2006年中国虚拟经济发展报告) , 充分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泡沫性。
虚拟经济的不断扩张使美国人趋之若鹜, 放弃传统制造业去经营金融业, 放弃产品和技术设计去专供金融产品创新的复杂设计。美国特殊的经济运行方式使得美国人在国内将几乎所有能够资本化的收入流都纳入了其创造货币收入的洪流, 一旦虚拟经济泡沫破灭, 社会各个阶层资产大幅度缩水, 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信心。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说, “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 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 转移市场运作的风险, 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 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时, 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因此, 我国既要积极利用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保障作用, 又要坚持适度发展的原则, 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过多的泡沫经济。
3.3 西方经济分析过于模式化, 对实际经济运行缺乏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近年来, 大量经济学者采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将各种经济问题都试图用经济模型来做以解释, 经济学研究逐渐数学化。虽然经济学研究领域很多有争议的问题经过严格的数学模型的论证得以解决, 但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的理论指导作用却越来越小。理论指导最应该发挥的作用是对实际的指导, 理论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认其正确与否, 并且理论有客观的时间、条件限制, 不同条件下的经济理论不能直接拿来指导实践。对于经济学家可能只是理论研究的失败, 对实际经济运行则意味着一个社会错失发展良机, 人们遭受巨大经济损失。采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激进式改革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惨痛教训即是最好的佐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利用将近2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渐进式改革, 但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完善性导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我国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综合利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逐渐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创立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既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式化, 也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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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原因 篇10
在研究宏观经济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通过观察和统计,总结出各种经济周期。目前发现的经济周期主要有:基钦周期,3—5年;朱格拉周期,7—11年;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
经济学家试图揭开经济周期背后的秘密,于是提出各种假说,来解释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现有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假说,主要分为:外因论、内因论和综合论。
外因论的假说主要包括:太阳黑子假说、创新假说、政治性假说。内因论的假说主要包括:纯货币假说、消费不足假说、投机过度假说、心理假说。综合论的假说认为,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但是,目前还没有一种假说,可以统一解释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提出一种新的假说,希望可以从新的角度去探索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
二、提出新假说
2016年2月29日,提出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新假说:经济周期受天体运行周期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一)目前主要的天体运行周期
1日天体运行周期:地球自转周期为1日。1月天体运行周期: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1月。1年天体运行周期: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周期为1年。4年天体运行周期: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周期的恒星年为365日6时9分10秒,回归年为365日5时48分46秒,地球围绕太阳每运行4年,大约多出1天,所以存在一个4年天体运行周期。19年天体运行周期: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月球、地球、太阳这三者的相对位置,每19年循环1次,所以存在一个19年天体运行周期。
(二)天体运行周期和个人的关系
经济是由多个个人共同活动产生的结果,所以人是经济的主体。要研究天体运行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先研究天体运行周期对个人的影响。
人有1日睡眠周期。地球上多数动物具有1日睡眠周期,该周期受1日天体运行周期影响。
人有1月生理周期。女人的1月生理周期比男人更加明显,该周期受1月天体运行周期影响。
人有1年生长周期。植物的1年生长周期比人更加明显,该周期受1年天体运行周期影响。
人有19年生长周期。19岁左右,身体基本发育成熟;2×19=38岁左右,到达如部分运动员等职业者退休年龄,其他人陆续出现中年危机等;3×19=57岁左右,到达普通人退休年龄;4×19=76岁左右,到达普通人平均寿命。该周期受19年天体运行周期影响。
(三)天体运行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系
天体运行周期对个人的影响,随着周期时间逐渐加大,影响明显程度逐渐减少;天体运行周期对经济的影响,随着周期时间逐渐加大,影响明显程度逐渐增加。较短的天体运行周期,比如1天、1月,对经济周期影响不明显;较长的天体运行周期,比如1年、4年、19年,对经济周期影响比较明显。
与季节相关的特定行业,例如农业、服装行业等的经济周期为1年。新假说认为,该特定的经济周期受1年天体运行周期影响。
基钦周期为3—5年。新假说认为,基钦周期受4年天体运行周期影响。
