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原因（共10篇）
借贷原因 篇1
一、关于“高利息民间借贷”内涵的理解
民间借贷行为由来已久。发展到目前,民间借贷已经出现索取利息和无息两种主要类型。而索取的利息又有高低之分。通常,民间、甚至一些专家都习惯于把索取较高利息的民间借贷称为“高利贷”。但是,本文认为,“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并不简单等同于“高利贷”,而且两者都值得关注。具体理由有两点。
1. 判断“高利贷”的标准存在争议。
当前理论界关于“高利贷”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借贷的利率只要超过或者变相超过国家规定的利率,即构成高利贷。有的学者认为借贷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商业银行利率,但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否则即构成高利贷。第二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应有一个法定界限,但这个界限不能简单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参数,而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专门制定民间借贷指导利率;超过指导利率上限的,即构成高利贷。第三种观点认为,高利贷是一种超过正常利率的借贷。至于利息超过多少才构成高利贷,由于在立法和司法中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解释,实践中只能按民法通则和有关法律的精神界定。由于理论界和现实社会活动中对到底多高的利率算作“高”有不同说法,界定的标准也不完全一致,所以,本文认为不应该只关注“高利贷”行为,应该对所有利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民间借贷都加以关注。
2. 判断“高利贷”的价值观值得商榷。
现实中,人们对“高利贷”的称谓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敌视性价值观。很多人认为,只要索取较高利息的行为,就是不好的。其实,对于那些利息稍高、但未达到“高利贷”标准的借贷行为,其对社会的影响未必是负面的。所以,本文认为,有必要客观理性地对待所有“索取较高利息的民间借贷行为”。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把利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民间借贷行为都称为“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当然,这其中,要数“高利贷”行为在目前最活跃、负面影响最大。
二、高利息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判断
近年,民间借贷愈发盛行,尤其在江浙等发达地区。民间借贷有信用度高、手续简便、地域强特点,但是一旦演化成“高利贷”,其负面作用也是巨大的。所以,要改变一味打压的方式,深入研究,适当合法化,科学引导和监管民间借贷,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有必要从利率高低的角度对高利息民间借贷进行合法性判断。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年利率超过同期基准利率的4倍即为高利贷,高于4倍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对于这一条款,大致可从两方面理解:(1)凡是年利率高于同期基准利率的4倍即为高利贷。以央行2011年7月7日以来执行的利率为例,1年期贷款年利率6.56%。如果同期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超过26.24%,将被视作高利贷。由于高利贷行为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有更多的消极作用,所以监管部门要根据特定时期、特殊状况加以引导、控制、甚至压制。(2)凡是年利率低于同期基准利率4倍的高利息民间借贷都属于“适当”的,单从利率角度看,都应该是法律允许的。因为随着通货膨胀不断加深、市场利率不断上调、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资金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高时,民间借贷资金索取的利息报酬同步上升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适当的高利率可以理解,也要给予更多的肯定和引导。比如,在2011年上半年,由于宏观金融政策偏紧,因此民间借贷行为的利率自然呈现上升趋势。
三、高利息民间借贷的影响
这需要区分适度的高利息借贷和高利贷行为。
1. 适度的高利息民间借贷行为的影响
适度的高利息民间借贷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多是积极的。大致表现如下:
(1)可以缓解人们日常生活资金之急。民间借贷最初源于人们生活中资金短缺,如婚、丧、病、房等大事发生。为缓解资金之急,需要者往往向亲朋邻里挪借一些资金。有时,确难借到,不得已筹借一些需支付利息的款项。即便支付利息,只要借款人可以承受、或者借款人以小的利息成本能实现人生大的愿望,都可能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2)有利于缓解各类企业生产资金之急。当宏观银根收紧时,一般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的难度非常大。这种情况,民间借贷行为可以缓解燃眉之急。当然,这些企业主要是当前理论界和实业界谈的较多的中小企业,这在全国非常多。由于中小企业一般创立时间不太长,资本规模小、经营实力不强、财务等管理相对不规范,再加上这些企业要么缺乏良好的信用记录、要么不太重视树立自身良好的信用形象,这一切导致其很难从公开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资金,也很难得到大的融机构贷款青睐。所以,即便是较高利息的民间借贷资金也可以给这类企业的生产带来积极影响。
(3)有利于拓宽资金拥有者的投资渠道。对于那些拥有较多资金的阶层,如果民间借贷市场活跃,并且能获得远远高于存款、炒股、炒房所取得的收入时,将有利于拓宽他们的投资渠道,增加拥有资金的利息收入,使其更好地实现资金利用的效益最大化。
(4)弥补正规金融结构服务的不足。正规金融机构由于体制原因、风险控制的要求,放贷时往往要求较多,因此效率也相对较低。相反,民间借贷由于借贷双方信息对称、或抵押物明确,因此完成借贷行为的效率较高。这正是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另外,民间借贷繁荣无疑会刺激正规金融机构加以改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工作效率。当整个金融业都得以发展,必然能促进社会经济更好、协调地发展。
2. 高利贷行为的影响
对于“高利贷”行为,通常认为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本文认为,(利率超规)的“高利贷”对社会经济有一些积极影响,具体和“适度的高利息民间借贷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少部分相似;但是,其消极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是主要的。具体如下:
(1)真正的高利贷行为对大部分借贷者都是饮鸩止渴。(1)对于个人因为家庭事务发生的借款而言,高利贷暂时缓解了资金压力。但是,这些家庭所以举借高利贷,通常是在筹借资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发生的。由于高利贷较高的利息压力,会使要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快速增加。一旦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中断,将使其陷入无底的苦难深渊。(2)对于众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而言,高利贷同样只是暂时缓解了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但是未来为了偿还较高的借贷利息,有可能使企业实现的盈利全部失去,甚至还可能导致企业生存危机。根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山西省中阳县一个企业主深受高利贷之害,他认为高利贷“绑架亿万债奴,吃垮无数企业”。为此,他详细披露了高利贷可怕之处。比如借贷1000万元,月息4分,每月利息40万。人们通常认为,三年利息1440万,加上本金是2440万。这已经很高了,但是在计算时还可能遗漏一点:每个月为了偿还40万利息,还需要再举债40万、再偿还利息40×4%,一直持续36个月。这样利滚利算下来,借款人真正付出的利息5540万,加上本金,共计6540万。无形中企业盈利被多吃掉4100万(即6540-2440)。
(2)高利贷过度兴旺可能导致一些人步入非法金融迷途。由于高利贷较高的利息收入,一些人必然想方设法挪移资金追求暴利。当现有资金不能满足欲望时,其会通过其他途径继续。当前常见的挪移资金有两种:(1)一种是信用卡套现。持卡人根据一定期间内信用卡套现无息或低息的功能,大量套现,疯狂投向高利贷。这种结果一方面进一步刺激高利贷,另一方面又严重危及银行安全。因为一旦高利贷不能如期收回本息,将导致持卡人不能及时清偿银行债务,从而引起大面积风险。(2)另一种情况是高利贷者和正规银行等机构人员勾结,通过各种途径套取贷款,然后以高利贷发放出去。这种行为收益归违法者,但巨大风险却要银行和国家承担。2011年7月21世纪网中一篇关于《江苏启东高利贷崩盘事件,农信社员工成主角》的新闻报道就揭示了令人非常担忧的金融机构人员涉及高利贷的严重事件。在此之前,有关媒体还曝光“渤海银行太原分行员工挪用千万存款放贷”事件。这都说明这类事件已经具有很强的广泛性,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3)高利贷容易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第一,由于高利贷有较高收益,导致很多资金不愿意存入银行。而资金不能正常地流入银行等机构,将导致银行存贷款功能很难正常开展,也使银行不能更好发挥吸纳多余资金、合理调配资金的作用。第二,由于大量资金停留在民间高利贷领域,将导致金融市场被分割成正规金融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这不利于中央借助于金融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第三,由于高利贷较高的利息收益,导致大量资金在高利贷市场循环、投机,不愿意进入实业投资。这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试想,当实体经济不发达,国民经济怎能稳定,产业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
(4)高利贷还会导致社会暴力事件。因为高利贷利息太高,极可能导致举债者不能如期或者无力偿还债务。高利贷者为了能够收回本息,在正常追讨无效的情况下,很容易借助于社会黑恶势力进行暴力追讨。暴力追讨又会导致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
四、高利息民间借贷行为盛行的原因
1. 民间资金充裕。
改革开放多年来,各地经济实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人民的收入水平自然也在增加,拥有的财富、资金也越来越大。民间资金量不断增大必然要寻求投资突破口。这一切为高利息的民间借贷行为盛行创造了良好契机。事实上,总体而言,越发达、资源越丰富、投资潜力越大的地区,高利息民间借贷越兴旺。
2. 正规金融市场利率过低。
以2011年7月7日以来执行的存款利率为例,1年期的利率为3.5%,而民间借贷(以温州为例)月利息从1分到8分不等,有的甚至还有1毛多的。相比之下,民间借贷的利息收益如此之高,人们自然没有将钱存入银行的意愿。况且,当前CPI指数高企,如果将钱存入银行得到的利息实际收益远远不能弥补物价的快速上涨。
3. 大众性投资渠道和品种受到限制。
(1)近年国家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致使房地产价格走势让很多人担心。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投资房地产的前景感到担忧。因此投资意愿明显没有前几年高涨。(2)中国证券市场自从2007年调整以来,到2008年底达到阶段性低点后曾出现反弹。以上证指数为例,从1600多点反弹到3000多点后便一直处于震荡整理阶段。两年来,很多的股票投资者基本处于亏损或者微利状态。截止目前,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不高。(3)其他投资品种和渠道明显远离众多的投资者(如贵金属、金融衍生品、矿产开发)。相比之下,还是将资金投放到高利息民间借贷更容易产生大的收益。
4. 正常金融渠道不能满足资金需要。
(1)个人取得贷款比较困难。由于我国尚未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个人信用记录体系,加之拟举债者缺乏足够的资产抵押或者担保,很多情况下许多资金需要者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有时,虽然符合银行贷款条件,但是繁杂的借款手续和限制性条款也让取得贷款的效率很低。这都导致人们极有可能借助于民间借贷筹借资金,陷入高利贷也就很难避免。(2)企业筹资困难。由于众多中小企业不可能借助于资本市场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迫于生产经营压力,最后被迫转入民间资金借贷市场。(3)投资的需要。近年,国内艺术品市场日渐火爆、黄金价格不断上涨,还有其他一些投资品种也不时有暴富机会,一些人受其感染,也想加入其中追求高利润。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自然可能借助于民间高利息借贷。这一切也导致对民间资金的需求欲望。
5. 一些人受蛊惑。
当前加入高利贷市场的人,有不少都是被蛊惑加入的。其中,有的人是因为对股票不懂、对房地产不放心,在投资无门的情况下,经一些人的高额利息收益的影响或者劝说之下,经不起诱惑而投入高利息民间借贷市场(尤其是高利贷)。更有些人主要是受到高利息收益的驱使。对于这些人,其中很多人都对当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不甚了解;当然也有不少人源于贪婪的心理而无所顾忌,最后加入高利贷阵营。
6. 相关法制不健全。
由于过去经济不甚繁荣,人们很少有富余资金;再者,政府为稳定金融市场,对索取较高利息的民间借贷采取压制,所以多年来民间借贷市场都不是非常繁荣,也没有被充分重视。此背景下,相关的法制也不规范。然而到了现在,民间资金越发充裕,但是相关的法律却没有跟进。自然而然,什么行为该保护,什么行为该禁止,这都没有明确和科学的界定。这就给高利息民间借贷行为带来的可乘之机。