朱格拉周期为7—11年。新假说认为,朱格拉周期受19年天体运行周期的一半时间(19÷2=9.5年)影响。其中,19年天体运行周期的一半时间,是波谷到波峰的时间,或者波峰到波谷的时间。
库兹涅茨周期为15—25年。新假说认为,库兹涅茨周期受19年天体运行周期影响。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为50—60年。新假说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受19年天体运行周期的3倍时间(19×3=57年)影响。
三、新假说的实证分析
下面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周期对应GDP增长率周期,通过GDP增长率周期分析经济周期。通过观察和统计,发现中国存在19年的经济周期。
1961年,中国经济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后,中国GDP增长率到达一个明显的低点。现将该低点对应的时间1961年作为第一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
经过1个19年经济周期,得到第二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理论值:1961+19=1980年。实际值:1976年,中国GDP增长率创下阶段低点,中国GDP增长率创下阶段低点;同年,中国经济建设逐步恢复;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发展。第一个经济周期逐渐结束,第二个经济周期逐渐开始。
经过2个19年经济周期,得到第三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理论值:1961+2×19=1999年。实际值:1998年,我国实行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房地产业开始迅猛发展;1999年,中国GDP增长率创下阶段低点。第二个经济周期逐渐结束,第三个经济周期逐渐开始。
经过3个19年经济周期,得到第四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理论值:1961+3×19=2018年。实际值:截至2016年,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探底阶段。第四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的实际值,需要时间的检验。
四、新假说推动发现新的经济周期
首先,根据新假说“经济周期受天体运行周期影响”,寻找是否存在其他天体运行周期,新的经济周期受新的天体运行周期影响。2016年2月29年,想到了76年天体运行周期: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哈雷彗星围绕太阳旋转,月球、地球、太阳、哈雷彗星的相对位置,每76年循环1次,所以存在一个76年天体运行周期。这个76年天体运行可以看作“19个4年天体运行周期”,或者看作“4个19年天体运行周期”。
然后,根据76年天体运行周期,发现了新的经济周期:76年经济周期。
最后,使用76年经济周期进行实证分析。以美国经济发展为例:
1776年,美国建国,该年可以作为第一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同时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逐渐开始。
经过1个76年经济周期,得到第二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理论值:1776+76=1852年。实际值: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逐渐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开始。
经过2个76年经济周期,得到第三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理论值:1776+2×76=1928年。实际值:1929年发生规模巨大的经济危机,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结束,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开始。
经过3个76年经济周期,得到第四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理论值:1776+3×76=2004年。实际值:2008年发生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第三次工业革命逐渐结束,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渐开始。
根据以上分析,经过4个76年经济周期,得到第五个经济周期开始时间。理论值:1776+4×76=2080年。预计21世纪80年代左右,会有一场与1929年和2008年规模相似的经济危机,第四次工业革命逐渐结束,第五次工业革命逐渐开始。实际值:需要时间的检验。
五、结论和启示
通过分析各种经济周期和形成原因的现有假说,提出新假说,经济周期受天体运行周期影响,并通过中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新假说,发现一个新的经济周期,76年经济周期,并通过美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
后续工作可以对新假说进行更多的实证分析,并根据新假说发现更多的经济周期,并进行对应的实证分析。
摘要：在宏观经济研究中,不同的经济学家根据各自的观察和统计,发现了很多经济周期。同时提出多种假说,来解释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假说,可以统一解释多个不同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比经济周期和天体运行周期的规律,提出一种新的假说:经济周期受天体运行周期影响。新假说可以使用同一个方法来解释多个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最后,根据新假说发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即76年经济周期,并进行实证分析。
美国救市行为经济文化原因探析 篇11
关键词：新专制主义；利益集团；全球经济一体化；工具理性
1经济原因
1.1新经济运行模式的危机
这次危机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偶然现象，它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如果不改变这种模式，我想这次危机只是一个开始，所以美国政府的介入，既有其自身的无奈，因为不救市的代价太大，而又有其目的，那就是借此机会彻底纠正畸形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引导一种健康的经济发展路径。
1.2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压力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的推动主要是为了解决巨大的国内危机，那么这次布什政府的救市行为就无法回避国际压力的推动和影响。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他的经济危机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将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也就是欧洲国家强烈要求美国救市的原因。当然就美国自身而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下，他的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其对自身以后的发展也是灾难性的，比如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丧失、其他国家因为对危机的预测撤回投资和减少经济合作，再比如随影而来的债务危机等等。
2文化原因：
2.1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影响
就文化层次上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尽善尽美，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他在文化层次回答了我们为什么在号称最典型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代表的美国会出现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现象。二战以后的冷战时期，是最值得我们回忆的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对立阶段，虽然最后以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暂告了市场经济的胜利，但我们很快就从福柯的“历时的终结”中醒悟过来，因为两种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在对抗竞争过程中已相互融合，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经济的效率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虽然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不厌其烦的去宣传“社会主义”的毒害，但在危机面前西方国家又屡屡捡起自己唾弃的工具为自身服务。邓小平说过，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同样必要的国家干预也不姓“社”不姓“资”，他们作为两种必要的经济发展要件相辅相成、取长补短。对这一点的认识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布什政府的大规模宏观调控行为是由其文化背景的。
2.2各种政治思潮的发展
文艺复兴以降，人类开始探索现代国家的建设模式，各种政治思潮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凯恩斯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等等都昌盛一时，虽然经过历史的考验和沉淀，人们在不断的选择和抛弃，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进，但以上各思潮对政府作用的肯定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他就充分肯定了政府部门在二次分配和维持社会公正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近现代社会政府的强势行为。
2.3工具理性的发展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剖析 篇12
关键词：日本,经济,财政,发展,政策
一、引言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在一片废墟之上经历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腾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已经横扫英国摩托产业，超越了汽车大国美国，在钟表、摄像机、光学仪器行业抢夺了钟表王国瑞士的市场。总之，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就爬上了国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对西方世界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一直在思索日本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或是靠什么手段来实现经济腾飞的。
今天，我国正值经济飞速发展期，研究战后日本发展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诚然，日本经济的腾飞发展与二战后欧美各国对其提供的各种援助是密不可分的，亚洲两场局部战争的爆发也促进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对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最根本的作用。
二、冷战时期美国的扶持政策
二战结束后，依照有关条约，美国军队进驻日本，在日本政府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经济民主化的措施，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障碍。与此同时，为了尽快使日本自立，达到在经济上“利用日本”，在军事上“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美国前陆军部长罗耶尔语)的目的，美国还对日本实行了扶持政策。主要表现是：
（一）经济援助。
1945年9月至1951年间，美国的援助总额共达21.28亿美元，占同一时期日本进口总额的38%。1952年6月，美国取消了对日援助，但这时影响已经不大，因为日本经济已开始走上了自主自立的道路。
（二）经济贷款。
据统计，至六十年代末，日本共借入外国贷款56.8亿美元，到七十年代末增加到212.9亿美元，其中美国的贷款最多，约占70%。这些贷款起初只用于电力、钢铁、运输、石油等部门，后来则扩大到航空、汽车、化工等部门，对日本经济的全面发展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三）直接投资。
到1978年，美国累计向日本直接投资达49.6亿美元。
（四）技术输入。
在日本引进的外国技术当中，美国方面占了60%以上。美国资本和技术大量地进入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自身资金和技术相对不足的缺陷，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三、亚洲局部战争的刺激
除了直接扶持以外，由美国先后发动的两次侵略战争，也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诸多产品和劳务的“特需”订货急剧增长。1950年，日本接受美国侵略战争的“特需”订货为1.49亿美元，1953年增加到8.09亿美元，4年内共达23.9亿美元。“特需”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50年的18.2%上升到1953的62.7%，4年内平均占50.7%，这对当时的日本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极富重要意义。在1951—1954年期间，日本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累计共达19.1亿美元，全靠同期的“特需”收入来加以弥补，两相抵消后，外汇收支表上甚至还出现了黑字。此外，“特需”的介入还极大地增加了就业，由此直接或间接雇用的工人人数共达数十万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为时三年的“战争景气”。
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期间，日本也从美国方面获得了大量的“特需”订货，从1965年的3.2亿美元增加到1968年的5.86亿美元，4年内共达18.8亿美元。这种“特需”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1965年为3.8%，1968年增加到4.5%，4年内平均占4.5%，日本因此从1965年的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了战后发展最为迅速的高涨阶段。