五、高利息民间借贷盛行的应对策略
1. 尽快健全相关法制。
建议尽快制定民间借贷的相关法规,让人们明白什么样的民间借贷行为和利率是合法或不合法的。这样有利于行为人有法可依,也使有关部门在监管民间借贷行为有法可依;也有利于避免对高利息的民间借贷采取一味的打压,为科学和有效引导民间借贷提供依据;同时还有利于对民间借贷市场中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有效打击。
2. 科学调整市场利率。
(1)当前判断民间借贷是否是高利贷主要以4倍为准。对于这个标准,有很多争议。现在当务之急需要研究“4倍”是否合理,有无改动余地,或者能否因地而异。不管怎样,法制标准也应与时俱进。(2)目前CPI指数高企、通胀明显情况下,“银行存贷款利率是否过低、变动是否合理”、“货币政策变化是否合理”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并采取科学行动。当市场利率日趋合理时,必然对投机性的民间借贷产生抑制作用。
3. 完善投资品种。
很多时候,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以及其他一些大众投资品市场良性发展时都能产生良性循环,尤其股市。其实股市快速发展不仅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筹集足够多资金,而且可为大众投资营造良好环境。当股市得到改善,有明显、理性的赚钱效应时,冒风险去从事民间高利贷行为就会降低。遗憾的是,监管层对发展中国股市的理解还存在许多欠缺,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时髦”。
4. 改革正规金融体系。
应进一步改革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存贷款过程的工作方式、效率和相关条款,使其能更好为广大群众和企业服务,尤其为众多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缓解其融资压力和困难。
5. 加快民间金融市场创新改革。
加快金融机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民间主体参与银行、信用社、私募基金、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的改革。试想,我们既然能对外资放宽加入金融业条件,为什么不能对国内民间主体放宽条件?
6. 加大宣传和教育。
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群众依法从事金融活动的宣传和教育,加大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守法教育,加大执法者和监管者能力的培养和教育。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79030.htm
[2]荀守奎.促进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深入研究(J).理论视野,2011(3)
[3]央视聚焦钱流:谁在为高利贷买单(DP).CCTV《经济半小时》,2011年7月6日
[4]乔加伟.江苏启东高利贷崩盘事件农信社员工成主角(DP).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7月29日
借贷原因 篇2
--兼评关于浙江省温州商人的“跑路出逃”现象
王风和
根据2011年10月16日 在世界银行IFC和中国成都市政府主办，“西部博览会论坛统筹城乡配套改革中的金融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摘录
一、中国地方金融产生的问题
-这次关于浙江省温州商人的“跑路者”现象，给我们地方金融的发展深深上了一课，9月20日，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走美国，9月27日，位于中国鞋都温州双屿村的正得利鞋业公司老板沈某跳楼身亡，坊间传闻与高利贷有关。9月30日，浙江商会凌晨3点10分的短信“一个个前赴后继，又纷纷倒下，每天利息一毛，„„”
央行温州支行今年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规模高达1100亿元。
1、“中国式次贷危机”背后的原因
长期以来，地方民间信贷的市场乱象丛生、光怪陆离，2011年9月爆发的浙江省温州商人的“跑路者”，其实就是“逃债者”，警示着，“中国式次贷危机”的爆发，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有深层次的金融体制原因，也有中央新一轮宏观调控机制失灵的原因，中央利率政策的失衡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根源，就是地方金融市场的缺少公平的法治环境，变成了扭曲的变异的地方金融生态，地方中小企业和带有国资背景的产业脊梁大企业之间在融资渠道上形成鸿沟，地方中小企业和中央大企业没有和谐共生，而是倚强凌弱、以垄断长期独占市场、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大企业利用市场强权和丰富的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高息借贷、以市场利息300%倍以上的利率放贷，掏空了中小企业的成长能力，变相吸取了地方中小企业的营养。长期发展就形成了民间信贷市场的乱象。
根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金融生态历年都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本次调查结果却正好相反，最近的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比较西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负担更重。
东西部中小企业融资的比较结论是，从信贷数量上，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信贷余额的比例为33.66%。其中，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31.11%，西部为37.18%，中部为44.31%。这就意味着，经济发达地区较之欠发达地区对小企业提供的信贷相对更少。从资金成本情况看，东部地区89%的小企业面临资金上浮，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6.84%和74.66%，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比较西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负担更重。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判断银行市场结构论几乎不成立。按照银行市场结构论，东部地区的小企业信贷应该好于中西部地区，但事实却完全相反。
现在的浙江地区发生信贷危机，证明了东部地区的融资形势比西部更严峻。
谈民间借贷及民间借贷公证 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风险；公证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现实境况
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信用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国家金融相对应，它是一种自发、便利融资方式，其产生与发展具有浓厚的传统渊源，在我国早期社会就已存在。近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民间借贷呈现出汹涌喷发的猛烈态势，并呈现出以下几种境况：
1.境况之一：借贷规模空前，参与主体多元
伴随着我国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公民收入大幅攀升，民间资本迅速积累，资金总量不断扩大。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满足，导致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增长空前迅速。
2.境况之二：职业经营明显，资金流向集中
由于银行贷款政策的紧缩和企业融资需求的增长，催生了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受到刺激的民间融资膨胀式发展，“散兵游勇”般的民间借贷行为已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典当行、寄售公司、民间借贷代理公司、抵押贷款中介公司、投资管理、咨询、担保公司等各种名目的机构，有的经过金融审批，有的则无证经营。他们通过聚集企业和个人的闲散资金
3.境况之三：约定利率畸高，借贷方法隐蔽
近年来，民间借贷中高利贷现象较为普遍，借款利息远远超过银行利率。据相关报道，至少超过一半以上约定借款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违法高息放贷行为，表现手段却非常隐蔽，一般不易发现。有的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预先将利息在交付款中扣除、约定高额罚息；有的在借据上只载明借款数额，不区分本金和利息，用借据这一合法形式掩盖高利贷的实质；有的则表现为投资入股、委托理财等形式，与正常商业交易、民间借贷相混同，欺骗性极强。
二、公证制度介入民间借贷的法律依据
《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货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99）第3号]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国务院于二零一零年五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
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并明确“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为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公证机关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当事人的要求，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
《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明确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包括有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各种借据、欠单”。
三、办理民间借贷公证应注意的问题
在民间借贷具体公证实务中，公证员需尽到勤勉谨慎的审查义务，并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1）注意审查借贷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民间借贷发生在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除小额贷款公司以外的企业之间不得进行借贷业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不属于该批复中列举的四种无效行为即应认定有效。因此，民间借贷的当事人是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对于企业之间借贷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
（2）注意审查关于借款利率的约定条款《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
（3）注意审查单利、复利的计算。借款合同期限内的利息计算涉及到两个方面，即单利和复利，在民间借款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会就该借款利息的偿还方法和时间作出约定。单利的计算仅在原本有本金上计算利息，复利的计算是对本金及其产生的利息一并计算，也就是利上有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试行）第125条规定：“公民之间，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若干意见》第7条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了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六条（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公证员在办理民间借款合同公证中要对此问题向公证申请人双方进行充分的告知。
借贷原因 篇4
民间借贷资金链条中囊括了银行、企业和个人, 以及典当行、投资公司、信托和担保公司等各种机构, 整个链条环环相扣, 只要这条资金链条上有一家企业发生了信用违约问题, 其风险将会迅速在资金链上的各个方向传递。
1.1 直接主体———个人、中小企业以及大型国有、上市公司
在已爆出的非法集资案件中, 自然人个体、个体经营者等大多参与了全民借贷的浪潮中。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 企业在民间借贷链条中既是资金的需求者, 又是放贷者。全国工商联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显示: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小型企业选择民间信贷的高达67.8%。而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作为享受商业信贷资金配置的主体, 一方面通过正规金融渠道以极低的成本从商业银行获得资金, 另一方面将资金放贷给第三方, 转身一变形成了影子银行。据估计, 差不多有90%的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地参与了高利贷业务, 有些国有上市公司几乎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资本收益[1]。
1.2 间接主体———银行
我国的金融体系属于银行主导型, 银行融资在我国企业融资形式中占有其他融资形式不可相比的地位。在2010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的背景下, 银行放贷能力下降, 严格控制贷款规模。一方面是政府的信贷监管要求, 一方面是民间借贷市场高额的利率吸引, 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银行暗地将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民间借贷市场, 例如银信合作模式。
1.3 新生力量———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的迅猛发展
自2010年以来, 信托、担保及小额贷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上来说, 2010-2012年数量增长了2倍。相比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 信托公司在我国目前发展之迅速, 令人咋舌。5.3万亿, 这是中国信托业截止至2012年第一季度最新的总资产规模。从千亿到万亿的数量级增长, 信托行业已实现增长31倍。无可争议的资产规模数据使得信托在2012年有望超越保险业成为金融行业第二大组成部分。
2 此轮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的原因
2.1 民间借贷爆发前的经济环境———基础货币大增, 流动性充裕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世界经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流动性和低利率的环境。国内方面, 在2008年4万亿经济计划促动下, 各级政府快速扩大铁公基项目投资, 国有企业也大举借贷, 导致各银行大量放贷。2009年一年, 全国的银行信贷净增长9.59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32.99%, 2010年全年又新增贷款7.95万亿元。
2.2 货币政策收紧是民间借贷危机的导火索
2009-2010年基础货币的增长及银行信贷的扩张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中没有下滑的原因, 银行贷款及政府支出的增加抵消了企业盈利的下降及资本市场的萎缩。但随着市场流动性的过剩, CPI从2009年开始不断飙升。在通胀高涨的背景下, 央行管理基础货币流动性的手段主要是依靠调节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10年后, 央行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5次加息, 致使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高达21.5%, 再创历史新高点。
2.3 中国金融抑制特征是导致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低利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 基础货币激增并且导致信贷大增的前提下, 为什么中小企业却面临资金饥渴, 民间借贷市场异常繁荣?原因可归结为:金融抑制。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以下特征: (1) 政府对利率严厉管制, 由此形成的信贷利率差被认为是我国银行业暴利的重要来源:我国金融市场大抵分三类利率, 人民银行政策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和基准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是由市场自由决定。在中国目前各种利率中, 最为重要的商业银行存款和贷款利率受到控制, 而利率调整的决定是由国务院做出, 而且需征得其他部委的同意, 央行本身对利率的决策缺乏独立性。 (2) 我国对金融领域实行严格的准入制, 经营牌照的稀缺使得很多资金无法经营银行, 并且金融体系的独立性较低, 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目前银行体系仍主要为国有, 大多数银行, 由政府持有大多数股权, 或通过政府机构和企业来实施控制, 而民间资本无法进入正规金融领域开办银行等。 (3) 资本市场上, 我国政府对股票、企业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着严格的控制。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的同时, 中国经济的证券化却在受阻, 资本市场在相对萎缩。从社会融资总额的各项比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 股票和企业债券融资形式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相对于其他融资形式来说, 仍然偏低。
3 总结
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和高涨的CPI背景下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此轮民间借贷危机。对于民间中小企业而言, 收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导致民间借贷爆发的根本原因, 只是导火索。2008年后市场整体的流动性过剩, 加上中国金融抑制的特征, 金融危机后的中小企业营业收入的下降对资金的需求, 共同刺激了本轮民间借贷的爆发。
摘要：2010年以来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民间借贷这个话题上。不少学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 宽松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此轮民间借贷风暴的导火索, 再加上中国固有的金融抑制特征, 共同导致了此轮借贷风潮的爆发。那么此轮民间借贷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以及在民间借贷资金链上的参与主体的特点是什么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民间借贷,金融抑制,货币紧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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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原因 篇5
民间借贷合同中，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到期后要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这也是借款人的主要义务。但在实践中，对利息问题的争议比较多，涉及问题较复杂，民间借贷案件中利息争议的正确处理对于借贷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一、利息约定不明的处理标准
利息条款或约定是民间借贷合同的重要内容，但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具有互助性质，因合同当事人之间本身具有的特定关系，利息条款的约定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有的约定了利息，而有的就未约定利息，有的约定还不明确等等情况经常出现。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具有互助性质，当事人对支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无须经过合同法第61条规定的补缺程序，直接确定为不支付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1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当事人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61条予以确定，即“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在实际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如果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关系认定为无息借款，但是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借款时，贷款人主张收取逾期归还借款的利息，则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二、利息支付不符合约定的认定标准
利息支付要求符合合同约定，以合同当事人对利息事先有约定为前提。在合同履行期限界满后，借款人应当按照合同履行约定的利息支付义务。在此，利息的支付必须符合支付要求，具体有三项条件：第一，支付期限要求。包括两项内容：首先是利息清偿的时间，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利息清偿以债务人清偿本金时一并清偿。如果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其次是利息多少的计算时间。利息计算的标准应当以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间为准。一般情况下，为借款合同履行期间。但是，在借款人提前还款的情况下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1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在民间借贷合同中，债务人是否可以提前履行债务呢?这个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双方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可以，因为此种情况并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如果双方约定了利息，借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债权人可以拒绝提前偿还，因为提前偿还将直接减少借款的利息收入，对债权人利益有一定损害。拒绝提前履行对债权人而言是一项权利，债权人可以先行使，也可以放弃。《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8条同时规定：“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在债权人同意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对偿还利息进行约定，没有约定应当以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这样也符合权利义务对等与公平原则。
三、违法计息方式的认定标准
民间借贷中的“计复利”，俗称“驴打滚”、“利滚利”，是导致贷款额急剧膨胀的计利方法，严重损害了公平原则。对重复计息行为性质的认识，理论与实务中曾有人认为，这仅是一种计算方式的不足，殊途同归，结果差别不大。也有人认为，民间借贷将利息计入本金，更换借据后，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如债权人基于新的借据起诉，即应受到法律保护等。对此，应当严格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1年8月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从上述规定可知，民间借贷中超过利息约定限度的“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而 “利滚利”等形式的重复计利行为也不予保护。因为，民间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约定的利率一般较高，若再重复计息，不但计算结果有差异巨大，而且往往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因此，对计复利问题应依法严格测算。第三，对于更换后的新借据，一般不宜简单、孤立地认定其效力。不能认为凡是更换了借据，贷款人签了字，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就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所立新借据对案件作出认定和判决，虽然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往往不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这一
纸新借据的背后，往往潜含高利贷、计复利、预扣利息等损害借款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应当注重对新借据产生、来源及形成过程的严格审查，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借款人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其更换借据的行为往往出于无奈，凡当事人能够举证在换据时对方施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乘人之危的，都应认定所换借据无效。
四、利息偿还方式的认定标准
实践中，一些民间借贷纠纷对欠款偿还时并未约定是先偿还本金，还是先偿还利息。对此，在有息民间借款合同中，按期支付利息是债务人的主要义务，是债权人的主要权利。支付利息的期限一般由双方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当事人协议补充。如果当事人没有达成补充协议的，利息是在到期本息一同支付，还是应先按期支付利息呢?对此问题应当区分具体情况。如是分期偿还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5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之规定，应先支付利息，而不是先支付本金。当然，依据地区特殊的交易习惯确定能够确定的，尽量服从交易习惯。作者简介：执业数年来，马超律师办理了各类民事、经济、刑事案数十件，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擅长办理刑事辩护、合同纠纷、人身伤害赔偿、房地产纠纷等案件。马律师善于调查研究，作风严谨，思维敏捷，注重把握恰当时机
借贷原因 篇6
一、东莞民间借贷发展状况