可见，二战之后两次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亟待扩大商品市场、增加生产能力、走上高速增长之路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对此，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不否认。日本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如果五十年代初不发生那场朝鲜战争，日本就绝不可能在六十年代末成为“经济大国”，战争至少使日本赢得了10年的时间。经济企划厅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也中肯地指出：“由于朝鲜战争，日本才找到了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战争是日本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而日本经营者联合会名誉会长樱田武则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得更为坦率：“战后日本经济获得成功，我看首先应归功于‘特需景气’的滋润……‘特需’使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许多人也因此有了职业……我从事纺织业已有26年历史，但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容易赚钱的机会，就连我自己也感到大吃一惊。总之，日本是靠别人打仗，自己从中渔利，才壮大起来的。”据此，这位享有盛名的财界巨头提出了自己关于日本高速发展的看法：日本的成功只能说是一种侥幸，不值得人们去津津乐道。
四、日本政府的领导
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是日本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
（一）积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的政策，迅速扩大投资规模。
1955—1960年，美国投资增长指数为100，日本则为360，投资规模的扩大主要来源于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1955—1970年的15年中，日本固定资产增加了115倍以上。固定资本投资的重点是对电力、钢铁、机械等基础工业和电子、化学、汽车等新兴工业进行大规模设备投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固定资产的大幅度增长和以设备投资为主的投资结构，使日本不仅迅速建立起了以钢铁机械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而且大大加快了各部门固定资本更新，提高了企业技术设备和现代化水准。
（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本政府加强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运用拨款、补贴、减免税收、政府订货等财政和金融手段刺激扶持私人经济发展。1957—1970年，仅日本官方金融机构就为私营企业提供了69144亿日元的资金。同时日本政府还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到1965年，国营企业占全国固定资产总额的15.5%。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弥补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缺陷，促使了日本经济的高度繁荣。
（三）实行贸易立国的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给日本带来了巨额利润，这些利润一部分被投资到生产领域，继续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另一部分则以外汇储备的形式积存下来，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
（四）自民党长期执政，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繁荣。
1955年，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党正式合并，组成自民党，从此，日本进入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时期。虽然自民党内部派别林立，但从五六十年代的执政实践看，历届政府对内对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各届政府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施政重心，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治、社会方面，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一系列以实现社会稳定为目标的法令，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对外方面，各届政府都竭力追随美国。
（五）组建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是以贸易为主体、金融为中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公司组织形式，是融国际化、多元化、实业化于一身的贸易产业集团，是集贸易、金融、实业、信息、服务等综合功能为一体的经济实体。综合商社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综合经济实体，其经济本质和市场定位是贸易中介服务。这种贸易中介服务在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大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促进了日本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没有综合商社，就没有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
（六）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调控体系，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市场秩序。
日本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不少法律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据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统计，1979年日本全部法律共1500余项，其中179项法律是关于政府产业政策的。1975年政府直接通过法律所干预的企业，其产值占全部企业产值的20%左右。一系列具有防护或促进功能的经济法规，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主要的法律保障。
五、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岛国，属于单一的民族，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民族内部成员在各方面差异性较小的特点，从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