与江浙地区类似，广东也被认为是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从民间借贷规模看，截至2011年6月末，据广东省金融办测算，全省民间融资总体规模为1.19万亿元，占同期银行业贷款余额的21.4%，达到全国同期民间借贷余额3.8万亿元的近1/3。其中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总额约5 407亿元，个人民间融资总额约6 526亿元。而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则进一步测算出，截至2011年5月末东莞市民间借贷的总规模约为381.83亿元。其中15.01亿元来自小额贷款公司，1.51亿元来自典当行，85.52亿元来自其他融资性中介机构，另外279.79亿元来自一般社会主体(个人和企业)。从整个借贷规模的结构来看，其他融资性中介机构和一般社会主体这两类非正规渠道的借贷规模所占比例高达95.67%。
从民间借贷利率上来看，民间借贷月利率主要集中在2%以下和2%～5%两个区间，两者的户数和金额占比都在30%～40%。但在调查的企业中，有15.13%的企业融资月利率达5%～10%，金额占总融资额的14.04%;还有8.34%的企业融资月利率高达10%以上，金额占总融资额的10.09%。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5月末，在东莞辖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其他融资性中介、一般社会主体这四种民间借贷主体的年化利率分别为16.09%、14.5%、41.51%和23.59%，由此计算出的加权利率水平为27.27%。这一利率水平超过银行机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3%)的4倍，是东莞市银行机构5月份实际执行1年期贷款加权平均利率7.29%的3.74倍。
从民间借贷期限上看，由于借款人从民间融资主要用于满足企业和个人资金周转等短期资金需求，而资金供给方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也偏向于提供短期贷款，因此民间借贷大多为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期限主要集中在6个月内。从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借贷数据看，像“1～10天”、“10～20天”和“20～30天”等一个月内的超短期“过桥型”借贷数目很多。
二、东莞民间借贷参与主体及运作机制
1．民间借贷的类型划分、参与主体和借贷方式。
从调查的情况看，民间借贷根据借款用途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生产经营型、过桥周转型、投机型。大部分中小企业参与的民间借贷都属于生产经营型(约占到借贷总额的70%)，满足企业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等短期资金需求。过桥型民间借贷主要用于银行贷款的借新还旧，即先从民间借贷获得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几天后新申请的贷款到账时，再归还民间借贷。2010年以来，随着银行贷款审批和放款周期变长，过桥型民间借贷所占比重较以前有所上升(约占借贷总额的18%)。投机型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将所获资金投向房地产、股票及其他投机领域(如个别自然人从地下钱庄借钱用于赌博、博彩等违法行为)，所占比重不大(不到10%)，且与前两种民间借贷市场基本处于分割状态。总体来看，东莞民间融资规模较大、发展较快，但总体风险可控。从调查结果看，民间融资违约率在1%以下，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5%的水平，并没有如同温州、鄂尔多斯那样发生大面积的“跑路潮”。
民间借贷贷款方式仍以信用和保证为主，借贷双方一般有亲缘、业缘或地缘关系，因而民间借贷一般无需提供抵押，且对信贷投放的行业限制较少，因此相对于商业银行授信方式和严格的贷款程序而言，民间借贷对借款人的准入门槛较低，手续便捷。
2．民间借贷的利率决定机制。
民间借贷是由资金需求引致的资金供给，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就融资活动的具体内容进行商谈，民间借贷的利率决定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因素及各因素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
(1)货币政策松紧度、社会资金松紧度是影响民间借贷资金供给进而影响利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具有此消彼长的互动关系，当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比较宽松时，整个市场资金充裕，民间借贷的需求就会减弱，利率就会下行;反之，利率会随之上行。
(2)民间借贷关系的构成既有求本逐利的经济因素，又有互相帮助的情感因素。一般而言，关系越近，借贷利率越低;最典型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经常是互助性质的，并不收取利息。
(3)影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因素很可能不仅会导致风险溢价提高，还可能直接决定借贷是否发生。信用风险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借款用途不同决定资金风险等级，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生产经营型民间借贷，利率一般较为理性。过桥型民间借贷的资金利率相对较高，一般几天内的利率已达1%～2%。投机型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但这部分规模很小，属于司法打击对象。二是借入者自身实力及信用记录影响民间借贷利率。
另外，凭借“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借贷具有严格的地域性，这导致了不同地域的民间借贷在同一时间内的利率可能会差异很大。同时，法律对超出银行同期限贷款利息4倍的部分不予以保护，而民间借贷特别是过桥型的民间借贷利息一般都会超过这个标准，这个“违法”的机会成本也必然会推高民间借贷的利率。
三、东莞民间借贷的发展特点
1．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同向波动，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且波动幅度更大。
从统计图表看(见下图)，1年期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走向基本一致，但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资金面日趋紧缩，自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逐渐拉开距离，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民间借贷利率从16.2%上升至27.2%，涨幅67.9%，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涨幅的1.85倍。这与上文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决定因素分析是一致的，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有替代作用，因此利率变动具有同步同向性，然而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程度更高，影响的因素更多，故而其波动幅度也更甚。
2．民间借贷利率呈现与期限负相关的现象。
一般高风险意味着高预期收益，所以往往期限越长的金融产品预期收益率越高。但从人民银行监测数据分析(见下表)，民间借贷利率和借贷期限却存在负相关关系。期限短的“搭桥”资金年化利率较高，而期限长的生产经营资金年化利率较低。以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作为融资中介主体的隐蔽借贷市场主要进行超短期融资，其借款用途多为“搭桥”贷款。如银行贷款到期但资金却还差一周或几天才能回笼，企业为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就需要从民间借贷渠道进行短期拆借，以偿还银行贷款。这一现象也与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对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的调查问卷分析结果一致。
3．民间借贷规模和利率有维持高位运行的趋势。
以东莞为例，目前其民间借贷规模约为381.83亿元，约占同期辖区内银行总贷款规模的10%。随着银行存贷规模的增长，占一定比例的民间借贷资金规模也会相应增加。在国家宏观货币政策偏紧的情况下，近年来国家存贷款利率走入加息通道(2010年来我国5次加息并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民间借贷利率随之逐渐上涨，2011年第二季度创下了2008年来的新高，如果货币政策维持不变，预计民间利率将保持高位运行。
四、关于民间借贷现状的思考
1．民间借贷的活跃有其必然性，是民间资本不能进入主流金融体系，形成金融二元隔离的必然结果。
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35万亿元，加上手持现金、股票、债券、保险以及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总规模超过50万亿元，仅山西、温州、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量就分别达到约1万亿元、5 200亿元、2 200亿元。但是，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
首先，我国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都实行严格的管制，虽然银监会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商业银行，如2010年9月出台相关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组高风险农信社，但却明确要求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这导致数以十万亿的民间资本只能游离在监管系统之外，以非正规金融方式运营。其次，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匮乏，没有释放通道。由于各种原因，对很多预期利润率较高和发展前景看好的行业，如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投资等，民间资金不能或难以进入，民间资本的投融资领域被严重压缩。存款利率较低的同时，还要缴纳20%的利息所得税，存款资金的实际收益减少，加之股市震荡、楼市新政，使得民间资金投资渠道越发狭窄，将闲置资金投向民间借贷领域成为这些资金仅剩不多的高收益投资渠道之一。
2010年以来，央行收紧银根的系列宏观调控举措和国际形势的恶化，使银行普遍感到资金紧而惜贷。据测算，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0.5个百分点，将冻结银行资金2 000亿～3 000亿元;贷款基准利率每提高0.25个百分点，增加利息费用支出120亿元，使企业和项目建设再度遭遇融资难。而据广东省经信委调查显示，全省79.6%的中小企业存在流动资金缺口，且因缺乏抵押物向银行贷款难，而纷纷转向民间借贷。在央行应对通货膨胀、执行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环境下，民间借贷的需求更加旺盛，2010年和2011年两年，民间借贷规模增长率都在30%以上。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民间借贷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民间借贷通过“熟人关系”可以有效地减少借方和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且其具有抵押门槛低甚至不需要抵押，借贷合约(协议)期限灵活、手续简便等特点，具有很多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
2．个别地区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凸显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紧迫性，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民间借贷。
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急剧扩张，监管步伐跟不上，2011年以来局部地区酿成了借贷危机，其典型代表一是温州，二是鄂尔多斯。
温州的民间借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形成了一批专业从事放贷的“中介人”或者起类似作用的“担保公司”。这些“掮客”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民间借贷借方和贷方直接面对面洽谈、签订借款合同(协议)的方式，一方面“掮客”出面以隐蔽的方式向亲朋好友集资，聚沙成塔，大大提高了单笔借贷的可达到的资金额度，同时又通过自身较广的人脉关系扩展了有效的贷款范围;另一方面，中介的介入逐步加长了民间借贷的借贷链条，信息不对称风险越积越大，同时借贷链条延伸过长而又缺乏足够的监管和风险控制，一旦中间某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即可能像“次贷”危机那样引发连锁反应，一损俱损。
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问题在于借贷资金大量涌入非实体经济内，过度投机。由于该市独特的资源优势，民间资本积累呈爆发式增长，迅速聚集了数以千亿元的资金。由于民间投资缺乏专业的人才管理，极易出现追逐热点领域的投机行为，恰逢2010年房地产投资热潮，仅一年该市房地产投入就达到314亿元，同比增长35%，且80%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于民间借贷。在开发商和民间借贷的共同导演下，鄂尔多斯楼市经历了长达五六年的狂奔。2010年全市商品住宅均价达到4 479.6元/平米，同比增长超过9%。2011年起，风云骤变，宏观调控史无前例地收紧，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调控房价，致使鄂尔多斯的房地产生意迅速冷却，房价骤跌，房地产资金断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民间借贷危机。
此外，温州与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当地的黑恶势力和部分官员也介入其中，加剧了借贷危机的演变。由于种种原因，民间借贷的利率很高，年化利率一般都会超过法律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特别是短期拆解的“过桥型”借贷，年化利率更是惊人，往往具有“高利贷”的性质。而为了保证民间借贷“无限责任”的实施，高利贷常常与黑社会关系纠葛，暴力收贷现象时有发生，例如2011年9月27日跳楼自杀的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奎在跳楼前三天每天被民间借贷的债权人跟踪追债并遭遇恐吓，精神几近崩溃。除了黑恶势力，一些腐败官员经不住利益诱惑，也参与到民间借贷之中。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经指出，一些中小企业家就是不选择破产保护，而是执意要“跳楼”、“跑路”，就是因为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官商勾结。
民间借贷中介的发展乱象及借贷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大肆投机是民间借贷由活跃演变成危机的重要原因，黑恶势力及官商勾结则是借贷危机恶化的重要因素，反观东莞乃至广东目前的民间借贷情况，资金主要流向中小企业实体经济，总体风险可控，只要规范发展，民间借贷能发挥应有作用。
五、推动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1. 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一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如我国香港地区有《放债人条例》，南非有《高利贷豁免法》。据悉，我国目前紧锣密鼓研究制定的《贷款通则》(修订送审稿)和《放贷人条例》(送审稿)，最大看点就是民间借贷阳光化。最近国家批准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也正是体现了这样的长远意图。加快立法步伐，修订相关法律，使民间借贷合法化、阳光化。一方面，保护和引导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乘人之危、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予以坚决打击，以有效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将小额贷款公司定性为一般工商企业，而非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不到金融机构在融资和运营中的优惠待遇。税负重、回报率低导致投资者所需缴纳的税项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和5.56%的营业税及附加税，合计利息收入的30%就要用来缴税，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民间资本开办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因此，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补充渠道，支持有条件的省市开展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试点是接下来相关法律法规修订迫在眉睫之处。
2. 政府应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引导。
政府部门应对民间借贷予以正确引导，堵疏结合。对正常的民间融资，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如东莞，可先行设立相应管理机构，为借贷双方当事人提供咨询和指导，并对因借贷引起的纠纷进行调解;增强政府对民间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可控度，对民间借贷资金的贷出流向和数额进行统计和监控，有利于政府行业政策的贯彻，防控民间借贷资金流向非法领域。对于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的高利贷、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则加以严格禁止和查处。
3. 鼓励银行机构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口，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
首先，形成全新的信贷管理理念，重视扶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创新贷款方式，扩大授信范围。其次，针对当前贷款担保方式单一、以房地产抵押为主的问题，结合中小企业自身特点，放宽抵押资产范围，探索采用无形资产、股权、商业汇票、应收账款、项目本身和在建工程等多种抵押方式来解决中小企业抵押资产不足问题。力争在各类权利质押、票据质押、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动产质押等担保方式上取得突破。最后，加快中间业务品种的开发，充分发挥银行信贷中介职能，加快信用证、委托贷款、票据、保函、保证金、代理业务等产品的延伸，为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提供信用支持。
4.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发展多种所有制信用担保机构，不仅有政府出资筹建的，还有民营以及联合经营等多种形式，使得信用担保机构能有效地为民间融资服务。要加强对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监管，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融资性担保机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明确的担保监管机制，督导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引导其规范发展。对规模较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能力较强的担保机构，鼓励其在担保业绩、服务水平、管理制度、风险控制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同时要扩大抵押担保品范围。一是简化手续，降低费用，完善土地、房屋、设备等物权作为抵押担保品的制度体系。二是鼓励使用发明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作为抵押担保品。此外，要积极探索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应收账款、仓单订单等纳入抵押品范畴。要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的政策，鼓励各级财政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此外，还要完善我国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将企业各种财务和运作信息统一管理，使企业信息透明化，减少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另外，应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倡导民众向正规、合法的渠道融资。加强金融知识和舆论宣传教育，对民间融资的潜在风险进行必要提示。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的危害性，提高民众金融风险意识。
摘要：本文分析了民间借贷中介的发展乱象, 认为借贷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大肆投机是民间借贷由活跃演变成危机的重要原因。为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政府应在立法执法、金融创新、完善担保、舆论宣传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决定机制,借贷规范化,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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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原因 篇7
P2P网络借贷最大的优越性, 在于借款的高效与便捷, 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网络借贷过程中交易双方 (借款人和投资人) 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一般情况下, 单个投资人没有足够的条件对借款人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充分调查。因此, 作为信息中介, 研究P2P借贷平台对解决P2P网络信贷逆向选择问题的重要性、管理方法以及如何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是有必要的。
1 P2P网络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
1.1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 是指参与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可影响交易的信息不同。一般而言, 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 买方处于劣势。当然, 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存在。
1.2 逆向选择问题
在给定的价格下, 卖者知道产品的真实质量, 买者不知道, 只知道产品的平均质量, 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 但这样做了, 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 只有质量低的卖者进入市场。这样的过程就是逆向选择。
2 P2P网络借贷“柠檬市场”模型
阿克洛夫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 运用“柠檬市场”模型解释了美国二手车交易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本文结合P2P网络信贷市场对该模型进行修正, 说明该市场中出现的逆向选择问题, 并通过计算社会净福利, 阐述借贷平台对逆向选择的抑制作用。
2.1 提出假设
2.2 建立模型
用需求曲线表示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P2P借贷市场上借款标的平均质量的关系, 供给曲线表示借款标的平均质量与“价格”的关系。这样, 可以得出以平均质量为自变量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
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的“价格”应当这样理解, 在借款人投资项目活动获得的收益一定的情况下, 投资人认为借款标的的风险越小, 平均质量越高, 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 放弃的利息就越多, 要求的报酬率就越低。因此, “价格”只是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 将借款标的视作商品, 用来表示投资者在一定平均质量的水平下“愿意支付的价格”而实际获得的利息。
投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 显然与市场上借款标的的平均质量成正比, 因此需求曲线近似为:
供给曲线为:
联立 (1) (2) 解得其解为显示在图上即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 见图1。
2.3 对模型的解释
由此可知, 的过程中, 横纵坐标的变化表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严重, P2P信贷市场借款标的的平均质量越下降, 相应地, 投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低, 要求的利率就越高。
(2) 在给定的均衡价格水平如下, 投资人按市场的平均价格出价, 如果存在某借款人持有的借款标M的质量高于均衡价格时的平均质量, 出于减少借款成本的考虑, 他必然认为自己可以少支付利息给投资人 (即希望投资人支付更多的价格, 要求更少的利息) , 但投资人不知道, 仍然按平均质量出价, 要求平均质量下的利息, 这样会损害该借款人的利益, 并可能退出P2P借贷市场, 如果存在较多这样的情形, 最终必然导致质量较好的借款标的逐渐流失, 存在市场中的均为风险较大的借款标的。这就是逆向选择风险。
很显然, 当市场中的借款标的风险较大时, 即使借款人能够提供较高的利率, 也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如果发生道德风险, 借款人无法按时还款, 或者借款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行为时, 这样, 借款无法收回, 必然形成坏账。
2.4 对模型的评价
但事实上,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借款人完全有可能希望借此牟利而借机进行诈骗, 或者借款期限结束, 资金未能全部回收, 无法按时还款。这就涉及到P2P借贷过程中的另一大风险——道德风险 (或信用风险) , 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 不再赘述。
(2) 模型一般情况下, 会有即当借款人获得借款后投资于项目的获利在支付投资人本利后须仍有收益, 借款行为可行。但实际情况下, 可能借款人对投资标的的估值本来就不高, 只是急于资金周转而付出高利息进行借款。在此情况下, 看似但在借款人看来, 产生的效用还是要多过投资人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并不与模型的假设矛盾。
2.5 启发
由上述分析可知, 借款人与投资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小 (即市场均衡越接近图中A点) , P2P市场上借款标的的平均质量越高, 投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 (报酬率越低, 借款人需要支付的利息即借款成本越低) 。更重要的是, 整个市场的风险越小, 有利于P2P市场的良性发展。