日本的文化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文化，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几个宗教，由于这种信仰的自由，他们可以完全吸收各种宗教中有用的东西。有人曾打比方，日本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就像我们买商品，觉得好就拿来用，感觉不好再换一种。因为日本的文化传统在于它基本没有传统，在这种模式下，日本人形成了特殊的世界观。日本人善于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然后将其融于一体，形成了既有原则又有信条的日本特有的企业文化。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经营方针、价值观念、经营行为、社会责任等的总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能用心去体会。
日本企业文化是日本民族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深深地植根于日本传统文化中。正是日本文化的群体特征所反映出来的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即集团归属原则和重视群体内部和谐统一的原则，在当今日本企业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从中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日本企业员工形成了效忠的观念和集体观念。这两种观念在日本企业的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两种观念的存在，在日本社会中，人们往往会把自己首先看做集体一员而存在，同时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集体观念也很强。集体观念和效忠观念有利于员工在企业中形成合作精神，有利于企业的和谐发展，能使集体制度发挥有效作用，这对企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
六、日本的教育发展与经济腾飞
二战后日本进行了一次全面教育改革。由于教育的迅速普及与发展，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是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粒子，是经济活动最深层、最直接的动力源泉。日本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提高人的质量工程———教育的成功。
二战后，日本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巨款发展教育，通过立法等多种渠道参与教育、保持教育、激励教育的发展，体现了日本政府在投资上优先保证教育发展，在时间上先于经济的发展，以教育带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教育先行政策”。日本在战后20多年里，不仅普及了义务教育，而且普及了高等教育。日本政府把对教育的投资放在首位，为战后提供了大批合格的、经济战线急需的、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
（一）教育为日本提供了出色的管理人才。
教育为日本提供了一批具有经营头脑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战后，随着经济民主化改革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复杂化，产生了一个同所有权无关、受聘于公司的庞大的新型经营管理集团。日本大部分企业经营者都受过高等教育，在企业社会再教育中脱颖而出的掌握全面企业经营的有知识、有能力的专家，他们来自在职的经营管理人员，大学、研究生院所培养出来的经营人才，从政府官厅辞职后的高级经济管理行家，其中东京大学毕业生占48%，其他多为京都大学、一桥大学毕业生。
（二）教育为日本提供了优秀的科技人才。
1955年以后为了适应新设备、新技术，日本对科技人才需要更加迫切，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短期大学和大学理工科学生人数，高等专科学校在六十年代问世，高专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中等技术人员，从学科来看，机械工学科、电器工学科、土木学科和工业化工科的学生居多，占总数近80%。进入六十年代，培养高级科技人员的任务摆在日本决策集团面前。1960年，日本经济审议会发表《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第一次以具体的形式提出“人才开发论”，政府开始在日本实行一系列措施：“开发英才与扩充育英制度”。目前日本的英才教育的重要措施就是大力扩充研究生院的招生人数。教育还为日本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使他们能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浪潮中应付自如。
七、日本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通过民主改革和一系列劳动立法的制定使日本企业组织机制进一步完善，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一）企业对职工实行终身雇佣制。
日本企业在这种制度作用下可以使职工对企业抱有强烈的依附感，也就有利于日本企业缓慢提高员工工资，保证了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有利于留住人才，稳定雇佣关系，企业可以进行大量投资，引进新技术，培训各级人员。这样就有利于日本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注重企业内部的“平等化”。
日本企业内部的“平等化”主要指缩小原来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不平等和等级差别。战后日本企业内部的“平等化”，首先表现为企业内部工资差别的缩小。
（三）重视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
在日本企业里，每个职工都把企业视为自己的归属，牢记企业的“社训”成为忠于企业的表现之一。对于一个“修行到家”的“企业人”来说，企业成了他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场所，为了企业他可以投入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甚至不惜让家庭为此作出牺牲。在企业中能够被提拔为经营者的职员，几乎必然是“修行”企业教义的佼佼者，在对企业忠诚这一点上经过长期的考验，因而能够将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企业对职工凝聚力的增强，成为为企业、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的精神动力，为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八、总结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迅速腾飞，并不只是靠美国的扶持等其他外界因素，而是日本充分利用其历史文化，政府作出明智的选择，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制定企业的合理科学的管理制度，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个很好的借鉴。本文勾勒出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线条与轮廓，使大家清晰、客观、全面地了解日本和日本经济。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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