而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 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前文已经说过, 借款人存在刻意隐瞒借款标的真实质量的倾向, 投资人由于条件受限仅能通过P2P网络借贷平台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借款标的的平均质量。
因此, 一方面, P2P借贷平台需要在提高信息对称性及透明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投资人愿意付出的价格P不变 (即利率不变) 的情况下, 提高借款人对投资标的的估价 (实质即其质量) , 另一方面, 要尽量降低平台自身在此过程中花费的各项成本。
3 对P2P借贷平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建议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 一方面, P2P借贷平台需要在提高信息对称性及透明度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投资人愿意借出的资金P不变的情况下, 提高借款人对投资标的的估价 (实质即其质量) , 另一方面, 要尽量降低平台自身在此过程中花费的各项成本C。
3.1 提高P2P借贷市场的透明度
P2P网络借贷平台需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保证借款人的投资项目真实有效, 并尽量选取投资回报率高 (较大) 、风险可控的投资标的。
当然, 在实际操作中, 为了避免出现洗钱风险, 同样需要加强对借款人的监督, 保证借款资金来源的安全性和合法性。
3.2 降低自身运营成本
在改善P2P网络借贷市场逆向选择方面, 网络借贷平台既需要尽可能多地披露交易信息, 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同时也需要考虑降低如开展尽职调查时花费的运营成本。之所以如此, 既是出于追求利润的考虑, 也是出于提高社会净福利的考虑。
目前国内建立较早、经营状况较好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如人人贷、红岭创投等, 拥有素质较高的管理层、丰富的行业经验, 创收能力较强, 发展前景良好。P2P网络借贷行业呈现出较大的效率差异, 根据企业并购的效率理论, 存在兼并或联合的可能性。
未来如果上述平台能够通过增强自身实力, 开展企业并购或联合, 对P2P行业进行整合, 对于企业自身来说, 可能将会大大降低信用评级等诸多成本, 对P2P借贷服务行业的发展来说, 可能极大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第一财经新金融研究中心.2013年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2]潘勇.网络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基于柠檬市场模型的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借贷原因 篇8
随着P2P网络借贷的迅速兴起, 大量的借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上线运营, 在我国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尤为突出。众多平台面临行业竞争激烈、借款无抵押担保、借款人还款能力缺乏保障、平台资质审核漏洞、对借款人资质调查不善等因素, 多家平台破产下线甚至陷入刑事犯罪。笔者从P2P网络借贷与传统民间借贷的区别进行分析, 进而明确网络借贷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进而确保资金安全与信用安全。
一、P2P网络借贷的运营模式
P2P网络借贷可以分为多种模式, 并且每一类型在我国均有实务代表, 故区别网络借贷的运营模式, 有助于借款人最大限度防控风险, 也有助于网络贷款运营商厘清责任。截止至2014年年底, 我国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共有1575家 (1) , 相对于2013年的爆发式增长, 由于行业竞争激烈以及运营不当等原因, 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增长速度有所减慢, 部分平台“关门歇业”, 其中优易贷、淘金贷、红岭创投、东方创投等多家平台爆出问题, 更有部分平台已被刑事追责。现将目前我国P2P网络借贷的主要模式进行分析。
(一) 单纯中介式
我国采用这种模式的范例是“拍拍贷”, 在国外采取这个模式的典型是Prosper。在这种模式中, 网贷平台主要的作用是信息交互, 通过平台将借款人和贷款人撮合在一起, 平台不对贷款人提供担保, 也无需借款人提供抵押, 平台无资金涉及借贷双方, 仅赚取双方给付的服务费作为报酬。借款人将借款数额、还款期限、借款用途等信息发布在借贷平台上, 贷款人通过“竞标”的方式出借款项, 所以一个借款人的借款项目会有多个债权人。这种模式下, 贷款人的风险较大, 故投资利润也最大。
(二) 复合中介型
我国采用这种模式的范例是宜信, 在国外采取这个模式的典型是英国的ZOPA。这种模式中, 网络借贷平台担当了银行的角色, 其要对借款人的线下信用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并评级。宜信先用自有资金向借款人出借款项, 再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将债权转让给贷款人, 所以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借款合同。该种模式也同样适用于线下交易。宜信还通过保证金制度来防控借款人未依约还本付息的风险, 这种模式的平台安全系数大大增加, 但投资收益会相对降低。
(三) 中介担保型
在我国的实务类型是人人贷。这种平台或引入保险公司作为交易的担保, 或将自有资金向贷款人提供担保, 确保投资本息不受损失。但是, 大多数平台没有明确说明保证资金所建立风险备用基金的来源, 以及风险备用基金的使用情况和动态规模, 也没有说明承担风险的责任主体, 以及平台是否仅以风险备用金为提供保障资金。这种模式下, 网络借贷平台充当了担保和中介这两种角色, 故投资人的投资利润相对较低。 (2)
二、P2P网络借贷相对于传统民间借贷的特点
传统的民间借贷是指发生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基于相互信任所产生的借贷, 而P2P网络借贷产生的初衷系服务于民间借贷, 但相对于传统民间借贷又“独具特色”。
(一) 借款双方信任基础薄弱, 多为纯信用借款
传统的民间借贷双方或系亲戚、朋友, 或有业务往来, 即使双方并不熟悉, 也有彼此熟识的中间人从中介绍, 贷款人对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家庭收入、资产情况比较了解, 借款的发生基于双方信赖。而P2P网络借款的借贷双方并不认识, 借款人将借款的意思表示发布在借款平台, 有闲余资金的贷款方通过网络将资金借出, 双方的借款关系由平台促成, 贷款人仅通过平台上公布的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借款用途、信用度等信息决定是否出借款项, 而对平台公布的信息真伪无法核实, 贷款人的信任往往来自于对借款平台的信任。
(二) 借贷双方个体多样, 参与分散分布广泛
P2P网络借贷的双方具有点对点、散状分布的特点, 借款人多为缺少抵押担保能力, 资金周转期间短, 借款数额较小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 借款用途、数额、期限、还款方式多种多样, 即使投资人拥有较少资金、资金占用期间有限制的, 也能从平台上找到合适的贷款人。据笔者浏览多家P2P借贷平台网站, 投资人可以分散自有资金, 将款项投给多个借款人来均摊风险, 而每一个借款人的借款项目也可能会得到多个投资人的“投注”, 显现出一个债务对多个债权人和一个投资人拥有多个债务人的情况。
(三) 借款合意产生于网络, 借贷行为依赖网络技术实现
P2P网络借贷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 而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数据统计技术也与网络借贷的发展密切相关。P2P网络借款平台是借贷双方发生借款行为的媒介, 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也非纸质合同, 而是通过网络实现, 一旦发生借款人未依约还款的行为而导致诉讼, 投资人将会举证困难, 面临败诉风险, 法院在借款关系的认定上也存在一定难度。且网络借贷中的放款、还款等过程均依赖于网上银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现代支付手段, 调取证据的过程也更加复杂化。网络借款还有贷前审核网络化以及网络看空间本身具有的虚拟性、即时性的特点, 增加了可能产生的风险。
(四) P2P投资人的收益高、风险大
由于借款人缺乏抵押担保能力, 往往难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是银行认定的“次级借款人”, 这类人愿意付出更多的融资成本以获得借款, 推高了借款利率;P2P平台为了吸引投资者, 也会以高收益为宣传噱头, 从中赚取利润。且网络平台不同于其他具有金融资质的机构, 对借款人的资质审核过程过于复杂、成本过高, 导致众多平台的尽职调查不够完善, 加重了投资人资金的风险。
三、法律风险类型及监管趋势
随着P2P平台数量的逐步上升, 借款的种类也逐步多样化, 平台本身防控风险手段的不断丰富, 也在倒逼行业规范的出台。2014年4月21日, 中国银监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表示网络借贷平台要明确的四条红线:一是要明确这个平台的中介性质, 二是要明确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 三是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 四是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四条界限的明确, 也明示了该行业中潜在的多种风险。
(一) 因平台监管不力而引发的风险
贷款人在借贷平台公布的信息, 是通过其个人上传身份、职业、家庭等信息确定的信用等级, 贷款人投标该借款项目是基于对平台信息审核的信任, 如平台未尽职调查并核实借款人信息的真伪, 则会给贷款人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 中介平台应当合理划分信用级别, 并公开明细化其信用评级制度 (3) , 通过收集借款人财产、收入、职业等信息, 进行权重分析, 并结合其他贷款人对其过往借款的信用评价, 确定具有借贷平台特色的征信系统, 各网络借贷平台可以信息共享。
(二) 因借款人未依约还款而引发的风险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部分借款并不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或担保, 且借款人与贷款人并不认识, 故在借款人无法依约偿还借款时, 贷款人的权益难以保障, 甚至在诉讼中也面临举证难等情况。故借贷平台应当加强借款前的调查和借款后的跟踪管理, 在发现借款人有无力还款的情形时, 及时告知贷款人, 确保借款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或加速贷款提前到期, 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三) 因平台自身原因而引发的风险
目前成立一家网络借贷平台的门槛很低, 仅需要取得营业执照并备案即可, 且由于监管不到位, 导致平台准入门槛低、无行业标准、无机构监管。 (4) 如部分借贷平台为吸引贷款人投资, 用其自身资产向贷款人进行担保, 但借贷平台应当有多少注册资本, 该资本是认缴还是实缴, 都应当是需要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如宜信模式中的借贷公司直接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 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转移给投资人, 即平台参与到了资金的流转, 在平台出现了“资金池”, “池”中资金的安全也需要监管和透明的公示。
(四) 因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引发的风险
由于该行业的准入门槛低、监管不到位等原因, P2P平台有可能以诈骗为目标建立, 虚构借款项目, 目的在于骗取贷款人的借款。另有一些借款平台突破资金不紧张的底线, 演变为非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非法金融机构, 改变了平台的中介角色。也有部分平台的审核不力, 使平台成为洗钱者的工具, 成为犯罪的渠道。监管机构应当加强行业准入及监督管理。
从长期来看, 互联网金融还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但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规范化发展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除加强外部监管以外, 平台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范也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方式, 营造健康的行业环境和良性的竞争环境将会使P2P网络借贷平台在服务小微方面释放巨大的能量。
摘要：P2P网络借贷因其自身便捷、灵活等特点, 在现代金融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服务小微借款人的同时也为投资者带来了较高的回报。而当前我国在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方面几乎是空白, 也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 巨大的法律风险或影响了该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笔者从P2P与传统民间借贷的角度入手, 分析其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进而提出防控风险的方式。
关键词：P2P网络借贷,风险防控,民间借贷
参考文献
[1]林荣琴.论我国P2P线上网络借贷的法律风险控制[D].中国政法大学, 2014.
[2]郭姗姗.论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规制[D].华东政法大学, 2013.
[3]陈翔.我国P2P网贷款模式及法律风险[J].唯实 (现代管理) , 2014.
[4]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课题组.P2P网络借贷平台:天使还是魔鬼[EB/OL].财新网, 2013.
民间借贷忧思 篇9
一、危墙之下
网络上对于民间借贷的微词比比皆是,很随意的搜索便可见一斑,例如在网上作者为“佚名”的一篇文章《必看:2015年十大投资陷阱》说:2015 年将是中国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的一年,此前安阳、邯郸、神木等地民间借贷风险已经陆续被引爆。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民间借贷就是当前最大的金融“危墙”。类似的分析、判断、宣传,并非危言耸听。当下沉淀的许多金融问题,已经超出金融本身的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管理、法律秩序、公平正义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窥一斑而见全豹。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人,应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民间借贷诉讼实践的视角,穿越当前民间借贷的雾霭,归纳挖掘同类问题,提出立法司法建议,为我国金融法治、交易安全、稳定经济而提出呼吁。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案件之外———这种在我国城市、农村、企业、家庭各种空间条件下的民间融资活动,一直以来,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司法难点、重点、焦点,尤其是近年来乱象丛生的民间借贷问题,更是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重大课题。
二、纠纷凸显
民间借贷反映出民间融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民间性、传统性、普遍性问题。自古以来,民间借贷便在民间活跃,特别是在当下,民间借贷纠纷凸显,成为国家金融、民间金融问题的一面镜子,尤其是在司法审判中,属于民商事审判的特定案由,研究民间借贷问题,既有其特殊性,亦有其普遍性,可以从中探测到我国民间融资问题的深层次缘由。
例如,某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过程。诉讼双方当事人因借贷纠纷诉至法院,经法院裁判之后,检察院经当事人申请,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被告经商向原告借款若干万元逾期不还而导致的诉讼,该诉讼横跨实体法与诉讼法(本金、利息约定与认定、抵押效力与偿还责任分配;借条认定与举证责任)。自2011 年5 月一审判决至2014 年9 月终审判决止,历经一审、检察院抗诉、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原审法院再审、上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再重审、二审法院再终审,两级审判机关、一级检察机关近20 名法官、检察官历时三年多时间,对原告1 人及1 名委托代理人、被告父母子3人共计5 名诉讼参与人启动7 次诉讼程序(一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二审程序),最终实现了程序意义上的案结事了[1]。上述案例说明:民间借贷纠纷,扰乱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动社会秩序的敏感底线,检验着社会管理的诸多系统,成为底层民众、法律群体既司空见惯又挥之不去的纠结。
三、实务困顿
在司法实务界关于民间借贷的调研中,应当说最高法院罗东川、杜万华等法官所形成的论述以及最高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报告最具权威性[2]。杜万华等法官认为,民间借贷已成为企业、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获得资金来源的重要借贷渠道。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加上法律漏洞和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叠加显现,民间借贷纠纷日益突出,呈现出汹涌喷发的猛烈态势,并呈现出以下几种境况:借贷规模空前,参与主体多元;约定利率畸高,借贷方法隐蔽;虚假诉讼蔓延,黑恶势力滋生。民间借贷潜在着诸多社会风险:扰乱市场秩序的风险;引发企业经营的风险;威胁金融安全的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由于民间借贷的许多放贷人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忽视对贷款人信用、资金用途和偿还能力的考察,增加了借贷的风险。民间借贷的温床上滋生的黑恶势力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使借贷纠纷民刑交叉现象严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事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和社会问题。我国对待民间借贷一直表现出极强的政策导向,但政策的原则性和随意性决定了难以为民间借贷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导致了民间借贷发展的混乱与无序。法律规范过于原则,甚至相互冲突,缺乏统一的指向性,已不足以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很好的引导和规制,以致民间借贷活动中违法行为猖獗,给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带来诸多严重损害:一是立法可协调性差,不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互相冲突。二是立法可操作性差,民间借贷合法性判断标准模糊。缘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很多隐患性问题缺乏指导性规范,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融资行为的界限,导致民间借贷存在制度性风险。三是立法可指引性差,制约民间借贷良性发展。健全的征信制度欠缺,加大了民间借贷风险的不确定性;缺少民间借贷专门性立法,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缺少个人破产法律制度,无法解决借贷主体的市场退出问题,无法保障债权人的权益,不利于金融市场稳定。法律规范滞后对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存在案件定性难、事实认定难、法律适用难、送达调解难等问题。
四、适法矛盾
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说,我国各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已有很多规定,例如,从基本法律上,有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规范;从行政法规上,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司法解释上,有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从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上,有《贷款通则》《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并且,在刑法、物权法、企业破产法、公司法、担保法、证券法之中,对民间借贷的主体、资金来源、利率、担保等相关事项都分别加以明确规范。由于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原则与抽象、随意与无序、含混与模糊等问题交叉并冲突,导致民间借贷因缺乏稳定的政策、制度支持而纠纷频发,难以息诉。例如,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通常围绕着借贷关系、借贷担保、虚假诉讼、夫妻共同债务、借款主体、债务偿还、利息与违约金、债权转让、债务承担、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效力、诉讼时效等诸多问题的认定。然而,当事人的行为永远不会按照法律法规设定的那样规范地发生,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层层迷雾。在法庭上,他们的陈述互相矛盾,提供的证人证言完全相反,物证书证零散杂乱……当事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趋利避害,希望法官更加相信自己。这些事情常常让法官感到匪夷所思,如何理出头绪,从哪儿入手,从哪儿着眼,从哪儿下判?
五、信用失灵
在法律概念上,“信用”是指对民事主体履行义务、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的社会信赖和评价。在民法中,规定有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善意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由于这一原则概括抽象,含义宽泛,法官可根据该原则做出司法解释,填补法律的缺漏,故被称为“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中所称的信用,其义重在强调对诺言的信守和对义务的自觉履行。从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可以看到:许多当事人缺乏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不了解对方当事人的信用状况,盲目做出交易的决定和选择。从诉讼程序中更多地反映出:大量争讼不息的民间借贷纠纷,常常是由于在每一交易过程,都缺少当事人履约的信用证据。整个民间借贷活动的过程,由于缺乏当事人间的信用和交易的互动而断裂,使这种交易提高了交易成本,扩大了交易风险,降低了经济效益。一个社会良好的信用关系和信用意识及其成熟的信用管理体系,构成其经济健康稳健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民间借贷活动中存在的欺诈背信反证了社会信用低下、信用体系脆弱。
六、止讼对策
我国民间借贷反映了民间融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中的一系列缺陷、无序、冲突。诸多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否则,会对我国的金融乃至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态产生极大的危害和冲击。
有效地防止民间借贷中的诸多问题,使民间借贷纠纷止于诉讼之前,在于破除既有的思维模式,从不同层面上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形成环环紧扣的约束、引导机制。在制度的设立上,从法律关系产生的初始阶段,从一开始便创设相对简单、明晰的“程序外壳”,以节省使法官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大量投入的辨识精力,从而更加集中于争讼标的。临界表明未来既暗藏着无限的可能,又预示着不可知的危险。临界状态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组织形态。当一个系统处于临界状态,其内部的各种因子正在僵持,趋势有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整个系统在敏感的边缘上蓄势待发。此时,各种因子的力量形成合力,最终,力量最强的因子占据优势,系统突破临界形态。我们认为,从微观层面上研究和解决我国民间借贷的诸多问题,应当尽快解决如下问题,包括:
一是规范全国统一的《民间借贷合同范本》。为了提高对民间借贷案件裁判中对证据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应当警示当事人如果不能提出可靠或真实证据,要付出不被审判所考虑的代价或承担败诉的风险。对此,在民间借贷中规范借款合同应当成为首选。出借人把一定数量的货币交付借用人所有,借用人在约定期限内负责归还同等数量的货币的合同。借款合同为非要式合同,不以履行一定方式为必要:但为了避免发生争议,有些国家也采取防止纠纷的措施,例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金额超过50 卢布的借款合同,应以书面形式签订。借款合同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但只有法律或合同规定须付利息或其他报酬,借用人才负偿付的义务。
二是出台司法解释。我国从法源系统上,就有民法、合同法、担保法以及政府法规、部门规章等基本法律和法规;从立法层级上,有全国人大、地方、部门等立法机构,可谓法网密布,机关叠嶂,但是,却没有一部法律、法规能够单独适用和调整民间借贷纠纷的,不具备锁链功能,不能接地气。近年来,最高法院针对全国审判中的重大问题包括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案件先后发布了指导性文件,但是,这种文件政治性凸显,政策性明显,而技术性弱,缺乏可操作性。民间借贷诉讼纠纷中的司法困境不是重视程度的问题,而是“量”的重力承受和“质”的能力承担的问题。民间借贷案件如此复杂,亟待通过司法解释来释明实体法中各相关部门法的衔接,厘清程序法中各相关规则的运用,划清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民俗习惯之间的关系,等等。课题组从三千判例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尽管民间借贷诉讼案件表现出法域宽泛、法益多元、法条交叉、法锁失灵等特点,但是,由于最高法院拥有全部诉讼案件的数据资源,凭借全国法院系统内众多的研究机构和能量,借助先进的科学手段,仍然可以采取类型化等方法加以汇集、聚焦、整合,为科学审理民间借贷诉讼纠纷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
摘要：民间借贷已成为我国民间融资问题中不容忽视的重中之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管理、法律秩序、公平正义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尤其在司法审判中,民间借贷纠纷更是凸显了法律、法规与政策的交叉与冲突,导致民间借贷因缺乏稳定的政策、制度支持而纠纷频发,难以息诉。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当事人间的信用和交易的互动而断裂,提高了交易成本,扩大了交易风险,降低了经济效益。为有效防止民间借贷中的诸多问题,使民间借贷纠纷止于诉讼之前,当务之急应当首先规范全国统一的《民间借贷合同范本》,如此,既能厘清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又能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使民间借贷在初始阶段便有规范的约束。与此同时,亟待通过司法解释来阐明实体法中各相关部门法的衔接,厘清程序法中各相关规则的运用,划清法律法规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民俗习惯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具备接地气的锁链功能。
关键词：民间借贷,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案例与裁判文书[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
民间借贷,步步惊心 篇10
民间借贷乱象愈演愈烈
金钱永不眠一一这是好莱坞电影《华尔街2》的一个副标题,道尽了金钱身上逐利本能的敏感嗅觉。然而金钱在奔向各种投资市场的同时,往往会被高额收益所蒙蔽,不再考虑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进而视风险为无物,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如今,在中华大地上乱象频生的民间借贷,便是最好的印证。
浙江温州,一直以其雄厚活跃的民间资本蜚声海内外。温州人向来富有冒险精神,敢于追逐利润。自古以来民间借贷就非常发达。在最近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做的一个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温州的民间借贷可谓无处不在,牵涉到每家每户。最近一年,民间借贷在原先不怎么普遍的浙西、山东、江苏、内蒙等地也兴旺起来,不少市镇都涌现出一批以高利贷和民间集资为主业的担保公司,不少企业和家庭卷入其中。
2010年开始,民间借贷利率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监测数据,2010年10月份的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经达到39.19%。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又开始“量价齐升”,温州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年利率达180%。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到5%,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
民间借贷已经是暗流汹涌,危机四伏。当资金利率被炒得越来越高时,本来是银行信贷有益补充的民间借贷,异化成一场近似“庞氏骗局”的游戏,没有人关心钱去了何处,只盯着上家承诺的利率,满脑子做着发财的美梦。“庞氏骗局”得名于查尔斯·庞兹,这位1903年移民到美国的意大利人,编织了一个投资计划,从1919年开始以高资金回报率为许诺,不断吸纳新投资者的钱,并将其付给前期投资者。前期投资者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就开始四处宣称庞兹为投资天才,于是,更多的投资者携带更多的现金纷至沓来。而此时,这位“投资天才”却悄无声息地卷走了新投资者的钱财,逃得无影无踪。大约4万人被卷入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500万美元。尽管不是所有的民间借贷都异化为“庞氏骗局”,但如此高的借贷利率,究竟谁能承受,又能撑多久,恐怕没有人知道。
从今年4月份开始,浙江温州、台州、衢州、宁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的事件,其中以温州为甚。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9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
据媒体报道,在内蒙鄂尔多斯,9月24日鄂尔多斯市中富房地产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金自缢掀开了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中富2.63亿借款,按照平均的3分利息(月息3%)计算,中富每月仅支付利息一项就需要789万元。几乎同时发生的已经进入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分局正式立案侦查阶段的苏叶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涉案金额达8.3～10亿的资金,甚至达到了13个亿,总受害者可能有4000人左右。
这些民间借贷崩盘案例故事略有不同,但结局却大致无二,顶层的人或逃跑或自杀,或破产或入狱,而底层的参与者,大都成为最终埋单者。民间借贷危机一旦处理不慎,极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导致一场中国版的金融危机,最终受伤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并且将引爆社会危机。
“步步惊心”——或许就是对民间借贷危机的最恰当的形容。
民间借贷的资金链难以维系
自2010年10月,我国的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以来,央行已连续4次加息,8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5%上升到21.5%,中小银行则从13.5%上升为19.5%。不仅如此,9月初央行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二至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而CPI指数一直高企,通胀压力不断上升,加息的步伐跟不上CPI的上涨速度,一年期存款利率调高至3.5%,但是实际利率仍然为负。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合理的利率应该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的波动,可以合理引导资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将回报率低的项目淘汰,而负利率,一方面导致公众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业的贷款冲动。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国有资本控股的银行自然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政府和国企。一方面中小企业求钱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不能随意加息,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顺应了强烈的民间融资需求。从高利贷的供给方来看,大量公众为银行存款负实际利率而忧愁,高利贷的诱人回报自然会使很多人飞蛾扑火。
民间借贷规模如此之巨,总体而言资金来源一般可分为自有资金、担保公司等中介募集的资金、银行贷款、热钱这四部分。整个资金链可见图1。
第一,个人自由资金参与民间借贷非常普遍。在信贷紧缩、楼市调控背景下,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渠道,同时,中小制造类企业、房地产、矿业等行业资金需求量大,民间借贷空间迅速扩大。在温州,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做借贷业务。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致于大量个人自由资金参与到民间借贷之中。而在其中,还涉及到某些公务员的“灰色收入”,民间借贷某些程度上成为这些人的洗钱途径。
第二,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入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拥有充足的自由资金的国企非常愿意借贷以获取超额利润。同样上市公司也没有闲着。仅在浙江一省,就有9家上市公司展开委托贷款业务,这些公司往往前脚从公众投资者那里融到资金,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将资金借贷出去。例如香溢融通子公司通过宁波银行贷给浙江长兴众望物贸公司和长兴县振宇物贸公司的贷款利率均为18%,其给杭州地产公司东方巨龙和南通麦之香的委托贷款年利率更是高达21.6%,为当时银行贷款利率6.31%的3.42倍。2010年5月5日,ST波导向青海中金创投公司委托贷款9000万元;今年6月下旬,在半年报披露前,波导收回了中金创投的9000万元本金,外加1404万元的利息,而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净利仅为3515元,借贷收益居然占其上半年净利的40%左右!
第三,打着民间金融合法化的金融担保公司、金融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等金融机构行高利贷之实。这些机构大都只在工商局注册或只经地方金融办审批,并未纳入央行及银监会监管,这些机构往往就是在从事高利贷生意。
第四,部分企业骗贷转贷,银行资金流进高利贷市场。海外融资成本很低,海外热钱也可能转移到内地,然后进行借贷。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已经形成一个怪圈。借贷收益越高,越吸引实业家放弃实业,转而投入借贷行业,而高利贷规模越大,高利贷崩盘越快,坚守实业经营的企业倒闭也就越快。当借贷利率远远高于实业毛利的时候,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民间借贷,如何治理?
民间借贷,该不该救?该如何救?人不能贪心,企业亦是如此。天上从来都不会掉馅饼,在贪婪的金钱欲望下,无视风险,对高利贷推波助澜的某些人和企业,苦果是自己吞,而不应该寄希望于政府和纳税人来背黑锅。因此,准确的命题应该是“民间借贷,如何治理?”
面对人民币不断升值、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不断增长的压力,以及不景气的欧美市场,中小企业必须要保持清醒头脑,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应专心于主业,选择经营方向上要做自己熟悉的行业,谨慎对待多元化。企业应始终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在财务管理上注重企业偿债能力的分析,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量债务比,保证企业收益大于融资成本。对于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尽量不予考虑,除非是企业本身具有良好的现金流,只是短期内资金周转上有困难,但能确保在短时间内就能偿还借款本息。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并非什么洪水猛兽,其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外,但不意味着其具有原罪。民间借贷出现问题,政府部门不能不加区分地进行打压,把某些借贷行为简单粗暴地定义为非法集资案件,这是政府部门推卸责任的表现。
民间借贷应该得到其应有的正面评价,它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推动力,在企业融资无门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度过难关的“救命稻草”。民间借贷危机,其实质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长期积累下的爆发,是我国不合理的金融融资体系下的牺牲品。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应从源头根本出发,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在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同时,此举还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首先,对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核准和规范性监管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机构进入正规金融市场,同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真正作为市场对风险的定价而存在。一年前,“新36条”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新36条”出台后没有后续的跟进政策和保障政策,融资、行政审批、监督管理等配套措施不到位。“新36条”将仅仅是“看上去很美”,民间资本在金融行业准入上仍会遇到一些“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和一些“看得见、进得去”但一进去就被弹回来的“弹簧门”。笔者建议,将“新36条”落到实处,尽快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并在一些领域能够适当降低入门条件,政策要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打破金融垄断。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让“地下钱庄”走出灰色地带,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中。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自上而下地打破垄断,放开民间金融监管,鼓励个人对个人放贷,企业对企业拆借,扩大直接融资领域,创新投融资方式。
对原先未纳入金融监管范围、涉及到存贷款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应当由银监会牵头、地方政府配合,进行清理、整顿。对符合资质、管理规范、未涉及非法活动的,可以允许其在金融监管部门重新登记后在规定范围内继续营业。对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银监会也应适度放松对其从银行融资的要求。对于非法集资、涉及非法用途的高利贷行为以及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高利贷领域提供服务的支付型地下钱庄,央行、银监会与公安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应加强合作,加大查处打击力度。
第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应适度调整。在应对通胀和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局面,财政政策应当接力货币政策,起主导性作用。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适当减税,调低出口退税和进口关税,将农业、物价补助与CPI挂钩,以及落实水利建设和保障房项目等。如物价持续处于高位,适度加息仍有必要,也应同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央票发行规模,以有效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
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会议确定的金融政策包括:(一)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对达到要求的小金融机构继续执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重点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二)清理纠正金融服务不合理收费,切实降低企业融资的实际成本。(三)拓宽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渠道。逐步扩大小型微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融资工具。(四)细化对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五)强化小金融机构重点服务小型微型企业、社区、居民和“三农”的市场定位。(六)有效遏制民间借贷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金融传销等违法活动。严格监管,禁止金融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减少行政干预,防范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财税政策包括:(一)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二)对金融机构向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将金融企业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延长至2013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保险收入减按3%征收营业税的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三)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进一步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